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博弈理论篇1
关键词：税收筹划；博弈论；非对称信息
abstract：asonekindofenterprisefestivaltaxbehavior，thetaxrevenuepreparationmustconformtogovernment’slegislationintention.Butinpresentsituation，thefactthatthegovernmentcollectstaxwhilethetaxpayersrunaftermaximalbenefitshasmadetherelationshipofthembecomeonekindofgame.therefore，toletthetaxpayershavetheirbenefitslegally，anytaxrevenuepreparationmustbeadjustedtothevariationsofthetaxationlaws.
Keywords：taxrevenuepreparation；gametheory；asymmetricalinformation
一、税收筹划行为弈论内容
随着经济的发展，博弈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手段。“博弈”一词的英文单词是Game，是对策、游戏的意思，所以，博弈论亦称对策论。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Fnash)与另外两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奖。这标志着博弈论已和现代经济学融为一体，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博弈论是研究当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对方选择时的决策和均衡问题。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博弈的参与人；博弈时对弈者可利用的信息、行动、策略以及博弈的结果、支付。其中参与者、策略和支付函数是博弈论必不可少的三个基本要素。
税收筹划行为弈论的基本要素可以归纳如下：①税收筹划行为中的对弈者(player)，包括作为征税主体的各级税务机关与纳税主体的企业、单位和个人。②税收筹划行为中的行动(action)，它是税收筹划博弈者在税收分配过程中采取的决策变量的集合。如征税主体应建立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应采取怎样的征管模式和稽查方式；纳税人应如何加强财务管理，如何进行纳税申报，如何缴纳税款等。③税收筹划行为中的策略(strategies)，就是征纳双方在现有的税收环境下所采取的税收行动规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④税收筹划行为中的信息(information)，是指有关税收方面和纳税人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包括各项税收法规和税收制度，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征纳双方的行为特征及行为规律等。⑤税收筹划行为中的收益(payoff)，指税收筹划对弈者所得或预期所得的效用，如征纳双方都尽力获得最大效用，即税务机关采取一切策略提高税收收入，而纳税人则想尽一切办法或策略进行筹划以达到少纳税或迟纳税的目的。这是税收筹划博弈中对弈者最关心的核心问题。⑥税收筹划行为中的结果(outcome)，是通过筹划征纳双方达到的结果，如税务机关通过努力完成税收收入任务及纳税人通过筹划达到少纳和迟纳税款的目的。
二、税收筹划空间的博弈论分析
所谓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预先的合理筹划与安排，对税法进行精细比较后，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求减少税收支出或者取得货币的时间价值。税收筹划决策流程图为：
从这个流程图我们可以看出，税收筹划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要理财环节，是事前的一种“谋划活动”，其目的是少纳税款或迟缴税款。这种活动的前提必须是企业尽量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搜集信息，然后筹划主体通过认真分析与比较，寻找能够达到筹划主体理财目标的各种纳税方案，通过对这些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最后付诸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获得的更完全的信息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再修正，而后再实施。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需搜集的信息包括两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对自身的筹划目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水平有着充分的了解，并且熟悉和掌握国家的各种税收法规和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方面的信息是完全的。另一方面，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还要及时了解一些外部信息，如同行业的发展状况，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与调整等，事实上，作为一个企业无法准确预测和掌握外部环境的变化时间、变化方向以及如何变化等。比如国家既定的税收政策对企业来说是透明的、公开的，但是一旦作为立法者的国家修改税法、完善税制，纳税人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应变调整，就难免要遭受损失。此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对于国家来讲同样如此(这里为了分析方便将外部环境抽象为涉税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国家)，税收法规政策的改进完善是建立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后的反馈信息之上的，但是国家无法及时并准确掌握企业将要如何利用现行税收政策法规，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在数量上的消长关系反映并决定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在指向上相似而在形态上各异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政府凭借国家权力要尽可能的多征纳税款；另一方面，纳税人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会尽可能少的缴纳税款。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征税人与以企业为主体的纳税人成为博弈的双方[2]。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可以在遵守某种协议的条件下实现一种理想状态，即“纳什均衡”，而该均衡的前提是双方遵守协议的收益大于破坏协议的收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博弈双方都有不遵守协议的动机，那么协议的制定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以，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在制定税收法律制度时既要考虑纳税人的生存发展，还要考虑税源的可持续增长，从而必然会预先为纳税人留出一定的空间，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行空间。
三、税收筹划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考察是建立在“经济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所以，谋求主体利益最大化是税收筹划博弈的实质性目标，具体来讲，就是征税人以依法治税为前提的税收收入最大化，纳税人以可承受风险为最小的财务利益最大化。绝对的税收遵从模型并不存在，因而征纳博弈就不可避免。如果企业选择进行税收筹划，那么必然会与征税方发生利益博弈。这种博弈是企业先行动的动态博弈。有些筹划活动可能完全在税收制度约束下展开(比如利用税收优惠)，但有些税收筹划活动，其合法性需要由税务机关进行界定(比如转让定价)。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筹划的收益变得具有风险。企业能不能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依赖于对税务机关行动信息的判断，下面我们用一博弈模型进行分析。1.模型的建立
参与人：纳税人—企业；征税人—税务机关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U：企业的收益函数；Y：企业的实际收入；t：企业应纳税额；C：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成本；a：税务机关税收检查的成本；B：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而对企业的罚款；m：企业税收筹划所获得的收益。
当税务机关不进行检查或者经检查认定筹划行为合法，企业收益函数为：U=Y-t-C+m；反之，若税务机关检查且认为企业筹划行为非法，企业收益函数变为U=Y-t-C-B+m(见图2)；具体支付矩阵见图3。
2.对模型的分析
假设企业认为税务机关进行检查但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概率为p，检查合法的概率为1-p，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为R=1，不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为0，该情况下预期收益可表示为：
π(1，p)=p(Y-t-C+m-B)+(1-p)(Y-t-C+m)
π(0，p)=p(Y-t)+(1-p)(Y-t)
令π(1，p)=π(0，p)，得均衡概率p*=(m-C)/B
分析说明：
①税收筹划收益m越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也越大；m越小，税收筹划的概率也越小。
②税收筹划成本C越大时，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小；C越小时，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大。
③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惩罚力度B越大，企业税收筹划的概率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3.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分析结果可以表明，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并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任何一种税收筹划方案都不可能永远是最优的，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随着税收法律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纳税人一定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设计具体的筹划方案。
①企业(纳税人)自身必须全面了解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特别是要通晓税法。正如前面所分析：税务筹划取决于纳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和国家税收制度、政策等外部环境，应该说能够使税务筹划得以真正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外部税收制度及国家其他(如投资、外汇管制等)政策和制度等外部环境，这也是税务筹划的一个独特之处。目前，我国现行税制还不太完善，纳税人应该在认真学习与掌握税收政策后进行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从微观角度来看，税收筹划行为不违法，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真正实现节税目的；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来洞察国家税收政策执行的效果，发现并堵塞税收法规和政策的缺陷和漏洞，使税制日臻完善。
②纳税人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不断更新税收筹划方案。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税收政策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以便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所以要求纳税人在利用某项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对政策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并防范筹划的风险。必须指出，在税收的计税差异、政策差异和税制设计缺陷给予的税收空间中，不同纳税人的选择环境都是相同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发现并利用空间。“纳什均衡”是一个动态平衡，政府会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与税收法规的制度缺陷不断地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不断地调整税收筹划空间。企业要不断地发现和利用税收筹划空间制定新的筹划方案，伴随着博弈双方对该空间的认知程度，在约束与博弈中达到新的“纳什均衡”[2]。
③建立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从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税收筹划的概率，不仅与税收筹划成本有关，而且与预期税收筹划收益有关，所以，这就要求纳税人在一定的财务管理水平下对税收筹划成本及收益进行预测，以节税利益最大化和所花费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在现有的条件下权衡利弊，全面分析，开展有的放矢的税收筹划活动，以期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另外，当前我国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的差异性很大，且纳税人的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并未分设，虽然规定在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不一致时，计缴税金应以后者为准，但两者在会计上要统一反映，有时还是难以完全统一的，甚至还有矛盾，所以要求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与《税法》的相关制度，力争做到既能使企业受益，又不违反《税法》的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
参考文献：
税收博弈理论篇2
（一）博弈在税收活动中的应用研究回顾。博弈作为一种先进的分析工具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税收活动的各个领域。如，用博弈论分析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及用博弈论分析税务机关的税收活动等。
在用博弈论来分析国家的税收政策方面，很多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税收集权和分权的博弈关系上。博弈论将中央与地方的这种利益关系归为“非零和博弈”，即：博弈双方的关系不是一方受损、一方受益的关系，而是双方相互制约的关系。另外一个重点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博弈关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央有目的地对特定区域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构成讨价还价的博弈方式。当多个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地方政府出于相关利益或共同利益一起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时，就构成了团队博弈结构。要更好地解决类似的问题，运用团队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可得到博弈各方都比较满意的均衡结果。
在用博弈论来分析税务机关的税收活动方面，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税务机关与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多样性。在这些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研究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关系以及研究纳税人心理。因此，大量的文献进行了税务机关稽查与纳税人偷逃税的博弈分析以及纳税人采取行贿与税务机关勾结偷税的博弈分析。
（二）纳税遵从的研究回顾。纳税人遵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税收征管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对纳税人遵从行为的理论研究最早源于allingham和Sandmo的种子模型（以下简称a-S模型），该模型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基本的个人逃税决策框架，纳税人被假定为理性的、无道德观念的风险厌恶者，在给定税率、检查率、处罚倍数等约束条件下，探讨了纳税人为实现预期效用（收入）最大化将会决定申报多少所得或者隐瞒多少所得。a-S模型有着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此后不少学者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拓展，放宽或修改了假设条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征纳最优行为的均衡点以及各因素对征纳双方行为的影响，征纳博弈模型的构建一般也是以参与者的策略选择、理和收益函数等都是共同知识为隐含前提的，并具有一次性博弈的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主体的非完全理性，征纳双方的一次性决策选择是难以实现特定的均衡，征纳之间的博弈更应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动态、复杂制度框架的分析是税收遵从领域待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二、纳税遵从的一般静态模型
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和纳税人的税收缴纳是与生俱来的一对矛盾。对于纳税人来说，其目标是如何使自己在最小被发现的情况下（成本最小），获取最多的偷逃税款（只从单纯经济人角度分析，不考虑个体觉悟因素）。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其目标是依法征收到尽可能多的税款，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以及税收的效率原则来看，税务机关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以尽可能少的征管成本依法征收到尽可能多的税款，这样才能够说明税务机关的运行最有效率。因此，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与其征管成本有关。
假设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为p，p∈［0，1］，则不稽查的概率为1-p；纳税人偷税的概率为q，q∈［0，1］，则不偷税的概率为1-q；C为税务机关的稽查成本，e为纳税人偷税给税务机关带来的损失，F为罚款收益，U为纳税人偷税的收益，V为纳税人偷税的损失。（图1）
给定q，税务机关选择稽查和不稽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П（1，q）=（-C-e+F）q+（-C）（1-q）
=-eq+Fq-C
П（0，q）=-eq+0（1-q）=-eq
解П（1，q）=П（0，q），得q=C/F
如果纳税人偷逃税的概率小于C/F，税务机关的最佳选择是不稽查；相反，如果纳税人偷逃税的概率大于C/F，则税务机关的最佳选择是稽查；如果纳税人偷逃税的概率等于C/F，税务机关则随机地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给定p，纳税人选择偷税和不偷税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П（p，1）=（U-V）p+U（1-p）=-Vp+U
П（p，0）=0p+0（1-p）=0
解П（p，1）=П（p，0），得p=U/V
如果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小于U/V，纳税人的最佳选择是偷税；如果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大于U/V，纳税人的最佳选择是不偷税；如果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等于U/V，则纳税人随机地选择偷税或不偷税。
三、纳税遵从的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理论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在税收征纳博弈中，它包含两种角色类型的参与群体，即代表不稳定遵从纳税人的群体和代表税务人员的群体，两个群体的可行策略和收益都是不同的，因此该演化博弈是多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非对称博弈。
假定每次博弈都是纳税人群体中的一员与税务人员群体中的一员随机配对进行征纳博弈，并且每一群体的一员仍然各有两个纯策略选择，即纳税人可以选择遵从或逃税，税务人员可以选择监管或不监管。q表示纳税人群体中选择纳税遵从的人数在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p表示采取监管策略的税务人员的比例（0≤q（t）≤1，0≤p（t）≤1）。由于有限理性，纳税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准确的监管概率是多少，但他可以通过多次博弈的学习来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这里假设纳税人是遵从不稳定型的纳税人，是基于对成本-收益的计算而确定自己纳税策略的“经济人”，不考虑任何时候都自觉诚信纳税的稳定遵从型纳税人的情况。其他假定还有：税务部门监管能力足够强，而且高度廉洁、严格执法。当纳税人采取遵从策略时，如果税务人员选择加强监管，会发现纳税人是诚实纳税的，从而会提高纳税人诚信纳税的信用等级，纳税人因声誉提升而获得的预期收益记为R，税务人员的预期收益记为－a，这里a是税务人员监管时的投入，包括税务人员收集税源信息、评估纳税申报表所投入的时间、精力等成本。当纳税人采取逃税策略，如果税务人员选择加强监管，根据上面的假定，逃税行为一定会被发现，纳税人不但要补税，还会受到罚款以及信誉受损等损失，其预期收益设为－F，税务人员的预期收益为－C，C不仅包括纳税评估的投入，还包括了税务人员的稽查费用；当纳税人采取逃税策略，如果税务人员选择不加强监管，则纳税人获得逃税预期收益设为t；税务人员放弃监管的预期收益为可能的责任追究，设为－D，不失一般性，假定C>D>a。我们将纳税人遵从概率记为q（0
这里，我们拟运用模仿者动态模型来加以分析，模仿者动态反映了上述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路，其在连续时间下最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为下面的微分方程：
群体）。
对于纳税人：
u1（q＝1）＝Rp＋0×（1－p）＝Rp
u1（q＝0）＝－Fp＋t（1－p）＝t－（F＋t）p
u1＝qRp＋（1－q）［t－（F＋t）p］
=t－（F＋t）p＋q［（R＋F＋t）p－t］
代入模仿者动态方程：
q＝q｛Rp－t＋（F＋t）p-q［（R＋F＋t）p－t］｝
整理得到：q＝q（1-q）［（R＋F＋t）p－t］（1）
对于税务人员：
u2（p＝1）＝（－a）×q＋（－C）（1－q）＝（C－a）q－C
u2（p＝0）＝（-D）×q＋（-D）（1-q）＝－D
u2＝p［（C－a）q－C］＋（1-p）（－D）
代入模仿者动态方程，整理得到：
p＝p（1－p）［（C－a）q－（C－D）］（2）
分析：税收征纳博弈的演化可以用式（1）和式（2）组成的系统来描述。该系统有5个局部均衡点，分别是（0，0），（0，1），（1，0），（1，1）以及［t/（R+F+t），（C-D）/（C-a）］。对于一个由微分方程描述的群体动态，其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由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结构分析得出。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
Je=（1－2p）［（C-a）q-（C-D）］-p（1-p）（C-a）q（1-q）（R+F+t）（1-2q）［（1-2q）（R+F+t）p-t］
分别求均衡点的Je行列式Je和Je的迹trJe，根据局部稳定性分析，可得：
（1）p＝0，q=0?圯Je>0；trJe
（2）p＝0，q=1?圯Je>0；trJe>0?圯不稳定
（3）p＝1，q=0?圯Je>0；trJe>0?圯不稳定
（4）p＝1，q=1?圯Je>0；trJe
（5）p＝t/（R+F+t），q＝（CD）/（C-a）?圯Je
得此征纳博弈动态过程的相位图。（图3）
税收博弈理论篇3
【关键词】税企困境；零和博弈；纳什均衡；概率
0.引言
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利，强制、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它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取得财政收入、进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主要形式。国家征税的目的是满足提供社会产品的需要，以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公平分配等的需要。国家通过征税，将一部分社会产品由纳税人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征税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
国家征税以后对具体纳税人既不需要直接偿还，也不付出任何直接形式的报酬，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利，通过法律形式对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而非纳税人的一种自愿交纳。
企业作为微观经济的主体，其经营的目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我们称之为逐利行为。利润是经济“游戏规则”的核心，即收入超过成本的部分。当成本超过收入时，利润为负，即经营损失，就是向所有者发出明确信号―--此经营在减少他的财富。衡量管理者决策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个决策将创造更高的利润还是降低了利润。
1.“税企困境”零和博弈的模型
为分析方便，假设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不考虑其他社会责任），税务机关唯一的活动就是征收税款。税企之间只有税款和缴纳税款的关系（不考虑人情因素），即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税款，企业依法缴纳税款。
由于税收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而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若税务机关不能征到税款就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而企业缴纳税款就会降低企业的利润。为此，企业在逐利行为的驱使下总是想方设法出具虚假的财务信息，从而逃避税收；鉴于企业的举动，为加大税收的征管力度，税收机关总是对企业财务进行稽查，若发现企业有逃避税收的行为税务机关除要求企业补缴税款外，还要依法对企业进行经济处罚。
财产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即财产只能被税务机关和企业其中一个拥有，而不能同时拥有。企业和税务机关不存在经济行为的商品交换，税企之间只有征收税款和缴纳税款的关系，就像我从你的兜里拿走一个苹果，我的兜里多了一个苹果，而你的兜里就少了一个苹果。为分析的方便，我们有必要对零和博弈的概念进行理解。
零和博弈有人戏称“零和游戏”，它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设想严格完全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也可以说：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二者的大小完全相等，因而双方都想尽一切办法以实现“损人利己”。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假若定义为得到的为“1”，那么失去的一定是“-1”，它们相加的和为“零”。为此许多人认为在税款的征收上，企业和税务机关是一场零和博弈，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占有，而另一方失去。有经济学家开玩笑说，税企之间的关系就像“警察和小偷”的关系。
下面一个故事能很好的解释零和博弈的概念。在一市场经济很发达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小镇，小镇上驻守一家企业用来经营橡胶生意，该企业经营效益非常的好，每年都有大量的盈利，但是老板的纳税观点却不是那么的强，总是想逃避税收，若逃避成功，则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假设存在这种可能性）；同时该镇上也驻守一家税务机关，该税务机关设有稽查局（我们假设稽查工作的效率十分高，只要企业有避税行为，就一定被发现并进行依法查处），主要工作是检查企业是否依法诚信纳税，倘若稽查局要是发现企业有避税行为，除要求企业补缴税款外还具有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我们不妨假设该企业有一个业务需要缴纳100万元税款，若是选择逃避，在不被税务机关发现的情况下则可以使企业增加利润，但是若是被稽查到除补缴税款外（100万元的应该缴纳税款）还可能面临3倍的罚款（300万元的罚款）。同时，税务机关若是能稽查到该企业，则可以给国家带来400万元的收入（100万元为补缴税款，300万元为行政罚款），若是稽查不到该橡胶经营企业，则给国家带来100万元的税收流失。因为，在人力、财力和法律法规条件的限制，税务机关职能对一部分企业进行稽查，而不可能对每一企业进行稽查，企业被稽查的概率具有不确定性。
那么企业该做如何的选择呢？若是依法缴纳税款，则给企业减少100万元的利润；若选择逃避税收，则可以给企业带来100万元的利润（税务机关不一定稽查到该企业），同时面临着300万元的经济罚款。税务机关呢，若要是稽查到该企业，除让企业补缴税款外，还可以进行300万元的经济处罚（相当于多给国家创收300万元）；若不能发现该企业，则可能给国家带来100万元的税款流失。在策略的博弈上，税务机关和企业似乎陷入了困境，我们姑且称为“税企困境”吧。
2.“税企困境”零和博弈的分析
在“税企困境”中，我们可以用一种上策的概念预测博弈结果的方法。在博弈论里，上策是无论对手做任何决策都能获得更好的结果的战略，也叫优势战略。其原来是：当上策存在，无论对手做任何决策，自己都能获得更好结果的战略。在这场税企的博弈中，企业的上策就是依法纳税，因为这样就可以规避被税务机关处罚300万元的风险；而税务机关的上策督促企业依法诚信纳税，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100万元的税收流失。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总是会选择采用上策，并预计对方也有上策，也用上策。
为了更好的分析“税企困境”，我们可以引入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Vonneumann)创立的最小最大定理。两个博弈对手的利益严格对立的所有博弈的一个共同点。这个结果称为“最小最大定理”，他这一定理指出，在二人零和博弈中。参与者的利益严格相反(一人所得等于另一人所失)，每个参与者尽量使对手的最大收益最小化，而他的对手则努力使自己的最小收益最大化。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最大收益的最小值(最小最大收益)等于最小收益的最大值(最大最小收益)。双方都没办法改善自己的收益，因此这些策略形成这个博弈的一个均衡。
上面的例子中，我们注意到了企业不避税和税务机关不对其进行稽查的结果，也是“最小最大定理”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它们策略的博弈均衡，就是被学者们称为的“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也就是说，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战略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
纳什均衡的基础原理是，如果对方的策略是确定的，那么我的策略是最优的，而对方的策略是不肯定的，那么我的策略就很难是最优的。在该游戏中，企业最优的策略是自己避税而不被税务局稽查到；而税务局的最优策略是稽查到企业避税行为并进行行政处罚。但是，并非是他们最有策略的组合，难以达到纳什均衡。
事实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类似“税企困境”的平衡。比如，“鲜花插牛粪上”的事情会令很多美男子大为痛心。为什么许多美女最后嫁给了让许多男性跌碎眼镜的男士，一些帅哥最后找的女友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们用纳什均衡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就有许多有趣的结论。也许是那些得到美女的男士更懂得“纳什均衡”，懂得策略的最优组合，最终把美女追到手。
生活博弈无处不在，《孙子兵法》田忌赛马的故事被广泛运用到商业领域，最优的产品销售组合赢得市场，并赢得经济利益。在传统政治中，有所谓“君臣一日而百战”的说法，来形容国君与大臣之间博弈的激烈程度。因为激烈，所以其层出不穷的招式。在《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宋康王极端变态，不仅整天喝酒，而且异常暴虐。凡群臣中有来劝谏的，都被他找理由撤职或者关押起来。臣下也因此对他更加反感，经常非议他。他十分苦恼地对宰相唐鞅说：“我处罚的人很多了，但是大臣们越发不畏惧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唐鞅说：“您所治罪的，都是一些犯了法的人。惩罚他们，没有犯法的好人当然不会害怕。如果您要让您的臣子们害怕，就必须不区分好人坏人，也不管他犯法没有犯法，随便抓住就治罪。这样的话，大臣们就知道害怕了。”宋康王听了这个主意以后恍然大悟，不久他就下令把唐鞅杀了，大臣们果然十分害怕，每天上朝时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一句话，于是宋康王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宋康王在和群臣博弈中找到了均衡。当然了，宋康王选择的策略并非是上策，更不是良策。实际上，上策未必是良策。
3.“税企困境”零和博弈的平衡概率分析
在“税企困境”零和博弈中，税企策略的组合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企业不避税，税务机关不对其稽查。这样，税企之间的博弈达到了纳什均衡，在资源组合上达到帕累托最优。
第二种情况：企业避税，税务机关不对其稽查。这样，企业为此多得100万元的利润，而税务机关会造成100万元的税收流失，还失去300万元罚款的机会。
第三种情况：企业避税，税务机关对其稽查。这样，企业除补缴100万元的税款外，还将被处罚300万元。同样，税务机关将多得到300万元的收入。
第四种情况：企业不避税，税务机关稽查。这样，即使税务机关对企业稽查，税务机关也不会增加收入（税务机关只能依法征税）；而企业也不会减少利润。其结果只能是，税务局稽查人员忙活一阵子，除了浪费财力和体力外，一无所获。
接下来，我们对出现的四种情况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况，我们刚才已经做了理论分析，符合最小最大值定理，他们的博弈达到了纳什均衡，在资源配置上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我们不再做阐述。第四种情况，对于税务机关只能是劳而无功，只能浪费人力和财力资源，我们不再做论述，因为论述也没有意义。下面我们将重点讨论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
为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需要借助高等数学中的概率工具。因为，每个问题都存在可能性，借用李宁的一句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打个比喻，若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则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砸到，只不过是概率非常的小，也许只有几亿分之一。就像彩民总是巴望开奖的号码与自己买的号码一致，因为这样才能中大奖。
我们先对企业进行分析，不妨假设企业被稽查到的概率为10%，则不被稽查到的概率为90%，则企业的预期值为：100*90%-400*10%=60万元（注：400万元为补缴100万元税款和300万元的罚款），此时企业还有利可图，因为预期值大于零，在做决策时会选择逃避税收。若企业被稽查的概率为20%，则企业的预期值为：100*80%-400*20%=0，此时，企业则无利可图，在风险面前，企业会选择依法诚信纳税。为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被稽查的概率越小，企业的预期越大，则选择逃避税收的可能性越大。当然，也不可能太小，若概率为零，此时企业的预期为最大值100万元，这种情况也许不存在，应为这样他们将会面临行政不作为将会被检察机关。
我们再对税务机关预期进行分析，假设税务机关对企业稽查的概率为10%，则税务机关的预期值为：400*10%-100*90%=-50万元，此时税务机关面临50万元的税款流失。为此，税务机关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增加人员，多对企业进行稽查，假设稽查的概率提高到20%，此时税务机关的预期值为：400*20%-100*80%=0，此时税务机关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为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平衡点内，稽查的概率越高，企业逃避税收的可能性越小，当达到平衡概率后，企业会选择依法诚信纳税，此时税务机关再增加人力和财力都无济于事，只能是资源的浪费，因为企业已经依法诚信纳税了，不存在税款的流失。同样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当增加警力去大街上巡逻，则会减少小偷的行动，但是增加警力需要政府来买单。
4.结论
我们可以看出，在“税企困境”的零和博弈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税企博弈的最佳平衡点。他们在“最小最大定理”的零和博弈下，达到一个平衡，也就是说税企之间的博弈达到了纳什均衡，在资源组合上达到帕累托最优。
不难得知，恰当的税务稽查概率，能够催进企业依法诚信纳税，减少税款的流失。当超过这个概率，则会浪费税务资源。比如说我们刚才论证的20%的稽查概率（仅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模型），达到零和博弈的均衡点，此时，税务和企业的期望值均为零，企业会选择依法诚信纳税，税务机关的资源才不会浪费，达到税企和谐，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管理经济学．克里斯托弗・R・托马斯S・查尔斯・莫瑞斯陈章武，葛凤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2．
［2］高级财务会计．王竹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8．
税收博弈理论篇4
1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领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2文献回顾
通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采用博弈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针对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如胡玉柱等（2007）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在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的技术创新行为，结论认为应该加强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特别是在我国高科技园区，应该从各个方面出发创造良好的企业合作创新的氛围与环境。张琳等（2009）对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进行了一次博弈分析，通过分析找出影响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为江苏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建议。还有诸如此类的文献，不在赘述。此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另一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关系，如魏务云、罗掌华（2006）利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财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结合博弈模型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且应当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财政政策体系。蒋长流、纵玲玲（2007）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个完全但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通过模型的构建和分析，结论显示政府对于有创新能力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有助于形成政府和企业双赢的格局。
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自身行为，同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特别是政府行为的影响。单纯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忽略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显得不尽科学。通过以上简单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以上学者当中，要么没有考虑到政府因素，要么考虑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而对于政府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颇少。本文将试图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从另一种角度来阐述政府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3说明及假设条件
企业技术创新方式有很多种，按照技术创新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一般把企业技术创新分为两大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
为了更好利用博弈模型进行问题的研究，本出如下几点假设条件：
（1）市场中只有两家企业a和b，其中a企业为大企业，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b企业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
（2）每个企业都有自主创新u和模仿创新v这两种决策选择。
（3）不管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若成功，则两企业将分别获得m1和m2的创新收益。但是通过模仿创新成功的企业需要向另一自主创新企业支付s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若两企业均模仿创新，则认为两企业创新收益为0。其中0＜s＜c1＜c2＜m2＜m1。
（4）a、b两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分别为c1、c2-tm?2，政府对于创新成功的企业将征收税率为t的收益税收。其中c1＜c2，0＜t＜1。
（5）a、b两企业自主创新成功的概率分别为p1、p2，其中0＜p2＜p1＜1。
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静态博弈模型并分析，我们将重点讨论政府税收税率t的高低不同对博弈均衡结果的影响。
4博弈分析
根据假设条件，企业a、b均有两种策略选择：自主创新u与模仿创新v，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分别算出企业a、b在策略组合为（u，u）、（u，v）和（v，u）情况下的收益矩阵，（v，v）策略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创新收益根据假设视为0。具体见（1）~（3）。
（1）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c1-tm1;m2-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c1;m2-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c1-tm1;-c2;a、b同时失败时为-c1;-c2;
（2）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v）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s-c1-tm?1;m2-s-tm2;a成功b失败时为s-c1;m2-s-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s-c1-tm1;-s;a、b同时失败时为s-c1;-s;
（3）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v，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s-tm1;m2+s-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
s;m2+s-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s-tm1;s-c2;a、b同时失败时为-s;s-c2;
根据每个企业创新成功率的不同，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不同策略情况下企业创新收益概率矩阵如下4。
（4）各种决策情况下a、b企业创新成功概率矩阵。
在（u，u）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1p2，a成功b失败时为（1-p1）p2，a失败b成功时为p1（1-p2），a、b同时失败时为（1-p1）（1-p2）。
在（u，v）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1?2，a成功b失败时为（1-p1）p1，a失败b成功时为p1（1-p1），a、b同时失败时为（1-p1）?2。
在（v，u）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2?2，a成功b失败时为（1-p2）p2，a失败b成功时为p2（1-p2），a、b同时失败时为（1-p1）?2。
根据两企业每种创新策略情况下的收益矩阵和成功概率矩阵，通过计算，可以分别得到两企业在不同创新策略情况下的最终期望收益，如下5。
（5）a、b企业在各种创新策略组合情况下的期望收益矩阵。
a、b同时采取u时为（1-t）p1m1-c1；（1-t）p2m2-c2;a采取u,b
采取v时为（1-t）p2m1-s;s+（1-t）p2m2-c2；a采取v，b采取u时为s+（1-t）p1m1-c1;（1-t）p1m2-s；a、b同时采取v时为0;0。
通过5可以看出，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有赖于t的大小，当政府制定不同的税收税率t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会不同。
在上述收益矩阵表5当中，对于a企业而言，若0≤t＜1-（c1-s）/p1m1，则（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时无论b企业如何决策，a企业都会选择自主创新；若1-（c1-s）/（p1-p2）m1≤t＜1，则（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时无论b企业如何决策，a企业选择模仿创新。
对于b企业而言，由于（1-t）p2m2-c2＜（1-t）p1m2-s，所以当a企业选择自主创新时，b企业一定会选择模仿创新；若a企业选择模仿创新，则当0≤t＜1-（c2-s）/p2m2时，b企业选择自主创新；当1-（c2-s）/p2m2≤t＜1时，b企业选择模仿创新。
综合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此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 ①当0≤t＜1-（c1-s）/p1m1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
②当1-（c1-s）/（p1-p2）m1≤t＜1-（c2-s）/p2m2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模仿创新，自主创新）；
③当1-（c2-s）/p2m2≤t＜1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模仿创新，模仿创新）。
通过上文对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寻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政府制定的税率t不同时，博弈模型纳什均衡会有所不同，即两种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会不同。比较遗憾的是本博弈模型并没有得到最佳均衡结果，即（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政府税收政策不能激励企业积极技术创新，当除去假设条件中对s的约束，接着讨论s不同取值时，便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参见文献。可以观察到，当政府的税率较低时，大型或规模以上企业会选择自主创新，而此时小企业会选择模仿创新，而不愿选择自主创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型或规模以上企业往往会先于小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而小企业考虑到大企业创新成功率高于自身，且通过模仿创新成本低于自主创新成本，通过模仿创新得到的期望收益要高于自主创新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在现实生活当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知识产权使用费不高。当政府税率稍微偏高时，如上述第2种情况，此时大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选择自主创新的期望收益已经大大降低，企业会选择模仿创新；而此时中小企业在觉察到这种信息后，会选择自主创新，因为此时大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已不再进行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只能通过自主创新从而避免“囚徒困境”。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后，高税率已经造成企业创新成本的急剧上升，所有企业均不会去进行自主创新，此时企业技术创新博弈的“囚徒困境”产生。
5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而言，上文通过构建在政府税收前提条件下的不同规模企业间的静态博弈模型，分别计算了企业不同策略情况下的期望收益，并通过讨论不同的税收率t，找出了几组不同的纳什均衡结果。结论显示政府税收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不同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制定较低的税率将有助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形成自主创新氛围。
5.1加强税收政策实施有效性
在我国，由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明晰以及政策制定目标不明确等原因，政府的税收政策多表现出零散和临时性
的特征，税收政策级次低、权威性差，连续性不强等等，都造成政府的税收政策不能形成有效激励。为此，政府需要明确税收政策实施的目标，进一步完善税法体系，将税收政策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固定法律的方式进行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提高税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5.2明确税收政策实施对象
我国企业众多，以往政府多根据企业性质、规模以及行业归属等来对不同企业实施税收激励政策，而这导致很多企业一味追求企业规模和营业利润而忽视技术创新。同时，政府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忽视一些中小企业，削弱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意识和积极性，从而引发受到对象限制的中小企业产生模仿创新甚至抄袭等恶劣行径，不利于自主创新的行业市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政府在税收政策制定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不应片面根据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等因素而忽略了其他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
5.3制定合理的税收率
税收是国家和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一件有力工具。针对技术创新收益，若税率过高，则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削弱，不利于自主创新环境和市场的形成发展；若税率过低，那么将给政府和国家财政带来一定的损失。因而，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税收率，对于企业因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征税的税率应该适度降低，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胡玉柱,刘霞珍,徐巍.企业合作与不合作技术创新行为的博弈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7,（6）:109-111.
［2］?张琳,王红梅,施建军.江苏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9,（3）:60-64.
［3］?魏务云,罗掌华.财政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博弈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6,（12）:227-229.
税收博弈理论篇5
【关键词】税收博弈;税收遵从成本;a-S模型
一、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博弈
博弈论(gametheory)以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在税款的征收过程中,一方面,税务机关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方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征收税款;另一方面,纳税人则要减少自身既得利益的“损失”或经济行为的“成本”而尽可能地少缴税,由此形成了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税收博弈参与人及其策略选择
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博弈的两个基本参与人:一是税务机关,二是纳税人。
纳税人在纳税的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的策略选择:一是在产生应税行为后,依法足额缴纳税款;二是偷逃部分甚至全部税款。相对应税务机关也有两个基本的策略选择:一是实施税务审计并予以处罚;二是不实施税务审计。在不影响研究问题核心实质的前提下,为了简化问题,作以下假设:
假设1:纳税人是理性的,并且是无道德观念的风险厌恶者,也就是说他们会尽可能地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而预期效用仅仅取决于其收入;
假设2:纳税人如果有逃税行为,税务机关一经审计,即可查出并予以相应的处罚。
(二)税收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
税收博弈是非对称信息博弈,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相关信息掌握得不完全,而纳税人掌握税务机关的相关信息,如政府如何征税,如何进行相应的处罚等。信息经济学中当交易涉及非对称信息时,在交易中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成为人,相应地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成为委托人。
作为人的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申报时,实际上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收入、成本,及纳税申报是否准确。换言之,纳税人知道自己是否有逃税行为发生;而作为委托人的税务机关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不可能对所有的纳税人实施税务审计,从而无法明确地判断纳税人是否存在逃税行为。
二、税收遵从成本的内涵分析
税收遵从①问题自税收产生而产生。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非对称信息博弈框架下,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而关于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
税收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自然人和法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在办理纳税事宜时发生的除税款和税收的经济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选择的扭曲、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支出。其主要构成包括:
1.时间成本。即纳税人为履行其纳税义务,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
2.货币成本。即纳税人同税务机构联系发生的交通、通讯费用;接受税务稽查的开支以及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等。
3.心理成本。即纳税人可能认为自己纳税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或者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或由于纳税程序的繁杂而产生的不知所措。
另外,还包括因税务机关办事效率低下、官员腐败等因素而施加给纳税人的其他遵从成本。
税收遵从成本不易显化、不易度量等特点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众多研究成果说明,在大多数国家税收遵从成本的规模都是巨大的,其中个人与公司所得税及增值税等中央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的遵从成本尤其突出,甚至已被证明是税收征管成本的数倍。而较高的税收遵从成本是否会刺激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的大量产生,以下将基于allingham-Sandmo模型对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人遵从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
三、a-S模型下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人行为影响分析
(一)allingham-Sandmo模型的研究框架
阿林厄姆和桑德姆建立的逃税模型(简称a-S模型)是研究逃税问题的经典模型,其确立了对逃税问题分析的理论框架。模型的基本假设:
1.纳税人基数效用是收入的单一函数,而且纳税人以基数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2.纳税人边际效用为正,而且是递减的,纳税人是风险厌恶者;
3.纳税人的行为符合冯・诺曼―摩根斯坦关于不确定情况下的行为规律;
4.纳税人实际收入是外生变量,固定为(i);税收制度是比例税制,对纳税人申报所得(D)按固定税率(t)征税;
5.税务机关是预算约束下的纯收入最大化者,税收审计概率是常数(p),罚款比率为(f),罚款是依据应税收入与申报收入的差额计算,而非所逃税额,而且f>t,且f
此时,纳税人的预期效用函数表示为:
eU=(1-p)U[i-Dt]+pU[i-Dt-f(i-D)]
其中,未被税务审计时,其净收入为:w=i-Dt;被税务审计并予以罚款时,其净收入为:Z=i-Dt-f(i-D)。
(二)遵从成本存在且固定条件下a-S模型的扩展
假设税收遵从成本为C,其他假设不变,如果遵从成本不随纳税人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则遵从成本相当于减少了纳税人的所得:i'=i-C,纳税人预期效用函数变为:
eU=(1-p)U[i-C-Dt]+pU[i-C-Dt-f(i-D)]
其中,未被税务审计时,其净收入为:w'=i-C-tD;被税务审计并予以罚款时,其净收入为:Z'=i-C-tD-
f(i-D)。
如图2所示,纳税人的预算约束线变更为a'B线。由于遵从成本的存在,预算约束线的斜率已经改变。在a'点,纳税人将全部收人申报税务部门,仍然是i=D,Z=w。但是,由于存在遵从成本,Z和w的数额都有所下降;在B点,纳税人不申报任何所得,遵从成本为零,所以,B点的位置不变。
此时,遵从成本是一个常量,不会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纳税人对风险的厌恶程度不会增加,从而不存在收入效应;而遵从成本的存在,使得纳税人逃税的收益增加,存在明显替代效应。从图2中可以看出,按预期效用最大化得到的C'点比C点更靠近B点,说明纳税人将更倾向于偷逃税款的博弈策略选择。
(三)遵从成本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条件下a-S模型的扩展
假设税收遵从成本率为c,即遵从成本为ic,其他假设不变,纳税人预期效用函数变为:
eU=(1-p)U[i-ic-tD]+pU[i-ic-tD-f(i-D)]
其中,未被税务审计时,其净收入为:w''=i-ic-tD;被税务审计并予以罚款时,其净收入为:Z''=i-ic-tD-
f(i-D)。
如图3所示,纳税人的预算约束线变更为a''B线。在a''点,纳税人将全部收人申报税务部门,仍然是i=D,Z''=w''。但是,由于存在遵从成本,Z和w的数额都有所下降;在B点,纳税人不申报任何所得,遵从成本为零,所以,B点的位置不变。
此时,遵从成本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纳税人对风险的厌恶程度也增加,因此纳税人冒风险逃税的可能性降低,即存在收入效应;但同时遵从成本的存在,使得纳税人逃税的收益增加,存在明显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图3中表现为由C点向C1″点转移,纳税人倾向于偷逃税款的博弈策略选择;如果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图3中由C点向C2″点转移,纳税人倾向于依法足额缴纳税款的博弈策略选择。因此,基于a-S模型理论不能确定遵从成本对纳税人博弈策略选择的影响。但无论如何,税收遵从成本是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论
1.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博弈中,纳税人有两个基本的策略选择:一是依法足额缴纳税款;二是偷逃部分甚至全部税款。
2.在税收遵从成本存在且固定的条件下,通过a-S模型扩展分析,纳税人将更倾向于偷逃税款的博弈策略选择。
3.在税收遵从成本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条件下,通过a-S模型扩展分析,在理论上不能确定遵从成本对纳税人博弈策略选择的影响。
4.当税收遵从成本存在时,无论其是否随着纳税人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它都是影响纳税人博弈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杨得前.税收遵从的理论研究及其在税收管理中的应用[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3]锡德里克・桑福德.税收遵从成本:测量与政策[m].1995:155.
[4]雷根强,沈峰.简论税收遵从成本[J].税务研究,2002(7).
[5]阮家福.论我国税收不遵从的现状、成因与对策[J].当代财经,2005(1).
[6]李林木.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研究述评[J].涉外税收,2004(4).
税收博弈理论篇6
论文关键词：逃税，博弈模型，逃税方式，治理
逃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发生后，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而逃脱部分或全部纳税义务。逃税行为不仅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对GDp的统计，也使得资源配置受到扭曲，加大了诚实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出现了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笔者在本文中摒弃了复杂的数学模型，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明了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在不同的环境下，企业与征税机关之间（有地方政府干预的情况）、企业与客户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几种特殊合谋博弈逃税方式。
一、博弈模型构建
（一）模型假设
模型假设参与人双方既有依存性，又有对立性，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因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便构成一个既斗争又合作的博弈过程，为了便于分析,首先做出如下假设：
1.双方均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2.博弈的规则是既定公开的，参与人双方都清楚自己的成本收益；
3.纳税人为风险中性者，即纳税人对于风险没有特殊的爱好或厌恶；
4.国家税收制度不够完善。
（二）模型构建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我们简单地以参与人甲来表示有逃税动机的企业，而乙表示与企业逃税行为相关的参与人，在既定规则下治理，参与人双方只有“合谋”与“不合谋”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为了直观，选择的结果用代表效用的数字来表示，效用表示在既定的条件下，参与人所获得的额外收益，数字越大，表示参与人所获得的效用越大，由于参与人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可能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参与人甲合谋、参与人乙合谋；二是参与人甲合谋、参与人乙不合谋；三是参与人甲不合谋、参与人乙合谋；四是参与人甲不合谋、参与人乙不合谋。现实中参与人双方博弈是多次博弈的结果。甲乙双方之间的博弈效用矩阵可以用下图表示：
参与人乙
参与人甲
合谋
不合谋
合谋
a：1010
03
不合谋
税收博弈理论篇7
摘要：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会受政府税收政策的影响；通过一个静态博弈模型的构建和分析，讨论了政府税率的高低不同对企业选择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结论认为政府应该将企业技术创新收益的税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合理水平上，从而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技术创新；政府税收；税率；博弈分析
1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领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2文献回顾
通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采用博弈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针对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如胡玉柱等（2007）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在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的技术创新行为，结论认为应该加强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特别是在我国高科技园区，应该从各个方面出发创造良好的企业合作创新的氛围与环境。张琳等（2009）对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进行了一次博弈分析，通过分析找出影响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为江苏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建议。还有诸如此类的文献，不在赘述。此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另一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关系，如魏务云、罗掌华（2006）利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财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结合博弈模型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且应当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财政政策体系。蒋长流、纵玲玲（2007）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个完全但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通过模型的构建和分析，结论显示政府对于有创新能力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有助于形成政府和企业双赢的格局。
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自身行为，同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特别是政府行为的影响。单纯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忽略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显得不尽科学。通过以上简单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以上学者当中，要么没有考虑到政府因素，要么考虑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而对于政府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颇少。本文将试图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从另一种角度来阐述政府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3说明及假设条件
企业技术创新方式有很多种，按照技术创新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一般把企业技术创新分为两大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
为了更好利用博弈模型进行问题的研究，本文做出如下几点假设条件：
（1）市场中只有两家企业a和B，其中a企业为大企业，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B企业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
（2）每个企业都有自主创新U和模仿创新V这两种决策选择。
（3）不管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若成功，则两企业将分别获得m1和m2的创新收益。但是通过模仿创新成功的企业需要向另一自主创新企业支付s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若两企业均模仿创新，则认为两企业创新收益为0。其中0＜s＜c1＜c2＜m2＜m1。
（4）a、B两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分别为c1、c2-tm2，政府对于创新成功的企业将征收税率为t的收益税收。其中c1＜c2，0＜t＜1。
（5）a、B两企业自主创新成功的概率分别为p1、p2，其中0＜p2＜p1＜1。
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静态博弈模型并分析，我们将重点讨论政府税收税率t的高低不同对博弈均衡结果的影响。
4博弈分析
根据假设条件，企业a、B均有两种策略选择：自主创新U与模仿创新V，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分别算出企业a、B在策略组合为（U，U）、（U，V）和（V，U）情况下的收益矩阵，（V，V）策略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创新收益根据假设视为0。具体见（1）~（3）。
（1）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c1-tm1;m2-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c1;m2-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c1-tm1;-c2;a、B同时失败时为-c1;-c2;
（2）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V）时的收益矩阵。
税收博弈理论篇8
一、中国的逃税现状
逃税，是指纳税人故意或无意采用非法手段减轻税负的行为，包括隐匿收入、虚开或不开相关发票、虚增可扣除成本费用等方式逃避税收。
国家统计局最新一份研究报告称，2005年以前全国约2/3的外资企业存在非正常亏损现象。这些外企通过减收增支、转移商品定价、虚报成本等种种手段，给我国造成的税款损失达300亿元。
从明星漏税到企业漏税，这些偷税漏税的行为者往往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有钱人”，他们是最有能力去纳税的人，他们也是最有义务去纳税的纳税人。可是，他们总是有手段能够成功地钻法律的漏洞，不去缴纳应缴纳的税款。而实际上真正去履行纳税义务的人却又是那些收入不是很高，只是刚刚达到起征点的个人或小型企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从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兼顾效率与公平越发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GDp连连创新高。但是在这种经济快速腾飞，效率越来越来高的情况下，城乡差距却没相应的有所缩小，公平就无法得到落实。偷税漏税现象无疑是一催促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恶劣，所以偷漏税行为的解决很具有紧迫性。
二、运用博弈论知识对解决逃税漏税现象的思考
博弈是指一些个人、对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者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容许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在博弈中会有一个稳定的结果那便是纳什均衡，我们在对一个问题进行博弈分析时最终目的就是找出这样一个纳什均衡。下面就以警察与小偷这个案例为模板，对偷漏税行为中涉及的纳税人以及税务稽查者做一个博弈分析，并找出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然后根据得出的纳什均衡结果，分析解决我国偷漏税现象的关键所在，见表1。
从p,Q的式子便可以看出，纳税人以及稽查者他们各自的所做出的策略是与对方的效用有密切的联系的。这就说明，在遏制漏税偷税行为时不应该只把重点放在加强纳税人纳税义务责任感或者颁布一系列政策来压制他们逃税漏税的欲望上，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强对相关机构的执行者的约束与引导。
三、对解决我国偷税漏税现象的启示
我国的行政管理机关总是存在办事效率低、缺乏积极性等弊病，同样的，在收税、查税以及监管过程中，依然会有同样的问题存在，这也是我们偷税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之一。
上述对纳税人以及稽查者双方的博弈分析结果就充分说明，我们国家若要解决当前的逃税问题，加强对执行者的严格管制，对其进行严加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具体的政策提议如下：
（1）颁布条例明确规定税务部门的征税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并重点强调一旦失职所会面临的重大惩罚，以此来督促他们积极办公，提高征税效率。
（2）严惩税务部门现象，一旦发现人因为收受贿赂私自减少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不但要对其进行处分，还应作相应的巨额罚款，以经济利益作为一惩罚手段来压制寻租腐败问题。
（3）设立一统一的监察机构，时刻对各税务部门进行监察管理，如若发现税务部门的工作出现问题就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措施，并且上报中央以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入的调查。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技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谢识序.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税收博弈理论篇9
关键词：节能减排；演化博弈；复制动态
中图分类号：F2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6卷第2期吕荣胜等：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管理政企博弈分析
一、引言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消费等经济形态的总称，是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进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2011年11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意味着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企业作为低碳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其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客观需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促进节能减排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运用市场手段，主要通过征收能源税或碳税等价格调控方式，逐步形成以市场价格为主导的新机制；通过行政手段或制定相应的节能减排政策，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经济结构以及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如ChristopherJ.Cowton和paulthompson＼[2＼]提出的绿色信贷政策，贾敬全＼[3＼]、许景婷＼[4＼]及周波＼[5＼]等对我国节能减排税收制度的研究。其次，对实施节能减排项目进行评价研究，如安金朝＼[6＼]、吴耀武等＼[7＼]及储莎等＼[8＼]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建立了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第三，通过发展节能服务产业来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如姚伟＼[9＼]和黄建欢等＼[10＼]通过分析节能服务产业的运营模式，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从供需两方面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首先，企业之所以实施节能减排策略，一方面是为应对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是为减少向政府缴纳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额度，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其次，政府代表公众的利益，有必要对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进行适当干预，以提高单位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缓解能源供给压力。因此，本文将演化博弈理论应用于节能减排管理的研究，引入复制动态方法，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并分析双方在不同情况下的策略选择问题。
二、政企博弈研究的基本前提与假设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谋求收益最大化。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并不能够完全达到政策法规的要求，政府有必要对其实施监管。政府和企业相互博弈的结果决定企业是否开展节能减排管理。由于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和企业在作出策略选择时，要确定自己的最大化收益。因此，在不改变问题本质的前提下，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政府作为监管主体，代表公众的利益，其监管部门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监管机构。对于市场上实施节能减排管理水平不同的企业，政府对其行使监督职责，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检查企业是否实施节能减排管理工作（考察企业的单位资源能源消耗，与行业内的节能降耗标准进行比较，是否标注能源效率标识，以及是否符合环境排污标准等）。二是不检查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工作。
假设二：由于节能减排管理水平不同，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力度不能详细划分，因此只考虑其是否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如采购节能装备，改善原有设备以促进节能降耗，积极开展节能管理培训，对员工进行节能管理绩效考核，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开展节能工作，重视清洁生产，废物回收再利用，排污符合标准等。二是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
假设三：若政府检查企业后，确认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管理，将会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减免税收、优先采购、推荐贷款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等。若政府检查发现企业未实施节能减排，则会对其施行一定的惩罚措施，如向企业收取罚金、增加赋税等。
其中，在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方面，设假定政府检查企业节能减排管理所付出的成本为Cg，包括进行调查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当政府检查发现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时，会给予奖励性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S；反之，当政府检查发现企业没有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时，政府可以强制其缴纳罚金F。此外，由于政府代表公众利益，还承担着企业不节能的负面影响，将此成本设为ec。在企业的成本与收益方面，设企业选择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所付出的成本为Cs，包括采购节能设备，改善原有装备，对员工的节能培训，清洁生产以及为环境保护所承担的费用；增加的收益为Rs，包括降低能源消耗费用、材料采购费用、废物回收费用以及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模型的主要参数及含义，
根据以上假设，共存在以下四种策略组合：一是检查，不实施。即政府采取检查企业是否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但是企业选择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二是检查，实施。即政府选择检查企业的策略，企业也采取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三是不检查，不实施。即政府采取不检查企业的策略，企业也选择不实施的策略。四是不检查，实施。即政府选择不检查企业的策略，而企业选择实施的策略。根据上述情况构造政企博弈的收益矩阵，
三、节能减排管理中政企演化博弈之分析
演化博弈起源于行为生态学和生物进化论，是把博弈论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Smith与price＼[11＼]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SS）概念，这标志着演化博弈理论的诞生。该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博弈群体中，博弈方进行反复的博弈活动。由于有限理性，博弈方不可能在每一次博弈中都能找到最优均衡点。于是，其最佳策略就是模仿和改进过去自己和别人的最有利策略。通过这种长期的模仿和改进，所有的博弈方都会趋于某个稳定的策略。
假设政府检查企业是否实施的概率为α，不检查的概率为1-α；企业选择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的概率为β，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的概率为1-β。则政企双方的博弈过程见图1。
节能减排管理中的政企博弈过程
根据政企博弈的收益矩阵，对于政府而言，其选择“检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1=β（-Cg-S）+）1-β）（-Cg+F-ec）=
β（ec-F-S）+F-ec-Cg选择“不检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2=（1-β）（-ec）=βec-ec政府的平均收益为：U1=αU11+（1-α）U12=
αβ（ec-F-S）-α（ec-F+Cg）+
（1-α）（βec-ec）=α（F-ec）-
αβ（F+S）+（α-1）ec构造政府“检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F（α）=dαdt=α（U11-U1）=
α（α-1）（βS+βF-F+Cg）复制动态方程反映了博弈方学习的速度和方向，当其为0时，表示博弈在此时已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12＼]。
当β=F-CgS+F时，F（α）=0，即所有水平均是稳定状态。当β≠F-CgS+F时，令F（α）=0，得：α=0和α=1是α的两个稳定状态。
对F（α）求导，得：F'（α）=（2α-1）（βS+βF-F+Cg）第一，当F-Cg
第二，当0
当β>F-CgS+F时，F'（α=0）
当β
因此，政府复制动态演化轨道如图2所示。
政府的复制动态演化轨迹
对于企业而言，其选择“实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1=α（-Cs+Rs+S）+
（1-α）（-Cs+Rs）=αS-Cs+Rs选择“不实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2=α（-F）=-αF企业的平均收益为：U2=βU21+（1-β）U22=
β（αS-Cs+Rs）+（1-β）（-αF）=
αβ（F+S）+β（Rs-Cs）-αF构造企业“实施”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F（β）=dβdt=β（U21-U2）=
β（1-β）[Rs-Cs+α（F+S）]当α=Cs-RsF+S时，F（β）=0，即所有水平均是稳定状态。当α≠Cs-RsF+S时，令f（Β）=0，得：β=0和β=1是β的两个稳定状态。
对F（β）求导，得：F'（β）=（1-2β）[Rs-Cs+α（F+S）]第一，当Cs-Rs
第二，当Cs-Rs>F+S时，Cs-RsF+S>1，α
第三，当0
当α>Cs-RsF+S时，F'（β=1）
当α0，所以β*=0是eSS。
因此，企业复制动态演化轨道，
政府群体与企业群体的演化博弈轨迹
在此复制动态演化博弈中，（α，β）=（0，0），（α，β）=（1，1），（α，β）=（0，1），（α，β）=（1，0），无演化稳定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a区域时，该博弈将收敛于eSS：α*=1，β*=1，即（检查，实施）成为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B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0，β*=1，即（不检查，实施）成为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落在C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0，β*=0，即（不检查，不实施）成为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落在D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1，β*=0，即（检查，不实施）成为政府和企业群体的必然选择。
通过该演化博弈模型，比较不同的均衡结果，可知：若F-CgF+S+Rs，则β=0是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的成本大于企业实施所增加的收益，加上政府给予的补贴再加上企业不实施节能减排时向政府缴纳的罚金的三者之和时，最终企业群体会采取“不实施”的策略。
四、政策启示
通过对节能减排管理的政企演化博弈分析，政府对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企业给予的财政补贴，应当高于企业采取节能管理或治理污染措施的费用，同时政府对企业不实施节能减排的罚金应当远远高于其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收益。通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节能减排法律法规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能源测评、用能设备技术监察、重点耗能企业的限批政策等工作。加强节能减排环境立法机制，强化执法力度，健全节能减排技术和管理标准体系。利用环境管制来激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管理的积极性，引入并鼓励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既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又有效治理污染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二）完善节能减排相关财政政策
灵活运用经济激励措施，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应当加大节能减排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完善的财政扶持政策，对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和新能源环保项目进行重点推广。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制定并落实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对使用节能环保设备，实行节能服务建设项目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税收减免，放宽征税标准，并对存在严重能源浪费和排污超标的企业实行高额征税的惩罚性措施。
（三）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和政府监督管理
首先，以激励型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进行有效引导，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其次，借鉴德国节能减排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自身特点，采用第三方检查的先进经验，建立第三方检测机构，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政府的检查成本，而且能够保证检测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从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
（四）完善服务体系，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继续加大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培育高水平的节能减排专业服务机构，鼓励重点耗能企业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充分发挥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资源优势。通过推行清洁生产方式，节能产品认证，节能减排标准化技术，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对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企业和节能服务公司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促进结构调整，鼓励产业聚集，突出区域优势，改善产品结构，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五、结语
本文认为，现有的关于节能减排管理的研究在创新方法与工具方面较为缺乏，通过引入演化博弈理论的复制动态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的群体演化博弈模型，最终得到博弈双方的群体演化稳定策略，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促进节能减排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和方法支持。
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以后的研究方向将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演化博弈理论是一种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理论，如何将这一理论与节能减排管理已有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有效结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二是节能减排管理的实施需要结合绿色供应链管理和企业战略因素，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先导机制，是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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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博弈理论篇10
庇古税是传统的价格控制手段，其税收模型不断完善，主要有庇古(pigou)税模型及古诺（Cournot）模型和斯坦克尔伯格(Stackelberg)模型等。
一、原始的庇古税模型
为了阐述便利，本文将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环境税模型称为原始庇古税模型。按照庇古税原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边际成本曲线与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不重合，相差外部边际成本不由经济主体承担，那么最佳私人产出和最佳社会产出存在着差异，从私人决策角度来看，是最优决策(私人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并非是最优的。社会最优产量与私人最优产量间存在着差值，造成资源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不会自发地减少产量和使用量，进行污染治理，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因此，庇古提出政府可以以税收的形式进行“非常限制”，迫使经济主体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这种对单位污染征收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的税收即为庇古税。
从理论上说，庇古税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水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社会净效益应等于由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效益减去私人成本，再减去外部成本。庇古得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最优的污染税应该等于污染的边际破坏的结论。它能使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并成为研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理论基础。
二、经典庇古税模型
双足寡头竞争模型,可以说是纳什均衡最早的版本，即引入纳什均衡后的经典庇古税模型。在古诺模型里，有两个参与人（两个企业），每个企业的战略是选择产量；支付是利润，它是两个企业产量的函数。每个企业在选择自己的产量最优时，只考虑对本企业产量的影响，而忽视对另一企业的外部负效应。
如果把古诺均衡可以看作纳什均衡的第一个版本，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则是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最早版本。在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企业的行动也是选择产量。不同的是，在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企业1首先选择产量q1≥0,企业2（一般称为尾随企业）观测到q1,然后选择自己的产量q2≥0。因此这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古诺模型的分析结论是：企业1有“先动优势”(first-moveradvantage),均衡产量1/2(a-c)相对古诺双足寡头竞争模型时的均衡产量1/3(a-c)有所增加。而企业2拥有信息优势却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的均衡产量q*2低于企业1的均衡产量q*1，利润也随着产量相应的下降。
三、最优庇古税模型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谊会DamaniaR.2000年通过对古诺寡头竞争模型的研究，在原有的经典模型基础上，考虑了开征庇古税对企业带来的负效应，假定环境税收政策的变化会对企业的产量水平产生影响。他的主要结论是：污染税的征收使企业产品的成本上升，导致原已供给不足的垄断产量进一步减少，从而消费者剩余大幅下降。罗云峰等在线性逆需求函数和常数规模报酬条件的假定下，建立了寡头垄断条件下的环境污染税收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古诺模型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斯坦克尔伯格模型。认为提高税收标准会进一步拉大企业产量的差距。从市场的集中程度来看，提高税收标准将使产品的市场份额更加集中在领先企业手中。最优产量随税收标准提高而减少的原因是，税收增大了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提高税收标准将使企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使该产品的消费者剩余减少。
吴伟、陈明义等人在2003年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以古诺双头垄断市场为前提，在古诺模型的假设条件中考虑到了企业的负债水平。讨论在政府和企业的序贯博弈中，政府总体的环境管理政策(特别是污染物的税收水平)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说明，适度环境管理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结论是，政府总体环境管理政策的松紧，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负债的比重变化)；负债水平的变化方向与污染税变化的方向相同。在总体环境政策松紧适度情况下，特定的污染税收政策影响企业负债水平的高低。
上述的模型均基于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原理，其研究主要思路是：首先构造利润函数，然后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各企业的纳什均衡最优产量应该满足的条件。以此，解得最优产量以及最大的利润，而后对于污染税与其它变量的关系分析。求出最优产量以及最大的利润，而后对于污染税与其它变量的关系作以研究。最优污染税的得出，是通过构造社会总福利的函数，一般来说社会总福利包括企业的利润、污染税收收入、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等因素，而后总福利函数对污染税t求一阶导数，即为dw(t)/dt，其中w(t)代表社会总财富，t代表税收收入。若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则有dw(t)/dt=0。求解这个方程，即可得到最优污染税收以及最优污染税率。这里的目标是社会总福利最大。
从上述基于博弈论思想的几个庇古税模型中可以看出，此类模型均属于微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核心在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且较多的文献是对古诺双头垄断市场模型的进化，最终目标是社会总福利最大。从模型参与者的最终博弈结果看，最优的污染税在不同的假设环境下，有不同的结论。但是，由于古诺模型本身的分析是寡头垄断，它的参与者数量太少。当它的参与者数量足够多，或者假设的情况过于复杂，最优污染税的确定会变得格外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