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意义篇1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家庭；和谐建设；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1―0091―03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是一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家庭从古至今先后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然而关于家庭，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家庭是由于男女出于生理的需要同奴隶组合的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但就现在社会，家庭更具融合特质，更加开放多元，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部分，同时，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分支结构，反映着社会各方面的基本信息，囊括了社会的生活需求、利益关系、阶层结构和社会运行规律，可以说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浓缩和体现。现代家庭和谐牵动着社会的健康与稳定。因此，自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就提出建设“家庭美德”、家庭责任，也包括完善家庭的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同时，党的十也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总体而言，和谐家庭建设，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并促进社会治理能力地提升。
一、社会中的家庭转型
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家庭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因此，家庭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革。但在中国，家庭变革往往主要是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在中国古代，家庭与国家是同构关系，传统的中国家庭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并在国家纵向权力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权控制功能；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维系着国家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和社会稳定，如体现在赋税、兵役等方面；宗亲血缘也是家庭的重要依据，长者地位崇高，且突出父权地位和权威，重男轻女、男耕女织、平均主义等思想构成了传统家庭主义者的核心理念。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随着社会结构重组和社会变革举措的推进，传统家庭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逐渐从传统家庭结构过度到现代社会家庭，其中，很大的作用当属有各时期的运动及婚姻法。比如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实行运动及新婚姻法的实施，引起依靠土地为生的大批人口从传统集体生活中解放出来，出现了新形式下的分家居住和婚姻自主模式，传统的家庭权威在一次次的改革中受到削弱或分化，比如家庭权威削弱的一个体现为孩子的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获得婚姻自主等合法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当中，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确立，如1958年的的成立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高潮，这一时期以集体化和公社化为特色，极大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社会公有形态，包括家庭个人的饮食、住房、工作等都以集体的形式承担，同时，发挥传统的人口控制作用的家庭也在一步步瓦解，最终形成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高度计划的社会管控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总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地确立对我国传统家庭的解体是有明显作用的。
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伴随着市场化经济和城镇化不断深入发展，引起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个体家庭成为趋势；就家庭组织形式上，也日益多样化，出现了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组合家庭等多样化结合形式；就家庭功能上，传统核心功能向消费、教育、赡养等方面转变，更多体现在社会的承担形式，比如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始承担传统家庭的部分教育功能；应运而生的托儿所、养老院等社会组织承担起了家庭的赡养功能等。同时，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也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瓶颈，于是户籍改革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中的个体已经逐步由“家庭人”向“社会人”发生转变，他们的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民主能力等都将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得到发挥或体现。除此以外，现代家庭观念的转变，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出于个人价值观的考虑，乐意成为单身族；由于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乡村贫困地区多出现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空巢家庭以及隔代的亲子沟通与共同成长的问题；也有幼年的心理创伤长大后的犯罪行为及家庭暴力等现象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隐患，亟待m早通过社工等组织机制进行治理。所以，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是日益紧密，关联性更强。因此，对于构建协同式社会治理模式，从家庭自身与外部环境同时着手加强和谐家庭建设是有必要的。
二、和谐家庭建设的内容
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一个动态的协调治理过程。既包括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建设的协调，又包括与家庭边界以外的单元结构的和谐，还包括保障建设比如法律、制度、政策、妇联组织、志愿者等社会支持保障建设。家庭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外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均衡才能够实现家庭和谐；而家庭系统的和谐才能够推动社会和谐。所以，就整体而言，和谐家庭建设必然包含着家庭自身、社会、自然三方融合治理。
首先，家庭与社会是个和谐性相关结构。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过之本在家”。家庭组织是一种经过社会道德和法律认可，以男女婚姻为基础的血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组织。社会作为家庭基本单元经过生产资料私有社会化的演绎形态，从社会形成与对社会冲突的治理中，社会治理与家庭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和大压力下，社会生活中更容易出现个体彼此孤立感，而心灵孤独的精神归属离不开幸福家庭的港湾；家庭能够有效聚集分散的个体，给予家庭成员以情爱的归属。家庭固有着社会属性，它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内容形成，比如家庭个体的自由幸福观念、男女平等关系、责任与宽容品格也都受社会影响，体现着社会各方面的价值；同时，家庭共同体结构内在形成的这些诸多方面的因素又反作用于社会建设。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现代家庭面临的是一个风险度不确定的社会，比如作为谋生的职业已不再是一个恒定状态，家庭成员就业面临着巨大的劳动竞争压力，甚至女性由于兼顾两种生产而遭受就业单位的歧视；再如，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这两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关民生领域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家庭成本迅速增加，很多家庭都因经济重担而处于贫困边缘。总之，家庭的负载过重是与社会保障体系诸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不完善有必然的相关性，所以，社会应该从着手通过健全社会保障等相关的制度措施、组织服务等进一步降低家庭在社会转型面临的不稳定风险。因此，和谐家庭建设是社会和谐建设的一个体现，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
其次，家庭内在和谐是获得幸福能力和生活品质的关键，包括成员关系与人格和谐。就家庭成员关系而言，这就是要把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规定落实到具体的家庭成员互动的关系之中。家庭内部成员关系不像其它社会组织是一种纯粹的契约关系，更多是一种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层次之间的关系。情感交流是当前各家庭面临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内容。爱与责任是融合家庭成员关系的关键。爱与责任的建设能够增强家庭成员的互助精神和担当意识。就家庭成员的人格和谐，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人格塑造易受家庭长久积淀的家庭文化的影响。人格特质的和谐即自我和谐既关系到个人自身的健康发展，又深刻影响到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建设。现代家庭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网络时代的到来，孩子在价值观上与父母的差异比较大，比如在中学时代的亲子沟通环节，父母对孩子批评过多、理解错位、观念之后甚至缺乏沟通，从而形成不良的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处理亲子关系中，父母应该更好地发现优点、学会倾听、主动沟通，也应该善于学习和反思，同时，也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共同参与一些亲子游戏，来增进彼此感情，形成良好的现代家庭文化。家庭通过建构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使孩子成长中养成情爱、平等、民主、自由、责任、宽容、进取及科学精神的健全品质，这是现代家庭文明自主治理模式中重要一环。因此，家庭成员关系与人格的和谐是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最后，家庭与自然和谐是人与自然共存的必要遵循。纵然是家庭成员的社会人，但是前提必然是个自然人，因为自然界的物质资源是生存的基础保障。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离不开自然环境，也不能做自然的主宰，违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因自身享受而过多地向自然索求。自然环境给予人类生存和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我们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物质基础。党的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而家庭作为政策的重要落实载体，具有神圣的责任，也是现代家庭文化构建的重要内容。因此，和谐家庭建设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必须具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意识，以家庭理性消费、环保理念、节约行动建设新型文明家庭新模式。
以上论述可以得知，和谐家庭建设既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又是一个以自我和谐为中心的同心圆治理结构，家庭个体成员与内部和谐、社会和谐、自然和谐结构，是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外拓形态。家庭治理以尊重自我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物质供给、精神文化等方面与社会、自然息息相关。因此，和谐家庭建设对于现代化治理具有深远意义。
三、和谐家庭建设的治理意义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各种结构被打破，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适应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家庭治理对现代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总而言之，和谐家庭建设对规避制度建设周期内的风险和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体现以下方面：
一是和谐家庭建设塑造良好的民主意识。自古以来，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个人自出生到长大具备参与政治的行为人，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塑造，和国家对家庭的控制理念以及家庭的自主治理而形成的特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社会，个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塑造，也最初来自家庭影响。父母在家庭日常管理中长期形成的专断或民主作风，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或政治生活的态度，在进入社会或参与政治生活之后形成的政治冷漠除外。可见，一个家庭在作为物质供给的同时，在平时的管理上，应该更加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体现民主式治理模式，这有利于增强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与民主制度建设的适应性。
二是和谐家庭对社会弊病具有匡扶作用。中国传统家庭，非常看重家教和门风，很多人物之所以成名与一家教养息息相关。所谓古代王朝的天子，凡是在位期间，善于治国理政，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社会富有生机者，大多无不幼时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再到朝野名臣，胸怀忠君报国之志，自幼便受到家庭的严格管教如明朝大儒王阳明。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于个人的塑造作用。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问题突出，道德滑坡等现象屡见不鲜。此时应该认识到家庭在治理社会问题上的重要性，把家庭建设作为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工程。通过家庭建设，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孩子幼年立志、修身勤学、友善处世、责任担当等方面的品质，也在一定年龄传授些治理家务、人生谋划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培育全方位的人格和高尚品质，增强个体的道德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守好做人的常识和底线。从而，通过个体参与社会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环境。
三是和谐家庭建设对落实家庭政策具有积极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浓缩和社会管理的子系统，国家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等最终都会归结到家庭。m然，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打破，家庭在日益社会化的环境里显得脆弱，但是，其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中，事关土地问题、财政税收、婚姻嫁娶、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家庭密切相关，充分表明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家庭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法律制度和评估体系建设，坚持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文明家庭模式，增强在家庭土地、住房、税收、养老、户籍等方面给予一系列可靠保障。总之，和谐家庭建设是现代化道路上必然面临的问题，也是化解或缓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大工程，对推进国家整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总的来看，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治理角色扮演是不可取代的。作为独立的家庭单元需充分发挥现代民主的家庭治理方式，同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也需加强制度供给、妇联建设、志愿者队伍等建设。只有内外共同使力，和谐家庭建设才能够获得有效推动，缓解社会转型过程之痛，为基层社会治理网络构建开拓新的有效治理路径，促进社会整体治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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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意义篇2
关键词：法治解决问题方式；“二选一”；社会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060-05
一、法治解决问题方式及特征
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权利和利益，在交往与互动中，诸多权益之间必定会有碰撞和冲突，这是一个时时处处均存在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对相互冲突的权益进行调整、对由此产生的问题加以解决，这不但必需，而且解决方式也多种多样，法治就是其中一种。法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面对权益互相冲突的双方主张，必须作出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抉断。特别是在立法、司法环节，法治必须抉断，或肯定或否定、或黑或白、或是或非、或侵权或不侵权、或犯罪或不犯罪，等等。这是一种“二选一”的判断与抉择，因此，可简称法治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
先看立法环节的“二选一”及其艰难性。作为法治的首要环节，周旺生指出：“立法是由特定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的活动，其直接目的是要产生和变更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在“产生和变更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判断与选择。例如，是否需要用法来调整；对某种意见立法是肯定还是否定；在程度上是增加还是减少；在范围上是扩大还是缩小；如此等等。立法时对这些正、反双方的判断已属不易，进行抉择更是艰难。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主管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彭真曾指出，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为了社会矛盾的解决而去划一个合理的界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立法中判断与选择的艰难性、痛苦性，美国学者昂格尔也有论述：“在不同的规则解释中，在不同的法律中，在立法的不同程序中所做出每一项选择必然会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立法中的二难选择，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往往以牺牲一方的利益为代价。
再分析司法环节的“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司法直接用来解决纠纷，对于诉求的案件需要确定受理或者不受理；受理后还需要判断义务是否被履行、权利是否被侵犯、合同是否被违反，抉择财产属于某甲还是属于某乙、继承权丧失还是没有丧失等；特别是司法需要最终确定胜诉或者败诉，而不能“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司法的所有这些活动都运用了“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指出：“作为一个原则，法律可以采取黑白分明的方法并用只确认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否定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来对诉讼案中相互对立的请求作出答复。”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也谈到过“二选一”的研究课题：“在困扰着法院的大多数案件中，无论是法规中的规则，还是判例中的规则，它们所包含的可能结果都不止一个。在比较重大的案件中，总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此，法规的一些用语会具有两可的意义，对判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会有对立的理解，法官将不得不在其间作出选择。”
进一步分析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从属性上看，其具有明显的武断性特征。因为法治是一种正方与反方二元对决的零和游戏，讲究的是输赢，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淘汰赛；法治以“铁面”现身，不和稀泥；法治以“高压线”为界，越线违法，甚至犯罪。正是法治的严格“二选一”、“铁面”与“高压线”，保证了国家的和谐有序，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从而获得“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尊重。正如季卫东所指出的：“法律职业的思维方式还有要求黑白分明、是非分明的特征，不含糊，尽量不容许妥协。这种特征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化很重要，有些卫道士的色彩。”正是法治的武断性特征，提供了公平正义的基本标准，使得芸芸众生能够清楚地将其作为行为准则，使得社会生活简便而不复杂。
二
、法治解决问题方式产生的原因
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以抉断或正方或反方、或黑或白、或是或非为代表，看到这点的同时也应看到：法治是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一种，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规范和准则本身并不存在大与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是为了统一协调以及在统一协调基础上社会活动的展开，法治必须进行规则一致化、统一化活动。因为不同的主体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却必须具有共同的规则进行交往。作为一种陌生人之间进行交往的规则，其前提是对相互主体资格的承认和对交往规则的信仰。
其次还应看到：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明显不同于政治解决问题方式。如果说政治解决问题重在“向前看”，那么法治解决问题则重在“向后看”。面对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和将来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于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讲话标题上就可明确看出“向前看”的政治思路。对此，邓小平还有更明确的直接论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对于法治“向后看”的解决问题方式，季卫东有过研究：“首先就是倾向于‘向后看’，着眼于过去的事实，立足于解决过去发生的纠纷。当然，审判者并非完全不考虑一个判决对今后的影响，但他主要不是为了今后的影响而作出对某一案件的判决。”从法治与政治的简单比较可见，法治重在事后解决，而非事前解决；法治主要是反思性控制，而非建构性控制。
之所以产生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原因很多，首先是事物、主体、行为等的本性使然。从哲学上讲，事物、主体、行为等必须具有只有其本身才特有的、稳定的本质属性。正是这种特有的、稳定的本质属性构成了事物、主体、行为等的确定性，使事物成为事物、主体成为主体、行为成为行为，也由此构成了事物之间、主体之间、行为之间的不同。面向事物、主体、行为的法治，首先要回答的是确定事物、主体、行为等的身份本身，并且不得模棱两可地回答既是该事物又不是该事物，既是该主体又不是该主体，既是该行为又不是该行为。本性使然。从静态上看，法治是社会规则；从动态上看，法治属于规则之治，要依规则办事。规则由行为模式与规则后果组成，缺失了后果的规则不是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一行为模式，规则必须明确地告诉规则后果——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不得语焉不详，模糊不清。比如，某甲从某乙处偷来一辆自行车后，以特定价格卖给了某丙。法律必须回答某乙可否从某丙处索回自行车?假如为了促进市场交易，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可以规定某乙不得索回，某乙仅可以向某甲主张权利。假如为了促进公序良俗，打击无权处分行为，法律可以规定某乙有权索回。但不管法律怎样规定，只能选择其一，要么某乙有权索回自行车，要么无权索回自行车，不得含糊。
第三，为了社会生活的清楚、简便、高效。社会生活多种多样，作为行为准则的法治必须清楚明白地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告示作用；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作为使社会生活简便宜行的法治还要进行简要回答，使人们能够成本低、效率高地生活。在法治阳光的普照下，人的外在行为极其简单，只须依法办事即可，而非复杂的，需要既考虑法，还要考虑关系、人情、身份等因素。正是由于法治能给社会生活带来清楚性、简便性等高效率优势，符合人们的稳定性、连续性等心理预期，所以人们才选择法治，甚至将法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沈宗灵的研究成果也指明了这一点：法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高效率的优点，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要求，即有相对独立性的生活。所以，法治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意味高效率。”
第四，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是通过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所形成的。法学教育往往强调：法治首先是一种依规则办事的精神。严格地依规则办事无非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依”，要么是“不依”，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这是防止权力(或权利)越界、滥用、侵权等的关键控制点，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再分析法律实践，其往往重视通过双方的对抗讨论程序，对法的运用流程进行监控。在对抗中，以当事人是否合格为根据进行取舍，以案件关联性为标准决定证据的进入与
退出；在讨论中，必须将自认为有理的正义主张转化为权利与义务的两分法，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法院的最终判决是在针锋相对、控辩对抗基础上作出的。所有这一切均是法律实践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强烈的“二选一”解决问题色彩。
三、法治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
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如同其他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样，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突出的僵硬性与明显的呆板性。
对于源自于“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法治之僵硬性与呆板性，博登海默在《法理学》一书中将其称为“法律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这既是优点，也是法律的弊端之一。应该看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并不是或者全对或者全错，而是部分对、部分错，如果用法律方式加以解决，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法治的不足或缺陷，往往是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社会生活已经时过境迁，而法律制度还在原地踏步；法治所追求的普遍正义有时会成为个别公正的桎梏。
从逻辑上分析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其类似于形式逻辑，“是”为“是”，“是”不得同时为“不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形式逻辑“同一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模棱两可”中间状态则类似于辩证逻辑，在“是”为“是”的同时可以为“不是”，“动”在“动”的同时可以处于“静止”状态。例如飞行中的箭就处于“动”与“静”的辩证状态。换言之，对于飞行中的箭只有用辩证逻辑方可理解，而用形式逻辑则行不通。形式逻辑具有严格、僵硬、呆板等特质，而辩证逻辑则具有灵活、机动、易变等优势。
从社会生活上看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其与现实社会生活有不相称之处：社会生活中虽然存在着截然对立的内容，但也存在着“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既黑又白、既是又非、既侵权又不侵权、既犯罪又不犯罪，等等。其中的关键与要害之处往往在于：“你”怎么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你”在法治上又是如何区分与界定这些现象。这里之所以用带引号的“你”，除了强调之意(是“你”在评价“我”，而不是“我”之“本我”)外，还明确表明这是不同于事物本身的“我”，而是在“我”之外的“你”。社会生活是法律的大背景，是法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如果法律与社会生活出现严重背离，那么最终败下阵来的只能是法律，而不是社会生活。因此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之处必须得以完善。
四、法治解决问题方式的完善——内部补偿与外部补偿
有不足就需要完善，有缺陷就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弥补。对于包括由“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引发的法治不足、弊端或缺陷，郭道晖总结出了法律外部的补偿和内部的补偿两种途径。法律外部的补偿途径包括：(1)法治与民主政治结合，并辅以德治；(2)实行综合治理，多种社会调整手段并用；(3)以政策补偿法律的缺陷。法律内部的补偿包括：(1)立法方略上以灵活具体的弹性，补偿法律的过度概括性与僵硬性；(2)立法制度与立法技术上的完善，以防止人为的疏漏；(3)健全和改革司法制度，使“个别正义”得到保障，以补立法“一般正义”之缺漏。
就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所产生的不足、弊端或缺陷，博登海默提出法院可进行有条件的裁决，即要求原告以某种形式公平地对待被告，并以此作为获得赔偿的前提条件；人们还可以通过将司法制度完全个别化来避免“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僵化性。博登海默还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的调解手段和仲裁手段，认为解决冲突和争议不能只靠司法措施，还要靠调解、仲裁等手段。仲裁是将争议交给普通法院制度以外的人，从而使所作的裁决适用于争议的特定情形；调解是将当事人召到一起并用自愿和解的方式调和争议。一句话，综合运用多种措施。
就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完善，本文着重强调，要重视与法之执行相适应的软法、自治的法、民间法、文化氛围等的力量。以“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为例，以实证观察为视角，到底哪里执行得好?哪里在“吸烟”与“不吸烟”中自觉选择了“不吸烟”的呢?从场所上看，在麦当劳、肯得鸡、高级宾馆等涉外场所执行得好，主要因为有外来的“不吸烟”文化氛围在支撑着法律发挥作用。从人员上看，在领导干部或其他德高望重之人带头不抽烟甚至力主戒烟的群体中执行得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上行下效，日常生活中如不以“上”为圭臬，往往还会受到软法、潜规则等
的惩罚。从经历上看，往往家族中有曾因吸烟而致癌的家族中执行得好，主要因为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不吸烟对自己是有利的。总之，作为公共政策的法治，其面向的是民众，必须考虑到民众这一受体。对于作为政策的法治，权益相关人(法治之受体)也是有应对之策(对策)的，因此，如果针对政策的对策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这部法律的执行就要大打折扣，形成法治秩序的目的就难以达到。换个角度，如果法治对应对之策没有充分考虑、没有预案、没有准备，那么，这样的法治必定其不足之处愈显突出，社会上对其不满得以加重。这就要求法律必须超出自身，来到社会，在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中显示其独到的魅力与价值。治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善治
如果说通过内部补偿与外部补偿完善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其更多是就法治谈法治因而仅局限于自身的话，那么，超出法治谈法治、跳出法治看待法治的“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则是将法治置身于社会之中，从社会之总体看待法治之部分，这样意义与价值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的意义——供给良法。如果通过总体看待部分，透过宏观分析微观，那么，置身于社会之中的法治必定是“优良之法治(良法)”。法治要不断地完善自身，弥补不足，力求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尽力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制度需要，这才是当前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当务之急和着力重点。
第二，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的意义——形成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重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还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并确认其重点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第五条)”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必然要融入“法治”要素，要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进行社会管理。因为社会管理是在法律的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社会管理，这是法治的基本功能；而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管理也因此具有了合法性、权威性、公信力等，这是社会管理必须具备的要件。
以法治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不由此而否认社会中道德、纪律、风俗、习惯，甚至宗教等的作用。恰恰相反，要在法治基础上自觉地借助于道德之力、纪律之力、风俗之力、习惯之力，由此形成综合之力，以促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有序。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内含有“社会最后一道防线”之意，但却并不由此而否认私力救济、双方自行和解、有第三人参与的调解、到专门机构进行的仲裁、行政复议等前沿性阵地的作用。恰恰相反，正是有了这些前沿性阵地，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才会更加牢固，社会管理的纵深才令人放心。
具体到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的意义，首先应当明确法治的定位，法治在用来保护权利的同时，也担当着“惩治邪恶”的重要职能。也因此，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必须超出自己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比如说，采用“二选一”的法治解决问题方式必须要有助于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更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更有力地促进社会公平、更坚定地维护社会稳定。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部分。
第三，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创新(或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促进善治。
融入“法治”要素的社会管理，不但是“戴着镣铐跳舞”、“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要进行社会管理的重构与创新，形成良法善治。从信息角度看，良法善治强调的是双向信息的交流与选择，而非单向的信息不对称甚至信息强制。从主体角度看，良法善治强调的是主体众多的“社会管理”而非主体单一的“政府管理”，前者实行的是社会本位，而后者则实行政府本位。从关系角度分析，良法善治强调的是多方互动、合作共赢，而非中心突出，边缘模糊，甚至对弱势群体的权益视而不见，以至抹杀。
具体到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首先要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范围与边界，处理好创新与守规(遵守规则)之间的关系。虽然创新是民族发展的永恒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必然要走下坡路的，但是遵守规则，依规则办事则是创新的民族所必须坚持的，应当认真对待现有的规则，依照规则创新社会管理。如果现有规则有待完善，则要及时启动规则修正程序，而非视规则仅仅为办事的参考，可有可无，甚至认为规则是
新的垫脚石。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成果获得广泛认同时，必须通过规则得以法治化。
从某个角度看，法治“二选一”解决问题方式的不足及其完善正好契合了社会管理“需要”创新的需要，有助于由国家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向社会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提升。过去中国盛行的是政府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这种方式，具有速度快、效率高、刚性强的优势，但也存在着基础薄弱、容易侵犯私权利、扩大公权力的内在缺陷。相比之下，由社会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强调社会的力量，突出社会的地位，尊重社会主体的创造性，虽然可能短时间内速度慢，但推进得扎实，通常不走回头路。之所以倡导由社会主导的解决问题方式，是因为其重视协商民主，强调对话讨论，提倡权益表达与官方回应的有效互动，而非简单生硬的“二选一”、僵化呆板的“刚性”。即使存在必须的“二选一”或“刚性”，其也应是极其罕见而稀有的；即使一旦出现，其前置程序也应是极其漫长而复杂的。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社会的直接冲突，增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有助于在协商对话的和谐氛围中解决问题，最终形成良法善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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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意义篇3
[关键词]农民政治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意义
一、乡村社会治理的内涵
（一）治理
国外学者罗西瑙（R.n.Rosenau）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治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这一点是与统治不同的。随着现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治理”这一概念与传统的“政府控制”和“统治”在内涵、理念、主旨等方面都相去甚远，现代治理是指各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合作与协商等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共同目标的活动。它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和治理主体；治理结构的网络化，国际组织、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相互依赖，共同解决公共事务；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强制”、“命令”等方式逐渐淡出，协商、合作等民主化方式成为主角。
（二）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是时代之前线。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乡村，乡村治理是实现我国“善治”目标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由“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转变，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的特征有：
1.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心骨，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步步高升，农民精神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国家一直以来都将城市作为我国发展的重点领域，再加上城乡“二元分治”对乡村的隔离与倾斜，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实现我国整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就必然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任务。
2.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治理不是过去的“统治”或“管理”，其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制度性的治理主体，也包括非制度性的治理主体，其中制度性的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代表会等。非制度化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乡村“能人”、农民个人以及组织、宗族等。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过去仅仅依靠政府单一治理主体发展乡村经济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多中心治理模式是当今以及今后乡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在农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协同共治”是其主要路径，其中农民是这一路径的中坚力量，因此，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3.乡村治理的过程也是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乡村治理强调治理的整体性、多元性、平等性、协商性、互动性等，它同过去统治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强调政府与农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农民在这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治理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实现农民全面自由的发展，满足农民需求，解决农民的困难。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不断加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让政府真正知民意、体民情，让农民对政府的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力，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人翁作用，带动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民主化的进程。
二、农民政治参与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意义
解决民生问题是乡村社会治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只有农民懂得乡村最需要完善、发展的地方，农民是改善乡村治理、创新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因素。
（一）农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前提
乡村治理和复兴的基本力量是农民，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只能裹足不前。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是激发其政治参与动机和行为的重要前提。农民对自身应当拥有的权利与责任以及行使这一权利、履行这一义务的积极性与愿望是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首要条件。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开始介入国家政治”农民政治参与愿望不强烈、水平不高会制约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乡村治理的完善。现阶段，我国农民参政议政的方式不断创新、渠道不断扩大，不仅有村民自治这一基本的参政方式，还创新了村民议事会、村务公开等多方面的民主制度。只有参与乡村治理的思想跟上了，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才不会落伍，才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建言献策从而影响政府决策，使得乡村治理以农民为出发点，治理程序、方式方法将更加完趋于善。
（二）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关键
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较改革开放前是有目共睹的，其政治参与行为对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完善的乡村治理的主要表现。政治参与按照是否依照法律法规来进行可以划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形式。凡在正式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参与活动可称为制度性参与，超出现有制度框架的政治参与活动则称为非制度性参与。农民能否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是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完善与否的关键。若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反映自己的需求，与政府、非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达成某种共识，共同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言献策，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自愿为之奋斗的事业，那么乡村治理也会呈现出一片和谐共荣的景象。然而，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我国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要让农民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有序的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农民个人等共同长期不断的努力。
（三）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是乡村治理民主化的标志
“民主，决定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现代民主政治要发展就必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相应的，乡村治理要达到民主化的目标，基础是农民政治参与深度和广度的深入和扩大。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会对乡镇政府、村党支部以及村委会干部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促使他们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少一些、损公肥私、违法乱纪的行为，激励其行为不断民主化和透明化，真正实现为了整个农村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而努力的目标。同时，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其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进而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为政府部门制定正确的决策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使公共决策更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制定，以能解决农民问题为落脚点和立足点。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乡村治理民主化的过程。
三、有力发挥农民对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对策
（一）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引发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为完善乡村治理奠定基础。农民的跟随与认同，是能否实现乡村治理目标及其治理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努力创建符合农民需求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不断对乡村进行文化扶贫和文化建设，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文化素质，是引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文化前提。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不是一方面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学校等的相互协调与配合。首先，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要重视对乡村教育的投资，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平等，调动优质教师到乡村来，努力发展乡村教育事业。其次，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乡村精英是指乡村村干部（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以及村里有威望的人（党员、退休老干部等），这部分人对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对政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通过他们带动农民参与村务，增加农民参与的效率与频率，从而对农民产生潜移默化的政治影响，引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
社会治理的意义篇4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一、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深入开展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人民检察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检察院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强化司法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加强人民检察院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的必然要求。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对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明确了五个理念的内涵
通过学习，使我明确了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最高检提出的“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保证广大干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每一名检察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检察官，必须时刻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
通过学习罗干等同志的讲话和郭检在动员会上的讲话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使我明确了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掌握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树立了清廉从政的意识、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执法为民的意识、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责任意识，并以我院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荣辱观”教育活动等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行，看自己的观念意识是否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上的行为、做法是否违背了公正、规范、文明执法的要求。
社会治理的意义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特色法治理念依法治国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上，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式发生的深刻变化，立足国情，审时度势，及时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时代呼唤和人民意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下中国的时代主题昭示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发展史。循着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折、由快速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调整、由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的拓展，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宽，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对法治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是法治建设的立足点和生长点，而法治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调整器和助推器。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科学发展首先是规范发展，社会建设应该是和谐建设，都需要法治作为常规手段，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公开的法律秩序。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利益格局、人际关系，都需要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依托法治的保驾护航，只有为各类经济主体设定平等的权利义务，我国的市场才能高效有序地运行，只有为科学发展确定行为规则，我国的经济才能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只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以人为本的保障，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依法治国的法制社会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全新概念，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治国规律的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治建设的具体指导纲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是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人法治建设思想的纲领性文献。研读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内涵，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就是对国家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法治结合起来，就像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一样，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同志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指明了方向，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同志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揭示了这一方略的科学内涵，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同志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在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依法治国方略。
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回答了人民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应该依照什么治国理政，是想哪种治国方略的问题；回答了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行驶人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化解社会矛盾，管理社会事务、发展社会事务、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回答了政治权威、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与经济、社会、文化领导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如何执掌政权、治理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总结。
在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大进步意义就在于：使国家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之路，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国家的人民民主建立在法治的坚实基础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置于法治的轨道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起可靠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正确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治之路，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特色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执政方式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90周年，在全国执政亦达62年。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已执政不等于会执政，更不等于能长期执政。如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完成。党中央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论断。
依法执政就是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国家政权实行政治领导，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各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呼应，表明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生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科学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实践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人类文明的一般法治原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将现代法治精神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厘清了其他法治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世界法治文明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法治理念的新模式。这不仅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法治文明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中国化的有机统一。
（一）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化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旗帜，代表着法治理念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实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手段到目的、从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路径变化。根据这些理念创新成果，不难看出，我国的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法治理念主张“服务大局”，提示了法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法治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消除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法治理念强调“公平正义”，一方面是从体制和机制上根除产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弊端，“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通过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再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凸显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治理念关注“执法为民”，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民性。其实，人民民主的要求贯穿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每个要素中。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本来就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最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明我国法治建设的政治信仰和发展方向。从党的十七报告和新看，我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近期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法治国家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法治宣言。现代化实际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自主性、包容性、先进性、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我国法治理论的现代化，实际是向现代法治国家追赶或超越的历史进程。
法治理念的现代化首先是面向历史传统的自我超越，是一个扬弃与变革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但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尊重人权、公平正义一直没能成为社会公共准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就实现了历史跨越，是法治文明的进步和法治建设的提速。其次，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当今世界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向现代法治国家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我国虽然是法治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但是可以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效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一个比较和选择原过程。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有所不同，但是，基于人类的需求和理性，一些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充分交流、沟通，契合现代潮流，接纳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为我所用。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吸纳各国法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果、借鉴、甄别各种法治理念，把其核心价值与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体会有机结合和，提出了具有鲜明现代化色彩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后，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人类社会一直并将继续向高级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不会一成不变，将于时展同进步。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折射人类最新法治文明的光辉，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丰富和完善法治理念的内涵。
（三）法治国家的中国化
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后，曾经出现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朝。这种理论认为，法治的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欧美化，主张全面移植外国的法治理念、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昭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共融互动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论。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国情就是环境。一国的法治建设只能植根于本土资源，适应本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命运和走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其次，国情赋予使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能适应中国需要，服务中国建设。在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法治建设应该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再次，国情决定路径。中国的法治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延伸和展开。国情生成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中也有体现。如“执法为民”，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的文化传承：“服务大局”则观照出我国传统文化“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思想。
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体系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是广大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改革和完善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党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加强党的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广大政法干警的思想和行动。加强为司法活动的支持和监督，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更好地把党的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和完善党依法执政的工作制度，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战略思想和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事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党中央立意高远，深刻把握我国法治建设的规律，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科学地诠释了法治与执政、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正义、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党的关系，体现了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价值和功利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政治原则，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五项内容相辅相成，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彼此对立。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理念必然倡导依法治国，法治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关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同志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描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建要求”时，明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成效。”并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依法治国，首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即所谓的形式法治，使法律成为国家和个人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形成尊重法律、信任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十七大报告三次提到“权威”，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建立“权威的司法制度”，主张“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其次，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正义价值，即所谓的实质法治（良法之治），法律的内容是要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防止国家权力滥用，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同时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充分体现了法治的要求。最后，依法治国主张建立公开、公正的程序规范国家权力，即程序法治（看得见的公正）。“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法治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命运、利益与价值的关注。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执法为民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首先，执法为民表明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人民是国家机关服务对象，不是管制对象。因此，国家机关要端正执法态度，改进执法作风，“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绝对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其次，执法为民说明我国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执法为民的关系就是维护国家意志和维拉人民意志。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我们国家，国家意志实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是统一的。执法必须为民也只能为民。再次，执法为民突出“为民”的原则。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对人民国家主人、公务员是社会公仆，执法为民是必然的结论。最后。执法为民重点在“执法”，核心是“为民”，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符合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2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社会治理的意义篇6
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是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和目标。这些思想和主张源远流长，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属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实现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和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在我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确立了正确政治方向，开辟了广阔发展前景。
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人们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期待和要求，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表现不完全相同。促进和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出发。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总体上讲，需要从两个基本方面推进：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培养。制度和观念，在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不可或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培养，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正确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政治观念，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好的制度；即使有了好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如果没有正确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政治观念，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行。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论述中首次将公民意识和民主政治观念的培养置于显著位置，意义非同寻常。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应当加强民主政治方面的公民意识教育，从法制、道德、核心价值体系三个环节入手，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一是加强公民的法制教育。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公民的法制教育，核心是培养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在法制轨道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具体包括：第一，确定权利主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二，规定权利种类和内容，国家保护合法的权利；第三，规定权利行使的方式和途径，提供权利的保障、救济和保护；第四，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确定权利的边界，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在法制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
社会治理的意义篇7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关键，是行政立法与执法的重要思想指导基础，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改进依法行政工作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基本要求，也是依法行政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主要阐述了依法行政的含义与内容，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与特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依法行政工作之间的联系，以及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改善依法行政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依法行政工作
依法行政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为促进依法行政工作改进，就必须对依法行政的含义与内容、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充分的认识与了解，并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有效的建议，才能够提高依法行政工作的质量。
一、依法行政的含义与内容
（一）依法行政的含义依法行政的具体含义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及各级行政人员在行驶职责权利时，在管理各种公共事务时，必须要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和要求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以正确合理的方式来依法行使权力。其主要宗旨是各级行政机关必须要依照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的权力范围来履行岗位职责，开展行政工作，且在正常情况下，在工作过程中既不能放弃法定职责，放弃岗位，也不能越权管理。
（二）依法行政的内容根据依法行政的具体含义，其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行政机关利用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时，必须要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在保证自身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保证个体公民、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也依法行驶应有的权力和义务，并对不正当行驶权力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二，行政机关在进行管理工作时，必须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依法进行，依法行驶职权，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执行对公共事务的合理管理。在依法行政实践工作中，对行驶权力行为进行规范，对行政管理进行统一，对依法行政理念和效果进行强化，从而有效提高依法行政工作的效率，实现执法为民的发展目标。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与特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价值等一系列内在要求的体现与综合。在社会主义法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依法治国、勤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全局和服从党领导，这几项内容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它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宗旨，对依法行政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适用于司法、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适用于个体公民、社会团体法律意识的形成以及国家权力的运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要具有先进性、科学性特点。先进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能够真正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要，充分体现并促进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内容的有机统一。从精神观念层面来看，科学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本质的一种高度概括。它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理论基础和支撑，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法治国家建设的具体要求，并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般性规律，通过科学合理的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保证了自身存在与应用的科学性。
三、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是我国当前建设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加强落实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加快法治行政机关建设，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与法治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其中负责实施大部分法律法规的行政机关，必须要履行好自身职责，发挥正向带头作用，严于律己、严格执法、用法和守法，以及维护法律和普及法律知识，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与管理，防止依法行政工作中职权滥用或形同虚设现象的发生，防止某些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侵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帮助社会群众学会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依法享有与正常行驶基本权力。
（二）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各项工作开展与进行的重要指导思想。这反映出只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得到全面的贯彻与落实，才能够实现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效推动社会经济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等各项重要工作目标。在国家领导主持集体学习中就明确强调，依法行政工作的推进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要求。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依法行政工作之间的联系
（一）依法行政工作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种直接体现现阶段，国家与各级行政机关所开展的每一项依法行政工作无一不渗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当代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民主的指导思想，通过依法行政工作开展的不断深入，其对党积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了充分的体现。同时，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以及确保法治建设方向的正确等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想切实发挥指导性作用和各项职能，就必须要依赖于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的依法行政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得到切实贯彻与应用的重要保障和基础要求。总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有借助依法行政工作才能够直接充分的体现出来。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依法行政工作的思想指导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国家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以及依法行政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特别是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开会、出台政策等一系列工作不断加强法律在社会中的执行效果，并加大对行政机关工作的监督力度，要求政府工作信息透明化，从而让社会群体对行政机关的依法工作执行情况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起到一个良好的监督作用。党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正常进行的重要任务。党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贯彻与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针政策，加快法治国家建设、加快依法行政步伐。党十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进程。
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改善依法行政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2004年我国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为贯彻好这一指导方针，引导行政人员与公民树立法治观念，就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通过在社会、政府、学校、企业等组织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增强社会整体公民及行政人员的法治观念，让公民意识到法律是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一个重要武器，从而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同时，行政领导干部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对法律进行不断学习，落实与完善法律培训体系，开展法治讲座，不断提高依法决策能力。当众多公民的法治思想观念得到了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才可能在全民中得到大范围的推广与宣传，才能够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传统封建主义人治文化根深蒂固在人们的思想当中，导致民众普遍缺乏民主法治理念，另外我国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与问题。针对这一现象，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大规模的普法教育。其中山西省进行的“六五”普法教育就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这给今天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开展、进行与普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支持，并让教育者们意识到法治理念的推广需要明确目标与对象、掌握推广工作重点内容，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来进行。
（二）加强行政立法建设与管理，完善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实现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是切实做好依法行政工作的必要条件。为加强行政立法的建设与管理，完善法律体系，可以将某些法律试运行，通过总结经验进而对该法律进行修正与补充，实现逐步规范与完善，提高法律的适用性和实用性，以确保制定的法律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也可以通过加强行政立法调研工作，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及时制定与实际相符的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完成。立法建设需要遵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原则，摒弃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滞后观念，处理好政府机关与市场及人民之间的关系，解决好群众的困难，适应社会改革发展新形势，积极创新法律制度与立法管理方法。
（三）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加强各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要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等都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困难，而社会主义法治在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行政机关各级领导在行政工作中能否处理好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能否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决策非常关键。领导干部应摒弃传统封建思想，学会以法治方式开展行政工作，深化行政工作，学会用法治理念处理行政事务，提高自身对法治理念的认识与觉悟，重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推动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法治化。其次，加强执法工作者队伍建设。执法工作者在实际运用中应严格遵守法律，提高法律执行效率和依法行政能力，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树立法律权威和权责统一观念，切实发挥法律的约束与指导作用，保证法律在行政工作中的有效应用。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及法律知识的日益普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当今社会人民群众中的意识会变得越来越高，而国家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依法行政工作也将会给予更高层次的关注与重视。总之，依法行政工作的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普及、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国家、政府、人民三者的共同努力与相互协调，需要不断加强各机构执行力度与各项方针策略的贯彻与落实。
参考文献：
[1]包成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先导推动司法行政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司法．2007（2）．
社会治理的意义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治建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3001004
一、引言
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法治建设二者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细心总结就会发现，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完全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独立性；二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应该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即我国当前的法治应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三是认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地位不同，某种意义上前者处于支配地位。
第一种看法属于“泛意识形态”，比较极端，这种看法现在支持的人不多，影响很小。第二种看法对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主要源于西方理论。它认为当前我国的法治已经形成了有其自身独特内在逻辑进路的独立系统。实际上，世界上是不存在这样“超然”的法治的。第三种看法是前两种看法的折中，看似辩证，实际上仍是对第二种看法的妥协。其承认二者联系的意旨并非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认识的根据，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现世的政治需要，其根本落脚点仍是法治的“独立”。
下面，笔者将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三方面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以期客观地揭示二者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
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让马克・夸克认为，一般来说，合法性就是指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关系的评价，其实质上是政治权力掌控者和其遵循者试图证明自己行使权力正当性的过程，同时也是被统治者对统治权力的初步认可[1]。前述观点以统治者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为出发点，阐明了政治权力能够被遵从的条件。由此可知，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并非是同一概念。假如我们将合法性与合法律性混为一谈而不加区别，最终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从而不能正确揭示“合法性”的含义。关于合法性，哈贝马斯也采用了相似的论证方法，他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前提，然后通过阐述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进而揭示了商谈民主理论的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实际上就具备了合法性。从哈贝马斯的论证可以看出，合法性是源自于某种“价值共识”。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建设及其发展客观上需要前述合法性的依据。可是，法治发展或法治建设的合法性就不能简单地凭借自身来证明，而是需依靠更为复杂的理论与逻辑。从人类的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经验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演变的发展过程来看，为统治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的思想理论体系主要还是依靠当时社会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2]。同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当时的资本主义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说，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也曾对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统治中的地位作过精彩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某个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实际上是当时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中的反映。所以，法治作为统治权的重要构成因素，它的合法性也主要是由当时特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当前我国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因而，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这一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反映，是符合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因此，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正当性就是源自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基本执政理念的科学性把握。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的合法性源于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暗合。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
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
在我国，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选择。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并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只有在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圆满实现。
同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也有充分的正当性。通过对当今世界各个法治国家的考察可以发现，凡推行法治的国家，要么实行的是，要么就是多党轮替执政。不管是实行一党制或是实行多党制，任何一个执政党总试图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普遍化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然后依靠作为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工具加以确认、鼓励或维护。然而，西方很多学者却常常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故意丑化和扭曲，这是由资本主义主义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它们的法治建设也是通过其执政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可以超越政党政治、超越阶级的独立的法治，现代法治所声称的司法独立和不受政治干预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即使在美国，其言必标榜法治，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而是政治化了的法官之治。政治化了的法官之治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纵。不管美国怎么标榜自己的民主，其目的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是客观的、正当的，同时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然与必由之举，那些试图打算消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主张法治独立抑或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处于相同地位的浅薄认识必定是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虽具备领导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对党是怎样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的关注和思考[3]。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应汲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努力建立一种能够符合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适当关系的政治法律构架。确实，法治文明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到了近代，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生产的膨胀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进而使法治的发展进一步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另外，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建构设计，更催生了法治的极端神圣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西方列强不仅在全世界范围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也在极力地推销已被他们神圣化了的法治这种制度产品[4]。即使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坚信并妄加夸大其法治的巨大作用，这一点从他们所极力鼓吹的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就可以看出来。而且，现在在西方国家，依然还有多数学者坚持认为法治的推行应该是超脱于党派政治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法治应该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所以，这些学者便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心存疑义。然而，对于法治国家建构的问题，我们不应将“党的领导”和“党怎样领导”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众所周知，由于我国推行法治的时间很短，因而不管是在理论探索方面或是在实践经验方面，仍存有明显不足甚或谬误之处；而且，在党的领导方式的处理上也没有现成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理论或经验。所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所有这些失误最终都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和纠正。
当然，我们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时，我们也并没有忽视法治发展自身所内含的规律性。在人类法治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创设了某种制度文明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这种制度终将走向专业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5]。纵使如此，我们党也不可能扮演和充当“全能全智全善”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然而，这种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这种领导绝不意味着我们党要直接介入和干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每一个具体实施过程。相反，后者事实上应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职业人才去操作。当然，这些专门法律人才当中可能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但这些人并不主要是以党员的身份而从事工作的。总而言之，一方面，我们党要领导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不能事必躬亲。在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是题中主要之义。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考察，党的思想体系最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我党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6]。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理应从自身角度给予响应，因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能完全脱离我国当前的国情。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
一般来说，从法治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和法治实践的技术形式来看，其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这和一个社会的形态没有多大关系。然而，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角回归到形成其价值目标的理论及其根源时，这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法治场景。众所周知，法治的发展并不是其自身逻辑的自发延展，而是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紧密关联。法治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并服务于后者；因此，法治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同时法治对于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依附属“元理论”层次的架构。可是，当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世界时，他们却发现，作为一定社会存在的物质生产条件并没有直接地塑造法治。西方国家的经验常常给我们展示的是法治的自发性演化路径，而且往往是与社会情势发展相契合，并为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充分发挥了制度导向作用。而通过对现实生活场景及其“元理论”的细致考察，呈现给我们的却似乎是“悖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产生疑问，是否会存在某种媒介？如果存在，这种媒介在法治与社会存在之间是否会真正发挥有效的沟通呢？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结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经验可以发现，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西方各国在各自法治建设的历程中各有特色[7]。纵使在同一法系，各个国家的法治实践也有很大差异。比如英国和美国都属于英美法系，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而美国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成文宪法基础之上。再比如法国和德国都属于大陆法系，二者在民事法治领域，特别是在民法典追求上相异的旨趣，最终成就了二者法治发展的传奇，为世界各国法治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除了以上事实，在政界和学界还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西方各个国家的法治实际上都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于这一点，也常常遭受诟病，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似乎早已摆在了历史的陈列架上，话语逆转的背后实际上是以酣畅淋漓的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发展的。很长时期，在无争论之话语场景中，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在全球获得迅速传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光世界经济分工结构正在重构，同时伴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也大行其道。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法治话语的影响和冲击下，我国的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无不是以西方作为范本。西方法治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我们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严重脱节。与西方强势意识形态的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却处于相对弱势的话语地位。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加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法治建设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客观规律。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源自我党对长期社会主义实践的冷静思考而形成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法治建设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自主品质的塑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客观上正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变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理想图景已初步呈现在我们眼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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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意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政治文明建设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包括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根据历史文献，马克思没有明确对政治伦理的概念进行表述，也没有撰写过专门的政治伦理学著作，但其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马克思政治伦理遗产因其历史视野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在当代中国仍然“在场”，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背景下，探讨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是从以下三个维度对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进行科学认识。其基本价值理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容，其哲学含义是改变旧社会、旧关系，建立新社会、新关系；其主要内容还包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政治主体而言，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异化现象。就政治目标而言，马克思有关人类解放的观点，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中所得出的结论；最后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逻辑的起点，通过把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解放关联起来，从而探究到一种科学的依据和理论方法。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审读
显性与隐性并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伦理的概念，但其政治思想中却真实蕴含了丰富的政治伦理灵魂，即政治表述是其显性表现，而伦理追求则是其隐性存在。
首先，整个马克思政治思想与实践的一个主题是对政治现实的关注。长期以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政治论述被误认为“伦理的缺失”。马克思认为政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代替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是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可见，马克思政治思想中伦理关怀显性存在。
其次，马克思政治思想蕴涵丰富的政治伦理关怀及伦理价值追求，而这些内容都表现在显性表述的背后。这种政治伦理关怀及伦理价值追求作为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价值支撑，是一种真实的隐性存在。马克思政治思想显性存在与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隐性并存，主要是由当初的社会所处的客观环境、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思想功能所决定。
应然与必然。首先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应然分析。应该的样子是“应然”概念表述，它是表明事物理想状态的词汇，它与“实然”相对，实际的样子是“实然”的概念表述。从马克思政治伦理意义来说，应然是指衍生物，它表现为对理想政治状态的期盼，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政治体制进行批判的基础。政治伦理的应然分析贯穿于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始终。实践证明，马克思政治伦理所关怀的人类解放是可以由实然到应然的。
其次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必然论证。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自然和社会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是“必然”在哲学上的解释，从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思想上看，必然是指马克思设计的政治伦理目标，它是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定结果。有关伦理、道德为政治服务等内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无可否认的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律性。
局限与超越。首先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已发生很多变化，包括阶级构成、整体素质、生活水平及思想意识与政治行为，使得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伦理关怀的内容和具体方式与现代情形不完全适合。第二，马克思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的价值判断，体现了其局限性。第三，针对政治制度的正义追求，马克思以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制度目标，并论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非正义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现代，与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生发的时代相去甚远，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进行“修修补补”。面对这种变化，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个别结论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与世事的变化，是马克思所不能预测的，这反映出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其次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超越性和时代超越性。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这一根本性规定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非道德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正义性分析是真实的。鉴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非道德性，马克思设想了替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新型政治制度，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此外，马克思超越政治制度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是永恒的、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类克服了自然的盲目性与社会支配性的“自由王国”，是人类值得追求的社会。这都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超越性的表现。
超越时代的永恒性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突出表现，它不是单纯从伦理道德角度得出的应然结论，而是在遵照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必然结论。这种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社会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明确，它充分反映出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时代超越性，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实际价值。
现代启示
理论意义。对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价值追求与伦理意义的发掘，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气质与伦理关怀进行彰显，并提供一种新的认识维度与思维视角。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属于交叉学科，与诸多学科紧密相联，并直接关涉多学科的内容，对诸多学科的研究有启发意义。我国政治伦理课题的研究探讨需要借助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由于我国政治伦理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诸如范畴体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还需要深入探索。因此，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不但是政治伦理研究创新发展的理论源泉，也是我国政治伦理研究指导思想的源泉。
实践价值。首先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指导。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思想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渊源。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但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理论运思与实践诉求。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思想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实践指导。马克思对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不仅包括关怀的具体内容，也包括关怀的实践指导。马克思明确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种“以人为本”之“人”的超越性是要通过具体措施使之变成现实。受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我国还不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社会发展机会与利益保障机制，因此，首先要保证机会均等，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但必须认识到，由于个体的差异，机会均等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当前，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另一方面还需要社会通过制度进行统筹安排，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与利益在社会中平等地得以实现。
其次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价值导向与内容依据。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基本的政治关系之一，涵盖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等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国家一经产生，就凭借强大的国家政权主导、支配社会，同时造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与掣肘。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是要从根本上废除国家，实现社会解放、人类解放。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国家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国家权威的“二次分配”，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国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体措施有：一是加强官德建设，强化各级党政干部公共权力价值观的培育；二是建立有限政府；三是培育公民社会。
最后是建设正义政治制度的理念指导与实践参照。对制度的正义追求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侧重的是制度伦理、制度正义等问题。马克思认为，正义制度由正义政治制度和正义社会制度组成。正义政治制度是政治存续期间的制度，而正义社会制度是指国家消亡后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其中，共产主义制度是对正义政治制度的扬弃与超越，是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的解放”与“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准，即政治制度必须有利于人的解放与生产力的发展才具有正义性。基于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较之封建专制制度正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较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正义。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仍然是政治社会的正义制度，不能保证全人类的利益。因此，必须发展到阶级与政治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正义。
社会治理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