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建议篇1
一、人民建议征集作为行政主体法律义务的拓展
社会管理是在诸多法律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介入下进行的，其中行政主体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主体。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中具有较高的管理权威，它可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设定，可以对社会事件进行处置等。但同时，它在社会管理中也承担着非常广泛的法律义务，例如执行立法机关意志的义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义务、提高公众政治认知水准的义务等。可以说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典则对行政主体的相关法律义务已经作了规定，然而，在这些规定中人民建议征集并没有被明确化，因而也并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定义务。自从人民建议征集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出现以后，就使它与社会管理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理性化的社会管理是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下进行的。在人民的参与过程中，便赋予了行政主体新的义务。这个义务的内容就是能够将人民对社会管理、对政府行为乃至于对行政法治等方面的认知和见解予以收集，而这个收集已经不是可以选择或不可以选择的任意，而是行政主体必须承担的一个法律上的义务。长期以来，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究竟应当承担哪些义务、究竟应当使这些义务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哪些新的内涵，是学界和实务部门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人民建议征集概念的提出必然使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义务有了新的拓展。应当指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但人民建议征集则具有新的内涵，它使行政主体从人民群众中征集意见和建议积极化和主动化了，而这样的积极化和主动化是实现社会管理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建议征集对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而这样的法治意义是与行政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法律义务是割舍不开的。
二、人民建议征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前提
现代社会被视为信息社会，关于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的命题可以说在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普遍接受。然而，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社会的信息化的理解和认知大多是比较片面和微观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我们在谈论社会的信息化时，我们没有将政府的信息化同时框定在内。至少在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件》颁行之前是这样的情形，即是说，我们将社会的信息化与政府的信息化长期以来作为两个事物来看待，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那么在我国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之后，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社会管理中社会的信息化和政府的信息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并不是两张皮。进一步讲，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同时要求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能时，也必须实行信息公开，我们知道，我国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有了质的飞跃。2003年制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了政府在处置这样的事件时必须实行信息公开，在后来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则进一步拓展了信息公开的内容，该条例将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请求公开两大范畴。所谓主动公开就是政府在一些领域和一些管理范畴中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相应的信息。当然，该条例采取列举规定的方式将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作了列举规定。所谓请求公开是指政府行政系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申请下公开有关信息的行为。这两个范畴的政府信息公开基本上使政府行政系统在行政管理中的信息公开有了较大的广度和深度。但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信息收集是相辅相成的，换言之，没有好的政府信息收集行为就没好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没有一定质量的政府信息的收集也就难以有一定质量的政府信息公开。在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范畴的情况下是如此，在请求公开范畴的情况下，当然也是如此。遗憾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行政系统收集政府信息的相关规定较为单薄，这个单薄性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向纵深方向发展已经带来了一些阻滞，这些阻滞必然会大大降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质和量。若从这处角度观察，党和政府文件中提到的人民建议征集便是一个很好的改善政府信息公开的路径。若从信息公开的角度讲，人民建议征集无疑是政府行政系统乃至于其他政府机构对有关信息的加工、制作和处理，这些的处理行为毫无疑问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社会化和信息的政府主导便成了一个统一的事物。它们共同存在于社会管理这个大系统之中。人民建议征集作为一个政府行为自然而然的也就具有了法治方面的意义。因为它最终都必须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联系在一起。并进而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
三、人民建议征集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切入点
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社会治理，这应当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论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社会管理它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社会机制上，而非在政府的权力运作机制上。但是，不争的事实是，社会管理从它的基本主体来看，是在国家机构实体的行为运作中体现出来的。或者至少可以说，社会管理的主要主体和基本主体是国家权力系统，包括行政系统、司法系统、立法系统等。这些权力系统由于控制着相应的国家权力，所以它们在社会管理中基本的行为取向是一种单方意志的社会控制。当然，这种单方意志是宪法和法律所认可的，当宪法和法律赋予它们相应的管理权能时，实质上也就赋予了它们管理意志的单方面性。宪法和法律的赋权行为就是对这种单方意志的肯定。我们能否以国家权力系统在社会管理中的这种单方面性就得出结论认为，社会管理是一种纯粹意义的强制管理，回答是否定的。在笔者看来，社会管理它的最高境界是社会治理，这样的社会治理既有通过强制权力而实现的含义，又有相关社会主体自觉自愿予以实施的含义。对此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已经作了肯定。因为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和谐，这里就必然牵涉到国家权力系统在社会管理中如何面对作为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公众问题。显然，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必须使这些社会个体者群体达到最大意义上的满意程度。如果通过强制性国家权力建构了相应的社会秩序，而公众对这些社会秩序并不一定认同的情况下，便可以说这样的社会管理并不是很成功的。总而言之，社会管理是将强制权力的管理和社会自治予以有机结合的一种管理模式，在这样的结合中，人民建议便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进一步讲，政府对人民建议的征集也就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切入点。从长远来看，无论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是一种长效化、体系化、机制化的东西，而这三者恰恰构成了现代法治和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说人民建议征集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切入点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四、人民建议征集作为行政程序的有机构成
上面已经指出，社会管理在其运作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不可或缺，而在所有国家权力系统中，行政系统是最主要的社会管理主体，是社会管理的当然主导者。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已经作了规定。宪法的法律规定既是国家行政系统在社会管理职能履行中有了根本法和基本法上的依据，同时，也使它们在实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有了规范化的行为取向，这种规范化就表现在必须依据相应的程序规则来行使权力。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行政程序规则不可或缺，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还没有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我国行政主体在权力行使中的程序规则大多分散于部门行政法和相关的专门法律典则之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这三部法律分别对三个行政行为作了程序上的严格规定。这三个行政行为就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这些行政行为由于直接与社会公众的权益有关，因此，必须通过明确的程序规则予以规制。这从立法上讲是合乎逻辑的。但我们必须指出，行政主体在实现社会管理中其行为是多元的，行为方式是多样化的，而且一些行为可能是另一些行为的前提。人民建议征集如果具体到政府行政系统就可以说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这样的行政行为可能不具有实体上的内容，之所以说它不具有实体上的内容是因为它不像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那样直接改变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但若从相对较深层次讲，它与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有着天然的联系，例如，当行政主体作出一个重大的行政决策时，它首先必须对公众就这个决策的诉求作出了解和熟悉，如果它没有这样的前置行为就有可能导致该决策的重大失误和偏差。尽管对于决策行为而言，它并不具有实体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法治发达国家往往将这样的程序纳入到行政程序法的体系中来，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就有相应的资讯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告知权利制度。人民建议征集无疑可以成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在社会管理中行政程序对于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而言是重中之重。我们将人民建议征集视为政府权力系统在社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行为方式之一，实质上将它与现代行政程序规则乃至于现代行政程序法作了很好的结合。这是它在社会管理中又一个重要的法治价值。
五、人民建议征集作为服务政府法治理念的进路
现代行政权对社会的作用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可以称之为管制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行政系统用强制权力对社会秩序进行设计，对社会关系进行强化，对社会过程进行干预。一定意义上讲，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就带有强烈的政府管制的色彩。也许这个历史阶段是每一个国家行政权的发展都必须经历的。而从现念来看，这个阶段的权力运作往往是非理性的。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放松管制的阶段。所谓放松管制就是政府尽可能少的干预公众的生活空间，让属于社会机制的问题通过社会机制来解决。政府最主要的功能是建构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三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契约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权力的运作尽可能通过与社会机制的意志来完成。我国近年来在行政管理中实行的承包制就能说明问题。政府行政系统通过行政合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像私法机制那样运作。第四个阶段可以称之为给付行政阶段。所谓给付行政就是政府行政系统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作为行使权力的指导原则，政府既要为社会提供物质服务，也要提供精神服务。我国近年来行政地区性和社会行政法的发展是我国行政权的行使已经带有了这一阶段的色彩。在笔者看来，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我国宪法所认可的。我国宪法实质上确立了行政机关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样的大原则。可以说，我国社会管理对政府行政系统的要求就是其能够为社会提供充分的服务。笔者注意到，十报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强调。显然，政府若要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若要能够履行好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就必须最大限度的了解公众的诉求，掌握公众对政府的要求，掌握公众发自内心的社会诉求，而这都刻画了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政府行政系统必须很好的征集人民建议。从这个角度讲，人民建议征集可以作为服务政府法治理念的一个新进路。也就是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系统必须通过人民建议的征集使法治理念更加具有时代气息。
（关保英，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2
一是对老旧小区的日常管理不够重视。在城市中，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物业管理的小区，在特殊时期实施出入许可、体温监测、疫情信息传递等“特殊门禁”，可以获得较为快速的落地。而对于物业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其长期处于失管、脱管或“准物业”的被动状态，在疫情来临时便成为暴露在隐形危机中的脆弱地区。这类小区无论在空间管制还是社群关系上都更加“开放”，承受的“暴露”挑战和“管控”压力更大。
二是医疗物资储备不足。由于疫情期间的社会生产局部停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集中在医疗物资的及时供给上。“非典”之后，为应对SaRS的暴发与流行，我国依法建立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但仍存在很多未落实的情况，导致本次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都迅速出现医疗物资短缺危机，许多一线医护人员连基本防护用品都短缺。即使湖北之外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多家医院也因防护物资紧缺，公开接受社会捐赠公告。
三是健康保护宣传缺位。在健康保护意识方面，不少中国人的意识还不足，缺乏良好的健康习惯。本次疫情发生后，各级地区虽然启动了抗疫宣传工作，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某些群众防范意识不足，不配合进行自我防护，发生疑似病状未进行有效的隔离和治疗，导致病情加重。还有大多数群众由于缺乏医学基础常识，盲目恐慌，轻信网络谣言，一夜之间对双黄连口服液抢购一空。
以上问题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对此，建议如下：
一是对老旧小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一项系统工程、民生工程，疫情结束后，应对环境卫生状况差、物业公司不愿入驻、单位自建独楼等老旧小区，通过拆除破旧建筑、打通围栏隔墙、畅通消防通道、增加绿地面积、硬化场地道路等有效整合改造，吸引物业公司进驻，强化物业服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小区失管、脱管的问题。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3
在*区第*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围绕实施“中调”战略，以构建平安和谐*为目标，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提出议案。至本次大会主席团确定的提出议案截止时间即3月20日下午5时止，大会议案组共收到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13件。其中，有关政法方面的5件，财政经济方面的1件，城建环资方面的4件，教科文卫方面的3件。从代表议案的内容看，涉及实施“中调”战略、加强社会治安、文化与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与管理、维护特殊群体权益、加快“城中村”改造等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条例》的有关规定，议案审查委员会于3月21日下午召开会议，对代表提出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议案审查委员会认为，*街代表团黄桂芳等13名代表提出的《进一步夯实社区治安基础，全面推进平安*建设的议案》（第1号），是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是实施“中调”战略的必然要求，为建设平安和谐*夯实基础，而且案由、案据清楚，并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将第1号议案提交主席团审议后，授权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和办理情况在下一次代表大会向代表报告。
第1号议案反映：区划调整后，我区社会治安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社会治安持续好转，群众安全感明显提高，尤其是对“大流花”地区的社会治安的综合整治所取得的成效，群众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我区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一是刑事发案基数仍很高，同时因对街面犯罪形成了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尤其是“禁摩”后，刑事犯罪有从街面转入社区的倾向，入屋盗抢案发率有上升趋势，社区治安形势不容忽视。二是我区二十二条街道治安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别，推进各街道、各社区治安工作的水平的提高，是全面建设平安*的要求。三是社区治安长效的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以及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
第1号议案认为：社区治安工作是社会治安工作基础中的基础，社区治安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平安*的建设，关系到我区创建“平安建设先进区“的工作目标能否实现。社区治安工作是实施“中调”战略的必然要求，实施“中调”战略涵盖方方面面，而调优人居环境是最为基本的。因此搞好社区治安，营造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直接体现了我区实施“中调”战略的要求。抓好社区治安工作，最大受益者是广大居民群众，是一项民生工程，可以进一步树立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增强群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心。
为此，政府应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施，建立社区治安工作长效机制和整合资源，在短期内实现社区刑事发案率明显下降，社区居民的安全感明显提高，并最终实现社区的长治久安的目标。代表们建议：
1.加强治安防控基础建设，实现科技强警。全面推进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高效运用科技手段，提高防范、发现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
2.根据各街的治安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长效治安工作机制，实现从重点打击、突击整治向常态性治理的转变，同时整合城监、工商、环卫、建设等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实行统一协调指挥、高效联动的机制。
3.大力推进社区警务创新，试行一警多能、多警联动的模式，增强社区警务效能，真正实现警力下沉到社区。
4.建立适合社区民警工作特点的培训、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抓好社区民警的政治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4
一、社区治理的困境与选择
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区民主治理实现城乡管理体制的http://一体化，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其在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推进，社区必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中维护社会和谐安定、保障民生公平权利、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承接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石。
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割裂,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了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迟缓、消费增长乏力、“两栖人口”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基层治理的内容虽与农村社区存在细微差异，但是面对相同的宏观背景和社会挑战，城乡社区在运行机制、治理目标等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因此，城乡间要素流动加剧所带来的城市流动人口监管和综合治理混乱，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农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以及社会保障等基层改革的尖锐矛盾，都亟待我国在社区层面构建出有效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民主处理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机制。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大省的省会城市，为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自2003年以来坚持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改革为取向，以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作为“四大基础工程”重要内容，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推动了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在基层治理方面，成都市注重社区变革的时序性，从基础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入手，加大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创新村级民主治理机制，使得农村社区能够获得与城市社区相同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构建了调节居民内部纠纷、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事务民主决策平台，解决了许多原来由政府无法妥善解决的基层改革尖锐问题，有效弥补了政府和社会在社会运转中的空白和失灵，对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社区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成都村级治理机制的发展轨迹
（一）基本历程
2008年底，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建议》和《关于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文件，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理顺农村社区组织职能关系、推进基层民主自治的思路，在全市农村初步构建了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框架。
2010年初，成都市相继出台了《成都市村民议事会组织规则（试行）》、《成都市村民议事会议事导则（试行）》、《成都市村民委员会工作导则（试行）》以及《加强和完善村民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领导的试行办法》四项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配套制度，保证村民议事会规范化运行，促进村委会转变工作职能。2010年9月，政府出台了《关于村级事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补充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级治理的监督职能，初步形成系统性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2011年6月，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以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为目标，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和加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健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努力构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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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城乡社区民主治理机制。
（二）具体措施
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路，创新在于通过成立村民议事会作为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目的在于实现社区治理的“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即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相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
1、以加大财政投入保障治理机制运行
建立村级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运转的基础与保证。2008年起，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向全市范围内的建制村和涉农社区提供不低于20万元（2011年专项资金最低标准已调整为25万元以上）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资金。为照顾相对落后地区，成都市确立了不同的市、县财政配额。中心城区由区财政全额安排，近郊区（县）财政按市与区（县）5:5的比例安排，远郊县（市）财政按市与县（市）7:3的比例安排，各级政府对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确保资金对农村倾斜，成都市进一步规定各级政府应以2008年为基数，将每年新增的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村级设施建设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可以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向城投公司融资7倍杠杆率的专项资金。2009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共预算村级专项资金7.1亿元，投向近远郊区县的有6.7亿元，其中市财政下拨4.2亿元。确定的专项资金项目超过13000项，平均每个村（涉农社区）经费达到25万元。截止2010年7月，已核准融资的村（社区）88个，共融资金额1.2亿元。
2、以推行村民议事会构建民主决策机制
村民议事会的建立起初是应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尔后与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紧密关联，形成了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村民议事会作为村级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受村民（代表）会议委托，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现村级自治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有序协调。自2008年成都市、区（县）两级财政为村（社区）提供每年不少于20万元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后，这一专项经费“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完全由村民及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政府的决策仅限于制度安排、财政保障和项目规范，充分赋予村民议事会决策、管理和监督公共服务项目的权力，形成了上下联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实践中，民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步骤：一是民主议定项目，通过走访摸底、问卷调查、投票计分等方法，由村民集体决定项目内容和实施次序，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二是民主监督项目，村民议事会或监事会，定期对项目的实施和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三是民主评议项目，完成项目都要经过“三评”：一评是否达到合同要求，二评村民http://是否满意，三评如何改进提高。
3、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成都市通过理顺村党委和村委会的重叠关系，一方面促进村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使其由原来的决策、执行功能转变为领导和监督社区组织发展，将精力放在把握国家政策方针、维系群众关系、加强社区监管和自身发展建设，提高了村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倒逼”村委会职能转变，使其在承接上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同时，成为对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执行村民（村民代表）和村民议事会的决定的行动机构。在理顺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方面，考虑到村委会不仅是村级事务的管理机制，还是集体经济法人代表的双重角色，成都市积极推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与村民自治职能分离，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其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转贴于http://
4、以多元供给渠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社区多元治理的结构在于政府和社会基于各自的权利、利益和责任，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之上，共同构建稳定的选择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成都市克服原有依托村两委负责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根据“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思路，将现阶段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划分成7大类59小类，按照公共服务的性质分为政府为主、村自治组织为主、市场为主的供给主体，以“公共性服务政府承担、福利性服务社会承担适度补贴、经营性服务探索市场化供给”为原则，采用政府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由政府部门制定计划并负责实施；采用村级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由村（居）民大会或代表大会或村民议事会自主决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采用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运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政府负责规制与监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
三、成都社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社区民主治理机制有利于缓解多方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上下互动”的治理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益探索。成都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优于完全“自上而下”的传统体制，使改革过程中每一个措施具体落实到空间时能够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最大程度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赢得发展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村级基层民主治理机制又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这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和改革内容架构、保证国家科学发展前提下的民主。当党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时，群众“自下而上”能够自觉地加以执行，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中防止利益被剥夺，赢得效益最大化。
第二，村民议事会有利于发挥自治组织功能，形成民主决策平台。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一直是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突破口，使其成为村民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机构，改变了原有村级自治组织的弱势地位。村民议事会在实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化解了基层群众的内部纠纷，解决原来由政府出面做不好、做不了的“家务事”。成都的经验表明村民议事会作为代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村级自治组织，完全可以成为社区居民调节内部矛盾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民主决策平台，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
第三，专项公共资金有利于明确社区治理目标，增强基层治理效果。成都市在推动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引导社区民众广泛参与区域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建设，明确了公民参与社http://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社区居民获得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真正乐于参加民主决策事务。从治理效果来看，这20多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经费，对于短期改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增进居民生活物质水平的效果看似并不明显，但是这笔完全由村民自主决定怎么花、怎么用的经费，让社区居民享有起点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提高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为政府治理改革赢取了宝贵的民众信任基础。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引导治理结构改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基层民主治理改革的内涵在于将不同质的公共职能分别赋予相应性质的组织加以承担，理顺村级组织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虽然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这种既“掌舵”又“划桨”的做法，不仅承担了极高的社会转贴于http://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5
一．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促进社区管理制度化社区成立后,首先从建章立制入手,夯实民主基础,从根本上取信于民。结合自身实际，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社区自治章程》和《社区居民公约》，把社区的管理事项用规约的形式固定规定下来。根据自治章程的规定，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为决策机构，以投票表决形式选举出的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是社区的议事监督机构，以社区居委会为执行机构的组织形式，形成凡涉及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大事，均由议事机构进行讨论，拿出实施方案，经决策机构研究决定后，再由执行机构组织落实的工作程序，保证社区治理有理有据，实行“依法建制、以制治居”，确保社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运行的规范。
二．建立和完善民主选举制，保障社区管理规范化民主选举是社区自治的基础，是扩大社区民主，实现社区自治的举措。随着城市化发展需要，年8月撤销原山庄社区一村、二村、三村3个小型居委会，采取公开、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依法换届选举。这次选举有如下特点：一是依法界定选民资格，保障居民选举的权利。将选民资格确认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根据依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定选民资格条件。二是坚持民主选举社区代表。选举高素质的社区代表是提高社区代表会议决策水平的基础。居民代表候选人不搞组织推荐全部由居民联名推荐产生。三是社区居委会成员候选人杜绝指派和内定，采用居民10人以上联名，或者居民代表5人以上联名二种形式，召开居民代表与居民小组长会议进行提名。四是突破传统做法，采取预选候选人、差额选举、秘密写票方式。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直选产生的居委会干部有着相对广泛和扎实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在社区群众中有着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为社区民主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实行依法治理、民主决策，提高社区管理民主法治化
山庄社区居民多是“农转非”，法制观念淡薄，民主意识不强。针对这种现象，召开了社区班子成员会议和居民代表座谈会，专门学习了有关文件，通过他们的宣传，让广大群众明确依法办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依法治理。一是建立了由社区主要领导负责的依法治理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责任，完善工作制度和议事规则，切实发挥领导小组在社区普法和依法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二是实行了包片联组责任制，领导小组成员人人联片、个个包组。同时发挥联户联防责任人的作用，让他们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紧密配合，协同治理。三是综合整治，实现社区专项治理经常化。围绕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以及社区居民或成员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经常性的专项整治工作，保障社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民主决策是社区自治的核心，社区内重大问题由社区成员民主决定，体现了社区自治的本质要求。制定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议事规则，明确议事主体、例会时间、议事内容、议事原则、议题产生、表决方式和保证措施等条款，保证民主决策有章可循。
四．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推动社区管理透明化
民主监督是社区自治的保证，具体内容：一是坚持落实评议会制度。为更好地推进社区民主自治，社区组织定期向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报告工作，听取意见，接受评议。二是实行“居务公开、制度公开、财务公开”，进一步调动居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财务公开更是重头戏，为了管好财务，坚持一枝笔审批，每月定期集体会审帐目，并对每枝笔支出实行“四章把关”，即：所有支出单据，必须依次由经手人签章、会计注明用途并签章、居委会主任审批签章、民主理财小组复查盖章。还实行“三书一单”理财制度：即年底由主任、会计、出纳就全年财务收支情况签定《经济责任书》，各民主理财小组签定《民主理财意见书》，对全年财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居委会财务审计小组签定《审计鉴定书》，对全年的经济活动作出鉴定结论；会计、档案员签定《会计资料入档清单》，显示年底会计帐目资料交接情况。这一系列的制度落实，使居民对关系自身切身利益的大事清楚放心，也提高了社区事务民主管理水平。
五．强化教育，实现社区法制宣传教育规范化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6
一、实施民主选举制度，保障人民民利
民主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我国发展社会
主义直接民主的重要举措。社区居委会实行民主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逐步强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越来越引起全区各级领导的重视，列入议事日程，不断研究、探索、总结、提高。为了取得社区居委会民主直选经验，指导全区直选工作，我区于2003年在长岛、桐泾、福星等六个社区居委会进行了民主直选的试点。2004年结合街道管理区域调整，以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为契机，全区全面实施民主直选制度。区委、区政府下发了《沧浪区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指导意见》，提出了换届选举的主题是“直选”、宗旨是“民主、自治、规范、探索”。在社区居委会民主选举中，坚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直选。各社区认真抓好宣传发动、组织准备、开好选举大会等各个阶段的工作。特别是选民登记、候选人的提出和确定正式候选人，都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南门街道西大街社区推举有经验的老同志担任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干部在社区选举中的作用，从成立选举筹备小组，选举委员会到召开选举大会，三次召开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多次讨论修改选举办法，做到了认真负责，工作细致。这次民主直选，改变了过去一些居委会选举内定代表，内定候选人，甚至指选、派选的包办民主，不尊重民利的作法，而由社区居民“一人一票”或“户代表”直接选举，不划框子，不定调子，居委会干部候选人，居委会干部当选人，均由社区居民提名确定，选举产生。从而有效地规范了社区居委会的选举行为，依法维护了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证了选举的公开、公平、公正、合法有效，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通过民主直选，新一届社区工作者的构成发生了“二高一下降”的变化，即文化程度有了提高，劳模、党员担任社区工作者的比例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
二、健全民主决策体制，提高民主自治功能
民主决策是民主自治的关键，也是居民自治的集中体现。发展基层民主，关键是使广大居民真正拥有决定本居住地区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建立新的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前提。区委、区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整合社区的基础上，依据自治组织原则，制定了《沧浪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指导意见》、《社区居民议事规则》，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职责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全区各个社区普遍建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职责和会议制度，从而健全了社区议事决策机制。由社区知名人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辖区单位代表等各种成分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代表全体居民行使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选举社区议事委员会，定期听取和评议居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决定事关全体社区人员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社会活动等重大事项，监督居委会的工作等职能。社区议事委员会为居民成员的议事监督机构，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阶段性重大问题的讨论，定期听取和评议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监督评议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通过合理构建“议行分设”的社区组织体系，对基层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政治建设，在组织和制度上有了可靠的保证。
三、完善民主管理制度，规范民主自治行为
民主管理是社区居民自治的核心，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是发展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的重要措施。而实行民主管理的重点是依法制定、完善、落实居民自治章程，居规民约，社区管理制度。区政府根据十六大“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的精神，依据市委、市政府两办《关于社区居民委员会职责的若干意见》，制定了《沧浪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意见》，规范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政府及其它组织的相互关系，明确了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事务职责，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确立了全新的指导、协调、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实行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逐步实现城市社区行政化管理向社区自治自我管理的转变。在社区自治运行机制上，建立健全了上符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下合社会公德、区情民意的自治章程、自治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居务公开制度、社区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和居委会干部守则、工作责任制等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实行依法自治，照章管理，使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依法规范自治行为，强化自治功能，为使社区居民对社区自治工作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为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在全区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了行使“四个民主”，实现“四个自我”的“四会制度”。一是社区民情恳谈会，主要是倾听社情民意，为民帮困解难；二是社区民事协调会，主要是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稳定；三是社区民意听证会，主要是听取对社区公益事业、实事项目和公共事务决策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四是社区民主评议会，主要是听取居民群众对社区工作的意见，推进民主监督。桐泾社区居委会针对本社区环境卫生差的疑难问题，通过召开民情恳谈会，制定了社区卫生公约，使社区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较好地改善了环境卫生面貌。通过民情协调会，解决了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和污水管网改造中的矛盾和问题。“四会”制度的实行，提高了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参与意识，保证基层民主自治的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四、强化民主监督机制，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民主监督是居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加强民主监督，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是强化社区自治功能的重要措施。各街道、社区居委会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对实行民主监督的形式和内容、途径和制度、方法和措施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民主监督机制。首先是强化自治组织机构的监督职能。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对社区居委会的监督职权、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并试点推行“议行分设”的自治体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以保证民主监督的有序运行。其次是落实自治组织内部的制约机制。一是实行民主评议制。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定期听取和评议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报告，以推动和促进社区民主自治和社区建设的各项工作。二是实行持证上岗制。社区工作者佩戴胸牌上岗，接受居民群众监督，以增强责任感。三是实行社区居委会干部述职评议制。社区居委会干部定期向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或社区议事会述职，接受评议，以促进居委会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四是实行考核奖惩制。依据考核标准，对社区工作者实施“奖励制”，以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素质和工作水平。五是实行居务公开制。公开居委会的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工作制度、人员分工、岗位职责、办事指南等，以增强社区居委会工作的透明度。再次是依照法规规定社区居委会的民主监督权。市委、市政府两办文件明确规定了社区居委会依法享有民主监督权，监督政府及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及国家公务员的工作和行政行为，监督公用事业单位的服务工作，监督物业公司的管理工作。锦帆路社区等单位根据社区民意，通过党建联席会这个载体积极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沟通，提出意见和建议，解决社区建设上的问题。社区居委会民主监督机制、民主监督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有效地维护了社区居民的民利，有力地推进了基层民主化进程，保障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二）
通过调研，总的来看我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四个民主”的行使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尤其是民主选举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我们也感到，各个社区居委会实行“四个民主”的状况还很不平衡；各级干部、居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上级对社区居委会的领导和管理行政化倾向还比较浓；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工作须进一步加强；市、区两级党政部门下达给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太多，要给“小巷总理”减负是普遍的呼声等等。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民主政治建设的氛围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带有全社会性质的社会工程，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民主政治建设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站在政治高度来看，它不仅是民利的行使问题，这也是“人权保障”的政治问题，社区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鉴于目前干部群众对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社区居民的民利有些方面还得不到有效的行使和保护，社区居委会民主自治的外部环境还不太宽松，社区居民对参与社区自治的意识还不强等情况，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强化民主政治、民主自治意识。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各种宣传阵地和工具，广泛宣传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意义，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社区居民在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民利，在社区自治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宣传教育，使干部、居民群众深刻认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民主自治，对于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意义。从层面上来说，一要提高政府机关和部门以及国家公务员的思想认识。转变观念，改变过去把社区居委会作为延伸部门工作的“脚子”的行政管理的作法，而要服务于社区民主自治，以减轻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压力和负担。二要提高街道办事处领导及机关干部对社区民主自治的意识，加强指导、协调、服务与监督，以保障社区居委会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三要提高企事业单位及驻区单位的社区工作意识。对社区居民行使民利给予方便，支持、帮助和参与社区建设，以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工作的不断发展。四要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治工作意识。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克服依赖性、依附性，以强化民主自治的使命感。五要提高社区居民的民利意识，积极参与民主自治，认真行使自身的民利，以强化社区是我家、自治靠大家的共识。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宽松的社区民主自治的社会环境，推进我区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二、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建设机制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全新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鉴，也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我们发扬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实践中学习、探索、总结、提高。要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途经，认真总结社区实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开展民主自治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体制、机制。根据我区目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展情况，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完善、提高、深化。一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切实保障社区居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区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多数是采取“户代表”参加投票选举。建议今后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如采用“户代表”参加投票选举方式的，也应采用“一人一票”制，户代表家中的其他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员，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户代表投票选举。这样，既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又切实保障了社区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要进一步健全社区居委会的组织体系，强化工作职能。全区各社区居委会都建立健全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权力机构）、社区议事会（监督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执行机构），但是在组织机构人员的设置上体现不出监督制约的关系。建议设置专职的议事会主任，列入社区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编制，实施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的职责。三要正确设定“议行分设”社区组织体制，推进“四个民主”的实施。“议行分设”从字眼上来说，“议”就是议定，即决策，“行”即是执行，从组织体制上来说应当是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的分设，各司其职，而不是社区居委会是决策、监督机构，社区工作站是执行机构。社区居委会应该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社区工作站应是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机构。四要科学界定“四会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我区社区居委会普遍施行了“四会制度”，并明确四会由社区党组织或社区议事会主持召开。“四会制度”的定义函盖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内容，因此，四会应由社区各自治组织机构依据各自的职责，分别主持召开，以保证社区自治工作的规范运作。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7
自90年代中叶开始，社区建设开始在中国大陆部分大中城市展开，至1999年末，主管机关民政部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沈阳、武汉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目的是通过实验区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得出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操作原则和程序，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以推动城市社区自治。各实验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下列四种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或经验。
（一）社区建设的代表性模式及其主要特征
一是沈阳模式。沈阳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组织构建。即模仿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及相互关系，创造性地在社区内设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下称社代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下称议事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并通过建章建制，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详见下文）。就推广的程度和地域而言，沈阳模式的影响最大，目前对沈阳模式的借鉴除了辽宁全省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海口、武汉、哈尔滨、西安、合肥等地。
二是上海经验。其最大的特点，是将社区建设与1995年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并强调依靠行政力量，在街居联动的过程中发展社区各项事业。上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改善社区环境，在社区建设各类服务设施，创造文明小区、营造社区氛围。由于上下联动，社区建设空前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文明社区、文明小区、示范街道和示范居委会。与上海做法类似的有北京西城区，但北京是在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增加了功能社区，作为推进社区建设的刚性组织，且高度行政化。
三是青岛经验。青岛社区建设的重要特点是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提升社区功能来发展社区。青岛市强调将社区服务作为民心工程来抓好。全市四个实验区都确定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集团作战，形成联动，在青岛掀起社区建设的热潮。同时将社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市区街居四个层次，一把手抓一把手，一级向一级负责。与青岛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推动社区建设做法相类似的城市还包括南京、天津等地，并各有特色。
四是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经验，它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江汉区在依照沈阳模式建立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后，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区自治。其核心内容包括1）明确提出自治的社区建设目标。2）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3）建立新型的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江汉模式转变职能的主要内容是：1）理顺关系。明确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2）明确职能。政府部门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3）政府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4）费随事转，责权利配套。5）建立评议考核监督机制。为保证以上五条基本内容落到实处，江汉区率先在9个职能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并创造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除了上述四种代表性模式外，其余实验区也各有特色，都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通过26个实验区的试点，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已经形成：1）社区的定位：小于街道，大于原居委会；2）单位应参与社区建设及参与机制；3）构建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及选举规则；上述经验主要由沈阳模式提供。4）完善社区服务，提升功能；主要由青岛、天津、南京等地提供。5）政府应主动推动社区建设及领导机制；主要由上海、青岛、沈阳等地提供。6）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区自治；主要由江汉模式提供。此外，民政部综合各地做法，还得出：7）社区建设的历史必然和意义；8）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9）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10）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五大项目）等。
（三）在社区建设得出基本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组织构建的法理思考、直接选举和民主参与、行政权力侵入、居委会负担过重、《居组法》修改等。
二、组织构建与直接民主
上述诸模式是就社区建设的思路、方法和做法总体而言，而涉及到组织构建、转变职能、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等具体的问题，各模式之间又各有交叉，互有异同。例如，江汉模式的组织构建就基本是模仿沈阳模式的，各实验区关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项目也基本一致。
（一）目前社区建设中自治组织构建的主要做法。所谓组织构建主要是指由社区主体组织的机构设置、来源渠道、相互关系、角色功能四个要素所形成的完整的刚性组织的制度安排。目前全国26个实验区自治组织的构建可以主要概括为三种做法。
第一种以沈阳、海口、武汉等城市为代表。在这些城市的社区中，进行了社区组织体系的创新，即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社代会、社区委员会（社区居委会）、议事会作为社区自治的三个主体组织1。居委会由社代会依法差额选举产生。而社代会的代表由居民选举产生。议事会则由社代会推选产生。在三个主体组织间，社代会属于决策层，是社区最高权力机构，职能包括选举、决策、罢免、评议监督等。议事会是议事层、监督层，职能包括建议、议事、协商、评议等。社区居委会属执行层，负责自治事务的处理，职能包括执行管理、组织活动、日常事务决策等。居委会是社区法定代表组织，对社代会负责。社代会有权罢免居委会成员。而议事会则行使议事和监督权。社区居委会讨论社区重大事项时，要提交议事会进行民主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方可提交社代会决策。从这种模式的机构设置中可以找到国家政权机构设置的影子。例如，社代会被群众称为小人大，议事会被称为小政协，居委会主任则成了"小巷总理"，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沈阳、海口、武汉三地总的模式大致一样，但也有些微不同。例如，沈阳的单位代表不能选举居委会成员，而武汉则可以。沈阳提出议事会可以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武汉则没有这种说法。海口的做法与沈阳一样，但在居委会成员的待遇和养老保险等问题的探索上更有特色。
第二种以青岛、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为代表，主体组织为居委会、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区党支部（部分城市也有民主议事会，但并非刚性组织）。居委会通过全体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居民代表会议的产生途径则与《居组法》中规定的相同。严格地讲，这种模式并没有进行社区组织的创新，只是沿用以前的做法，但青岛、上海等地开展的社区民主政治很有特色。
第三种主要是北京市西城区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概括为两个体系（议事决策体系和执行落实体系）、四级机构（社区建设协会、社区中心、社区分中心、社区工作站）。在街道建立社区建设协会，作为议事决策体系。下设社区中心作为其执行机构，再以若干个居委会的辖区为管辖范围，建立"地域功能社区"，作为社区自治联合体，冠以"社区委员会"的名称，成为社区分中心。"委员会"下设社区工作站即居委会，作为工作执行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实体。社区中心人员并不是由居民选举产生，带有高度行政化的色彩，对于以自治为取向的社区建设来说，这种组织构建的路径选择可能在方向上有一定的偏差。
（二）前两种组织构建的模式在实际的工作中各有弊端。第一种模式的缺点主要体现在：1）机构设置机械模仿政权机构设置，小小的社区就设置了三个自治组织，加上其他群团性组织，机构过多，不符合精干高效的原则。2）议事会能否作为社代会的常设机构尚待严密的法理论证。社代会与议事会的功能有重叠之处，议事会的功能，社代会都可以行使。如果硬要增设议事会作为刚性组织，容易使社代会的功能发生萎缩，失去其作为权力机构存在的组织功能和定位，按照这种模式构建的社区，在实际运营中，社代会的作用发挥非常有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3）三个自治组织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居民直接参与社区民主和社区选举的机率较小，很大一部分居民失去了行使民主的机会，得不到民主意识的薰陶，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
第二种模式通过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居民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代表性仍然略嫌不足；2）居民代表会议没有吸收辖区单位参加，不利于调动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3）居民代表会议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及职能的运作机制尚不健全。
（三）总而言之，对于组织构建两种模式的深层次检讨实质上是基于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自治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组织构建应以能否达到与组织构建这一行为目的-推
动民主，实现自治为标准。民主有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之分，二者都是其表现形式，既无高下优劣之分，也无对错是非之别，而是各有适用范围。决定其适用边界取决于政治生活的规模。一般来说，以代议制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民主适宜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而直接民主则更适合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开展。
自治指由行为主体直接行使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直接民主是体现自主，实现自治的必须具备的前提。社区自治是一种最基层的政治生活，因此，在社区范围内更宜提倡直接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居民公决、适时监督等各种形式，这样更能增进社区民主政治生活，促进自治。
三、行政权力扩张与社区负担
众所周知，以前的城市居委会曾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政府的"腿"，是作为行政部门在最底层履行行政事务的准行政组织存在的。在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的社区建设开始以后，各地都提出来要变政府的"腿"为居民群众的"头"，也就是要还社区居委会以群众自治组织本来的面目。应该说，这一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实践工作中，这一转变可能还尚待时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体制创新在时间上的渐进性和空间上的延展性，很多社区的行政负担仍然很重，大部分职能部门仍然把他们当作政府的"腿"，甚至变本加厉，社区的行政性负担比以前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
社区的行政性负担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1）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去承担。2）政府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3）政府部门加大了社区的行政性任务，只派任务，不给钱也不给人。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这种全国性的行政任务应该由统计部门主管，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助。但我们在社区调查时发现，各级政府指定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口普查，不但占用了居委会的大部分精力，有的居委会甚至还要垫进很多经费。某市p社区每月要负担10个普查员的工资，共2000元，据他们测算，全部普查搞完，社区要花1万多元。而实际上，国家对于人口普查是有专项经费的，如某区统计局掌握的普查经费就达100万元，但这些资金迟迟难以下达到社区。此外，像最低生活保障调查、户籍调查等本应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的工作都推给了社区，直接增加了社区的负担。很多部门还要求社区居委会到居民中去帮助收计生费、治安费、卫生费等等。这些本该属于行政部门自身完成的任务不仅占用了居委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居委会在群众中的形象，群众气愤地称居委会为收费会。长此以往，居委会怎么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谈何自治，社区建设不又成了空话一句。
除了前面所说的工作负担以外，社区的经济负担还相当沉重，例如：每年的十一月份是订阅报刊时间，今年在居委会调查，很多居委会的书报费少则两千元，多则四五千元。为什么，很简单，社区由原来的居委会合并而成，去年一个居委会承担，今年就要承担原两个居委会的订报指标，此外还有递增。而且这些任务基本上都是非完成不可的政治任务。
《居组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居委会的资产，但在很多地方，街道对社区的资产收入提取管理费，少的40-50%，多则100%。上级部门用于社区的办公经费和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费补贴也被层层克扣。很多社区一算账，不但不能按规定从政府部门去拿钱，每个月反而要倒贴很多钱给街道。例如，按照规定，街道每月应该拨款2800元给p社区作为干部补贴，900元作为办公经费，合计应该是3700元，但9月份实际只拨款1000元；相反，街道办事处以管理费的名义收取p社区的资产提成费1300元，（社区资产完全是居委会这几年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与街道没有任何产权关联），居委会一算账，不仅没有得一分钱，还被街道拿去300元。由于街道使用各种手段侵占社区资产，使得社区的财力支撑体系非常薄弱，社区用于硬件建设的投入相当有限，举办文体活动的经费也是提襟见肘。对于大部分社区来说，财力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哈尔滨市政府规定，每个居委会设主任、副主任三职，每人每月260元补贴，其中180元由市、区、街三级财政负担，其余80元由居委会自筹。但一年多来，仍有三分之二居委会补贴达不到标准，同时，仍有40%居委会无办公用房，办公设施也无保障，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1]（p28）在一些比较穷的社区，居委会成员的生活补贴都成问题，很多办公活动经费都是由成员自己私人掏钱垫支的。禁止居委会办经济后，居委会的资产进入街道托管中心，居委会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固定在以下三个渠道：财政拨款、社区自筹和社会资助。但实际上，在目前阶段，社会资助非常有限，甚至没有，财政拨款也经常是"肠梗阻"，社区只能自谋生路。
在目前的社区建设中，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性原因，社区得到的支持与付出是不平衡的，行政组织仍然习惯于将社区作为自己的一级办事机构，对于社区的要求太多，很多要求超越了社区的自治权限，也超过了社区可承受的范围，同时，给予社区的支持太少，这些支持包括人力、物力、政策、权力等各个方面，从而存在着使社区在自治的方向裹足不前甚至使社区系统崩溃的危险。
行政权力过分侵入的危害在于：1）侵权行为过重，超过其应有的限度，就会破坏社区内行政调控机制和社区自我调控机制的平衡，使之处于失衡状态，使这一机制失去存在的价值。2）导致社区发展机能萎缩。社区自治组织存在的关键在于能够对社区的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但如果社区自治组织长期将大量资源用于完成行政任务方面，就难以从事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将使社区的发展停滞不前。3）社区自治组织将重新沦为新的准行政组织，失去自治的方向。社区自治组织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行政性要求，无暇顾及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对于社区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社区公共资源主要用于行政事务，社区自身的公共事务难以开展，公共生活不能正常运作，作为社区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共同体感就难以在个体间频繁的行动与感情的互动中产生，社区就会只成为一个地理性概念，失去任何自治的意义。
四、政府主动性与制度供给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发挥体制优势，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扩大社会各界对社区建设的政治参与程度。（2）对于社区建设的实际进程进行政策导引、过程监控、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3）提供财政支持，特别是选举经费、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和成员生活补贴。（4）进行制度化运作，通过各类文件、方案、办法、会议等政治行为，使社区建设的模式和价值取向获得合法性的政治程序和政治存在。
政府的主动性最集中表现在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制度化的最高层次表现为提供法律供给。显然，于1990年开始实施的《居组法》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目前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且很多新的已经被农村村民自治实验所总结的价值理念尚未被反映在其中。先让我们来对《村组法》和《居组法》的部分内容作一简要的对比：
《村组法》《居组法》一、选举问题（1）明确规定全体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2）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后选人提名问题及程序（3）规定了选举中的几条关键性的原则如双过半，差额选举，公开计票，无记名投票，当场公布，秘密投票，正当选举等。（1）规定居委会成员既可由全体居民选举，也可由居民代表或户代表选举。（2）除双过半原则外，没有规定候选人提我及程序问题（3）没有规定选举中的具体原则二、组织问题（1）规定了村民会议的直接组成的全体性问题（2）规定了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3）村民会议的决策范围（1）居民会议组成（非全体性，可以由居民小组选举代表）（2）居民会议召开问题（3）居民会议与居委会关系（4）未规定居民会议决策范围三、管理问题村务公开及内容没有规定居务公开四、经费问题（1）没有规定办公经费问题（2）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可以享受补贴（1）规定了经费及办公用房问题（2）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可以享受补贴五，与政府关系（1）指导、支持、帮助、不干涉自治（2）协助、反映意见、提出建议（1）指导、支持、帮助（2）协助、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六、与党组织关系支持、保障无七、法律实施主体地方各级人大、县以上人大常委会无
随着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居组法》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综合各地社区建设中的经验，我们认为，新的居组法在坚持上述既有原则和条文的前提下，应在以下方面引起重视：
1、规定社区的范围和边界，确定其划分原则。应该说，沈阳模式将社区定位于小于街道而大于原居委会是科学合理的，既有效整合了资源，实现了规模效应，又与最基层的行政组织进行了对接，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区自治在实际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2、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的个数及相互关系。如前文所述，对于社区自治组织的设置应该本着精干有效和发扬基层直接民主的精神，合理确定。这方面可以参照《村组法》，规定设置居委会、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其他自治组织应不予承认。同时对居委会与居民会议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
3、明确社区自治组织特别是居委会产生的原则、程序等细节问题。目前各地居委会既有间接选举产生，也有直选产生。但从有利于社区自治和直接民主的原则出发，应该与村委会的产生一样，规定"两个直接"：即由社区全体有选举权的成员直接提名、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若干程序细则。同时，结合城市高度分工的特点，在居委会成员来源上可规定得原则一点，允许先选后聘。
4、明确居委会的财政支持问题。《居组法》对于居委会的经费来源应该明确规定由市、区、街三级财政分级承担及比例。
5、细化社区居委会法律地位和自治权利。可通过列举方式细化社区拥有的自治权利，从而保证社区自治的实现。
6、明确居委会与辖区单位的关系。规定辖区单位必须派成员代表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与社区共驻共建。
7、明确政府部门与居委会关系及实施细则。明确划分政府职能部门与居委会各自的行为边界和权利范围，通过列举的方式细化行政组织在社区的权利和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任务。
8、增加社区成员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的内容、范围。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8
【关键词】社区自治服务型政府居民委员会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职能分化，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基层社会关系的管理方式逐步从单位管理转化为社区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社区居民在物质、生活、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对社区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民主，同时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积极调动城市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淡化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推进社区自治，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下文将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政府在社区自治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得出社区自治需以服务型政府为支撑的理论结论，并归纳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再从实践的角度，结合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的实践经验，从横向的社区居民自治，和纵向的政府为社区提供服务，与社区对政府给予评价和居民参与政府重大决策这三个方面，总结服务型政府与社区自治的互动机制。以期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一套可为其他政府和社区借鉴的社区自治方案。
一、社区自治需以服务型政府为支撑
所谓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1]。”根据《宪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我国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执行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第10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其根本性质是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而非领导与服从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的程序，建立起反映公民意志，以‘以人为本’为宗旨并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的人性化的政府[2]。”而从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角度出发，服务型政府可以定义为“是指政府由原来的控制者改变为服务者，意味着施政目标由机关和专家决定到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政府以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传输服务为要务，管理目标由经济领域转移到公共服务领域[3]。”
但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自古以来，在政府、社会和公民三者的关系中，政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长久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再加上建国后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和单位制，使得公民相对于国家和政府处于依附地位，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匮乏，只有被动接受，缺乏主动参与。此时的政府，居高临下，处于管理者的地位，社会事务由政府主导。绝大部分本属于社区的事务都由单位包办，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所辖的对象都是少数单位无法管辖的社会闲散人员。居民委员会虽然名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往往成为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公民缺乏参与意识、政府行政主导性强和民间组织发展缓慢等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影响了社区自治的发展进程。
真正要实现社区自治，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核心在于要将原来“政府本位”的思想，转变为“以人为本”、“社会本位”。社区事务是居民自己的事务，社区如何管理不应由政府决定，居民委员会也不应当成为街办命令的执行者，而应当由居民决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会议的执行机构，政府提供服务，帮助居民委员会实施社区自治。在我国，政府的集权统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着成熟的经验，而城市社区自治的建设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程，仍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如果把政府统治比喻为一个成年的大人，那么社区自治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大人要做的并不是一味的领着孩童向前走，而是应当在一旁保护孩童，引导和帮助孩子学会如何走稳走好。只有在思想上将社区自治的主导者从政府转变为居民，才能调动居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才会淡化居民委员会行政管理的色彩，才能激发民间组织的成长，最终实现社区自治。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树立了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三条基本原则，其中前两项原则所包涵的思想即为服务型政府的主要思想：“1.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特别是对居民最关心、最需要、通过努力又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供服务，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2.坚持社会化。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个人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鼓励、支持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
从宏观角度而言，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为了推进社会公民自治，通过转变政府角色，解决社会公民自治中遇到的问题。而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小单元，社区居民自治也属于社会公民自治的一部分。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实际上与社区居民自治中的问题相对应，要满足社区居民自治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以及培养居民自治意识。《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也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有所规定。
其一，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首要要求即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工作重心由对社区的行政管理转变为指导与服务。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严格保持基层政府或其派出机构与居民委员会的指导与协助关系。将应属于社区居民的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权等权利还给社区，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帮助社区解决困难，实现社区自治。《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中第（四）条至第（十一）条，从社区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以及改进政府公共服务方式等八个方面，对政府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提出了要求。
其二，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在政府主导行政管理转变为社区自治的同时，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力和责任相应地转移到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必然会相应地得到充分发挥。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居民会议有权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公约由居民会议讨论决定，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备案，由居民委员会监督执行。居民应当遵守居民会议的决议和居民公约。”可见，居委会的成员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的权力源自于社区居民，而不是基层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因此，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议会的执行机构，对居民会议负责。
虽然在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模式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均是执行机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管理型政府模式下，居委会执行的多数是基层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如街道办事处的决定，该执行更偏重于政府行政管理行为；而在服务型政府的模式下，居委会所执行的主要是代表社区全体居民的居民议会的决定，这种执行是社区居民自治的体现。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也表明，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包括协助城市基层政府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社区成员开展自助和互助服务，为发展社区服务提供便利条件等。
其三，培养居民自治意识。只有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让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才能形成真正的有灵魂的社区自治体系。如果居民缺乏自治意识，那么即使政府职能已从管理转变为指导和服务，即使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得到了增强，所形成的社区自治格局也不过是空有其表，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不可能长久发展。
培养居民自治意识的方式，除了常见的标语式的宣传教育外，更重要的是为居民提供参与自治的渠道。因为“社区居民积极的参与意识必须建立在对于自身在社区中主体地位的确认之上，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认只有在社区自治参与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形成。[吴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的原因及对策[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3：（37）.]”只有让广大居民都有机会参与到社区管理活动中，才能普遍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
三、服务型政府与社区的互动机制
基于以上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建立了“三站式”群众诉求矛盾解决“直通车”机制，由政府和社区有机的互动联动，形成了一个高效高质的社区自治体系，是服务型政府与社区互动的一个范例。该“三站式”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近三年来共召开听证会175次，协调会202次，群众诉求223件，解决各类问题2756件，化解、缓解矛盾143起。
“三站式”机制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矛盾。该机制分为责任区、居民区、街道三个层次，即“三站”，以金字塔形由低到高排列。服务团队由街道、居民区、行政派出机构、社区单位共同组成，形成普遍走访工作机制，将发现的问题和矛盾首先在金字塔的底端解决，无法解决的向金字塔上层移交。该机制的特点在于，政府、居民、社会多方协调，快速解决。
该“三站式”群众诉求矛盾解决“直通车”机制实际上是在横向的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社区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纵向的双向沟通机制。因此，该机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居民委员会执行的社区居民自治；第二，政府为社区提供服务、帮助社区解决问题；第三，社区居民对政府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参与。本质上，社区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纵向沟通，最终是为横向的社区居民自治服务。
上述“三站式”机制的三大内容，是建设服务性政府的三项具体要求的体现。其中政府为社区提供服务、帮助社区解决问题，体现的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一要求。而居民委员会执行的社区居民自治，和社区居民对政府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参与这两部分内容，共同体现了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培养公民自治意识的具体要求。以下结合“三站式”机制的具体做法进行评述。
首先，政府为社区提供服务、帮助社区解决问题方面。（1）在责任区采取零距离走访机制，及时了解居民的问题、需求和困难；定期召开有针对性的“草根会议”，高效解决问题；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2）街道层面，建立“五会”配“五制”的工作模式：现场办公会配套领导包干制、社区事务综合调处会配套诉求转接制、服务群众促和谐议事会配套社情民意月报制、民生实事提议会配套项目征询契约制、矛盾排查分析会配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以服务社区自治为宗旨，形成了一个以居民为本位、以社会为本位的服务型政府。
其次，社区居民对政府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参与，主要体现是在居民区开展评议会和听证会。（1）评议会由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对被评议的机构、事件、对象的工作进行考核评议的会议制度。评议公安、工商、税务、环卫、市容监察、房管、卫生等区职能部门派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物业公司、社工工作站等居民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并将评议意见向被评议对象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反馈。上级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应将评议小组的评议意见作为对部门双重管理、考核和有关干部奖惩任免的依据。（2）在社区实施的项目或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在作出决策前，由居委会组织部分社区成员代表召开听证会，广泛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由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回答与会人员的咨询，最后表决和形成听证决议。评议会和听证会充分给予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途径，使得居民对自身在社区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确认，有利于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意识。同时，居委会也充分发挥沟通群众与政府这一职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反映群众诉求。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9
扎实推进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上海市松江区西子湾居委会党组织，通过根据党员特长给位子，结合治理需求给任务，考量贡献大小给荣誉，引导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引领示范，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构建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取得显著成效。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7）04-0059-03
居民区党组织是社区建设发展的领导核心，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神经末稍，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所在。上海市松江区西子湾居民区党支部紧紧围绕“服务、凝聚、引领、创新”，深化党建项目，完善工作机制，拓展服务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区各方面的统筹整合，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和服务功能，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模式，把西子湾打造成了居民的“幸福湾”。
广富林街道西子湾社区总面积约37万平方米，总户数3355户，总人口8737人，其中，在职党员297名，在册党员50名，注册登记志愿者166人，自治工作团组5个，各类自治团队15支。近年来，西子湾社区呈现“三多”特点，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一）来沪人员多。西子湾属典型的人口导入型社区，外省市人口占80%。生活环境、成长经历、文化习俗、价值认同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区融合度不高，归宿感不强。
（二）老年人多。随着新城的发展，周边商业配套设施的日益完善，购物、出行更加便捷，社区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孤寡老人不断增多，他们行动不便，缺少照料，内心孤独，渴望社会的尊重和精神的关爱。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亟需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三）年轻人多。西子湾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社区，居民多为在市区上班的青年小白领。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活跃，熟悉网络，关心社区公共事务，喜欢用新媒体沟通交流。
针以上三类人群的特点和需求，西子湾党支部通过召开各类座谈会，走访老干部、老党员、楼组长和居民骨干，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决定以发挥党员作用为抓手和突破口，让社区297名在职党员当“播种机”和“带头羊”，带领居民服务社区，走出一条符合西子湾实际的社区治理之路。
（一）给位子――搭建服务平台。结合当前大党委制和“双报到”制度，西子湾党支部积极探索条块结合的党员管理模式：即党员组织关系由一个党组织主管、参加多个党组织活动的活动方式，拓展党员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空间。党支部根据党员不同特长安排相应岗位，将社区民警作为兼职支部委员，推选有管理经验的6名在职党员作为业委会委员，占业委会总人数的67%，并成立了党小组；在5居民自治团组中，推荐7名有文艺专长的党员担任组长、副组长。85名党员、团员青年担任楼组长和志愿者团队负责人。党支部通过召开“三位一体”联席会议、党支部会议、党员大会，定期联系沟通，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使各类社团组织始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努力形成支部领导团队、党员融入团队、团队凝聚群众的工作模式，加强对居民群众的组织和引领，使党员团队成为居民自治工作的“发动机”和“助推器”。如党员义务巡逻队坚持每月开展一次夜间巡逻，为守护小区平安尽绵薄之力；党员绿色先锋队，积极投身垃圾分类入户指导、清洁家园、爱绿护绿、文明督查、废旧手机回收等活动，用点滴之行让小区环境更加优美；党员诉求接待室，充分发挥意见收集、矛盾化解的组织优势，三年共受理各类意见诉求21件，调处化解小区群租、房屋漏水、噪音扰民、违规装修、婚姻家庭、不文明养宠、高空抛物等矛盾纠纷230件（次），协调辟建停车位69个。
（二）给任务――服务凝聚人心。解决“闹心”事。围绕居民诉求和治理难题，衔接《西子湾居委会为民服务清单》，通过居民区党员代表会议、居民区事务联席会议、“三会”（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平台，给在职党员交任务，就小区群租、宠物扰民、电梯安全、停车难等居民反映较为集中的管理难题组织开展讨论，收集“金点子”，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做好“贴心事”。一是根据针对居民区各类资源少，而广大外来人员服务需求多种多样的困境，党员联系上外松外、大学城高校、早教机构、中山街道阳光康复中心等单位，开展区域共建，实现资源共享。开设社区大讲堂，定期举办健康养生知识讲座，开展亲子摄影展、社区宝宝公益行、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邀请消防支队、市场监督局的同志进社区，开展火灾逃生演习、电梯故障应急处置等模拟演练，提高居民自救互救能力。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即由党支部牵头，整合辖区资源，通过认领“微心愿”，帮助社区中的党员、群众、团队实现他们心中的夙愿。二是针对老年人文体活动的需求，党员充分挖掘自身、家人或楼道的师资力量，推荐才艺达人开设老年人合唱班、舞蹈班、电子琴班、书法班、手工艺班等，极大地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三是针对年轻白领工作压力大的问题，邀请资深心理专家开展职场心理压力调试讲座；与建设银行、松江消防支队携手开展单身青年联谊会；协调上外松外，开放室内篮球场，举办青年篮球公益赛等活动，这些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依赖感。
建好“连心网”。将党员纳入网格管理，提供属地化服务。结合“千名党员访万家”主题活动，将在职党员纳入小区网格化管理，“亮身份、做表率、树形象”，发挥在职党员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监督和示范作用。许多原来陌生的在职党员完成任务的同时，拉近与党支部、居民的距离，成为党支部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三）给荣誉――典型引领示范。西子湾党支部建立在职党员社区“六带头六不要”评价机制，年底进行综合评议，评选出服务社区的明星，对表现优秀的党员，一是以寄表扬信的形式给荣誉。在年底向在职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寄去表扬信和评议结果，与党员所在单位联动运用评议结果，将该评议结果作为党员年度考核、提拔任用、评先评优的重要参数。二是以表彰大会的形式给荣誉。街道党工委开展共驻共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表彰活动，表扬先进，肯定成绩，激发在职党员服务社区的主动性、积极性。三是以媒体宣传的形式给荣誉。借助《松江报》、《松江新城》、广富林微信公众号、社区小报、小区微信群、宣传栏等媒体，对25名党员优秀事迹进行宣传报道。通过“给荣誉”既激发在职党员服务社区的内在动力，又让社区广大党员和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做有标杆。
（四）求长效――创新机制模式。创新工作机制：一是跟踪研判机制。在对在职党员给位子和给任务后，安排党支部班子成员跟踪联系，了解进展情况，协助解决遇到的问题。党支部做到“一人一档案，一月一活动、一季一反馈，一年一考评”，对在职党员参与活动的次数、质量进行日常量化积分，进行星级评比。二是双向菜单机制。每年党支部列出两份菜单，一份是居民各类需求菜单，另一份是在职党员的志愿服务项目菜单。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调整，汇编成党员为民服务菜单，党员、居民双向对接，各取所需。三是互联互动机制。在职党员背后都有单位党组织，党支部着力推进党组织之间的互联互动，运用开放性、社会化和网络化思维，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共驻共享，形成合力。
创新治理模式，激发自治活力。一是建立微信群，引发广泛参与。新媒体时代，要求工作方法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进步。西子湾针对居民区年轻人多的特点，创建了“共建西子湾”微信群。这个群把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所有负责人员都拉进了群里，建立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了，现有群成员约300人。这既是一种参与机制，也是一种倒逼，促使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提高群众满意度。同时，也促进了邻里和谐。如门外开，如双休日施工等，都因有了这个群，使问题得以更好地化解。无形之中，也把邻里之间的情谊紧紧联结起来。
二是完善议事平台，引导民主参与。以社区党员代表会议、1+n居民区事务联席会议、幸福家园议事园议事平台为抓手，围绕业委会选举、物业选聘、物业费调价、维修基金使用、停车管理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联席联议，鼓励社区居民，特别是年青人贡献智慧。近年来，先后解决小区醒目位置安装指示牌，解决访客找不到路；为北广场沿河休闲椅安装不锈钢护拦，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绿化带新辟景观小路，方便居民出行；改造围墙沿河护栏，防止居民、中介随意攀爬等问题。针对小区技防改造、北广场喷泉改造、垃圾房改造等社区重大工程，积极参与项目听证、方案论证、工程比价、表决征询、公开招标、合同签订等各环节工作，不断提升居民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一）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党员是社区建设发展的主心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决定着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感召力。为此，要将“两学一做”活动融入日常教育，严在日常，抓在经常，要整合大学城，街道、党校资源，请相关专家、领导、老师到社区授课，帮助党员、居民及时了解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加强对、党内法规的学习，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党员的思想道德境界，宗旨意识，争做“四讲四有”党员，立足岗位，依托社区，无私奉献。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是加强领导。推广居民区“四位一体”联席会议，由居民区党支部牵头，居委会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区民警治安管理、物业专业管理紧密结合，合力推动解决小区治安、物业管理等问题。二是搭建平台。如社区听证平台、协商议事平台、民主评议平台、区域化党建服务平台、党员志愿服务平台、新媒体互动平台等。使广大在职党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用爱心服务群众，用真情凝聚人心，用奉献构筑和谐，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生机和活力。如幸福家园议事园等议事平台，围绕业委会选举、物业选聘、物业费调价、维修基金使用、停车管理等热点难点问题，召开协调会、听证、评议会，切实维护居民区和群众切身利益。又如“三社联动”服务平台。通过政府扶持、社会承接、专业支撑和项目运作的方式，构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人才为支撑的服务平台，推进“三社”联动，激发社区自治共治活力。三是培育和引领团队组织建设，如建立群防群治志愿者服务队、知心朋友聊天室、环境文明大联动、精神文明点评台、“凝聚”睦邻点等。四是完善制度。如建立社区代表会议提案制，通过召开社区代表会议，1+n社区事务联席会议等途径，广泛征集、梳理各居民区意见建议，共商共议，形成代表提案并及时向居民反馈。又如建立社区事务管理约请制，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约请本区职能部门列席社区代表会议和居民区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当面听取意见，商议解决方案。
（三）完善社区自治载体。一是党建项目化载体。近年来，松江区开展了党建工作项目化，通过项目化运作，把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取得良好效果。今后，还要与时俱进，聚焦党建短板，对接群众诉求，拓宽工作思路，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党建工作项目化载体，凝心聚力，整合资源，协商共治，不断破解社区治理难题，让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成为社区建设升级优化的强大助推力。二是社区网格化载体。松江区首先在泖港镇开展“108”片区网格化管理，并在全区逐步推开，今后可进一步深化，将网格细化到楼道，把支部建在楼组，积极培育网格社会志愿者力量，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网格化治理。形成党建引领、网格化运作、精细化管理，提高各类突发问题的发现和先期处置能力。三是共建联谊载体。创设社区与共建单位活动共联载体，促进党组织与区域内的单位积极合作，共同管理，通过主体连动，发挥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的主动参与作用，充分整合利用松江大学城资源，让社区优质资源惠及居民，推动社区共治。四是群团活动载体。群团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社区自治共治的重要力量。社区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成立医疗、服务、娱乐、健身等团队组织，自主开展团队活动，满足社区居民多样性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文明祥和的社区氛围。
社会治理的建议篇10
社区积极探索由党建引领、楼栋党小组示范带动、居民积极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楼院治理路径，让居民问题解决在小区，党员奉献在楼栋。通过推选优秀单元长，形成“支部建在小区、小组设在楼栋、组织就在眼前、党员就在身边、奉献就在社区”的良好氛围。社区以创建“红色楼栋”为抓手，以党员参加志愿服务为引领，带动小区居民一起加入到服务中来，形成人人参与的新局面。
为更好的发挥居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社区通过选举组建无物业老旧小区业委会，业委会成员大部分是日常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为小区建设贡献力量，德高望重、以身作则的退休老党员。在小区楼栋单元中，推选了单元长、楼长，组建居民自治网络，赋予其组织带头人作用。通过组建小区志愿者队伍，参与居民自治事务，开展有关服务，从而建立起以党建为引领，以小区业委会为保障，以楼栋、单元长为自治基础，有志愿者参与服务的自治管理体系。老旧小区完成改造后，为了维护好改造成果，避免重蹈覆辙、回到以前，社区同小区业委会，组织单元长、楼栋长、居民代表多次开会决策大小事务，积极开展治理活动，发动小区居民群策群力，积极参与到自治管理中来。
二、建立邻里守望制度，保障居民自治规范运行
结合无物业老旧小区的实际情况，由小区业委会牵头，小区居民自主协商，制定了《小区居民公约》，共同约定小区邻里之间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行为规范、充分调动和发挥社区居民参与小区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社区管理民主自治，将小区打造成环境优美、安全稳定、文明和谐的宜居家园。邻里守望制度的建立，为社区开展小区居民自治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小区居民自治条理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