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分类篇1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体察”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田茂军.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的文化反思――以湘西民俗旅游为例[J].江西社会
科学，2004（9）.
[2]麻三山.对民族文化村旅游开发的思考[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4）.
[3]朱祥贵.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自治权立法保护的完善[J].社会科学家，
2010（11）.
[4]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5]（英）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
[6]胡守勇.文化建设：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J].云南社会科学，2009（1）.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2
关键词:法人类学 现代法治 法学
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从近代以来开始,但由于历史原因,现代法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这给我们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所幸的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讨论,在现代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1997年终于将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确定下来,从而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现代法治是从西方国家借用来的,现代法治理论在我国的传统里不是没有,但的确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无视这些问题是不明智的,也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恶果。我们事先注意这些问题,会将这种恶果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现代法人类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能让我们将现代法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现代法治理论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法治工作,使我们在法治国的途中走得更为平稳。
一 法人类学
法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历史并不长久,它是人类学与法学的结合。法人类学,就是法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各自的学科的边缘上“互渗”、培植而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法律—一如宗教仪式、政治、婚姻——构成了一个可能发现人们根据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习惯而行为的领域。而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许多法律上的制定、修改和程序上的主要渊源及其普遍适用,都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概念和关系中找到的。正是由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推动了人类学家对法律的关注,同样也推动了法学家对人类学材料与方法的重视,进而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人类学。有人认为法人类学也可以称为由历史学派衍生而来的,它强调比较研究,一般认为由梅因开创,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出了法律进化论,指出所有法律制度的成长模式具有一致性,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倾向于经历同样的阶段,他认为一些社会达到法典化阶段之后,就不再向前发展,梅因称这样的社会为静态社会,而动态社会却有能力使他们的法律适应新的环境,梅因称这种能力机制是三种机制的结合,即:拟制、衡平和立法。此后,随着对原始民族调查研究的数量和广度的提高,以及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法人类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英国法律家戴蒙德总结出了法律人类学的双重任务:“对法律起源的研究必然在法律的开端中寻找证据,这证据既是我们在历史中了解到的,也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①从此,法人类学就从历史与现实两者中寻找到了合法性。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也即通常的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法人类学并不研究体质人类学的问题。法律人类学在英文中一般为legalanthropology与theanthropologyoflaw,也有称anthropologicalJurisprudence(人类学的法学)与theanthropologicalstudyoflaw(法律的人类学研究),theethnographyoflaw(法律民族志学)等的。人们对法人类学有各种认识,有的认为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法律,有的认为是研究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的法律,②日本学者千叶正士(Chiba)将法人类学简单地定义为:“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学等立场对法的研究”③。这些认识都是较为原始的看法,也是法人类学最初作为学科得到承认时的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在法人类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出现以前的法人类学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发现人们已将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推向了一个广泛的领域。④可以说,这门学科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将我们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区域,从而使法律多元主义的普遍事实成为理解法律行为社会中法律运作的主要因素或视角。现代法人类学可以说是一个与法实证主义法学对立的法社会学的一个别称,它的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领域之外,还涉及各种部门法的来源与变迁和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等。
从法律人类学角度来看,法律的背景是社会整体文化,必须通过对社会文化脉络的掌握来解释法律现象。社会组织、宗教巫术、习俗等与法律存在着密切的功能依赖,研究这些社会结构因素与法律的功能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律的本质。而就部门法来说,财产占有、继承、乱伦、通奸、谋杀、渎神及审判方式是法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法律人类学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揭示其文化形态和特征。这些问题许多也是现代民法、婚姻法、刑法与程序法的起源。而原始社会的纠纷解决的人员组成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现代组织法与行政法的初步结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法人类学正在大踏步地发展,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向传统法学的各个分支延伸。但我们在此不得不作些说明。法人类学是奠基于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现代人类学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从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追求整体性与普适性为目的的,它以克罗伯等为代表,这一派曾经研究过160多个有关“文化”的定义,他们认为文化是一整套的行为体系,其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他们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另一派则以浪漫运动为代表,他们认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文化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世上绝没有普遍的抽象的文化,这一派的代表是维柯、福柯等。在法学方面,这两种观点分别为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派所主张,可以形象地称他们为主张几何学与数学这样两个派别,也就是主张理性主义建构论与进化论的两派。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3
论文关键词法律全球化冲突解决措施
一、关于“法律全球化”概念及流派
“全球化”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正在无止尽地进行，学者不断从不同的视角进行阐述，如何解读“法律全球化”就成为学界中的一个重大难题。而在我国，学界对“法律全球化”的定义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法律全球化”即是“法治全球化”，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世界各地正通过法律手段代替以往的行为结构和人脉关系来调整社会关系，推崇法治，使得法律乃至法律职业群体（如法官及律师）及法律活动在社会生活的地位和效用彰显得愈来愈突出。这类观点旨在强调法律内涵中的“平等性”，不会因国别或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学界赞成这类观点的人们较少，反对声音较多。
第二类观点极力反对将“法律全球化”过于教条地与“法治全球化”划等号，认为这种提法相对“牵强迂腐”，脱离了法治涵义。一般主张“法律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化”舆论的“惯性”影响下而诞生的一种的“新鲜词语”，“缺乏冷静考虑”，充其量是二战后出现的“跨国法”、“世界法“的同义词。
第三类观点主张撇开传统意义上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划分标准，以一种多元化与全球化的眼界去对待法律问题。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指出：“法律全球化是全球各自分散的法律体系的一体化过程或称为全球范围内的法律逐渐融为同一体系的运动。”
第四类观点可看做是在第三类观点基础之上的加工，是一种更为折衷的解说。持这类观点的专家认为：“不能简言之法律全球化就是各国法律要照搬同一模式。不如把法律全球化理解成人们在不断跨越时空障碍、排除意识形态差别，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现充分地沟通与交流，彼此借鉴和汲取优秀的法律成果，最终在法理、原则、价值、概念乃至法制方面达成更多的共鸣，或努力向同一类似发展。”这种赋予“法律全球化”全新的定义较为符合现今形势，因而受到最多数人的推崇。
相信无论对“法律全球化”持何类观点的专家，实际上也都已经预测到“法律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所带来的巨大便利，帮助解决了一些诸如环境保护、国际反恐等世界性难题。从这一方面而言，纵使反对“法律全球化”的专家们也是无可否认的。笔者态度是可以怀疑，但不轻易否定，毕竟历史的潮流是向前发展的，国家间日益加强交流的大趋势必然会促进法律间的沟通与交流。至于法律全球化所带来的利大于弊，亦或是弊大于利，不应与法律全球化是否存在的议题并为一谈。法律全球化既已来到，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如何看清楚法律全球化，更好地去缓解之间的冲突，化不契合为融合。
笔者认为，在理解法律全球化的内涵特别应考虑如下几点：
其一，“法律全球化”和全球化一样，是一种过程或是趋势。“法律全球化”正是全球化下各国间不断渗透、相互融合在法律上的显现，是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的一种反应，是大全球化下人类交往的一种必然结果；同时，“法律全球化”又可以对这些结果与发展起到一种塑造与协调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称之“没有法律的全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一点也不为过。
其二，“法律全球化”是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频繁才不断发展的。笔者所指的“法律全球化”仅仅指实体法意义上的，自然法意义上的“法律全球化”在此不论。“法律全球化”是随着日益频繁的人类交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化概念得到普及才逐渐为人们所知的。各国立法机构如果单凭理性来制定法律，亦可能制出实体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与规范；然而这种层面的法律制度与规范必定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在与外界交流活动中难免会产生冲突。为了减少冲突与摩擦，增进交流与合作，各国立法机构纷纷通过协商，从理性出发，将一些切实可行、有利于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法律原则融入本国法律体系（此种做法亦即后文所介绍的法律移植）。当这一做法普遍适用时，一场“法律全球化”的序幕就悄然无声地拉开了。
其三，法律移植是促使“法律全球化”实现的渠道。法律移植是一国在较短的时期内，花较小的代价来实现法制（法治）的有效渠道。法律移植在部分范畴内的深入开展极可能为“法律全球化”揭开序幕。无论人们已经意识到，法律移植直至一定的规模，人们就能够踏入“法律全球化”的殿堂。反之，“法律全球化”又能够促进法律移植的规模和速率。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律移植至法律“诞生”后不久即已开始，只不过当时的法律移植为孤立现象，并没有固定的趋势，也不能形成规模，而今天的法律移植却已经成为一种运动，而且看似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在传统意义上的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二者相互借鉴与借鉴，汲取对方优秀的原则理念和行为规范，来完善自己的理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见，随着不断的交流，两大法系将会进一步地显现出全球化的特征。
二、法律全球化蕴含的冲突
大部分学者都已经承认这一概念：全球化并不等同于一元化和一体化；全球化也不与多元化相矛盾，相反，多元化却恰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仅从法律来看，由于法律自身及若干现实原因，法律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蕴含着大量冲突：
（一）经济文化强国与弱国法律之间的冲突
最早的“法律全球化”从形式上看，确实是强势文化如高山流水般的结果。法律全球化绝非简单地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叠加在一块，也非将差别的法律形式均等互渗，而是一种法律文化中冲突与矛盾在斗争状态下的必然后果。现实中，西方法律传统因其与早期国际交往的潮流更为吻合而占得先机（目前确也如此）。因而，至少从大部分情形上看，表现出西方法律文化向其余国家渗透这一形式也是相当正常之事。然而，伴随着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崛起以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不断稳固，西方法律文化也愈来愈多地融合了世界其他各国或地区的优秀法律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底蕴，两股法律力量的相遇必然会带来冲突。如何求同存异，这也将成为应对法律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议题。
（二）“法律全球化”下行使主权的冲突
“全球化首先源自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保障。作为先导，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不以任何人（包括主权者）的意志为所转移。过去在一国范围内，隶属本国并受本国法律传统所调整的经济法律模式，必然会受到来自涉外的冲击，国家主权也会因此遭受挑战。”笔者主张“法律全球化”也是以法律为器具的国家主权行使下、一种充满冲突、充满斗争的过程。法律全球化不是“世界法”的同义词，也没有否认国家主权的存在，如果认为这些法律制度是符合我国利益，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全人类的进步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之。同样，国外亦可以学习与借鉴我国的法律制度。
三、应对“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机制
全球化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把双刃剑。法律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法制与世界接轨和追赶法制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法律全球化的来临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冲突，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迎接挑战，把压力变为动力，化冲突为契合。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要认清挑战，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坦然面对冲突，又要积极寻求措施，迎风破浪，化解冲突，加紧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作为全球化的每一个平等的参与者，任何国家不论其经济水平的高低亦或是传统文化的差别也都应该参与制定能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行为标准，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挥出自身应尽的义务。而我国至入世以来，顺应“法律全球化”发展潮流，积极参加制定国际规则，参与各类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发挥出积极良性的作用，保障“法律全球化”向着更合理、更利于我国发展的方向前进；而面对既有的国际规则，我国应依据实际情况与自身承受能力有选择、有保留地加以确定和履行，以维护国家利益，保持民族特色。
（二）积极、稳健推动法制改革
若干遗留问题造成我国人治传统较为严重，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难以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有鉴于此，首先立法者须尽快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对各部门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法律全球化”的要求，如公司法、金融法、著作法等，使之尽快与世界通行相吻合；其次司法机关要继续推进司法改革，提高司法独立与高效，维持司法权威性，完善各种审判程序，努力提高法律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积极协商对话，缓解矛盾冲突
在全球多元主体共存、价值观融合的大社会中，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解决矛盾与冲突，就成为了一门艺术。笔者认为协商对话不失为非法律手段中的一种上佳选择，首先是因为协商对话是一种和平解决矛盾的方式，在此过程中，矛盾双方可以相互倾听“不同的声音”，获知对方“真实的诉求”，更容易地理解他人并达成互相谅解。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理论、地缘环境等差异在理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得到重新整合；再次，因为协商对话可以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相互制衡，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4
摘要：本文从行政法律关系所导致的法律风险，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出发，通过风险识别确定了6大类（即专业管理类、经营活动监管类、安全生产服务类、安全环境保护类、安全劳动管理类和廉洁廉政管理类）主要风险，321项风险行为，涉及法律法规80多部，涉及法律条文500多条；并对各类风险按照风险可能性和风险影响程度进行评估诊断，进而进行风险控制，形成了具体风险应对方案，初步建成了电网企业应对行政法律风险和公共危机的风险管控体系，并有效防范了各类风险。
关键词法律风险防控建设
一、实施法律风险防控的背景
在电网企业的民事、刑事、行政法律风险中，行政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控性，对制约和影响电网企业公共安全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电网企业因其行业的自然垄断性，面临着众多行政机关的监管，同时又面临着发展与改革的历史使命，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各种行政处罚和社会各类非议；另一方面，承担了类似行政主体的部分职能，不容电网企业出现任何差错。这些行政法律风险和危机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旦爆发，将会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特别是网络的飞速发展，这类负面信息极容易被广泛传播，直接引发公共危机，给企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二、主要做法
（一）法律风险体系建设前期调研
由于电网企业的行政法律风险要高于一般企业，相应的因行政风险引发公共危机的风险也高于其他企业。究其原因，是与电网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有关，在法律风险体系建设前期，必然要将法律风险形成原因和形成症结进行追踪调研，从而能够准确判断出各种风险点加以防控。在调研工作中，主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识别出供电企业各项管理工作中所被动制约的有关法律法规条文、面对的行政执法主体所涉及有关法律法规所制约的条文和企业主体义务行为条文，建立三级“法律法规条文库”，为法律风险的具体识别提供详实依据，并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二）法律风险识别机制的建立
电网企业的公共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企业行政法律风险爆发的后果之一，与行政法律风险管理密不可分。公司通过建立法律风险识别机制，将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理机制中哪些行为、事件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公共危机中企业责任的根源是什么，具体是怎样规定的，公共危机大致有哪些等等这一系列更加深入和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识别，从而形成了一套法律风险识别体系。
通过对电网企业面临的行政法律风险进行识别，共清理出6大类（即专业管理类、经营活动监管类、安全生产服务类、安全环境保护类、安全劳动管理类和廉洁廉政管理类）主要风险，321项风险行为，涉及法律法规80多部，涉及法律条文500多条，其中“专业管理类”与电网企业关系最为密切，该部分共包括11种法律风险、32项风险行为，将其最为重点进行研究分析；其余5大类289项风险行为作为一般性研究对象。
（三）法律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
法律风险识别是体系建设的基础，公司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电网企业的特点，对与电网企业密切相关的“专业管理类”的风险进行了重点评估。评估时，采取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从风险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两个角度进行了评估。一是风险可能性评估，即风险行为的发生可能性是指在企业目前的管理水平下，风险行为发生概率的大小或者发生的频繁程度。二是风险影响程度评估，即风险行为的影响程度是指该风险行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所产生影响的大小。风险影响程度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1分至5分，表示影响程度依次加强，得分越高意味风险影响程度越大。
（四）法律风险控制机制的建立
法律风险经过识别是一个风险点确定过程，法律风险评估是风险等级确定过程，而法律风险控制则是法律风险的集中管控过程，也是供电企业实施法律风险防控的最根本目的。在风险控制机制建设中对风险点按照“一般性”和“重点性”进行了分类控制，以便更好的将风险控制做到合理化配置。针对“重点性”控制机制一是深化供电企业的执法权，探索联合执法、外部协作，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二是利用技术手段、借助技术措施，达到行政执法的目的。三是利用民事手段，达到弥补行政手段的不足。
三、产生的效果
（一）提升了风险防范能力
通过各类培训，加强了全体员工风险防范意识，实现了人员安全、电网稳定、设备健康和队伍和谐，2014年公司未发生电力生产人身伤亡及电网事故；未发生交通和火灾事故；未发生企业负有同等以上责任的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
（二）提升了企业外部形象
通过与政府各部门的有效沟通，出台了小区配套费政策，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产生，促进了工作有效开展。在各类行风热线、彩虹服务、市政重点项目中，遵循了“四一”“八不”的基本原则，避免了各类舆情风险的产生，进一步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5
今天，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它的影响和溯及力已经遍布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法律领域逐渐显示出强有力的优势，无论是对日常的司法业务处理，还是法学研究与司法办案决策都赋予了新的方法和思路，越来越发挥着它的辅助支持作用。然而面对着网络中越来越错综复杂、难以描述的模糊问题和海量非结构化的数据，如何满足对其高效的查询请求，以更低的成本、更准确的数据和更迅捷的速度作出正确的决策，是当前信息获取和利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司法决策人员在查询目标不很明确的状况下选择决策依据时，注重的是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快速地调出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判例，而不是遍历庞大的互联网或数据库资源漫无目标地搜寻。而目前大多数网络搜索引擎和信息获取工具是基于检索提问式关键词匹配技术，在检索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的两类主要问题是“信息过载”和“内容不匹配”。前者指在检索过程中系统返回的信息量过多，与查找相关或不相关的内容都冒出来，使用户应接不暇，难于接受；后者指因对同一个概念的表述出现多义、歧义，返回的信息并非用户真实的查询意图和内容，查准率和查全率都得不到保证。要解决网络环境中上述信息获取存在的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法律领域的知识检索，从理论层面上，必须构建以法律领域知识为基础的用于语义检索的元数据标准，用来对网页中的相关信息标引和知识抽取，以便将用户查询请求准确地与网页上查询的法律知识目标相匹配；这就要求我们对来自网页或数据库的法律信息进行整理、组织和特征分析，依据法律领域专家所设计的法律信息规范标准，建立可利用和共享的法律知识单元和元数据，以达到智能和准确的语义检索，实现面向法律领域的知识获取，为司法业务信息化和司法决策信息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二、法律信息资源的构成与语义特征分析
（一）法律信息知识单元的组织
一般来说，在法律文献中的知识内容是由若干个知识单元组成，知识单元之间的结构关系是相对固化的。用户在网上查找其中的知识时，只能按照编者事先组定的线性方式读取，即使只想获取其中某一部分事实或数据，也要在获取全文的基础上根据需要逐个筛选，这显然不能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如果能将这种线性的知识块(文献)分解为各种面向用户问题域或基于事实域的认知层次的活化知识单元，并将这些知识单元予以激活，重新组合、联结、转化为特定环境、特定需要的知识，将大大提高法律文献知识的利用率与共享性。因此，对于网页中法律文献资源及其知识内容进行有效的提炼、整序和知识单元的组织，进而对其分析和特征标引，实现按用户问题域的语义检索，就成为网络环境中法律知识获取的关键。通常的法律信息主要包括：法律公文（含司法文书）、文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案例、判例，司法证据以及相关的声音、视频、图像等多媒体资料。按照司法领域惯用划分，可以将法律信息根据其性质、作用或所属部门法系进行知识层次和知识单元的组织：第一层，是对法律信息公共资源进行一般性、概括性的描述，通常适用于描述供归档的法律公文（法律文件、法律法规、司法文书等）信息，由一组抽象出来的专业术语表征，基本上可以罗列出如下若干项：发文编号、发文机构、文件名称、主题、摘要、日期、范围、使用语言、事件、关联、密级、有效性等（可用“元数据”描述）。第二层，可以从法律信息的应用角度（性质或适用领域等），对法律信息的知识单元进行组织和描述，例如，把它们分为刑事类、民事类、行政类、海事类；或者分为类、判决类、合同类、公告类；还可以把它们分为：法律、法规与判例、案例；形成针对不同问题域和检索目标的知识维。第三层，则依据具体信息内容进行概念的抽象和描述，通常可以针对法律公文的主题、内容摘要以及描述具体案件、事实的信息（往往用若干个关键词描述），例如，罪名、事由或案情简介，并定义其下属概念、内容和相关的属性及关系，又如，案情摘要中的主要关键词，原告、被告、被害人及其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特征等。通常第三层信息较零散、模糊、不规范、难以描述，例如：案情摘要中的犯罪动机、造成的危害及后果等。归纳起来，面向案件事实的法律公文包含的知识主要有：
(1)法律文献信息。记录不同用途的司法文献的基本信息，例如，发文编号、发文机构、编制者、文件名称、文件类别、主题、摘要、日期、范围，使用语言、事件、事件关联、基本格式等。
(2)机构或个人信息。记录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司法机构、法人、被告、原告、被害人等的基本信息，例如，法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单位、地址等。
(3)事件信息。记录司法事实发生的详细经过信息，例如，事件发生时间、地点，相关者、事件后果及结论等。
(4)犯罪信息。记录罪行的基本信息，例如，罪名、犯罪人、被害人、动机、情节、原因、危害后果、处罚情况等；进一步将这些抽象出来的概念整理，找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法律公文的判决书为例，从第一层所描述的司法文书的名称、主题、摘要中可以抽出下层有关罪行、犯罪性质和犯罪事实信息，再进一步寻根索骥，调出犯罪人、犯罪动机、作案经过、犯罪后果以及判决结果等详细说明信息，这些又直接与罪行相适应的法律条文和判例相关联。由此，就形成了一个依据描述法律事实的司法文书而搭建的语义关系网络（如图1所示）。
（二）法律公文的语义特征
目前，随着司法领域信息化、数字化的推进，国内司法界已对各类法律信息进行了较细致的划分，并制订了统一、规范的格式，形成了标准范本（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公文格式、规格书等），这为网页上法律信息知识单元的组织和法律知识的抽取，进而构建法律信息元数据搭建了良好的基础平台。例如，我们可以用反映法律案件、事实的司法文书（书、判决书、合同等）作为分析对象，描述它的基本格式，抽取各部分的关键词及其语义特征，按照这些关键词在网页文档中各部分出现的频率、位置关系和权重进行标引，检索出其在相关网页上的法律、法规、案例和判例。网页最普遍的法律信息多为文本形式，而以法律事实、案例为主线的法律文本则主要为法律公文，所以，本研究重点是对反映法律事实案例的法律公文进行分析和讨论。尽管各类法律公文的内容不一，但它们的基本形式是相似的，与其他文档相比具有显明的格式。由此，可以将网络环境中非结构化的法律信息转化为较规范的结构化的数据格式，进而，构建出用来实现语义检索的法律信息元数据及其可标引、分类的主题关系词表的大致框架。
三、法律信息语义检索的构架
(一）法律主题关系词表的设计
按照前述知识组织体系的划分，主题关系词表在领域知识单元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一种主题检索系统所用的检索词的有序化词汇表，能够表达自然语言之间语义关系的、有标引和提供各种查询途径的词或词组。作为一种将网络资源和信息用户的自然语言转换为规范化语言的工具，主题关系词表在文献标引和信息检索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为了实现本文所提出的基于法律本体的语义检索意图，我们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公文主题词表”〔1〕，对部分主题词进行了分类编码，并参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制的“综合电子政务主题词表（试用本）”〔2〕，设计了一套用于本研究检索原型系统的法律信息主题关系词表查询模板（见表1）：
（二）法律信息元数据的设计
元数据被认为是一种用来描述数字化信息资源，特别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从而确保这些数字化信息资源能够被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自动辨识、分解聚类和分析归纳(即所谓机器可理解性)的一整套编码体系，它代表一组被广泛认同的、能准确描述信息资源属性和领域特点的最基本的元素，它通过对网络资源数据的结构、内容、关系、条件和其他特征进行描述与说明，帮助人们有效地定位、组织、提取、分析和使用网络资源数据。国际图联iFLa对元数据的定义是：“元数据就是关于数据的数据（dataaboutdata），此术语指任何用于帮助网络资源的识别、描述和定位的数据。”〔3〕公共资源基本元数据应能够表述如下的信息：资源名称、资源主题、资源标识、资源摘要、资源格式信息、关键字说明、空间范围、时间范围、资源使用限制、资源语种、资源类型、资源标识符、在线资源链接地址等信息。通过对国内外元数据标准的研究和探索，本研究依据国际通用的元数据设计原则和法律公文的格式和语义特征，并参照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项目工作组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要求与其他专业应用领域元数据的编制方法，在都柏林DC元数据的核心元素集〔4〕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扩充、删减和修改，设计了一套既能体现国际通用标准、又能反映法律公文特点的法律信息元数据模型，同时，保留了DC中的限制属性帮助理解各元素取值的含义。其中核心元素集包含了14个基本元素：标题、创建者、主题、摘要、者、类型、格式、标识符、来源、语种、关联、日期、覆盖范围、权限。另外，为了能更好地体现法律信息的特点，我们参照了部分特殊应用领域元数据标准，如“主题信息服务（RoaDS）”、“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iLS）”和“教育对象元数据ieeeLom”，对都柏林DC元数据的基本元素进行了扩展和补充。例如，资源密级,事件,事件相关者（被告人、人、被害人、证人、人等），审判机构，主题词表等，并设计了法律信息元数据扩展元素集。表2、表3给出了这套元数据中若干元素及其定义的基本样例。
四、法律信息语义检索方法
（一）法律信息语义检索的特点
所谓信息检索（informationRetrieval），是指从大量的信息资源中查找出与使用者需求相关的内容。目前的信息检索技术大致分为三类：全文检索（textRetrieval）、数据检索（DataRetrieval）和知识检索（KnowledgeRetrieval）。全文检索和数据检索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关键字匹配的检索技术，这种基于关键字匹配或是基于学科分类的检索工具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无法挖掘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搜索出更深层的含义，在查全率和查准率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基于语义知识匹配技术的知识检索，将传统基于关键字的匹配技术上升为基于概念节点的知识匹配，增强了检索的语义识别能力，其特点表现在：
（1）消除自然语言理解中的歧义，明确概念所属范畴和涵义，提高信息检索的查准率。
（2）在语义标引的基础上进行语义推理，利用文献的语义标注和概念集的语义关系及推理规则，从而挖掘出相关或隐含信息，实现智能检索和知识组织，提高检索结果的可用性。
（二）法律信息语义检索模型
依据对前述法律知识体系的分析与探讨，本文提出了一个用于网络环境下法律信息语义检索的模拟解决方案，表述如下：
（1）由法律领域专家按照法律知识体系规范和司法实践经验，组织法律信息各主题概念和与其相对应的知识、内容，按照本体的构建方法，建立层次丰富、语义清晰、关系明确的法律知识本体（主题关系词表），并保存到相关的数据库中。
（2）依据法律信息元数据及其标识机制对网页上法律公文自动进行标引和分类，通过元数据建立法律公文主题词与法律本体相关概念的映射关联，将关联的主题词及对应的网页法律公文地址（URL）存放在指定的数据库表中。
（3）根据用户输入的查询请求关键词，在已设计的“法律信息主题关系词表”查询模板中进行相关概念和上、下位概念的检索，找出与之相关联和匹配的主题词或上位、下位词。
（4）按照元数据所标引的主题词的网页法律公文地址（URL）检索出网页中用户所需要的法律公文内容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判例知识。下面给出一个互联网环境下实现上述研究基本思路和方案而研制的法律信息语义检索原型：当用户在输入区域输入某个待查法律信息特征词后，系统首先按照模糊查询的方式在主题词表库中进行扫描，当找到与用户输入的特征词相一致的主题词时，根据数据库各表的指针，随之确定了该词在关系表中的位置及其上、下位关联词和所属范畴；经索引快速找到已设置元数据标识和定位的web页面中与用户查询特征词相匹配的法律信息，进而还可以挖掘出与之相关的其他信息。例如，当我们需要查找有关“损害赔偿”方面的判例时，首先选择“法律判例”选项，然后在“关键词”框中输入“损害赔偿”，则库中所有含“损害赔偿”一词的判例标题均会出现在屏幕上；在其中选择某项，即可输出该判例的内容，同时将相关信息如所有含有同一法院或法官审判的类似案例，与此判例相关的法律、法规，原、被告所涉及所有判例等均被检索出来（见图2）。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6
摘要:公安院校的法律教育主要依据学制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安排针对性教学,不同于普通高校的法律专业。因此，其图书馆也必须适应自身教学科研的特点，从适应职业化教育的角度做好法律文献的导引、整合、摘编、揭示等适用。
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2)01-0066-03
1引言
法律文献是公安院校图书馆专业知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公安法律教学科研工作强有力的支撑。公安院校对于法律文献的需求数量、利用程度等方面与普通高校的法律专业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这就需要法律文献的服务者――图书馆认真考虑在把握自身教育教学特点的基础上，提供适用性的法律文献服务，体现馆藏法律文献的实际利用价值。
2法律文献的馆藏
2.1法律文献的概念
法律文献资源是指广为分布的法学专业文献的有机集合，广义地讲泛指国内外各类政治、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的物化知识财富在各类图书馆、信息中心、资料室中的存在方式及现状1。我国从夏朝开始便出现了法律文献，从《禹刑》《汤刑》《九刑》直至后来的各类法典，充分体现了我国历朝历代法制建设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法制建设、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律古籍的搜集整理和新文献的出版收藏日趋完备。
2.2法律文献的形式
法律文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包括法律、法令、条例、命令、决定等；一种是指对法的研究和解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学2。一般法学院校图书馆都会比较全面的收藏这两种形式的法律文献，但是对于公安院校特别是公安职业学院而言，从教学实践的侧重点考虑则更注重第一种形式文献的收藏，因为公安工作需要实际操作能力，其次是技术环节和理论环节。但是由于教师科研和非公安法学专业的需求，促使图书馆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需要增加国内法学、国际法学和法学边缘学科等法学文献的收藏比例。
3文献服务面临的困境
3.1服务目标受教学影响
图书馆的法律文献必须以教学服务为基本立足点，因此，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目标对图书馆法律文献的收藏、服务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公安高校占全国法律专业高校比例较小的现实，在公安类法律教学中难免和普通高校趋于同化，而类似于“强化公安法学教育中的能力培养环节，体现法学教育的时代精神和公安特色，构筑融公安职业培训教育与学历教育、公安专业教育与非公安专业教育需要于一体的公安法学教育体系框架”3，这样的目标也一直处于探讨与研究中。那么，图书馆的法律文献在经费一定的情况下到底该侧重于哪一方面，如何配合教学需要或许显得模糊不清。
3.2服务模式受观念影响
“重藏轻用”是图书馆界老生常谈的问题，近年来有所改观，虽然图书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手段，但是由于公安院校这一特殊性质，图书馆对法律文献服务的特殊性还未能真正体现。当下，普通高校图书馆提倡大流通、大阅览，独立馆舍封闭管理，所有图书和期刊全部开架借阅、通借通还。但是面对海量的文献资料，读者在缺乏必要导引的情况下显然会降低文献查找的准确率。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学者提出：公安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及授课内容等方面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院校的法学教育，建全公安院校的图书馆不应在观念上完全照搬普通高校的服务模式，而应当充分考虑公安法学注重刑事法、行政法与诉讼法的传统，积极调整馆藏方针和服务策略，以适应教学科研的需要。
3.3服务质量受条件影响
袁思本：浅谈公安院校图书馆法律文献的适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扩展法律文献的服务形式，提升读者学习的兴趣，提高法律文献的利用效率，保证法律文献检索命中率，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来实现，比如充足的资金、宽余的馆舍、先进的装备、过硬的队伍。然而，一般的警校在文献采购费用上并不是常年有充足保证，即便有资金支持，针对公安工作的法律文献出版量也是有限的。馆舍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使得建立特色阅览室从而集中公安法律文献服务显得困难重重，在数字资源备受青睐的当下，缺乏必要的存储、服务器、资源揭示系统等现代化装备严重限制了公安法律文献数字化服务的进程。另外图书馆被边缘化的现实使得工作人员专业化比例不足，尤其是雇员制度改革降低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队伍建设也成为影响法律文献服务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
4法律文献服务的适用性改革
4.1适用目标
图书馆必须清楚认识到公安院校法律教学的目标注重的是实战性，探讨的是适合公安工作的教育模式，并非公安法学的理论问题。因此，图书馆必须调整工作理念，回归文献服务的定义，图书馆应当关注对文献进行整理并提供使用的过程。一是对文献进行整理控制，二是对文献进行传播和提供使用4。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客观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以适用、够用为宗旨，适当的调整法律文献馆藏比例，整合现有文献的揭示服务，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文献的利用效率，体现馆藏法律文献适用于教师教学科研和学生学习钻研的价值。
4.2适用内容
4.2.1馆藏文献要实用
法律文献资源的馆藏不能追求大而全。图书馆必须不断分析出版新动向和读者阅读倾向与规律，努力使出版发行、读者需要和馆藏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性的调整法律文献馆藏策略，实现阶梯形的馆藏结构。要根据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和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确定专业领域内必须收藏的期刊和图书；要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科研项目，按照先权威核心再普通辅助的策略，制定学科文献馆藏长期规划；要深入到各系、室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学科性质、文献等级、读者需要和图书馆经费等因素来确定法律边缘学科的文献收藏比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要注意、查错，力争做到既经济又合理。
4.2.2文献整理要适用
首先要合理的对文献进行分类，利于有序管理，提高文献查准率。《中图法》采用先国家、后学科的编排方式，而有学者认为采用针对政法院校先学科、后国家的方式编排方式更为科学。笔者赞同第二种分类体系，这更符合《中图法》对其他学科文献的分类规则。其次应注重对法律文献的二次加工，主要包括编制特色馆藏目录和文献内容简介。这项工作有利于读者迅速掌握馆藏结构。第三，可以优化典藏和排架工作，建立特色阅览室或特色阅览区，如将法律相关的图书和期刊合并至一个阅览室，提高各文献的关联性，方便读者发散性思维的发挥。
4.2.3文献揭示要适用
图书馆的服务应体现藏为用的原则，那么文献揭示工作是提高文献利用率的关键性工作，多方位立体化的揭示更有利于适用性的体现。首先我们应清楚文献的动态性，即文献量是不断增加的。其次，我们应清楚文献的多样性，即文献的载体有图书、期刊、光盘、数据库等不同类型。任何一种纸质的、固定的揭示方式都难以适用于当今的图书馆，因此笔者建议从三个方面做好揭示工作。（1）对于现实的阅览区可以制作细化到二级分类的馆藏导引图。（2）建立基于网络的主题索引系统，细化到各类型文献的目录、简介，按照分类统一揭示，适应文献的动态增长。（3）编制文献揭示刊物，以摘编、目录、关键字等多种形式定期将新增图书、期刊、光盘、数据库推送给读者。诚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图书馆还可以建立个性化的读者定制服务系统，通过邮件、短信、im等手段实现读者与图书馆的互动，及时帮助图书馆了解用户需求，调整工作思路，提高用户服务满意度。
4.3适用保障
适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易改变的情况下，图书馆应理清经费、空间、技术和人才四个主要方因素的关系，找到适合的突破口。经费可以通过规划逐步实施，馆舍可以通过区域调整或功能置换来实现最大化利用，软硬件的投入有赖于资金支持，也可以通过与系部、网络中心等单位合作来实现。这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才队伍的建设。从信息技术角度看，技术人员可以优化现有的硬件资源，实现现有设备利用最大化，可以通过开源软件或自行研发来完成系统建设；从法律专业角度看，专业人员对法律文献的理解更准确，对潜在有价值的信息挖掘更透彻，对读者的法律需求能了解的更全面，对资源建设的策略更有针对性。结合技术人才和法律人才，图书馆就可以较好适应从用户查询和利用文献的角度、方法、类型、深浅都不尽相同的特点，进一步推进“为人找书”的中介服务和“为书找人”的主动服务相融合，使得图书馆法律文献服务的便捷性、全面性和适用性更加平衡。为此，图书馆一方面应该抓紧优化队伍结构，努力通过引进、培养等方式提升专业人才比例，全面促进法律文献适用开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学科馆员制度落实，安排专人通过参与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的跟踪和读者调查等手段，保障适用的水平和质量。
5结语
公安院校的法律教育本身就不同于普通法科院校的法律教育，那么为公安教育而服务的图书馆在法律文献的服务上也必然与普通高校图书馆存在一定的差别。大而全不是做好服务的唯一标准，遵循惯有的定义，根据学校的教研特点，适应警察教育职业化的改革，采用适用性的服务策略也是提高服务质量的一条重要路径。适用则可实用，实用则能节约。在提倡低碳化的今天，法律文献的适用符合节约型经济发展的要求，图书馆也有必要将服务重点从扩大馆藏、一般转变到重视资源利用和提供知识服务的方向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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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的分类篇7
关键词CtepL名词化语料库
20世纪初，语言学家便开始关注名词化。Jesperson①研究了名词化的构成及功能。Halliday②认为名词化是实现语法隐喻最强大的手段之一。此类研究有的从成因角度，有的从构成及功能视角，范围从科技扩展到外贸、法律等。值得一提的是，名词化易被误解成动词或形容词转化派生为名词。事实上名词化不仅包括动词和形容词，还包括短语和小句。戴维③把名词化定义为“从其他某个词类形成名词的过程，或从底层小句得出一个名词短语的派生过程”。本文自建语料库CtepL，借助paraconc软件研究法律英译文本的名词化特征，旨在为法律翻译及研究提供新的途径。
1名词化分类
众多学者曾就名词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类，或从词汇层面，或从句法层面。笔者考察CtepL发现，法律文体尤其是法律法规由于其客观严谨等特征，形容词或副词的名词化较少见，大多为动词、短语及小句的名词化。本文从词汇和句法层面对名词化作出如下分类：
1.1动词名词化
动词名词化即汉语动词或短语转化为英语名词或短语。动词名词化又因其结构不同分为以下几类：
（1）汉语动词转化为英语名词或动名词。转化后其词缀包括“-ence”“-ion”、“-ing”等，如“现存（presence）”、“授权（authorization）”。这类名词化中有的是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有的则变为动名词，如“保留（banking）”。
（2）汉语动词转化为英语名词后，译者为其新增了动词，构成动词短语。如“模拟（performsimulation）”，译者为其增加了动词“perform”。
（3）汉语动词转化为英语介宾短语，即“名词+of”，如“实施（implementationof）”“许可（permissionof）”。此类名词化在CtepL中大量出现。
1.2动词短语名词化
（1）汉语“动词+名词”转化为英语“名词+介词+名词”，构成介宾短语，如“收购旧车（purchaseofoldervehicles）”，动词“收购”被名词化了。
（2）汉语动词短语转化为英语“介词+名词”，如：“经认可（afterauthorization）”。
1.3其它词类名词化
汉语其它词类转换为英语连词短语，如“因……（asaresultof）”“除……之外（withtheexceptionof）”等，译者用其来代替“because”、“except”等。
1.4小句名词化
汉语句子多以动词为中心，且多小句，重点内容常置句末；而英语以名词为中心，关键信息常置句首以示突出强调。考察CtepL发现，汉语中诸多小句被压缩为名词化短语并作英语句子的新成分，使其变得简洁，重点信息一目了然。以下例句均摘自CtepL：
①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17字）
译句：theregulationsofotherlawsshallapplytothosemattersnotregulatedbythisact.（15字）
汉语第一小句本身含主谓宾，英译后其宾语变为整个英语句的宾语；第二小句“其它法律之规定”本为“适用”的宾语，英译时升级为整个句子的主语，实现级差转移，把重要信息置句首以示突出强调，句子结构也更紧凑。
②既存之固定污染源因采行防制措施致实际削减量较指定为多者，其差额经当地主管机关认可后，得保留、抵换或交易。（52字）
译句：thoseexistingstationarypollutionsourcesthat，asaresultoftheadoptionofcontrolmeasures，achieveactualemissionsreductionquantitiesgreaterthandesignatedreductionquantitiesmaybank，offsetortradethedifferenceafterauthorizationbythelocalcompetentauthority）。（41字）
“因采行防制措施”本为原因状语从句，动词“采行”被名词化为“theadoptionof”，成为由“asaresultof”引导的插入语；第二分句“经……认可”本为时间状语，英译时压缩为“afterauthorizationby”并置于句末，而“maybank，offsetortrade…”才是句子真正的谓语和宾语，其它动词被名词化后减少了英语谓语动词的数量，突出重要信息，句子结构更为紧凑。
2定量研究
利用paraconc软件检索发现，在容量超过15万字的CtepL中，“the”占库容的2.62%，其次“of”占1.53%。这两个看似普通的词，却在名词化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上节中指出，汉语中动词、短语或其它词类英译时被名词化为介宾短语“the+名词+of”，可见其重要性。实词中“shall”居首，占0.75%。用paraconc检索还得出，动词名词化这一类中仅以“-ion”结尾且涉及名词化的词比例达1.59%，超过了频数居第二的“of”；仅仅是单个动词名词化这一类，其总频数达4.13%，大大超过频数第一的“the”。由此可见，CtepL中大量存在名词化现象。
3名词化的功能
（1）专业性。名词化过程使语法结构变复杂，这种高度隐喻化的语篇“将专家与外行区分开来”。④（2）客观公正性。名词化把大量动词和小句压缩转化为名词或词组，这种去动词化和去主观性的特征可规避法律制定者的主观意图，使其客观公正。（3）简洁性。名词化过程减少了谓语动词的使用，使句子更加简洁紧凑。（4）正式性。名词化后单词和句子长度都有所增加，词汇和语法结构变复杂，把专家与外行区别开来的同时，也使其显得更加正式。其它语类如儿童文学等，其名词化则不如法律文本典型。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8
关键词：国家法律/民间规范/社会转型/法社会学/法治
“法律是指导人们在其所属的社会组织中相互联系及行为的现行的一整套规则中的一部分”①，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实现社会的秩序。对于这样一套规范体系，法律的观念更多关注的是法律内在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们是站在法律体系的内部去怎样使法律更完美。这一点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体系内更加明显，“很多制定出的法律只是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黄仁宇语），司法部门说立法部门脱离实际，立法部门又常常说法学研究部门脱离实际”②，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我们希望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关注社会成员承认并履行法律规则的现实③，对一些作出新的解释。
大传统的礼治与小传统的权治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④与法治社会相比，中国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主要是依据人的权威而不是制度，但是将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这种说法，应该接近于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⑤其实在真实的世界中，法治中并不排除人的因素，因为从立法到司法都是由人来执行的。比如在美国法官不仅有自由裁量权，而且可以主动地有意识地创造判例⑥，而在人治社会中也有法，比如在中国古代，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法家思想，秦代就已经按照法家的主张把法律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但这并不是法治，而是依法而治，基本还是人治，因为法家是将君主置于法律之上用严厉的法律维护君的统治。”⑦但是谈到中国的人治传统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即所谓的大传统观和小传统观。⑧大传统是指我国古代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小传统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一套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⑨所谓的人治社会中也有不同的形态，从大传统观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完备、成熟的社会，对社会的治理并不是任凭有权力的人的一己之好恶而行事，它所依据的是“礼”，这与初民社会的人治是不同的。而从小传统的角度看，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采取的是行政命令和政府权威控制相结合的社会控制方式。不管形态如何，人治和法治的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在于是人还是法律拥有最高权威。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超越包括政府权威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⑩亚里士多德在《学》中提到：“法治———优先于任何个人的统治，基于同样原则，即便在某些个人管理更好，这些人也应该成为法律的保护和执行者”。“没有人怀疑法律的存在，也没有人怀疑它的范围。更没有人怀疑它对敢于冒犯它的个体存在着压倒的优势。”法律是在从容地发挥着作用的。
大传统中社会的治理有一套完备的规范“礼”，但它仍然有着人治社会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人拥有最高的权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大传统社会是人治的一种形态———“礼治”社会。在中国礼治社会中，最高的权威是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统治者拥有最高的权威。从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和维持两种规范的力量来看，礼治和法治也是不同的。法是一个高度自足的体系，它有一套制定和修改的程序，随着社会的变化可以不断地修改；礼的制定和修改均来自于先贤的典籍，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几千年来被代代相传。法律对每一个人都有约束力，而且是公正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礼是对上层社会的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礼追求的是尊卑长幼的秩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所以法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惩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从小传统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建构形成了容纳和支撑化变革的强有力的权威体系，以及实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体制和组织架构。”
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形成了以上的单一所有制、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为特征的制度结构，国家政权不断扩张，不断下沉，政府的权力在上第一次延伸到了村级单位。当时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全党服从中央’，它的权力系统中枢是一个党军政一体化的首脑机构。这一机构拥有绝对的无可替代的不受其他政治力量制约的领导权。”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神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也颁布了一些法律，但仍然是法制与人治的结合，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从上说，政府的领导权可以直接指挥到每一个人、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和控制信息传递及意识形态，中国成为了“权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权治社会仍然不是法治。因为，在“权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在社会中拥有最高权威的不是法律而是政府的权威。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
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单位对所有的资源、利益和机会垄断，并以此控制每一个人，个人只有服从才能生存。
但正是因为权力以无所不在的形式控制社会，所以随着权力的不断下沉，它的力量也逐渐地削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小传统的力量主要是在制度层面发挥作用，特别表现在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而在人际关系层面，对普通人的行为方式的规定和人际关系的调整仍延续了大传统，传统的民间规范依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效益优先，兼顾公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社会的其他体系比如政治、法律都要发生变化，以适应转型的需要。在这个变革的，大传统的“礼”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小传统的权治也与法治精神相违背。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大力推行法治化，从小传统看，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移，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
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大规模立法，而且也“拿”来了西方的法律思想。虽然法治化进行了几十年，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社会中，几十年几乎可以看做是一个时点。大量的国家法律背后，不仅蕴涵着西方的法律思想，而且要求在治理社会的思维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国家法律必然会与民间规范产生冲突。国家法律在与民间规范在冲突中互动，国家法律承认了一部分民间规范，改变了一些民间规范，并创造了一些新的规范，同时民间规范也在国家法律的建设，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性法规的颁布和执行过程中。人们在面对这种两套规范体系同时存在并仍在互动的局面时，表现出了困惑和不适应。国家法律的执行是人为地外在约束过程，而民间规范已经内化在社会成员的头脑中，人们自觉主动地服从，所以出于一种行为惯性和趋势，会产生大量的违法行为。我们认为，研究人们的（对正式法律的而言）违法行为比研究服从更有意义，因为我们可以从违法行为的原因入手，得到一些启示，寻找国家法律和民间规范互动中一种较优的模式，探索出一条民间规范向国家法律转换的道路。
法学和社会学对于越轨问题，也就是偏差行为都有自己的研究，并且有交流和借鉴。法学家主要关注的是犯罪即触犯刑法的行为，他们除了分析犯罪的原因以外还主张利用刑罚来达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明确，而且由于它的出发点是减少犯罪，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正是因为它选择了犯罪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也就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比如在中国每万人刑事立案率很高的1991年，也只有万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说犯罪人在总人口中总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对于社会成员承认并履行法律规则的现实这样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来说，犯罪学的解释有太强的特殊性。社会学将类似的研究问题称为越轨，“越轨是指违反某个群体和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比如逃学、闯红灯或者犯罪。社会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弥补了犯罪学研究的特殊性问题，而且，社会学家充满着人文关怀的研究使人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是重要规范实际上并不容易界定，所以社会学对越轨问题的研究受到了标准不明确的困扰。
考虑到犯罪学和社会学各自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本文选择了违法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违法行为的概念非常明确，就是指一切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第二是违法行为所涉及的人群范围比较大，比如不购买自行车税牌的行为，仅仅是这一项就在社会成员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此外，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对国家法律的违反情况，它关系到法律的有效性，关系到法治化问题，所以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在国家法律和民间规范的互动过程中，这两套规范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从国家法律的角度看待互动中的二者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一致、冲突和创新。按照戈夫曼的观点，人们都是戏剧中的演员，所以我们假设在不同的场景下人们做出的选择是不同的，我们希望能在不同关系类型背景下研究违法行为，研究人们会做出哪种选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社会转型过程中违法行为的类型及其原因分析
2001年夏，我们在北京进行了关于“北京居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问卷调查。在问卷的B部分中设计了关于违法行为的问题，题目中共设计了7个轻微违法的行为。包括（1）“春节期间在城区放鞭炮”；（2）“未购买自行车税牌”；（3）“乘坐公共汽车时不买票”；（4）“使用流通中的假币消费”；（5）“看三级影片”；（6）“使用假的证件/资格证书”；（7）“从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钱”。要求被访者回答出违反的程度即“经常”、“有时”、“很少”、“几乎不”、“从不”，以下是这七个违法行为的频数表。
从这个表中我们有两个发现：第一，是回答“从不”的比例非常高，这是否意味着北京的居民真的非常守法呢？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偏高的。这是我们采用了入户的问卷调查所必然带来的偏差。尽管在问卷的设计中选取的都是轻微违法的行为，尽管我们尽量采用了中性的语言去描述这些问题。比如用“从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钱”，而不是用诸如“从超市偷东西”之类的表述。但被访者还是能够判断出这些行为是不好的。所以在面对访问者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有过这些不好的行为。虽然数字比例偏高，但这个表仍然可以反映一定的趋势。
第二，被访者所回答的不同的问题的违反程度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将回答“几乎不”、“很少”、“有时”、“经常”的情况都归为违反某项法律，那么违反程度最低的“从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钱”（2.4%）与违反程度最高的“未购买自行车税牌”（13.1%）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这种差异反映出人们对不同的法律的服从程度有显著的差异。
为了能在对比中进一步分析违法行为之间的差异，我们根据被访者对某一个问题的违反程度，对七个违法行为进行了聚类分析，所采用的是分层聚类，结果表明：如果要将这七个违法行为与国家法律和民间规范的三种类型相对应分析，可以选择将违法行为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类型Ⅰ，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规定是一致的，此时的违法行为既违反国家法律，又违反民间规范，包括题目中（3）—（7）的行为，以“从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钱”为代表。类型Ⅱ，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规定是矛盾的，这类违法行为虽然违反了国家法律，但符合民间规范，包括“春节期间在城区放鞭炮”的行为。类型Ⅲ，民间规范没有规定，国家法律有所规定，违法行为仅是违反国家法律，包括“未购买自行车税牌”。
既然不同类型违法行为的程度是不同的，那就说明人们在面对不同互动关系的时候所做的选择也是不同的，这一点与我们的假设吻合。以下我们将对违法行为的原因进行，并试图在国家与民间规范的互动中寻找一种较好的模式。
类型Ⅰ：这一类违法行为，是既违反国家法律又违反民间规范。所以这种类型的违法行为在转型期有新的特点。由于国家法律对民间规范予以承认，并做了明文规定。所以我们假设，人们对这样的一些规定是明确的，他们既知道有这样的一些规定，也知道违反之后会受到惩罚。仅以我们在问卷中设计的“从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钱”为例。从曝光的违法者情况看，很多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惯犯，而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甚至有一些人还是大学生，当记者问到他们为什么会拿走一些小东西而不付钱的时候，他们表示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认为拿走一些小东西不会被抓住，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思想。我们认为运用分析学派的对这一类型的违法行为进行分析会比较有说服力。
在对人们的违法行为运用经济分析的时候，我们首先假设违法者是理性人，即“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事先认识，并能对后果中的利益和代价（成本）有理性的比较，只要有可能，人们都倾向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一假设出发，我们将对这类违法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中发现我国出现这一类违法行为的原因。经济分析学派实际上就是把人们的违法行为等同于“生意”，人们从事某种“生意”的根本原因就是追求利润，即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额，我们首先分析违法行为的收益。收益包括货币收益和精神收益，货币收益比较容易，比如一个人从超市拿走了小商品没有付钱，那么商品的价格就是此次违法行为的货币收益，所谓精神收益“就是以精神满足的形式而不是货币形式获得的收益”。这一部分的收益不容易计算，而且因人而异，但这并不我们的分析，因为收益的大小与是否有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关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关键还是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经济学家一般利用机会成本原理对违法的成本进行分析。“违法的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投入到违法活动中可以看得到的成本，比如金钱、物质资料等。这一点在我们设计的违法行为中表现得不明显，但是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犯罪中就很明显了。比如盗窃者会准备工具，走私活动要购买和租用船只。成本中另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隐性成本。隐性成本中有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如果把花费在违法行为上的时间用于从事其他事情而获得的收益，而另一部分就是因为违法而受到的惩罚，经济学家认为当违法行为的成本小于收益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可以从这次经济活动中获得利润的时候，人们就会违法。在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惩罚这一部分隐性成本。因为转型期和以前相比，只有这一部分隐性成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控制对这一部分成本最有效，以下我们将对隐性成本中的惩罚进行细致的分析。
惩罚包括法律上的惩罚和社会惩罚，它的量应该等于惩罚的强度乘以惩罚的概率。从法律上的惩罚来讲，是一个重刑国家，根据《刑法》的规定，可以说惩罚的强度是很大的，但是在中国，惩罚的概率并不大。所以虽然惩罚的强度大，但是概率小，所以造成法律上惩罚的量并不大。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的惩罚，社会的惩罚包括因为违法行为而成的社会地位下降的和社会机会的丧失，对于这个有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论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流动性非常差的小农社会，一个人一旦违法，那么他所生活的村庄或社区里的人都会知道，这将导致他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他也会丧失很多的机会。而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有学者将其称为“泛军事化组织，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牢牢地被禁锢在社会结构中一个特定的位置，受到强有力的监控”，违法就意味着将永远失去在组织中的位置，可以说社会惩罚是非常大的。而在转型期，人口的流动性增大，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都市里，邻居之间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知道违法的情况了。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个人与单位关系由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转为劳动合同关系”，过去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人事档案制度正在逐渐失去其强大的社会控制作用，所以转型期社会惩罚是大大降低了。综合两方面惩罚来看，隐性成本中惩罚在转型期是降低的，则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额就会增大，利润就会增多，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转型期违法的现象会有所上升。
类型Ⅰ的违法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违法的成本低于收益，而可以通过外界因素进行控制的就是隐性成本中的惩罚，但是我们并不主张提高社会性的惩罚，因为提高社会性的惩罚，虽然可以减少违法现象，但是这是要以限制人们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同时“社会惩罚借以实施的单位系统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在法治社会里，社会惩处只是犯罪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乃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让犯罪人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这才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所以要减少这一类型的违法行为最重要的是提高法律的惩罚，而最有效的办法是就是提高惩罚的概率，但是并不是说惩罚的概率是100%就是最优，因为提高惩罚的概率必须投入大量的成本，但是当边际成本大于降低违法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就不经济了。所以还要注意一个适当的程度。
类型Ⅱ：这一类的违法行为指人们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但是却符合民间规范的规定，也就是说有这类违法行为的人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的时候，选择了遵守民间规范。从我们的调查中看，回答有过“春节期间在城区放鞭炮”行为的人占到被访者的10%，而且由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原因，实际的数字还应该更高。萨维尼认为：“实在法共同体据以确立和界定的两种因素是民族性和属地性……随着时间推移和文明的进步，法律共同体的第二种根源将逐渐取代第一种根源”。
我们所讨论的民间规范较多地具有民族性的特征，国家法律较多地具有属地性特征。国家法律正在逐渐取代民间规范，但是民间规范的背后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国家法律背后蕴藏着许多西方的的文化。“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今天中国的国家法律就是走了西化的路子。”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晚生的社会比早发的社会产生冲突和社会失范更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用文化冲突解释这一类违法行为是比较合适的。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塞林，他认为文化冲突有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随着文明的发展，在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文化互相冲突时产生的法律规范的冲突；横向文化冲突则是在同一时期内由于两种文化准则对立而产生的法律规范的冲突。
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纵向），也有东西方文化冲突（横向）。“文化准则的冲突必然导致行为的冲突，而违法就是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的“春节期间在城区放鞭炮”的问题就属于纵向文化冲突下产生的违法行为，禁放的法规反映现代文明的需求，而放鞭炮则是适应了传统文化的规定，“当国家法与传统习俗发生冲突，并试图改变传统习俗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改变一种已有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人们从主动地服从民间规范到被动地服从国家法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往往出于行为惯性选择遵从传统规范，所以才造成了违法。
这类违法行为是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发生的冲突，并且试图取代民间规范的情境下出现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对这种冲突的，一些西方学者得出了“法不能改变习惯”，“法必须与习惯相适应”的结论，而且世界各国法制史上的一些例证也表明了法与习惯的这种关系，即如果法律违背了习惯，这种法律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国家法律在与民间规范的互动过程中，我们就应该反思彻底的“取代模式”是否可行，这种取代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事实上在北京，国家法律已经做出了妥协，如在城区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集体燃放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种规范的冲突。
类型Ⅲ，这一类违法行为的出现，是民间规范对这种行为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对国家法律的违反，具体到我们的问卷中设计的“未购买自行车税牌”的行为。我们假设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居民至少是知道应该购买自行车税牌的，但是从数据上看，人们对这一类行为的违反程度是最高的，人们为什么会最不愿意遵守这一类型的法律呢？新的规范制定出来以后不能被有效地执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法律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弗里德曼强调合法性是一种态度，它不是制度形态，而是属于意识形态，“合法性表示一种态度，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这个态度影响人们的举动，人们遵守合法的法律。”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将合法性分为“意识到的责任”和“对权威的支持”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并与美国芝加哥的研究进行了对比。与芝加哥的被访者相比，北京的被访者在“意识到的责任”方面显得更低，对警察、法院、法官的公正性的满意度高于芝加哥，但芝加哥的被访者比北京的被访者对警察更为“尊重”，更为他们“自豪”。北京居民对法律“合法性”
的认同程度不如芝加哥公民高。两国合法性的差异源于中西治化道路的不同。西方的法律体系根植于西方的文明，而这里的“西方并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奇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所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概念是有意识地被世代相传了数个世纪”，西方法律体系的建立是经过数次的斗争和选择，更多地呼应了社会的需要，最终成为“适应人类生活”的法律，所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法律体系不仅有深厚的根基，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有非常高的合法性。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外发型的“迟发现代化”过程，为了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我们采取的是有意识地促进社会现代化的策略，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支配和指导作用。作为国家推行现代化的一部分，法治化的推行也表现出了自上而下，依靠政府力量的特征。中国法治化和现代化过程“又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是建立和强化国家政权的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军队和警察，并以此保证国家推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因此我们的法治化更多地呼应了国家的需要，国家法律的建立是依靠政府权威，人们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源于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在今天人们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离法治化国家的水平还有差距的时候，对于一些新的法律规定（比如购买自行车税牌），人们既不清楚为什么要立这个法，也对为什么一定要遵守感到不确定。所以，这样的“法律也仍然会受到抵制，无法真正进入社会，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字面上。这样的法律即使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或未来利益，也难在短时期获得人们的认同，甚至视这种法律为异己的压力”。
从微观层次上看，心研究中有一条模仿定律，认为“社会就是彼此相互模仿的人所组成的”，模仿具有示范功能，当人们遇到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时，往往会注意身边的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去模仿，所以榜样的行为会涉及一群人，这就是模仿的涟漪功能。而我们的一些立法出台时没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立，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有一些人从自己的判断出发就不去遵守，而最初的这种不遵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去模仿，最后导致这项规定形同虚设。
解决这一类型的违法最根本的是要建立起法律独立的权威。伴随着法律权威的逐渐建立，政府权威必然有所下降，同时，人们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也会由低到高逐渐增强。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要想减少这一类型的违法，也可以利用模仿的一些功能，在新法颁布的初期，大力宣传遵法守法的典型，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为人们树立模仿的榜样，这样即使人们对这项法律还存有一定的困惑，也会模仿好的榜样，最终实现此类违法现象的减少。
结束语
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已经走了二十余年，国家法律正在逐步取代民间规范发挥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的功能。关于中国法治化道路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一些人主张法律移植，模仿西方的法律体系，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借鉴本土资源。我们通过对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的违法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不同违法类型背后的原因，对中国法治道路提出了一些思考。借鉴西方法治道路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有自己法律特色的道路。在国家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国情、民情，在国家法律在与民间规范的互动过程中，能在冲突的基础上协调、妥协。否则，法律将被大规模地违反，这将有损法律的权威，最终对我国法治化的推行是不利的。
注释；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9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要做到“一个确立”。就是要确立理念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确立一个创新的、科学的工作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指导实际工作的灵魂。从年至今，县普法经历了“一五”探索、“二五”实践、“三五”重在建设、“四五”依法治理、“六五”全面建设法治县五个阶段，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和发展，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不断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六五”普法初期，根据普法依法治理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县提出了“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典型引路，分类指导；拓宽渠道，活化形式；普治并举，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实践证明，这条思路是科学的、可行的。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抓好“两个强化”。即：强化职能定位，强化工作手段。
强化职能定位。就是根据《“六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县纲要》的要求，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职能的实际情况，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将各职能部门的抓普法工作职责用文件分别固定下来，达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责权明确、任务落实”的工作目的，克服过去单靠依法治县办“唱独角戏”和“小马拉大车”现象，形成强大合力，从而构成“条块结合、纵横相融”的大普法格局。
强化工作手段。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估体系，具体就是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严格考核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一是要合理分类。合理分类是为了科学定标有的放矢，就县共分七大类，即：中省市县直执法综合管理类、中省市县直社会服务类、县人大、政协及党群机关综合（事业）类、农村乡（镇）类、教育类、企业类和社区类。二是要科学定标。确立科学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标的确立就是按照不同类别、实现时间和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根本目标可分为组织领导重视程度、基础工作、普法工作、依法治理和超前工作五个方面，具体目标可分为若干条，近期目标就是当年可实现目标，长远目标就是五年可实现的综合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三是要严格考核。就是由县委、县政府目标考评办牵头，汇同组织、宣传、依法治理办等部门，采取平时抽查、半年检查、年终兑标相结合方式进行分类严格考核，逐项逐条兑标。四是要落实“一票否决”权。就是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大目标考核体系，对年度未达标的落实“一票否决”权机制，确保普法依法法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五是要强化各种监督手段。就是人大的法制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团体的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手段，督促各级党委政府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六是要强化激励手段。就是要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既要制定好方案，又要组织好每年度的经验交流会、总结表彰会，大力宣传、树立、表彰和奖励先进典型，以此来带动中间，激励后进，形成“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工作浓厚氛围。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突出“三个结合”。
即：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普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突出这“三个结合”就是打破过去就普法而普法的工作做法和工作方式，跳出固步自封的工作怪圈，拓宽渠道，活化形式，寻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一是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围绕法律服务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只有在开展法律服务中找准普法工作方位，才能使普法与法律服务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普法可以搞些必要形势，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普法工作正要搞的。法律服务也是如此，目前要着力开展关系民生与发展问题、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调解问题、公民权益保障问题和贫弱群体法律援助问题等法律服务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法律服务和结合个案调解，有针对性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以案说法、以案普法、以案学法，增强当事人及周围群众的法律意识，以此达到普法与法律服务双丰收。二是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围绕文化建设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文化建设中找准普法切入点，才能促进普法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结合城乡文化建设正在兴起的热潮，一方面可以将文化阵地与普法阵地、文化图书与法制图书、文化学习与普法学习、文化活动与普法活动等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繁荣地方文艺之机来开展法制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的作用，深入乡村、深入生活、创作编排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形象幽默、朗朗上口的法制方艺作品，在城乡巡回演出，使法律条文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直观，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灵活性、趣味性和实效性。三是普法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广大农民普法一直是普法工作的“重头戏”，也是困扰普法工作的难点，因此，必须抓住广大农民对现代科技应用的积极性，结合每年度农村科普之冬、科普之春和科普下乡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其中，随之开展送法下乡活动，通过“法制讲座”、编印常用法律知识宣传资科和法治文化用语集锦等，广泛宣传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进“法律进乡村”活动顺利推进。
法律文化的分类篇10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对法律的阐释往往着眼于政治和法律或经济和法律的关系，除道德、法律意识外，很少注意其他精神生活现象和法律的关系。特别是从文明的角度来阐释法律，更属罕见。
本章试图对法律和文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精神文明的一般关系作一探讨。
一、法律和文明的一般关系
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曾出现过文明一词，但其含义与我们现在所用的不同。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明一词，是在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在西方，这一概念大体上是从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主义时开始使用的。以后这一概念虽然常被人使用，但含义却极不一致和模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时也使用这一概念，但含义也不甚确定。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为文明这一概念的准确解释提供了基础。报告是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一角度来解释的，即文明是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与人类社会而俱来的（2）。文明并不是从阶级社会、甚至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开始而产生的。当然，在原始社会，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极为低下，所以，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人类当时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只是从奴隶社会开始，才进入文明社会阶段（3）。
人类改造的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可分为自然界和社会两个方面。十二大报告也阐明了人类改造世界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基础，而精神文明反过来又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还受到物质文明以外的许多因素的影响。
社会的改造，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所推进和促成，另一方面又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决定它们的性质和方向。这里应注意的是，当我们说文明的性质由一定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决定，从而有不同社会的文明时，丝毫不否认不同社会的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任何社会的文明都是在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了与这一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一切以前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律这一概念有过不少论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私有制社会的统治者“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5）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念时又指出：“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6）马克思也曾指出，他在自己所写的第一本著作中，即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7）同时，他在表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也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列宁也讲过，“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9）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律概念的有关论述和党的十二大文件关于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些概念的解释出发，来分析文明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文明与法律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文明是与人类社会而俱来的、阶级意义上的法律却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同时，在人类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后，文明仍将不断地向更高阶级发展，但原先的阶级意义上的法律却将趋于消失，而代之以非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规范或行为规则。
法律一经产生后，就与文明并行发展，每一社会形态中的文明和法律的性质都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四种文明和法律是相互适应的。
法律本身并不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或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成果。因此，它既不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也不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如上所述，物质文明是指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则指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
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中包括新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以及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不同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为阶级关系）。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制度对相应的思想意识则是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法制这一概念，或者是作为法律的同义词，或者是作为遵守法律的一种制度。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法制也是人类改造社会的一种成果，与法律是同一范畴的。
法律关系是存在有法律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相互结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一，是根据法律规定而结成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法律关系与法律一样也是属于同一范畴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也不同于根据精神文明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后者的一个例证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对夫妻，在一方死亡或双方离婚以前，始终存在着婚姻法律关系，但并不意味他们之间就一定存在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夫妻关系。
这里应注意的是，当我们说法律不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时所说的法律，是指在一定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意志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至于单纯地作为法律知识的、不具法律效力的“法律”，例如在我们说我国历史上的《唐律》或外国的某一法典时，这种“法律”只是作为一种法律文化遗产或法律知识，它显然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中的知识文化方面。
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关于法律的思想、知识或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思想道德方面。
作为一个总体来说，法律代表一定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也就是说，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即经济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由这一基础决定的。但除了经济基础这一决定因素外，其他还有各种因素都影响着法律本身的发展，其中就包括了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精神文明中的部分内容，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部分，与法律一样，体现同样的阶级性，都是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种思想道德对法律的重大影响是人们所熟知的。例如，我们不了解儒家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出礼入刑”之类的思想，就很难理解中国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的法律。同样地，不了解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的理性主义思想，也很难理解《拿破仑法典》。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一法典“起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的思想，起源于法国革命”（10）。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知识文化部分对法律同样具有重大影响。我国自二千多年前的《法经》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法律，不仅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阶级、等级关系，不同的思想道德体系，而且也体现了不同发展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知识文化。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之所以重视《汉穆拉比法典》或《秦律》之类古代法律的发现，就因为这些“法律”为我们提供了古代社会中包括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在内的各种宝贵资料，这种“法律”本身也就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宝贵的法律文化遗产。古代法律中常见到的债务奴役、同态复仇或神明裁判等制度，不仅表明了当时存在了奴隶制的社会制度，而且也表明了那些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较低的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法、能源法、计划生育法、空间法或城市规则法是只能在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条件下产生的。
反过来，法律也积极地影响着两种文明的发展。法律对自己的经济基础是有服务作用的，阶级对立社会的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或阶级的工具，但也是促进两种文明发展的重要工具。
这里讲的法律对两种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四种文明的整体来说的。法律对影响两种文明发展的具体作用，正如文明对法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或其他不同的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同时，物质文明不同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又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部分，法律对它们所起的作用，更是错综复杂的。例如，法律对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道德当然起着维护和促进作用，而对敌对阶级的思想道德则起着排斥和压制作用。
我国历史上封建制法律中关于“十恶”、“八议”等规定对维护和促进宗法制、等级制思想方面的作用，资本主义法律中关于“三权分立”、“契约自由”等规定对维护和促进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和私有制观念方面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法律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自然科学和一般文化知识部分所起的作用，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有时起促进作用，有时起阻碍或破坏作用，有时几种作用相互交替地并存。
二、法律思想史中关于法律和文明的关系的论述
以上已指出，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明一词，是在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从我国近代法律思想史来看，关于文明和法律的关系的论述还是比较少的。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1873年~1929年）在解释他对自由这一概念的认识时，曾涉及到文明、自由和法律三者的关系。其大意是：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团体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是野蛮时代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则是文明时代的自由。文明自由是指由于法律之下，服从法律的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灭”：“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制我自由者也。”（11）
在西方思想界，自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以业，对文明的论述日益增多，其中也有不少涉及文明和法律的关系。例如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年~1903年）就曾从生物社会学观点出发解释了文明、自由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明和法律都是生物学上的有机体的进化，即生存竞争、强存弱汰的产物。文明是社会生活从简单到复杂的形式，从原始的均质向最后异质的渐变过程。文明的这种发展过程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是原始的或军事的机会，其特征是战争、强力和身份；第二个是高级的工业社会，以和平、自由和契约作为特征。在高级工业社会中，为了促进个人自由，也即进行自由竞争的自由，政府职能日益受到限制，仅限于保证人们的安全和契约的执行。一切社会立法和集体规章都是对生存竞争、强存弱汰的自然法则的干扰（12）。
以上梁启超的观点体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他在抽象的文明、自由和法律的词句下，既主张资产阶级民权，又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斯宾塞的观点反映了19世纪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对自由竞争的推崇。因此在他看来，在文明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和法律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它们的活动主要限于保障资产阶级的安全和契约自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13）。
20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文明和法律的关系的观点，同斯宾塞的学说有所不同。他们一般主张法律对文明的作用不是有限的，而是巨大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德国法学家柯勒（JosephKohler，1849年~1919年）和美国法国家庞德（Roscoepound，1870年~1964年）二人的学说。
在西文法学著作中，柯勒一般认为是新黑格尔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声称：“20世纪的哲学必须以黑格尔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基本思想，进化（发展），是一切精神科学、我们全部历史以及人类文明中所存在和活动的一切事物的科学原则”。但他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14）。黑格尔讲的进化是“理念”的发展，柯勒是指的文明的发展（15）。此外，柯勒的学说虽然是从黑格尔关于法律是文明现象这一观点出发的，但他并不像黑格尔那样将法律解释为“自由意志”（16）。
柯勒认为，“人类的活动是文明的活动，人类的任务在于创造和发展文明，获得持久的文明价值”（17）；文明是不断地发展的，但它的进步不是简单的前进。新文明在现有文明中萌芽，两种文明兴衰相替，从而使新的文明价值不断推陈出新地前进。
他曾对文明这一概念作过这样的解释：“文明的实质，就法律哲学意义而言，是人类知识的最大可能的发展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最大可能的控制。”“我们所力求实现的目的：一方面是知识的文明，另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和新的活动的文明。文明又可再分为美学的文明和控制自然的文明。了解一切，能从事一切，因而能征服自然，这就是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18）。
他还认为，文明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两者密切联系，当物质文明脱离精神文明而前进时，将触犯道德生活的原则（19）。
他主张，法律的要求是文明的要求，法律应最大限度地符合而不是阻碍文明。在文明的进化中，法律具有巨大作用。人类文明只能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设想，有一种制度，它规定每个人的地位和任务，负责维护已有的价值并不断地创造新价值。这也就是说，法律应支持文明的萌芽和压制反文明的因素。法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维护个人的权利，但这并不是它的惟一任务，法律还必须维护全人类的，至少是全民族的文明价值（20）。
因此，法律决不是像17、18世纪自然法学说所设想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地，法律必须使自己适应前进中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法律原则，社会的任务在于根据这些原则的要求塑造法律。“没有永恒的法律，适用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决不适用于另一时期，我们只能力求为每种文明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21）
他又指出，法律虽然应该符合文明，但却并不一定符合，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可能并不理解文明的要求，为此，就应改变法律或将法律解释得适合文明的要求。同时，文明的前进是迂回曲折的，人类往往要经历长期的不文明时期，那时也会有适应不文明状态的法律，但如果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法律，就会通过法律尽可能缩短不文明的时期，削弱相互敌对的倾向，更快地重建正常的进步状态。
他还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交错是文明生活的主要杠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主义是最大的推动因素之一，但个人主义必须与集体主义相互配合，法律原则应符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趋向的运动。
庞德是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他的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社会控制论，就是在柯勒关于文明和法律的关系的学说这一基础上提出的。他也主张，法律是和一定时间、空间的文明相联系的。就过去来说，法律是文明的产物；就目前来说，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段；就将来来说，法律是促进文明的手段。文明有两个方面，对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以及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这两个方面的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只有通过科学发达而实现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才能使大量增长的人口得以平安和相对富裕地生活。另一方面，只有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才可能实现科学的考察、试验和研究。保证和平、自由而不受干扰的条件对科学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庞德又认为，“对内在本性的控制是通过社会控制来实现和保持的。这种控制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压力，旨在对他进行约束，以便使他尽力从事支持文明社会的行为而不从事秩序的行为。”（22）社会控制的手段有三种：道德、宗教和法律。但从16世纪以来，由于国家垄断了武力的使用，所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从以上柯勒和庞德二人的学说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极为重视法律在促进文明中的作用，但他们却将资本主义的文明和法律解释为抽象的、超阶级的文明和法律，掩盖了文明和法律的社会性质或阶级本质。
柯勒强调了法律应促进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配合；庞德则强调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即用以尽可能地满足相互冲突的利益。这些观点表明了资产阶级法律在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的一个重大特征，所谓“法律的社会化”。这一现象意味着资产阶级法律在进入帝国主义后的一个重要变化。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因内外矛盾的加剧，尤其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对人类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剧增等原因，资产阶级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手段，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规模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或加力镇压，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就是他们所说的法律在促进文明中的巨大作用的实质。
三、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它的建设大体上可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内容极为丰富，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党要法语全体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等等。这里也应指出，我们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文明的总体的性来说的。具体分析起来，精神文明的有些方面，其思想内容有不同的社会性质或不同的阶级性，它的另一些方面，如自然科学知识、一般文化知识，和物质文明一样，其内容本身并没有不同社会性质或阶级性之分，说它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是它为人民享有，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意义上说的。
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就像其他社会的精神文明和法律的关系一样，是十分密切的。社会主义法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物，社会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法律相互促进，二者是同一社会性质的、并行发展的；社会主义法律是衡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制的建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引下，自觉地进行的，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律同私有制社会中精神文明和法律来比，不仅在社会性质上根本不同，而且其相互关系也更为紧密。
社会主义法律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它直接间接地体现了这种文明，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思想建设的首要内容—指导下产生和发展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法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物。
在我国，立法的一个重大原则是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立法工作中的一个根本要求。这里的实际又是指什么呢？
我国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国法律是由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关创制的。因此，我国的立法必须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制度以及在这些制度下所形成的各阶级、民族等关系的实际出发，但我国的立法也应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这一实际出发。如果我国的法律不能反映我国人民目前的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那么这种法律不但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且也一定为广大人民所反对。
社会主义法律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反过来，社会主义法律又是传播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在思想建设或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法律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在分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律的相互促进作用时，我们应注意到，这两者虽然在社会性质上是一致的，并行发展的，相互适应和促进的，但却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即社会主义法律（或法制）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是我国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以国家名义所宣告的意志。从以上这些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法律不仅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服务，而且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现行宪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充实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条款。例如，在其第19条至22条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方面，即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和文化各自单列一条。宪法序言以及第24条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作了原则规定。在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许多条款中，也同时包含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这些宪法规定或条款直接地、明显地体现社会主义法律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
这里应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说，只有像以上这些宪法规定或其他类似法律规定，才具有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事实上，我国的全部社会主义法律都具有这种促进作用。当然，在不同的法律或法律规定之间，这种促进作用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比较直接的（如以上讲的宪法规定），有的则人一定意义上说是比较间接的。例如关于惩治杀人、放火、盗窃等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定，其直接目的在于保护人身安全、公共和私人财产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但这种安全和秩序正是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起码的条件。显然，这种刑法规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虽然是仿佛间接的，但却同样是巨大的。
这里还应说明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都不可能通过某一个法律下令创造出一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或一个卓越的发明家、科学家，等等，但法律的确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条件，积极地促进这些精神文明的产物的形成。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法律在促进精神文明中的作用都是间接的，但却又都是巨大的。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如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或知识文化中的不同部分，法律所起的促进作用，在表现形式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但就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二者的总体而论，法律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不可分的。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反过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并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社会主义法律在积极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根据这种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下建设的。社会主义法律确认并维护我国社会的基本的经济、政治等制度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以及相应的阶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在相应的经济体制和其他管理体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法律不断地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的改革，并维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其他管理体制。
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共同努力建设的。社会主义法律确认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职权和职责或权利和义务。
第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具有正常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包括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等）。社会主义法律规定对形形的敌对分子的斗争，对一切违法以至犯罪分子的制裁，以及解决经济、民事等纠纷。
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重申的，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社会主义法律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或实行人民民主国家在职能方面的工具的作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种作用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及相应的阶级关系或保障社会主义两种文明的建设来说，也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