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成效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并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为开启一个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树立了风向标。
由于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全能型国家管理”和“总体性社会治理”的重叠并行，致使社会严重依附于国家，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高度一体化和政治化。基于此而建构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单线条的社会治理格局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维控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势，但也同时窒息了应有的社会活力。改革开放后30多年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群体的深度分化，我国社会结构已由“总体性社会”演变成了“多元化社会”，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再次构建起较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更新管理理念、改进治理方式、拓宽公共服务领域，对我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建设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四是努力提高广大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投入度。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参与相关决策过程能够赋予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向和周围环境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助于参与者成为负责任的行动者，并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就当前我国社会建设而言，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的宣传与推动，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的参与，社会参与始终处于浅层化的初级阶段。对此，必须予以改变。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2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运用法治的思维与方式助推社会治理创新，是时展的命题，它关系到群众的民生福祉，关系到基层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政权的长治久安。从“法治”理论的角度阐释了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将法治与创新社会治理相契合，坚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政府权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从而大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关键词：法治;社会治理;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3015402
1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内涵
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改变了行政管理注重行政命令，简单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做法，它更加注重法治规范，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社会，具有“法治”的特色，是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管理模式的全新概括，它是指是社会各主体之间，坚持平等的原则，通过合作的方式，依照法律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社会领域的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等，最终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决定》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虽然改变的只有一个字，但是反映了治国理政方式的转型升级，对于实现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法治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任何社会治理都要遵守法律，创新社会治理更要符合法治的要求。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创新应该纳入法治的轨道，即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是指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使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全过程，用法治的思维思考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法治的方法破解社会治理创新难题，用法治的权威巩固社会治理创新成果。
2法治之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
法治之于社会治理，意义重大。社会治理创新应该走法治化的道路。中央非常重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党的十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法治保障”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关键就在于限制政府社会管理权力，核心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根本在于法治的保障。
2.1法治是有效规范政府权力的基石
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有效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同时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在社会领域权力与权利的均衡。要实现这一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追求，则需要不断强化法治保障。法治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一套社会治理方式。从实践经验来看，法治是一种科学治理方式。法治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它为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治理设定了具体的准则，而且为一系列纠纷与争端提供了确切的解决依据和规则，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武器。因此，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基石，坚持依法治理，以法治为保障的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
2.2法治是实现公民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
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同时期社会治理的理念不一样，目标也不尽相同。除了限制政府权力之外，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尽快将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只有把法治化落实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才能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政府治理与民众参与的统一、维稳和维权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使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公共利益得以维护。
2.3法治是社会治理创新实效性与持续性的支撑
法治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并不是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来对待，而是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来尊重。具体而言，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为了促成社会的规范有序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法治”状态;二是社会治理的过程与手段必须符合现行法律的要求，即社会治理程序的法治化。
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成果必须要以法治作为支撑与保障。只有更加完备的法规制度，更加有执行力的执法、更加公平正义的司法来引导、保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才能要确保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
3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的路径
3.1加强法治理念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如果要有效开展社会治理活动，那么必须有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指导。只有牢牢树立依法开展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的理念，才能带动社会治理主体、方法、程序等方面的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活动的全面开展，实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根本目的。
同志指出，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树立法治理念，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树立多方协商，共同治理的理念，不仅要强调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服务促管理，更要强调多元主体的协调作业，尊重社会自治，助推社会自律，确认并保障社会多元主体的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要树立规则思维，要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范及时、充分、准确地转化为各类法规和制度，转化为各类社会管理主体进行价值取舍和决策判断的基本行为准则;要“以人为本”，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不仅要强调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而且要正确认识化解社会矛盾与纷争解决机制常态化的关系，致力于社会治理法治化机制和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树立法治的理念，需要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加大在法治宣传的力度，同时也要把握法治宣传的方法，在宣传工作中大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岳麓区为例，则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依托当前已建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摸清不同区域、人群的法律需求，提升针对性。二是针对矛盾多发、易发区域，开展“法律七进”主题活动，将宣传融入法律服务过程中，提升法制宣传实效。
3.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的政府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当前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政府是社会治理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具体的说，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强化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保障，建设法治政府是关键。而依法行政就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环节。例如，岳麓区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把树立法治理念、规范政府行为作为首要任务，始终坚持依法治区、规范治区、阳光治区。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采取一些列的例如“社会听证、专家咨询、风险评估”等决策辅助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用依法行政带动依法治理，推动岳麓区社会治理创新各项工作科学、规范、有序的进行。
笔者认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社会治理决策程序法治化。完善社会治理决策审查机制，全面推行社会治理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有关社会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会议议题，事前须经过本单位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部门就社会治理重大事项提请政府作出决策的，须将相关资料提交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制定和实施加强基层调研和联系基层群众的规章制度，切实保障社会管理决策源于群众需要、反映群众要求、服从群众利益。二是推进社会治理决策执行法治化。全面梳理社会治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实现社会治理职能精细化界定、治理程序精细化执行、治理责任精细化分担;创新行政执法体制和执法方式，加强各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内容的协调，改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实现各部门联动执法，加大对食品、药品、医疗等社会管理重点领域各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形成执法合力。三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进一步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接受人民监督;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
3.3健全法律体系，构建完备的社会治理法治支撑
有效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程序性保障的有效方式是加快社会治理有关法律规范的建设。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法制建设。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就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医疗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主动探索网络化治理等热点难点领域的立法;紧紧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亟须的基础性法规，特别是要针对流动人口、社区矫正、社会组织、互联网、特殊行业场所等一些管理领域法规不健全、相对滞后问题，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制定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二是要重视地方性法规配套制度建设。要着重针对市容管理、客运管理等存在标准陈旧、规定模糊等问题的社会治理领域，加快法规细则的更新出台，改变威慑不足、管理执行难的现状。
3.4加强公正司法，维护严明的社会治理法治程序
社会治理过程中，推进公正司法，一方面，规范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强化司法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提高依法办案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创新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畅通矛盾纠纷解决的渠道。一是加强行政应诉工作，落实行政执法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二是加强纠纷调解工作。整合资源，在基层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人民调解工作室，提升人民调解影响力;充分发挥村居和社区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推动建立医患纠纷、劳资纠纷、交通事故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及时掌握矛盾纠纷，主动做好化解工作，实现基层纠纷基层解决，基层矛盾基层化解的格局;建立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制度化发展。三是完善行政司法互动机制，有效预防化解行政争议。
3.5加强依法监督力度，形成有力的社会治理法治保障
进一步完善监督问责的法律机制。同时构建一套全方位监督体系，如将党内监督、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将问责机制制度化，常态化，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3
关键词职业教育；共生理论；治理模式；多元共治；互惠共生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16）28-000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新常态下，治理模式创新成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课题。一方面，着眼于我国“新常态”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被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也从另一个高度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呈现了我国创新驱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新境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办学实践层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直被作为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和重要路径，这是为业界所广泛认同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突破目前困境约束的解决方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外部体制创新、内部机制改革”“建立健全依法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结构”等要求都是对其做出的回应。
为此，如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划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责边界”“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等要求就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要着力突破的难题和方向，也迫切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和创新的思路进行探究。与此同时，在全球不断涌现的创新与变革浪潮下，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的级数式发展，不乏有社会学者提出，人类社会正在迈入“多元共生”的网络化新时代[2]。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政策的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仅网络化趋势愈来愈明显[3]，而且还深深地嵌入到社会环境之中，愈发成为一个多元主体共生的生态系统。基于此，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进程中，将生态学中有关“共生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论运用到对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的研究上来，将职业教育治理模式有效地嵌入到国家、市场、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的治理生态中，不仅能提供一个较好的分析视角，也有助于揭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并对其治理模式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对系统性地创新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共生理论的基本阐释
所谓共生，原本指的是“不同种属基于某种特定的联结而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关系并实现系统均衡发展”[4]，这是自然界的基本存在形态及一种普遍现象，蕴含了生态系统生成及演化的基本规律。从诸多研究给出的结论看，共生已经成为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动力来源及基本模式，共生理论也为人类社会和组织发展的动态演化和进化创新开拓了新途径。当然，现在所说的“共生”显然已经从生物学的范筹被拓展到人类学、社会学、经学、管理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个相对更为广义的概念，并且已从生物识别机制被上升到一种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
根据有关研究，共生理论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认知：首先，共生系统绝非若干主体的简单组合，而是相互联系着的社会多元主体结成的具有自组织特性、存在共同生存、协同演化关系的逻辑集合，这样一个集合的形态、性质和方向受到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共生界面等要素的约束和影响。其次，对于一个共生系统而言，基于相互识别、彼此认知和互动互融的渐进过程，那些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组合性和系统性的共生单元在彼此之间会形成并稳定下来某种必然的逻辑关联，从而促进系统实现共生进化。第三，从系统复杂性角度看，共生环境的状态、参数变量的关系及其变化是共生系统演化的基本动因，也决定了共生模式即各共生单元彼此间关系和结合方式的不同，而比较理想的共生模式是多元主体之间的互惠共生，即共生单元相互依赖、协同互动和彼此获利的状态。第四，对某个特定的共生系统或共生关系而言，共生环境会呈现出正向激励、中性型、负向抑制等三种影响，前者对共生关系的培育和发展具有正向或者促进的作用，后者则会对共生关系及其活动形成明显的阻碍甚至于抑制的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是随共生环境而动态变化的。第五，在共生系统中，能量传导或交换的载体或通道便是共生界面，这是共生关系得以形成、发展和实现稳定的基础，它不仅对共生关系担负着协调、中介和控制的作用，也决定着共生系统能量交换效率高低及共生机制优劣，可以基于共生环境的要求而促进资源配置效能提升。
当前，职业教育愈来愈呈现出开放性和网络化的特质，其治理模式创新是诸如参与主体、发展环境、社会制度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越来越呈现出更加包容性的发展方向，这显然与共生理论所探讨的问题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且与其互惠共生的内生进化方向具有一致性。事实上，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是治理环境、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界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要寻求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其最终方向便是互惠共生，从而通过战略协同机制、社会资本机制等形成集聚效应、正外部性以及良性循环的局面。正是由于共生尊重竞争，在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异质性中不断探寻平衡态势，很好地反映了系统进化、社会进步和组织发展的基本趋势、逻辑事实和价值导向，从而为“新常态”下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改革创新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范式。
三、共生理论对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学理阐释
（一）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环境诱因：经济新常态与制度变迁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直接诱因和外生性不可抗力，主要是通过对治理主体和治理界面的作用而影响治理模式的创新。从我国当前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出发提出的“新常态”，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已正式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决策依据。事实上，“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创新驱动我国职业教育向纵深发展的规划性制度变迁，必然对传统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造成冲击。
首先，经济新常态的正向诱导力催生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特别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而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使得市场和社会从国家单元性管控的传统格局中逐渐独立出来，已经向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下的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治理生态演化，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越来越强，各类非政府主体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尤其是对于明显具有“职业性”和“教育性”双重属性的职业教育而言，社会多元主体在其中均涉及到或多或少的自身利益，强烈要求与政府、职业院校实行教育资源配置和治理权利的共享。而且，相较于传统的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市场、社会组织及私人部门对环境的变化具有更强更快的响应能力，往往充当着社会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尤其是对于教育@类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进程的具有“半公共品”特性的传统领域，整体利益格局的变化和潜在变革必然挑战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也就此提供了治理模式创新的窗口，要求建立一种民主、共生、互惠、包容和有效的多元治理机制。
其次，经济新常态的负向诱导力反推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不可否认，当前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已经累积起了诸多社会矛盾，在“稳定守序”的背后存在着潜在变革因素，特别是有关教育等公共事务领域，复杂性、冲突性和非线性正不断增强，市场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外生需求和当前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和供给能力不足之间呈现出日益凸显的矛盾。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正由“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向“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的新常态变化[5]，对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职业性人才的需求已经超越了职业院校的现实供给；另一方面，支撑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尚未真正意义上沿着紧扣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和优势行业的演进逻辑向纵深拓展，还无法有效跨越教育和产业之间模糊的“中间地带”，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态势还难以通过有效治理得以实现，产教融合也停留在表面，职业教育治理某种程度上是处于失灵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效介入，加强相关制度设计、安排和实施，引导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创新，将各种社会力量紧密揉合在一起，以顺应新常态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国家战略与教育改革的非对称性倒逼治理模式创新。经济新常态要求把经济社会发展基点放在创新驱动上，形成促进创新、激励创新的体制架构和机制设计，塑造鼓励先行先试、依靠创新驱动、引领优势发挥的政策环境，勾勒出社会发展的顶层布局。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划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设计也显然具有国家意志性、发展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蕴含着对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治理模式创新的要求。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束缚，教育领域的改革进程却相对缓慢，特别是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方面更多地还是处于鼓励、倡导、号召等层面，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性政策设计，也缺乏从企业角度促进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这么多年的实践探索表明，单靠传统的治理模式是难以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的发展目标，反而容易陷入表面化、短期化、壁炉化、空心化等矛盾激化的怪圈[6]，使职业教育游离于社会需要和产业发展之外。因此，新常态及制度变迁与教育改革滞后所存在的非对称性对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和治理界面以及治理模式的创新提出了内在的倒逼需求。
（二）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多元共治与互惠共生
从全球教育治理实践及发展趋势看，我国目前行政主导的职业教育治理形态与多元共治的主流形态是格格不入的[7]，应寻求治理模式的相应变革和转型。基于共生理论，从系统共生进化的角度考量，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应当沿着“多元共治、互惠共生”的价值目标和内在要求进行相应的创新变革，从而适应新常态提出的战略要求，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体制性整合。
第一，主体多元。在经济新常态下，公共治理是政府部门、市场组织、社会机构、公民个人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共同分享公共权力的过程，这种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促使曾经有效的纯粹的韦伯式管理模式或者单中心的管理干预出现失灵，多中心治理的结构成为主流。有鉴于此，多元共治、互惠共生的治理模式则成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一种务实表达。当然，在这种多元主体框架下，既需要多类型、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按照一定规则整合进治理体系，又需要政府有效介入和有为行动，发挥“掌舵人”的作用，从而激活职业教育领域多元治理主体及其治理能量。
第二，交互作用。在职业教育的社会共生系统内，各参与主体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彼此协同、交互作用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各方机构、各类型利益相关者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多向交流、多维互动、多重影响及多元交换活动的实质性发生，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共治、互惠共生模式。同时，多元共治、互惠共生模式又具有建立和维持主体价值、权责设计与利益平衡的治理机制，呈现出特有的治理功能与优势。尤其重要的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有关活动中，这种多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和资源整合，并非完全以某种权利或权威来实现，而更加强调共识、信任、契约和法律的基础性价值。
第三，共同治理。职业教育治理行为本身就应该是各参与主体平等协商和共同决策的过程，是多元主体开展竞争与合作的一种新治理范式[8]。共同治理的内涵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各治理主体可以通过协商对话、集体行动、竞争妥协等方式来共同设计和管理合作系统，并自觉约束各自的行为、监督各自责任的落实；各治理主体可以协同参与游戏规则的设定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在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依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及特质的不同，各治理主体尽管并不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作用，但却拥有平等的权利。
第四，互惠共生。在新常态下，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不仅仅是平衡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调和及矛盾化解，更要藉由共同治理机制在合作共生过程中增加职业教育服务的公共价值、承担社会责任并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促进现代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并实现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在保障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之外，多元共治与互惠共生模式更加强调社会公共责任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确保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下的各方主体都能获取应有的发展机会、发展空间和发展速度，以彼此间的共同合力促进职业教育生态系统沿着最优路径演化。
四、共生理论视阈下构建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基本方略
基于职业教育特殊的功能和价值，社会对它实现善治的期望越来越高，尽管如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其治理模式并非一蹴而就的，而应该是渐进的，需要有准确的战略指向和审慎的策略选择。在推进多元共治与互惠共生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政府因过度介入或激进行为而引致强制性的共治格局，又要避免治理结构和权力调整诱发社会失序的外部风险。这就要求在推进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同时，要注重提升要素协同和主体互动的系统性效应。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构建多元共治、互惠共生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应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进行。
（一）营造正向共生环境，构建多元治理结构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职业教育领域的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资源依赖性和共生f同性正不断增强，政府和职业院校应准确把握这种发展趋势，引导并推动职业教育多元治理框架的搭建，在实现互惠性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创设更多的“多边共赢”的机会。
1.构建多元共治环境，释放互惠共生动力
经济新常态所引致的社会转型和产业调整是一种除旧布新、吐故纳新的过程，在“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9]的现代教育新治理框架下，政府要积极有效介入、协同各方以挖掘经济社会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蕴藏的正能量，引领各方参与者形成和谐共生的合作理念，将职业教育转型压力转化为创新契机和发展动力。一方面，要破除经济新常态可能带来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跟不上节奏”的危机，主动融入新常态的发展逻辑，积极对接来自市场、社会的多元化外部需求，将现代价值理念渗透入各方的日常活动中，为合作共治架构一个健康的社会资本“场域”；另一方面，既要着力打破职业教育领域准入的各种人为壁垒和制度障碍，又要切实配置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的权力配置，有效落实“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推动社会广泛参与、良性互动的共同治理实践，打造多元共治、互惠共生的模式，增强外部社会环境对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
2.打造多元共治网络，增强现代治理能力
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机构、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的功能是否得以有效发挥，受制于是否能够形成进化的动力。一要强调“共同参与”和“首要能力首要责任”[10]，明确厘定各参与主体的生态位和能量场，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共生的有机组合，特别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强社会参与的力度，割除政府单元管理模式下对职业教育治理的“行政化”弊端、治理主体自身的弊端以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按照现代治理的逻辑形成不同力量有机互补的合作共治框架。二要增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治理能力。作为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治理主体之一和关键性力量，政府的角色定位应转向政策的制定者、社会环境的创设者、合作平台的建设者、多元治理的协调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发展方向的掌舵者，从而提升政府对职业教育生态网络系统的领导、决策、监管能力，增强多元主体的合作信心，保障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诉求。三要增强社会主体的治理能力。经济新常态下，国家政策制定的导向是释放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活力，从而消除之前国家权威强力干预所形成的社会主体对政府过度依赖的不良结果，特别是要对市场、社会参与主体的能力缺陷、矛盾冲突加以有效协调和适度干预，培育社会多元参与主体，切实增强它们依法有效参与治理的能力，引导市场和社会各方参与共同治理力量的自觉建构。
（二）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打造共生治理界面
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需要通过新制度体系的构建和旧制度体系的清除来提供保障，这就需要上至国家和地方政府下至职业院校层面架构良好的制度性治理界面，有效减少职业教育共生系统的运行成本并化解外部系统环境的负向作用，增强良性治理机制的激励效能。
1.厘清各类制度障碍，提升治理界面质量
一方面，随着国家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加快以及国家一系列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出台，在体制机制改革层面释放了很多“制度性红利”，但是，新常态背景下，新旧制度体系之间转换而产生的摩擦和能耗是必然的，特别是在有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运作、公共部门与私人资本合作等方面，尽管出台了一些政策制度，但仍然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制度。有鉴于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要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总要求为基本目标，以“划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责边界”为导向，全面清理和废除限制市场及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有关政策规定，保证各类利益相关主体可以在各自能量场内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从而在微观操作层面清除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职业教育作为与产业紧密相联系的一种特殊教育类型，理应走在前面，但也因此存在一些制度性空白。就目前的职业教育而言，专业布局结构调整、职业性课程体系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管理运作模式创新等都离不开多元合作的深入推动，但对于社会参与主体的责任划分、权利保障等核心问题，制度供给的不足和缺失是明显的。这就迫切需要从教育、经济、劳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修订和制定入手，真正建立起具有支撑力的法律框架[11]，保证新常态下多元共治、互惠共生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有规可依。
2.完善治理机制设计，确保共同治理效能
从系统共生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治理问题并非单一的线性活动，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是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这一教育行为的基础上，按照市场或非市场运作的方式建构的一种系统性、网络化的多元主体合作行为，这就需要体现并遵循协同互补、平等互利、专业化分工、社会化服务等原则，其有关制度设计就要从根本上体现市场和社会组织具有制度设计的话语权。在治理机制上，要深刻体现这样三个要素：职业教育治理的载体是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框架而囊括了诸多利益相关者，超越了传统的政府机构和职业院校；职业教育治理的前提是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利益协调的制度化；职业教育治理能效有赖于多元利益相关者对共同制定的制度框架和价值观念的遵循。当前，在进行有关治理机制设计时，特别要注重多元主体的民主协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的健全，注重彼此之间处理有关事务时所具有的灵活适应的调节机制的建设，更要注意加强有效规避“搭便车”等集体行动困境的机制建设，有效增强职业教育治理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强化互动协同作用，提升合作共生效能
从系统共生演进的逻辑和路径来看，互惠共生是多元主体在共同治理框架下协同发力的综合过程，彼此间的协同互动能力的强弱和网络交互作用的高低决定了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变革和创新的效度。因而，保证职业教育共生系统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是提升多元共治、互惠共生模式效能的关键所在。
1.搭建高效治理框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职业教育由“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的过程中，因为多元主体的介入，治理架构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被合理分散，各参与主体间的内在利益诉求和外部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职业教育治理所能遭遇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有效整合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12]。这就需要在政府的有效介入下完善治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形成多元共治的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委员会等治理框架，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各方参与主体的利益，并促使各方参与主体的合作旨趣从固守狭隘的自身利益转向关注社会公共利益。除了加强合作治理的领导机制构建和突出领导方式创新之外，更要强化信任机制的建设，强化内在的自觉的激励约束效用，挖掘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的正能量，催化职业教育共生系统的构建进程，形成资源有效配置的良性循环，保证合作各方互惠共生效能的提升。事实上，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和社会力量不仅快速崛起而且拥有强烈的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政府应该抓住时机推动共生力量的叠加，并将各方参与主体投入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共生能量。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加强与市场、社会的多维对接能力，在多元共治的职业教育治理框架下要引入竞争机制，逐步推行公私合作模式，促使公共资源和市场及社会资源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整合；另一方面，要以公共利益维护为出发点，以资源的有效整合为抓手，强化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避免因社会力量分散而产生碎片化治理的风险。
2.推动模式创新实践，促进多元共治优化
任何治理模式都不是伴随着职业教育办学活动的开展而与生俱来的，也并非是绝对完美或水到渠成的，它还存在哪些缺陷和不足仍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一方面，这是因为通过实践可以建立治理模式的学习机制。不同约束环境下的实践会不断增强各参与主体对合作共生、互惠互利的认知和理解，特别是当面临着治理失灵的困境之下，如何有效地通过危机应对、制度重建等调适好现有的工作，保障职业教育共生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可以优化治理模式的逻辑结构。共生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决定了不同参与主体的功能性差异和能力场域的不同，从而可以在实践中形成能力与任务相匹配、资源和权责相对应的多元共治、互惠共生的价值观念，塑造各方参与主体间的互动协同关系，确保治理模式创新与教育实践发展相统一。当然，我们应该注重“摸着石头过河”和“局部试点探索”相结合，逐步将共同治理实践所形成的经验系统化和制度化，加强对经验的推广应用和改良，有效增强职业教育治理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把基于现代商业管理技术、社会化治理工具、大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现代信息化技术等将释放出的改革创新的“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职业教育治理的实际绩效，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南旭光，章晓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网络特征及动态能力培育[J].教育与职业，2016（2）：14-17.
[3]张培，刘桂芝.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网络化治理的内涵、动力与趋向[J].教育与职业，2016（14）：20-23.
[4]卜玉华.共生理论视角下我国区域教育均衡化发展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5（24）：15-23.
[5]张开等.发展新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国内相关研究进展与评述[J].改革与战略，2016（8）：43-50.
[6]朱小军.多元合作共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路向选择[J].职教论坛，2016（7）：31-35.
[7]陈金圣.从行政主导走向多元共治：中国大学治理的转型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5（11）：40-48.
[8]南旭光.基于多元共治角的职业教育治理突破与创新[J].职业技术教育，2016（13）：49-54.
[9]孙霄兵.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J].中国高等教育，2015（20）：7-11.
[10]唐汉琦.论大学战略规划与共同治理[J].现代教育管理，2016（7）：13-17.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4
关键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问题；优化；权力驱动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1-0005-04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创新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机制是重要抓手。
一、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意义
（一）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善治是公共管理中的帕累托最优。”[1]“善治”一种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其通常的衡量标准为政府的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回应性、责任性、廉洁性，公众的参与性，社会的稳定性和公正性等。在“善治”状态下，社会公共利益得以最大程度上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问题得到最低成本的有效治理，社会步入一种低风险的秩序化发展轨道。现实中，要实现“善治”，既要对治理主体进行培育、治理工具进行创新选择，也需要对治理客体进行适度改造。这一培育、创新和改造的过程中蕴含着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诉求。在这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一方面包括社会治理主体的创新；另一方面还包括社会治理工具的创新。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内容来看，它是具有“善治”因子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平等化，可以使政府更具透明性、合法性和回应性，社会参与的效度也会大大提升；从社会治理工具的创新来讲，无论是民营化、社会化抑或是自治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缩政府的公权范围，减小政府运作成本，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增强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在历经了古典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及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后，人们越发地认识到，“执政无能即政府能力弱化和政府公共政策质量走低是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乏力和国家间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2]496因此，一个有效的政府，换句话说，即一个有较强公共管理能力的政府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元。因此，提升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也就成为现代化语境下不可回避的话题。如何提升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我们既可以从政府组织机构优化调整、政府公共管理工具选择创新、公共管理者素质培育提升等方面着手，也可以从政府公共管理行为和过程着手，通过研究政府公共管理机制的优化创新，来为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动力。社会治理作为政府共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维度，其机制的创新优化，必定成为政府公共管理机制优化创新的重要内涵，也必将在结果上提升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的重要手段
在现实中，社会治理成本的高低，既取决于社会公共问题本身，也受到社会治理活动本身的重要影响。一个结构良好的社会公共问题，在遇到糟糕的社会治理过程时，则有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恶化，使管理成本大幅提升，甚至形成大量沉积成本；一个结构不良的公共问题，在经过科学的社会治理后，则有可能成为可控可防可治的结构良性的公共问题，在治理过程中管理成本也会大幅下降。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中的主体创新而言，是要实现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
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平等化。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使社会治理活动摆脱过去政府单枪匹马，单向发力的局限，使社会多元主体积极介入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同时，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平等化后，各类社会主体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可能会变得更为主动，也更愿意与政府沟通协作，而不是过去的在政府统领下，被动地参与。这更容易使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凝聚合力，采取更能激发活力的合作、参与、自治等社会治理机制，从而使社会治理的各项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削弱盲目配置的管理成本。
二、当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社会治理机制形式单一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社会治理机制形式单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当下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将各类社会公共问题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畴，以公共权力为驱动，公权机构为主体来开展社会公共问题治理活动，事实上形成了政府单一主体主导下的封闭性“公权”治理结构。这一形式单一的社会治理机制为当前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带来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一是带来公共问题的可治性问题。对于一些不适合公权治理的问题，政府却将其纳入治理范畴，带来可治性问题；二是侵蚀政府的治理合法性。“公权”治理机制驱动下，社会治理通常外在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动”，这种“权力流动”很容易压抑民主，使公共问题所涉主体各自诉求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申诉，政府基于公共问题迅速解决的需要，往往也会罔顾利益主体的诉求。这很可能带来公众对“公权”治理机制下社会治理的反感和不满，长此以往，这种不满和愤懑必将触及到对政府“公权”治理的认同性问题；三是必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公权”治理机制下，政府事必躬亲，管了过多管不好也不该管的公共问题，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问题”包袱。
（二）社会治理机制僵化
社会治理机制僵化，是指地方政府在治理公共问题时，还未能培育起一种“情景”思维能力，面对不同的公共问题及问题情景的转换，难以及时改变、调整现有治理机制，建构、运用新的治理机制，任由原有治理机制继续运作的情况。当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僵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治理主体间关系僵化。在公共问题特别是跨地区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政府间缺乏除“权力”之外的合作动力，政府间关系“权力化”现象严重。这导致一些公共问题的治理机制必须经由权力线路才能启动，因而有延误治理良机之虞。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即政府社会治理主体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泾渭分明，在治理公共问题时的合作多流于形式化、机械化，远未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交融式灵活的合作态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待社会化管理主体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并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尚未成熟、公民意识尚未完全确立有关；二是社会治理手段僵化。公权手段作为治理公共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而现实却存在将公权工具作为泛化手段的现象，似乎公权手段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诸如市场化手段、社会化手段、自治手段等皆被忽略或忽视。公权手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平等性治理工具，其运用通常只能遵循既定的程序线路，显得僵化而缺乏灵活；三是社会治理过程僵化。由于存在社会治理主体关系与社会治理工具的僵化现象，也致使社会治理过程的外在表现僵化：在社会公共问题出现时，人们倾向于将公共问题归责到政府头上，政府在知悉公共问题时经由法定程序再进行公共问题的治理，在这一治理过程中，社会各类主体多数情况下作为看客或者参与者浅层介入公共问题，使公共问题的治理成为政府为核心主体、经由法定行政程序加以处理的一种固定化、模式化的过程。
（三）社会治理机制运作后续乏力
社会治理机制作为社会治理活动得以成行的核心驱动，只有在具备长效动力结构的情况下，才能使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成为一种持久性活动。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以公权为特征的社会治理机制存在形式单一化和运作僵硬化的问题，使得现存的社会治理机制在驱动社会治理活动时，更多的是依赖权力的强制力，而权力的强制力太弱，则社会治理活动难以驱动，太强，则容易引发“侵权”问题，带来管理对象的激烈反弹，一个适合的度通常是难以把握的，即使存在一个合适的度，且能够把握，仍会存在公权对公共问题的可治性问题，因此，可以说，带有公权特征，特别是公权作为核心驱动的社会治理机制都会存在一个持续有效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单一的社会治理机制难以应付多元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公权”治理机制可能在短时期内使某些公共问题“高效率”地“解决”，但却很可能使一些先前显性的矛盾隐性化，进而酝酿出更多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在预防和治理隐性矛盾和问题时，“公权”治理机制明显乏力。在具有明显善恶性质的公共问题上，如社会治安问题的治理，“公权”治理是一种有效机制。在涉及到处理多元平等主体的复杂利益问题时，则更好的治理机制应是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机制；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僵硬化也使当前的社会治理机制结构乏力。政府间关系、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只存在权力纽带或者泾渭分明，那么地方政府通常会将公权作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可选治理机制。这必将带来政府治理的封闭性及政府与社会的割裂。在有限的公共资源条件下，在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背景下，政府想要治理好所有公共问题，或者想将要形成一种长效的公共问题治理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政策建议
（一）确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
1.政府要适度放权。政府适度放权不仅要作为政府未来改革的目标，还应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原则进行法制化。在新公共管理风头正劲的当下，应当积极汲取新公共管理中有益的养分，运用到我国公共行政改革中来。政府的适度分权，不仅包括纵向的政府体制内分权，还包括政府向体制外分权。在这里，建设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求政府向社会分权，减缩微观干预市场的权力，将政府无力承担，或者承担成本过高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交给社会和市场，运用社会的自治机制和市场的效率驱动机制来进行有效解决。
2.积极培育社会多元主体。第三部门“常常能够，而且也应当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我们在当下仍然以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3]因此，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必须加大培育以第三部门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体制，我国的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一个积极介入公共问题的社会组织形态还未形成。虽然目前我国已经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已近50万个，但总体上规模小、公共意识不强和资源有限等问题还较为突出，难以在公共问题的治理中独当一面。未来，我国应当对各类社会组织的注册放低标准，甚至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使各类非政府组织能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积极培育公民的自治意识，逐步祛除“凡事找政府”的惯性思维，强化自我治理能力。
3.充分利用市场体制。目前，在我国一个逐步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市场体制在公民私人物品的需求满足中，已经替代了原来的计划方式。许多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通过市场的运作得以进行，如政府公共服务的外包、政府公共服务的购买等，这是可喜的变化。虽然变化趋势令人振奋，但这种变化依然面临重重阻力，特别是来自政府自身的阻力。由于对市场的偏见及对公共权力独享的冲动，许多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将更多的公共事务基于市场机制运作。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个更为高效机制介入社会治理事务。因此，在健全市场机制的同时，我国还应通过立法等多种手段，逐步填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鸿沟，使政府与市场能进行有效的资源流动。
（二）弱化社会治理中的权力驱动
1.建立社会治理的协商机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其他部门与等级制度分道扬镳，新公共管理学派也开始关注公共管理当中‘等级制度的没落’问题，提出‘集思广益的协商’模式取代‘命令控制’模式是一种必然趋势。”[2]103在协商机制下，面对公共问题，公权力驱动机制只能作为政府的备选之一，而不再是必要选择。在这一情状下，政府应淡化“管制者”角色，主动承担起以下几种角色：一是裁判者角色。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问题上（如地区性水权争议），政府可以担负起公共问题治理的居间权威裁判者，依据相关规范和公平原则，建立公平的谈判机制，使各利益主体能以协商谈判的方式形成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再由政府借助权威性裁判方式形成问题治理的措施；二是谈判者。在政府成为所涉主体的公共问题上（如城市拆迁问题等），政府应弱化权力思维，以普通谈判者的身份在既定的法制框架内与其他所涉利益主体进行平等协商，以促进相互理解，达致问题的解决；三是诉求者。在政府成为利益主体之一的公共问题中，政府也可以与其他所涉主体一起寻求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第三方裁决主体进行居中裁判。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在第三方裁判的规范下，进行利益的诉求。在社会治理的协商机制下，政府不再作为超脱于公共问题之外，享有公共权力的单向度社会治理者而存在，而变为一种基于公共问题治理“权利”而参与社会治理的“平权”参与者。
2.收缩地方政府权力范围。弱化权力驱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政府公权作用范围不断缩小。在无政府公权干预的领域，公权驱动机制是不存在的。这需要政府重新审视自己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范围、介入深度。在利用市场和社会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减缩政府相关职能，使政府活动限定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范围。将交由市场和社会治理更为有效和合理的公共事务转交出去，从而使公权相对于民权处于不断减缩的状态。这一点是与政府放权具有一致性的。
3.建立社会治理机制甄选制度。现实存在的四类社会治理机制下，具体的微观运作机制数量众多，这是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需要发掘和重视的。要弱化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中的权力驱动，就需要对这为数众多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甄选，而不是遇到公共问题首选启动“公权”治理机制。建立社会治理机制的甄选制度，召请专家依据客观标准对解决公共问题的适宜管理机制进行预测性评估，寻找效度最强，效率最高，次生问题最少的社会治理机制。执行严格的社会治理机制甄选制度，让公共问题的解决不再惯性的导向政府“公权”治理模式，可有效的弱化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公权”驱动。
（三）丰富社会化治理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治理工具。在一元管理格局下，政府在选择社会治理工具时，视野通常较为狭窄，且所选择的社会治理工具多数会带有公权色彩，如行政命令、行政管制等，而往往忽视效率更高的市场化的“利益调节”工具、民主程度更高的“志愿者服务”工具等。这也相应的带来了社会治理机制的单一、运作僵化和后续乏力的问题。陈振明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三类：“即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4]在这三大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别。社会治理工具的存在形式既受到既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也与政府的建构有关，可以说，很多政策工具都是建构设计的结果。在建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建构和开发多元社会治理工具。依据社会治理的核心驱动为标准，可以将社会治理工具分为政府工具、社会化工具和市场化工具。政府工具中，包括了政府直接管制、行政命令等，社会化工具中包括志愿者服务、第三部门、自治等，市场化工具包括服务外包、竞争、使用者付费等。三类不同的社会治理工具，需要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相匹配。
当然，这些社会治理工具通常并不是单一发挥作用的，更多的是一种多工具的组合，也就是说，在治理公共问题时，政府工具、市场化工具与社会化工具通常是协作并用的，这也必将带来一个多机制的协调组合问题。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应当不断发掘和建构管理工具，并将工具进行有机组合来匹配多元的社会治理机制，只有这样，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才能落到实处，社会治理的效果才能得到保证。
参考文献：
[1]何哲.善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1（5）：21.
[2]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5
关键词：善治；政府改革；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020-02
善治理论作为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是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其实质就是把握好政府适度干预的问题，即政府应在规模、权能和行为方式上适度，构建精简高效的“有限政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的日益壮大，进行公共行政管理改革，转变以“政府统治”到“政府治理”的善治之路已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进行着积极探索和实践。
一、善治的概念
什么是善治，按照俞可平教授的解释，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这种合作成效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于两个方面，即政府和公民。一方面是推进政府改革，以善治为目标，要有迈向善治政府的能力和实践，要为实现善治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是公民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善治理论强调的就是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合作，没有公民参与，再好的政府治理也只能称为善政，因为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善治。
二、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分析
新加坡自从20世纪60年代改革以来，政府制定了适合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作出调整，把握好了发展机遇，在短短50年里，新加坡以其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率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其有活力的经济、有效的管理和廉洁的政府给新加坡带来了广泛的声誉，这种模式便成为许多国家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
1.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李光耀曾说：“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着而来。”[2]新加坡自独立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现已成为一个经济总量达到26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的发达经济体，发展水平位居亚洲四小龙前列。经济崛起之路在于新加坡善于运用自来追求一种干预但有效率的经济管理方式。第一，政府能够高度调控其国家经济，虽然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却积极引导经济发展政策，主导本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这被称之为有限的私有化和管理竞争。这种干预但有效率的经济管理方式有助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实现，提高核心竞争力与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第二，各个部门的自由化程度也开始扩大，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政府也开始改变对国有企业的管制政策，并谋求与外资相协调，国内私人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已是一个活跃的部分，特别是金融、电信、公用事业等领域，例如，在1995年，电信部门的国有产权完全被日本、香港的私人产权所替代。新加坡政府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这种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发挥国家调控和干预，倡导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多元经济发展体制，成功地推动了其经济发展。
2.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府
近些年来，根据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新加坡一直蝉联亚洲最清廉国家，也是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李光耀曾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想在经济上取得增长和进步，它需要的是稳定和一个诚实、有效、肯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3]的确，新加坡政府在建设政府廉洁高效方面实行很多措施，第一，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政府以清廉有德为目标，领导人以身作则来维持清廉正直之风，并倡导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极成分，为廉政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与此同时，领导人的清廉正直品格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有力地维护着清廉政府之风。第二，独特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一方面政府采取高薪养廉政策，认为这样有利于夯实廉洁的基础，也有利于政府揽才引贤，创造高效政府。另一方面，制度保廉，新加坡有一套严格完善的公务员制度，还建立了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反腐败法律体系，并设有专职反贪机构等，为政府廉洁提供制度保障。第三，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在新加坡“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的目标下，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改革，诸如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机构民营化，推行人事管理改革，改组政府机构和部门，建立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法定自治机构，加强电子政府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3.拥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加坡以严格的法律和道德建设，维护了其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一，新加坡有着严格的法律制度，法律管辖不但涉及面宽，而且对罪犯制裁也极其严厉，可谓严刑峻法，从而保持了较低犯罪率。第二，强大的治安力量和严密的治安管理也是其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第三，重视道德建设。新加坡公民的道德水平高也是世界所公认的，这得益于政府一贯重视道德建设，在学校开展道德教育，在以儒家传统伦理为重要教育内容的基础上，注重道德实践活动，形成了既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道德教育成果，又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特色道德教育模式。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体制使新加坡拥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第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在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大力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上，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的稳定。并在探索适合自身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模式中，新加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并辅之以对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给予救助的政策，构建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也应看到，新加坡在取得一系列政府治理成就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诸如在公民参与、公民自由与培养公民社会等制度、程序和渠道方面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其政府治理的实质仍是善政多、善治少。随着新加坡公民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公民民主诉求意愿的不断上升，从善政政府走向善治政府是其必然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政府善治途径的启示
新加坡所进行的积极政府改革之路和治理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依据善治理论与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探索我国政府善治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1.重新调整政府职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
从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可以看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政府善治的基础。因此，第一，应调整政府职能，不要直接或过多干涉市场经济，要进一步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努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竞争环境。第二，要以市场和法律为基础，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建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第三，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问题。发挥好政府在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收入再分配、稳定与管制市场方面的职能，在面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2.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积极构建廉能政府
廉洁高效的政府建设是善治运行的政治保障。因此，第一，应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其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及运行方式上都应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监督制约，注重与企业、社会和公众的互动合作，并严格控制政府编制，精简机构，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第二，提高政府效率，树立起科学的行政观念，优化行政组织，提高行政人员的自身素质，完善行政人员的管理制度，还要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方法来加强政府管理创新，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并着力落实行政问责制与绩效评价制度。第三，强化行政监督，这是构建廉能政府的重要保障，应进一步推进行政监督立法工作，改革行政监督机构，构建完整透明的行政监督体系，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机制。
3.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扩大民众政治参与
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有赖于公民积极参与和政府向社会放权。因此，第一，应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使公民有权获得有关政府活动的各种信息，加强公民行政参与和行政监督活动，有利于协调公民之间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增进公民对公共管理活动的支持与认可，从而增加公民的政治认同。第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民主化建设，推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疏通政治参与渠道，同时要培育公民的自觉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以促进其更好地参与民主政治，与政府共同对公共生活进行管理。第三，政府还要积极培育社会自治力量，扩大公民组织与政府间的沟通联系，鼓励社会参与，增进合作，减少分歧，逐渐形成互相尊重、互相促进、互相信任的合作治理格局。
4.推进公共事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善治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社会善治，因此，必须建立和谐有序的公共秩序与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第一，应促进公共事业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强政府对公共事业的管理和资金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改革中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提高事业单位的竞争力和发展能力，并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对公共事业的协作管理。第二，健全法律法规，维护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政府应加快推进法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并注重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形成以法促德，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解决好社保资金筹措问题，建立规范高效的社保基金管理体制，并加快健全社会保障服务与管理体系，逐步形成全面系统、公平有效、稳定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借鉴新加坡政府治理的经验成效，为积极探索我国政府善治的道路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但随着政府善治实践的不断推进，我们还会遇到各种新问题，仅仅做好以上四个方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探索完善政府善治途径，总结出更多的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推进我国善治政府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9.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6
[关键词]网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延安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89-05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党中央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新形势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已经成为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
很多学者和观察者将2011年称为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元年，社会管理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开展工作，形成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有效地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使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政府能否明确自身角色定位，以及能否为多主体参与提供渠道和创造条件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效果，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关于我国社会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学者提出了合作治理的概念，认为合作治理是我国社会管理的最佳选择和发展方向。[1]从本质上来说，合作治理是最终要达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价值理性的目标，而网络治理则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为多主体间的合作提供了有效的运作机制和明确的制度框架。因此，本文认为，网络治理理论更符合我国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对于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意义。网络治理理论以其多元化和分权化的先进理念倡导增进公共利益，强调多主体协商协作，赋予政府更多的灵活性，有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清晰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所在，构建出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合作机制，并制定出满足社会管理多主体治理需求的政策法规体系和相关制度。此外，网络治理主张保护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重要作用，从而建立新型的社会“自治”体系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因此，着力实施网络治理，是地方政府积极应对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可行选择。
一、网络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一）网络治理的内涵
网络治理（亦称“网络化治理”）的概念是由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埃格斯提出，他们认为，网络治理是指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等多主体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2]在国内，陈振明最先对公共部门的网络治理进行概念界定，他认为，网络治理是指“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3]由此可见，网络治理既秉承了治理的多元化和分权化的理念，又比治理理论更具实践操作性，也更容易被政府和市场等主体接受它是治理理论在操作层次的展现。
（二）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基本概念
从参与主体与范围角度上看，可以将网络治理划分为全球、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四个研究层次。在我国，地方政府是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其它各级政府的统称。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网络治理是指在一定的框架和合约规定下，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授权、购买服务等合作方式与其它非政府部门（包括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一起为实现公共利益最优化而采取的协同行动。[4]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实施过程，就是地方政府根据特定的公共事务，选择相关的利益群体或是拥有特定资源优势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对该公共事务的治理网络，各合作主体基于信任或者契约等关系建立合作机制，明确各方权责。在治理网络运行中，各主体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一切行为均服从于网络治理的共同目标。治理网络成员可以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或是公民个人。地方政府在整个治理网络中往往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负责构建治理网络和维护网络有效运行等工作。
（三）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实践分析范式
通过前期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中对于网络治理的探索已经走在理论研究之前，在很多领域的治理实践中出现了网络治理的形式，但却没有形成完善的网络治理分析范式，当涉及具体实践时缺乏规范的流程和适用的指导理论。本文基于对网络治理已有研究视角和成果的梳理，结合对当前网络治理所要解决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提出一种新的网络治理实践的分析范式，试图为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提出对策，并通过新的研究范式推广网络治理在公共领域的应用。
本文提出的分析范式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主要分析内容是以网络治理动静态分析为主线。就网络治理的静态风险而言，包括网络基础、网络类型、网络结构、网络价值。就网络治理动态分析而言，包括网络发起、网络形成、网络运行、网络效果、网络重组和网络完成六个阶段。在分析过程中两者紧密结合，在网络发起之前首先分析网络治理的基础，包括网络形成的环境基础、主体基础和关系基础，这些都是合作网络形成的初始条件；有什么样的网络基础就决定网络治理类型究竟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参与型还是自组织型网络；在网络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着重强调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找到网络中联络各方沟通协调的关键主体，处理好各方关系，保证治理网络顺利运行；在网络效果阶段，主要分析网络治理任务是否完成，网络价值是否得以提升；如果达到网络治理预期效果那么就到了分析的最后阶段即网络完成，反之就需要进行网络重组以形成新的治理网络进行合作。具体的分析范式如图1所示：
二、网络治理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一）理论支持
社会管理创新，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离不开公民和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参与，而实现多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建立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网络治理理论为社会管理中多主体的合作提供了理论框架，有利于建立明确的社会管理合作机制，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合作提出明确的理论框架与完善的机制，能够保证社会管理各主体合作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网络治理理论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灵活性，政府可以在多个社会管理组织网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而发挥不同作用，市场和社会有时也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再像以往一样完全由政府主导。根据社会管理组织网络的类型不同，实施网络治理的操作章程有所不同，有些操作章程是基于行政命令和权威关系的，有些是基于市场机制和契约关系的，还有些是基于信任和社会关系的。通过明确的操作章程和有效实施网络治理，有利于充分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力量，使各主体都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实践借鉴
传统官僚科层制结构存在固有的弊端和问题，导致政府不能及时对社会问题和公众需求作出回应，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实现。因此，地方政府尝试实施网络治理去克服官僚科层制的弊端，一方面有效地构建了地方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合作治理网络，为实施网络治理提供了操作机制；另一方面通过采用权利下放、签订契约、资源共享等方式，确立政府与其他主体各自在网络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明确各方权责，以求实现反应即时、行动协同、效果最佳的治理目标。此外，地方政府通过互联网等技术确保各合作主体之间能实时有效地进行沟通，及时反映情况和问题，协商解决问题方案和对策，这种合作交流的模式大大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成本，提高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效率。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着网络治理的实践，尤其是在如何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建立多主体合作机制以及及时对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作出回应等方面所进行的大量探索，都能为地方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实践借鉴。
三、实施网络治理是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面对的问题比较具体，需要解决的矛盾比较复杂，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也就比较艰巨，这就更需要学习和借鉴先进的公共管理知识和理念，用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网络治理秉承多元参与和分权的理念，有利于推动政府放权于社会，实现服务型政府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从而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众关系，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一）实施网络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
网络治理理论倡导的实践是要为人民群众直接表达愿望与利益诉求提供一个最佳机制，并将服务为先作为治理的重要理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网络治理鼓励公民广泛参与，特别强调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公民自治和非政府的公共权威。网络治理秉承的宗旨是根据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通过多方参与、协同解决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改变以往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社会管理模式，鼓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使社会管理成为双向互动的活动，实现政府与公民真正意义上的广泛合作。同时，网络治理坚持顾客导向、服务优先，强调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秉承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建立更为明晰的责任机制，及时、主动对社会管理问题作出回应。
（二）实施网络治理有利于形成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格局
网络治理倡导在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共同治理，这是因为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没有一个主体（包括政府）能独自解决所有社会管理的矛盾和问题。网络治理要求政府在党委领导下履行社会管理相应职能的同时，大力主张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并为其参与创造条件，最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通过实施网络治理，还能够有效协调“官意”和“民意”，避免用“官意”代替“民意”，造成政府花钱、群众不认可的不利局面。
（三）实施网络治理有助于建立新型的社会“自治”体系，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与公众、政府协同进行社会管理是当下时代的必然要求。网络治理一方面支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主张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多种渠道。在党和政府引导下，通过将多种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体系。另一方面，网络治理主张在基层建立党组织、基层干部、社会组织和群众多元主体合作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协商协调机制，形成多主体参与的基层治理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地方政府实施网络治理，能够培育和增强社会“自治”主体力量，健全社会“自治”合作机制，有利于建立新型的社会“自治”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治”功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四）实施网络治理有助于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
构建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工作。当下我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属于“大政府”和“弱政府”，政府应该明确与社会的边界，这样不仅减轻了自身的负担，而且也充分发挥了社会力量的优势，有利于提高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网络治理强调的分权正是主张政府只需管好应该管好的事情，对于社会能管好的领域应该给予放权。例如，政府可以采取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让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履行过去政府承担的职责，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和管理，同时由政府监督和管理这些机构，从而有效避免党委政府直接面对群众的一些矛盾问题。通过减负，政府可以更好地管好该管的社会事务，从而会由“弱政府”成为“强政府”。此外，网络治理鼓励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倡导公众积极参与管理各项社会事务，支持基层群众依法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等，充分发挥公众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由“小社会”到“大社会”的重要转变。
（五）实施网络治理体现了统筹兼顾、协调协商的方法论，有助于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维系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建立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则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多元化治理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多元化也就不可避免。网络治理在追求公共价值的过程中，确立了治理网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强调统筹兼顾各主体的利益，为各主体充分表达权益提供了协调协商的途径，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此外，网络治理主张合理的分权化，促进权力主体、权力类型、权力层次和权力实现途径的多元化。任何一个社会管理的主体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资源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社会管理需要多主体的合作，更需要多元化治理网络成员之间相互依赖，通过谈判、交易等方式解决社会管理矛盾和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网络治理的运用：以延安市为例
（一）延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
延安市位于黄土高坡腹地，地形狭窄，依靠能源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得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给城市资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基于对社会管理现状的认识和把握，面对日益复杂而广泛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日益突出的社会管理问题，延安市借鉴网络治理理念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以提升社会服务管理整体水平为目标，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治理网络。延安市社会管理创新是以市区（县）政府联动为基础，以网格化管理为依托，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多元化服务为重点，以化解社会问题、增进公共福利为宗旨，以常态化、精细化管理为目标，以多主体参与为特征的社会管理模式。
自2012年下半年，延安市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举措，在宝塔区和志丹、富县两个县城所在城镇试点，取得了良好成效。在陕西省综治办的2012年度全省11个市（示范区）的社会治安满意度调查中，延安市的排名由全省第8升至第4，其中宝塔区在全省29个市辖区的排名从第24跃升至第12。同时，延安市两级法院2012年民商事案件审结9809件，其中调解、撤诉7042件，一审调撤率78.28%，同比上升2.48%。社会治安满意度的上升和公检法案件数量的下降，都从不同层面反映出延安市社会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现对延安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举例介绍如下：
1）增强社会管理协同性、整体性和资源共享的网络治理――市区（县）联动的社会管理新体系。延安市市委、市政府在构建市区（县）联动的社会管理新体系中，以互补优势资源及不断提升社会服务管理实效为目标，建立了市、区（县）两级权责明晰的联动机制，构建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资源共享的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延安市打破了部门“各自为政”的传统管理方式，整合了城管、工商、民政、公安等多个部门力量，将社会管理的重点划分到相关部门，形成了以专项工作组组长单位为核心、成员单位多元参与的工作体系。同时，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通过部门专业管理系统与社会管理综合信息平台的共建共享，促进多部门信息资源之间的良好互动和融合。
结合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分析范式，对该治理网络进行分析。在网络发起阶段，市委、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上级政府不仅在制度设计层面提供政策倾斜，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持，这些都为治理网络的形成提供基础。在网络形成阶段，市政府坚持党政主导，拓展参与渠道，完善多方参与机制，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网络。在网络运行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确立了共同的治理目标，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运行，整合行政资源并建立权责明晰的部门分工负责机制，融合信息资源促进各部门间的沟通和互动。市政府作为治理网络的中心节点，负责沟通、协调各区县政府和职能部门，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信任，为多主体合作提供平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网络效果和价值方面，该治理网络通过增强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性和整体性，促进了资源共享，增强了政府回应力，提高了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效能，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2）推行网格化管理新模式，搭建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平台。为实现社会管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延安市市委、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决定由政法委主导，各级政府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在各区县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建立了街道（乡镇）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社区社会服务管理站和网格三级平台，形成一个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和覆盖城乡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将工作延伸到网格，聚集整合资源，实现了管理力量的全面覆盖和下沉。
延安市推进网格化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该治理网络的主要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在网格化管理实践中，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基层党组织、包片干部、专职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使基层服务管理力量增强。二是明晰各主体权责。在实施过程中，各网格选择了相关的利益群体、拥有特定资源优势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来共同参与，各合作主体基于信任或者契约等关系建立合作机制，明确各方权责，虽然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一切行为均服从于网络治理的共同目标。三是以信息化为支撑，搭建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建立统一数据库来实现各部门之间信息整合与共享，将信息分流、交办督办、通报反馈等工作机制融入到信息系统中，实现对社会管理事项的全程掌控，以达到多主体间反应即时、行动协同的治理目标。四是以党建促进社会管理。在每个网格内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的参与充分发挥多主体的资源互补优势，搭建了基层政府与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互联互补互动的治理网络，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
3）围绕公众需求的社会管理创新――“440”便民服务。延安市委、市政府围绕公众需求，由综治委负责在全市所有乡镇和社区建立“440”服务中心，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利用综合信息平台，为居民提供多元化、全方位服务。一是整合行政业务，打造“440”便民服务平台，对群众的多种需求实施一站式服务，服务范围包括政务办理、服务、便民查询、家政服务、代办服务、“一老一少”六大类。二是整合部门资源，提供类别化服务。在区县、乡镇、社区成立矛盾纠纷调解组织，设立专业化调解机构；在社区建立戒毒（康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工作室，对流动人口和重点人群提供类别化服务；并建立留守儿童服务站和居家养老服务站。三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市场化机制，支持和引导企业、商户参与到社会服务管理中，并通过“查询-转办-回访”的服务流程来对服务质量全程监测，运用严格的考核机制来确保服务质量。
结合网络治理的分析范式，对“440”便民服务加以分析。在网络发起阶段，上级政府的支持赋予了市综治委更多资源和更好的政策规定，同时强有力的政府保证了各主体能够以良好的合作态度积极参与，这些都为网络形成提供了基础。在网络形成阶段，政府通过组建治安联防、矛盾调解等功能齐全的志愿者队伍，并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形成了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440”便民服务治理网络。在治理网络的运行过程中，政府建立了权责清晰的多主体合作机制，发挥社会组织紧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紧密的沟通及协作增进相互信任，促进了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市政法委作为网络的中心节点，整合了民政、计生、就业、社保等职能部门的行政资源以及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并负责与其他主体的协调与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该治理网络取得了良好的网络效果和价值，发挥了社会和市场的优势，为群众提供多元化、全方位服务，实现了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治理目标。
（二）延安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及启示
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不得不面对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其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的资源来弥补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性，并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服务管理中。然而，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形成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格局？如何推进多主体合作的开展，并达到治理目标？如何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网络治理理论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
延安市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的实质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权责清晰的合作机制为保障，以满足公众实际需求为导向，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各方资源，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实现综合治理，运用市场机制和现代技术手段，为公众提供综合管理和服务。延安市运用网络治理理念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和探索化解了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难题，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其一，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社会管理创新既需要党和政府的努力，也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发挥重要力量，可以借鉴网络治理理念，培育和增强社会“自治”主体力量，健全社会“自治”合作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其二，权责清晰的合作机制是多主体合作的保障。网络治理理论可以为建立社会管理多方参与、权责清晰的合作机制提供指导，为充分发挥各主体作用提供明确的章程，能够保证社会管理各主体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其三，以人为本、提供多元化服务，要注重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网络治理理论体现了顾客导向、服务优先的理念，可以为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提供明确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机制，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
五、结语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千头万绪的“立体”改革，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多发，社会矛盾尖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任重而道远。作为地方层面的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更是任务艰巨。本文在对网络治理理论发展和基本理念深入剖析基础上，发现网络治理理论可以为地方政府建立多元化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格局，构建多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合作机制、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活力和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网络治理是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行路径选择，是地方政府实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和重要途径。通过实施网络治理可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提高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人公意识，形成“强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妥善解决社会管理各项难题，有利于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延安市充分借鉴网络治理理念，以提升社会服务管理整体水平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尝试和探索，不仅从实践角度阐述了网络治理对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意义，而且为其他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用网络治理理念提供了实践指导和借鉴。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社会管理和网络治理之间的辨证关系，推动网络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以期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侯琦，魏子扬.合作治理――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1）.
HouQi，weiZiyang.CooperativeGovernance-theDevelopmentDirectionofChina'sSocialmanagement.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2012（1）.
[2]StephenGoldsmith，willianD.eggers.Governingbynetwork：thenewShapeofthepublicSector.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04.p5.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6.
ChenZhenming.publicadministration――aResearchwayDifferentfromtraditionalScienceofadministration.Beijing：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2003.p86.
[4]姚引良，刘波，汪应洛.地方政府网络治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09（11）.
YaoYinliang，LiuBo，wangYingluo.thenetworkGovernanceofLocalGovernmentandtheConstructionofaHarmoniousSociety.Chinesepublicadminstration，2009（11）.
（作者：刘波，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姚引良，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西安710049）
theRelationofnetworkGovernanceandLocalGovernmentSocialmanagementinnovation
LiuBowangBinYaoYinliang
[abstract]throughthediscussionsonsocialmanagementoflocalgovernments，thispaperpointsouttheimportanceofintegratingthepowersofgovernment，marketandsocietyandofmakingmultipleactorsparticipatinginsocialmanagementinnovation.onthisbasis，thepaperanalyzesthenetworkgovernancetheoryandrelatedresearches，andemphasizesthesimilaritybetweennetworkgovernanceandsocialmanagementinnovation.then，itstressesthattheimplementationofnetworkgovernanceisacrucialwaytoinnovatesocialmanagement.meanwhile，inviewoflocalgovernmentreality，thepaperbrieflyintroducesseveralpracticesofYan'anCity，expound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networkgovernanceforsocialmanagement，andtriesto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andpracticalreferenceforlocalgovernmentstoinnovatetheirsocialmanagement.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7
关键词：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组织; 社区管理路径; 机制 ;模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改革方向和新的举措，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规划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指导性。这一重要思想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就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强调社会多种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还特别提出了要“激发组织活力”，“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可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也就必须适应“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才能迎接新的挑战。
一、“治理体制创新”具体内涵及其对社区建设模式选择的启示
1.“治理体制创新”具体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特别关注包括国家的、政府的和社会的三方面的治理体系和能力。这点颠覆了以往只关注对策和问题的常规做法，而是直接提到了国家要有自己的理念，与此前多用“创新社会管理”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从“管”到“治”，虽然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字的变化，但这不仅是术语表述方式的变化，更代表着是一种理念的变革创新。”。在《决定》中频频提到的“治理”一词作为与传统“管理”有所区别的改革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决定》的第十三部分中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全新概念，是通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而这正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内涵。2.“治理体制创新”对社区建设的启示。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它的形式、方法及内容都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体系、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建设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涵和意义也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春天”。2.1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治理方法的应然选择——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回顾党的十关于社会建设的布局，在十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构建“政社分开”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动态管理”的社会治理体制。相比之下，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公共权力部门，而社会治理既包含政府管理，也纳入了社会自治，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在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管理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的权力则是并行的、交叉的、网格化的。性质上治理则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来源上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从而在治理体系创新中由政府主导的“一元管理”转变为既有政府又有多级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治理”治理方式，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治理方法的应然选择，成为社会建设里微观主体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必经之路。2.2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建设的实然模式——呼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在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政府失效”与“市场失灵”问题，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显现出社会需要第三方，需要有组织的创新，来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于是，各种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构成并支撑现代社会的骨架。社会组织是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换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和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且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约束力不是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来自因为自愿参与和自主选择而形成的内在动力。社会组织与政府不同，采取“攻心”而不是“洗脑”战术，用生命影响生命，使居民实现了人格的社区化，社会化。同时，社会组织的成员对于居民来讲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又因为每天与居民打交道，成为了最接地气的群众组织，其触角可以延伸到每一类人群，可以覆盖到每一位成员的利益，这样就能真正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拓展社区成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它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社会动员同时整合和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及利益表达方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减少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和对抗性的社会冲突，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
二、治理体制创新视阈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路径分析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而且是在地区地域范围内，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nGo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是符合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理念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当前的实践过程中通常都是由政府向社会组织出资购买服务，由此也产生不同的创新方式及参与路径。1.基于完全自主的原始创新方式。完全自主的原始创新方式，顾名思义，是在政府按照要求和职能范围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将原来属于政府的管理功能转移，并完全交由社会组织安排、介入，政府不再进行全程干预的创新治理方式。通过此种方法，一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的事项正逐步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并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平台。这样的人性化治理方式，使社会组织在加强社区管理，推进社区自治、拓展社区服务、培育社区意识、链接社会资源、整合社区力量、加强多元化治理建设中显现出独特的优势。完全自主的创新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组织的正能量，取得预想不到的结果，既达到了目标，也可能带来意外的惊喜和体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相关职能。2.基于合作创新的集成创新方式。但是，我们仍将看到，这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模式下，如果管理部门一刀切、一锅端地完全将事务交由社会组织管理，不免要承担一些风险。为尽可能地减少出现损失的几率，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治理条件下的非契合点，我们还尝试提出了社会组织与社区政府合作的集成创新方式。此种方式中，社会组织仍然作为独立的操作主体，在政府购买了相关的服务之后，在运营及帮扶方式上，政府起到一定的方向性作用，服务是由社会组织来完成，而预期的结果则是由政府导向的，按照量化指标来分批支付资金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政府来说是省力但不省心型，方向上的指导，也会使社会组织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会过于发散，在收集原始的社会治理有关数据的时候，相关性会更强一些。同时，也可为社会组织积累经验，再与同类项政府合作时，有的放矢，互有裨益。
三、治理体制创新视阈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机制选择
落实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实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不能忽略现存的实际情况。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制度设计在顶层，政策执行在基层；对策出台在顶层，问题爆发在基层。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这两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纲领，政策最终是否能较好落实在基层政府。而作为基层代表的社区政府在治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通过协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使治理体制创新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属于自己的运行和实现机制。1.运行机制。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根据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两种不同路径，也衍生出了对应不同治理方式的运行机制，从不同的角度使整个治理过程更加的专业化、职业化。1.1目标——计划式的运行机制。针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完全自主的原始创新方式，与此匹配的需采用“目标—计划式的运行机制”。所谓“目标—计划”即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列出大致的目标，比如互助养老、公共就业培训、文化卫生、社区法律宣传等等，然后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此项事业完全委托给社会组织。在这个机制运行中，目标承担主体和计划承担主体的关系是平行的，但是在操作上是互不干涉的。社会组织在承接了项目之后，按照自身的优势和社区政府的目标需要拟定服务计划，自主地开展所需的活动，以帮助社区政府解决因人手不足导致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的下降问题，将社会组织的功能最大程度地发挥。1.2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相比之下，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则是与社会参与社区管理采取的合作创新的集成创新方式相匹配。所谓“监督——服务”即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服务承接部分社区政府的职能，但是服务内容更加细化，服务过程全程要在政府的体制范围内，不能脱离政府的监督。在这种运行机制当中，监督的施力体是政府，服务的施力体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要在政府的监管范围和规定的额度内开展帮扶工作，关系是平等的，但是在操作上还是要收到政府管理条款的规定，不一定很严格，但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在转型时期是非常必要的，不至使治理体制创新过程发展过于迅速。循序渐进，互生共长。2.实现机制。众所周知，与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险、各种社会保障等事务办理均在基层政府，征地、拆迁、物业管理、企业改制、医患纠纷、劳资纠纷、污染纠纷、借贷纠纷、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纠纷等突出社会矛盾的爆发、解决也在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在改善社会治理、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新的社会治理环境的呼吁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这样一个新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治理体制创新的脚步，帮助基层政府从管理到治理过渡，具体操作起来，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重要的实现机制。2.1政策引导机制——观念创新。进行资金支持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最为重要的资助形式和培育手段之一。资金支持除了直接或间接的补贴、税费减免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的途径加以实现，并以此来引导、扶持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政府购买服务是西方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选择。近年来，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位于我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成都市近几年来都在进行着相关的尝试。从2012年起，成都市凡符合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范围的项目，原则上须安排不低于20%的项目资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以来，成都市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就业培训、教师培训、文化卫生、社区法律、社区养老等公益服务项目59个，金额达1.6亿元。2011年，41个项目，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2012年，81个项目，涉及金额7900余万资金。这些都是可喜的转变，也确实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国家政策、地方决策等都应该在政策上对于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方面、内容提供方面、双方责任方面、治理成效方面进行引导。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过程中，进行政策引导，规划引导，总称为“政策引导机制”。2.2资源配置机制——效率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地方政府只是界定其为业务主管单位，他们要依托社区社会服务中心推进枢纽式管理模式，融“服务、协调、管理、预警”功能为一体，成为合作共治的平台和党建工作的支撑。资源配置实际上也是针对社会组织来说的，要根据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务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最优配置，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双向服务、良性互动，走出在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上存在的“业务部门无力管、登记机关无法管、社区街道无权管”的尴尬困境，逐步形成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依托、社区政府指导、民政部门监管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2.3信息反馈机制——方法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核心特征是民间性，自上而下的生成途径决定了它的发展壮大应该是在政府扶助下、以其自身为主体的自我成长过程，而不是造就一个政府管理职能的者或“准政府组织”。因此在治理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要时时调整有关服务信息，并将信息反馈给政府。政府不能“包办”甚至“垄断”社会组织的工作，将其变成为政府机关的延伸或者，而是应该切实尊重和保护社区社会组织的自治性与相对独立性。同时，社会组织是社区群众参与基层民主的一种组织形式。维护权益类社区社会组织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它处于国家和民众之间，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领域，自愿、自治、民主、合作是它存在的重要原则。源于群众、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呼声是其最大的特点。因此，信息反馈还有社会组织代表民众将民众诉求反馈之意。2.4组织竞争机制——激励创新。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规范运作和社会服务水平都有待提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实际。当前全面支持的政治环境下，良莠不齐的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并不均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最强烈的中西部基层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却最为薄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除了需要培育扶持一批门类齐全、覆盖广泛、运作规范、信誉度好、服务力强、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为目标，实施引导型社会组织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在选择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时候，也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引入竞争机制；甚至也可以采取招投标方式，“谁的服务好，就购买谁的服务”，这样才会激励整个社会组织体系通过竞争提高水平，相互学习优点及长处，为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5绩效评估机制——考核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区建设的有益尝试。社区的发展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而发展的基础是增加社区所能获取的资源，归根结底，是否实现了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才是重中之重。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全过程中引入绩效评估机制，分别在“准备—进行—发展—结束—跟进”四个方面列出有关绩效标准，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得出治理效果的一个相关量；同时也要聘请专门从事监督和评估的组织和部门对于社会组织的服务进行创新。这种考核方面的创新，无疑对于社会组织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四、结语
社会组织出现在社会治理的视阈中，是由于政府和市场两者在资源配置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无法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更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治理就急切呼唤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出现，以有效地弥补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的不足。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力、有礼、有节地针对社区建设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路径与机制，期待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政府和市场的合作伙伴，在社会发展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合作治理社会。共同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事业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完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任务。
作者:曲玲玲单位:乐山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骆骁骅，粤社宣，俞可平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社会建设：从管理到治理代表理念创新，2014年2月20日，第a02版.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3]杨仁忠；从《决定》看社会公共领域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独特作用,《理论探讨》，2014年1月，第6页.
[4]刘振国，廖明，王一鸣；关于成都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的调研报告.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8
一、社区治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有效性的内涵
（一）社区治理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的人群及其社会性活动的总称。地理空间要素包括村庄、乡镇、县城和城市；一定的人口要素包括人口的规模、数量、素质等；社会性活动要素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所以，社区是一些社会群体或者社会组织聚集在一定的地域内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联系的大群体，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宏观社会的映射。所谓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从定义可知，社区治理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治理也是基于公共利益和居民需求，强调优化社区秩序。社区治理与社区管理存在很大的区别。与社区管理相比社区治理范围更加细致，聚焦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社区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更加突出强调发挥社会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管控；社区治理更加注重法治化管理而不是简单的、命令式的完全行政化的管控。同时社区治理中强调多方主体的积极参与。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效性，即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所具有的有利于实现自身在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负担的功能的一切属性。也就是说，在效用尺度的支配下，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来满足社区居民相应的需求、实现居民相应的目的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积极特性，就构成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项系统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依赖于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有效性的实现，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在推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运作方面所体现的积极属性。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些要素表现出满足人们的相关需要、达到人们的相关目标方面的积极特性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效性。
二、当前社区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提高社区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有效性的前提是要找出社区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当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社区工作者素质偏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工作方法需要改善等。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不明确，教育情境堪忧
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达到改造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维的预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而不同于以前的社区管理——接受政府组织自上而下的、简单的、命令式的管理模式。政府组织仍然以简单的管控模式进行社区治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展需要。简单的管控只会导致社区为完成政府组织交代的任务而进行形式化的管理，一切目的只是在于完成任务，并不是真正从居民的需要出发，为民众谋福利。另外，形式化的治理也不能真正达到政府想要的效果。政府组织如果仍对社区进行管控，只会阻碍社区创新建设的进程。社区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不是让教育对象接受命令、懂得服从，而是应当教会他们转变观念，作为社区活动的主体积极为社区发展做贡献。社区治理中的教育情境需要高度自由、平等、自治的活跃氛围，这样才能提高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提高社区建设的能力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而处在政府管控之中的社会大环境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要。而与社会大环境紧密联系程度不高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其教育活动的开展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从中培养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也无法灵活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承担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居民多为离退休人员和志愿者，50岁以上的工作人员达总人数的半数以上且缺少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工作者。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部分社区工作者不得不在工作的同时来参与社区工作，很少有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社区中进行工作。年老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具有工作经验，但是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致力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加之传统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已不适用于新情况，很难引起居民的重视。志愿服务者并不是全程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以及社区生活，其对社区情况不甚了解、有的缺少专业知识作为辅助，很多社区工作难以胜任。另外，由于多重身份的存在，既作为社区居民又作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法很好地做到角色换位，导致角色定位混乱，无法很好地开展工作。因此，社区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参与意识淡薄
社区治理的另一个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部门、社区、居民及各种社区组织等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但在当前的社区治理过程中，人们仍然有着过去的传统观念，认为社区治理的主体是政府组织和相应的政府部门下属机构。居民、社区组织、企业等很少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区治理工作中来。另外，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得知，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人群多为老年人，占到参与社区生活总人数的68%以上。原因在于很多青壮年由于生活需要不得不参加工作，偶有的闲暇时间他们多用来放松休息，不愿意花时间参与社区工作，这使得参与社区工作的人员多为退休老人及学龄儿童。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限制，很多老人无法做到以全新的视角参与社区工作，而儿童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历参与社区工作。缺乏作为社会主体的青壮年参与，社区工作很难开展或达不到预期效果。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完善社区治理工作，但是社区治理中各类治理主体参与意识淡薄，使得社区治理工作进行并不理想。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方法待创新
当前在社区治理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也有待创新。通过调查发现，社区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多为与社区性质相近似的文化活动。这方面的内容多与特定的社会现实所要求的内容相贴近，但是这种大社会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很难引起社区居民情感上的共鸣，只有直接作用于居民，对其思想观念的发展起到影响作用，与其日常生活相贴近、满足其利益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才能提高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在宣传方法上，社区能够做到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主要采取的方法有：利用社区宣传栏进行宣传、组织观看图片展、新闻报道、阅读报刊书籍等。虽然社区采取形式多样的方法进行宣传教育，但是却忽视了发挥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教育方法都是集中的单向宣传，忽视了不同教育对象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没有考虑教育方法对不同教育对象的适用性。忽视这一客观规律，对不同教育对象采用同一种教育方式其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
三、提高社区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有效性的对策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只有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要素有效性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全面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
（一）明确教育目的，营造良好的社区治理情境
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前提是目的本身一定是正确的，因为错误的目的既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也不具有有效性的特征。在强调社会治理理念的大环境下，社区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应当与之相契合。政府应当改变观念，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政府应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变社区管理为社区治理，提高居民自主治理的能力，减少管理倾向。这种转变既适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也满足了新形势下居民自治的需要。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有效性还需要具有可实现性的特征，不然其目标的设定只会是幻想而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政府单一的管控不能真正了解居民的需求，只有树立服务意识、真正做到以人民为治理主体，才会达到治理效果。只有符合居民需求的治理方式才会被居民所拥护。政府做好社区治理服务的提供者，就可以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创新社区治理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有效性依赖于与社会大环境的融合。只有适应社会实际，体现社会发展动态，反映社会的现实需求，提倡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积极融入社会治理的大环境，摒弃传统的管制理念才能推动社区治理目的的实现，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二）建立社区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者激励机制，提高教育者积极性
作为有效的施教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具备相应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素质。从主体意识角度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作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者要深刻认识到自己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承担的具体使命以及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另外，思想政治教育者还需要掌握社会发展现状以及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对此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多关注社会动态、主动了解居民需求、积极与居民沟通把握居民思想变化。在对居民足够了解的情况下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来。主体素质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过硬的政治素质，具有牢固的理论知识，具有准确把握信息并传递教育理念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健全的人格素质。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上述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政治素质、理论素质、能力素质、人格素质的全面发展。社区可以为教育者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加强和完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使其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及角色换位工作，做到把居民身份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身份明确分开，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对待工作。除此之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素质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业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人才，而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工作带来的经济收益不高，使很多人感觉发展前景迷茫。为加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素质，可以采取激励的手段。为加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科学的利益引导机制。以清苑社区为例，其通过建立公益银行，把志愿者提供的志愿服务用“道德资产”的形式寄存到特定的储蓄卡上，在志愿者有需要时，通过此卡“支取储蓄”，此方式调动了社区居民参加者志愿者队伍、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高居民参与意识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居民的主体意识。居民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将教育内容内化的主体，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加强居民主体意识教育、明确其主体地位，让居民意识到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可以集思广益，可以为社区治理带来更好的效果，为自己生活环境的改变贡献自己的力量。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发挥网络虚拟社区的作用。在信息化背景下，加强网络的宣传力度，建立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相结合的网络平台，让没有时间参与社区工作的上班族可以在虚拟社区中了解社区动态，为社区的建设提出建议，提高居民的参与度。第二，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还应注重文化的融合。目前社区中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且很难在真正意义上融入本社区。所以，有必要积极引导外来人员参与社区治理，这不仅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更能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增加对外来人员的人文关怀，培养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交流，最终达到外来人员与本土居民共同进行社区治理的目的。第三，可以让家庭成员起到带动作用。用各种形式的活动作为吸引居民参与的动力。例如可以开展各种邻里亲子活动，利用常在社区活动的老年人和少年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调动其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社区生活。只有让各种治理主体产生主人翁意识，对社区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才会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9
关键词：治理 善治 服务型政府。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8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more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www.133229.com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j.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但是，任何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治理理论弥补了当时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控失效的空缺，它不是完美理论，也存在自身的限制。随着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善治”成为了治理在新时期发展的更高阶段，“goodgovernance”就成为学者热衷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因而善治应该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合法性（legitimacy），要求相关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得到国家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透明性（transparency），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决策信息，有权了解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活动，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实施，政府公开的范围和速度直接影响善治的程度；责任性（accountability），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的责任心越强，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履行得就越好，善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法治（ruleoflaw），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治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回应（responsiveness），善治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做出及时、有效、负责的回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公民意见，社会公共管理的效率就越高；有效性（effectiveness），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的基础，而政府部门的效率程度最终决定了善治的程度。
从本质上讲，善治就是要还政于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良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让利，增强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型功能，强化社会管理事务，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程序，避免有的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与民争利。从治理的角度看，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社会管理事务，而是在政府之外，还有社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参与经济社会管理，负责部分社会事务，承担政府没有管起来的职能。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权力是分散的，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求克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缩小成本扩大收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治理是政府管理的基础，是有效管理的补充。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
从经济上看，我国已经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与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要求我国政府体制必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体制、职责功能、行为方式的转变，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需要政府的指挥，而更加需要政府的服务，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主导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使命，应该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为经济的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日益增强，要求行使合法政治权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现行政府管理制度有些地方已不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部门利益而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导致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激化，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同于统治，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管理的工具，而是以尊重民意、维护民权、关心民生为前提，政府不再是决策的唯一决定者，而是多方意见的综合表达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一个民意代表机构。
从社会来看，多种经济制度的实行、社会环境的开放、全球交流的加强，各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性机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其作用与能力不可小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做有条件的“减负”政府，将一部分管理权力转移给社会，加强与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的多方合作，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只有在这种多方协调合作的运行环境中，公共管理目标才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整个国家的善治。
三、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善治理论的兴起与研究，意味着我国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手段发生了变化，治理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是实现善治，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管理方式，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国情和民情，因此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实现以下转变：
1·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转变。
治理包括两方面涵义，即统治与管理，前者是国家的政治职能，后者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的统治职能大于管理职能，过于强调政治权力的统治范围与秩序，忽略了社会管理服务方面。政府作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管辖的内容和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无限权力和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能自主经营、社会不能自由选择，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善治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多元管理、和谐有序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直接影响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全能型政府的触角正在收缩，社会职能正在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和分工越来越合理，改变了过去政府对社会义务统包统揽的旧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了政府成为掌舵人的转变，做一个有限的政府，一个将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契合的政府。
2·从垄断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转变。
公共权力是凌驾于其他权力至上的特殊权力，极容易产生垄断行为，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态度和行使方式直接决定了公共权力实施的结果。在治理理论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机关，其他各种社会机构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志愿组织、私人企业、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只要得到公民的认可，都可以管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事务，都有权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决议，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政府管理与决策必须获得这些社区主体的同意和认同，在这里团队的参与和协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从垄断型向参与型转变，改变“政府至上”的传统理念，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有效的程序，疏通公民利益表达和需求反应渠道，及时有效的反应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要求，由此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机会增多，加之政府回应性增强，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秩序越发规范，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用就更大，政府的服务性更加突出。
3·从集权型政府向分权型政府转变。
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带来的后果是政府权力过大，社会权力过小，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社会又无法参与其中，导致社会管理低效运行。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这种人多低效的局面，以政府、社会、企业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政府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机器，而是一个享有适度权威的公共服务组织，其权威不是来自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来自社会、企业、公众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内部的合理分权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外部分权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将部分权力和职责转移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自治组织等，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责，政府应该突出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4·从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
我国传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权力的行使大都体现出人治的味道，加之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成为部分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部分政府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所在，建设法治政府不仅仅是要求公民守法，还要求政府依法守法。有法可依是法治政府的基础，有法必依是法治政府的内容，法律是凌驾于政府与公民至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只有法律才能减少和限制政府执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执法程序的科学合理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性，减少执法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府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2]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年5月。
[3]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潘秀珍，褚添有：《公共服务型政府：源起、特征及意义》，《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刘祖云：《论“服务型政府”的根据、内涵与宗旨》，《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6]曹堂哲：《走向善治：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社会治理新成效篇10
关键词：基层治理社会组织拓展服务机制创新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充分发挥好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党和政府要正确引导、扶持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成长起来以后也能构成基层治理的强有力的补充力量，有益于社会治理。南通市崇川区江海社会工作事务所（以下简称江海社工事务所）作为一个有利于基层治理的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也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我们通过对其成立缘由、选址何方、业务确定、发展过程、模式创新等探讨，可清晰地看出一个由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如何成长，又是如何构成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从而创新社会治理的。
一、从江海社工事务所的建立看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的成立条件
当前国家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江海社工事务所属于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但由于它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发展后又构成党和政府信任的治理基层的补充力量，本文把这类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称之为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其特点主要是两个，一是政治上可信任，二是功能上起补充。这类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的成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式支持，也满足了社区的局部性需求，并凝聚了治理的多元化力量。江海社工事务所的成长轨迹充分证明了这三点。
江海社工事务所成立于2014年10月，是一家以涉罪青少年社工服务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主要业务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承接政府和社会的一些公益购买服务。江海社工事务所注册和办公地点都是在南通市崇川区学田街道紫荆花社区，登记在南通市崇川区民政局，主管单位是共青团崇川区委员会，法人代表为学田街道辖区单位南通市委党校的一名老师。这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区域性专业服务力量的凝聚。南通市许多教授、律师、书画名人、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都居住在学田街道，学田街道的紫荆花社区又是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江海社工事务所放在紫荆花社区，服务的案主多、志愿的队伍多、社会的影响大、提高的空间大。江海社工事务所工作人员以南通市委党校的老师兼职为主，并在崇川区的支持下，招聘了专门的人员。这种兼职和专职相结合的人员构成模式，体现了当地党委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也符合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尤其有几名老师是南通市委党校的主体班讲坛上的骨干教师，并获邀在南通多个单位宣讲过，他们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也利于在服务基层中，增加老百姓的信任度。同时也有利于事务所获得政府的购买服务项目，为员工的发展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这也是社科力量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中去的一种新的模式，值得关注。
二、从江海社工事务所的业务看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的服务拓展
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必须立足于当地，作为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服务范围可以是为老服务类、青少年服务类、残障人士服务类、社区综合服务类等。我们可从江海社工事务所的业务范围确定看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的触角可伸到哪些地方。
从江海社工事务所的业务范围和成立理念可看出，作为一个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可以根据社会组织成立使命和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确立多项范围，为地方开展综合服务。例如社工服务、决策咨询、稳定评估、法律宣传、公益培训等领域。这个范围可以是开放式的，关键是进行服务的初心要坚守。
三、从江海社工事务所的实践看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的模式创新
各类社会治理有效型社会组织即使成立了，它的成长也是需要时间和扶持的。这一点可从江海社工事务所的发展历程得到验证。
江海社工事务所一开始的发展并不太好，这主要表现在它对首个“双十”工程“成长不烦闹”项目的完成过程中。但崇川区对江海社工事务所的扶持耐心一直没变。第一，看中事务所的资源整合力量和发展潜力，通过评估把事务所的首个项目定为“双十”项目；第二，在实施过程中，加大了对事务所的能力培育，分别作了专门督导和包括财务管理在内的多项管理能力培训；第三在了解事务所的实际情况后同意了事务所相关变更请求。事务所创办老师起初以理想色彩制订了极高的标准，要求事务所向国际看齐，一开始就做了严格税务登记注册，但在实际运作中，自身的管理能力与严格的标准并不匹配。在项目完成不太理想情况下，崇川区的社会组织培育机构帮助事务所一起分析了原因，并按照合同规定拨付了相应的支持款额。这些帮扶，对江海社工事务所初期成长极为重要，事务所也踉跄着走出了初期的不成熟。
江海社工事务所成立的时间并不长，取得的成绩也有限，但其成长过程中体现出的模式创新价值值得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来在基层治理上要更多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但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江海社工事务所作了初步的创新探索。
（一）主体创新，嵌入党的色彩
由执政党体制内的人牵手创办社会组织，保证了社会组织的人民性和党性。这种嵌入党的资源的社会组织，既能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又能充分倾听人民的呼声。一个社会组织要发展得好，离不开一群有共同理念共同责任的人。现在社会上有本事的人不少，有公益心的人也很多，但有本事又甘心做公益事业的人并不多。可喜的是江海社会工作事务所凝聚了一批体制内有一定本事又想认真做公益事业的人，并都愿意为这个社会多增加点正能量，这也是江海社工事务所会有长远发展的政治保障和人力基础。江海社工事务所的工作团队以南通市委党校的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人脉资源，对党的政策理解深，对本地实际掌握多，多名参与过党的十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又都具备专业社工的奉献精神，理论与实践能力皆佳。平时南通市委党校对教师也不要求坐班，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展工作。成员中有两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人有中学思想政治的教学经验，大家都具备培训和与人沟通的较强能力。
（二）机制创新，立足政府购买竞争
江海社工事务所借着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东风而成立，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多方面支持，事务所自身一开始就确定实行“专业化定位、企业化管理、市场化发展”机制，江海社会工作事务所准备走一条既靠政府支持，但更多依靠自己的专业服务来发展的模式，决心通过自身提供稳评服务获得固定收入来支持事务所的专业社工服务，通过企业化管理来降低管理成本，这样既开源又节流，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资金问题。江海社工事务所在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解决后的发展模式问题上，坚定选择走市场化道路，准备让市场来决定自己的生存发展，不断提高自己服务社会的能力，增加在政府购买招投标中的实力。江海社会工作事务所在前期已经得到政府有力支持的基础上准备走市场化的道路，不等不靠，这就更好地吸纳了国家和市场两方面的资源支持，同时也符合节约管理成本的要求。
（三）目标创新，弥补社会治理弱点
江海社工事务所成立时间不长，但成立以后，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注，已经接待了中央党校、江苏省委、团中央、团省委及更多市县级党委政府领导的考察。它以真实的状态展现过去，以开放的姿态接受指导，以学习的心态谋划发展。尤其在经历早期的踉跄发展后，它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关键要做到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江海社工事务所把自己定义为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补充力量，尤其把自己的工作着力于法治宣传教育领域，为实现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拾遗补阙。事务所主体工作中，无论对涉法青少年的社工服务，还是对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都离不开法治这个基本因素。2015年底，江海社工事务所在南通市崇川区司法局见证和注资下，开始购买学田街道的法治宣传教育服务，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专业化，满足居民学法用法的多元化要求，从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着力于法治宣传教育在基层做实做细。事务所还买了学田街道的人民调解服务，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依法化解辖区内发生的群体纠纷、环境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物业纠纷、复杂劳动争议等纠纷。江海社工事务所也在承担服务责任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