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的含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172-01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白身发展的理想状态。马克思对理想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本质规定，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限制，特别是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从而在关系、能力、素质与个性等方而所获得的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的过程和境界。人的全而发展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全而发展、社会关系的全而丰富、个性的白由发展等多方而规定性。他认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想性劳动是一种美的创造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人的德、智、体、美都将全而地和谐地发展起来，这才是人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基于生命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提出人的全而发展的价值理想。主要从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等角度探讨人的全而发展的条件，同时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去透视人类社会历史，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学生为本”，以思想启迪和人格塑造为教育目标，以受教育者的内心接受为诉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受教育者的审美活动的主体地位，遮蔽受教育者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境，导致受教育者原有的由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鉴赏能力和欣赏水平，在单一、被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遭到消解或弱化，使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道德教育之前己形成的特定的“审美预期”落空或消逝。把握马克思“美的规律”观点与人的“类生命本性”观点的内在关系，审美人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的白主性会在感性领域展现出来，按照自由的法则就能从白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实现从审美状态到逻辑状态和道德状态的过渡。
二、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进一步运用原有较为完善的教育手段和有效的教育模式之外，还应将审美要素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与方式之中，力求把思想品德教育寓于美育之中，实现“以美引善”，使人在效法榜样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所以应实现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相结合，实现道德的审美化和审美的道德化。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应承担真理传播者、道德说教者和审美欣赏者三种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亦应是真、善、美二者的统一即实现人的白由而全而的发展。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审美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应融合审美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教育对象、过程、教育者身上都应实施审美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教育是一种关系教育，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活动的展开，既要有一定审美对象的存在作为前提，又离不开具备一定审美条件的主体，审美关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相互照应、相互统一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既作为审美主体又作为教育对象的受教育者，同时作为主体的教育者本身又是具有审美意识的对象。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化实际上是主体与对象在特定的场景下相互沟通或者是通过审美意识的融合而达到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进而超越道德自由而追求审美自由的最高的美的境界，这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价值取向相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时代表征。
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是伴随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界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任务是，一方而要阐明人把握世界方而、从事艺术活动的审美规律；另一方而是指导、积极促进和谐发展的新人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应然的意义上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提出“劳动创造美”，奠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基础。这一美学观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体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通过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美，培养对真、善、美的正确观念。
在审美活动中，人最终从实用功利和生存需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为物欲所役，从而实现审美教育培养人走向这种审美境界。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中既有劳动之美的心酸和享受，又有最高审美境界的达成。冯友兰总结人生四境界中最高的“天地境界”是融自然、功利、道德在内的审美境界。这些境界说在不同程度上都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所蕴含的“美在创造”的审美价值取向，即真、善、美的统一，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的价值追求也是“真、善、美”的统一，可见马克思主义美学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前提与途径
自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全体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带领下，思想政治教学的科学化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内涵与前提
所谓的“科学”就是真实地反映事物本质的理论与学说，与一般化相对比，就是要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含义。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科学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培养四有新人，这一目标支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拥有一套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前提。自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到后来的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再到当今的科学发展观。广大中国人民在这些先进理论的教育指导下，推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人们的思想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都有巨大提高。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必须加强对这个理论的教育与宣传，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要本着三个方向：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为社会的大局发展服务，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第二，对全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氛围；第三，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活动的宗旨，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实际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途径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这里面的科技含量不仅仅指的是思想认识的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综合各门具体科学理论知识的运用。
首先，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认识，思想政治理论建设不仅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宣传，而是用正确、科学的方法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教育的对象以及其中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人理解，灵活应用，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的现代化方向前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延建设，在我国思想政治理论的指导下，同科技手段、物质技术等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工程化操控管理。
其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还包括各种科学知识对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助。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学科知识学习的影响，使学生树立科学的思想、正确的人生方向，在科学的目标的指导下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注重学科间的渗透和发展，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再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根本是要加强学科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朝着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要建立严谨的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一套科学的系统化的教育教学科目，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理论的学术讨论，深入对思想政治科学化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可以盲目照搬他国的思想政治理论，消除崇洋的思想。因为一个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科学与否，不仅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本国国情，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思想政治体系，提高学科学术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3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最根本的问题，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方向，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方法。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与前提。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含义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做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首先明确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什么，而明确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又必须先明确何为思想政治教育，所以，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根基。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与教育的含义
思想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思想是指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也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是认识的一个飞跃过程。有时，我们也习惯把“理想”称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如毛泽东思想。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意义就更具外延性，它包括人们的思想认识、思想意识以及行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情感、意志等诸多精神因素的总和。换句话而言，凡是人的大脑对外界的任何反映，都能称之为思想。
“政治”与“思想”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一般而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源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所服务，是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含义主要指的是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政治立场以及人们在言论与行动中所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与政治方向是一致的，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所以，必须通过有感召力、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自觉的努力为人民工作。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却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和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则主要指的是教育的广义方面，即对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进行有目的的影响，以期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与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理解
一般而言，政治思想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概念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在我们党的许多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中，都使用过这两个概念。但无论是用哪一个概念，其基本精神都是讲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理论工作都要为党的政治任务所服务。政治思想教育着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内容，而思想政治教育则着重强调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以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与奋斗目标的实现为宗旨，以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和普遍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任务，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内容，以充分发挥人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目的，面对广大干部群众而进行的思想教育与思想转化工作。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含义中，我们就不难发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所以说，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是认清其目的与任务的根基。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任务的内涵和分类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在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上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它是开展各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依据和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通常可以分为直接目的、根本目的与最终目的三个层次。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则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这项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承担的责任。与目的一样它也具有层次性，我们通常将其分为具体任务，基本任务和根本任务这样的三个层次。
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而言，二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亦即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就是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就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他与自身的基本任务是同等内涵的概念。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则是要通过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来解放人的思想，培养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之所在。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的（根本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要达到的效果的话，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则外化成为它的宗旨即为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和奋斗目标的实现所服务。在当前形势下，也即是为力求国家稳定团结、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创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
（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任务的价值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的“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目的与任务的确立则又处在一个先导的地位。恩格斯曾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借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其活动的顺利开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还能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因为人一旦活动有了目的性，就难免不具有方向性与持久的动力性。其次一点，目的也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成效提供了依据。目的即是活动所也达到的预期效果，当一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完成后，结果的呈现与预期效果的一比对就能衡量出该项活动的成效来。
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确立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达成的实践。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开展与完成也是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造就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一个强有力举措。只有任务的顺利完成，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并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奉献的忠诚劳动者，进而为目的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力量保证。
三、新时期、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为确定一定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的（具体任务）指明了方向。所以现阶段，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要以造就一大批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服务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根本，同时结合当前党所面临的形势与所要完成的任务与奋斗目标的实现而制定出具体的任务。
（一）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分析形势任务，制定实施政策，是一个政治组织的主要任务。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可以帮助党员干部群众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掌握政策。进而能够循着党的具体路线方针而努力奋斗。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集中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对于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而团结奋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弘扬主旋律教育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十四大以后，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要使之成为我们的主旋律。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证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实现民族复兴的法宝，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动力和源泉。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4
一、《论语》中蕴含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观理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观理念能使大学生树立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使学生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系统、具体地分析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论语》中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问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什么是孔子的道呢？“精气之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和生命的起源。“游魂”来自于孔子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五行之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因此做到这五常就达“道”矣。孔子的“道”的世界观核心是“仁”，《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德”来自于“道”，外在表现于“仁”上。这是孔子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
二、《论语》中蕴含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生观理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生观理念要求大学生在实践中形成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要求学生科学对待人生环境，做到与自己、他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论语》中的人生观引导学生树立积极进取、努力向上、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人生价值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其“学”有觉悟的思想体现在《论语•宪问》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的人生观还体现在“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蕴含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的一生尽管困难重重，但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活灵活现地从其“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中传达出来。《论语》的这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观，教诲当代大学生如何锤炼自我、涵养气度、拓展心胸、提高修为、敢于担当。
三、《论语》中蕴含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观理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观理念主要让大学生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了解当前的形势与政策。《论语》大精深的政治观犹如一盏指路明灯，古往今来一直璀璨于人们的灵魂深处，教人以“德”感化。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为政要以“德”感化，任人唯贤，率先垂范，不以杀示众，以暴治政，正如“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展现了孔子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谋大略，展现了大人物的大格局风范。《论语》中的政治观能引导大学生清晰认识社会、民族、国家，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使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增强对国家兴亡的忧患意识。
四、《论语》中蕴含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道德观理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道德观理念主要是让大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格、气质、修养，树立起具有时代风貌的思想道德情操，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论语》中的道德观是经过几千年筛选、积淀下来的精华，与注重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道德体系是不谋而合的。“有道德”是《论语》的显著特征。《论语》教育每个炎黄子孙要做一个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是孔子所提倡的个人道德修养，尤其注重严于律己，每个人要通过“修己”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有道德情操的人。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要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让道德成为自己行为的风向标，践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情操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日积月累。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弘扬《论语》中高尚的道德行为准则，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帮助大学生除恶扬善、分清是非，以此形成一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真、善、美的和谐社会氛围。
作者:汪鹤单位: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德育非政治化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讲政治”。
第一，关于“德育”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学界对“德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争论的焦点在于“德育”是否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确定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主要根据，是理论对实践的关系，是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把“德育”理解为“道德教育”，从字面上看不失为合理的解读之一。从伦理学或道德建设的角度看，“道德教育”可以简称为“德育”。但是，作为我国教育全局中与“智育”、“体育”、“美育”相并立的概念，“德育”决不能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育”。我国的教育方针用“德智体美”四个字概括了教育的内容。“德”育包括的内容应该是：为了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除“智”育、“体”育和“美”育外的所有内容。
“德育”的含义问题，决不只是一个文字解读的问题，不是仅仅从字面上推敲就可以确定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全局出发来确定的重大问题。它首先是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反映为一个理论问题。在我国教育的全局中，适应不同受教育阶段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开展与学生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相适合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教育，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因而教育方针中的即当代中国教育中的“德”育概念包含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内容，这既是“实然”，也是“应然”，既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也是完全合理的方针。正因为如此，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可以指称同一的对象，只是根据具体场合的需要，分别采用了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分别以“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为关键词，但都包括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如果像某些论者所主张的，德育只能是道德教育，不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那么，国家的教育方针中就没有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位置，以教育方针为依据的我国学校教育中就没有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地位。这种教育理论如果被付诸实践，必然会导致削弱和损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严重后果。因此，联系我国教育的实践以及“德育”概念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实际来看，把“德育”说成是不得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道德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排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德育非政治化”的理论。从字面上做文章，根据“道德”与“政治”、“思想”等概念的区别来论证“德育”不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也是站不住的，因为这种论证的逻辑前提是把“德”仅仅解释为“道德”，所以认为“德育”若包含政治、思想教育就是概念混乱。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德”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品行”、“政治品质”等多重含义，因而“德育”的释义正是“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
第二，关于“公民教育”。
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宪法第一条规定了我国的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了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规定了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第二十四条又直接规定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内容。这一切，无疑都是我国的“公民教育”所应有的内容。
第三，关于教育方针中“接班人”的提法。
有论者特别反对培养“接班人”的提法，把它作为“德育政治化”的典型表现来批判。其理由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政治使命，以“接班人”为指向的教育是政治教育。的确，教育方针中的“接班人”这个概念有很强的政治性。为了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实现我国办教育的目的，教育方针对培养目标提出了包括多方面要素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其中的“接班人”一词侧重体现了对培养对象的政治方面的要求。既讲“建设者”，又讲“接班人”，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构成了全面的培养目标。这里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接班人”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政治性，而在于这种具有政治性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合理性。邓小平始终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来看教育的，他强调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正因为如此，他多次用“接班人”、“革命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表达他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批评把德育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育的观点，旨在强调必须全面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着重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阐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和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道德教育的丰富内容作出了集中概括。只强调政治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陈奎元.关于当前科研工作的任务和实施创新工程的意见
[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3-31（1）.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6
论文摘要:对近代时代特征的深刻思考和理性判断以及受边沁、墨子功利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功利主义的基本特色，强调公益与效能，这在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今对其思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目前学术界仅有个别学者对其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其中在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定位上，在《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一文中，许纪霖先生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构建的政治伦理共同体作为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而在《的历史理念及其政治伦理》中，魏朝勇认为梁启超将“新中国”的政治伦理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纠葛，使其无法预想中国通向未来的道路。可见，两位学者分别将梁启超的政治伦理思想定位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上。但笔者认为，梁启超对近代时代特征的慎密思考和准确把握以及受边沁、墨子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功利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
所谓政治伦理，又叫政治道德，就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以某种伦理观为根本理念，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主体的道德理念、政治制度的道德属性等方面的总和。
一、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时代特征的思考和判断:“过渡时代”
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其对近代时代特征的深人思考和理性判断是分不开的。1901年，他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开篇就明确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其实，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这一判断不仅仅是梁启超个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先进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者的共识。如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也说“余处此过渡时代”。但梁启超对过渡时代的理解更为慎密和深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梁启超对过渡的含义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在他看来，过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人世间无时无地而非过渡时代”。而狭义的过渡是与停顿相对而言的，过渡就是如波一样波波相续;停顿则是“各波具足体”。
第二，根据对过渡时代含义的理解，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的时代特征作了基本判断。他从过渡的狭义出发，认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都是停顿时代，而现在是过渡时代。中国现在“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具体而言，“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在此，此岸是君主专制制度，彼岸是民主政治。“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治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褥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
第三，过渡时代是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代。在梁启超看来，过渡时代是“希望之涌泉”，是“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是一个民族“由死而生、由奴而主、由痔而肥所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恐怖时代”，“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由奴而主、由痔而肥之界线”，“所争间不容发”。
总之，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这一时代特征的思考和判断，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背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代，中国要从君主专制过渡到民主制度，需要社会各群体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根据事态发展精确、理性的权衡利弊，选择一种过渡到民主制度的理性方式，而不是单一的革命或变革，更不是从君主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制度，中间或许需要些环节，如开明专制。
二、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乐利主义”、“实利主义”
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渊源是边沁和墨子的功利主义。他将边沁的功利主义称为“乐利主义”，将墨子的功利主义称为“实利主义”，并吸收其中有利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结合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和佛学宗教伦理作了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梁启超继承了中西功利思想的基本范畴，并结合中国近代时代话语加以发展
具体来看，梁启超吸收了边沁功利思想中的苦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效用与动机以及中国传统功利思想中的义利范畴，但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话语下，他将边沁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等发展为具有近代时代特色的利己和利群范畴，并在利己与利群关系中展开其政治伦理思想。
关于“群”的含义，美国学者张颧认为，梁启超的“群”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整合问题，这在将“群”用作动词和动名词的时候最明显。在这个含义上，梁启超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人集合或整合为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该团体的政治制度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中国应该保留君主制还是应采用根据公民参与原则组织起来的新的政府体制。第二个问题也可称为政治参与问题。最后，梁启超将注意力转向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范围，中国应该作为一个帝国还是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呢?在第一层含义上，梁启超不仅将“群”视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原则，而且也视为一个宇宙论原则。他认为合群原则包罗万象，主宰了宇宙间所有变化和演进的事物。之后他用达尔文式的语言告诉中国人，不合群则国家有可能灭亡。于是，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共同体。但是，关于己的含义，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笔者认为，从群与己的范围来看，己是与群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梁启超的“群”的范围非常广泛，可指人群、组织群、国群甚至天下群。而“己”就是比“群”范围窄的一个概念，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些人，甚至可以是国群，它只是比“群”范围窄而已。
其次，梁启超吸收了中西功利思想的基本观点，并结合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以及佛学宗教伦理作了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梁启超吸收了边沁和墨子功利思想中将效用作为道德判断标准的观点，但在过渡时代效用的含义有所不同。在边沁那里，效用是快乐等心理感受，是个人利益;在墨子看来，效用是利他人、利天下;而梁启超所关注的效用是利群，其核心的利国家。他的伦理思想和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都是利群。
在“利群”与“利己”何者为梁启超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这一问题上，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利己”才是梁启超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他们的论据主要是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形成义》一文中所提到的:“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对此，笔者认为说服力不充分。从梁启超关于“群”与“己”的范围来看，他在这里所说的“利己”是相对于“天下”而言的，因此是国家意义上的“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后文中找到依据。他说:“对于禽兽而倡自贵知类之义，则利己而已，而人类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赖是焉;对于他族而倡爱国保种之义，则利己而已，而国民之所以能进步繁荣赖是焉。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己”，并不是“个体”意义上的己，而是“群体”意义上的己。此外，从梁启超倡导利己的目的来看，他是要提倡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根本目的还是救国(利群)。他认为，救国既可以是形体意义上的由政府、人民、土地等组成的国家，也可以是使“乾坤之所以不息”的精神上的“国家元气”，国家元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
第二，在苦乐观上，梁启超主要受边沁苦乐思想的影响，并认为政治法律等也可进行计算。在他看来，政治法律与衣服、饮食、器械、宫室等一样都是可闻可见的“形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手不可握之，以钱不可购之”，是“形质之精神”。而形质是“算学上之问题”，可以进行功利计算。这就意味着可以对政治进行功利计算。在此，功利主义理念跃然纸上。其次，他批评了边沁只对苦乐作量的区别而不作质的区分。受佛学宗教伦理的影响，他认为苦乐不仅有量的不同，更有质的区别。此外计算苦乐还要考虑比较苦与乐的先后这一因素。他说:“乐之最高尚者，莫如佛说华严。佛知夫世间乐之无常也，惟无常，故乐之后将承以苦，而苦之量愈增也。故毋宁取烦恼根而断之，忍小苦以求长乐……古佛最精于算学者也，最善于用边沁计量之法者也。重视未来的利益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中进行功利计算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第三，在功利原则上，梁启超肯定了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但他认为这只是过渡时代的功利原则，而太平大同时代应以全体国民、天下的最大幸福为原则。但是，后期梁启超将国家自身的利益作为第一原则，大多数国民的利益作为第二原则，认为在过渡时代的中国，二者都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目标和衡量标准，只是前者更有根本性。在将功利原则与时代相结合并结合实际加以发展，凸显出他的那份难得的理性和睿智。
综上所述，梁启超吸收和发展了边沁、墨子的功利思想，在利群、利己关系中展开其政治伦理思想，采用功利计算来判断效能，进而采取理性的、适宜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最大目的。
三、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主体的道德理念:公益、利群
梁启超认为，政治主体应该包括“为政者”、“强人”、“新民”和政党，这些政治主体应该以公益、利群为道德理念。具体来看，为政者必须“常遵依国家之目的”，不能“假公职以牟私利”;强人“能谋团体之幸福，以一群之公益为目的也”;新民应该有公共观念，所谓公共观念，就是“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甚至“牺牲其现在私益之全部分，以拥护未来公益”。总之公共观念就是“公观念”，就是“拥护公益”政党应该“抛弃个人之目的，而一方(力)保持国家大局”。
第二，政治权力的价值基础:公益
政治权力的价值基础就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问题，梁启超明确指出政府之政鹊“在公益”，并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证:从群体意义上，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公益之道”就是“以能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从个体意义上来看，梁启超认为，政府的权限在于国民的利益与政府本身的利益。在这里，相对于个体而言，政府本身的利益与国家本身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政府偏离了“公益”这一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而侵略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那么有政府不如无政府。
第三，政治运作的价值取向:效能和扶序
所谓政治运作，就是政治主体依据政治制度、政治目标的要求从事的政治活动。梁启超认为要“有成效”、“有次序、有法度”地改变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但在改变的方式和途径上，梁启超的观点不断变化:变法、破坏乃至政治革命，但始终围绕一个主题:秩序。即“有次序、有法度”始终为了一个目的:效能。政治改革之后的政治运作模式是怎样的?梁启超认为，责任内阁能“起衰救弊”，能更好地实现效能和秩序。因此主张责任内阁制。
第四，政治制度的道德属性:工具性的自由—团体自由
任何政治制度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规则与规范，它有其内在的伦理价值，这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属性。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那里，自由应是政治制度首要的道德属性，梁启超也持同样的观点。但他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自由主义者有较大差别。他对自由的看法始终是工具的而非价值的，他认为自由是“烈药”，需“调剂使其宜，而后能全其药之用”，如何调剂?梁启超直言不讳，他说:“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就是把自由从西方的具有个体性质的话语变成了具有集体性质的中国话语，由纯粹的个人范畴变成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范畴，由主要是人道主义自由概念变成了主要是国家主义自由、民族主义自由和群体主义自由的概念。由此可见，经梁启超调剂后的自由是团体自由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体自由。
第五，政治目标的伦理特征:“最大之目的”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7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文化教育
【分类号】：G641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所孕育产生的文化体系中唯一尚存的文化体系，是唯一生生不息而未出现断层的古典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相对的稳定性和高度的开放性。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是蕴含着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
二、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一）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互相碰撞和融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是高等学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因此，在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教育，是促使其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作为中国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历史和时代的碰撞中激发出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宝贵财富，结合当前高等教育实际，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因为我们要构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它自身具备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必须懂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吸收其精华，才会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
（三）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迫切需要
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是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和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格偏差，例如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趋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耐心细致、科学合理地予以引导和解决，从而实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增强高等学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教育目标。
（四）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历程来看，它的优良传统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我党各代领导核心，不论是、邓小平，还是、，都是传统文化的吸纳者、践行者和创新者。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今天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要根植于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优秀成分，充分利用它蕴含的丰富人文资源服务于高等学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三、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好教材。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和借鉴有益内容和方法，使其在教育内容方面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在方式方法上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学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的教育和灵魂的洗礼。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言传身教”、“环境熏陶”、“知行统一”和“克己慎独”等教育方法值得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借鉴和采纳，对于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有裨益。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对长期受其熏陶的华夏儿女的人格特征和精神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时文化反过来也具有培养人、塑造人的功能。
《诗经》《礼记》均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教育子弟的传统文化典籍。而其流传千古也说明了古人就已意识到了要注重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育人功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青年学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注重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完善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从而促进学员人文素养的提高，达到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这也就充分实现了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传统文化的教育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增强其意志品质和精神力量。而上述教育目标均符合今天人们所追求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当前，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提倡的“四有”青年的目标与古人通过传统文化培养人才的目标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具有共生性。青年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文化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和身心素质。其中文化素质处于基础地位，思想道德素质是灵魂和根本。每一种素质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是与其他素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思想素质与文化素质更是密不可分，二者具有共生的特点。因此，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先天的优势，必将推动学员思想政治建设迈上一个更高的水平，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合格
四、结语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8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理念法律资源
法治代表人类文明现代化的趋势，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并没有实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由于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实现西方现代意义的法治难度太大。如果强行推行，将适得其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但达不到法治的目的，而且将破坏中国现行社会秩序和行为规则及其法律本土资源，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一、西方法治思想的演进及西方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
1．法治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法治观念历史上最早始于卢梭变法，到了亚里士多德时已经理论化。公元前353年古希腊哲学大师柏拉图晚年在其《法律国》中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作为一种未来国家理想方案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述《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治，并对法治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论述了法治应当包含两层意思：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良好的法律。既社会全体普遍遵从良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好处在于，它代表理性统治，能够避免人治的兽性因素，避免人的、热忱和私人情感在执政时引起的偏见和腐败，法治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就是在促进这些社会价值。
2．现代以来的法治思想。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现代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从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角度，阐述了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多层含义：法治的基本或第一层含义：任何事件必须依法进行，将此原则适用于政府时，要求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都必须有议会的授权，否则，就是侵权行为，或侵犯了他人的自由。第二层含义：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第三层含义：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官裁决。第四层含义：法律必须平等的对待政府和公民，政府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
3．西方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纵观历史至今，西方有关法治的概念和学说，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法治的含义。始终如一的法治精神实质是：在一个政府与个人平等的社会或者国家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或者政府、组织都在法律之下遵照法律行事，而这个法律是全体民众的意思，是全体民众自由意志相互妥协的结果，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
二、中国百余年的法治历程
从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方式急功近利的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正是由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经济基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的，特别是法律文化思想方面，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刑为主”等法律文化传统思想相比，西方法治思想的根基尚不够牢靠。
三、中西法律文化思想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而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从清末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中西法律文化开始了最为剧烈的冲突。这场法律文化冲突，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观念、社会价值、伦理道德，人治与法治、权利义务等一系列法律文化之间的具大差异。首先，中西方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中国古代，刑、法、律常不分，“刑，法也，律，法也”。而西方则具有悠久的权利文化传统，他们崇尚法律，认为法律是保护人的权利的工具。其次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中国的传统是人治国，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其法律文化是以宗法家长制和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其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其国家立法的原则和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尺度是“三纲”。而西方各国，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比较系统的提出了法治理论，并认为最好的国家是法治国家，法律是人民控制并限制公权力的工具。再次是公法与私法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是权力而没有权利，是刑、是律、是治人而不是保护人的。因而被统治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是治人者食人的工具。而在西方，法律一开始就被区分为公法与私法，分别调整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第四是等级名分与正义、平等的差异。中国二千年多年的法律都遵循法有等差的立法原则。在国内，封建君主赋予封建贵族、官吏和家长以特殊的法律地位，享受各种法定的特权，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相反，在西方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则早已深入人心，早已成为西方各国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法律以平等、民主、公正为原则，因此法律内容不会以特权、专制和不公为主要特征，这与中华法系中“以礼入法，礼法结合”的内容有明显的区别。
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阻碍现代法治理念推行
1．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等级特权思想根深蒂固，使人治在一定范围存在，甚至泛滥。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封建等级制，上下尊卑、界限森严，象金字塔似的层层排列。封建等级特权表现在：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封建社会中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贵族等级为维护特权而斥责人的自由，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会用普遍投票的民主原则作为装饰品，甚至也会作某种让步，但不会给予人民以自由和民主。这种封建等级制和等级特权思想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平等、民主、权利、自由原则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2．中国传统的人治理念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极大阻力。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渗透了整个中国古、近代史。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这种思想，其不仅用思维置换的方式使我们的思维定式化与较长期的固定化，如传统的人治观念、义务本位观念、等级特权观念、尊卑有序观念及无讼为有德的惧法厌讼观念等，仍然具有强劲的历史惯性，它们还会以各种途径和形式保存和延续，特别是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交通通讯极为不发达的闭塞地区，新的思想观念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传播和普及。而且，其人性论与天下论的观点更是压抑了中国民主、权利、平等及个人利益意识的形成：儒家学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应该每日三省吾身，以修身养性，做到绝对利人而不利已，以合乎整体利益的要求；儒家的伦理观则以孝为核心，所谓“百善孝为先”，其主旨在于要求个人对家族的绝对服从，而“天下”也就是一个家，家长就是皇帝，作为家庭成员的“子民”在家长面前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人格权而言。因此，在儒家思想中，其所关注的是整体性的利益，个体追求则完全无足轻重的。儒家学者通过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参与到立法活动之中，将其推崇的整体主义礼治精神输入法律之中，形成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高度整体主义法制秩序。在这样一种刑法秩序下，政治、思想、法律的专制相互配合，导致中国形成了超稳定的宗法制封建社会，个人被淹没在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带有封闭性，在立法上影响法律移植。中国传统法律在与外界几乎隔绝之下自成体系，即中华法系，它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不同。由于中华法系封闭性强，当我们进行法律现代化，移植西方法律时阻力较大。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形成的法律传统在与西方法律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惯性不是一下能消除的。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当代中国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在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下融入现代西方法律文化的过程，两种法律文化的碰撞，并非以西方法律文化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搞所谓“全盘西化”，但也决非是固守传统文化不变，实行法治，必然要打破传统，融入新观念、新制度，否则，也就无法治可言。全盘移植西方法律，企图一下子实现法律现代化，清末变法证明此路行不通。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国法制现代化的本土资源。本土资源是任何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忽视的。忽视法律传统和现实的生活规则来构建完全的理想化的法治模式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移植西方法律的法治实践，在中国的城市、农村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在城市，《破产法》的难以执行甚至没有或者说不是执行，而是政府通过行政的方式解决问题——都不是《破产法》意义上的执行；在农村，秋菊的权利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移植的法律的并不理会，农村媳妇虐待婆婆等“芝麻小事”也在它们之外，而维护农村这种秩序的山杠爷却成为了悲剧，以及通过私了来解决他们纠纷的农村青年男女本来可以达致一个共“赢”的局面，在国家法的干预下，却成了都“输”的局面，而政府推进的移植法治模式却给他们带来了尴尬。实行法治，移植西方法律是必可不少的环节，但是，我们要坚持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充分利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发挥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以利于我们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中国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我们应当发扬传统法律文化思想精髓，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从中国实际出发，与西方现代法治思想融合，加强民主监督，孕育出中国式的现代法治思想，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人才教育理念主体成长观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096-03
党的十明确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写入报告，强调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高等教育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1]其中，作为国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担负着特殊而艰巨的使命。但是在实践中，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足，这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还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不断攀升的期望。
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功能
根据中央“05方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涵括四门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课）、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现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2]根据中央精神，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把他们塑造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创新与创造是两个有差异的概念，创造是创生原来没有的事物，而创新包括创造，但除此之外，还指对已有事物的变革和对已有事物价值的重新认识。进一步分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培养大学生创新人才具有如下重要功能。
（一）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主要载体。思想道德素质主要由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三方面构成。“原理”课的学习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实践观、历史观、群众史观等，从而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概论”课的学习能够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想信念，积极培育并践行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纲要”课的学习能帮助学生加深中国的国情认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基础”课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和法制观等，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一切奠定创新人才成长的基础素质，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国情观和群众史观为创新提供方向导引；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创新的强大“引擎”，激发创新潜能；健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创新提供相关的价值支持；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品质为创新行为提供理性选择和意志保证。
（二）培育创造性人格
对于创造性人格，中外研究者们的观点众多，一般意义上，创造性人格是指与个体创造性活动有关的个性倾向性（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理想）、自我意识和个性心理特征（气质、性格、能力等）的总和，也称创造性个性。关于创造性人才的人格特征，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1）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2）旺盛的求知欲；（3）强烈的好奇心；（4）知识面广；（5）富有想象力；（6）工作有条理；（7）富有幽默感；（8）意志品质出众，能排除外界干扰，长时期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创造性人才还有诸如科学的世界观，崇高的创新志向、创造动机与价值取向，高涨的创造热情，果敢、自制力强、有恒心，敢于冒险，勤奋、认真，进取心强，敢于标新立异等人格特征，创造精神便是这些人格特征的综合表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的中外伟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造性人格资源。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高度自觉地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伟大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两大发现”；旺盛的求知欲、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马克思破天荒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不惧反动当局的迫害，甘受贫寒困苦，坚定执着历经26年的追求，才完成了跨越时空的《资本论》；在马恩文献中展现了作者丰富渊博的知识、富于激情的文字和卓越的想象力与幽默的智慧。学习“概论”课可以领悟到、邓小平崇高的精神品质和独具魅力又具有共性的人格特征，如都具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忠于党、热爱祖国和人民，心胸开阔、无私奉献、坚持真理、身处逆境而不屈不挠，乐观自信，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胆识兼具，果敢无畏。在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敢于突破的魄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创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伟人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心理特征为他们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创造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和人格定力，这笔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使大学生牢固确立起创新和创造应当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1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和发展。要显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就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因袭关系和根本区别。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实际，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的含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创立，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政治的含义提供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人与本文由收集整理人关系的总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种族等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政治关系是这些关系中的一种，“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释政治基本角度是社会关系，它确定政治关系的基本依据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
（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这点从本质上说明了经济的属性。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里的经济是指特定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包含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生产过程中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以及生产成果的分配关系。而社会经济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政治关系的运行根本上也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反映和体现了经济关系的根本要求。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三）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它强调国家既是人类政治行为的特定场所，也是政治活动的首要主体。这点从主体性角度说明了政治的特征。国家政权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一切政治现象都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生活中的其它利益要求，如经济利益、民族利益等都可以通过国家政权来保证和实现。因此，全部政治生活的基本和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是阶级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权力，一方面，国家政权是政治统治的核心工具和根本手段。另一方面，国家政权是民主治理的主要途径和有效机构。
（四）政治在一定层面上就是阶级斗争
这点说明政治的运行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此外，政治还包括非对抗阶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无产阶级对本阶级群众，对农民的关系，还包括如民族关系在内的其它社会关系。在阶级被消灭以后，政治的内容就会成为人民的内部关系。
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逻辑结构及其内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原理和概念等核心范畴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中，结合中国的历史和时代特点形成的政治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和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首先以政治存在为逻辑起点，阐述政治权利、政治主体等问题。其次依据“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推出政治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问题。再次阐述由政治意识引发的政治实践，如革命、改革、民主等问题。最后达到政治文明，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逻辑终点。
（一）政治存在
政治存在是政治体系的客观基础，是政治发展的物质承担者。政治权力和政治主体是政治存在的两个重要内容。
政治权力是政治生活中带有强制性的一种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被支配，制约与服从的关系。首先，政治权力是一种公共的社会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特殊表现。反映的是政治实践主体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其次政治权力主体是占有或行使权力的个人或团体，主要指统治阶级的具体体现者即政府，此外还包括阶级、政治组织和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最后，政治权力的主要目的表现为政治利益。这也是政治权力存在的基础和形成的重要条件。
政治主体是政治实践活动的能动承担者。政治主体是为实现其特定政治利益而参与政治生活的个人或群体。政治主体可以分为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主要包括阶级、政府和政治团体；个体主体主要包括公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僚。政治主体的利益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转化为权利主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施加于客体。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重点关照政治权力和政治主体，不断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和日益深化完善人民政治主体地位，形成一系列人民观，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功由全体人民共享。此外，不断致力于新型政党的建设，如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政党。
（二）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与政治存在这两大部分一起构成政治系统。政治意识标志着政治生活的精神方面和精神过程。政治意识是政治存在的反映，政治意识是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也是政治实践的逻辑起点，它是引发政治实践的理性力量。政治意识主要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
政治心理就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存在自发直观的心理反映，它本质上是政治主体的政治习俗、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的总和，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识、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
政治思想简单来说是指通过政治思考形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存在的理性反映，是在对政治问题思考中形成的观点、想法的总和，它是政治意识理论化、系统化、和自觉化的表现形态。
政治文化是反映全部政治现象的文化总和，是社会意识中反映一切政治现象的观念形态，是政治意识的存在形式。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重视政治意识的能动作用，不断完善执政理念和各项政治制度，通过科学的制度建设，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体制基础，形成制度文明，进而创建政治文明。
（三）、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是政治主体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而运用中介能动地改造政治关系的物质活动。它是连接政治主体与政治环境的纽带，是政治主体实现其政治诉求的关键环节。政治实践也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政治实践是政治主体的存在方式，是政治关系的调控活动，是政治发展的内生动力。政治实践包含政治革命、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三个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