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转贴于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2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3
[关键词]：网络民主特征民主政治影响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流载体和社会联系形式。由于人进入网络后成为“电子人”，其社会心理意识和思维行为方式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由“电子人”组成的虚拟“网络社区”必然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点，这就决定了在“网络社区”特殊环境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网络民主”自然也就会表现出特殊性，并以各种形式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呈加强趋势。因此，及时研究、准确把握网络民主的形式、特点及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对于引导和把握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及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民主”特征分析
“网络民主”是伴随网络政治(Virtualpolitics)概念而生的，后者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markSlouka)提出，可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即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这一工具而实现的“电子民主”、“数字民主”等新渠道、新形式。也就是说，“网络民主”可以视为“电子人”以网络为载体和媒介形成“网络社区”，依托“网络社区”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新兴民主形式。由于“网络民主”所凭依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形式所具有的非物质性、非接触性、隐匿性、分散性，导致作为“网络民主”主体的“电子人”在主体意识和行为样式等多方面发生转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网络民主”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
（一）“虚拟化”：“网络民主”的形式特征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总有相对固定的“公共空间”作为社会活动和相互交流的领域和场所。而在“网络社区”的社会关系中则缺乏那种曾是民主化政治的母体的交互式实践的基本层次：如集会、办公室、报告厅、公共广场等诸如此类的场所和形式。“网络社区”联系媒介是“电子网络”，没有具体有形的活动空间或场所。互动方式是以媒介为载体的电子传播方式，不仅把公民们彼此分开了，而且还取代了老式的政治场所。“电子人”之间“没有出现面对面的互动交流，而只有屏幕上的电子符号的闪烁”，(1)将“电子人”联结成为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网络空间上像过眼云烟一样记载的是一种无形的政治。“网络社区”的“电子人群”也是处于分散、隐匿、不固定状态。这种“网络空间”所形成的“网络民主”只能是“虚拟的”。它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人与人、人与物质以及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关系模式，界定或概括借助因特网的技术作用所形成的“网络民主”最显著的特征只能是“虚拟化”，只有这样，才能“让参与建立一个电子世界的各种关系全部到位”。
（二）去权威化：网络社区的秩序特征
从结构上看，因特网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传播系统，就像电话网或广播系统一样，每一个接通因特网的人，都可以上网并发出自己的讯息。也就是说，可能会把一条讯息同时发给很多个接收者，是被非中心化的。从实质上看，在这种公共空间观念中，活动主体的扩大化、多样化冲破了传统主体由社会职务地位、职业等阶层形成的社会秩序结构，形成了“电子人”之间话语权上的相对平等，也就是说，“网络社区”基础上的“网络民主”排除了传统意义的社会中心结构，形成的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结构、非中心结构，还表现出话语的多元化和异位化。因特网的“魔力”还在于它使言论、出版、电影、广播和电视这些文化生产机构的地位彻底地非中心化了。
（三）非正式化：“网络民主”的组织特征
传统民主形式总要依循一定的正式组织结构或社会群体才能实现，如以工厂、机关为单位建立起来机构群体，或以某种政治属性为依据建立的社会组织，如工会、青联、妇联，还可以职业划分成立各种协会社团。这些社会正式群体依照组织属性形成一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序列。而“网络社区”则没有这种组织结构特征，“网络社区”成员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的，从身份、职业和阶层来看也不以现实生活的信息模式作为记载、识别或标明表征，不存在某种标准、标志或共同特征，只要具有把电脑与网络连接起来这一前提条件，就可以随意进入网络社区，自由地进行定向不定向的交流。进入网络的时间没有规律也不固定，网络社区主体群体处于流动状态，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分散化、不稳定性特征。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本身没有传统社区所具有的那种可以依循的组织建制或地理区域标志，所以，作为网络社区参与者的这些电子人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没有任何必然的一致倾向(2)。电子人的自我发言也具有较多的自发性和较少的监督性，主体意识方面也不具备确定性特征。在这里，几乎没有等级制度或组织机构及其影响。
（四）交互性：“网络民主”的属性特征
“网络民主”与社会现实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现象的形成又是由“网络民主”的主体状况决定的，因为作为“网络民主”主体，“电子人”的身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主体，是真正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现实的人，以其本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从事社会活动，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意志。这样，参与“网络民主”的“电子人”对社会问题的观点、主张也就非常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反映他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意识。“电子人”其属性特征是以其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为基础的，始终摆脱不了社会关系对其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民主”中的“电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计算机终端，似乎是“无形地”存在着，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公告板、聊天室、论坛、BBS等多种场所进行交流，其身份、性别、职业等无法证实和认知，甚至是虚拟编造的。屏蔽了真实身份的交流者脱离了社会身份意识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他们可能更自由地、更自主、更真实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张，特别是囿于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不敢或不便发表的观点，传播网上得到的理论、观点也大胆、直接甚至不负责任，这些信息、观点、理论的传播和交流又必然对其观点、主张的产生、变化发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作用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也许更让人信服，效力更经常持久些。“网络民主”主要依靠这种相互渗透、交互作用的模式发生影响。二、“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广泛推进，网络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程度迅速提高，如果就此断言，人类已进入网络化社会尚嫌武断的话，而对于随网络发展所而出现的“网络民主”，以及其对各国民主政治发展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则无论是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从主体、内容及形式三个层面来看，目前的网络民主还只是一种不健全的有限民主，其作用尚未充分显示。但是伴随着“网络政治”的演进和电子政府的全面推进，“网络民主”在未来会朝着厚实的方向发展，其作用的性质和范围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势必对民主政治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实质性影响。从影响效应来看，既有积极、正面方面的，也消极、负面方面的。总体上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实的有限性与发展空间的广阔性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网络民主”尚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萌芽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程度的有限性，表现为有限民主。从主体来看，尽管进入网络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从形式上看，“网络民主”依附于现实民主，间接地隐藏在现实之后；从内容和作用程度上也决定于、取决于现实民主的发展状况。在严格意义上说，“网络民主”还不能说是一种完全或独立意义的民主形式。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形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占主导地位。由不健全的“网络政治”带来的“网络民主”无论是表现形式、活动范围还是民主内容及其实现程度都表现出有限性。
但是，社会的信息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程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发展，伴随着“网络政治”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形式、范围、程度将越来越扩大。尽管由于“网络社区”的发育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它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非独立性，但是，由于网络强大的技术能力和网络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网络社区”信息交流、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等方面可以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其未来发展具有很广阔的潜在空间，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作用方式的无形和作用效果愈益显著
“网络民主”的非正式性、渗透性特征决定了“网络民主”作用形式的隐形化。由于“电子人”没有形成正式组织群体，也没有形成利益集团，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沿着正式的组织体制参与政治过程，它只能是通过传播有关信息、政治意见、政治观点产生联系互动、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社会舆论形成、充当舆论监督中介等，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参与中的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从而影响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与状况，但其作用是间接的、无形的、渗透的、有限的。
但是，随着电子政府建设和电子政务的迅速推进并成为政府未来发展和建设的趋势和方向，在深入推进到政府服务职能的改变和政府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如选举、政府人员组成、行政决策等重大方面，就逐步建立起政府部门与公众的信息反馈和互动机制。伴随这样一个进程，“网络民主”不仅将对现实民主政治发挥重大影响作用，而且极有可能会朝着现实民主形式方向开始实质性突破。
（三）作用效应上鲜明的“双刃性”
“网络民主”可以充分实现人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直接性、真实性、平等性。这些特性主要表现在沟通、对话的双向性，公民之间、公民与领导沟通交流的平等性、畅通性；通过网上论坛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真实性和自由度；对行政决策或行政过程造成影响和压力和对行政制度体制产生冲击。特别是各级决策者与社会公众有可能建立许多新的多向度的联系渠道，减少信息衰减。迅速、直接、真实地掌握、了解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真实情况，大大增强行政过程的透明性、互动性，从而增加行政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扩大了社会公众参与体制内民主的范围和形式。
但是，“网络民主”也有其相对性甚至是破坏性、欺骗性的一面。由于拥有信息的不均衡性，进入“网络社区”的“电子人群”受生活环境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他们对历史和国情的了解，对文化传统的抗拒，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与“圈外的”大多数人未必相符，可能会进一步疏远(3)。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在提供一些真实、有效信息的同时，还会掺杂有许多无效、虚假甚至恶意信息，信息失真可能会误导公众，公众为失真的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来自于信息形成者、传播者所带有的主观色彩，浸染着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特征无不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而且无论是一般公众还是政府都存在恶意误导的可能性，“网络民主”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性、欺骗性。
另外，“网络社区”中经常蔓延的“情绪式民主”又使“网络民主”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失真、过滥的信息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所制造的肤浅的、虚假的民主，可能让决策者在人声鼎沸的公众情绪面前无法保持理性，极大地影响社会公平和公正以及行政决策的效率。“即时的和过度的民意测验可能导致政府官员的决策仅仅根据可能对老百姓造成的影响进行”(4)，国家决策一旦为大众情绪左右，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而损坏国家的整体利益。“刘涌案”、“沈阳宝马案”一方面表现了公众参与对司法过程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说明了“情绪式民主”对司法程序公正的干扰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
（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不一致性
以互联网为平台发展起来的“网络民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能够导致公众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从形式上这种民主或许是最公正、最文明的民主形式。但从实质上看却未必是这样的。“所谓的直接民主，并不是人民做主，而充其量只是少数人做主，直接民主假定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须由民众做主，这是一个假命题。事实是，不是一切都可以由民众做主，也没有必要都由民众做主。(5)”换言之,只有数量缺乏质量的广泛参与并不一定会是件好事，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和巴黎公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直接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即使在它不可多得的实验场中，也被证明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实验场就是城邦。”（6）“以言论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7）事实证明，这种民主参与的人越多，参与的效力也就愈具破坏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21世纪网络在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会被美好的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各国的政治现代化程度不同，在发展中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转三、“网络民主”建设进程中的对策思考
客观地说，“网络民主”较传统民主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具有有限性、破坏性。从未来发展看，“网络民主”要成为一种有效、有序、有形的民主形式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如何引导“网络民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积极推行“电子政府”建设，主导“网络民主”发展方向与进程
从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来看，随着网络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网络民主”所标志的直接民主形式作用的范围必然会持续扩大，作用程度也会愈益提高，这符合民主发展的方向。而从“网络民主”的特性来看，其作用的性质和方向呈现一定程度的非正向性，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民主”建设的引导，通过“电子政府”建设去整合、主导“网络民主”发展。首先，要加快“电子政府”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为建立政府与公众制度化互动机制提供前提。正视并满足公众参与民主和行政过程的愿望和需求，为政务公开和依法执政创造条件。其次，实行政务公开，建立制度化信息交流机制，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依法执政。将公民参与纳入决策全过程，从决策目的、决策目标的设定、决策方案的选择到决策的执行过程、结果状况等都要广泛吸收公众参与，反映公众愿望和要求。同时为公众实现民主决策和当家作主提供途径。还可以主导舆论导向，有效消除公众非理性民主、情绪式民主带来的消极后果。
（二）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主流网络媒体培植，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在信息和传播中的地位愈发不可替代，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增强，而且由于网络边界的无限性、模糊性，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参杂在一起，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当然也包括一些敌意的、不健康的信息和宣传，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这样一个趋势和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应急对策，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培养自己的主流媒体，改善宣传方式和手段，扩大宣传范围和影响，来主导“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为经济建设就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三）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保证网络健康发展
由于“网络社区”的无边界性、渗透性、隐匿性、失控性，“电子人”屏蔽了其社会身份后其网络意识和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法律规制力和道德约束力大大弱化，网络信息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控制。因此一些恶意信息、虚假信息、垃圾信息在网络中肆意泛滥，网络上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屡屡发生，各种掩盖事实真相，丑化、诽谤、攻击政府的谣言也大行其道，必然损害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网络进行适度规制。在形式、内容、观点等方面设置栅栏进行管制，管制发表言论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内容主题、发表言论的内容观点。以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和“网络民主”的健康运行。
（四）加快网络道德建设和网络立法进程，建立网络法治秩序
言论自由是自由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主的基本前提。而民主和自由都存在着来自于自身的悖论，民主和自由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以对自由和民主的某种限定为条件，因而民主和自由不可能无限发展，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将这样一种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理念内化为网络道德的基本要求，增强“网络社区”的道德约束和“电子人”的个人约束，强化网络行为的责任意识，以防止和抑制“网络民主”的负面甚至破坏性效应。
同时，加快网络立法，构建互联网法治体系。网络空间是一个与物理空间不相同的新空间，原有的法律规则在网络空间完全不适用，在原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针对网络空间的特点完善法律体系，十分必要。近年来我国制定的《统计法》、《档案法》、《测绘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在各自领域内对信息活动的局部问题作出了法律回应，新《刑法》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加入了制裁计算机犯罪的条款，新的《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电子合同和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信息立法也取得了可喜进展，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为我国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总体来说，我国目前并没有规制互联网的统一法律。因此必须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构建互联网法治机制，保障互联网安全，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促进交易以及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效打击计算机犯罪，公正救济在互联网上遭受侵害的权利，保证“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为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创造条件和途径。转贴注释：
〔1〕参见n·凯瑟琳·海利斯：《虚拟的团体与闪烁的能指》，1993年秋季号，69～91页。
〔2〕《虚拟的世界：文化和想象力》，见史蒂夫·琼斯编：《网络社会》，164～183页，纽约，萨格出版社，1994年。
〔3〕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J］，政治学,2000，（2）：54。
〔4〕〔德〕迈克尔·德图佐斯：《未来的社会》（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260页。
〔5〕刘军宁：《共和·民主·》［m］，上海三联书店，1998．208。
〔6〕〔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东方出版社，1998．315。
〔7〕〔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三联书店，1998．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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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民主［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8期。
〔3〕刘昌雄：《网络化社会中的行政决策主体：大众化？官僚化？》〔J〕，《公共行政》2001年第2期。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4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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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8.
〔8〕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5
关键词:中原崛起;政府职能;依据;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202-03
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原崛起的提法很多,较为权威的是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官方说法。2006年10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讲话中说,“实现中原崛起,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工业化,人均生产总值等主要发展指标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建成惠及全省人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成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河南。”[1]
加快中原崛起,既是近一亿中原儿女的神圣使命,又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政府若想在中原崛起中有所作为,必须转变职能。
(一)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一定历史时期的政府职能,必须与该地区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文化特征相一致。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历史悠久,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高度不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原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核心地区。但自金人南下,宋政权南迁,闪耀在中原地区上空的数千年的光环逐渐暗淡。第二,古代文化灿烂,但近现代逐渐衰落。中原地区古代文化是河南人永远的自豪。宋代以后,中原文化逐渐失去昔日的风采。第三,中原文化“正统性”有余,现代性不足。“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中原地区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带有官方文化的特点,具有正统性。”[2]
2.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对中原人民和政府之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第一,自豪感与自卑感共存。巨大的发展落差对中原地区人民和政府的心理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他们会沉溺于古代中原灿烂文化带来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因为近现代衰落导致心理的失落和自卑。第二,正统保守与叛逆共存。中原地区人民长期深受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文化思想濡染和熏陶,思想观念谨守传统,恪守等级次序。古代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积累起来的心理优势,在近代乃至现代几百年贫穷落后中被击得粉碎之后,民众心理上就会出现较大的失落感!
3.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首先,政府需正视历史,带领中原人民走出传统文化断裂带来的心理魔咒。其次,政府率先垂范,克服传统文化在行为上的消极影响。第三,政府应当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二)中原地区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河南省各地市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河南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2008年,全省生产总值1820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左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09.1亿元、支出2283.9亿元,分别增长17.1%和22.2%;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5255.4亿元,增长21.3%。贷款余额10368.1亿元,增长15.8%;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14.5%和10%;粮食总产量1074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突破1000亿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400亿元,增长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50亿元,增长23%;出口总额107亿美元,增长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00元,实际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4430元,实际增长6.5%[3]。
尽管我省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内成绩喜人,但这并不能掩盖我省经济发展的缺陷与不足。“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人均发展水平低的基本省情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农“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域、城乡发展差别大。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产业层次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足、经济开放度低、高层次人才匮乏等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变。”[1]
2.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政府角色定位的双重影响。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可以充分调节资源配置,应当充分利用市场的这种调节机制,政府无须干预;另一种认为,市场具有局限性,政府干预具有计划性和宏观性,应当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实际上,没有万能的市场,也没有万能的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是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依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在不同时期采取偏重于一端的措施。
当前的河南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的初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需要政府推进并完善市场体制尤其是法制保障,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加强基础设施,需要政府加强内引外联。
(三)中原地区政治、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政治与社会发展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历届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河南省各地市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河南的政治发展不断进步。各级政府民主意识增强,决策更加透明,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意识增强,政府行为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过程的意识逐渐提高,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水平和参与效果不断提高。人民对政府监督渠道更广,监督效果更为有效。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县)程度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均取得较好发展。
中原崛起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和动力的,但是政治和社会发展既是中原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崛起的崛起重要目标和动力。因此,推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是政府定位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
2.中原地区政治、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与社会两元结构,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传统方法之一。政府起源于社会,社会离不开政府。两者恶性互动会摧毁整个社会,而两者的良性互动则会极大推定社会发展。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上属于强政府―弱社会结构,因此,若想达到两者的良性互动,必须增强社会的力量。在这方面,政府也可以大有作为。其一,政府可以举力发展文化、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增强个体以致整个社会的素质和力量;其次,政府在政治管理活动和制度建设方面,为社会个体和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激发社会力量的壮大。
中原崛起需要充分发挥一亿中原儿女力量,必须加强社会建设,把一亿中原儿女的聪明才智激发出来。
1.根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当前我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进步巨大但是问题尚多,前景光明但是道路曲折,尤其是我省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时期,各项事业处于攻坚阶段,处理得好,会极大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处理不好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因此,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把中原崛起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正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原崛起关系河南未来,关系全省人民根本利益。在新的征途上,我们只有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原崛起,才能抓住难得历史机遇,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加快中原崛起,这是中央的要求,时代的呼唤,发展的必然,是9700万中原儿女的殷切期盼。”[1]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号召河南各级党政部门和全社会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2.上下级关系定位: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传统上,中国是强中央―弱地方的上下等级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分配结构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壮大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又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原崛起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坚决贯彻中央大政方针以及中央对河南的各项政策方针,同时,又必须依据河南自身历史文化特点与社会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本地区的积极主动性。
3.政府心理:自信但不自大,自谦但不自卑。古代中原地区,光彩照人。宋代以后,急转直下。当代河南,在不少国人眼中,是“古、土、苦”的乡巴佬。面对如此大的反差,河南各级政府必须积极并正确面对。
首先,政府要树立信心。政府是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政府理念是国家、民族和地区理念的集中体现和反映。中原崛起中,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其中首要的是自信、自强。相信,各领数百年!中原地区当前发展的落后局面,只是历史长河中之一个阶段,我们曾经创造过辉煌,我们的未来也一定会更加辉煌!政府不仅自身树立这样的观念,还要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是我们的民众树立自信、自强、自理的信念,为中原崛起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某些政府官员乃至群众中的自大观念。中原地区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让不少官员和群众陷入历史而不能自拔,我们祖上曾经……这种沉溺于历史和过去的心理固然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现实的写照,但其在现实中是极其有害的。无视现实的人,也必将被现实所抛弃!
因此,中原崛起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时,必须解放思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感触颇深。2005年7月,在回答大公报记者所问“中部崛起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他提到四个因素,其中两个是思想方面的。徐光春指出:中部崛起最大的障碍,第一,是思想不够解放,相对保守;第二,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中部地区比西部富裕,比西部地区要舒服一点。过去太穷,现在能够吃饱穿暖就很知足。在中部崛起中,河南该如何行动,徐光春回应道,中部崛起突破口是解放思想。只有旧的破除了,新的才能立起来[4]。
4.政府职责范围:从“无所不为”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是中国政治社会形态的最大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社会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不的违抗政府的命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最精确的写照。
由于受冷战等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建国之后照搬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是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政治经济高度集中。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政府在职能方面的特征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对经济社会干预达到了细枝末节。这种“全能王”型政府在一定时期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政府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
现代政府必须“有所为”。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早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时代已经显现出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再次得到体现。二战结束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但已成为世界潮流。政府可以弥补市场之缺陷和不足。政府的有所为,也正是在这个领域。在宏观调控上、在法制法规的制定与维护、在市场不愿介入的领域、在国计民生与安全稳定的重大领域,必须有所作为。
政府的“有所为”不同于传统政府的“无所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就是在市场可以完全发挥主导作用而不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主要是具体的经济环节,投资、生产、贸易、金融等可以由个体和社会在市场框架下完成经济活动。
当前的河南正处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时期,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时期。既需要政府继续支持培育市场机制,减少多余的干预,又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建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应当坚持的原则。
5.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变:从“导演兼主角”到“监制兼配角”。传统政府干预不仅宽,而且深。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甚至从中央直接到基层,经济与社会事务被简化为三段或者两段格式,各级政府对经济与社会事务一抓到底,一锤定音。这种模式下,政府不仅是导演,而且是主角,完全控制着经济与社会事务,个体与社会成为附庸,没有自决权,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主体意识不能显现,积极性不能发挥。
现代社会应当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社会的积极性必须得到发挥的社会。社会力量的发挥,不仅可以产生巨大的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能弥补政府作用之缺陷和不足。因此,在不影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社会,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力量增长,激发社会活力,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政府则成为监制人,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配角,协助主角完成表演。
6.政府管理方式转变:从管制到服务。传统政府在履行各种职能时,管制特征显著。这种行为在特定时期对于资源的统一集中和分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高高在上,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深入基层,决策依靠长官意志,执行借助国家机器,行政作风专断而强硬,最终使政府封闭于群众、自绝于社会。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6
关键词：社会治理;精细化;重庆;实践
一、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概念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强调要构建“社会管理的新格局”，2012年十提出要确立“社会管理的新体制”，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并明确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管理色彩很浓，呈长期高压的维稳态势，但这种思维和做法无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无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矛盾挤压，增强了社会的风险，这种风险集中表现在曾经一度攀升的数量。这种态势也要求必然要进行改革，借鉴国际的经验，社会治理呼之欲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变革。
（二）社会治理的概念
1.社会治理的涵义。从词源来看，英语的“治理”一词有操控的意思。治理一词开始广泛传播于1989年世界银行提出非洲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治理危机”后。美国学者罗西瑙认为治理是一种在共同目标和规则支持下的行为，但主体可能不是政府。库依曼和范・弗利埃特则强调治理中多种行为主体的互动。比较权威的治理涵义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的界定，它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调和冲突和利益的联系行为。同时，报告认为治理有以下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和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在国内，毛寿龙的研究强调治理与统治和管理的区别，他认为治理介于统治和管理之间。俞可平认为治理是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并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主导，调动社会组织等诸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其目的是“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2.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区别。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在治理主体、治理目标和治理方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主体来看，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且以政府为权力中心，缺乏灵活性和互动性。社会治理的主体较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从目标来看，社会管理是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社会治理突出不同利益主体的有效互动，实现多种价值和利益追求。从方法来看，在社会管理常用到政府的权威，而社会治理等多的是突出有序的协商。
（三）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涵义和特征
1.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涵义。“精细化”最早来自于由日本的企业管理理念，后广泛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逐步深入到社会治理领域。目前，对于社会治理精细化没有统一的概念，刘军汉认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在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引入精细化理念与原则，利用专业的治理方式、标准化的手段、更科学的监测评估方法、更低的成本，实现更优质、更关注细节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
2.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特征。除了主体多元、成本精算和效果精益求精外，社会治理精细化有以下特征：从资源集中程度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打破部门的条块分割，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集约化配置、系统化整合。从治理流程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重视优化治理过程，强调各环节顺利有效运行。从方式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出现了更多的专业化队伍及专业化技术手段。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重庆探索与实践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2015年提出的，但此前很多地方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重庆渝北和云阳在社会治理精细化方面进行了积极地探索。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7
一、基本情况
近半年来，市地方税务局充分利用“综合治税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按户监控，控管源头。通过下发“涉税信息督办单”形式，要求全市各区县（市）单位认真分析落实比对信息，组织税收管理员认真清理核实，对未办理登记和纳税的纳税人要责令改正，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2012年，通过平台共采集信息5572787条，通过筛选比对，涉税信息近40余万条，获取有价值的信息8万余条，其中大部分是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采集到的建设项目、房地产等信息，经过核实检查，共补办税务登记231户，征收税款2.1亿元。
二、主要工作内容
综合治税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市地方税务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主要做了以下方面工作：
一是统一领导，组织保障。成立市地方税务局社会综合治税工作小组，制定《市地方税务局社会综合治税工作试行办法》，规定了工作小组办公室、各职能单位的主要职责，明确了考核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局征管处，并要求全区县（市）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建立有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参加、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综合治税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社会综合治税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是结合实际，拟定涉税信息处理细则。根据我局实际工作，并结合“省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操作系统”特点，拟定《市地方税务局涉税信息业务处理工作规程》，明确涉税信息在市局相关处室与区（县）级局业务部门之间采集、登记、分发、处理、反馈的方式及时限，并要求各区（县）两级业务部门均明确一名信息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涉税信息平台涉税信息的梳理、比对及利用工作。
三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综合治税信息服务平台”的运用水平。3月，召开全市中层干部专题会议，全文传达和学习社会综合治税文件精神，将市政府提出的工作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与市局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及办法。7月，为使全市地税系统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运用好该平台，特邀请“市社会综合治税工作小组办公室”相关领导为市局领导、机关各处（室）中心主要负责人、各区、市、县分管征管业务的局领导现场演示，讲解了“市社会综合治税信息服务平台”的各种特征、功能，并现场进行互动交流，听取了参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从中发现、梳理出大量前期工作中遗漏、未加以整合利用的涉税信息，为“市社会综合治税信息服务平台”顺利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积极配合有关建设部门，完成了综合治税平台的建设工作。加强与工信委、发改委、财政、国税和项目监理部门和成员单位的紧密配合，抽调专人参加平台的建设工作及全市10余次协调会议，研究平台建设中的问题，切实解决了平台运行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8
刚才，各街道、乡还有开发区对各自自从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各阶段的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交流。待会儿，程区长还将对清查处理阶段的主要任务以及应把握的几个原则提出具体要求和指示。现在呢，我就全区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的工作情况向各位做一个汇报。
一、专项治理行动前一阶段工作
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区、乡两级人口、监察部门很抓落实，精心筹划，严密部署，措施有力，专项治理行动初见成效。
（一）领导重视、组织健全。这次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统一行动，为确保专项治理行动取得明显成效，3月21日区召开了违法生育专项治理动员大会后，各街道、乡、开发区高度重视，均成立了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违法生育专项治理领导小组，都召开了不同规模的违法生育专项治理工作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保证了各部门、各单位在专项治理行动中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统一，为最终实现“通过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整顿生育秩序，营造舆论声势，遏制违法生育势头，警示违法生育人员，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目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陈桥乡政府在区动员会的第二天就召开了专题大会，部署工作。还有秦灶街道办事处将动员参会人员扩大至辖区内各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生产组长、信息员，村（居）书记、主任，把责任分解到各村主任、组长头上，奖惩逗硬，充分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
（二）宣传到位、氛围浓烈。整个宣传阶段，全区上下利用广播、报刊、会议、黑板报、标语等形式的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违法生育专项治理的舆论氛围，基本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效果。一是在政府网站首页上设置了《违法生育专项治理》的专题，全面报道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的进程。二是通过基层计生干部、信息员向广大群众发送《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致全区村(居)民的公开信》。秦灶街道送信到田头、开发区在53路公交车上张贴《公开信》、唐闸镇街道利用机关电子屏幕流动播放宣传标语等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普遍赞同。三是编印了《专项治理简报》二期，向全区各界及时通报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的工作进展情况，交流各基层的做法和经验。在宣传动员阶段（也就是整个4月份），全区共发送《公开信》6000多封，户外标语57幅，电台专题政策宣传广播12次、专题访谈2次，报刊、网站专题报道15次。强势的舆论氛围，澄清了一些干部群众对计划生育的模糊认识，让绝大多数公民明白计划生育不是放松了，而是抓得更严、更紧了。
（三）计划周密，稳步推进。为确保本次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严谨而有序地推进，达到“处罚一个，震动一方，带动一片”的效果，区人口计生委及各街道、乡、开发区根据方案要求纷纷制定了详实而周密的专项治理推进表，做到时间落实到每个工作日，任务部署到每个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专项治理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拟定了宣传计划，建立了举报制度，并将专项治理行动列入了年度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幸福乡根据该乡大部分家庭是农户的特点，村计生干部、信息员逐户上门拉网式排查，做到了底子清、情况明，数据相对准确。
（四）排查摸底，初见成效。到目前为止，*年10月至*年底期间的党员、干部、各类企业主及社会公众人物中未发生违法生育情况。*年以来的违法生育对象87例，这其中计外一孩20例，非婚生育60例，符合政策未及时领证的7例；已征收19例，有待核实征收的68例。
当然，在我们督查和与计生助理沟通时也感到在排查摸底阶段材料上报的完整性上还存在一些顾虑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同志清理上报数据时仍存在等待观望思想，害怕将违法生育情况如实上报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也怕后面的征收工作难开展到位，想等别的街道（乡）上报好后再有选择的进行上报。二是有些同志主观上也想认真清理，因为所在单位中心工作比较多，人员配备和工作精力跟不上，疲于应付。导致清理不彻底，上报不及时，数据不够准确。因此，为了能确保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的有效、圆满，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进行一些补救和完善。
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按进度表的时序安排，我们的工作应在前期的排查摸底的基础上进入了清查处理阶段。也就是说要对已查清的违法生育对象进行核对、清理、征收社会扶养费。
对这一阶段的工作要求：
一是加大征收力度。严格按照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违法生育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区政府将在6月份的《专项治理简报》上通报各街道、乡、开发区社会抚养费征收材料的上报进度和追缴力度，加快对违法生育对象的处理。对拒不缴纳的，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效解决征收不及时和征收不到位的问题，维护现行生育政策的严肃性。
二是加大督查力度。按照专项治理序时进度表，区人口计生委将联合区监察局等部门在6月份联合进行督查。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反应迟缓、数据不实、工作不力的单位，要向领导小组专题报告，并限期整改到位。
三是加大协助力度。充分发挥区违法生育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的作用，协助基层解决难点问题，真正做到党纪政纪处分、征收社会抚养费、落实节育措施三到位，使清理工作起到真正的效果。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9
今天这次会议，是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主要是通过这次强制执行大会，进一步动员和推动全区上下，严肃查处违法生育行为，遏制违法生育蔓延势头；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全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刚才，区政府副区长同志通报了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区法院的负责同志宣读了拘留决定，有关单位的介绍了经验，这充分体现了区委、区政府依法治理违法生育的信心和决心。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转变观念，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出现了征收标准低，征收不到位，法院强制执行难等问题，弱化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对公民生育的限制和调节作用，导致广大群众普遍错误地认为现在计划生育宽松了，无人管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外生育增多，影响了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从我区目前人口形势看，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非常严峻，下一步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严格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对打击违法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抚养费征收难问题是当前计生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外生育对象规避不缴。首先，是部分违法生育家庭确实贫穷，也就是所谓的罚不怕，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外，确实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其次，在进入依法强制执法程序过程中，政策外生育对象实施了财产转移，造成了无法执行的现实。再是，政策外生育户攀比观望，一户征收不上来，其他政策外生育户也以此为借口，拒绝缴纳。二是人口计生部门征收软弱乏力。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作为一个执法部门，虽然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责任，但是却没有强制执行权，独立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手段就既单一又乏力。三是综合征收机制不完善。基层计划生育执法力量薄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综合机制。另一方面群众缺乏对计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对计生人员的调查取证等工作不予配合，出现了征收工作调查难，取证难，执行难的现象。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按市政府主要领导强调的，要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搞好社会抚育费征收。依法打击违法生育，着力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怎么样去眼袋眼霜哪种好BB霜排名
二、强化措施，建立机制，遏制违法生育上升势头
要进一步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有效遏制违法生育行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是整个工作的中心环节，务必要抓实抓好。
一要严肃查处违法生育行为。要广泛开展对违法生育行为的有奖举报，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让违法生育者无藏身之处。在开展好计划生育重点管理乡镇专项治理活动的同时，广造社会舆论，上形成高压态势，让违法生育当事人在政治上感到压力、经济上受到严惩，精神上受到震慑。对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重点户、钉子户，特别是那些在一个村、一个片上特别有影响的人物、逃避处罚又制造反面舆论的人物，坚决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违法生育形成强力震慑，坚决遏制违法生育上升势头。
二要从源头上杜绝违法生育行为发生。健康查体和节育措施落实是遏制违法生育的第一道防线，也是遏制违法生育的源头。健康查体一定要把好扫尾关，要集中人力物力，摸清育龄妇女去向，跟踪查体到位，做到一个不漏查。要继续加大长效节育措施落实力度，杜绝意外妊娠，管控好违法生育源头。对发现的政策外怀孕行为，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对违法生育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违法生育隐患。
三要加大薄弱村居整治力度。对管理失控、生育秩序混乱、违法生育严重的村居，要抽调精干人员，成立专项工作组迅速进村整治，彻底清理清查，严肃查处违法生育行为，切实扭转混乱被动局面。
各乡镇、街道要互相学习经验、借鉴做法，并结合自身实际，着力在宣传教育、生育管理、违法生育整治、社会抚养费征收、投入保障、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为下一步人口计生工作健康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协调配合，综合施策，加大人口计生工作力度
第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做好人口计生工作，关键是要落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领导体制，定期研究当前征收工作中的难点和瓶颈问题，把征收任务进行细化、量化，各相关部门都要明确任务分工，实行征收包干责任制。各级都要把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列入计生工作重大事项督查范围，重点督查，及时通报；同时，区人口计生局要把社会抚养费执行到位率作为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加大考核比重。
第二，大力宣传，营造氛围。要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的优势，强化好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各乡镇街道要发挥好计生宣传车、宣传标语等方便快捷的特点，面向广大群众宣传《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知识，使群众明白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性质是一种国家行为，目的在于运用经济制约手段和措施，达到规范生育行为；澄清一些群众只要交钱就可以生孩子的错误认识。同时，加大反面典型的宣传报道力度，对有能力拒不缴纳者，发现一例，曝光一例，处理一例，就案讲法，教育一片。
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篇10
关键词：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12-03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府际合作治理
从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界定大多以府际关系为焦点。何精华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构建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营利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战略伙伴关系，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1]。汪伪全基于谢庆奎教授提出的“四重关系”[2]的府际关系理论，认为府际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包括政治、经济、甚至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诉求，它也是府际合作治理的基础[3]。王蕾指出地方利益在不同领域具有差异性，但它们都可以划分为一致性利益和差异性利益两种，而府际合作治理是对政府间的一致性利益构建合作双赢机制的治理方式，而对地方差异性利益则应构建良性竞争机制[4]。一些学者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府际关系和现代治理两个理念交融发展的产物，因此，他们从府际关系和治理这两个概念解读来界定府际合作治理。还有学者从博弈论视角界定府际合作治理，认为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的治理。例如刘祖云提出了政府间关系的“十字型博弈”框架，她认为政府间关系不仅仅是纵向的上下级政府间关系，也不仅仅是横向的同级政府间关系，而是一个十字型的关系模式，府际合作治理是在这种政府间博弈关系中实现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的治理[5]。何精华、张明军等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特点进行概括，何精华认为府际合作治理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跨越区域的外部效益、政治性特点，府际合作治理的属性可以概括为府际合作治理的权力主体趋于多元化、府际合作治理是作为工具的治理、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制度设计、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府际合作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合作与协调是府际治理的主要管理方式[1]。有西方学者将府际合作治理的基本目标概括为：促进政策的传送、发展政策能力、建构社会资本、创制备选的政策工具[6]。
（二）区域公共危机
对于公共危机特征的研究，其不确定性、突发性、公共性、威胁性、无序性、紧迫性、变异性、破坏性、隐蔽性等是研究者们的共识。杨龙、郑春勇对区域性公共危机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区域性公共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是在中观层面从地理范围意义上对公共危机的一种界定。他将区域公共危机的形成分为四种情况并将区域性公共危机的特点概括为具有跨行政区分布、管辖权难以确定、超出应急预案、存在溢出效应和涟漪效应等特点[7]。随着理论界对公共危机认识的深入，更多学者们开始注意公共危机的跨域特征。杨安华将公共危机跨边界传播作为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这是对公共危机认识的一次重大转变[8]。有些学者也将公共危机的这种特性称为“涟漪反应”或“连锁反应”，并指出如无法进行准确的“外科手术般的针对性”消解就必然形成“负外部性”式的危机蔓延[9]，在这一点上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灾害研究中心（drc）的创始人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l.quarantelli）等用“跨系统社会断裂”（trans-systemsocialruptures）来描述这类扩散速度极快、破坏力巨大的危机，旨在强调这类危机跨越不同的社会边界、瓦解不同社会系统结构的特征[10]。荷兰知名危机管理学者阿金·伯恩（arjenboin）将跨边界危机特征描述为形式复杂多样，生命维持系统、功能或基础设施受到严峻威胁以及失效原因或补救方案尚未清晰[11]，从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我们可以发现公共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成为其很重要的一项特征。阿金·伯恩将其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极易跨越地理边界、功能边界和政治边界，传播速度快，破坏潜力巨大；第二，对关键基础设施具有潜在的影响；第三，难以界定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没有明确的（至少不是一个）归零点（groundzero）；第四，现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难以对
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充足的准备；第五，传统危机的应急结构在应对此类危机时具有结构性障碍[12]。
二、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国内外从不同方面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相比之下针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专门性研究还比较少。有的学者基于治理理论，认为要实现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必须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与合作，构建网络治理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张成福、夏志强、周晓丽等。向良云基于共生理论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进行研究，他认为应对区域危机需要纳入区域内众多基本共生单元构建全主体、全风险要素和全过程应对的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同时为之建立和完善基本的共生条件[13]。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多起区域性公共危机，有的学者对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间合作现状进行了研究，杨龙、郑春勇认为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事故灾害救助、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防治这四个领域应当是进行地方合作的主要领域，并列表介绍了这四个领域区域性公共危机处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状况[7]。沈承诚、姚尚建、李继光、彭婷婷、吴敏等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沈承诚特别指出“切割式”的现行行政区行政模式与“脱域”公共危机的逻辑错配使“脱域”公共危机治理处于“低效”或者“失灵”状态。并认为以“网络式”的区域公共管理体制作为平台既整合纵横向政府系统内资源又积聚政府系统外的市场和社会资源，能够实现对“脱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14]。姚尚建认为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15]。李继光、彭婷婷、吴敏等将区域公共危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问题总结为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性、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地方合作机制制度的缺失、现有行政区域划分的障碍。对于公共危机绩效评估研究有少量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绩效评估则非常少。在查阅的文献中，彭婷婷认为将区域内总体发展和合作绩效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16]，杨龙、郑春勇指出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可以从力度、广度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估。他认为合作力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合作主体参与合作的层级、合作文本的约束力大小、合作机制的作用程度。合作广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参与合作的范围和合作持续的时间及合作发生的频率[7]。三、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个案研究
我国今年来发生了不少区域性公共危机，但是对这些区域性公共危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比较少。对于自然灾害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马奔以汶川大地震为个案，分析了我国危机管理中跨域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的改革措施。他认为，我国危机管理要形成跨域治理机制和模式，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危机管理中树立跨域治理观念。第二，成立综合一协调的危机管理部门。第三，加强危机管理中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动。第四，建立跨区域性危机管理合作协调机制。第五，探索整合私营部门与民间力量参与危机管理的方式[17]。对于事故灾难的府际合作治理，我国学者主要对松花江水污染和太湖流域蓝藻事件的府际合作治理进行个案研究。西宝在以松花江水污染作为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基础设施整合和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形成，是跨区域治理的基础[18]。戚建刚、杨小敏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凸显我国环境应急机制弊端进行研究，他认为此次事件中我国的环境应急机制主要弊端是整体缺乏法律依据、部分组成要素的运作缺乏科学性，如预警监测不准确，应急信息通报不及时、不充分甚至存在隐瞒的情况，应急储备不充足，应急评估的失灵以及民间组织的参与不足等。但是他并没有对此次公共危机事件的跨域传播进行研究，忽视了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而提出来的对策也不具有针对性[19]。闰海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他指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这对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具
有一定借鉴[20]。对太湖蓝藻事件的研究很少，杨新春以太湖蓝藻事件为例提出实现跨界环境污染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分析了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原因并指出推进跨界合作的对策，但是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21]。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合作治理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的府际合作治理的系统性研究几乎没有。
四、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理论界针对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的研究很少，已有的研究比较多的涉及区域应急联动机制的构建。刘雅静指出跨区域公共危机应急联动机制的实现要求树立区域共同体意识，建立跨区域中枢指挥组织系统，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的法律制度、跨区域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跨区域信息沟通共享机制、跨区域应急救援预案体系以及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充足的人力、资金、物资等应急资源保障[22]。滕五晓、王清等对国内外区域应急联动模式、我国区域应急联动的管理体制以及我国区域的应急联动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他认为我国应依托现有区域合作资源、构建“沟通、协调、支援”的多层次、网络状区域应急联动模式和“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相互救援”的运行机制[23]。凌学武、杨超等提出了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模型架构[24]。总而言之，我国在区域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机制上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尚不成熟阶段。国外关于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危机信息和沟通视角的研究。加拿大学者guymichaelcorriveau从应急管理中的信息流出发，对应急管理协调联动的决策和信息进行了研究[25]。学者tavidakamolvej以泰国为例分析了信息和沟通在应急管理协调联动中的作用[26]。第二，危机决策视角的研究。美国jf.annelll教授从联邦、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的应急指挥决策系统的角度设计了应急管理的协调联动模型[27]。davidmendonca则建立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模型来支持应急管理协调联动中的群体决策[28]。第三，基于各国实践的个案研究。chayar.jain对美国卡特里娜咫风应急处置中各级政府的防调联动状况开展了调查研究[29]。janethutchinson对加拿大1997年post-redriverbasin洪灾中联邦、省和市级政府的协调联动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30]。
五、简要述评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之间的联系程度越来越密切，公共危机跨域传播的风险性也越来越大，许多学者和政府部门都已经意识到了进行府际合作治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性公共危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跨域府际合作。总体上学者们对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区域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的研究很少，而且还没有对现行府际合作治理进行评价的研究，所以本人认为府际合作治理以及公共危机府际合作治理的评价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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