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1
关键词：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研究探索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01-02
现阶段，“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经在国内逐步得到关注和重视，未来城市建设与智慧电子网络等结合将更为突出，智慧城市建设将是重点体现。智慧社区建设是城市智慧化的重要环节，随着新技术、新的管理方式以及先进经验的引进，其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选择。基于当前吉林市社区管理薄弱，社区服务不够深入，社区参与意识不强等状况，综合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培树经验的基础，有的放矢地针对存在问题进行对策探索。在借鉴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典型培树分析，建设有针对性的智慧服务平台。提出植于政府宏观调控下，构建新型管理方式，发展智慧服务理念；同时结合社区社会层面，通过建设社区信息服务中心等多功能服务系统，整合社区资源，切实调动社区的积极性；从社区自身来说，社区内智慧平台建设应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服务体系，创建智能服务系统。
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以及其治理模式还处于探索时期，成功运行的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部分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促进了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也创新了社会治理观念、手段乃至内容，终将为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契机。
一、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现状
（一）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内涵
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其定义是基于街道、镇、村等地理区域范围内，利用信息技术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和智慧的服务，提升社区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体验度和感受度。因此，智慧社区建设首先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突出为民、便民、惠民的基本要求，通过智慧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打造安全、便捷、宜居的社区；其次要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智慧社区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扎实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并做好与市级层面社会事业、公共服务项目的衔接工作，减少重复建设；最后探索智慧社区的建设模式和运维模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积极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合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二）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基本概况
智慧城市综合了资源多样化、信息交互无障碍化以及信息程序的自动运行化等特点，以实现城市便捷、高效发展和运行为目标。我国从2012年12月开始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工作，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进行试点开展。2014年12月底，在试点的基础上，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达90多个，涉及了全国大部分省份，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密切联系智慧建设的受众――社区和社区居民。智慧社区建设，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经验借鉴有限，有必要进行必要的探索与研究。
社区是城市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更是党和政府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注重的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率先从社区入手，基层社区的创新管理与建设事关我国发展的根本，随着社区的拓展以及新要求的提出，社区管理模式改革迫在眉睫，结合新时代下新型信息技术以及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与融合，社区管理职能要不断提高，管理模式要进行创新，服务平台也应拓展和创新建设。基于这样的基础下，将“智慧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并在全市部分社区启动了智慧社区建设，是吉林市进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深入研究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可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对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
（三）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的内容
1.智慧社区的信息化建设
在基于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上进行应用、整合和再造，通过主动感知和网络互连的方式，建立吉林市智慧社区生态化服务和运行平台。
2.智慧社区的系统化建设
智慧社区强调信息的采集、互通、处理和应用的系统化，通过建立一套符合智慧社区要求的现代化、精细化和标准化的社区公共服务系统。
3.智慧社区的治理化建设
主要是把社区中各主体，即政府公共部门、社区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充分协商的互动过程，综合建构智慧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基层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转变到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培育社区共同体，重构社区共同体。
二、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培养措施
根据发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信息惠民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吉林市现阶段要结合社区智慧型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网格化策略探索。
（一）信息基础设施“树”的网络化
吉林市要基于规划引导、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管理、满足需求的原则，依托通信运营商全面开展智慧社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信息网络综合承载能力和信息通信集聚辐射能力，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和普遍服务能力，满足居民对通信质量和服务的要求。
当前，吉林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从光纤宽带网、无线局域网、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以及应用终端等五个方面着手开展，为社区居民提供高速、安全、优质的上网服务，保障通信质量，为广大社区提供高清电视、高速数据接入和语音等三网融合业务的能力，并借助电脑屏、手机屏、电视屏、社区屏等多种载体，面向不同群体和推送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信息。
（二）生活服务“树”的便利化
吉林市要以社区居民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完善的服务网络，推进社区生活服务建设。
吉林市的生活服务树主要从生活信息、便捷服务开展，汇聚社区周边生活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提供给社区居民，积极创新为居民服务的方式、方法，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的信息化
吉林市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完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推进广覆盖、易使用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应用，提高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主要从社区管理、医疗卫生、社区文化、关爱救助、教育体育以及交通出行六方面着手实施。结合家庭医生制度，创新社区居民就医模式，为家庭医生提供随访、诊疗服务的信息化支撑，并建立完善的预约挂号服务流程，实现实时查看联网医院挂号就诊情况，同时为社区居民建立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和主要卫生服务记录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实现远程医疗会诊、远程健康监护等，构建社区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社区文化中心的公益文化服务功能，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加强关爱救助信息管理，助力社区帮扶救助和养老助老工作的开展。关注社区学生教育和居民体质，营造社区和谐教育、健康环境，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创建有序、便利的出行环境。
（四）小区管理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打造安全、舒适、高效的智能化小区，主要做好居住区周界、重点部位和住户室内的安全防范，提高居住区整体安全防范水平，可以通过访客对讲、周界防越报警、闭路电视监控、电子巡更、管理与监控（物业运营管理、公共设备监控和小区门禁管理）、车辆出入与停车来进行管控。
（五）家居生活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引用先进技术，实现家居生活设备设施和家庭生活环境的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使居家生活更加舒适、安全、低碳，主要从家庭设备监控、家庭安全防范入手，利用各种探测工具和手段，对居家环境进行监控，保障人身和家庭财产安全，提升居家生活品质和安全。
三、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探索的意义
智慧社区是一种全新的社区生态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它需要结合到社区民生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社区管理等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创新建设。吉林市通过智慧社区的建设来重构社区新型管理和发展建设，结合存在的背景和发展的时代性，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智慧社区建设研究的理论意义
智慧社区在吉林市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视角，纵然有理论研究和学术分析基础，但
真正的因地制宜的研究依然处于初级摸索阶段，原有的部分理论概念不能适应新型信息时代背景下社区管理。因此，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需要通过网络背景下，结合网络管理理论，依靠多元治理理论进行合作和自我契合。通俗来说，就是结合时代和信息发展要求，进行新型治理拓展，以更便捷、高效服务和管理为目标。
2.现实意义
智慧社区是社区的高级阶段，在信息化手段的基础上，重构“线下”现实社区和“线上”虚拟社区的结合体。把政府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个人等都囊括进智慧社区平台上进行互动和协商，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首先是，政府通过信息化平台技术，建设一系列的智慧服务平台，更加高效地提供了社区服务，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整个社区的服务建设，及时提供社区的必要服务，通过技术化手段进行监控和分析。
其次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把社区资源全面整合，把社区的卫生、人文、教育、信息化搜索以及电子商务都进行互联共享，促进了社区的网络化和服务化。
最后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形成社区治理合力。通过打造现代化社区“智慧综合体”，创造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空间和平台，从而为拉近社区成员之间的距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通过此课题研究，分析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典型培树的优势和未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最终目的是实现信息化时代基层社区的科学管理。
参考文献：
[1]张永民.智慧城市总体方案[J].中国信息，2014，05：145-156.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2
各位领导、同志们：
这次党建主体沙龙活动安排在我社区，充分体现市委组织部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我们倍感自豪。按照活动安排，首先由我汇报×区经验做法。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近年来，××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着力以党建高质量助推基层治理高质量。特别是2020年以来，××区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通过抓好赋能、推动下沉、提质增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为全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主要有三个方面好的做法：
一、全面赋能，构建高效治理体系
坚持“大治理”理念，以做强街道、做优社区、做实系统、做活治理为目标,通过系统赋能、街道赋能、智慧赋能来构建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的治理指挥体系。
一是系统赋能破解压力传导“上热下冷”问题。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纵向上，建立“四级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区、街道、社区、小区四级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和工作责任;横向上，推动组织、宣传、政法等部门联动，形成自治、德治、法治齐头并进，有机融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生动的“×实践”回应百姓期盼。
二是街道赋能破解基层工作“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问题。持续强化街道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对街道赋权赋能，将重大决策、综合执法、文明创建等方面的征求意见权、征得同意权、考核督办权等下放给街道，实现街道职权对等、财权事权匹配，推动街道党工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层党组织建设、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工作上来。
三是智慧赋能破解社区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结合智慧社区建设，探索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让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每栋楼宇、每户家庭;运用社区智能化平台、论坛、微博、微信等，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深化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推动社区养老、社区医疗、社区物业设备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广泛吸纳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企业信息资源，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志愿者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等社区服务信息资源集成，构建设施智能、服务便捷、管理精细、环境宜居的“智慧社区”。
二、力量下沉，营造安心舒适公共环境
通过组织下沉、资源下沉、服务下沉，持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环境。
一是推动组织下沉，把难题解决在居民家门口。针对物业管理薄弱、公共活动空间小、环境脏乱差、停车难、收费难等物业难题,××区坚持问题导向，把有效破解物业问题作为检验各党工委(党组)抓党建工作成效的重要内容，通过破解物业问题这个“小切口”来推动社会治理的“大变化”。推动成立物业行业党委，将物业企业培育成党组织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以小区“党群协商议事会”为抓手，通过推动小区党支部书记和业委会主任“一肩挑”，切实抓好小区环境卫生、矛盾化解、停车管理等关键小事和民生实事，把小区党支部、物业服务企业党支部这些群众家门口的党组织锻造成最接“地气”的党组织，实现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二是推动资源下沉，把活动开展到居民家门口。强化、运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持续开展“机关基层手拉手、干部群众心连心”活动，推动区直机关党组织、驻区单位党组织与小区党支部结对共建，积极引导各领域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通过走访连心一批小区居民、签订一份共建协议、办好一个惠民项目、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持续深化道德银行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把道德银行覆盖范围拓展到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庭教育、生活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引导各行业领域、各年龄段的志愿者参与到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中。
三是推动服务下沉，把关爱送到居民家门口。针对社区服务内容单一、阵地不达标的问题，×区将建设社区基础设施列为民心工程，通过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三级党群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沉资源、强党建、聚民心”的目标。将×个党群服务设施项目列入重大项目工作部署，压茬推进;突出做好×精神和ד一五”首创精神传承和发扬，深入挖掘社区特有的工业文化内涵，提炼社区公共精神，实现“一社区一主题一特色”，让社区有颜值，更有气质;探索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为居民提供从育幼到助老，涵盖社区医疗、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养老等全方位持续性服务，让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便捷、日子越过越暖心，切实让辖区居民感受到“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
三、提质增效，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见效
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切实提升工作落实力、执行力、穿透力。
一是建立项目化推进机制。将全年各项工作目标细化量化，通过工作任务化、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具体化，明确工作目标、具体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做到细化到载体、措施，量化到单位和人。
二是强化典型引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点创建。注重挖掘、总结不同类型社区的先进典型、鲜活经验并进行推广宣传，同步依托广播电视、平面媒体、互联网等全媒体手段加强引导带动。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3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借鉴社区再造的既有研究，就其中的社区流程再造展开探讨，以求为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提供可行的实施途径。依据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结合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总结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流程的现存问题，并针对性地就社区的组织结构、职能关系和参与平台三方面提出流程再造的策略。
关键词:
社区再造；流程再造；组织结构；公众参与
市场经济体制和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致使我国社会结构反复于断裂与重构之间[1]，社区制逐步成为主要的城市基层管理方式，社区管理走向自治，公众参与不断热化。然而，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虽已有较多实践性尝试，但尚不完善且存在严重失灵，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下沉和自治组织“内卷化”[2]、社区组织功能冲突和非营利组织参与不足、社区管理与服务流程不协调和社区服务竞争性差、制度变迁非对等博弈和公众参与程度低、居民个体“原子化”和内在社会资本缺失等[3,4,5]，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另一方面，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进入崭新阶段，“2014年是中国智慧城市落地的元年”[6]。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7]。
同年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指明了我国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杜绝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强调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创新与建设[8]。关于智慧城市，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科学定义[9,10]。目前在我国，智慧城市是指以数据、信息的深加工和利用为核心，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这不仅是技术的创新，更多是机制、运营模式和资本运作的创新[11]。智慧城市下的社区建设，重点在于社区的管理与服务，通过构建公共基础数据库和公共信息平台，完善公共服务信息体系，推动公共服务方式创新，以使公众能更便捷、及时地获取相关信息[8,12]。由此来看，我国转型期中的城市社区在管理与服务的问题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及挑战。虽然智慧城市建设的大环境为社区的创新提供了众多政策和技术的支持，有利于网络化流程和公众参与平台的构建。但是，智慧城市的目标又对社区管理机制与运行模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便捷化、智慧化。为了给城市社区管理的创新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流程）再造理论和借鉴政府再造，提出社区再造的命题，并明确了社区再造的原则、内容和战略路径等。
社区再造是以大幅度提高社区效能、效率、适应性和创新力为目的，从根本上培植社区意识、改造社区组织流程、促进社区发展的以人为本的转型过程，在我国台湾地区表现为社区营造[4,5,13]。社区再造包括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四项基本内容，并以组织流程为中心，社区流程再造是当中的重点。因而，本研究将以社区流程再造为切入点，在梳理其已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调查分析，探讨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流程再造，以提出创新社区管理的策略。
1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社区流程再造，就是从社区公众的需求出发，对社区的组织流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诊断和重新设计，形成网络化的工作程序，以提高社区组织的绩效[5]。对于社区流程再造，现有的研究虽尚未形成完整的实施方法体系，但已有相对明确的设计原则与路径。
1.1基本思路：遵循社区再造的五项原则社区流程再造作为社区再造的有机组成部分，需遵循社区再造的五项原则，这也是社区再造的目标：（1）获得授权的社区，即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组织相分离;（2）居民驱使的社区，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鼓励公众参与；（3）企业型的社区，即建立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措施，以高效、优质地满足居民需求；（4）协作型的社区，即强化居民、各类自治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5）竞争型的社区，即引入竞争机制，遏制社区服务提供者的寻租行为[4]。
1.2基本方法：依据社区业务流程梳理组织结构社区流程再造的关键在于，将社区业务流程的需要置于职能分工之前，实现社区组织结构由职能型向流程型的转变[5]。社区业务流程大体可划分为行政、沟通、议事和服务四个方面。就其中的行政活动，王星认为，只有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等社区管理的权责型参与者积极支持与干预，社区自治才有可能走向社会有序，而且多部门合作是其中的关键[14]。丁木水指出，街道是我国本来就存在的社区，其行政化应向社区化转变，使地处辖区内的、又不归其管辖的企业单位对社区具有归属感[15]。所以，在社区管理中，保留行政机构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街道更应作为自治而非行政主导的社区单元。非行政活动方面，在转型背景下，现行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社区建设对基层整合的效果将越来越弱[16]，而独立于社区之外的nGo则能提供促进邻里融合的服务和活动，社区兴趣活动等开放型社会网络的培育能更有效地推动社区建设的发展，并提高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水平[17]。也就是说，nGo的介入可改善纯辖区内组织管理的整合力，促进居民自治组织治理水平的提高，在社区管理中可适度强化。
2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流程的主要问题
为能提出我国社区流程再造的有效策略，本研究开展了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社会调查，以了解社区管理流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社区业务流程需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是我国“大部制改革”最早的基层政府实践地，其管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该地也是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其社区能较早地体验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为此，本研究以顺德为案例组织调查研究。在华南理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20多名高年级本科生的协助下，研究组于2012年7月至12月间对城市居民展开以社区发展为主题的问卷调查。研究组选择在人流相对集中的大型商场和步行街对市民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问卷调查；考虑这两个调研点的中青年群体比例较高，研究组另选老年人较为集中的茶楼和公园，分别在早茶和晨运时间补充调查。此外，还联络当地教育部门向中小学生家长发放问卷，以扩大样本数量和覆盖面。本次调研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433份，其中有效问卷1388份，有效率达96.86%。
同步，研究组就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进行相关主题约30人次的访谈。与当地政府部门的访谈主要通过召集相关负责人举办座谈会；企业单位的访谈通过与行业协会代表交谈；社会组织的访谈对象选择当地社会工作开展得较为成熟的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选择广州的启智服务总队作为志愿者组织方面的补充调研对象；社区组织的访谈选择当地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并由居委会书记代为对话；居民代表则通过社区居委会引介，与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的人员交谈。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流程存在三大问题：
2.1社区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组织难以全覆盖针对现有的政府组织（如社区居委会）、市场组织（如物业服务企业）和社区自治组织（如业委会）等社区管理主体，居民对它们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和满意度总体评价一般，略偏向于有点帮助和比较满意（图1）。这说明，这些组织的参与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有待改善。特别指出，居民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在社区管理与服务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居委会，且大于业委会。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对社区管理有帮助的居民占55.1%，居委会为52.4%，而业委会则占48.5%；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与服务表示满意的居民占42.4%，对居委会为43.0%，而对业委会则为40.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区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可能与居民目前更关注社区设施管理而非自我意愿表达有关。从访谈了解到，物业服务企业并未全面覆盖所有社区，特别是居民自建房集中等难以实现封闭式管理的地区，此时，作为政府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部分的社区管理职能。然而，政府方面尽管已建设社区警务e超市①等信息化管理系统，但公众互动平台仍然缺位，不能即时回应社区居民所需。可见，居民对于社区自治组织的认同度并没有学术研究认为的高，这会影响到居民组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不利于自治组织的完善，形成消极循环。而现状居民认同度相对较高的物业服务企业等市场组织，却难以在传统街区等管理界线不明晰的地域实施，不能全面推广。
2.2社区内组织缺乏有机联系，服务未能互补优化以顺德大良街道北区社区为例，该辖区的企业人口除大型工厂的外来人口居住在工厂配建的宿舍里外，其余职工（特别是外来人口）基本居住在辖区老城区内，企业职工的自维组织——工会也落点于老城区，与社区居民有一定的互动关系。辖区企业也为社区内每年举办的30多场大小型活动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缓解了社区居委会的资源短缺问题，可该社区却没有提供专业性社会服务的nGo组织的介入。就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来看，以顺德大良街道中区社区为例。该社区于2011年引入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各类专业的便民服务。该中心以提供公共活动平台为主，并通过陪同走访等方式帮助居民处理行政事务。社工中心通过投标经政府研究后设立的项目，获得相应的活动经费及硬件设施的支持，并与辖区内外企业合作，获取一些基金会等的赞助。不过，社工中心并没有与志愿者组织合作，开展面向全社区各类群体的大型活动，服务对象比较局限，针对的主要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志愿者组织方面，广州在国内最早形成了一定规模和管理模式的志愿者组织，故本研究以广州最活跃的志愿者团队——启智服务总队为例。其下属的心心之家分队与沙面街道的社区服务合作内容最为丰富，包括教育拓展、独居老人探访等。由于志愿者来源甚广，在活动筹办方面相比社工中心更具优势；活动资金渠道更广，可获得团市委、企业和个人等的支持。但志愿者组织与辖区企业互动较少，对所服务社区的认识较薄弱，且成员以志愿参与为前提，其活动推进的适宜性和保障性不及驻点的社工中心。不难看出，辖区企业、社工中心、志愿者组织等社区内组织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各有所长，对社区联结的强化具备一定作用。然而，各类组织在没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其短板凸显，例如：辖区企业和志愿者组织提供的服务不如社工中心专业，社工中心的人力财力相对匮乏等。
2.3诉求渠道错位，互动平台缺失，需求可达性差调查数据表明，居民向政府表达社会管理意见以网络方式为主（42.68%），电话次之（33.45%）（图2）。而目前的公众参与多以座谈、听证等面对面的方式进行[18]，与居民偏好的诉求渠道存在错位。因而，大多数（57.5%）居民认为当前的诉求渠道畅通情况一般。相关性分析显示，诉求渠道的畅通性与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了解和向政府表达意见的首选途径关系最密切。对智慧城市了解更多以及偏向于网络和电话等信息化渠道表达的居民，诉求渠道更为畅通（表1）。就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来看，虽然2014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世界32.5%的平均水平，但也仅为46.9％，远落后于发达国家78%的平均水平[19,20]。难以运用信息化手段表达意见的居民仍占大多数，诉求渠道的畅通性也因而受到影响。在互联网用户中，通过网络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偏低，经常在网络上就社会管理问题发表意见的用户仅有7.5%，这也主要与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了解程度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社会发展前沿敏感度较高的人，不但诉求渠道更为畅通，也更愿意参与社区管理，反之相对消极。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除了受习惯的反映方式和参与积极性的影响以外，诉求渠道的畅通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的长时间使用，并与学历和职业等相关（表2、图3）。调查显示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学历越高，渠道越不畅通，这可能由于学历高的居民对诉求渠道期望更高，但目前以非信息化为主的参与渠道难以满足这类群体的需要。职业方面，非公务员的单位职工诉求渠道更畅通，而农民、工人等一些日常获取信息渠道受限的群体则更加难以参与。就信息互动途径来看，居民除了手机短信外，还希望通过公告栏和互联网两大渠道获取信息，三者的支持比例分别为39.60%、31.90%和18.30%（图4）。最常使用的信息化产品方面，50岁以上居民与其他居民存在差异，首选电视，次选电话（包括手机和固定电话），且其中的手机短信多为单纯的阅读而不回复，这主要因为该群体受到生活习惯与能力的限制更倾向于传统媒体。总而言之，我国既有的社区管理诉求渠道未能满足居民需求，尤其给农民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参与造成一定障碍。加之，目前智慧城市在社区层面落实的成果主要是单向的信息查询或收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互动性较弱。这都不利于及时了解公众的真正需求。
3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创新的流程再造策略
考虑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发展要求以及现有流程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社区业务流程需要着手，构建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并就其社区内组织的职能划分和需求反馈平台的建立提出建议。
3.1策略一：强化“外力”，重组社区组织结构体系综合国内的实践情况、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实施经验，参与社区管理的组织与群体大体可划分为四类：官方组织、半官方组织、营利性组织和非官方非营利性组织（表3）。结合调研结果发现，在社区自治组织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社区可以通过一定的“外部”力量来凝聚社会资本，以优化社区的组织结构。就辖区企业而言，其职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多聚居于邻近的社区，可借助工会这一既有的自维组织，来集中反馈诉求，并向企业争取资金与物资支持，同时也可满足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社工中心由于非政府非营利而形成中立性，使其可成为联系居民自治组织与辖区内外企业、其他公益团体的沟通与合作枢纽。本着社区再造的获得授权、居民驱使、企业化、协作性和竞争性五项原则，结合社区业务流程的需求，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对社区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考虑新旧体制易于转化等必要，笔者认为，社区管理应将原街道办事处的政府职能往上集中，将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往下细化，将原社区服务机构和社区规划工作室的服务功能去行政化，强化nGo和企业工会等社区自治组织以外的“外部”力量，整合社区数据的电子化，把组织结构划分为市区、社区和邻里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现状市区、街道和居委会三个层面，形成行政集于政府、公众易于进入、议行相对分离、服务专业高效、信息公共互通的协商式扁平化组织框架（图5）。
（1）市区层面：行政集中。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市、区层面的社区管理主体主要是官方的组织机构，作为基层机构负责行政管理和监督。就我国的官方组织机构来看，即便是经过大部制改革的顺德，各部门在不同专项管理之间仍有信息更新与共享的问题。因此，市、区层面应收归现有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职能，设置汇聚各项信息的社区服务部门，作为市、区政府的联络机构，履行社区管理方面的行政职能，负责政府职能部门社区方面的工作协调、社区相关政策的制定、资源与资金提供、政府指令整合下达、服务监督、社区成员意见整理反馈等一些常规性事务。同时，针对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求，还应汇总社区及邻里层面各方面的管理数据，并电子化形成数据库，供各类社区管理主体通过一定的平台进行查阅。其成员构成方面，可择优提拔现状各街道办事处干部，以利用他们的工作经验和与居民之间的人脉关系。也可通过公开招募录用，广纳相关管理专业的精英。该部门应定期召开社区发展讨论会，审议重大决策并监督部门日常工作，出席人员包括各政府部门社区方面相关负责人和社区服务部门干部。
（2）社区层面：议行分离。访谈发现，现有社区居委会在社区（街道）层面已有一定的群众互动平台基础，包括政务论坛和办等，起到收集信息、联系政府部门的作用。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nGo的基本运作，大体是通过投标政府项目为居民提供技术，是联系政府与居民的桥梁。该层面的管理需强化对市、区和邻里上下两个层面的联系作用，因而可分别由社区咨询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规划工作室、商业企业和nGo履行行政服务、沟通议事、规划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的职能。社区咨询委员会是日常行政服务的联络组织，作为半官方组织，负责社区人口及物业等信息管理，并将其汇总至政府的社区服务部门。借鉴我国网格管理人的实践，依据社区成员的同质性将社区划分为规模相当的网格单元，每单元的行政事务各由一人负责。其成员由原街道办事处职工和社区居委会干部择优组成。社区管理委员会承担议事和沟通职能，负责社区重大事务的处理，协助社区规划工作室传达城市规划资讯。定期召开会议，向社区服务部门反映社区诉求与意见。结合政府网站或借用社区活动场所等，与邻里层面自治组织及居民沟通。网络招标信息聘任和监管商业企业，并与nGo合作组织活动。其成员由社区咨询委员会干部、业委会和工会代表组成。社区规划工作室担负与社区紧密相关的规划服务，一方面协助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另一方面指导社区建设、制定空间发展计划等，与政府社区服务部门共享社区管理及规划数据。其进驻团队面向各规划设计单位，以招标方式确定。nGo负责以社区层面为主、邻里层面为辅的技术性社区服务，自负盈亏。鼓励原社区居委会职工通过社工培训考试上岗，填补社工类人才缺口。商业企业是独立于社区以外的专业性营利组织，以竞标方式获得业务，为社区提供看护、安保、保洁等专项基本公共服务。
（3）邻里层面：企民兼顾。邻里（居委会）层面的管理将重点放在扩大参与渠道，激发公众的自治能力，摘掉社区居委会的空帽子，将权利还归于企业与居民、业主与租户等的利益共同体。结合访谈发现，不论是企业单位还是行业协会，均表现出对社区建设的忽视，该层次的社区宜提高企业自维组织——工会的话语权，在争取作为租户的职工的权益之余，及时沟通企业的意见，与业委会一起组成基于业缘与地缘的共同体集群，与上层面的社区管理委员会进行沟通。该层面的封闭式小区和大中型企业等主要由商业企业中的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综合性的日常服务，协助nGo举办社区活动，并由其业委会和工会监管。其他界线不明晰的开放式小区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依托其他专项服务企业提供服务，在社区层面统筹管理。
3.2策略二：建立角色互补的三大社区组织成员关系重组后的社区组织结构体系中，nGo和商业企业之间、业委会与企业工会之间存在两分的关系，他们应在社区管理中形成职能互补的角色关系。（1）nGo组织。nGo组织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志愿者组织。访谈发现，社工中心和志愿者组织分别在专业服务和人员方面占据上风。因而，社工中心应以专业社工为骨干、以志愿者为补充，通过整合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经费和设施等资源，提供专业性的社区服务，并为社区内外各类主体提供交流平台。而志愿者组织具有人力丰富、成本较低的优势，可作为社工中心提供服务的良好合作组织，一起优化社区的人际关系。（2）业委会与工会。业委会和工会分别负责业主和企业、租户方面的沟通和议事，并不承担服务功能。借鉴济南市天桥区纬北街道康桥社区经验，封闭式小区的业委会应成立社区业主接访中心，与物业服务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共同负责[28]。这样的管理方式，可强化业主参与社区自治的有效性。（3）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在看护、安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上具有优势。以物业服务企业为例，其在安保、设施设备维护、卫生清洁等方面获得较高满意度，但不善于投诉处理[29]（图6），而这些弱势刚好是社区自治组织的相对强项。考虑专项服务的规模效应及物业管理的综合性，物业服务企业主要承担邻里层面的服务，其他服务企业则面向社区层面。
3.3策略三：构建能及时反馈需求的公众参与平台社区流程再造以社区公众的需求为导向，有效的公众参与平台是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保障。为满足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创新的需要，其公众参与平台的构建受到智慧城市建设、公众对社区的认识、社区组织结构重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1）信息平台数字化。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决定了社区公共信息走向数字化的大趋势——公共信息将逐步从纸质语言转译为数字语言，形成可联网共享的数据库。公众可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接入数字化公共信息平台，便捷获取资讯。
（2）沟通渠道信息化。调研显示，居民总体愿意选择信息化的途径进行沟通交流，故社区信息互动渠道除了传统的公告栏以外，还可寻求手机短信、互联网等途径，整合社区论坛、QQ群等渠道为互通平台。考虑不同群体的需要和使用习惯，未来的社区管理可从两方面着手促进：一方面，加大网络等信息化方式的建设力度，以方便公众参与，特别是让高学历群体获得更广的渠道；另一方面，保留并优化传统媒体方式，使传统企业老板、老年人和农民工等偏好收看电视和拨打电话等群体拥有更为贴近自己生活的参与方式，譬如，适当地运用电视投播、电话访谈等方式。
（3）常规参与集中化。如上文所述，社区内外的沟通主要通过社区管理委员会来完成。这就要求公众参与平台重点指向该委员会常规活动的开展，在其中设置可访问社区公共信息数据库的接口，并配备专人指导使用。环顾国外的公众参与，其有很多生动、有效、具有强生命力的方式，如焦点小组（FocusGroups）、公民论坛、公共调查（enquÊtepublique）、公共辩论、工作坊（workshop/program）、电话答疑等[18,30,31]。
参考相关的评价方法，笔者从提供信息的能力、接受信息的能力、与公众交往的效果、获得广泛抽样意见的能力、信息数字化的难度、常规化开展的成本和公众的接受度七个方面，综合概括各种公众参与方式的有效性（表4）。对于不同参与手段，其“提供信息的能力”可根据其一次性可传达信息量的大小来衡量，“接受信息的能力”以其所提供信息的解析力和易读性评判，“与公众交往的效果”依据公众与信息方之间的信息流向关系断定，“获得广泛抽样意见的能力”通过参与方式对各类群体的准入门槛进行判断，“信息数字化的难度”以转化为数字信息的工作量来度量，“常规化开展的成本”比照参与方式的平均开展成本，“公众的接受度”以调查结果为准。结合不同参与群体的特征，优先考虑公众接受度，抽样效果及数字化难度次之，再权衡其他方面，笔者认为，社区流程再造的公众参与平台应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基础，在常规活动中，分别选用网络论坛、微博等即时信息工具、手机短信和QQ等社交软件、电话访谈、宣传栏等作为社区和邻里层面与公众沟通的手段，并借助社区（街道）政府网站实现不同手段间的信息关联。譬如，只要在论坛上信息，则QQ、微博、电子公告栏等均可见。公众也可从上述任意渠道查询在其中一个渠道提出的疑问回复。对于议会召开前的信息采集等非常规活动，则可增加电视公示、公共辩论、焦点小组等途径，以更深入了解公众所需（图7）。
4结语
城市社区管理自治化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求社区向高质量发展，调动社会的自组织能力，重视社区成员的有效参与，实现公共设施、公益资源和事务等的智能化管理。为使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拥有具体的实施途径支持，笔者基于对社区再造的基础研究梳理，着重探讨其中的社区流程再造命题。考虑行政服务集中供给、自治单元精干亲民、社区服务专业高效、公共信息数字化等要求，本研究构建了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沟通核心、“市区—社区—邻里”三层管理的基本组织框架。创新地提出以地缘和业缘为抓手，兼顾业主和租户、企业的需要，借助现有的业委会和工会作为社区最基层的自治单元。并在原有社区管理人员的转换方面，把居委会职工作为专业社工的后备力量，解决了就业去向和社工人才短缺的问题。本研究还初步理清了nGo和商业企业之间、业委会与企业工会之间的职能关系，探讨了社区的公众参与平台构建，指出平台应基于社区管理委员会，根据管理层面和活动频率运用电话访谈、社交软件和社区论坛等手段，以此作为完善社区管理公众参与的引介。
由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样本主要集中于佛山顺德区，且缺乏对物业服务企业和业委会、企业工会的深入调查，因此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析仍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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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4
关键词：福乐智慧伦理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产生于喀喇汗王朝时期用回鹘语写成的这部文学名著《福乐智慧》，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一部治国方略，一些民族的道德生活和日常规范至今仍受其伦理思想的影响。重新挖掘《福乐智慧》中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一致的伦理思想，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宗教是社会的局部，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制于整个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对于社会能否和谐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福乐智慧》作为一个经典著作不仅仅对于少数民族而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一定的启蒙和指导作用，那么它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丰富的内容，倡导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多种文化的和谐共处，而这种和谐共处的思想在书中是有所表现的。《福乐智慧》是在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优素甫生活的地方是喀喇汗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喀什噶尔，他在这里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写成了这部著作。品格开放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福乐智慧》就是当时维吾尔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和谐相融的成果。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书中也有具体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谐。真正的和谐是社会的整体和谐，而不是部分阶层之间的和谐。只有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谐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重要的是上层统治阶级与中下层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谐，关于这些作者十分清楚。书中谈到了处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从业者，从普通百姓到高官学者，从宗教界人士到信教群众，从手工业者到普通农民等。在谈到如何对待这些人的态度时，不仅要在口头上、心灵上尊重、重视他们，而更要有具体的行为去尊重他们。在谈及对待工匠时说：“他们谋生度日全凭技艺，他们对你也是有利之人。”（4456―4457行）主张要尊重劳动者，让他们的权利在实际中得到维护。可见作者提倡的这种和谐理念是十分具体的，朴实的。二，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和谐。《福乐智慧》原本就是作者优素甫写给当时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君臣之间的团结一心是作者首先强调的，和谐相处，要想使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必须先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和谐。作者在书中部分章节主要论述了国君、大臣、将军、御前侍臣、宫廷人员、使节、文书官员、司库、御膳官员、侍酒官员等一系列官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条件。反复强调相互之间态度要谦恭、大度、和蔼，不可傲慢、嫉妒别人、贪婪等一些官员应具备的条件，。在提到大臣应具备的条件时说：“态度谦虚且对人恭谨，巩固社稷的栋梁，出类拔萃的男儿，富有知识且高贵又虔诚正直，行走于正道、德才兼备，富有智慧且博学多才，”这些品质的提倡，无疑都是在创造一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和大臣之间的关系。
社会生活需要有序进行。有序指的是社会处于一种良性的有序发展的状态，而这本身就内在于和谐理念之中。这种有序的思想作者在《福乐智慧》中，也是着力强调的。为追逐利益和权柄而导致的种种不安定，如动乱和战争，凶杀和阴谋离间、等各种各样的丑行，使得喀喇汗王朝处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之中，使国家丧失了正常的有序发展。这样的混乱使人民生活无法保障，人民也无法安居乐业。当时的思想家认为人的品质的败坏是造成这一切的恶果，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品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设想一种以伦理道德为精神思想上的约束，以法律为准绳的制度上的约束来治理喀喇汗王朝的江山社稷，使整个社会处于良性的有序运行的状态，《福乐智慧》体现了这种思想与要求。从实现有序的角度来说，法制是维持社会的秩序的根本保障。在书中作者强调了法制的必要性，指出法制是治国的关键是钥匙和缰绳，依靠法制才能去除邪恶，把世人引上正路。如果不建立法制，“人民将遭殃，国家将受损。社稷的基石将毁坏殆尽。”（2137行）在强调了法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之后，作者又指出要健全和完善已有的法制，认为健全的法制，可以是国内大治，社稷巩固。好的法制能使国家巍然屹立。制法者要制定良法，不要制定酷法，否则会作法自毙。明君要有明鉴，莫要制定酷法。谁若在生前制定酷法，身后定然会臭名昭著。可以看出作者有法制精神并要求其完备，不仅要完备而且要是良法，反对酷法。
健全法制的同时，执法公平更为重要。作者认为，无论是我的孩子，还是亲属，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过客，在法律上对他们要公平，对他们的裁决没有偏见。法度所及，万民得治，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都有法制，且执法要公平。优素甫认为法治和德治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在《福乐智慧》中体现为礼法并重。贤明在对国王讲述治国之道时说，国君凡事均都应有规章和礼法，国王也表示要用礼法来治理国家，让国中的恶行消散。从以上可以看出早在十一世纪的喀喇汗王朝，人们就已对“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进行了实践，那么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就更应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无论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十六大时期，还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十七大时期，直到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十时期，民族、宗教关系的和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宗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密不可分。《福乐智慧》中蕴含的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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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5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茗杨心”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落实2021年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市平安暨市域治理办：
按照《关于报送2021年工作总结和2022年工作计划的通知》、《广汉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项目责任分工方案》的分工，智慧治理组扎实做好相关工作，现将2021年工作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一是持续推进省一体化平台试点建设。积极拓展完善运行期间平台功能，强化平台推广运用，实现“最多跑一次”和“审批不见面”。截止目前，全市实现在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可网办事项1280项，可网办率达99.84%。
二是搭建广汉市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管理平台。积极包装项目，总投资4.5亿，推动广汉“智慧城市”和大数据运营中心项目建设，构建数据融合池和展示厅及相关大数据应用场景；加强与国新宇航沟通对接，大数据融合平台初步搭建完成，待测试后上线“城市之眼”系统。
三是建设投资项目大数据管理系统。落实资金35万元，建设大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对投资项目的中介服务、行政审批、建设进度适时监控。四是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按照“1+4”（1个综合管理平台，4个分模块：智慧党建、智慧管理、智慧政务、智慧服务）模式和商业、安置、老旧、“三无”小区4个类别，确定金雁大同，汉洲京皇等6个社区作为智慧社区前期试点，将智慧、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二）推动治安防控基层基础建设
一是基本完成广汉市综治中心（平台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建成1个市综治中心、12个镇（街道）综治中心，2个社区综治中心示范点；建成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底座、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综治“六联”（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防、治安突出问题联治、重点人员联管、服务管理联抓、基层平安联创）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建成市级视频监控共享平台，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图像1046路，“平安雒城”视频监控340路，实现重要区域全覆盖，实现省、市、县三级综治数据的无缝对接，以及县、镇（街道）、村（社区）各层级综治中心纵向贯通的数据互联互通。网格化中心划分设置网格343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443人。我市2018年至2020年投资781万元，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建成每个村（社区）不少于5个覆盖全市农村、城区、铁路全域的监控点位1046个，全部纳入综治中心信息化系统“雪亮工程”监控平台。今年年1月起每年投入266.6万元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6月进行了平台服务升级，新增了12处人脸（车牌）识别监控点位，新增电子地图，可以通过GiS引擎技术提供位置追踪及精确定位，更加有效地实现治安防控的目的。
二是“雪亮工程”同“平安雒城”、“慧眼工程”等视频监控和智慧小区项目共同编织了技防监控网络。形成镇、村、院、户四级技术防控圈，实现从点到面、联防到户的立体防控网。“雪亮工程”建设以来，公安机关通过视频监控精准出警、精准处置，对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震慑，破解了农村地区治安管理难题。目前，“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案件300余起，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问题230余件次，2019年和2020年，我市公安机关年立案数分别比上一年度下降15.8%、3.9%，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向好。
三是推动建设三级网格化管理服务建设。广汉市建成了1个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12个镇（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城区28个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构建市、镇（街道）、社区（村）、网格员四级平台，同时，将与民生事务紧密相关的住建局等23个职能部门、44个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卫生院纳入平台并开通电脑终端账号参与服务管理工作，实现分级管理，梯次互动的工作模式。全市343个网格，配备社区专职网格员242名，农村兼职网格员（村干部）101名。2021年市财政投入资金297.2536万元，有力保障了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运行。编制广汉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细则，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化建设。网格员通过“一日双巡”，主动走访群众，主动服务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发现，并现场办结或通过手机平台上报处理民生问题和群众诉求，2016年以来，累计宣传政策法规12619人次，办理民生服务事项49468人次；主动发现、干预、化解网格内矛盾纠纷，有效维护社会稳定；收集各类基础信息并推送入系统平台，动态更新，基础数据更加完善、真实、准确，共采集各类基础信息100余万条，收集录入社情民意13061条，走访特殊人群4581人次；今年7月下旬一轮疫情爆发以来，全市网格员共参与疫情防控排查18641人，协助开展医学观察居家隔离5190人，走访重点区域、场所40147处，开展疫情防控常识政策法规宣传32526次，协助开展疫苗接种3465人次，通过宣传引导使辖区内居民提高了防护意识，增加了疫情防控知识，提高了居民参与防控的积极性。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明显提升，网格化工作品牌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三）将智慧建设与法院工作相结合
一是准确领会上级精神，科学谋划。严格落实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责任制，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指定专人兼职负责信息化建设日常工作，为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信息化建设计划上，坚持与司法部、省厅、德阳市局实现并网为标准，不做物力浪费；在场地设置上，坚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新标准，做到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司法行政指挥、公共法律服务“四个中心”统筹规划；在经费保障上，坚持中央、省级转移支付与本级财政保障相结合，积极主动向广汉市分管领导、主要领导汇报省厅信息化建设新要求。
二是积极参加司法行政工作平台业务培训，熟练使用普法、调解、援助、社矫、律公、考勤、公文等系统分类平台，不断提升信息化工作实际操作能力，奠定信息化建设技能基础；另一方面，利用干部职工大会等时机，强调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已主动适应新的工作常态，统一思想认识，提高使用司法行政工作平台的自觉性，奠定信息化建设思想基础。
三是加强硬件建设。建设司法行政指挥中心，发挥“智慧司法行政”优势。2019年，我局投入近120万元建成了司法行政指挥中心，目前已初步实现60个点位工作巡查，20个远程单兵实时指挥，150个社区矫正手环定位监管，7个监狱远程会见系统，并实现了与省、市远程对接，为司法行政大数据化、信息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四是加强维护管理。一方面，外部加强与电信部门沟通，遇有网络不通的情况能及时进行技术性维护；另一方面，内部加强司法行政工作平台、视频会议、指挥监控等系统的使用管理，确保了各种工作数据录入正常、及时、准确；第三，坚持每周不定时检查司法行政工作平台使用情况，每月对检查情况在工作群进行通报，并将个人登录使用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确保了使用率。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推动智慧社区建设
持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在2021年完成3个街道（100%）、29个社区（100%）、238个小区（33%）建设任务，2022年完成全部712个小区智慧化建设（其中高坪镇白里社区、小区作为智慧社区和数字乡村试点），有效转变社区工作被动管理，实现政府、居民、企业共建共治共享，为全市乃至全国提供基层治理新思路，助力广汉高质量发展。
（二）继续推进“雪亮工程”建设
继续推进“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联网应用，按计划推动重点行业单位横向联网，有效整合各行业单位自建的监控网络，达到联网共享、综合利用的效果。进一步扩展视频监控覆盖面，加强农村地区治安防控技防基础。建设前端感知源符合机、非、人采集设备，实现智能化、结构化数据，缩短民警在案件侦查中图像查阅时间，为案侦提供精准、快速、有效的支撑并为治安防控提供预警能力。
（三）推动行政司法智慧化建设
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坚持高标准规划、坚持高标准建设，确保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上下运行一致。积极把握本级财政资金支持，尽快将司法行政指挥中心、社区矫正中心电子设备进入政府采购环节，为“四大中心”早日实现互联互通运行提供强力保障；重视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人才储备，采取送学培训、专业招录等方法，建强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提高人才培训针对性，着力解决计算机网络维护问题，确保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平台正常运行，适应大数据、大服务、大格局的新时代。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6
关键词：网络平台；党的建设；功能覆盖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053-04
如众所知，当今社会发展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驱动要素的，网络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远，人们致力于全面挖掘网络空间蕴含的新质生产力和文化力，让其更好造福于人民。讲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面对互联网已经成为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最大变量”，成为影响党的执政环境、执政逻辑、执政方式的“最大变量”的现实，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利用好网络信息技术，让其成为助力党建创新的重磅利器，让其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挥好作用。基层党建应当主动积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及时更新、调整党建理论、理念，尽快将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充分运用到党建工作中，进一步探索适合时代要求、符合时代特点的党建工作新模式，培育党建新增量、新动能，实现党建功能的全覆盖。
一、把握技术新契机、找准工作新发力点，开辟党建新天地
网络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党建工作培育新增量、新动能带来了新机遇，创造出了新的可能性，迫切要求党建工作迅速适应、跟进和融入信息化浪潮，站在高科技的新起点上，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要以信息化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应当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和估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信息化技术的社会政治意义，正确估量它的发展对当代党的建设实践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技术可能性看，目前，互联网作为重要技术支撑力量，已经释放出一种全方位影响社会的巨大能量。网络信息化技术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不仅带来市场交易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的重大改变，而且也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交往方式和生活范式的重大改变，带来政治民主方式的重大变革，使政治生活的可能性空间被极大地拓展了。政治实践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放眼世界，国外一些大党老党几乎都在政治生活中广泛运用新媒体技术，增加政治透明度、加强政治沟通、提高对外开放度，以吸纳和整合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见和政治力量进入政治系统。环顾国内，可谓“无人不网”“无处不网”“无时不网”，拥有7亿多网民的中国正在急速走进数字化时代，以互联网为支持系统的党建实践方兴未艾，互联网正在融入党建工作的各个环节，为党建工作注入新的动力，在推动党的建设实践从现实空间向网络空间拓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和政府在利用信息w络技术加强自身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有不少地方在依托“互联网+”平台，集众智搞创新，厚植科技进步的社会土壤，在利用互联网履行基本职能，拓展履职空间，纷纷建立网络问政平台，以吸纳民意，聚集民智，回应社会关切。可以乐观地预期，互联网时代的政党政治实践大有可为，今后任何政治力量为赢得新的时代、赢得民众支持和政治信任，为了进一步整合执政资源，有效提高执政能力，应当在新型媒体上保持存在，以便角逐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
从实践效果看，作为政治新载体的网络技术，无疑给政治发展带来了新动力和新气象。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民主政治实践的质量和水平较前有了质的提升，释放出新的巨大优势，社情民意借助互联网技术正在多样化地呈现，网络日益成为广大群众发声、表达政治诉求的新工具。随着政治信息的大容量、多渠道、高速度地流通和获取，民众声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公共舆论的形成更为迅速，公众的政治表达越来越能有效进入公共决策体系并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科技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越来越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上实现融合。互联网技术不仅极大便利了人民政治话语权的实现，也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价值追求得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扩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现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元素，理应成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手段，我们应当把建设更加安全、文明的网络世界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在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建设符合人民利益的网络生态空间，打造健康清朗的网络精神家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鲜明地提出要善于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提高党建工作的科技含量与水平。党要引领这个迅速变革的新时代，就应当不断加深对网络新媒体的认识和运用，重新审视党建工作的对象、范围、环境和方式方法，科学把握党建的新特点、新内涵、新要求，利用好信息化技术手段，找准新的工作发力点，实现党建工作手段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开辟党建的新天地。
二、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用好“互联网+”实现基层党建功能全覆盖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用好“互联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互联网+党建”是信息化技术手段在党务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党建工作本质属性与互联网技术革新性的有机融合，是党在网络时代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新手段、新工具。“互联网+党建”是一个集政治性、政策性和技术性于一体的系统工程，需要用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和新的方法来推进和落实。当前，要结合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通过“互联网+”全面创新党建思路、目标、任务、举措，打造智慧党建平台，将党建管理、组织生活、学习教育、互动交流等元素完美整合，彻底改善党组织生活的内容、形式，形成全新的党员教育、管理、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完善组织功能，扩大组织覆盖面，提升党建工作成效，更好地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基层党建功能全覆盖。
（一）打造与时俱进的网络教育平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全覆盖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论武装与思想引导工作，其核心、重点是引导人们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鉴于网络新媒体受众广泛、影响力大，日益成为人们传播、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成为不同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碰撞与交融的重要领域，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最大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所以我们应当直面挑战、主动而为，集中力量重点打造一批富有自身特色的网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平台，充分运用新型传播手段，丰富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载体，让这种网上平台成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时时可得、处处可及”的精神家园，成为党员了解党建信息、交流党建经验、研讨党建理论的新阵地，以适应网络传播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打造网上思想政治舆论阵地和教育平台可以有效地发挥互联网信息来源广、容量大、传播速度快等优势，让党的思想理论、政治主张及各项方针政策以声光化电的形式有效传播，进而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彻底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使党建成果得以直观、生动地展示，党建数据资源得以更加便捷地链接、融合和提取，使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更加立体化、生动化、具体化，使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影响力得到有效提升，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导权可望得到进一步巩固。因为优质网络教育平台的建立，必将实现对党员教育的“零距离、全天候”，特别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和重塑人们的理想信念，进一步激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信服，推动人们对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特别有助于推进党员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建构工作，切实促进党员理论上的清醒和成熟，特别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增强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而筑实筑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有效维护保持党的机体健康和旺盛生机。也因为优质网络教育平台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教育模式大多依靠文件、报纸等媒介宣传学习上级精神，教育效能相对不高的缺陷，可以极大增强党员培训教育内容的针对性、趣味性，有效解决基层党员学习时间少，学习内容不系统、不规范等问题。
优质网络教育平台不仅有助于巩固党的舆论阵地，而且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党员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工作。当前，伴随着广大党员铸魂补钙，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的急行脚步，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和党规党纪教育成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广大党员对先进思想文化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对党的理论的时代化水平及现实解释力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广大党员接受科学思想的理论心理基础比过去更好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永远为王。优质网络教育平台的建立极大方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极大方便了教育内容科学化水平的提升，为我们的教育产品充分吸收、占有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及时吸收党领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及时整合当代人在实践基础上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我们应当利用好执政党在宣传、普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和便利条件，尽快打造有竞争力的教育产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覆盖。这样，无论党员流动到哪里，都能及时接受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强有力引导，实现党建教育功能的全覆盖。
（二）借助互联网技术，不断创新服务载体，实现由传统服务到智能服务的功能拓展，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功能作用，实现组织功能全覆盖
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已全面融入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日益成为人民群众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成为新形势、新常态下调整党群关系的最重要平台。技术的变革，不仅提升了民众实现自身梦想的可能性，也提升党组织功能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运用“互联网+党建”模式，以进一步促进基层党组织功能角色定位的合理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因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使党组织结构由垂直式、单向式向扁平化、网络化发展成为可能，使党组织之间的互联共享、互促互进成为现实，这就为党组织进一步整合服务群众所需要的公共资源、创新服务载体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党组织只有充分利用好网络技术平台，积极构建开放的活动阵地和载体，积极构建服务党员群众、培育社会组织、开展志愿活动的新阵地，建设立体式、全天候的面向区域内所有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党员服务中心，建设电子党务系统，才能及时对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才能彻底改善基层党组织发挥功能作用的方式，实现党组织对党员的高效动员，才能实现党组织对党员群众的便捷长效服务，实现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现代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同频共振。
面对信息化时代社会资源日趋多样和分散的趋势，党组织应当依托互联网、云计算、信息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基层党建工作运行网络，以实现由传统服务到智能服务的功能拓展，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功能。具体而言，就是要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积极挖掘共建资源，拓展党建工作网络，凝聚、整合区域范围内不同隶属关系的社会单位党组织和党员，提升党组织和党员的共建参与度，激发党组织和党员活力，在有效服务中赢得群众信任，在有效服务中树立党的形象，使党组织服务触角向广度拓展、服务效能向优质提升，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哪里有党的基层组织，哪里就要发挥有效的功能”。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最根本的是利用网络增强其联系服务群众的紧密性，强化其联系服务群众的功能作用。基层党组织要主动顺应网络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效嵌入社会，切实承担起人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主渠道的政治功能定位，走好群众路线，“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2]，发挥好党组织联系群众的中枢神经作用，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任务而奋斗。
（三）打造智慧党建管理平台，充分发挥党组织管理党员的主体作用，实现对党员的精细化、动态化的管理，实现管理功能的全覆盖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信息数据的全面共享日益成为现实，构建优质的智慧党建管理平台成为实现对党员进行精细化、动态化管理服务的必然选择，借助“互联网+党建”，党建基础数据的采集、管理、开发和运用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党员管理水平必然有质的提升。
首先，利用智慧党建管理平台有效提升对党员党组织关系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依托“互联网+党建”模式，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提供各类资讯和服务。“把支部建在网上”，实体党支部的虚拟化和虚拟党支部的实体化，是互联网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措施之一，针对基层党组织因党员流动性强、人员分散造成的管理难题，网上支部可最大限度地整合人力物力，通过互联互通和公开共享，促进各级党组织联系协作，促进彼此党建信息资源的共享乃至工作活动的协作，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效能，有效解决“党组织找不到党员、党员找不到党组织”等新问题，使党员与党组织之间能够充分沟通和交流，有效解决党组织联系服务党员“最后一公里问题”。智慧党建管理平台可以充分利用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种形式，实现党员管理的网络化、智能化、个性化，通过党员信息库建设，充分掌握每个党员、每个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明晰党员党内身份、党员权限和职责，使党建对象管理呈现开放式特征，党员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及时联系到组织，都能迅速找到自己所在的支部，进而实现党组织对党员的动态管理和精细管理。党员借助微信群、微博、QQ群等快捷而时尚的互联网方式“上线”，将入党申请、流动党员找组织、党员群众找党代表等日常服务搬到网上办理，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服务渠道少，与党员群众交流互动难的问题，使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向更宽领域、更广大群体延伸。智慧党建管理平台进一步拓展联系服务群众的渠道，为更方便更快捷地培养党员，关心党员、扶助党员提供新渠道，便于形成教育管理服务的长效机制。总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管理体系，实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智能化，将党员发展、“”、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纳入动态数据管理，将关键工作、关键环节纳入痕迹管理，可有效提升对党员党组织关系的动态管理，有效提升党组织对党员管理的质量与水平。
其次，依托“互联网+党建”模式，将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落到实处。按照“贵在经常、重在认真、严在细节”的要求，利用信息化拓展从严治党的渠道和手段，严格党员日常管理。对党员活动进行电子收集、统计、备案等，对各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进行实时统计、分析和评价，增强党建工作考核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实现党员管理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进而使监督指导前移，为有效防止组织生活随意化、娱乐化、庸俗化倾向，推进从严治党、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供有力抓手，也便于党组织、党员实时接收人民群众监督。这样，就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落实到每名党员，使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7
把教育分为德育、智育、美育，是以心理学的分类尺度为依据的。正是由于心理学将个体心理结构划分为意志、智力、情感三个不同层次，才相应地产生了德育、智育、美育诸育。按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广义的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品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教育）；狭义的德育指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的教育。这种流行的德育概念，且不说将狭义的德育等同于道德层次教育的偏颇，在理论上也缺乏严格的依据与界说，没有正确揭示德育的实质及其与智育和美育的区别与联系。智育是对智力因素，包括个体的思维品质、元认知和创造力等的培养和开发。美育即审美教育，是对个体审美情感体验与认知力、审美知觉敏感性的培养和熏陶。在这里，智育与美育范畴的名称与心理学中的名称基本相同，不易被人误解。而德育的名称则不同于个体心理结构的名称，采用了社会意识分类中道德结构的名称，因而容易被误解。其结果，使人们在实践上易于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相混淆，使德育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不廓清德育范畴，就难以有效地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
一、区别德育与智育范畴：匡正德育模式
智育是立足于解决认知问题的。而德育，则是按照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政治要求、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来培养、塑造个体的思想、品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与任何教育一样，德育活动最终也要落实到对个体身心所施加的影响上。这就首先必须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懂得社会行为规范，并发展其政治与道德的认识能力，包括建立和发展政治与道德的概念、情感、判断力和选择力。显然，德育过程离不开智育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讲，智育为德育建立了必要的认知条件和基础、当前，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的政治与道德灌输，解决的就是政治与道德的认知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为服务于德育目标而实施的智育手段。如果要称之为德育的话，也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德育课程，而远非德育工作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被置于人的培养的核心地位而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德育是历代统治者用来使臣民信奉封建道德以立身行事，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在这里，封建统治者是立足于“信”和“行”的统～来对臣民进行德育（具体体现为道德内容）教化的。而西方，自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的巨大增长，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不断加重的生态危机，使宗教的威慑、平等博爱的道德说教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只能约束人的行为，而无法有效地规范驱使人的行为的精神世界，无法解决日益明显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现代西方很多有眼光的政治家、教育家都大声疾呼，要从未来着眼，考虑今天的道德教育，使德育成为既内在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际德育”，又内在地规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德育”，既解决“信”与不“信”的问题，又解决人们面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际和生态德育要求，能否具体行动，即“行”与不“行”的问题。可见，古今中外的德育范畴中，本就体现了“信”和“行”的统一。当然，对德育的施教者来说，这里的“行”应该是“信”的最终目的。显然，从内涵和具体要求来看，德育与智育的范畴是不能混淆的。概括地说，一方面，德育与智育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前者是“信”与不“信”和“行”与不“行”的矛盾，后者是知与不知的矛盾。德育具有超出智育的目标和要求。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性欲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因此，与智育不同，德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坚忍不拔的意志，以产生强烈的政治与道德的信念和理想追求，否则，将难以达到德育目标。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长期以来，对德育和智育范畴的模糊，使高校德育工作要么陷入用智育工作的思维、形式、手段和方法，即智育模式来解决德育问题的弊端；要么误入以智育取代德育，削弱德育工作的歧途。前者易于使得高校德育工作更多地面向“信”的问题，重解决政治与道德认知，而忽视解决政治与道德实践，即“行”的问题。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信念的牢固树立，离不开活生生的德育实践。要使他们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即“行”的过程中，形成强烈的、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道德体验。离开了这种体验，就难以产生坚定、持久的理想与信念，难以达到真正的德育目标。如前所述，在当前，高校的德育课程解决的还是政治与道德认知问题，充其量只是服务于德育目标的智育课程，忽略了对“行”的明确要求。即使是目前高校里普遍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虽然也是实施德育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些活动的主题过于宽泛，或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政治与道德主题，往往易于流于形式，亦难得德育实效。至于后者，则是更直接地以智育内容有意或无意地取代了德育内容。目前，高校内广泛开展的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各类讲座、学术报告，尽管对德育工作大有益处，但是，其本身也不是德育，而是实实在在的智育，长此下去，必然淡化德育主题，削弱德育工作。总之，区分德育与智育范畴，是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必然要求。澄清德育模式与智育模式的区别，并从本质上把握德育模式及其内在规律，才能匡正高校现有德育模式的偏颇，以改进德育工作。
二、区别德育与美育范畴：匡正德育内容
美育是立足于解决审美问题的，是对受教育者情感的培养，其焦点集中在个体的审美发展上。而德育则如前所述，是解决政治与道德的“信”与“行”的问题的。美育与德育一样，解决的大多是非智力因素的问题，特别是在政治与道德的情感培养方面，德育与美育有着很大的一致，都是对受教育者一定程度的价值取向上的审美情感教育。然而，不能因此而混淆德育与美育的区别。一方面，就性质来说，尽管德育与美育都作用于人的精神，都引导大学生去追求美好的人生，但德育是一种规范性教育，在规范性教育中使人产生自觉的“信”与“行”，主要作用于人的意识、理性的层面，作用于所谓“良知”。而美育是在熏陶、感发中对人的精神的激励、净化和升华，主要作用于人的感性、情感的层面，包括无意识的层面，影响着人的情感、趣味、气质、性格、胸襟等等。另一方面，就社会功能来说，德育主要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定的政治与道德机制，来使人与人之间有序、有范、有礼。而美育主要着眼于保持个体自身的精神平衡、和谐与健康，使人的情感具有文明的内容，使人的感性与理性相通，进而促进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德育具有外倾性，而美育则具有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是一对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
认清德育与美育之间的区别比承认其内在联系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德育实践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德育或美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一种倾向是把德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视美育为德育的一部分，为德育实施的工具。照这种看法，所有美育活动，都成了德育行为。在现代社会，美育要在物质、技术和功利方面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竞争日趋激烈、精神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解决人们内心失去平衡、产生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问题，解决人们如何在审美体验中实现与快速变化着的客观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主要靠个体感性与理性的相通，以实现自身精神世界的和谐，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而不能仅靠政治与道德教育。显然，这里的美育，尽管就其内容而言有德育的成分，并产生了一定的德育效果，但其着力点是通过情感教育或陶冶，将个体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将情感恶的、丑的方面渐渐抑制、淘汰，进而形成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真正反映德育本质的德育活动或德育实施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使受教育者树立坚定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和信念，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德育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认为美育是德育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但不能简单地把美育理所当然地看成德育，从而以美育内容来替代德育内容，以美育来淡化德育。总之，如果把德育的范畴界定过宽，反而有削弱德育工作的危险。它容易使本届德育范畴之外的对大学生的其他教育活动，被视为德育行为而占据德育舞台，这是不可取的。联系到在一些大学的德育工作部门甚至专门设置了艺术教研室，这无疑会有利于借助美育手段，为德育的实施创造条件。但如不注意区分德育与美育的范畴，就会误人以美育内容充当德育内容的歧途。
另一种倾向是把德育视为美育的一部分，美育的范畴过宽。这种倾向虽然不具普遍性，但危害甚大。前已论及，德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达到其政治与道德领域内“信”与“行”的要求，而美育的目标是要解决受教育者的审美发展问题。前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倾性，后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无论是目标还是特性，都不太相同。美育的内容不能涵括、更不能代替德育的内容。对大学生的培养教育，不是仅靠审美教育所能完成的。美育无法离开德育解决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人伦问题、利益问题和理想信念问题，主要还是靠德育。实现德育目标，离开了真正体现德育本质规律的德育活动，是不可能的。把德育从属于美育，就无法有效地使德育活动落实德育内容，甚至背离德育目标。
概言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美育内容常常容易与德育内容相混淆。只有区分好德育范畴和美育范畴，才能更好地保证现有模式下的德育内容得到匡正，从而使德育内容得到更多贯彻，以实现德育目标。
三、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体现社会主义的“倍”与“行”
区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的范畴的目的，在于避免对于德育实施的应有模式及其内容的混淆，从本质上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应该说明，这种区分，不是要否定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智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的政治与道德认知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受教育者就会缺乏起码的把德育内容与目标内化为“信”并外显为具体的“行”的能力。美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良好的政治与道德情感打下了坚实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受教育者就会缺乏必要的美的情感体验，并愉悦地接纳、认可德育所要求的“信”和“行”的能力。智育和美育的这些特点，是德育本身所难以具备的。必须把德育与智育和美育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德育效能，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
但是，德育、智育、美育是同一层次上、以德育为先的三种教育形态，不可混淆或相互替代。以．智育和美育的模式（形式）或内容实施的德育，只是一种准德育过程或状态，不能代替德育发挥其对受教育者的作用。高校德育应有其明确的基本范畴而不与智育和美育交叉。
一是德育的阶级范畴。阶级分析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一定的统治阶级总是用相应的德育手段，去培养满足其特定阶级要求的人。对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阶级价值永远是高校德育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必须理直气壮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否则，就难以保证大学生“信”和“行”的基本取向。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8
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如果孔子之于礼主要是“述”的话，那么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也就是说，面对“古今之变”下的文化创新的问题时，孔子从“述而有作”的原则出发，既承继了“传统”之礼，又有“现代”开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礼合一”的学说体系，奠定了儒学的根基。孔子这种“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对当代文化的重建与创新不无借鉴意义。
其二，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之整个过程的完成。孔子的这种“仁礼合一”之学体现的是一种“美德”与“规范”（规则）并重、“德性”与“德行”统一的伦理智慧。孔子这种“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对克服当代道德困境，建设新型伦理价值体系，极具指导意义。
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德治”（孟子叫“仁政”）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政以德”“道之于德，齐之于礼”的思想主张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为政以德”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觉，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达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其言如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最后，将这种“正身正己”的德性诉求外化、落实，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济众”的民本观念及实践。
孔子儒家这种面向人本身，强调统治者之“德位”自觉的德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认为，孔子之教能够提供民主领袖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这是儒家可以贡献于现代民主之所在。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作为师长，孔子能够自觉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则教授门徒，“顺其气质才情而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各遂其性、各尽其才、各有所用，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这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当代“好老师”取法和借鉴。
其五，“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智慧。孔子开出“仁”，是要开辟价值之源，为“礼”提供意义支撑。而他之所以要“复礼”“从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礼”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此之谓也。从“克己复礼为仁”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谈仁说礼，其终极追求在一个“和”字。可以说，“仁”“礼”“和”构成了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支点，仁礼合一的孔子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包含调节社会关系，鼓励人向上向善诸多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9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动记录了党的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进展，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学习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权威教材。
以学促知，扛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重大责任。要做到学深悟透。深入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并结合第一卷、第二卷学xxx行认真思考、融会贯通，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狠抓委员和机关干部的学习培训，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上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知促行，发挥协商民主专门机构重要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协商议政。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以服务市委“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为工作主线，以主动融入**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履职重点，精选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围绕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深入调查研究，专题协商议政。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强化监督。人民政协根植人民、服务人民，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疫情防控、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扎实开展民主监督，促进民生改善。搭建平台营造氛围，集思广益。要正确处理好“在”政协协商和“与”政协协商的关系，着力加强协商平台建设。既要听委员的诤言良策，也要听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遵循规则、有序协商，体谅包容、真诚协商，努力营造既敢于直言，又善于纳谏的协商民主氛围，让不同的意见建议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最大向心力。
知行合一，致力建言资政凝聚共识重要工作。树立一线思维。人民政协处于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是党和国家一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改革的精神、饱满的激情，勇于担当作为，认真履职尽责，切实把履职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双向发力。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要把协商作为主要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要把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作为主要工作方式，全力支持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使之成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强化责任担当。政协委员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完成好“委员作业”，担当起委员责任。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有力举措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和最新教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向领航之作、立根铸魂之作、守正创新之作、砥砺奋进之作。
学深悟透，推动学习工作在政协系统全覆盖。增强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把学好用好第三卷作为政协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第一卷、第二卷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重点学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学、思、讲、研”并重，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有力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守初心，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抓好政协各项工作必须首先抓好政协党建工作”的理念，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层层压实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全面提升政协党建质量和水平，实现“两个全覆盖”，切实做到“党委有号召、政协有行动，党委有部署、政协有落实”。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担负起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对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各界人士的智慧与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自觉对标对表，提高协商能力和水平，在坚持中发展、在巩固中完善政协制度，努力将人民政协建设成为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学以致用，全力助推**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学用结合中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就是要发挥政协优势，全力助推**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市政协将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对宜宾的新定位新要求，按照市委五届九次全会作出的“加快建成**地区经济副中心”部署，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市委确定的十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确定的一号提案《关于以三江新区建设为突破口，全方位融入**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肯定，同一课题的重点调研工作也在同步开展。同时，积极参与川渝省市政协协力助推**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0年重点工作中的相关调研等活动，提交《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科创走廊的对策建议》；将与泸州、自贡、内江和重庆市江津、永川、荣昌、大足共同组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政协联席会，协力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促进长治久安
系统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于准确理解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在涉藏州县基层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夯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基础，促进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助推构建治理格局为着力点，努力当好基层社会治理“参与者”。社会治理重在基层。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来，助推基层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既是任务，也是义务；既是本分，也是本职。涉藏州县政协要把助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夯实党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以长治久安为目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党中央和省委、州委各项部署要求，着眼于完善依法常态治理机制等治理举措，采取调研视察、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履职形式，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想“法子”、出“点子”、谋“招子”，积极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以助推增强治理能力为切入点，努力当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者”。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要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第一责任，将广大农牧区作为履职“主阵地”，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以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宗教和睦和顺为重点，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坚持在关键节点、敏感时段和重大问题上，主动作为、积极发声、传播正能量，协助党政多做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解疑释惑的工作，引导各族各界牢树“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意识，助推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努力促进涉藏州县社会持久和谐稳定。
以助推提升治理水平为关键点，努力当好基层社会治理“推动者”。基层是人民群众生活休憩的家园，是社会治理最深厚的支撑。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结合，方能提升治理水平，达到治理预期实效。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广大群众，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政协的根基在人民群众，必须贯彻落实履职为民理念，推进政协工作服务于基层群众，搭建起“有事来商量”平台，探索推动民主协商进乡村、社区等基层，通过基层协商会、民情恳谈会、交流座谈会等形式，凝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共识，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要坚持党建引领，积极依托联系群众广泛的优势，调研基层、问计基层、聚智基层，读懂“群众思维”、掌握“群众意愿”、挖掘“群众需求”，以政协之智激发基层社会多元共治的活力和动力，积极助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水平。
求真求和求实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展示了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四个伟大”、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路径遵循。
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贯穿始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价值观、世界观，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指明了正确的价值取向、科学的方法路径。
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穿始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充分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坚定的人民立场，也鲜明指出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践行知行合一精神贯穿始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战略思考、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国防、外交等方面提出了科学的方法和务实的举措，有利于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实然和应然的统一，有利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不断发展。
通过深入学习，我感到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在求真、求和、求实上下功夫。
求真。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深入进行调研视察、协商议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真，就是真心、真情、真议，讲真话。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决策机构，而是专门协商机构，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突出“专门”二字。要充分依靠委员，发挥委员主体作用。鼓励委员敢于直面矛盾、敢讲真话实话，真正做到建言建在关键处、议政议在点子上，提交高质量的意见建议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篇10
关键词：统一战线：农村发展：优势；作用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10-0026-02
一、统一战线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突出优势
1 政治地位优势
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政治力量基于共同利益为了工同目标结成的政治联盟。它在人民民主的国家权力结构中既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执政党―起共同执掌国家权力又是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组成部分。因此统一战线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既非完全的政治权力执掌者，也不是纯粹的政治权力相对人，它一端联系着国家政权，一端联系着社会公众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公众之间起到连接与缓冲的作用能有效地沟通情感、缓解矛盾。由此可见，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联盟，在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政治地位优势。
2 智力密集优势
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智力优势，是统一战线的重要职能，统一战线是人才和知识密集之所在，聚集了以大量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成员的各派、无党派士、党外知识分子、留学人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其智力结构具有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特点，素有“人才库”“智囊团”之称。他们作为掌握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较多的人群，既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又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在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学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这决定了统一战线在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中具有智力密集优势。
3凝聚人心优势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优势，统一战线成员多是在各自领域有一定造诣、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士，充分发挥他们的声望优势，能够把不同阶层、党派、团体、民族和者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沈的群众基础。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是党处代表人士，特殊的角色和身份使得党外人士在群众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许多话由他们来说更有说服力许多事情由他们来做更为有利，党外代表人士作为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体，具有角色超脱，作用独特的优势能起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消解民怨的作用。统一战线通过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能坚定社会各阶层对实现农村改革发展的信心，提高基层工作者改善“三农”问题的积极性，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统一战线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作用
1 为农村改革发展汇聚力量的作用
作为我党的一大法宝，统一战线在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协调整合各方面力量上始终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入以及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以凝聚和团结广大农民、巩固工农联盟为主要任务的农村统战工作已不能充分适应时代的要求，这就要求统―战线进一步发挥其凝聚人心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最大努力调动和运用统一战线领域的各种丰富资源，参与、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统一战线能够广泛联系，将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农村改革发展的事业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中涌现出越求越多的科技文化者、企业家、致富能手等，为农村改革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仅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就推广实施农业科技示范项目770多个，培训各类适用型人才6万多人，引进教育资金3.45亿元，引进投资项目近1200个、资金143亿元同时，统―战线积极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依托中国光彩事业这一重要载体，以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发展贸易为主要内容，到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大力开展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效。
2 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智力帮扶的作用
当前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总体文化素质不高，严重缺乏人才、信息、科技。统一战线依托其拥有的大量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才，只有智力密集的优势，能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方面，统―战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开展考察调研、献计献策。统一战线组织其广大成员围绕农业生产水平比较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农业科技辐射面还不广、农业产业化带动能力不高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三农”问题开展深入调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参考，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方面，统一战线能帮助农民逐步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近年来，统―战线成员发挥其智力帮扶作用，深入农村，为农村改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 为农村改革发展营造和谐氛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