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概念篇1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这种“金融”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问题，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法律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内容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状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那么无论其如何快速发展，应当说金融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统一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按发达国家水平制订的规则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其难以获得所需的发展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金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
三、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因素
一国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别差异使各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与信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各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就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一国维护其金融安全的能力至少受制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内在因素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形势恶化，包括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
首先，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当局通常都是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危机。可动用的资源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如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而且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救助。显然，救助能否顺利实施、信心缺失的弥补，都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其次，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与金融体系相协调，即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否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体系自身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如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状况、治理结构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状况等。
2.影响金融安全的外在因素
首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极大地影响着其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如该国的货币是否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该国是否拥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具有极强的控制操纵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发达国家，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仍可以维持稳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劣势，无力改变甚至难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其发育程度低的内部金融市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国际游资的冲击。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冲击将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体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从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已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国际游资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同时冲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造成市场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实现其投机盈利。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市场恐慌，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其结果导致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度下跌。为了挽救局势、捍卫本币汇率，中央银行往往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进一步打击国内投资、恶化经济形势，使本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一过程。
四、金融安全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1.金融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表1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
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基本方法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全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pi=SUm(aiBi)。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王元龙：《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4.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郑汉通：《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雷家?：《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李?：《国家金融风险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经济危机的概念篇2
关键词：不确定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6－0008－05
在高度货币化的当代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交易与资源配置都离不开金融活动。但是，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不确定性、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都可能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并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引发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进而引起人们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及其关系的高度关注。可以认为，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辨析，识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金融风险的理论研究，而且还有利于指导金融危机管理的具体实践。
一、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
20世纪初，随着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加快，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频繁，其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2008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接踵而来。根据Laeven和Valencia（2008）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及统计数据显示，在1970~2006年间，全球共发生了124次银行业危机、208次货币危机和63次债务危机[1]。金融危机不仅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而且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金融危机爆发是金融风险的聚集、放大与扩散，而金融风险又源于金融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首先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辨析。
（一）不确定性
经济学中对不确定性概念的界定，通常与风险的概念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两者的具体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不确定性即风险。菲利普・乔瑞（2010）指出，风险是资产价值、股票价格和盈利情况出现非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从广义上可分为商业风险和金融风险[2]。汪浩瀚和徐文明（2005）指出，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不确定性被定义为风险并可以度量，从而处理不确定性因素被转化成为局部的风险规避[3]。曾康霖（2008）认为，从心理角度来看，风险是人们期望值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在市场竞争中才会发生[4]。基于此，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内涵几乎是相同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奈特（1921）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概念做了区分。他认为，不确定性不可以被度量，表现为非概率型随机事件的发生，人们不能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没有发生过的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和定量分析。风险则表现为概率型随机事件的发生，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区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准则是：不确定性不可以被保险，而风险可以被保险[5]。preffer（1956）指出，风险是客观的，可以通过统计方法度量，而不确定性是主观的，只能通过心理偏好来测度，心理偏好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概率[6]。KaplanandGarrick（1981）进一步指出，风险可表示为不确定性和某种损失的和，它不止是概率或单个数值，而是一个三维数组集合（Si，Li，Xi），其中Si是事件发生时的情景，Li是事件发生的概率，Xi是事件发生后的结果，这个三维数组集合试图回答的问题是：（1）将会发生什么事件？（2）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3）如果事件真的发生，则会产生什么结果？[7]tverskyandFox（1995）认为，风险指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已知的，而不确定性指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未知的，在决策理论中，人们对风险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不确定性的敏感度[8]。Rodgerandpetch（1999）从项目决策的角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指出不确定性是项目运作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而风险则是指项目运作产生损失或收益的概率，在项目决策之前，人们会更加关注于对风险的评估，而很少关注项目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9]。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确定性，特指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在金融交易活动中，无论是交易主体的决策结果，还是金融产品的价格水平和市场环境的完善程度等，都无法被预知或事先确定，从而在价格、交易量或市场环境等因素变动的情况下，交易活动将会产生资产收益或资产损失的可能性。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非“完全有效”。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源于自身有限的认知能力，他们事先不能准确知道自己投融资决策的结果以及产生各种结果的概率。市场的非“完全有效”是指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昂和交易主体心理变化无常等因素的作用下，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不能完全地发挥优化作用，而且经常失灵，市场处处隐藏着难以预测和度量的不确定性。
（二）金融风险
Crockett（1997）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非正常波动，或大量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或其资产负债结构的恶化，使得金融体系极为脆弱，并可能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威胁[10]。维基百科中指出，金融风险是“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机构财务损失的风险”①。《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虽没有明确给出金融风险的概念，但指出风险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没有它，每个时期金融市场的活动就是单纯的票据交换，通讯业就不复存在，投资银行的职能将退化为简单的记账②。
李宝庆（1997）认为，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违规扩张、债务人违约以及其他原因，使得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11]。魏加宁（1998）指出，金融风险就是经济主体在从事资金融通过程中遭受资产损失或收入减少的可能性[12]。周新辉（1999）认为，金融风险是市场参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也就是市场参与主体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出现偏差的概率[13]。陈观添（2000）认为，金融风险是因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导致的金融领域一系列矛盾显露、激化，进而对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造成破坏的可能性[14]。姜旭朝和胡斌（2000）将金融风险纳入整个经济活动中进行分析，认为金融风险是金融资产损失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引起实体经济混乱的可能性[15]。裴平等（2006）指出，金融风险是在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因金融交易的期限性、逐利性、投机性，以及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严重脱离等而引发较大损失的可能性[16]。韩龙和许明朝（2010）认为，金融风险通常指因某一事件爆发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通过风险模型可以量化这种可能性和损失程度[17]。
笔者认为，金融风险是指在货币经营和信用交易等金融活动中，由于受到市场环境、交易主体行为等随机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或金融机构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并且造成资产损失的概率。金融风险是可以控制但不能避免的客观现象，与预期目标的偏离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充分条件，损失发生和损失大小的概率是评价金融风险的核心变量。根据金融风险产生原因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根据金融风险涉及行为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个人金融风险、企业金融风险和政府金融风险；根据金融风险涉及范围和可分散性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
笔者还认为，金融风险具有这样几个特征：（1）客观性。金融风险伴随着金融活动的全过程，只要金融市场上存在交易活动，金融风险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扩散性。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环节出现问题会迅速扩散到其他金融机构或金融环节，进而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并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打击。（3）隐蔽性。金融风险往往因金融机构的信用再造功能而被掩盖，这使得金融风险能够潜伏于金融体系内，并且不断聚集与放大。（4）可控性。交易主体和监管机构可以对金融风险采取事前预测、事中防范和事后化解等措施，并在量化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同时，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制度和监管手段，也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三）金融危机
mishkin（1991）认为，金融危机是一种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变得太严重，以至于金融市场不能够有效地将资源导向那些拥有最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进而引起金融市场的崩溃[18]。Sachs（1996）指出，扰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包括三种形式：财政危机、汇率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现实中的金融危机通常是这三种形式的混合体[1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将金融危机界定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期和超周期的恶化”①。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挤兑套现，货币贬值，从而对社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8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金融危机归纳为四种类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②。Bordo等（2001）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和金融机构破产而造成的金融市场波动，并伴随着政府为抑制金融市场波动进行行政干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
郑振龙（1998）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总和，其中银行危机是指重要金融机构发生挤兑、破产或被政府接管的情形；货币危机是指由于货币受到猛烈冲击而导致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21]。吴念鲁（1999）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金融危机是一国的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动荡，从而对银行信用体系、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22]。石俊志（2001）将金融危机定义为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他指出，金融领域的“平和”建立在货币供求、资金借贷、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四大均衡的基础之上，当四大均衡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直接表现为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和人们因信心丧失而造成的金融领域严重动荡等[23]。张吉光（2001）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困难乃至崩溃，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各种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并大量破产，进而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24]。李东荣（2003）指出，金融危机是由于信用基础的破坏而导致整个金融制度出现动荡和混乱的现象，它可以伴随经济危机发生，也可以单独发生后再诱发经济危机的爆发[25]。
笔者认为，金融危机的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危机是指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大部分金融指标非正常地急剧恶化，如银行严重挤兑、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以及金融机构大量倒闭，从而对该国经济基本面及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广义的金融危机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源于一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从而引起危机发生国和危机传染国同时出现金融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并导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象。
还值得指出的是，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金融危机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金融危机的起因，可分为周期性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自发性金融危机和传导性金融危机。按照金融危机发生的特点，可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和综合性金融危机。按照金融危机影响的时间长短，可分为短期金融危机、中期金融危机和长期金融危机。按照金融危机影响的地域范围，可分为国家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不论是哪种类型的金融危机，它们都具有强破坏性和高传染性。强破坏性体现为金融危机将会造成资产的巨大损失，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高传染性体现为金融危机能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造成全球经济的迅速衰退。
二、不确定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一）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
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涵存在三方面的差异：（1）从属性来看，不确定性是中性的，既可能产生资产收益，也可能产生资产损失；金融风险是非中性的，只能带来资产损失。（2）从可认知性来看，不确定性不能通过统计方法进行量化，且不能被人们完全认知和规避；金融风险是可以被测度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识别和规避。（3）从交易主体的敏感度来看，由于不确定性可以为交易主体提供获利机会，而金融风险只会造成交易主体的损失，因此交易主体对金融风险的敏感度较高，且会努力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但是，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并非毫无关系。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都具有客观性，时刻存在于金融活动中。在不能知道未来结果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会带来资产收益或资产损失，而金融风险是不确定性的负向累积，即资产损失的增加。不确定性蕴含于资产价格波动或资产交易收益波动之中，表现为资产的实际价格水平或交易收益水平围绕其均衡价格或均衡收益上下变动。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存在于变化之中，不确定性是产生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而金融风险只是不确定性产生的结果之一。
（二）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金融风险不等同于金融危机。只要有金融活动，就有金融风险，但存在金融风险并不一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风险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前提，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风险的充分暴露，并产生重大损失的结果。金融风险是否转化为金融危机取决于风险的承受力、风险的扩散性、风险的消除能力，以及社会机构的信用等因素。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具有明显的差异。金融风险带来的是可能的损失，但可采用资产组合、套期保值等措施进行对冲，进而降低发生损失的概率及造成损失的程度①。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则是现实的巨大损失，很难分散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只能采取危机应急措施控制其进一步恶化，并且通过结构调整和制度完善减轻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持续性影响。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金融风险是潜在和隐蔽的，当其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受某些因素诱发，就会引起社会的资金与信用链条断裂，公众的心理预期恶化，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之间很大程度上存在因果关系，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聚集并放大的结果，也是金融风险的充分暴露和“极限效应”。
（三）从不确定性到金融危机
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具有逻辑递进关系，其演进过程如图1所示。
图1表明，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之间呈逻辑递进关系，即不确定性的负向累积产生了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的聚集与扩散导致金融危机。例如，政策失误、认知偏差和市场环境恶化等都可能触发和加快不确定性转化为金融风险的进程；金融风险出现后，如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聚集与扩散，并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传染等渠道迅速向实体经济蔓延，最终演进为金融危机。
三、对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启示
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辨析，并且探讨三者之间的异同与逻辑递进关系，能够从理论与实践上为我国防范金融危机提供有益的启示。
1．从源头上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源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又源于市场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有效。为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并从源头上防范金融危机，要通过职业教育、机构培训和社会宣传等形式，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认知能力、决策能力和操作能力，使其理性地对待不确定性造成的资产收益或资产损失，避免“羊群效应”和“心理放大效应”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还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市场运作机制，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稳健、高效地运行。
2．在演进过程中控制金融风险的聚集与扩散。金融风险不可避免，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因此，要在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中控制金融风险的传导，降低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例如，要加强金融监管，打击金融犯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建立金融风险预警和减震系统等，尽可能地分散和规避金融风险。
3．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一旦金融危机爆发，政府要及时采取有针对性且见效快的应急管理措施，以防止金融危机蔓延和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迅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机构和重要企业实行救助，调整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政策，刺激居民消费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启动G20国际协商与合作机制等，这些应急管理措施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为今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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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概念篇3
一、“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中国概念股频遭猎杀的“思维基础”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中国经济崩溃论”的思潮，他们或者对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存在怀疑，或者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泡沫，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欧经济疲软和国际间贸易摩擦升级，更加剧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2011年美国经济总体表现为不稳定的温和复苏，2012年1—10月则表现为复苏缓慢。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数据显示，美国2012年10月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49.9，虽较9月上升0.2，但仍未能回升至50的荣枯分界线上方，且逊于51.0的预期。另据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2年8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降至63.5%，创31年（1981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政策推出Qe3，继续实施扭曲操作以挽救美国经济。奥巴马竞选连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寻求解决财政悬崖的方案，以避免自动减少政府支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欧元区的情况亦不妙，2012年上半年意大利GDp负增长1.1%，是连续第四个季度负增长。西班牙上半年负增长0.4%，陷入二次衰退。希腊二季度GDp负增长6.2%，近5年累计负增长超过30%。法国连续两季度零增速，失业率上升逾10%。德国是欧元区最重要的经济引擎，近期亦显著减速。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德国经济年增长率从4.9%急剧下降到1%，2012年二季度环比增长只有0.3%。德国11月Zew经济景气指数下滑4.2点，从上月的-11.5降至-15.7，远不及市场预期的-9.8。欧元区11月Zew经济景气指数为-2.6，低于前值-1.4。
美国和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衰退显然会伤及中国的增长，并引致其与中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如美国2012年初对华光伏产品“双反”作出初裁，中国光伏企业被征收31.14%至249.96%的税率。9月6日，欧盟决定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的案件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单起贸易争端，无疑令光伏行业境外中概股雪上加霜。一年来数十家光伏境外中概股股价狂跌不止，多家企业累计跌幅在57%至84%之间，尚德、大全、晶澳等股价多日低于1美元，面临退市风险。业内曾经让海外投资者津津乐道的“中国故事”，已经开始蒙上一层阴影，而他们“一直持有”中国概念股的决心自然也发生了动摇。
二、道德风险是中国概念股遭遇信任危机的客观因素
首先，从源头上看，借道反向收购上市企业的良莠不齐，为中概股危机埋下隐患。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统计，2007年至2010年初在美上市的215家中国公司中，近3/4都是通过反向合并上市的。与ipo上市相比，“买壳上市”费用低、时间短、审查松，一些存侥幸心理买壳上市的公司如同“背着空麻袋装米”，通过资本运作来做实业绩并“增长”，而寄希望于转板后大出逃，但这种以国内企业的行为模式下的思维惯性，在华尔街遭到了重创。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证券集体诉讼数据中心统计，2010年对中国公司提起的集体诉讼创下了单年历史纪录，共有12起，占据针对外国发行人集体诉讼总数的42.9%。在这12家公司中，有9家是通过反向收购的方式上市的。
其次，从直接表现看，众多中小企业的会计造假、管理失范和信息披露失真，令中概股之前培育的市场信誉遭受极大损失。2011年年初，美国证监会基于潜在的财务问题将340家中国企业划入调查范围，给做空的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其中部分中国企业确实存在若干问题，如：面向国内和国外的财务报表迥异；频繁更换审计师或使用名不见经传的审计师；公司盈利趋于完美，让人难以置信；企业利润保持恒定增长，违反股市波动规律；缺乏分红和反复进行股票和债券增发；公司运营不透明等。
最后，从股权结构看，明星企业Vie模式漏洞暴露的道德风险，致使中概股信任危机持续蔓延。所谓Vie模式（协议控制结构），就是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来成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收益人和资产控制人，以规避《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限制外资进入的规定。仅2010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中，就有2/3采用Vie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Vie模式起了重大作用，但随着“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的爆发，现实压力下Vie模式脆弱的履约保障，引发了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诚信问题的担忧。境外投资人既害怕企业实际控制人毁约导致股东利益受损，又担忧Vie存在着“被取缔”的可能。2012年年初，又发生双威教育将Vie控制下国内运营实体的资产和现金转移，使得美国资本市场闻Vie调整色变。2012年7月18日，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由于涉及“Vie”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受此影响股价一夜暴跌34%，并引发了中国概念股集体大跌，在美国三大指数上涨的情况下，纳斯达克中国指数大跌4.54%，百度、新浪、搜狐等中国概念龙头股携手创下52周新低。
三、做空获利是中国概念股屡遭猎杀的经济动因
从做空机制看，文化隔阂下针对中概股的做空产业链日益完善，许多做空者由上市公司天然的监督者变成不择手段的逐利者。卖空机制的存在有其积极作用，它让资本市场变得更加干净，也让股票价格变得更为合理。然而，受猎杀中概股巨额利润的诱惑，许多做空者已从上市公司天然的监督者，变异成不择手段的逐利者，并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最通常的方法是，先找到一些可能在财务上存在问题的上市公司，做空者在高位做空，然后调查公司负面研究报告，律师事务所紧随其后对其进行，造成投资者对该股票的恐慌，导致该股股价暴跌，做空者从中获利。
在一些西方投资者眼里，中国公司凡是利润高的企业，必然与垄断和寻租有关，而非自主创新、经营效率所致，调查机构浑水、香椽（Citron）等正是利用这一点，激活并放大中概股“没有核心技术、虚假现金流、与银行职员的关系说不清楚”等偏见。一般情况下，研究报告本身就盈利，但最大的盈利来自于对冲基金、律师事务所、投资人的合作分成。这种合作不签协议，暗中做局，十分隐秘。律师事务所嗅到腥味后加入战团，它的作用就是完成最后一击，并打扫战场。律师事务所与调查公司在情报上相互利用，甚至一边帮企业作假，一边出卖作假情报。对冲基金和投资者事先买空，调查公司出具负面报告，媒体摇旗呐喊，股票暴跌，集体诉讼紧随而来。在这个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出具看空报告的调查公司。因为调查公司的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他们往往以公益性研究为幌子，实际上却是天量资本交易掠食战中的马前卒。据了解，此前一直唱空中国概念股的美国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实质上和韩国的某家投资机构有合作关系，通过唱空中概股牟利。不可否认，一些中概股的确存在问题，但好企业亦难躲避“羊群效应”的误伤，谣言蛊惑对中概股的整体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损伤。
四、跨境监管滞后是中概股遭遇信任危机的制度因素
部分中概股的财务问题与美国pCaoB本身的监管失策不无关系，美国证券监管部门表示，由于无法在中国收集信息，美国证监会此前对问题中概股的调查被迫停顿，因此将审计机构纳入跨境监管体系，成为美国市场监管的当务之急。而按照中国目前法律规定，未经批准，任何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向外国监管机构提供任何文件。而与此类似的惯例是，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原则上也无需经过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许可。此类规定实际上已将两国监管对接的可能置于尴尬地位。
根据美国2002年制定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承担在美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事务所，必须定期向美国公监委报送年审报告，接受日常检查和特别调查。2011年4月，一家简称为CBnm的美国会计事务所，在其合伙人完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倚靠中方助手做出中国概念股审计报告的丑闻就曾被公之于众。2011年11月，美国参议员舒默致函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建议对美国无法检查的中国审计公司暂停或撤销注册。而且鉴于舒默的议员身份，其介入很容易致使跨境审计监管这一专业监管问题泛政治化。而中国监管部门亦要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相关审计工作进行复审，并尽快汇报可能已向海外监管机构提交的审计文件或客户信息，中美跨境监管博弈进一步升级。虽然中美计划于2012年年底共商跨境审计合作，但中美监管的空白区域已然给中概股公司带来了丰富的操作空间，公司往往忽略审计、出具报表的本质目标，而是一味地想着如何调整财务报表以满足上市或持续上市的基本条件，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会诱发公司弄虚作假，最终损害自身利益，同时进一步加深投资者因不信任或不透明而“用脚投票”。
从长期看，中概股逆境求生需要一个自省自卫和品质重建的过程。具体而言，以下举措对化解中概股危机必不可少。如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投资者关系建设，稳固并扩大行业内竞争优势，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掌握海外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树立“敬畏法律、敬畏规则”的法治理念和合规意识；积极应对证券集团诉讼，最大限度地化解集团诉讼风险；主动采取回应反击措施，尽力化解做空风险；进一步加强中美证券监管双边合作，有效遏制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借助ppp策略或并购方式“以退为进”，在新的平台重塑企业价值等。
（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编号：11&ZD14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危机后全球会计治理及其国际协调机制与我国对策研究》，编号：10BJY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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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概念篇4
2014年一开始，新兴经济体遇冷，短短一个多月从股债市场流失的资金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更多国家加入了货币贬值的行列。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判断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新兴经济体头上集结。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高潮，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经济总量巨大、宏观经济稳定都是中国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国增长是这一波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也受惠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红利，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宽松的信贷资源支持。从经济增长的周期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而中国现在有机会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脱身，关键还在于改革议程已经启动。
经济危机的概念篇5
特别是进入6月以后，对中小型、反向收购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逐渐演变为对中国概念公司的群体性信任危机。一些证券经纪机构纷纷调整对中国概念股票的交易策略；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则通过风险警示等手段，对反向收购上市企业采取更严格的要求，并公告对两家中国概念公司启动调查。更有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把调查范围扩大至更多在美上市中国概念公司。“支付宝”股权转让的纷争也加剧了市场的担忧。在上述几种合力的作用下，中国概念股无论财务是否造假，经营是否正常，均纷纷大跌。i美股中概30指数从4月底最高为1289。78，到6月28日收盘时，指数为1037．25点，比4月底下降了l9．58％i纳斯达克中国指数从4月底的243．56跌至6月28日的2o9．4|6，下跌了l4％。20l1年在美国上市的l3家中国企业中，12家跌破发行价。一些拟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更是忐忑不安，恐遭遇美方更为严格的审查和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冷遇。这一事件虽然表现为部分中国概念公司在国外更严格的监管及一些做空势力借机渲染下集中爆发的诚信危机，但本质上却深刻反映了中美两国资本市场的文化差异和法治差距，是全球化与地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碰撞。事件的发生及其蔓延已经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并且可能会继续影响全球投资者对中国企业价值的理性判断，导致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法治水平和企业信用水平的质疑，甚至更严重地会影响到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国家形象的判断。对此，当前的重点首先是要有客观、理性和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同时，也应该及时深入地研究其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事件?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行为基本属于正常的监管和投资行为。
首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者提出警示，对部分上市中国概念公司停牌乃至启动调查，基本属于正常的监管行为。我们仔细阅读了2011年以来SeC官方网站的新闻，发现SeC经常就庞氏骗局、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不法行为监管处理公告，并不特别针对中国。而且，在2011年以来seC的100多条公告中，涉及中国公司的不过几条。对印度公司、美国大公司也有不少的负面公告。如3月1日，SeC发表公告称，高盛和宝洁的董事会成员被控涉及内幕交易，4月5日，SeC公告称，印度的Satyam计算机服务公司存在财务欺诈，在过去五年中夸大其收入超过10亿美元，等等。其次，美国少数经纪商禁止其客户动用借人资金买人130多家中国概念股一事，也属于较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去杠杆化”也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公司。正如经纪商“盈透证券”6月9日发表的声明称，“我们没有什么黑名单，禁止保证金交易就是去杠杆化，在我们公司有13800多只股票被去杠杆化，这130多家不足1％”。
第三，做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正常机制，目前情况也并没有失控。虽然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近期股价大跌，但总体上讲，当前海外市场做空中国概念股和看空中国经济，属市场正常的多空博弈。据Dataexplorer的数据显示，做空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空仓比例为5．92％，并未出现显著的恐慌之局。我们基本赞同这一看法。近几天来，部分中国概念股股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一些机构也开始入场做多。
第四，出现诚信问题并遭遇停牌或摘牌的中国概念公司毕竟是少数。在美国三大主板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根据wind数据统计共有267只，目前爆出问题的不到10o／o，并不显著高于在美上市的其他国家公司。同时，在美国遭遇停牌或摘牌，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不必过度反应。据报道，美国纽交所每年大约6％的公司会退市，在纳斯达克中国是8％左右l在2003年到2007年，纳斯达克上市1238家公司，退市1248家公司。在其他主要海外市场，目前也没有发现大面积的中国企业财务造假现象。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了此次中国概念股的信任危机首先，需要检讨境外上市中国概念公司自身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已具相当规模。2010年，中国内地就有163家企业在12家境外交易所首发上市，合计融资367亿美元，接近2007年39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根据wind数据，截至2011年6月，在香港、美国、新加坡和伦敦这四大海外主要上市地，已有1050只中国概念股。这些海外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总市值已近2万亿美元，约为我国a股市场总市值的一半。应该说，绝大多数海外上市公司都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动因各异。其中，既有具全球视野、严于自律的企业为追求卓越而选择境外上市、融资融制，也有因境内上市困难而选择到境外上市的企业。后一类企业中就有部分可能属于自身动机不纯并通过造假上市的企业，或因知识、经验不足而“被”中介机构境外上市的。由于这两种情况下，一般采用反向收购方式实现上市，因此，往往可能存在粉饰财务报表乃至财务造假等行为。据统计，此次被停牌或摘牌的l9家在美上市中国概念公司中有16家就是采用反向收购方式上市的，占84％。
其次，一些不良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是此次事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此次事件中，另一个可能但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少数中介机构为了追求短期收益，从而出现了迎合公司造假需求，为公司造假行为提供帮助的现象。我们的研究发现，此次被停牌或摘牌的19家公司中，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及承销商均有较高的重合度。其中，会计师事务所有1家出现三次，有三家各出现2次；律师事务所有l家出现四次，三家各出现三次，六家各出现2次；承销商有2家各出现2次。因此，不排除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尽职调查不力，甚至怂恿企业、包装企业、帮企业造假的可能性。
第三，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与中国概念股发生的信任危机蔓延具有一定的关联陛。
第四，市场自身调整的需要。由于此前较长一段时期中国概念股估值普遍较高，累积了比较严重的泡沫，所以，当市场上出现了不利的消息时，就会有更加强烈的反应。这一结论能够从普跌之后的中概股估值仍普遍高于美国同行业公司平均估值得到一定支持。短期影响及基本对策
(一)短期影响
1．可能进一步引发境外资本市场上中国概念公司的“传染效应”。
2．可能对部分行业和区域的发展及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3．可能成为影响国内股票市场的重要因素。
(二)当前的对策：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稳妥应对
对于信任危机的短期对策，其核心目标是致力于消除“中国企业欺诈公司”的不良印象，将造假中国概念公司予以“隔离”，阻绝信任危机向合规公司蔓延，防止少数在美上市公司的问题，蔓延为全球海外中国概念股的集体危机。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企业层面：涉嫌造假的公司和合规公司“两类企业”要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在政府层面：相关部门应注重维护中国企业形象、企业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消除“传染效应”，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2o09年，美国证监会介入调查的案件总数是664件，20l0年为681件。也就是说，通过此次事件就得出“中国企业欺诈公司”或者中国公司比其他国家公司更容易欺诈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美国2002年也集中爆发过类似事件。况且，本次造假事件的发生与美国自身关于反向收购的制度不健全、美国中介机构的自律及政府监管存在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不应该把所有过错都推给中国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合理手段维护我国企业的形象和利益。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有关国家政府部门或普遍性的市场行为反映出对中国公司无原则的歧视，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应该明确表明该行为可能违反wto所倡导的公平原则。
(2)根据在美上市概念公司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警惕事件演变成全面做空中国经济的前奏。长期启示
(1)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公关的系统响应机-,t4。应该不断加强国家经济公关的系统性和计划性，应将可能影响国家形象、国家安全的对外投资、购并和企业境外上市等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公关系统之中。同时，国家经济公关系统要对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如企业群体性诚信危机、政府是否“操控”企业对外资源、产业投资等，提前制定相应的预案，避免企业微观层面的危机变成国家层面的宏观难题。
(2)进一步完善国家开放经济战略，促使企业务实审慎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将企业境外上市纳入国家经济战略的全局考量与总体设计之中，进一步完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商务部等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国外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相关制度。证监会应在与40个国家、地区已经签署的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双边监管规则，特别是考虑未来境外上市企业监管的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为国内企业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加强对中资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哪个部门牵头对中国境外上市企业进行管理，实践中尚不明确。突出牵头主管部门，实行分类管理，是更好规范中国境外上市企业的首要条件。然后，考虑是否将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纳人我国公司法管辖范围。我国公司法管辖范围仅限于“境内设立的”公司。这些境外上市公司的业务主要在中国，我国可根据“客观联系”原则将他们纳入中国法律的管辖范围，为加强监管提供法律基础。为中国企业在国外上市和投资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
(3)进一步完善国内资本市场，为优秀企业的上市及其发展创造更好的平台。首先，要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美国除主板和创业板外，具有丰富的场外交易市场体系。这次信任危机中很多涉案企业都是从场外交易市场转板到主板和创业板的。正是这种多层次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了多种选择，从而吸引世界各国的企业竞相登陆美国资本市场。我国主板、中小板以及创业板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新三板”目前仍停留在试点阶段，其他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滞后，定位不明确，分布不合理，缺乏统一规则，难以满足不同企业对股权融资的不同需求。所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健全功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留在境内上市。其次，要加强发行、交易、内控、退市、补偿等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在美“反向收购”造成造假频发，使得我们应当深刻检视我国的“借壳上市”及“退市”制度。中国资本市场年均退市率不到1％，远低于国际同类市场，不少St上市公司经常出现的“2-1-2”现象，导致该淘汰出局的公司难以正常出局；集体诉讼是针对虚假信息披露企业最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运行20年来，只有不超过l0例的受限制使用的“共同诉讼”，对造假企业的惩罚不够。有进无出，轻虚假信息披露惩治的市场难以培养重诚信、重投资者保护的上市企业及市场环境。美国做空机制对市场的净化作用，对我国做空交易机制的推进和完善有借鉴意义。我国证券业协会在推进行业自律、加强诚信建设等方面要发挥更大作用，与政府监管部门共同引导公司完善内控体系、加强企业规范管理。此外，要规范中介机构，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完善外部监督体系，构建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
(4)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稳妥推进国际板建设和筹划跨境对等监管。此次事件带给我们最现实的思考就是，要更加稳妥地推进国际板建设。一要完善上市标准、上市公司内控体系与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内控报告提交频率及违规惩罚力度，以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二要考虑国际板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和维持成本，保持境内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三要思考跨境监管对国际板的重要意义。中美两国已签署跨境监管备忘录，跨境审计等实质监管问题已被提上议事el程。国际板推出以后也将面临对他国企业的监管，适当地跨境监管对我国国际板有积极意义。证监会可积极开展与境外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与知识交换，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提升监管成效、监管标准，改善对境外上市企业的监管，做好应对国际板开放的准备。
(5)进一步引导企业提升适应、利用和驾驭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
1．加快健全尊重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规律的企业信用体系。
2．帮助企业提高对境外资本市场的认知能力。
经济危机的概念篇6
关键词：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企业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企业面临着机遇和危机双重挑战，正如达尔文进化论中提到的“适者生存”理念，预警机制应用在企业管理中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在机遇的环境下，能够接受危机的洗礼，并能突破重围，建立属于自身企业的管理制度，则会加快企业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企业没能很好的应对危机，将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失去原来的地位，甚至导致企业的破产。所以，要使企业经得住时代的考验，必须对一些突发事件采取相应的战略措施，制定多方面的预先告警机制，使得企业在真正危机来临时有被动地位转化为主动地位，可以根据之前制定的方案，进行斟酌选择，最终选取最优的方案处理。这样攻击到企业命门的机会将会大大减少，企业相应受到的损失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降低，使得企业能够很快的恢复运作，促进了自身的再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在这一方面做好权衡，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如何建立企业管理预警机制，加强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是每个企业生存的关键所在。
一、预警机制概念
1、预警机制发展现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企业的管理一直以来是瞩目的焦点，面对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的形势，建立针对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是企业势在必行的策略。早在60年代初，西方国家针对国家危机进行了相关的讨论，提出了危机管理概念，而这一概念仅仅应用在国家政治方面，其主要目的在于挖掘政治危机的来源，并且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从20世纪开始，危机管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逐渐将其思想演变为企业管理当中预警机制的管理，结合企业危机管理理论，对先前成功的典型案例进行定性定量深度的剖析，探索了企业危机的预警机制，强调危机和管理的互联性，建立了基于危机管理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企业管理的组织性和系统性。高新科技技术的推进，将预警机制推向高潮，使企业管理的核心人士可以使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等，全面组织系统化的预警机制，全方位地对危机事件进行解析。对企业面临的欺骗行为、无影响行为、失去交流行为、危机行为等诸多问题，预警机制可以很好的察觉出来，并能够同步反映给高层管理者，加强企业高管决策能力，提高了应用的整体水平，提升了企业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水平。
2、企业危机的分类处理
企业的危机分为外来危机和内部危机。外来危机即是由于社会关系、竞争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自然灾害等方面引起的危机；内部危机则是企业在策略、管理和员工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企业危机。大多数企业只注重外来危机，制定了很多关于外来危机解决方案，而内部危机常常是企业的真正危机所在。随着相关人员对企业经济危机的深入研究，预警这个概念逐渐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关注。预警是衡量现状与标准偏差度的大小，并根据偏差程度的高低自动的进行相应的报警的整个过程。其实质是对前期活动的监视及其检测分析，在一定高科技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由软件预测很可能发生的动态，前期的活动监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果前期工作没做好，从软件的预测到最终的方案实施，一切所做的努力将化为泡沫，甚至可能会阻碍整个企业的发展。企业必须重视内部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建立预警机制，从根本上加强对危机的防范意识。
3、企业危机的弊端性
企业危机可以说是企业的致命的根源，由于某些突发性的原因导致企业危机的出现，而大多数企业对危机能够做出预测判断，了解企业危机的相关特点，对危机拥有较强的分辨能力，真正把握住危机出现的时间段，是企业值得考虑的问题。不要低估危机造成的伤害，一味的轻视危机，放松对危机的警惕心理，很可能就错失良好的翻身机会，同时也不要高估危机。冷静的看待相关事件的发生，透析企业危机，对危机的产生进行划分，找到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所在还是外部某些因素的干扰。通常企业内部的因素占很大一部分，其中企业制度是企业危机的源头。现代企业制度以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中心，通过平衡所有者和经营者的重要性，对企业组织内部的关系进行安排。同时，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革新，使得企业发展目标不那么明确，破坏了组织元素的平衡性，制约了企业整体系统的协同运行，最终造成系统信息的混乱。
二、企业预警机制管理理论
1、企业预警机制的划分
企业预警机制管理理论对处于经营危机的企业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救命稻草，而目前企业对预警机制的有关理论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在我国，预警机制只应用在了工业、交通等行业，在企业方面应用的较少。预警机制在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促进了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根据预警的范围又将预警机制划分为经济环境的预警、自然环境的预警、国家政策变动的预警、企业经济技术更新的预警和企业内部变动的预警。制定一个合理可用的预警管理机制系统可以有效的，快速的察觉到危机的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启动正确的具有针对性的危机预防方案。企业预警机制对运作的经营管理浮动实施监控、识别判断和控制。其依据危机预警的周期性、可测性、危机的阶段性和企业对危机的辨认，将危机从萌芽阶段到爆发阶段进行一定的划分。在危机的萌芽阶段往往会显现一些蛛丝马迹，有了企业对危机的辨认的分析，将企业危机与预警信号通过某种内在联系，推断出企业危机发生根源，进而反映给企业高层管理，将危机消灭在萌芽当中。
2、企业预警机制的实施
预警机制贯穿在企业管理运作的整个过程，根据不同的评论标准进行不同的实施行动方案，对预警机制分析按照指标的多少、依据程度的高低、分析结果的量化等因素对其分类。预警机制的实施不单单是对资本金的实施，其结合了企业的深远发展目标，协调处理各个系统之间的联系，使之能够提高整个组织系统的运作效。在定量分析方法下，由专业的分析团队对企业遇到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在问题具有的共性角度上提出标准化的项目方案，利用高科技网络信息技术，以生成特殊报告的形式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使用。这种方式的实施，将固定的分析系统变得灵活化，其会随着企业面临环境的变化适时适量的进行相应的调整，对关键的问题及早防范，使每个经营阶段，每个系统环节，每个决策都能顺利的运行，将企业管理风险降到最低。这种企业管理模式的改进，避免了危机对企业潜在的威胁，是企业持续经营的不二选择。要保证预警机制的有效实施，除了要有一定的信息技术支持，还要注意信息的时间性是否安全可靠。在经济发展迅速的环境下，危机是多变的，企业必须快速的获得相关的信息，提高收集信息的方法，提供巨大的真实可靠的信息量，保证预警机制的有效运作，使系统简单易操作。其次，在实施过程中，企业要实事关注经济动态对企业有害的一面，而不仅仅将眼光停滞在对企业有力的一方面，注重消息的认知，筛选有效的信息内容，不要遗忘重要的信息和错判信息。善于发现失败和失误，了解危机的两面性，从中抽取有效信息的关联性，拓展危机来源，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
3、企业预警机制在企业管理中的影响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企业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面临经济危机。预警机制的理论研究建立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态下，其科学化、规范化的预警系统是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保障。由于企业危机的分类很多，某一个危机的出现都将影响企业管理的进度，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全局进程；考虑到企业管理人员的操作问题，预警机制的实施相对简单，对危机的适应范围广泛、对各种元素反应迅速、提前预知环境的变化、提供危机相关信息等多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通过十分敏感的神经系统，将危机信息进行一定的计算测量，对评测的结果参照等级，传递给控制系统，经过控制系统仔细的分析机制做出最适应企业的决策，在危机发生的整个过程，提供重要的参考建议，促进了企业管理机制的有效运作，使得企业经营发展的相关元素都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提高了企业在危机管理方面的水平，增强了企业面对危机的免疫能力。
三、预警机制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管理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有计划，有系统，与企业经营理念保持协调一致的发展模式。在管理人员对经济认识不透彻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制定标准，系统的经营理念，对企业的制度管理始终停留在原始的状态，无法紧跟时代的步伐，缺少动态的管理机制，就会经常容易出现错误的管理现象。因此必须要保证在经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个性化、系统化、精细化状态，深入灌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概念，将企业管理的灵魂充分渗入到各个系统管理当中。尤其在高新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环境也千变万化，企业管理显得愈加重要。而预警机制在企业管理上的应用，充分利用了高新网络信息技术。企业通过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的预警机制，综合市场上的各种信息资源，了解现有市场众多竞争对手相应动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引导企业阻止危机的再发展，对企业管理之前经常出现问题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优化了企业的管理系统，大大提高企业经营运作效率。
四、结语
笔者通过对预警机制的特点以及今后企业管理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了解到预警机制在企业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种方式的应用将使企业很好的应对危机的到来，进而长久地立足于经济巅峰之上。
经济危机的概念篇7
一、警务的概念
警务，英文为“policing”，一般指警察行为。“警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事务。”英文中“police”可以作为名词或动词使用。在它作动词时，意为警察行为，如警察控制、维护等。“policing”则指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译为警察工作。中国台湾地区常译为“警政”，而大陆则习惯译为“警务”。我们把有关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之全部职务活动，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警察（公安）业务工作”，称为“警务”。【1】
（一）传统意义上的警务概念及其局限性
英国警学专家约翰?安德逊在《自由警务论》中对“警务”概念做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他认为：“狭义警务即指警察队伍所干的事情；而广义警务则指由社会各个部门所实施的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行为。”国内学者认为：狭义的警务指警察实施的行为，广义的警务指全社会实施的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行为。【2】
传统意义上的警务即为狭义上的警务，认为警务即为警察行为的总和。这种观点单纯从行为的主体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一行为是否为警务仅仅只是看其是否为警察的行为。显然，这种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当人们为了寻求安全的社会环境而组成国家授予政府权力后，政府所实施的一切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警务”。而警察则产生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所以，现代意义上“警务”的产生先于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传统意义上的狭义警务的定义仅仅从主体出发，尤其明显的局限性。传统意义上广义警务的定义虽然突出了警务的目的功能，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以主体为标准。从警务产生的渊源不难看出，警务是维护社会秩序、满足人类安全需求这一功能性目的产物。所以，对警务的定义应以其功能性目的为标准。在《美国警务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警务概念被解释为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务，既包括传统的执法反应，如刑事调查、逮捕，也包括旨在改善社区整体生活质量的预防犯罪活动。【3】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的警务概念
多元警务是指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工作。多元警务的兴起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现代社会警务工作进化的趋势。多元警务的兴起有其时代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范围内地理上的界限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社会分工也日趋精细科学，社会各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协同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安全的需求也不再有单一的标准。
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该如何定义，国内学者郭太生教授对国外有关警务的概念进行了归纳，指出，警务是广义的、分层次的：第一是作为法律规范过程的警务；第二是作为警察工作的警务；第三是作为以提供安全、维护秩序、控制社会、维护和平、预防犯罪为核心的警务；第四是作为提供安全的警务；第五是作为治理的警务。【4】可以看出，多元警务下警务应该是一个综合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从主体层面界定的警务概念，而是为全社会提供安全服务、供给秩序产品的一切行为的综合体。
与传统的警务概念不同呢，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更多的着眼于对社会安全需求的供给上。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特定主体的行为，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安全需求这一目的，多个主体所实施的行为的总和。简而言之，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我们应从提供安全和秩序服务这一功能性目的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多元化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的概念是一个功能导向性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新的要素即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多元化警务的需求。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警务的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普通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都可以了解到社区警务、微博警务等相对专业化的名词。多元警务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警务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历史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研究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多元警务兴起的社会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信息时代的魅力愈加彰显无遗。上世纪末我们还沉浸于互联网科技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中，感叹于科技对生活的改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短短十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已然快要取代传统互联网生态，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迅速的时代，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是亘古不变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新的要求，多元警务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时而生。
1.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结构总的变化趋势是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由集中型变为松散型。改革开放以前，个人食物的供给、住房教育资源的分配、医疗服务的提供等等，都依赖于个人所依附集体的提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开始有能力拜托集体的束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少数人的成功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脱离集体，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譬如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多巨无霸量级的国企进行了破产重组或者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脱离了原集体组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新的细胞。社会组织结构也日益呈多元化发展。
2.人口组成分布的变化。人口组成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人口分布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流动性极大。长期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少出生四亿人，也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迁徙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的人口流动。东南沿海的率先开放吸引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中西部务工人群。这些远道而来的务工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要感谢他们对中国经济起飞所做出的贡献。务工潮的出现是的现阶段中国人口的特点之一就是流动性极大，过去政府对于人口流动强大的控制力已不复存在。
3.国退民进，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企业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比重显著降低。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退民进是大趋势。国进民退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政府的控制力的下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着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安排，通过各种供给制度严格限制着个人的活动范围。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回归于它的角色，而不是过度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及对于公民活动的控制。
（二）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化警务是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产生的，产生的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人们对于安全需求的多元化等等。社会的大变革预示着政府提供的单一化警务服务已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能再仅限于警察等公务人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水治安维护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局面。总的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1.社会参与度增加，综合管理的难度加大。多元警务背景下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度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维护社会治安之一大的功能性目的导向下有很多益处。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如果社会力量在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侵犯了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利益，该怎么处理？当然，在民法通则和刑法上，可以援引诸如“紧急避险”等理论进行解决。但在预防为主的理念下，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只有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管理。譬如近几年社会上兴起的私家侦探。不可否认，在诉讼爆炸的今天，私家侦探在帮助公民搜集证据、赢得诉讼上相对于公权力部门有很大的便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又会发生侵犯公民隐私权等违法问题。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的管理，引导其依法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其负面的影响。
2.多元警务下社会参与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在多元警务背景下，社会参与度增加，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随之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就产生了。在公职人员作为单一主体维护社会治安时，其具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相关职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无需探讨。但是在多元警务背景下，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警察等公职人员，那么其他主体在行使相关权利时的合法性就使人产生质疑了。
以保安服务行业为例。保安服务业在当下发展十分迅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与保安有接触。但是我国当前并没有专门的保安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作为行政法规的额《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法律定位的缺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保安员应当及时制止发生在服务区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制止无效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立即报警，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但同样是上述条例带三十条规定：保安员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也就是说，保安在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他在法律上并没有特殊的主体地位，他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在发生纠纷时，他不能援引法律条文中适用于特殊主体的相关条文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相关社会力量的权益。
三、现有警务模式及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一）现有警务模式
1.国内关于警务模式的提法很多，但主要以警察为核心，围绕“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该干什么”“警察该怎么干”等问题进行研究，即以警察工作为导向来定义警务模式。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说法：以警务活动的领域为标准分为社区警务模式、微博警务模式、单位警务模式；以警务手段定义为标准分为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电子警务模式、信息警务模式；以警务理念界定为标准分为民生警务模式、合作警务模式、赞同式警务模式。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警务模式是具体的行为方式与内在附着的警务理念与目标动机的统一体。
2.国外关于警务模式这一概念，都以“policing”所囊括。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按照主体划分的警务模式包括：
（1）公共警务，即“publicpolicing”。公共警务以警察为主体，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权力，其工作范围是维护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具有较强的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它主要通过解决争端、管制交通、打击犯罪以及承担一系列其他任务发挥作用，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体现为控制。
（2）私人警务，即“privatepolicing”。一般认为，私人警务以除警察之外的警务机构为主体，如保安、社区援助官，以法规或警察的授权为行使权力的依据，以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全服务及进行安全防范，其工作范围是特定安全与秩序的维护，主要通过巡逻监视、报警和监控来发挥作用。鲍登认为，“在英国，私人警务形成了公共警务本身的最初核心”。莱斯?约翰斯顿则认为，现代警务从来就没有被公共部门所垄断，并且在结构剧烈转变的时候，公共警务与私人警务之间的平衡也许要重新考虑。所以，“任何对于当代警务工作的严谨分析研究都应该集中在整体的多样性之上”。
（3）混合警务，即“hybridpolicing”。胡根布姆认为，混合警务包括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不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1991）。莱斯?约翰斯顿认为，混合警务“由部门身份不清的组织承担”，如保卫市政安全或单方街头巡逻的不宣誓、穿制服的人员团体。其中有两种形式尤其重要：一是在公共和私人两大领域均有立足点的某些组织机构，比如提供调查服务的公共机构（如邮政调查处）；二是有些公共警务组织的“公共性”可以不受它们在“公共场所”进行常规部署的影响（如原子能机构警察局是法定的公共警察机构，然而它们对之负责的公众是狭义的）。【5】
（4）自我警务，即“selfpolicing”。莱斯?约翰斯顿认为，自我警务是个人和团体在政府没有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参与的治安维持活动，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现。虽然难以提供具体数字证明，但还是有理由相信居民自己组织的维持治安活动日渐重要。这种警务容易走向极端，有可能危及普通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如果加以合理引导也可以承担一些基础性的治安维持工作。
（二）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安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工作方针和指导原则。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广泛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逐步限制、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护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6】
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经过长时间经验教训的积累总结出来的，无疑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理论。但是信息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简单重复已有的理论，我们仍然要继续完善现有的警务模式，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路径。恶性案件、群体性事件甚至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创新社会治安治理路径已经刻不容缓。
1.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治安战略思想及战术方法。社区警务为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到社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层平台和可操作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础工程。社区警务既是一种新型的警务理念，又是一种新型的警务战略，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新型的可操作的警务工作方法等。【7】
社区警务是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警务理念，如今是流星于世界各国的一种主流的警务研究历年和警务改革探讨的方向。社区警务以其先进的理念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区警务能够深度发掘社区力量参与到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中来，有着以往各种警务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社区警务可以深入到公众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传送违法犯罪的信息线索，对于违法犯罪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第二，社区警务在控制假释缓刑人员及有犯罪记录人员方面的效果强于以往警务模式，对于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也颇具威慑。
2.危机警务。危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生态系统基本结构和基本价值规范的突发性紧急事态。在这种事态中，决策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才能防止事态继续严重恶化。危机管理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制定危机应急预案，并在危机发生时依法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动。危机警务则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的工作。包括依法确定警察部门参与危机处理的职责、任务和权限，明确警察部门在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和实施警察部门参与危机管理的战略原则及战术方法等。与警察部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控制刑事犯罪职能的常规警务相对而言，危机警务是警察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职能的非常规警务，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8】
在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加快和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由于自然因素、人为事故及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秩序的重要社会现象。例如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以及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事件。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其中，以在危机应对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为核心的危机警务，对于政府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无论是自然灾害危机，还是社会性危机，其危机状态下国家安全的保护和治安秩序的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紧急救助与保护，以及对那些趁火打劫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的严厉打击等，都既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更是警察部门的法定职责。
经济危机的概念篇8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对我国社会及其这一转型过程进行探讨时，布洛维和赖特所大力提倡和推行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成为界定社会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借鉴。他们以社会学为基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认为社会是国家与经济间独特的制度空间，社会的产生、进步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与支撑。
关键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50-02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面临着重大危机与挑战，在此危机下布洛维概括了4种立场与态度，即“运用、传播、埋葬、构筑马克思主”。在构筑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布洛维和赖特将马克思主义视作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分析传统，同时用以科学的剖析当代社会发展、变迁与再生产的困境。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建构需要融入社会学概念，将马克思主义演进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借助社会学思想帮助马克思主义获得重生，这就需要其继承者创构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应对转型过程中战胜危机与挑战的必然选择。因此，布洛维特别强调，后社会主义时代急切呼唤马克思主义，要求其对“社会”这个有异于国家和经济的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并且这也是构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背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以对“社会”概念的重新界定为其中心任务，以“社会”视角构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为更加科学的认识、建设社会，创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社会是国家与经济间特有的制度空间
在现今的后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没有像某些人断言的那样因社会主义在实际中的受挫而消亡，布洛维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旧诠释着最系统的资本主义批判，并指出了具有可行性且令人信服的替代制度。从本质上而言，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延续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久，并且马克思主义必须依靠资本主义来重新建构和更新自己。实现这些更新并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葛兰西和波兰尼。二人以有着巨大差别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为出发点，相交于“社会”概念，发展延伸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布洛维在其《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文中对他们的社会概念理论共性做了讨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与超越，布洛维将这种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后裔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及原创性，即对“社会”概念的阐释和重视。
对于“社会”概念，葛兰西与波兰尼各自有着不同的且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概括。葛兰西的社会指的是公民社会，涵盖工会、政党、利益群体及其他志愿团体，并且这一公民社会应将其放诸于国家矛盾中才能深入理解。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公民社会在于国家斗争勾连的复杂环境中生成。国家是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综合体，政治社会指的是由政府、司法部门、军队构成的国家机构，且具有行政暴力性质；公民社会由相对自主的行会、学校、教会等构成，代替统治阶级行使“霸权”职能。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指统治阶级将对自己有利的信仰和价值观推行到社会各阶层中，他不是强制性的暴力控制，而是在使社会大多数成员对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认同上得以实现，这种霸权概念有利于对公民社会本质的理解。这种建立在普遍意愿上的霸权统治，不仅外延于政治经济制度之中，更以意识和经验的形式内化于社会思想之中，成为捍卫统治利益的堡垒。
波兰尼以能动社会为其社会概念，对这种社会概念的理解需将其放诸于与市场的矛盾关系中。能动社会指的是19世纪英国的合作社会、工会、争取政治权利的政党和宪章运动的发展，其产生背景是市场对社会的毁灭倾向，社会采取各种行动保护自己，赢得制服市场。波兰尼认为，劳动力、货币、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对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直接性威胁，而要延续资本主义只能通过“能动社会”的构建抵御商品化带来的毁灭性结果。为了适应市场化的发展，反市场化意味的能动社会应运而生。
葛兰西和波兰尼立足于不同视角延伸出了“社会”概念，虽然两人对社会定义的侧重点不同，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联系于国家，波兰尼的“能动社会”联系于市场，但是两人都强调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内部经济的特有的制度空间。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与市场对社会自我调节的服从。由此，从社会涵义层面，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继而构建出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下的“社会”概念。在此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诠释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与发展，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困境与失败，并由此提出应对突围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的策略。
二、社会的产生是保障资本主义正常持续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曾预言，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危机不断深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其持续发展的势头依然强劲。这种现象应如何理解呢？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给予明确的答复，“社会”的产生、发展是保障资本主义持续长久的基础。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的划分应以“社会”的出现为根据，19世纪末的“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正是区分早期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显著标志。由于这个“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由“政治独裁”转变为“政治霸权”，由“市场专制”转变为“市场规制”，进而有效遏制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趋势。
（一）公民社会及其政治霸权
葛兰西强调，早期资本主义或落后国家中，因还未形成公民社会，因此，阶级统治多利用零合式冲突或利益对抗的方式，国家成为阶级压迫的暴力统治工具。此时，国家成为独裁制国家，统治阶级成为专制阶级，阶级冲突剧烈，阶级矛盾明显，社会各个方面尚处于不稳定之中。
国家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在利益层面上的妥协与让步，在福利、教育等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公民社会这一构建于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特有组织和制度由此形成。公民社会的出现，使国家也延伸至公民社会，国家不仅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公民的，国家中的统治阶级不仅代表本阶级利益，更代表着社会利益。葛兰西认为，与国家相关联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由政治独裁向政治霸权的转折。霸权包含暴力联合认同及协商后的利益让步，合作式对抗代替零合式冲突。霸权的形成，使统治阶级依靠这些行动维系其统治，并赢取被统治者的认同，遏制阶级斗争的激化，缓和阶级矛盾。此时，国家若是沟壕，那么公民社会则是维护这一沟壕的强大壁垒支撑。“若国家出现危机，公民社会便会立即显示其稳健结构。”另外，公民社会的形成也熄灭了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企图。因而，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正是公民社会调和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化解了其政治危机，保证了资本主义的长久发展。
（二）能动社会及其市场规制
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及商品化发展具有扩张趋势，其间将商品化从实际的真实商品延伸扩展至劳动力、货币、土地等虚构商品中。此类毫无限制性的扩张行为，使社会被用来迎合市场需求，这就是“市场专制”。商品化的市场专制形式，损毁了生产要素价值，破坏了资本主义应有的生存发展能力，导致社会的冲突及混乱，致使资本主义毁灭。鉴于此情况，波兰尼认为，要想延续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通过创建能动社会来抵制商品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另外，市场化的过程即是各阶级抵御市场构建能动社会的过程。通过对劳动力、土地、货币实施的反市场化运动，各阶级突破“狭隘的阶级利益”，代表着整体社会利益。而这些捍卫社会利益的行为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抑制了社会中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同时，抑制经济危机的产生。
总之，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及其社会被复杂、密集的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有组织的、有规模的资本主义代替，且后者获得了更为发达的国家的支持与帮助。正是这种“有组织”的社会特征，为资本主义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社会的进步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关键
相较于传统社会学中立的价值立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更加明确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因此，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既要研究资本主义，又要研究好社会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和市场对自我调节的社会的服从。
首先，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是国家、社会、经济的集合体。社会主义替代着资本主义质性，涵盖资本主义的各项积极成果。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既是经济和政治形态的延伸，更是特殊制度体系的社会形态的延续发展。区别早期资本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标志就是构建了与国家或市场关联的公民社会或能动社会，继而有效遏制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保证了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所以，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政治经济的发展，更要寻求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使国家、社会、经济间的结构关系平稳发展。对于那些落后国家，既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更需要建设一个政治与经济相连接的公民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又有所不同，是存在于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社会、经济的集合与统一。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与国家、经济的各方面关系。在葛兰西和波兰尼看来，若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公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平衡关系的标准，那么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归附统一与经济市场的典型，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与经济对当时社会的服从。其二是社会内容于阶级关系上的体现，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所进行的资本主义霸权统治，而社会主义要构建的是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将暴力与认同相结合进行的社会主义霸权统治。
第三，社会学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计划，社会学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发端于资本主义内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的出现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必然的，而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有组织、有预见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为：其一，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条件不是自然而生的，发达的生产力与激烈的经济矛盾并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其二，未来发达资本主义不是线性单一的，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制、自由民主制、社会主义可能都是其发展道路。其三，社会不断发展壮大，经济逐渐服从于社会，创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霸权将会是一个漫长系统的过程。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内容。只有明确认识、界定、探索、构筑社会，才能更为有效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越突破资本主义，构建更加完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保卫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重任与使命，因此，探索研究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构筑将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郭于华,史云桐.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J].开放时代,2008,（3）:141-151.
〔2〕刘天喜.“社会”的意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27-32.
〔3〕童潇.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命题析论[J].学海,2014,（5）:11-19.
经济危机的概念篇9
中国经济的外部面临着很严重的扰乱。首先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三年之后是美债危机和最近正在盛行的欧债危机。当然美债危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无论是美债危机还是欧债危机，乃至三年前的金融危机，他们都来自于过度负债。只不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微观层面上的过度负债，最后通过金融危机的方式来平衡。所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在当时出现了坠落式的下降。
今年的美债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小，因为美债危机是美国政府的过度负债，它为了维持一个高昂的社会福利水平，为了维持一个完全超过本身需求的军事存在，所以要有大量的支付，这种支付是靠过度负债来维持的。因为它是政府的过度负债，所以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统一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提高债务上限，通过量化宽松来对冲短期支付货币，所以才会有第一轮、第二轮的量化宽松，乃至未来第三轮的量化宽松。量化宽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贸易规模非常大，我们会发现它的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反而带来了刺激作用，也就是他刺激了他们自己的需求，但是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是要靠中国来出口的。也就是说对于美债危机，我的态度是乐观积极的，我希望他扩大。美债危机解决只能靠美元长期信用的损害，降低了对冲。美元长期信用的降低，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将会出现，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得以完成。如果还有一个强势的美元，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会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要看清形势，要顺应潮流，要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要大幅度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我是坚定地赞成一定要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要抓住这个机遇，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如此完整的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先驱，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没有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也没有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发展。
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中国不能维持百年的增长，只能像日本那样维持20年的增长。所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虽然最近通过了一个救助方案，但是欧债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危机，欧债危机的根源在欧元。欧元虽然是一个创造，是一个超货币，但是带来了结构性的危机。因为它使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分离，而每一个国家面临经济问题完全不同，财政政策是解决长期的战略问题，货币政策是解决短期的总量问题。两个手段是缺一不可。
所以，欧债危机从欧元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就等着时机的成熟。但是欧债和欧元以及整个欧盟的稳定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欧元崩溃了，美元会非常强势，人民币很难有国际化的空间。人民币不是简单的完成一个可自由的兑换，是要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转型。在全球市场至少通过五到十年的努力，要占有全球储备市场25%的份额，如果没有一个第三方做支撑我们将会有非常巨大的压力。有一个成熟的欧元，对制衡美元还是会起到作用，对人民币的未来创造了非常好的空间。我所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要帮助欧元区，这个需要进行战略思考。从战略意义上说需要帮助。我认为现在外部的环境是机会大大超过风险，虽然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从短期来看是一个限制，是风险，但是从战略上看，对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金融崛起非常重要。这是外部。
我们有一系列的困难，这需要我们的政策很好的应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说来是两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争议，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以及整个产业转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财政政策至少应解决三大问题。第一，它是逆周期调节，要根据经济周期的状况来不断改变财政政策。中国财政政策没有调节的概念，因为它没有周期的概念。永远是增税，永远是提高财政收入。从1995年以后，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财政平均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财政收入也增长了20%，今年将接近30%，可是经济增长只有9.4%，而且财政收入连续15年都是以如此高速的增长，按道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降低税负，对于一些困难的企业是要给予适当的扶持，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我们没有减税，永远只有增税。我想整个经济运行的税负应该保持大体的水平，可以进行结构性调整，这个增加了，就要有一个减少，不是永远的增加没完没了。所以没有周期的概念，就没有调节。
第二，财政政策是关注长远的战略目标，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要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也不知道结构转型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媒体说需要金融业支持，金融业怎么支持？金融业给七大战略性产业低利率贷款是不现实的，那违背了商业原则，这是需要财政政策大力扶持的。中国的金融结构确实有问题，但是如果财政政策扶持，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如果给中小企业融资达到一定的比重，资产结构中，中小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重的时候，可以提供税收的优惠。不要大中小企业一样的税收条件，甚至可以给小银行免税，它们就会给中小企业贷款。因为商业是一个平衡，我给中石油贷款，为什么要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贷款，我有一个中石油就够了。银行都想为大企业贷款，因为安全，大企业是国有的，成本也低，流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财政不考虑，统统一样，谁也别有优惠，结果银行都不去给中小企业贷款。这些就是政策没有进行合适的引导，没有进行一个细致的研究。老说税负每个企业都一样，有时候就要不一样，要为中国的未来考虑，来设计政策。
经济危机的概念篇10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2-0020-07
一、生态文明与文明形态转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应当包含文明形态转换的内涵。先从一些基本概念谈起。
（一）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进文明概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除了经济学专有概念之外，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引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形态”等概念。本文要谈的是一个新的概念引进：文明，以期围绕这一概念表述相关重要内容。
“文明”这个概念分别用于道德伦理和社会历史两大领域。在道德伦理领域，文明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生命、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二是自律。这套包含两层含义的系统思维和规则，就是文明在道德领域的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世界和自身所创造的进步成果的总和。
笔者在《“科学发展”理论探索》一书中写到：“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本书认为文明概念包含三重含义：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能力，协调社会冲突的方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水平。当这些能力、方式、水平升级时，我们可以说社会更‘文明’了。”[1]比如，为什么说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文明？从上述三重含义来看：能力增强了，方式改进了（例如，相对于原始社会处理战俘的方式），水平提升了。当然，从道德层面看，人际关系有倒退之處。社会进步往往是进三退一。
（二）文明形态和文明类型
理论界已基本认定，文明概念分为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该系列概念属于文明的类型；另一个系列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个系列概念属于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概念分别用于两个系列，既用于文明类型，又用于文明形态。
1.文明形态是纵向概念。所谓纵向概念，是指其用于反映历史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分期中，按基本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人类历史可划分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上述划分不应绝对化。不是所有国家的历史都必定沿着这五个阶段来发展，跳过某些阶段是可能的。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也不是泾渭分明，一些中间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也会存在。这种划分方式，是基于经济基础的标准。社会是复杂的，除了经济基础，还有多方面的构件。所以，仅以基本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对于考察人类历史阶段是不够的，还得从其他角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在多角度历史发展阶段划分中，文明形态的划分，就是最重要的一种。
2.为什么要从文明形态划分来体现人类历史阶段？笔者认为，它至少起到如下作用：（1）更综合地反映生产力的发展。从文明概念的含义当中，就包含“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能力”，这个内容超出了原来的生产力概念的含义，对现实社会发展更有意义。（2）更紧密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创建这些概念是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而以文明形态这个概念来体现人类历史阶段则将其综合起来。（3）将人性特点、人类行为都纳入到历史架构的分析中，更好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个文明形态包括了五种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生产、精神生产。（4）对生态文明这个未成为现实的未来文明形态的分析，从经济制度来分析历史进程是强有力的支持及很好的补充。从文明概念的视角来分析，将展现这样的铁律：不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形态就实现不了，换句话说，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
（三）呼唤生态文明，争取文明形态转换
从文明形态的视角，历史经历了文明前的阶段以及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当今世界正处于工业文明阶段。
农业革命将人类推进到第一个文明形态：农业文明。这是一次生产力的飞跃，是征服自然的重大成功，人类从野蛮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
工业革命将人类推进到了第二个文明形态：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生产力特点，是能够在生产中更多地使用自然力，以化石能源为基本来源。当前，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后期，所谓“后工业社会”，大工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
工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又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分为：资源危机（包括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土地空间危机、物种危机、人口危机。正因为生态危机的加剧，世界呼唤着生态文明。人类从20世纪中叶之后开始逐步警醒，走上努力争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至今日，成就可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都在发展。但在可预期的将来，还不能说能够进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至今还是人类的理想，这个理想实现的障碍来自人和人类社会自身。
生态文明由工业文明发展、更新而来。作为历史形态的生态文明，继承了工业文明的成果，同时又有重大变革。作为一种未来理想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强调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自身的和谐共存。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体现着这样的“三个代表”精神：一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社会生产力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基础，需要社会生产能力更符合人的目标而受到调节控制，更有选择地具有先进水平，因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有新的突破，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追求高尚、和谐、积极向上的精神目标，因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人们的活动从全体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保护地球家园的生态系统平衡，保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因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新时代文明形态转换的图景
党的报告第九部分专门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展现了文明形态转换的图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方向。
在观念上，工业文明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党的报告强调的是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在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上，党的报告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的生态环境需要。要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党的報告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其主要方面就是用新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加上新材料，将根本改变传统工业生产的“黑色”形态，呈现出生态文明中的“绿色”外观。
在生产方式与技术模式上，党的报告列举了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展现了生态文明中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方向。
党的报告提出推进消费革命，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与工业文明下的商业文化提倡多购物、多消费是对立的。预示着人类将革新自己的生活方式。
党的报告列举多种国土建设举措：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等，这是一类不直接取得经济效益而是获取生态效益的建设工程，反映了未来我国为长远利益进行生产的类型在社会总生产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
党的报告提出构建环境治理体系、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物物种保护网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体现了社会迈向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制度建设。
上述内容，昭示了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工业文明形态转向生态文明形态。
三、文明形态转换的起步——绿色发展
中国人民盼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一愿望已经不仅仅是在工业文明视角下实现“四个现代化”，还体现了人们期盼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党的召开之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辉煌中国》表明了相关观点。其中的绿色发展，正是文明形态转换的起步。
我国早在1994年就制订了《21世纪可持续发展议程》，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整个社会都要进行生态化改造并带动各方面相应的改进。例如，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物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发展规划中增加生态建设的经济项目，包括新能源开发、植树造林、环保产业、江河治理、田间工程建设、节水灌溉工程、农村能源建设、“三废”处理工程、水土灾害防治等。
绿色发展是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平衡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基础作用与目标性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需要构筑兼顾经济增长与改善生态的发展方式，形成两类新的产业形态。一是低碳经济，以节能、节材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为代表；二是循环经济，以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降污减排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为代表。以此来减轻物质资料生产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负荷。
绿色发展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如下问题：
一是转变生产方式。在高新技术的支撑下处理企业生产的“三废”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节能节材，这关系到成本、收益、市场的问题。解决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车船的废气废油排放，成为企业生产的必要环节。要分析构建循环经济城市、低碳经济城市涉及哪些经济关系。
二是经济发展有客观规律，不认识客观规律就会造成发展的盲目性。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盲目追求西方国家的数据目标，追求加快降低农业、农村的比例，破坏了农田及农村生态环境。克服这种盲目性需要全社会的经济理性。
三是政府的政绩追求是否牺牲生态环境。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将土地资源更多地作为经济资源而不是作为生态资源来管理。例如，官员为了政绩，片面追求城市亮丽，频繁地进行拆除和重建，将建成仅几年的宏伟楼宇拆掉，另建一栋更宏伟的楼宇，对于开发商或业主来说因地价增值在经济上划算，但却有损于社会的生态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楼宇平均使用年限，可成为我们城市建设是否“拆旧建新”的借鉴。
四是部分不良企业对经济利益的掠取。有的企业推行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盈利项目，对矿产资源搞掠夺性开采，过度追求微观短期经济效益而损害宏观长远经济效益，开发当中“挑肥拣瘦”；或是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矿产资源开发造成水土流失、废水废渣排放过量。对这类行为要严格执法，更要通过讲清利益关系来调动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五是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生活习惯。要推行的最大的循环经济是生活排泄物处理与农业生产用肥相结合，高标准地建立城市的“静脉产业”，处理全城的生活垃圾和人粪尿，将其中有机物全部转化为肥料。为此，应建设好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这类系统性公共工程，包括贯穿所有城市居民区的排水管道、粪池及有关设施的建筑系统。城市的“静脉产业”一箭双雕：为农业提供有机肥料，部分替代化肥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清洁卫生，大量城市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人粪尿可以用最符合生态经济的原则得到处理，不再成为污染水源及占用土地的沉重负荷。这项建设在产业设计和生产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全社会要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新习惯、生活新习惯。居民能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才便于生活废弃物的处理。
上述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科技能力提升、社会性的经济理性形成、行政权力行使受制约、经济利益追求合法而规范、生产和生活习惯转轨。
绿色发展需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时意味着兼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并综合成为生态经济调节机制。国家一方面要培育绿色消费、绿色需求、绿色市场；另一方面要运用财政投资及行政等手段加强调控和管理。例如，通过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制，进一步将发展锁在生态经济指标的笼子里，接受资源供应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约束，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明建设是全社会性的工程。社会主义之前的文明建设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历史上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严格地说是有文明“发展”而没有文明“建设”。资本主义社会，在高度社会化条件下，人对社会的有意识调控能力大大增强，出现了各类文明建设的雏形。但系统的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发生。
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概念中分离出来，与更早提到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相并列。该领域涉及的经济理论包括：
（一）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双重任务
第一重任务是针对经济不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许多欠发达地区同时就是自然障区，例如，北方干旱区、沙漠戈壁区、黄土高原中的水土流失区、各地山区中的穷乡僻壤、华北平原中的盐碱黄沙区、青藏高原高寒区、西南大石山区等。这些地方本来生存条件困难，在经济生活中又有长期靠掠夺自然资源来解决温饱问题的错误取向。一旦人口增殖超过传统生产方式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被迫加剧掠夺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酿成更多自然灾害。这里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要以良性互动方式来开展。在扶贫事业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生态建设是发展基础，而人的发展是关键。结合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来促进人的发展，提高当地群众选择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经济发展道路的能力，抛弃依靠掠夺自然的种种生产模式，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开创兼顾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的发展路子。
生态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转变，即以更多智力资源运用来代替自然资源消耗。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包括全体劳动者身心健康、素质提高、人才增多、社会文明程度增进。
第二重任务是针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工業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这方面的任务是要进行产业的生态化改造，发展生态型生产技术，并同时配合以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化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旧的生产习惯、思维习惯的原因，更有片面追逐利益而罔顾科学的原因，需要政治经济学关注并提出解决办法。而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应鼓励在日常生活中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努力创新，不断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新能源、新材料、新品种、新产业等方面取得生态经济的进步，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应关注的问题。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领域
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领域包括：产业结构生态化、技术发展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思想观念生态化、管理制度生态化。这五个领域的进展都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1.产业结构生态化。市场需求和生产模式的生态进步是推进产业结构生态化主要的动力。市场需求出现绿色化趋势，消费者对商品劳务的绿色需求日益增长，天然、有机、环保的商品为购买者所青睐，这将有力地推动供应方的生态取向。生态意识增强，科学知识普及，为消费者的市场选择提供理性基础。生产模式方面，商品经营者在生产中致力于资源循环利用、在节能减排基础上降低成本、顾及商品生产对环境和使用者产生的生态效果，就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社会经济管理的环境法规、绿色标准、广告管理、质量检测等机制，都将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人们的经济行为从只顾及经济增长转变到生态与经济兼顾，生态追求不断提升。
2.技术发展生态化。技术生态化包含两个目标：一是创造新科技以解决生态问题。二是正确认识技术发明产生的生态效果。现实生活中存在技术生态化倒退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科技进步”片面瞄准赚钱目标而危害社会，比如：更多科技手段用于掠夺受保护的鱼类、鸟类、濒危动物、珍稀植物等自然资源。越来越多迎合人性弱点的消费需求但会带来身体受损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用于逃避环境检测、质量检测以起到掩盖生态破坏的作用（奶制品中的三聚氢胺就是一个典型）。部分社会成员头脑更“聪明”了，心灵更邪乎了，更善于利用科技手段来从反生态中获取暴利。社会要有新的治理措施来解决矛盾。技术生态化要达到集成应用、工程化、产业化。以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技术、有机肥料生产技术为例，相关技术要综合配套成为城市“静脉产业”及有机肥料生产的综合产业，同时建成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人粪尿的环境卫生工程及为农业提供有机肥料的工业生产工程，这需要人们在高度生态意识之下协力推进。
3.生活方式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要求在社会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的趋势当中，注意防范奢侈浪费、讲究排场、暴殄天物的非理性消费，追求健康、朴素、节约的生活。未来的文明发展水平不是仅以物质财富来衡量的，还要以精神财富、人的身心健康、社会生活的和谐来衡量。
4.思想观念生态化。思想观念生态化包括社会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能够很快地转化为群众性的生态理念，人们自觉地爱护自然环境，珍惜自然资源，重视生态平衡。每个人的生态意识增强又要转化为社会性的生态氛围增强，能够切实形成以节约资源、与环境友好为荣，以及以奢侈浪费、制造污染为耻的风气。
5.管理制度生态化。管理制度生态化是指国家在发展的大政方针上确立生态导向和生态约束的制度保证，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不同领域的环境有逐步完善的管理规则，建立健全含有生态内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使之覆盖城市、乡村与小城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靠立法者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正确认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制度落实要靠执行者有专业水平且忠于职守。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是人类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改变人对自然的行为方式的过程
人对自然生态的利用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但是对自然生态必然会有一定破坏，大自然往往很快就会恢复。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是一种自然循环运动。如果人类的破坏程度超过了自然恢复的能力，自然生态就难以循环了。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正常循环，人类要通过生态建设，做到在对自然的利用当中，尽可能以较少的破坏来达到更高的利用效率，力求将破坏控制在自然能够恢复的限度之内，尤其要防止一味的利用而不顾破坏的后果。
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人对自然的超限度破坏，损害人对自然的利用。从长期和短期的生态效果来看，具有长期眼光就会控制破坏程度。人类从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眼于长期效果、调节短期行为的传统。但是，以长期眼光来引导人类行为与为了短期利益来行动两者的矛盾一直存在，且形式不断变换。在当代世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呼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而资本的增值冲动、政绩的诱惑、物质享受的蛊惑，造成人类处处可见的只顾短期、不顾长期的行为。在人的发展中，出现了理性认识的进步与实际行为的倒退这一矛盾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言语和行为相分离的双重人格者。我们需要借助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个矛盾中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落实成为主导的方面，避免生态文明新形态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生态文明建设，人要成为与自然互动的高度自觉的调节者，能够给自然以正确对待从而换取自然对人类的持续优惠。
五、文明形态转换的方向
（一）向生态文明形态转化的两个条件
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从内容上看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而从其发生与解决的角度看，必然包括社会关系与人的自身的问题。
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行为方式的变革，从文明形态上向生态文明演进，需要在文明类型上从物质、精神、政治、生态上综合努力。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改变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按照生态化的规范做到：一要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不要因过多迁就人的物质欲望而不顾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二要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向并不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生态产业、生态产品上，全面追求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效益；三要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讲究符合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标准的消费质量，在消费内容中融入合理健康的社会、生态内容，提高生态消费的比重；四要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将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多地从生态学知识来考虑，培养人与自然平等、互利、博爱的精神价值。
行为方式的变革，会有难以逾越的阻碍。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的动力导致了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2]资本主义生产为财富这种外在目的而撇开人自身的发展这一内在目的本身。在今天的社会，为追求更多利润、刺激豪华消费的广告铺天盖地，诱惑手段层出不穷，导致人的物质欲望膨胀在历史上达到高峰，片面追求物质增长而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不断刷新纪录。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动，减缓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恶化，但治本之道，还是在于社会经济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变革。
于是就转到第二个条件，社会制度的变革。人类的社会行为是相关联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一部分人对它的过度使用，必然影响另一部分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一部分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损害，必然波及所有人的环境权益。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资源环境需要越紧缺，人们相互之间对此的争夺越激烈；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的状态下，人类社会中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人类社会的矛盾越大、解决的方式越粗暴（例如，通过战争、破坏），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越高。人类社会不能以合理公平的方式解决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就不能共同承担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风险，自然生态系统就不能得到合理的维护。要完全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拯救地球，解救人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走向新的文明形态，迎来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人的存在形态（即具有新的人性的社会主体）。生态文明的实现必定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建立在对这一经济制度的变革基础上。只有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从财富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历史跃迁。
（二）文明形态转换的三个领域
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集中在两个领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提高。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到一定时候又会反过来促进前者。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涉及到第三个领域：人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保證了物质财富的丰裕，从而满足了人的多样化需要，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不再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物质财富仅仅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足够之后就是多余，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不能因为追求多余的财富而耗费资源与环境。
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人们无须成为剥削者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人本身的巨大改变，这个可能性不会变成现实性。其一，已经成为剥削者的贪欲是不可满足的，已经出现剥削的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只有在生态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无须成为剥削者而过上美好的生活”才能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推力。其二，剥削者本身维护其经济、政治地位的权力会独立化，他们要的似乎不再是“过美好生活”这样的目标，而是为此而倚仗的权力与地位，因此，就会有脱离任何终极目标盲目追求权力地位的人群。而这样的人不消失，生态文明就会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存在条件，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依托和载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表现。人类社会的各种历史形态也就是人的发展的各种历史形态。社会科学通用的“人性假设”概念可用来代表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为此，我国理论界在21世纪初提出了“生态人”概念，以便与西方崇尚的“经济人”概念相对立，并推进生态文明的研究。
所谓“生态人”，就是从本质上超越经济利益的束缚，能够从内心自觉地遵循社会通行的生态要求和生态规则，其生产劳动与生活行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人。显然，这是一个针对“经济人”概念而提出的概念。“生态人”的主体性生成标志包括：一是人类生态意识的升华。二是人类价值观念的重构。三是人类行为模式的转变。这些特征的完成，必须有相應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人类的人性假设主要以“生态人”为特征的时候，表明全社会有牢固的共同利益基础。
“生态人”的形成，意味着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不是简单地应付这一特殊生存境遇，而是变革自己的生存原则，树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发展观。
生态文明要求人性的转变，“生态人”人性将取代“经济人”人性。“经济人”人性在市场经济下是合理的，但从人的本质来看，它包含着人性的异化和扭曲。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经济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必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应用的障碍。而转变“经济人”的人性，就必须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社会经济中的自由人，摆脱利益最大化的精神枷锁，无障碍地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正如马克思在概括社会未来的发展特征时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
总之，向生态人转变是制度变革、科技进步与生态觉悟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态危机单靠科技水平提高是解决不了的。人的生态觉悟也不单纯是科学认识的问题，制度变革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前提。
现实的条件包括：其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正在探索，要寻找适合的、完美的实现形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继续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公有法人控股企业进行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二，私有制经济还有生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成分，发展社会生产力还需要借助私人经济。但私人经济也要有内部的改革，要提高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其三，混合所有、混合经营、公有私营以及共享经济都在出现，总体的客观效果，就是积累公有制的元素，抑制“经济人”的本性，为向“生态人”转型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