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1
基于金融监管部门是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这一国情，回顾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必须着眼于行政改革的大背景。
1．全球行政改革潮流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1978年后，中国金融业进入了现展轨道。但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1978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并未呈现出“去监管化”的特征，相反，金融监管体系得到了强化。这是因为，中国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认识和接受有一个时间过程，滞后于同一时期的欧美国家行政改革。从理论界的反应来看，直到本世纪初期，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遭到普遍质疑和批评时，国内仍有很多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倡导仿照欧美国家的做法，打造中国式的“企业家政府”。尽管没有系统性移植这一行政模式，但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的理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之中，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流方向之一，如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领域。当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遭遇挫折时，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并非“市场化”的失败，而恰恰说明了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作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监管部门也逐步接受了市场化的理念，分业监管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
2．引导型政府模式下的金融监管改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选择了引导型政府模式，有学者认为，“引导型政府”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形态之一。但因为缺乏理论自觉，引导型政府模式一直处于“不自觉前行”的状态，不过，它所投射出的“影像”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已经清晰可见。在引导型政府模式之下，中国政府为金融业的发展实施了诸多制度移植及制度创新，仅用了20－3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起了多元化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也逐步成熟，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按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市场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集中监管阶段（1978－1992年）、市场分业经营模式下的分业监管阶段（1993－2003年）和市场综合经营萌芽下的分业监管阶段（2003年以来）。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业发展进程，不难发现金融监管烙上的政府行为印记。中央政府作为金融产业的最高监管者，对金融监管的体制、模式、机构、规则进行总体规划，有意识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运用，对金融市场利益进行分配，不断调整金融体系建设及风险防范方面的发展思路与战略布局。
3．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改革路径选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判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市场力量过度参与公共治理的反思。对此，“新公共服务”改革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引入公众的力量，使公共行政回归关注公共利益的原有轨道。在金融监管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再平衡。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变革的总体方向和行政改革的趋势是一致的，未来改革也必然受到行政改革的影响。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形势和要解决的问题更为繁冗复杂，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既有经验和模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表明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但全球化使各主要国家面临着一些同样的社会治理问题，中外行政改革在特定的时点上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张，这也标志着中国的行政改革逐步走向了理论自觉。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更前瞻的立场上，关注当前各主要国家“强化对市场监管和约束”的主流趋势，推动金融监管改革步伐，既要健全完善市场，也要未雨绸缪，为政策执行预留足够的弹性空间，加强政策微调，防止因为监管乏力而诱发金融危机。
二、对未来金融监管改革趋势的展望
1．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将得以强化。出于对效率和权威的追求，人类社会在进入后工业阶段之前，社会治理始终保持着中心－边缘的结构形态，体现在政府、市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上，20世纪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倚重其中一种力量而展开的。一方面是政府和市场独治的失败，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着新一轮的选择，但管制型政府的治理模式终将被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所淘汰。后工业化社会对原有社会形态的解构和重构，消解了中心－边缘社会形态的存在基础，社会治理呈现多中心，政府、市场与公众在越来越多的“场”内产生交集，唯有合作和沟通才能实现三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在后工业化社会，服务型政府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选择，金融监管改革也必须在政府、市场与公众间作出平衡。
2．公众在金融管理事务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把公众的力量提升到与政府、市场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后工业化社会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平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新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平衡。在金融监管领域，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提出了著名的“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并存着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与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金融危机过后，各主要国家普遍意识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缺失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不同程度加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美国在美联储之下创设了相对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集中行使原本分散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权，以克服金融监管机构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角色冲突、消除监管套利；英国和澳大利亚早在危机前就已经成立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专门机构；我国也分别成立了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保护机构，初步形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体系。随着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未来，金融消费者将会越来越积极主动参与到此项工作之中，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在建立利益协调、对话协商机制等方面发挥好组织引导作用。
3．中央银行的职能地位将更加突出。新公共服务改革通过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扬弃，阐明了管理和服务的辩证统一关系。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国家分别强化了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地位，人民银行也适时提出“金融管理与服务并重”的主张。事实上，即使是在去监管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期，中央银行也没有完全剥离金融监管职责，这是由中央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无论中央银行是否被确定为金融监管当局，都必须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将金融体系发展和风险的监测分析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建立比传统意义上“最后贷款人”更为广泛的危机管理框架等。
4．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将更加明确。只有在地方的层面上公共事务治理才更加真实，更加贴近公众需要，金融监管工作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是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民间资本不断涌向金融领域，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责任必将得到进一步明确。未来，地方政府应当着重在整合监管资源、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加强与中央监管机构的分工配合、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等方面加大力量投入。
5．金融监管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公共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由于公众需求的变化，公共产品（服务）的种类和范围在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金融市场的逐利性和金融系统自身的结构特征，决定了金融系统的创新特征，新的经营理念、新的营销手段和利润产出模式层出不穷，同时金融体系的内生风险及其传导又极易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挑战和压力。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能够适应金融创新的节奏，不断增强对新事物、新领域的掌控和管理能力。
三、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必须循着社会发展的轨道，从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和金融监管变革中汲取有益经验，并呈现出与国情相适应的自身特点。
1．兼顾好市场繁荣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金融监管改革要适应国情需要，兼顾好促进市场繁荣发展和稳定市场秩序的双重目标。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机构改革。要转变监管方式，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将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金融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引导市场进一步走上法治的轨道，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为市场发展营造公平、高效的政策环境，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2．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13年8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中，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制度平台，促进金融监管政策的趋同或相互融合，重点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交叉性金融产品和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加强联合行动，强化信息共享，防止监管真空和过度监管，形成监管合力。在建立中央层面的部际协调监管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督促地方政府履行好对金融机构出资人职责，防止其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行政干预，提升监管机构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和化解能力。
3．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金融危机表明，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方式。中央银行承担着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必须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大环境负责，除了通过执行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等传统途径来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外，还应该在金融机构信息搜集、信息披露、与专业监管部门合作参与制定规则、必要时采取联合行动等方面拥有特定权力，监管的范围应该包括一切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本文来自于《现代经济探讨》杂志。现代经济探讨杂志简介详见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2
1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
凡“体制”问题必涉及机构之设置、职权之划分，金融监管体制亦不例外，它是指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的划分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金融监管体制要解决的问题是设置哪些组织机构来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监管的对象包含哪些，监管的形式和途径的规范以及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的责任承担的规范。
当今，多国在大力推进金融监管体制革新，以期在促进本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保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科学主张。[1]可见，我国政府目前高度重视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期待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革除传统监管体制暴露出的诸多弊病，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障人民合法经济利益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不同金融监管体制模式比较分析
各国金融监管体制虽不尽相同，但各种金融监管体制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总体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又可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21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即在国家层面设立单极金融监管机构，统管本国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业务。此类型代表国家有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但值得强调的是，从纵向角度看，其中部分国家是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属于此种金融监管模式。
以日本为例：从纵向角度分析，日本的金融监管模式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为分业监管，最后转型为混合金融监管体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1998年改革前的日本才属于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1998年改革以前，大藏省（暨财务省）是统揽金融监管大权的行政部门，其下设银行局（其下设“保险部”监管保险业）和证券局。[2]其形式虽然类似分业监管，但实质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监管机构只是形式上的分工而无实质上的分权，实权统归于大藏省，所以这一阶段的日本采取的是较为典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日本在1998年实施《金融监督厅设置法》，这标志着其在国家意志层面肯定了金融专项监管的重要性，这也为后来设立专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次机构调整，使总理大臣掌握了金融监督厅长官的任命权，并且使金融监督厅继受了原属大藏省的诸多金融监管权力。改革后，大藏省拥有的职权主要限于证券业，以及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22分业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是指由数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实施监管并且对监管效果承担责任，各国一般会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分别在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领域进行监管，一方面，这些监管机构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监管组织体，另一方面，也分别掌握了某业务领域的实质监管权，彼此相互协调配合。在这种模式下，还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种是双层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
以中国为例。我国属于典型的采用单层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的国家。即以“一行三会”加外汇管理局等机构来负责金融监督管理工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了宏观层面的设定。[Zw（]《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Zw）]现阶段我国主要的协调制度是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但这种部级联席会议实质上是一种“软机制”，它并无明确的法律地位，其所达成的意见更无法律约束力，更多依靠的是各机构的协调与自觉配合，央行在其中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r且在实施过程中，曾出现长达四年的停滞状态，后又因为国务院的批复而重新启动，可见这种协调机制的力度较弱，我国若想克服现阶段分业监管暴露出的弊端，就亟须加以完善或建立新的统筹协调机制。
23混合金融监管模式
这种金融监管模式是在金融混业经营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出的，它适应了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具体分析，又可以分为“牵头式”和“双峰式”两种类型。“牵头式”监管体制可谓“一极多峰”，是指在国家设置一个牵头监管机构，统揽各分业监管机构，并且协调不同监管机构的工作。其典型代表国家是巴西。“双峰式”监管体制的原理是依据金融监管目标和不同的对象在不同领域设置两头机构分别实施监管。[Zw（]具体而言，其中一类机构的监管对象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另一类机构针对的是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管理，并侧重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Zw）]这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有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等。
231“牵头式”监管体制
以巴西为例。国家货币理事会在巴西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最高决策地位，它的协调机制促进了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交流，其统管机构包括巴西央行、证券交易委员会、私营保险监管局等。中央银行是巴西金融监管体制中的牵头机构，除证券交易所、保险和养老金机构等少数机构外，其余均受中央银行监管。在央行内部又专设“监督管理局”，该局负责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打击非法外汇交易和非法金融犯罪、金融系统信息管理。[3]这种监管机制使巴西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与责任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232“双峰式”监管体制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7年，澳大利亚开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双峰式”的金融监管体制，由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委员会推动，成立了审慎监管局、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审慎监管局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其主要目的是预防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业整体上的健康发展；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管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在此体制下，国家财政部主要起到协调者的作用，一方面，对储备银行行长、审慎监管局、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起到一定作用，其拥有提名权[4]；另一方面，财政部统筹协调监管局和委员会，必要时可以直接接入其监管工作，直接影响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3对中国的启示
一方面，从制度建设上来看，我国现阶段仍属于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趋势来看，金融混业经营虽然处于初级阶段，具有局部性、小规模和试点性的特点，但也已然成为现实，并且具有深度发展的趋势。这就造成了“制度”与“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性。毋庸置疑，金融混业经营是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很多国家仍处在分业经营的阶段，但最终还会殊途同归，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互联网+”的时代浪潮下，金融混业网络平台的出现与发展无疑加速了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进程。如果我国金融监管理念、方法和体制不能随金融发展状况而革新，则必将故步自封。所以我国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浪潮中，更应当在改革上未雨绸缪。
31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系
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其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从宏观角度看，传统货币政策主要是维持物价稳定，但即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形式上呈现稳定走势，但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实际上的波动也可能较大。价格稳定并不等于金融稳健。从微观层面来看，传统金融监管体制注重针对金融个体的监督管理，但在金融领域，有时“1+1”未必等于2，一些个体的健康发展并不必然构成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营，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以及金融机构个体之间关联的密切性，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业在一定时间和地域的危机。
所以，现在我??金融监管领域最大的灰色地带就是对金融业各方监管进行整体性的协调，换言之，在制定落实货币政策和实施个体监管之间，缺乏宏观角度的风险评估与应急机制，因此，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系是必须把握的关键点。
32加强市场行为监管，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相比显然在金融市场中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但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无疑需要金融消费者的广泛参与。在现实金融市场交易中，金融消费者往往因为信息不透明、市场操纵、违法套利、欺诈等活动而受到实质损害或需承担较大的风险，所以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和运行应当更加注重对于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保护。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识，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Zw（]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案》，这为次年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提供了法律保障。南非通过了《公平对待消费者倡议》。俄罗斯颁布并修订《自然人银行存款保险法》，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的市场地位并逐步提升了对其保障的法律标准。[Zw）]
一方面，我国应在法律层面落实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我国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的法律有十分严重的缺位现象。如何让决策者和金融消费者不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绑架”是一个严肃的命题。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终究是利益的博弈，但在我国现阶段金融机构明显占据强势地位的情形来看，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规范，至少需要国务院组织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另一方面，应设置专门负责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机构。目前“一行三会”内部均设有相关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组织体，如将这些内设机构整合改组成统一的市场行为监管机构，便可以健全金融监管框架，为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组织机构保障。[5]
4结论
纵观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有部分国家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监管模式到分业监管再到不完全统一监管的改革过程。这看似是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实则蕴含着金融发展层级由低到高的内因。比较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及其演变脉络，不难发现这样三条规律：改革围绕着不断调整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而展开；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化影响着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对金融监管体制产生影响。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3
(一)保证金融机构审慎经营
金融机构为达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生存，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则成为金融也加强风险监管的发展潮流，在确保我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变幻莫测的格局下有效生存和发展，必将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降低不良资产占有率，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源头。
(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
金融消费者，作为金融市场资金的提供者，是保持金融市场信心的关键群体，随着金融市场存在不规范操作，损害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有所上升的趋势，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发展的因素。为此，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不仅有利于金融业长久繁荣和安全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还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让其上升为金融监管目标的高度。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各国先后推出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不足，外部危机的波及性被降低，同时银行高储蓄金率政策保证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全球化金融危机在我国被降到最低。随着金融体系全球化联动性的加强，必将给我金融市场带来更加活跃的氛围，同时更多的金融机构也将拓展其国际业务，不断冲击国内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体趋同趋势。因此，在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践的现状基础下，紧密结合国际监管动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改革措施，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一）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随着金融机构的综合化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系统风险性也在不断增强，并且逐渐与世界接轨，经济形势与欧美国家趋于同变化。因此，我国应完善审慎监管体制，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并且尽快提上改革日程。在我国目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可考虑在国家层面上建立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跨部门委员会，设立监管协调机构，同时可参照欧美机构设置做法，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监测和评估我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分析、决策信息公开化与同步化，针对各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化，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以达到有效防范系统风险的目的。
（二）鼓励金融创新，合理把握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监管机构对贷款等形式的金融创新产生的金融衍生品监管缺失，直接引起房产泡沫而持续殃及欧美经济体。在我国则呈现相反的情形，国家银行宏观管控下，金融市场发展缓慢，金融产品以及配套服务供给缺失，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难以满足金融市场需求，削弱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因此，我国可适当的鼓励金融创新，注重高风险产品的审慎发展，对一些金融产品、业务的监管限制放松，使金融体系更加充满活力。
（三）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微观主体，在本轮金融监管改革中，各国均把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对金融消费者增强合法合理性的保护，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增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和参与热情。因此，我国可加强消费者在金融产品消费过程中的充分知情权以及信息对等性，同时建立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充分保证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结语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4
一、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并确保有效落实
《良好经验》提出了以下6条，建议建立清晰、规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并确保完全、客观、及时和公正的实施。
1、法律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提供清晰的消费者保护规则。而且要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保证这些规则得以完全、客观、及时和公正的实施（和执行）。
2、特定金融行业的协会（必要时与金融监管当局和消费者协会协商），要为相关金融行业制定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应当得到行业内所有金融机构遵守，并由一个法定机构或者有效的行业自律组织监督实施。同时，一些金融机构设计的自愿行为准则扩大了这些行为准则内容。这些行为准则应当广泛宣传。
3、审慎监管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机构，也可以置于同一个机构内。但是，无论机构如何设置，在审慎监管部门和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必须能够保证有效地执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
4、所有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法律实体必须取得特许执照（或登记），而且它们的市场行为（如涉及零售客户的营业行为）必须受到合适的监管当局的监管。
5、司法系统必须确保能够在所有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纠纷方面，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可负担的、及时的和专业的最终解决途径。
6、媒体和消费者协会应积极促进金融消费者保护。
二、加强信息披露，确保销售行为合法合规
《良好经验》提出以下8条，建议金融机构加强信息披露，确保销售行为合法合规。
7、金融机构推荐特定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前，应从消费者处收集足够的信息，以确定这些产品或服务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和资格。
8、对于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应收到一张1-2页、简单的、采用通俗语言书写的纸质（或等同的电子形式）主要信息说明，用以描述关键的条款和条件，以及权利救助渠道。同时，这些说明还要达到业界公认的对于每一种类型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最低限度的披露标准，方便不同金融服务供应商之间的比较。说明由金融机构提供。
9、在消费者购买一个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前，金融机构要提供一份关于机构通用条款和条件的书面材料，以及关于该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条款和条件的书面材料。
10、法律专门禁止欺诈性销售行为，如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营销中的误导性广告。
11、除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外，带有长期储蓄性质或者强迫销售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要设立一个冷静期，在冷静期内，消费者可以不受处罚地解除合同。金融机构不能采取收取手续费的方式来弥补由此而带来的损失。
12、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金融机构都不应将接受另一种产品或服务作为一个单独借款人购买金融产品时的附加条件，借款人有权自由挑选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供应商。
13、在广告中，金融机构要披露自己是受到监管的，并应表明相关的监管机构。
14、直接与金融消费者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受到足够的教育，以使其能够胜任销售这些复杂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工作。尤其是，金融中介应当胜任他们销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
三、制定书面或电子确认书，加强消费者账户的管理和维护
《良好经验》提出以下5条，建议金融机构制定书面或电子确认书，通知消费者账户的关键条款和重要事项，以加强消费者账户的管理和维护。
15、金融机构要定期准备一份书面（或者电子的）确认书，其中包括每个消费者的交易条款，以及包含消费者金融交易主要细节的账户日常状况。对于投资产品，消费者还能够收到有关账户资产价值的定期报表。
16、金融机构应当通过书面（或等同的电子形式）尽快逐个通知消费者有关利率、手续费和其他费用的变动情况，以及他们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关键条款和条件。
17、金融机构要保证消费者记录的及时更新，并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或只收取合理费用的信息查询途径。
18、零售交易的清算期必须基于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受到有效自律规则的约束。
19、禁止金融机构对消费者采用恶劣的债务追讨方式。
四、明确征信系统参与者规则和程序，加强隐私和数据保护
《良好经验》提出以下5条，建议法律必须明确征信系统参与者的规则和程序，加强消费者隐私和数据保护。
20、法律必须明确在征信活动中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更新时间，规定消费者应当可以有效地从征信机构获取其信用报告，明确消费者至少每年拥有一次免费的信息查询权，并明确异议处理程序。
21、金融机构应当确保消费者信息的保密性，并采取相应的技术安全措施。法律应当为金融机构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消费者的记录制定特殊的规则和程序。
22、对于征信活动，法律应当赋予消费者在信息共享方面的权利，包括规定消费者可以获取、修改、删除错误或过时的个人信息，以及禁止这些信息传播。法律应当为包括征信机构、信息报送机构和信用报告的用户在内的征信系统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制定基本的规则。
23、每个金融机构都应当向他们的消费者告知该机构在使用和共享消费者个人信息方面的政策。
24、征信机构应当由适当的政府（或非政府）部门进行监管。
五、制定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公开统计信息，从源头上避免系统性的消费者投诉
《良好经验》提出以下4条，建议金融机构制定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监管机构公开统计信息，从源头上避免系统性的消费者投诉。
25、金融机构应有受理消费者投诉的途径以及明确的投诉解决程序，包括口头投诉。同时，金融机构也需要保持投诉记录的及时更新，并形成内部纠纷解决政策和方法，包括纠纷处理时限、纠纷处理结果的回复和客户回访等。
26、应当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经济、有效、权威和专业并匹配充足资源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独立金融督察机构，或一个具有类似效率和执行力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行为应当是公正的，并独立于指派它的机构、业界和涉及投诉的金融机构，同时也独立于任何消费者和消费者组织。该机构或类似机构做出的决定对金融机构应当具有约束力。
27、对消费者投诉的统计，包括这些投诉所涉及的违规行为，要定期编纂并由金融督察机构或金融监管机构公开。投诉应当依据产品类型编制，便于识别以帮助改进相应服务。
28、监管机构有法定义务公开其金融消费者保护活动的统计信息和分析，并对改变监管方式和金融消费者教育方式提出建议，以从源头上避免发生系统性的消费者投诉。同时，行业协会也应在消费者投诉信息分析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避免系统性的消费者投诉再次发生。
六、明确法律对保障和补偿计划的规定，以使机构能有效应对困境，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良好经验》提出以下3条，建议法律要明确对保障和补偿计划的规定，以使机构能有效应对困境，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29、法律应当确保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发生财务困境时能够采取合理的措施。
30、法律对金融保险和保障基金的规定必须明确，应当包括保险人、被保险存款人的种类、保险覆盖的范围、保险基金的捐赠、赔付的触发事件、及时赔付被保险的存款人的机制等。
31、在相关金融机构清算时，存款人、人寿保险投保人、证券及衍生品账户持有人、养老基金持有人应该比其他的无担保债权人享有优先权。
七、制定广泛的金融教育计划，相关部门协商参与，以增强全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
《良好经验》提出以下5条，建议法律制定一个广泛的金融教育计划，相关部门领导和协调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以增强全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
32、为增强全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应当制定一个广泛的金融教育和信息计划。
33、在增强金融知识水平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当包括一系列的机构，如政府、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同时，政府应当指定一个政府部门（如财政部）、中央银行或者金融监管机构来领导和协调该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34、应采取一些创新的举措增强各年龄阶段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包括鼓励媒体报道有关消费金融的各类问题，如金融服务中的消费者保护。
35、政府、国家机构应与消费者、行业协会、金融机构进行协商，以使增强民众金融知识水平的计划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同时，政府应当进行消费者测试，以使该计划中的新举措，包括信息披露和纠纷解决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36、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的提升措施要通过长期、广泛的家庭调查来衡量，以了解当前政策是否具有对金融市场的预期影响。
八、充分考虑竞争政策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相关部门要就最优竞争程度提供建议
《良好经验》提出以下3条，认为金融服务方面竞争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相关部门要互相磋商、公布定期评估报告，并就最优竞争程度提供建议。
37、金融监管者和竞争管理机构要互相磋商。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5
当前加快国内消费金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亟需发展消费金融。消费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一直不突出。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5.4%，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差超过20个百分点。在居民储蓄率连年攀升的同时，国人海外消费却持续火爆，2012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同比增长超过18%，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近4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亟需进一步释放。消费金融针对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的信贷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并提高社会总消费水平，而产能过剩背景下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国内消费金融典型工具――银行卡的发展有效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中国银联测算，2012年我国银行卡的普及和使用拉动全国居民消费总量增长1.15%，进而带动我国GDp增长了约0.44%。
（二）国内消费金融的加速发展已具备相应条件。国际经验表明，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发展和政策推动的共同结果。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500美元，已达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金融加速发展阶段所需的4000-5000美元的国际经验水平。而历史上，当制造业和进出口发展遇到瓶颈时，多国政府都成功通过直接推动消费信贷业务或减税来快速发展消费金融，促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恰好符合我国当前面临的状况。同时，社会环境和技术的发展也为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信用卡市场持续高速发展年轻消费群体逐渐成长，“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正在改变，通过消费信贷适度提前消费的理念越来越被大众接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用户信用信息来源和客户发展渠道更加多元化，通过对消费数据、社交数据、互联网数据等大数据的挖掘和在线营销，发展消费金融的方法和效率也显著提高。
加快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建议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发展消费信贷。建议下一步加快推出具体的支持政策、实施科学的业务措施，力争在三到五年内推动国内消费金融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降低准入门槛支持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目前国内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与国外相比，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的设立门槛较高，2009年《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出台以来，国内仅有4家专业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开展相关业务，总体规模占比不足5%，远低于国外1/3的通常水平。在监管手段可行、安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建议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适当降低如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注册资本、出资人总资产等市场准入门槛，更多引入民间资本，支持不同类型的市场竞争机构，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群体的信贷需求。
（二）完善针对消费金融的差别化监管政策。以目前最典型的消费金融工具信用卡为例，当前对其监管偏严，如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中，信用卡未使用授信额度主要执行高达50%的表外资产信用转换系数，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建议银行业监管机构适当放宽对消费金融创新业务的限制，一是降低对信用卡未使用授信额度耗用资本的监管要求；二是放开对信用卡小额贷款功能的限制，使之同时具备循环贷款和小额贷款的功能；三是逐步开展消费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试点；四是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对信用卡项下的消费税收进行优惠。
（三）加快个人征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消费文化等基础建设。一是继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推动个人信用信息建设，在现有的政府征信体系之外，同时培育商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机构，逐步建立社会化全面征信机制，并将个人信用信息纳入其生产、交易活动的资质评估中，大大增加不良信用行为的成本。二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个人收入，缓解居民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压力，稳定收入增长预期，从而增强消费意愿，为消费金融业务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在此基础上加强信用文化建设，既培养消费者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降低其信用违约的道德风险，又引导其积极建立适度提前消费、合理信用消费的消费理念。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6
1.此债危机概述
引起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这场次债危机也迅速形成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并且很快从金融领域蔓延到了实体经济。
2.美国在危机中体现出的监管漏洞及以往政策的不当
在过去近十年美国的发展，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由于其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表现在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危机根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二是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拉长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最后是美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推波助澜。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
1.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一致性
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方向具有一致性。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为实现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保护公众利益，促进金融健康有序发展而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两者目标的方向具有相同的致性，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的利益。首先，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是保证实现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其次加强金融监管目的之一是为货币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的。没有金融监管的“保驾护航”，在我国现有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仅仅有货币政策，是无法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2.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矛盾性
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紧密联系的。但同时，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矛盾。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中操作方式的矛盾性。货币政策是逆经济周期而动，而金融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由于二者操作方式的不同，使得二者必然产生目标冲突。如近年我国紧急持续高速增长，为防止潜在的通货膨胀，央行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流动性资金吃紧，周转出现困难而出现风险，与金融监管目标冲突。所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必须相互协调并且要建立二者相互协调的制度。建立协调机制是调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矛盾的重要手段。只有建立紧密的协商联系制度，才有可能将货币政策的政策意图和金融监管的重点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的同步发展和双向互赢。
三、我国经济形势及调整
在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泡沫破灭。我国也因此凸显了以前被经济过热所掩饰的问题。泡沫破灭以后，大众意识到持有的财富其实没有真正增加，股市房市暴跌，各种金融产品的低迷，使财富缩水，但是物价却并没有随着人们资产的缩水而下降，因此人们的消费大幅减少，而人民币的升值和国外消费的减少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遭受到了严重打击。我国也从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正确的调整。可是因为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漏洞，以及它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不适应使得一些个体能够操纵股市，而国外投资者也可以利用这些漏洞使用直接投资的钱做着间接投资，大量热钱流入国内证券市场，使得股市暴涨暴跌。因此，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两方面，是需要互相适应与协调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1.货币政策的调整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安排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金融监管的调整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3.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对二者各自调整后，还要将其有机结合在一起，既要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市场的发生混乱，使各个监管部门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同时还要减小对货币政策的抑制作用，调动起各企业部门的积极性，各部门相互促进，才能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得到发挥，早日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
4.调整的效果
政策的调整从一定程度来说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作用。我国上证指数的自2008年10月28日的最低点开始反弹。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7
关键词：地方公路；融资体制；融资模式
中图分类号：F5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2
一、当前四川省地方公路的发展现状及融资体制情况
(一)地方公路发展现状
“十一五”期间，四川省公路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全省公路建设总里程跃居全国第一位。截至2011年末，四川省公路总里程达到27.4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其中：累计建成农村公路26万公里，地方公路1.1万公里，公路条件的改善有利地支撑了全省经济加快发展。但是，四川省公路建设项目仍具有短期内资金投入大、建设和还款期长、资金多依赖银行贷款等特点。
到“十二五”末，四川省将实现如下目标：全省公路总里程30.8万公里，其中，国省干线公路2.8万公里、农村公路28万公里、公路网密度达63.5公里/百平方公里。地方公路建设任重而道远。
(二)融资体制及相关政策的变化
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
2010年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颁布施行，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规范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行为。2012年3月14日，按照“政策不变，深化整改，审慎退出，重在增信”的总体思路，银监会颁布了《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2]12号)，要求继续推进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化解工作。四川省地方公路的融资主体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及各地市州交通局均在清理范围之内。
2.成品油税费改革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主要包括：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收费公路，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等。导致地方公路还款来源丧失，交通厅、局资金筹措能力降低。
3.“三法一指引”政策要求
2009年银监会颁布实施了《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等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要求规范金融机构贷款业务经营行为、加强贷款审慎管理。加剧了平台融资难度，贷款资金使用及调度受到约束。
二、四川省地方公路融资在新的政策环境下面临的困境
(一)融资平台政策清理影响
1.融资主体限制
四川省地方公路的融资主体大部分是交通厅及地市州交通局，均被纳入融资平台范畴进行管理。
(1)交通厅、局类融资平台按照分类要求，属于监测类(区分于公司制退出类平台)，贷款投向、管理均受相关政策约束。
(2)根据12号文要求，纳入融资平台管理的，贷款余额只降不增，也就是说如果当年融资平台没有还款的，就没有办法新增发放。
2.贷款投向限制
对纳入融资平台的，贷款只能投向五个方面，对公路行业而言，投向仅包括“符合公路法的收费公路”，不收费公路(包括农村公路、三级四级地方公路以及取消收费后的二级公路)均不在贷款资金投向范畴。该项规定与《公路法》“筹集公路建设资金，除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拨款，包括依法征税筹集的公路建设专项资金转为的财政拨款外，可以依法向国内外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贷款”条款存在差异。
3.贷款担保限制
银监发[2011]34号文规定，对抵质押担保进行整改：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提供的原有担保，应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重新落实合法的抵质押担保。
(二)成品油税费改革政策影响
1.成品油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交通厅、局的规费收入，转变为财政划拨交通的成品油税收返还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一方面返还资金的数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资金划拨存在一定时滞。
2.今年初四川省正式将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列上议事日程，初步估计将于2012年末正式宣布取消收费。取消收费后：(1)存量贷款的还款来源丧失，按照存量负债中央补贴60%，地方承担40%的比例，四川省地方财力较弱，还款有风险；(2)自身无收益，二级公路再融资难，同时，财力要顾及存量负债的还款，新建项目的投入必然不足。
(三)“三法一指引”政策影响
银监会颁布实施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要求贷款银行采取受托支付、实贷实付方式支付贷款资金。目前四川省地方公路项目小、数量多，且多有一个项目由若干施工单位分段中标实施，其投资建设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政策的要求，导致银行资金调度、使用困难。
三、地方公路融资模式探讨
(一)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
1.争取交通部、财政部等中央部委的政策倾斜，加大地方公路补助力度
(1)提高补助标准。提高对地方公路单公里补助金额，缓解地方公路建设资金筹集压力。
(2)扩大补助范围。争取尽可能多的地方公路项目纳入交通部、财政部等中央部委对地方公路的补助范围。
(3)加大对地方公路养护资金的投入。
2.做好二级公路取消收费的政策过渡
一方面要做好二级公路负债的统计工作，确保债务余额真实；另一方面，宣布取消二级公路收费后，要做好过渡期债务偿还的安排，确保在取消收费后到财政补贴资金下达前银行贷款能够正常偿还。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8
纵观整个金融发展的历程，却也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的规律，而金融市场主体混业经营就是其中的显著方向。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前传统的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已经逐步被多品类、全方位的综合性混业经营所取代，金融机构往往都是集基金、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业态于一身。而反观金融监管方面，一行三会却依旧秉着谁的孩子谁抱走的管理原则，因此也造成了新的金融模式下的监管空白，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综合经营的良性发展。
201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要着力打造集合多种金融产品服务业态为一体的、能够适应时展的金融服务平台。与此同时，中央决策层也意识到了金融监管改革势在必行，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也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信号，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金融混业监管的大时代即将到来，而相比较于原先的分业监管，混业监管则更契合综合性混业金融发展的时代特征和需求。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不可回避的金融趋势。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实施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准入制度，即通常所说的金融牌照。我国当前共有银行、券商、小额贷款、基金销售等12类金融牌照，其中最重要的七大类分别为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信托、租赁和基金，虽然获得金融牌照需要经过严苛的考核筛选，但依旧有多个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多张金融牌照，截止2015年，共有中信集团、平安集团、光大集团和明天控股四家金融大鳄集齐了七张金融牌照，持有六张牌照的则有方正集团、国家电网、华能集团和中航工业，而集齐五张、四张的第三梯队数量则更为庞大。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朝着综合服务的方向迈进，这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必然方向，更是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消费者日益丰富的金融需求。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提升，传统的金融机构也不再偏安于金融领域的一隅，纷纷将经营触角延伸至更多的新兴市场，而这也就成为了推动金融市场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最强推动力，同时这一市场发展的新动向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监管理念，即开放的、包容的混业监管理念，传统的分业监管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混业经营的需求。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金融混业的发展不仅在模糊金融机构的界限，也在模糊金融业务的界限，传统的金融业务疆界正在消失，因此分业监管已经过时。在20世纪80年代混业监管在北欧国家出现,但这种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催化剂和焦点是1997年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的建立。到了2005年，世界上至少50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混业监管体制或者设立一个全面负责所有金融部门监管的机构或者赋予某一特定机构监管两个以上主要金融部门的权限。金融监管集中程度与制度环境良好程度成正比，与市场规模和中央银行的参与程度成反比的可能性比较大[3]。
混业经营是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如何从分业监管顺利地过渡到混业监管，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Songwei(2010)认为金融监管应当符合金融发展的需求，面对中国当前的金融混业经营，原本的监管体系必须要改变[4];Songwei(2011)同样也认为由于金融混业经营的广泛性与不确定性，金融监管应当为其搭建动态化的监管平台，通过多种渠道、角度，以应对混业经营不同金融业态整合的变化[5];Gaoming等人(2011)则认为当前的金融混业经营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念的，而现行的监管体系却严重阻碍了混业经营的发展，因此金融监管体系也应当沿着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做出相应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较早且较为成熟，从金融监管上也是先行的。国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研究者的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国内文献综述
1.我国分业监管的缺陷
目前中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存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存在监管的空缺和不协调，内控机制不健全，自律性监管不完善等方面的缺陷[7]。肖绿梦(2014)意识到金融控股公司是当前众多金融机构实现混业经营的手段渠道，因此以金融控股公司为视角，分析了当前的分业监管的不合适，突出了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8]。陆岷峰(2016)认为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机制应该科学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对于新金融实施一刀切的监管政策，将会加剧我国金融市场排斥现象[9]。王旋(2016)则认为当前的金融监管存在众多问题，其中监管模式尚不规范、机构间缺乏有机的协调、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是最为明显的三大问题[10]。陆岷峰(2016)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将会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分业监管已经不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趋势将倒闭金融监管从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11]。王瑾凡(2016)同样也认为中国的现行金融监管存在多种问题，主要体现在现行的体系忽视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忽视了对于消费者的保护，以及现行的体制抑制了金融创新[12]。可见，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制度有待改进，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2.混业经营已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新趋向
刘刚(2011)认为在金融混业监管改革中，法律的跟进尤为重要，中国必须以稳定性和连续性为原则，推进监管法律改革的进程，最终完成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的法律法规的平稳过渡[13]。
王子立(2011)将当前的金融监管模式共分为了三种，分别是统一监管模式、分业监管模式以及不完全统一监管模式，同时提出了中国在短期内应当大体维持当前金融监管的现状，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而在远期则应当完成统一监管模式的构建[14]。索红(2012)则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分别提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在短期内应当建立一行三会之间实质性的合作安排，而在中期应当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逐步整合各部分的监管职能，而在长期则应当合并三大监管机构，建立综合性的监管组织结构[15]。郭亮(2013)也意识到了混业经营的金融优势，通过混业经营，中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实现多元化业务下的风险分散和资源共享，达到利润多样化，而混业监管则可以对其进行无缝监督，在监管内部直接化解有关风险[16]。哈斯(2014)认为在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应当重视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同时也应当加强其与政府其他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并且应当构建信息交流、资金流动和业务渗透这三重防火墙[17]。周皓(2014)综合了多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结构，总结出我国应当建立更高层面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与监管协调合作，防范系统性风险[18]。
新常态下，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必将全面推进，其中，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型是关键。监管方式上由分业监管转向混业监管(李桂花，2015)[19]。
王晶(2015)认为混业经营是世界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也应当顺应这一发展潮流，而对于监管体系，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理性决定，既要实现混业监管，又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制度[20]。乔军(2016)同样也认为从分业到混业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对于监管制度，中国应当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合理安排、循序渐进为指导实现监管过渡，与此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应当跟进到位[21]。许闲(2016)则认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保险领域的金融监管改革应当注重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化[22]。
陆岷峰(2016)在对比了传统商业银行和现代网络银行的基础上，指出混业经营将是网络银行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同时也是监管层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的思路前提[23]。巴曙松等(2016)则提出了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和结构的看法，认为虽然中国目前是以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但是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地位正在不断上升，混业发展的趋势逐步加强，现有的多头分业监管模式正面临挑战[24]。白牧蓉(2016)则从互联网金融的角度，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推动了金融混业经营的进程，而对于混业监管改革的制定，也应当注重对会联网金融规范化的监管[25]。
吕慧(2016)则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两者之间完全独立已经不再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环境，在新的监管体制中央行的监管地位将得到提升，这也就预示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能够有机的协调统一[26]。
3.西方发达国家监管经验的借鉴
对比当前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众多西方发达国家依旧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的制度转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学习借鉴。汤柳(2010)则对德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进行了分析，德国金融监管改革较早，现行的体制也较为成熟，是典型的统一型监管制度，但通过其他机构的有机补充，保障了金融行业全新业态监管，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危机处理机制[27]。宣文俊(2010)则针对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同时结合我国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统一监管并非是金融监管改革唯一途径，多边监管既能够实现系统性的监督，又能够保证专业针对性[28];成学真等(2010)综合对比了中国与美国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情况，在美国金融改革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改革路径做出了规划，认为中国可以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上形成中国金融监管总局，统一监管金融运行，而央行则单独设立，综合掌握货币政策[29]。黄志强(2012)则对英国这一传统金融强国在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进行了说明，并且详细对比了改革前后监管体系的差异，认为宏观层面的金融监管与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督相结合是英国金融改革最大的亮点[30];马君潞等(2012)重点关注美联储的权利变迁情况，在新的监管体系下，美联储的系统性监管功能得到释放，这也说明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31];吴利军、方庆(2012)通过对英美等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析对比，对统一监管、分业监管、不完全统一监管这三类监管制度进行了利弊分析，并且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给出了当前金融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整改意见[32]。陶玲(2014)认为全球金融危机重要的罪魁祸首就是金融监管体制，监管体制难以适应金融行业的发展，最终金融危机，而应对金融危机，调整金融监管体制势在必行[33]。林采宜(2014)综合分析了美英德三国对于金融混业监管的改革，将美国的改革总结为《多德-弗兰克法案》，将英国总结为彻底性的监管改革，而将德国的改革总结为强化风险管理[34]。陆岷峰(2016)以欧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范例分析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到我国金融监管范围的实现路径[35]。陈少哲(2016)则以英国的金融改革经验为借鉴，提出由央行牵头，整合一行三会的监管权力，逐步由功能监管过渡到目标监管[36]。虽然各国的国情各有差异，但是这些成功的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后续的改革制定与实施的意义重大。
三、国外金融监管改革路径对比分析
(一)美国监管模式
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实施的是沿用多年的七个机构共同负责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中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RS)、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共鹺Q_]鷂同负责商业银行的监管，在信息报送、兼并收购、破产银行的接管和行政救济等方面，三家机构共同负责，但在其他的监管方面则具有较明确的分工，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要负责对证券行业的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对所有期货交易机构和市场进行监管，储蓄监管局(otS)负责对储蓄贷款协会和控股公司的监管，而信用合作社的监管则由信用合作社管理局(nCUa)负责。正是由于这种碎片式的监管模式，造成了机构协调困难，最终导致监管重复或监管漏洞，难以形成系统性的风险监管体系。经过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这种繁琐的多边金融监管体系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奥巴马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对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一是提升FRS的地位，将其打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监管者;
二是为解决部门间协调不力的问题，新设跨部门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三是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扩大SeC的监管权力;四是撤销otS和oCC，并新设附属于财政部和联邦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全国银行监管署(nBS)，负责对所有银行业机构审慎监管;五是新设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不受侵害。纵观此次金融改革，其中的变化显而易见，最明显的就是将FRS提升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确保形成系统性的监管体系;另外撤销了部分重复性的金融监管机构，进一步明确金融监管分工。除了这些变化之外，还存在一些保留，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多边监管体制依旧没有改变，由于根深蒂固的分权与制衡的意识，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金融监管体系，反而由原先的七家监管机构增加至八家;但相比较而言，FRS统领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更加符合美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监管需求。
虽然奥巴马政府的金融改革没有改变监管机构冗杂的局面，但是其中依旧有值得借鉴之处。首先应当认清一家独大的监管体系并非就是唯一的最优化选择，相比较于统一的监管模式，多边监管更能够进行专业性的监管;其次金融监管改革应当坚持视本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而定，在中国金融混业监管尚未完全定型之前切不可盲目的追求国际潮流实施统一监管;最后，应当强调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整合，即使是在当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依旧要坚持一行三会之间的合作监督，而不是仅仅采取喊口号式的行动。
(二)英国监管模式
英国作为老牌金融强国，其金融市场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转变，是以1998年为分水岭的。1998年以前英国基本上是分业监管体制，英国原先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分为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财政部主要负责金融监管法律框架的草拟制定;英格兰银行行使央行的职权，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以及维持金融发展的稳定;而金融服务局则是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审慎监管(见图1)。由于过度的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英国忽视了货币政策的制定与金融发展的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由于分工不明确，导致金融监管缺乏效率。
1998年以后英国慢慢步入统一监管和混业监管体制。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英国决定对原先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英格兰银行的权限放大，赋予其监管职能，同时为了更好的达到系统监管的效果，在英格兰银行内部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主要负责宏观层面的监管，协助英格兰银行维持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在FpC下又新设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对主要金融机构进行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另外设立单独的机构金融行为局(FCa)，负责对不受pRa监管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并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而对于FCa，FpC并不直接领导，仅给予建议和指导(见图2)。2013年4月通过体制改革，英格兰银行的监管地位得到提升，同时pRa作为下属机构，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的信息共享渠道更加顺畅，而FCa作为监管补充，确保了全行业全新业态的全方位监管，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双峰监管体系，该体系的正式运行有助于混业经营的长远发展。
英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抛弃了三权分立的传统模式，而新设的监管机制也并非是完全的统一型监管，而是一种能够适应当前金融创新的新生制度，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应当注重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监管相结合，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既具有宏观领导作用，又具有微观针对作用;其次，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应当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可以加强对消费者的风险教育，并且强调金融机构的信息透明化;最后，FCa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质，能够对突发性、紧急性的金融事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则缺乏相应的应急处理机制。
(三)德国监管模式
2001年1月，德国财政部长汉斯艾歇尔宣布对德国金融监管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从分业到混业监管变迁的开始。德国一直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制度，这不同于同期在美、英、日等国实行的分业经营制度，这些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金融自由化浪潮冲击下才实行混业经营。德国采取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措施，顺应金融监管领域的变化实现从分业到混业监管的转变，使得德国全能银行制度保持了相对平稳发展。这主要归功于德国严格的法律环境和内控机制以及德国公民的守法意识是金融监管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德国作为世界混业经营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混业监管的机制也相对较为成熟。2002年前，德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传统的分业监管，与中国现行的一行三会体制类似，联邦银行监管局、联邦保险监管局以及联邦有价证券监管局分别对德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进行监管，而德意志联邦银行则行使央行的权利，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同时也监管银行业，监测金融机构风险。随着德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推进，金融监管制度也到了转折点，改革后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采取的是标准的统一型监管，新设立的联邦金融监管局，全面负责德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独立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单独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德意志联邦银行与联邦金融监管局之间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联邦金融监管局利用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各地下属分行的门点资源，定期收集相关的数据，实现信息交流共享，并且对银行业务进行相应的监管，同时两者还积极开展共同的大型监管行动，形成在独立的基础上统一的动态监管模式。
德国的新型金融监管体系经过了多年的市场检验，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成熟的监管系统，其中的可取之处自然众多。第一，金融监管局在成立之初就有财政部的代表进驻，但是在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仍强调相对的独立性;第二，金融监管局成立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依旧扮演着央行的角色，如此一来既保持了金融监管局的系统监管，又兼顾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专业性;第三，虽然金融监管局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监管范围划分明确，但是毫不影响两者间的监管合作，达到了减少监管重复和降低监管真空的目的。中国在实施金融监管改革的过程中，未必要像德国一样实施完全统一的金融监管，但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四、模型推理
(一)假设条件
(1)分业监管的成本要比混业监管的成本高(x1x2)。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例，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近两年来已分别成立了四个职能相似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其职责是从监管者角度保护消费者权利。由于一行三会分别设立机构，协调成本高昂(焦瑾璞，2013)，在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中，只存在三种情形(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分业经营、混业监管)和(混业经营、混业监管);金融监管在分业监管下，监管成本为x1，在混业监管下，监管成本为x2;存在一个自主性监管收益为a(无论监管主体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均存在)。
(2)金融经营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与充分的。经营主体需要充分信息才能做出合理决策，并要在各种可选方案中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3)在分业监管下，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在混业监管下，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布相对均匀。
(4)监管主体监管越严导致经营者收益就越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用表示。假定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分业经营、混业监管)和(混业经营、混业监管)三种情形下c保持不变。
(5)监管收益是金融经营者利用其对监管机构的信息优势来实现营利的。监管收益的获取来源于对监管制度的选择，通过降低监管成本从而获取的。在同一条经营曲线之下L1或者经营曲线发生移动，如果监管成本不同，将会造成金融经营者的得益不同。在成本较高时，经营者得益较少。也就是说，在成本不同的情况下，经营曲线发生变动，金融经营者的得益也将随之变化。
(6)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大背景下，金融经营者完全可以采取资本运动的方式。理性的金融经营者倾向于选择监管成本较低的制度，并且调整其经营活动。
(二)模型阐释
基于上述假设条件，可以建立金融经营者的收益函数为y=a+cx(c0)，c是金融监管边际收益倾向(见图3)。一般而言，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经营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基于金融市场经营混业化的要求，以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转变这个过渡阶段为研究区间。
在分业监管下，监管成本为x1，对应的金融经营者的监管收益为y1，即起初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因国内外金融市场混业经营发展的需要，金融经营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监管主体默许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自己获得收益更高的业务来做，当经营主体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实现时，监管成本依然为x1，经营曲线开始向右上方移动，可以得到金融经营者的监管收益为y2，即(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当金融监管主体完全允许混业经营时，金融监管主体实行混业监管，监管成本为x2，这时沿着经营曲线向左移动，这样就可以实现金融经营主体的收益为y3，即(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模式。由此可见，金融监管演进经历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模式，是实现金融混业经营倒逼金融混业监管的运动过程，而且在(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情形下，无论对于金融监管主体还是金融经营者而言，是一种双赢策略。
(三)建立金融监管磋商会议制度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者主要为一行三会，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中国的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管理，而中国人民银行则主要负责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四者之间运行相对独立。1993年国务院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为金融分业监管提供了基础性政策条件;1998年1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则标志着金融分业监管局面的正式形成。当前我国金融分业监管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是混业经营已成为发展趋势;二是混业监管模式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2005年2月，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共同制定的《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出台，开启了金融监管部门合作运营的新纪元，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壁垒逐步被打破;而2006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中全面修改了金融混业经营的限制条款，也为将来混业经营发展预留了制度接口。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监管制度更迭的关键性时期，推进金融监管改革需要循序渐进。
在混业监管下，中国的金融监管应建立一个定期召开的金融监管磋商会议制度。会议由国务院分管副总理主持，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领导人参加。成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任主任的金融监管委员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转变为综合监管一部、二部以及三部，并指定一个负责人参与金融监管委员会，为具体金融监管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金融监管磋商会议为决策层面;金融监管委员会为中间层面，金融监管一部、二部以及三部为执行层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金融监管组织构架。磋商会议制度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获取更多的金融信息,更早更好地预测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组织构架(见图4)。
五、研究建议
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市场发展的新需求，而金融监管只有跟上金融发展的步伐，才能够为金融市场的新发展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务。因此，在金融监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金融市场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是一种新趋势。
(一)构建系统性金融监管体系
面对当前混业经营的金融大趋势，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中国现行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存在一定的优势，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者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确保了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同时央行承担货币政策的制定，确保了货币制度的独立性。面对新的混业经营局面，综合考量当前的混业经营形势和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会更加符合实情。可以保留一行三会的基本形态，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提升其监管权限，赋予其金融市场全新业态的监管权力，维持整个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由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可以形成较完善的金融风险监测系统，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则作为央行的下属机构，分别行使对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此套改革方案的机构调整力度较小，可以减少由此而引起的非正常金融市场波动，同时既达到混业监管的目的，也保留了原先监管体系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并基于混业经营且增加其监管的功能。
(二)分层次推进混业监管改革
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经过多重研讨考核检验。因此，金融监管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从点到面、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扩张式循序渐进地推进。首先可以选择我国混业经营较为发达的地市进行试点改革，比如选择北上广深，在试点过程中进行动态实时结果反馈，对不合理之处及时讨论修正，试点结束回收试点报告，统筹调整改革方案;其次再将改革推广至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进行普遍试点，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等，同样也需要根据试点反馈适当修改改革方案;最后在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全国。再者就时间而言，由于金融监管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巨大，因此监管改革需要给金融市场参与者一定的准备时间，国家可以先行释放出改革信号，根据社会意见进行调整修改;进而明确改革时点，这样既能让金融市场做好改革的准备，同时各级政府部门也可以深入了解金融改革内容，为后来的金融改革实施做好工作。
(三)坚持以市场的运行为导向
金融市场监管体系是为金融市场所服务的，金融监管改革应当以市场的发展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标杆。首先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应当组织金融市场参与者包括经营者、消费者、市场管理者等共同参与探讨，使得整个金融改革方案接地气其次在改革方案决策层，应当设置一定比例的进行金融研究的专家和从事金融实践的行家，确保整个金融改革方案操作的可行性;最后在整个金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从金融市场运行作为金融改革的出发点，这样有利于激活金融市场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动力，满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求。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9
在业内人士看来，2015年互联网金融发展突飞猛进，一方面满足了中小企业及中低收入者的投融资需求，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监管和风险管理规范，行业发展乱象丛生，在此情况下推出的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指导意见，也被认为2015年是行业监管的元年。
在行业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短短两三年时间，东方财富、等公司从新兴成长股变身为新兴白马股，市值从一二十亿元迅速膨胀到几百亿乃至超千亿元。从细分行业看，金融产品销售、征信、网络贷款、众筹等行业迅速推进，成为年内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看点，通过资本的视角去梳理年内互联网金融关键词，或可以一窥行业投资发展的现状。
关键词一：板块涨幅惊艳市场
从去年年中开始启动，并在去年下半年崛起的牛市，在今年上半年达到高潮。从二级市场表现看，互联网金融板块惊艳牛市，领涨所有版块。根据国信证券的研究报告，在144个wind概念板块指数中，a股市场中涉及互联网金融概念的上市公司总共49家，这49家公司组成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指数，引领了本轮牛市走上高点，穿越波峰波谷，始终是概念板块中的佼佼者。
统计数显示，从2014年7月22日到2015年6月12日，互联网金融板块指数在所有概念指数中涨幅雄居第一，期间涨幅高达546.74%；如果计算从2014年7月22日到2015年12月11日期间涨幅，互联网金融板块指数涨幅也高达347.80%，在所有概念板块指数涨幅中位居第二。
在上述互联网金融指数板块个股中，涨幅居于前10的是、银之杰、中科金财、赢时胜、信雅达、东方财富、中天城投、金证股份、万家文化、腾邦国际。在上述概念股中，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要么是通过并购、投资互联网公司；要么是通过公司自己搭建平台等方式建立互联网金融业务板块；还有的是成立投资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基金。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历次完成的牛熊市中，总有一个代表性的、领先行业涨幅的投资主题板块，例如2013年的手游传媒等，而在2015年的市场中，互联网金融板块无疑是行业领头羊。
关键词二：监管元年
相较于传统金融业监管严、准入门槛高，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互联网金融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监管政策相对宽松，让行业在诞生之初就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但是硬币的另一面，随着市场蛋糕的迅速膨胀，使得行业发展良莠不齐，也让不少不良企业混迹其中，行业内外对于政策与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行业进行监管也被提到前台。
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一行三会分别对互联网金融分为七大业态领域进行监管，央行监管互联网支付，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证监会监管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同时对网络借贷等进行明确界定，提出了建立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增强行业自律，防范金融犯罪，体现出政策鼓励和风险防范并重。
7月31日，央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该意见稿，将对网络支付进行限额管理，每个客户的第三方支付账户每日累计金额不能超过5000元，对综合类支付账户、消费类支付账户分别规定的年累计20万元、10万元限额。同时，其中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仅指存在于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虚拟账户，对于第三方账户开立、转账都做出严格限制。
在业内人士看来，尽管同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步伐相比，监管仍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随着监管政策的不断推出，标志着互联网金融平台已开始从野蛮生长时代逐步过渡到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上。
关键词三：大数据征信起步
今年伊始，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八家机构要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工作，互联网金融行业进入到全新的发展时期。随后，阿里推出了“芝麻信用分”、拉卡拉推出了“考拉分”、华道征信推出了“猪猪分”，首次在互联网上实现了个人用户信用的量化和应用，征信服务在互联网金融行业得以落地。
在招商证券看来，征信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对金融活动主体进行信用评估，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可有效降低金融系统的信用风险和交易成本。随着央行近期已下发《征信机构监管引导》，首批个人征信牌照落地在即，征信行业的市场化进度明显提速。对比海外成熟市场，我国征信业在数据采集、覆盖范围、产品种类和法律监管等多个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高成长性凸显。从需求、技术、政策三个角度来看，征信业的黄金时代已来临，面对近800亿的市场空间，对比海外成熟市场，我国征信业在数据采集、覆盖范围、产品种类和法律监管等四个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高成长性凸显。征信市场的巨大空间，在大数据时代开始迅速进入黄金发展期。
关键词四：问题网贷平台持续曝光
在互联网金融子行业中，p2p行业应该是最“野蛮生长”的了。一方面是行业的迅猛爆发，另一方面则是问题平台的持续曝光。网贷之家和盈灿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p2p网贷平台数量多达2612家，同比增幅近70%，行业单月成交量已突破千亿大关，历史累计成交量已达12314.73亿元。截至11月底，p2p网贷行业贷款余额已增至4005.43亿元。预计2016年，行业年成交量将高达2万亿元。
在野蛮生长的另一面，是问题平台的触目惊心。网贷之家统计数据显示，年内被曝光的问题平台多达874家，其中11月以来达163家，12月份截至目前有84家，在临近年底的情况下，呈现逐步增多之势，而e租宝等成交额达数百亿元的问题平台曝光，再度给行业带来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则是上市公司对网贷平台的追捧，以及网贷公司进军资本市场。12月18日，宜人贷宣布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以每股10美元发行75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
在业内人士看来，问题平台的频频出现，也让投资者对于行业风险防范的意识升高，非理性畸高利息收益在回落，不规范问题平台增速也在收缩，随着监管制度和行业政策的完善，以及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提高，最具有互联网精神的p2p行业发展空间巨大，将在逐步净化中震荡前行。
关键词五：众筹临“风口”
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渠道，通过发起人向投资者募集项目资金的众筹模式，正在面临行业爆发的风口。平安证券数据显示，始于2011年的我国互联网众筹平台，到今年7月份，已经发展到224家，其中股权众筹平台有107家，平台融资额度为13.8亿元；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测，2025年预计中国众筹融资将达到460亿至500亿美元，行业仍将快速增长。
从政策支持看，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以下统称四众)等新模式，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从淘宝众筹和京东众筹两大众筹平台发展情况看，截至2015年9月4日，淘宝众筹平台累计筹款金额为60572万，其中单项筹款人数34.8万人，单项筹款金额为2366万。成立于7月1日的京东众筹，两个月累计金额就达到8.7亿元，单项最高筹集金额为7202万元，单项最高支持人数为35.9万人。而上市公司中，金证股份、新开普、美邦服饰等都开始涉足众筹领域。
关键词六：消费金融万亿蓝海启动
同成熟市场发达的信用消费相比，国内的相关市场亟需打开，在技术发展及政策推动引领下，消费金融万亿级蓝海市场有望被打开。从整个消费信贷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来看，目前中国消费性贷款余额的占比只有20%左右，与欧美发达国家50%左右的比例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但是随着刺激消费政策的持续出台、消费金融牌照管制放开、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观念的升级，以及消费金融产品和授信主体的多样化，有望出现爆发性增长。国海证券研报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达到15.4万亿，预计2019年将超过37万亿，相较于2015年将增长1倍，消费金融万亿级蓝海市场打开。招商证券预计，未来几年中，消费信贷将保持20%以上的平均增速。
消费金融的发展，核心要素是场景打造和风险控制。从发展现状看，消费场景的线上转移使线上的消费金融平台更具备渗透力，电商消费金融平台以电商自身的消费场景为基础，完善电商生态，并进入到教育、装修、医疗、租房等领域，部分p2p公司选择以消费金融为切入点进入，进而构建消费场景大生态。对于风险控制，更加突出个人征信，对于银行和已经建立起大消费生态的电商巨头，通常基于自身生态提取真实数据完成征信；对于自身缺乏数据积累的平台，通常选择与第三方增信机构合作的方式，这也使得消费金融公司与个人征信公司的合作极具空间。
关键词七：移动端理财大爆发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财富管理行业也正在快步进入移动端时代。不管是在“双11”大战中的移动端下单占比的迅猛提升，还是股票基金交易等，开始迅速从传统网络转移到手机客户端。
从互联网金融相关公司布局看，也开始发力移动端。10月份金证股份公告称，拟以现金方式向刘琦、师敏龙等15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联龙博通100%的股权。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5.3亿元，联龙博通作为向商业银行提供全流程的移动金融业务解决方案的公司，拥有“手机银行”、“移动商务”、“移动支付”三大服务产品平台。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篇10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各国先后推出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不足，外部危机的波及性被降低，同时银行高储蓄金率政策保证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全球化金融危机在我国被降到最低。随着金融体系全球化联动性的加强，必将给我金融市场带来更加活跃的氛围，同时更多的金融机构也将拓展其国际业务，不断冲击国内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体趋同趋势。因此，在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践的现状基础下，紧密结合国际监管动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改革措施，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一)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我国，随着金融机构的综合化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系统风险性也在不断增强，并且逐渐与世界接轨，经济形势与欧美国家趋于同变化。因此，我国应完善审慎监管体制，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并且尽快提上改革日程。在我国目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可考虑在国家层面上建立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跨部门委员会，设立监管协调机构，同时可参照欧美机构设置做法，组成的金融稳足委员会，监测和评估我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分析、决策信息公开化与同步化，针对各监管机构信息共享化，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以达到有效防范系统风险的目的。
(二)鼓励金融创新，合理把握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监管机构对贷款等形式的金融创新产生的金融衍生品监管缺失，直接引起房产泡沫而持续殃及欧美经济体。在我国则呈现相反的情形，国家银行宏观管控下，金融市场发展缓慢，金融产品以及配套服务供给缺失，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难以满足金融市场需求，削弱我国金融体系的稳足性和竞争力。因此，我国可适当的鼓励金融创新，注重高风险产品的审慎发展，对一些金融产品、业务的监管限制放松，使金融体系更加充满活力。
(三)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
金融消费者，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微观主体，在本轮金融监管改革中，各国均把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对金融消费者增强合法合理性的保护，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增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和参与热情。因此，我国可加强消费者在金融产品消费过程中的充分知情权以及信息对等性，同时建立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充分保证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