金融监管的问题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改革
一、金融危机的反思
（一）金融危机在美国的爆发
由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升级，过度包装的金融产品通过美国在全球金融业的绝对影响力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监管的过滥和过松又使这些广泛流转的金融产品有了极大的不安全因素，这都为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多米诺连锁反映打下了伏笔。在经济层面上，人们开始反思房地产市场的经营和发展模式以及金融创新带来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问题，在法律上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监管的地位和其应发挥的作用。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以繁杂着称于世，可用“双线多头”概括之。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废除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同时，构建了以美联储为主、各功能监管机构为辅的“伞形监管”，同时建立了一套允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联合经营、审慎监管的金融体系。该法解除了银行进入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所有限制，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混业经营模式的确立。这一法案在加强了金融服务业竞争积极性的同时，使得监管机构对纷繁复杂的交叉于金融部门间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成为空白，这也是此次金融危机国际普遍对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不满和质疑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美国的这场次贷危机本身已经通过贸易、金融、市场信心传染等渠道对中国产生影响。我国的股市和油价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央行数次降低基准利率来拉动内需，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和发掘农村的消费潜力，所以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际方面认为中国式独善其身的，实际上，中国受到的冲击很大，国际社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改革，对中国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体制都有深远影响，在国际交易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都可以感受到危机的影子。
二、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措施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为美国政府在立法方面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努力划上了句号。该法案的出台耗时一年多，历经财政部提案、众议院立案、参议院立案、参众两院协调统一版本、众议院及参议院分别审议两院统一版本等五个阶段是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声势浩大的金融监管变革。法案酝酿的过程同时是美国政府对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监管不力等问题的反思和纠正过程，体现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规范金融机构经营、整顿金融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及纳税人利益的决心以及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意图。该法案将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法案共有八项措施，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1.增设4个新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促进信息交流和协调，确定新出现的风险，为监管机构提供解决争议的论坛，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识别“重大系统性风险公司”提供建议。全国银行监理会负责对所有联邦级别的存款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外国银行的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负责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理规定中不包含的金融产品、服务进行管理。全国保险办公室将作为财政部内设的机构，主要用来为资料交换提供场所，同时为全国和各州提供专业的金融保险信息服务。
2.提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授予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更大的监管权，用来监测、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重大系统性风险金融企业、非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同时改组联邦储备委员会，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与财政部和其他机构共同商讨改组方案，以更好地协调新监管的权责分配问题。
在以美国为首的受到危机重创的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背景下，致力于银行业的稳健运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台了一些规范监管的文件，包括2008年的《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原则》，2009年的《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新资本协议框架改进方案》、《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的征求意见稿。这些文件在规范银行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和资本构成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各国的银行业的监管改革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1] [2] [3]
（二）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存在的问题
美国监管改革大方向值得肯定，不过，美联储权力空前庞大的全能型监管机构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其一，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能与美联储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是否出现冲突？美联储在大权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继续保持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二，谁来监管美联储？现在能否对真正掌握实权的美联储构成有效制衡还未可期，这将涉及到全球监管体系如何构建和政策监督的问题。其次，新法案仍遗留一些未解难题，如“两房”等问题。
另外，对银行的风险的界定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识别标准，新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在运行中是否能协调运作，上文提到其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但具体权限并没有清晰界定。而且美国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并没有彻底改变，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消费还将继续，对于将来可能产生的更加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否能完全覆盖监管，还是只能像这次的危机一样只是临时的处理机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法案对这些问题都不能做清晰的解答，只能是摸索前进，不断完善。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人民银行的职能转变和实现监管的全面性、系统性
年的《商业银行法》和年《证券法》确立了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本模式。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体制有利于提高金融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专业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体制的形成深受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影响。所以此次危机所暴露的国际金融监管中的宏观金融管理缺位、金融监管不协调等种种弊端，也就会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中有所反应。由于国内市场相对封闭、金融创新相对不足，我国金融体系免遭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产品的出现，大量的游离于监管真空带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呼唤着一种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配套监管机制的产生。
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我国应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明确人民银行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主要角色，确立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主体地位。与受危机重创的美欧国家一样，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领域也存在宏观审慎管理缺位和微观监管“合成谬误”的问题，银、证、保三个行业监管部门以防范单个金融机构风险为目标，无法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给予足够的关注。
从承担的具体职能上看，人民银行具有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在宏观审慎管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所以要赋予人民银行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上的主导作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通常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源头，应明确人民银行在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树立中央银行权威，赋予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中的牵头人职能。在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分离、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情况下，监管协调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言尤为重要。建立和健全金融监管协调，关键在于确立监管协调牵头人，当前，这一角色应由履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职能的中央银行来承担。
（二）重点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
上文中提及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改革文件中关于流动性标准的新建议，结合我国已经加入这一组织的实际情况和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应当继续深入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和相关规制的落实，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工具和方法，提高商业银行全面识别和管控风险的水平。在将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银行业抵御风险能力在坚守资本数量和质量审慎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引导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和资本的规划上能结合市场需求以及自身的业务水平科学发展，合理把握表内外资产扩张速度，促进风险抵御能力建设与自身业务的协调一致发展。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2
【关键词】金融业协调监管
一、我国金融协调监管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各个行业的发展一直采取计划经济手段来进行管理，金融行业也不例外，直至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金融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行业内部结构逐渐增多，我国建立了“一行三会”监管体制，之后根据实际情况的要求，财政部也将纳入到监管体制中来。由此可见，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实际的管理当中还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和困难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去解决。
二、我国金融协调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金融协调监管主体
从科学意义上讲，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选择。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相互之间不能制约，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问题。另外，我国对于资信评级机构、会计事务所的监管作用还不够重视，总认为这种民间的监管机构没什么用，所以没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监管当局搭建一个能够使各监管机构进行顺畅交流的沟通平台，从而解决资源分配和监管效率的问题。
（二）缺乏科学协调监管理念
我国在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和及管理力度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监管工作依然显得比较被动，程式化的行政监管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强调内控的科学协调的监管理念没有树立起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金融监管机构忽视了协调监管的重要性，只重局部而没看到金融体系是一个整体，行政权力只能对纵向系统而对于与之平行横向系统则无能为力。在目前的金融背景下必须要重视科学的协调监管理念，才能迎合更加复杂的发展环境的到来。
（三）监管机制脱离实际金融监管需要
我国的“一行三会”监管机构确实在金融监管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该行业的不断发展，而实际情况较之设立这些机构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四大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是不同的，比如人民银行偏重于货币的稳定，证监会偏重于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银监会偏重于对银行业的监管，保监会偏重于对各保险公司的监管。在当前混业经营特征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可以说各机构之间存在利益上的交叉，一旦出现纠葛，各机构肯定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处理，这样一来会导致效率的低下。而协调监管则会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保证监管的高效率。
（四）协调监管法规不健全
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虽然正在不断的完善，但是还不够健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现在的立法是以分业经营为前提建立的，所以对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混业经营业务无法明确责任，容易形成两种情况重复或者真空，给监管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其二忽视了金融行业内部各机构的联系，对同样的业务监管力度不同；其三虽然对原有的法律进行了修订但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操作性差；其四，在金融创新飞速发展的今天，金融监管立法存在和实践脱节的现象，一些业务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三、加强我国金融协调监管的对策（一）成立专门的金融协调监管机构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金融行业发展的要求，急需成立专门的金融协调监管机构以加强协调监管机制。该金融协调监管机构既能够将现有的监管主体（包括民间的监管机构）统一协调起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也能够在各金融监管机构出现纠纷时起到仲裁者的作用。具体作法可以由人民银行来完成，这样一来既可以强化它的央行地位又可以起到在不增加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前提下完成协调监管的任务。
（二）树立科学的协调监管理念
要想树立科学的协调监管理念就要从以下是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用全局的眼光来看待金融监管，只有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才能了解到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找出解决协调监管的办法；第二，树立风险性监管理念，这是一种兼顾安全和效率的监管理念，可以建立一套非现场风险监管指标体系以防止形成监管真空和漏洞，同时深化监管领域和内容从而形成金融安全网；第三，完善企业内控机制，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素质，通过内部稽核机制监督管理者，从而强化内控的作用。
（三）建立科学的协调监管机制
建立能够适应金融监管实际需要的科学协调监管机制，首先，应以“服务”为核心而并非硬性的行政管理，混业发展已是趋势，这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良好的市场环境，而服务型的协调监管机制正是以此为目标，帮助各金融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其次，在监管机构内部成立以金融业务为导向的部门，并成立与之对应的协调部门。最后，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进而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出现，并且可以解决各监管机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四）健全金融协调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协调监管法律体系的建立必须将协调监管这一思想与公平公正、高效监管、依法监管、适度监管等原则一样作为金融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相关的法律中明确的体现出来使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在面对综合业务时，必须制定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的法律法规，使综合业务有法可依。该办法应该规定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发展方式，同时应该对综合经营下金融监管技术、金融监管体系结构安排作较全面的规定。
参考文献：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3
关键词: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监管问题;国外经验
一、引言
随着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支付服务的不断分工细化,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共有的网络效应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融合。传统的支付服务一般由银行承担,如现金服务、票据交换服务、直接转账服务等,而新兴的非金融机构介入到支付服务体系,借助技术与业务融合趋势及其专业优势,逐步由信息处理支持服务发展到金融信息服务处理业务,进而发展为直接从事支付清算业务。这种有效延伸拓展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在支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等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业务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的支付工具的推广,这个领域固有的问题逐渐暴露,新的风险隐患也相继产生。本文主要就如何规避这些风险,规范非金融机构经营进行分析研究。
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发展现状
(一)非金融机构市场交易额规模飞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应用的不断成熟,电子商务产业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第三方支付业务更是快速发展。根据iresearch艾瑞咨询统计,从2004年以来我国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规模迅速增长,交易规模由2004年的72亿元上涨到2008年的2,743亿元,相比2007年的976亿元,增长181%。
(二)我国第三方支付企业数量逐步增加,风格逐渐成形,综合型领军。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0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监测报告》调查显示,截止到2010年6月底,中国第三方网上支付企业数量达到320家。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业务种类覆盖网上支付、电子货币发行与清算、银行卡和票据跨行清算及集中代收付等各种业态。其中,在中国第三方网上支付企业市场份额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支付宝、财付通、中国银联电子支付。艾瑞将第三方支付企业划分成以下七种类型:综合型、资源型、创新型、特色型、行业型、外资型和微小型。目前的市场中综合型企业,如支付宝、财付通这样的企业占主要市场份额。
(三)第三方支付的广阔前景。自2005年以来,第三方支付交易额年年保持翻番增长。其支付领域主要集中于网络购物、电信缴费等。随着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其支付领域逐步扩展到了航空票、信用卡还款、股票基金等领域。根据艾瑞咨询公司推出的《2008~2009年中国网上支付行业发展报告》统计显示,目前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额占网上支付(包括所有通过网络进行的支付,如个人/企业的网上银行支付、银行与银行之间的网上支付等)交易额不足0.1%,与传统网上支付方式相比,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额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国外对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监管
国际上,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市场发展较早、较快的一些国家,政府对这类市场的监管逐步从偏向于“自律的放任自流”向“强制的监督管理”转变。美国将类似机构(包括非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界定为货币服务机构。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有40多个州参照《统一货币服务法案》颁布了适用本州非金融机构货币服务的法律。欧盟在2007年了《境内市场支付服务指令》,从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要求具有资质的机构有序、规范从事支付服务。主要做法包括:
(一)实行有针对性的业务许可。美国已实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强调以发放执照的方式管理和规范从事货币服务的非银行机构。要求所有从事货币汇业务的机构都必须登记注册,获得许可并接受监督检查。欧盟2000年的《电子货币指令》和2007年的《境内市场支付服务指令》等规定,各成员国应对电子货币机构以及支付机构实行业务许可制度,确保遵守审慎监管原则的机构才能从事此类业务。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对从事电子支付服务的机构实行业务许可。欧盟就从事电子货币发行与清算的机构先后制定了《电子货币指令》和《内部市场支付服务指令》等,并于2009年再次对《电子货币指令》进行修订。这些法律强调欧盟各成员国应对电子货币机构以及支付机构实行业务许可制度,确保只有遵守审慎监管原则的机构才能从事此类业务。
(二)设置
必要的准入门槛。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从投资主体、营业场所、资金实力、财务状况、业务经验等方面做出了要求。欧盟的《境内市场支付服务指令》对支付机构的资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及相关法律除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外,还对这类机构的注册资本金与自有资金构成、业务活动和投资限制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三)建立检查、报告制度。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明确规定,从事货币汇兑等业务的机构应当接受现场检查;变更股权结构必须得到批准。这类机构必须维护客户资金的安全、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不得从事类似银行的存贷款业务、不得擅自留存、挪用客户的交易资金。这类机构还应符合有关反洗钱的监管规定,确保数据信息安全等。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应采取合规性检查等必要措施,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四)通过资产担保等方式保护客户利益。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对货币汇兑机构提出了担保和净资产的要求,以保护公众的安全和产业健康发展;规定这类机构的投资方式必须得到许可,投资种类和比例应符合相关要求。欧盟的《境内市场支付服务指令》要求对客户资金提供保险和类似保证。2009年再次修订的《电子货币指令》强调支付机构应严格区分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并对客户资金提供保险或类似保证;电子货币机构提供支付服务时,用于活期存款及具备足够流动性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自有资金的20倍。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对从事电子支付服务的机构实行业务许可,并且电子货币机构必须用符合规定的流动资产为客户预付价值提供担保,且客户预付价值总额不得高于其自有资金的8倍。
(五)加强机构的终止、撤销和退出管理。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终止、撤销业务许可或要求从事货币汇兑等业务的机构退出该业务领域。欧盟的《境内市场支付服务指令》没有对支付机构的设立与撤销做出规定,但明确规定可以就若干情形撤销对支付机构的支付清算业务许可。
我国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相关问题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显现。
四、我国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中的主要问题
(一)超出范围经营。非金融机构在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多数为电子商务、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服务、智能ic卡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技术咨询服务、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开发、电子数据处理服务等。从经营范围的表述来看,未经许可的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清算业务并不具有合法性。
(二)关联关系复杂。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非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关联关系。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采取发行与渠道建设和后台系统分离方式开展支付清算业务。
(三)沉淀资金使用备受关注。由于缺乏具体管理措施,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清算业务时产生的沉淀资金已经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类机构使用沉淀资金的情况包括:委托贷款给关联企业、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直接进入资本投资等。而且新兴支付手段的大量沉淀资金带来的风险,也增大了洗钱、套现、、欺诈等非法活动的风险,信用卡网上套现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且虚拟货币对实体货币的正常运行也造成一定冲击。
(四)业务制度建设不规范。非金融机构制定的支付清算业务制度办法以及风险管理措施等参差不齐。许多非金融机构尤其是资金较小、技术较差和能力缺乏的机构既不重视规章制度建设,也不知道如何开展制度建设。
(五)核心技术认定缺少规范。非金融机构对技术安全认证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甚至不了解支付清算业务技术的适用性和安全性要求。许多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清算业务时并未取得权威部门或者专业机构的技术安全认证。
五、结合《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出台,我国在非金融机构监管中要借鉴和改进的地方
2010年6月22日,央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市场准入条件,实行业务许可证制度,还规定了支付机构在规范经营、资金安全、系统运行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随着《办法》的出台,我国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将逐渐完善,而其中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对非金融机构监管的经验,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出台相关细节监管法规
。《办法》的有效执行仍需后续出台相关细节的监管法规,例如支付企业的资金沉淀问题。《办法》规定支付机构只能选择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备付金存管银行。而付款者肯定会使用多家银行账户,这时就要求支付企业要在不同的银行账户之间不断进行划算和结账,会增加成本和费用,影响效率;此外,还有对外资企业的从业资格、及支付公司在具体行业的从业范围和资质等都需要考量。
(二)完善对整个行业准入,以及对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服务的终止、撤销和退出管理。
(三)加强行业的自律管理,完善和规范业务制度,对从事支付服务的非金融机构的核心技术要有权威部门或者专业机构的技术安全认证。
主要参考文献:
[1]潘松。中外非金融机构支付清算业务监管比较[j].金融电子化,2009.12。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4
民间金融是一种传统的融资形式，可以定义为国有金融体系之外所发生的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目前，中国民间金融的规模已十分庞大，为民营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中国民间金融发展迅速，在中国金融业已经占到一定的比重，却一直处于非法地位，不被中国金融体系所承认，民间金融一直游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若对其不加监管，便会影响中国的宏观调控，导致政府经济政策失控，甚至引发市场风险。在法治社会，对中国民间金融进行法律监管已势在必行。
一、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
在金融监管理论中，监管包括规制和监督两个方面的内容。规制指在法律的授权下，由监管当局制定一系列法规和规章，规定金融中介机构进入、运营和退出的规则[1]。监督指金融监管当局或其他授权机构通过一定的措施和方法，监督既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落实[2]。金融监管理论在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后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逐渐走向成熟，为监管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对于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是从金融监管法的目标方面分析。金融监管的目标由三项构成，即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及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金融体系公平有效竞争，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在以上三项目标中，前两项可归纳为“稳定”目标，后一项可视为“效率”目标[3]。在金融体系中，“稳定”和“效率”一直存在矛盾冲突，因为要稳定金融体系，就要实行金融管制，这会导致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增加，金融业的市场效率随之下降；如果追求效率而不求稳定，又必然导致金融体系的混乱。分析中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规，可知中国金融监管在兼顾稳定和效率目标上，采取的是单一的稳定目标模式，只注重稳定金融秩序，在金融运行效率方面没有相应的监管。在稳定目标的指导下，中国金融立法对正规金融系统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采取压制的态度，造成了金融资源被少数银行垄断，直接导致中国金融业的低效率。所以，中国应该对内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民间金融的存在并将其合法化，增加金融竞争，提高金融效率。
二是从法经济学方面分析。在经济学中，均衡是指有关经济主体在外部条件的约束下，各自达到最优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具体说是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产生了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状态[4]。联系到法律领域，法律均衡就是法律供求的均衡。在金融监管法领域，供求均衡定义为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供给适应法律的需求，没有法律过剩和法律短缺，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法律的数量、内容和结构安排是大多数人所满意的。在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得不到制度的支持，无法合法地转为经济金融发展所用。而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又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导致了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民营企业得不到大量的资金支持和多样的金融服务。由于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缺位，中国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现状及困境
（一）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现状
要分析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现状需从政府的态度入手。中国金融业长期由国家垄断，民间金融因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而常受到歧视和政策的打压。然而，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中国的民间金融反而存在并迅猛发展，这使得政府的政策也开始逐渐趋暖。中国第一次正面肯定民间金融是在央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其指出要正确地认识民间金融在中国金融业起到的补充作用。其后，2005年出台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的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的限制。随后，央行在陕西、山西、贵州、四川四省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试点。随着2005山西平遥的“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式挂牌，小额贷款公司进入了“合法”行列，意味着中国民间金融开始从“地下”走到“地上”。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浙江省温州市将以此为契机，率全国之先开启金融改革的新道路。
从以上事件的分析可知，中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有较大转变：由最初的打压、限制到默许、放任，再到规范引导、适时管理。政府已经意识到民间金融在中国金融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采取了科学有效的态度。
2.法律现状
虽然中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但民间金融的法律现状仍不乐观，其法律地位并没有获得明确的认可。现有的关于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只将以下民间金融形式归为合法，主要有：一部分民间借贷、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与农业合作银行、小额信贷、典当行等。对以上合法的民间金融形式，中国在法律法规中虽然有所提及但规定不全面，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民间借贷的相关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中，只作了简单的规定，在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中，稍有涉及但法律效力较低且不成体系。对于没有列入合法行列的民间金融形式，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都存在抑制民间金融发展的倾向。在这样的监管环境下，民间金融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禁止，反而更多地走向隐蔽的地下，发展成为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盲区中的“灰色金融”。再者，金融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灰色金融中很容易滋生出洗黑钱、腐败等“黑色金融”，而监管当局在现今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取证，无疑是场恶性循环，增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二）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困境
1.没有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民间金融一直被政府予以禁止。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重正规、轻非正规”的指导思想有关。当正规金融出现问题时，政府会予以扶持，而非正规金融的难题则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虽然中国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有过几次转变，甚至近年由于政府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其存在已经默许，但从整体上来说从来没有承认其合法地位。
由于国有金融资源的偏向性，正规的金融资源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不均衡，民间金融中地下钱庄、集资等事实的存在符合经济人寻求获利机会的本性，有其合理性。如果国家再片面地、一味地打击取缔民间金融，维持金融资源的严格垄断，不仅浪费了法律资源，还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中国立法应该正视民间金融的作用，法律规范的制定要以事实为基础并回到事实中去，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效果。
2.民间金融立法上存在缺陷
现有的对民间金融进行监管的一些法规和制度较为零散，还没有一部法律或法规明确民间金融交易主体及民间金融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造成了民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不合理。例如，1998年7月13日，由国务院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同时，该办法将非法金融界定为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这就将许多民间金融形式都列入了非法的范围，从根本上否认了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而且与《合同法》中合法民间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冲突。从《合同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可以得知，约定有息借贷但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的借贷不违法，而且一个企业向一个或多个公民借贷也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但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以上合法的民事行为可能会变成非法金融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不同位阶的法律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是中国民间金融立法上的缺陷之一。
另外，笔者认为中国民间金融立法还存在以下问题：法律对高利贷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没有规定民间金融的具体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融资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导致企业融资困难；缺乏相应的信用制度，民间社会信用环境状况较差，民间资金需求难以转化为金融需求。
3.民间金融执法上存在不足
除了立法方面，中国民间金融的执法也存在不足。如果没有法制的真正落实，非法民间融资的性质认定及司法执行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没有多部委畅通的协调机制，处置非法民间融资的工作就会出现“无人监管”与“重复监管”并存的局面，并且削弱工作效率[5]。
民间金融执法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多个执法主体并存，容易出现执法权冲突与真空现象。银监局、工商部门、公安机关等都有可能成为民间金融执法上的主体。银监部门只能对银行业的金融活动实施监管，对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领域无权介入，即使是非法融资行为也没有权力进行监管，致使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难度加大。当出现非法融资行为，而又没有群众向工商部门举报时，工商部门很难介入调查，只能由公安机关进行犯罪行为的调查。由于对民间金融的执法主体较多，各部门执法未能进行较好的沟通与协调，导致各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
综上，中国现行的针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执法上都存在不足，不管是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还是民法的相关规定，对民间金融的发展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抑制性的，民间金融发展的法律环境面临困境。
三、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完善对策
（一）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原则
金融自由化是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各国相继破除了严格的金融管制制度设置。中国也相应更新了监管理念，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适当调整。中国一向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却忽视了效率和公平，而这些价值理念会对民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必须转变制度设计存在的价值理念问题，确立如下原则。
1.适度干预原则
戈德史密斯曾说过：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金融的发展，而且还应加快金融工具和金融组织的发展，尽量发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引致作用。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系统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趋于下降，而其他各种金融机构的这一比例却相应上升[6]。在把合理的民间金融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之后，政府应该对其进行适度的引导和规范。因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只能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干预，所以，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只能以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为前提，不能进行完全的干预。当民间金融发展出现问题时，若问题能够通过市场自身得以解决，政府就不应该进行干预；若民间金融发展中出现金融风险、市场失灵、市场信息不充分、公共产品缺失等问题时，政府就应该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对民间金融进行干预是为了引导其更好更快地发展，政府只是起到一个监管和引导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民间金融的主体。
2.经济安全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是否安全。2009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足以表明金融市场的安全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2011年中国温州爆发的民间金融危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律监管时，要考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监管制度要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我们要正视民间金融对国有金融的压力和积极作用，正确看待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关系，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公平竞争。金融业要发展，风险肯定存在，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发展，我们要做的是将风险降到最低，效益提到最高。民间金融在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下，才能将其原本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中，并进行相应的升级和转型。
3.平衡协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既是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遍原则，也是商法对商事关系规制的一项基本要求。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的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人利益目标的统一[7]。从民间金融的商事规制视角看，在对民间金融监管进行立法时，要面临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两个问题，要平衡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国家对金融安全方面的要求。在维护中国金融市场安全的基础上，要尽量尊重经济规律，允许民间金融在一定法律范围内的发展。
（二）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具体对策
1.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
规范民间金融的首要前提是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社会分工的细化，金融市场必将进一步细化，像以前一样仅仅依靠国有金融机构或者跨国外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市场融资需要。民间金融灵活多变，表现形式多样，在经过合理的引导和规范之后正好充当后备军，不仅能提高中国整体的产业素质，还能有效减少民间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
中国民间金融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在多次严厉打击下仍能蓬勃发展，说明了民间金融的存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要求。我们应该及时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在赋予其合法地位时，还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同的民间金融形式。以民间金融是否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为标准，可将民间金融划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对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灰色金融”应给予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加以合理的规范、正确的引导、积极的监管，促使其健康发展、不断完善；对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黑色金融”，如高利贷、金融欺诈及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
2.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很少，因为有许多投资渠道都存在身份不合法的问题，民间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只能被迫转入地下。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机制。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机制若设计较宽松，则能够降低从事相应行业的成本，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新活力。但进入门槛低导致的机构实力不均衡、不易管理问题也会随之突显；若设计较严格，则为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提供了保障，但成本会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在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机制时，要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设计，然后在运行中依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一，在民间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方面，应尽量保持原有民间金融的多种形式并予以法律上的确定，而不是将形式进行完全的统一。如民间借贷本质上是合同关系，其特点是数额较小，且发生在一定区域内的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当事人之间，风险较小，一般由合同法调整即可。第二，在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要求方面，相比于正规金融，民间金融的业务规模小、影响力弱，因此对资金准入的门槛设定也要相应调低。同时，考虑到民间金融机构形式的多样性，资金的准入门槛也应该设置多个标准。第三，在民间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方面，民间金融机构规范之初，其规模、实力、组织性等都不如正规金融机构，因此，业务范围不宜扩大太快，应从基本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等业务做起。
3.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竞争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保留高效率的经济主体，淘汰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建立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对出现问题的民间金融机构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显得十分重要。目前，中国对正规金融的退出机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对民间金融机构监管时并没有建立其市场退出机制，《破产法》也没有涉及民间金融机构倒闭时的处理条款，当民间金融机构出现资不抵债等问题时，经常是通过追加资本金的方式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笔者认为，在退出机制方面，国家只需要根据对民间金融整体评估后设置一个退出的条件，市场自然会决定民营金融机构能不能继续发展，该不该退出。进一步细化，可以对经营不合规的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兼并、联合或者重组；对风险达到一定程度的民营金融机构可进行清理或者关闭。
建立退出机制时，应主要确立民间金融机构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正规金融的退出标准主要有合并、分立、公司章程规定、违法行为和资不抵债五种。在退出程序上，对不同经营情况的民间金融机构应给予不同的程序：当民间金融机构出现可能退出市场的情况时，首先应该由民间金融组织协会责令其进行整改，事前预防，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若经整改后依然没有摆脱退出的标准，则此时进入退出程序，一般先考虑自动退出的方式，因为这种退出方式成本更低，且影响较小，由民间金融机构自己清算即可。不愿或不便自动退出的，由民间金融组织协会组织专门的清算机构对其进行债权债务清算，及时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4.对民间金融实行分类监管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自由市场；政府干预；法案；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9－0041－07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9.10
在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曾经的市场万能主义主张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根本听不进来自不同方面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这种自由市场理念推动政府的去监管化及自律监管，金融创新过程中产生的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难以监管，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对抵押贷款公司和投资银行监管的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而美国现有的伞形金融监管体制的“双重多头”存在“缝隙”和监管盲点，信用评级体系没有起到应有的监控风险作用。危机暴露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跟不上形势的要求，自由金融市场并不必然趋向均衡，泡沫通常导致金融危机，危机反过来引起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加强，不时发生的危机导致监管发生改革，这种变革不是矫枉过正、监管过度，而是更科学的监管，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新方案正在试图达到金融市场效率与风险的平衡。
一、监管中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理念的拉锯
（一）“市场万能主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本轮危机的爆发是绝对的自由市场主义长期主导的结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以下简称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坚定地相信自由市场原则，在任期间一直是自由市场运行体制的倡导者，奉行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称“私人监管在限制额外的风险负担方面相比政府监管更为优越”，市场可以自动调节，导向整体福利最优，立法者不应限制市场。格林斯潘等人奉行“市场万能主义”，盲目迷信市场的自我调节效力，盲目相信银行家对其所作所为心知肚明，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不需要政府操心，市场可以实现自我均衡的思想观念导致那些负责人近乎不负责任，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迈得太大，使得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格林斯潘反对政府干预，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书《动荡年代》（theageofturbulence）里提出“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认为监管往往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在关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问题上，格林斯潘一直是推动解除金融衍生品监管的领袖人物，因衍生品市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让人难以理解，为保护金融系统安全，联邦政府过去一度欲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但每次国会提出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格林斯潘等人都坚决反对，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演讲，他都主张衍生产品市场的问题应该由华尔街自行解决，他认为制定太多的规则会摧毁华尔街，促使交易者将业务转移到国外。即使面对美国曾多次出现的金融风险和局部性危机，美国政府仍然坚信金融机构对股东的责任心及市场自律足可避免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美国政府不愿限制金融系统追求市场发展的动力，针对金融业实施大规模去规则化政策，对既有规则和监管的放松致使本国经济遭到过度的杠杆作用和风险。虽然他们一次次地对潜在风险发表评论，但总说风险是分布于银行系统之外的。当有州一级的官员试图对次贷发放实施一些监督时，小布什政府动用联邦权力，包括通货监理署的模糊权，阻扰了他们的行动。看来，风险性不仅是投资工具和投资者的特征，也是监管者的特征。“我知道，为次贷者放宽抵押贷款的条件会增加金融风险，为购房者提供补贴的计划会扭曲市场。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相信，增加拥有住房的人数有很多好处，值得我们冒一下风险。保护房地产权对于市场经济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大批房屋所有者支持现在的政权。……”（格林斯潘，2008）。美国政府领导人对待风险持这种态度，其对监管的主动性就可想而知了，在监管当局缺位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注定会崩溃。
（二）政府干预理念的回归
贝尔斯登、雷曼、美林等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一向被认为非常健全，运作和监管体制一直被视为全球的典范，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无一幸免，惨痛的教训说明即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主体高度成熟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市场机制依然存在漏洞，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过犹不及，因此，不能过分迷信“放任的自由经济”的“无形之手”，适当的政府干预和监管是非常必要的。按理说谁获得利润，谁就应该在经济不景气时承担损失，但管理着大宗资产来获得超额利润的金融业虽然利润是私有化的，但风险却是社会化的，因为一旦条件发生改变，金融机构就因规模太大或结构太复杂而不能倒闭，只有借助纳税人的紧急救助，故为保护纳税人利益，金融机构必须接受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开始对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表现进行重新评价，格林斯潘走下神坛，他本人也对其秉承的自由市场理念进行了反思，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自己错误地认为银行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放贷时谨小慎微，他说“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2008年10月23日，在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危机证明他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危机进一步恶化之后，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忠实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ChristopherCox说“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和人员监督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让它们放任自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依赖金融机构自律是行不通的。”2009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表示“必须制订更严格的监管制度”。
二、金融危机暴露政府金融监管的缺陷
监管环境的变化使得每次金融危机都像是处于独一无二的历史情境下。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配合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美国更强调市场调节、放松管制、多重监管机构相互制衡的监管理念，由此出现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的重叠、缺失、弱效和金融风险失控等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监管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政府的规制落后于市场的变化，政府监管出现滞后和缺位，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使得政府无法对众多复杂的衍生品进行有效监管。
（一）自律监管与去监管化
1.自律监管
尽管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直接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但美、英等国则主张间接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投资者的行为总是理性的，金融市场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而政府制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诸如对冲基金的金融衍生品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市场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调节，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监管原则亦应以市场为指导，市场自律监管为佳，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也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许多专家是去监管化的强烈拥护者，他们相信自由市场就是灵丹妙药，不管面对什么问题，这些专家都坚称只要放松监管，加大市场自由度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其实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并非一成不变，必须依靠监管当局的积极维护，监管当局不应放弃监管权力。
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对银行业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准入门槛审核、强化Ceo责任、公众风险教育以及日常数据检查上，尽量不干预银行的业务拓展，鼓励创新，在行业内部采用自律模式，由市场参与者进行自我约束，这种宽松的自律监管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欧洲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欧洲各国认为通过市场消化可以逐步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为欧洲金融风暴。须知在全球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利润最大化是每家银行的目标，贪婪是人的本性，在风险爆发之前谁都难以适可而止地控制自己的经营行为，金融机构Ceo不大可能都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深入了解，业务部门负责人为获取高额业绩，一般都不会主动暴露业务中的潜在风险，最终导致金融风险过度积聚而爆发金融危机。
2.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去监管化
在华尔街，太阳下的任何东西，只要经过包装就能卖出去，只要有人买，就是证券，其金融衍生品名目繁多，随便一个股指拿过来就可以组装出一堆期权，因为在场外交易市场（otC）交易，不需要标准化，成千上万衍生金融产品在没有被认清风险的情况下就被大规模推广。基于践踏道德底线的私欲和自利的恶性膨胀，产品链条恣意拉长，利益风险边界越来越模糊，成为市场风险的来源和放大器。
金融创新和去监管化是本轮金融危机中关键的因素。金融体制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改变了金融界的面貌，但也正是这种创新导致了高杠杆率以及贸易和金融服务的全球化，金融业的去监管化使这一切成为可能。通过金融工程，西方的金融系统已经发展成更为复杂、内部联系更为紧密的网络，这种网络本来是应该分散风险的，但结果却将风险返还给了银行系统。金融创新和去监管化滋生了有毒产品，有毒产品引发了金融危机。
“两房”这样的政府授权机构将普通住宅按揭证券化为aBS，然后按不同的信贷质量分成几大块，以不同的资产做抵押，形成结构性的CDo，进入不受监管也无需资本的结构性投资工具一栏，借此可以将潜在负债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银行在资本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杠杆率更高，从“发起-分散”模式的“资本效率”中获益，一改往昔“借-贷并持有”的模式，之后像美国国际集团aiG之类的保险公司利用新开发的CDS提高债券的信用质量，评级公司在收费的前提下为这些结构性产品做出aaa评级。通过预先收取发行费，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和按揭机构大发其财，没有任何人对发行过程进行监管。当市场逆转，人们开始怀疑CDo的质量时，投资者开始撤出，银行不得不通过“回购渠道”回购这些有毒资产，保险公司不得不兑现对CDS的赔偿，整个银行系统巨大的流动性危机业已形成。
（二）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增加了监管难度和监管盲点
次贷危机被人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Cox）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的衍生产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美国前国务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2002）说：“还有未知的未知，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不知道’”，确实，要求美联储预先识别并防范危机是勉为其难，因为这项重任确实无人能及，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存在监管难度和监管真空，对相当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监管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挑战。
1.金融衍生品过于复杂，增加了监管难度
金融衍生产品的数理模型依据的许多假设如交易成本为零、金融市场有效、投资者理性等并不现实，且模型依据过去的数据来预测未来，不可能完全捕捉到未来走势的各种可能性，比如不可能考虑到从未出现过的全国性房地产泡沫并破灭的可能性。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链拉得过长：次贷、打包、信用增强、评级，再交给证券市场销售，上市过程中又搞保险，每一环金融交易都包含了新一环的委托关系，交易链条越拉越长，形成一个超级复杂而又混乱的交易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交易，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彼此毫不了解，信息在不对称的前提下被扭曲，买卖双方存在极大的风险不对称，无论真正的市场杠杆有多高，投资者或监管者并不清楚，结果是基础资产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被更深地隐蔽，压根儿不知道风险具体在哪里，造成更高级别的金融衍生品危机。金融机构利用数量工具任意构建金融衍生产品，用很多工具倒来倒去，涉及许多精巧繁杂的数理定价、评级模型，使金融体系的复杂性显著上升，根本没有人能搞得明白。投资者不明白就易生欺诈行为，监管当局搞不明白就只好默认金融机构的模型是合理的。
尽管金融监管机构一直试图将复杂的监管简化为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将以目标为基础的监管转化为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但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多层面的金融衍生品世界，现代衍生品市场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有不断自我强化的趋势，远远超出现有监管体制可以容纳的框架。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即使最优秀的实践者都有理解和掌握的困难，即使用速度更快的电脑和更先进的统计技术及模型也依然不敢说就能够完全管理风险。本轮危机中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规模和系统杠杆化的规模，理解和度量的人肯定很少，那些负责系统稳定性的专家明显严重低估了泡沫破灭和杠杆反转对系统的冲击。连格林斯潘都说：“金融创新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充分理解所有的产品和交易，同时，我们的监管根本跟不上业界的脚步。”
1999年1月，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里维特和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批准成立了私有的交易对手风险防范集团，成员有12家活跃于全球市场的商业和投资银行，集团主席包括高盛的董事总经理杰里・科里根。在2005年交易对手风险防范集团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新开发的金融产品太过复杂、各参与方的总体杠杆水平很难监控的警告，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和彼此相关性明显超出了银行管理层、投资者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理解能力，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搞不清楚系统真实的杠杆率水平以及多少资本是必需的了。如果金融监管者希望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管，那他们必须理解市场，至少要了解市场这头野兽的性质。
2.金融衍生品监管存在真空
1999年交易对手风险防范集团的第一份报告就改进透明度、信贷实践、标准的统一以及风险管理的全面改进等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建议主要集中于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应该如何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报告中提到很难确定市场和流动性风险的衡量标准，金融业希望采用各银行自己的模型，而不是采用行业或监管部门制定的模型，这确实荒谬，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有自己看待风险的视角，而金融监管机构没有标准来判断系统杠杆率或单个机构的杠杆率是否过高，根本无法深入了解。监管者因担心自己显得无知而很难有勇气问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问的话就说明你太没水平，所以对金融稳定只能信任金融工具设计者们提供的计算方法而无法具体核实。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对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作为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之类的衍生产品没人管了，监控金融衍生品风险的责任转变成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内控了，俗话说“医不自治”，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达不到防控风险的目的，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设计与构造几乎不加干涉，金融危机发生证明这是一种纵容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CDS市场，任何人包括那些小型对冲基金都可以扮演保险业务提供者（卖方）的角色，担保对方（买方）不会因为风险投资而遭受损失，可是尽管买方向卖方支付了保险费，但当风险实实在在爆发时，提供CDS的公司却可能无力赔偿对方的损失，其所担保的金额绝非这些小型对冲基金所能负担得起的，企业在发行债券上的违约与对冲基金及其它金融参与者的金融产品同一时间蒸发，这就是CDS市场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受任何监管的后果，这也就是CDS需要像正常的保险业一样受到严格监管尤其是来自国家层面监管的原因。
3.疏忽了对躲在“影子银行体系”后面的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如CDo、CDS等没有上市，主要通过场外交易的方式进行，多采用一对一的交易模式，以合同的形式存在于打包者兼销售商与买方之间，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进行，也不通过清算所进行合约清算，部分场外衍生品甚至不在银行间市场交易，而由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直接与企业交易，实际上成为合同性产品，具有不透明性和非标准性，既不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直接监管，也不受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直接监管，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躲在“影子银行体系”里，银行和投资银行建立的这个交易系统十分可疑，在试图隐藏大量的风险，其中就有次贷风险。
此外，由于会计和监管标准允许金融衍生品通过结构性投资工具列在资产负债表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利用这一点精心设计了一套合法但诡谲的资产负债表外金融衍生工具。作为原则上的表外业务，金融衍生品不需要列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也不必要详尽披露金融机构运营金融衍生品的充分准确的相关信息，其金融资产的转移和定价非常隐蔽、涉猎领域广泛，而监管当局无从得知。表外投资实体的本质在于发起银行实质上拥有这类实体的控制权并保留大部分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却并不将其纳入报表中，正常运作时它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市场逆转造成损失时，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是许多商业银行如花旗集团等在危机中形成巨额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事实上监管当局根本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
（三）伞形金融监管体制的“双重多头”存在缝隙
美国现有采用的伞形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双重多头”：双重指银行业为联邦和各州两级注册，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归口联邦政府管理，在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归口州政府管理，两级政府的监管机构对各银行机构实施监管，多头指有多个部门同时负责监管职能，如联邦层面就有美联储（FeD）、货币监理署（oCC）、储蓄管理局（otS）、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多个机构。这种格局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衡的精神，发挥了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几个监管比一个好”（格林斯潘）。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执行后，尽管提出了功能监管的概念，但随着美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不断推进和金融的全球化发展，美国金融监管框架并未随之调整，仍保持原来的分业监管的格局，仍由各监管机构对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分别监管，而功能监管下多家金融监管机构交叉监管的“双重多头”体制出现越来越多的“缝隙”和监管盲点：不同部门、不同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体系太多，权限互有重叠，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监管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监管部门可以独自解决市场的问题，容易让金融机构在不同监管部门中寻找空白和漏洞。事实证明，从贷款发放到证券打包销售及再加工的整个循环过程，没有一个监管机构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全部监管，在风险蔓延时，没有任何一家监管机构能够对风险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并在必要时提出风险预警。国会议员之间的派系之争使得金融监管体系像个“大杂烩”一样凌乱不堪，支离的监管结构导致监管漏洞、惰性和内部争论，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成为漏网之鱼。金融产品链条上众多衍生工具到底是由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还是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管，没有明确界定，监管责任不明，尤其场外交易市场即使对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外部人来说都是不透明的，最后危机爆发才发现监管没有跟上。
“双重多头”伞形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缺乏统一、协调、全面和权威的监管机构，既没有机构间的协调机制，也没有任何单一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和权威；二是随着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产品一体化，监管重叠成为金融创新的阻碍；三是功能性监管对证券、银行和保险实施重复的分类监管，同时缺乏针对金融活动和金融消费者的统一监管和保护；四是多头监管导致美国监管成本过高，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拿2006年来说，美国金融服务监管成本52.5亿美元，是英国金融服务局(6.25亿美元)的约9倍[1]。
原有金融监管体制结构产生了多种监管者，使得协调和执行监管的工作很复杂，成本高而效率低。危机过后，人们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整个理念及其在金融稳定政策方面的作用，出现建立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新趋势，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分业监管已不可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和金融创新亟需一个覆盖范围更广的综合监管机构的出现。但即使在具有超级监管机构的国家里，单靠金融监管机构发挥作用也不行，还需要超级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协调。实现金融稳定的根本在于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必须得到贯彻和协调。
（四）信用评级体系监管的盲点
本轮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监管体制的尴尬，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受到来自各界的强烈谴责，投资者和市场藉以衡量证券风险和价值的途径只有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而评级机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评风险的作用。
美国的风险评估大部分机械地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推算，总是假定未来将像过去一样，后知后觉的方法论本身就有问题，泡沫越往上走，根据过去数据的评级就越高，直到市场崩盘，各种债券的评级才相应下调，过去没有过大的危机，怎么可能用过去的数据来预测未来的风险，显然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
投资者依赖评级机构，这就使得评级机构本应中立客观，但评级机构的对象恰是雇用它们的公司或该公司的产品，给为自己“发工资”的客户服务，势必提供倾向性评级，无法做到完全的中立。评级机构收取价格不菲的评估费用和咨询费用，卷入复杂的抵押贷款金融产品的交易体系之中，这不仅破坏了金融交易的可信度，还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最终失控。既给公司评级又从公司拿酬劳，还给公司做咨询，利益共生性显著，难脱替人做嫁衣裳、替人包装的嫌疑，这种关系是绝望、无解和不可调和的，穆迪员工评论自己更像是在把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以往涉及公司债券的法律案件中，评级结果一般被裁定为“观点”，即言论自由范畴内的“意见”，“所谓信用评级是根据美国宪法修正第1条款(言论与出版的自由)针对债务的信用能力发表当时的意见。”评级结果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金融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并非投资建议，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遭受损失，评级机构除了声誉上的影响外，不会为失败付出任何代价，也无须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针对评级机构建立相应的监管以及问责机制，无需承担责任却能收取昂贵的费用，这是一种致命的背离。
2005年3月，国际清算银行支付和结算系统委员会资助的金融稳定论坛发表了一份有关信用风险转移的报告，报告告诫市场参与者要理解风险的复杂性，“不能仅仅依靠风险评级机构的评级。”2008年3月，美国总统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就次贷危机写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证券的评估有缺陷，要求改革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流程。
2007年8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决定着手调查评级机构对次贷危机反应迟钝的原因，并审议一系列问题，包括评级机构的内部管理、对利益冲突的制约、资金来源以及在信用评估方面的表现；2008年5月2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已经开始调查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要求它们提供评级方法，解释结构金融产品评级纠错的方法和程序及采取的纠正措施，并于6月11日公布了信用评级改革方案，方案强调三大问题：可靠、透明和竞争。改革主要从利益冲突、信息披露、内部管理以及商业惯例四个方面进行规范。
三、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法案剖析
重大金融危机的发生造就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契机，危机的爆发总是与诸多重大金融监管法律的出台紧密相连。金融危机促使监管当局在危机中发现问题和漏洞、反思金融监管及协调机制的不足，迫使他们放弃小打小闹的改良方案，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游戏规则，政府决策者需要设计一个架构和一些方式来更好地监控金融机构在运用复杂的高杠杆金融工具时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因为合理的金融监管机制是提高监管效率、实现监管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而今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监管体系的设计应如何尽可能地公平和有效。从2008年3月财政部提案《现代金融监管体制蓝图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到2009年6月17日公布的方案《金融机构改革：新基础》，并最终于2010年7月21日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部严厉的监管法案旨在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重大变革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重演，必将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改革法案的核心内容
法案的总体原则是强化监管，核心理念围绕系统性风险、消费者金融保护和通过改善问责制及提高透明度来促进金融稳定三方面，涵盖对消费者金融保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透明性、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高管薪酬等方面监管规则的调整和加强[2]。
1.重组监管机构和监管功能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增设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oC)、联邦保险办公室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机构来强化联邦层级的监管，美联储不但承担中央银行职能和银行业监管职能，而且还被赋予监管大型综合性金融集团的权力，开始尝试混业监管。FSoC的职责之一是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职责之二是协调金融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
2.强化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顾名思义，法案的全称已经强调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CFpB）来统一保障消费者与投资者，该机构拥有独立的规则制定权和监管权；增强金融产品透明度、公平性、可得性与简单化，以确保金融交易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充分体现了监管理念从“买者自负”向“卖者有责”的变化。
3.避免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大而不倒”问题。为避免“大而不倒”金融机构可能对金融系统稳定性构成威胁，美联储把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纳入监管，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更高标准的审慎监管，按“沃克尔规则”（VolckerRule）限制银行及其控股公司自营业务、限制其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及其它交易，其破产清算权限和程序归FDiC，本轮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权被转移给财政部。
4.加强对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等市场的监管。《法案》加强对证券化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交易、结算体系等领域的监管。绝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被移入交易所和结算中心进行交易、清算，提高该市场透明度与有效性，禁止银行间或银行与客户间进行，设立信用评级监管办公室监管信用评级机构金融衍生品交易。
5.强化对银行的监管。对银行实行更严格的资本充足规定，要求提高资本金质量，将衍生品交易按信贷敞口算入银行贷款限额内，改进对银行控股子公司的监管，提高存款保险上限至25万美元等。
（二）改革法案评析
仔细阅读法案，可领略到立法者对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品、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及普通投资者等的不同态度，但它强调的基本原则是：金融监管架构应适应金融体系发展的新需要，良苦用心在试图通过监管手段达成金融和经济发展之目的；重在建构监管架构而非进行实质性管制，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的具体细化；重在提供更好的监管而非更多的监管，立法的精神在于提供一套更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严格的监管看似是国家干预主义还魂了，但实质上是在一套完善的监管制度下最大限度地保留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
1.监管改革方案积极面显然。美国政府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以安全为取向，试图纠正以前企业内控和行业自律的监管理念，重铸政府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强调消费者金融权益应得到保彰、金融机构应受强力监管、重大金融公司应受重点管理，方案甚至提出，当出现系统性风险信号时，政府有权（授权FDiC）将金融机构破产清算。该方案积极面显然：一是针对原监管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对症下药；二是针对原分业监管体系难以监管混业经营现状的痼疾，政府将监管的权力收缩到少数几个机构手里；三是强调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四是强调消费者金融权益保护；五是监管范围会拓展，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把场外交易、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以及金融高管薪酬等纳入进来。资本充足率标准及会计标准将会提高，流动性监管会加强，衍生品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性会增强。
2.监管集权与过度之虞。危机后美、欧的监管改革都强化了集权，美国的法案赋予美联储大量的监管职能，使之成为权力空前庞大的全能型监管机构，美联储集货币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于一身，能否保持其货币政策独立性？双职能会否出现冲突？法案授权FDiC对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的所有应急借款计划进行一次性审计，限制了美联储的应急借款权，但对美联储的监管和制约是否充分？加强金融衍生品监管和薪酬监管势必损害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益，监管机构的整合和监管权力的收缩集中，势必引发争议和抵制。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松散管制惯了，危机之后痛下狠手加强监管，会否走入另一个极端，监管不足蜕变成监管过度？至少眼下严格监管下的去杠杆化不利于危机后银行信贷的恢复和美国经济的复苏。监管方案付诸实践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美、欧各国将会不断地努力在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
3.美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第一，银行业盈利能力削弱，“沃克尔规则”限制大银行自营业务、限制其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及其它交易，势必减少银行业盈利，银行可能采取冒险措施以逃避监管；第二，银行业将由“发起-分销”模式向“发起-持有”的传统模式回归，因为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投资者净资产下限的提高、FDiC保费计算方法促使银行减少非存款负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至少5%风险资产自留等降低了银行的杠杆率；第三，尽管有增强透明性的要求，但法案没有针对对冲基金的其它明确限制，对银行业监管的从严减小了对冲基金的竞争压力，人才和资金可能涌入独立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第四，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放缓；第五，大型金融机构的扩张发展受限，中小型金融机构将得到发展机会；第六，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将会缩小；第七，没有明确的条文要逆转混业经营的模式，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模式仍将是美国金融业主流，不过各块业务的此增彼减有个过程。
4.美国金融监管标准的提高和强化如果没有世界其它国家的呼应可能会削弱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间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可能引发资金在国际间的套利趋势甚至资金大转移，恰如上世纪30年代大潇条之后，美国政府颁布的Q条例引起后来五六十年代资金大量向欧洲货币市场转移一样。
参考资料：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6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科技与传统金融行业相结合的创新产物，在发展初期阶段势必会出现一些风险，这就需要加大监管的力度，尽快度过风险的高发期。本文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规范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措施。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金融风险
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平台等都属于互联网金融模式，这些模式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促使互联网金融资产规模更加庞大。电商、门户网站以及搜索网站争先恐后成为互联网金融的主力军。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相比较，具有更多的优势，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的成本更低，流动性更高、所跨的地域更加广泛等特性，给传统金融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互联网金融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比如说:具有虚拟性、隐蔽性等特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也给互联网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就需要不断采取相应的措施，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优势，规避其劣势，从而更好地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互联网金融监管环境的不完善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中最严峻的问题，而互联网金融环境的不完善主要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造成的。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行业，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及时跟进。即便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不完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但是出台一部规范、统一的法律法规，还需各相关部门在加强互相联系的情况下，从立法、经费、人员等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互联网金融立法监管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更加大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同时，由于立法不健全，即使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受到侵害，投资者也难以运用相关法律进行维权，致使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更加猖獗，给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造成更大的困难。
(二)互联网金融的虚拟环境给监管带来困扰。互联网金融活动主要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然而互联网技术本身存在一些弊端，为互联网金融虚拟环境的监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例如，上网注册等可以采用匿名，还可以设置虚拟账户等，互联网金融在这种虚拟的环境下进行交易，很有可能不留下对方的签名或者是影像等相关证据的记录。在网上进行交易一般都是通过密匙、证书数字签名等一些虚拟认证方式来确定交易双方的身份。这样的交易存在着隐蔽性，金融机构识别客户也主要凭借这些电子方式，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客户的身份验证信息，轻易就能获取巨额的资金。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活动自身存在的隐蔽性，给其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三)互联网金融存在监管空白。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第三方支付企业已经获得了法律认可。人民银行于2010年出台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规范了第三方支付的行为，也完善了第三支付的监管环境，防范了支付清算中存在的风险。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p2p平台悄然崛起，而p2p贷款平台由于监管的主体不明确，仍旧被排除在监管之外。银监会在2011年出台《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通知》，人民银行也曾在2013年出台了《支付风险业务提示》，但是这些只能对投资者起到风险提示的作用，没有实质性的采取防范风险的措施。很多p2p借贷平台的资质参次不齐，不法分子也利用金融创新的名义开始实施非法集资活动，这给监管带来更大的困扰。
二、规范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措施
(一)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一是确定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主体。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朝着地方化发展，金融监管的整体发展趋势是把互联网金融监管纳入金融监管体系。目前互联网金融中除了第三方支付已经被纳入了监管体系，其他互联网金融平台仍旧游离在监管之外，比如说p2p借贷平台与众筹融资平台等。p2p借贷平台与众筹融资平台起源于民间，在地方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活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传统金融机构集权式监管方式不适合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监管可以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逐步把监管的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并不断强化地方政府防范中小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责任。同时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也要承担起监管指导与统筹的责任;二是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构建互联网金融相关部门联系会议制度，比如说:一行三会、工商、司法等部门。规定期限举行例会并交流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情况，并加强监测与预警，控制互联网虚拟性风险向着实体金融蔓延;三是积极促使互联网金融行业发挥自律作用。只有加强行业间的自律才能有效防范风险的发生。为了更好地推动行业间的自律，可以成立互联网行业自律组织，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更好地维护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的活动秩序，维护行业会员的合法权益;四是完善互联网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测，并制定出风险发生以后的应急处理方案，及时监测并防控风险，维护互联网金融正常活动秩序。五是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对于跨国际性的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需要与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实施监管，才能够更好地维护互联网金融活动秩序。
(二)采取原则导向式监管方式。目前互联网金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不管是在发展方向还是发展模式方面都还未定型，金融监管部门在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实施监管时，处理一些出现的问题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采取原则导向式的监管，就需要监管部门不断吸收新兴金融行业初期发展阶段的监管经验和教训，防范出现死管乱管的现象。另外，在金融风险安全的基础上，支持金融监管创新，从而促使互联金融的快速稳定发展。
(三)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建设。一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设，不断完善与修订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并根据互联网金融活动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的风险特点，制定新的监管规则。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以及性质，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资格条件以及风险的防范与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进而把网络信贷以及众筹融资等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尽快纳入监管的范围之内;二是完善互联网金融配套体系，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以及互联网安全等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配套法律体系建设。涉及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关内容要进行明细划分。并要尽快系统化构建与互联网金融相联系的配套法律法规制度;三是制定与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相关的规章制度，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并要求监管部门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出借人以及借款人等提供规范化的指引。
三、结语
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行业，在互联网发展的影响下，必然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为了有效防范风险的发生，就需要合理制定监管机制，不断汲取国内外互联网金融行业经验并与实际的国情相结合，寻找出适合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新出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不断改革创新，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更加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剑波，丁子格．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4，8
［2］李有星，陈飞，金幼芳．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探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7
金融监管是近年来讨论得热闹的问题，它使管理层关注，也启发着人们去思考。
国家幅员与监管制度安排
一般说来，国家幅员辽阔容易产生监管的阻力，因为国家大、不平衡，存在着区域利益、部门利益差别。再说国家大不容易产生监管的规模效应：监管力量不能迅速达到，信息不容易掌握。所以大国的监管要有集中的权威部门，要有比较雄厚的监管力量，要能迅速掌握信息。
日本1998年6月成立金融监管厅，将全部监管从大藏省剥离出来，是因为金融机构的问题多，众多银行、证券公司破产倒闭，这一方面表明必须加强监管，另一方面表明由大藏省监管的弊端。
英国1997年5月成立金融服务管理局专门进行金融监管，是基于降低“声望成本”。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它的管理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政府行为，而更多的是一种行业行为。行业行为体现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英国金融监管独立于央行，不是强化政府行为，而是强化市场行为。
无论日本还是英国，国家的幅员都很小。它们的监管制度安排在较小的范围内能够求得监管与被监管力量和机制的均衡，但在幅员辽阔的大国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混业经营与监管制度安排
一般说来，统一监管要求完备的防火墙制度、高素质的监管人员。这样，容易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发现和处理产生的矛盾，因而在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大都选择统一监管的模式。
但混业经营不一定就要统一监管。美国金融业已趋向混业经营，但它的金融监管机构有：通货监管署和存款保险公司——监管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证券；保险监管委员会——监管保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混业经营中，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的情况，称做双层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既起监管作用又起协调作用。
货币政策与监管制度安排
应当说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不存在金融监管服从于或服务于货币政策，也不存在货币政策服务于或服从于金融监管。它们从不同方面作用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从调节货币供给量去作用于经济增长（侧重于量的方面），金融监管从保障资金的正常运行去作用于经济增长（侧重于质的方面）。但这两者有一个相互配合的问题，特别是在怎样适应经济周期的发展变化方面。货币政策是逆经济周期的，即当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阶段过热时，应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而当经济周期处于萧条阶段，应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经济过热时，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大，这时，要增强金融监管力度，在经济下滑时，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小，这时，可以降低金融监管力度，即：
经济繁荣阶段经济过热—减轻货币政策力度—增强金融监管力度；经济萧条阶段经济趋冷—增强货币政策力度—减轻金融监管力度。
进一步说，减轻货币政策的力度要有增强金融监管力度的配合，增强货币政策的力度要有减轻金融监管力度的配合。
分离成本与监管制度安排
监管部门要不要从央行分离出来，必须考虑金融风险带来的损失，政府要不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公众分担一部分损失。如果要，监管部门就不宜从央行分离出来，因为央行代表政府，同时，只有央行才具有为社会公众分摊一部分损失的能力。
从我国的现实看，金融风险带来的损失，主要由中央银行承担。其承担的方式，或者直接拿钱，或者以一种证券去替换另一种证券。从货币供给的角度说，央行供给的内在货币是政府的负债。从债权、债务关系说，央行承担损失，无非是承担负债。有人说，从现有的监管力量和运作情况看，证监会、保监会主要是审批机关，当然审批也是监管，是审慎监管，但难以发挥日常监管的作用。假如某证券公司被股民挤兑保证金，发生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是靠证监办，还是靠银行？可以说必须靠银行，因为最终要靠银行拿钱来平息。监管部门要不要从央行分离出来，还要考虑“分离成本”。这种成本，除了“另起炉灶”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外，还要考虑在运作中产生的“摩擦成本”，摩擦成本是一种额外发生的交易费用。
监管从央行分出来，能额外发生什么作用，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加强监管力量，是提高监督效率，还是避免监督弊端，或者还是“因人设庙”？当前的不是分离出来，而是在监管方面要有协调机构，信息交换上的协调，法规上的协调，日常监督的协调，处理上的协调。
监管有无宽严之分
监管是政府行为。从上说，依法监管，按章办事，统一规范，在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宽严之分。但在执行过程中，在行为的选择上有宽严之分。因为，约束人的行为的，除了政府行为外，还有市场行为，还有道德因素。如果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的因素和道德的因素对约束人的行为更有效，则政府的行为可减轻一些；相反，政府的行为应加强一些。这样，反映在监管上就会有松与紧、宽与严之分。
金融监管的道德风险
金融监管的道德风险会有如下表现：
1．事先不明确准不准你干，事后清理，说你违规；
2．事情的发生涉及两个以上的金融机构，对其中一个金融机构的处理严，对另一个金融机构的处理宽。如某银行贷款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把资金给炒股票，监管机构追究银行，说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违规，并给予处分，而证券公司没事；
3．央行直接兴办信用社，造成了烂账，信用社兼并为商业银行后，央行从商业银行的账户上直接把钱划走，烂账留给商业银行；
4．央行利用手中的货币供给权、给钱，息事宁人，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要不要兴办民营银行取决于风险由谁来承担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8
在一个转轨时期的金融环境中,货币政策传导与金融监管之间会产生诸多冲突,如何协调并建立两者间的新型平衡关系,是当前金融改革的一大难点。就此,本文拟从两大冲突与矛盾着手,分析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的冲突、集权式运行模式的矛盾等方面,来论述建立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问题。
(一)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直接调控逐步缩小,间接调控运用不断增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基本锁定为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应该讲,稳定物价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是相当明确的,它根据历史上货币政策传导各环节中多主体的行为取值之和进行政策调整,这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是一个多重主体的、多变的集体选择后果。
但是,该货币政策目标经过金融体系的过滤后,则与现行监管规则之间产生极大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之中。
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近8000亿元,但贷款却增加80000多亿元,其中1999年,非金融部门以银行借款方式从国内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为1073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61%,以债券及股票方式融入的资金为374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21%。这些数据说明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故银行信贷传导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
那么,为创造健康金融运行环境,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监管也就集中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它建立在中央银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基础之上。考虑信贷政策作为货币政策客体——商业银行的经营准绳,其对商业银行经营具有巨大影响力,故其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内在特质要求。
于是,为平滑物价变动,中央银行需要连续调整货币政策时,却因信贷政策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弹性较小,使得中央银行在此之间难以寻找实质性的平衡点。例如,近年来中央银行不断降息,并通过窗口指导,推动商业银行放贷,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但是实践证明,老化的贷款管理办法及严厉的贷款责任人制度,强硬地制约了商业银行的放贷积极性,也制约着中央银行自身的货币政策意图实现,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监管规则无法为货币政策提供坚实的运行支撑。
(二)集权运行模式的矛盾
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运行环境,通过金融市场作用于政策客体,对其资产的结构、财富的变动、信用供应的可能及预期产生一系列影响,以达到政策目标。
但是,中央银行的另一种职能——金融监管却因其自身的运行模式,加大了货币政策的社会运行成本,改变了货币政策预期效果。尤其在我国,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共存于一体,即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使得金融监管同货币政策传导之间产生内生性冲突。
观察可知,我国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决策的独立性,它要服从于政府的各种利益调整要求。既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不具有独立控制权,其结果就是,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职能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化水平很低的情形下,消极监管更成为监管主流,这是中央银行损失最小、利益最大的一种选择。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还会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干预,更使得为货币政策传导服务的预期监管目标发生扭曲。所以,在运行载体同质的基础上,集权式的货币政策管理与金融监管使中央银行产生两难抉择,即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需要开展积极监管,但却强烈地受制于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机制的约束,而转向货币政策配合值很低的消极监管,最终降低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以上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管理体制建设乏力,中央银行内部的货币政策推行无法落实。
目前,我国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负有货币发行调度之责,却没有货币信贷管理之权,两者在一个省区分别由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和大区行管理,脱节难以避免,实际上这是货币政策职权在中央银行内部的分割与肢解。但是,中央银行对于内部货币政策执行渠道所存在的组织障碍,至今未予解决。探究其源,改革管理体制是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中收益解相对较低的行为取向,中央银行自身没有主动改革的动力。
第二,监管目标模糊化,降低监管效率。
因为货币政策传导集中于信贷市场,所以监管重点也就在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对此,中央银行出台了许多管制政策,但却会与货币政策产生矛盾。例如,近期许多地区所出现的个人外汇质押贷款一律禁止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控制外汇持有量,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为防止洗钱行为而制定的信贷政策。
但是孰不知,该政策严重制约了个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严重阻碍了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这明显与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意见相左,可见该项管制政策的真实目的非常模糊。于是许多商业银行在利益驱使下依然故我,模糊的监管政策更成为“空中楼阁”。
(三)根源分析
分析上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两大基本冲突,笔者认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体制性干扰,它栖居于商业银行与企业两个货币政策传导领域。
第一,商业银行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态势不断显现,制定了公司化治理结构目标,并逐步推进各自的改组上市工作。但是,其进程是缓慢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在官本位下,商业银行无法内生出具有人格化的合格委托人,银行行长是没有委托人的人,实质为“内部控制人”,以其为代表的银行管理层虽不拥有剩余收益索取权,但其拥有实质控制权,附加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现象非常严重。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金融大案、要案可为佐证。
因此,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缺陷必然制约货币政策的贯彻,引发为对付监管而产生的事前的选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所以,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信贷政策,以及为之配套的监管政策,在经过内部控制人“过滤”后,已发生严重变形。
第二,企业领域。
上文已述,我国企业主要依靠间接融资来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产权的缺位,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保值、增值要求犹如“隔山打虎”,经过企业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求解”之后,最优解趋向于内部人,致使企业对利率变化所带来的成本变动敏感度很低。同时,在企业对外融资方面,因为企业内部信息的不透明,造成直接融资门槛的提高,间接融资同时出现“惜贷”现象。
于是,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反应,远未达到中央银行预期目的。连续多年来的通货紧缩,使得企业对于经济发展前景更持悲观态度,从而在商业银行出现“惜贷”现象的同时,企业也出现“惜借”现象,扩大再生产的步伐放慢,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被无形压缩。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现行采用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但是这些管理手段的实施对象却是“非市场化的受体”,其所有权、控制权的缺陷,导致其不存在理性选择的动机,无法呼应中央银行的各项政策,中央银行的决策基础也就存在决策空洞。于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亦就各行其道,无法有效统一。
(四)功能性监管是消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上述冲突的解决途径有三,分别为体制突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设、监管机制重建等。前两者已有较为成熟的意见,恕不赘言。在此,本文着重从监管机制重建方面来讨论,即通过改变消极监管方式,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以消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者之间的冲突,推进货币政策的实施。
正如上文所言,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内金融市场特性,使中央银行配合货币政策的监管方式主要为信贷政策的监管,而这种监管方式是建立在银行单一功能的实施基础之上,它以机构组织为监管界限,淡化了商业银行对应于货币政策的多重功能性反应。那么,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则可从货币政策的实施目标出发,特别是阶段性目标,以货币政策所要求的效果,反向界定、推动监管的配合功能,完成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支持。
功能性金融监管最先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提出,在此框架下,金融监管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基本功能,而非金融机构的名称,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在功能给定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既定功能的制度结构。
相对于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功能性监管的建设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配合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功能性监管可以实现金融监管规则与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统一。
金融监管的问题篇9
关键词：金融工具创新市场监管方针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金融市场也随着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为我国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初步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条件。但是，我国对金融工具创新市场的监管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研究如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与规范金融创新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工具创新及监管概述
（一）金融工具创新概述
金融工具创新是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它就是从以前传统的基础性金融工具，通过技术渗透而衍生发展出来新型的金融工具。这种创新主要是通过对金融工具的收益，风险，流动性，可交易性，数量大小，期限长短和权利义务等不同特征的分解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金融工具创新的核心是衍生金融工具，它的主要形式是指期货、期权、货币互换、利率互换。
（二）金融监管概述
1、金融监管定义
金融监管是指在一定的限制或要求通过特定的政府机构（如中央银行）由演员进行的金融交易。金融监管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特定含义和政府监管行为。纵观全球，所有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客观上的所有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
2、金融监管的类型
（1）分业监管。分业监管即金融行业针对不同的业务内容分别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监管，比如美国就是分业监管模式的典型代表，通过分业监管模式对银行、保险、证券三大支柱性金融产业进行监管。
（2）统一监管。统一监管即由职能单一的中央银行或者专门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行业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从而保证金融领域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3）不完全统一监管。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主要表现形式是牵头监管模式和双头监管模式。牵头监管模式主要由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全权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从而在多个监管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比较及时有效的协调磋商机制。双头监管模式主要是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为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然后由金融监管委员会与中央银行共同负责其他相关金融监管主体的协调工作。
二、我国对金融工具创新监管的现状
（一）政府监管现况
对于监管主体，其中一个重要监管组织为银监会，主要职责是监管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物，也对在中国境内依据法力法规开设的私人银行、信托公司、租赁公司、汽车公司的法人，国外银行在中国国境内的分行等凡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金融机构开展的金融衍生业务进行监管。而与银监会不同的是，证监会主要对国内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所和其他衍生工具交易所（黄金交易所除外）进行监管。
（二）行业自律现状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的发展成熟，我国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场内交易工具，针对场内交易市场，期货交易所、期货业协会为目前主要的自律组织。我们国家目前一共有四加自律交易机构，为了场内的金融创新工具我国设立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三）跨镜监管和国际合作现况
各国政府组织之间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监管合作主要通过信息共享的形式完成，一般为单边或多边。即监管合作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政策调节和使用现代技术，使用大致相同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并充分理解各国国情的不同，从而找到共同的监管目的，并积极制定相应措施，达到各国间政策上的融合。
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国际清算银行等是目前国际上进行衍生品交易的主要交易监管机构。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组成成员。且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国际互换及衍生工具协会的会员。
三、我国金融创新工具市场监管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政府监管效率低
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我国仍使用一线多头的监管模式对金融创新工具市场进行监管，这种监管模式大大降低了管理层的监管职能，当金融创新工具这一新兴的市场出现问题时，就需要各个具体的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拿出相应的应急措施，这大大延长了解决问题时间周期，从而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而风险往往具有突发性，需要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对具体情况作出反映，拿出解决办法。
（二）行业自律水平不足
目前看来我国虽然有一些金融创新工具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但是他们均是在计划经济市场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自律性组织完全成为了政府的附庸，没有独立的地位，且本身其自律性发展很不完整，很难独立性的起到作用，不能发挥自律组织的独立地位，故我国金融创新工具市场的自律组织水平低下，基本不能完成自动监管金融市场的功能，且受政府影响严重。
（三）跨境监管与国际监管合作不佳
在金融市场不断深入开放、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加速的情景下，我国在跨境监管和国际监管合作虽然取得了前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接纳，但跨境监管和国际监管合作仍需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的衍生品是进行国际合作的主体部分，尚未涉及其他主体的合作。目前我国达成的国际合作协议也同样是针对监管金融机构开展的衍生品交易合作，极少是对其他非金融机构的交易主体如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衍生品交易行为的国际监管合作。在企业及私人投资者的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合作需要加强。
（四）退出机制不完善使得金融机构风险意识薄弱
我国虽然已出台了多部金融法规，但只对市场准入有着严格规定，而在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缺少市场退出的法规。所以，金融机构风险暴露时，金融监管只能借助强制性行政干预来解除金融风险。
四、完善我国金融工具创新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高效金融创新工具市场监管
随着金融创新工具市场进一步发展以及混业经营模式的强化，综上分析得知我国监管模式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不足，以前一线对多头的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构建一种新的监管体制，应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及想要达到的监管目标进行全方面的设定，以弥补现价段监管体系的不足，且必须具有灵活性，以便随时调整，应对突况。
（二）完善健全金融创新工具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
由于我国金融创新工具为后起的新兴产业且发展速度很快，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及监管系统都相对滞后，而我国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家，政府部门政策的引导对各方面的影响较大，常常对市场造成混乱场面，弄不清政府的明确政策导向，又影响了自律部门对市场的监管。故应建立完整健全的法律法规，规范金融创新工具市场。
（三）强化内部风险控制
虽然我们国家的银行机构、证券机构等协会对市场经济各行各业的自律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各个协会没有显示出他们在金融市场的风险监管机制中的作用。在监管金融创新工具市场时，应明确区分各协会自律监管的职能，改变传统一对多的监管模式；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也应该提升自己监管的能力，设立于金融市场运行相符合的管理条例。
（四）放松金融行政管制，加强审慎性监管力度
现如今，我国金融监管目标逐渐由社会的政治功能向优化资源配置的社会经济目标转移，改变了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的监管模式，有效发挥了金融管制和约束作用。在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活动监管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对金融创新动向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积极鼓励金融行业不断进行创新，通过更新金融目标转移方式及手段，从根本上减少“行政国家”各种副产品滋生发展的现象，从而促进金融监管向新的高效方向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看，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是逐渐减少计划性监管，另一方面是逐渐增加审慎性监管。审慎性金融监管主要是在尊重金融机构自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它着重强调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经济力量本身制约一些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活动，进而保证金融服务业的品质，推动金融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
五、结束语
金融创新工具作为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是实现金融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资本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特性，使得金融衍生产品产生的风险远远高于一般金融工具，加大政府对金融创新工具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容小觑、势在必行。但仅仅依靠政府的监管还远远不够，同时还要建立包括行业自律监管、交易所自我管理在内的三层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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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问题篇10
论文摘要：加强和改进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是关系我国金融经济稳定与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关系经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经济能否持续增长、顺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实施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来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地发展。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具体目标是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利益。
（一）实施金融监管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金融业是以货币信用、证券及保险业务等为主要经营内容的特殊行业，与国民经济整个运行息息相关。一旦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或发生金融危机，就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良影响。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货币化和经济关系的信用化，以货币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具有极其广泛深刻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功能，金融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和社会经济的调节器，它具有影响社会全局利益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特殊的公共性和全局性。因此，只有加强对社会金融业的监督与管理，才能引导和促进金融业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影响作用，推动国民经济的良循环。
（二）实施金融监管是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如果失去调节、监督、控制，会偏离正确方向，形成破坏性竞争或垄断，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避免过度竞争，有必要对金融业实行监督和管理，督促金融机构向着适度竞争、规范竞争的方向发展。
（三）实施金融监管是正确贯彻国家货币政策、认真执行金融法规制度的需要
无论是在贯彻落实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方面，还是在实施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的过程中，随着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难度的不断加大，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很难只依靠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协调，大量的金融关系以及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很难只依靠司法机关来调整和评判，还必须辅之以金融监督管理，使金融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活动等符合国家货币金融政策意图和金融法规制度的要求。
二、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内控机制滞后，首先是各级管理层重国家计划，轻自身管理，重速度和规模，轻质量和效益，在资金管理方面，表现为资金审批程序不健全，对资金使用的监控不严；贷款审查不严格，手续不全，没有真正做到贷前调查、贷后检查，使得信贷风险加剧。其次是人事控制机制不完善，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规模庞大，层次结构不合理，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且完善的员工业绩考评和激励竞争机制。然后是上下级缺乏有效的约束，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总行承担，分支机构的违规或不审慎行为都可给整个系统酿成大祸。再次是职能监督岗权威性缺失，职能监督部门实行“既向本级行行长负责，又对上级行政职能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致使其监督工作实际上陷入一种无序和无效的状态；内审监督机构不健全，有些商业银行没有单独设立内审机构。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是非自由的市场，它除了市场本身特有的因素外，还受政治体制、传统观念、偶发事件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走向规范化的初级阶段，发育程度低，而且不规范。在证券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其次是定价机制扭曲；再次是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最后是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在保险市场表现在：市场发展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事制度影响较大；内部管理不严、竞争力不强，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经营理念上重保费规模、轻经营效益；重保单数量、轻保单质量，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在经营环节上，重承保、轻理赔，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业的信用。
（二）金融监管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时间较短，在金融监管的方法手段、技术条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金融监管内容过于狭窄，我国目前的监管内容主要是市场准入监管中还存在着重审批轻管理、重传统的存贷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重国有银行轻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问题，不能实现完全有效地监管。其金融监管仍偏重于合规性监管，严格的管制极大地遏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涉及不多；监管措施的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违规处罚中缺乏严厉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有效性。其次是金融信息披露滞后，信息披露滞后于监管和外部市场约束的需要，我国金融机构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制观念不够，数据资料编报的随意性较大，信息披露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金融信息披露的范围小，内容比较单一，信息不完备，缺乏专门的金融信息开发和传播中介机构，使得金融信息在低水平上传播和利用。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措施分析
（一）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就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观念、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达到规避风险（包括经营风险、业务风险、非系统性市场风险等）、维持安全的目的。
首先，要提高对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认识，金融机构的各级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内控建设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常抓不懈，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有助于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充分发挥作用。
其次，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应着力于打破现有的银行业垄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推进产权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生发出市场对银行监管的力量，通过实施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
然后，建立风险管理体制，要完善授权授信制度，实行分级授权、分类管理制度，推行以独立尽职调查、民主风险评审、严格决策纪律和问责制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授信决策机制，要健全决策约束机制和责任人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审贷分离为核心的贷款决策风险约束机构，对行长的决策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实行岗位约束，建立贷款决策责任人制度，把风险贷款责任分解到个人；建立风险责任制，董事长、董事、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奖惩直接与银行的经营风险挂钩。建立常规的审计检查制度，履行对银行内部各部门的审计监督，对重大案件和银行行长的审计可以会同银监会组成联合审计组来进行。
最后，完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金融机构应将引入竞争机制作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实行中层干部公开竞聘制度和末位淘汰制度、员工内退制度，通过竞争上岗、岗位交流、末位淘汰，实现员工与岗位、能力与需要的最佳结合。引入有效的激励和处罚机制，在内部控制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要坚持奖惩分明。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鼓励金融创新和加强风险监管。金融监管当局要对金融创新进行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指导以及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适当放开对金融创新业务的限制，除了对一些超出目前监管水平的业务创新进行限制外，应鼓励银行机构进行业务创新和加强风险管理。配合金融机构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当局应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与办法，在日常监管中，将银行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作为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实现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要根据各金融机构不同的现状实施差别监管，监管部门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实行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市场退出；实现工作重心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完善金融监管人员素质体系。
另外，为了规范监管行为，实现金融监管连续稳定，我国必须遵守入世的承诺，参照国际准则，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健全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监管部门政策透明度。政策调整应向金融参与者公示，以保障每个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当局政策变动的知情权；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披露体系；完善金融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充实信息披露内容，根据金融业具体活动的特点，加强会计信息、统计信息和非量化信息的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监管资料信息共享制度，培育信息披露的基础条件。此外，针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监管部门还应对其需要向监管部门报告的内容以及需要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做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1]李嘉宁，关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2004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