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1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所取得的发展是非常可观的。在支付结算领域中，第三方支付占网络支付的比例不断提高;在信贷领域中，众筹融资、p2p等全新的融资模式正异军突起，在信贷领域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换言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呈现出高度融合的趋势，国内利率市场化以及经济金融机制的改革进程不断发展。除此以外，随着消费者消费行为偏好的升级改变，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以及云计算为代表的相关信息技术将会对商业银行在新时期的经营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银行必须积极探索互联网与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全新模式，以促进商业银行整体经营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与发展。
一、互联网金融基本定义及特征
互联网金融是指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支付、以及云计算等多种互联网工具基础之上，具备信息中介、资金融通、资金支付等相关功能的全新金融模式。新时期的互联网金融并非单纯意义上金融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而是基于安全、移动等互联网技术的一种全新金融模式。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互联网金融技术最为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支付方式便捷，业务覆盖范围广;其二是信息不对称程度低，交易成本低;其三是资源配置效率高;其四是风险管理水平偏低，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经营管理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相关概念包括“大数据”、“大尺度数据”、以及“大规模数据”三项。均具备数据体量庞大、数据价值密度低、数据增长速度快、以及数据来源广泛多样这四个方面的特点。通过对大数据的综合分析与挖掘，能够全面分析在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各种行为特征，依据分析结果得出科学决策。
互联网金融为商业银行个性化定制提供可行性，可促进营销业务的精准性。工业时代金融体系中的经营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基于供应商中心的B2C模式，目前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发展，正逐步被取代为基于消费者中心的C2B模式。供应链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数据信息的全面共享，将商业银行所吸纳客户在年龄、消费需求、消费习惯、以及风险倾向等多个方面的特征以大数据格式加以记录并储存，从而帮助商业银行更为精确的对客户群体进行定位，以面向客户提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商业产品与服务。
互联网金融为商业银行成本控制奠定有效基础，可促进规模效益的全面提升。在《长尾理论》中认为互联网时代实质上是一个关注“长尾”并促进“长尾效益”发挥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针对银行尾部客户的服务成本过高，收益覆盖的目标无从实现。结合北京农商银行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小额类信贷业务的审批工作需要逐一开展，在此期间所产生的成本与大额信贷业务审核成本基本无明显差异，但小额类信贷业务的收益水平却远远低于大额类信贷业务，造成小额信贷业务在商业银行中相对“遇冷”。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客户分类以及批量化处理的方法，从而促进单个客户平均成本的合理控制，促进银行经营管理规模效益的实现。
三、商业银行有效监管措施分析
识别与商业银行展开互联网金融业务相关的部门，健全与之相对应的监管架构以及法规基础。在互联网金融技术以及相关业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商业银行所产生的一系列改变与演进，应当对监督管理规章制度加以完善，同时形成控制风险的要求与规范，制定统一化的安全管理标准。例如，针对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相关的电子签名审核、电子签章审核等的环节，均应当制定与之相对应的法规标准，并落实法律责任认定方面的相关条款，确立网络身份、生物身份识别技术在法律层面责任界定中的地位与角色，除此以外还需补充针对云计算技术的监督管理法规与行业标准。除此以外，以北京农商银行为例，考虑到我行所推出的部分新型业务模式开始涉及到银行、电商、保险、以及证券等多个行业与领域，故需要在监督管理方面重视跨行业以及跨市场的协作，对监督管理相关的政策性举措加以协调，以尽可能的规避所谓的“监管套利”问题，确保互联网金融发展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稳定、有序发展。
根据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走向与趋势，定制符合商业银行实际情况的战略目标，并建设与之相配套的内部控制工作体系。本领域内监督管理工作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应用互联网金融时代所带来的发展契机，认识到大数据技术、互联网通信技术给商业银行业务拓展所带来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从防范系统风险，营造创新文化，以及保障消费者权益这三点入手，制定宏观金融业务发展战略，并制定近期阶段性发展目标。除此以外，还应全面监控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所构建的风险防范工作体系，将商业银行对风险因素的管理与控制关卡整体前移，以确保各种风险问题得到及时的纠正，促进风险防范水平的不断提高。
重视并完善对商业银行相关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督检查。针对互联网的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互联网不断完善背景下金融业务的创新完善，需形成基于非现场监监督管理的工作手段，对金融业务现场检查的方式进行合理调整。同时，相关工作人员应当积极考量在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正面、负面影响，实施分类、动态管理。同时，还需要就金融业务在实施过程中所配置信息科技系统以及数据库系统的运行水平加以高度重视，最大限度的确保商业银行所提供各类金融产品网络交易行为的实时性、安全性、以及准确性。推动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产品灾备应急体系的建设，督促商业银行方面重视对客户隐私信息的防护工作，避免因客户隐私信息被恶意窃取或泄露所致不可预见的损失问题。除此以外，在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领域中，还应当重视对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业务关联性的梳理，找出其中可能产生风险以及导致风险传播的要素，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
四、结束语
本文中针对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所受到的影响以及有效监管的相关措施展开分析，研究了应对互联网金融风险应采取的监督管理方案。分析认为：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挑战与压力，但同时也是商业银行创新变革的重要动力支持。在未来的金融行业竞争中，商业银行必须积极思考探讨各种措施与方法，通过全面监督管理的方式有效应对互联网金融下所产生的各种风险，鼓励与规范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推进互联网时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建设，增强互联网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2
一、中国在金融服务开放中具体承诺的特点中国加入wto后，在《加入议定书》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中，对金融服务的开放做出了具体承诺，与其他国家在《金融服务协议》中所做出的具体承诺相比，这些承诺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中国对金融服务开放的限制主要在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中国对金融服务部门进行经营和批准标准权为审慎性的，没有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的要求以及上述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以商业存在的形式提供的金融服务方面等。
二、wto及国际调节对我国金融监管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约束。根据GatS第1条和第16条规定的市场准入原则，中国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金融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表中同意列明的条款的内容，除非在其承诺表中做出明确限制，否则不得采取与GatS不符的措施。比如不得限制其他成员向本国提供金融服务的总量或进入本国的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数量等。根据GatS第17条，列入具体承诺表中的其他成员的金融服务部门如果符合表中所列的任何条件和资格，中国就应给予其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这在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方面构成了对中国金融监管的约束，中国有义务按照其承诺给予其他成员同等待遇。
第二，对审慎监管措施的约束。根据《金融服务附件一》第2条，一成员为审慎起见，可经采取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者、保单持有者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义务的人的措施，也可以采取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的措施。但是，如果这些措施与GatS不符，则不得用于逃避其在GatS下的承诺或义务，即监管措施应当是出于审慎目的而采取的。
第三，确立了金融服务的保障机制。尽管wto鼓励各成员国扩大金融服务开放，但同时它也确立了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保障机制。中国在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可以对其已承担有关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义务的服务贸易采取或维持限制措施，只要符合GatS规定的有关条件，即使与其承担的义务不符，也视为不违反wto的规则。
三、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如何应对国际调节机制应对国际调节机制应着重抓好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金融服务开放必须循序渐进，与金融监管相协调。按照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中国应当根据自身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逐步推进金融服务的开放。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本国金融监管能力较弱时就迅速开放金融服务，最终导致国内的金融动荡。目前中国金融监管能力较弱，相关立法仍不完善，一些监管手段的实效也不明显，因此还不宜过早开放国内的金融服务。虽然中国已在《加入议定书》中对金融服务的开放做出了具体承诺，但其实施还要通过国内立法来实现。在确保本国国内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wto要求的同时，应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来考虑所要进行的“立、改、废”。
第二，灵活采取审慎原则，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wto关于金融服务法律规范的一个原则就是审慎原则，即一成员为审慎起见，可以采取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者、保单持有者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义务的人的措施，也可以采取保证金融体系完善和稳定的措施。因此，我国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对各种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应灵活运用审慎原则，采取资本充足性监管、流动性监管和存款保护监管等一系列监管措施。通过对申请人资本金、从业人员资格、是否得到母国的有效监管以及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检查、稽核，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及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业务经营等进行监管。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3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金融创新的大背景做了介绍，接着概括了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浪潮持续高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等前推后涌层出不穷，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金融业又是一个与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敏感性行业，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越来越多样化的风险因素，这就使金融监管成为必然。次贷危机以后，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金融业界的主旋律；因此，如何在做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做好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发展，已成为一个金融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被削弱。金融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各机构涉足领域广泛，进行大量业务与工具创新，增加表外业务，一旦创新活动突破金融机构原来的规定的行为边界，但监管当局也没有明文限制，这就使原有的监管法规效力下降、监管手段、监管方法过时，监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监管有效性被大大削弱。如果新推出的金融产品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但却被市场普遍接受，那么原来的金融法规就完全丧失效率。金融创新可能产生一些模糊的产权关系，导致风险监管失效。比如：某些以境外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工具涉及货币所在国、交易发生国、交易者所在国等不同对象，各国对风险责任的认定不同，有可能导致这些金融创新没有任何约束。某些跨国金融机构的子公司的风险监管不确定是属于子公司所在国还是属于母公司所在国家。一些混合金融产品的创新涉及交叉性业务，比如储蓄保险既涉及储蓄业又涉及保险业，这样很容易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使得当前金融监管制度往往已滞后金融创新的步伐，使监管的时效性大打折扣，这就迫切的需要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二、创新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应以市场法则为依据，以市场激励的方式来确立市场秩序。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确立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法律环境、企业规模、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如何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是最好的金融监管。目前金融监管的关键是如何在观念上从以往的“命令与控制”转变到“市场激励”上，即金融监管，政府仅是市场裁判或规则执行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更不是市场的主事人。
适应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需求，积极调整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应该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监管首先要真正保障投资人、存款人的利益，不再把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运行作为单一的目标。
树立监管效率观念，努力降低监管成本。要改变监管不计成本的观念，实施监管时必须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在监管制度的设计与监管执行中都坚持贯彻成本最小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的资源占用。
增强监管风险意识。在监管过程中强调监管的依法性和有效性，坚持监管行为的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三、创新监管方式
金融监管的工作不是以传统的方法来衡量而是以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如任何规章，生效前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超过成本的规章才能被通过；生效后每一年进行成本收益评估，掌握规章对金融活动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规章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经济绩效或金融监管目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不是先设计标准，而是采取选择性的方法：如绩效标准，市场激励和信息战略。这种监管方法的改革要求废除那些限制市场效率、增加个人与企业负担、有失公平的和过时的规章制度。
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基础作用。要在努力调整金融机构产权安排的同时，积极建立金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和纠正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同时金融监管当局要积极加强与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审计部门的联系，共同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
积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金融机构有关经营情况公开性，同时要通过积极推行银行信用、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市场信用观念，提高信用意识，发挥市场制约作用，共同推进金融监管。
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与委托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定期对金融机构实施外部审计，弥补中央银行监管在人力和技术上的不足，确保金融机构经营信息的真实性，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共同确保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四、创新监管手段
积极利用计算机技术，推进金融监管电子化进程，实现监管机关与被监管机构的电子联网，实时监测金融机构运营，确保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监管信息，提高监管应变能力；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完善非现场监管运作体系，运用特制软件，对金融机构非现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对比，归纳管理，并最终形成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判断，为进一步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积极稳妥地建立金融机构资信评级体系，对金融企业定期进行资信评级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发挥市场约束功能，实行区别监管，促进金融机构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杜绝违法违规行为。
总之，金融风险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否则也不可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但金融监管不是金融抑制，而是不断地推出新的监管理念、监管法规，通过金融改革不断的完善监管。
参考文献：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4
关键词：直接投资宏观审慎监管
传统的外汇管理职能是通过资金的汇兑环节进行监管，防止跨境投机资金的流入，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在中国，外汇管理局肩负这这种监管职责，通过对投资行为的事前备案以及交易数据的分析来监测跨境资金的流动。在国外或多或少都存在对境外投资者到其境内进行投资的宏观审慎监管，表现为设立机构进行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监测，宏观审慎监管在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及本国经济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国的监管思路及监管制度都各有特色。
一、各国对境外投资者到其境内进行投资宏观审慎监管
（一）美国对境外投资者到其境内进行投资宏观审慎监管
美国是对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几乎不加限制，美联储负责管理并规范银行业、执行货币政策，具体由十二个地区性储备银行运作。美国在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相对开放，欢迎境外投资者到其境内进行投资。美国政府会在国家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方面对在美投资进行审查。一般而言，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所得收益可自由汇出境外。外资企业在清算、终止和股权转让方面视同内资企业，受制于公司注册地的州公司法，公司解散后，公司解散前的股东（包括外国投资者）在清算所得财产范围内承继债务。
美国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对于跨境资金的流动没有汇兑环节的限制，而是通过微观数据的统计监测分析，来识别潜在系统性风险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FSoC是由财政部、美联储和全国银行监督署等部门组成。
（二）英国对境外投资者到其境内进行投资宏观审慎监管
英国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内、外资进入的领域，但涉及重要行业及重要影响的跨国投资，需获得政府批准。2013年4月，金融服务局（FSa）拆分为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2010年改革后英国新的监管体制是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统一负责全面的金融稳定，设立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组成“双峰监管”模式。英格兰银行内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识别监控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监管。
（三）总结
目前各国对境外投资者到其境内投资基本解除限制，但在涉及国家安全、敏感行业等进行申报或审批。对跨境资金的监管分为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从理论上看，微观审慎监管在影响资金流入总量方面的效果不确定，但在影响资本流入的结构和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方面的效果比较明显。但微观审慎监管反映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时滞，宏观审慎监管更具有预警的作用。
我们认为当大量资本流入导致金融系统脆弱性加剧时，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互为补充，均衡缓解金融冲击，维护跨国收支平衡。在不断强化微观审慎监管背景下，应构建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和平衡国际收支。
二、我国资本项目直接投资项下宏观审慎监管现状
（一）我国资本项目直接投资项下宏观审慎监管目标
我国资本项目直接投资项下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限制外汇市场的过度投机套利行为，降低大规模跨境资金特别是短期流动资金的不利冲击。在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账户中，贸易偏离度是通过境内银行的外汇贷款、贸易融资、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支持实现的。
（二）我国对境外投资者到其境内进行投资宏观审慎监管所存在的问题
1、如何科学界定跨境资金大量流入风险
在不断防范和打击异常资金流入的过程中，外汇局工作更多是具体到打击虚假或违规套利资金流入。资金大量流入可能导致的风险很多，如宏观层面外汇占款过多导致被动的货币投放和通货膨胀及资产泡沫、金融机构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汇率过快升值导致出口下滑、还有微观企业或银行的风险如资产负债币种不匹配或期限错配等。
2、如何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设计，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操作性
在危机的冲击下，对系统性风险不是没有监测到，而是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目前，对我们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但如何设计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却存在诸多难题。如逆周期资本缓冲方面，如何判定某一机构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
3、如何实质性地加强与境内外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协调
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需要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分析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机结合，需要加强监管当局的协作。对于跨境银行的风险外溢问题仅仅依赖母国监管当局远远不够。国际准则在危机处理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三、针对我国境外投资者到境内进行投资宏观审慎监管建议
（一）加强外汇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时，应做好政策效果的评价，如外汇相关审慎措施对降低跨境资金流动或特定渠道跨境资金流动规模的影响等，从而准确评估政策作用并及时调整政策方向。
（二）积极开发有关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从宏观审慎视角考虑监管强度和监管范围，提高对风险传染的监控能力。监测和评估我国外汇监管的系统性风险，对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决策，加强宏观与微观协调配合。
（三）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有赖于多部门参与和多维度分析与监测
借鉴英国经验，抓住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设施两个关键要素，以两个维度收集信息并分析，同时，联合监管部门组成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分享、验证与整合信息，有利于提高风险识别的准确性和风险防范及时性。
参考文献：
[1]潘昊.中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研究[D].安徽大学，2012.
[2]陈雨露马勇.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00-317.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5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共识，对改善基层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供需两个角度分析了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必要性，并就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提出明确政府定位、加强政策引导、有效实施监管和推进利率市场化等建议。
【关键词】
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监管；利率
民营金融机构是指为了适应民营经济需要，为民营企业的设立与发展进行融资的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灵活经营等特点。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说，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共识。
1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对改善基层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服务本质上属于竞争性行业，竞争是改善供给、合理定价的根本途径。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我国大中企业、大中城市的融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部分基层和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大量从事制造、服务等实体经济的小微企业无法及时、足额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求助于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利息远高于正常银行贷款。以山东省三线城市菏泽为例，贷款给民间借贷组织月利率基本都在2%以上，同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一般不超过6%。可见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成本非常高，既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人民群众创业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大量的民间资本得不到有效使用，由于银行利息长期低于Cpi增长、股市表现低迷，民间资本或是用于购置房产，或是进入民间借贷，刺激了虚拟经济的同时，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此外，基层社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不强，一些老人、农民为使用方便大量留存现金，除增加资金保管风险外，无疑也是资本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如果民营金融机构能够尽快发展成长起来，由于其具有灵活、高效、信息成本低等优势，更能感知市场需求，与传统金融机构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能够更加有效地吸纳和使用基层和农村地区资金，服务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近年来，一些民营快递公司的快速兴起就是典型案例，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是民营医院、民办学校等方面的实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在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成改革共识的前提下，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才是问题的关键。
2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关于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给出具体实现路径，即“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2014年1月，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在扩大银行业对内开放方面，提出将两路并进：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二是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两条进入通道中，“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放在前面，且态度为“引导”，表明监管层希望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形式，为金融机构增添活力。对“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监管层的态度则是“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至5家”，并强调要“切实做好试点制度设计，强调发起人资质条件，实行有限牌照，坚持审慎监管标准，订立风险处置安排”。有观点认为，银监会对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过于谨慎，没有体现出“加快发展”这一要求，个人认为银监会的态度和措施是恰当理智的，银行业有其行业特殊性，在试点样本不足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必须先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宁可慢一点不能乱起来，其实也是对这一改革举措重视和负责任的表现。
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任务是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给予经济主体以充分的、自由的选择权利，而不是亲自去组织或者直接干预民营金融机构的组建、运营和发展。
其次，要通过制定规则使得民营金融机构的天然优势得以发挥甚至放大。民营金融机构的特点是灵活、高效，一些行业约束措施可对其适当放开，减少对其束缚，充分发挥其活力和创造性，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私人定制，让客户有更好的服务体验；民营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定位主要是小微企业、社区农村，要允许其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降低信息成本、压缩管理链条，发挥其收集、处理弱势金融群体信息能力强、决策迅速高效等方面的优势；要鼓励民资投资并购传统金融机构，整合盘活现有资源，引导非正规金融活动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私人钱庄等向正规金融转变，使原本处于地下、在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转变成为正规、合法的民营金融机构。
第三，要切实做好对民营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必须要解决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所以民营金融机构准入的核心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承担风险的能力。传统的监管手段很多，带来的弊端就是过度重视资金安全，甚至忽视效益，如果以相同的标准要求民营金融机构，恐怕会让民资望而却步。在加强监管方面，建议应当从金融制度体系、社会信用体系、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多方面入手。加快制定银行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信用评级及征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创造必要的金融制度环境。加快推进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重点完善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等薄弱环节的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和银行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支付网络覆盖率，提高农村资金结算和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的效率。通过规章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使得监管更加精准有效。
最后，要以更大的决心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利率价格由市场决定。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发》一文提到：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逐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2013年，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相信在这方面的改革步伐会越来越大。市场越强大，民资越活跃，民营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倒逼作用也就更强，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更互相促进，共同作用的结果必将使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何德旭.将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落到实处[J].中国金融家，2013，（2）：128-129.
[2]阳晓霞.新提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增添经济建设正能量[J].中国金融家，2012，（12）：44-45.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6
[关键词]分业经营金融监管独立性协调
2004年4月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市场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体制的形成，但随着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趋势的出现，这对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各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目前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
一、保障各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什么是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二十五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可以理解为:在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下，参与监管的每个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而在我国保障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关键就是要充分实现各监管主体有不受行政干预的独立职权，从而有效发挥其监管职能。
1．分业经营的现实条件要求必须保障各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仍是我国现阶段金融业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是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相适应的。虽然国际上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但实行混业经营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比如金融主体产权明晰，自律能力强，金融法规体系完备等，否则可能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甚至引起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而在我国这些条件尚不具备，金融主体仍以国有制为主，虽然正在改制，但还需要一段时间，内控机制也不健全，金融法规体系不完善，还存在一些滞后或空白的地方，因此实行分业经营是必然的选择。
分业经营的专业化也要求金融监管的专业化，而要保证金融监管工作的专业化，就必须首先保障各金融机构具有独立性。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别来划分监管对象的，银行、证券、保险三个行业分别监管，保障这种监管体制的独立性，就能够使监管行为与目标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的信息真实和准确，并且更能有效维护各方市场参与者的正当利益，从而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
另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也需要金融监管保持独立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风险，使金融风险更具有复杂性、传染性，这也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保障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可以更好地加强内部监督，完善内部稽核体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2.国际经验表明各金融监管机构必须保持独立性
保障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是被国际经验所证明了的，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个原则。如日本2001年统一金融监管权的失灵就证明了监管机构具有独立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日本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极其密切，因此决定其监管效果的主要因素就是监管机构能否实现独立性。1998年6月，日本开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政府将金融监管权从行政权与监管权集于一身的大藏省中分离出来，成立金融监管厅（旧FSa），旧FSa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负责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监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又成立了金融重建委员会（FRC），FRC与大藏省平级，负责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采取及时的校正措施。这一时期是日本金融监管相对成功的一个时期，旧FSa，FRC独立设立于金融政策制定部门外，政治利益集团的干扰相对较少。2000年7月，旧FSa更名为金融厅（新FSa），接收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新FSa同时拥有金融监管权和金融政策制定权。2001年1月，FRC解散，其职能也归于新FSa，日本的金融监管权又再一次高度集中。但这时的新FSa由于权利过于集中，政监不分，很容易受到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大大地降低了日本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见，独立性是监管机构发挥作用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的“三会”必须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二、加强各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我国虽然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综合化经营已初露端倪。这不仅顺应了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而且有助于金融机构增强竞争能力，满足客户综合金融的需要。
中央“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在2006年银监会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明确提出“将研究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措施，选择有条件的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试点”。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使金融业综合化经营成为一个实践的热点。金融监管应顺应环境变化，着力加强各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以保障综合化经营的健康发展。
1.建立监管机制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
目前实行的“联席会议制度”不能解决金融综合经营有效监管的问题。一方面，联席会议制度是三方以备忘录的形式进行协调的。2003年9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在实践中备忘录的内容主要是侧重于信息收集与交流，并没有涉及综合经营的监管问题。另一方面，联席会议制度作为监管协调机制运转不畅。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只是论坛式的，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相关部门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有效的约束将各自的监管信息向对方披露，相关重要文件的会签制度也没有任何强制力。因此，建立一个适应我国国情的有效监管协调机制迫在眉睫。
在“2006年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组建超部委金融监管协调机构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笔者认为，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以国务院牵头，央行、财政部，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参与的金融协调监管委员会，金融协调监管委员会负责确定金融体系的重大问题和趋势，制定金融监管的相关政策，协调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冲突，培养综合监管人才，并监管目前金融活动中监管部门未覆盖到的领域，如担保。在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时，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将监管的政策制权和执行权分离，从而保障三方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2.完善法律法规，构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法律体系
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体系是在分业经营框架下建立起来的，主要由行业法以及相应的法规和规章构成，具体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在综合经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上存在空白。由于我国金融综合经营发展模式尚需深入探索，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也应循序渐进，而当前迫切需要制定的是以下几方面的法律：
首先，制定相关法律赋予金融综合经营与监管合法性，明确综合经营的模式和法律界限。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制，从法律到部门规章都没有对金融的综合经营进行清晰的法律界定，三方监管备忘录也只能对法律赋予的各自职责加以明确，不能跨越法律的授权规定综合经营监管职责。银行综合经营缺乏合法性和有效的约束，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界限和法律地位的不清楚导致了在很大程度上，银行进行综合经营是为了追逐利润，从而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
其次，制定金融控股集团监管方面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不仅存在光大、中信、平保等金融企业直接控股金融企业的公司，还存在通过各种形式参股保险、证券、城市信用社等金融企业的工商企业集团。从趋势发展来看，建立金融控股集团是我国未来金融综合经营的一个主要方向，这就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对其性质、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监管机制、资本充足率和标准、内控制度管理、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保障金融控股集团的法律地位。
再次，制定应急措施和危机处理方面的法规。我国《商业银行法》中虽然规定了“接管”和“破产”制度，但“破产”制度还只是一些原则上的规定，而且对于银行出现紧急和危机状况时采取何种措施未作规定，如银行无足够自有资本出现短暂的流动性困难时如何处理等。这方面的法规可以包括存款保险制度、风险预警机制的规定、问题金融机构救助处置、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等。
3.建立综合化经营的信息技术平台
先进的技术信息平台，是实施综合化经营的技术条件，也是实现监管机构之间协调与合作的技术保障。目前的信息系统在业务、客户关系、风险管理等多方面都无法满足综合化的需求。从中长期看，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各方参与者相互依赖的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这就更需要各方监管机构的相互配合，从制度上形成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的机制，一方面可以满足各金融主体和监管机构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减轻金融机构统一数据报送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的负担，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数据和信息。共享的信息可以包括法规信息、政策信息、机构信息、业务信息、统计信息、风险信息、客户信息以及处罚信息等。
建立综合化经营的信息技术平台中要注意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信息共享的主体不仅包括“一行三会”，还应包括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和部分宏观经济部门，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加强政策协调；第二，建立这样大型的综合数据库，必须明确各方在信息技术平台建立中的职责分工，如由谁收取信息、由谁维护等，从而减少业务交叉，降低监管成本，确保参与协调机制的各方都能获取履行职责所需的数据和信息。
4.积极培养实施综合经营监管的综合型人才
目前，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监管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综合型人才的缺乏。所谓综合型人才，就是指那些熟悉金融法律法规、具有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业务知识、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的人员。在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从业人员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性不强，各监管部门也很少注意培养熟悉各个金融领域又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监管人员。
要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可以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中组建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各行业之间人员的流动，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员，让各领域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法律人员相互渗透。一方面，注意加强管理人员熟悉相关领域的业务知识和学习法律法规，提高其处理有关法律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内部专业法律人员熟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电子技术等领域的业务，从而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人才库，保障实行金融综合监管的人才需求。
参考文献:
[1]侯林萍王蕾蕾:论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金融与经济，2006,(8)
[2]崔明峰: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和监管问题探析．中国金融，2006,(12)
[3]王卉彤何德旭:日本统一金融监管:教训及启示．中国金融，2006(4)
[4]王小平: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综合经营的监管．保险研究，2006(7)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7
一、互联网金融相关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主要对互联网金融的基本理论和范畴展开研究，在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及其基础、范围、特征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代表观点有：互联网金融是以计算机金融、电子金融的发展为前提的，其更强调整个金融服务业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重组和创新、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3a服务，即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地方（anywhere）、以任何方式（anyhow）提供综合、个性化的服务；互联网金融的产生有其客观的技术基础、资本基础和制度基础；互联网金融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是“互联网银行走向成熟、互联网证券和互联网保险获得了长足发展、电子货币和互联网支付开始受到青睐”；指出了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并无深入系统的研究。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仅提出了泡沫经济、虚拟犯罪、交易安全、风险监控等值得重视的方面，缺少对监管对策的系统研究。
国内学者之前一般将其称为“网络金融”，大致分为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网络结算、网络理财和网络信息等；[1]谢平、邹传伟（2012）首次提出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概念，认为“互联网金融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2]（p17～22）其他研究多把重点放在了对其细分行业、众多独立案例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总体而言不成体系。比如，对第三方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业务模式创新、第三方支付产业升级和监管，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资金沉淀的产权问题研究；[3]（p132～134）对网络融资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实现模式、发展对策、风险控制与监管三个方面②。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基本都提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与传统金融的监管区别对待，但对如何监管则缺少系统性的展开。代表性的有：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将被“全能经营、统一监管”所取代，金融监管体制将由机构监管型转向功能监管型；[4]“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里涉及社会公众利益，就应该有牌照，并按照牌照严格监管，其他的就可以适度管理、区别对待”③。
综上，互联网金融研究无论国外、国内均属起步阶段，基本停留在且试且做的水平。其中，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问题，现有研究仅涉及必要性和重要性，缺少具体的思路和举措。
二、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困局分析
（一）困局一：是否进行监管
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创新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本质、亦是常态。由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性使监管者无法任由互联网金融无限创新，但是严格的监管又会削弱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甚至阻碍技术进步与业务创新，监管者因而面临创新与监管之间的两难抉择。尤其在互联网金融各业态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走向不明朗，“管”还是“不管”的“两难”表现得尤为突出。“管”，可能打击创新的积极性，引致市场过激的反应；而“不管”，则更有可能因为互联网的高速扩张性使互联网金融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地量变产生质变，使监管机构错过最佳的监管时机，悔之晚矣。
（二）困局二：监管边界（即监管尺度）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解决了困局一，选择“管”，那接踵而来的就是如何界定合理监管边界（即监管尺度）的问题。如若缺少一个明确而合理的监管边界，那最易出现的就是动辄以监管之名展开尺度过严、频次过多的监管，进而陷入被监管者经营成本高、经营信念被动摇甚至最终选择退出、整个市场萎缩的恶性循环。以备受关注的余额宝为例，自其诞生之日至今共遭到我国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各种监管、叫停43次，平均每6天一次。监管的形式包括文件备案汇报、现场调研、现场检查等。进入2014年更是平均每4天一次，共计19次监管，监管机构则包括了中央银行、证监会、国家审计署等。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存在“监管缺位、监管真空”的现实，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机构尤其是其中最具创新意识的领军者又不断受到非规范性的、突发性的甚至强制性的“密集”监管。究其原因，就是对互联网金融缺少明确而合理的监管边界，容易导致监管随意、监管失当。
（三）困局三：与现有监管框架不相容甚至相悖时如何协调
明确了合理的监管边界，就要选择相应的监管方式和措施。而互联网金融的新兴属性使得这些监管措施极有可能出现与现有监管框架不相容甚至相悖的情形。
具体说来，其一是监管缺位，即针对互联网金融中若干具体业态的监管理念、措施等在现有监管框架中完全无对应、是全新的，需要权衡的是究竟该增设全新的监管机构行使监管之责、还是在监管机构不新增的前提下委托原有的监管机构拓宽监管职责范围、抑或是在无明确监管机构的情况下依靠行业自律；其二是多头监管，具有显著跨界、混业属性的互联网金融几乎包罗了一切的金融业态，若依照业务、产品属性将其划定监管归口，其结果反倒可能更加混乱。从我国互联网金融当前现实看，传统金融机构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仍归口其原有的监管主体；电商小贷归口各地方金融办；余额宝等理财产品因其本质上属于货币市场基金，归口证监会；p2p属网络借贷，归口银监会；众筹融资本质上属股权融资，除了须到国家发改委备案外，还要接受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的相关监管。多头监管可能导致两种直接后果，一是监管机构相互推诿、不愿监管，进而导致事实上的监管真空，被监管机构因此得以“过度”创新、滋生行业风险、系统性风险；二是被监管机构因受多头监管导致经营成本高昂、疲于应付，创新被打压，整个市场萎缩，进而背离监管的初衷。因此，如何融入现有监管框架、如何分工协调是有效监管互联网金融的关键。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
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功能监管，监管侧重于第三方支付的交易过程而非第三方支付机构。首先，将第三方支付视作传统支付服务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无须取得银行业务许可证，因此并未针对第三方支付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仅以适用现有立法或增补条文的形式予以约束；其次，延续了州和联邦分级监管传统，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监管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前提下，明确了各州相关监管部门可在不违背本州上位法的基础上对第三方支付相关事宜做出切合本州实际的规定；第三，美国法律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定义为负债，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明确规定必须将其存放于FDiC在商业银行开立的无息账户中。
欧盟则对第三方支付实施机构监管。首先立法明确第三方支付机构须为金融企业，即若是非银行须取得与银行有关的营业执照方可从事第三方支付业务；其次，规定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资金须存放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开设在中央银行的专门账户，禁止挪作他用。
（二）对p2p的监管
p2p平台在美国受联邦和州的双层监管，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着重从市场准入、信息披露和消费者保护对p2p实施监管。SeC要求p2p平台注册为证券经纪商，并将p2p出售的凭证认定为证券。因为在SeC注册的成本较高，加之SeC要求p2p平台每天至少一次或多次向其提交报告以实现信息披露，引起了p2p行业的不满，包括prosper在内的知名p2p平台都已在努力游说国会，希望能转换到由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领导的监管体制。
英国则将p2p纳入消费者信贷管理范畴，整体监管较为宽松，合规性监管为主。强调行业自律组织（英国p2p金融协会）对这一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引导，出台了包括“p2p融资平台操作指引”等具体细则，切实促进了这一行业的规范发展和金融消费者保护。
欧盟对p2p的相关立法也主要是消费者信贷、不公平商业操作和条件等指引性文件，对信贷合同缔约前交易双方提供的信息和各方义务做了较为细化的规定，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
（三）对互联网金融理财的监管
美国采取了保持现状、相对审慎的监管，尚未对其展开专项立法监管。以paypal货币市场基金为例，因其由非隶属于paypal的独立实体来运作，受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日常监管，且该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并未反映在paypal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监管当局在无先例可循的前提下对互联网金融理财采取了宽容、审慎的态度。
（四）对众筹融资的监管
针对众筹融资的监管主要是美国2012年通过的创业企业融资法案（JoBS法案），该法案放开了众筹股权融资的市场准入，并从业务准入、行业自律、资金转移、风险提示、预防诈骗、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对众筹融资平台做了详细的规定和约束。
四、路径选择
（一）路径选择的思路：厘清市场与监管的关系是前提，坚持底线思维，实施适度监管
理论上讲来，即使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只要存在足够的商业机会，在残酷竞争、优胜劣汰之后，通常会成长出繁荣的行业和强大的公司。而监管意义在于，借鉴历史及横向比较的经验教训，降低市场试错成本，防范风险大面积传染（系统性风险），并为市场提供有效服务。李克强总理提出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见李克强总理就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答记者问。
，表明了中央政府、监管机构对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所秉承的客观、包容之心。创新就肯定有失误和风险，一切有利于包容性增长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都应得到尊重。包容失误、防范风险，坚持底线思维，才能处理好创新、发展、风险与监管间的关系。
笔者以为，监管互联网金融时应坚持两条底线：第一，对互联网金融、新型支付的监管，不能以遏制创新、降低金融效率为代价；第二，监管更不能成为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工具。
（二）监管路径选择
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秉承“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提出解决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困局的具体路径。
1.明确合理的监管边界。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3月25日明确了互联网金融创新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从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等五大监管原则《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3月25日，文/刘田。。即针对现有互联网金融各业态均明确限定监管边界，设定“禁区”“负面清单”。以p2p和众筹融资平台为例，其监管边界就在于其是否进行非法吸存、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若p2p、众筹融资只是单纯的平台功能，则监管当局的态度是支持和鼓励的，否则将严厉打击。
2.明确互联网金融各业态的监管主体。梳理各类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应互联网金融企业、互联网金融业务监管部门，保证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具体地，在现有“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下，互联网金融各业态（众筹融资除外）的归口都已基本明朗，如何协同才是关键。可以建立各监管主体共同参与的定期、不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展开磋商，确保监管对策的适度性、规范性。
3.增强地方金融监管的权责。地方金融监管的目的是维护地方金融的稳定，促进地方金融产业的发展，其在互联网金融创新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以普惠金融为特征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将促使新兴金融机构无论种类、数量都进一步增长，中央监管囿于监管辐射范围、监管成本等，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如各地金融办）无疑将承担这些机构的监管责任；另一方面，诸如p2p、众筹融资等地域性较强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容易在地方滋生风险，引致地区性、地方性金融风险，地方金融监管难辞其咎。因此，地方监管机构不应只是充当中央监管政策的传达者和执行者，而应发挥积极主动性、强化其监管权责。在服从中央监管的大前提下，可大胆先行对本地互联网金融的统计监测、反洗钱监管和征信体系建设等基础性工作。
4.监管创新。（1）日常监管以非现场监管为主。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更强化了虚拟属性，交易对象更难明确，交易时间缩短、交易频率加大，使现场检查很难有用武之地。因此非现场技术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必将得到更广泛的运用。但是非现场监管的长效、规范有赖于监管信息平台的畅通、监管当局在监管数据处理与评估方面的专业化程度，即互联网金融的非现场监管需要监管当局制定、修改适合各互联网金融业态的专门的定期统计报表，并明确规定被监管机构提交的时间、频次和具体方式，再由监管当局对数据做出准确评估、快速反应。
（2）突出行业自律组织的地位。与传统金融监管架构中行业自律组织的地位被弱化不同，互联网金融监管需要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行业自律组织是监管当局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缓冲。一些非紧急的、市场化手段能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就可以由行业自律组织在市场主导下以最小化成本通过协商自律解决。此外，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协会的设立有助于提升行业的自律和公信力，有助于防范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但行业自律组织的地位和缓冲功能的实现需要监管当局对此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将互联网金融各细分业态的行业自律组织做实。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8
其实，中央银行承担金融监管职责，一直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货币稳定论纲》（1959）中认为，履行支付结算和防止相关欺诈行为的特殊困难性，使得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监管高度相关。同时，由于货币的广泛渗透性，使银行业对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要使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目标，必须与对银行业的监管相配合。1986年，弗里德曼在《政府在货币体系中有作用吗？》中，再次强调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肖翊i摄影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尽管实施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监管责任有时会冲突，但只有中央银行能有效协调这两项职能。首先，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要通过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的传导才能实现。为此，必须充分了解金融机构运行情况的信息。由中央银行承担金融机构监管职责，是及时、准确获取这一信息的有效途径。其次，在实施金融监管方面，中央银行具有特殊的信息优势。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扮演着银行业的票据清算、准备金存放、再贴现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使得它能够及时获取金融监管所必需的信息。
2010年3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了“美联储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的说明。他解释，首先，美联储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是唯一适合监管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并解决其安全和稳健性风险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风险的机构。二是美联储参与对各种规模银行的监管能够显著提高其履行中央银行职责的能力。特别是通过监管，美联储能在第一时间全面获得金融机构的运行和风险情况，这些资料对于制定货币政策极其有价值。三是美联储的中央银行职责及其监管能力的提高对于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不仅是这场危机，诸如1987年股灾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也都证明了美联储在处理威胁金融稳定实践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人民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实践证明有成效，历史上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逐步化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下降。1994年对商业银行开始实行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8年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1999年组建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慎会计制度和经营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这些措施取得明显效果。从2000年，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首次出现净下降。2001年和2002年持续出现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双下降。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高风险状况得到有效控制。依法撤销了一批严重违规、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金融机构。
现实中央行与银监会工作内容密不可分
实践证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很多领域履职密不可分，许多政策联合发文。在支持产业发展方面，2007年―2008年共同《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奶业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金融服务促进我国奶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加强房地产管理方面，2007年―2008年联合作出《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在政策性信贷方面，2004年―2005年共同要求认真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保证高校贫困新生顺利入学，出台《关于加快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应急救灾方面，2008年共同作出关于全力做好地震灾区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信贷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汶川地震灾前贷款因灾延期偿还有关政策的通知。
同时，在许多调控管理方面，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对方有关政策提出意见。2008年，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发表《慎用“三率”调节流动性》指出，要审慎运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调节流动性，应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对冲过剩流动性。同时，人民银行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防风险。制定差额存款准备金率的重要参数就是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监管部门重点监测和指导的指标。
笔者赞同中央银行应加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充实有关监管职能的意见，但并不赞同中央银行将银行业监管职能分离曾一度与我国金融发展相适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我们有必要借鉴国际金融改革经验来反思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观点。笔者认为，自2003年分设起，体制弊端就已显现。即使监管职能分离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也很快意识到体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当初，我们主张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项职能相对分离，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希望银行监管力度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以防止银行监管力度跟随银根的松紧而同步振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此轮宏观调控中，银行监管最终还是跟着宏观调控走了，甚至冲到了宏观调控的‘第一线’。”“为了推动市场发展、维护市场繁荣，监管部门有时就不得不进行‘托市’或‘护短’，从而导致监管部门在不知不觉中被监管者所‘俘获’，成为被监管者的利益代言人。”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9
关键词：金融监管；产品监管；金融创新；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7－0062－06
一、引言
确立金融监管边界，就是在金融监管、市场约束和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平衡关系。如果金融监管能够接近或基本处于有效的监管边界范围，那么将会对市场、金融机构和交易者带来综合的正面外部效应，反之则可能出现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负面”的外部性。
从理论上讲金融监管肯定是有边界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干预金融市场中的所有行为，否则市场将不复存在。因此政府在实施监管时首先应当明确其政策意图发挥作用的范围，而监管范围的确定应当符合金融市场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即在保证金融总体稳健的目标之下，既要体现出对于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与经营自的尊重。同时也应重视交易者、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与此相对应的是金融监管理念中要体现出审慎性监管与规范性监管的动态平衡。然而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多数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审慎监管与市场规范监管之间尚未给出较好的平衡关系。其平衡关系的失调及其矫正的思路又可从两方面进一步分析：
一方面，从审慎监管来看，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与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配置的失调。在以往的金融监管中仅仅依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稳定和市场增长，因为微观审慎监管将经济波动视为外生风险，忽视了金融机构行为本身的系统性内涵，因而应当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建议和立法草案，也纷纷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核心内容加以强调，大都要求设立或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行使者，建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从而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例如美国《Dodd－Frank法》中决定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oC)和英国计划设立于央行下的审慎资本监管局(pRa)。
另一方面，从市场规范监管看，针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合规性监管和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能配置也不平衡。在以往的金融监管中，相对比较重视对于金融机构行为的合规性监管。实践中金融机构即便在形式上符合了交易规范的基本要求。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金融消费者在金融知识与金融能力上的实质弱势特性，导致了金融消费者利益极易受到损害。为此美国、英国等国家在金融改革建议中，纷纷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如美国新设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英国则计划于2012设立完成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监管局(Cpma)和消费者金融教育机构(CFeB)，即出现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专门化的趋势。
英、美等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动向体现了政府在金融监管中对于审慎监管与市场规范监管的再平衡，但它也将对金融监管的边界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无论是出于审慎监管还是市场规范监管的目标，都将意味着更多的监管法规、监管标准、监管方法被投入到金融领域。对金融机构而言，在营运规模、业务范围和消费者保护方面，都将受到较过去更为严格的监管审查，一改过去片面维护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创新的诉求。结合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从市场规范监管的层面出发，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边界目前正在酝酿一个较大的变化――即将从传统的关注对金融机构的销售与服务环节的“行为规范监管”进而延伸至对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本身的质量实施“产品监管”。
二、基于英国金融产品监管动向的观察
FSa(金融服务管理局)于2011年1月的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讨论意见稿的附件Ⅱ中专门讨论了产品干预问题，即基于保护零售市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产品监管问题，并提出了英国政府计划在产品监管领域将考虑实施的做法。
(一)产品监管的提出背景
FSa认为，英国以往的金融监管行为主要集中在消费者同金融机构就具体金融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易的环节。然而在总结典型的消费者于金融消费中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则主要发生在如下领域：
1、养老金投资产品的不当销售，大规模的储蓄保险不当销售，近来则更多体现在可分割型投资信托基金和结构型产品方面：
2、在保险领域，FSa和其他监管部门对付款保证保险(ppt，paymentprotectioninsurance)采取了行动：
3、在抵押贷款方面，为了保护消费者，监管机构对收取消费者拖欠贷款行为进行了干预。
上述领域接二连三地出现消费者利益受侵害的情况引起了FSa的反思，FSa认为，必须提供新的监管方法去避免类似损害消费者事件的大规模发生，并决定扩大监管范围，即不仅仅将监管局限于金融商品与服务的销售环节，而是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关于金融产品在生命周期可能发生的问题图示如下)提前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出现，即早期介入产品监管领域。
金融产品生命周期内可能产生问题环节的图示
英国监管部门认为，尽管在产品销售环节对金融机构设定较高的规范性要求在实质上有助于消费者选择适合他们的产品(它们仍将保持对此领域的持续关注)，然而金融机构仍能够在金融产品销售环节之前施加巨大的影响力。金融机构的如下决策将在实质上影响消费者的行为结果：
1、产品的功能设计；
2、做出产品在各种条件下的合理功能假设，并对其进行检讨；
3、决定何种产品被提供：
4、决定产品销售的市场策略；
5、不断实施产品监测。
英国监管部门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将监管的策略过多地指望在信息披露上会存在问题。因为监管者制定的信息披露规则是为了让消费者明智地去选择适合他的金融产品，但这不总是发生预期的效果。在金融商品销售中，消费者的行为特征被金融机构所洞悉进而向消费者施加不当的引导最终造成损害发生。金融产品本身的特征更是加重了损害。因此，如果监管者仅仅将监管重点设定于产品销售环节，那么只能在消费者遭受损失后才能发现这些问题。而金融产品一旦被投入市场后，那就更难以采取有效的阻截措施，越多的金融机构以这种方式向市场提品，那么对于消费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此，如果监管机
构早期介入产品监管就会比事后处置更有效率，这也可以使更少的金融机构被卷入。早期产品监管还能够节约监管机构的成本。并且及早介入产品监管在一定意义上还能避免冗长的常规监管。因此基于上述考量，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将早期介入产品监管作为监管的有效组成部分
(二)产品监管的基本理由
1、高层次的市场失效分析。
关于市场失效的分析是监管机构决定是否采取监管措施，以及应采取何种程度监管措施的必经程序，对于是否值得采取产品监管的措施也是如此。在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和金融机构能通过彼此的交易相互受益，而在无效竞争的市场中则会导致消费者受损。
无效竞争可能是由于“问题产品”提供导致的，而根据监管经验发现，处于零售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常常难以理解和发现产品中存在的问题。而在以往，监管机构主要试图通过制订产品信息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规范去帮助消费者，但实际效果不佳，这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第一，消费者缺乏产品相关的信息，或者根本不使用他们已经获取的信息；
第二，消费者在准确判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时受到的阻碍，这主要是因为产品本身过于复杂所致；
第三，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购买的产品存在问题，往往只有在事后损失形成后才能知晓；
第四，消费者无法制约自律性差的金融产品提供者；
第五，金融产品销售商，如销售中介所获得的激励导向不是向消费者提供适合的产品，而是卖给消费者更多的产品：
第六，由于市场失败本身所致，以及监管者的监管方式的有限性所致。
2、瞄准具有显著风险的问题。
关于市场失效的分析可以帮助监管者决定采取产品监管措施是否会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理工具。然而监管者仍须决定或判断是否需要采取行动。监管者常常在平衡消费者保护目标和避免过度监管的问题上陷于两难境地，因为监管者有责任将监管资源有效投向最重要的市场问题上。监管部门能否准确锁定市场中存在的显著问题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一方面要靠对市场中不断产生的问题的持续关注，这需要对其进行数量和质量的分析；
第二，问题本身可能波及的人群数量和可能造成的损失金额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
第三，问题发生在哪个具体行业也是监管部门判断该问题是否为显著问题的考虑变量。例如，在银行零售产品中，由某些理财产品导致的损害可能涉及到的受损消费者的绝对数量不大，然而对于每个具体消费者来说受损金额却可能很大；
第四，监管机关对于问题的风险是否具有显著性有时也取决于问题本身的特点，其中首要的考虑包括下述方面：
是否会对一个消费者的核心金融利益受到影响(比如他们的养老金、储蓄、房屋所有权、生计来源资产的保护)；
是否可能会给消费者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从而使消费者面临财务困境；
是否上述方面将给消费者带来长期的影响，同时该影响此后不能被矫正。
3、指示出产品存在的问题。
在判断出产品存在的问题后，监管者将会向消费者和金融机构指出产品存在的问题，然而监管者在向消费者指示产品存在的问题时，并非是采取针对特定的某个产品的问题进行揭示的方式，而主要是通过描述“问题产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的方式去实现，以引发消费者在做出决策前予以特殊关注。而监管者在向金融机构指示产品存在的问题时，则要求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完善产品，如果金融机构对那些对于消费者构成极大潜在风险的产品未采取完善措施，监管者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甚至包括禁止该产品进入零售市场。
(三)新兴的监管方式
英国监管部门描述了一些工具和方法，从产品评价方面介绍了其在产品监管工作上的一些基本思路。这些工具中包括了原有的用于评估金融机构行为可能给消费者带来风险的“宏观”工具，它还将被强化并继续用于监管机构对于金融产品设计方面的监管。此外，监管机构为了贯彻新的密集监管和介入式监管措施还将开发一些特殊的监管工具。
1、早期识别风险行为。
英国监管部门运用一系列广泛的信息去识别金融机构的风险，具体如：
广泛的市场数据分析和本部门的数据分析：
零售行为风险前景分析：
独立的产品研发机构：
FSa的数据，例如产品销售数据、由客户联络中心提供的客户投诉情况统计和投诉信息统计；
由其它第三方机构提出的预警――如金融申诉服务专员部门或其他消费者团体提供的信息；
金融促销信息；
新闻报道评论：
FSa特有的情报来源。
2、零售行为风险前景分析。
这主要是从宏观金融市场的角度，评估那些金融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导向的行为。这个分析包括与宏观经济状况相关的行为风险、行业部门发展趋势等，从而理解和预见监管发展的未来指向和消费者的特点与行为方式。监管部门的目标是，对于具有风险导向倾向的金融机构可能对经济环境变化作出的回应进行识别，同时也包括对相关的风险产品的识别，从而通过聚焦零售市场行为风险的前景分析来保护零售市场的公众。
3、商业模式和策略分析。
商业模式与策略分析是监管机构在具体评价某一特定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是否具有行为风险时的具体做法。基于零售行为风险前景分析所掌握的信息，商业模式策略分析会评估已确定的风险是否会、以及会以何种方式在特定的金融机构中体现出来，同时监管部门会高度关注特定金融机构存在的所有特定风险。商业模式和策略分析是针对特定金融机构的一项非常详尽的分析，它要考虑到市场运行环境状况和其他同类公司的一般性做法。监管机构会分析特定金融机构在经营模式上的脆弱之处，并提示其可能导致经营风险行为的发生。监管部门的目的是对于金融机构当前的发展战略和未来发展战略进行评价，重点是考虑这些战略会对消费者产生何种影响，目前英国监管当局主要是通过“aRRow”风险评级体系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深入细致的分析有助于使监管部门了解风险重点领域，进而在未来的监管中有效地实施对应措施。
4、其他更精细的监管方法。
英国监管部门还将开发出对于金融机构内部产品管理程序的深度测试办法，这些更为精细的监管方式主要针对那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其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机构的产品监管：
机构的产品策略计划：
产品的目标市场；
产品的行销策略：
机构内部激励机制：
机构的风险和压力测试：
产品的定价与价值：
机构的业务运营和自我监察。
此外，英国监管部门对于一些小型的金融机构设置了不同于针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特定监管方式。同时，对于同金融产品服务提供相关的居于“产品供应链”中的其他机构，监管部门也提出基本的监管要求，比如他们也应当如所有金融机构一样实施“公平待客”措施的有关要求。
(四)附加的产品干预选择
英国监管部门认为，在上述产品监管方式仍被认
为不足以保护消费者时，监管部门应当具有额外的权力以在极为特定的情形下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这些附加的产品干预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权力：
产品的前置审批：
产品禁止；
强制产品具有某些功能或禁止产品的某些功能(为产品设定最低限度的标准)；
价格干预(金融机构有责任保证其产品的收费结构是适宜的；产品供应者有责任从产品总体的角度确定一个适宜价格；在销售环节，要求销售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一个收费较低的产品作为替代性产品：在必要时为产品设定价格上限)：
增加对产品供应者的审慎性条件约束：
对消费者和业界预警：
防止不适宜销售和按客户类别限制销售：
对销售顾问能力的附加要求。
三、对金融产品实施监管的合理性及其质疑
对金融产品予以监管的设想在除英国之外的国家亦有体现，比如美国2009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中认为，CFpB将接管所有其他联邦管理机构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CFpB的建立将会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准入方面“促进透明、简单、公正、责任承担”等目标的实现。CFpB将对金融机构和其他合格机构施加更严厉的信息披露要求，要求金融机构提供符合CFpB设计要求并经他批准的“单纯金融产品”(plainvanillaproducts)，禁止向消费者提供那些未经特定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确认的存有问题的金融产品和合同条款。更为重要的是，CFpB除了批准具体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外，还将被允许为促进政府施加更为严厉的监管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措施而制定规则。
澳大利亚的aSiC在金融危机后也高度关注对金融产品实施监管，如aSiC专家组在2010年的关键倡议之一就是进行风险监控。专家团将对各自监管的区间进行最大风险评估，并分配相应资源监控存在上述风险的层面。风险监控所关注的内容之一是新产品，尤其是那些推销给一般投资者的产品。这与aSiC将保护一般投资者作为工作重点的原则是相一致的。对于融资投资，立法机关明确其属于《公司法》所管辖的金融产品，将受到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制约。除了监管局的审慎监管外。澳大利亚政府汲取了美国金融监管联邦和地方、金融监管机关之间管辖权限存在交叉或真空等经验教训，在次贷危机后，提出将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信贷产品或服务的监管统一到联邦层面，制定《统一消费信贷守则》。今后任何涉及消费者信贷的产品或服务都将归联邦政府(具体为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管辖，而不再是联邦和地方分别管辖，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
此外，欧盟计划于2011年设立新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并表示欧洲监管局有权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活动进行调查，例如裸卖空交易，评估其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在紧急情况下，欧洲监管局根据欧盟法律规定可临时禁止或限制某些有害的金融活动或金融产品。并可提请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永久性禁止这类产品和活动。
尽管在英、美、澳大利亚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构筑的金融监管改革中都对金融产品实施监管有所涉及，然而基于自由市场主义的传统，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者和学者也一再对此种规定表示出了强烈的质疑或反对，并认为这些措施除了将严格限制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以外，还严重影响金融创新。比如有美国学者认为，CFpB的使命是建立于迎合那种关于金融监管是由于消费者不能理解金融产品因而不能做出理性决策的概念之上的。至少作为一种适当的监管回应，它假设它能设计并向消费者提供一些具有“单纯功能”(“plainvanilla”products)的金融产品，只要“促使”消费者去选择类似的具有“单纯功能”的金融产品，那么他们自然就会远离那些奇异的非常规型的金融产品。很不幸的是，基于这种观点，就没办法证明是由于消费者的非理而导致了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针对那些关于即便毫无证据证明说是由于消费者的非理导致金融危机的话也值得进行一些补充性的监管，而监管将有助于把消费者推向那些具有“单纯功能”的金融产品的说法也是值得质疑的。
第一，既然只是由于非常规型金融产品不适合多数人，那么通过提高那些对非常规型金融产品感兴趣的消费者的经济成本就会降低其福利。然而由于消费者具有不同的偏好，不能仅仅为了达到限制非常规型金融产品消费者的目的，就通过采取普遍的设置监管措施去妨碍、限制所有消费者满足自己偏好的能力。
第二，即使不去争辩CFpB是否允许包括非常规型金融产品在内的产品进入市场以满足消费者选择的需要，其实只要CFpB保有对产品设计的批准权就可以了。但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CFpB可能会针对那些“理性”消费者倾向于选择的“不受欢迎的抵押贷款产品”施加以各种“细微”的设计要求。甚至从根本上导致类似产品被彻底禁止。还有，人们会质疑CFpB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和信息选择出更符合消费者利益的具有“单纯功能”的金融产品，因为又有谁了解根据CFpB的偏好所挑选出的产品就一定比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更适合消费者呢?
第三，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的非理的确是个问题，然而产品监管这种家长式作风的管理方式也会降低对消费者的激励，减少他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去提高其消费决策能力的动力。这些基于现实的和经济效果的考虑因素应该值得决策者在做出目前产品监管的决定时再三权衡。所有这些对于金融产品的新的监管措施都会给消费者带来潜在的巨大成本。然而，有关消费者的非理性并没有被证明同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相反，那些支持设立CFpB的人士却在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持下认定消费者的非理性同金融危机有着显著关系，进而提出产品监管等建议，而在我们看来，这非但不能帮助消费者，反而可能给他们造成损害。
然而针对上述非议。金融监管机关则认为，目前大多数金融产品的所谓“创新”都并非是在功能上的创新，更多地只是体现在价格结构和市场营销模式上的创新，而这些所谓创新给消费者带来的只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和难以了解的金融商品和信息，由此消费者根本无法了解和选择适合他们需求的金融产品，其消费风险随之越来越高，极可能对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监管机构有必要采取措施去审核或过滤那些不适合普通金融消费者的金融产品。
如何实施金融监管篇10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引入法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使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从一种松散无序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制度框架下有序的金融活动。法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手段。法律制度以其规范性、确定性、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目标，法律可以作为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由于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一方面，法律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对行为主体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做出有违法律制度的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的透明、公开、稳定、权威等特性，使其成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效果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有效保障。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成果，不仅为当事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保障国际金融交易安全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国际金融监管主体行使金融权力以及防止金融权力滥用的基本依据，而法制本身贯穿其始终的稳定、公平、效率精神有利于生成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松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要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须踏上合作法治化的道路。首先，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个人的行为确定了一种“秩序”，金融业的各种金融行为必须遵守此“秩序”。这种秩序是强制性的，它明确规定了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对任何机会主义金融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宏观角度保证了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这种秩序就是法制。其次，国际金融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为国际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的发展，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扩张，更应当追求发展的健康性与协调性，只有既注重“量”的扩张又注重“质”的提高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国际金融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为维护国际金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起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的功效。因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发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次，国际金融法有助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必须承认，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融监管的标准、方式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容易造成监管冲突。仅以银行业为例，对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各国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监管标准的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造成金融机构间国际竞争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金融法是国际社会在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达成的法律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国金融法制的统一化和金融监管标准的趋同化，从而有利于避免各国之间的监管竞争，有利于生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机制。最后，国际金融法能够起到约束金融霸权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霸权，借助制度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霸权。金融监管领域中公平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金融领域中的“恃强凌弱”。因为公平的制度或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霸权或强权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另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是基于国家间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便是霸权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作为国家之间意志的妥协，制度一旦建立，参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就必须遵从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因而，制度可以对金融霸权起到限制的作用［1］。国际金融监管的有效进行需要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国际金融法有助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真正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化解，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民主、公平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governance)的事业”。［2］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来源有一种判断标准，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使人类服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法律权威的确立。当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最高(最终)权威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曾经表现为要不要有一个世界政府。就目前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想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最终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在强制性上的发展，也应该来自于公正性和公开性。来源于它自身是否是“良法”，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此曾做过一个历经时间历史考验的界定:已制定的法律能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而大家遵守的法律为良法。因此，良法性与规则的普遍遵守性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既然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这个严重而现实的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能如同国内法律一样得到普遍且有效的遵守，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必须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利益的法则，其必须兼顾各国实力的不同、极尽可能地体现各成员方特殊的利益要求［3］。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立法最重要的参与者，现实情况是国家在参与全球性立法上的不平等甚至缺席，这种现象本身是与法治主张相悖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在平衡者之间的利益以及体现参与者应有的国际立法话语权的基础之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缔约能力，也包括参与国际法制定的平等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唯此才能为国际法提供正当性来源。公平指法律的“公正”、“正当”、“合理”、“恰当”的适用。在确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是由大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构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权利上的平等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是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国家的法律体系，基于公平理念，基于实质平等要求，应该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法律制度中建立双重法律规范，即需要有在普遍规范和国际行为守则的范围内的优惠和非互惠待遇。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关系，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外汇管制立法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和专门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因为单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普遍性规范，是不可能解决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的。公平“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不能独立存在，“它的适用总是与一项法律规则相联系的”，时而“符合法律”，时而“超越法律”，时而“违背法律”。
三、立法技术:“硬法”与“软法”融合兼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就其性质而言分为“硬法”和“软法”两种。一般认为，“硬法”是指那些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如国际多边条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联合国《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是在成员国彼此相互关系中创设权利和义务，并相约遵守这一行为准则。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任何违反的行为都可诉诸国际法的救济方法解决。而“软法”则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5］。这类文件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往往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和条约的产生，对各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6］。“软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软法”是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7］。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监管规则为例，尽管巴塞尔协议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协议本身的质量、市场压力等因素的作用，巴塞尔协议在实践中起到了约束各国银行监管规则的实际效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间就一些重大问题都存在着比较激烈的利益冲突，在涉及金融让渡方面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领域尤为突出，金融监管合作秩序的维系与持续，必须依靠国际经济条约“硬法”效力的维护，并建立相应的政府间组织作为运作的机构。国家制定的“硬法”因其强大的约束力构成现代法律秩序的中心，但是“硬法”因立法和实施成本较高而导致其供给严重不足，金融监管国际多边条约的匮乏即为明证。而“软法”从制定和通过的程序和实施机制不需要通过国家领导层、或是繁琐的立法程序，这就节约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财力，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由度，确实给各国政府留下了更大的自主活动和决策的空间，显示了其造法成本低、成功率较高的优点，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统一规则的需求不断增加与“硬法”供给严重不足时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在处理金融危机等跨国问题时彼此之间不得不进行合作与协调，而各国对于金融的坚持使得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条约的达成困难重重，巴塞尔协议等这种“软法”性质的监管规则满足了各国监管当局心理和现实的需求，它所提倡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基于各国自愿的基础上开展的，透过各标准制定委员会向各国监管当局提供各个金融领域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原则，然后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遵守执行这些标准。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在两个层面上构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法律制度:第一个层面是制定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多边国际条约;第二个层面是在某些难以短期内达成国际条约的金融监管领域，通过制定和实施“软法”的方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各国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高度共识却又极度敏感，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纷繁复杂又充满矛盾和冲突，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瓶颈，“软法”的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信号，指示着国际实践和国际立法的趋势和方向，为“硬法”的达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硬法”与“软法”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容性，这是由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由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而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奖惩机制和组织建设方面。因此，就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而言，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
法律规则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体规则是规定和确认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成员国权利、义务、责任的规范;而程序规则则是用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过程、步骤和方式的规则。1.实体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应当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为主要目标。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际出发，这方面的实体规则应当大体包括:(1)信息交流规则。在金融监管合作的过程中，国家之间需要交换相应的信息。但是，由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信息必然涉及本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国家在金融监管信息的交换中都有尽量保留的倾向。因而在监管合作中必须对此加以明确规定。(2)确立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既可能造成逃避监管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也可能造成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因此，国际监管标准的确立和实施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多边法律规则形式表现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成员国有法定义务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监管。(3)危机应急处理规则。金融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国际性传播，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说明金融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如何尽快从危机困境中走出来，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强金融体系信心对恢复国际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危机处理得当，国际金融体系可能很快摆脱危机的阴影，步入正常运行轨道，反之亦然。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成本和代价的承担，即如何在所涉国家之间分配和分担金融机构拯救或倒闭的成本和代价。按照权力与责任相适应的法理基础，应当由具有监管权力而监管不力的国家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不利后果，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分担跨境风险，才能有利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深入进行。2.程序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程序规则是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公正的根本途径。因为程序规定了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实体规则而没有程序规则的约束，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公共权力就可能被某些国家或组织滥用。另外，程序正义可以提高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意愿，并能增加纠纷解决过程的可预测性，因而既可以提高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效率，又可以防止成员国的不满，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有效实施提供了保证。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程序规则来加以制约和规范，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包括:(1)公开、公正的决策机制。公开的决策机制包括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应该透明，即在立法、规则的制定方面要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获取广泛的民主基础;决策过程透明，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过程应规范化，对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全体成员开放，使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的思维进行判断和评价;决策结果透明，对任何涉及成员国金融利益的金融监管决策结果，均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使每一个成员国有机会去认识和评判该决策结果的正当性［8］。公开透明的国际金融监管决策机制为决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障。(2)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不可能自己执行，因此，争端解决及其执行程序是任何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因素。当今，和平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分为政治方法(或称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两种，是否能够产生有法律拘束力的解决结果是法律方法与政治方法的主要区别，法律方法大大增强了争端解决机构的权威，有利于争端的迅速解决，与“权力型”的外交解决手段相比，“规则型”法律取向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抑制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wto争端解决机制即为一个很好的例证［9］，wto法为其他国际法规范树立了可强制执行的、非自愿遵守的“强势”的国际法运作模式典范，这直接为提高国际法规范的强制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目前而言，国际金融领域还缺乏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合作是以冲突存在为前提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当然也是以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存在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否则合作就失去了意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合作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建设符合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
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承担着主要决策功能和裁判功能，能够起到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客观上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多边金融监管机构，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全球化下国际金融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均不足以担当此重任，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改造现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或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不论是改造还是重新建立，只不过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都不会影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发挥。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能够防控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多边监管机构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己任，那么它应该是向国际社会所有国家开放的组织，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俱乐部或区域性组织［10］。既然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而金融行业的专业技术性、复杂性与重要性决定了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必须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此外，由于金融监管权属于国家的行政权力，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跨国监管权来源于国家对金融监管的部分让渡，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2)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成员应该包括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组织受西方大国主导、代表性不强的性质。(3)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金融业混业经营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趋势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业务范围日益融合，内生出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一旦爆发，就会跨越原来的市场界限而在不同金融市场上迅速传递，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机构显然难以对跨市场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对监管的新要求。在没有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的条件下，要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政策倾向各异的不同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在缺乏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的情况下，合作将难以进行。因此，设立具有协调监管功能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