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1
从认识论层面而言，由于传统的价值判断受到科学实证思维模式的冲击，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现代社会又尚未建构起能够取代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功能的新体系，就出现了多层面的价值危机。从制度层面分析，它源于科技一体化的体制结构和科学技术的市场化发展方向。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的可共享性和垄断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舞台上演以科技创新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情景剧。同时，科学与工业企业的合作、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使科学活动向群体协作的方向转型，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直至生产应用的周期逐渐缩短。
可见，面对知识经济下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一方面要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同时，绝对不能“唯利是图”，必须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实现科技、教育、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即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要求人们不能纯功利地、非批判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要坚持社会协调发展优先的原则，实现人类的全面进步。
当今的反科学思潮在西方世界很流行，其中很多是学者、人文学家。其中，一部分认为科学压倒了人文；另一部分是生态环境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环境破坏了。和平主义者认为科学搞出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整个人类可能就要毁在这里面。后现代思潮对于把科学技术引领到人性化的立场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将把人类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整个世界体系的分工是不合理的，表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拥有资本和高新技术而处于经济贸易体系的核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导致“中心国”对“国”持续的剥削。因此，如何摆脱边缘地位成为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选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也惟有如此，才能缩短与“中心国”的差距。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在很多方面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对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及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发展脉络要有正确的把握，在全球范围内防止科学技术的异化，始终保持其为人类谋取福利和幸福的手段。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2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anthology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c.pitt,friedrich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fringearea)。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lue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w.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callon,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paradoxofcontinual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theory)。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throughtechnology;thepathbe-tweenengineeringand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pluriculture)、“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vulnerabilityoftechnological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vulnerableworld)。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3
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哲学需面对与回应现实问题并作出诠释。而理论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实践上如何强化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推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技伦理学的当代使命。杨怀中教授的新著《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丰富并完善了现代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深入研究拓展了思路。
该著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精要、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通过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分析，强调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并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向度、科技文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伦理意蕴等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若干对策和建议。窃以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一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凸显问题。哲学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是哲学在当今时代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呈现的各种现象，作者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作者认为，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的问题既有科技本身的，也有科技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这些问题无不与人有关，并突显出文化的特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勇于面对问题，强调要走出西方学者提出的“二难推理”，要面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难题与传统道德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善于解决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科技伦理建设的多维视野及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运作策略，这为合理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参考，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强调实践。本研究内容紧扣时展的脉搏，强调多学科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科技发展的实践。同时，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发展历史的考量，为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还形成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社会层面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伦理视野的科技文化建设；个体层面的科技发展与道德观念等。实践探索上，强调可操作性，以科技发展为视域来探讨伦理环境建设的内容和意义，对当代科技发展与科技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注重创新。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科技进步促进道德建设，并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但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是有条件的，其运行重在建设；对科技在文化中的作用，作者提出科学技术进步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环境相协调，即通过满足发展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来促进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四，把握规律。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现代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也成为科学技术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历史必然。在此理念下，作者进行了一些理论的创新。研究从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入手，对科技伦理学的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构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对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方面，着重从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构建、伦理道德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科技发展的伦理环境建设等层面展开研究，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科技职业活动领域，作者认为，加强科技道德建设就要有科学家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的自律作用；在高科技应用伦理层面，作者探讨了具体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网络伦理、宇航伦理、生命伦理及核伦理等。作者还对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高科技发展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需要对高科技发展进行反思与调控。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4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5
关键词：教育技术后现代主义多元化批判性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特征
1.后现代主义的产生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对欧美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发源于美国的教育技术，自然也受其影响。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播到我国，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讨论。后现代主义是以批判和背离现代主义为其标志，其目的是阻止现代的惯性，转向与现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开创后现代文化。［1］虽然他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解决问题的模式，但是却能让我们理性地面对现在的状态。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包容性的体现，没有终极的完美，只有不断的提升。总之，后现代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思考教育技术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后现代主义特征
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和对待事物的态度，笔者更倾向于对待事物态度一说。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五个基本点：矛盾、不连续、随意、无节制、流程短（Lather，1991）。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即多元化、批判性的思考方式。
二、教育技术发展的多元性
1.教育技术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五个特点是与所谓好的教学设计相对立的，要使教学设计系统容忍矛盾、不连续、随意、无节制、流程短这些特点，显然不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但是如果换种思维方式思考一下，就可能有不同的结论了，开放性体现了矛盾的特点，超文本则体现了不连续、随意性特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多路径、反馈循环及补救途径实质上就产生了无节制。当代的教学软件允许学生根据前测结果绕过细节部分进行学习，则正是流程短的体现。［2］
在当今信息时代，教师已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学生学习知识的来源形式多样，教师已经成为了信息的组织者和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教师和学生获得知识的机会是均等的，教师的传统角色受到挑战。
关注学生的差异，一直是教学设计思想倡导的理念。正如加涅所说，教学设计实际上都是针对个体的设计，它不适合集体教学，学习是发生在个体上的。但是基于我国的教育国情，班级授课制的现状如何能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达到因材施教？显然传统的教学不能满足大规模学生群体的差异，在信息技术应用的教学环境下，多路径、多渠道提供教学材料，已经关注到学生个体差异。这些也正是我们教育技术工作者一直研究的课题。
2.定义变迁
从美国教育技术1963年定义到aeCt2005定义的演变，体现了定义群体对教育技术发展与时俱进的概括。aeCt2005的提出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过分崇尚科技的反思，是以人为本的思潮对过去多年来过分强调技术的一种反思和认识上的深化。围绕着后现代主义的若干理念，教育技术的新定义做出了多方面的调整与发展。这反映了当代教育技术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范式转变，从现代主义的基于理性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进行转换。在后现代主义观念中，教师的权威和中心不再存在，师生在技术支持下的环境中共同生活成长。
3.研究对象及学科定位的多样性
如同后现代主义本身没有一个公认定义，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定位也是一直存在争议。纵观我国教育技术界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的研究，角度不同、观点不同，应该说都是有理有据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不确定的结论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教育技术本身就属于交叉学科，任何一学科的发展都会给教育技术发展带来本质上的改变。教育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川流不息、不断完善的过程，没有终极的发展。
4.学术会议
2004aeCt国际年会的口号是“allthatJaZZ”，aeCt的会议主持人在宣传中强调，这次国际年会有500多个会议，是一个具有爵士乐风格的后现代主义的会议：预先的大会由该领域的顶级专家引导的，是有深度的大合唱；分会场中，aeCt的各个部门、分支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就是aeCt乐曲中的许多和声，使得这个协会协调一致；而世界各地的来宾给大会增加了风情各异的抒情诗。整个会议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风格：
（1）强调反思与批判，把批判作为认识的工具；
（2）强调多视角、多元化的思维，反对单一思维；
（3）强调非理性思维，反对理性主义；
（4）推崇对话，主张人际沟通与关系重建；
（5）强调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反对绝对普遍性；
（6）提倡人与自然的交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3］
显然，“allthatJazz”具有深远的含义。暗示了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爵士乐的特点很相似，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同流派的、持不同观点的、研究重点不同的专家都在此领域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做出不同的贡献。同时，“allthatJazz”的另一层含义是欢迎社会各类团体，各界人士（包括教育技术的和非教育技术的）来参加这个会议和关注教育技术领域，教育技术本来就是一个交叉学科，需要联合多方的力量来发展它。将jazz“爵士乐”放在教育技术的主题中，使得教育技术这个富含技术的领域增添了人文与艺术的气息，实际上，教育技术本身就是艺术。
三、对教育技术发展的批判性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多媒体技术及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人们进入了“信息时代”。面对几乎无限的信息，如何习得知识，已成为人们渴望解决的迫切问题。实证主义一统天下所导致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教育技术研究的生机和活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教育技术不应该再一味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唯一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教育干预措施，它的研究必须合理地考虑人的因素，采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技术人员早就认识到单一的权威已经不再适用于媒体产品中。事实上，当前的教学设计都是采用团队的方法进行教学系统、程序和产品的开发，这样就是单一的权威分散成团体的贡献。这显然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影响已经相当巨大，比如开放的兼容并收的学科体系、多元化的研究思路，都已成为教育技术研究体系鲜明的特点。
我国教育技术从业者的知识背景的多学科性，恰好能为教育技术多元化发展提供知识积淀。不同知识背景的从业人员可以从多学科角度看教育技术，也利于教育技术和学科达到整合。如果有人把这一特点看成是教育技术从业者知识背景杂乱无章，今天，在我看来这更符合教育技术学学科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
教育技术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制高点，面对当前教育技术实践，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虽然小范围的教育技术实践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应该改变。在战略上我们又将如何进行调整？中国教育技术界如何建设自己的专业，如何确定中国自己的“教育技术定义”？我们如何借鉴aeCt的经验，通过我们自己的专业协会团结全国的智慧和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建设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紧迫的时间问题，在一个全世界都在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的21世纪，我们不能够落伍！我们应该借鉴各家之长，善于倾听教育技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意见，避免身在其中，自我陶醉。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川流不息的状态，［4］那么教育技术的发展也是没有终点的，我们期待着全人类都来了解教育技术，受益于教育技术的发展，共同谱写出一曲教育技术爵士乐！
参考文献：
［1］包国光，王子彦.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与启示［J］.东北大学学报，2000，（1）：26-28.
［2］顾清红，祝智庭.教育技术的后现代观［J］.电化教育研究，2001，（7）：3-7.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6
现代型优秀教师专业能力反思能力
振兴国家的希望在于人才，振兴人才的希望在于教师。要想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化国家，无疑需要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现代型人才，要培养现代型人才，首先必须要有一大批现代型优秀教师。学校之间的竞争必然是现代型优秀教师之间竞争。打造高水平的一支现代型优秀师队伍是每一个学校当前培养教师专业化的重要内容。利用校本培训，提高每一位教师的意识和基本的素养。
一、做现代型教师势在必行
1.在当前的教育中，传授知识性的教育方式已在悄悄地退出舞台，随着新教材改革的全面推开，合作性探究式的教育方式正在全面推开，取而代之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型思维水平。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调查表明，人的10%～20%之间的知识来自于读书，70%左右的知识来自于合作流。无论是成功的科学家、学者，还是高级管理者和著名的企业家，他们成功的根源主要不是来自于高端的知识，而是来自于他们超人的思维水平，他们经常会从不同角度或者说从常人想不到的地方出发，让自己脱颖而出。
2.做现代型教师是新教材改革的需要。新教材的理念必须是以学定教，生本教学，必须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创设问题情景，或者以声音、图像更直观、生动的提供学生的学习环境，或者利用多媒体技术解决用常规方法解决不了的教学环节。例如，应用几何画板让学生自行探究几何规律，比起学生只凭想象或者只凭老师说教，无论从体验效果或者从兴趣出发都是无法取代的。科研的重点应该是每一知识点的教学方法，要始终围绕如何培养知识后面的思维能力的研究，从而找到适当的教学方法。较强的资料收集和整合能力也是成长为现代型教师的必要因素。
3.从教学效果来说，高考考查能力的题逐渐增多，而且逐渐从多角度考察能力，有些能力单纯的以考代练或者讲授式教学是难以实现的。
二、现代型优秀教师的构成要素
现代型优秀教师的构成要素，是较高专业水平+较强的信息技术应用欲望+一定的科研能力+较强资料收集和整合能力+较高的反思能力。
1.较高的专业水平是做现代型优秀教师的前提。没有较高的专业能力首先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秀教师，因为现代型优秀教师是较高层次的优秀教师。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是成功开展教学的关键，没有较高水平的知识能力不可能引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就好比教练只能在浅水中游泳，他还能敢引领学生到深水里游吗？
2.较强的信息技术应用欲望，是现代性优秀教师成长的催化剂。为什么需要高水平的信息技术能力呢？如果单纯有较高信息技术能力，但是没有应用信息技术的欲望，常常不会根据内容恰当地进行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有效整合。其实，只要有了信息技术应用的欲望，很容易学会需要的信息技术水平。一般情况下，只需要能进行word文档的输入和编辑，学会做ppt幻灯片，会进行超级链接，会连接图片、视屏等，还要学会与学科联系紧密的软件。比如，理科必须熟悉几何画板，有能力可以学会fiash，会插入剪贴画和音乐，会编辑动画效果即可。而且现在许多学生的计算机水平较高，也可以引导学生一起做课件，也是让学生学习提高能力的过程。
3.为什么要有一定的科研能能力呢？没有科研能力，又怎么会想到学生的问题所在，又怎会设计引领学生探究问题的途径呢？又怎会发现问题呢？又怎会思考解决的办法呢？当然，科研能力也不是科学家、学者的那种科研，他们更侧重理论的大的科研，我们中学教师立足于实践中的科研。因为我们天天接触学生，天天都要教学，我们更要注重学生存在的小问题，或者出现的小困惑，甚至一个教学环节，都可进行研究或者对比试验，我们科研的重点应该是每一知识点的教学方法，要始终围绕如何培养知识后面的思维能力的研究，从而找到适当的教学方法，应用多媒体技术设计学生学习和探究的情景或者路径，学生至少能得到愉快的学习情景。
4.较强的资料收集和整合能力也是成长为现代型教师的必要因素。我们只有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捕捉信息，善于通过图片或者视屏保存下来，我们才能为有效整合信息技术和学科提高支撑和提供必要的素材。还有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自己找资料、做课件，网上有很多有用的素材和课件，我们只要善于收集，善于改变，采取“拿来主义”，也是可以的。
5.较强的反思能力，是成长为现代型优秀教师最为重要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做了任何事，都不会反思，那他永远不会改正错误，也永远不会提高。只有每天写教学反思，反思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或者需要改进的。因为做任何事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有时候我们弄巧成拙，有时候我们会无心插花柳成荫，有时会突生灵感，这些都有必须记下来。长年累月就会成为心得，成为学术资料，加上理论支撑甚至会成为著作。
三、培养现代型优秀教师的途径
1.利用校本培训，提高每一位教师的意识和基本的素养。兴趣决定努力程度，需要决定动力。如果老师没有这样意识，仍然会抱着现实不放，因为部分教师总会认为轻车熟路，机械式重复性教学已经把这类教师定固定在模板式认知水平和教学水平上，要改变它必须改变观念。牢记大炮极强的时代早已淘汰刀枪的时代，让他们明白，这是必须的。机械化操作必将取代刀耕火种的时代，打火机不因有少数人继续使用火柴而限制打火机的发展。还要培训一些专业知识，要培训常见的教学模式，要观摩研究一些教学案例。
2.通过观摩课和优质课，促进现代型教师成长。通过定期的教研组、备课组上典型的交流课，让教师去观摩，去分析比较，促进交流学习。通过定期的优质课模式，提高信息技术和学科整合的有效教学水平，也能促使骨干教师加速成长。
3.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可以建立全体教师和骨干教师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能力的要求，要求部分优秀教师尽快成长为现代型优秀教师。建立现代型优秀教师的评价标准，定期评出一批现代型优秀教师，让他们引领同行前进。
4.建立奖励机制。对于成长为现代型优秀教师的要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在评优晋级上优先。
总之，以后的学校竞争必然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必然着眼于现代型优秀教师的培养，现代型优秀教师更是现代的专家型教师，做现代型优秀教师必然是名师的结果，也是学校发展的需要。每一位教师，必须提高认识，加快自我发展，走现代型优秀教师之路是明智的选择。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7
[关键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成果；儒家
中图分类号：n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9-0136-01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经历了从起步――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其中科学技术的理论思想是如何体现的，其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等问题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从实践意义看，将中国传统的理论思想精髓灌输于科技发展中，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趋于繁荣。国内外众多科学家对我国科学技术的理论思想作出肯定，传统科学思想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得以世代传承。
一、儒家思想
根据对中国古代的医学的分析来看，汉代的董仲舒学说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儒学的“天人合一”观念......直至目前，我国医学也保持着传统的理论思想，即阴阳、五行、气、灸等等。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理论思想体现了儒学，我们从以下角度分析。
1.促进作用
（1）儒家思想讲求“仁”、“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去做有益于群体的事情，这就激发人们通过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来创造便利的条件从而达到此目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医学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儒学的发展使非常多的仁人志士走上了医学的道路，比如李时珍，因为科举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开始学习医学，并专攻医学。[6]受儒学的影响，大批的人们开始钻研医学，广泛吸收天文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说精髓来丰富拓展医学。
（2）注重实用性是儒学的另一个特点，孔子曾经多次提出，要学以致用，用之于实际，观察其实效。比如，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学科的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学，无一不体现了对实用性的重视。天文学与群众的日常生产活动有些密切的联系，数学则追求实用的计算技术，农学离不开农业的生产实践，医学要通过医生与病患的沟通中得到发展。
（3）孔子所提倡的对教育的重视在推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开创的私学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从城市中心到乡村都能体会到教育事业的繁荣。儒家学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开化，给予了人们进行科学技术创造的理论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出了大批科技精英，使一系列的科技研究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2.阻碍作用
作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思想中的重要思想之一的儒家学说在推动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对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1）儒家学说中的“重理性”思想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思想中得以体现。儒家学说中的“理性”指一切遵循本源，不能违反原则，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势。这便使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轻逻辑，便理性。纵观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大部分都是理性的产物。比如，讲究“阴阳”的医学便只能意会，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医学巨著的内容大多都是经验多得，体系非常杂乱，缺少逻辑分析。[6]在后期科学技术堕落的探究原因中，“重理性”便成为了导致其结果的原因之一。
（2）缺少批判精神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虽然尊经崇古的思想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消极作用也不容小觑，科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进步，而一昧地讲究尊重古书会局限人们的思维，使人们缺少对理论的批判，从而阻碍了其持续地发展。
二、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的科技思想是道家科技思想的重要m成部分，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深远，道家学说对天地运行规律的探讨以及对医药学的贡献等等在古代科学技术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在这里对其进行简析。
（1）道家学说对天地万物的运行进行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道家学说对风雨雷电等自然天气的变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表达了对其规律性的认识。在《庄子天运》中，道家学说对宏观的万物运行进行了哲学思考等等。这些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成果的出现无一不在向我们阐述着，到家学说在改变人们固有的对天命论的认识，从天地的运行中主动找寻规律，这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道家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向人们的生老病死提出挑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代君王对炼丹术如痴如醉，而炼丹术则体现了道家学说对化学的研究。比如在《周易叁同契》一书中，记录了详细的制炼丹药的理论和方法，道士葛洪说明了“铅”的可逆等等[3]。这些理论在现代都可以被证实并用化学方程式表达出来，当时道家学说对于化学反应的分解和化合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3]这无疑推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3）道家学说将人看做由形气神三部分构成的系统，由此基础上发展了医药学，被后世称为药王的孙思邈对此学说十分推崇，他在道家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许多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重要的著作，比如《保生铭》、《存神炼气铭》等等。可以说，道家学说奠定了中国医药学的理论基础。[3]
结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体现的理论思想与当时我国奉行推崇的各家学派密切相关，通过本文的分析，汲取了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理论思想对其进行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理论思想的影响，而该理论思想对古代科技的影响有利有弊，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冷静地分析。在当今的科技发展中，根据经验，吸取教训，扬长避短，继续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J].历史教学问题，2002，06：22-28.
[2]刘旭.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伦理思想[D].大连理工大学，2004.
[3]周银华.中国古代道家科学技术思想探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4]童恒萍.墨家与中国古代科技思想[D].华南师范大学，2006.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8
一、弄清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基本内涵
准确理解和把握思想文化与科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准确理解与掌握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基础。
什么是思想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文化是“思想”与“文化”两个概念的复合体。所谓“思想”，就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一系列的信息，输入人的大脑后形成的一种可以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意识。“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狭义上说特指精神财富。而“思想文化”则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
什么是科技？科技实际上是“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的简称。所谓“科学”，一般是指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所谓“技术”，一般是指将科学理论转换成社会生产力的工艺方法或工艺过程，它是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标志。有人认为，从广义上说，科技不仅包含认识自然、社会、思维现象和对这些方面进行改造而总结出来的众多的知识，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制度和科学道德规范，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科学价值观念、科学价值标准和科学活动行为准则。此外，还包括由科学转化而成的技术，从技术物化而成的技术设备和物质产品。
二、明确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基本目标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故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庞杂，因此明确高中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目标是我们学好这部分内容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把握：
从宏观层面看，就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历史（Ⅲ）”所指出的：“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了解中外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进一步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通过学习，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学会收集并综合分析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相关资料，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认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树立自觉传承祖国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意识。”
从微观层面看，就是《课程标准》“历史（Ⅲ）”中所规定的有关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具体目标。如“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些具体的学习目标，我们不能仅记住相关表述，而应准确理解与把握其内涵。以“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学习目标为例，仅能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等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的学习重点是以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为切入点，通过归纳、比较分析他们的理学思想及其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认识宋明理学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认识宋明理学的历史地位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只有明确这一学习目标，我们才能全面学好“宋明理学”这一内容，才能从容应对当今高考对“宋明理学”内容的考查。
三、科学整合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学习内容
高中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学习内容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我们运用一些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手段或方法予以科学整合。这方面，我们不妨采用表格法和小专题法。
如：我们可以运用表格从点、面、线的角度整合“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成果”。
又如：我们可以运用表格比较分析“14—16世纪中西科技发展道路的分野”。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表格，而以小专题的形式纵横归纳整合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内容。如：儒家思想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演变，可纵横归纳整合出如下知识要点：（1）从纵向看，儒家思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继承与发展相统一。①争鸣时期：春秋战国。②非统治地位时期：秦、汉初。③占统治地位时期：西汉汉武帝——19世纪前期。④抗衡与斗争时期：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⑤退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领域：20世纪前期。⑥进入国家思想道德体系：21世纪初。（2）从横向看，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当时的时代和谐统一。
从纵横的角度归纳整合不同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内容，对适应高考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如2011年高考全国大纲文综卷第37题，就从纵向的角度考查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近代的“民主思想”的内涵及其关系。
3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又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据《孟子》等
材料二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悔……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摘编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材料三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理想的政治。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指出王韬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关系，并简析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答案：（1）主要内涵：强调君民相互依存；君主应重视民意，顺应民心。理想政治：君主用贤人，行仁政。
（2）异：王韬：主张君民共治；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仿效美国实行共和制。同：吸取传统民本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思想；重视民权。
（3）关系：有一定联系，民本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家认识和形成民主思想的基础和媒介。有本质差异，民本思想是在君主政治下对君民关系的认识；民主思想否定封建君主制，最终形成“在民”的认识。历史必然性：封建制度面临资本主义的挑战；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探索。
四、注意评析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思维方法
1.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规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演变历程、发展脉络、历史足迹等，遵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等纵向规律；二是世界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需要我们遵循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规律；三是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传播与更新，遵循交流与碰撞规律；四是思想文化、科技文明与时代的关系及各领域文化成果的关系，遵循和谐统一发展规律。
2.多角度分析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分析某一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因果关系时，应注意从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民族与国际关系等不同角度去探究。如在社会环境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社会是安定还是动乱以及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等。在政治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清明稳定。在经济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经济是发展繁荣还是停滞萧条甚至民不聊生。在文化政策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社会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在文化交往方面，我们应注意各民族间的交流、中外之间的交往是否存在有利于思想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因素。以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科技衰落、整体落后西方的原因分析为例：就中国自身而言：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手工业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和推广。在政治思想方面，明清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统治，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窒息了学术空气，知识分子普遍脱离生产，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在科技方面，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结构不合理，科技长期处于经验层次，重视实用技术，轻视理论的提升；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从根本上对科技不予重视。相反，明清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科技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动力；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政策，阻碍了中西科技文化的正常交流，使中国失去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条件。总而言之，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科技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3.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
《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因此，我们在学习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运用历史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作为高中学生，我们应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为例：（1）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孔子的“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百家争鸣”局面出现，这是该时期分封制崩溃、奴隶制瓦解，社会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2）秦汉时期：①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压制儒家思想，这是秦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专制统治的反映。②汉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出现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主张，并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是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国家强盛、思想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3）宋元明清时期：①自魏晋以来有“三教合归儒”的趋势，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依然如故。②宋代出现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提出了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等观点。③明朝中叶王阳明将儒学发展为“心学”思想，主张“心即理也”、“心外无物”等，这说明儒家思想走到了一个极端，充分反映了统治者进一步用极端思想来消磨人民的反抗意识，用更加纯粹的封建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反映了封建社会在逐渐走向没落。（4）明末清初：出现了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儒家思想加以批判继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专制制度强化、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
我们还可以运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说明魏晋、隋唐、两宋、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对绘画所产生的影响：①魏晋以来的社会动荡和佛教、道教的发展引发人们对儒学的反省，一些崇尚气节的文人在政治舞台上碰壁，却不愿与流俗为伍，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为号召的士人群体。在绘画作品上，凸显个性的人物画开始出现。②唐代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画家们创制法度，表现雍容华贵的盛唐气象，绘画风格多样，如宗教画、人物画、山水画等。③宋代，“重文轻武”成为朝廷的国策，文人阶层壮大，理学的兴起，又使文人更注重内心的修养。这种时代特点也影响到绘画作品中，使山水画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从注重写实变为注重意境。北宋的文人山水画构图气势宏伟，画风阳刚豪放，体现了国家统一后的开阔心态。南宋偏安，画家绘画的对象变为江南风光，构图不讲究对称，他们的绘画被称为“残山剩水”。另外，这时不仅出现了许多文人描绘市井风情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百姓自己的绘画艺术也发展起来。④明清时期，由于政治思想上专制的强化、社会的动荡不安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出现了许多风格奇特、个性鲜明、格调清新狂放的绘画艺术作品和画家，如“扬州八怪”。伴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为小说作插图的木版画出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百姓自己创作的富有实用性的绘画艺术形式出现，如年画、寺庙中的壁画、布贴画和剪纸画等。
第二，精神文明的进步，是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一切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辛勤劳动。
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经济根源是春秋以来，由于铁农具与牛耕的使用和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发展，传统的井田制逐步走向瓦解，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兴起，出现了多种经济基础并存的局面，从而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任何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都不是绝对封闭的、排他的，各种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交流，也有矛盾、碰撞。某一文明正是在不停地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自己。因此，我们学习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时，应注意其纵横联系，多角度理解文明的交融与发展。
以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发展为例，在其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三次高潮：①以元杂剧为代表的戏曲初兴时期。元杂剧是在宋元时期我国北方形成的一种戏曲。其主要特点是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加广泛、深入；大胆抨击时政，歌颂人民群众的抗争。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也是成就最高的伟大戏剧家。他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齐名，被称为“元曲四大家”。②以明清传奇为代表的戏曲高峰期。明代前期，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之上，吸取元杂剧的艺术成分，形成了明传奇。汤显祖的作品较多，流传下来的有传奇《牡丹亭》等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③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地方戏高度繁荣时期。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流行于安徽一带的徽戏剧团——三庆班，由高朗亭率领进京献艺。随后又有徽剧的四喜、和春、春台三班相继进京，统称“四大徽班”。徽调与流行于北京的昆曲相互融合吸收，形成了京剧。几经艺术家努力，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迎来第一个繁盛期。作为“国粹”的京剧，在不断革新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流派纷呈，走向世界，达到了艺术上的顶峰时期，成为世界表演艺术大花园里的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
第四，辩证看待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具体而言，一要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繁荣、更新与前代文化的关系，注意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二要正确认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注意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既要关注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影响，也要注意外来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三要正确认识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科技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忽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能动地影响社会存在。
以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为例：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它又影响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政治利益，要求打破神学世界观的束缚，突出人性，在思想界出现了肯定人的价值、推崇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他们直接提出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想，要求建立法治社会，用至高无上的法律去维护自身的利益。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工业资产阶级产生，他们希望摆脱政府的种种规定，能够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同时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这样首先在英国出现了自由主义。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壮大，自由主义成为欧洲主要的社会思潮。经过不懈努力，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渐得以实施。到20世纪前期，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私人的经营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日益增长。英国的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主张。二战后，由于欧美各国普遍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9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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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篇10
摘要：作为当代责任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汉斯?约纳斯用生命书写哲学，在他颇有建树的几个学术领域中，贯穿着对现代性整体谋划的批判。面对当代技术文明危机，汉斯?约纳斯揭示出其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倡导责任伦理，为人类生存与尊严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
关键词：现代性；技术文明；虚无主义；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31-04
德裔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是海德格尔的犹太弟子，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在多个学术领域耕耘，但约纳斯的思想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他用生命诠释责任，又通过批判现代性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倡导技术时代的责任原理，最终为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用生命书写责任的哲学家
约纳斯1903年出生于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一个犹太家庭。在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的指导下，他以论文《诺斯替的概念》（DerBegriffderGnosis）获博士学位，并因此项研究初步赢得了学术声誉。与20世纪初很多高度同化于德国文化的犹太人（包括他的父母）不同，约纳斯对于犹太人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从高中开始就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终生坚持犹太信仰并为之“战斗”。
1933年，约纳斯迫于“反犹”浪潮离开德国，发誓不征服纳粹绝不返回祖国。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号召周围的犹太同胞加入反抗纳粹的战斗。［1］他本人甚至拒绝了情报部门的文职工作，加入作战部队奔赴前线。战后，他又投身于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在漫长的十年之间，他基本上是作为军人为犹太人的生存与尊严而战。为了孩子们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成长，以及自己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中来，约纳斯在1949年举家迁往北美（先在加拿大，1955年定居美国）。
战争的残酷与北美战后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哲学家敏锐地发觉到技术文明对人类生存构成的重大威胁，因而开始关注技术哲学。1969年，约纳斯参与创立HastingsCenter，这个中心致力于从多学科角度研究现代医学与生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作为该中心的哲学代言人，约纳斯积极参与到科技伦理的公共讨论当中。由于该中心的巨大影响，“驻守华盛顿的某些国会专门委员会在讨论伦理问题时也不能不听取这个中心成员的意见”［2］。1979年，《责任原理：探索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在德国出版，这本被视为责任伦理运动的标志性著作追问技术文明时代人类的持续生存如何可能。舒特兹(ChristianSchutze)指出：“自从费希特发表面向德意志同胞的演讲，唤醒民族意识并改造德国的教育体制，因而影响整个德国走向以来，哲学家强烈影响公众生活的传统已经几近灭绝，是约纳斯重启了这一传统。”［3］
列维（DavidLevy）根据约纳斯本人“哲学即人生”的主张认为，他“比维特根斯坦更伟大，比海德格尔更有益”［4］。关注人类生存、提供人生指南曾是传统哲学的基本任务，但现代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之后便遗忘了这一主题，20世纪哲学界这两位公认的天才也不能为人们提供助益。约纳斯勇敢地站在时尚潮流的对立面，时刻不忘哲学家的思想责任，承担起对人“终极关怀”的义务。
战后，实现当初诺言的约纳斯作为胜利的盟军战士返回德国。他看望了在纳粹统治下洁身自好的艾宾豪斯教授，在与投入纳粹怀抱的海德格尔比较时，约纳斯追问道：“哲学究竟掌握在谁手中更好？是一个在抉择的关键时期不能把持信仰但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天才，还是一个不具原创性但正直并保持纯洁的人手中呢？”［5］约纳斯以自己的人生与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一生勇于承担责任，独特的生存体验使他深刻地领悟了责任对于人类生存与尊严的重要性。约纳斯用生命书写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理念，由他扛起责任伦理的学术旗帜决非偶然。
二、反潮流思想家：对现代虚无主义的批判
海德格尔“纳粹事件”成为约纳斯战后思想主题转换的诱因，他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之处发现了虚无主义本质，并认为这种虚无主义正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质。这样，他就将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上升为对于西方现代性谋划整体的批判。［6］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鲜明表述就是“最高价值的自我废黜”，亦即价值根基被抽空。在约纳斯看来，这与海德格尔哲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宇宙观是根本一致的。借助于最初运用存在主义方法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成果，约纳斯又用诺斯替主义理论重新审视存在主义。他发现，两种思想体系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它们共享着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神与宇宙、人与世界、肉体与灵魂均被隔离开来。相比较而言，“诺斯替主义者被扔进了敌对的、反神明的，因而是反人性的世界之中，而现代人却被扔到一个冷漠的世界当中。只有后者才是彻底虚空，真正无底的深渊”［7］。在诺斯替主义那里，虽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但世界至少与人还有关系；而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世界则与人毫无关系、完全冷漠，人与世界的断裂更为彻底，其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因素更为强烈。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即形而上学为伦理学提供根基和论证，从宇宙论到伦理学一脉相承。进入现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世界失去了神圣性，无力流溢出任何律法，道德也就被抽空了根基，人只能在自身之内寻求价值的根源，最终只能说，“吃吧，喝吧，反正我们早晚一死”［7］。宇宙观的虚无主义最终导致了伦理学的反律法主义。“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被二分成一种主导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虚无主义在道德哲学与伦理学领域的回响。
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得二元论宇宙观日益走向极致，因为正是“自然观念的变迁，也即是对人委身其中的宇宙环境的观念变化，是现代存在主义及其虚无主义涵义产生的形而上学处境之根基”，“存在主义的自然概念明显反映了物理科学对自然的精神剥夺”［7］。人与世界整体的关联被剥离之后，人的躯体与灵魂也不得不割裂开来。笛卡尔主义“广延”与“精神”的身心二分伴随着科学事业的进步被严重放大。约纳斯试图通过重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等基本理论来挑战“是”与“应当”分离的现代教条。
现代主流哲学以意识为中心，而长期忽略身体（物质），约纳斯哲学则力图颠覆这一做法，实现哲学的身体（自然）转向。他指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表面上似乎使得对于身体机能的解释获得了保障，但同时生命事实本身就变得不可理解”［8］58。他尽力弥合二元论所造成的巨大鸿沟，把人置于自然整体之中并将身心合而为一以寻求对人的全新理解。约纳斯指出，现代生命哲学包括有机体哲学与心灵哲学两部分，这一学科研究范围的划定本身就蕴含着以下观念：“即使是在最低形式的有机体中也预示了心灵的存在，哪怕是最高形式的灵魂也保持着物质机体的因素。”［8］1亦即物质与心灵并非如笛卡尔信条那样是完全隔绝的。他高度关注新陈代谢这一基本生物学事实，并赋予其本体论高度上的重大意义：生命界普遍存在的新陈代谢机能本身就表明，所有的有机体（而非仅限于人类）都是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存在物，意义与价值也就不是专属于人类的，因此，一切生命有机体都应该得到生存的权利和起码的尊重。他还预告了一种基于自然的伦理学：它“最终既不是奠基于自我的自主，亦非群体的需要，而是由事物按其本性而做出的客观安排”［8］283。也就是说，伦理命令不是人所发明的，而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这样，约纳斯就从本体论角度摧毁了“是”与“应当”二分的现代教条。
三、技术文明时代的责任伦理学
二战以后身处高度发达的北美地区，约纳斯意识到现代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传统伦理学已无力继续为现代技术文明提供行动指引。对此重大问题的分析构成了责任伦理学的起点。
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人行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基于这种假设和前现代活动的特征，传统伦理学仅仅关注同时代人或者与个体直接相关的长辈和晚辈，在伦理考察中关注过去和现在，但几乎不关注（尤其是遥远的）未来。同时，传统的伦理意义仅存在于人际之间，自然处于伦理关注的视野之外。古代人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城邦之内，这个有限的人类共同体就是“人类责任全部和唯一的领域”，所有的传统伦理学“与由此结构所限制的活动尺度相适应”［9］4。约纳斯表明，现代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传统伦理学的基本预设都已经失效了。首先，传统伦理学“道德的宇宙由当下所构成，其对于未来的视界由其生活的可视范围所限定”［9］5。自然之所以没有进入传统伦理学的视野，根本原因也在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限制在它自我修复的范围以内。现代人类活动已经在整个星球的尺度上展开，并且呈现出几何级数、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影响可能会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整体以及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子孙。其次，普通个体行为的影响有限，“为保证行为的道德性所需要的知识不是科学家或专家式的，而是对于善良的人们可轻易获得的那些常识”［9］5。传统个人活动（甚至包括大部分集体活动）的后果往往是当下即可预见的，责任一目了然；长远的（消极、恶劣）影响如果处于人们认知范围之外，就交付命运裁决而不必诉诸道德考量。但现代技术活动的集体性（甚至以千百万人为单位）、影响力的持久性没有高度专业的知识不可能对后果作出有效预测，也就是说，对技术行为可能无法作出明确的道德评估。
约纳斯把传统伦理学称作“近距离的伦理学”（short—range—ethics），而且明确指出，“所有的传统伦理学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9］4。他力图建立一种“远距离的伦理学”（lang—range—ethics），它首要回答的是面对技术统治人类整体的持续生存如何可能。为了突破传统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距离”的缺陷，约纳斯将伦理关注的对象首先指向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整体，同时，将关爱的眼光投向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子孙。他这样表达自己的责任命令：“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与真正的属人的持续生存相一致。”或者用两个否定式来表达：“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不至于毁坏这种生存之可能”；“不得损害人类世代生存的环境”［9］18-19。由此，责任伦理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拓展了传统伦理学的视域。
约纳斯发现，最能体现技术文明威胁的是现代生物与医学技术对人类形象的侵蚀。基因工程试图改变人类体质的构成，医学则通过器官移植、延缓衰老等手段逐渐接近实现“长生不老”的古老梦想。现代技术的这些进展使得形而上学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关于‘人的形象’的反思，比尘世间的人的理性所苛求的反思更加紧急而迫切了”［10］23。技术本来是人用来改善生存条件的手段，但在“形式动力学”作用下，现代技术自我确证、自我设定并自我推动，它取代原初目的而成为目的本身，而作为原初价值基础的人则被连根拔起，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沦为用具和被改造的对象。这就是约纳斯在以生物学－医学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中察觉到的虚无主义因素。他挑战了现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中的“价值中立”原则：科学研究必须与公共福祉相适应，因而不可能存在完全的“研究自由”；［10］52-81技术（作为手段）也不是与价值无涉的。“现代技术的道德和不道德使用问题不再是一个具有自明的、质的区别的事件……而是迷失于关于最终后果的量的猜测这一迷宫中，并且必然使问题的回答依赖于问题的模糊性。”［10］25约纳斯举例说，乍看起来，有益的技术与有害的技术很容易作出区分：犁铧是好的，刀剑是坏的，铸剑为犁是值得庆幸的。但面对现代技术就变得复杂起来：化肥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养活更多人，原子弹是坏的，因为它能毁灭人类；而从长远来看，化肥（尤其是过度使用）同样是重大威胁。
约纳斯还对“技术承诺更好的生活”这一主导的现代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警告人们现代技术实际上正日益成为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因素，其中蕴含着的乌托邦理念将人类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约纳斯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包括科学进步的乌托邦主义，特别明确地反对政治家为了实现遥远的目标而将人类整体置于危难之中，并明确指出节制、审慎的行动应成为人们德性的核心。这一理念被学者视为当代已成为基本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预言式表达。［11］
结语：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约纳斯哲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质疑、批判甚至否定现代性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盛行于整个西方学界，约纳斯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视为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纯粹解构式的、破坏性的后现代诸思想家不同，他更接近于大卫?格里芬与小约翰?柯布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路径。在批判考察现代观念之缺陷的同时，约纳斯也为拯救现代性危机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鲍曼认为，约纳斯“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对疯狂的现代化条件下现代性应该做的与其能做的之间矛盾的研究”［12］。他的哲学可以被视作对现代性困境的有益探索。
约纳斯对于生命与自然的哲学探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积极影响。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精神剥夺与对生命意义的侵蚀，他将身体、自然这样的主题纳入哲学思辨的范围之内，并赋予形上高度的意义，为深入反思现代生命科学与技术作出开创性贡献。此外，他先于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论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为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哲学基础。
在20世纪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面前，约纳斯用“恐惧启示法”警示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危机，同时，他又没有陷入悲观主义的绝望之中，而是通过倡导面向生态整体与人类未来的责任伦理来纠正乌托邦式的发展理念，从而预言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在当代应用伦理学领域中，“责任”已成为核心词汇，在科技伦理、医学/生命伦理、环境伦理乃至行政伦理等诸多学科的论争中，约纳斯哲学已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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