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本问题篇1
1、生产什么，涉及到资源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2、为谁生产，涉及到分配问题，即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
3、怎么生产，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解决生产什么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即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即产出，二是从增长角度看，是技术进步对于产出或效率提高作用问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2
[关键词]私人劳动；社会劳动；商品经济
关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学界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仅存在于私有制商品经济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并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矛盾便发展成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教材之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书认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由魏埙主编、北方十四所高等院校编写组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2005年修订本)一书同样认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阶段，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发展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正确，并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就教于经济学界同行。
首先，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表述存在着自相矛盾。就“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句话来看，我们暂时姑且不管其观点的对与错，仅就其前后两句话的观点来说，存在着自相矛盾。因为，如上所述，“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指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而且也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然而，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句话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后，由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将不存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之中，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产生之前的简单商品经济社会，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其次，笔者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并不能“进一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体现。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当然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它是商品本身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体现。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与私人劳动和利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同时并存于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同时并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理一样，二者之间不存在一种替代的关系。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完全不同的两对矛盾。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首先，二者的内涵及表现不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指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私人劳动在不同的商品经济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如在简单商品经济中表现为个体劳动者的单个劳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表现为资本家企业里的群体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而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不能全社会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次，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产生的条件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它与商品经济共存亡，它只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而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产生的条件是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它与人类社会共存亡，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是永恒的范畴。再次，矛盾的解决方法不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商品的交换，商品交换成功，则矛盾得以解决；反之，则矛盾得不到解决。而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解决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或根本变革即先进的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生产关系。最后，矛盾解决的后果不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解决后果是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根本解决的后果是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上述观点中所存在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进一步发展成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种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简单地混同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观点，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
再次，笔者认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存在于私有制商品经济社会，不仅仅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而是存在于一切商品经济社会，既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也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其原因如下：
1.从商品经济各种矛盾产生的基础来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商品经济各种矛盾，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的基础。而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私有制商品经济社会，也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即存在于一切商品经济社会。因此，作为这些矛盾产生基础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存在于一切商品经济社会之中，既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2.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产生的条件以及二者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来看，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产生的条件。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在社会分工条件下，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劳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私人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每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劳动又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进行的，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私人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因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要求劳动产品在数量上和品种上符合社会的需要，但劳动的私人性质，却使生产的产品往往不能与社会需要相一致。可见，简单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都同样存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所不同的是，私人劳动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表现为个体劳动者的单个劳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群体劳动者的联合劳动。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那些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不言而喻，同样存在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但是，公有制经济中是否也存在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因此，笔者持肯定的态度。如上所述，产生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条件有两个：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条件，则需要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差别。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以及集体企业之间的群体劳动者的劳动之所以具有私人性质，是私人劳动，必须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实现他们劳动的社会性质，是因为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以及集体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尽管有利益的一致性，但毕竟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不同的所有者，有着利益上的差别。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另外，在我国现阶段，国有经济是以所属企业为单位各自进行经济活动的。虽然从社会层次的最终所有权来看，国有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所有者主体，但从企业层面的产权关系来看，各个企业又是相对独立的产权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既然公有制各企业之间都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那么，公有制各企业之间必然会把对方看成是商品的私有者。这样，各企业里的群体劳动者为生产商品而进行的联合劳动，对整个社会商品交换市场来说，就是一份私人劳动。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里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也同样具有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这两重属性。公有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调整生产结构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由市场调节。由于各企业生产条件不同，管理水平不同，劳动状况不同，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就有可能在数量上或品种上与社会需要不一致，部分私人劳动也就无法转换为礼会劳动。所以，公有制经济中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也存在矛盾，同样需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解决这一矛盾。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私人劳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私人劳动，虽然都表现为劳动者联合劳动，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公有制个业里的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人，是为自己而进行联合劳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里的劳动者是被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出卖者，是为资本家而进行联合劳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它存在于一切商品经济社会。
[参考文献】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3
一、传统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特征
西方欧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基础之上，把教育作为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逻辑起点，因此，它的整个体系结构是以“投资一生产一利润”过程为系统，把教育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在这种构建思路的指引下，除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外，他们确定的学科核心体系一般是由教育投资、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收益等内容组成。教育经济学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如沃尔什、舒尔茨、丹尼森、韦锥、布劳格、希恩、萨卡罗普洛斯等，他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这种体系。有学者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统计比较，如下表所示：我国台湾学者林文达、盖浙生等所出版的《教育经济学》大学用书，与西方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具体材料的不同，他们提供了大量台湾本土的研究数据。此外，个别内容也有作者的创新。林文达着作增加了“教育市场”一章，分析了教育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以及政府的干预特征。盖浙生用“教育生产力”概念分析了教育效率的问题。
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经济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国家图书馆数据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本教育经济学问世以来，各种普通教育经济学着作：即不包括高等教育经济学或职业教育经济学）已多达30余本。但是，在这种出版繁荣的背后，我们也感到学术创新的不足，研究内容甚至数据资料都比较一致，学科体系没有形成突破，更没有关于这种体系结构的逻辑解说。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近年所出版两本教材为例（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三版，2005；范先佐，《教育经济学》，1999)，靳希斌着作包括绪论共十六章，增加了“教育服务与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权和学校经营”等特色内容；范先佐着作共十三章，增加了“学生资助制度”和“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特色内容。应当说，这些内容都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换言之，何以成为了教育经济学的内容，与其他章节的逻辑关系如何等，书中并没有清晰的体现或明确的说明。
二、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分析
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具体的学科组织体系仍有很大的差异。这当然并非要求学科体系形成一致，但是，对于当前所出现的认识分歧，我们也应有基本的判断。其产生分析的主要原因，除了作者个人的学术偏好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这门学科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由此而导致研究问题的分野。
对于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同，也反映了人们对其学科性质认识的差异。由于教育经济学处于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中，所从事研究的学者既有经济学界的，也有教育学界的，所以，在学科性质上也就有不同的立场。大体上有经济学立场者、教育学立场者与综合论者。
其一，经济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可称之为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他们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出发，用各种经济理论来解释教育现象、预测教育发展、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
其二，教育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科群中的新兴领域，是一门新的教育学科，通过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学的认识，推动国家的教育投资与学校效益的提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将其列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之一，解释为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投资及其经济效益的一门学科。
其三，综合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既不是严格的部门经济学，又不是规定的教育科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属性，人们从不同立场所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有益于学术的发展进步。确定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应该从学科的全部内容出发，视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实际上，关于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分歧，其实质并非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何为”的目的性问题，是人们对认识标准分歧的反映，即如何来认识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教育经济学表面上具有更多的经济学属性，这是因为它更多地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但是，借用的目的恰恰是为教育的改革发展服务，其宗旨又回归到教育学领域，是一门源于经济学而回归教育学的这样一门交叉学科。若从其学科的目的论考察，我们认为，它更应该体现教育学科的基本性质，是教育学的基本学科。或者说，作为经济学科的分支，教育经济学并不足道，但作为教育学科的分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学基础，是该专业学生的必学领域。
三、“五位一体”的板块体系建构
总的来说，早期的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容相对单一而显得单薄，主要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论述教育的投资与收益问题。后来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虽有丰富，却又陷入章节凌乱的困境，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缺乏内容的概括性。
我们立足于为教育发展改革服务的教育经济学立场出发，在充分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该门学科的体系已经比较丰富，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学术原则，整体可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板块结构体系，即以“教育经济原理”为主干、以“教育财政”和“学校校能”为实贱两翼、以“学科概论”和“教育发展”为前后支点，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贱浑然一体的严密逻辑体系，这就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原理（人力资本）——投资——效能——发展”这一基本思路（作为这种体系的创新尝试，杨克瑞所着《教育经济学新论》已于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具体的基本内容与逻辑关系是：
(一）学科概论篇
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范式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对该门学科体系建构的学科论基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立，首先应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明确自己的特殊性，并拥有确定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说明，构成了学科概论的核心。此外，关于这门学科成长的学术思想历程，也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研究，既是对前人研究的尊重，也是一项基本的文献综述，学科发展的基础。这样，学科概论部分的阐述，是该门学科研究的切入点，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二)教育经济原理篇
经济学的研究是从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发展为逻辑展开，这同样是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但是，教育经济学的需求首先是从教育的社会需求展开，从分析教育与社会经济二者的基本关系分析入手，通过实证的分析，揭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学科的独特理论基础。教育的经济功能蕴藏在社会的劳动力之中，它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或各种专门技能，通过劳动者的就业，即现实中的生产过程而实现。因此，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需求与供给、教育就业等问题构成了教育经济的基本原理篇章。
(三）教育财政篇
教育投资的理论研究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甚至成为该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就意味着必须重视教育的投资战略，这就需要对教育投资的标准、内外结构比例、教育投资的效益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才可得出科学的决策。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既要注意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教育投资问题，也应重视国际比较问题。此外，教育投资的具体途径又是多样的，既可以直接举办教育机构，也可以通过资助受教育者的方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学生资助在世界各国通常也为教育财政问题的基本内容。
(四）学校效能篇
对于学校办学效能的重视，正是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联姻的重要成果。这是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学校，其活动本身都以经济运行为基本内容，体现了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如何提供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育效能观的确立，首先必须明确教育的产权及其性质，这首先需要对教育制度有全新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具体展开分析学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问题，诸如产学合作、教育融资以及相应的教育成本控制问题等，从而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效能篇章。
(五）教育发展篇
经济学对教育的启示，不仅仅在于学校发展的微观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的宏观发展。教育发展问题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篇章，人们对此往往会有争议的。特别是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不会重视这部分的内容，他们认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3]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4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内涵；发展
数量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通过与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相结合建立数学模型，定量研究经济问题，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
一、浅析数量经济学
1．数量经济学的内涵
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方法论体系的学科，在一些经济学科进行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提供了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方法，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故而我们认为数量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运用数学工具现代计算机技术处理解决经济问题的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学科，当其他它经济学科在实际研究过程遇到困难时，数量经济学可以从量化研究问题的角度为其提供一些高效可行的数量分析方法和工具。数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抽象但又具体的关系[2]。
2．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数量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内容。一是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就是把数学方法运用到实际的经济学中，在具体的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运用数学语言对经济系统的整体刻画，再通过具体的方程以及方程组进行经济系统中各变量间的表述。在现阶段的数理经济学中，主要研究的对象包括产品、资本、劳动、货币以及国际贸易等市场的列方程、解方程以及进行相关解的讨论问题等，逐步将宏观、微观经济学融入一个系统之中；二是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借助基本的经济理论、数学方法以及统计学定量方式来进行经济现象研究的经济计量方法的一个统称；三是模拟经济学。在数量经济学中我们不仅要利用计量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解决问题，还要利用计算机进行科学的模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模拟经济学，即通过智能模拟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模拟技术。这种模拟可以有效的反应出具有随机性、动态性、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经济问题，可以利用电脑有效的把各种方案进行整合[3]。
3．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经济学领域对数量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存在的分歧较为突出，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人们的生产方式以及具体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内容影响着人们对问题的观察角度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和具体的表现形式也就不尽相同，这也逐渐的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体系或者学说。所以在数量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我们虽然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在本质上研究的都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问题。因为利益的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前提假设、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最终所得到结论的应用方面。
二、数量经济学发展研究
我国现阶段数量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根据我国的国家性质来进行开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科学发展观点和前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国数量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框架下的一个数理科学。从宏观层面上说，数量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研究方向：第一，要根据西方对数量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经验，通过对资产阶级中出现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函数形式以及基本的数学模型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进；使用工学信号分析中的小波理论、数学上混沌分析理论、神经网络算法等非线性、非均衡以及非稳态的分析方法对经济模型进行具体的完善；要有针对具体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基本定义、估计、检验以及应用具体环节中要不断的协调理论与方法，要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基本思想、方法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在时间序列分析中，结构向量自回归、非限定性贝叶斯向量自回归等方法都在不断完善中。值得一提的是用贝叶斯方法进行分位数回归是当较前沿的领域，这里关键在于对回归方程随机误差项的设定，即误差项服从非对称拉普拉斯分布(aLD)。笔者正在研究用非对称指数幂分布[4](aepD)替代aLD，预计会取得更好的统计性质。第二，要拓展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有效的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以及应用手段；通过在经济学主要涉及的五个基本领域来进行，通过对资源与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理、经济信息以及价值判断等实际问题进行剖析，探索可能出现的新的应用方法和具体的方法论。我们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在数理经济学方面，要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博弈均衡理论的基本研究；其次，在计量经济学方面，要把博弈模型中具体参数的估计以及检验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的研究目标；最后，在模拟经济学中，要根据模拟微观主体的具体对策，全面的完善阐释宏观经济中的非均衡、非稳定基本现象。第三，要适应我国经济学发展进程和现阶段实际经济的客观需要，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理论的基本原理，完善和建立具体研究工具。对此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进行全新的研究，概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数量经济学领域中的每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基本任务；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断的条理化、规范化，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发现新问题、新原则以及新理论；最后，要充分的运用数学以及信息技术应用，把研究解决经济管理问题以及具体的决策规划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在现阶段的数量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充分的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经济学领域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还要根据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一些具体的数量经济分析方法以及方法论自身的创造，要全面的发展数量经济学，要在数量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达到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适合本土经济学的根本目的，为我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推进作用。
作者:张锡单位:宁波大学
参考文献：
[1]陈星星.数量经济学前沿研究动态———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4年(杭州)年会综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1:159-161.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5
经济法学方法论是研究经济法学各种方法的综合，是关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就是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提出、确立、成熟的过程。由于经济法学与民商法、行政法及社会法学的内在关联性，所以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以既有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张守文曾指出：“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因此，经济法方法论、方法的选择及方法的类型化的梳理是对经济法研究方法体系化研究的基础。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
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
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
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231－232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
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
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
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
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
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
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
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
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
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
“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
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四、结论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6
一、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的经济问题
首先，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属于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的经济问题?根据现代学术的学科划分规则，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的学科范畴。然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社会形态或者经济体的经济运行，都不是经济本身的自我运行，它必然同社会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相联系。随着经济运行技术和方式愈发复杂，这种联系愈发紧密。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已经看不到没有政党、政治社团或政府等政治组织施加影响的经济。正如迪克西特在分析美国财税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时总结的那样:“该过程在每一步都是政治的———不仅立法过程是政治的，而且政策的实施以及行政机构及其下设机构的选择和组建都是政治的。”①研究和分析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各种问题，抛开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将寸步难行。这一点，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上尤为突出。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序言中就曾明确指出:“要考察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产党变革它的努力的来龙去脉，则是毫无意义的。”②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离开对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组织的研究，犹如缘木求鱼。此为经济问题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耦合的内生逻辑，也体现了中共党史学科之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和经验，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的历程和经验。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是中共党史学科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属于中共党史学科范畴。至于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属于中共党史学科，需要从本学科的范畴和体系入手来界定。中共党史是历史学门类的成员，应秉持历史学的治学方法，这已是党史学界的共识。本文要强调的是，中共党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是执政党的历史，其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责任和功能。作为一个政党的历史，一种专门史，中共党史不可能涵盖当代中国的一切经济事件，它只能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事实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这种思想、政策和行为必定是针对宏观经济层面的，是有机组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各类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结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或者与国民经济这一整体无系统联系的经济现象。换言之，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的经济问题，应是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发展建设的历程、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史”层面的问题。
二、两种偏离学科范畴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
对照上述界定我们能发现，目前党史学界有两种偏离中共党史学科范畴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即宏大叙事与“社会经济史”。宏大叙事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种传统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和宏观规律，但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有着“大而化之”或以论代史的缺陷。这种缺陷在经济问题研究中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它秉承革命史的逻辑，以阶级斗争的道义革命立场，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哲学路径，来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总体上处于规范研究和价值判断的范畴。它的特点和缺陷正如有的论者所总结的那样:“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①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在经济问题的具体运用上，过分重视对经济事件性质的论述，忽视事件背后的技术过程，对经济问题原因的解释呈现出无法被证伪的“套套逻辑”②。比如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有关论述颇有代表性:“利用、限制、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的主要途径;由于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③。然而已有研究证明，公私合营的实现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宏大的理论预设之下有着复杂而合乎经济制度变迁规律的技术过程①。这种技术过程反映了工商业改造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的真实逻辑。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无法展现这种真实，因而它所呈现的只能是经济问题在定性上的一个侧面，并未触及内在的规律与历史经验。如果我们仅仅秉持这一种研究范式，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显然无法深化和拓展。宏大叙事的弊端已被学界充分认识并得到很大程度的扬弃。然而在经济问题研究方面，这种扬弃走向了一个矫枉过正的极端，即“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它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重视史料收集和考辨工作，注重实证考察和“史从论出”，另一方面又将经济问题社会学化、简单化、个案化，经济问题有的定量分析方法依然没有受到重视，同时宏大叙事研究范式中原有的理论分析方法也被遗弃。仍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为例，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做出了“眼光向下”的实证考察尝试。如《北京市私营商业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一文，利用北京市档案展示了完整的地方性商业改造②。如果仅仅考虑对历史事件梳理得完整与否，而不去探讨是一种什么样的完整的话，该文是非常出色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表面上看似以实证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私营商业改造的全过程;但它以国家与社会之间既定的“运动”观念，从社会变迁的层面来观察经济变迁，用档案图表等原始资料堆砌的方式来阐述经济变量，削弱了研究的价值和科学性。这种以社会变迁框架去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以政策档案叙述代替经济要素的定量分析，其结果只能掩盖经济问题的真实逻辑。与该文类似的这种取“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成果，虽自觉利用档案文献资料，重视史料梳理，关注叙事的完整和全面，但较少考察真正的经济要素。其秉持的以“进村找庙”式的民族志叙事范式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事实上混淆了中共党史学科内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界限，客观上出现了一种将经济研究“社会学化”或“社会史化”的倾向。它不仅忽视或掩盖了经济问题的内在要素，没有反映经济问题的本原，而且其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只能为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资料，对本学科的发展难以作出有学术分量的贡献。
三、经济问题研究的实质与基本规范
要正确认识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就首先要正确理解经济问题研究的实质与基本规范。经济问题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其研究实质是要发现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或约束条件，以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要素的变动规律。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它不仅要考察经济现象“是什么”，更要探求“为什么”。这一本质内涵无论是对于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研究还是对于历史上的经济问题研究都是一样的。对于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言，显然，解释清楚“为什么”才能有助于认识清楚“是什么”;即便是对已经成为历史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探求“为什么”仍然是搞清楚“是什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强调的:“历史学家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清楚这些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目的的重要性。”③科学地解释现实，需要在简化现实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理性的科学研究不是简单地用事实解释事实，而是通过头脑中的思维和思辨，运用一套逻辑严密的推理体系，构造相关理论，以“讲理”、“推理”的方式对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或解释。因此，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遵循运用逻辑推导产生的理论命题解释历史事实，和用历史事实证明或证伪理论命题的基本研究规范。这种基本研究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是由逻辑推导产生的理论命题，再者是进行历史事实的检验尤其是计量检验。由逻辑推导产生的理论命题事实上是运用一定的理论范式，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构出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体系。理论建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通用方法，无此则无科学研究可言。理论建构应该是“唯理主义”的，追求的是理论框架的解释力，讲究的是逻辑推导中的层层递进的严密性。同时，科学研究仅仅是要构建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说，都需要证明或证伪，即都需要发现其中的“实验逻辑”，而这证明或证伪即为运用历史事实检验理论逻辑的过程。由于经济现象相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等现象在数量方面的特殊性，计量检验成为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可以说，没有对计量方法的运用，就无法真正开展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最直接的表现是各经济要素在“量”上的变动。计量检验是发现和验证经济现象中因果逻辑的最有力的工具。
以严格的经济研究规范来研究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经济问题的成果，在本学科中虽不多见，但在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科中却频频出现。例如名噪一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论”，利用比较优势、制度调节、计量校准等概念和方法，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持续及历史绩效做出了新的、科学而深入的探讨①。又如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缘起的问题，“财政联邦主义”、“政治锦标赛”等独特的研究视角相继出现，改变了之前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政策梳理式的单一格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和关节点做出了既有理论深度、逻辑推论，又有严密的计量支持的梳理和阐释②。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非凡。事实上，党史学界在这些问题上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可与之共鸣或争鸣，皆因研究的规范性欠缺而不能展现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这原本也应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阵地，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显然，这种被动的封闭削弱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学术地位，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四、中共党史学科正确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由于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不能脱离经济问题研究的实质与规范;由于研究的角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又应有自己的基本规范。这些基本规范概括起来有四点:历史的长度、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和视域的广度。首先，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应坚持历史的长度原则。既然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那么这类经济问题就要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尤其是有过较长发展历程和较大影响的问题。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工农业剪刀差的研究、国有经济的研究、财政政策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以及中共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等。相反，类似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这种在现实经济研究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因其在当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没有足够的“长度”，不宜作为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其次，应有政治的高度。如前文所述，中共党史不可能涵盖当代中国的一切经济事件，它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因而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只能关注“政治经济史”层面的问题，关注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探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发展建设的历程、经验和规律。基于此，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在研究规范上应坚持有政治的高度。“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个体、家庭及村庄社区等微观经济体的研究不宜作为经济问题来研究，以免误导或阻碍后学者对真正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展有政治高度的经济问题研究，对于巩固中共党史的学科阵地、建设完整的学科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复次，应有理论的深度。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感慨“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①。固然，我们不应再建构宏大叙事式的理论框架，然则理论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却是不容否认的。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7
关键词：任务驱动；实验；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00X（2017）21-0117-03
一、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体系
任务驱动型实验教学模式主要是基于一些实际任务，在明确的学习目标下，启发和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使学生学习到隐含于任务背后的知识与理论，并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
二、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的实施方式
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应用，使其掌握模型构建与应用的全过程，其最终实现方式是创新性实验，但创新性实验要求掌握系统的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学生操作难度较大，在进行创新性实验教学前必须掌握建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这就需要以验证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为基础，在完成这两者以后才可以实施。所以，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特点及建模要求，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必须分别采取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三种实验方式，如图2所示。
三、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解释变量的选取，要保证解释变量间相对独立，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教学模式首先采取验证性实验讲解检验与修正多重共线性的基本理论；然后，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经典案例引出综合性实验，重点突出对“数据诊断、模型设定与应用”等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和方法论的讲解和实际操作；最后，以创新性实验让学生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构建与应用的全过程操作，对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进行分析。
（一）通过验证性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多重共线性基本理论知识和软件基本操作
验证性实验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巧和基本软件。主要是先由教师提出与要讲授的基础理论知识相关的“小型”任务；然后由学生思考为完成该任务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便是要讲授的理论知识；接着，教师讲授基本理论知识和软件操作方法；最后由学生模拟教师练习软件操作，并验证基本理论知识。比如在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修正中，首先给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提出“小型”任务——让学生观察估计结果存在的问题，并考虑如何解决。
已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1.50）（3.83）（0.16）（-0.49）（3.64）
R2=0.9261，F=100.25，Dw=0.47，t=37（1978-2014），t0.025（32）=2.04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Y——粮食产量（万吨）
X1——播种面积（千公顷）
X2——农业劳动力（万人）
X3——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X4——化肥施用量（万吨）
1.提出任务。对于这一任务，引导学生根据建模步骤得到模型结果后，要对其进行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在检验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学生在完成检验任务后会发现模型存在的问题：R2和F值都很大，说明模型的线性拟合程度很好和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而检验自变量X2和X3显著性的t统计量却没有通过检验，X3的系数不符合经济意义。接着请学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总体线性关系成立说明各个自变量联合起来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强，而又有某个自变量的解释能力不强，说明很难区分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这应该是由于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强，才使得它们的作用难以区分，并容易导致回归系数不符合经济意义。那么这种现象就叫做多重共线性，而我们发现问题的这一过程就是检验多重共线性的方法。
2.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下一步就是要引导学生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既然自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那么就可以只保留一部分自变量，关键问题是保留哪些？剔除哪些自变量呢？总体思路肯定是要保留解释能力强的自变量，那么就要对各个自变量的解释能力进行排序。因此，用因变量与每个自变量进行回归，按照回归方程R2的大小进行排序，就是按照自变量的解释能力由大到小排序，先用R2最大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在此基础上引入R2其次大的自变量，引入后如果R2变大，且两个自变量的t统计量都通过检验，则两个自变量都保留，如果R2变小，则不引入R2其次大的自變量，直接引入R2排第3的自变量，依据R2和t值的变化判断是否保留第3个自变量；以此类推，逐个引入其余自变量，最后可以确定最终需要保留的自变量，从而避免多重共线性。这一方法就是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的逐步回归法。以上述例题为例，逐步回归法的具体过程如表1所示，最终结果是保留X4和X1。
（二）通过综合性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构建模型的方法论
综合性实验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拓展能力，重点在于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通过阅读相关的文献和经典案例，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掌握构建与分析计量经济模型的能力。仍然是先由教师提出一个能贯穿整个理论知识体系的“中型”任务；然后由学生思考如何去完成该任务；接着，教师分步骤讲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最后由学生模拟教师练习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全过程。
在本套实验教学体系中，该模式仍采用教师操作、学生模仿的教学形式，重点突出对“理论模型构建、模型应用”等计量经济学建模全过程的讲解和实际操作，让学生对理论知识体系融会贯通，并掌握实验软件的系统操作。
比如，由教师提出一个“中型”任务：分析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因素，让学生思考如何完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依据生产函数理论选择“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因变量，选择“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作为自变量，为了练习多重共线性还可以加入“第二产业R&D投入”作为自变量；然后由教师引导学生如何利用这些变量建立模型、估计模型并分析和解决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通过创新性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模型构建与应用的全过程
创新性实验教学模式采用教师引导、学生操作的教学形式。首先由教师提出一个“大型”任务——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经济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然后由学生结合专业背景，自行选择要研究的问题，自行设计研究方案、收集数据、撰写报告；最后由教师组织答辩、反馈意见，让学生熟练掌握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模全过程与实验软件的操作。比如，老师让学生自选一个现实问题，结合经济学理论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分析和解决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作者：田翠杰
参考文献：
[1]谢家泉.基于科教融合理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块设计与应用[J].高教学刊，2016（22）：79-80.
[2]支小军，刘永萍.计量经济学“三位一体”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5）：27-28.
[3]刘晓平.《计量经济学》探索性实验教学模式研究——以青海大学为例[J].科教导刊，2011（11）：114-115.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8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正是由于我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内涵，我们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制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理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浅析
1.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出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将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呈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复杂，理论性很强，甚至涉及到很多数学方面的计算，这些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于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针对其中实践价值比较强的内容进行研究，利用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2.利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的进行学术的研究，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容易让人民大众产生疲劳，不愿意接受和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根据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避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提高我国工人的收入所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尽管时生了变化，经济环境也出现很多的不同，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济发展之中遇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这种能力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还应该引导人们大众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实践的方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现实价值，不断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9
①运用精炼的数学语言陈述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前提条件，使人一目了然。
②运用数学思维推理论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观点，使条理更加清晰，逻辑性更强。
③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让论证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2常见的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举例
2.1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运动着，对种种不同量的假设与推测，是许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在经济分析中，对成本、价格、收益等经济量的关系研究，就要用到基础数学方法，来构建该问题的数学模型，找出该问题的函数关系。常用的经济函数有：单利与复利、多次付息、贴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成本函数、收入函数、利润函数等等。
2.2在经济问题中，经常会用到变化率的概念，而变化率又分为平均变化率和瞬时变化率。平均变化率就是函数增量与自变量增量之比，就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年产量的平均变化率、成本的平均变化率、利润的平均变化率等等。而瞬时变化率就是函数对自变量的导数，即当自变量增量趋于零时平均变化率的极限，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函数。经济学中常见的边际函数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等等。在我们的边际分析中，讨论的函数变化率与函数改变量均属于绝对数范围内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中，仅仅用绝对数的概念是不足以深入问题并分析透彻的。例如：a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元，涨价1元；B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0元，也涨价1元，两种商品价格的绝对改变量都是1元，哪个商品的涨价幅度更大呢？我们只要用它们与原价格相比就能获得答案。此时我们就有必要讨论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相对变化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而常见的弹性函数有：需求弹性、供给弹性、收益弹性等等。对于商家来说，进行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商家如果离开边际分析而盲目生产，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商家如果离开需求与价格的弹性分析，就不可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这时候就要用到导数，因为导数是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的最有力的工具，可以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精确的数据，进而做出比较合理的决策。
2.3经济学中的最值在经济问题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产品最多”、“用料最省”、“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等等。这样的问题在数学中有时会归结为求某一函数（通常称为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例如：在分析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假定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产量最大就会形成收入最大的局面，但是，收入最大时的产量不一定产生最大的利润。而产量为多少时才能取得最大利润，就需要运用导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利用导数解决最值问题的步骤是：求一阶导数，找出可能取得最值的点（包括驻点、一阶导数不可导的点和区间端点），再计算各点的函数值，对其进行比较，哪个最大就是最大值哪个最小就是最小值。经济学中常见的最值问题有：最大利润问题、最大收益问题、经济批量问题和最大税收问题等等。
2.4经济学中的积分“积分学”是微分学的逆运算，积分学的主要经济应用是对已知的边际函数求积分，得出总经济量函数。定积分是求原函数在某个范围内的改变量，是积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在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中经常用改变上限的定积分来讨论总经济量函数问题。如某商品的价格p是销售量x的函数，此时我们要想计算当销售量从a变动到b时的收益，就需要用到定积分的计算方法。
2.5经济学中的微分方程为了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的规律，常常需要建立某一经济函数和经济变量的导数所满足的关系式，由此而确定所研究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一些已知的条件来确定该函数的表达式。以上一套套路，从数学上说，就是建立微分方程并求解微分方程。具体步骤如下：在相关的背景知识下，用数学知识来描述经济问题中的变量和参数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微分方程；根据具体问题适当的调整假设使建立的微分方程，尽可能地使其接近实际，这样可以相对的减小误差；运用已知的条件和测量的数据，对所建的微分方程中的参数给出相应的估计值；继而分析比较方程中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之间的差异，若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建立的微分方程符合实际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将它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或者预测中；如果微分方程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就需要重新检查方程在哪出现了问题，以便对方程进行调整修正，再重复前面的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为止。微分方程在经济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有：分析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需求量（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预测商品的销售量、进行成本分析、净资产分析、国民收入与储蓄、投资的关系分析等等。
3基础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局限性
基础数学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计算工具，它可以把实际问题抽象化。而经济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基础数学只有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下去研究分析问题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性。因此，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要时刻注意以下几点：
3.1经济学不仅仅是数学概念和数学方法的简单叠加，不能把经济学中的数字随意的数学化，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制度、法律、道德、历史、社会、文化等等）。
3.2经济理论的发展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角度，只有从经济学的本质出发，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规律，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在一定条件的假设基础上，辅之以适合的数学方法和数学运算，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
经济学基本问题篇10
(一)案例教学法便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是一门比较复杂、抽象和深奥的课程，涉及到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推导，学习和理解起来存在较大困难，学生学习往往感到枯燥乏味。在课程教学中借助案例教学，则可以生动形象地从案例分析中导出一般原理和规律，将抽象的计量经济学理论生动地呈现给学生，深入浅出，易于掌握。例如，“序列相关”这个概念比较抽象，也很容易混淆。教材给出的解释是“随机扰动项在不同的样本点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理解时，可以让学生结合自身的消费行为、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等来讨论经济活动的惯性，通过对学生自身消费行为惯性的认识，让学生对经济活动惯性导致的序列相关问题有一个准确深刻的理解。
(二)案例教学法可以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鉴于计量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多学科应用性等课程特征，只有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才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不能仅局限于课程本身，应该充分利用计量经济学与其他经管类课程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学、会计学等诸多课程中，大量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研究方法。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将计量经济学教学与学生的专业背景相结合，选择与学生专业背景密切联系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作为案例，这样更容易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三)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计量经济学案例中含有实际统计数据，教师可结合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数据结构说明应用哪种模型参数估计和检验方法，使学生对这些原理方法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另外，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检验、修正和应用，需要存取大量数据，必须借助于相关计算机软件，才能完成各种复杂数学运算。事实上，各种新的计量经济方法不断涌现以及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不断加强，与相关数据分析软件的开发和利用密切相关，且对软件的熟练操作要求必须对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方法有较深刻的理解。因此，在案例教学中，可以利用案例数据，介绍eviews、SpSS、Stata等软件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和检验中的应用，这样既可以加强学生对“经济行为分析理论假说建立总体回归模型获取样本观测数据估计模型检验模型应用模型”计量经济学整个建模过程学习巩固，又便于学生快速地掌握软件的操作。
(四)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证分析能力和创新意识在实证研究中，计量经济学属于对经济运行规律与基本问题的经验实证研究，如果缺乏案例教学很难将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经济实践较好地结合起来，很难用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去分析理解现实经济问题。案例教学法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问题相结合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也是开发学生智力潜能、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径。案例教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的、具体的情景，引导他们去思考、分析、处理问题，从而提高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此外，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本身也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分析与讨论，这有利于增强学生之间沟通交流和团结协作的能力，提升学生对现实的经济问题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案例教学法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案例教学法的认识不够深刻目前，案例教学法虽然已被广泛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教学，但是，通过国内现有计量经济学教材可以看出，对案例教学法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例如，在计量经济学模型“序列相关理论”教学过程中，首先讲解序列相关的定义、内涵、影响、检验方法、修正方法等理论知识，然后例举案例进行解释说明，并进行互动讨论。这属于举例说明，即在理论讲解结束后，结合实际经济问题列举案例，接着向学生发问，进行互动，并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际上，案例教学法不能等同于举例说明，二者存在很大差别。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居于中心地位，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案例应该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首先应该以典型案例引出理论，然后结合案例分析讲解理论，整个教学过程都应该伴随着师生的互动，由教师组织、启发学生，实现学生的自我学习与思考，这样既便于学生深刻领会理论与方法的内涵，又便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而在一般教学活动中举例仅居于次要地位，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师生间的互动较少，多数情况下是学生被动接受老师讲解，仍然属于“填鸭式”教学。
(二)经典案例、本土案例资源匮乏计量经济学属于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是被学术界广泛运用于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和工具。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断演化、推进，凸现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日新月异，这必然要求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案例也应推陈出新。相比微、宏观经济学，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使用起步较晚，综观国外计量经济学经典教材，与经典经济社会问题相结合的经典计量经济学案例仍然比较匮乏，而且许多教材没有涉及案例。相比国外，计量经济学在我国的起步更晚，综观国内计量经济学教材，许多案例引之国外教材，与我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紧密结合的本土化案例匮乏，且缺乏针对性。由于国外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经济数据统计口径等诸多方面与我国现实经济环境存在一定差异，照搬源于国外教材的案例很难达到预期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也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三)案例的选择、设计与使用不够恰当综观国内外大部分教材，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案例的不当选择与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案例对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结合不够。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选择与使用的绝大多数案例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是对知识点的评述，缺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结合。
2．案例的难易程度掌握不够恰当。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部分案例选择偏难，使得学生因知识储备不够而无从下手，丧失参与的兴趣，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陷入被动，达不到预期教学效果;部分案例则过于简单，使得学生缺乏学习动力或者产生厌烦情绪，严重影响教学质量。
3．案例的使用不够规范与准确。授课前，没有认真准备，缺乏规范、完整的教学案例;授课中，随意列举案例进行讲解、分析。这样使用案例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
4．案例的内容和方法不够科学。计量经济学与微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许多学科具有密切联系，是许多后续专业课程的分析工作和方法论基础。但是，目前计量经济学案例没有与具体专业结合起来，没有根据授课对象的专业背景不同选择不同教学案例，主要选择的都是经济学案例，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改进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教师应该深刻领会案例教学法的内涵，正确处理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的关系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教学目的是通过计量经济学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基本原理和方法，并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和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理论教学是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基础和依据，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应当在教学过程别强调系统性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其特点在于能够把实际的经济问题引入课堂，把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解变为师生的双向互动。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和方式，是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深化，可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提供分析背景和讨论对象，并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计量经济学具体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不能过分强调案例教学，或将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分开，把案例教学当做理论教学的举例说明，应该将理论教学融入案例教学，以案例引出理论，以案例剖析理论，以案例总结理论，将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编撰经典案例集，并根据实际经济问题及时更新案例经典案例集是能够浓缩计量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的一系列案例的集合。1．案例集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必须尽可能多地蕴涵教材中的重要概念和原理，从而使得学生在探究案例的过程中加深和巩固理论知识的学习。
2．案例集要尽量利用针对性强的经济实证分析材料，最好结合区域经济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如对新疆兵团来说，“经济跨越式发展问题”、“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新型工业化发展问题”等等，从本土经济实践中提炼经典案例，这样与区域性经管类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一致，从而更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
3．案例集要尽可能地体现时效性，密切关注经济热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及时更新案例集的相关案例，以便较好地将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经济实践相结合。
4．案例集中案例的形式要尽可能多样化，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尽量采取多样化的案例形式，以便增强案例的感染力。
5．案例集的编撰要尽量作到语言简洁、内容贴切、描述形象、分析生动，以便增强案例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