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标准篇1
摘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建筑业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但是建筑经济纠纷在建筑工程发包过程中层出不穷，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这些纠纷多半和建筑工程造价息息相关。该纠纷的产生不仅损坏了我国建设事业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更使建筑业遭到严重损失，为此，笔者以近年来社会上频繁发生的建筑经济纠纷为参考，并结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针对该类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建筑业建筑企业建筑施工经济纠纷
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广泛应用，我国建筑业发展可喜可贺，但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经济纠纷层出不穷，尤其是工程造价这方面的纠纷更是数不胜数。纠纷不仅损坏了我国建设事业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更使建筑业遭到严重损失，具体有以下几点：不如期完成建筑工程，会降低投资效益的适时发挥；长期耍嘴皮子，延长工期，增大消耗，令建筑施工损失惨重；建筑企业为获得更大利润，搞不正之风，行贿、受贿，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扰乱建筑行业市场秩序，给改革设置层层障碍；至此，建筑企业应深入研究、分析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并针对该类纠纷的预防措施进行探讨。
一、引起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对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建筑经济纠纷进行深入、透彻地分析，个人认为引起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建筑企业施工管理者素质低下、技术水平不高，对工程质量标准及定额问题不熟悉，监管人员不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就高不就低，工作态度不端正，致使工程量、高套定额直线飙升，出现高标准计算、低标准做、工程质量差及造价奇高的现象，继而引发经济纠纷。（2）有些建筑企业为提前、尽早开工，不认真审查合同就急着签订合同，致使合同存在很多瑕疵，更有甚者则先开工再签订合同。由于在此之前没有严格审查合同相关内容及预算情况，则诸如工程量急增、工程造价收费标准与工程类别不一致及套用定额项目不科学等状况在工程决算时层出不穷，从而引发经济纠纷。（3）建筑企业不具有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制度，没有构建完善的施工技术档案、变更签证与施工日志等归档制度，使得有些问题在工程决算时无法说清，扯皮现象严重，从而导致纠纷产生。（4）鉴于建筑材料市场价格变动幅度很大，建筑企业无法科学预估，导致工程双方在决算时争执、冲突不断，继而引发纠纷的产生。
二、协调、处理建筑经济纠纷必须坚持的原则
为妥善处理、解决建筑界层出不穷的纠纷，个人认为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坚持国家相关政策与建筑施工合同有机结合的原则。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工程造价进行动态管理，及时国家相关政策，不过所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灵活性不强，更有甚者明确注明“合同一经签订，不再改变，即使是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也不予调整”。那么在协调、处理这类建筑经济纠纷时不仅要严格依照合同，也要切实地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只有坚持国家相关政策与建筑施工合同有机结合的原则，才能科学处理、解决纠纷及建筑工程如期竣工。
2.坚持差别对待建筑企业自行发包工程与有组织的招标工程的原则。由各级别招标办组织的招标工程，多半是依据政策定标，同时应考虑承包相关工程的风险的大小，如此比较公平、公正，也符合现实情况。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应极力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先让各处招标办进行处理，然后经由造价管理部门审核解决、处理。
对于建筑企业自行发包工程，情况则不那么简单了，有些可依据政策办事，公平对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些则漫无目的地压价，对承包方要求苛刻；还有的则不科学计算，高估冒算，滥用手中发包工程权力，大要回扣。至此，首先根据政策进行判断，与政策一致的应按照原定标准进行，而与政策相违背的应按照预算、决算做相应地调整。
3.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错必纠的原则。所谓以事实为依据即要尊重客观事实情况，积极调查、研究，搞清楚事情真相，弄明白相关问题与责任是由建筑工程哪方引起、承担的。所谓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要依法办事，不做违背政策、原则的事，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将那些与政策不符的内容剔除出去，对不科学的工程预算、决算要抽出来认真审查并纠正，继而做到有理有据。
三、协调、处理建筑经济纠纷的可行性方法
国家授予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解释定额的权利以及确定工程造价的原则的权利。为此，在处理、解决建筑经济纠纷过程中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计算为基点，采取调解的办法进行。个人认为通常情况下按照下列步骤展开建筑经济纠纷的协调、处理工作：
1.应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请与受理。针对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应向建筑造价管理部门依法提出申请，而且申请资料要准备齐全，如：建筑施工合同、设计图、补充协议、现场签证、设计变更、会议纪要与施工日志等。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在接到申请以后，应指派专职人员负责协调、处理工作。对于那些重大、疑难的纠纷事件，还应组织相关主管部门开会综合处理。
2.及时展开相关调查取证工作。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在受理相关经济纠纷以后应积极展开相关工作，要认真负责，仔细斟酌。应深入、细致地研读建筑施工合同、设计图、补充协议、现场签证、设计变更、会议纪要与施工日志等一系列资料，应认真审核，确有必要还应亲临施工场地进行实地测量、勘察与鉴定，要弄清事实真相，揪出引起纠纷产生的关键因素。
3.依据当前定额规定切实做好核算工作。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在进行调查取证以后，应认真核算设计图与实物工程量里当事人双方争议巨大的事项。核算工作要尽可能有理有据，严格依照合同规定、当前定额与现实情况推进，而且纠纷的协调、处理及工程的结算应以核算结果为根据。
4.合理协调、处理经济纠纷。所谓合理协调、处理经济纠纷就是应以核算结果为根据，对于超出定额或者定额范围及合同没有规定的，但建筑工程双方又争议很大的项目进行协调与处理。在协调、处理经济纠纷过程中，要向双方当事人说清判断纠纷的依据、原则，明晰国家相关政策，以文件的规定为衡量标准，以核算结果为基础，尽力说服当事人，合理协调、处理经济纠纷。
四、预防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措施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预防与协调、处理建筑经济纠纷。建筑经济纠纷的出现使国家经济遭到严重损失。为此，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不但要认真、负责地做好纠纷的协调处理工作，更要将预防纠纷的产生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相关防范工作。建筑经济纠纷的预防是一个深受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各方必须团结协作，综合防治。个人认为必须重点做到以下几点：
1.强化建筑施工管理。导致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科学的施工管理工作的推进。为此，建立健全建筑施工管理制度是预防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关键。建筑工程的承包、发包、工程合同的签订、变更设计、会议记录、质检与施工日志等一系列相关资料，均应依照相关规定、程序、要求进行，适时办理、完善有关手续，逐步规范化。防止在进行工程核算时空口无凭，引发扯皮。
2.严格把关设计，提升设计质量。建筑工程的龙头是设计。不过多年来，有些建设单位内部实行逐层承包，急于完成任务却忽视了设计的质量。在当前设计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通常为满足建设单位的不合理要求，变更太大，只关注承揽任务却忽视了经济技术指标，致使其先天不足，导致工程造价极不稳定。
3.切实做好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社会服务工作。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实行工程造价动态管理制度，不过由于建筑材料的市场价格急剧增长，则进一步强化、完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制度是关键，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定期搜集有关运输、劳力、材料与设备等的价格信息，并及时整理、测算，及时公布各类材料的价格，实行价格的动态管理，向社会提供有效、及时的服务。
4.强化廉政作风建设。受社会上不正风气的影响，有的借用发包工程的机会，中饱私囊，行贿受贿，为危害国家利益的勾当，至此，强化廉政作风建设势在必行。各级有关部门要坚守职责，建筑企业应健全民主监督制度，避免上述现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1]赵兵.谈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1（05）.
[2]王庆.论施工建筑合同中的纠纷.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3）.
经济纠纷标准篇2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经济纠纷标准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建构
一、社会和谐与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此，“社会和谐”已明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成为检验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和谐”意味着安宁有序，是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普通百姓的最深层的内心诉求。和谐社会是以法治社会为基础的，是法治社会的升华。从字面上看，和谐社会似乎应当是没有纠纷的社会，但其实，纠纷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其存在的形式与范围有所区别而已。一般认为纠纷就是对秩序的背离，这其实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辩证地看，纠纷也有它的积极一面，纠纷的解决是不断确认秩序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迅速转型时期，秩序的生成与法律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博弈”，绝对地排除纠纷就不利于对秩序的把握。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总量在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而这些矛盾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些矛盾的根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消除。惟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完善法律，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既然现阶段纠纷的量产不可避免，那么，在纠纷产生之后，如何畅通纠纷解决渠道，通过纠纷的解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们一段时期内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民事纠纷的解决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机制。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定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相对于通过诉讼得到判决，处于这一最后阶段之前的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可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为“非诉讼”），即西方国家所谓aDR（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诉讼与非诉讼的共存与互补及相互间动态的运作调整机制构成了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我国建国以来处理和化解民事纠纷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综合应用，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应当看到，当今众多社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而由于司法缺乏效率与独立性，难以发挥最终顺畅解决纠纷的关键作用，不得不将大量的纠纷推出法院，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面对大量的社会冲突，能否建立起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研究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及其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构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维度
（一）纠纷解决的形式与程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进化顺序应是从自力救济发展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但诉讼一经出现，就以其强大的功能和广泛适用性成为了社会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这是以其权威性、强制性为基础的，诉讼的严格程序性也能为其结果提供公正的保障。但这一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基于诉讼的固有弊端，非诉讼总在诉讼的笼罩下不绝如缕。在现代法院的案件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造成一般民众“接近司法”困难的形势下，能相对迅速、低廉、简便、高效地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趁机大势发展。并在弥补传统性非诉讼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较完备的现代型非诉讼系统。如在纠纷处理结果的效力上，传统型非诉讼多为无拘束力或非终局性的，但在现代，非诉讼的结果经过特定程序，如法院的确认或公证后，即可获得拘束力，这就形成了有拘束力或终局性的非诉讼；传统型非诉讼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其启动具有非强制性，现代强制性非诉讼则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的决定，把非诉讼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的纠纷的前置条件。但非诉讼的“强制”仅限于参与的强制，而不是指当事人必须接受处理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剥夺当事人的诉权②。从总体上说，非诉讼在功能上与诉讼是分担而非前置、过滤的关系，当事人选择非诉讼往往是基于解决纠纷的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如果非诉讼过多地向诉讼转轨则意味着纠纷解决资源的浪费。选择非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对诉讼的放弃。但从社会提供的制度选择来说，贯彻的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诉讼是纠纷解决的底线。诉讼与非诉讼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并列的纠纷解决方式，多种方式其程序利益取向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亦有区别。从完全私力救济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是一个强制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强制效力等级不同的方式共同组成了现代纠纷解决体系。诉讼是最具效力、最具强制力的方式，仲裁、调解、和解等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强制性这一维度上依次显示出其顺序性。
（二）纠纷解决的依据与结果。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律方式，提供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法律标准为当事人提供的是权利义务的统一规范化救济，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利益或价值的平衡问题。审判以案件客观事实为审查对象，较少关注纠纷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及纠纷的环境因素。这与因不同欲求、不同价值认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的要求必然发生磨擦。而非诉讼则不以制定法为惟一依据，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纠纷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非诉讼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行为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③，从而使处理纠纷的结果更能体现和包含当事人的合意，更利于保持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这一方面来看，选择非诉讼就意味着对制定法的背离，当事人可能在非诉讼中合作规避制定法。但即使是在法律规避中，法律实际上也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隐性发挥着作用，即通过民间法隐性存在④。如果说对诉讼制度的选择是对法律的选择的话，对非诉讼的选择却多少隐含着对使用法律的放弃。纠纷的类型不同，要求解决方案亦不同。法律解决纠纷是以社会设置的同一价值标准去纠正当事人背离法律的纠纷认识，由此会抹杀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念⑤，实际上并不总是利于个案的和谐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并不是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惟一规范，静态的制定法并不能总是理想地“将所有社会关系调整为法律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法是一种“活法”。当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诉讼这种以法律为准绳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暴露出其缺陷。作为解决纠纷的两种竞争性规范，国家法和民间规范的冲突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现实，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解决纠纷还是从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以实现双赢⑥。笔者认为，现代我国民事纠纷大致可分为利益确认型和价值整合型，前者纠纷主体侧重应得利益的维护，以利益恢复为特征，宜于以“只问过去”的司法形式解决；后者纠纷主体侧重于改变既存利益状态，属“向前看”类型。由于该类纠纷追求的价值大多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当事人为了谋求这种“法外”价值获得承认，往往通过规避法律的多方交涉来解决，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现代型纠纷。这种纠纷解决过程往往能显示出纠纷的积极机能，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逐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社会关系，并通过裁决形成新的关系，甚至生成新的权利。解决方案所形成的价值判决可以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发挥着构建制度大厦的作用⑦。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竞争性规范、个人偏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社会评价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决定人们法律态度的主要变量⑧，这个框架具有普适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结果的不同取向动态地说明了法律多元的结论。诉讼解决纠纷遵循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仲裁、调解、和解方式遵循的标准则离法律越来越远，纠纷解决结果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纠纷解决的形式强制性和结果自由度为纵横两维，得出一个纠纷解决方式的坐标。在这一坐标中，诉讼和非诉讼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纠纷解决体系，展示出一个开放性的协调互洽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有利于维持一种“生态平衡”，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从纵向上看，越是远离国家控制的方式，越容易生成，也越易得。国家对“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的原则性规制是自上而下的，最先是“准司法”性质的仲裁，然后是民间性的调解，最难以法制化的则应是纯自治性的自由放任的和解。在横向上，其他“竞争性规范”总从最远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地方逐渐侵蚀制定法的领地。为扩大自身机能，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进程中，后来者总存在着试图吸纳、包容前者的倾向，如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已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⑨，甚至最具强制力的诉讼也始终为庭外和解（撤诉制度）留下一线生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其各自独特的“基因”，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两种“基因”的嫁接可能生成一种更适合特定需求的新品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即是西方法制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的产物。是诉讼（审判）与调解嫁接而生的我国特色方式，日本的调停及近年产生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的“和解兼辩论”的程序也都是为了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适应社会需求，创制一种过渡性纠纷解决机制而采取的积极策略。
正如法律多元的普适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也是普遍存在于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只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纠纷解决提出独立的要求时，才给这种机能烙上时代的烙印。在“法制建设”初期，由于人们多强调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背景，甚至夸大了法律解决纠纷的强制，创造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的神话，这与纠纷的特质及其社会结构是不相符合的。和谐社会则基于主体和利益的多元化而更注重非诉讼的利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非诉讼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否则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从非法律的调整方式向法律调整过渡，法制始终是我们社会的主流。非诉讼的广泛运用更多地反映出和谐社会对片面法治观的一种修正：对自主、自律和多元化的重新评价和推崇，以及主体对权利实现的成本效益问题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就如同产品供求关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作为法定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虽无法垄断纠纷的解决，但诉讼制度的设计却极大地牵动其他方式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同“国家定价”对“黑市”的冲击。要形成一个与特定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纠纷解决体系，国家的有意识的顺应形势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一体系命运的将是社会的公共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是功能闭合与对社会的认知开放的统一，强行规定各种方式的地位是以他组织的方式解决自组织的问题。
四、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既然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无法对社会纠纷总量施加影响，诉讼与非诉讼必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互补的态势中。现代社会，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和所存在的弊端在各国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案件剧增、积案严重；诉讼拖延、程序复杂、费用高昂。我国近年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诉讼爆炸”综合症，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传统法制观念下漠视法院外纠纷解决制度建设、由国家高度垄断纠纷解决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而仲裁机关机构闲置、门可罗雀，民间调解更是防线瘫痪、半死不活；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步履维艰。可喜的是，我国理论及司法界也开始对诉讼总量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建构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重要性。建构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从宏观入手，对纠纷解决机制系统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司法改革，认真清理我国司法组织及诉讼制度的弊端。但应注意的是诉讼制度的改革必须保持诉讼的基本特性，否则难免走向程序异化；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非诉讼的建设也即aDR的法制化，将aDR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其程序和原则作出最基本的法律规制，使其能与诉讼制度更好地协调互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与立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诉讼的司法功能障碍，要扩大纠纷解决渠道，非诉讼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系统中的角色扩张将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当前，将那些本可通过调解机制处理的民间纠纷分流解决于司法机制之外，无论对缓冲和减轻当前法院案件承受之重，还是对维护和提升审判质量、司法权威乃至国家整个法治建设水平，都可谓至关重要。其实，司法只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掌握的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必须在自己周边设置一道道社会防线，通过激励机制尽可能地引导当事人将那些简单细小的争议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使调解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防线可以与诉讼形成层级递进、功能互补关系，而且可以纠正诉讼本身的弊端，并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伴随着观念上的改变，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共同推进中国的非诉讼实践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举措，力图将我国传统的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使其融入到世界性的aDR建设的潮流之中，使其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构筑以人民调解、仲裁解决为基础，以司法解决为保障的诉讼内外纠纷解决系统的工程已经拉开序幕。这必将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顺利解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注释：
①青连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抓住几个着力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4(5)
②③{10}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6、41、64
④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8、65
⑤⑦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2
经济纠纷标准篇4
【关键词】合同；纠纷；索赔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开始步入市场经济社会，各企业也纷纷扭转过去的思想拘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增强，同样，作为国有企业的电力企业也要竞争，更要加强管理。无论是电力工程建设单位还是施工单位或货物供应商等，都需承担工程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不确定的风险发生后，就要依据合同、按照责任要求对对方不履行合同或对合同履行不当造成的己方损失，给予经济和工期等赔偿。工程纠纷处理是一项法律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有合同依据、有事实、有证据。电力建设项目建设中要时刻注意对方的违约行为，记录、收集有效证据，同时自己一方要严格按合同工作，对引起对方可能纠纷的事情及时处理，避免酿成不良后果。
1常见造价纠纷分类
电力建设项目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涉及到变电工程，送电线路工程，火力发电厂工程等一系列内容。但是我们在实际情况中也发现，无论是哪种工程项目，造价纠纷往往出现在合同执行或变更中出现造价增加的情况，与原有预算不符等等，最终产生纠纷，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1按纠纷的起因划分:
1.1.1合同文件错误。合同文件中的错误最容易导致纠纷，合同错误是致命的。
1.1.2变更导致。这一条是承包人和卖方提出纠纷最多的理由。
1.1.3不利自然条件和客观障碍。不可预见的自然条件以及客观障碍引起纠纷，主要是纠纷工期。
1.1.4付款引起的纠纷。常见于承包人或卖方对发包人或买方付款时间、数量等事项提出的纠纷。
1.1.5工程师错误。工程建设中由于工程师错误指令、做出错误决定，导致施工期拖延、费用增加以及安全质量事故的发生。
1.1.6工期拖延的纠纷。承包人或卖方拖延合同规定的履行义务时间以及发包人或买方提供技术资料、图纸、场地等拖延导致工程延误。这类纠纷最常见。
1.1.7质量低劣的纠纷。承包人负责的施工质量不符合规定标准，卖方供应的货物质量或性能不满足合同规定。这是发包人(买方)最经常进行的纠纷。
1.1.8发生风险事故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是发生在工程保险中，如设备材料的运输保险、设备及材料的储存风险，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按保险合同规定向保险公司纠纷。由于保险合同中对赔偿的规定比较详细、明确、且发生事件的机率不大。
1.2按纠纷当事人划分:
1.2.1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纠纷。主要是工程量计算、工程变更、工期、质量和价款以及图纸、货物供应、施工条件等等而引发的。这类纠纷情况最易发生，在电力建设项目建设中发生量最大。
1.2.2工程发包人向承包人纠纷。一般是以承包人承建的工程未达到规定质量标准、工期拖期等违约行为或安全环境等原因引发。在国内一般习惯上称之为“反纠纷”。在实际工作中因发包人有支付价款的主动权，所以这类纠纷经常以延迟付款、扣除保留金(质保金)、扣减工程款等方式或以履约保函纠纷的形式处理。
1.2.3货物卖方向买方纠纷。主要原因是:付款、变更、工期拖延等原因引发的事项。
1.2.4货物买方向卖方纠纷。针对卖方在履行合同中，所供货物质量低劣、供货期拖延、货物短缺、性能达不到合同规定等原因。买方一般以扣除质保金、要求赔偿、延迟付款、更换货物或对货物贬值等方式处理。
2造价纠纷处理工作的开展
2.1造价纠纷处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合同造价纠纷处理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中以索赔为主。索赔应是一种理智行为，切不能盲目、冲动，应遵循的原则:
2.1.1真实性。纠纷事件必须是己经发生，并且有证据能够证实方能索赔。决不能凭空想象或把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建立在虚无的事实基础上，而事实是要靠证据，因此发生索赔事件后，应认真、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据。
2.1.2合法性。只有当纠纷事件的发生是违反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索赔方合法。当事人的任何索赔都要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没有法律或合同依据时不能乱索赔，至少索赔要求不为法律所禁止。
2.1.3合理性。索赔时希望得到的赔偿数额与索赔事件的损失之间要有合理的因果关系;还要理智索赔，要结合实际情况，避免因小利失大利。
2.2索赔程序
一般的程序分为如下六个阶段:
2.2.1索赔意向通知。当索赔事件发生后，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当事人向对方提出索赔意向性的函件。
2.2.2索赔资料准备。主要是收集与索赔有关的文件、资料，认真进行索赔分析。
2.2.3提交索赔文件。
2.2.4接受方对索赔文件进行审议，并提出反驳索赔事件理由或确认索赔，及时向对方发出相应通知。
2.2.5索赔谈判。通常接受方是不会全部确认索赔报告内容，于是需要就索赔进行谈判。这种谈判可能是一次性，也可能是反复多次。
谈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索赔事件发生的责任承担方或各自承担的部分。
（2）索赔的依据和证据是否合适或充分。
（3）索赔提出的时间是否符合合同规定。
（4）索赔方是否采取减少损失的措施。
（5）索赔的数额计算是否真实。
（6）工期改变要求是否恰当。
（7）对索赔是否有其它解决方式。
如果经此过程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则:
2.2.6仲裁或诉讼。通过谈判、协商不能解决索赔事件的可按合同规定方式选择仲裁或法院诉讼。但应特别注意:不因小利失大利，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才有利于工程的进行，索赔应着重调解、谈判，不到万不得己时不要轻易采用仲裁和诉讼方式。
2.3索赔依据
索赔能否成立，关键是索赔有否依据及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性。
常见的依据和证据包括:
2.3.1法律依据。国家乃至国际法律、政府行政规定和规章以及其它规范性文件;合同以及合同中规定有效的文件，包括投标文件、图纸资料、技术规范、工程量清单、双方工作中签订的补充协议、有双方签字的会议纪要以及日常往来的函件等。
2.3.2现场记录。可能包括:施工记录、质量签证、工程照片(注意应有拍摄日期)、声像、气象、地质资料，以及工程过程中的停水、停电、道路开通(封闭)和台风、地震、洪水等不可抗拒力记录与证明，当事人损失(包括经济、工期)等等记录。
2.3.3鉴定文件。各种鉴定报告，如政府规定或被双方接受的技术鉴定部门所出具的经济、工程质量和性能、工程量及材料等核算、评估报告等。因为各方的争议有时需第三方的有效鉴定。
3常见索赔事例
电力建设项目工程建设中大多数的索赔发生在工程施工和货物供应的合同中。
3.1施工合同
3.1.1发包人对承包人的索赔。在处理这类索赔中发包人地位较主动，索赔的内容主要表现为经济性质。
（1）工期索赔。承包人未按合同要求的规定期限完成合同规定应完成的工程施工，而且拖延工期的责任是在承包人，发包人按合同约定追究承包人拖期违约赔偿责任(扣承包人拖工款)或在工程尚未竣工前提出赶工要求等。
（2）质量索赔。合同规定承包人在工程施工期间和保修期内要对施工质量负责，如果质量达不到合同规定的标准即质量低劣，承包人应按发包人或其代表工程师的指令进行自费、返工、修理直至推倒重建。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指令或不能使工程满足质量标准，则发包人按合同规定暂停支付工程款或从工程款和其它款项中扣除足够进行修理或返工的费用。
（3）担保索赔。当承包人不能履约或不适当履约时，发包人从担保人处获得赔偿或由担保人替承包人履约。
（4）反索赔。可以有效地防止承包人索赔，反击对方索赔要求。反索赔是发包人非常重要的工作，面对己发生或即将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承包人索赔时进行反索赔，能打乱对方的索赔工作，争取在索赔发生时处于有利地位，为推掉或减少自己的赔偿责任争取主动，以得到双方都不赔偿或自己少赔偿甚获得对方赔偿的目的。所以在实际合同管理中反索赔是避免承包人索赔的重要合同管理手段。
3.1.2承包人对发包人的索赔
承包人索赔的主要目的是要发包人赔偿其经济损失和延长工程竣工时间。
（1）发包人没按合同规定时间交付或交付不正确的设计图纸、文件等资料，致使工程不能正常施工，导致承包人损失。这类事情在实际工作中发生较多。
（2）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时移交施工场地、道路、水、电、气等，致使工期拖延或造成承包人经济损失。
（3）发包人未能正确提供或按时提供所负责采购的设备及材料，影响工程进度或导致承包人经济损失。
（4）发包人或工程师指令错误或拖延履行合同责任范围内的工作，造成工程停工、延误、返工、报废、窝工等。
（5）发包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数量支付工程款。
（6）工程变更或增加工程。
3.2货物供应合同
3.2.1买方对卖方的索赔主要是:
（1）延期交货。卖方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向买方交付货物。
（2）短缺交货。卖方提供给买方的货物不完整，出现短缺。
（3）质量低劣。卖方所供货物不符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要求，买方可要求卖方在规定的期限内:
①更换质量低劣的货物;
②对其货物进行修复或变更。
如仍不能达到买方要求，买方可对货物拒收，或对所提供货物贬值后接受。
（4）性能指标不符合合同规定的标准及要求。这种索赔在货物供应合同履行中最常见。要证明货物的性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对很多性能指标进行测试的配合工作。如电力建设项目一台锅炉设备要在保修期内测验它的性能，需要运行人员对其操作、试验人员对其性能指标进行测量，而这些操作和测量，特别是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高低和锅炉附属设备的技术性能好坏等对锅炉性能有较大的影响。所以货物性能确定是最复杂的工作，此类索赔难度也最大。实际实施中主要是对货物的重大性能、较易测试的性能和性能数据与标准规定偏差明显的部分进行索赔。
3.2.2卖方对买方的索赔主要是:
（1）付款时间和数量违反合同规定或买方未按合同规定开据保函。
（2）买方或工程师错误指令导致货物损坏、拖延供货或工地安装调试的时间。
（3）买方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增加卖方工地现场服务人员的数量和工作时间等。
（4）买方及其代表未正确运输(FoB形式供货)、贮存、安装、调试、使用设备或在货物不符合开启条件下使用而造成该货物损坏，由此造成卖方损失。
4结束语
作为建设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应尽力避免对自己不利的合同纠纷事件的发生，一旦纠纷事件发生也要正确对待积极处理或进行索赔与反索赔，努力减少损失。所以一定要加强合同管理，从工程的招标、合同谈判、签约到合同执行都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李光亮.电力建设项目工程建设单位的合同管理工作[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01
[2]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律实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
经济纠纷标准篇5
本文首先评述域名纠纷的不同形态；然后对“三道防线”逐一阐述；最后探讨如何避免权利的滥用，以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网络健康发展。
「关键词：域名互联网商业竞争社会公益
一、域名和域名纠纷
域名（domainnames）是对应于互联网数字地址（ip地址）的层次结构式网络字符标识。[1]从技术上说，域名只是联接在互联网上各计算机的地址。但域名同时也是联系网络用户和网站所有者的桥梁，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在法律规定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纠纷四起也在所难免。在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域名纠纷的主要形态也有不同：
第一阶段，互联网初涉商业领域，网络经济初现端倪，域名的价值尚未引起人们重视。少数人注册大量以商标为名称的域名，再囤积居奇，高价转让于商标权人或其竞争对手，牟取暴利，即所谓“域名抢注”。在我国，这一阶段的高潮是在1998年5月，国家工商局请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将尚未在“。com.cn”[2]下注册域名的32件驰名商标以CnniC的名义代为注册，以防止对这些驰名商标的抢注。
第二阶段，互联网与经济进一步结合，域名巨大的商业价值也随之日益明显。此时域名成了商业竞争中的又一追逐对象，域名纠纷的形态也更类似于一般的商业竞争纠纷，例如域名对商标的混淆和“淡化”；同名商标在申请域名时“撞车”（若“熊猫电子”和“熊猫洗衣粉”都以商标申请域名）；域名的内容侵犯他人权利（如域名中有辱骂他人的字样）等等。
第三阶段，互联网进一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域名也就不再仅和商业集团有关，其价值将逐渐凸显社会公益的要求。国外曾有公司将所有常用的英文姓氏一网打尽，全部注册了域名。[3]虽然不能就此断定这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但在解决类似的纠纷时显然要考虑社会公益（尤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以上只是着重于各阶段的代表性纠纷形态。在实践中，域名纠纷的情况是复杂的，各种形态都有可能出现。我国目前大致处于第一与第二阶段之间，域名纠纷主要集中在商业领域。但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域名纠纷的社会公益性也必将越来越明显。
二、解决纠纷的三道防线
（一）概述
有观点认为域名属于特殊的商标，应由商标法规范；也有观点认为域名虽不是商标，但应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受知识产权法的规范；还有观点主张应新创独立的“域名权”以规范相关行为。[4]
域名与商标关系密切，但区别甚大，不宜简单地将商标外延扩展至域名；[5]上文的分析表明，域名纠纷的情况复杂，仅靠知识产权法调节远远不够；而面对新情况，动辄设立新的法律权利，忽视对法律适用的考察和法理分析，在一日千里的现代社会，难免有“朝令夕改”之虞-对于域名纠纷，应分析具体的形态，以确定适用的法律。
从上文考察的纠纷形态中可知，域名纠纷可能涉及的法律包括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诚实信用和社会公益原则。适用这一套法律体系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层级性，即先看是否违法关于域名的司法解释和管理办法，再看是否违反商标法或不正当竞争，最后看是否违反法律原则。这是遵循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
其次是防御性。原告只能以此为维权依据，超越这些规范的请求则属于权利的滥用，将造成新的不公平。
层级性和防御性相结合，于是本文将这一法律体系称为“三道防线”。
（二）关于域名的司法解释和其它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颁布实施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明确了法院受案的管辖权；对于恶意抢注等行为做了明确的认定；并赋予法院认定涉案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的权利（关于驰名商标，将在下文详述）。
其它规定，包括《关于互联网中文域名管理的通告》，《中文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试行）》，《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等。
以上构成了关于域名的法律规范体系，也是域名纠纷中首先考虑适用的部分。但这些或是司法解释，或是部门规章，往往着重于解决近期的法律焦点问题，不够系统化。对许多新情况，还需要从原有的法律和法律原则中寻找依据。
（三）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域名和商标发生关系有两种情况：将域名申请为商标和以商标申请域名。
前者就是一般的商标注册行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完全可以将其规范。[7]没有注册为商标的域名一般不能构成阻止他人注册商标的在先权利，但有时著名网络域名被他人注册人商标，例如美国“Yahoo！”的域名就曾在以色列被他人注册为商标，后经判决撤销了该注册。[8]这种情况若发生在我国，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十七条中“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域名所有者的异议通常会被采纳。当然，怎样的域名才算“著名”，应有客观的认定标准。[9]
将不属于自己的商标注册为域名，是否侵犯商标专用权，应区分被注册的是否为驰名商标。
对于驰名商标，回答是肯定的。驰名商标受到严格的保护，只要行为暗示某驰名商标注册人与行为人有某种联系，从而可能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权益受损，即构成侵权。[10]将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显然存在这种暗示。
问题在于驰名商标的认定：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属于工商行政管理局。到目前为止，经认定的驰名商标只有几十个，许多大企业的商标处于“著名”但不“驰名”的尴尬境地；更重要的是，根据《巴黎公约》，[11]成员国有义务对未在本国注册的驰名商标予以保护，而国外通常的做法是法院认定驰名商标。这样，国外驰名商标由司法认定，国内则行政认定，“内外有别”显然不利于经济交流和公平竞争。《解释》第六条明确赋予法院在域名纠纷案件中有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12]而在“宜家（iKea）”诉“北京国网”案中，一审法院确认iKea为驰名商标，创下我国司法确认驰名商标的先例。[13]
经济纠纷标准篇6
本文提出，要从解决社会纠纷的角度理解行政救济制度的价值。良好的行政救济制度必须符合公正性、法律性、普遍性和司法最终性等基本要求。反思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两条基本思路：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济体系，应着重加强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渠道；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的当务之急，是加强行政纠纷解决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本文还概略地阐述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
关键词 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行政赔偿纠纷解决与法律救济在任何国家，社会纠纷都是普遍存在的。存在纠纷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使这些纠纷能够得到迅速、妥善解决。如果纠纷得不到迅速、妥善地解决，将使受害者丧失对社会公正的期待，甚至演化为恶性事件，最终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建立各种解决社会纠纷的渠道。制度化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处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更加突出，国家建立和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渠道就更加迫切。从法律角度看，社会纠纷大致可以分为私法纠纷和公法纠纷两类。私法纠纷，又称民事纠纷，主要是发生在双方地位平等的私人之间的纠纷。公法纠纷包括宪法纠纷和行政纠纷。宪法纠纷，是涉及宪政制度实施，以及涉及宪法权利的纠纷。美国总统候选人就总统选举的票数计算问题的纠纷、国会弹劾总统，都涉及宪法纠纷；行政纠纷，又称行政争议，指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广义的行政纠纷，还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纠纷。本文讨论的重点将围绕狭义行政纠纷的解决，即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纠纷的解决。
纠纷的性质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也就有些差异。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协商、调解、仲裁、行政裁定和诉讼。协商即当事人平等磋商，自愿解决；调解即在第三方协调下解决，但结果仍取决于双方自愿；仲裁是由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仲裁机构解决，但一经选择，当事人必须服从仲裁结果；行政裁定是对于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居中裁决，它也是有约束力的，但当事人不服还可以向法院起诉；诉讼则是普遍的、有约束力和最终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从协商、调解、仲裁、行政裁定到诉讼，当事人自己的商谈余地越来越小，约束力越来越强，对程序的要求因此也越来越高。我国已经颁布了《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来专门规定民事仲裁和诉讼程序。行政纠纷的解决不排除协商途径，但更依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强制性的解决渠道。这主要是因为行政纠纷涉及公共利益，行政机关不能拿公共利益作交易，而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处理，留给当事人（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商谈的余地很小。此外，行政机关往往掌握“生杀大权”，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实力上不对等，也不容易通过协商来解决。行政纠纷的解决，从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行政救济的取得；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对行政权的监督。解决行政纠纷的若干基本要求（一）公正性公正性是解决行政纠纷的关键和核心，行政救济制度主要是围绕实现公正解决纠纷的目标建立起来的。公正不但指结果公正，还要求程序公正。结果公正是指纠纷的处理结果要符合公正的准则。通常，纠纷解决机构依法处理就是公正处理。“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公正。”同时，纠纷解决机构还必须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同样案件应当同样处理。程序公正是指解决纠纷的过程要公正。为了实现结果公正，法律对纠纷解决过程设置了一些具体要求。例如，处理纠纷的机构必须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保持独立或者相对独立，只服从法律，而不受制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不能参与处理；公开处理；处理结果接受复审等。程序公正是实现结果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同时，程序公正本身还具有意义。有一句谚语说：“法律不但要做到公正，还要让人相信它是公正。”如果纠纷解决机构处理过程不公正（例如有利害关系的人没有回避），即使处理结果没有错，当事人也可能认为不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公正比结果公正更重要。公正性还要求纠纷解决的及时性。“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本来完全可以及时解决的案件，当事人延年累月、四方八面地上访、申诉，受尽磨难后，即使最终得到解决，途中的辛酸劳累如伤口上撒盐，纠纷解决的意义无形中被消减。对于社会来说，因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二）法律性解决行政纠纷的所有渠道都由法律设置，依照法律运作，形成严格的法律制度，不能随心所欲。这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保证了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的权威性。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法》将有关诉讼和仲裁这两项强制性的纠纷解决制度列为国家专属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人大都无权规定。（三）普遍性纠纷存在的普遍性要求解决途径的普遍性。要使所有的社会纠纷都有适当的渠道去解决，不能让当事人“告状无门”，不能有“法律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四）司法的最终性司法的最终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通过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乃至仲裁（特定情况下）对纠纷做出处理后，当事人不服，应当允许其向法院起诉；二是法院的终审裁判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理，除了依照法定程序提起再审，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变更、废弃法院的裁判。法院作为专司纠纷解决的机关，由于其独立性和严格的程序保障，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保障。这一点不但为法治国家的经验普遍证明，也获得我国越来越多人的确信。wto规则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对照上述要求，我国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有许多纠纷还没有建立或者没有完全建立起解决制度；已经建立的一些解决纠纷的机制，在制度设计时没有把实现公正作为基础，受害人寻求救济仍然困难重重；纠纷解决机构欠缺独立性和权威性，公正难以保证。在实际运作中，有些领导不懂得通过有效的法律机制解决社会纠纷的好处和重要性，习惯于用堵塞和压服的办法，甚至常常偏袒行政机关一方，不惜干预纠纷解决机构独立行使职权。这样做也许能够取得一时之效，但最终埋下社会不安定因素，损害了公民对行政救济制度的信心以及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上述情况说明，按照纠纷解决的基本要求，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至今仍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两个基本思路（一）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济体系，应着重加强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渠道在任何国家，行政救济都不可能靠一两个机构，一两种渠道就全部解决，而必须建立多样性的、整体上和谐的行政救济体系。在我国，除了前面所谈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外，还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救济渠道。例如向有关党政领导直接申诉，向人大机关或其领导和代表、委员申诉，向媒体求援等，其中信访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渠道。这些救济渠道在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势必还不可缺少。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救济渠道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甚至可能带来其他弊端。例如，信访机构不是一个法定的纠纷处理机关，通常必须转归其他部门处理，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变成“公文旅行”。而且信访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对此事的关注程度和领导个人看法，因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在某些情况下，领导的意见可能对纠纷的正常处理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信访没有时间和级别限制，无穷尽的信访使得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和司法判决随时面临被推翻的危险，不利于行政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从解决社会纠纷的角度来说，信访不是一种常规的、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渠道，而只是对行政复议、诉讼等渠道的补充。相反，信访大规模地存在，本身就说明那些常规的、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领导花大量精力处理信访，在当前特定条件下可能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不应是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方向。目前，我国仍有许多纠纷还没有建立或者没有完全建立起制度化的解决机制。例如，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内部的人事纠纷，学校与学生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行政纠纷，应该由谁来处理，通过什么程序来处理，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受理，因为缺少明确规定，目前还没有形成确定的解决机制；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纠纷，还缺乏完善的程序，法院不能介入。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往往到处奔走，却无处寻求公正，甚至没有一个机关能够“给一个说法”。（二）加强行政纠纷解决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的当务之急从我国行政救济的实践来看，纠纷解决机构欠缺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制约行政救济制度功能发挥的最大障碍。纠纷解决机构受制于其他机关和领导个人意志，无法保持中立，不能公正执法。《行政诉讼法》施行12年了，平均每个法院每年受理的行政案件不足30件，有的法院行政庭门可罗雀；已经受理的案件中，相当部分审理不下去，不得不在法院的动员下撤诉，撤诉率一度高达57%.老百姓对“民告官”仍然缺乏信心，认为都是“官官相护”。纠纷解决机构还欠缺法律上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纠纷解决机构（特别是法院）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规、规章还不具备完整的审查权。依据现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是审判的依据。地方性法规抵触法律的，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相应的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实践证明，地方性法规抵触法律的情形屡有发生，现有的监督机制缺乏效率。一旦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规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救济很可能就“此路不通”。由于纠纷解决机构欠缺独立性和权威性，众多行政纠纷得不到公正、及时地解决，导致上访、信访不断，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于本来是解决纠纷的机关变成了制造纠纷的机关，本来是消除民怨的机关却成了积累民怨的机关。为此，应当充分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增强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法院的设置，法官的任免、调动、惩戒，法院的财政等方面应当进行相应改革。在法院体制根本改革之前，可以考虑提高管辖法院的层级，原则上由中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对于起诉乡镇政府和县政府各部门的案件，可以由中级法院设立的巡回法庭审理。应当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允许当事人对法规、规章的合宪性提出诉讼，由法院审查并作出裁判。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一）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设想完善行政诉讼，应着眼于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拓宽受案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法院受案范围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其第11、12条分别列举了应当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类型。这一规定比起该制定前的各个单行法，有所扩大。但是，在实践中仍然范围过窄，很多案件进不了诉讼渠道，公民告状无门。从解决社会纠纷的目的出发，原则上应当让所有的行政争议能够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为了精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避免出现“挂一漏万”现象，在立法技术上，法院受案范围宜采用概括式规定；对于特殊行政行为法院不宜受理的，用列举的方式明确排除。具体来讲，应从以下几方面拓宽受案范围。一是确立公权力诉讼。除了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还存在其他社会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例如，足球协会、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对其成员的处理，村民委员会根据村规民约行使自治权力，公立学校在招生、学籍管理、学位颁发、对学生的纪律处分等方面的管理权。《行政诉讼法》虽然也有关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但不够明确，造成实践中各地做法五花八门。行政诉讼不能囿于“行政”这个名称，而应从解决社会纠纷和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目的出发，根据行政诉讼的精神实质，把这类公权力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是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渠道。《行政诉讼法》把可诉的行政行为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只能等到行政机关据之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受害人各自分别起诉，法院在审查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予以附带的审查，决定是否予以适用。这样做不利于当事人及时获得救济，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立成熟原则，只要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利益构成实质性影响，后者就可以提起诉讼。三是确立“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起诉标准，开辟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起诉的范围基本上限于“侵犯人身权、财产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权等，受到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公民无法依据该法提起诉讼，而只能寻求别的救济途径。权利的种类是无法完全列举的。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诉权，应当规定，凡是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都可以提起诉讼。作为上述标准的补充，可以考虑，在某些缺少特定利害关系人的领域，例如公共工程的兴建和环境保护方面，允许公民以纳税人的资格提起诉讼，或者由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这就把那些不损害特定当事人利益（甚至可能有利于个别人利益），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也纳入到行政诉讼之中。四是全面确立“司法最终救济”的原则。目前对大多数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允许当事人在经过行政复议后提起诉讼，或者直接提起诉讼，但法律规定几类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终局。最近，我国根据wto规则的要求，修改了其中涉及专利、商标行政行为行政终局的规定，但仍保留了若干行政终局的类型。今后还应继续取消这些不符合wto规则要求和行政救济原则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对于所有行政行为，在穷尽行政救济后向法院起诉。对于行政机关奖惩、任免、待遇等内部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也排除法院受理。有些国家曾把这类行为视为“特别权力关系”，不准法院受理。但战后各国纷纷开禁，从而消除了这个“法外空间”。我国近期可能还不宜把它们全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应当提供合理的救济渠道。为公正、及时解决纠纷，借鉴外国经验，可以考虑：对于不予录用、开除等涉及公务员基本身份关系和重大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允许当事人在穷尽行政救济后提起诉讼；引入宪法和法律原则作为审查依据，加强审查力度，保证审查结果的公正性。第二，延长诉讼时效。《行政诉讼法》规定普通诉讼时效为三个月。这一时效过短，导致很多公民丧失起诉时机。从保护原告诉权的目的出发，应当规定更长的时效期间。此外，行政诉讼是否适用时效中断等一般规则，法律应作明确规定。被告对原告起诉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应当在答辩期间提出；被告在一审中没有对诉讼时效提出异议，在二审中不得再以超过诉讼时效作为抗辩理由。对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有争议的，应当由被告举证。第三，经过复议的案件，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在实践中，一些复议机关为了“不做被告”，千方百计地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这种现象削弱了行政复议的作用，不利于解决纠纷，也不利于上级行政机关监督功能的发挥。为此，应当修改为，经过复议的案件，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第四，诉讼中的执行以停止执行为原则。依据现有规定，原则上起诉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实践中，一些行政机关为造成既成事实，利用职权，在诉讼过程中抢先执行，给原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并给诉讼造成被动。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维护行政诉讼的正常进行考虑，似应改为以停止执行为原则。在特殊情况下，为防止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请求法院适用“加速程序”。第五，完善证据制度。行政诉讼的证据制度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现有规定过于简略，不利于法院审判。当事人举证的时限、证据可采性问题，都缺乏详细规定。法律要求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且提供当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但对于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法律责任，缺乏规定。实践中，有行政机关采用不提供、不应诉、不出庭，对抗法院审判。为此，应当增加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证据，到二审时再提交，也不能作为撤销或变更一审裁判的理由。应明确规定：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等等。第六，完善裁判方式。《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当初这么规定，是担心行政机关利用调解压制原告，或者拿公共利益作交易。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乃至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的，禁止调解的规定名存实亡。从解决纠纷的角度出发，只要“协调”过程和结果不违反法律，应当予以准许。为此，似应取消前述规定，允许调解。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反当事人意愿和法律强行规定的，制作调解书，经送达生效。根据案件情况，还应增加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禁止行政机关实施某个行为等判决方式。对于行政行为合法的，似应适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方式，代替目前的维持判决。此外，应适当扩大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允许法院在特定情况下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第七，强化执行力度。法院判决后不执行判决的现象依然很严重。行政机关对不利于自己的判决（特别是履行义务的判决），往往拒不执行。一些政府领导担心行政判决影响当地经济或者行政效率，甚至公然出面阻止法院判决的执行。现有法律的执行条款不够严厉，措施过于简单。可以考虑将责任落实到个人，特别是增加行政首长的个人责任。（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的设想完善行政复议，主要应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全面扩大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法》对原有行政复议范围有较大拓宽，但仍有若干明显不足。例如，局限于外部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任免、处分以及待遇问题，还不能申请复议，只能走一般的申诉途径。立足于公正解决行政纠纷的目标，应当允许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申请复议。同时，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起诉。第二，加强复议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复议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待遇方面应加强独立性，减少各种干扰。在具体负责复议事务的复议机构的设置上，首先，应当使复议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对本机关首长负责；其次，复议人员的配置上要尽可能超脱，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不是复议机构的人员，以避免各种干扰。第三，加强复议程序的保障。改变目前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原则的方式，引入听证程序，保障复议当事人质证、辩论和聘请律师的权利；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应当公开举行，接受各方监督；除简易案件外，应当经过当面质证，未经当面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裁决的依据，以避免暗箱操作；要有明确的管辖与时限规定。（三）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的设想就实施状况来看，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还很不理想。赔偿案件之少，赔偿数额之低，获赔之困难，让一些人对这部法律失去了信心。对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可以考虑以下方面。第一，扩大国家赔偿范围，增加损害补偿制度。现行国家赔偿法只适用于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中侵权的情况。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而致人损害的，由受害人依照民法通则等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事业单位要求赔偿。鉴于我国社会改革的方向，那些实行企业化经营、自负盈亏的行业，如铁路、民航、电力等，由企业负责赔偿；但对于国家设立并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如公立学校、公共道路等，应由国家负责赔偿。国家赔偿法没有提到国家补偿的问题。实践中，国家机关合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也可能给人们造成损失。对于那些因公共利益而承受特别牺牲的人，根据公平负担的原则，应该给予适当补偿。例如，因配合执行国家公务，因见义勇为，因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等等而致人损害，需要采取适当方式补偿。国家赔偿法在修改时应该考虑作出原则规定，再由各单行法具体规定。第二，提高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现有的国家赔偿标准基本上仅仅满足受害人“最低生存保障”的需要。对于人身自由损害，只赔偿平均水平的工资；对于财产损失，原则上只赔偿直接损失（有些情况下，连直接损失标准也可能达不到），对于可得利益损失一概不赔。这个标准明显低于民事赔偿的标准，以致受害人为寻求国家赔偿四处奔波，最后得到的赔偿可能还填补不了车马费。从“国家侵权同样承担责任”的理念和充分发挥国家赔偿制度功能的现实需要出发，对于国家机关侵权应当给予充分赔偿，其赔偿标准不应当低于民事赔偿的标准。依照现有规定，违法行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只赔偿物质性损失，而不赔偿精神损害。在国家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的情况下，给予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既能够弥补现有赔偿标准的不足，又符合受害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普遍期待。在私法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得到普遍确认，国家赔偿法在修改时也可以予以借鉴。第三，改进赔偿费用的支付和管理方式。在国家赔偿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并没有遵守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基本上从部门“小金库”中支付了事，而不愿向财政机关申请核拨。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受害人拿到赔偿费用，也不利于行政监督。因此，可以考虑，将财政预算列支的赔偿费用设为独立的赔偿基金，由赔偿请求人凭赔偿协议书、决定书或者判决书直接从该基金中申领。第四，落实错案追究制度。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滥用警械或者在处理案件中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赔偿义务机关在赔偿损失后，应当向其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有关机关并应依法给予其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这一条款没有得到很好落实。落实上述错案追究制度，将有助于促进政府人员谨慎从事，依法行政。
经济纠纷标准篇7
一、何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即多主体、多层次、多途径、多评价体系所构成的统一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表现形式
根据主持纠纷非诉解决的主体不同，可分为：1、法院附设的诉讼调解；2、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纠纷解决机制，如劳动仲裁机构、消费者协会等；3、民间团体、组织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如人民调解等；4、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办法等等。
这些非诉解决方式，有的解决一般民事纠纷；有的专门解决特定的社会纠纷，如劳动、消费、医疗、交通事故、建筑、公害环境、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纠纷等。其处理结果的效力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大部分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事人在合意未达成时可直接转入诉讼，或在达成协议后的一定期限内提讼。
按救济途径，可分为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公力救济的核心是司法救济，即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此外还有行政机制或准司法机制，主要有行政决定、裁决、行政复议等。私力救济，即所谓“私了”。社会救济，指国家容许并提倡的由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和中介机构提供的纠纷解决方式。
按纠纷解决方式可分为协商、调解和裁决。协商是指当事人双方自行谈判解决纠纷，强调当事人双方的合意。由第三人主持的纠纷解决，通常可分为两类，即调解和裁决。调解机构的性质也是多样化的，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等。裁决当然就需要动用司法或准司法手段了。
根据所依据的规范体系不同，又分为道德规范、自治规范、村规民约、民族习惯、宗教等等。社会越发展，法律规范越健全，就越应具有一定的宽容度，尊重当事人自己对规范的选择，允许在纠纷解决中同时适用其他社会规范。
地方或区域的多元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千差万别，在司法资源配置和纠纷解决需求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故历来就允许和鼓励各地创立适合本地实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各种纠纷解决程序本身的多元化。即使是单纯的司法程序，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司法程序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利益、司法成本、社会公共利益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繁简分流，诉与非诉，以及家事纠纷、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法院调解和裁判机制，小额、简易和普通程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多元化等等。其他非诉形式的解决机制则更是机动灵活，不一而足。
三、目前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障碍
（一）认知上的障碍
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构建和谐社会，法学界坚信：只有法律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和保证，然而为了实现和谐的目标，以法律为名将国家权力无限扩展，对社会生活高度介入，有可能摧毁社会共同体的自治体系，甚至损毁其他社会机制的正常功能。同时又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政策、改革措施和绩效考核，要求司法工作件件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群众满意。其后果不仅无益于社会和谐，或许会诱发更多的纠纷并破坏法律的既有功能和价值，损害了司法应有的权威。实践证明，司法是有效的，但不是万能的，法律和司法均不能替代社会自治。
近期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的一个电子产品展销会，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很有启发。各大电子巨头纷纷展出自己的优势产品，或以引进国际先进生产线吸引眼球，或以百余年不断技术创新拥有粉丝，或以超值售后服务深入人心。但没有哪个企业能把产业链的前端和终端都做到极致。只有走联合发展之路，整合现有技术资源，才能打破本土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提高国
际竞争力。既然法院不能包打天下，就应向电子界学习，走联合并促进社会自治的发展之路，从而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二）社会结构变化的障碍
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人口流动程度加大，社会凝聚力下降，当事人对共同体的依赖降低，地方权威的魅力和影响也就失去了作用，原有的地域或单位对人口的约束降低，其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大大弱化。
第二、由于纠纷的多发和复杂性，调解者需要凭丰富的社会经验、办事能力、法律知识及其他必要的专门知识乃至个人人格魅力才能达到调解目的。而基层组织往往缺乏相对稳定而专业化的调解人员，故遭到当事人的抛弃。
第三、基层组织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权威性、合法性、效力性不能得到确认，对调解的履行缺乏强制力，固而失去吸引力。
第四、诚信、道德等社会行为失范。基层调解最大的特点是利用本土资源，包括特定的人际关系、人文环境、公共道德、地方习俗和乡规民约等规则，促成和解的氛围，一旦这些因素对当事人失去了约束力，基层调解自然会随之受到冷落。
四、基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基础
我们倡导在基层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让人民群众参与，鼓励其他民间力量，特别是行业协会、专家、律师等基层力量介入。
一要加大宣传力度，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普法内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人民群众懂得其参与的最终目标是要促进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所以本土公众知晓与参与度将是个重要指标。
二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作用。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必须树立司法的权威。法院始终是纠纷解决的核心和有力保障。让法院的审判对各级各类非诉调解起到示范作用。加强对各类非诉讼纠纷解决主体的支持和指导。引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坚持自愿、公平、效益的原则，同时不应影响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三是适当提高诉讼成本。目前我国的诉讼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诉权方面做了大量投入，诉讼费标准降低，缓、减、免等法律援助制度也使诉讼案件急增。
四是要加强基层和基础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组织协调，各部门各司其职的调解网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调处格局。让人民群众更自愿地选择低廉的、高效的调解服务。
五要建立司法、行政和民间性纠纷解决机构之间有序的衔接和互动机制。将纠纷分门别类，设定调解和仲裁前置程序。属地纠纷要通过各级政府，专门纠纷要通过行业协会，或调解，或仲裁。一旦调解或仲裁失败即可启动诉讼程序。使当事人获得便利的、多层次的法律服务，同时又充分保障其依法行使诉权。
四、搭建基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框架的构想
1、纵向：建立多层级地域性的人民调解网络，包括村（居）民组调解、村（居）委会调解、乡镇调解、县（区）调解；
2、横向：建立各行业内部调解系统，包括医疗、交通事故、教育、环境、质量等自治调处机构；
3、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服务职能如调查、咨询、鉴定、评估、精算等和调解职如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的职能；
4、建立和完善准司法机构，如：行政调解、消费、征地拆迁、商事仲裁、劳动人事仲裁、体育裁仲、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和仲裁机构。
5、建立法院内部的专门调处机构如调解室、速裁庭等。
经济纠纷标准篇8
根据《教育部职称评审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指导全国高等学校职务职称资格评审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应在各地职称改革工作小组领导下进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负责在本地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所属高等学校某些专业的特殊需要和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可设立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负责所属高等学校的某些专业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这是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的直接依据。目前我国高职院校职称评定分为四级体制：第一，国家教委负责总体指导；第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制定各地的评审政策；第三，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专门的高等学校职务评审委员会具体负责本地区高职院校教师职务评审；第四，具备一定条件的高职院校成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负责本校教师的相关职称评审工作。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中，第一步是由学院按一定名额比例，学校组织职称评审委员会对本校教师的职称进行评审，将评审结果报省职称评审行政部门审核，最后由省教育厅职称评审行政部门进行职称授予。这里先分析一下高职院校职称评审委员会这一职称评审主体的问题，如果其权力来源是国家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那么其评审主体就是行政主体，其行使的就是行政权，职称评定就是行政职能的完全实施过程。由于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高职院校的主体性质是自治团体组织，但实际上是直接受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和指导的。这里的委托行为实际意义就是行政授权行为，正是中国的这种特殊性才是造成法律混乱运用的根源。但是从法律上认定这种评审委员会评审主体的权力来源，不难判定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行为是实际意义上行政主体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那么由教育部或省教育厅评审部门或评审委员会对“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更明确的就是行政行为。教师职称的评定实质就是明确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管理，它不是第三方组织或高校自治团体对教师资质的一种认定。
二、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行为属性分析
判定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要根据职称评定行为的整个评审过程和这个过程中评审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来鉴定。
（一）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程序属性
从各级职称名额的确定、评审申报条件，被评审“双师型”教师资格条件的认定，学院行政人员对被评审人员相关材料的审查、评审专家学科结构构成、学术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程序，学校中级评委、高级评委的民主投票权、最后院务会对选出人员的确定、合格人员上报省教育厅评定、职称授予和认定。这一系列流程都是严格按照省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给高职院校职称评审条例来操作的，其实质是高职院校行政部门代表省教育厅行使行政管理权，行使的是一种行政法规、规章授予的权力。有明确的授权机关、授权方式和授权范围，脱离了指导的属性。评审主体做出的是明确的具体行政行为，对象是“双师型”教师，是一种国家统治层自上而下的管理行为，具有公共管理性，其性质是一种行政公务。行政主体依评审条例或省级会议精神将其行政意志通过语言、网站公告、文字、符号等具体的行动来告知相对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一旦取得相对应的职称，一旦授予不可依个人的意志随意变更，如果变更要有相应的法定或行政程序。因此判定获取职称的这一行为具有法定的确定力。因此高职院校“双师型”职称评审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
（二）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结果属性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审程序结束后，评审结果都会按时地公示，授予相应的职称聘书，因而具有因教育部门授予而产生与此对应的授权、行为能力和与职称相对应的相关待遇。该教师在高职院校工作中其工作行为都与其职称的高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因行政部门授予的职称具有证明力，是整个教师群体中明显的身份认知。如果教师在职称行为受侵害时受国家教育行政权力保护，同样职称一旦授予，该教师也承担义务，服从行政部门和学校行政部门对其与职称有关的行为的管理，职称不可依个人的意志随意变更，如果变更要有相应的法定或行政程序，职称的变更或消灭都要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因此判定这获取职称的行为具有法定的确定力。
三、影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中教师权利保障实现的因素
（一）法律受案范围的不明确性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纠纷受案范围分析，那么哪些纠纷属于这类纠纷？在这里从“双师”、“职称评定中的纠纷”、“高职院校”三个关键词方向来界定。也就是只有同时符合这三方面的纠纷才是研究的受案范围。界定厘清哪些纠纷是属于“双师型”教师被侵权的行为类别可以节约法律成本，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二）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
法律适用方面上，宪法、教师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中都有涉及对教师权力的维护，但具体可依据的相应法条缺失，试用准则模糊、混乱。例如《教师法》和相关规定，教师权益遭到侵害后其法律救济途径只有申诉和仲裁两种，但《教师法》没有对申诉的受理机构做出明确规定，教育部也没有对申诉的受理机关—当地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明确规定，当教师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其申诉、仲裁、行政争议和行政诉讼等维权途径不畅通。
（三）现有维权的方式滞后性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在职称评定时，具有自身特殊性，这里包括“双师”身份的认同，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的独特性，要求此类教师职称评定时要有专门的适用标准，既要在同专业“双师型”教师之间评定时有区别，又要在全校的各专业教师职称评定时有其合适的区分标准。“双师型”校企合作模式教学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创新与发展，属于新事物，教师职称评定中由于评定条例自身的落后、维权途径的单一滞后，都给“双师型”教师遇到不公正待遇时的维权设置了障碍，因此这些新问题需要救济途径、救济方法和评定规则能够与时俱进、协调发展。
（四）科学救济程序设计的缺失
救济的横向和纵向的程序设置混乱。在横向程序上，由于对教师权利保障的救济途径具体权限的划定不清，具体法律适用不清等原因，造成申诉、仲裁、诉讼等救济程序设置的现行法律法规对教育行政部门或人民政府在处理教师申诉时的受理、调查、答辩等事项时，缺乏严格的程序性规定。实践中，教育行政系统内部救济仍然多采用行政方式，对事件的调查粗糙，不公开进行，对教师申诉的处理往往掺杂领导的个人感情和主观判断。另外，对提起申诉控告的缘由，受理机关、时限要求、处理结果的送达和执行等,具体事宜也仍未制定出明确的单项法规或相应的实施细则。教育行政部门或人民政府受理申诉或控告后，由于缺乏受理、审理、申诉、答辩、调查、处理的严格程序，势必存在随意性，难以保障教师的申辩权利。而且教育行政部门或人民政府在处理教师申诉过程中，教师和被申诉机构完全是“背靠背”。因此要科学合理地受理纠纷，实施救济的横向和纵向的程序设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纠纷救济的程序设计
（一）明确受案范围
在此要解决纠纷的类型是针对“双师型”教师这一主体的，所以要明确“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中的纠纷类型，也就是受案范围。
1.“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中的程序性类型纠纷
教师在职称评定中，对评审的资格审核程序不满；评审委员会组建的专家组成员构成制度不合理；利益相关评审专家、服务人员回避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和提出异议制度；评审程序中出现选票公布程序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对科研成果评判送审程序不透明、不科学；对“双师型”教师的评审条件与其他教师项目没有评审制度上的明确区分；不同学科评审程序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参与评审专家专业资质不够或不同学科专家比例不科学；公示时间没有按规定执行；选票制度不科学造成人为操作可能；对同等情况下教师的评审硬件提出特殊苛刻的要求，超出规定以外；变相限制教师的申报职称人数；不同学科之间的教师申报名额比例分配不科学；高职院校学院内部评审程序未经教代会审议通过的，直接由行政部门以发文形式确定等。
2.“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中的实体性类型纠纷
“双师型”教师发表的核心论文、非核心论文、论文影响因子等有关论文评价认定引起的纠纷；学校设置门槛限制“双师型”教师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双师型”教师培训进修机会分配的比例不科学；“双师型”教师年终考核、学期考核引起的纠纷；对不同国家机构组织的奖项认定标准不同引起的纠纷；对有关出版专著、合著、创作作品、专利、规划教材、精品课程等级认定标准不同引起的纠纷；对“双师型”教师进企业做访问工程师时所产出成果的认定标准不同引起的纠纷；对“双师型”教师主持或参与部级、省部级、市级、院级教科研项目及课题认定标准不同引起的纠纷；不同系部”双师型“教师参与专业建设等级引起的纠纷；学术报告水平层次认定引起的纠纷；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等级评定引起的纠纷；对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年度和考核优秀评定中不公引起的纠纷；教师带学生参赛不同等级的成绩评定标准不同引起的纠纷；教师做访问工程师、指导社团数量的判定标准不同引起的纠纷。
（二）程序设计
1.申诉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高职院校内部申诉制度。设置申诉救济渠道、申诉委员会的建立和制定申诉程序，并在学院的教代会上审议、通过，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确保这个通道常规化、合理化。当教师在职称评定中有纠纷存在，可以依程序向教师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在教师申诉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应明确各部分人员的比例，保证教师代表数量、由教师代表提名相关专业的异校“双师型”评审专家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人员监督，确保纠纷解决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要重视校内申诉制度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在有效的信息平台上明确申诉程序的详细步骤、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细化各个程序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纠纷当事人向教育行政机构的申诉。各级教育行政机构都应该设立相对应的受理部门和处理机制，目前教育行政部门都设有这样的部门，但是不乏存在公正受理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受理部门和人员与高职院校是否存在利益关系的问题，领导和领导之间是否有默契，因为高职院校的管理和运行也受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和指导，两者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受理程序科学设置，公开、透明和回避利益方就显得相当重要。因此建议现有的机构的人员设置应选择第三方辅助机构构成，应该从教育行政各部门抽掉各负责人与本地区或异地相关专业的教育专家共同组建，对纠纷进行民主合议，全程采用公开旁听制度。这里为了维持解决纠纷成本，纠纷提起人应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并且将保证金制度化。
2.行政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复议法中的“行政机关”这一主体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高职院校是由国家和法律授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具有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高职院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带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高职院校享有授权执法主体资格，在法律上处于行政主体地位。因此，当“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中权利受到学校有关行政裁定行为侵犯时，可依法向学校的上一级教育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行政裁定或重新裁定等，这也是解决纠纷的一条有效出路。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范围包括，教师的申诉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行政裁定不公正、行政程序有问题的纠纷和申诉机关已经进行了处理但教师仍对处理结果不满的案件等。
3.仲裁制度与司法救济两选一
作为最终救济方式的设计，采用了仲裁制度与司法救济两选一的方式，即无论行政相对方采用了哪种方式都是对此最终的裁定。
第一，仲裁是仲裁机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协议或有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发生的争议，以第三者身份进行调解，做出判定或者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
应该是解决职称评审类纠纷的首选，职称评审要求的专业比较强，涉及方面多，中国教育方面的法官也是稀缺资源，仲裁的优势在于其程序简便、结案较快，能独立、公正、迅速地解决争议。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议组建教育仲裁组织，其性质应该是第三方非营利性组织，具有自主性、非营利性、非官方性质。其运营的方式通过供应政府教育行政机关教育仲裁服务、机构自身向高校等相关市场需要者提供服务以及通过社会或企业募捐、赞助等方式来维持运营。做到财务和服务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双师型”教师在进行职称评定向该组织申请仲裁时要缴纳一定金额的保障金，防止发生乱申述、无理申诉等现象。在非营利性组织建立纠纷专家库制度，每次处理纠纷时都给予相应的经济费用和根据每次纠纷解决的情况建立解决纠纷专家信用等级制度，建立透明的监督体系，相关专家一经被举报，情况属实便追究其法律责任并终身不得采用。同时在这个仲裁委员会中要建立一个辅助机构，其性质应该是第三方中立的。人员构成应该由两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同级别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起到监督仲裁作用；第二部分，是各学科的同行专家组成。起到对相关专业性仲裁提出专业指导意见的作用。仲裁专家和工作人员应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仲裁的公平、公正。仲裁委员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民主合议迅速处理纠纷；当教师未能或不愿通过申诉解决纠纷时，可以在申请仲裁和提讼之间进行选择，除非有法定的事由，本次仲裁是一裁终局。
第二，司法救济制度。
经济纠纷标准篇9
关键词：诉讼；构建；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仲裁
经过十余年的法律宣传，中国已经进入了“诉讼万能”的时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民事纠纷层出不穷。面对不断增长的民事纠纷，法院的人财物现状对“诉讼爆炸”无法应对；另一方面，传统的非诉讼解纷机制则逐渐边缘化，丧失纠纷主体的信任。一些民事纷争难以及时解决，民众涉法涉诉不断上升，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然而世界上众多国家法院之外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方式被广泛探索应用，并与民事诉讼相得益彰，形成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协调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已经成为各国法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现时域下，面对国家唯诉讼论的宣传、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以及法律资源有限与人民期待较高的矛盾，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缓解司法压力、更好地解决纠纷的必然路径。
一、形成“唯诉讼论”的原因
当前，从国家的宣传到百姓的实践，似乎只有通过诉讼才能解决纠纷。诸多因素导致群众形成了“唯诉讼论”观念，把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在案多人少的局面下，大量矛盾聚集在法院，很多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
（一）经济、社会及观念因素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我国经济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冲突复杂化、价值判断标准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当今社会由传统的重血缘、重人际的人情社会，逐渐向以经济利益为重要纽带的利益社会转变。传统的“和为贵”、“耻讼”的观念渐渐变淡，加之媒体宣传的“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观念登峰造极，使得人们传统的价值评判失效，用法律的是非逻辑代替了传统的辩证逻辑，用是与非的一元评价思维，代替了多种元素考量与权衡的传统纠纷解决思路。另外，社会心理日益浮躁，传统的评价方式已经鲜能影响当事人的行为模式。
（二）媒体宣传因素
当前一些媒体只片面地宣传“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没有弘扬传统的调解、撮合、容忍等矛盾解决及排解方法。片面宣传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方法，没有宣传诉讼是纠纷的最终解决途径。片面的宣传直接导致纠纷主体把诉讼作为定纷止争的首选或唯一手段。在很多当事人容忍度降低的心态下，直接将对方当事人诉至法院，使得矛盾升级，有些案件使诉讼由最终解决途径变为“上访的前奏”，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无限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浪费了国家司法资源，使公权力被迫介入市民社会后受到市民社会的反弹。
（四）制度及效力因素
很多矛盾本来可以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途径得到解决，但是在血缘社会渐渐打破、人与人信任度和容忍度降低、公权力权威性降低的情况下，很多纠纷解决机关不愿给自己惹麻烦，将矛盾往外推。还有的机关做出调解后，当事人不服，继续。法院对原处理机关的处理结果未给予必要的认可，使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及执行力受到质疑。这些做法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除法院以外的其他解决方式，使得本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变成了“唯诉讼”解决。
二、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的必要性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效互动、有机衔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在改革过程中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有效分离的途径，是党和国家尊重人权、重视民意、保护公民自治权利的重要方式。
（一）有利于应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出现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矛盾凸显期，矛盾表现的形式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基于物质利益产生的矛盾增多，婚姻家庭矛盾增多，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承包与流转、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增多。这些问题或是用法律规范解决情理问题，或者法律方法解决政策问题，一旦处理不当，极易激化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乃至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冲突，发生或恶性事件。因此，实现对纠纷的法律调控与非法律调控、诉讼解决与诉讼外调解的联动与协调,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有利于克服诉讼固有的局限性
法律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固化的条文处理动态的世事，有时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时现实社会变化及价值判断标准多元，以一维的视角难免面临多维评价的尴尬。同时，选择诉讼还面临着周期长、执行难、稳定性差等风险，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张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龃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特别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和谐状态。判决结果有时与当事人的预期相距甚远，有时会与当事人朴素的情理观念相矛盾，也彻底可能摧毁了纠纷主体之间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和互谅互让的美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纠纷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和不和，也增加了国家的维稳成本。
（三）有利于公民树立荣辱观念，加强内心自律
社会规范是我国传统上有效而权威的评价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评价、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人的认可、信仰施加的自律以及道德在众多价值中的至高性，这些因素对人民遇到矛盾自行调节和外力调解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现时域下，一些人没有信仰，缺乏内心畏惧和自律，在面对法律规范要么合法要么非法的一元判断下，对社会规范漠然轻视。对法律规范的“赔礼道歉”、“返还原物”等责任承担方式，甚至对司法机关出具的“司法意见”等手段没有羞耻感和畏惧感，难以促使其履行自身义务，形成荣辱观念，也难以阻却其再次成为诉讼争端主体。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可以借助全社会各种力量对社会矛盾调、控、疏、化，使全社会资源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多角度否定评价，引导公民树立荣辱观念，使公民内心形成行为尺度，营造诚信自律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这个权利纷争明显增多、物流人流速度加快，人与人容忍度日渐降低、纠纷种类五花八门的时代，法院和法官面临空间压力，难以满足民众的司法需求，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效率和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很多情况法院不能解决，但其他机关和当事人却期待法院来解决。在法院用法律不能彻底解决纠纷时，当情理和法律相龃龉时，百姓埋怨增多，涉法队伍不断膨胀，影响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无人信赖，调解、仲裁等机构无人选择，行政机关的居间调解得不到执行，社会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加快构建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诉讼与非诉讼方式有机结合，有效衔接，显得尤为重要。
（一）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已经形成框架，但该框架非常松散。各部门配合不紧密，执行力衔接性不强。原来立法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打补丁，各规定不能有机结合，不能形成合力，使得纠纷直接涌向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法院。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予以重构，加大人民调解力度，邻里—单位—街道—社区—司法所，层层消化，积极化解，让矛盾从群众中来，消灭在群众中；建立适当的诉讼前置程序，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和仲裁资源，利用法律、道德、利益等多元准则对矛盾进行化解；支持民间仲裁组织，形成市民社会纠纷自治，为解决纠纷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形成对诉讼的有力补充；重视法院调解，调审分离、实行立案前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执行调解等多种调解；诉讼过程中邀请民间组织、人大政协代表、陪审员等多种主体参与调解，整合社会资源，共同解决矛盾；适当设置效力承认制度，有些机关已经处理过的矛盾，可以适当认可，授予执行力，节约纠纷解决资源；各部门联动，相互配合，设立奖惩机制，充实调解机构和力量，国家予以支持和鼓励。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使纠纷解决资源更加紧密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合力，共化矛盾。
（二）宣传指引
随着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非讼思想受到批判，媒体、法学界不断向民众灌输诉讼万能，一味宣传诉讼才是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和不二之选，诉讼全能主义已悄然形成，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被赋以否定性的评价。“一元钱”官司被广泛宣传，恶意购买假货索赔被贴上正义的标签。把法律视为终极的判定标准极易导致对情感、责任、道义等价值的漠视。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获利更多，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所尽义务更少，当得知可以通过毁灭或伪造证据，歪曲客观事实可以影响公权力对其行为的判断，很多人往往滥用诉讼来解决矛盾，利用诉讼本身的有限性来实现私利。其结果经常导致纠纷主体矛盾骤然升级，并将这种不良情绪带到裁判的作出和执行中。笔者在审理案件时，经常有当事人说“他没有必要把事情闹这么打，我又不是不履行义务”、“他也没和我商量啊”等等怨言。诉讼万能的宣传已将社会矛盾由多种途径解决引导为唯诉讼途径解决，将情理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有小纠纷变成大矛盾。大量案件涌向法院导致司法资源被无端浪费。在大量案件面前，在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之间，法院和法官面临极大困境。由于精力财力有限，审限程序要求严格，法律对道义、情感的判断标准的不自觉排斥，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抵牾，法官难免挂一漏万，从而导致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最后一道防线遭到质疑，使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公权力威信降低。
因此，法律的良心—法学家，法律的从业者—法律家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媒体应当进行正确的指引和宣传，不但要宣传法律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价值，还要明示法律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对于家庭、婚姻、政策等领域的案件，法院也不是最佳解决途径，仅仅是解决途径的一种。唯此，才能给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更多的生存及发挥空间，也为法院和法官腾出更多的精力成为法律的专家，正义的最终守卫者，而不是疲于奔命的工具。
（三）利益引导
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从身份到契约”，从以情感为核心到以利益为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用法经济学派学说，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引导纠纷主体通过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从而对纠纷进行分流。从成本上，人民调解的成本最低。通过基层组织（纠纷主体单位、居委会、司法所、妇联、消协等）耐心工作，可以将矛盾化解，收获最大的利益。仲裁的费用可以适当提升，但是快捷便利等优势使当事人综合各种因素，进行选择。行政调解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在具体事件中促成纠纷主体和解，通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互动和分配，使当事人自愿衡量成本，达成和解。诉讼的成本应当提高，提高诉讼费用，使当事人适当承担诉讼风险，在裁判过程中再将诉讼成本根据胜负情况分配给当事人。通过提高诉讼成本，分配诉讼费用，既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又能使法院真正成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
（四）效力衔接
纠纷主体不愿选择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首先，人民调解的结果完全是依靠双方当事人意愿接受，完全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其次，行政调解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甚至连民事协议的效力也得不到确认。再次，劳动仲裁的仲裁员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可能导致责任心不强，最后导致仲裁结果稳定性不高。另外，商事仲裁的结果有时得不到法院的执行，执行力变弱。这些情况导致纠纷主体直接将纠纷诉至法院。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各种方式目的一致，都是想将纠纷稳妥化解。不能“个人自扫门前雪”，推出矛盾，结案了事。因此各部门、各程序应有机衔接，形成通畅的纠纷解决路径。
经济纠纷标准篇10
[论文摘要]民间高利借贷在最近几年呈现出日益繁荣的趋势，然而我国对民间高利借贷尚无完善的法律规定，导致在实践当中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的司法干预出现混乱的状况。文章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以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实践情况为研究视角，推导出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进行司法干预的机制设想。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司法干预；意思自治
一、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突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而2011年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见表一）。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涉案标的68.59亿元，同比上升96.61%和250.9%，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该院2011年1月到9月，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同比上升了50%。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包括2分）的89件，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占6.44%；5分以上的4件，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占51.84%，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上浮）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将风险后移，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存在规制空白，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统一的司法解释，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符合立法原意，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出师有名，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