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1
关键词:民事盗窃;刑事盗窃;认定;区分;量刑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2
关键词：民事盗窃；刑事盗窃；认定；区分；量刑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53－02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入股、借款等书面的协议及有关机关处理纠纷时做出的法律文书，当然可以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的存在。但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不能都是书面形式的。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仅是口头协议。在发生盗窃后，一方认为是民事盗窃，另一方则称刑事盗窃，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最高院的这一规定，是法院认定口头民事合伙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关系的依据，但在民事纠纷引起的盗窃中，公安机关是否也应将民事纠纷存在的证明义务放到如此之高，统一适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条件，值得探讨。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甲和某乙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某甲邀请某乙到自己所在县城合伙做电脑游戏生意，乙遂通过汇款和当面交付方式陆续支付甲人民币5000余元用于合伙购置电脑、租房等。二人共购置组装电脑5台，二人之间基于信任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由于乙对甲县不熟，对外租房和雇工由甲负责。二人共同经营三月有余，乙又陆续支出各种费用2000余元，因生意不好，乙提出退伙退钱。甲不同意，当乙因故外出重回到甲县城时，发现甲已卖掉一台电脑。于是，某天凌晨，乘甲在屋睡觉之际（二人同居一屋），乙搬走三台电脑拉回自己家中。甲发现后和乙通话，乙证实此事。甲于是报案，经评估三台电脑价值8000余元，甲县按盗窃罪立案并侦查终结移交审查。乙辩称的合伙投资因没有书面协议甲予以否认，侦查机关取得了甲和乙之间关于汇款的短信记录，也调取了乙前女友关于甲、乙二人是合伙关系的证词，甲和二位雇员则证明不是合伙，是雇佣乙，但甲承认欠乙2000元钱，和乙之间仅是借款关系。从上述事实来看，如果按照最高院民事口头合伙的条件，则作为盗窃立案，追究乙刑事责任没有错误。但如此侦办此案，又确有疑点，存在一系列合理怀疑，会将事实真相掩盖，冤及无辜。毕竟，乙前女友证明合伙关系的证据存在，甲也至少认可借款关系。侦查机关仅凭乙前女友证据证明力弱，盗窃三台电脑价值远大于2000元借款为由请求审查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本案民事合伙的证据虽有不足，但认定民事纠纷存在证据是充分的，证明民事纠纷存在和证明民事合伙存在并不能要求相同的证明条件，二者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民事盗窃而言，只要有一定证据证明确有正当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存在即可，甚至不需要优势证据。因为只要有民事纠纷，其民事纠纷如何解决各方证据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就由法院来负责处理，证明不充分的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可。刑事侦查机关不负责也无须要求有关当事人必须提供优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纠纷中各方的具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多少。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取得了乙前女友关于合伙关系的证词，这些证据就足够说明经济纠纷的存在，故应将本案撤销按民事盗窃对待。
三、盗窃的数额与纠纷的数额对盗窃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盗窃罪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有窃取的数额与双方经济纠纷的数额基本一致，则属于作为债权人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索取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所盗财物价值比所存债权数额略大一些，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抵折债权，则不宜作犯罪处理；如果所盗财物价值高于所存债权数额并且相差很大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当然，所盗数额接近或略高于债权数额，无甚争议，关键在于所盗财物数额远高于债权数额时如何认定,是不是一定就应作犯罪处理呢?这里，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盗取了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且通知了被害人，或者行为人事后、事前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作了报告，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抵押，迫使被害人承担责任，则无论数额多高，都应认定为民事盗窃；如果行为人盗取了远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但行为人当时并不知道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认为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和债权数额相当，行为人认为所盗财产可以抵充或抵押债权数额，事后经过评估，财产价值远高于债权数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因此，也不宜作为刑事盗窃来处理。易言之，当所盗数额与纠纷的数额有较高差别时，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的区分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而不能依据事后财产评估。
四、民事盗窃向刑事盗窃的转化
如果基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实施了盗窃，而且被认定为民事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受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后，行为人仍不返还所占有的财物，表显为一种恶意仍然或继续占有，这种情况下，认定民事盗窃的前提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已经消失，继续非法占有秘密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呢？是不是原先的民事盗窃已经转化为刑事盗窃？一般来说，民事盗窃事后能否转化为刑事盗窃关键要看行为人的这种故意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如果行为人事前就由蓄意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手段致使被害人偿还债权数额后，再恶意占有被害人财产不返还，那么，行为人盗取被害人财产就意图非法占有，这就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为犯罪处理。相反，如果行为人继续占有所盗财物的故意是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才产生，则不能转化为刑事盗窃，而构成一种新的民事侵权，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3
【关键词】甘孜藏区；稳定；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12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藏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方法与途径研究”（课题编号：CJS12-075）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随着甘孜藏区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利益格局变得多元化，在毗邻省、县、乡、村之间争夺草场、虫草、松茸、水电开发、沙石采挖、矿产开采等资源引发周边地区百姓之间的各类矛盾纠纷，每年时有发生，调处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事态控制起来相当困难，边界和谐构建起来相当不易，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全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民生工程进程、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现状与影响
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最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东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南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沿金沙江与昌都地区相望，北接青海玉树和果洛两个自治州。幅员面积15.3万平方公里，全州辖18个县，325个乡（镇），总人口102万人，藏、汉、彝、回、纳西、羌等民族杂居，其中藏族占78.9%，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地与边疆过渡的地带，是藏汉文化交融的走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境内资源丰富。其中黄河水系支流和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长江水系河干支流的水能蕴藏量就达3731万千瓦，居全省市地州之首；全州林地面积6219万亩，水果、干果及其他经济林木资源分布广泛，是我国第二大林区西南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州天然草地1410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2%，多为优质低产草地；虫草、贝母等中藏药资源1137种，松茸、木耳等食用菌种达300余种，具有显著经济效益；金、铜、铁、铅、锌、云母等可利用储量的矿种36种118处；海螺沟、跑马山、稻城亚丁是川西旅游环线资源的重要景点。随着全州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这些资源开发已成为支柱产业，挖虫草、采松茸已成为农牧民增收的主渠道。受各种利益驱动，因争夺水电、矿产、旅游资源开发和虫草、松茸采挖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突显。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以来，全州调处涉及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以及州际、省际间的各类资源纠纷共计815件，人员伤亡177人，经济损失约2298万元，其中，边界矛盾纠纷300余起，持枪械斗事件l3起。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不仅影响了当地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还给全州各县在维护边界和谐、社会稳定与发展方面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影响一：这些矛盾纠纷成为全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阻力，同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部分群众无心发展生产，而是将一些时间消耗在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如何去报复对方上，严重影响地方稳定。譬如2007年，在巴塘县措拉乡、茶洛乡与白玉县村民因药山采挖虫草，双方发生冲突，酿成8人伤亡的悲剧，并自此在双方边界埋下了资源争夺和仇怨报复相交织的矛盾纠纷隐患，每年一到采挖季节，两县在边界稳控上大力投入，态势依然严峻。
影响二：有些矛盾纠纷的规模与范围日益扩大，波及深广。在资源开采与开发过程中因地方保护、利益驱动等因素所导致的边界纠纷日益增多，范围往往发生在省与省、州与州、县与县、乡与乡、乡与村、村与村之间。如：历年来，每年时有发生的乡城县洞松乡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东旺乡的松茸采集纠纷、该县白依乡与日珠贡草场资源纠纷；每年时有发生的丹巴县格宗乡与之相邻的阿坝州小金县、康定县因虫草采挖、沙石和矿产开发而引发的矛盾纠纷；2007年稻城县桑堆乡与邓坡乡的村民因争夺虫草资源发生“7·13”群体械斗事件，参与人数多达250余人，造成8死41伤的严重后果。
影响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利用，增大社会稳控难度。围绕资源开发，企业与当地的各方力量之间相互角力争夺，有的被别有用心之人或组织利用、操纵，用金钱或物质诱导，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牵扯进来，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遇到各种纠纷时，不仅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同时也采用一些外地的做法来防范与解决内外部出现的问题，而不考虑这些做法与措施是否与当地的风土民情相适应，有时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剧了矛盾，最后弄得骑虎难下。相对应的，当地的利益集团为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希望从企业的资源开发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在利益驱动下，不考虑法律及政策要求，从而使用一些有悖于道德与法律的手段与方法来实现其目的。双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产生矛盾纠纷难以避免。如：2007年，丹巴县太平桥乡下宅龙村一组的村民认为由于宅龙水电站截流的原因，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水用来推磨从而与该站管理员发生矛盾，最后发展成群体性斗殴事件，导致多人受伤。近年，巴塘县茶洛乡夏塞银矿开发商与当地老百姓资源利用补偿费纠纷多次调处无果，一直存在矛盾激化的隐患。
影响四：有些矛盾纠纷不利边界和谐。近年，资源开发引起的边界纠纷日渐增多，对和谐边界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原来被认为不值一钱的荒地滩涂因为资源开发而变得炙手可热，一些热点目标本就分布在地界不清、归属不明的地段，这样更加剧了边界纠纷的发生，增加了和谐边界的隐患。最为典型的是：每年时有发生已持续10余年的因争夺虫草松茸资源而引发的巴塘县波戈溪乡与列依乡的世代打仇冤的恶性矛盾纠纷。2005年德格、白玉两县发生草场边界纠纷，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近年，得荣县水电开发工程中，在定曲河和许曲河的沿线一些村寨，村民随意圈地盘、占沙地、零星种植树木，和水电建设工程方讨价还价，矛盾纠纷不断发生。近年，丹巴县太平桥乡则与相邻的阿坝州小金县新格乡在争夺荒山荒坡、小金河域沙石等问题上冲突不断……
二、形式与特点
近年来，受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热潮带来的利益驱动，资源纠纷与边界纠纷相互纠结的特殊现实情况日益凸现，新型矛盾纠纷呈现形式与特点为：
一是幅度走势上升化。各县的虫草资源分布不均，随着虫草松茸资源的逐渐枯竭和价格的猛增，因受利益驱动，跨界采挖、违规采挖引发群体性纠纷隐患严重，显上升趋势。
二是恶性程度加剧化。在各类中，因草场争夺、虫草采挖等资源纠纷引发的械斗事件增多，且规模较大，行为方式剧烈，恶性程度加剧。
三是表象多样化、性质复杂化。因征地拆迁、涉法涉诉、土地承包和非法占有土地等引发群体性、复杂性矛盾纠纷。
四是行为方式偏激。有些矛盾纠纷属突发事件，因为言语不合就大动干戈。
五是处置工作困难化。各县因草场、虫草、水电、矿产等资源纠纷引发的械斗事件，都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新问题叠加在一起，有的是群众要求的合理性与反映形式的违法织在一起，牵涉面广，比较复杂；事件中大都有群众性共同违法的行为，调查取证难，给处理带来难度。
三、成因分析
资源开发、利用和争夺所引发的纠纷是一种新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它的产生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历史原因
甘孜州整体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来源少、群众文化水平低、宗族观念重、家族利益靠前，农牧民群众在处理资源边界纠纷时，往往沿用传统习惯或陈规陋习处理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教意识浓厚。甘孜州农牧区宗教氛围较浓厚，农牧民群众对神山、神水有浓厚的宗教感情，有的甚至与迷信思想交织，主观的认为因水电开发、矿业开采会影响到住宅、坟地的风水和神山的地脉，害怕资源开发会触怒神灵，带来灾难，对资源开发给自身的发展进步、民生改善所带来的好处认识不足，因此对该地区的水电开发和矿业开采持质疑与对立态度，总是以各种理由进行抵触和阻挠。二是地缘观念作祟。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对省、州、县、乡界作了“注重历史，维护现状”的政策勘定，但由于历史的生产生活习惯，错误的认为只要处于本村或本户的地界内，一切的东西都是本村或本户的，绝对不允许外人染指；牧区藏民族以部落聚居的习惯仍延续至今，个别区域界线不明晰，草场权属不清，争议双方对多年前已调处的资源纠纷结果互不认可；一些群众因仇冤致部落械斗被迫迁离，近年来又陆续返籍，从而与原住部落之间以历史习惯为由，争地权、争草场、争资源，矛盾纠纷隐患长存，部落械斗、随发。三是经济发展滞后。长期以来，农牧民经济来源单一，经济收入偏低，出现了“坐在金山上过穷日子”的尴尬局面，群众心理失衡，就向资源开发企业提出苛刻条件，甚至对矿产和水电开发产生抵触情绪，引发了不少矛盾纠纷。
2、现实原因
当前，全州社会经济发展既处在发展的机遇期，同时又处在矛盾凸现期。一是文化底子差，法律宣传较差，公民法律意识缺乏。长期以来，农牧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政策法制宣传起点低、效果慢，对党的改革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认识不深、掌握不够，一旦有事，缺乏顾大局、识大体、懂法守法、依法维权的意识，往往采取违法乃至极端不理智的方式表达诉求，导致矛盾纠纷乃至恶性事件发生。二是利益驱动与资源锐减成反比。州农牧民群众致富门路窄，增收渠道单一，虫草、松茸、贝母、草场等资源仍是群众经济收入的直接来源，群众对虫草、松茸、贝母、草场等资源有较强的依赖性，资源市价又逐年走高，农牧民对此期望值就高，因争夺资源就寸土必争。加之，近年草场退化、沙化和鼠虫害的面积大，虫草资源产量下降，现有的草场也不能承载现有的牲畜，农牧民出现跨界挖虫草、牧牛羊，争资源、夺草场的边界纠纷就高频发、难控稳。三是资源开发问题与群众生产生活的冲突。近几年来，甘孜州通过招商引资，打造能源强州，大力开发矿藏、水电资源，随着各项工程推进，库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与村寨、企业与村民、外来民工与本地民工等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某些采矿、水电开发企业认识不到位，对道路维护、环保治理投入不足，对工程占地、安全生产、移民安置、祖坟搬迁等问题工作不细致、解决不彻底，影响了群众正常的生产秩序，污染了生活环境，甚至危及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引发矛盾冲突。
3、其他原因
一是利益分配不公。有些乡、村靠开发优势资源而得利，没有资源开发的乡、村就会因此眼红；在资源开发的乡、村群众内部，有的人因资源开发而受益，也会存在一部分人眼红，因此引发矛盾纠纷。二是诉求方式不当。部分群众法制意识淡薄，无视或漠视法律的底线，受法不责众的误导，认为只要人数众多，甚至主导老人、妇女、病残出场，不管自己的主张是否合理合法，言行是否偏激，政府都会考虑，甚至解决，陷入“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怪圈。
四、对策与建议
由于甘孜州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与边界利益矛盾纠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一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边界地区和谐稳定工作，以排查调处边界地区资源矛盾纠纷为突破口，重视司法行政的法律服务、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的柔性治理社会功能，特别是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的独特功能优势。据统计，2006～2010年，全州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成功各类矛盾纠纷计27871件，年均调解5574件，成功率为96%。仅2010年甘孜州就调处省际边界纠纷3起，制止可能引发的1起，群体性上访1起。可见，司法行政职能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平安和谐边界上大有作为，优势作用明显而不可替代，能够更好地积极主动发挥职能。
1、积极发挥法律服务职能，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司法行政工作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引导律师参与资源开发与利用中涉法涉诉问题的矛盾化解工作，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及时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做好解释工作，条件具备后及时解决；对要求过高的，要注重引导教育，对一些过激行为要耐心疏导，但对于目无法纪、不顾他人利益而煽动闹事、挑起群体性事端的，坚决依法治理，促进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切实维护好党委政府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的威严。
2、有效发挥法制宣传职能，最大限度营造法制氛围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针对甘孜州农牧区村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法制意识淡薄的现状，注重组织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注重最大限度地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注重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入耳”、“入脑”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注重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传媒手段的法制宣传效果，切实开展好法制宣讲工作，真正做到让老百姓“知法、懂法、守法”。
3、充分发挥调解工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矛盾纠纷
全州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要建立和完善以人民调解为主的社会化解矛盾解决机制，全力排查化解资源边界纠纷，发挥人民调解在构建平安甘孜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1）强化思想认识。加强资源矛盾、边界纠纷调处，维护边界和谐是认真贯彻中央、省委藏区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全州跨越发展、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和谐甘孜的重要内容，是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资源争夺、利益纷争是边界纠纷的火点，边界地区的发展，平安是前提，和谐是保障。甘孜州许多群众生活在边界地区，边界的矛盾和纷争，给群众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伤害。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构建边界和谐的重要性，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把加强边界纠纷调处、维护边界和谐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要事，发挥人民调解具有扎根基层，深入群众，便民利民的特点和优势，最大限度地把边界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2）强化组织建设。一是各县司法局应设立“边界联调协作”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化解边界矛盾纠纷实行“一把手”工程，确保专人具体负责边界地区人民调解协作联调工作。二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乡镇（街道）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分级签订边界联调协作协议，建立健全州、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边界地区乡镇（街道）、村（居）可以设立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其日常工作由所在乡镇（街道）的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轮流负责。边界地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在双边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中推选产生，搭建合作平台，共同开展矛盾纠纷的预防、排查、调处。三是边界地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加强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有相应的标牌、印章，调解制度、程序以及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等，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有序进行。四是边界地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教育功能，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素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水平，从源头上减少边界毗邻地区矛盾纠纷的发生。譬如：2006年初，石渠县委县府组织政法、公安、司法、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先后与色达县、甘孜县、德格县、玉树县、称多县、玛多县、达日县、江达县等14个附近县建立了县与县间边际周边平安和谐边界建设协作联系机制，签订建设平安和谐边界协议书，周边10个乡镇参与省际周边平安和谐边界建设，共同签订平安和谐边界建设公约，健全县、乡、村三级平安建设网络。周边平安共建重在联防、联心、联席、联责，本着与、青海6县共建共创平安和谐边界的要求，县、乡、村三级平安共建组织经常保持联系，加强交流沟通，互通边界治安动态信息，共商平安建设措施。
（3）强化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各县边界司法局应定期轮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报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了解掌握交界地区矛盾纠纷动态，分析研究交界地区的矛盾纠纷形势，共同研究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的办法、措施；总结、交流、推广经验。二是建立联防、联调、联谊“三联”制度。各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互访和“三联”工作，共商预防、排查、调处跨区域矛盾纠纷工作；加强相互间的联系沟通、合作互助。三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积极进行社情、民情信息的交流，全面、及时了解掌握毗邻地区的资源纠纷动态，互通情报，共享信息，实现区域内人民调解信息共享与交换，强化区域联防联动联调。四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联合排查机制。各县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应组织各乡镇司法所和各人民调解组织注重矛盾纠纷排查，特别要加强对山林、矿产、水电库区、虫草松茸采挖区域等资源涉边重大矛盾纠纷的排查，认真分析研究矛盾纠纷的起因、特点、趋势及对策，及时向接边人民调解联调机构通报预警信息，共同商定处置方案，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共同组织妥善调处。五是建立边界地区人民调解联动调处机制。发生涉及跨地区矛盾纠纷时，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由相应的人民调解联调机构协调解决。一般矛盾纠纷应及时通报，及时组织调解；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应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协作机构汇报，由党委、政府或上级协作机构协调妥善处理。六是建立“三大调解”衔接机制。充分整合调解资源，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对当事人不愿通过人民调解或人民调解不成功的边界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应积极引导纠纷当事人走行政、诉讼或其他合法渠道解决利益诉求，避免矛盾纠纷激化。七是建立学习交流制度。积极进行跨区域业务交流，采取多种方法、形式相互组织人民调解工作管理指导人员、人民调解业务骨干进行交流学习，共同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管理指导水平和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八是建立检查、督促制度。上一级人民调解联调机构应当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督促、指导、协调下一级联调协作机构的工作，并建立相应制度。
（4）强化机制建设。一是对边界地区纠纷隐患、和矛盾纠纷的调处以发生地为主，相邻地协助，相互积极协作配合，及时共同调解。二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涉及边界地区人民调解协作小组协商，密切协作，各司其职，共同调处：①发生。边界地区人民调解联调机构就涉及边界地区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在积极进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同时，应根据情况，各自逐级上报本方上一级人民调解联调机构，由双方同级协作机构联系、沟通，协调解决。②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的事件，由乡镇（街道）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妥善调处；重大情况的可报县级人民调解联调机构协调调处，特别重大和特殊情况的应逐级上报，并由边界联调协作办公室出面协调。③其它涉及边界地区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由县人民调解联调机构协调调处；重大情况可报州人民调解联调机构协调调处。④在办理和解决跨界矛盾纠纷时，承办方需到对方区域内开展工作的，应及时向协作方通报，并提出具体协作事项；协作方应本着“异地优先、以邻为重”的原则，大力支持，提供便利，通力协作，积极配合。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偏袒本方人员，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公平、公正解决。⑤认真做好活动记录和资料积累，建立健全协作档案制度。调解涉及边界地区的矛盾纠纷均应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制作的调解协议文书分别送本方上一级人民调解联调机构、涉及毗邻边界地区的同级的一方备案；各方应按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立案归档，妥善保存。⑥切实提高对建立人民调解联调协作机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避免过分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过分强调区域统一而忽视区域差异，应当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和特点，互相尊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推进人民调解联调协作。三是联调协作过程中，要注重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政策宣传，达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从源头上预防或减少资源矛盾、边界纠纷的发生。
时代呼唤和谐，民生需要和谐，科学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是和谐的基本要求，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构建小康、平安、和谐甘孜，就要坚持不懈地及早及时及好地调处各类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众敏感的资源和边界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化解，保障全州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4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正在迈向化的，在突飞猛进的奇迹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地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这些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具体类型主要有：（1）涉及城市居民和群众的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等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运输、公路、桥梁、航道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11）涉及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2）涉及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13）涉及到家庭、邻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以及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械斗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4）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这些类型，多数属于新型纠纷，其中，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置、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涉农等引发的纠纷尤为突出，这类新型纠纷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呈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村办企业的兴起，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1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时期，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同样快速增长。2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纠纷解决的现实困境
（一）“诉讼爆炸”之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在我国，诉讼发展高潮同样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结果是一方面是法院案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如仲裁机构门前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人民调解在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之际，尽管其正当性和效力有所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1，近年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急剧下降的态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人民调解对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解决具有重要作用，但对解决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显得无能为力；第二，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重视发挥行政的力量和作用2；第三，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不可能统一在一起；第四，要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aDR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3.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时法院不愿或不屑配合。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当aDR已汇合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国际性潮流时，我们不应该还在为争取aDR在解纷体系中的正当性地位争论不休。曾经有过的许多尝试，如不少地方或行业成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山东陵县的“司法调解中心”，江苏南京、南通等地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浙江嘉兴市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的“综治司法信访联动中心”等，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需要从更高的视野加以审视、、提高和升华，以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的、经得起理论、法律和实践检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纠纷解决的领导方式亟待转变。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上，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方式，即：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层层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层层下达文件、提出一些口号、规定一些考评标准、不间断地进行检查督办，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形成了领导方式的习惯定势，即人治的思维难以改变；二是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大张旗鼓的检查督办代替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看似领导重视，实则工作在上层空转。这种空泛化、运动式的领导亟待改变。改变执政方式，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由救火式、突击式、运动式转变为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迫在眉睫。
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思考
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多样化、合理化机制，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标志。在当代中国，探索和研究，构建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用法规的形式规范矛盾纠纷解决的方式渠道、工作机制、政府责任等，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性思维
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作为一种机制，要靠制度来保障，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纠纷解决机制重整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课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实际上一直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逐步地向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围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和最高机构，国家所要掌握的应当是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这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整体重构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二）积极推动立法，使各类纠纷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
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了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就迫切需要从上进行提高，并把正确的做法和经验转变为规则，加以法制化。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的压力，盛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务操作，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规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法，从而对传统法学和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今的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在我国，就纠纷解决，立什么法、怎样立法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我国对于《人民调解法》立法的呼声颇高，也有一些地方考虑就调解进行地方性立法，我们认为，调解是否需要再单独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调解”本身也是个法律概念，它有一整套原则和规则，但现在有不少人、甚至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和机关却把“调解”理解为一般的协调解决的意思，认为人民调解可以统揽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可以包医社会矛盾纠纷的百病，因此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别出心裁地搞出新的运行机制，规定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标准。比如：司法部的部颁规章中明确规定，民间调解只适用于“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并且规定两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其实现在很多纠纷，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涉及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而对这些不适合调解的纠纷，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和积累了信访等解决途径，但许多人却视而不见，片面夸大调解的功能，这对纠纷解决是有害而无益的。
如果单纯就“调解”进行立法，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值得斟酌：一是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关于调解的规则和规范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确实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来规范，但规则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没有不明确的问题，再搞一个系统的立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实践上的意义；二是司法部在2002年的规章中，对人民调解有突破法律规定的地方，主要是在镇、街一级设立调委会，调解委员采用聘任的方式，这就突破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同时还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虽然我们在人民调解的实践中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但一涉及到立法，显然是一个障碍。因而，就调解立法，突破现有的法律难于操作，不突破现有法律则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大实践上的意义。
实际上，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化的，举其要者就有司法、仲裁、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等，而且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都有所实践并积累了经验。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主张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第一步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总体的思路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创制我国的《纠纷解决法》或分别单行立法。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衔接。
（三）建立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由于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体现出的选择偏好和类型会有很大的差异，如西方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通常被视为“审判中心型”，而东方社会的解纷机制一向以“调解中心型”著称。社会条件对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说明不同社会、不同主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是不同的，而决定这种选择的因素常常是综合的，多主面的。这正好表明，法律解决（诉讼）未必是唯一适当和必须采用的方式，与法律同时必然存在着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社会充满着复杂的冲突，其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的手段、方式也应是多样的。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并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总的要着眼于“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健全和完善预测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正确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1.基于此，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突出如下思路2：第一，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建立科学的纠纷分流制度为前提。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要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同时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纠纷协调程序，以克服协调中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科学性、规范性及透明度；要积极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逐步规范化，保证不偏出最低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要求。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总的原则是要能够提供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纠纷解决路径供当事人选择。第二，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与民众对纠纷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为出发点。第三，纠纷解决机制应始终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平衡的动态体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凸显出许多内生的矛盾，而裁判型与调解型的弊端分立这些矛盾的两端。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与平衡，以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同时发挥其优点。第四，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尊重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同时注重诉讼程序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第五，采取措施，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四）建立实践平台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新模式
理论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当务之急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实际效用。我们认为，成型的纠纷解决机制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1）要建立健全组织，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以便抓“早”抓“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整合现有综治、信访资源，在镇、街一级设立“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给群众提供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窗口；二是在村（居）、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中心”报送。（2）“中心”要对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实现归口管理。“中心”要对掌握的矛盾纠纷逐件进行，按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确定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的责任主体，归口处理。涉及到区、市相关部门的，要通过上级综治机构实现归口处理。考虑到“中心”办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可在“中心”提出意见的基础上，由镇、街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其牵头的议事小组最终确定如何归口处理的问题。（3）要依法办理和限期处理。归口处理后，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按照相关纠纷解决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的完成时限，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中心”或综治机构。（4）要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分析利用。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社会矛盾动态要及时掌握，包括办结的、待办的、督办的，各类纠纷的数据统计，每件纠纷及解决的具体情况（各层级要求不同应有所区别）。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上下联网，实现信息的网络合成和查索。为了达到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情况的切实掌握，要规定严格的表报和要事“一事一报”制度。各级要定期分析情况，使对工作的指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5）要加强领导。各级综治机构的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办，对具体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件件有着落，项项抓落实；适时召开会议，总结情况，分析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综治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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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学海》，2003年第1期。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谢圣华、何良彬、谌辉。《向和谐与公正：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民法院报》网站2005年4月15日。
＊原厦门市司法局局长。
＊＊厦门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1据国家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占63.91％，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9.86个百分点。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极其迅速，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2以信访为例，信访通常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或人际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的一种表现。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信访，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
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载《学海》2003年第1期。
2资料显示，仅20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的一个月时间，厦门市市长专线电话市民投诉较多的项目有：市政城建322件，劳动人事240件，环保问题196件，公安189件，土房规划174件，工交财贸92件，教科文卫72件，共1285件（摘自《市长专线电话》总第10期），按此推算每年就有16000件，远远大于2004年人民调解5000多件的数字。
3严格地说，信访制度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它在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却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5
关键词：合同诈骗；经济合同纠纷；联系与区别；实践难度；法制建设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合同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基于我国刑法罪法刑相适应的原则中“疑罪从无”的严格规定，与民法中充分尊重私权的原则相比较，前者更体现法的强制性和局限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合同诈骗必然也属于合同纠纷，但合同纠纷不一定都是合同诈骗。由此，笔者在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论述上，对于“罪与非罪”的界定，将从合同诈骗的严格构成切入，剖析它和经济合同纠纷的区别，从而探索实践中解决该热点的方案。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
1997年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规定内容：“有下列情况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担保；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据此，所谓合同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刑事行为。其构成要件分别包括：
（一）犯罪主体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并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由于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发生的，所以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但根据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据“罪责自负”的原则，本罪的主体只能是合同当事人本人，而不可能为其合同权利义务的承继人。
（二）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的客体，既包括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有侵犯了市场秩序。因为合同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极具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地破坏社会的诚信，破坏合同法律制度。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
行为人实施诈骗是一个具有事先犯意，并具谋划性的行为，其主观状态必然表现为一种希望犯罪结果发生，而不可能为放任或者应当预见而无预见的状态。因此，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都不能成为本罪的主观要件。那么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就成为了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但往往实践中，对行为人的主观认定并无统一的标准，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
二、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的界限
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双方在依法签订经济合同之后，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争议。诚然，它和合同诈骗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发生在民事交往之中，且都为合同形式体现，还都是对合同履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等。其中经济合同欺诈行为虽然属于民事领域，但由于其都是采取隐瞒、欺骗的方式获取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所以与合同诈骗罪极其相似，难以辨别，从而导致司法上的难题和混乱。
纵然如此，但笔者认为，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依然存在微妙的不同。
（一）性质区别
杨立新教授曾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可见，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分属不同的两个法律领域，侵犯不同的法益，社会危害的程度大有差异。合同诈骗既违反了《刑法》又违反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不单单是债权，还包括市场管理秩序中的公私财产所有权。而经济合同诈骗，仅是对经济合同中债权的侵犯，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显然，合同诈骗的社会危害性要比经济合同纠纷要大得多。
（二）动机目的区别
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只想单方面享受合同所规定的权利而不履行合同义务，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思。所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钱物是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的目的，其欺骗行为是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支配下的实施行为。而经济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是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上赚取合法利润。
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认定方法
根据上述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笔者认为，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的认定方法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为目的说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6
新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特点和调处对策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矛盾纠纷主体的多样化，性质复杂化，人民调解工作也由原来的主要调解民间纠纷，发展成面对范围更广的民间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等复合而成的个体型与群体型共存的社会矛盾纠纷。若调处不及时，将会导致纠纷升级，甚至上升为群体性事件。如何及时有效地遏制社会矛盾纠纷的源头，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已成为我们工作研究的主题。本文对新形势下如何防止和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保持社会稳定问题做一探讨。一、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动而引发的利益调整、观念冲突、社会震动，导致了矛盾主体的增加，社会矛盾更加广泛多样和复杂。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即公民个人之间因婚姻、继承、赡养、邻里关系而引发的纠纷。而现在职工与企业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济合作组织之间乃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不少单位、企业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二是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从平时接待咨询来访、受理纠纷情况看，现在纠纷主要集中在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征地折迁安置，债权债务、集资收费、环境污染等方面，都涉及群众的经济利益，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三是群体性纠纷突出。在常见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群众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集资无法偿还等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处理不好，调解难度增大，对社会的稳定危害也更大。二、社会矛盾纠纷预防的基本对策：在新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构成因素复杂，涉及领域广、突然性强、群体性高、极易激化，是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尽管如此，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解决。一要继续深化法制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点。我国连续开展三个五年普法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依法办事的观念得到加强，但离依法治国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继续在全社会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重点放在增强法制观点，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上。普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力求贴近实际，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深化普法教育，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措施和治本之策。二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各项工作纳入依法按章运行的轨道。现在我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依法管理已具备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为了形成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一方面要坚持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干预纳入依法进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各行业、各单位也要做到依法管理、规范化管理，在依据国家法律制定和完善单位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三要强化行政复议和仲裁、司法工作，把矛盾纠纷的处理导向法制的轨道。我国已经制定出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解决民事、经济、行政争议的法律。这些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与面广量大的各类纠纷相比，还显得微不足道。人们仍然习惯于有了问题找政府，而不是上法院，这种状况不利于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因此在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对于因合同争议、债权债务、政府不当行政等引发的纠纷，在调解无效时，在注意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复议或仲裁、诉讼，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受理，提供方便。特别是对一些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案件，审理和裁决在力求公开、公正、及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种服从法律，信赖法律，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风尚。四要加强法律服务，为公民和组织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和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保障。在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中，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各单位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一是在党委政府工作中注意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避免决策或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引起矛盾纠纷。二是在企业改制、土地承包、清理债权等工作中要吸收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三是对企业改制减负、拆迁补偿、土地使用等热点、难点工作中，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的规范调节作用。四是在申诉、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中，切实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为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咨询或，对符合条件的还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将纠纷引向依法处理的轨道。五要建立健全反应快捷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一是进一步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形成区、街道、社区委员会和积极分子组成，上下成线，左右成片的四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网络。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定期调整调解队伍，把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爱调解工作的同志充实到调委会来。三是要继续完善形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将问题发现在萌芽，把纠纷解决在基层。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员发生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工作预案，把疏导和预防工作做在前头，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乱，防患于未然。做到小矛盾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街道。集中时间和力量，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常见的、多发的、带有倾向性的纠纷，尤其是那些可能激化的纠纷进行专项治理。三、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日益错综复杂，加大了调处难度。因此，在做调处工作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干部依法管理与群众依法办事的关系。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意味着是用法律来对付群众、整治“刁民”的。它一方面要求社会的管理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完善立法、深入普法、严格执法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依法管理。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后一方面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确实有一些干部不依法办事，办事不公，甚至欺压群众，腐败堕落等引起群众不满。因此各级干部带头依法行政、依法律已是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二是规范、制约与引导、保护的关系。在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理中，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追究和对合法权益的保护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以及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我们反对的是不按法定程序的上访、上街等行为，而对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则应注意保护，对他们的正当要求要及时解决和处理，即使对群众坚持要求上访、上街的，也不应硬行禁止，而要引导他们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在当前矛盾纠纷较多，上下沟通渠道还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注意保护公民的上述权利并正确加以引导，不失为保持了一条让群众表达自己意愿、参与监督和管理，以及使党和政府了解群众呼声的渠道，可以起到社会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三是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舆论宣传等其他手段的关系。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具有要求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行的效力，因此法律手段无一例外地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管理社会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纠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还不可能全部运用法律来调整和处理。因此靠运用法律手段完全调处和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纠纷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社会管理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各种手段都有其优势，不能相互代替；另一方面，在法治不断加强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都会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将与法律手段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只能运用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等其他手段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协调方法，针对不同社会矛盾纠纷，运用正确调处方法的调处手段，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四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调处与其它工作的关系。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党委、政府议事日程，当成两个文明建设重要工作来抓。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防止多种矛盾纠纷汇合使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端。要研究工作时，有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内容，布置工作进，有任务，检查工作时，有项目，总结评比时，有奖惩。对因工作失职，调处不力，使小矛盾酿成大事端的，要追究责任。对社会矛盾纠纷较多，又不能有效调解的单位，要实行一票否决。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7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8
人民调解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矛盾纠纷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宪法赋予人民调解以法律地位。近几年来，我省人民调解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促进了和谐贵州的建设。全省近5年来受理矛盾纠纷547660件，调处矛盾纠纷536707件，调处率达98％。其主要做法和经验是：
一、强化“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将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坚持将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纳入维稳及综治目标管理；三是坚持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四是坚持专项排查、一般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
二、创新四个模式。贵阳市云岩区人民调解组织与派出所联合建立集治保、调解、社区警务等多项职能于一体的“警司联调”模式，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创建平安工程、构建和谐贵州中的积极作用，将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云岩区黔灵镇有汉、苗、布依、侗族等10余个民族杂居，针对该镇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阶段呈现出的拆迁、土地争议、邻里矛盾纠纷、群众性上访事件多的特点，他们做到，民间纠纷、治安纠纷、轻微刑事案件(涉及伤害赔偿案件)、拆迁补偿纠纷、征地纠纷等由司法所、派出所、法律服务所、镇政法书记联合调处；各村(居)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则由村(居)人民调解员陪同当事人双方到警司联合调解室进行调解。全省九个市(州、地)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在部分乡镇试行“综治维稳调处中心”模式；在城市社区建立社区调委会，调解社区的矛盾纠纷。
三、建立四项机制。一是科学的预警机制。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分门别类的应急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各种事件。二是有效的联动机制。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与有关责任部门共同建立健全联动机制，负责对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有效化解、制止的发生，使群体上访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严格的连环责任追究机制。各地逐步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未妥善处理造成严重后果、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负责人或单位实行层层责任追究；四是应急处置机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分门别类的应急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各种事件。
四、抓好六项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今年以来，针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原有的调解组织形式与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不相适应的现状，我们着力抓好六项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是建设夯实“全方位”的调解组织网络体系，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调解中心，建立健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和物业管理部门的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小组，稳定和扩大村(组)、社区及楼(栋)调解员队伍，配齐人民调解员，以村(居)、社区、楼(栋)为单位建立健全矛盾纠纷信息员队伍，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网络体系。二是建立健全集贸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各地在大型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建立健全调解委员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三是建立健全接边区域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我省与四川、云南、重庆、广西、湖南五省(区、市)毗邻区域，接边市(县、区)共同建立健全跨区域的联合调解委员会。做到信息联通、纠纷联调、案件联防，为预防和化解接边区域的矛盾纠纷发挥积极作用，有力地维护边界区域的社会稳定。如我省遵义市的正安县、桐梓县、道真县与毗邻的重庆市的涪陵、武隆、巴南、万盛、南川等地签订了协作协议。我省与川、滇、渝等省(市)签订了省际间联调协议。四是建立健全夯实医疗管理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各地在卫生局、卫生协会或医院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医患、医疗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五是加强夯实民营企业、国有改制企业、商会等单位人民调解工作，积极主动调解因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的劳动维权等矛盾纠纷，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服务。六是加强夯实行政机关人民调解工作，在妇联、消协、残联、工会、交警队、部门、仲裁机关等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的衔接配合。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有效衔接配合。(执笔：项 照)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公布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有关的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审判人员认真学习了专利法，并为实施专利法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专利法即将自今年4月1日起施行，现将有关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几个问题通知如下：
一、有关专利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一）收案范围根据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专利案件有下列七类：
1.关于是否应当授予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
2.关于宣告授予的发明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
3.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纠纷案件；
4.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案件；
5.关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费用的纠纷案件；
6.关于专利侵权的纠纷案件（包括假冒他人专利尚未构成犯罪的案件）；
7.关于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合同纠纷案件。
（二）案件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对专利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定如下：
1.上列收案范围中1－4类案件，均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第二审法院。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内的上列收案范围中5－7类案件，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各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第二审法院。
各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可以指定本省、自治区内的开放城市或者设有专利管理机关的较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审理其辖区内的上列收案范围中5－7类案件的第一审法院。
（三）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理各类专利纠纷案件，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专利法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但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1.关于是否应当授予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关于宣告授予的发明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应当以专利复审委员会为被告；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纠纷案件，应当以国家专利局为被告；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侵犯专利权的纠纷、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费用的纠纷不服国家专利局或者专利管理机关所作的裁决或者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仍应以在国家专利局或者专利管理机关处理时的争议双方为诉讼当事人。
2.在专利侵权的诉讼过程中，遇有被告反诉专利权无效时，受理专利侵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按照专利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办理。在此期间，受理专利侵权诉讼的法院，可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一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中止诉讼，待专利权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解决后，再恢复专利侵权诉讼。
（四）尽快配备审判干部，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专利诉讼是科学技术与法律紧密结合的工作，专业技术性很强，涉外案件较多。承担专利审判任务的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实际需要，选配适当数量的有一定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特别要注意适当选配学过理工专业和懂得外语的人员参加专利审判工作，并且至少要能够组成一个合议庭。
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案件时，要与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充分发挥科研单位、生产部门的专家、学者的作用，可以聘请他们作临时的或者长期的技术顾问，也可以请他们担任技术鉴定人，还可以邀请他们担任陪审员，直接参与专利审判工作。
专利审判是一项新的工作，各有关高、中级人民法院要组织专利审判人员进一步认真学习专利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令，并注意通过审判实践，总结专利纠纷案件的审判经验。
二、有关专利的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一）对于以下三种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根据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以假冒他人专利罪处罚；
2.违反专利法第二十条规定，擅自向外国申请专利，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处罚；
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区别篇10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新晨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