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1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and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2
一、维护货币政策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国民经济的总量控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灵敏、有效的调节作用。运用金融手段，借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控制信用货币的供应量，间接控制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因此，建立和完善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至关重要。在整个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调控职能的核心所在。货币政策不是对单个银行或某一经济部门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而是一种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相结合，并以总量调节为主的经济政策，其涉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量、信用量、利率、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经济中开始扮演“制动器”的角色，并与其他发挥驱动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互牵制，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的关系，使国民经济的有关指标通过货币机制的调控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政策，并成为国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内容相当丰富，按照其运行机制，一般将其分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等。为了保证货币的合理发行，保持人民币的币值基本稳定，就要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入手，使各种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监管活动朝着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发展。
因此，金融法应将维护货币政策确定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区别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政府有效转变其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这一原则，就要坚持稳定货币，抑制通胀，优化结构，发展经济，通过制定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一致起来，使货币政策在金融法的保障下在各种金融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和实施，进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目标。
二、安全流动效益原则
以商业银行为例，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该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看，各商业银行的经营宗旨就是围绕维护银行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而展开，银行资金的安全和效益不仅仅是银行的立足之本，同时也是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重心。应该看到，除商业银行之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其业务经营也同样把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作为根本宗旨，这在货币、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资产的经营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中都可以获得证明。如证券上市制度，其目的就是赋予证券更强的流动性。从这一宗旨的含义看，安全性着重强调金融机构旨在追求业务经营的长期稳定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益性则突出反映了金融机构同样要追求盈利和经济效益的企业性质，盈利是所有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当然也是终极目的；流动性关注的则是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和频率，它和安全性和效益性显然不无关系。实际上，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相互之间既会发生冲突，又可以协调统一并进而形成有效的平衡。流动性既保障安全性，又以效益性为物质基础，效益性则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实现前提。细言之，流动性是金融资产发现市场、在市场上寻求最有效利用机会的现实要求。可以说，流通是金融市场的使命，流动性是金融市场的本质。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连接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纽带，是实现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必然以保障市场流动性为其前提和目标，从而最终实现金融市场存在的资金融通价值。金融法通过规定具体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利率制度、汇率制度、存贷款制度以及结算制度、保证金制度等充分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平衡和实现。
因此，应该把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也确立为金融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利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这是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当前金融业竞争加剧、投机升温、市场波动和管制放松下克服金融业脆弱性的治本之计。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在保障金融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增强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益，使一切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都认真贯彻这一原则，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三、利益平衡优化原则
在金融法律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观的，单纯、一味地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者客户利益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在金融法中应当集中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思想，把利益平衡优化确立为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既离不开个人以及工商企业等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用心经营，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与协调。投资者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能以损害金融机构利益为代价，同样，对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例如，证券法律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以克服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误导、过度投机和市场操纵为基本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证券法律制度除了保护投资人利益之外，其终极目标则是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顺畅，保证证券流通的顺利进行，这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市场主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样有着重要关系。国家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而干预证券市场时，显然不能因为过分强调投资人的利益和安全而牺牲上市公司的利益，削弱证券市场上市证券的流通性，否则就会阻滞证券市场的发育。金融市场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利益关系是冲突的。作为投资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投资在安全条件下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但实际上两者一般不可兼得，高收益总有高风险相伴；作为筹资者则相反，他们总希望自己在能顺利筹措到资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筹资成本，同时也尽可能地把筹资风险转嫁给投资者。金融市场供求双方在资金流通中的利益矛盾是客观的，能协调这种利益矛盾的金融市场才是有效的。金融法应以“调解人”的角色出现，为双方设定合理的私权益分配，补充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双方磋商谈判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或者降低法律救济成本，通过快捷地解决投资纠纷而使资本流通恢复正常。
在金融法中，各方利益的平衡优化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平衡优化并不否定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然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不能代替利益平衡优化。实际上，利益平衡优化原则只是一种价值体现，其旨在消弭个体追求私人利益所生之流弊，这是由金融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本身所决定的。在我国金融法中，商业银行接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证券交易禁止欺诈客户制度以及内幕交易制度等都是该原则的具体表现。该原则作为一种金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在具体的金融法律关系或金融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金融管理、金融执法与司法活动所遵循的一个根本理念或宏观标准，它要求有关机关在履行其职责时要仔细权衡利弊，而不是机械地理解法条而做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的决定或裁判来。
四、有效监管原则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3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货危机，因金融全球化迅速席卷各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这场改革之于国际社会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但从国际法学者的角度来说却是一次金融创新的重大机遇。
(一)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指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发展，各国在金融体系、金融业务、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日益紧密一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促进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但是却削弱了各国的金融监管权，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三大风险。
第一，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说，金融全球化会导致监管者恶性竞争的风险。为了吸引外资以增强本国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些国家的监管者会放松金融管制，而一些国家的监管者则会增强金融管制。无论做出上述哪一种选择，监管者都有可能放弃本国行之有效的监管原则，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而危及国际金融市场。
第二，从被监管者的角度来说，金融全球化会导致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的风险。所谓监管套利，通常表现为一金融机构或是金融投资者因不满所在国的金融政策与法律，而通过离岸市场将其资本转移到监管较松的国家，从而实现在所在国较难完成的金融交易或是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
第三，从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角度来说，金融全球化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指金融体系因整体或局部受到破坏，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潜在负面影响、导致金融服务中断的风险。金融全球化令金融危机的传导性增强，一国金融体系受损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波动，200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明证。而当前的金融监管往往侧重于微观审慎，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监管，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
(二)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三大风险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引发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治理必须从根源入手，改良国际金融运行的制度环境，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具体地说，金融监管须遵循三大原则。
第一，金融监管须遵循法治化原则。一是要求减少信息不对称。监管者可通过存款保险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减少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缓解由此引起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等问题，保护被监管者的利益。二是要求减少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失误。监管者通过对掌握金融权力资源的各类主体的权力配置、权力关系等进行法律调整，约束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千预，防止金融权力的滥用。
第二，金融监管须遵循专业化原则。一是要求建立科学的危机预警机制。灵敏的预警机制有利于防微杜渐，防止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继续扩散。二是要求建立及时有效的危机救济机制。及时且有效地救济危机，有助于控制危机蔓延以及恢复市场秩序。
第三，金融监管须遵循国际化原则。当代金融危机的传导性使得治理危机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使命。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金融危机，都可能放大和升级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因此各国均不能独善其身。这就要求主要国家相互配合，在危机发生之前互通信息，及时预警;在危机发生之后联手救市，恢复市场信心。
(三)金融创新
有危自有机，为了更好的治理金融危机，各国当前都着眼于金融创新，以期推动国际金融法改革。然而，金融创新在给各国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各国既有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
第一，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标准。传统的监管标准主要针对信贷风险，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但金融创新令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除了信贷风险之外，金融机构还需面对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因此仅针对信贷风险实行的传统监管标准，现在已经不满足有效监管的要求。
第二，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手段。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以审核分析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为主，但这种传统的审核的过程中，缺乏对表外业务的统一会计标准。这就导致表外业务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金融机构可以趁机通过衍生工具隐藏许多交易组合，令其成为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和交易，从而逃避金融监管。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提高对银行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的要求，加大监管力度，平衡安全与效率的关系。
第三，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模式。传统的监管模式，即针对分割的金融市场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起过作用，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分业经营已经逐渐被混业经营所替代，因此这种模式已经渐渐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道。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
(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增强
国家主权是一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最根本的标志，而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里最具物质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愿让渡本国的经济主权。这导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条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较少，而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较多。
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意识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在让渡经济主权方面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签订条约，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硬法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视软法，在实践中增强其约束力。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国际组织地位上升令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通过组织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令各国遵守其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巴塞尔委员会(Bo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来塑造、传播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等反面的市场机制共识。国际组织的技术性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这令各国监管者对国际组织愈加依赖。
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国如不遵守，便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淘汰。2007年美国次货危机的爆发根源之一便是银行业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忽略了内部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于2006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便预测到了这一风险，通过制度规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性。因此，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均意识到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获得市场给予的利益激励，反之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
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程序法为其实体法的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tw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谅解》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争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均可用于评审和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同时用于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发生的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wto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令其自觉履行义务。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证实，各国过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适应当下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重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令金融监管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统一化发展。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现阶段一般都是针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实施分业监管，即对证券、银行、期货、信托、保险等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如德国等实行统一监管，即由综合性监管机构监管所有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制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业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时展，继续坚持只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或是滥用。因此，如英美国家和香港等现在都由多层次、分散的分业监管模式，向综合性、统一化的混业监管模式发展，即实行全能银行制度。
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综合化发展。过去的金融风险以信贷风险为主，风险种类较为简单，而随着时展，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内容也愈加复杂。因此，原有的监管标准已逐渐脱离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各国监管制度正朝着综合化发展:一是从资本监管发展到全面性风险监管，从只针对信贷监管，发展到针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风险;三是规范监管程序，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规范化管理，保证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
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国际化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封闭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已不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求，国际监管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变高，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现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交易管理、投资收益率在各国金融市场上趋同，这为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创新工具的跨市场国际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合与互动。当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要求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这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变化
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而国际金融法的功能表现为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其保证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进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与安全是国际金融法内部的两个相互博弈的价值取向，二者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纵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史，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大概经历了注重安全，往重效率，效率与安全并重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原因有二。
第一，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会引起金融危机，令效率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这令各国放松管制，导致监管真空，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造成国际金融监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国次货危机便是一记警钟，其带来的损失令国际社会意识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
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国提出《金融监管改革一种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简称《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保证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受金融滥用影响，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
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便提出，国际金融监管的疏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未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危机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监管，如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等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领域扩大至一切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则会导致问题经济，无法为金融安全提供物质支持。金融效率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倡导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呼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金融效率。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是明确地将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监管原则和目标。
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6项贯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监管原则，包括监管资源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原则、被监管者应由领导负法律责任的原则、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则、推动金融创新的原则、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对竞争不扭曲和不破坏的原则。
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致力于推动世界自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注重对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金融服务多边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国共同构建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wBG在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精神，imF强调市场的作用而要求政府减少千扰。
综上所述，唯有安全与效率并重，可最大程度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际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实现。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渐式微。因此，发展中国家过去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准则或原则，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行为，已不符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轨迹;而在承认既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决策程序或规则，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改良国际金融秩序的行为较为可行。于是，我国顺应上述潮流，逐渐由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令我国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设问题。
(一)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
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即为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是倒闭，而关注外生金融风险，在单个机构内部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风险关联性，不能抵御当前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是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各国形成的共识。宏观审慎监管是为防止金融体系的风险，关注内生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风险关联性，可有效防范宏观经济波动。
故而，我国应在保持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
第一，明确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界定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大量与金融市场或是其他金融金钩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这类机构倒闭，便会令其国际和国内交易对手受到牵连。另一类具有大型高度杠杆化的特征，其资本损失将对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中，监管当局应通过划分上述系统性重要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的监管。
第二，提高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风险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崩塌，因此，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监管应比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为严格。监管标准应基于金融机构的相对系统重要性，不仅要求在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风险资本要求和总体风险管理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要求在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实施更详尽的信息披露。
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监管当局必须全面了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系统性重要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国应当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纳入非现场监管的监测范围，从而进一步规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动。
(二)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
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二者各有其适用领域和存在价值:机构监管主要在金融市场系统稳定性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审慎监管;功能监管则是在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规范金融产品提供和业务经营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一度只注重单纯的机构监管，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现已向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互协调的方向发展。
然而，我国金融市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国在金融监管制度中尚无一个法定协调机制，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均规定要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都一直停留在原则层面上。其次，我国不仅不能贯彻机构监管，而且还忽略了功能监管。因此，我国应当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构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法定协调机制。我国监管当局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建立由人民银行主导的法定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此举可提升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等金融监管方面的地位。
第二，从整体上把握机构监管的要义。我国监管当局尽管在实践中侧重机构监管，但往往不能将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监管，比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就较为片面。因此，我国应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监测包括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与混业经营集团有关联的风险状况和财务状况。
第三，加强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的功能监管。我国应针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功能相近的金融产品进行功能监管，确立统一的监管规范和监管标准，对市场参与主体提出监管要求。
(三)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
建立和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应顺应潮流，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我国当前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法律，以及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制定的规章。
然而，我国的上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立法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突出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也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做出专门规定。适应性不强。其次，对金融机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法定职责的规定较为模糊。相关立法要么只对金融机构的法定职责作原则性规定，要么就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冲突处理机制。最后，金融消费者缺乏投诉和受理机制。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中缺乏技能消费投诉、受理机制，而只有一套信访制度。因此，我国应针对上述缺陷做出以下努力。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4
关键词：私募基金；监管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4-0058-04
一、当今世界各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模式及比较
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而形成的投资管理方式，按照其法律存在形式，可以分为契约型、公司型和合伙型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主要的特点是：免于核准、无需披露运营信息、投资行为很少受到约束。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金融监管制度都是一个由原则(principles)、规则(rules)和指引(guidance)等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的体系。其中原则是较为稳定的基本行为准则，不预先确定具体的事实状态，也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而是通过“公平”、“合理”、“适当”等定性的标准来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要求其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和“合理注意”：规则是针对特定监管事项，以具体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监管规范：指引是对原则或者规则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并提升其可操作性监管规范。包括监管机构或者行业组织不定期的正式指引以及监管机构的声明、典型案例说明、监管处罚案例等非正式指引。在效力等级上。原则是最高位阶的监管规范，是规则和指引的立法依据：原则和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指引通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监管规范体系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的不同，可以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监管模式分为“原则监管模式(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和“规则监管模式(rules-basedregulation)”两大类。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则监管模式”
所谓规则监管模式，是指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各种具体的规则为监管对象设定明确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保障各种金融业务运营的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监管规范体系中的规则居于主导地位，是监管机构对金融事业实施监管的主要依据。由于规则具有针对性，因而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对于规则所确立的监管机构的裁量空间很小，有助于确保规则在反复适用过程中的公平性和一贯性。
美国一向奉行规则监管模式。1933年美国《银行法》奠定了美国银行业规范化和法制化发展的基础，是美国对金融业实施全面管制的开端。其后，美国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1933年《联邦储备制度Q条例》、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以2002年《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以下简称《萨班斯法》)的出台为标志，规则监管模式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美国“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架构颇为独特。一方面联邦和州均拥有相应的金融监管权；另一方面，在联邦层面上，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等多个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在这种监管架构下，各个监管机构都极为重视监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因而金融监管法规体系不仅庞杂，而且覆盖范同广泛，规范深入细致。在金融产品较为单一、易于掌控和驾驭的时代，规则监管模式能够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可以说，规则监管模式在美国金融业的繁荣和高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洋洋洒洒近千页，加上将要颁布的实施细则，显然又是一个规则监管模式下的极致产物。这表明，规则仍在美国金融监管规范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并且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规则监管模式除了具有前述优点和作用以外，也存在着其固有的内在缺陷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规则监管模式下，规则往往不能准确体现监管目标的精神实质，而且特别容易被监管对象实施法律规避行为，使得监管目标落空，出台的规则流于形式。
例如，美国证监会(SeC)为了加强对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及时发现并抑制金融欺诈的发生．于2004年12月10日颁布了“《投资顾问法》下对冲基金顾问注册规则”(“注册规则”)。美国证监会本想通过该注册规则的实施来收集对冲基金管理人及其行业基本信息以便加强监管，结果许多对冲基金通过修改基金协议，将“锁定期”延长到2年以上．便轻松逃避掉该规则的适用，使得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意图落空。
第二，在规则监管模式下，规则难以覆盖所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监管事项，往往是“重法律形式，轻经济实质”，可能会遗留监管“盲点”。例如，对冲基金是金融机构组织创新的典型形式，其交易策略复杂，头寸变化迅速，因而要求对其加强监管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某些大型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的交易策略与对冲基金并无二致。一旦监管规则要求对冲基金提高透明度，向其债权人、投资者以及监管机构披露更多的信息，那么相比之下，上述大型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将继续游离于监管之外。
第i，在规则监管模式下，监管重点是监管对象的业务流程和程序。而不是其业务活动的结果或者经营行为。因此，监管机构专注于广泛的现场检查和问卷式的核查，监管对象专注于机械地遵守各项监管标准。双方都忽视了对监管规则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第四，规则监管模式的前瞻性不足，稳定性和适应性差．市场环境的变化永远领先于监管机构的行动，监管规则无论多么详尽、周密，注定要滞后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
第五，规则监管模式会束缚监管对象的创造性，阻碍金融创新的发展，不利于提升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正是这样，美围的金融监管规则虽然制订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但这些规则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却牺牲了监管的效率，使得监管机构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变越来越慢；“双线多头”监管体制的存在，也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风险的监管，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就是最好的佐证。
(二)英国近年来推行的“原则监管模式”
所谓原则监管模式，是指在监管规范体系中，原则居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规则的作用在于进一步明确原则的具体要求。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早期，英、美两国都采用了规则监管模式。然而21世纪初开始，英国渐渐转向了原则监管模式。在英国，摒弃规则监管模式，采用原则监管模式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推动的结果。
原则监管模式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
作用。一方面，原则是制定规则的依据，现有的规则细化和明确了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事项，即使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尚不十分明确，也不再制定规则来解释原则的要求。(2)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英国金融服务局认为，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监管规范，金融服务局有能力并且也的确在单独依原则采取监管措施，这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监管规范手册》也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行为违反原则的要求，将会受到处罚。”(3)强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的领导责任．要求其在监管程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为只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率先示范。合规经营的观念才会深刻融人企业的战略、文化和业务。因此，原则监管模式又是一种“以管理层为基础的监管模式”。(4)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为监管评价标准。例如，在实施tCF计划的过程中，英国金融服务局并不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作出具体规定，而是根据有关业务原则的精神并结合零售金融市场实际，设定了6个方面的监管目标，允许监管对象自主决定采用相应的措施和方法。
与规则监管模式相比，原则监管模式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则监管模式能够准确体现监管目标的基本要求。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监管规范，原则并未像规则地样事先设定具体的适用条件，也未直接规定监管对象的行为模式，而是通过精辟的语言概括了特定的监管结果。这样，就不会发生因事先设定的适用条件和行为模式不合理而影响监管效果的情形。也杜绝了规避法律的可能性，更有利于实现监管目标。
第二，原则监管模式有助于充分调动监管对象的积极性。
与监管机构相比，监管对象更了解自身的业务活动，更清楚如何制订和实施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如何设计或者改进业务流程才能够做到合规经营．也能够直接地对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监控。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只提出监管标准的基本要求．监管对象可以灵活地解释和适用监管原则。这样。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就会带领合规部门自主确定和改进商业模式、战略、产品和业务流程，而不是机械地对照和遵守具体的监管规则。因此，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对象不但能够参与监管程序，而且还能够发挥更积极、更有战略意义的作用。
第三，原则监管模式能够优化监管框架，改善监管规范体系的结构，降低监管标准的复杂程度，提升其稳定性和应变能力。
第四，原则监管模式能够重塑金融监管法的人文精神，促进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效率。
在规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监管对象在监管程序中没有相应的角色。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这种对抗性的监管模式耗费了大量的监管资源，金融机构合规成本高企，监管效率低下。在原则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服务与合作的关系，监管机构通过原则清楚地表明监管目标，确保原则在适用过程中的可预见性；监管对象则通过自我约束，建立并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程序，确保其经营活动实质性地达到监管目标的要求。这种互惠的监管模式意味着，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角色清晰、责任明确、相互信任，公共权力与市场机制互为补充，监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监管效率必然大大提高。因此，有学者认为，原则监管模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公私结合机制。实际上，这种监管模式的创新是新治理理论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我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和构建
我国目前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应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相关的法律的基础性框架已经具备，但具体操作性的规则政出多门、监管机构各自为战、部门利益倾向较为严重，缺乏统一的监管理念与原则。
就我国目前整体的金融监管模式而言。比较接近美国的规则监管模式，尽管暴露出的问题已经是有目共睹、无须多言。但有学者认为目前尚不能全面推行原则监管模式，只能积极借鉴这一监管模式所蕴含的先进监管理念和监管经验，适度调整监管思路和方法。而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而言，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白纸上好画画”的原因，我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有机会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就选择和实施原则监管模式．用这一先进的监管模式指导我国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建设，以期少走弯路、早日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管制度，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较快发展提供保障。
为此，我们应当尽快确立和完善以下原则体系。
1、适度监管原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自由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这种自由化就是更强调国家的“适度干预”j“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治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私募基金强调金融自由原则，这是因为：首先，私募基金是市场充分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产物。私募基金正是体现了当事人之间充分的自由意志，是一种灵活的金融工具，它给予交易当事人事先充分的选择权利，并且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还可以自由协商，以更好地适应投资的目标。其次，私募基金的运作主要是在法律豁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第三，私募基金对政府的依赖较少，它对政府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要求政府保护私募基金内部达成的契约，防止欺诈因素和控制一些其他可能的负外部性因素的出现。第四，私募基金的投资者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一般为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他们被视为成熟、理性、具有充分的抗风险能力并能够自我保护的投资者。
适度监管原则要求监管法律法规对私募基金的限制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承认市场选择的合理性。私募基金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应当将私募基金的监管放人资本市场发展和提高市场成熟的大背景下去考虑，利用市场的竞争规则和基金内部的审慎经营，对基金形成强大的激励和约束。监管本身就是干预市场的国家行为，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主动干预。所以，我国在私募基金监管立法的设计中应当以自由为先，调动市场和私募基金的内部控制机制，政府实施“适度监管”。当前我国在对私募基金的立法实践中越来越呈现出“私募基金公募化”和“重行政、轻司法”趋向，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趋势是一种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对于促进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乃至保持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力而言，都是弊多利少的。
2、效率优先原则。
私募基金产生伊始便是以效率为先的，只有追求效率，投资者可能得到的利益(投资品种多样化以满足多样化的投资需求及投资费用的减少或收入的增加)才能不被无谓浪费。私募监管的核心是注册豁免，注册豁免无疑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融资便利。而同时注册豁免并非无条件的，是建立在基于私募基金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募集等特征的基础上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豁免的条件。
在私募领域里，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不会导致显失公平或社会动荡，因为，参与私募的合格投资者本来就是要通过私募投资方式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收效率．他们知道并且有能力应对和承担其中的风险．“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这是资本市场的最基本规律。而且，还可以通过反欺诈条款等规则的适用以及间接监管以求得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并控制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动荡风险。
3、区别监管原则。
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两者的监管要求也不相同。对公募基金一般采取行政、法律、经济三种手段对其市场准人、运作的具体方式、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监管。而私募基金的监管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包括利用私募基金参与主体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市场竞争机制、声誉机制等。私募基金主要受信托契约或公司章程等内在规则的约束，政府监管是为了使内在机制能够发挥其应起的作用．促进内在规则能更好地实施。为了对私募基金进行更有效的监管，有必要将私募基金的监管与公募基金的监管区别开．实施更适合私募基金的监管形式。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原则性监管；监管方式
【正文】
引言
近几年来，国外关于提升监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及相关讨论中，在如何重塑监管制度的大框架下还包含了一个关于监管方式[1]的广泛讨论，即“风险性监管”（risk-basedregulation）、[2]“原则性监管”（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简称pbr）与“规则性监管”（rules-basedregulation）。[3]原则性监管最初在会计准则、税务、公司治理领域引起关注，目前在金融监管领域，原则性监管问题已被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提上议程，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简称fsa）近年来明确倡导“更多的原则性监管”，并在其“公平待客计划”中实践原则性监管的方式；[4]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2007年在“资本市场竞争力”会议上提出美国应考虑采取原则性监管，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表示要迈向风险性和原则性监管，[5]因此尽管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其《证券法》仍实施规则性监管，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则已根据《商品交易法》运用了原则性监管的方法来监管交易所、结算组织和中介机构；[6]日本金融厅也于2007年提出“建立更优监管环境”的四个支柱之一即“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最优结合”；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也在酝酿着原则性监管作为监管方式的争论与变革动向。www.133229.com
纵观当前国内的有关研究，金融危机促使各界对金融法治状况予以了深刻反思，在诸多议题中鲜有针对原则性监管的讨论，有限的讨论或将其作为“监管模式的新发展”[7]或是“监管理念的最新演进”[8]进行引进介绍和分析，做了有益的学术铺垫，但是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间。当今世界金融发达国家，缘何相继将此问题提上实践议程，确值得警醒与理会。由此，即便当下的中国尚未感受金融监管之变的迫切性，然而把握当今世界金融监管发展的脉搏，深入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空间，不啻是一种有益的未雨绸缪。与此同时还应意识到，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中国已经吸收与借鉴了域外的大量经验，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事与愿违”。“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正如本文所探讨的原则性监管也并非完美，因此在“借鉴”时要格外谨慎，选择与我国制度土壤相契合的良性“制度基因”进行培育和发展，以提升我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一、原则性监管的含义
援引fsa官方的表述，“原则性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以结果为导向，以高位阶的规则用于实现监管者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并较少的依赖于具体的规则。通过修订监管手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持续进行原则和规则间的不断平衡……我们关注作为监管者所希望实现的更清晰的结果，而由金融机构的高管更多的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些结果。”[9]日本金融厅在陈述金融服务业原则的文件中指出：“……这些原则是一系列行为的关键准则，或者是作为法律或规章等法定规则基础的一般行为规则，并应当被金融机构在从事业务活动中以及金融厅在实施监管活动的时候所遵守……原则性监管是一个符合上述原则的监管的框架，它着重强调金融机构自发改进其业务管理活动的努力……原则性监管方法目的在于鼓励市场主体的自愿努力、同时确保其管理自由是建立关键原则之上的，并且这些原则应当是可被观察到的……”。[10]原则性监管是监管方式的一种复杂形式，它可以是形式上的（仅体现在立法层面）、实质上的（仅体现在解释监管规范、监管执法或监管对象内控体系等层面），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从上述两国监管机构对原则性监管的理解来看，原则性监管的内涵包含着共性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原则不同于具体的规则，是具有一般性的准则[11]
关于原则和规则的区分法理学界有很多的研究，通常认为原则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并体现了一定的价值维度，其例外不可以完全列举，而适用是通过裁判者裁量；相对而言，规则是确定的、具体的，不具有价值维度，其例外可以完全列举，并由裁判者直接适用规则，“要么完全有效、要么完全无效”。[12]以交通限速为例，规则规定“时速不得超过xx公里”，即事先明确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允许的，执法者只需确认事实上车速是不是超过xx公里即可；而原则体系下规定“在任何情况应合理、谨慎的驾驶”，则执法者必须先判断“合理、谨慎”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是指什么，进而判断某个驾驶者是否符合这些要求。原则和规则存在着理论上的优缺点，规则通常更加具体、明确，对于特定情况的适用通常是严格的，甚至是僵化的，因此容易被博弈和钻空子；而原则更加灵活，对特定情形更加敏感，且适用上可能更加公平，但是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可能导致监管者享有过大随意性。
原则性监管意味着不是通过具体、详细的规则，而是更多依赖于高位阶的、概括性描述的监管规范（也表现为一种规则）来确立监管对象在商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标准。juliablack教授在总结fsa所秉承的原则的特点时指出：原则（1）具有高度概括性，是全局性、总体性要求，能够被灵活应用于快速变化的行业；（2）包含一些定性的而非定量的用语：通常使用具有价值判断性的用语（如公平、合理、适当），而不是有明确标准的规则（如“在两个工作日内、营业额两千万”）；（3）目的性的，表达的是规则背后的原因（4）对于不同的情况具有普遍的、广泛的适用性；（5）这些原则大部分是行为性准则，例如要求被授权机构或被授权人进行商业活动时做到诚信、勤勉、合理注意，公平待客以及防止利益冲突；（6）违反一项原则必须包含过错，例如在fsa的监管手册中，判断某个行为是否违反了某项原则，fsa应当负责证明该机构在某些方面具有过错；（7）违反原则可以被公的（而不是私的）监管执法措施所制裁。尽管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第150条的规定，原则自身不能引起私权的行使，[13]但fsa的《监管手册》中有些规则可以引起第150条的法定权利的行使，而监管手册中的这些规范可以是高位阶的、目的性的，并难以区别于“原则”条款。应当指出，原则性监管并不必然要求以原则作为采取监管措施的直接依据，但是，英国的fsa近期更倾向于以原则直接作为采取强制执法措施的基础。[14]
原则的优势在于其与监管规范目的（即监管目标）的高度一致，可以减少监管制度中具体规则的复杂程度，较之需要不断修订的具体规则而言，原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原则一方面通过给予监管者及监管对象就如何实现合规以灵活性，从而有利于市场发展及产品、服务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能够增进监管制度对市场创新与发展的回应程度，减少监管对象规避监管制度的空间，并通过对违规行为的严厉处罚，促进监管对象行为的实质合规性。
（二）原则性监管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
原则性监管是以结果为导向，而非过程为导向的监管。2006年fsa负责零售政策的董事即表示，更多原则性监管意味着fsa的重点从监督金融机构业务实施的过程，转向监管者期望金融机构所达成的结果。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北岩银行的倒闭致英国监管当局被指监管不力，“监管者过去过于关注实施过程的监管，而缺乏对银行经营策略可能的结果进行监管”，[15]英国fsa首席执行官hectorsants近来也反复强调：“我们监管理念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提出的原则本身，而是在于衡量我们所监管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结果，考虑到这一理念，更好的理解可能是‘以结果为重点的监管’”。[16]
结果导向的监管和过程导向的监管是相对的概念。前者在监管目标和监管要求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衡量的是金融机构实现监管目标的表现。由于与监管者相比，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能够在其经营活动中更好的安排实现既定监管目标的程序和措施，所以监管者不是把重点放在界定金融机构所必须采用的程序和措施上，而是抽离过程，界定其要求金融机构实现的结果，并由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中自主决定实现所预设监管结果的有效途径，这样有助于更有效地整合利用监管资源和金融行业自身的资源。而过程导向的监管主要是衡量监管对象是否符合具体的程序要求，这些程序是由监管者在不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所预设的，监管目标并不能够被程序本身所诠释，而且易使市场参与者“虚假合规”。[17]规则性监管可以是结果导向的或过程导向的，但是原则性监管则更强调的是以结果为中心，关注监管目标能否在实质上得以实现。当然，如何清晰的界定监管目标、建立合理的结果评估标准以及准确衡量监管对象的表现，对监管者而言是个挑战，结果导向的监管并不等于有效的、适当的监管。如同过程导向的监管一样，结果导向监管可能是不区分大型和中小金融机构而一体适用的，因而对于那些不具备同等资源的小型金融机构可能构成负担。
（三）原则性监管强调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并以其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
原则性监管以结果为中心则必然要求以监管对象的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在监管过程中引入监管对象的管理层，并加重管理层的义务和责任。原则性监管将如何实现监管目标的决定权的重心由监管者转移至监管对象（将解释和适用原则的责任转移），监管者不再详述监管对象的商业经营活动应当如何进行，而是要求由监管对象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如何实现监管目标。例如，监管对象应自行建立和优化其内部合规程序、风险评估政策以及培训政策等并实施（当然监管对象的这些政策、程序中也可能包含有具体监管规则所要求的要素）。“监管者关注的是向监管对象提供实现社会所期望目标的激励。”[18]以内部管理为基础的原则性监管，对监管对象的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要求其风险合规部门承担更积极的角色，使监管对象的自身资源更多的从“事后应对”转向“前端介入”。监管对象的内控体系有助于实现监管目标和商业价值判断的对接，促进整体社会目标和机构个体目标的融合。但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以监管对象管理活动为基础的监管可能给小型金融机构带来高额的成本，要求其实施复杂的合规机制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能超过了其作为个体的小型金融机构给市场和金融消费者带来的风险，因此应当考虑区别对待。
二、国外原则性监管的实践———以英、日两国为例
目前在英国、美国[19]、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日本等都有原则性监管的实践，本文仅选取有代表性的英国和日本进行介绍和比较。
（一）英国fsa———“更多原则性监管”
英国被认为是金融监管领域内原则性监管的代表。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于1997年成立的fsa[20]作为英国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者，应当实现四个法定的监管目标即：维护市场信心、增进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恰当的消费者保护、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监管者应当遵循的6项“良性监管的原则”。[21]为了实现上述目标，fsa采用的监管方法是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融合，但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运用原则，即更多的原则性监管。
2001年fsa在其监管手册中列举了11项监管对象应当遵循的“商业原则”（businessprinci-ples），这些原则一方面是概括性的规定了金融机构的主要义务，另一方面也作为fas《监管手册》中其他规则和指引所应当遵循的内容。
2005年fsa发起了“更优监管行动计划”，该计划通过在特定领域内实施更多严格的原则性监管，以降低监管成本，最大化监管收益，实现更优监管结果。fsa就《监管手册》的内容进行了评估，对其中不必要的、妨碍监管目标实现的、成本收益不匹配的以及不利于加强金融机构高管层责任的规则进行了删除或修改，例如将原本长达57页的与反洗钱相关的具体规则简化成只有2页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原则（并以行业协会指导为辅助补充），并强化高管层相应的责任；再如，删除小机构必须有外部审计的要求及对批发性金融机构有关培训的一些要求等。
2007年4月fsa文件《原则性监管：关注重要结果》，[22]再次提出向更多原则性监管迈进，宣布将继续评估并简化其监管手册中的规则，如果可能将终止监管手册中那些具体的、过程导向性规则，更多依赖于高位阶的、结果导向的原则和规则。对监管对象而言实施更多原则性监管，不仅意味着其可以更加灵活开展业务和进行业务创新，但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的更多不确定性。因此fsa为了提高原则性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一方面更多的通过实例、规则、正式指引以及行业协会的非正式指引等，促使监管对象更准确的理解监管者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另一方面不断丰富与完善监管结果的衡量指标（及相关的辅助指标），更清晰的界定与其法定监管目标相一致的监管结果。例如，fsa在该文件中就其2003年所提出的金融监管三大战略目标进行了9个结果指标的细化。[23]
更为典型的实例是，fsa于2006年7月提出的公平待客计划（treatingcustomersfairlyinitiative,简称tcf），[24]它是fsa更多原则性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fsa为了切实改变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方式，设定了6项监管结果指标，并由金融机构根据其自身的业务经营情况自由决定如何实现公平待客的结果指标，以此取代由监管者制定详尽的规则和程序。这些结果指标包括：金融机构将公平待客作为企业文化核心，令消费者充满信心；在零售市场推广、销售产品和服务均须因应特定消费者群体的需要而设计，并以该等消费者为指定的销售对象；在销售之前、期间及之后，均适当地为消费者提供清晰明确的资料；如向消费者提供意见，因应消费者的个人情况提供适合的意见；产品的表现符合金融机构引导消费者作出的期望，而相关服务不但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而且更符合消费者被引导作出的期望；金融机构不会在销售过程结束后以不合理的措施阻碍消费者更换产品、变更服务提供者、提出索偿或进行投诉。公平待客方案实施后，金融机构须证明其已经贯彻上述落实公平待客原则，并要为此制定适当的经营管理程序，并由fsa来评估业界的实际表现。[25]
（二）日本金融厅———“规则性监管与原则性监管方法的结合”
为了加强日本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促使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日本金融厅于2007年提出“更优监管”方案，并提出实现更优监管的四个支柱即：规则性和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的最优结合；及时发现重要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金融机构的自愿努力并加强对其的激励；增强监管活动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全球范围内掀起强化规则性监管的浪潮，但日本监管当局则表示在实施金融危机应对措施时要不断推进更优监管。日本金融厅希望通过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的最优结合来优化整个监管框架的有效性。在某些领域规则性监管方法比原则性监管方法更有效，反之亦然。规则性监管可能更适合于对大量的不特定金融机构使用共同的规则的情形，而原则性监管更适用于鼓励某些特定的金融机构去改善其管控系统，两种方法能够以互补的方式发挥作用。例如，对于金融创新，现有的规则难以预见和涵盖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而原则性规定能够弥补规则的空白；此外，监管者使用规则进行监管的同时基于原则做出的合理判断，将有助于确保监管结果的实质公正。日本金融厅经过与业内主要金融机构代表广泛的讨论后，已形成了14项“关键原则”以及39条关键原则的分解。
日本金融厅认为，就原则达成广泛共识，一方面可以使金融消费者事先能够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及其所提供金融服务的质量有所预期，因此在购买金融服务的时候具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即使在没有可适用的书面规则或对现有规则的解释可能不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也能明确知道其应当如何提供金融服务；第三，金融厅在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中，解释和适用规则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其是否遵守原则所描述的基本理念，以确保取得及时而且准确的监管效果；最后，在对现行规则例如法律、法规进行检讨时，应在符合原则要求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和明细规则，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和监管环境，而不会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自由竞争。
（三）比较分析
1.两国原则性监管实践之共性。
第一，从原则性监管提出的背景来看，随着资本跨国流动的加剧，提升本国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力，跻身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在推进本国金融市场改革中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原则性监管的提出，正是各监管当局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提升本国金融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策略之一。
第二，英国fsa和日本金融厅均为对国内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的全能型金融监管机构，同时拥有金融监管执法权和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权（二级立法权），这种统一监管体制为推行原则性监管提供了组织基础，能够减少多头监管体制下，多个监管主体在原则提出、解释以及执行上的矛盾和不确定性，防止国内不同监管机构以推行原则性监管为借口而展开监管机构相互之间的“逐低竞争”（racetothebottom）。
第三，两国原则性监管中的“原则”具有相似性，这些原则是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活动的关键准则，或者是作为法律或规章等法定的一般行为规则，金融机构在从事业务活动及金融监管当局在实施监管活动时候均应当予以遵守。从原则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和内控的一般准则（诚信、必要的技能、勤勉、审慎、内部管理和控制、市场行为等内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公平待客、与客户沟通、防止利益冲突、保护客户资产等内容）以及与监管者关系三个方面，其核心思想均重视诚实信用精神、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公正公平公开，并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为最终依归。同时，两国监管当局均认为，原则性监管着重强调金融机构自发改进其业务管理活动的努力，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应考虑每个金融机构所从事业务和规模等不同特点。
2.两国原则性监管细分之差别。
第一，尽管两国均强调了原则性监管不是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二者的平衡协调，但是在规则与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平衡点的选择上，英国fsa更倾向于提升原则的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即“实施更多的原则性监管”，而日本金融厅则是模糊的表达为要致力于二者的最优结合。“日本将继续在与原则而非规则更兼容的领域内实施以原则为本的监管，同时在金融危机中被认为需要更严格规则的领域内采取适当的行动。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规则和原则之间恰当的平衡，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各国金融服务业现状以及监管环境的不同，而且这种最优的平衡也是不断变化的。”[26]
上述差异的存在与两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和隐含的监管哲学密不可分。英国监管当局对原则性监管的偏好根源于其长期以来的自律监管传统。英国证券市场大多数监管始于自律监管，“英国传统的金融架构很大程度上是不透明并以自由裁量为基础的”，[27]但是随着市场条件的快速变化，自律性监管的弊端也逐步暴露。2000年《金融改革服务与市场法》的通过、fsa的成立以及各种监管规则的出台，表层上扭转了其过度依赖自律监管的监管模式，但是深层次的监管理念是不会轻易动摇的。英国的金融监管哲学认为：“尽可能通过市场解决，监管干预只存在于市场不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市场解决穷尽时主动监管才是可预期的），并且干预的收益应当高于成本。”[28]英国监管当局对“更多原则性监管”的偏好，其另一个侧面正是对于《监管手册》等具体规则的过度膨胀的警惕，是对监管者宽泛权力和监管干预过度的担忧，是其“轻触型（light-touch）”监管哲学的必然逻辑，是其崇尚效率的监管文化的体现。与之相对应的是，回溯日本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的变革历史，恰是一个从紧到松的过程，即从“强政府行政干预”[29]到“放松管制、加速金融自由化、增强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的规范化、法制化。这种变革逻辑反映在监管方式上，呈现出的是在规则和原则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第二，英国fsa认为原则本身可以作为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处罚的依据。尽管fsa过去希望让业界相信仅仅以原则为依据而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是极为个别的，但近来fsa则倾向于更多的直接依赖原则本身采取监管措施。“尽管fsa总是澄清原则可能被用于没有规则和指引的情形，通过监管手册的其他条款扩大原则的适用是监管手册模式的一部分……但近来fsa不再认为仅仅依原则而采取监管措施只是例外情况”。[30]例如，2005年fsa以花旗集团所进行的欧洲政府债券交易违反“商业原则”的第2条（开展商业活动应具备适当技能，并审慎和勤勉）以及第3条（公司应采取合理的注意，负责任的、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并建立完善有效的风控体系）为由，对其处以139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31]2006年末，fsa对一家不适当销售支付保障保险（ppi）的金融机构以违反fsa商业原则的第2、3、6条（应对客户利益合理注意并公平对待客户）为由施以罚款27万英镑的处罚；[32]2009年1月fsa对aonlimited以违反原则第3条作出罚款525万英镑的罚款，6月对隐瞒犯罪记录的保险经纪人和经纪公司以违反原则第1、4条，做出市场禁入的处罚。[33]事实上，在2007年-2008年度有近44%的监管措施是仅根据金融机构违反原则而作出的。
但是日本金融厅认为，即使当某个金融机构没有完全遵守原则并且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进行改进时，如果没有相应的成文法规范为基础，监管机构不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同时日本金融厅根据其与金融业界就原则所达成的一致，部分修改了其“金融领域行政处罚行为”，明确将金融机构基于“原则”所做出的努力，作为行政处罚减免的考虑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fsa也根据金融机构执行原则的表现给予相应的正向激励，例如，通过分类监管的形式，对那些自身管理和风控得到监管者更多认同的机构，可以要求相对低水平的监管资本、更低频率的风险测试、更多依赖于金融机构的高管层、相对低密度的风险缓释计划等等，以此激励金融机构更主动进行自我管控以及与监管者更积极和开放的合作。
三、原则性监管方式的有关检讨
各国政府对“监管乌托邦”的追求，[34]促使原则性监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但事实上，原则性监管对行为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形式上的原则性规范，而且与原则的解释、监管措施的执行、监管制度背后的利益博弈、监管文化、合规行为的激励结构等因素都密切相关，甚至原则、规则二分法之下给监管方式贴标签的做法也是受到质疑的。[35]深入分析之下，原则性监管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原则性监管的内在悖论，使其在实践中有可能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结合了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原则性监管，既可能成为有助于提升监管质量的好的监管方式，却也可能有损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抑或是演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规则性监管而已。国外学界对原则性监管方式的检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规则———原则二分法”的质疑
应当说对规则—原则二分法的生硬理解，可能过分夸大了规则与原则的对立和区别，这是有损于实践的，没有一个立法体制下是纯粹的规则或原则。“规则和原则更多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非不相关的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交叉”，[36]即使规则和原则能在意思层面做出区分，但在实施层面，二者也可能相互转化。例如，监管者在执行规则时，为了适用于某个特定情形，可能从严或从宽的解释某个规则，因而会使规则看起来似乎更像是原则。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不同主体在不同情形下解释原则时，原则也可能丧失了其高位阶的特点，而更类似于规则，即经过现实生活中持续性的应用，原则也可能具有了具体的内容。因此每种制度都必然包括规则性和原则性的因素，并且通过监管者的活动可能获得高于立法者期望的融合程度。所以，假使从概念上可以将主要以原则为基础运转的制度和那些主要靠规则起作用的制度予以区分，但是“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明显”。
（二）原则性监管解释层面的悖论
第一，原则性监管中的“原则”通常是一般性的、非具体的规则，所以实践中对原则可以有很多具体的解释，通过解释，原则具有了特定的内容和含义，也因而具有了确定性。尽管立法者、监管者对原则的解释是优位的，但在更强调监管对象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主动参与、合作，而非对立的原则性监管制度当中，各利益主体对于原则的理解和解释也至关重要。正是由于监管制度中包含的解释主体呈现出多元分裂的状态，其对原则的解释也必定存在差异，这就可能不利于按照立法者所设想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意图进行解释。
第二，理论上“原则”能对监管规范目的的阐释，与监管对象更好的沟通其在监管制度中应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原则可能恰恰妨碍了这种沟通。这主要是由于监管者需要不断地通过指引等来明确和细化原则的具体要求，以提升监管标准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然而不断膨胀的指引可能损害了原则性监管的有效性，多种形式和来源的指引（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指引）可能令监管对象无所适从。此外，在英国，当律师事务所作为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就不同情形下监管者是否会采取监管措施向监管对象提供咨询意见时，其所采取的解释方法可能不同于监管者使用的解释方法，前者主要遵从的是传统的司法裁判中使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但是“监管者的监管执法往往不是为了解决纠纷，而是可能有着‘树立典型’的考虑，采取的是目的性的、技术性的以及结果主义的推理模式，而不是必然考虑先例约束。因此，对于原则的不确定性的争论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对原则性监管中行政监管机构和司法裁判机构所承担的角色的争论。”[37]
第三，虽然原则性监管赋予监管对象通过自身管理活动实现监管结果的灵活性，监管对象实现监管结果的合规模式应当是结合自身业务实际而颇具个性的，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原则对于行为的规制可能更类似于具体的规则，基于对监管执法者解释原则的不确定性的担忧，监管对象更倾向于采取如同具体规则约束下的保守的行为。实践中，监管对象的内控体系等可能是同质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监管者事实上只认可某一做法是合规的，抑或是监管对象将监管机构的指导等同于具体规则。此外，在多中心的原则性监管下（监管者、监管对象、行业协会、第三方中介等均成为原则性监管的参与主体），不同公司的实践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咨询机构等的活动（合规模式的贩卖者）向整个业内扩散而变得同质。[38]
（三）原则性监管执行层面的悖论
第一，对于监管者而言，为了克服具体规则前瞻性不足以及滞后于市场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弊病，原则性监管方式通过原则的不确定性和可解释性，赋予监管者在执行监督和采取监管处罚措施方面以更大的灵活性，但执行的尺度很容易被来自于政治、媒体等外部因素以及来自监管组织内部因素所左右，导致监管者在执行原则性监管过程中采取的监督和处罚措施，既可能不足但又可能过度。一方面，原则性监管需要通过执行切实发挥这种监管方式的作用，以树立制度的可信度，否则会被诟病为“无力的监管”，但是“如果原则性监管制度的执行是非常僵化的、严格的、惩罚性的，那么原则性监管也就不复存在了，监管对象将更愿意由具体的规则所监管……尽管原则有助于建立合规的协商模式，原则的内涵和适用可以经由反复的监管对话进行协商，但是其也被批评有利于对规范进行溯及性解释。监管对象认为如果监管者在其从事该项行为之前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则此后的监管处罚措施就可能是溯及既往的。”[39]仅根据原则就采取严厉的监管处罚措施可能破坏了原则性监管的合作与信赖基础，而遭到监管对象的抵制，因而在实践中，监管者可能会因此而妥协，监管处罚可能变得畸轻畸重，或者又退化为依赖于具体规则的监管。
第二，对于监管对象而言，原则性监管给予其灵活建立自身内部控制体系的自由度，相应的是金融机构中负责内控合规的职能部门因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积极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改变其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只需简单判断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具体规则的惯用思维和方法。但是对于那些在金融机构中处于弱势的内控合规职能部门而言，这种灵活性反而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实践中，金融机构高管层往往对于合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知，或因为合规人员技能的欠缺等都可能导致内控合规部门在组织中处于弱势状态。事实上，那些在金融机构内处于弱势的内控合规职能部门如果以“明确具体的规则不得违反”作为劝诫机构行为合规的理由，显然比“模糊的原则”更为有效。
第三，“尽管实施原则性监管有助于培育监管对象的合规道德文化，但是其对监管对象应进行风险管控的要求反而会抵消这种作用”。[40]监管对象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合规风险”，即因没有遵循法律、规则和准则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合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解释性风险，监管对象基于其对原则或规则的解释而做出的商业安排，事实上是对监管者要求的错误回应，相较于规则解释而言，对原则的解释和执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原则性监管放大了这种合规风险。同时原则性监管还要求监管对象肩负识别、管理和控制包括“合规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的责任，那么当合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时，监管对象在评估因遭受监管处罚所可能引起的经济和声誉损失并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违反和规避监管要求本身也可以成为其风险控制方式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如上所述，尽管原则性监管方式本有助于培育监管对象关注监管目标实现的责任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同时考虑到原则性监管对监管对象自身风险管理的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积极作用。
四、“原则性监管”对优化我国金融监管方法的启示
（一）制度借鉴的基础环境分析
置身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浪潮中，我国应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一个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稳定且富有创新精神的金融市场，从而保持金融服务业健康且富有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增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改进金融的商业环境和监管环境非常必要，提升金融监管质量，监管方式的优化也是应有之意。尽管原则性监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似难达到“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或新理念”的高度，但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因素，在吸收借鉴时要甄别其中的可接受因素。诚如约瑟夫·j·诺顿教授所指出的“将外国的新监管架构和规则引入国内金融领域时面临的多重困境常被默然视之……人们似乎认为现代金融部门的改革是国内制度此前从未涉足过的主题，因此是一片真空地带，新的监管规则和模式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批发方式灌注其中，然而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也许忘记了，如何使得这些改革同本国既有的监管、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啮合。”[41]
与国外发达金融市场及其监管演进路径不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带有明显的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的特征：长期以来形成对政府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依然占据优势，金融系统根植于政府行政体系之中，市场机制仍不完善、产权梳理还不够清晰，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金融资源的行政配置导致的金融抑制及其副产品依然可见；政府承担了培育和监管市场的多重功能，缺乏由市民社会自然生发而出的以充分竞争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自律性监管体系，市场化约束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行业协会等市场自律组织还主要依附于行政权力；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诚信、信托等商业伦理缺失和公众意识不足；与金融分业经营相伴生的多头监管体制下，既存在监管重叠也存在监管空白；行政监管机构官僚化、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还有待完善，监管的实践经验不足；司法系统欠缺发达，还未成为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力量等。只有充分理解制度嫁接的土壤环境，才能择其利而避其弊。
（二）优化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启示
结合上述我国金融市场基础环境，深入分析原则性监管中的可借鉴因素，笔者认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监管规范制定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第一，制定金融监管规范时应当明确监管目标，并对金融业务活动和监管活动中具有指导地位的原则（一般性、概括性的规则）进行梳理。我国的监管立法活动，对原则的关注远远不够，还有不断充实和细化的空间，应梳理出金融业界和金融监管者应当遵守的原则，并由监管者、监管对象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就原则的内容进行广泛和反复的讨论以形成共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理利益纳入监管目标和监管原则当中，这在我国目前监管规范体系中还比较欠缺。此外，制定监管规范的活动应当是透明的和具有广泛参与性的。
第二，应致力于满足监管目标的要求，对现行监管规范进行检讨，优化规则的内容。我国的金融监管规范体系庞杂、监管规范有的过于精细而缺乏弹性，有的过于粗陋（多是为了摸着石头过河而为的权宜之策），粗陋的规则不等于原则，原则蕴含着价值判断因素，是对监管目标的诠释。事实上，仅就金融监管规范的制定而言，一些领域可能是适合以具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来规制，如对金融监管执法中听证、调查等行政程序的规定等，一些领域则更适宜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对欺诈、市场操纵及对金融机构内控要求的规定等。仅以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为例，其中关于定期信息披露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要求，可能更适宜用具体的规则来明确规定，以保证信息披露形式和时间上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当然，有关招股说明书的披露也可以规定的相对原则，例如“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必须披露，作为理性投资者在购买发行股票时认为重要的与业务相关的全部信息”），以便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在重大事件的披露上，可能更适宜采用一般性的原则来规定。监管者作为规则制定者对情况的预设总是受限的，通过具体列举规定属于重大事件的情形，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忽略与监管目的一致性，以致僵化且易规避，纵然针对新的情况需要不断的调整规则或制定更多的规则来填补监管空白，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空白和问题。反之，如果运用一般性的原则来规定重大事件的披露，并交由发行人就其业务当中具有重要性的事件做出判断，要求其充分披露投资者据以做出投资决策时所需的合理信息，否则苛以严厉的处罚，可能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42]
2.监管执行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第一，与监管立法相比监管实践更为重要，在监管执行层面，应当重视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两种方法的融合而非对立。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信托、诚信等商业伦理道德培育不足以及监管者队伍的专业能力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决定了当前的金融市场环境不适宜更多的依赖于原则性监管的方法。尽管相较不确定性更强的原则而言，详细、具体的规则对于现阶段的监管实践可能更为有效，但是我们应始终牢记金融市场活力是源于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自愿努力。在监管方面，应充分意识到政府监管能力的局限（时间和资源的错配时有发生），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自愿努力同样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具体规则的滞后性更为明显。[43]因此，在可能的情形下，应将监管重点应更多的放置于实现监管目标的结果而非过程，应重视发挥原则在监管实践中的作用，激励监管对象满足监管要求的自发努力（激励结构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资源投入的减少，而是要求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更紧密的互动。例如，英国fsa在监管实践中可直接根据原则对监管对象采取监管处罚措施，但是基于我国法治和市场环境尚不健全以及相关内外部条件发展尚不充分的现状，监管者仅仅根据原则而采取监管执法措施，很容易使原则异化成为隐性监管标准，导致监管体系缺乏透明度、可预期性以及公平性，并可能增加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的摩擦。而类似于日本金融厅的做法可能更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监管实践，即对金融机构基于原则而做出的改进业务活动和内控机制的努力予以正向激励，其努力实践原则的表现可作为分类监管的依据之一或是监管者行使行政裁量权时所考虑的因素。
第二，在监管实践中引入原则的最大争议在于其不确定性，但事实上监管体系是否具有确定性、可预期性，与其对应于规则性的或者是原则性监管方法的并不完全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者和监管对象能否共享对监管规范实质的理解。因此，原则得以实现的机制非常重要，如果设计得当，在实践中原则性监管可以避免原则本身的最大问题，并可能实现较低成本的有效监管，反之亦然。
国外的监管经验表明，该机制所包含相关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监管者通过正式的监管指引及非正式的指引[44]等向监管对象提供透明的、易获得的、且持续性的行政指导，并与业界和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持续和充分的沟通交流；尽管行政指导可以作为阐释监管意图的灵活、有效的机制，但过度且繁杂的行政指导可能反而会降低监管透明度和确定性，因此监管者必须确保其指引简明清晰并谨慎使用；（2）原则性监管作为一种以监管对象内部管理活动为导向的监管方式，应不断融合行业内实现监管目标的实践经验，同时通过行业协会、咨询机构等传播业内实现监管目标的最优实践，这有助于不断充实和更清晰界定原则的要求，促进监管标准的不断提升并保持灵活性，同时也有助于建立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以及监督对象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3）借鉴和融合风险性监管的分析方法来衡量原则性监管的有效性、界定规则与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分配监管资源，确保监管者对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监管回应是适当和理性的，例如一些业务复杂程度不高的中小金融机构对市场和消费者造成的风险可能相对较小，而以监管对象内部管理为导向的原则性监管会使其承担很高的合规成本，因此为了更恰当的配置监管资源，不宜以“原则”来提高对其的监管要求，应根据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规模等进行灵活调整；（4）监管执法不是铁板一块，大部分监管对象通常是善意和诚信的，应主要通过日常的合规检查以及对话、警告等方式来劝导其合规，而对那些恶意的、不妥协的机构则要实施严厉的处罚，但监管执法应程序合法且监管的行政执法决定是可诉的，应接受司法审查。这种有梯度的、渐次推进的方式有助于提升监管执法的适当性和合理性，也会使原则的内涵更趋合理与丰富；（5）应加强监管者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特别随着金融产品创新不断，金融机构所使用的风险计量模型日益复杂，这对监管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通过培训等方式来提升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可以引入外部风险管理专家来支持一线监管人员的监管活动。[45]
3.在监管文化的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影响金融监管质量更深层次的因素是监管文化。在监管文化重塑层面，原则性监管倡导的不是去监管化或放松监管而是促进监管关系的重构，由直接命令和控制式的监管关系发展成为建立在责任、互信和合作基础上的监管关系，监管者通过原则来清晰的表达其监管目标，且其执行机制是可预期的，而监管对象通过自发建立程序及实践确保监管目标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并在业务活动中不仅是恪守监管要求的底线，而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原则性监管是“新治理”[46]和“去中心化的监管”，[47]新治理的监管体现了监管架构的公私融合，并在监管决策中引入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主体，将行业经验引入监管过程，在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建立起富于活力的持续沟通机制（而不是信息的简单堆积和对抗性的）。[48]原则性监管方式结果的“优”或者“劣”取决于其执行，而执行又依赖于监管制度各类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赖程度。但监管文化的变革是最困难的部分，非一朝一夕之功，且受制约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外在于金融监管制度本身的各因素的综合作用。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原则性监管对于处理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是有益的，但是一套与以原则相伴的健全的规则也是必要的，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市场约束应保持动态的平衡，不可偏废。此外，金融危机警示我们，由于原则性监管需要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并以管理层的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因此，原则性监管对那些富于责任、诚信、信托和合作意识的金融机构而言是较为有效的。但与之相关的是“严格依赖于市场自律的信条已经在银行家被不当补偿的领域内被证明是无效的”，[49]因此监管者应分析识别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建立在何种激励之上的，以及这些激励是否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市场功能而不是导致市场扭曲。
【注释】
[1]这里的监管方式是指监管机构达成监管目标的监管方法、途径。
[2]风险性监管,本文虽有所涉及,但不是主要讨论范围,对于监管者而言风险性监管不等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其基本含义是:由于监管机构的监管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将其监管重点有意识的集中于那些对法定监管目标构成巨大风险的内容。
[3]需要说明的是regulation笔者翻译为“监管”,但其含义区别于supervision,前者更强调带有定规立法性质的高位阶的监管治理活动,而supervision更强调基于regulation进行具体的监督与管理的实践性活动,细辨之下二者存在一定区别,但是又密不可分,因此在本文中“监管”也有同时涵盖了regulation和supervision的情况。另外,rules-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规则为基础、以规则为本,principles-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原则为基础、以原则为本,risk-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风险为基础的、以风险为本的。
[4]参见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文件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focusingonoutcomesthatmatter,载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网站http://www·fsa·gov·uk/pubs/other/principles·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5]参见bensbernanke,regulationandfinancialinnovation,载http://www·bis·org/review/r070516a·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6]参见美国财政部文件financialregulationreform:anewfoundation(2009),p·51,载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gov/docs/regs/finalreport-web·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另外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的提出的blueprintforamodernizedfinancialregulatorystructure中提出“走向目标性监管架构”其内容实质也有所体现,载http://www·treas·gov/press/releases/reports/blueprint·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也于2007年发表报告theblueprintforusfinancialcompetitiveness中提出关于“guidingprinciples”的立法建议,载http://www·fsround·org/cec/pdfs/finalcompetitivenessreport·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7]刘轶:《金融监管模式的新发展及启示》,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8]时辰宙:《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的最新演进———基于原则监管方法的分析和思考》,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12期。
[9]seenote④,p·6·
[10]参见日本金融厅网站http://www·fsa·go·jp/policy/br-pillar4/index·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11]11juliablack,“makingasuccessof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1lawandfinancialmarketsreview,2007,pp·191-206·
[12]参见刘叶深:《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质的差别》,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13]根据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fsma),section150,个人可以起诉某个违反规则的被许可公司赔偿损失。
[14]seenote[11],p·192·
[15]seestuartbazley,“the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andoutcomesbasedregulation”,30companylawyer,2009,pp·161-162·
[16]fsa,businessplan,2009/10,p9,载http://www·fsa·gov·uk/pubs/plan/pb2009-10,2009年12月20日访问。
[17]cosmeticcompliance/creativecompliance,是指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安排或行为以符合规则的具体要求,但同时这种合规损害或者规避了规则本身的目的。
[18]seecarycoglianese&davidlazer,“management-basedregulation:prescribingprivatemanagementtoachievepublicgoals”,lawandsocietyreview(2003),p·702·
[19]美国被普遍认为是规则性监管的代表,但是其cftc采用的是更偏向于原则性监管方式。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监管广受诟病,目前正在处于金融监管的变革过程中,在2009年财政部的《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中,建议应当在sec对市场所采取规则性监管方式与cftc所采取的原则性监管方式之间进行调和。
[20]1997年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取代此前证券与投资委员会(sib),并继承三个自律组织(sros)及九个被承认的职业团体(rpbs)的一系列监管职能,同时它还取得英国央行的检查及监督部门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与财政部保险司对保险业的监管职能等一系列功能。
[21]良性监管原则(principlesofgoodregulation)涵盖:效率和经济、被监管对象管理层角色、适当性、创新、金融服务国际化特征、竞争等方面,参见fsa网站http://www·fsa·gov·uk/pages/about/aims/principles/index·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2]seenote④·
[23]以战略目标之一的“帮助零售消费者实现公平交易”为例,其细化的结果指标为以下3项:(1)消费者能从企业和fsa获得并使用明确的、简单易解的相关信息;(2)消费者与金融服务行业进行交易时,有能力并有信心的履行责任;(3)金融服务机构公平对待客户,并帮助客户满足其需求。
[24]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于2008年2月发表一份《公平交易建议指引———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为客户达致公平交易结果的责任》的咨询文件,与英国的tcf有异曲同工之处。
[25]fsa,treatingcustomersfairly—towardsfairoutcomesforconsumers,载http://www·fsa·gov·uk/pubs/other/tcf-towards·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6]参见日本金融厅:progressstatusofinitiativetowardbetterregulation,载日本金融厅网站http://www·fsa·go·jp/en/news/2009/20090917/01·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7]在1979年《银行法》以前英国银行业没有正式授权的法定监管体制,而是依赖于英格兰银行的道德劝诫和承兑公司委员会、伦敦贴现市场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1986年《金融服务法》授权成立新成立的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监管大量自律监管组织的认可与运作,这些自律监管组织各自负责英国证券市场的特定方面。在欧共体根据其“单一市场计划”所颁发的后续指令下,英国银行监管的条文色彩日益浓厚,而证券监管者则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的授权,制定日趋复杂的“规则手册”,用以规范证券公司的活动。参见[美]约瑟夫·j·诺顿:《全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fsa经验的批判性重估》,廖凡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550页。
[28]seegenerallytheseventhannuala·a·sommer,jr·lectureoncorporate,securitiesandfinanciallaw:“theu·k·fsa:nobodydoesitbetter?”,fordhamj·corp·&fin·l·,2007,p·259·
[29]“改革前的日本金融监管机制,既不是以金融自律组织调控为主(如英国),也不是以法制化金融监管机构调控为主(如美国),而是更多体现为政府行政干预。这种金融监管模式虽然在完成经济赶超任务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形成金融监管规范化和法制化,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参见吴志攀:《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与法律的新观念》(1-4),载《金融法苑》1998年第8期至第11期。
[30]seenote[11],p·192·
[31]juliablack,“formsandparadoxesof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capitalmarketslawjournal,vol·3,iss·4,pp·425-457·
[32]参见fsa文件,载http://www·fsa·gov·uk/pages/library/communication/pr/2006/136·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3]参见fsa文件,载http://www·fsa·gov·uk/pages/library/communication/pr/2009/165·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4]seenote[31],p·430,“监管乌托邦中,监管活动是有目标和焦点的,是与司法相协调的,受规管的机构被给予业务运营的所需的自由和灵活性,同时在不给其商业运营活动施加不合理负担的基础上达成监管目标。监管者充分认识和理解其在识别监管关键点时所遇到的问题,并能够就监管原则和目的共同架构与被监管机构达成充分一致,被监管机构有自由也有责任发展符合监管原则的自身业务体系,同时也意味着在一个稳定的监管环境下其商业活动能够有效和创新性的开展。”
[35]lawrencea·cunningham,“aprescriptiontoretiretherhetoricof‘principles-basedsystems’incooperatelaw,securitiesregulation,andaccounting”,60vanderbiltlawreview,volume,2007,p·1411·
[36]frederickschauer,“theconvergenceofrulesandstandards”,newzealandlawreview,2003,p·303,p·305·
[37]seenote[31],p·448·
[38]seenote[31],pp·449-450·
[39]39seenote[31],p·452·
[40]seenote31,p·427,pp·454-456·
[41]同注[27],第546页。
[42]我国采取的是具体列举方式对需要披露的重大事件加以确认,《证券法》第67条规定重大事件包括十二类,2007年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章临时报告部分,又对《证券法》界定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补充,附加了九类。
[43]例如,近年来银行大量发行的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型”理财产品,相当一部份产品的目的是年末银行出于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信贷规模限制等监管考核要求,将信贷资产通过发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方式暂时转移到表外以规避监管规定,其中很多理财产品虽然名为非保本浮动收益,但有些银行会与机构投资者签订阴阳合同,承诺到期回购信贷资产而实现保本,或者如果出现问题通过再发一笔贷款的方式托底。这样银行美化了资产负债表,使得息差收益转化为中间业务收入,投资者也能获利,但事实上这些存在于银行表外的资产归根结底形同于银行的负债,其风险仍由银行承担,其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以及贷款管理的真实义务仍在银行,很容易累积系统性风险。近期银监会已经发文对此进行了规范,要求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规则对于金融创新的反应滞后可见一斑。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6
证券市场监管是指证券管理机关运用经济的、法律的以及行政手段，对证券的募集、发行和交易等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来约束证券投资机构的行为。通俗来讲，证券市场监管就是对证券市场的一切经济活动和活动参与者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证券市场将是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通过维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秩序，来保护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证券业的健康发展。
2金融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及其原则
2.1金融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1）可以帮助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为了确保证券交易和发行的顺利开展，国家首先要采用立法的方式允许部分中介人和金融机构在国家允许的政策范围内取得买卖证券的基本权益。但是在现有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市场上存在着垄断、欺诈、操纵交易、哄抬股价等问题。因此，需要做好证券市场活动的监督检查工作，严厉查处非法的证券交易活动，对一些正当的交易进行保护，保护证券市场的秩序。（2）最大限度的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为了使投资者能了解市场动向，以避免其在投资中受到较大风险的冲击，国家相关部门可通过采取相关立法程序或者管理手段督促筹资者定期向投资者公开证券方面的相关信息以及经营状况，使各项信息都透明化与公开化。此外国家相关部门还应组织专门的领导小组对筹资者的信用等级进行测评，对欺瞒行为或是扭曲事实等行为要严厉打击，并制定相关法律进行约束与制裁，使证券投资市场持久、有序的发展下去。（3）增强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效化。增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一方面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证券市场的有效信息，另一方面还能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要使证券市场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有效的信息，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拥有一套高科技、现代化的信息设备系统不可或缺；二是严密的科学信息网络体系；三是专业能力强的技术管理人员。
2.2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则。（1）依法监管原则。依法治国是我国在建设现代化、民主化国家的进程中最重要的管理原则。同理，在市场监管中，首先必须做到有法可依，逐步健全我国证券法律法规；其次，依法监管还要求有法必依，加强对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2）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规范和稳定，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投资者相对于控股股东和证券发行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得到重点保护。保护投资者权利，让投资者树立信息，是培养和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障。（3）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原则。监管是属于来自外部的他律制度，但是为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自律也是必不可少。自律是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国家监管和自我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原则，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4）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公平原则要求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以存在歧视，所有的证券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公开原则要求证券市场具有充分的透明度，通过合理的信息披露机制来保证市场信息的公开化；公正原则要求证券管理机构对一切被监管的对象给予公正待遇。
3金融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3.1相关监管部门职责不明确的问题。从实际监管分工而言，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和管理，人民银行负责核定企业债券的利率，证监会对企业债券进行上市监管等。由此可见，这样的监管布局分散了监管力量，加大了政策协调的困难性，在操作中也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和多头监管。
3.2监管权力与范围配置不合理。目前我国有关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方面，证券监管机关权限配置结构明显不合理。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对违法违规行为重处罚、轻补救，往往没有做好实现预防工作，只注重在事后进行处理。虽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后处罚能够体现监管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起到威慑作用，但是不能补救违法违规行为对投资者甚至证券市场带来的损害。
3.3金融证券市场中介结构监管方面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投资理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多，金融证券市场也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金融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存在不足的是很多中介机构在管理形式以及内容上还较为落后，不能有效处理相关问题。有的中介机构为了获得巨额的利润，为企业报假账或者提供虚假证明等以此来误导投资者，这种行为一方面会使得消费者的财产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金融证券市场正常的运营模式，严重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持久、健康发展。
4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措施
4.1加强证券市场法制化建设。（1）应在短期内真正将证券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到位，弥补相关《证券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增强政策制度在制定、实施以及处罚等方面的监管力度。（2）制定有效的监管机构管理制度体系，对证券机构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拥有的权利要作出明确的界定。不管是在机构的设置上亦或是人员的配置上等层面都应作出明确的规定。（3）制定监管道德行为规范，用以约束相关人员的某些行为。（4）制定具体的行政复议以及相关诉讼程序，确保行政监管工作的合理化与有效化。尤其是政府部门要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并结合市场发展的相关需求不断改进与完善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对制度中的具体细则进行逐一细化，增强监管的成效性。
4.2创新监管理念。（1）把控市场动向。监管单位要在掌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对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与有效评估，并根据当前发展趋势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还应对所指定的方案进行有效的调整与改进，以使其与当前的发展趋势相适应；（2）为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金融证券市场中风险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风险的准确评估，不断完善外部监督管理机制，才能使监管工作真正有效化与合理化。
4.3建立健全全方位的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为了使证券市场得以健康发展，构建一套全面的证券市场监管机制至关重要。我们通过对当前政府在监管方面以及企业在管理中的不足之处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寻求有效的管理体制已是大势所趋。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只有不断创新管理理念，深化监督管理力度，使监管工作真正有效化。此外，还应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将政府的监管规定的许可的范围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性能高的投资渠道，全方位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5结束语
证券市场作为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筹集资金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科学配置。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其监管问题日益显露，因此必须加强金融证券市场监管的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宁.关于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若干构想[J].金融研究，2010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7
关键词：金融投资监管后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各国政府都需要从这场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对本国的金融投资进行有效监管。
美国次贷危机深层次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揭露了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失误，其根本原因则是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减少政府的干预。美国放任金融市场的发展，给予宽松的监管环境，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缺乏整体的金融安全意识、预警及合理控制。美国的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专业性商业银行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境内外国金融机构组成。整个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双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多头监管体制。所谓多头监管，是指联邦储备委员会作为统领，金融服务业内的不同行业归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这种监管模式容易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重叠甚至监管真空。
美国投资市场持续升温、全球经济保持乐观态势，以及积极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投资者甚至是投机者。全球范围利率长期下降、美元贬值、以及资产价格上升，使流动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激发追求高回报、忽视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游资行为。另外，全球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和融合性，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投资需求日益旺盛，这就为之后的房产泡沫和金融风暴埋下了伏笔。
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放任自流，以及评级市场的不透明和私利的追逐，使得高风险资产在监管失控的情况下肆意流向金融投资市场。
金融投资监管的重要意义及基本原则
金融投资监管，从行政机构角度讲，是指由国家立法机构和授权的金融投资业务的主管部门，对证券、期货和外汇等各类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进行系统的法律规范，通过立法来对金融投资活动进行约束和监督。从行业自律机构角度讲，是指证券、期货和外汇等交易所、证券商和各类金融投资中介机构，制定自身的组织章程、营业规则和其他自律性规则，以进行自我管理和约束。
（一）重要意义
通过前述我们可以看出，对金融投资进行审慎有效的监督，是保证金融市场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在于：对金融投资市场进行规范，确保合法交易，防止人为操纵和商业欺诈，维护投资市场的有序运行；保护金融投资者的正当权益；提高投资市场运作效率（交易行为合法性、信息披露及时性、信息质量严谨性），进而保证金融投资市场的长久持续发展。
（二）金融投资监管的基本原则
依法管理原则。就是要确保金融市场的法制有序进行，健全金融投资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放任自由发展，也不能按主观主义自由管理，一切都需要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进行。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原则。保护投资者，并不是一定要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利。投资者自己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投资风险。但是金融投资监管要做到保证投资者不应该承担由于被欺诈所致的伤害风险。“三公原则”，即公开、公平和公正。杜绝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发生，使金融投资真正做到市场化、透明化，保证金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原则。金融投资监管，既包括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也包括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这样才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后各国的具体实践及启示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金融投资监管框架
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调整，其监管制度有各自的特点。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都特别强调立法，对投资管理的程序和过程进行规范，重视信息公开制度。英联邦国家则以金融投资市场的自律为主，在必要时才实施政府监管，主要是依据《公司法》和《投资法》等基本法规及投资机构指定的大量规章和制度，实施自律性管理。
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是金融市场的唯一监管当局，集银行和证券期货业的监管责任于一身，对金融市场实施单一监管，并将监管范围扩大到对系统风险的监管。英国在1999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了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取代了多头金融监管体系，由FSa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职能。金融危机之后，英国了《2009年银行法》和《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在中央银行成立了金融稳定办公室，负责监管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并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实施的是“双层多头”的金融投资监管体系，“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期间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7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防范金融体系的“大到不能倒”，即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管控。该法案赋予了美联储更多金融监管的职能，加强了其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使美联储成为“超级监管者”，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进行监管，对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强制分拆重组，或资产剥离；对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进行监督。
（二）增强监管的透明度并强化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金融衍生工具出现的最初目的是套期保值，可以促使风险内生化与杠杆化，进而规避市场风险，因此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金融产品的创新过度，这是过于偏激的。然而，金融衍生品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投机工具，偏离了最初的发展方向。金融衍生品高杠杠率、低透明度的特点，使得其金融交易很难受到有效监管，且容易产生放大的恶性效果。加之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风险扩散也更加广泛，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合作，促进信息交流。
具体来说，要将金融衍生品控制在必要的风险防范范围内，并且要求金融机构必须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现在各国在金融衍生品方面的监管方式各不相同。英国主要是政府监管、行业协会和交易所形成的三层监管体系，但更强调行业自律的作用。日本则是按衍生品的种类交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我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的分业监管模式。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财政部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要求所有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加强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另外，国外许多商业银行中超过6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中间业务，而我国银行中间业务的利润量仅占20%左右，因此应鼓励银行适当开展多方位资金、理财个性化服务，创新盈利模式。
（三）加强金融投资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带来了金融的国际化。各类金融机构开始跨越国界开展金融业务，各国金融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世界金融逐渐连为一体，这使得金融风险具有潜在地被放大的可能性。因此，各国需要将各自的监管法律、管理和规则纳入统一的国际体系中，使金融监管逐渐走向国际化，以便合力应对金融投资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共享信息，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监管重叠甚至监管套利产生投机国际转移情况的出现。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形式可以采取双边协定、区域协定甚至国际惯例规则的方式。
（四）保护金融投资者利益
金融投资也属于一种市场经济行为。要保证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持续发展，必须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理论基础是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taylor提出的“双峰”理论，该理论认为金融监管应要达到目标，一是审慎监管，即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系统性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即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以防止消费者受到欺诈等不公平待遇。
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都实施了保护金融投资者的重要措施。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了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以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英国通过了《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简称FSma，第一次在法律中规定了增强市场信心、提高公众认知、保护消费者、减少金融犯罪等四大监管目标，并首次采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这是立法明确界定“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开创。该法为金融消费者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定了促进公众对金融体系的理解和确保对投资者的保护应处于适当的水平。
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投资环境下，对投资者的保护还很不够，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投资者对金融产品了解不充分，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金融机构的不当行为造成投资者大量损失，但这些损失却很难得到赔偿。因此，我国在对金融投资监管进行改革时，应当注意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五）对投资银行业务进行规范监管
美国对投行业的监管模式是集中型，即政府制定专门的管理法律，并设立全国性的监管机构。具体来讲是金字塔形状的监管体系，塔顶是美国国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各州级监管单位；中间部分是自律组织；底层为投资银行内设的监管部门。但是这种金字塔状多层级的监管模式并没能阻止美国投行在金融风暴中的遭遇，其原因在于监管尚存在灰色地带：美联储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却无权监管投行，而负责监管投行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是在2004年才获得监管权的，因此并未对金融投资业的飞速发展施加有效的监控措施。加上投行业在利益的驱逐下盲目扩张业务规模，与房地产市场联合开发出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忽略了潜在的巨大风险，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金融危机并未对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带来重要冲击，但我们仍需持谨慎态度，对投资银行业的金融衍生品风险转移过程进行监督，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加强信息披露，规范金融创新的投资活动，并对市场秩序进行监控，促进合理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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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8
关键词：防范金融风险法律监管体系建设
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中枢地位，要求国家必须担负起金融管理的责任，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管理好本国的金融市场。中国现已颁行的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却不难发现其中的断裂和不协调。
1、严格把关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制度指关于金融机构的设立，市场运行的法定条件等原则和规范制度的总称。该制度的健全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秩序的稳定和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运动，因此，它是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的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现行的金融法规范中，对市场准入制度并未作出统一规定，尤其是在资本审核方面，对内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存在内外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资本到位率及资本填充均实行双重标准的问题。
（1）金融机构设立申报制度对内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应严格根据《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的要求认真核查报批资料，使之在进入市场前即纳入监管网络之中。对外资金融机构则必须依照《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申请人的投资主体资格，经营资信状况，母国金融法律与监管完备程度，是否采取“对等互惠”原则等方面进行审查。
（2）资本充足状况审核制度资本金充足程度是衡量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标准，我国目前主要应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并从两方面加以完善。一方面，应健全内资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和营运资金的验资审计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制定统一标准，强化对外资金融机构资本状况的监管，避免和防范因法律规定的疏漏和不协调造成后患。
（3）外汇金融监管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国际短期资本（即“游资”）具有的较强趋利性，投机性，变现迅速性等特点实施重点监管。目的在于通过积极引导外资流向、改善投资结构，采取疏导方式减少和避免国际金融突发事件对国内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冲击。
2、健全央行审慎监督制度
审慎监督制度指央行依照既定量化标准、控制目标及风险原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实行监督、管理和控制的制度总称。实施央行审慎监督，必须以牢固的法律基础为前提，否则必将损害央行监管的权威性、连续性、强制性和规范性。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系统规定，这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央行监管的效果。我们认为，央行审慎监督制度的法律法规应包括金融稽核监管制度、人民银行内部稽核制度、金融机构内控制度、金融机构现场检查规则与非现场检查规则、金融稽核监督业务审计制度、外资金融机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制度及其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和规则。它们主要对非现场稽查和现场稽查的内容、程序、后续监督、处理反馈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实现稽核监督的规范化、法制化、切实保障监管质量，堵塞风险漏洞。
3、完善行业自律管理与中介组织协助制度
央行作为国家管理金融事业的行政机关，其有限的稽核监管力量无法涵盖金融业的各个方面。因此，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不失为一条拓展央行监管渠道、改进监管方式、加大监管力度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各国较为普遍的作法。一方面法律调控的局限性和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使得金融行业的自律规范有长期存在的客观必要，其职能主要在于维护既有的市场秩序和游戏规则，防范和制止非法进入者及违规者对既有市场格局的破坏和冲击。自律的上述功能在一定程序上与法律规范的功能发生重合，而这种重合是行业自律管理成为法制监管必要补充的前提基础。因此，要充分发挥自律管理的补充作用，立法上必须对自律规则进行承认或授权；对自律规则的适法性和自律管理的内容作出规定，明确金融业行会的法律地位和功能，以保障行业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上述中介组织以专业性、公正性和独立性为运作前提，可以为央行监管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审计报告。
4、共建国际监管协作制度
金融服务贸易国际化的发展，使得金融风险的跨国传递和相互影响已成为现实。同时，中国金融市场正逐渐与世界接轨，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海外中资金融机构数量也急剧增长，其机构网点已遍布主要国际金融城市。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使之防范风险、稳健经营，便成为母国和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要实现国际范围内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消除和缓解金融风险的冲击，相关国家间监管部门的有效合作必不可少。
5、推动金融风险的吸收与转移制度
高效慎密的监管固然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有效途径。但“百密终有一疏”，因此如何对那些已形成风险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和救助，便成为金融体系稳定所不可缺少的环节；它可被视为监管体系中的“应急补救”制度。由于金融机构对社会大众的负债存在着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因此吸收和转移这种风险便应成为“应急补救”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一制度应由对市场非法进入者及违规者的清理与处罚、金融机构重整、金融机构的接管与兼并、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其存款保险制度等内容构成，以最大限度地妥善吸收和消化金融风险。
总之，国际国内的金融风险事件表明，通过建立系统的监管体制，加大央行监管力度是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的必由之路。近来人民银行处理了一大批违规金融机构的举措，使我们看到了国家强化央行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和能力。
参考文献：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9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改进；监管机构；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5-0008-06
在整体金融市场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次级贷款引发的局部金融风险迅速向整个金融体系蔓延，造成了对整个经济的巨大冲击。国内外对次贷危机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次贷危机的起因分析与评论及次贷危机发生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的金融当局imF、巴塞尔委员会、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纷纷针对次贷发表了各种报告，为研究提供了很多的资料和观点。虽然金融监管在此次危机中承担的责任未有定论，但是为了防止危机进一步拖垮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迫不及待地改革金融监管。美国提出了《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2008年4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七国集团(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重点讨论了监管机制改革。与之相配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8年4月16日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运行监管规则大纲，计划加强巴塞尔协议ii(即新资本协议)的某些规定。如同以往的金融监管改革，各国彼此影响，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开始。
一、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进的趋势
(一)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风潮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10月美国财政部公告对美国金融监管结构进行审查，并由此发动一场关于评估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以提高效率的讨论，并提出了相关的9个监管问题供公众讨论，受到了广泛热评。人们认为现行监管体系中包含太多的机构，各自权限互有重叠，而监管体系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漏洞，监管体系的低效将继续削弱美国金融服务业的竞争优势。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布了长达218页的《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该计划减少监管机构，将监管权力集中，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使其成为超级监管机构，同时该计划将原由5个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归由一个机构负责，形成该机构超级的监管权力以此理顺政府监管机构与华尔街的关系。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在欧盟内部，意大利针对欧盟内部金融机构在不同国家间的监管套利，建议修改具有4个层次协调机构的莱姆法路西框架，建议设立一个欧盟层面上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取代目前各成员国监管机构间的协作模式。尽管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计划遭到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反对，但是它代表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意图。
(二)加强监管合作
尽管各利益相关方对美国《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中提出的以超级监管机构集中监管权力的做法遭到了反对，但是对提高监管统一性的意图是一致的，为此提出了监管合作来替代蓝图中的合并计划，例如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卢肯指出，目前的监管体系通过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也能达到蓝图中所描述的合并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后所可能达到的效率。
跨国间的合作也在加强，英国《金融时报》披露，英国和美国已达成协议，两国政府将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进行合作，并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就如何监管银行系统提出建议。欧盟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在2008年4月4日的欧洲财长会议上达成谅解备忘录，原则上同意加强各成员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继续加强各成员国监管机构间的协作，逐步实现各国监管规则趋同，从而提高对欧盟金融市场的监管。
(三)规则监管重新被重视
20世纪8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制定出大量规则，以期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管，而且努力使监管规则标准化，以便于国际协调。监管规则日益庞大和复杂，规则间的衔接和协调日益变得困难，甚至可能出现规则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分强调规则也容易使监管者仅关注于规则的字面解释，而忽略了规则背后所隐藏的监管的初衷。由此，2006年，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署(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方法出现了重大变化，从基于规则的监管转向基于原则的监管。2006年英国强调原则监管后，英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扩张。2007年，英国全年实际GDp增长3.1％，略高于上年的2.9％。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FSa的原则监管在促进金融业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功效，但是原则监管由此得到推崇。但是危机以后FSa发生了转变，加强监管的措施更多倾向规则监管，如新组织一批监管专家对高风险机构进行日常审查，以确认他们是否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FSa的高级管理人员更多地参与直接监管和接触高风险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加强，特别是对高风险机构；强化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能力的评估。为了加强金融规则监管力度，金融服务管理局计划招聘100多名管理人员，加强对主要银行日常经营的监管。
美国也在危机后加强规则监管，保尔森提交的方案建议向抵押贷款放款人发牌，以及为他们设立全国性发放准则，并建议联储向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进行实地检查。这相当于设立了一个统一的规则，要求各方在此规则下开展经营活动。
二、金融监管改进的实质
(一)以超级监管机构克服监管套利
1．以超级监管机构减少差别从而减少套利机会。在次贷危机的形成中，监管缺乏统一性与金融机构业务的综合性矛盾给市场提供了过多的监管套利机会，使监管被动放松。以银行为例，在很多国家银行经营范围突破了原有的存、贷和结算三项传统银行业务，广泛涉足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如图1所示，银行变成了不同程度的多种经营的金融机构。同时，许多国家监管机构并没有发生改变，沿袭了分业的传统。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采用了分业多头监管模式，各机构的监管职责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一定的交叉。例如美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包括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各州银行委员。这种监管方式在美国的金融现代化法案实施后也没有相应调整。又如，法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包括银行金融管制委员会、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委员会、银行业委员会、全国信用和证券理事会。在分业多头监管下，监管功能重迭，银行常常有两个以上的监管机构可以选择，金融机构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甚至制造机会为自己谋取比较有利
的监管，即“RegulationShopping”，从而实现监管套利。超级监管机构设计，意图使监管机构减少，从而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别减少(如果是大一统的监管机构就无差别)，差别减少从而使套利机会(regulationshopping)减少。
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大，监管差异必然存在，哪个市场的监管宽松就会吸引银行进入，伦敦正是凭借着宽松的监管环境吸引了众多的金融机构“入驻”。欧盟成员国关于建立统一的超级的欧盟金融监管机构旨在减少欧盟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从而减少套利机会，增加欧洲整体的监管力度。
2．超级监管机构形成超级监管权力以防止监管套利。超级监管机构的实质是赋予它超级的监管权力，特别是行政监督权力和直接市场干预，使监管措施富有层次。在经济平稳时期，金融监管机构通常采用标准化监管方法和内部模型法监管，BasleⅠ和BasleⅡ都以这两种方法来进行监管，所以监管机构的行政权力不易体现。但是，危机发生后，这两种方法受到质疑，人们认为对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采用这两种方式并不适合，而且没有证据证明金融机构达到监管标准就能避免出现问题。行政命令式的监管重新被美国政府采取以阻止次贷危机影响扩散，如200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冻结次贷利率，部分贷款利率将冻结5年。由于行政命令具有执行简洁、一刀切的特点，不给金融机构以套利机会[，尽管它被认为是非市场手段，对银行发展不利(JamesBarth，2008)，但它能够迅速有效地阻止危机发展的特性，作为监管的一种手段在监管改进中被重视。美国《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的实质就是计划由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授权给美联储更大的权力，使作为私人机构的美联储易于采取政府机构一般的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手段。另一方面，在次贷危机中，融资市场流动性降低促使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采取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以缓解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压力，imF在其报告中认定了这种干预的成功性。从而使直接的市场干预得到了认同。
(二)以加强监管合作克服监管本位主义
次贷危机与以往的全面爆发的危机不同，它的爆发形式是链条式的，从局部到全面的爆发。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是第一环，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贷打包卖给投资银行以转移风险。而那些投资银行再通过资产分类、信用增强等技术，将抵押贷款资产包装成不同风险等级的结构性衍生产品转卖给其它投资者。由于这些衍生证券设计复杂，透明度较低，其投资价值并不为投资者所真正了解，其中的风险隐患较为突出。但在整个过程中，各监管机构只关注自己的监管领域，以自身本位利益至上，支持金融机构通过次贷相关衍生产品转移其风险，最后造成了风险向整个金融体系和其他国家扩散。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从1992年以来八次提出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报告，其原则就是控制资产证券化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只要证券化资产已经出售或风险已经转移，就不应在金融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范围内。所以，次贷危机中倒闭与损失最大的是证券行业，而不是次级贷款发起的源头――商业银行。根据imF统计，如图2所示，在金融产品中，损失最大的并非是源头产品――次级贷款，而是aBSCDo。同时，美国以外的国家因投资于证券化资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欧洲受次贷危机的冲击，损失超过1200亿美元，几乎与美国本土的损失相抵。这些结果与监管中的本位利益至上不无关系。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努力做好自己的业绩而忽视系统性风险。早在2004年初，美联储已经注意到贷款机构放松贷款标准进行贷款活动的行为，但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鼓励消费，联储仍较为支持包括可调整利率房贷产品在内的另类贷款、次优贷款产品的开发与使用。
尽管建立超级监管机构的设想从理论上一劳永逸地解决监管机构的监管本位主义，但由于组建超级监管机构的方式触及了现有各方的利益，例如在欧盟，意大利提出的组建欧盟统一监管机构的提议遭英国和德国的强烈反对。英国担心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会因为来自欧盟的过多干预而损害，德国则担心本国金融行业会受制于欧盟。为了防止危机扩散，以减低系统性风险为目标，加强监管合作方式来克服监管本位更易推行。
(三)以倚重规则监管克服监管宽容
在现代金融业中，监管机构在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中权衡选择以期达到最佳的监管效果。原则监管中监管者对监管过程不再拘泥于合规的控制，而是事前为金融机构制定出良好的经营原则，鼓励金融机构自身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良好的原则，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结果进行检查，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要对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若将金融机构运营看作是一套系统，监管者不再控制输入因子(input)和运行过程(progress)，而是关注于输出结果(outcome)。只要输出结果符合良好经营原则，监管者对输入因子到输出结果之间的传导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是不加以干预的。但若输出的结果违背了良好经营原则，监管者必须能及时观测出结果偏离状况，并据此对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规则要求甚至是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在经济发展平稳的情况下，原则监管的效果显著，因为基于原则监管方法下，行业自律规则和标准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整个金融业更富有效率，但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对金融监管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侧重经济发展、侧重在金融市场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变为侧重抵御风险，侧重平稳。原则监管下，过程不被严格监管的做法被认为是监管缺位。在整个金融体系寻求稳定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的标准不仅更加细致而且执行更加严格，金融机构自律作用减小，虽然专家指出，这种反危机措施伤及了金融机构的主动性，可能是有害的，但原则监管在危机到来后显得更为危险。
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进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在本次危机中，尽管中国的金融业受到直接的冲击较小，但是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改进是其对本国金融监管的深刻总结，对我国有着多重启示。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表示，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当前国际社会对于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并从中获得借鉴。在分析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进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监管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
1．探索本土模式而放弃对西方模式的追求。发达国家的监管已经走过了四个时期，即金融自由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泛的金融监管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从管制到自由化的回归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安全与效率并重时期(20世纪90年代)。目前出现的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第五个时期演进的过程。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说明，即使人们认为的“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本身也在一直变动，甚至是剧烈变动。完
美的金融监管模式并不真实存在，所以必须彻底摆脱“胚胎隐喻”的桎梏。同时，以银行为例，我国的金融制度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中国银行业的经营范围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目前尚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范例来照抄。不追求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监管模式，根据我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是目前监管发展的方向。
2．移植制度的选择。沃森(watson，1978)认为过去的绝大多数法律改革是一些移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也移植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制度和国际标准，而且将继续移植。例如，中国银监会也就实施新资本协议相关监管文件，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要求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在2010年底正式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国内商业银行最迟到2013年底也要全部实施新资本协议。但是，以银行业为例，如表1所示，JamesBarth对118个国家的调查中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制度、监管制度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实践上证明各种金融制度的效率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最有效的金融制度都带有该国本土特色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我国的金融制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金融监管制度和标准资源，我国可以认真研究各种金融制度在市场中的不同表现，借鉴不同发达国家的制度或国际标准来监管金融体系。
3．监管制度的本土化。法律移植并不必然符合市场经济需要，它不能替代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大量习惯惯例。所以在重视借鉴他国经验时，要同时开拓适合本国国情的监管工具与监管指标。例如，在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中，对在次贷危机中已经显示出薄弱性的国际标准应当审慎接受，同时针对我国的金融机构和评估机构的特点，大力开发符合我国本土金融资源实际情况的监管模式与监管工具。
(二)分权明晰、高度合作的金融监管机构
1．分权的必然性。我国从大一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逐渐演化成分行业的监管方式，分业监管破除了监管垄断带来的大一统、的弊端，使监管更加专业富有效率。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成果，在我国重新建立超级的大一统的监管体系不太现实。分业监管实质上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监管权力，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最富有效率的监管方法，但发达国家的监管历史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产品不断增多，金融机构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分业监管能使政府按行业设立新的监管机构或监管部门，有效实现对新产品、新机构的监管。
2．高度合作的模式选择。如何协调我国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避免监管套利，另一方面又减少监管机构间的摩擦，使监管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监管机构都属于政府机构，合作的基础较好，但是，当监管发生重叠时，同一级的监管机构究竟以谁为主无法可依。例如，我国的企业年金由劳动保障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监管，而且这种共同监管将随着我国分业经营逐渐走向混业经营而增多。如果依靠我国一行三会的自觉合作，没有专门协调机构，由于各监管机构存在着工作绩效的竞争关系，很有可能发生表面的合作但实质的不合作。所以，应当在监管机构分权明晰的情况下，有专门的合作协调机构，以达到高度合作的目的。
人民银行担任专门的监管合作协调机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根据我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具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应借鉴美国扩大联储体系权力的做法，扩大人民银行的职能，使之不仅成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而且使其具有超过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力。协调监管机构间的关系。同时，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分，而其他的三个金融行业监管机构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在行政管理关系上也是成立的。但是，人民银行本身也为监管机构，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黄金市场，也有其监管本位利益，从而使其无法真正起到合作协调者的作用。为此，为了使其成为监管协调机构，应当将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权力分解出去，同时通过赋予其超过行业监管机构的权力，使之成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三)规则监管在我国的实施
金融市场监管的原则篇10
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针对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顶层制度设计，随后，银监会、证监会等部委还会根据具体的行业，如个人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等出台具体的监管细则。
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将成为金融监管的准则。具体而言，在监管职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人民银行负责互联网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银监会负责包括个体网络借贷和网络小额贷款在内的网络借贷以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监督管理；证监会负责股权众筹融资和互联网基金销售的监督管理；保监会负责互联网保险的监督管理。几大部分各司其责，形成权责更加分明的立体式监管网络体系。
市场缺陷及金融监管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金融监管遵循依法、公开、公正、效率、独立性、协调性原则展开，具体包括，设立金融机构，对金融业务进行具体有效的监管；在资产负债业务方面，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核查和管理；合理规范金融市场，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促进和规范市场融资、调节利率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制定和执行规则等等；监管外汇，使外债保持在合理区间内；管理和规范黄金及稀有金属的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管理规范证券业，如注册制的制定和运行，防止市场过热；各种保险业务的条例细化和审核批复；信托项目的合理管控；典当租赁以及各项融资渠道的疏通和阳光运行。
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对商业银行的管理和监控。其中具体涵盖有，市场准入与机构合并、银行业务范围、风险控制、流动性管理、资本充足率、存款保护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
在无外部风险干扰的有效市场条件下，假设市场的每个参与者都可以保持理性，市场能够在价格供求平衡的驱动下，市场上全部的交易信息都可以透明地显示在市场，并均衡地被每个人获取。此时，金融监管应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念，将影响市场的不利外部因素排除掉之后，制造对市场有利的外部氛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动性和有效性，减少不必要的监管措施，以免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但由于金融市场具有自身固有的缺陷，常会发生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不公，这是由市场本身无法避免的内在缺陷决定的，导致了收入和资源分配不够理想，产生与价值相悖的情况。
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否合理存在必要的前提条件，即个人偏好是否在合理区间内。不完全理想化的市场中，每个人要求的报酬和实际个人能力不匹配的情况时有发生，并不能时刻保持一致和绝对公平。某商品或者劳务在实际上带给消费者比较大的利润和优质的体验，但消费者出于某些原因只给予了较低的评价，反之亦然，这些都是监管方需要注意的情况。
与此同时，如果是按照个人对生产出的产品和劳务的大小来进行收入的分配，个体的差异，如体力、智力、物力、财力等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这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分配，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并且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实存在的个人自然条件的不同，将会使得最终结果偏离资源配置情况和收入分配的理想状态。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缺陷，适度的金融监管，合理的制度完善就十分必要了。
金融业混业经营现状决定了功能性金融监管成为必然选择
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的业务互相渗透、交叉。与分业经营有三个层次一样，混业经营也有三个层次，即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联合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联合经营以及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内部的联合经营。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1993年我国经济发展加快，对金融服务需求增强，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出台，都曾推动银行加快向多元化经营推进，银行不仅可以投资经营证券、信托、租赁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直接投资经营企业、酒店、出租车公司等等。
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明显下滑，银行不良资产和违规案件大量爆发，严重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这推动中国金融启动了一轮深刻的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和组织关系从地方政府和党委脱离出来，实行垂直管理，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特别是对银行贷款的干预；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剥离银行附属公司和非银行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等等。其中，银行的多元化经营受到最为严格的控制，基本上都收缩到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之内了。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首先提出了“功能性”监管的这一词汇。功能性监管的好处是公平性和监管的专业性，只有当同样的功能是以同样的标准和方式进行监管，而不论何种金融机构实施该功能时，才称得上公平。功能性监管还可以减少“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行为，即人为地将某一业务放到某一特定机构中经营，以避开某个其不喜欢的监管者的做法。
第一，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更适应混业经营下对监管整体化功能的要求。面对金融产品越来与丰富的情况，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明确了各品类的金融产品的归属，避免多管，也避免了少管，避免了越位，也避免了缺位。
第二，混业经营的监管体制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有更大的优势。随着金融业各类分支产品的衍生和优化，跨行业金融产品品种和门类越来越多，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就可能产生蝴蝶效应，随着风险的逐步扩大，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金融危机。因此，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显得尤其重要，如果能够设计出统一的金融整体监管机构，可以打通各个行业金融信息交换渠道，使得各个行业不仅仅只注意到自身内在的风险，从而整体提升金融业防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