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1
一、营造企业自行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自律环境
(一)建立消费投诉信息分转机制,将消费投诉化解在企业
近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化解解决消费投诉占用的巨大行政成本,充分发挥“和解”的作用,建立并发展消费纠纷快速解决“绿色通道”。目前,北京市绿色通道成员已扩展到712家。12315将受理的涉及联网企业的投诉,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直接分转到建立联系的商家与消费者自行协商解决纠纷,减少了中间流转环节,取得了好的效果。2009年。仅17家市级绿色通道成员,就分转投诉2581件,和解成功率达95.53%。由此得出结论,促使小额消费纠纷向消费者与经营者自行“和解”分流,是最佳的选择。
(二)营造企业自律大环境,将消费纠纷化解在投诉之前
1.外在力量的约束是重要条件。当消费者自行找经营者协商不能解决问题时,而向12315投诉,12315将投诉信息转给建立联系的经营者后,自行解决率竟高达95%以上。其原因在于:一是一部分真心致力于长久发展的经营者很注意自己的商誉,而消费纠纷的公开化显然不利于维持商誉,当知道消费者已经投诉后,不愿意将消费纠纷闹大,具有自行消化消费纠纷的动力。二是因为经营者明白,在12315背后,有着工商行政执法权的支撑。因此,行政管理权介入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具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95%以上的和解成功率说明,经营者自行解决消费纠纷的积极性。除了经营者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因素外,外在力量的约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市场对失信经营者的约束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对失信经营者的约束作用具有比行政管理权更大的威慑力。市场约束作用的核心是企业信用,企业信用的实质是企业信用信息充分的公开透明。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使企业的负面信息得到放大,从而对市场前景产生负面影响,促使企业加强自律。因此,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是营造企业自律大环境的重要途径和必备条件。通过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真正营造一个守信企业以信用可以赢得市场,失信企业在市场寸步难行的市场生态环境。
3.将经营者自行解决消费纠纷的能力作为诚信经营的重要内容。企业自律不仅体现在通常理解的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而且包括自行解决消费纠纷的能力。投诉举报数量是衡量企业诚实守信的重要标准,同时,投诉举报信息对消费者判断被投诉企业的信用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促使企业自行解决消费纠纷,应该将政府管理部门积累的大量投诉、举报信息,作为社会信息列入企业信用公示信息范围。只要是实名投诉、举报,并确实接受过服务(如有消费小票),作为一种参考信息,并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明确标注是社会信息,这样进行公示是有益的。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规定在接到投诉一定时间内,被投诉企业如果能够自行解决将免于登录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或记人投诉自行解决率的数据统计,以促使企业自行解决消费纠纷,减轻政府的管理压力。同时,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设计上应该给予被投诉企业澄清、辩白权,以示公平。
二、发挥行业协会在解决疑难消费纠纷方面的作用
(一)行业协会可以在解决消费纠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首都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推进,一些行业协会在服务行业企业、促进行业自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北京市室内装饰协会,不仅制定和完善了行规行约,而且在本行业连续五年对申报的会员企业实施全方位信用评价,并实施企业信用星级评定,推动行业企业自律,这样的行业组织完全具备调解消费纠纷的能力。
(二)行业协会在解决疑难消费纠纷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由于行业协会具有对业内情况熟悉,了解掌握行规及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对一些需要进行质量认定的疑难投诉的解决方面具有独有的优势。如解决消费者对茶叶质量的投诉,其中对茶叶质量的认定是很大的难题。为此,宣武茶城协会建立了茶叶质量纠纷解决机制,由茶城的茶商推举几位德高望重、品茶能力强的茶商作为品茶师。当发生茶叶质量消费纠纷时,由这几位品茶师进行评判,并以他们的结论作为解决消费纠纷的依据,破解了茶叶质量不好认定的难题。又如装修质量、红木家具等众多涉及专业领域质量认定的消费纠纷,行业协会在解决时,具有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大得多的专业知识优势。
(三)重视并发挥行业协会在解决消费纠纷方面的作用
行业协会参与消费纠纷的解决,是“调解”的又一种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实现途径。目前,工商部门对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解决消费纠纷重视不够。由于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政府处于强势地位,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很不充分,行业协会只有在政府支持下,解决消费纠纷的作用才能实现。工商局在大力推动行业协会发展的同时,要建立一种机制,逐步将消费者投诉先行转给有条件和能力的行业协会自行解决。这既是工商部门实现多途径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需要,也是行业协会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并以此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需要。
三、提高工商部门调解消费纠纷的执行力
(一)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消费纠纷调解的执行力
1.实现与司法的直接衔接,提高消费纠纷调解的执行力。目前,工商部门或消协形成的调解协议书法律效力较弱,一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不能形成有力的约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规定,消协形成的消费纠纷调解协议已经取得了与人民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相同的法律效力,都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尽管如此仍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式,因为消费纠纷当事人在申请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效力时,司法解释采取双方一致性原则,即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申请确认,另一方当事人就不能申请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而只能启动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调解协议执行力问题,最佳途径是实现调解与司法更直接的衔接。为此,海淀区法院与中关村电子产品贸易商会合作,建立了海淀区法院中关村电子市场调解室,由商会推选的人员经海淀法院正式聘任后担任调解员。消费者在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执行。这一解决方案使消费纠纷调解协议的效力得到很大的提升,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仍然
是间接的,需要经过法院的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小额消费纠纷标的额小。解决方案一定要低成本和便捷。建议在与司法部门沟通、协调的基础上,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直接、易行的做法,即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当事人若不向法院提讼。消费纠纷调解协议就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就此再进行争议,一方不履行责任,另一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这种方案框架内,无须借助公证、申请支付令等现有制度,就可达到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效果。协议当事人不仅可以节约公证等费用,还可以及时得到公力救济,这将会极大地提高消费纠纷调解的效力。
2.不经司法确认即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合同订立的公平、自愿原则。第一,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本身就表明其在纠纷解决途径选择方面行使了程序选择权。第二,当事人享有使调解协议不直接生效的救济途径,即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向法院提讼。
(二)实现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增加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途径
1.实现小额消费纠纷仲裁的必要性。仲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的解决消费纠纷的救济途径之一,缺失该制度,则意味着消费者维权机制不健全。由于民商事仲裁属于专家仲裁,需要花费与小额消费纠纷的标的额不成比例的相当成本,民商事仲裁机构也不热衷于小额消费纠纷仲裁业务,从而使得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法律制度设置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因此,有必要构建实质意义上的小额消费纠纷仲裁机制,使那些通过调解无法解决的小额消费纠纷,还可以通过免费或低收费的仲裁得到解决,而并非只能通过需要付出较高维权成本的诉讼机制来寻求救济。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增置免费或低收费的小额消费纠纷仲裁,有利于纠纷当事人获得准司法属性的救济。为此,上海、福建、江苏、河北,浙江的湖州和绍兴等地,将民商事仲裁制度引入到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中来,通过民商事仲裁机构授权,在消协设置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庭(中心)的方式,实现了消协进行仲裁的形式合法性。湖州市消保委仲裁中心成立以来,共办理案件588件,结案率10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68.93万元。
2.实现小额消费纠纷仲裁的途径。与当地仲裁委沟通、协商,在消协设立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庭,仲裁员由经仲裁委培训、考试后认可的消协工作人员或聘请的仲裁员担任。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属于公益性质,实行免费仲裁或低收费仲裁,少量收取费用。
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2
【关键词】小额诉讼；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构建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普通程序中，对于那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对于便利当事人诉讼，保障当事人诉诸法院的权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践来看，这一诉讼程序对于小额的争议，仍显得不太灵活和方便，不利于保障小额权利的受害人的诉诸法院的权利。
一、简易程序的改革无法替代小额诉讼程序
对于解决标的额较小的民事纠纷，是否可以通过进一步简化简易程序来实现呢？简易程序的简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包括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费用等。但是从我国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可知，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远远大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如果仅为了解决小额轻微的债权债务纠纷而简化所有的简易程序，那么对于原本适用简易程序的小额轻微案件以外的其他民事案件，势必会因为程序的简化而达不到程序保障的最低要求，从而无法充分合理的实现程序正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否可以不通过简化简易程序，而是对其进行完善，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来解决小额诉讼纠纷呢？小额案件往往都涉及很微小的利益，当事人提讼也往往希望得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如果仍然按照简易程序来处理，势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相比而言，小额诉讼程序则能满足这些诉讼需求，能够更好更快的解决纠纷。因此说，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无法代替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低成本、高效率的独特优势更有利于小额轻微民事案件的审理，也更易从根本上解决纠纷。
二、缓解诉讼压力，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需求
现代社会中，小额案件日益增多，是创设小额诉讼程序最直接的理由。诉讼居高不下的增长和普通程序的正规化操作已使法院感到沉重的压力，改革需要从提高效率上做出努力，法院只有在简化程序上寻找出路。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可以有效的解决法院审理案件的压力，在不增加法官人数的情况下，多数小额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结案，既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又充分利用了现有司法资源解决纠纷。在大量小额纠纷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法院不仅提高了办案效率，满足人们利用司法的需求，而且可以使法院有更多的精力去保证那些对程序需求较高的案件的公正审理。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能使国家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应用，不致使社会因过多的诉讼消耗大量的资源，或导致对司法资源投入无限制的攀升。司法实践中日益增长的小额轻微纠纷要求建立简便高效的诉讼程序，民众的法律生活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诉求不断增长。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纠纷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随着维权意识的转变，小数额的日常消费纠纷日益增加，法院不堪重负。而司法资源在当前形势下仍然有限。为缓解这种矛盾，不仅应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入手，还应当从诉讼程序结构内部去寻找解决方案。小额诉讼程序如果能够建立，大量的小额轻微案件就可以快速地被过滤，有效地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也能切实保障小额权利人的实体权益。
三、我国现行民事简易程序存在制度缺陷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界限不清，程序的适用没有严格的限制，程序的转换也相对比较随意，对于所有的简单民事案件不加区分都适用简易程序，显然也是不合理的；按照民诉法的规定简易程序的审限为3个月，对于小额纠纷来说显然决结果，通过自身的简便参与，当事人能亲身体验到到法律的真实存在，由此对法律产生认同和信赖。在此意义上，小额诉讼程序可以较好地贯彻司法为民的理念，对维护民众的日常民事权益，培育民众的法治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因此，除设立小额诉讼程序外，还应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使非诉讼方式与诉讼方式协调互补，发挥其补偏救弊的作用，为小额纠纷的救济提供一个以诉讼为主体，以非诉讼为补充的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在最终意义上对构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我国正处在法治建设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基本国策。我国法律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无论地位高低、权利大小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然而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上没有专门适合小额纠纷的程序，公民的一些小额轻微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往往囿于程序的繁琐而选择息事宁人。这对于全社会崇尚法律的大环境建设而言有害而无益。在法律至上的体制下，纠纷的最终解决才能让双方当事人都信服法律和司法机关，才能彻底解决纠纷，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和谐。否则，极小的纠纷也不排除会引起其他更深的矛盾。小额诉讼程序能够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使他们能够从内心接受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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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3
一、小额诉讼制度概述
(一)小额诉讼的概念
当前,理论界对小额诉讼概念的界定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广义说认为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没有实质区别,其只是简易程序内的一种特殊程序;狭义说则认为小额诉讼是一种以提高办案效率和促进司法服务大众为目的,有别于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民事审判第一审程序。另外,还有的学者认为不管如何界定小额诉讼的概念,都可以对其从法院和当事人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从法院角度看,小额诉讼制度的理想状态是通过科学、缜密的程序设计,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进而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资源稀缺性和对司法资源需求无限性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从当事人角度看,小额诉讼制度就是为公民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司法救济,保障公民不因受侵害权利“微小”而得不到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小额诉讼制度是一种专门针对案件轻微、标的额特别小的案件的民事诉讼制度,其程序应区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通过简单、快捷、灵活、低廉的诉讼方式快速解决小额、轻微案件纠纷,实行一审终审。但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小额诉讼制度设置于简易程序这一章来看,立法者认可的显然是小额诉讼的广义说。
(二)小额诉讼制度的意义
近年来,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状况日趋明显,而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小额纠纷诉讼的数量日益增多,导致法院审判压力巨大。小额诉讼纠纷多产生于百姓日常生活中,当事人主体具有广泛性,案件数量在法院受理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法院若无法及时高效地实现当事人诉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导致其不堪诉累而远离诉讼,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的窘境。对此,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诸方面问题做了较为详细地规定,但仍达不到许多当事人对案件“简易”审理的要求。普通诉讼程序在保证程序正义的同时,已显现无法快速及时处理急速增长的大量案件的现实矛盾和制度缺陷。小额诉讼制度制度的确立,对于解决这些矛盾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从成本和效益角度看,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大量简化民事诉讼程序并提高效率,从而减少法院的司法成本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最大限度的平衡公正与效率。其次,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角度看,小额诉讼能够把复杂或高度专门化的诉讼程序简约为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常识性纠纷处理过程,更加平易简单。再次,从司法为民、便民角度看,小额诉讼可以使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轻微、小额民事纠纷迅速进入诉讼程序,大大降低了诉讼门槛并提高了司法效率,让相对缺乏专门知识的当事人能够更加便利地使用作为公共服务的诉讼审判,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后,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看,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适用可以诉前调解等程序相结合,从而引导相当一部分小额纠纷分流到诉讼之外,有利于在程序法定原则和程序操作的融通性、灵活性之间形成平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小额诉讼制度立法和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虽正式确立了小额诉讼制度,但并未对其适用范围、具体程序以及救济进行明确细致的规定,程序设计等诸多方面在理论上仍有较大争议,而在司法实践中,小额诉讼制度的司法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立法层面
1.制度设计不科学。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糙,将小额诉讼制度归在简易程序下,仅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小额案件适用一审终审,这一做法既忽视了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区别,没有体现小额案件独特的程序需要,也缺乏对小额诉讼相关制度的具体规定。一般来说,简易程序是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更为简易的程序,但其仍有完善的诉讼程序和诉讼法理约束,追求的价值在于“诉讼效率”与“公共便宜”;而小额诉讼程序虽是一种比简易程序更为简化的程序,但由于其理念和适用范围的特殊性,所以突出的是非讼程序理念,提高程序效益是小额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鉴于小额诉讼的特殊性,将其归在简易程序下并不科学,有必要在简易程序之外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其次,从具体程序设计方面说,由于小额纠纷需要快速高效的处理,在诉讼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有其特殊需求,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小额诉讼制度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简化程序、简化诉讼判决,也没有对救济程序进行细致规定,难以充分发挥小额诉讼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也给法官司法实践中适用小额诉讼制度带来了困难。
2.标的额划分不合理。应该看到,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标的额的规定“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较为科学,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且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差别较大,立法不宜对小额诉讼标的额搞“一刀切”,理应根据各个地区人均经济收入进行确定。但是,对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采用简单的标的额标准划分,过于简单,并不是说只要诉讼标的额符合标准就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司法实践中,往往有些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可能是复杂、影响力较大的案件,这些案件显然不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如果当事人双方对争议事实的陈述有较大出入,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存在原则性分歧,即便诉讼标的额符合了法律标准也不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另外,理论界对于是否应单纯以标的额来决定是否适用小额诉讼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分为两类,一类是轻微案件,并不以金钱给付为必要;一类是小额案件,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小额给付案件。
3.一审终审缺乏救济。审级制度的确定与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紧密相连,审级越多,公正性相对越高、效率越低;审级越少,效率越高、公正性相对越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明确规定为一审终审,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受司法水平、人情利益等因素的制约,基层法院对小额纠纷一次审判很难保证案件的质量,一审判决不当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新《民事诉讼法》这种完全堵住了当事人的上诉渠道,使得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肯定是有问题的,它无疑会使小额案件流向申诉和上访渠道,从而带来更多的负面问题。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如不实行一审终审,则无法体现小额诉讼提高程序效益的基本价值,其设置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因此,当前法律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而又没有设置救济程序,让小额诉讼走向两难境地。
(二)司法适用层面
1.程序运行不明确。由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小额诉讼制度归在简易程序下,因此,法官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时,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小额诉讼具体程序,因此,对其是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适用更为简化的程序有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适用时,对于小额诉讼的基本程序大多还是按照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进行,但由于法官对程序运行观点的不统一,难以做到公平。另外,小额诉讼程序所适用的案件条件中除了标的额这个可以量化外,其他如法律关系单一、争议不大等要求过于抽象,不利于实施。
2.审理机关不统一。由于法律并未明确小额诉讼的具体操作程序,因此,对具体案件的程序操作,不同法院存在不同做法,如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主体,有的法院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有的法院是立案庭,还有的法院是民事审判庭,审判主体尚且不统一,更遑论诉讼程序。正是由于法律的空白,各地基层法院在对小额诉讼程序操作时,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造成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3.操作随意性大。小额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基本上是由法官主导,向当事人告知并指导其选择高效的方式处理纠纷,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扩大。一方面,许多法官因小额诉讼程序简单而缺少责任感,随意性很大,往往马虎了事,让当事人感觉权益不受重视,进而对裁判结果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由于法官受职业理念和习惯支配,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容易由简到繁、恢复到习惯诉讼模式的轨道中,忽视小额纠纷的特点与当事人快速审理的要求,忽视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我国司法权威不足、法官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形下,由于法律规制的缺失,极易导致法官小额诉讼操作随意性大,这既增大了效率导向下小额诉讼程序被滥用的风险,也会加剧民众对司法和法官更多的不满。小额诉讼的运行不仅不会提升司法公信力,反而可能会导致一审终审置设下当事人对小额裁判认可度的降低。
4.当事人滥用权利。由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成本较低,当事人仅需支付少量成本就可以使用司法资源,能够促进司法服务大众,但是,它同时也容易激发当事人的诉讼欲望,难以避免有些人滥用司法资源,产生滥讼现象。因为小额诉讼程序有起诉金额的限制,当事人可能会将本不属于该程序的请求分拆为多份,进而利用小额诉讼程序。从而出现一方面法院的压力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其他纠纷解决方式闲置,优势无法发挥,最终导致纠纷解决方式的畸形发展、司法资源极大浪费的情况。另外,由于法律并未限制公司或其他组织提起小额诉讼,小额诉讼程序有可能演变为银行、物业公司和大企业等组织针对消费者或用户的讨债程序。
三、完善小额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适用范围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的适用规定了两个前提,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和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具体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借贷、买卖、租赁和借用纠纷案件;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拖欠水、电、暖、天然气费及物业管理费纠纷案件。离婚、收养等具有人身关系性质的案件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劳动争议、家庭邻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等案情复杂的案件,也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另外,在确定小额诉讼标的额数额后,应该重视避免当事人为适用小额诉讼而分割诉求。
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4
【关键词】程序利益；诉讼效率；小额诉讼；程序完善
随着当前我国法治理念的逐步深入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在解决纠纷的方式选择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诉讼这一方式，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标的额很小的案件涌入法院。针对此种类型的纠纷，如果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是普通程序，其所获得的诉讼收益远远不及当事人与法院投入的诉讼成本。此时，一种与该类案件标的额相适应的可以实现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更节约诉讼成本的诉讼程序就应运而生，即小额诉讼程序。所谓小额诉讼，是指因诉讼标的金额甚少或者涉及权益轻微而由立法者确定适用一种不同于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的特别程序来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模式。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主要特征
（一）制度立法之混合性
我国1992年《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两种民事诉讼程序，即：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然而，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大量的标的额较小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显然不能满足当事人追求的诉讼目标。简易程序耗时较长，诉讼成本相对较高。小额诉讼制度是在2012年才正式入法，其立法目的就在于o立一种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平行的第三种程序来处理一些标的额较小的案件，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但是，在新的民诉法解释未出台前，小额诉讼程序对简易程序的依附性很强，不能视其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的界限并不明晰。
（二）程序选择之强制性
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具有强制性，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应当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2015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解释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性适用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即不管是法院还是当事人，在案件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条件时，都不能选择适用其他审理程序，这就排除了对于其他诉讼程序的选择适用权，具有强制性。
二、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各地审理程序欠缺统一性
小额诉讼独立的程序结构欠缺，对于简易程序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但是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追求和简易程序有很大的不同。小额诉讼的程序价值定位是“快立快审快结”。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无法替代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低成本、高效率的独特优势更有利于小额轻微民事案件的审理。但是小额诉讼程序在各个法院的做法各异，缺乏统一性。这是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不同，法治建设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
（二）程序选择的不确定性
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具有强制性，因此，在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利缺失的时候，救济途径也较为单一。部分基层法院的法官为了避免一些上访的情况出现，在很多时候并未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小额诉讼程序。正是由于当事人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权利保障有所缺失，才会导致小额诉讼程序没能够充分发挥其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效果。
（三）当事人救济选择单一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我国审判程序针对一般简单民事案件简化适用的特殊设计，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制度中，作为简易程序的特殊程序存在，但却拥有简易程序不具备的程序制度，例如，强制适用、一审终审等。小额诉讼程序以诉讼效率为首要程序选择，但是在程序效率提升的前提下，亦不能忽视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案件标的额为当地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0%的标准和最高人民法院最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案件类型的明确，限定了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标准。例如，简单民事实体关系的金钱给付案件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在相当程度上强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小额诉讼的具体适用率却远不及设计目标。分析其原因，首先，程序设计并未对当事人的救济利益提供更多的保障。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中的强制适用，一方面，限制了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的具体范围，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当事人选择适用小额诉讼以追求得到迅速裁判的权利。其次，因小额诉讼程序涉及诉讼一审终审，法官依职权选择适用而产生的当事人顾虑较大。
另外，除了当事人无法选择适用程序外，一审终审的救济方式仅局限于再审方式，而无程序内的异议制度。“再审程序并不是一种当然提起的程序，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法院而言，生效判决即使存在瑕疵也并不必然会启动再审程序。”必要救济程序的缺失，即使是在不考虑承办法官专业能力和办案精力上的要求、司法错误与信用失衡的影响，也是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巨大冲击。纠纷一旦脱离法院的裁判而无法解决，诉讼内救济制度的缺失必将导致压力转移至领域甚至其他党政机关。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重构
（一）小额诉讼立案规范化
小额诉讼程序是以限制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强化法院职权审理为方向，提升诉讼效率的制度模式。在当前实行登记立案制度改革的立案程序中，并没有独立的选择程序模式，因此，需要在立案阶段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受理进行细化以明确程序选择模式。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强制适用和一审终审的程序设计对当事人理解提出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立案登记制下，案情简单、事实明了的小额诉讼案件均能当场立案受理，给与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理解时间和法院的释明压力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案规范化应当做足准备。首先，规范诉讼引导，确立立案告知制度，将诉讼风险、适用程序、审理组织、裁判方式等内容，于立案前以“小额诉讼程序告知书”或受理时立案法官口头释明等方式确定，避免当事人因缺乏必要诉讼知识而无法服判息诉。其次，规范立案后程序分流，构建小额诉讼裁判庭，组织专业审理组织。登记立案后程序分流应尊重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效率的追求，缩短受理分流时间。有条件的法院可以专门设立小额诉讼受理窗口，对接小额诉讼裁判庭。再次，规范送达方式与送达效力。小额诉讼程序实践中屡现送达难情形，公告送达方式适用概率较普通简易程序更高。小额诉讼程序应当对送达方式进一步细化，确立电话、短信等传统通讯方式和互联网通讯方式的送达方式的效力。只要接受送达与传唤的一方当事人实际上能接收到通知，即视为已经送达。
（二）小额诉讼庭审规范化
为避免诉讼拖延，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应当以一次审理为原则。诉讼效率的提升在于对于审理程序的简化。无论审理方式、质证辩论等环节应当重视案件事实的发现和裁判要点的审理，具体的诉讼程序均可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首先，创设小额诉讼程序审前会商会议，由承办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尽可能将争议的焦点在会议期间进行协商，并由法官出具案件可能裁判结果的双方胜诉比例，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达成开庭审理的协议，甚至可以达成调解协议。其次，庭审过程的简化目的在于明确裁判要点。争取可以一次庭审，当庭宣判，当庭送达裁判。“必要时，法院可以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后直接裁判，也可以依照职权由单独到场一方当事人辩论而直接作出裁判。”
（三）小~诉讼程序转化规范化
若当事人提交意见涉及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则应当不再适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若当事人意见无法说明具体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法院应当利用决定的形式驳回异议。审理过程中，法官经过庭审或书证材料发现，纠纷涉及更为复杂的法律问题，为保障当事人诉权和实体权益，应当赋予法官依职权释明并转换审理程序的权力。当然，转化程序的标准不仅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也要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同时，为限制法官肆意适用职权转化审理程序，拖延诉讼而应由主管庭长或院长听取意见后作出审查意见。对于当事人双方一致反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情形，法院应当注意当事人对审理程序适用的意见。因为针对双方异议审理程序使得纠纷已不再具备“简单民事案件”的属性，法院应当从保障裁判既判力和司法权威的角度出发，尊重当事人对适用程序的不信任。
（四）小额诉讼救济途径规范化
小额诉讼程序的一审终审制度设计，使得纠纷的裁判效力生效于纠纷的终审法院，当事人如对裁判不满，必将纠纷继续拖入强制执行程序，而大大浪费司法资源，有违小额诉讼追求效率的初衷。而针对小额诉讼设计必要的上诉程序，同样不符合小额诉讼当事人对程序选择的处分权要求，因此必要的救济制度应当布局于小额诉讼的终审法院。日本小额诉讼程序制度中对于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满设计有异议制度。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发现的异议由裁判法官受理，诉讼效果恢复至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状态。但对启动异议程序设置了必要的条件，异议的范围仅限制于法律错误或程序违法的情形。我国应当借鉴此类异议程序，设置必要的当事人异议程序，避免小额诉讼程序发生执行难、再审频繁的异常状态；同时也是对当事人诉权的有效保障，将纠纷化解于基层，定纷止争于当事人对裁判的服从。
参考文献：
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5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必要性构建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所适用的一种比普通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的诉讼程序。与普通的简易程序相比，它具有以下的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比传统的简易程序更加简便的诉讼程序。就性质上而言，它仍然属于法院的一种民事诉讼程序。但对其当事人来说，也许简易程序的时间和费用仍然是他所远远不能够承受的。因此当今许多国家在司法改革中所确立的新理念基础上的小额诉讼程序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其程序的简易体现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如文书多采用表格的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是休息日，判决结果通常只做说明而不说明理由等。不仅分流的民事案件，减轻了法院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司法的大众化。“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使当事者和国家完全能够消化提起诉讼和进行审判的成本。”
其次，审理形式的非正式化。如在审理中可以不适用严格的证据制度，法官可以更为主动的介入诉讼，使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受到一定的限制，旨在通过法官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来缩短诉讼周期以促进做成简速裁判，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www.133229.Com
再次，支持当事人本人诉讼以及注重调解。小额诉讼程序一般对当事人聘请律师持消极态度，由于审判多是以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不依靠律师同意可以进行。其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判中通过谈话方式使原被告直接对话，法官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
二、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贯彻，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民事纠纷尤其是小额纠纷迅速增加，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我国当前有限的司法资源和诉讼程序机制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司法的期待。怎样才能在完善诉讼程序的同时兼顾公正与效率，从而在现有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够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可以说，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正在逐步形成共识，科学地建立我国的小额诉讼制度非常的有必要。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活动应遵循的基本理念，也是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的价值。公正的实现要有严格详密的程序保障，这可能使诉讼的效率受到一定的损害，而效率价值要求诉讼程序简易、迅速和灵活，这可能影响到诉讼的公正。小额纠纷因为争议金额小，所以当事人通常期待国家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诉讼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他们会认为得不偿失而放弃司法救济。正如棚濑孝雄所指出的，“在讨论审判应有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2]首先，小额诉讼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廉价司法救济的途径。它的设立，一方面为普通人接近和使用诉讼制度提供了机会，减少了人民寻求司法解救的困难，使得他们不至于因花费过大而不得不放弃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不致因诉讼的过多而导致大量司法资源的消耗。其次，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是提高人们法律意识乃至整个国家的法制水平的重要途径。检视审判实践我国鲜有几元、十几元、数十元、上百元、数百元的纠纷涉讼，事实上这类微型纠纷遍布各个时空和领域，难以数计，当事人却很少虑及利用法律手段维权，固然与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厌讼心理有关，恐怕更多的是与我国亏欠一种适合微小纠纷口味的程序解决机制有关。如果不能合理有效的解决，想使法制在一个社会中生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们难以将诉讼制度、司法制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即小额事件的解决直接决定人们信任司法与否的关键。这种现象在无形中对人们的守法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健全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很多人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难以利用现有的诉讼制度，所谓的“赢了官司赔了钱”的事情也屡屡发生。权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救济，人们的法律意识会由此变得更加的淡薄。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使得人们自觉的运用法律规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约束自己的行为。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首先，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什么事件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这是设计该制度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既然是适用的小额诉讼
程序，其诉讼标的应该是很小的，但具体小到什么程度，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考虑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金额标准决不能搞“一刀切”，因此，将小额诉讼程序所适用的标的金额确定为5000元以下是适宜的。具体额度由各高院自行确定。为了避免小额诉讼程序为一些公司、企业滥用，失去其亲、近民众的目的，应限制当事人在一定时期内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次数。
其次，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1）为了加快小额程序的简速，也为了方便当事人的运用，将诉状表格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预先拟定诉状的例稿，供当事人在起诉的时候填写。
（2）可以适当的放宽开庭的时间。因为很多的民众的日间时间一般都是上班时间，如果法院限于在日间或非休息日开庭的话，当事人则没办法按时到法院为诉讼行为，这也与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初衷相违背。
（3）可以讲调查证据的程序省略。在通常的诉讼程序中，诉讼之所以旷日持久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调查证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为了节省法院和当事人的时间及费用，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的规定了证据调查程序的省略。如我国的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小额程序中，“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调查证据，而审酌一切情况，认定事实，为公平的裁判：一、经两造同意者；二、调查证据所需时间、费用与当事人的请求显不相当者。”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小额诉讼程序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实践中事实上出现的小额诉讼的尝试，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也指日可待，其在成本效率方面显而易见的优点，必将使其在我国小额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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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6
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在于调整民事主体间非常态下的财产流转和权力分配，目的是对民事主体受损害的民事权益予以恢复和救济。《证券法》实施以来，对于规范我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一些伪命题也接踵而来。其中很值得关注的是《证券法》中虽然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界定较过去来得细化，并规定民事赔偿责任，但认定仍显粗糙，操作上缺乏可行的认定标准。一、《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证券法》规定：违反证券法规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这个规定过于大而化之，究竟依据何法，并没有确定。无论《证券法》本身还是《民法通则》和《公司法》对此都没有直接依据和准用性规范。纵观《证券法》全部条文，针对证券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处罚方式更多的集中在譬如吊销营业执照、资格证书，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以及罚款等行政处罚方式。而当违法行为上升到犯罪的程度，也是由刑事法律法规来调整。其间甚少涉及民事赔偿。事实上《证券法》明文规定，其指定的宗旨是“规范证券发行的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民事责任的缺失使得《证券法》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证券交易是一项复杂的民事活动，其涉及的大多为经济金融类专业问题，中小投资者在其中处于劣势地位。发生侵权后，责任、风险分析与推理需要高技术成分，使得一般中小投资者很难运作。这就更加需要《证券法》给予明确具体的规定来惩罚违法分子，使得中小投资者能够确定在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有怎样的一种制度可以追偿损失，保护自己的护法权益。二、完善《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证券交易中，如果违法所得数额巨大，足以使违法者一夜暴富，而即使被查处，其付出的代价也远远不足以抵消这种一夜间带来的巨额财富的诱惑，为那巨额的利益赌上一把。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他们就会在仔细斟酌衡量后发现，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付出的代价要高于自己可能得到的利益。另外，作为由于不法行为者的违法行为而收到损失的投资者，一旦发现有具体有效地法律法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弥补自身的损失，必然会积极地诉请赔偿，揭露不法行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对证券市场的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了监督和遏制的作用。此外，加强《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也有助于我国司法建设的完善。由于证券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对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判，个别法院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这就需要建立明确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一方面使得各地法院在一开始就在具体案件中不断摸索与思考，训练出高水平，有经验，有能力的法官和律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少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司法在解决纠纷中得作用。三、完善《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1）损失赔偿的方式与范围。规定证券市场的民事责任，最主要的目的是惩戒违法者，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赔偿范围的确定及赔偿金额的计算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实际价值计算法，即赔偿额为受害者进行交易时的价格与当时证券的实际价值的差额；二是实际诱因法，即行为人只对不实陈述引起的价格波动负赔偿责任；三是实际差价计算法，即从请求权人为取得该有价证券所支付的金额中，扣除要求赔偿损失时的市场价格。若已卖出，则为该证券卖出的价格；或请求权人卖出该证券的价格与要求赔偿损失时市场价格的差额。无论采哪种计算方法，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原告所受的全部或部分损失并非因信赖被告的虚假陈述造成的，对该损失或该部分损失就不负赔偿责任。且需要遵循的标准应是被告对原告的直接损失和法定间接损失进行赔偿;总赔偿额可大于被告违法所得额,但不得超过原告实际损失总额。（2）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的完善。证券法在在完善以及强化针对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将所有的民事纠纷都诉诸法院既不现实也不妥当。应当考虑设立一个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在证券纠纷诉诸法院之前成立一个机构先行解决纠纷。设置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调节证券交易纠纷的机构，所有的证券纠纷案件必须经过该机构的调解然后才能诉诸法院，调解的规则可以采用仲裁的一些规则。另外，由于证券纠纷涉及的技术性很强，以及证券诉讼案件人数多，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要求必须尽快提高我国法官整体队伍的素质。要求法官不但有较好的实体和程序法知识，还要熟悉证券业和金融市场知识。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树立利用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信心，违法责任人才会得到相应的处罚。从而借助民事责任的方式遏制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保障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7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简化；司法权威；公平正义。
民事诉讼法中的小额诉讼制度是司法大众化的制度抉择，也是司法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小额诉讼制度源于美国，价值追求在于以较少的花费解决纠纷，从而吸引民众亲近司法，以高效率速裁特性保证程序正义不受诉讼延迟的损害，我国增设了这一制度。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小额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仍需不断完善和健全。
一、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
（一）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切实保障国民诉权
小额诉讼制度将民事纠纷进行分流，引入特有的程序，有需要的国民能够及时简便的诉诸法律，科学高效地化解矛盾，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体系也能充满活力而不失司法权威性。民事诉讼一方面需要具备处理大规模且复杂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又需要处理零星细小的事件。不平衡、繁杂的程序，造成了法院躲避小额诉讼的现象，对此应采取防止的措施。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养国民的司法根基。[1]这就为司法大众化提供了重要通道，促进形成知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小额诉讼制度为解决以往看来都是所谓“鸡毛蒜皮”之事，提供了新渠道，在培养国民法律意识的同时，也明显增强了法律维权的观念，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形成司法为民、便民、亲民的良好风气，营造和谐的法治环境。试图通过小额程序来接近市民，并经常为市民所利用，进而达到法院亲近市民之目的。[2]小额诉讼制度大大降低了由于诉讼程序繁琐、专业知识缺乏、诉讼费用繁重而阻碍诉诸法律的几率，保障国民诉讼权利。
（二）小额诉讼制度能够有效缓解法院负担
小额诉讼制度是一项不同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诉讼程序，小额诉讼制度的天性规定其倾向于程序效益最大化，以高效简便、灵活有效的优势存在于诉讼程序中。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3]小额诉讼制度将简单案件从繁琐的程序中分离出来，以其特殊的程序迅速裁判，既节约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又使国家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切实保障诉讼经济，减轻法院因繁琐程序而引起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负担，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三）小额诉讼制度能够较好维护公平正义
小额诉讼制度直接将简单案件纳入诉讼程序，减少其他途径的适用，有利于纠纷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并且，小额诉讼减少了繁琐的程序和手续，能够保证诉讼效率，一定程度彰显程序正义，避免“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工具才是最公正合理的手段，小额诉讼正是把握了这一点，避免因纠纷过于简单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法律手段更是明确规定各种制度以保障裁判的实现，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过分注重程序简化引起滥发诉讼
小额诉讼制度的生命在于为当事人提供简捷且低成本的诉讼途径，通过快速裁判解决迅速纠纷，保障当事人权利。这一方面能够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凡事诉诸法律，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的问题。小额诉讼制度的优势是导致公民不分争议的大小紧迫与否遇事皆由法院裁判的重要原因，过分追求程序的简化从而出现滥诉现象，只能是“二流的正义”，反而加重了法院的负担，不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
（二）过分强化法官职权缺乏制约机制
小额诉讼制度是在法院本位主义基础上的以法官职权主义为背景的制度设计，法官对程序和实体具有决定作用，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被忽视甚至抛弃。对于小额诉讼来说，一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之一就是保证当事人享有在少额诉讼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的提供意味着少额诉讼制度仍然必须以存在着普通诉讼慎重的程序保障作为前提，当事人可以在自己希望实现的诉讼权利与打算付出的成本之间，以及可能获得的程序保障与简易、迅速、低廉的纠纷处理之间进行衡量，并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4]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程序选择，法官权力扩张，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出现不仅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现象。
（三）过分追求诉讼效率忽视司法公平
小额诉讼制度高效便捷的特性体现在程序简化，而简化程序必然限制或者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小额诉讼制度来看，就含有压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空间的成分。所有上诉的理由都在于人类的认识可能发生错误。每一个裁判都可能不正确，或者大多被败诉方认为不正确。因此，上诉是为了维护当事人通过对他们更有利的裁判取代对他们不利的裁判的合法利益。[5]并且，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使命。诉讼权利包括权和上诉权，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权，但是却忽视了上诉权，笼统规定一审终审，没有当事人不服裁判的规定，无法保障整体的公平。社会每个角落能否都得到适当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主义，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尺度。[6]项制度显然倾向于保护原告权利，而被告却要承担更多不利因素，限制了诉讼对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
（四）配套制度单一未能形成完整体系
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小额诉讼制度的规定甚少，与国外具有成熟的小额诉讼制度的国家相比，我国小额诉讼制度刚刚起步，还未能形成一套独立的制度体系，并且对于小额诉讼的对象以简单的数额为标准，显得合理。法律是有尊严的，并不是按照金钱的多少来衡量的。[7]并且，规定在简单程序之下，钱少的案件未必就简单，加之未能与法院调解制度等经过实践检验的高效便民的制度较好的结合形成制度体系，中间缺乏程序转换机制，无法做到程序间的机动灵活，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三、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改进的具体举措
（一）正确处理法律移植与本土建设的关系
法律只有具有本土特色才会施展制度活力和发挥有效的规制作用，任何法律的移植也只有与本土性相结合才能形成独特的有效的法律制度，从而展现重塑社会秩序的积极职能。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8]在小额诉讼制度的移植过程中，应当审慎分析原有特性并结合我国特殊环境，吸收创新，植入我国法治土壤之中，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的特殊制度，抑制传统司法中存在的诉讼痼疾，正常发挥效用，避免水土不服而有悖初衷。
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在化解基层纠纷中起了重要作用，小额诉讼的对象主要是这类争议，若将二者重合部分有机结合，发挥“调审合一”的优越性，更好地实现司法便民。再者，将其与巡回审判等司法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解决此类纠纷的网状架构。只有加快构建速裁制度、快速执行制度与调解等制度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方能发挥最大功效。
（二）正确处理法官职权与诉讼权利的关系
审判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的裁判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审判无法做到尽善尽美，难免带有主观色彩，需要一种监督纠错程序予以保障，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诉讼中存在运行成本和错误成本两种成本，运行成本就是在诉讼程序中所需要的成本，而小额诉讼制度就很好地处理了这一方面，但对于错误成本却没有充分照顾，几乎被法官职权架空。为此，需要对法官职权适当限制，增加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是否适用该程序需要结合案情以及当事人意愿而定，并且增加当事人诉讼权利，将上诉的条件放宽，做好后期保障工作，保持法官职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动态平衡，保障司法和谐运行。
（三）正确处理程序简化与司法权威的关系
小额诉讼制度注重程序简化，将对原程序作实质改动，引起国民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况且小额诉讼刚刚建立，缺乏专业法官，无法保证审判结果的正义和权威。结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妥当性。[9]结合司法实践对程序进行完善，重点在于强化执行力度。比如借鉴美国相关制度经验，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建议双方认真考虑调解的好处，也可以规定参加过调解之后才决定开庭审理日期。[10]这既有利于程序公开合理，也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执行力度，维持司法权威和程序简化的平衡。
（四）正确处理公平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关系
公平正义是法律制度的最高价值追求，公平正义的标准为最低程序公正，也是程序设计的底线要求。一种裁判制度不管多么公正且富有效率，但只要判决执行存在着难点，这一制度本身就不能说是合格的。[11]小额诉讼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因此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必要也必须对其程序进行整体考量，对审判各个环节都有程序保障，尤其完善执行制度，将公正与效率控制在一定幅度内浮动，提高法官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培训，强化公正意识，保障二者良性互动。
小额诉讼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新型制度，还有很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更加深入研究相关理论，不断完善该项制度。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12]在移植的同时，特别注重本土化建设，完善民事司法制度，形成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化解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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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8
摘要：继工业革命之后，信息革命已经席卷全球。电商的兴起也为全球经济找到新的发展点。当法律遭遇了电商迅速发展，其本身的法律滞后性和不周延性的缺陷暴露无疑。在跨境电商领域，诸多法律空白引发了不少争端。跨境电子商务常见争端有纵向国际之间税收管辖权纠纷和横向电商平台、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就买卖合同引发的纠纷。本文讨论的是横向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分析当前法律等纠纷解决办法，寻找最为公平合理、有效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争端解决机制；纠纷
一、跨境电子商务模式
跨境电子商务责任承担会因其经营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有些责任是单独责任，有些责任则是连带责任，而且因为涉及到消费者和销售者可能所在法域不同，因此面临着选取准据法问题的涉外诉讼。面对如此复杂的法律关系，从源头入手，化繁为简。首先概况从事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企业经营模式。
自营式小额跨境电商，其中以兰亭集势（Lightinthebox）为例。它整合国内供应链，为境外提供B2C服务（Business-to-Customer），主要销售服装、电子产品、家居用品、玩具等14类。兰亭集势的自营式并非自己生产的“自营”而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平台，它采用长尾理论，自身采购货物进行外贸，如同我们熟悉的“团购”，如此便降低生产者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的成本，减少买卖过程中的仓储成本、降低采购价格、降低采购费用等。那么它的地位如同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因此兰亭集势、生产者、消费者与法律环境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兰亭集势的主要赢利点在于做国内低廉的小作坊与消费者之际的中枢，赚取生产者和消费着中间环节的微薄差价。跨境电商行业真正的高利润就在于国外批发商到国内外消费者的环节。虽然利润丰厚，但是也带来相应的经营风险，如不能按时发货、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等责任可能均落在兰亭集势身上。
平台式跨境电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阿里巴巴速卖通类型，即跨境小额的B2C模式，另一种则是阿里巴巴国际站形式的中小额的B2B模式。后一种定位非常清晰和简单，即阿里巴巴国际站如同虚拟批发市场一般，它为生产者提供摊位，消费者仍需与生产者磋商达成最终合同。因此阿里巴巴也被成为电商中的“电子黄页”。前一种阿里巴巴速卖通模式相对复杂。虽然它仍是做“桥梁”工作，但是由于双方是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交易特点是频繁、小额、类杂。而又因消费者属于弱视群体，则平台责任应相对增加。
综合服务式跨境电商主要有敦煌网。成立于2005年的敦煌网曾经一度在跨境电商领域独领。然如今跨境电商林立，任何一家企业再也不是一家独大。敦煌网的目标客户是中小境外采购商。赢利点主要来自广告收益、佣金收益。虽然没有自己的物流，但是与国际物流公司有合作相对深入。
企业自建式电商，这类主要是指某些较大企业自建网站向境外销售产品，为了降低成本，同时引入特定类型同类商品，供消费者选择。这类型电商平台最多，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自己建的小额跨境电子商务网站超过2000家。
二、当前纠纷解决主要途径
因我国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交易等行为时有发生，海外消费者投诉众多，据eBay网统计，中国卖家每完成任务100个跨国交易中，平均接到每5.8个投诉，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5。这使得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打击中国不实电商。如何有效解决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纠纷，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当前主要有以下途径：
1.电商平台仲裁
当前通过电商购物引发纠纷，消费者首选与电商协商。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会诉诸平台，让平台作为中间人，对纠纷进行裁决。而且平台本身也对电商有一定制裁手段。如买家已经付款，而卖家在规定其间内未发货，则会显示为成交，但因卖家未及时发货，虽然退款给买家，但仍回收到平台的警告，甚至累计一定次数后，会被强制暂停营业。而有的时候平台就是销售商本人，如兰亭集势。那么平台仲裁的效果较弱。同时有的平台为了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如果已经做出仲裁则双方不许再通过平台仲裁，即一裁终裁。然而如果一方不履行，则不能再通过平台维护权益。只能诉诸其他途径。然而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平台只有无法提供销售者真实信息时才承担责任。然而这一制度却使得电商平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性降低。因为他们有了“尽责不赔”的避风港。
2.法律途径
法律途径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纠纷也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诉讼周期长。两审程序走完多数需要半年，如果涉及到鉴定等程序，则时间更加无法控制，十分不经济。原因之二是法律仍有不完善之处。主要集中在管辖权、合同性质认定等方面。
管辖权问题主要通过《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范解决。合同纠纷诉讼中，一般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法院管辖。如果被告系境外当事人，则可有合同履行地或者签定地管辖使我国法院获得管辖权。鉴于电子商务的特性和《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通过数据电文的方式签订合同的，合同的成立地点以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准，如果收件人没有主营业地的，收件人的经常居住地是合同成立的地点。如果境内买家境外买家和电商平台，如果该平台注册在境内，则我国法院亦有管辖权。但如果是境内电商境外买家，则需要最好事前约定“原告所在地”获得国内法院的管辖权。
跨境电子商务中买卖双方订立的合同是买卖合同还是委托合同存在较大争议。wto针对跨境电子商务主要有两个协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前者适用货物买卖，后者适用服务。正如本文在抵押品部分所分析的跨境电商形态，电商充当销售者抑或服务者比较混乱。因此在合同性质认定上比较困难。
另外网络购物弱化了传统买卖合同中的“要约”、“承诺”形式。按照通说，商家将物品的具体信信展示在网上，视为要约；消费者选中，并确认购买则视为承诺。而发货和付款是履行合同义务。实践中经常发生，顾客对页面信息浏览不完全或者对计量单位理解有误，甚至是语言不通（跨境电商中常见）导致合同效力纠纷。而诉致法院时又因整个合同成立过程只是由“几次鼠标点击”敲定，而无从考证。
3.仲裁
仲裁程序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程序周期短，然而在小额跨境电商领域选择走仲裁形式的当事人却少之又少，主要原因是仲裁委启动的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在电商消费中，多数情况买卖双方均存在一定过错，那么为了几百元损失，而花去上千元甚至是上万元仲裁费用十分不经济。
三、争端解决机制
跨境电商领域不仅深受中小企业青睐，也被政府予以高度重视，这或许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点。综合上述分析，为了能够全面推荐跨境电商发展，不仅需要配套的技术、资金支持，更加需要有一套效率高、效果好的争端解决机制。以避免“商家不赔，平台不管”的局面。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平台义务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电商平台因尽责而逃脱责任，那么需要对平台的责任进一步明确。销售者准入门槛应适当提高，对经营者应不定期核查其资质。如故经营者持续一定时间未发生交易，应暂停其店铺。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平台页面强制电商设置需要消费者引起注意的字样，如价款、材质、数量、计量单位等，强制电商必须标注国际通用计量单位。有条件情况下，建立消费者赔偿基金。以避免商家无力承担赔偿的情况。
2.合同性质认定需分情况
跨境电子商务即是一种“货物贸易”又是一种“服务”单纯的定性为任何一种都是武断的。因此Gatt和GatS均有其适用价值，选取何种规则规制，需要结合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后慎重选择。
通过页面操作，将原本传统合同订立过程电子化的，仍然通过传统贸易方式送至购买人所在地，则应仍属于货物贸易范畴，属于Gatt的管理范畴，如兰亭集势这类型自营式平台。此时消费者与电商订立的是商品买卖合同。而如果是跨境电商保税进口或者电商从事平台服务，如阿里巴巴国际站的黄页性质的平台，则应很大程度上属于服务贸易范畴，国际普遍认可归入GatS规则的范畴。在这类交易中购买人向跨境电商提供完整、准确的收货人信息，同时跨境电商以购买人（收货人）名义报关、完税。还有很重一点：通关税是按照行邮税缴纳。不过根据财关税〔2016〕18号文《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的最新规定是跨境商品不再征收行邮税，而是按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但是有一定减免）。不过此政策主要针对的保税进口的电商，而对海外直邮模式尚按照原来行邮税缴纳。鉴于新政策的规定，我们认为如果是海外直邮形式的跨境电商公司只是接受消费者的委托，进行海关通关处理。合同性质认定为服务合同。不应当产品责任。如果是保税进口或者平台自营等模式，则合同性质认定为买卖合同比较公平，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3.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对于小额诉讼主要问题集中在效率低、诉讼成本高。其中诉讼成文主要体现在管辖权问题上。为了几百块的损失却需要花去数天时间在维权上，而且还要奔赴被告所在地，更加不经济。在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合同纠纷管辖完善问题上，应以诉讼管辖的便利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充分考虑与纠纷合同产生的最密切、最方便的管辖因素确定管辖法院。必要时可以试点开展网络法院，减少双方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消耗。
4.深化在线调解机制
目前国际上使用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有四种尝试：在线仲裁、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和解。在线仲裁和在线诉讼只是将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使用网络完成，此处不讨论。
非诉讼机制在网络销售环境下更符合网络交易的模式和运行机制。而借用网络更是适得非诉讼机制如虎添翼。把这种网络平台解决纠纷的非诉方式称为oDR。
我国首个在线调解机制--中国在线争议解决机构（ChinaoDR）于2005年问世。主要有调解与和解两种免费解决纠纷服务。但因种种原因，该平台未能有效推广应用。目前在线调解方面较大平台是2011年成立的调解在线（aDR-online），主要解决民事、商事纠纷。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有效解决诉讼效率低和普通仲裁成本高等问题。在电子商务领域在线调解机制比较成熟的是欧盟的eCoDiR和eeJ-net，美国的internetneutral和Cybersrttle等网站。我国的oDR在电子商务争端解决中尚未开拓。随着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扩大和纠纷增多，有效、经济、效率的解决机制--在线调解机制必将有极大的发挥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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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9
__地处东部沿海，各类企业基数大、种类多，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经营决策等各种因素的叠加，企业的经营风险无处不在。同时，__市场经济发育较为成熟，法治化程度较高，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的涉企纠纷会迅速传导至司法领域，法院涉企债务案件的变化成为反应经济形势的晴雨表。近年来，__先后出现巨升纺织财务负责人陈某非法集资案、亚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案、徐某某、曹某某等人弃企逃债案等重大涉企债务案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纠纷。本报告以典型案件为例证进行分析探讨，报告所称的重大涉企债务纠纷主要指金钱类债务单个案件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系列案件总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或者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弃企逃债，在本市引发重大群体性诉讼以及其他有重大影响的涉企债务案件。
苏南地区作为民营中小企业的聚集地之一，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市场疲软、资金紧张等问题逐渐出现。近两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仍不稳定，各种经济因素处在不断的变革中，一些涉企债务纠纷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暴露，亟需引起重视。
1、案件数量多、标的额大
近年来,重大涉企债务纠纷数量呈上升趋势，此类纠纷一旦爆发，往往引发大量系列案件，总标的大。如近期受理的徐某某、曹某某等人弃企逃债案件，徐某某、曹某某实际控制及关联企业出现资金链问题，徐某某等人于2012年__月携款出逃美国。银行、小贷公司、企业职工等债权人得知该消息后先后，除企业本身外，还波及为其提供担保的相关企业和个人，造成法院案件激增，2012年12月以来，__法院因此先后受理系列案件700余件，涉案总标的额约5亿元，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2、涉案法律关系复杂
重大涉企债务纠纷一旦发生，往往存在工资款纠纷、民间借贷（集资）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工程款纠纷、担保合同纠纷以及法定代表人挪用或侵占公司资产、股东虚构、抽逃出资纠纷等多个纠纷类型，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大。如__某公司在缺乏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开发建设商铺并进行出售，涉及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涉及市政规划、建设工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等多种复杂法律关系。
3、涉案主体多
重大涉企债务纠纷涉及的主体往往包含多个关联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个人。部分银行贷款时推出“联保”制度，由于企业相互担保，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一个企业产生问题，连锁反应不可估量。__法院20__年底受理的亚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一案中，亚特公司申请破产之前共向单位和个人集资1.2亿多元，涉及单位6家，个人42人，涉及集资款数额巨大，人数众多。
4、纠纷爆发前难以识别
现阶段企业主逃债呈突发性，加上企业融资体外循环，不在账上反映，出事前没有特别预兆，老板突然失踪，引发系列纠纷。如20__年底以来__法院的多个人民法庭先后接到辖区镇（街道）政府通报，要求针对个别企业发生的业主弃企逃债事件处理提供法律帮助。从实际情况看，考虑到维权成本、企业声誉等原因，部分企业在产生债务后并不立即采取法律手段，通过诉讼救济权利，进入司法途径的重大涉企纠纷仅暴露企业债务的“冰山一角”。
1、企业融资难
__中小企业多，此类企业自有资金量小，而银行贷款审核严格，且以盈利为目的，在贷款时都充分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当一个企业发展较好时，贷款就容易，当企业需要贷款渡过难关时，往往因为还贷能力较弱，无法贷到款，企业若想继续发展，只能向民间融资，甚至靠借高利贷去维持企业的运营。__民间资本充足，形成了一批专职放贷者，部分借款月息达到5%，企业借债后很多企业的利润就是让高息占用，高息的付出直致拖垮企业，发生重大债务纠纷的企业往往有大量的民间借贷资金无法偿还，甚至引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20__年底，__法庭辖区发生2起企业老板因融资困难、借贷资金无法归还导致自杀的极端案例。
2、企业风险监管乏力。
__许多企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家庭作坊的模式开始发展的，虽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但很多投资人尚未转变观念，还停留在家庭经营管理模式。生产资金不通过企业
会计账簿，投资人将公司的钱视为自己私人的钱，在帐外循环，随意支用，个人及家庭的吃用开支均来自企业资金，毫无约束。企业生产经营处于非监控状态，很多企业账目仅是为了应付税务部门的检查，而没有将企业财务作为一项管理活动，导致监管困难。3、行业性风险增大。
近年来，__在传统的纺织、钢铁、化工等工业基础上谋求转型升级，企业转型过程中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如宏观环境不确定、融资难、创新力不足、税费负担重、人才短缺等问题，当前民营企业遇到这些风险时，由于企业自救能力不足，又缺乏外力的支持，导致不少本来很有前景的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夭折。例如：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投资了多家光伏行业，目前正遭遇行业寒冬，形势不容乐观；近期禽流感疫情爆发，对家禽养殖、零售业带来行业性巨大冲击，由此引发的纠纷可能会迅速传导整个行业。
4、资本原始积累后移民。
由于面临着国内诸多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对高质量生活、优质环境、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考虑，不少企业主、甚至金融机构负责人，借海外投资的名义不断转移资产。部分中小企业主用实业做抵押，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也有企业主事先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等时机“成熟”即宣告破产，“裸商”的出现，给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
1、“案多人少”矛盾加剧
重大涉企债务案件几乎都涉及财产保全，承办法官疲于奔波，大量时间用在采取保全措施，进行查封、扣押等工作，没有时间开庭审理案件，未结案数量居高不下。审理中财产线索难找，资产难查，评估拍卖费时费力，变现困难，造成矛盾积累。
2、企业主逃债导致审理难、执行难
债务人逃债下落不明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导致法院不得不通过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增加了办案周期。因被告未到庭，加上企业管理混乱，财务账册不全，法院认定事实难度加大，且无法通过调解结案。在执行程序中，下落不明的被告往往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已提前转移、隐藏了财产，导致法院执行难。
3、维稳压力增大
债务人资产大多已在银行进行抵押，一些资产还做了二次抵押，而企业账户基本没有现金存在，债权人在银行等有抵押权的债务清偿后所剩无几。不少债权人为避免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不愿意走诉讼途径，而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2012年下半年，__某寺庙建设中，因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涉及涉一、二级承建单位约32家，供应商近百家，农民工1000多名，10多家施工方代表至政府上访，影响到社会稳定。
4、刑民案件交织
重大涉企债务案件中往往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公司实际控制人挪用侵占公司资金，随意领用公司资金后不结算，偷逃税等犯罪活动。以民间借贷为幌子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使得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系列案件中，也有债权人提出认为借款人存在集资诈骗，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但罪与非罪界限比较模糊，加上集资时间长，账册不全，支付手续不规范。法院虽然怀疑当事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没有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很难做出是否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决定。
1、建立健全重大涉企债务纠纷的预警机制
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但一旦社会矛盾纠纷集中引发，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时，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为此，对于重大债务涉诉企业，有必要建立预警机制，为防范风险和提前获得决策信息打下基础。通过组建专门的预警机构，加强分工协作，收集整理有用信息：税务、工商部门识别企业拖欠税费或有偷逃税收情况，每月销售收入过低等企业非正常现象；劳动监察部门识别企业有拖欠工人工资、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停产等现象；金融办、银行等机构，发现企业延迟还贷、付息，产值无明显变化，但短时间内大量融资现象；法院通过开发相应的软件，进行非正常案件的识别提醒（如债务类案件涉案标的在1000万元以上，短时间内出现系列诉讼等），并对类信息积极整理，及时发现涉企债务纠纷异常案件。对各职能部门汇总的信息，预警机构分析研判后，形成信息通报，供政府参考及各部门信息共享。
2、建立健全重大涉企纠纷的协同处置机制
通过预警机构发现企业主潜逃、或拖欠集体工资等情况后，建立协同处置机制是妥善处置纠纷的关键。重大涉企纠纷一旦形成，应有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的处置纠纷工作领导小组。由法院、公安、劳动监察部门、、司法、商贸、街道（镇）等有关部门作为小组成员，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法院部门负责提前介入，保全企业财产，控制局势，避免事态的扩大化；公安对涉嫌犯罪的，应落实好限制出国出境等边控措施，并使用通缉手段，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归案，便于纠纷处理；商贸、工业园区负责排查摸底，进一步掌握停产倒闭企业情况和涉困企业的各项信息，筑好联保单位的防火墙；街道（镇）、
社区、行业协会、等部门，要做好当事人的引导工作，能够解决的依法合理解决；人事劳动部门做好涉企的资料整理，统计欠薪情况，加大欠薪案件的追讨和仲裁工作，同时引导失业人员积极应对、分流，在本辖区同类企业迅速实现再就业。3、强化对重大涉企债务纠纷差异化处置的司法措施
小额经济纠纷起诉流程篇10
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便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主要商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从以经营者利益为重心转到以消费者权益为重心，消费者保护运动蓬勃发展。并日益国际化。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看，国外消费者保护的主要做法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断完善保护消费者的法律体系
通过立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消费者保护运动发展的规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涉及各个消费领域，新的消费方式不断出现，需要不断完善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总体上，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反映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在保护消费者的立法方面，英国的情况较为典型。
英国是实行判例法制度国家，但英国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成文法是相当详细、具体的。1971年英国颁布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法律――《消费者保护法》，对消费者的权利、政府的责任、工商企业对消费者的义务、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职权、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1973年颁布《公平交易法》，对禁止侵害消费者权益以促进正当竞争等进行了规定：同时在英国贸工部成立公平交易局，履行保护消费者的行政职责。随后。针对消费者保护中一些普遍性、专门性问题，制定一系列保护消费者的单行法律，如1976年的《转卖价格法》、1988年的“误导广告控制”规范、1997年的“消费者分时享用度假、住房”规范、1999年的“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规范等。2000年颁布关于“远距离销售”的消费者保护规范，在供货商提供货物或服务的细节、送货安排、付款方式、供应商的一般信息等方面作了规定，并要求供应商为消费者提供7个工作日的冷静期(退货期)。2001年颁布“立即停止法令”，2002年修订《商业法》等，对旅游、网上和远距离购物、送货上门销售、出租车服务、财产、个体牙医、药店、it服务、业、跨国消费等进行了规定，在健康、安全、经济利益等方面保障英国消费者的利益。
(二)建立以司法为后盾、行政为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执法监督机构
消费者保护是保护消费者的生存利益和消费利益，需要能够做出快速反映并有强制执行力保障的机构承担；因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以司法为后盾、行政为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执法监督机构：政府设立消费者保护机构，承担消费者保护职责。
1、受理消费者申诉、投诉。这是各国法律规定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一方面，国家重视消费者保护工作。要求政府对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快速做出反应：同时，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不能过多干预，消费者的申诉、投诉是政府对企业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进行调查的启动程序。此外。消费者组织、行业组织也受理消费者投诉。
2、惩处经营者侵权行为。通过点名谴责、警告等形式，责令经营者纠正错误、停止侵权行为。德国政府的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在执法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可以提请警察机关予以协助。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有的国家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可以对经营者侵权行为进行罚款等处罚，但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不对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处罚，对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处罚由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向法院违法者，通过司法途径实现。
3、普及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开展消费教育。消费教育是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和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进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措施。韩国和日本的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和消费者组织都有进行消费教育的场所、设施等物质条件，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开展消费教育。普及消费教育。日本还将消费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中，在中小学开设社会课、家庭课等消费教育课程。
4、进行消费风险评估和消费警示，对消费安全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和紧急处理。德国在这方面制度健全。2000年欧洲爆发“疯牛病”疫情后。德国政府于2002年完成政府相关职能的调整，成立了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在该部设立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和消费风险评估研究院，消费风险评估研究院专门从事消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工作。研究院通过社会各个渠道，如市场检查、产品抽检、消费者申诉举报、网上信息及向全国派出调查员等获得有关消费风险信息，建立数据库，进行分析处理。做出风险评估鉴定；对可能出现的消费风险实施预警警示，视危险程度做出相关快速反应。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根据风险评估研究院上报的评估结果。做出相关管理决定，成立应急委员会或派出特别执法行动组，实施有针对性的执法监管行动。同时风险评估研究院将有关情况通过媒体告知公众和欧盟委员会，启动欧盟的消费安全预警系统。设在欧盟消费政策与消费者健康保护局(又称“24局”)的该系统，在各成员国设有“快速报警系统”节点，配备24小时值班和红机电话；欧盟24局接到成员国报警后，立即对事件的波及范围和可能引起的危害后果进行专家评估，并基于专家评估小组的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危险快速增长，减少损害发生。该系统对保障食品、电器、儿童玩具、日化产品等商品消费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5、检查市场商品质量和安全性，禁止危险品进入市场。在对商品和服务的安全性进行检测上，韩国政府消费者保护院设有检测大楼，有28个检测室，每年检测大约1600个样本，费用由财政支付。消费者申请检测时，不收费用，并请消费者现场观看检测结果。
6、申请禁止令。英国公平交易局对不公平消费合同条款以“协商+申请禁止令”的方式所实现的高效监管，反映西方国家以司法为后盾的行政执法对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力度。首先，有关个人和组织向公平交易局投诉，启动对不公平消费者合同条款监管。公平交易局根据《1999年不公平消费者合同条款规范》和2001年《立即停止法令》，决定是否向法院申请禁止令。在申请禁止令前，与企业协商、对话，给企业一个合理的机会停止侵害。协商开始于给相关企业一封信，告知企业的某些行为已经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如果企业做出书面保证或正式承诺，公平交易局将不再向法院申请禁止令：如果企业违反了自己做出的承诺、故意违反法律、多次违反法律，公平交易局直接申请禁止令。法院对公平交易局的申请进行审查，做出是否同意发禁止令的决定。禁止令不仅适用于该特定的合同条款，同时适用于类似条款或有同样影响的条款。为避免不良经营者受到禁止令后，继续在其他地方或开办其他公司进行非法活动，禁止令在针对企业的同时，也针对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禁止令后，企业及有关负责人继续违法行为，违反法院禁止令，将被认为是藐视法庭。可能被处罚款，并处或单处最高为2年的监禁。自《1999年不公平消费者合同条款规范》实施以来，公平交易局成功地修改或删除了大量的不公平消费者合同条款，其中不乏知名公司
的格式合同或行业协会制定的合同范本。尽管法律赋予公平交易局的权力极为有限，对不公平条款只能采取协商和申请禁止令的做法，没有罚款的权力；但有司法做后盾，这种“行政+司法”的手段很有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7、促进行业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在监督企业遵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提品和服务外，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公平交易机构鼓励所有行业的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高标准的顾客服务，在有消费纠纷时。确保能及时公平地解决；鼓励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则。英国有30多个行业协会经与公平交易局协商，制定了自律规则：英国公平交易局还起草了一份关于如何制定并执行行业自律规则的报告，供行业协会参考。符合法律对经营者的要求是最低标准，因而，行业自律规则对经营者的要求都高于法律；在行业自律规则施行较长时间后，其中的某些条款可能在立法或修改法律时写进法律，从而推动行业水平不断提高。
(三)通过立法和政府资助，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消费者保护工作
消费者保护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单由政府机构承担显然不够。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设立以行政为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执法机构的同时，均特别注重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消费者保护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1、消费者保护法中明确消费者组织的职责，为消费者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2、设立或资助消费者组织工作。有些国家设立消费者协会，政府支持消费者组织开展消费者保护工作。对消费者协会给予资助：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消费者协会是由私人发起成立的组织。实行会员制，通过会费和出版杂志筹集经费。为保持高度独立，英国消费者协会不接受任何外来资助，不参与广告，不接受任何商品样品，不受任何政党支配。
3、设立或资助消费者政策研究机构，为制定消费者政策和进行相关立法提供建议和决策咨询。
4、鼓励行业组织搞好行业自律。参与消费者保护工作。参与消费者保护的社会力量有政策法律研究机构(如高校、研究所)、法律服务机构、志愿者组织、教育培训机构、各种行业组织和消费者组织，其中重要的是行业组织和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保护工作：
在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的推动下，通过消费者组织国际间的交流。消费者协会开展的消费者保护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1)受理消费者投诉；(2)对关系到群体消费者的案件，代表消费者违法经营者；(3)开展消费教育；(4)进行产品比较研究与测试。测试产品的范围很广。包括服务产品，涉及金融、医疗、汽车、家电、通讯服务等各个领域；定期将测试结果刊登在出版的杂志上，并告知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和被检测产品的提供商。(5)出版消费者杂志。
行业组织的宗旨是维护行业利益，但消费者是行业用户，消费者对行业失去信心，损害的是该行业利益，是该行业所有经营者的利益：因而。行业组织从维护行业利益出发，参与消费者保护。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有成功的做法。澳大利亚过去强调较多的是政府机构如何保护好消费者利益，近年来则更多地强调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强调消费纠纷尽量在行业内解决。具体做法是：(1)澳大利亚州政府公平交易办公室与各行业协会探讨、制定有助于消费者保护的行业自律规则，参加行业协会的企业必须遵守。行业协会还制定本行业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规范入会企业行为。(2)协会不定时举行会议、要求企业对消费者的投诉必须认真对待：零售企业经营者要欢迎投诉，要教育雇员如何接待顾客、善待顾客。(3)协会受理消费者对会员企业的投诉，向会员企业传递消费者投诉信息。并具体解决消费纠纷。各行业协会都有一名高级仲裁员。仲裁消费者与会员企业间的消费纠纷。对仲裁员的决定，如果未发现与法律精神相悖之处，会员企业必须接受(但无权要求消费者接受)。州政府公平交易办公室将对会员企业的投诉转交行业协会办理，这样。行业协会成为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又一选择；同时，分流了政府和法院解决消费纠纷的工作；政府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处理消费者与非会员企业间的消费纠纷上。
(四)为受侵害消费者提供快捷、方便、低费用的救济途径
让受侵害消费者方便地获得赔偿是消费者保护中的难题。由于普通司法途径程序复杂、费用高、时间长。虽能使消费者获得赔偿，但难以被消费者利用。消费者是弱者，大量的消费纠纷标的额较小。在高费用的救济途径面前，消费者一般都选择放弃救济。‘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的消费仲裁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的救济途径。
1、澳大利亚的小额消费仲裁。澳大利亚在州政府公平交易办公室设小额消费仲裁庭，处理5000澳元以下的消费纠纷。仲裁程序简单，不允许律师参加；裁决一次。收费10元。消费者在与经营者或行业协会协商没有解决时，向所在地小额消费仲裁庭；仲裁庭接受后。确定一名仲裁员负责；约定时间，争议双方到庭各自陈述意见，在此基础上，仲裁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仲裁员做出裁决。仲裁员裁决不必引经据典。依据有关法律精神和实际情况予以裁决。如果一方对裁决结果不服，可申诉至法院，进入一般司法程序。不申诉，则必须执行裁决结果，如不执行，仲裁庭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葡萄牙消费者争议仲裁中心。根据葡萄牙保护消费者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获得一种快捷、妥当的法律裁决。在葡萄牙保护消费者中心(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发起、支持下，在全国成立了5个消费者争议仲裁中心，仲裁金额不超过50万葡币的消费纠纷。仲裁中心的特点是双方自愿仲裁，程序简单高效，不收仲裁费用。当仲裁中心收到投诉并认为投诉有理，便派法律专家协调；若调解成功，争议双方即签订协议，然后交由仲裁官确认，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不能和解，就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有强制执行效力。由于仲裁中心的消费仲裁具有方便、快捷、公正、免费的特点，其社会地位很高。很多大公司都自愿长期加盟仲裁中心，接受仲裁，以利树立公司形象、增强可信度。因而，大部分的消费纠纷都能在消费仲裁中心得到解决。
二、启示
立足我国国情，针对我国消费者保护现状。比较国内外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和主要做法，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修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断完善保护消费者的法律体系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很多条款，如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对经营者的义务做了原则规定，但缺少具体的监管措施和监管程序方面的规定，难以操作，成为只能“看”的条款；同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受害消费者的赔偿上没有明确行政执法机关的裁决职责，严重限制行政执法机关在解决受害消费者赔偿方面发挥作用。此外。我国还缺乏网上和远距离销售、送货上门销售、出租车服务、不公平消费者合同条款等方面保护消费者权益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特别是不公平消费者合同条款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各行
业不公平消费者合同条款进行了点评。点评过的不公平条款仍然在使用：由于缺乏对不公平条款监督管理的法律规定，尽管行政执法机关发现了不公平条款在损害消费者权益。也难于纠正处理。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制约着对消费者的保护，完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提升我国消费者保护水平的迫切要求。
(二)建立消费安全预警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商品和人员大范围流动，国际上的消费安全事件，通过商品流动对我国国内消费安全构成威胁，国内某地消费安全事件对其他地区的消费安全构成威胁；需要借鉴德国等其他国家经验，建立消费安全预警制度，对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安全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
(三)发展行业组织，引导行业组织积极参与消费者保护工作
大力发展会员制的行业组织，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做法，行政执法机关与行业组织探讨、制定有助于消费者保护的行业自律规则。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规范会员企业行为；同时，行业组织受理消费者对会员企业的投诉，解决消费纠纷，分流行政执法机关解决消费纠纷的工作量，使其能够将更多精力放在对非会员企业行为监管和解决消费者与非会员企业间的消费纠纷上。
(四)强化司法在事中和事后对消费者保护行政执法的支持力度
借鉴德国的做法，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侵害消费者行为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可以提请公安机关运用侦查手段予以协助，公安机关有义务积极配合，及时支持。在对企业日常监管上，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司法作为行政执法的后盾，对行政执法机关调查后提出的申请，快速做出决定：将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有序地衔接，使对经营者的日常监督发挥“行政+司法”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