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原因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监管改革计划；次贷危机；金融衍生产品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11―06
一、引言
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于2008年3月31日宣布，计划大规模改革金融监管体制，这项长达218页的计划涉及银行业务、地方保险经纪公司，以及房屋经纪等各个金融领域，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该计划宣布后，引起了美国政经界的广泛争议和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普遍关注。该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是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的监管权限，使其成为“市场稳定监管者”。美联储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二是新建监管机构“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目前日常银行监管事务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日后由这个新机构统一负责。三是新建监管机构“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以上为三大主要经济监管机构。四是新建联邦委员会“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负责制定统一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执照发放标准，以改变目前许多此类经纪人脱离联邦监管的现状。五是新建“全国保险管理局”，逐步开始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保险业。鉴于目前美国保险业监管权分散于各州政府，联邦政府计划在财政部内部设立这个全国范围保险业监管机构以改变这种现状。六是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权限，由管理金融市场扩展到整个金融部门。七是裁撤财政部下属储蓄管理局，其管理储蓄机构职能由财政部货币监理署履行。虽然该计划要进入立法程序尚需时日，但是该计划是针对当前美国不稳定的经济金融形势提出的改革措施，体现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未来发展趋势。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推出该计划，它会给美国的金融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该计划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有什么启示?以下试对此作出分析。
二、美国政府推行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的原因分析
在美国的历史上，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目标经历了许多变化，往往经过大的金融动荡或是危机后，就会作出重大的监管变革。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萧条和金融恐慌促成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出台，并创建了联邦储备银行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先后出台了《1933年银行法案》和《1935年银行法案》，通过实施银行存款保险等制度，银行体系从崩溃的边缘逐渐得到了恢复；2002年，由于安然事件的教训，通过了萨班斯法案，对银行的内部控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进一步缩短财务报告披露的滞后期，提高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等。美国银行监管体系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也被称为是“危机塑造的”。这次推出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也正是美国经济金融在经历较长时间繁荣后，突然出现了大的动荡和不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危机、美元危机和股市危机是促使美国政府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直接原因。自2007年2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危机愈演愈烈，花旗、美林、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瑞银集团、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花旗、美林、瑞银的Ceo都先后易人。世界排名第五的投行贝尔斯登因出现巨额亏损，公司股价从60美元跌至2美元，被摩根大通协议收购，对冲基金行业中的一些最知名公司也蒙受损失，全球主要股市出现持续下跌，美联储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央银行纷纷采取措施，对金融机构进行紧急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08年4月8日在华盛顿了半年一度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次贷危机可能对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政策制定者必须立即制订应急计划或其他补救计划，以减轻更为剧烈调整的风险，同时还需解决当前动荡的根源。该报告预计美国房价下跌和抵押贷款拖欠情况的增加可能导致与抵押贷款市场和相关证券有关的损失总额达到5650亿美元，若加上美国发放的与商业房地产、消费信贷贷款和公司的贷款及发行的相关证券，潜在损失总额可能增加到9450亿美元。这一评估结果比此前所有经济学家和金融机构对这场危机损失所公开发表的预期都更为悲观。此前，对这场危机损失最悲观的公开评估来自德国金融监管局一份内部报告，报告预测，次贷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金额为4300亿美元，在最坏情况下可能会达到6000亿美元。美国金融市场一直鼓励创新与竞争，强调通过内生力量保持市场稳定的均衡，次级债曾经是作为资产证券化创新的成果，但不想却酿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暴露了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规模快速膨胀，从2001年120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6000亿美元(见表1)。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监管当局没有对次级债市场给予合适的干预，就连格林斯潘本人也承认：“当时也了解到一些次级抵押贷款的问题，但确实没有意识到这种融资行为的严重后果……更没有想到它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市场震荡。”历史上曾多次上演由资产泡沫和相应而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金融市场崩盘的悲剧：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疯狂”，到18世纪“南海泡沫事件”、19世纪“铁路狂飙”，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虽然此次金融危机涉及的某些杠杆工具属于新兴产品(尤其是被沃伦・巴菲特誉为“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金融工具”的衍生品)，虽然此次危机规模前所未有，但就其基本逻辑而言，当前发生的金融危机与以往没有本质区别。用海曼・明斯基的模型来看，经济繁荣都是由银行信用扩张开始，次贷危机前，房地产价格上涨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出现亚当・斯密称为的“过度贸易”情况，明斯基称之为“上升阶段”，当美国房屋抵押贷款经纪人把贷款发放给不具备资质的人群，对利润的投机就从正常的理偏离为人们所谓的“投机过热”或“投机泡沫”，泡沫偏离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而极度负面的泡沫就是经济崩溃。和以往历次金融危机一样，政府不得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多次注资和降息的基础上，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7月宣布向陷入困境的最大两家按揭融资机构房利美(Fannie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注资150亿美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2008年7月11日宣布接管因挤兑倒闭的indymac银行。次贷危机促使金融监管当局反思其监管政策和监管体系的不足，是促使监管当局推出监管改革计划的直接原因。
2．放松管制和放任金融创新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美国经济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好的经济增长，崇尚市场至上的思想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作用，呼吁放松管制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正如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竞选演讲中提出：“政府不应该挡住革新的道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管制的旧时代。”在金融领域放松管制的最大举措就是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废止了自1933年开始执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结束了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历史。正是由于放松了金融监管，银行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金融创新越来越多，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银行重要的赚钱手段。在过去的10年里，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快速增长，1998年7月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名义价值为87万亿美元，到2006年7月已增加到45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世界的GDp总和的9倍多。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5家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花旗集团等，占全部902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97％，收入占94％。在所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类别中，规模最大的是“利率产品类”(interestRate)，占整个盘子的83％，名义价值为98.7万亿美元。为了有效化解银行信贷风险，所谓“银行债权证券化”成为了美国银行业通行的做法，即银行通过把贷款卖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以甩掉包袱、轻装上阵。银行“卸载”贷款的买家主要是各类基金、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购买贷款，这些金融机构通常会在市场上发行金融证券(最常见的是债券)，以筹措所必需的资金。美国商业银行的这种“卸载”行动已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银行业的形势，加速了银行系统从1970年代开始的打破此疆彼界的步伐，从而使原来全部由银行承担的信贷风险变得日益社会化、公众化，而正是这些所谓金融创新直接导致了这次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源头是抵押贷款经纪商将房屋抵押贷款发放给不具备资质或还款能力的客户，然后投资银行将抵押债券分类、切割，同其他债券或金融衍生产品混合，形成形形的债务抵押债券，再经过穆迪、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的评级推介和一系列包装后，将这些债务抵押债券分门别类地出售。经过这样复杂的处理后，投资者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产品的内容和风险，直到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跌，次贷危机才浮出水面并愈演愈烈。因金融科技进步而于十年前诞生的抵押债务债券和抵押贷款债券如今已颇具规模，从而使高风险资产经重新包装后获得很高的评级。这些变化和信用违约掉期的发明让风险管理人员能够轻松地交易和对冲信用风险。随着大量资金进入新型投资工具，非银行金融体系规模激增，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逐步加深。尽管美国现有的监管制度致力于保护投资者，但是复杂的金融创新使得投资者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指出正是金融创新导致了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世界发生了大约100场金融危机，其中很多危机都是由某种形式的放松监管的速度过快而造成的，在某些领域政府的监管依然必不可少。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让他们共同工作才显得格外重要，他们之间恰好能够取长补短L7J。对金融业适度的监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由其本身特性所决定。无论金融业的形态怎么变化，也无论金融产品如何创新、信息技术如何先进，金融业作为金融中介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产品所具有的公共品的性质不会改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金融创新、市场参与层次和范围更加广泛、技术进步等原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但没有减弱，相反更加明显；由于金融杠杆的使用，其外部性特征也随之放大，可能造成局部风险变为全面风险，单一风险变为系统风险，由“市场失灵”造成的金融风险在范围、层次和影响上也将超过以往的规模。作为监管者，就应该审时度势地调整监管思路和策略。
3．监管权力的过度分散导致监管真空的出现。美国在政治领域历来强调权力的分散和制衡，在监管领域同样如此。美国的监管体系相当复杂，商业银行同时受联邦当局和州当局监管机构的监管，几乎所有银行都受到不止一家机构的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体系、州银行机构，其他监管机构还有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储蓄机构监理局和其他储蓄机构监管者、州保险专员、联邦商务委员会等。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既有分工，也有重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监管权力的制衡，并提高了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这种监管体系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民主和自由的环境，就如格林斯潘在《动荡年代》里写道：“几个监管者比一个好。”但是这种监管体系在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面前可能出现监管者缺位、出现监管真空的情况。在这次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看出，从次级贷款、和其他产品混合到信用评级、打包销售，在这样一个长的链条上，由于分别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在风险传递蔓延过程中，却没有一家监管机构负责，原来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变为一种劣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上沿袭了上个世纪30年代因经济危机而变革后的格局，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格局下，现有的监管体系的局限性和不足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从次贷危机反映出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个监管机构之间协调不够。由于实行功能性监管，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对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四个行业类别机构实施监管，反而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拥有全部信息和权威以监控系统性风险，无法识别并制约个别金融机构危害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不当行为，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很难采取高效率的联合行动解决金融市场突发危机事件。二是导致监管套利行为的出现。在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情形下，由于界限不清或职责不明造成的“监管真空”，使得一些金融风险未能够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由于各个行业监管标准不一，导致金融控股集团主动选择对其更为有利的监管机构，为监管套利行为提供了空间。三是功能重叠造成了资源浪费，降低了效率。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错综复杂，金融监管机构既包括基于联邦法设立的监管机构，也包括基于州法设立的州政府监管机构，而且对于银行、证券和保险分别设立监管机构，监管体系也完全不同，这种状况导致了联邦法金融机构与州法金融机构往往从事相同的业务却受不同的机构监管，由此常常引起金融机构之间、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纷争，这种状况既造成了监管资源的
浪费，还降低了监管效率。
构建一个科学的监管体系，除需科学选择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及其内部治理结构外，还需要有一套在监管机构进行合理的权力配置的机制，在机制设置上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合理选择分业监管或混业监管模式，即通盘规划产业政策，避免由于权责重叠造成管辖冲突和政策矛盾等。二是科学设置集权和分权的界限，集权模式是由中央(联邦)监管机构统一行使监管权、在地方设置派驻机构代表国家在地方进行监管的模式，分权模式是指地方(州)监管机构基于地域因素和中央(联邦)分享相关领域监管权的模式。三是建立监管机构间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即确定诸如透明、无歧视等统一监管标准，制定统一的监管程序，完善事先以及事后的监管影响评估制度等。四是监管目标的一致性。无论采取何种监管机制，最终的目标都是维护金融支付体系的稳定、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促进金融机构的合法竞争，节约高效地使用监管资源，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努力实现“帕累托最优”。
三、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对美国未来金融运行的影响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推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普遍对该计划给予了肯定，认为该计划对稳定当前市场、恢复投资者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计划是对现有监管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监管者、被监管者、中介机构等多方利益，各方人士对该计划实施效果意见不一。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近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必将对美国未来金融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
1．将金融创新纳入风险监管和监管机制。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作为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并具有因果关系的制度变革。微观经济主体(金融机构)发现潜在的获利机会(产生创新需求)后，将会自发地倡导、组织和实施制度变迁，其核心意义是指微观金融组织受获利倾向的驱使，会通过创造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以逃避金融监管。因此，对于这种创新行为，金融监管机构必然要调整监管对策，通过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和手段创新，采取某些新的监管政策和监管规则以消除微观金融创新所可能导致的负效应。学者们对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金融创新动因理论，即顺应需求的动因、顺应供应的动因和规避管制的动因。从这次造成次贷危机的金融创新产品来看，主要是一些顺应供应的动因造成，比如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群发放房屋按揭贷款，再通过打包处理形成次级债券产品，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扩大了公司的经营业务规模。金融创新是美国金融市场长期以来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重要优势，也是美国崇尚市场意志的体现，但恰恰也是这次次贷危机的直接肇因。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把金融创新纳入金融监管和金融机制，并不会对金融创新给予太多的限制，主要是对包括对抵押贷款衍生品市场进行彻底审查，对抵押贷款提供商提出更为严格的新执业要求和标准，这有利减轻“金融创新”衍生的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2．将所有金融参与者纳入监管范围。合成谬误理论说明，即使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合成以后也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金融主体的有限理性、金融体系的内生风险及其传导机制造成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金融体系各个环节的监管都不可缺少。根据该计划，美国将第一次成立一些联邦监管机构，对金融系统所有参与者实施监管，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等其他机构。但这些监管机构的权力将受到限制，除非有关行业陷入危机，否则监管机构的权力将仅限于收集信息。新改革提案赋予美联储更多监管权力，并将证券和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合二为一。现有的银行准备金制度可能以相同的方式照搬到投行上去，采取旨在增强银行体系整体安全性及稳固性的严格监管措施，要求投行的资本标准上升，使其更接近于商业银行。市场人士认为，改革计划很可能削弱大型投资银行的获利，其它投资者担心加强监管可能让外国投资者撤出美国市场，可能会加快资本从美国流出的速度。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日益依赖外资以维持正常运转的银行和经纪机构而言不啻是个沉重打击，另外还会进一步损害美元。针对市场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已明确表示，反对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担心任何收紧监管的措施，都将削弱美国市场的竞争力。该计划呼吁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要对金融产品差异有明确的区分，比如对公司、政府的传统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应区别对待，并且在资产证券化之前把调查工作做得更好。抵押贷款经纪人是造成次贷危机的源头，计划也提出要建立在全国统一执行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注册制度，规范经纪人行为。
3．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更有效率的监管机制。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效银行业监管的三大支柱依次是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自律，良好的监管机制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计划是对美国运行了近80年的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这项计划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束前被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2010年才能付诸实施。但是该计划体现了未来的监管趋势，就是需要一个能够更灵活应变的金融体系，以应对市场的变化，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更加强调通过市场自律来防范系统风险。该计划使得美联储的职责变得更为广泛和重大，承担了更多稳定市场和监管金融服务的职责，提高了其监管权威的地位。该计划与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政府监管和市场自律有了更加客观和平衡的态度。计划提出了由当前的原则导向监管向目的导向监管转变的思路，相比原则导向监管区分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的分业监管模式，以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注重监管目标，不再区分银行、证券、保险和期货几个行业，而是按照监管目标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将监管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着眼于解决整个金融市场稳定问题的市场稳定监管；第二层次是着眼于解决由政府担保所导致的市场纪律缺乏问题的审慎金融监管；第三层次是着眼于和消费者保护有关，解决商业行为标准问题的商业行为监管。目的导向对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要求更高，即使美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条件和金融监管水平也难以达到目的导向监管的要求，但目的导向监管代表了未来最优的监管框架。总之，此次监管体系改革计划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更灵活、更有效率的监管体制，以应对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
四、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复杂程度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市场相比，分业监管的格局形成时间不长，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短时间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不会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和监管现状造成直接的影响，但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依然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1．对金融创新要有正确的认识。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动力，是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和富有活力的体现，金融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产
品和服务，使市场交易更有效率。但金融创新也是双刃剑，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风险。此次次级房贷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数量分析型基金由于大量使用杠杆交易，因而有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自身资本规模的金融资产，过度投机地使用金融创新工具会造成风险被杠杆放大，局部风险可能变为全局性风险，单一市场风险可能变为系统风险。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成熟、信息披露不健全、市场自律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对金融创新要持审慎态度，既要鼓励创新，也不能盲目跟风，尤其要关注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问题。
2．寻求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均衡。金融监管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即公共利益理论和私人利益理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通过对实施金融监管，可以维护金融部门的安全，增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的监管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可以无成本地实现目标。私人利益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市场需求和供给进行配置的金融服务，供给者在监管的交换中获得金融资源和自身利益，需求者是利益集团，在监管中尽力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监管在给被监管者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成本。私人利益理论体现了对监管的质疑，事实上，没有完美的市场，也没有完美的监管，将外部监督和市场自律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美国金融监管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经历了管制一放松管制一重新管制的一个过程，在危机发生后，就采取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但随着经济的繁荣高涨，在放松监管的舆论压力下，又会出现松动。为了更好地发挥事前监督作用，而不是事后弥补，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作出了和以往不同的调整方式。该计划不是对监管对象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更多地对美国现有监管体系的反思，比如对监管职能进行重新划分，对监管流程进行梳理等。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并非要实施更加严厉的监管，依然尊重市场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突出监管者意志。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
中图分类号:D91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5-0081-04
一、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是金融监管机关在金融监管法规定的裁量范围内合理地选择法律结果的权力。它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是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需要。
1.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保证金融监管目标得以实现的条件
金融监管有着明确的目标。《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虽然此规定只涉及银行业的监管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整个金融业的监管目标,即促进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因此,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关树立适度监管的理念,从传统的以行政管理为依托的监管向依据适度监管原则确立的现代金融监管转变。适度监管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应当遵循金融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监管行为不能干涉金融活动各方当事人的权利,要通过制度和规则使金融活动各方当事人积极、合法参与,让金融业获得良性的发展。这无疑有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从实质意义上看,适度监管避免了监管的专横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的丧失。因为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制等于取消自由裁量,而没有限制则易形成监管专横。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必须是适当的。总之,规范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有效地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实现监管目标,正确发挥监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2.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实现依法监管的关键
依法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必须依据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金融监管机关地位的确立和监管权力的取得源于法律。金融监管法需要对金融监管机关的地位和职责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中赋予金融监管机关以支配性的地位和权力主体资格,确保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行为具有正当和合理的双重根据,充分维护和保障金融监管的权威。第二,金融监管机关应依法行使监管权。金融监管机关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其金融监管行为不仅要符合金融监管实体法的规定,而且要符合金融监管程序法的规定,不得逾越权限,损害监管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三,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权行使应受到法律限制。迈内克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不受限制的权力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1]。为了防止金融监管机关或越权行为的可能性,必须使其监管权的行使受到相应制约和监督。依法监管是金融监管的核心,直接关系着金融监管的水平和力度。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主要发生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因此,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和制约,使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符合立法的精神和意图,这是实现依法监管的关键。
二、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反思
从我国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运行现状来看,无论是在金融监管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上,都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控制。究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在制度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金融监管法规中缺少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法律原则的规定。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金融监管制度的长期影响,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相对人权利的充分尊重,表现为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制度体系中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众所周知,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一,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其二,使法律规则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协同一致性,同时,还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三,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其四,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其五,能把国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法定的和合理的范围内。[2]反观西方国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已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和德国的比例原则。
第二,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缺乏规定裁量基准规则。由于金融监管活动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复杂性等因素,立法机关赋予金融监管机关较为广泛的监管自由裁量权,而金融监管机关有大量的监管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明确的标准,这样,金融监管机关为了执行金融监管法规中的规定而制定规则都可能对其拥有的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进行限制,因此,“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3]。裁量基准的建立在科层制管理下有利于抑制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保证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一致性、可预测性;有利于加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其腐败。但是,目前各级金融监管机关均没有建立此类规则,金融监管执法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得不到保证,也使对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的监管执法权的监督成为空中楼阁。
第三,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的缺失。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监管权的制约,防止其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难以对滥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人们开始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中寻找法律控制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理性的金融监管程序制度。因此,“现代行政法强化了程序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控制行政自由裁量”[4]186。而在所有的金融监管程序制度中,对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起着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该制度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在作出影响监管相对人权益的监管行为时,除金融监管法规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告知监管相对人监管决定的内容,并说明事实根据、法律依据以及行使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时所考虑到的相关因素等。从当代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监管机关必须对监管行为尤其是监管自由裁量行为说明理由渐成一般原则,特别是当金融监管机关作出不利于监管相对人的监管决定或对一般原则作出例外规定时尤为显得重要。而遗憾的是,在我国金融监管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第四,金融监管的事后救济制度缺乏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实际控制。金融监管复议制度与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较,在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监管复议程序具有简易、迅速的特点,可以避免将监管争议诉诸法院,启动费时、费力和不经济的司法程序,同时可以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达到救济目的,充分体现了公正和效率的统一;二是金融监管复议机关作为上一级金融监管机关,具有监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且熟悉金融监管立法的目的、监管规则、大量的有关监管纠纷处理的先例以及裁量的基准、政策和着眼点,能有效地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予以纠正和补救;三是有利于金融监管机关加强自我控制,通过金融监管复议可以使金融监管机关再一次审视监管行为的合理性,可以保证监管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和公平性。为了解决金融监管纠纷,减少法院的案件负担,世界许多国家在存在大量裁量行为的金融监管领域设立复议前置制度。但我国至今没有建立金融监管复议制度,不利于金融监管良好秩序的建立。此外,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面临诸多的障碍:一是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司法部门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实际上很少能奏效。从专业的角度看,金融监管需要具备金融监管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要求法官都掌握,确实是苛求;二是法院对司法自由裁量取代监管自由裁量的做法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三是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面对巨额的诉讼费用和严格的诉讼程序,当金融监管裁量行为涉及到的利益是“小额”时,当事人一般不愿诉诸法院。
三、完善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构想
针对我国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在制度上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
1.在金融监管立法上移植西方国家的一些控制原则
虽然金融监管法规中规定了大量的、广泛的针对相对人的监管自由裁量权,但在总则中并未揭示这些权力的运行和控制原则。要真正实行依法治理金融监管,有必要在金融监管立法上移植西方国家经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控权原则,如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和德国的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比例原则要求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结果)的手段的措施,必须具有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虽然英国和德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法治环境等方面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法律的全球化要求必须建立稳定的、可预期的、透明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扫清法律原则移植的障碍。
2.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建立裁量基准规则
由于金融监管机关有大量的监管实践经验,金融监管机关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经过层层的细化和明确,裁量标准有可能涵盖金融监管实践中的大多数事实情形和法律后果,进而对金融监管执法中的监管裁量行为进行实质性的层级控制,避免监管决定考虑不相关因素,不考虑相关因素和相同情形不同对待,不同的情形相同对待等问题,确保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同时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并进行自我约束。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裁量基准规则不应设定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一般不具有直接的外部法律效果。但在德国法中,一般认为这种内部行政规则具有间接的外部法律效果,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偏离稳定的、为行政规则确立的行政惯例,构成违反平等原则,相对人可据此提出行政诉讼。[5]另外一种可行的做法是,金融监管机关在实践中发现并制作、公布一些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典型案例来指导和规范监管裁量行为。
3.建立以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为核心的理性金融监管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亦即程序的合理性。它不仅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仍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而且主要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程序理性是程序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包括程序原则和程序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6]金融监管程序对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是通过一系列的公正、理性的程序制度实现的。这些制度包括监管听证制度、监管回避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监管告知制度和监管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起着核心作用的是金融监管行为说明理由制度中的说明合理性理由制度。金融监管裁量决定的运作过程是一系列的理性推论过程,理性的决定者在作出决定前必须仔细考量一系列的事实和法律因素,根据理性的原则和规则对行为进行理性的选择,这个考量的、选择的过程和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金融监管行为的正当性理由的内容,形诸于外,则构成了金融监管决定的重要部分。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的作用主要在于促使金融监管机关在作出监管行为时,能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认真考虑,慎重做出决定,以避免草率。在西方国家,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程序理性观念,金融监管裁量行为如果未说明理由或说明理由错误被视为无效的或可撤销的监管行为。因此,我国必须建立以金融监管行为说明合理性理由为核心的理性金融监管程序制度。
4.建立金融监管复议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金融监管复议制度对于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监督意义在于它是金融监管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在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复议制度时,必须做到:第一,金融监管复议应由政府比较超脱的部门来承担,这样可以保证公正、合理地处理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实现公平保护,节约社会资源;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金融监管咨询事务所在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中的作用,改变金融监管相对人在信息和保护等方面的弱势地位。第三,对金融监管复议的资格和条件作出合理的规定,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相对人的救济权利的实现,避免大量的金融监管裁量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监管纠纷。
5.创新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始终处于要求加强合理性控制和要求“监管自治”的一对矛盾和悖论之中。因此,人们试图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找两者的契合。大家普遍认识到:司法审查的目标是制约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代行监管自由裁量权,应从监管和司法各自的职能出发来找寻司法审查的目标和标准,“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4]256。一方面,对于金融监管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着力点在于通过案件审理,明确滥用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和“显失公正”的司法审查标准,给金融监管机关以外部强制和压力,迫使金融监管机关进一步细化裁量标准,完善监管裁量行为的运行程序,改进对监管裁量行为的复议。保证金融监管裁量结果的合法性、统一性和公平性,促使大量的金融监管裁量纠纷在金融监管机关内部得以公正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对大量、复杂的金融监管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的经验,在行政法领域引进判例法制度的做法。判例法具有具体性、可比较性和可区别性的特点,可以增强对金融监管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准确性、一致性和效率,同时可以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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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原因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原则性监管；监管方式
【正文】
引言
近几年来，国外关于提升监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及相关讨论中，在如何重塑监管制度的大框架下还包含了一个关于监管方式[1]的广泛讨论，即“风险性监管”（risk-basedregulation）、[2]“原则性监管”（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简称pbr）与“规则性监管”（rules-basedregulation）。[3]原则性监管最初在会计准则、税务、公司治理领域引起关注，目前在金融监管领域，原则性监管问题已被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提上议程，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简称fsa）近年来明确倡导“更多的原则性监管”，并在其“公平待客计划”中实践原则性监管的方式；[4]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2007年在“资本市场竞争力”会议上提出美国应考虑采取原则性监管，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表示要迈向风险性和原则性监管，[5]因此尽管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其《证券法》仍实施规则性监管，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则已根据《商品交易法》运用了原则性监管的方法来监管交易所、结算组织和中介机构；[6]日本金融厅也于2007年提出“建立更优监管环境”的四个支柱之一即“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最优结合”；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也在酝酿着原则性监管作为监管方式的争论与变革动向。www.133229.com
纵观当前国内的有关研究，金融危机促使各界对金融法治状况予以了深刻反思，在诸多议题中鲜有针对原则性监管的讨论，有限的讨论或将其作为“监管模式的新发展”[7]或是“监管理念的最新演进”[8]进行引进介绍和分析，做了有益的学术铺垫，但是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间。当今世界金融发达国家，缘何相继将此问题提上实践议程，确值得警醒与理会。由此，即便当下的中国尚未感受金融监管之变的迫切性，然而把握当今世界金融监管发展的脉搏，深入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空间，不啻是一种有益的未雨绸缪。与此同时还应意识到，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中国已经吸收与借鉴了域外的大量经验，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事与愿违”。“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正如本文所探讨的原则性监管也并非完美，因此在“借鉴”时要格外谨慎，选择与我国制度土壤相契合的良性“制度基因”进行培育和发展，以提升我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一、原则性监管的含义
援引fsa官方的表述，“原则性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以结果为导向，以高位阶的规则用于实现监管者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并较少的依赖于具体的规则。通过修订监管手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持续进行原则和规则间的不断平衡……我们关注作为监管者所希望实现的更清晰的结果，而由金融机构的高管更多的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些结果。”[9]日本金融厅在陈述金融服务业原则的文件中指出：“……这些原则是一系列行为的关键准则，或者是作为法律或规章等法定规则基础的一般行为规则，并应当被金融机构在从事业务活动中以及金融厅在实施监管活动的时候所遵守……原则性监管是一个符合上述原则的监管的框架，它着重强调金融机构自发改进其业务管理活动的努力……原则性监管方法目的在于鼓励市场主体的自愿努力、同时确保其管理自由是建立关键原则之上的，并且这些原则应当是可被观察到的……”。[10]原则性监管是监管方式的一种复杂形式，它可以是形式上的（仅体现在立法层面）、实质上的（仅体现在解释监管规范、监管执法或监管对象内控体系等层面），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从上述两国监管机构对原则性监管的理解来看，原则性监管的内涵包含着共性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原则不同于具体的规则，是具有一般性的准则[11]
关于原则和规则的区分法理学界有很多的研究，通常认为原则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并体现了一定的价值维度，其例外不可以完全列举，而适用是通过裁判者裁量；相对而言，规则是确定的、具体的，不具有价值维度，其例外可以完全列举，并由裁判者直接适用规则，“要么完全有效、要么完全无效”。[12]以交通限速为例，规则规定“时速不得超过xx公里”，即事先明确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允许的，执法者只需确认事实上车速是不是超过xx公里即可；而原则体系下规定“在任何情况应合理、谨慎的驾驶”，则执法者必须先判断“合理、谨慎”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是指什么，进而判断某个驾驶者是否符合这些要求。原则和规则存在着理论上的优缺点，规则通常更加具体、明确，对于特定情况的适用通常是严格的，甚至是僵化的，因此容易被博弈和钻空子；而原则更加灵活，对特定情形更加敏感，且适用上可能更加公平，但是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可能导致监管者享有过大随意性。
原则性监管意味着不是通过具体、详细的规则，而是更多依赖于高位阶的、概括性描述的监管规范（也表现为一种规则）来确立监管对象在商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标准。juliablack教授在总结fsa所秉承的原则的特点时指出：原则（1）具有高度概括性，是全局性、总体性要求，能够被灵活应用于快速变化的行业；（2）包含一些定性的而非定量的用语：通常使用具有价值判断性的用语（如公平、合理、适当），而不是有明确标准的规则（如“在两个工作日内、营业额两千万”）；（3）目的性的，表达的是规则背后的原因（4）对于不同的情况具有普遍的、广泛的适用性；（5）这些原则大部分是行为性准则，例如要求被授权机构或被授权人进行商业活动时做到诚信、勤勉、合理注意，公平待客以及防止利益冲突；（6）违反一项原则必须包含过错，例如在fsa的监管手册中，判断某个行为是否违反了某项原则，fsa应当负责证明该机构在某些方面具有过错；（7）违反原则可以被公的（而不是私的）监管执法措施所制裁。尽管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第150条的规定，原则自身不能引起私权的行使，[13]但fsa的《监管手册》中有些规则可以引起第150条的法定权利的行使，而监管手册中的这些规范可以是高位阶的、目的性的，并难以区别于“原则”条款。应当指出，原则性监管并不必然要求以原则作为采取监管措施的直接依据，但是，英国的fsa近期更倾向于以原则直接作为采取强制执法措施的基础。[14]
原则的优势在于其与监管规范目的（即监管目标）的高度一致，可以减少监管制度中具体规则的复杂程度，较之需要不断修订的具体规则而言，原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原则一方面通过给予监管者及监管对象就如何实现合规以灵活性，从而有利于市场发展及产品、服务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能够增进监管制度对市场创新与发展的回应程度，减少监管对象规避监管制度的空间，并通过对违规行为的严厉处罚，促进监管对象行为的实质合规性。
（二）原则性监管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
原则性监管是以结果为导向，而非过程为导向的监管。2006年fsa负责零售政策的董事即表示，更多原则性监管意味着fsa的重点从监督金融机构业务实施的过程，转向监管者期望金融机构所达成的结果。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北岩银行的倒闭致英国监管当局被指监管不力，“监管者过去过于关注实施过程的监管，而缺乏对银行经营策略可能的结果进行监管”，[15]英国fsa首席执行官hectorsants近来也反复强调：“我们监管理念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提出的原则本身，而是在于衡量我们所监管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结果，考虑到这一理念，更好的理解可能是‘以结果为重点的监管’”。[16]
结果导向的监管和过程导向的监管是相对的概念。前者在监管目标和监管要求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衡量的是金融机构实现监管目标的表现。由于与监管者相比，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能够在其经营活动中更好的安排实现既定监管目标的程序和措施，所以监管者不是把重点放在界定金融机构所必须采用的程序和措施上，而是抽离过程，界定其要求金融机构实现的结果，并由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中自主决定实现所预设监管结果的有效途径，这样有助于更有效地整合利用监管资源和金融行业自身的资源。而过程导向的监管主要是衡量监管对象是否符合具体的程序要求，这些程序是由监管者在不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所预设的，监管目标并不能够被程序本身所诠释，而且易使市场参与者“虚假合规”。[17]规则性监管可以是结果导向的或过程导向的，但是原则性监管则更强调的是以结果为中心，关注监管目标能否在实质上得以实现。当然，如何清晰的界定监管目标、建立合理的结果评估标准以及准确衡量监管对象的表现，对监管者而言是个挑战，结果导向的监管并不等于有效的、适当的监管。如同过程导向的监管一样，结果导向监管可能是不区分大型和中小金融机构而一体适用的，因而对于那些不具备同等资源的小型金融机构可能构成负担。
（三）原则性监管强调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并以其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
原则性监管以结果为中心则必然要求以监管对象的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在监管过程中引入监管对象的管理层，并加重管理层的义务和责任。原则性监管将如何实现监管目标的决定权的重心由监管者转移至监管对象（将解释和适用原则的责任转移），监管者不再详述监管对象的商业经营活动应当如何进行，而是要求由监管对象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如何实现监管目标。例如，监管对象应自行建立和优化其内部合规程序、风险评估政策以及培训政策等并实施（当然监管对象的这些政策、程序中也可能包含有具体监管规则所要求的要素）。“监管者关注的是向监管对象提供实现社会所期望目标的激励。”[18]以内部管理为基础的原则性监管，对监管对象的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要求其风险合规部门承担更积极的角色，使监管对象的自身资源更多的从“事后应对”转向“前端介入”。监管对象的内控体系有助于实现监管目标和商业价值判断的对接，促进整体社会目标和机构个体目标的融合。但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以监管对象管理活动为基础的监管可能给小型金融机构带来高额的成本，要求其实施复杂的合规机制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能超过了其作为个体的小型金融机构给市场和金融消费者带来的风险，因此应当考虑区别对待。
二、国外原则性监管的实践———以英、日两国为例
目前在英国、美国[19]、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日本等都有原则性监管的实践，本文仅选取有代表性的英国和日本进行介绍和比较。
（一）英国fsa———“更多原则性监管”
英国被认为是金融监管领域内原则性监管的代表。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于1997年成立的fsa[20]作为英国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者，应当实现四个法定的监管目标即：维护市场信心、增进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恰当的消费者保护、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监管者应当遵循的6项“良性监管的原则”。[21]为了实现上述目标，fsa采用的监管方法是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融合，但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运用原则，即更多的原则性监管。
2001年fsa在其监管手册中列举了11项监管对象应当遵循的“商业原则”（businessprinci-ples），这些原则一方面是概括性的规定了金融机构的主要义务，另一方面也作为fas《监管手册》中其他规则和指引所应当遵循的内容。
2005年fsa发起了“更优监管行动计划”，该计划通过在特定领域内实施更多严格的原则性监管，以降低监管成本，最大化监管收益，实现更优监管结果。fsa就《监管手册》的内容进行了评估，对其中不必要的、妨碍监管目标实现的、成本收益不匹配的以及不利于加强金融机构高管层责任的规则进行了删除或修改，例如将原本长达57页的与反洗钱相关的具体规则简化成只有2页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原则（并以行业协会指导为辅助补充），并强化高管层相应的责任；再如，删除小机构必须有外部审计的要求及对批发性金融机构有关培训的一些要求等。
2007年4月fsa文件《原则性监管：关注重要结果》，[22]再次提出向更多原则性监管迈进，宣布将继续评估并简化其监管手册中的规则，如果可能将终止监管手册中那些具体的、过程导向性规则，更多依赖于高位阶的、结果导向的原则和规则。对监管对象而言实施更多原则性监管，不仅意味着其可以更加灵活开展业务和进行业务创新，但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的更多不确定性。因此fsa为了提高原则性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一方面更多的通过实例、规则、正式指引以及行业协会的非正式指引等，促使监管对象更准确的理解监管者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另一方面不断丰富与完善监管结果的衡量指标（及相关的辅助指标），更清晰的界定与其法定监管目标相一致的监管结果。例如，fsa在该文件中就其2003年所提出的金融监管三大战略目标进行了9个结果指标的细化。[23]
更为典型的实例是，fsa于2006年7月提出的公平待客计划（treatingcustomersfairlyinitiative,简称tcf），[24]它是fsa更多原则性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fsa为了切实改变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方式，设定了6项监管结果指标，并由金融机构根据其自身的业务经营情况自由决定如何实现公平待客的结果指标，以此取代由监管者制定详尽的规则和程序。这些结果指标包括：金融机构将公平待客作为企业文化核心，令消费者充满信心；在零售市场推广、销售产品和服务均须因应特定消费者群体的需要而设计，并以该等消费者为指定的销售对象；在销售之前、期间及之后，均适当地为消费者提供清晰明确的资料；如向消费者提供意见，因应消费者的个人情况提供适合的意见；产品的表现符合金融机构引导消费者作出的期望，而相关服务不但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而且更符合消费者被引导作出的期望；金融机构不会在销售过程结束后以不合理的措施阻碍消费者更换产品、变更服务提供者、提出索偿或进行投诉。公平待客方案实施后，金融机构须证明其已经贯彻上述落实公平待客原则，并要为此制定适当的经营管理程序，并由fsa来评估业界的实际表现。[25]
（二）日本金融厅———“规则性监管与原则性监管方法的结合”
为了加强日本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促使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日本金融厅于2007年提出“更优监管”方案，并提出实现更优监管的四个支柱即：规则性和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的最优结合；及时发现重要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金融机构的自愿努力并加强对其的激励；增强监管活动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全球范围内掀起强化规则性监管的浪潮，但日本监管当局则表示在实施金融危机应对措施时要不断推进更优监管。日本金融厅希望通过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的最优结合来优化整个监管框架的有效性。在某些领域规则性监管方法比原则性监管方法更有效，反之亦然。规则性监管可能更适合于对大量的不特定金融机构使用共同的规则的情形，而原则性监管更适用于鼓励某些特定的金融机构去改善其管控系统，两种方法能够以互补的方式发挥作用。例如，对于金融创新，现有的规则难以预见和涵盖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而原则性规定能够弥补规则的空白；此外，监管者使用规则进行监管的同时基于原则做出的合理判断，将有助于确保监管结果的实质公正。日本金融厅经过与业内主要金融机构代表广泛的讨论后，已形成了14项“关键原则”以及39条关键原则的分解。
日本金融厅认为，就原则达成广泛共识，一方面可以使金融消费者事先能够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及其所提供金融服务的质量有所预期，因此在购买金融服务的时候具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即使在没有可适用的书面规则或对现有规则的解释可能不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也能明确知道其应当如何提供金融服务；第三，金融厅在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中，解释和适用规则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其是否遵守原则所描述的基本理念，以确保取得及时而且准确的监管效果；最后，在对现行规则例如法律、法规进行检讨时，应在符合原则要求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和明细规则，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和监管环境，而不会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自由竞争。
（三）比较分析
1.两国原则性监管实践之共性。
第一，从原则性监管提出的背景来看，随着资本跨国流动的加剧，提升本国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力，跻身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在推进本国金融市场改革中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原则性监管的提出，正是各监管当局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提升本国金融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策略之一。
第二，英国fsa和日本金融厅均为对国内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的全能型金融监管机构，同时拥有金融监管执法权和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权（二级立法权），这种统一监管体制为推行原则性监管提供了组织基础，能够减少多头监管体制下，多个监管主体在原则提出、解释以及执行上的矛盾和不确定性，防止国内不同监管机构以推行原则性监管为借口而展开监管机构相互之间的“逐低竞争”（racetothebottom）。
第三，两国原则性监管中的“原则”具有相似性，这些原则是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活动的关键准则，或者是作为法律或规章等法定的一般行为规则，金融机构在从事业务活动及金融监管当局在实施监管活动时候均应当予以遵守。从原则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和内控的一般准则（诚信、必要的技能、勤勉、审慎、内部管理和控制、市场行为等内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公平待客、与客户沟通、防止利益冲突、保护客户资产等内容）以及与监管者关系三个方面，其核心思想均重视诚实信用精神、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公正公平公开，并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为最终依归。同时，两国监管当局均认为，原则性监管着重强调金融机构自发改进其业务管理活动的努力，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应考虑每个金融机构所从事业务和规模等不同特点。
2.两国原则性监管细分之差别。
第一，尽管两国均强调了原则性监管不是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二者的平衡协调，但是在规则与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平衡点的选择上，英国fsa更倾向于提升原则的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即“实施更多的原则性监管”，而日本金融厅则是模糊的表达为要致力于二者的最优结合。“日本将继续在与原则而非规则更兼容的领域内实施以原则为本的监管，同时在金融危机中被认为需要更严格规则的领域内采取适当的行动。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规则和原则之间恰当的平衡，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各国金融服务业现状以及监管环境的不同，而且这种最优的平衡也是不断变化的。”[26]
上述差异的存在与两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和隐含的监管哲学密不可分。英国监管当局对原则性监管的偏好根源于其长期以来的自律监管传统。英国证券市场大多数监管始于自律监管，“英国传统的金融架构很大程度上是不透明并以自由裁量为基础的”，[27]但是随着市场条件的快速变化，自律性监管的弊端也逐步暴露。2000年《金融改革服务与市场法》的通过、fsa的成立以及各种监管规则的出台，表层上扭转了其过度依赖自律监管的监管模式，但是深层次的监管理念是不会轻易动摇的。英国的金融监管哲学认为：“尽可能通过市场解决，监管干预只存在于市场不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市场解决穷尽时主动监管才是可预期的），并且干预的收益应当高于成本。”[28]英国监管当局对“更多原则性监管”的偏好，其另一个侧面正是对于《监管手册》等具体规则的过度膨胀的警惕，是对监管者宽泛权力和监管干预过度的担忧，是其“轻触型（light-touch）”监管哲学的必然逻辑，是其崇尚效率的监管文化的体现。与之相对应的是，回溯日本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的变革历史，恰是一个从紧到松的过程，即从“强政府行政干预”[29]到“放松管制、加速金融自由化、增强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的规范化、法制化。这种变革逻辑反映在监管方式上，呈现出的是在规则和原则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第二，英国fsa认为原则本身可以作为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处罚的依据。尽管fsa过去希望让业界相信仅仅以原则为依据而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是极为个别的，但近来fsa则倾向于更多的直接依赖原则本身采取监管措施。“尽管fsa总是澄清原则可能被用于没有规则和指引的情形，通过监管手册的其他条款扩大原则的适用是监管手册模式的一部分……但近来fsa不再认为仅仅依原则而采取监管措施只是例外情况”。[30]例如，2005年fsa以花旗集团所进行的欧洲政府债券交易违反“商业原则”的第2条（开展商业活动应具备适当技能，并审慎和勤勉）以及第3条（公司应采取合理的注意，负责任的、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并建立完善有效的风控体系）为由，对其处以139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31]2006年末，fsa对一家不适当销售支付保障保险（ppi）的金融机构以违反fsa商业原则的第2、3、6条（应对客户利益合理注意并公平对待客户）为由施以罚款27万英镑的处罚；[32]2009年1月fsa对aonlimited以违反原则第3条作出罚款525万英镑的罚款，6月对隐瞒犯罪记录的保险经纪人和经纪公司以违反原则第1、4条，做出市场禁入的处罚。[33]事实上，在2007年-2008年度有近44%的监管措施是仅根据金融机构违反原则而作出的。
但是日本金融厅认为，即使当某个金融机构没有完全遵守原则并且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进行改进时，如果没有相应的成文法规范为基础，监管机构不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同时日本金融厅根据其与金融业界就原则所达成的一致，部分修改了其“金融领域行政处罚行为”，明确将金融机构基于“原则”所做出的努力，作为行政处罚减免的考虑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fsa也根据金融机构执行原则的表现给予相应的正向激励，例如，通过分类监管的形式，对那些自身管理和风控得到监管者更多认同的机构，可以要求相对低水平的监管资本、更低频率的风险测试、更多依赖于金融机构的高管层、相对低密度的风险缓释计划等等，以此激励金融机构更主动进行自我管控以及与监管者更积极和开放的合作。
三、原则性监管方式的有关检讨
各国政府对“监管乌托邦”的追求，[34]促使原则性监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但事实上，原则性监管对行为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形式上的原则性规范，而且与原则的解释、监管措施的执行、监管制度背后的利益博弈、监管文化、合规行为的激励结构等因素都密切相关，甚至原则、规则二分法之下给监管方式贴标签的做法也是受到质疑的。[35]深入分析之下，原则性监管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原则性监管的内在悖论，使其在实践中有可能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结合了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原则性监管，既可能成为有助于提升监管质量的好的监管方式，却也可能有损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抑或是演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规则性监管而已。国外学界对原则性监管方式的检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规则———原则二分法”的质疑
应当说对规则—原则二分法的生硬理解，可能过分夸大了规则与原则的对立和区别，这是有损于实践的，没有一个立法体制下是纯粹的规则或原则。“规则和原则更多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非不相关的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交叉”，[36]即使规则和原则能在意思层面做出区分，但在实施层面，二者也可能相互转化。例如，监管者在执行规则时，为了适用于某个特定情形，可能从严或从宽的解释某个规则，因而会使规则看起来似乎更像是原则。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不同主体在不同情形下解释原则时，原则也可能丧失了其高位阶的特点，而更类似于规则，即经过现实生活中持续性的应用，原则也可能具有了具体的内容。因此每种制度都必然包括规则性和原则性的因素，并且通过监管者的活动可能获得高于立法者期望的融合程度。所以，假使从概念上可以将主要以原则为基础运转的制度和那些主要靠规则起作用的制度予以区分，但是“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明显”。
（二）原则性监管解释层面的悖论
第一，原则性监管中的“原则”通常是一般性的、非具体的规则，所以实践中对原则可以有很多具体的解释，通过解释，原则具有了特定的内容和含义，也因而具有了确定性。尽管立法者、监管者对原则的解释是优位的，但在更强调监管对象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主动参与、合作，而非对立的原则性监管制度当中，各利益主体对于原则的理解和解释也至关重要。正是由于监管制度中包含的解释主体呈现出多元分裂的状态，其对原则的解释也必定存在差异，这就可能不利于按照立法者所设想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意图进行解释。
第二，理论上“原则”能对监管规范目的的阐释，与监管对象更好的沟通其在监管制度中应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原则可能恰恰妨碍了这种沟通。这主要是由于监管者需要不断地通过指引等来明确和细化原则的具体要求，以提升监管标准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然而不断膨胀的指引可能损害了原则性监管的有效性，多种形式和来源的指引（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指引）可能令监管对象无所适从。此外，在英国，当律师事务所作为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就不同情形下监管者是否会采取监管措施向监管对象提供咨询意见时，其所采取的解释方法可能不同于监管者使用的解释方法，前者主要遵从的是传统的司法裁判中使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但是“监管者的监管执法往往不是为了解决纠纷，而是可能有着‘树立典型’的考虑，采取的是目的性的、技术性的以及结果主义的推理模式，而不是必然考虑先例约束。因此，对于原则的不确定性的争论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对原则性监管中行政监管机构和司法裁判机构所承担的角色的争论。”[37]
第三，虽然原则性监管赋予监管对象通过自身管理活动实现监管结果的灵活性，监管对象实现监管结果的合规模式应当是结合自身业务实际而颇具个性的，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原则对于行为的规制可能更类似于具体的规则，基于对监管执法者解释原则的不确定性的担忧，监管对象更倾向于采取如同具体规则约束下的保守的行为。实践中，监管对象的内控体系等可能是同质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监管者事实上只认可某一做法是合规的，抑或是监管对象将监管机构的指导等同于具体规则。此外，在多中心的原则性监管下（监管者、监管对象、行业协会、第三方中介等均成为原则性监管的参与主体），不同公司的实践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咨询机构等的活动（合规模式的贩卖者）向整个业内扩散而变得同质。[38]
（三）原则性监管执行层面的悖论
第一，对于监管者而言，为了克服具体规则前瞻性不足以及滞后于市场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弊病，原则性监管方式通过原则的不确定性和可解释性，赋予监管者在执行监督和采取监管处罚措施方面以更大的灵活性，但执行的尺度很容易被来自于政治、媒体等外部因素以及来自监管组织内部因素所左右，导致监管者在执行原则性监管过程中采取的监督和处罚措施，既可能不足但又可能过度。一方面，原则性监管需要通过执行切实发挥这种监管方式的作用，以树立制度的可信度，否则会被诟病为“无力的监管”，但是“如果原则性监管制度的执行是非常僵化的、严格的、惩罚性的，那么原则性监管也就不复存在了，监管对象将更愿意由具体的规则所监管……尽管原则有助于建立合规的协商模式，原则的内涵和适用可以经由反复的监管对话进行协商，但是其也被批评有利于对规范进行溯及性解释。监管对象认为如果监管者在其从事该项行为之前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则此后的监管处罚措施就可能是溯及既往的。”[39]仅根据原则就采取严厉的监管处罚措施可能破坏了原则性监管的合作与信赖基础，而遭到监管对象的抵制，因而在实践中，监管者可能会因此而妥协，监管处罚可能变得畸轻畸重，或者又退化为依赖于具体规则的监管。
第二，对于监管对象而言，原则性监管给予其灵活建立自身内部控制体系的自由度，相应的是金融机构中负责内控合规的职能部门因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积极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改变其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只需简单判断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具体规则的惯用思维和方法。但是对于那些在金融机构中处于弱势的内控合规职能部门而言，这种灵活性反而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实践中，金融机构高管层往往对于合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知，或因为合规人员技能的欠缺等都可能导致内控合规部门在组织中处于弱势状态。事实上，那些在金融机构内处于弱势的内控合规职能部门如果以“明确具体的规则不得违反”作为劝诫机构行为合规的理由，显然比“模糊的原则”更为有效。
第三，“尽管实施原则性监管有助于培育监管对象的合规道德文化，但是其对监管对象应进行风险管控的要求反而会抵消这种作用”。[40]监管对象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合规风险”，即因没有遵循法律、规则和准则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合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解释性风险，监管对象基于其对原则或规则的解释而做出的商业安排，事实上是对监管者要求的错误回应，相较于规则解释而言，对原则的解释和执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原则性监管放大了这种合规风险。同时原则性监管还要求监管对象肩负识别、管理和控制包括“合规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的责任，那么当合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时，监管对象在评估因遭受监管处罚所可能引起的经济和声誉损失并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违反和规避监管要求本身也可以成为其风险控制方式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如上所述，尽管原则性监管方式本有助于培育监管对象关注监管目标实现的责任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同时考虑到原则性监管对监管对象自身风险管理的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积极作用。
四、“原则性监管”对优化我国金融监管方法的启示
（一）制度借鉴的基础环境分析
置身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浪潮中，我国应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一个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稳定且富有创新精神的金融市场，从而保持金融服务业健康且富有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增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改进金融的商业环境和监管环境非常必要，提升金融监管质量，监管方式的优化也是应有之意。尽管原则性监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似难达到“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或新理念”的高度，但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因素，在吸收借鉴时要甄别其中的可接受因素。诚如约瑟夫·j·诺顿教授所指出的“将外国的新监管架构和规则引入国内金融领域时面临的多重困境常被默然视之……人们似乎认为现代金融部门的改革是国内制度此前从未涉足过的主题，因此是一片真空地带，新的监管规则和模式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批发方式灌注其中，然而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也许忘记了，如何使得这些改革同本国既有的监管、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啮合。”[41]
与国外发达金融市场及其监管演进路径不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带有明显的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的特征：长期以来形成对政府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依然占据优势，金融系统根植于政府行政体系之中，市场机制仍不完善、产权梳理还不够清晰，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金融资源的行政配置导致的金融抑制及其副产品依然可见；政府承担了培育和监管市场的多重功能，缺乏由市民社会自然生发而出的以充分竞争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自律性监管体系，市场化约束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行业协会等市场自律组织还主要依附于行政权力；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诚信、信托等商业伦理缺失和公众意识不足；与金融分业经营相伴生的多头监管体制下，既存在监管重叠也存在监管空白；行政监管机构官僚化、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还有待完善，监管的实践经验不足；司法系统欠缺发达，还未成为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力量等。只有充分理解制度嫁接的土壤环境，才能择其利而避其弊。
（二）优化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启示
结合上述我国金融市场基础环境，深入分析原则性监管中的可借鉴因素，笔者认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监管规范制定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第一，制定金融监管规范时应当明确监管目标，并对金融业务活动和监管活动中具有指导地位的原则（一般性、概括性的规则）进行梳理。我国的监管立法活动，对原则的关注远远不够，还有不断充实和细化的空间，应梳理出金融业界和金融监管者应当遵守的原则，并由监管者、监管对象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就原则的内容进行广泛和反复的讨论以形成共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理利益纳入监管目标和监管原则当中，这在我国目前监管规范体系中还比较欠缺。此外，制定监管规范的活动应当是透明的和具有广泛参与性的。
第二，应致力于满足监管目标的要求，对现行监管规范进行检讨，优化规则的内容。我国的金融监管规范体系庞杂、监管规范有的过于精细而缺乏弹性，有的过于粗陋（多是为了摸着石头过河而为的权宜之策），粗陋的规则不等于原则，原则蕴含着价值判断因素，是对监管目标的诠释。事实上，仅就金融监管规范的制定而言，一些领域可能是适合以具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来规制，如对金融监管执法中听证、调查等行政程序的规定等，一些领域则更适宜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对欺诈、市场操纵及对金融机构内控要求的规定等。仅以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为例，其中关于定期信息披露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要求，可能更适宜用具体的规则来明确规定，以保证信息披露形式和时间上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当然，有关招股说明书的披露也可以规定的相对原则，例如“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必须披露，作为理性投资者在购买发行股票时认为重要的与业务相关的全部信息”），以便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在重大事件的披露上，可能更适宜采用一般性的原则来规定。监管者作为规则制定者对情况的预设总是受限的，通过具体列举规定属于重大事件的情形，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忽略与监管目的一致性，以致僵化且易规避，纵然针对新的情况需要不断的调整规则或制定更多的规则来填补监管空白，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空白和问题。反之，如果运用一般性的原则来规定重大事件的披露，并交由发行人就其业务当中具有重要性的事件做出判断，要求其充分披露投资者据以做出投资决策时所需的合理信息，否则苛以严厉的处罚，可能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42]
2.监管执行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第一，与监管立法相比监管实践更为重要，在监管执行层面，应当重视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两种方法的融合而非对立。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信托、诚信等商业伦理道德培育不足以及监管者队伍的专业能力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决定了当前的金融市场环境不适宜更多的依赖于原则性监管的方法。尽管相较不确定性更强的原则而言，详细、具体的规则对于现阶段的监管实践可能更为有效，但是我们应始终牢记金融市场活力是源于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自愿努力。在监管方面，应充分意识到政府监管能力的局限（时间和资源的错配时有发生），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自愿努力同样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具体规则的滞后性更为明显。[43]因此，在可能的情形下，应将监管重点应更多的放置于实现监管目标的结果而非过程，应重视发挥原则在监管实践中的作用，激励监管对象满足监管要求的自发努力（激励结构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资源投入的减少，而是要求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更紧密的互动。例如，英国fsa在监管实践中可直接根据原则对监管对象采取监管处罚措施，但是基于我国法治和市场环境尚不健全以及相关内外部条件发展尚不充分的现状，监管者仅仅根据原则而采取监管执法措施，很容易使原则异化成为隐性监管标准，导致监管体系缺乏透明度、可预期性以及公平性，并可能增加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的摩擦。而类似于日本金融厅的做法可能更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监管实践，即对金融机构基于原则而做出的改进业务活动和内控机制的努力予以正向激励，其努力实践原则的表现可作为分类监管的依据之一或是监管者行使行政裁量权时所考虑的因素。
第二，在监管实践中引入原则的最大争议在于其不确定性，但事实上监管体系是否具有确定性、可预期性，与其对应于规则性的或者是原则性监管方法的并不完全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者和监管对象能否共享对监管规范实质的理解。因此，原则得以实现的机制非常重要，如果设计得当，在实践中原则性监管可以避免原则本身的最大问题，并可能实现较低成本的有效监管，反之亦然。
国外的监管经验表明，该机制所包含相关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监管者通过正式的监管指引及非正式的指引[44]等向监管对象提供透明的、易获得的、且持续性的行政指导，并与业界和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持续和充分的沟通交流；尽管行政指导可以作为阐释监管意图的灵活、有效的机制，但过度且繁杂的行政指导可能反而会降低监管透明度和确定性，因此监管者必须确保其指引简明清晰并谨慎使用；（2）原则性监管作为一种以监管对象内部管理活动为导向的监管方式，应不断融合行业内实现监管目标的实践经验，同时通过行业协会、咨询机构等传播业内实现监管目标的最优实践，这有助于不断充实和更清晰界定原则的要求，促进监管标准的不断提升并保持灵活性，同时也有助于建立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以及监督对象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3）借鉴和融合风险性监管的分析方法来衡量原则性监管的有效性、界定规则与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分配监管资源，确保监管者对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监管回应是适当和理性的，例如一些业务复杂程度不高的中小金融机构对市场和消费者造成的风险可能相对较小，而以监管对象内部管理为导向的原则性监管会使其承担很高的合规成本，因此为了更恰当的配置监管资源，不宜以“原则”来提高对其的监管要求，应根据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规模等进行灵活调整；（4）监管执法不是铁板一块，大部分监管对象通常是善意和诚信的，应主要通过日常的合规检查以及对话、警告等方式来劝导其合规，而对那些恶意的、不妥协的机构则要实施严厉的处罚，但监管执法应程序合法且监管的行政执法决定是可诉的，应接受司法审查。这种有梯度的、渐次推进的方式有助于提升监管执法的适当性和合理性，也会使原则的内涵更趋合理与丰富；（5）应加强监管者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特别随着金融产品创新不断，金融机构所使用的风险计量模型日益复杂，这对监管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通过培训等方式来提升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可以引入外部风险管理专家来支持一线监管人员的监管活动。[45]
3.在监管文化的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影响金融监管质量更深层次的因素是监管文化。在监管文化重塑层面，原则性监管倡导的不是去监管化或放松监管而是促进监管关系的重构，由直接命令和控制式的监管关系发展成为建立在责任、互信和合作基础上的监管关系，监管者通过原则来清晰的表达其监管目标，且其执行机制是可预期的，而监管对象通过自发建立程序及实践确保监管目标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并在业务活动中不仅是恪守监管要求的底线，而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原则性监管是“新治理”[46]和“去中心化的监管”，[47]新治理的监管体现了监管架构的公私融合，并在监管决策中引入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主体，将行业经验引入监管过程，在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建立起富于活力的持续沟通机制（而不是信息的简单堆积和对抗性的）。[48]原则性监管方式结果的“优”或者“劣”取决于其执行，而执行又依赖于监管制度各类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赖程度。但监管文化的变革是最困难的部分，非一朝一夕之功，且受制约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外在于金融监管制度本身的各因素的综合作用。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原则性监管对于处理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是有益的，但是一套与以原则相伴的健全的规则也是必要的，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市场约束应保持动态的平衡，不可偏废。此外，金融危机警示我们，由于原则性监管需要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并以管理层的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因此，原则性监管对那些富于责任、诚信、信托和合作意识的金融机构而言是较为有效的。但与之相关的是“严格依赖于市场自律的信条已经在银行家被不当补偿的领域内被证明是无效的”，[49]因此监管者应分析识别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建立在何种激励之上的，以及这些激励是否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市场功能而不是导致市场扭曲。
【注释】
[1]这里的监管方式是指监管机构达成监管目标的监管方法、途径。
[2]风险性监管,本文虽有所涉及,但不是主要讨论范围,对于监管者而言风险性监管不等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其基本含义是:由于监管机构的监管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将其监管重点有意识的集中于那些对法定监管目标构成巨大风险的内容。
[3]需要说明的是regulation笔者翻译为“监管”,但其含义区别于supervision,前者更强调带有定规立法性质的高位阶的监管治理活动,而supervision更强调基于regulation进行具体的监督与管理的实践性活动,细辨之下二者存在一定区别,但是又密不可分,因此在本文中“监管”也有同时涵盖了regulation和supervision的情况。另外,rules-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规则为基础、以规则为本,principles-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原则为基础、以原则为本,risk-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风险为基础的、以风险为本的。
[4]参见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文件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focusingonoutcomesthatmatter,载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网站http://www·fsa·gov·uk/pubs/other/principles·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5]参见bensbernanke,regulationandfinancialinnovation,载http://www·bis·org/review/r070516a·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6]参见美国财政部文件financialregulationreform:anewfoundation(2009),p·51,载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gov/docs/regs/finalreport-web·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另外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的提出的blueprintforamodernizedfinancialregulatorystructure中提出“走向目标性监管架构”其内容实质也有所体现,载http://www·treas·gov/press/releases/reports/blueprint·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也于2007年发表报告theblueprintforusfinancialcompetitiveness中提出关于“guidingprinciples”的立法建议,载http://www·fsround·org/cec/pdfs/finalcompetitivenessreport·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7]刘轶:《金融监管模式的新发展及启示》,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8]时辰宙:《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的最新演进———基于原则监管方法的分析和思考》,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12期。
[9]seenote④,p·6·
[10]参见日本金融厅网站http://www·fsa·go·jp/policy/br-pillar4/index·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11]11juliablack,“makingasuccessof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1lawandfinancialmarketsreview,2007,pp·191-206·
[12]参见刘叶深:《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质的差别》,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13]根据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fsma),section150,个人可以起诉某个违反规则的被许可公司赔偿损失。
[14]seenote[11],p·192·
[15]seestuartbazley,“the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andoutcomesbasedregulation”,30companylawyer,2009,pp·161-162·
[16]fsa,businessplan,2009/10,p9,载http://www·fsa·gov·uk/pubs/plan/pb2009-10,2009年12月20日访问。
[17]cosmeticcompliance/creativecompliance,是指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安排或行为以符合规则的具体要求,但同时这种合规损害或者规避了规则本身的目的。
[18]seecarycoglianese&davidlazer,“management-basedregulation:prescribingprivatemanagementtoachievepublicgoals”,lawandsocietyreview(2003),p·702·
[19]美国被普遍认为是规则性监管的代表,但是其cftc采用的是更偏向于原则性监管方式。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监管广受诟病,目前正在处于金融监管的变革过程中,在2009年财政部的《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中,建议应当在sec对市场所采取规则性监管方式与cftc所采取的原则性监管方式之间进行调和。
[20]1997年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取代此前证券与投资委员会(sib),并继承三个自律组织(sros)及九个被承认的职业团体(rpbs)的一系列监管职能,同时它还取得英国央行的检查及监督部门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与财政部保险司对保险业的监管职能等一系列功能。
[21]良性监管原则(principlesofgoodregulation)涵盖:效率和经济、被监管对象管理层角色、适当性、创新、金融服务国际化特征、竞争等方面,参见fsa网站http://www·fsa·gov·uk/pages/about/aims/principles/index·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2]seenote④·
[23]以战略目标之一的“帮助零售消费者实现公平交易”为例,其细化的结果指标为以下3项:(1)消费者能从企业和fsa获得并使用明确的、简单易解的相关信息;(2)消费者与金融服务行业进行交易时,有能力并有信心的履行责任;(3)金融服务机构公平对待客户,并帮助客户满足其需求。
[24]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于2008年2月发表一份《公平交易建议指引———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为客户达致公平交易结果的责任》的咨询文件,与英国的tcf有异曲同工之处。
[25]fsa,treatingcustomersfairly—towardsfairoutcomesforconsumers,载http://www·fsa·gov·uk/pubs/other/tcf-towards·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6]参见日本金融厅:progressstatusofinitiativetowardbetterregulation,载日本金融厅网站http://www·fsa·go·jp/en/news/2009/20090917/01·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7]在1979年《银行法》以前英国银行业没有正式授权的法定监管体制,而是依赖于英格兰银行的道德劝诫和承兑公司委员会、伦敦贴现市场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1986年《金融服务法》授权成立新成立的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监管大量自律监管组织的认可与运作,这些自律监管组织各自负责英国证券市场的特定方面。在欧共体根据其“单一市场计划”所颁发的后续指令下,英国银行监管的条文色彩日益浓厚,而证券监管者则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的授权,制定日趋复杂的“规则手册”,用以规范证券公司的活动。参见[美]约瑟夫·j·诺顿:《全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fsa经验的批判性重估》,廖凡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550页。
[28]seegenerallytheseventhannuala·a·sommer,jr·lectureoncorporate,securitiesandfinanciallaw:“theu·k·fsa:nobodydoesitbetter?”,fordhamj·corp·&fin·l·,2007,p·259·
[29]“改革前的日本金融监管机制,既不是以金融自律组织调控为主(如英国),也不是以法制化金融监管机构调控为主(如美国),而是更多体现为政府行政干预。这种金融监管模式虽然在完成经济赶超任务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形成金融监管规范化和法制化,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参见吴志攀:《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与法律的新观念》(1-4),载《金融法苑》1998年第8期至第11期。
[30]seenote[11],p·192·
[31]juliablack,“formsandparadoxesof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capitalmarketslawjournal,vol·3,iss·4,pp·425-457·
[32]参见fsa文件,载http://www·fsa·gov·uk/pages/library/communication/pr/2006/136·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3]参见fsa文件,载http://www·fsa·gov·uk/pages/library/communication/pr/2009/165·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4]seenote[31],p·430,“监管乌托邦中,监管活动是有目标和焦点的,是与司法相协调的,受规管的机构被给予业务运营的所需的自由和灵活性,同时在不给其商业运营活动施加不合理负担的基础上达成监管目标。监管者充分认识和理解其在识别监管关键点时所遇到的问题,并能够就监管原则和目的共同架构与被监管机构达成充分一致,被监管机构有自由也有责任发展符合监管原则的自身业务体系,同时也意味着在一个稳定的监管环境下其商业活动能够有效和创新性的开展。”
[35]lawrencea·cunningham,“aprescriptiontoretiretherhetoricof‘principles-basedsystems’incooperatelaw,securitiesregulation,andaccounting”,60vanderbiltlawreview,volume,2007,p·1411·
[36]frederickschauer,“theconvergenceofrulesandstandards”,newzealandlawreview,2003,p·303,p·305·
[37]seenote[31],p·448·
[38]seenote[31],pp·449-450·
[39]39seenote[31],p·452·
[40]seenote31,p·427,pp·454-456·
[41]同注[27],第546页。
[42]我国采取的是具体列举方式对需要披露的重大事件加以确认,《证券法》第67条规定重大事件包括十二类,2007年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章临时报告部分,又对《证券法》界定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补充,附加了九类。
[43]例如,近年来银行大量发行的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型”理财产品,相当一部份产品的目的是年末银行出于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信贷规模限制等监管考核要求,将信贷资产通过发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方式暂时转移到表外以规避监管规定,其中很多理财产品虽然名为非保本浮动收益,但有些银行会与机构投资者签订阴阳合同,承诺到期回购信贷资产而实现保本,或者如果出现问题通过再发一笔贷款的方式托底。这样银行美化了资产负债表,使得息差收益转化为中间业务收入,投资者也能获利,但事实上这些存在于银行表外的资产归根结底形同于银行的负债,其风险仍由银行承担,其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以及贷款管理的真实义务仍在银行,很容易累积系统性风险。近期银监会已经发文对此进行了规范,要求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规则对于金融创新的反应滞后可见一斑。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4
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证明，实现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安全、稳定，除了要有政治的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外，还必需要有一个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而要建立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除了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金融治理结构和实施严格的审慎监管标准。
审慎性监管的实质，就是在实施审慎会计原则的基础上，客观、真实地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负债价值。资产风险与资产收益，经营收入与支出，财务盈亏与资产净值，进而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做出客观、全面的判断和评价，以及时加以预警和控制，防止金融风险的聚集和蔓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及资产负债，都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或风险性因素，特别是面临着利率、汇率及证券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因此必需在实施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记帐会计和核算会计的同时，实施审慎会计和审慎监管标准，以充分反映这些风险因素对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理论和实践都不断证明，如果不实行或不能严格实行审慎会计和审慎监管标准，就会导致对金融机构资产价值、收益、所有者权益及资本充足率的高估(虚假)、对费用、成本及亏损的低估，对金融风险的低估，使金融风险得以掩盖和不断聚集，最后酿成系统性风险或金融危机。
一、防范金融风险必需实施审慎监管
亚洲等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就是没有对金融体系严格实施审慎监管，金融风险的透明度较差，使风险未能得到及时发现、预警和监控，致使金融风险得以积累、蔓延直到最后总爆发，酿成严重的金融系统性危机。因此，在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认识到，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各国必须在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党争和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同时，推行和严格实施审慎性监管制度与标准，并强化金融信息的披露，以提高金融风险的透明度。
为促进各国实施审慎监管标准，维护各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鼓励和要求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认真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有关风险管理、信息披露与透明度等标准或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还于1999年6月提出了《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上述原则和协议都充分体现了审慎性监管的要求。
1997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香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这一核心原则已成为实施审慎监管的最重要的国际性文件，并已为绝大数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所认可和逐步实施。《核心原则》共有25条，其中包括有效监管的先决条件、银行业风险和持续性监管安排、审慎法规和要求的制定与实施、持续监管的主要手段与方法、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要求、监管当局的正当权力和纠正措施等，这些原则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审慎监管的要求。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许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和金融监管的薄弱，也进一步揭示了推行《核心原则》，实施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使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能尽快认识到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尽快完善其金融监管体系，推行审慎监管标准，提高监督水平，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一致行动，鼓励和督促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执行《核心原则》情况进行评估，并专门制定了遵守《核心原则》情况的评价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技术援助或imF第四条款磋商之下，已经对20多个国家执行《核心原则》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将此项评估纳入到对各国金融稳定状况的评估中。
为进一步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健康发展，促进公平竞争，更充分地发挥银行资本在抵御各种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1987年制定的《资本协议》进行了重大修订，于1999年6月公布《新资本协(草案)》。《新资本协议》在继续维持8％资本充足率这一最低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资本充足水平要全面反映银行的实际风险类别和水平，强调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审慎评估，并强调：计算风险资产、资本总额及资本充足率，必须建立在审慎会计原则的基础上，以防止对资产风险的低估，对资本充足率的高估。
不论从国际发展趋势，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有效防范和化解我国的金融风险，必须尽快实现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的转变，要从行政性和合规性监管转向审慎性风险监管。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所积累的风险，既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90年代初期经济过热的结果，同时也是长期粗放经营和粗放监管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作为主要的经营目标和原则，也没有认真实施审慎性会计原则和监管标准，在应收未收、应付未付、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核未核等方面，并没有按照审慎原则进行严格核算，由此使金融机构在资产质量与资产价值，资产风险与资本充足率以及盈亏损益上存在着较大的水分，加之我国金融机构经营和财务的信息透明度较低，从而使金融风险得以长期被掩盖和积累，使潜在和现实的金融风险不断扩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在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方面的一些限制，但按照wto的基本原则和多边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允许继续保留和完善审慎性监管措施与限制。因此，强化审慎性监管，不仅有利于有效防范我国的金融风险，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同时也符合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实施审慎性监管重在客观真实
就其实质而言，审慎性监管也就是真实性监管，稳健性监管。就是以审慎会计原则为基础，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和资产风险，负债价值和负债成本，财务盈亏和资产净值以及资本充足率等情况，从而真实、客观、全面地判断和评估金融机构的实际风险，及时监测、预警和控制金融机构的风险，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具体而言，实施审慎性金融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按照市场价值，确定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实际价值或资产总额。
对贷款类资产，应从帐面价值中扣除已认定为呆帐但尚未核销的贷款和尚未认定为呆帐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呆帐的贷款；同时应根据贷款质量的分类，提足贷款损失准备金，否则也应对不良贷款的帐面价值打折。对证券投资类资产应区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准备持有到期的证券资产，此类资产应以购入时的成本价确定其帐面价值；另一类为准备随时出售或专为出售而持有的证券资产，此类资产应以当期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帐面价值，并应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相应调整其帐面价值。由于证券市场价格是经常波动的，当证券资产按市场价格确定其价值时，就有可能发生证券资产价值高出购买时的成本而升值，或者是低于购买时的成本而贬值。因此，证券资产存在着很大的市场风险。与此同时，证券资产特别是债权证券资产，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对证券资产也应计提充足的损失准备金，并及时核消已发生的证券投资损失。
对自用固定资产包括办公大楼和电子设备系统等，应按照购入时的成本价确定其帐面价值。但要按照其实际的折旧率，计提充足的折旧基金，以弥补其固定资产使用效能的逐年下降和无形损耗。特别是在通讯技术迅速发展，折旧和更新日益加速的今天，应相应提高折旧基金的提取比率。同时要按照市场价格定期对其固定资产价值进行重估，并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关于《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规定，对其历史成本的帐面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部分，可作为重估储备，按55％打折计入附属资本；对其历史成本的帐面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部分，应扣减资产的价值或提取相应的准备金。
(二)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资产收益或损失。
对贷款类资产，要按照实际利率(或合同利率)和实收利息，核算金融机构的贷款收益或损失；特别是贷款应收未收利息的核算，既要按照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原则，将一定时限(国际上一般为三个月)内实际发生但尚未收到的利息计入当期收益，同时也应按照审慎的会计原则和标准，尽可能缩短贷款应收末收利息计入表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晰及时转入表外核算，实际收回时再计入损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或减少利息的虚收实支，金融机构的虚盈实亏，保证利息收入和盈利的真实性。
对证券类资产，应按照实际出售价格和实际回报率，核算证券资产的收益或损失。由于证券市场价格是经常波动的，当证券资产按市场价格出售时，就会发生证券销售收入高出购买时的成本而形成溢价收益，或者是销售收入低于购买时的成本而形成亏损。因此，既不应按照购入时的价格计算证券资产的收益，也不应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计算证券资产的收益，而应按照审慎原则，按照实际出售的价格和实际利率，计算证券资产的实际收益。
(三)要按照表内和表外资产的实际风险或资产发生损失的概率，确定和提取资产损失准备金。应根据资产质量的分类和资产风险的水平，提取一般损失准备金和特别损失准备金。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贷款资产质量可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贷款)，后三类统称为不良贷款，要分别为其提取20％、50％和100％的特别准备金，同时还要为前二类贷款或全部贷款提取一定比例的一般准备金。另外，还要为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提取适当比例的损失准备金。如果所提取的损失准备金与应提取的损失准备金存在缺口或赤字、应从当期收益中予以弥补，如果当期收益不足以弥补所出现的赤字，应相应冲减其资本。
(四)应按照约定的利率或当前市场利率，按照权责发生制和审慎会计原则，确定和核算金融机构所持负债的利息支出成本，并提足应付准备金。金融机构的负债有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有些负债是浮动利率，有些负债是固定利率(约定或合同利率)，因此，应按照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和相应的利率计算当期的利息支出成本，同时应按照审慎原则，充分考虑所存在的利率风险，即利率的波动变化或负债的重新定价，可能会直接影响着负债的成本及最后收益，金融机构必需提足应付利息准备金，在此基础上，核算负债的成本及最后的收益，以防止因利率变化和多提或少提应付利息而导致虚增虚减利润，影响损益的真实性。
(五)应予核销的资产损失(坏帐)必须及时、足额核销，不能挂帐。按照审慎的会计原则和监管标准，金融机构应根据债务人的现金流量和实际偿债能力，来认定其债权是否已经或将要成为坏帐；资产损失(坏帐)认定后，就应立即核销，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而不应继续挂在帐上。如果当期提取的资产准备金不足以核销当期资产坏帐而发生赤字，首先应冲减资产损失准备金储备；如果损失准备金不足，应冲减当期利润；如果当期利润不足以弥补赤字的，应冲减其核心资本。
(六)要在准确核算应收未收、应付未付、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核未核项目，提足应付利息准备金、资产损失准备金和折旧基金的基础上，真实反映其盈亏水平。一般而言，影响金融机构盈亏水平和盈亏真实性的主要因素，就是那些应收未收和应付未付科目以及应提未提、应摊未摊、应核未核等因素。因此，从审慎监管出发，为真实、客观反映金融机构财务收支及盈亏情况，必须严格界定上述科目的使用范围，同时要按照审慎的原则，提足应付利息准备金、资产损失准备金和固定资产折旧基金，以防止或减少虚盈实亏的成份。
(七)要在准确核算资产净值，正确计算表内和表外风险资产，提足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其股权投资(未实施并表)等项目的基础上，计算和评估其资本充足水平。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水平的评估。必需建立在审慎会计原则和基础上，要准确计算其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要从资本中扣除应扣除的因素，同时，要按照规定的权重计算表内和表外的风险资产。否则，有可能形成对资本充足率的高估或低估，使风险得以掩盖和积累，最后酿成金融机构的倒闭和金融危机。
(八)要在全面评价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及操作性风险等基础上，评价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和整体安全程度。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计算和评估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时，不仅要考虑信用风险，同时也要考虑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性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等多种风险，因为所有这些风险都可能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甚至威胁到金融机构的生存。
(九)应在实施本外币、境内外以及母子公司并表的基础上，分析和评价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和资本充足情况，以客观、全面地反映控股金融机构(金融集团)的整体风险情况。特别是在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的组织结构下，监管当局必须具有并表监管的权力和能力，使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的母公司及其所有海内外分支机构、附属公司都在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内，不致于因出现监管真空而酿成重大金融风险。
三、按照审慎监管要求，完善我国金融企业财务制度与金融监管体系
我们应按照审慎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财务与监管制度，尽快建立起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价和预警系统。
必须尽快建立和实施审慎会计制度，为实施审慎监管标准奠定基础。实施审慎监管标准的前提与基础，是金融机构必须严格实施审慎会计制度。即金融机构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和审慎会计原则，客观、准确地记录和反映资产价值与收益，收入与支出，盈利与亏损，及时、足额提取资产损失准备金、应付利息准备金以及折旧基金等。
l．应按照审慎监管要求，修改和完善金融监管法规，实现依法审慎监管。应把审慎财务会计和审慎监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标准予以制度化、法规化，包括金融机构资产价值和收益的确定，负债与经营成本的确定，各种准备金的提取标准，资本充足率标准和流动性标准等。如果金融机构未严格遵照上述原则和标准，或者未达到所规定的监管标准，金融监管当局可依法采取监管行动。
2．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资产损失准备金提取与核销制度。在金融机构的一部分资产应按当前市场价值定价的原则下，金融监管当局、税务当局及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当局应要求或允许金融机构按照资产质量的分类(实际资产风险)，提取一般性和特别资产损失准备金，并允许计入成本。同时，应要求或允许金融机构及时、足额核销已形成的坏帐，不应出现挂帐。如果未能足额提取或者未及时足额核销，就应用当年收益抵充，若当年没有利润或当年利润不足，就应直接冲减资本。
3．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科学的利息收入与支出核算制度。目前，在我国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差额的情况下，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的会计核算制度就会直接影响银行的当期利润水平及真实程度。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公认的以业务发生时间依据对收入和费用进行确认与核算的会计原则。其主要特点是：以收取款项的权利或支付款项的义务是否实际发生为依据，来确认和核算本期收入与费用并使之相匹配。从理论上讲，这一会计原则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但如果不具备运用的基础及前提条件，或者运用得不当，也会导致收入与支出的虚假，导致虚收实支和虚盈实亏。为保证银行利息收支及盈亏的真实性，我们应在实施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将应收未收和应付未付利息计入当期损益的时间，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是将超过三个月时间的应收未收利息不再纳入表内核算，不再计人当期收益，而是开始移到表外核算，超过一年就要列入呆帐或损失，而按照我国目前的金融企业财务制度，两者分别为六个月和三年。
4．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和完善金融并表监管制度，审慎监管标准和制度不仅适用于对单个金融机构，同时适应用于金融或银行控股集团；不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的本币业务，同时也应适用于外币业务；不仅适用于境内业务，同时也适用于境外业务。应该在并表的基础上实施审慎监管，在实施审慎标准的基础上实行并表监管，以真实、充分地反映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防止形成监管真空和金融风险漏洞。具体来讲，应按照审慎原则，对金融机构的本外币业务、境内外业务、所有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实施并表监管，包括资产负债、财务损益及资本充足率等。
5．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金融风险的监测与评价系统。首先应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和审慎监管标准，制定详细、明确的金融机构报送报表与数据的指引，明确应报送的报表及项目，明确各个报表项目和数据的填报口径，特别是对某些报表及项目的合并，更应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其次，要根据我国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参照其他国家的成功监管实践，建立一套能够及时、准确监测与评估金融风险的指标体系或模型，将取得的金融报表、数据及相关信息输入后，就可对整个金融业及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及时监测和判断，以尽早地发现风险和控制风险。
6．应按照审慎监管标准，建立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系统。实施审慎监管标准，对金融风险进行及时、准确监测和评价，目的是为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早期预警，以及时、有效地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5
一、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
我国目前的金融行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自1983年，工商银行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银行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职能于一身的旧金融管理体制的结束，我国初步形成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模式；在1984到1993年间，我国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监管的现象十分明显；在20世纪的90年代，我国金融行业衍生的产品不断增加、资本市场、保险业迅速发展，直到2003年银行监理会的成立，是我国金融行业最终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局面，因此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
(二)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1.证券、银行、保险相互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削弱了分业监管的力度，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证券、银行、保险都是金融市场的共同体，在资金的清算通融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造成了三个行业业务之间的交叉。行业之间的业务交叉，分工不明，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2.金融创新造成了监管缺位、重叠现象的产生。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涌现出了很多创新金融业务，这些金融业务多是处于金融领域的边缘，成为了交叉性质的业务，这就可能会导致重复监管以及监管缺位现象的出现。
3.缺乏必要的风险监管措施。新形势下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行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规范的金融监管机构来进行监管，预防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种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例如有：网上银行交易、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新型的业务。这些业务的出现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更加猛烈地冲击着金融市场。因此，金融监管要提高自身的风险预测能力，保障金融业的顺利运行。
二、金融监理模式选择的一般性原则
金融业模式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和金融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论是选择哪种金融监理模式，都要保证金融行业的稳健运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具体来说，我们要依照以下几个原则。
(一)前瞻性原则
在金融监理模式的选择中，我们要坚持前瞻性的原则。所谓前瞻性要求我们既要立足现在又要放眼未来，要科学预见金融业未来的发展状况。由于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和监管的变革，这都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增加。因此，这要求我们需要具备前瞻性目光和预测风险的能力。
(二)适度竞争原则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属性，但是过度的竞争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和金融体系的危机。因此，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被监管机构的外部强制管理，保证金融体系内适度的竞争。
(三)低成本和高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一个合理科学的金融监管模式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较高效率。在我们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模式时不仅要考虑到技术方面还要考虑到经济方面。
(四)独立性和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
独立性指的是各个监管单位要明确自己在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不受政治干预；协调性指的是监管模式的监管部门及其内部各个机构要明确自己的权责，以免出现管理上的疏漏。遵循独立性和协调性相结合的原则，可以保证金融监管机构的顺利运行。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目前我们实行的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模式各有利弊。其实，金融监管模式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判断金融监管模式的好坏，主要要看它是否适合国情，是否能保证金融行业的顺利运行，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体系的发展。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环境和金融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金融监管模式已经不太适用于新的环境。那么，在新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是每一个金融界人士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体制
由于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在运行时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方面，要加强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舍的独立性，对违规的机构要及时地发现、惩治；另一方面，在目前“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定期的会晤制度，以便就重大问题及时地进行协调和磋商；最后，对于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和业务有交叉领域的金融机构，我们可以实行联合监管的策略，加强监管单位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二)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的关于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法规不太全面和完善，这就造成了金融监管机构在很多方面存在有灰色地带。一些不良的企业机构就借此做出违法乱纪的事，这给我国的金融行业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全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从法律的高度保障金融机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以往的金融改革中，我们往往注重行政手段而忽视了法律手段，即使在运用法律手段的时候，经常用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很少运用司法系统独立运行的法律。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完善我国的关于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运用修改、废除、制定和补充等手段对现行与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在新形势下的选择研究朱舜沈奇胡振斌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摘要：近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金融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证券业、银行业以及保险业相互间的业务划分变得必要的清理和重建，让金融监管各个方面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将金融监管的各个方面纳入法律规范。
(三)金融监管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随着2001我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wto)，我国金融开始对外开放，逐渐地融入世界金融的洪潮中。一些外国银行和外资银行涌入国内，由于这些跨国的金融机构普遍都有复杂的机构以及分布广泛的机构网络，这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单位的监管工作增添了负担。世界经济全球化为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要顺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跨国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四)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监管的模式
目前，金融界的混业经营模式反映了金融经营的本质，这也是世界金融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为了适应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我们要建立与之适应的金融监管模式，即：统一监管。而统一监管的金融模式也将成为世界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从我国金融监管行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我们应为金融统一监管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资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督管理，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指导，促进我国金融监管行业朝着规范、科学、合理方面不断发展进步，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监管的模式。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6
国际金融创新主要是指金融工具的创新，可被分为三类，即债权工具的创新、股权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在本文中没有将它们详细地区分。
传统的金融工具一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可转换债券、优先股、商业票据、认股权证、银行存款和承兑，交易所的商品期货、政府部门的长期债券、中期债券和短期债券。以上为在二战以前机构所使用的有代表性的金融工具及其特征，这些金融工具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二战以后，各国经济迅速地复苏并飞速地发展，金融创新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不仅金融创新工具的数量快速地增长，其交易量也迅速上升。这些金融工具主要包括：企业的浮动利率债券、浮动利率优先股、零息券、合成证券和毒丸证券；银行的互换（货币互换和利率互换）；交易所的金融期货、期权；政府的证券化贷款、指数化证券。
与传统金融工具相比较，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是转移与分散资产的金融风险和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主要包括这样几种创新：1.转移价格风险的创新。随着汇率和利率的波动，资产的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动，因此资产的价格变动是资产拥有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大部分金融创新也是针对资产价格的变动而设计的，旨在保证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期权、金融期货、互换等金融创新工具都是属于转移价格风险的创新。2.转移信用风险的创新。转移信用风险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利率互换。利率互换是基于不同信用等级的筹款者在固定利率市场上的利差要大于浮动利率市场上的利差这一市场特征而设计，通过信用风险的转移，使互换双方的筹款成本降低。3.增强流动性的创新。资产的流动性是受投资者欢迎的特征之一，因此，增强了资产的流动性，它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利率浮动优先股就是属于流动性增强的创新之一。4.信用提高的创新。当一项创新能使总的信贷需求或某一项信贷需求增长，我们可称之为信用提高。证券化贷款便具有信用提高的特征。证券化货款调动了不活跃的资产来支持新的借款，增加了信用量。
二、国际金融创新的风险分析
（一）、国际金融创新的系统性风险
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金融创新的风险和其它金融风险一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系统性风险，另一类是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变动而影响金融创新工具交易并进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它的特点是系统地作用于整个市场而不是某种金融工具或某个金融机构。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无法通过投资多元化的方法来分散和消除。近年来，这种金融风险已经几次累积并且爆发，对全球金融体系不断提出挑战。非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具体因素(如某种商品现货价格的变动、某种利率的变化等)而影响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而产生的风险。一般来说，非系统性风险是针对个别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没有涉及到整个金融市场。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投资多元化等措施来分散和消除。系统性风险是指影响整个市场体系的风险，因此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后果非常严重，通常会引起整个市场的动荡，使原来有序的经济变得杂乱无章，整个社会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被迫中断。由国际金融创新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的例子是1987年的股市崩溃和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以后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虽然也受到国际金融创新的影响，但国际金融创新并不是它们的主要原因。随着高杠杆的国际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的发展，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将会增大。
（二）、国际金融创新的非系统性风险
非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比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要小得多，但发生的频率却较多，因此，对非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比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要深。根据金融创新的风险来源，可将非系统性金融风险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又称价格风险，是指由于金融产品价格随利率或汇率市场因素变化而变动所引起的风险。金融创新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比普通金融产品的风险要复杂。金融创新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除了标的资产的市场风险以外，还要注意标的资产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否还会和其它因素相作用，从而产生新的市场风险。金融创新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原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相关金融资产价格(包括汇率、利率)等的变动，社会经济周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变革情况等许多方面；（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活动时，由于东道国、母国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而造成损失的可能。引起政治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权的变迁、民族情绪的抵触、及武装冲突等；（3）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如巴林银行的倒闭事件中日本阪神大地震就是直接原因之一。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又称对手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不能履行责任而造成的风险。金融创新产品根据结算方式可分为交易所交易产品和场外交易产品。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都是在交易所内以标准化合约的形式进行交易，并且存在着一套标准化的结算体系，由结算公司负责最后的结算业务，确保合约如期交割或在未到期以前平仓。这样，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就转嫁给结算公司。结算中心为了降低风险，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如保证金制度、最低资本金要求、盯市等措施来降低信用风险。但是，如果结算中心出了问题，就会危及整个休系。互换等金融产品实行场外交易，交易者所面临的信用风险要严重得多。因此，在场外交易中，交易各方的信用状况很重要，只有当对手符合所需要的信用等级时，才能参加交易。近年来，以银行等大信用机构充当中介的场外交易中，信用风险有向金融中介转移的趋向。
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使用者因为这种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交易对手出货或及时平仓而导致的风险。金融创新产品的流动性和流通量有关，当一种金融产品的流动性风险较大，往往会影响到这种金融产品的发行和流通。上市金融产品的流通量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进行计算，一种方法是以每日的成交量来进行计量，例如互换，当市场上每日的成交量比较大时，这种金融工具的流通量也比较大，相应地它的流动性也比较好；另一种方法是以未平仓的合约数来衡量的，例如期货，当市场上某种工具的未平仓合约数比较多时，这种金融工具的流通量也就较大，相应地流动性风险也较少。一般来说，场内交易的金融产品的流动性风险较少，而场外交易的金融产品的流动性风险较大。为了增加市场上的流通量，通常可用“造市”的方式来人为地增加流通量，特别是当市场极不活跃时，“造市”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使大部分投资者相信市场上的流动性风险还是较低的。
4、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人为的错误或电脑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的不完善而导致的风险。金融创新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的支付和价值计算都非常复杂，因此，一个很小的操作错误都会导致巨额损失。在最近十几年里，由于操作风险而导致巨额损失的例子很多，最为人所共知的就是巴林银行由于其新加坡分支机构的一个交易员的错误而导致这家历史悠久的银行被迫关闭。
5、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由于合约在法律范围内无效，合约内容不合法律规范，或者由于税制、破产制度等法律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风险。一般来说，在交易所内交易的产品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是法律变动或调整所致，不会出现其它方面的法律风险问题。而场外交易的金融创新工具通常会面临较多的法律风险。
以上各种金融风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联系紧密。市场风险较大，因价格波动而使交易者无法履约的可能性就增大，从而加大了信用风险。同样，当整个市场的信用风险增加，会导致交易者违约的可能性增大，引起市场恐慌，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风险增加，当市场风险增加时，投资者会撤出市场，使市场交易不活跃，流通量减少，流动性风险增加。当一家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因运作风险而遭遇到重大损失时，又反过来会引起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也牵涉到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也会对价格、信用等起作用，从而影响其它风险。各种金融风险间相互联系，这就要求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或使用创新的金融工具时，全面考虑这些金融风险，不仅要考虑各种金融风险本身的影响程度，而且要考虑到各种金融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共同影响，这样才会使金融创新真正达到规避风险的效果。
三、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
传统的管制措施强调的是金融的平稳与绝对安全，多采用直接控制为主的监管手段。它虽然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平稳与安全，但同时也妨碍了金融业的竞争与效率。在放宽了以直接控制为主的监管手段以后，各国又建立起了以充足资本为基础的监管制度。随着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提出，各国纷纷制定了以最低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一监管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风险，但是所考虑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许多金融机构的业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存贷业务和传统金融工具的交易，而是扩展到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业务上。大部分金融创新业务不在资产负债表上显示，这又使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金融监管制度难以适应金融创新业务的要求。资本充足率为基础的金融监管是为了让金融机构在发生亏损以后仍能继续经营。而国际金融创新产品交易中所蕴藏的风险巨大，就是资本充足的金融机构也难以承受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因此，对国际金融创新的风险的监管不但要坚持资本充足率这一基本标准，而且要重视对金融风险的识别与控制，以达到不发生或少发生损失的状态。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金融创新风险，就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Greenspan)所说的那样，需要建立起有效的金融监管，即以资本充足率标准为基础，风险控制为内容的金融监管。有效的金融监管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其次是采用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再次还需考虑到监管中的成本问题。
（一）、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
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应该包括国际间的合作监管，各国中央监管当局的监管，交易所的监管及金融机构自己的内部控制。
1、金融监管的国际间合作。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步伐加快，这使得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不同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结构以及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监管取向，使各国形成了不同的监管体制。在这些不同监管体制的合作中，下列问题显得很重要：各国之间的信息的交换与沟通；金融机构的母国应担负重大责任，这样才能保证风险的及时识别；订立国际协议，并且国际协议应该能够覆盖所有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积极开拓并参与金融创新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东道国和母国；订立参与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的最低标准、风险头寸的限制等共同原则；督促金融监管比较宽松的国家加强监管；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职责划分应该清晰。最近，各国间答应进行信息交流的单边协议已经签订了许多，但是一个完整的多边协议仍然没有出台，因此，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只是有了一个开端，而真正实行还需要努力。1994年7月27日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证券业协会联合颁布了《对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监管的规定》和1995年5月由负责世界主要期货与期权市场监管的16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的代表鉴署的《温德索宣言》中，都提出了关于对金融创新工具进行国际合作监管的原则。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机构倒闭事件所引起人们对金融风险的警觉，也促使各国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而努力。
2、各国中央监管当局的监管。中央监管当局对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的监管是客观的、全局的和基础性的。如前所述，各国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在监管上不可能找到相同一致的模式。但是各国的中央监管当局的监管仍然存在着一些共性：协助立法机构建立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监管的法律构架，使监管行为有法可依；通过颁布一些准法律性的条例与规定，确定参加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使交易各方有规可循；审批交易所的设立，确定交易所的数量和地区分布，并对交易所交易品种进行审批；建立金融产品交易中的结算交割系统；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会计准则，并注意积极采用已有的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仲裁重大的交易纠纷；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对交易所和交易商进行金融稽核，同时积极研究和改进稽核方法和体系；参与监管的国际合作，推进对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的国际协调。
3、交易所的监管。交易所是场内交易的金融创新工具的交易场所，交易所不但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机构，而且担负着对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的监管工作。交易所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财务安全；信息批露；操作安全。
4、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构的内部控制不善是近年许多机构发生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关于机构的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衍生业务风险管理指导》中指出主要应该包括三项基本内容：即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管；将谨慎的风险限额、健全的风险计量方法和信息系统、持续不断的风险监督和频繁的管理报告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适当的风险管理过程；全面的内部控制和稽核程序。按照这三项基本内容，金融机构建立一个由各管理层及各部门相结合的风险管理系统。但系统的建立并不代表能够很好的运行，因此，提高金融机构内部系统的运行效果，提高运行效率，及时发现问题，也应是当前机构进行内部风险控制的主要目标。
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由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订立来确定的，当这个金融监管体系确定以后，还必须有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来保证各项法律、规章、制度等规定的实施，使这个监管体系变成一个真正的、有效的监管体系。
（二）、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机制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同在于金融监管体系是从外部来进行监管的，而金融监管机制则是通过激励、批评、处罚等措施，使金融机构或金融从业人员自觉地遵守和接受已经制定的法令、规章、制度和行业的惯例及传统。近些年的一些金融风险事件说明，金融风险的防范不仅依靠完善的监管体系的建立，而且还要采用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
1、报酬机制。在金融监管机制中，报酬机制的影响很大，不合理的报酬机制会使人们为追求高收益而去承担高风险。在报酬机制中，要考虑三个因素，即业绩、报酬、责任。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一般只考虑业绩与报酬两个因素，而责任常常被忽略。直到损失已经发生时，才考虑到责任这一因素，但这时却是为时已晚。因此，在这里不仅要考察人所共知的损失与责任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在损失没有发生的时候，责任及报酬的关系。在实际中，为交易者设置报酬上限和责任上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风险的承担能力总是有限的。
2、监管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国内有的学者在假设监管人是经济人的条件下，认为监管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是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和不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的比较所决定。但是，现实情况下，要使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大于不努力监管的期望收益仍有些困难，因为努力监管和不努力监管之间的界限难以确定，并且努力监管的收益是确定的，而不努力监管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对于监管质量的评估，英国经济学家查理·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教授认为可以借鉴大学里让学生对老师的水平作出匿名评估的作法，由独立的机构组织金融机构对监管者进行定期调查，然后作出评估的办法进行，这是可行的方法。
总之，对于监管人的激励和约束应包括以下原则：
（1）.在监管人的选拔方面，应该严格资格标准。
（2）.不断地对监管人的监管质量进行评估，并对外公布，撤换不适合的监管人。
（3）.监管人的收益可参照香港、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实行“高薪养廉”。
根据以上原则，对于监管人的激励机制主要是使其努力工作所能得到的确定的收益较高，而不至于为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收益而不认真工作。对于监管人的约束机制主要来源于严格的选拨和不断的评估。而激励和约束的均衡来自于高薪和严要求的组合。当监管机构中每个监管人都努力工作时，整个机构的监管工作就会更有效。
3、金融监管中技术的运用。采用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技术的应用非常重要。新的技术包括电子技术、数理统计技术等新技术。在对金融创新的风险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在以下四个方面得到充分的运用。
（1）.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通过监管部分和业务部门联网的计算机系统，使原始数据一旦形成便难以更改。
（2）.实现监管部门的适时的过程监测。监管部门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随时调阅有关业务过程，从而使风险得到及时控制。
（3）.将业务制度装入操作系统中，加大违规操作的难度。
（4）.自动的预警功能。现代的电子技术及各种统计技术的运用，使得交易监控系统除了能够立即生成有关指标以外，还能在指标超出安全范围以后自动提醒监管人员或操作人员，使他们对风险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三）、金融监管中的成本问题
在对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监管时，监管成本问题也应该考虑。监管成本一般指两个方面的成本，一方面是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时的监管成本；另一方面是发生金融风险的时候，进行救助的花费和任其发展对金融体系冲击而造成的损失成本。
1、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时的监管成本。监管成本可按机构来划分，一般可分为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成本、中央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中介机构(包括资信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的监管成本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成本，这些成本合总起来便是社会总的监督成本。要实现社会总的监督成本最小，就是使其中每一项的监督成本都能最小化。当前，正在降低的监督成本主要是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成本和中央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成本的降低主要来自于各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7
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创了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堪称史上之最，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原有金融监管理论和监管体制的深入思考。金融监管理论对金融监管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积极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理论与经验。本文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借鉴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改进经验，提出金融业监管要探索中国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基础是稳健高效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业。
【关键词】
金融监管理论；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改革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政府或其机构对金融机构所实施的各种监督和管理，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退出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金融机构内部组织机构、风险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合规性、达标性的要求，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立法和执法体系及过程。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方面。金融监督侧重于复杂的日常行为，而金融管制则侧重于具有同一性规范的编制。
二、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不断受到批评。另外，监管代表说的主要观点是，把金融监管看做是广大投资者及储户对金融中介实施监督措施的代表。
（二）功能观的监管理论
所谓功能观的监管，即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金融监管体制，即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功能观金融监管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于有关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学说。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监管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监管激励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监管经济学研究都是经验研究，而不是系统的、理论的，直到拉丰、梯若尔《政府采购与监管中的激励理论》在1993年的出版：将激励问题引入到监管问题的分析中来，将监管问题当作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运用相对比较成熟的完备合约方法，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并对监管中的很多问题都尽可能地从本源上内生地加以分析。
三、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理论的变革
（一）加强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
审慎原则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但传统的监管理念体现为微观审慎，注重对特定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关注。
（二）对顺周期性金融监管的反思
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和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顺周期性两方面上。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即在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在金融形势景气时期，资本充足率要求应相应增加。
（三）薪酬激励机制的变革
自危机爆发以来，针对金融业高管薪酬的评论和争议不断。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论坛（FSF）一致认为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为了领取高额薪酬，置股东和社会公众利益与不顾，追求高收益同时具有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放任金融风险，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理念变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在全球金融监管政策选择的大国博弈中，我们必须要把握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任何一国的监管体制都必须与其经济金融发展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尽量做到风险的全覆盖，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无论风险管理工具如何先进，都不能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其高杠杆率、高关联度和高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
五、后危机时代下探索金融业监管的中国模式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监管，是典型的一级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但是，随着金融业混合经营模式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管理念难以适应金融风险管理的要求，通过借鉴各国的金融改革经验，我们应该要总结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监管模式。
（一）形成一个中心指导
可持续发展金融监管目标的中心应是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金融业在低碳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探讨金融环保机制、经营策略、激励考核体系，从业务流程与政策上把好项目关，完善惩戒机制。
（二）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危机的爆发表明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因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并不能够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个金融机构可以将自身的风险转嫁到别的金融机构上，或者将风险产品分割打包出售，但是整个市场上的系统性风险是不可转移和分散的。正是由于缺乏一个机构在宏观上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才导致此次危机具有如此大的规模，破坏力堪称历史之最。我国应吸取教训，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植入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六、结论
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市场价格信号是正确的，因此金融危机前主流的金融监管理念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少监管或者不监管。同时，西方各国还认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没有必要，因为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会自动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因此能在市场上经营的金融创新产品都是“好”的。正是这样的监管理念，导致了危机前金融监管的放松及金融监管功能上的重叠交叉与缺位并存，进而引发了波及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在危机过后，人们对原有的金融监管理论及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方案。我国应在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金夏中.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4）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8
关键词: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监管:后危机时代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10-0083-05
次贷危机自2007年下半年爆发以来,引发了金融衍生品泡沫的破灭,并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业产生近乎毁灭性的影响。截至目前,金融危机已威胁到实体经济的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有主张,此次危机已经触底,并将出现复苏迹象。那么,中国应从此次国际金融业的动荡中汲取怎样的教训。中国金融机构在后危机时代应如何采取有效的金融监管措施以实现有利于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后的影响。
一、金融产品创新及其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趋于缓和,全球经济将进人相对平稳期。但是,诸多不确定及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形势仍处于未知状态,中国金融业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新形势、新问题。积极反思、再认识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是中国金融业在危机后迅速复苏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前提,反思的内容首推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
(一)金融产品创新――一把金融市场上的“双刃剑”
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发展至为重要。在中国加人wto之后金融市场逐步开放时期更是如此。金融业的市场化需要充分的竞争与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因具有强大的构造特性,无穷的派生能力而被看作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中国金融机构在开放的环境下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金融产品创新增加了市场的可变性,给金融市场发展带来风险。金融产品创新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正是“金融自由化”上升为国际金融体制重要特征的20世纪70年代。为彰显此项理念,效率成为金融业发展的目标。自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开始逐步放松对以往过于严格的金融业监管,借助“金融自由化”将诸如衍生产品、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推向高潮。上述变革使得美国在以往制造行业等优势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放松金融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等措施在全球化竞争中重新获得发展。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罪魁祸首推高杠杆、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即2000年前后开始的新一轮金融创新,以次级抵押贷款的反复证券化最为典型。金融产品创新最初旨在防范或分散金融风险,但在市场运行中由于缺乏外在制约,金融产品创新蜕变成投机工具,金融衍生产品与生俱来的高风险被成倍放大,并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可以说,金融产品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步积聚风险。
(二)金融产品创新之于中国金融业
中国金融创新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与美国的金融创新超前于实体经济不同,中国金融业创新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相对滞后。这与中国的国家经济地位及宏观经济发展极不相称。此外,中国金融创新还具有诸如追究盈利的创新多,防范风险的创新少,负债类业务创新多、资产类业务创新少,吸纳性创新多,原创性创新少,资金滞留在一级市场多,进入实体经济少等特点。这说明我国金融创新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在此次危机中,相对于欧洲诸国及美国,中国金融业所遭受的损失较小。这得益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一直以来奉行的严格金融监管理念及措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及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不足。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间金融交往日趋紧密,金融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争夺金融资产的定价权,规避风险,各国都将斥巨资投入到金融产品创新的竞争中,抢夺市场资源。
尽管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有限,但留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启示值得思考。“金融”的本意为资金融通,加速资金流转和有效利用为金融业的根本职能。金融业属服务行业的本质要求其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并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因而,金融产品的创新仍然不应脱离实体经济。此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金融业发展的过度膨胀,不同于金融行业表面的“欣欣向荣”,实体经济并未从此前金融业发展的繁荣景象中获利。金融业的发展不应忽视其服务业的本质,还需采取适当有效的监管避免金融产品创新的异变。
二、后危机时代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
金融开放是金融业市场化的一部分,也是提升一国金融业发展实力的重要推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已经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中国需要积极地践行人世承诺,开放金融市场,同时还必须思考如何在金融市场逐渐开放的同时实施及时、有效的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
金融监管伴随金融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是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有效及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趋势在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金融监管制度的深刻变革。
政府对金融活动实施的监管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英国颁布的旨在防止证券业存在过度投机行为的《反金融欺诈和投机法》,俗称“泡沫法”。此后,美国国会曾在1863年通过《国民货币法》,这是世界上最早以法律形式确定的金融监管制度。为防范金融风险,美国国会于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并使其成为美国金融监管最富革命性的一部法律。1929年至1933年间的经济大萧条几乎摧毁了美国金融业。为此美国出台法律全面监管金融业。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监管。但是,过度的监管压制了金融业的适度发展,也损害了金融机构的效率。为消除不利影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又在此后借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纷纷先后放松了金融管制。经历了1997年至2001年间世界各地金融危机之后短暂的平静,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更是沉重地打击了世界金融业。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出现了大幅调整,不仅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还对监管机构进行调整。在欧盟,通过设立新的欧洲监管机构(europeanSupervisoryauthorities)构建全新的监管体系,同时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这也是欧洲历史上首次设立统一的欧洲金融实体监管体系。2009年3月4日,欧盟委员会feuropeanCommission)提出由两个机构支撑的欧洲金融监管框架:一是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aeuropeanSystemicRiskCouncil,
ie.eSRC),由其监管并评估宏观经济发展及金融体系内部存在的可能威胁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在必要时,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提出应对危机的建议,发出系统性风险存在的预警。另一支柱则是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uropeanSystemofFinancialSupervisors,ie.eSFS)。这是由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基于合伙、合作及强化协同原则形成的稳健的工作体系网。在总体上,欧盟双支柱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够实现监管机构之间的有效协作,加强金融稳定,确保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框架的结合。
(二)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及交易方式等方面的推陈出新。过度发展的金融创新当监管缺乏时存在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因而,金融监管与金融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被看作现代金融业运行的关键。在后危机时代金融业发展兼顾安全与效率的前提下,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金融监管机构面临的一道难题。
事实上,一直以来,金融监管与金融产品创新之间就是在不断博弈,既要避免过度监管扼杀金融产品创新及金融市场的充分竞争,又要防范缺乏监管可能危及经济的稳定。只有适度的金融监管才能够支持、引导金融创新,消除金融产品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现实中,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实现均衡,与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采取的监管立场与方式密切相关。历史表明,在金融创新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金融监管必定相对宽松,监管体制支持金融创新。反之,当金融监管较为严格时,金融创新必受到抑制。总体上,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推进。金融监管先后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监管――金融创新――放松监管”的循环往复。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引导的世界金融改革逐步深入,金融监管的重点及监管方式都出现了重大调整,“鼓励金融创新”成为此后一段期间金融监管的重要理念。在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通过实质上的混业经营规避分业监管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例如商业银行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逃避资本充足率的立法规定。但是,资产证券化也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从信贷市场转移至资本市场。特别在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之间的信息沟通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因缺少对证券化风险的有效识别机制,这种方式构成资本市场潜在危机的重要根源。
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产品创新与监管间的关系又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随着金融创新及金融交易的快速发展,特别进人新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日益加剧,并最终引发了2007年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及相关证券化产品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但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促使各国(地区)积极地反思如何健全金融体系,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改革。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在美国。为应对此次危机对金融业的重创,财长保尔森于2008年3月31日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蓝图》,改革了自内战后逐渐形成的金融监管体系,宣告美国政府对金融产品创新过于宽松的管制政策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将直面其金融业受到此次危机重创、竞争力下降的事实,积极改善金融监管制度及措施,希望通过加强金融监管重新赢得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
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往过于放松的金融管制尽管在客观上促进了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但也因在监管制度上存在疏漏而为金融机构不规范的创新活动引发的危机铺就了“温床”,特别是当较少受到管制的金融衍生品大量涌现时。因此,有必要明确在后危机时代,完善针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体制。
(三)后危机时代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
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金融监管的永恒模式。不可否认,金融监管受制于特定环境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从国际形势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当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不断增强,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时更是如此。这促使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1999年),废除了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的分业经营与监管的模式。
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即是金融监管模式必须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为适应此经营模式,主要发达国家在积极引导并推进混业经营的同时调整监管体制,设立综合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特别是在此次危机爆发后,欧美等西方经济实体要求改革其金融监管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纷纷提出改革监管机构,扩大监管权限的方案。诸如,上文提及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作为一个全新的独立机构,在欧盟范围内承担对金融体系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以确保金融秩序的稳定。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上述主要职能通过评估欧洲金融体系中因宏观经济发展及金融市场发展总体趋势的稳定程度实现。为实现此目标,该委员会(eSRc)有权搜集、分析与监管、评估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及金融体系内存在的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稳定的信息,有权识别金融风险并当金融风险积聚至一定程度时发出风险警示,此外,在必要时有权对解决风险的措施提出建议。尽管该风险委员会出具的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欧盟仍然期望委员会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分析报告,参与欧洲中央银行的管理者、监管者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工作并发挥主要影响。
此外,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在于保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同时,应发挥其借款人及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承担起至关重要的维护金融网络安全的职责。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还应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而强化其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必要时,发展金融创新也能够防止金融市场出现虚假繁荣的泡沫。
(四)金融产品创新监管的法制环境
现代金融为法治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秩序化发展的主导模式,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应符合内部控制规范,另一方面,实现金融创新监管目标还需要健全的金融监管法制环境。面对金融市场不断呈现出的国际化以及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等趋势,如何有效地构建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环境成为后危机时代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金融监管的法制环境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较为松散的监管法制环境无助于控制金融风险的发生及蔓延,更无法适应目前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的金融法制环境有利于明确投资者享有的金融财产权利,规范金融创新法律活动及法律关系,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趋势影响下的目前。此外,随着金融业发展的专业性不断提升,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应步入专业化道路,不断细化监管规则,严格法规的执行程度。
1、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即收益与风险对称的原则。适度的金融监管能够将金融创新的风险限定在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实现产品创新的风险与收益之间均衡,不至使金融产品创新因脱离监管而流于投机工具。其二,金融监管应满足金
融创新需求的原则。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应满足于现实社会对金融创新的需求,否则过于严格的监管有损创新的进行,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反之,监管的缺位也会迅速积聚金融创新的风险。其三,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原则。本次金融危机在实质上是长期以来金融失衡的彻底表现,也是全球金融监管滞后于全球发展的结果。相比金融风险的国际性,各国国内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因受制于管辖原则的约束,难以应对。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需求日益紧迫,在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趋势的基础下,采取有效风险监管措施,应对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情势变化不失为有效之举。
2、金融产品创新监管的信息公开。
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诱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监管部门难以拥有全部信息以监控系统性风险,因而无法识别个别金融机构存在的足以危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危险行为或危险因素。另一方面,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违反披露义务,向金融投资者及监管机构刻意隐瞒金融衍生产品存在的巨大风险等与投资有关的信息。金融监管的内容包括建立以金融监管部门为中心的信息公开机制,充分披露金融产品创新的重要信息,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缓解或消除因金融监管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产生的消极影响。金融机构应保证其向监管机构报送的金融产品创新信息应当真实、准确而充分,尤其在金融衍生产品急速发展时期。金融监管通过立法明确金融机构公开相关信息的义务。使其行为活动处于公众监督之下,充分发挥信息公开的“阳光”杀菌效果,防止金融产品创新活动脱离监管,走向异端。
此外,金融创新监管法制环境建设还包括立法应明确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监管权限及可以采取的监管措施等内容。
三、结论兼对中国金融创新监管的建议
创新是金融业永恒的话题。金融产品创新具有的多样化特征能够满足居民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及规避风险的需要。尽管中国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的时间不长,但监管机构对金融产品创新的限制较为严格,这在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在此次危机中遭受的重创。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实现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目标: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尽管中国目前存在“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但监管机构彼此间的监管权限划分不甚明确,这严重影响了监管效率。基于此,我国应适时构建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协调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权限,避免因监管权力分散导致的监管低效或监管漏洞。此外,目前中国金融混业经营已暂露头角。针对此情形应逐步建立综合监管体系,实施宏观及微观审慎监管。
2、完善金融监管法制环境。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信托法》等为框架的金融法律体系,但金融监管的规定散见其中,体系性与操作性不强。考虑到金融活动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应制定行之有效的专门性法律。此外。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主要限于对金融机构活动的合规性监管,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法制环境的完善有必要构建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及控制体系,坚持金融监管风险识别、控制的目标,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
3、从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中汲取经验。随着金融国际化的深入,金融机构跨地区、跨国发展的趋势逐渐显现。各国金融业发展的依赖性及合作性不断增强。这加剧了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移转及扩散,更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因此,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金融监管的完善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合作交流,在后危机时代到来时立足于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这也是中国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迅速成熟的标志之一。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继续秉承适度开放的市场经济金融业发展理念,积极发展金融创新和有效的市场竞争,同时坚持审慎监管原则,提高金融业资本市场的透明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
参考文献:
[1]姚伟_周小川高声喊话:全球危机触底,中国经济将复苏[n]东方早报,2009-03-30(1)
[2]张燕,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创新的再思考[J],财会研究,2009,(21)
[3]胡建,黄信瑜,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应对[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5)
[4]terencenevett,Crinatarasi,"theSouthSeaBubble:marketingintheServiceofFraud",miLe-StoneSinmaRKetinGHiStoRY[m]2001,101-108
[5]祁敬宇,金融监管学[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6]CommunicationfromtheCommission-euro-peanfinancialsupervision{SeC(2009)716},(Com/2009/0252final),ec.europa.eu/internal_markel/finances/docs/committees/supervision/communication_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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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reasuryReleasesBlueprintforStrongerRegu-latory
Structure,
ustreas.gov/press/releases/hp896.htm.2010年4月27日访问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9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发展；监管；问题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根植于金融行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加以发展，是当代人们进行高效理财的一种方式，在当前，人们对于理财产品的需求日益高涨，这也就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很多互联网巨头的介入，使互联网金融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风口，然而，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其安全监管还不是无懈可击。我们只有审慎地研究这些存在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问题，才能帮助互联网金融行业找到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由于互联网是一个开放性的信息平台，因此在网络上，人们可以共享社会资源。在平台上开发出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也承袭了互联网的开发特性，金融服务单位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网络上探寻金融资源，提供更加直接的服务，整合客户资源。并且由于互联网具有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人们通过互联网寻找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变得更加便利，这也就推动了金融行业向着更加个性化、服务更加优质化的方向发展。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普遍问题
（一）现实货币管理困难。由于互联网交易方式的不断发展，人们适应了更加便捷的无货币支付方式，而电子货币开始变成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支付凭证，而电子货币不同于现实中的货币，并非我国央行所发行的，这也就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发行体制，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清算大多是电子货币的形式，交易中不再出现现实货币的身影，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当今，现实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监管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互联网金融存在一定的监管漏洞。由于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平台而发挥起来的金融分支，因此互联网中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发生信息泄露和更改的危险在互联网金融中同样存在，又因为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的数据通常跟电子货币相关，因此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台一旦出现技术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要进行极为严格的监管。但当前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在监管方面都存在一些漏洞，制度体系不完善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给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
（三）技术人员专业素质仍需提高。互联网金融在安全技术方面的要求极高，因此对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安全监管就必须提高互联网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但当前，黑客技术发展迅速，给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维护人员带来了管理难题。有些技术人员在建构互联网金融网站和相关app时就自开后门，伺机监守自盗，有些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面对黑客攻击一筹莫展，技术人员在责任素质和技术水平方面的缺失致使互联网金融行业危机四伏。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强化策略
（一）明确监管责任，逐级落实。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主体和范围，加强部门间的监管协作，将互网金融的业态归入到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当中，这将有效提升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效率。
（二）确定监管原则，提升效率。为能有效将互联网金融监管得到优化，就要在监管的原则上得以明确化。互联网金融是比较新型的金融模式，但是其本质还是金融，这就需要在监管的过程中注重相应的原则遵循。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监管的效率水平的提升，要能遵循着适度性的监管原则，将市场自我调节作为基础，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对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要尊重。然后要能重视效率性的原则，监管过程中将互联网金融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得到提升，就能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目的得以有效实现，然后按照实际进行制定监管的措施。
（三）强化监管力度。当前由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其法律监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空白，使得互联网金融缺乏制度监管，给某些不法机构留下了圈钱的空子。我们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从法律的层面给互联网金融制定严格的规范，提高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对互联网金融公司实行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的外部监管方式，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夯实法律基础的前提下。制度的准绳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第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求进行制度的制定，规范互联网金融机构资格的核发和金融交易的操作，保障互联网金融用户的合法权益，保证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四、结语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虽然在当前还有一些问题，要不断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分析其问题所在，并对互联网金融实行优化策略。互联网是一个能力巨大的虚拟信息空间，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交易对于承载平台的安全要求极高，因此就要求互联网金融项目单位强化技术能力，提升监管水平，在金融交易操作的每一步上精益求精，为民众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宏旭.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问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5.
[2]孙阳.基于影子银行视角的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问题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16.
[3]张丹宁.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监管问题与对策[J].中国市场，2016，01：114-115.
[4]朱玲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研究[D].新疆大学，2015.
金融监管的原因篇10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在社会中的不断普及和应用，该方式应用到金融管理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某些程度上，随着互联网的快速进步和发展，在使用期间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风险管理模式的形成，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为风险管理工作是互联网金融模式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对其完善与制约是各个人员研究的主要话题。
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
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还处以初级发展阶段，对风险因素还在不断分析，所以，我们要努力借鉴国外一些经验，促进风险管理工作的创新性与完善性。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方式是不同的，互联网金融能够实现便捷性特点，利用三大技术以及自身的发展优势，能够改变传统互联网金融行业在市场上的发展地位。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互联网金融是一项新的金融模式，其管理工作的核心因素为风险管理，所以，在当前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发展环境不够良好，在互联网金融行业内部没有充分发挥诚信制度。并且，相关人员没有正确认识到风险管理工作，在金融市场上，也没有促进制度的优化建设，从而造成了一些风险因素的产生[1]。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因素
1.技术风险
三大技术能为支撑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积极发展，其风险性影响了该行业的有效进步。其中，主要表现在：计算机病毒与黑客的产生、加密技术的不完善性，其隐患的形成给个人信息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同时，技术支撑中存在潜在风险，导致我国采购的相关设备与软件出现一些内部问题，从而导致一些风险因素的逐渐产生。
2.虚拟风险
互联网是一个虚拟化网络，能够促进信息交流与共享性，也能分辨出信息真假。特别是资金周转现象，利用该虚拟平台，无法促进资金的有效监管。
3.操作风险
因为在互联网交易过程中，都是利用计算机来实现的，但这种交易方式是固定的，如果对操作流程不够熟练，将造成一定的操作风险[2]。
4.监管风险
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呈现分散状态，但监管工作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影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给监管模式也带来一定冲击。
5.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很多理财产品没有一定的信用担保，在对金融产品投入前期，其内部存在较大风险。
三、互联网金融管理风险对策的研究
目前，互联网金融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风险，影响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也制约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有效形成和规范运作。所以说，互联网金融风险成为目前金融发展行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3]。
1.基本原则的合理制定
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并使之能够遵循相关的实施原则。因为互联网金融是面向全球用户体现的，不仅服务工作较为便利，还能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为其提供有效保障。互联网金融原则的形成主要遵循几点原则。其一，遵循严格的监管原则，需要对互联网金融行业中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监管，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风险性有效制约，以降低其产生的危害。其二，遵循行业的自律性原则，各个单位需要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性进行分析，以保证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4]。其三，遵循实体经济的服务原则，在本质上，互联网是一个交易的平台，是一种实体服务方式。其四，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该原则能够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其五，遵循互联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原则，因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在不断发展中，需要吸引更多人才，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2.动态分类监管工作的执行
执行动态分类监管工作，需要对金融监管的主要概念进行划分，金融监管一般表现为四个方面，分别是自律性、规范性、谨慎审查性以及监管的严格性。同时，动态分类监管工作的有效执行还能对互联网风险进行定期评估。在具体评估过程中，需要根据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不同类型以及不同特征等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根据评定的结果对其评价，以保证监督管理方式的有效形成[5]。
3.运行安全体系的完善
促进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的形成，能够有效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因素的产生。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的完善性，在具体实施期间，首先，要根据互联网的技术层面，提高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并将“三大技术”作为互联网金融管理工作中的基础条件，在该形势下，不仅有效减少了金融风险的产生，在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操作与交易过程中，也能促进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实现安全防护技术与防火墙技术的有效形成。
4.自我保护意识的积极提高
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以保证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得以提高。消费者需要正确认识到法律法规，并了解法律手段所起到的作用，以使在互联网金融监督工作与管理工作中有效完成。在对知识进行宣传与普及过程中，需要将互联网金融风险知识大力宣传，以保证监管部门明确出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并且，一些监督、管理机构还需要为其提供一定保障，使互联网金融交易的各个参与人员都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种发展情况下，不仅保证了互联网消费者相关信息的安全性，还加大了对一些不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5.促进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
促进监管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因为互联网金融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所以，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控制期间，面对一些困难。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庞大性，导致一些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能无法充分发挥，针对这种情况，需要促进各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发展，这样不仅能有效防范互联网中的风险因素，还能提高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管力度，保证管理工作的规范执行。如图中所示，为余额宝的发展规模。在业务发展上，互联网企业是很难自己形成深化的，并且，与腾讯、国金证券的合作也不是仅为了导流、销售，在生态链上，实现安全性标准，依靠各个渠道为其创造价值，才能促进金融领域的有利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