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1
快乐经济学要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必须：1、把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明确规定为人的自我实现；2、引导经济活动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起来；3、听从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4、真正走向美学；5、切实“回到马克思”。
关键词：快乐经济学人文终极关怀美学马克思
快乐经济学高调、强力关注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这的确是件不同寻常、令人鼓舞的事，问题是：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是人的快乐与幸福吗？笔者以为，由于某些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不在终极意义的层面，这可能导致快乐经济学在实际上关注的并非经济的所谓人文终极关怀，快乐经济学要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必须：1、把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明确规定为人的自我实现；2、引导经济活动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起来；3、听从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4、真正走向美学；5、切实“回到马克思”。
什么是人文终极关怀
快乐经济学把快乐、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认为国民快乐和幸福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与终极价值，这种观点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满足导致快乐，收获催生幸福。如果这种满足、收获对人而言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限于吃饱穿暖、衣食无忧等，限于人的物质生活，那么，于此产生的快乐、幸福怎么可能对人而言具有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呢？快乐经济学如把这样的快乐、幸福也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显然不得要领，是弄错了，把这样的快乐、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不仅会使得快乐经济学在实际上关注的并非经济的所谓人文终极关怀，而且显然是把人贬低了，人无异于动物。
快乐、幸福是人人都渴望追求和获得的，但并非所有的快乐、幸福对人而言都具有根本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对人的快乐、幸福我们必须作出具体分析、深入了解。
当然，一些快乐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快乐、幸福之间似乎并没有完全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人的快乐感、幸福感就渐次消失了，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不具什么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等。甚至他们也认为，人如单纯追求物质财富，谋取经济利益，就把自己降低为一般动物，失去了做人的高贵与尊严。但是看到这些，看到了有些快乐、幸福对人而言不具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就不该笼统地提什么是快乐、幸福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们人类行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关乎人文终极关怀，而应具体地提是什么样的快乐、幸福才是我们人类行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关乎人文终极关怀。这样做，也许才不会使快乐经济学陷入可能面临的诸多迷思，也构成快乐经济学深化自己的正确和可靠途径！
笔者以为，所谓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最终或最后意义上的关注或怀想，并且这种关注或怀想只能是一个，即人活着为什么？显然只有人生的目的问题，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
人活着为什么？或者说，人生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人的本质是“自我”，马克思讲：“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正是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才能使人成为人，使人作为人获得落实。如人不能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不能开显或敞亮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人作为人就无从落实，此种情况下，人将不人，人还存在什么呢？而人活着，人生的目的，显然也就在达到自己的本质，使人成为人，使人本身获得落实，也就是活出自己，实现“自我”，开显或敞亮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讲：人生的目的，不是去获取和积累那些僵死的物质的东西，而是人生命的自我实现。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自己著名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而只有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才是人的最高需要，对人具有着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
由此，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是人生存的根据和理由，也才构成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是所谓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就讲：“所谓生命的享受是发挥生命的创造潜能，使生命的能量变成一种价值存在。这才是享受生命，人的幸福都在于此。”
而如上所述，快乐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收入与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就是因为有些情况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的恰恰不是人自我的实现或完成，而是相反，是人自我的消弭或丧失，即人的“异化”。人的自我都丧失了，人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或意义，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精神处于漂泊无着状态，人还哪里有什么快乐与幸福可言呢？
快乐经济学还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基于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有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增长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可能就都应刃而解了。
如何走向人文终极关怀
经济学诞生之初虽然就与人类的幸福、快乐密切相关，边沁、斯密、马歇尔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对快乐、幸福的理论有过诸多阐述，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还把快乐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根本范畴，但是在事实上，由于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样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所以这样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向所谓的人文终极关怀，达到人文终极关怀应有的水准与高度。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价值取向上走向单一，它只关注经济利益，重视物质财富，放弃了对人快乐与幸福的关注与思考，这样的经济学，当然与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之间更是南辕而北辙，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新兴的快乐经济学重提快乐，主张“回到边沁”，以图“追索人类行为的真谛”，但实在说，这样的经济学由于也不能理解什么样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所以它也仍然没有能走向真正的人文终极关怀，没有达到人文终极关怀应有的水准与高度，它在实际上仍然停留在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没有达到“追索人类行为的真谛”！
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笔者以为关键就在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引导人们把自己的经济活动与自己的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生命意义紧密联系统一起来。关注经济活动，这是经济学的立身之本，使命所在。如果离开经济活动去研究所谓的人文终极关怀，这不是经济学所做的，这是经济学陷入了误区；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这是经济学的人文终极意义或本质所在。不考虑和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经济学显然就失去了自己的核心内涵或人文本性。只有在价值取向上既关注人的物质利益，又关注人自身的价值或意义，把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实现即快乐工作联系起来，体现一种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发展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发展的高度统一，物质特性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才是真正的快乐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最高境界！
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作为对人类行为——经济活动的反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这是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就目前而言，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似乎还有另一重要原因，这就是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引导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只关注物质财富，重视收入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行为，造成了“物的法则”的胜利，“人的法则”的失灵，导致了人的“异化”，人成为“物”的奴隶。但是，现今，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一些经济行业或领域，人的价值或意义正在为一些人所高度关注，人的地位正在逐步凸显和提升。比如，中国的中集
公司、美国的星巴克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等，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它们把企业的经营发展与企业员工实现个人生命的价值或意义紧密联系统一起来，使员工个人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活动中各从所好，所骋所长，充分施展自己，发挥个人的生命潜能，结果，不仅员工个人在企业中快乐工作，各得其所，活得高贵，有尊严，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企业本身的竞争力，使企业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个企业，只有帮助员工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让员工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体会到生命的快乐与幸福，才能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如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不能使员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或意义，体验自己生命的快乐与幸福，员工的工作只限于解决自己的温饱或生计问题，那么员工还从哪里产生那种强劲的和持久不衰的深层工作动力呢？
人活着，在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一份“美国企业性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7成以上的上班族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体现“性灵”，更有意义，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所谓“性灵”，就是“人类对寻找生命意义的基本欲望”。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新一代上海“小老板”不再像10年前的“4050”人员那样，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逼无奈”踏上创业之路；今天的年轻人当老板，除了为改善经济条件，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希望在企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就业，从事工作，自然就会把能否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作为自己的根本考量，以图活到自己的本质上，把自己的个性、生命发挥到极致，获得生命的快乐与幸福，正象美国心理学学会会长塞格利曼所预测的，享受工作所带来的审美快乐以及心流体验，将会取代物质报酬，成为投身职场的主要动力。加之，将性灵、将人的生命意义引入工作，引入企业管理，不但不会降低企业营运的绩效，反而还有提高企业工作效率的效用，所以，象上述富有远见卓识和人文情怀的中国中集公司以及美国星巴克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等的企业领导就自然地开始把经济的发展与员工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开启了下一波经济的人文化大潮流。熟悉产业脉动的《Forbes》杂志发行人卡加德就认为，下波商业潮流的走向将是“意义、人生目的和深层的生命体验”。
而面对这一波即将到来的经济人文化大潮流，经济学可以无动于衷吗？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在现今，也许更多的还是出于这种经济人文化大潮流的深情呼唤，是势在必行！转向美学
在边沁那里，关注人的快乐与幸福，是一种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有机结合。由于快乐与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的感受与体验难以测度，难以用数字精确把握与准确表达，所以，到后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快乐与幸福便渐被摒弃了，这样，经济学又远离了伦理学，从价值取向上偏离了人类对快乐和幸福的探索和追寻。新兴的快乐经济学主张“回到边沁”，主张经济学仍然要把人类的快乐、幸福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核心范畴，但其中的快乐、幸福还是伦理学意义的，这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向伦理学的一次复归。
但是，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显然不是一个简单、一般的伦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美学问题，因为它关涉的不是人的所谓行为准则，而是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人的行为准则才属于道德范畴，是伦理学问题，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就超出了道德范畴，走向审美领域，是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问题。为什么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走向了审美领域，构成了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问题呢？因为，作为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这种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一旦完成，人就进入一种自洽自足的审美状态，获得了美感愉悦与精神满足。也就是说，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把人的生命纳入到一种审美状态，构成了人美感愉悦、精神满足的实践论根据。人如不能活出自己，实现自我，就会内心不安，精神空虚，思想迷惘，情感焦虑等，还从哪里获得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呢？
因此，经济学要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不是与什么伦理学有机结合，而是要转向与美学的自然联姻，只有与美学携起手来，经济学的人文终极关怀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或者说，转向美学，是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的一种必然选择或根本要求！
回到马克思
为反拨工业化时期效用与快乐的本末倒置，也为了纠正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单一偏向，实现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效用向快乐复归，20__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卡尼曼撰写了《回到边沁》一文，响亮地提出了经济学“回到边沁”的主张，应该说，这些都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不过，现在看来，因为人文终极关怀不是一个一般或普通意义上的伦理学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美学问题，并且这个美学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早有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所以，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从根本上就不是要“回到边沁”，而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才显然为经济学追求一种人文终极关怀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他的美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各种经济学著作之中，与他的经济学思想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不过，正是在这种美学思想与经济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中，才形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审美学思想不仅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文终极关怀性质，也为经济学达致一种崇高的人文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历来反对劳动或实践那种只作为“谋生手段”的单一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单纯地追逐物质利益、获取实际好处的劳动或实践，是一种“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它不仅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和水平，而且往往容易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种劳动或实践，是不人道的，也是反人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由这种劳动或实践所导致的大量的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想的劳动或实践，是既追求物的效用价值，更追求人的生命意义；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与获得，更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既给人带来切实的物质利益，实际好处，又能使人获得一种美感愉悦、精神满足。在这种劳动或实践中，物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意义高度统一，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发展彼此同步，人的经济利益与人的审美活动相互贯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美融合。这种劳动或实践并不排斥物的效用意义，它只是超越了物的效用意义，它从追求人的生命意义的高度，自然地把物的效用意义纳入或包含在自身之中。这种劳动或实践，是人的“真正的生产”，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这种劳动或实践，因为创造审美价值，实现审美意义，所以，为区别“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我把它称为“审美实践”，马克思这种“审美实践”思想的确立，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性质，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经济审美学思想，也使经济学由于与美学的实际联姻而实现了伟大的变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境界。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文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讲：“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①马克思这段话最充分最深刻地揭示了审美实践的伟大思想内涵，即作为一种劳动或实践，审美实践是物质财富与人的价值的高度结合与完美统一。
马克思还讲：“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
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②所谓“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就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在此基础上，人才能“享受”“个人的生命表现”，“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即获得一种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讲：“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密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这是说，与动物不同，人“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这种生产，就是“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才是人“真正的生产”，而这种人“真正的生产”，实际还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所以马克思才会接着讲，“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还讲：“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所谓“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还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在此基础上，才会有人的审美欣赏，即人作为审美主体“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即感受、体验、判断和评价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
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对人而言是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又是一种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彼此统一过程，所以，它又往往具体地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鉴于此，马克思也常常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出发探讨和研究美学问题。马克思讲，随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⑤。这就是说，随着“自然的人化”，自然对象成为了“人的对象”，即对象凝结着人的智慧与创造力、生命价值或生存意义；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对象又成了“对象性的人”，即人以一种自然对象的形式显身或存在。这样，在自然对象身上就实现了一种自然对象与人之间的现实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我称之为“审美价值”，正是这种“审美价值”，标志着人实现了自我或完成了自我，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有了这种“审美价值”，才会有艺术作品等，人的审美欣赏、美感愉悦等也才有了自己的客观现实基础或本体论根据。马克思讲：“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⑥这是说，“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还产生了人的审美感觉、审美意识，这就为人的审美欣赏、美感愉悦等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基础或认识前提。否则，“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⑦，或者，“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⑧，“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⑩。
总之，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必须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正为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树起了一块丰碑，也是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的一个光辉范例！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日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8页，第37页，第97页，第97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2
关键词企业管理经济效益促进
一、引言
如今，我国社会经济体制不断改变，市场行情逐渐好转，中小型企业的数量不断增长。在进行企业管理时，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运用科学的管理理念为企业的发展做指导，帮助企业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最终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保持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这是所有企业面临的重要管理难题，也是企业占据市场地位所必须展开的管理工作。
二、企业管理现代化在企业经营中的意义
对于现代化企业而言，其作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健全的管理体系是支撑其稳健发展的根本。企业有健全的管理体系，不仅需要分配好领导层的职责，还应对其加以严格的监管。企业现代化的管理要求领导能够以身作则，在企业管理中起到表率作用，而且对自己有着精准的定位，最终高质量完成本职工作。企业作为员工展现自身实力的舞台，不仅需要管理人员为了企业共同目标认真努力，而且还应当为员工创建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氛围，保障员工才能的最大化发挥。再者，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需要协调好各方关系，各个职能部门不仅要做好自身的工作，还应协同作业，一起进步，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对于企业管理而言，管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对于企业来说，切实提升其经济效益，则表明需要企业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继而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另外，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则表示企业盈利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收入的显著增长，这对企业来说是其资金积累的过程，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是极其有利的；再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提高现代企业的经济效益，意味着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益和投资效益都是一种显著的增加，这对缓解我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三、当前企业现代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当前的企业管理中，对企业的管理质量和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现代企业进行管理时强化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才能积累更加丰富的管理经验，最终保障企业的管理得以科学顺利地实施。下面对当前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简要分析：
（一）企业没有明确的管理职责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其所有的经营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然而对现代企业进行管理考核的并不只有这一项经济收益，在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下，企业的经济管理需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如果二者失衡，必将导致企业发展受到不利的影响。当前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都设置了相关的职能部门，而且每个部门中都有专业人才的配备。然而，传统守旧的管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隔阂，特别是一旦出现责任事故，推诿的现象格外严重。究其原因还是对管理职责不够明确，很多企业将管理重点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对经济管理工作不加重视，导致很多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岗位工作的职责制定也不够明确，对企业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都是很大的阻滞，最终造成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不堪。
（二）企业现代化管理中的组织形式相对落后
由于当前我国企业管理中组织形式落后状况较为普遍，导致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并不是很高。具体到表现形式上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过于单一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虽然部分企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并且逐渐开始采用集团化的运作形式，然而在构建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时，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仍旧相对落后，很多企业的管理仍然是落后的“直线式”职能模式。其二，企业管理过程中，高层领导的管理幅度相对较宽，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由部门负责人进行监督管理，而高层领导人则很少参与到具体的管理事务中去，这直接导致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受重视程度不够，对其相关工作造成较为不利的影响。其三，当前的企业管理中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是相互交叉、互相干扰的组织形式，矛盾普遍存在，因而其经济管理工作中对于各类信息以及数据的统计出入较大，致使主管部门无法进行科学客观的决策管理。其四，由于当前企业管理总组织的适应性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所以一旦遇到情况较为复杂的项目时，企业根本无法做出有效的调整，最终降低了企业的工作效率。
（三）企业管理方式属于粗放的传统型管理
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目前很多企业单纯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经营管理活动中不断追加项目投资并不顾实际地扩大经济投入，最终导致企业的经营管理无法按照先进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原因还是因为管理方式的粗放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故步自封的状况，以有效实现企业管理与现代化的经济环境相接洽，最终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
四、如何加强企业现代化管理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
（一）建立健全企业经营管理的机制
当前社会经济技术不断发展，企业在开展现代化管理工作时应不断提升其科学化管理程度。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管理理念，同时制定高效的管理制度，保障企业管理能够科学顺利地落实到位。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行业间的竞争越发白热化，企业的管理目标就是为了能够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继而增加社会财富。在企业开展现代化的管理工作时，需要坚持十六字原则，也就是：“组织健全、目标清晰、责任到人、奖罚分明”。另外，管理过程中还应坚持干部制度以及奖惩制度，保障赏罚分明。在日益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企业在现代化管理过程中要重视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例如，可以有效借助商品的条形码获取市场需求，最终将信息转达给各个商品生产企业，有了这些依据，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生产，继而有效降低产品库存和积压。
（二）企业现代化管理中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
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主要是为了达到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实现企业经营活动而采取的科学的方式方法。企业现代化的经营不仅包括对当前先进科技成果的应用，还包含企业科学研究成果。现代化的经营理念中心是管理方法的有效性，只有这些经营管理方法符合客观的要求和规律，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经营管理的目标。根据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规律的不同，企业的管理方法主要分为如下几种：其一，受制于经济规律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运用经济管理方法，主要包括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经济控制和经营手段。其二，主要以反映生产规律为主的经营方法，通常包括企业的技术管理、进度控制、质量管控等方法。其三，主要以反映人类活动规律为主的方法，如运用行为科学理论开展管理的方法。其四，主要反映政治工作规律的方法，多是群众线路、民主管理等。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一项管理方法通常是对好几方面客观规律的反映。例如，企业实行全面计划管理方法、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等。而且企业采取的管理方法也是分层次的。一般主要有组织方法、工作方法以及业务技术方法等多个层次，继而有效结合形成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企业的管理方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标准化，即对管理的程序和内容做到规范化和条理化管理；系统化，综合运用各项管理方法，最终达到充分发挥综合效应的目的；民主化，在管理过程中运用群众性路线，将专业与群众相组合，并鼓励全员参与。上述管理方法的特点最终还是反映在有效性上，有效性发挥得越佳，企业的管理越有成效，经营目标也会越快达成。
（三）企业现代化管理中运用先进的管理技术来做支撑
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对于当下的企业来说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必须。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形式不够丰富，管理方式也因循守旧，导致其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市场淘汰掉，很多企业单纯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科技硬实力的管理上，却忽视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这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极为不利。管理制度不够科学化和现代化，导致资源的配置无法进行科学的调配，很多企业产生了不必要的内耗，所以对于企业来说，规范科学的管理手段，对于提升员工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提升企业软实力意义重大。将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发展理念植入企业的软实力发展进程中，运用科学的企业文化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最终促进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企业管理应当重点把握质量和效益，这是企业实行科学管理的终极目标，运用科学高效的管理制度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效率，是落实企业销售制度的关键，也是促使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
再者，对于企业而言，还应当建立适宜的企业文化和相应的管理制度，高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升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实行现代化的管理，要求全体员工必须参与到企业文化的制定中去，企业的管理经营理念应当是公正的，强化对企业制度的创新。在创新企业制度上，结合企业以往的考核制度，对企业人才实行教育培养，保障企业沟通体制是公开透明的。需要员工明确企业的目标和规划，弥补企业文化制度上的欠缺。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特点要以提高管理效率为主要目标，促进企业管理的良性循环，最终切实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切实提高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创新水平
对于现代化企业来说，将创新工作放在企业管理工作的首位，是保障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企业在进行经营管理时，应当结合其自身的特点，合理安排资源，采取科学的方式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最终切实提升企业整个团队的整体水准以及创新能力。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经营策略要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企业在制定发展策略时，需要考虑每个客户的要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管理理念，在保持企业管理可行性与科学性的前提下，制定适合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帮助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总之，创新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对于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践行企业的管理理念来说效果显著。
五、结束语
当前社会形势下，企业只有时刻紧跟市场潮流，采取科学的管理手段，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在实现自身稳健有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前进。
（作者单位为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心怡.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郑州大学，2012.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3
“发展”最终必然指向“人自身”，正如古莱所指出，发展的实质在于界定美好生活、公平公正的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发展目标必然是应然层面的人类生活改善（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与实然操作层面的优化社会安排的合理有机统一。优化社会安排在于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进而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达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这样来理解的话，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LouisJosefLebrett）在“经济与人道主义”论证中指出“一个特定的人群及构成它的所有近邻人群单位，以可能的最快节奏，以可能的最低代价，并考虑到存在于（或应当存在于）这些人群与近邻人群之间的团结纽带，从较少人道向较多人道阶段的一系列过渡。因此，发展学科就是研究如何达到更加人道的经济”。
在他看来，“发展”必定以人道为基础，偏离对人和人性的关注，发展科学就会成为伪科学。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发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主要观点有：“发展”并没有内在地包含着伦理的因素，但是与人有关的发展却必然包含着伦理的要素。“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发展，是人的解放过程。”“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价值论的问题关键是讨论“合理的发展”所指何事，发展应“围绕人为中心”，而不是“人围绕发展为中心”。而这一问题正是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增长”发展模式所忽视的，但对人类的生存与和谐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发展”的伦理实质在于对“人的发展”的指向上，在于如何促进人自身的进步和完善方面。
一、经济“反发展”的伦理审视
在现代社会，在探讨“发展”价值旨趣的同时必然也要深刻反思“反发展”问题。古莱对“反发展”的理解最具代表性，“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压迫和结构役，那么这个社会就患了“反发展”。“每当有关人们规范界定的美好生活的某些基本因素———对最佳生存、尊重、自由和自我实现与集体实现的看法———减弱而不是增强时,就导致了反发展。”“反发展”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在于工业经济往往失去它作为一种手段的正确地位而去扫荡生活中所有领域的非经济价值。”古莱认为，世界上所进行的发展可以导向经济增长，提高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但因为好处没有惠及世界上的贫苦大众，所以并没有符合使整个人类得到总体提升所要求的某些价值观，是“发展”可能成为“反发展”的缘由。“经济发展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但是，如果这种代价是使‘发达’成为吞食千万活人的当代莫洛哥神的，那么，这种发展就是‘反发展‘’伪发展’。”卡思陀瑞狄思（C.Castoriadis）以“社会想象的表意”来描述现代的增长发展实质。他认为，想象先于真实、理性和运作，这样的想象不再能够提供“定性的目标与观点”，意识不到增长的极限，从而不再意识到社群的前进方向。真正“发达”的国家是它的人民即使并未拥有财富却活得丰富的国家。
世界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这些好处没有惠及世界上的贫苦大众，没有符合使整个人类得到总体提升所要求的某些价值观（例如，普遍团结），那么，这种“发展”实质上还是“反发展”，还是物主宰人的现实，而不是人得以发展，也无法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今天‘发达’社会所显示的现代化特点至多代表一种混杂的福祉，不能盲目效仿。”价值目标错位的表征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人类最重要的需要是他们的物质需要”。现代人类正在上演着荒诞的一幕：打着“发展”的旗帜却做着“反发展”的行为。“反发展”导致人类片面狂热追求物质财富的享受，为获得当下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侵犯后代权利，颠覆和摧毁人类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最终结果是造成人类社会的全面异化。“反发展”“以物为中心”，使“发展”成为脱离人性和人道的“伪发展”。
二、经济发展壁垒：“反发展”导致“人的异化”伦理思考
“反发展”最直接的表象就是“人的异化”现象出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导致的“异化“”物化”发展伦理问题作出了深刻揭示。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类认为“增长”与“发展”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相同的。近代以来，虽然人们为发展实践设定了民主、独立、自决等价值目标，但实质上，在这些道德言辞的背后，人们真正的发展理想和目标却是效率的提高、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人实际上成为发展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所在。历史事实表明“，反发展”使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物质财富而付出种种代价，出现了“人的异化”“单面化”：人陷入物质化的趋利活动中，迷失自我，丧失主体性，导致人被物质所束缚和奴役，淹没了人的目的性存在趋势。“人的异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发展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相背离，与马克思主义提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价值目的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背离。
“人的异化”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增长和精神家园的萎缩的结果之一。经济发展的失误在于只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淹没了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可以通过机械运算度量人所有的经济行动，忽视人的价值情感理性。因此，20世纪以来,伴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人类普遍出现精神焦虑，人们开始反思、批判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发展观，重新检视自身的主体性，意识到过去的主体性是片面、狭隘和不成熟的，是一种以“个体性为基础、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的主体性”。因而是一种“黄昏的”、异化的主体性。“人的异化”是现代消费盲目和混乱的结果之一。传统的经济发展观认为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成正比。因此，人们普遍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是最大限度的高消费，导致人类日益滋长急功近利、及时享乐的心态，导致人类的物质贪婪和精神空虚。这势必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身心间的全面丰富、互利协调的关系简化扭曲为单向、单一的利益索取关系，把本应全面发展的人，变成单面的、物化的“经济人”或“工具人”。人在摆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深陷于“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人不仅被物化甚至被“动物化”。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兹•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一股追求在丰饶中的无度的精神空虚之风正在开始主宰人类的行为。
“人的异化”是将人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偏离了经济发展终极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的结果之一。乌里希•贝克指出，以财富为中心的生产同时系统地生产了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片面的生产观是人类进入全球风险社会的深层理念原因。现代社会成为“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uncertainties)的由人自身所引发的全面问题风险社会，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伦理关系。在经济增长的主导意识下,人们对效率的追求优先于对伦理的关怀，物欲社会使人在庆幸自身逐渐脱离自然力的奴役和压迫时，却又不幸地遭受到自身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的奴役和压迫。商品、货币、技术等人造物成为一种“新自然”，人被迫置于其奴役和压迫之下，成为利益的工具、商品的附庸和金钱的奴隶，成为“经济动物”“集体无意识”异化了的人。
这是抽象、狭隘的发展理论，而不是佩鲁所倡导的“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现展理论，“征服自然”“无限增长”，不仅导致阶层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
三、经济发展利弊：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的终极目的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是什么？其伦理向度如何界定？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着能否真正实现“发展”而不至于走向“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我们应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指向，确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人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地展示人自身的全面的完整的本质，弘扬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的完整的价值，将片面的人、残缺的人、生物的人提升为集自然活动、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于一身的最高社会有机系统的人，也就是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经济发展以人的主体价值终极关怀为切入点和基本点，才能真正实现快速、稳定、蓬勃增长。“使人们摆脱压制役（大自然、愚昧无知、受制于他人、体质、信仰）而取得自由。”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人的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人的自由度的提高等。
在马克思社会存在论层面的哲学视野中，发展伦理是对现代性生成、转换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本质关系呈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在人性层面来说，是“人的异化”的有效伦理途径，其目标是克服异化、实现人道，重建“发展理想”。发展伦理学家古莱对发展的业绩伦理评价是：为发展支付的代价衡量、对发展的障碍评估，以及发展是否增进人类福祉的标准判断。而他认为，区别“发展”还是“反发展”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判断发展是否能增进人类的福祉。因此，经济发展的真正任务是取消异化，实现技术、政治、伦理理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人的“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古莱语）。经济发展是发展伦理核心的问题，经济的根本是寻求发展，而发展的根本是现实存在中“人”的发展，其实质是“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不仅关注“为什么行动”（know-why）“如何行动”（know-how），更应关注“能否实现”（know-whether），其目标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这种物种的“可持续生存”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
经济进步的旨趣还是为“人”，物是为人而存在的。理性地探讨和肯定人的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树立新的发展观，将人的可持续发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终极追求，是避免反发展及“人的异化”，达到经济良性发展目的的根本。“人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真谛。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的进程都应立足人的发展而不是物役人的“人的异化”。现在国际社会提倡新的国富标志，是以“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Grossnationalproduct）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标。这反映出现代化的重大伦理从“生产总值”转向“幸福总值”。GnH将发展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完善方面而不是在经济增长上，这显现了公平、正义等价值原则。幸福指数关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发展理论和实践体现人的主体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已不只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增长，其最终目的应在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提高人的内心真正幸福指向。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系于人民幸福（happy）不幸福(unhappy)。
“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的。马克思论述社会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和目的，强调发展的主体性。“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以人为本”的伦理取向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传统发展模式“重物不重人”和“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将发展导向最人性化的方向,它应该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紧密联系的过程，也是扩大人们真正享有经济自由和各种权利的过程。他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作最高价值目标，消除“人的异化”，既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又体现着人的自我价值和终极关怀。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4
一、主要流派的观点分析
各国立法宗旨的规定不尽相同，关于宗旨的理论研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可以分成三类。即一元论、多元论和终极目标论。
1 一元论
支持一元论的主要代表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其核心观点是反垄断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除此以外不存在诸如公平、民主之类的目的。该学派产生于芝加哥大学，是由aaronDirector教授及其追随者于19世纪50年代创立的。在反垄断政策方面，芝加哥学派强调：效率是反托拉斯政策唯一的目标，竞争只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手段而不是反托拉斯政策的最终目的。它彻底抛弃了结构主义时代带有浓厚色彩的政策目标，提倡通过价格理论客观的对企业行为进行效率权衡，从而建立一条“超越政治的”连续一致且简单明确的反托拉斯政策。
他们反对为了追求理想的市场结构而对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大企业进行分割，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市场结构进行干预。认为分拆大企业不能达到保护竞争的预期效果或者即使不是毫无效果，也会因为很高的直接成本而导致不恰当的高昂代价：企业如果能够通过内部增长实现规模扩大，无非表明这些企业具有超越竞争对手的生产效率。如果对这样一种通过内部增长形成的大企业进行分割，就等于破坏效率增长的源泉。企业的合并不仅是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而且可以通过将社会资源从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企业向具有生存能力、效率高的企业转移，实现生产的合理化。总而言之，政府反垄断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追求“卓越的经济效率”。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垄断执法，曾任反托拉斯局局长的巴克斯特(wiUiamBaxster)明确指出：“经济效率提供了惟一可行的标准，由此可以发展出可操作的规则，并且这些规则的有效性也能由此得到评判。兼并产生的效率和损失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计算的，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事先决定哪些情况下兼并可能会减损效率的基础。而那些社会的和政治的标准就不是这样，没有客观的方式可以评价社会或政治的成本与价值。”他的继任者鲁尔(CharlesRule)宣称：“反垄断法的语言中没有要保护小商业或原子式分散工业的要求，没有要求对特定的公民群体进行财富再分配，没有要求实现其他确定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在模糊的平民主义观念基础上倡导一种减损消费者福利的执行方案，从根本上是违背分权原则的。”1984年，反托拉斯法主要行政执法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詹姆士・米勒承认，联邦贸委会执行反垄断的效率目标源自芝加哥学派，并认为芝加哥学派才是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还承认联邦贸易委员会强调的是效率和消费者(整体)福利，而不是公正和保护小企业。
2 多元论
支持多元论的主要是美国的杰斐逊主义学派和德国的弗莱堡学派。其核心观点是反垄断法的价值是要达到和保护一组社会和政治价值，这些价值既不能简单量化又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目标，而是要达到一种综合的社会目标。
(1)美国杰斐逊主义学派
杰斐逊主义学派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反对者，旨在寻求维持一种由大量的小的单元组成的竞争型经济社会，防止因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而导致民主制度被破坏。杰斐逊主义学派在内部又可以划分为激进派与温和派。问
激进派的主要代表是Sullivan，他们在研究谢尔曼法立法前的经济情况后得出结论，认为在当时由洛克菲勒带头进行的托拉斯风潮之下。工人、小企业家都深受其害。托拉斯受到了社会的敌视。和共和党都提议制定反托拉斯法。因此，谢尔曼法以及后来通过的反垄断法在传统上有两个重心：一是政治的，即对大企业和少数竞争者的不信任，重视市场力量的分散和对弱者的保护；二是社会经济的，即从小商人和消费者的角度着眼的竞争规则，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能否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作为一个消费者能否有机会获取一项公平的交易，资源配置效率从来不是反托拉斯法的规范目的，也不是执法的先决条件，只要证明竞争过程受到损害即可。温和派以Hovenkamp为代表，他们承认经济效率是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之一，但经济效率并非唯一目的。温和派认为，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虽然勉强可以套上经济效率的目的，但后来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都是保护中小企业免受大企业不公竞争的，而且鲁滨逊帕特曼法和塞勒帕克费沃法的制定也是为了保护中小企业的。因此美国反托拉斯的政策目的并不仅仅局限在单一的经济效率范畴，还包括很多非经济效率的政策目标，这些非经济效率的目标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还会优先于经济效率目标，温和派的观点在美国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国很多法院的判决明显采用该学派的观点。例如法官LearnHand在著名的美国铝公司案件判决中指出，“除了上述经济理由使我们应该禁止独占外。还有其他理由。我们相信庞大的产业联合本质上是不宜追求的，不管其经济后果究竟如何。……这些立法一贯的理念是为了其本身的目的。不管其可能的成本如何，我们必须维持保存一个小厂商相互竞争的产业结构。”
(2)德国的弗莱堡学派
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并成为前西德的主流经济学派，它是一个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校教师组成的团体。其活动中心在前西德的弗莱堡大学，主要代表人物有路茨、艾哈德等。其核心的经济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国家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是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理论基础。弗莱堡学派的核心主张是保护竞争和反对限制竞争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还可以保障政治自由。纳粹时代的反面教训表明。经济自由的终结意味着政治自由的终结。如果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互为条件，如果他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维护一个竞争型的经济秩序就能够显著地影响政治领域的结构。
艾哈德是德国弗莱堡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反对垄断是其经济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战后西德政府的总理，他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制定与颁布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1950年10月22日于戈斯拉尔举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会议上，艾哈德把将来德国的反垄断法描述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石。他认为，这些法案的目的在于“防止集团利用组织上和法律上的保护从事营私牟利，这是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它是授予联邦政府处理公开或者秘密的限价协议的一个有效文件，这项反垄断法案是“利用和实施了我们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最好原则”，它是“德国复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艾哈德的
影响下，德国现行《反限制竞争法》在实质目标上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征。
3 终极目标论
终极目标论的核心观点是：反垄断法目标是多元化的，但是这些多元化的目标之间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存在终极目标与阶段性目标之分，阶段性目标只是终极目标的工具或者实现路径而已。持该观点的学者又可以分为两派，即消费者保护论与经济效率论。
(1)消费者保护论
支持反垄断法宗旨消费者保护终极目标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人们通过消费满足了需要，又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推动生产不断发展。只有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才能刺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保护消费者权益离不开法制，而且保护消费者权益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事，还必须依赖于其他法的有机配合。反垄断法就是这样的法律之一。
(2)经济效率论
支持反垄断法宗旨经济效率终极目标论的学者认为：由于竞争理论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而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二、各流派的利弊分析
根据以上对各流派关于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的不同学说，笔者认为，一元论的观点过于偏执，不能有效的发挥反垄断法的整体功能，而多元论的观点又缺乏可操作性，只有终极目标论观点既能够兼顾到反垄断法的整体功能的发挥，又能突出一个中心，能够有效的协调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各流派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有的还表现得非常对立，但总的来看，都基本上承认效率、消费者福利和有效竞争这三个目标，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事实上。综观当今各国的反垄断立法，也都没有超出这三个基本目标，所谓的不同也只不过是针对其本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而已。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我国的反垄断法宗旨究竟应该侧重于哪一方面，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司法实践。传统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只在于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但相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终极目的而言，这种目的只是工具性的。这在立法上有明显的体现。在学理上有充分的理由，并在司法上有广泛的实践。我国未来的反垄断立法、执法与司法应当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其终极目的。否则，如果反垄断法的目的设置不当或者混乱，将增大反垄断法实施的难度，削弱反垄断法的主题，最终可能会导致反垄断功能的丧失。
三、对我国反垄断法宗旨的探讨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其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点出了该法的宗旨：“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从该条款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将竞争、效率、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市场秩序统统糅合到反垄断法的宗旨里面，事实上采取了多元论的观点，多元论的观点自有其优点所在，但却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本文认为应该以终极目标论中的消费者保护论作为我国反垄断法宗旨的理论基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效率、竞争和消费者福利这三个目标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效率和竞争只是实现消费者福利的一种手段而已。竞争法就是要保护竞争，但竞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效率也是一样，如果只把竞争和效率作为目的，而不管消费者有没有得到应有的福利，这样的效率只能是少数人的效率，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效率。美国波斯纳也认为：“效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只有当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人都能够分享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时，才能认为是真正的发展，才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竞争和效率只是我们的手段性目的，他们只是在通往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无数条路径中最被看好的两条路而已。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5
人类社会始终都在不懈地追求正义，正义是美德的最高体现，同时正义也需要法律来体现和维护。正是出于人类对正义的追求，法律才得以制定并实施，经济法同样是人们为了实现正义目标而制定的法律。对法律而言，正义是其永远不变的价值追求，但正义存在着实质正义、形式正义两种形式。由此衍生了法学领域中颇受学者关注且争论颇大的问题，即若法律的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存在矛盾，哪种形式应该优先考虑?经济法属于第三法域社会法，则其反映、追求的正义观是如何的?本课题针对实体正义、形式正义展开分析，再围绕着这两种形式间的关系及开展经济法研究工作的本质进行探析，文末从整体着眼分析了经济法的正义观并获得了最终的结果。经济法上的正义观是具有实质性的，涵盖了实质正义及形式正义两种类别，前者能够很好地弥补后者的不足，独立存在于民法形式之中，能够很好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同时还能保护弱势群体。
关键词:
形式正义;实质正义;经济法;正义观
一、法的正义论
(一)形式正义如今有着丰富含义的形式正义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最近几年，国内法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开始关注法的正义这一问题，部分学者尝试着对形式正义的概念作出阐述。但对于形式主义，法学理论界的认知依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对于形式主义的理解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着眼于某一层面，形式正义是法治的第一体现，法治必须给予形式正义足够的尊重。随着我国法治的倡导和推行，形式正义的重要意义理应受到更广泛、更深人的关注。形式正义的含义也有多种理解。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正义和形式正义是相对的，罗尔斯是其中的代表;一些学者则认为形式正义是抽象的，是和具体正义是相对的，佩雷尔曼是其中的代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形式正义和诉讼正义、程序正义的内涵是一致的，戈尔丁是其中的代表。《正义论》是罗尔斯的代表作之一，文中联系形式正义对正义原则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始终遵守原则，也就是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即为形式正义。形式正义意味着坚持原则，是服从某些体系。①此外文中还提出，形式正义属于一种“规则性的正义”，罗尔斯更多的是从法律角度对形式正义做出阐述，认为形式主义和法律是一致的。“形式正义是同等地对待所有人”这是佩雷尔曼的观点，考虑范围内的全部人员获得的对待都必须是一致的，不论其身体状况如何、年龄多大、是否富裕、何种肤色。②为此可知，皮雷尔曼眼中的形式正义是抽象的，不仅仅没有对“基本范畴”作出详细的限定，而且还并未明确两人何时是在一个基本范畴之内的，也没有明确相关的待遇要求。在戈尔丁看来，形式主义是诉讼正义、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人类社会所提出的最早正义要求。“虽然程序正义是次要的，但必须将公平程序的标准和我们用来对标准作出阐述的正义理想区分开来。”③笔者同样认为，形式正义有着多种含义，语境不同表达的语义必然存在差异。形式主义更加注重规则，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当情况一致则待遇也应该一致，类似案件必须进行类似处理，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显然这与情理是相悖的。与实体正义相较而言，其形态包括下列三种:首先是被称为制度正义、法律正义的相对于社会正义的形式正义，法治是其实质。与社会正义相比较，所有法律规定，不去考虑其是属于程序法所明确的程序规则还是其是属于实体法所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全部都被称作形式主义。④此种形式正义的本质即为法治。可从罗尔斯的逻辑思路着眼将法治界定为形式主义，提倡法治即意味着鼓励形式主义，社会正义是此种正义的终极目标，为此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必须与形式正义联系在一起。其次是对应具体正义的抽象正义，此种正义将特殊情况、具体内容等全都舍弃，即“同等地对待所有的人”。⑤此种正义和法治的“平等”价值存在着密切联系。法治包含着平等这一基本含义，是其基本价值理念，法治必须依托于平等才能实现。如今现代法治赋予了一层新的含义，即对待政府、公民必须是平等，但同时必须赋予政府特别的权力，显而易见，往往是无法实现对待政府、公民的同等对待。法治要求在普通法律上，政府不应该享有那些不必要的豁免权、特权。最后是相对于实体正义的程序正义。在法律体系中，形式正义是和实体正义相对应的，可将其称为诉讼正义、程序正义。划分标准是执法、立法。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法治，尤其注重程序，为此法治的精神内涵反映出对程序正义的执着。⑥
(二)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一般是通过立法人员制定的良法来体现的，借法律规定来公正地配置政治自由与平等、社会合作负担及利益、资源等。⑦其给予法律开放性、非确定性等极大的关注，以法律形式来贯彻落实所有的伦理、实际功利主义等目的，而为了达到此种目的，法可以不被严格的遵守。和形式正义相对比，实质正义同样呈现出相对于制度正义的社会正义、相对于抽象正义的具体正义及实体法上相对于程序正义的实体正义。⑧总的而言，最后一种形态的实质正义标准较简单，是实体法所明确的规则、原则，即“以法律权利为依据来对待”。大部分人认为合理分配社会利益及负担即为实质正义，从此处着眼可知实质正义所强调的对于社会范畴中存在的实质公平、正义与社会成员的正义价值理念是高度相契合的，针对各社会成员的行为所做出的法律调整应该是具有针对性的，此外还负责分配、矫正利益，负担也能够通过此过程中法的实质正义来完整的体现出来，与道德要求是相符的。全局性社会利益的实现与实质的机会平等是实质正义的着重点，“公正、自由、平等、秩序”是实质正义价值的基本内容。为确保弱势群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需落实差异性准则，适当的向弱势群体倾斜，提供必要保护，因此来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但实质正义在践行期间必须将效率问题考虑在内。切勿因为过度关注实质正义而忽略效率问题。⑨颁布实施的全部法律活动及制度必须要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将目标定位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追求正义需要重视效率问题，而且必须努力追求效率。邓宝驹案:2000年3月9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对原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社主任兼深圳都之都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宝驹等四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法经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最后确定邓宝驹犯职业侵占罪，邓宝驹最终获得了5年的监禁刑罚。邓宝驹等人一共侵吞了两亿多元的信用社资金，根据相关法律对其提起了职业侵占罪的控诉，但是假若国有企业出现此种情况，根据相关法律判处的是贪污罪，涉案人员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这一最高法定刑，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⑩这样的判决合法而不合理，这就关系到法学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若法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存在矛盾，需要优先考虑何种形式?不管是以程序法还是实体法为依据，所有人都平等地适用法律，情况相同处理方式一致，人可借助法律规定对其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预见，此即为法的形式正义。而实质主义是以法作为实际功利主义、伦理的工具，法在此时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实现功利伦理目标，考虑到此问题，若采用此方法不能够实现目的，往往可以对其进行转化。法不仅仅是形式正义，还体现了实质正义，但需注意，两者并不是时刻都是保持一致的，若两者存在矛盾，应优先选择何种形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
二、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
(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概述经济法是法律部门的一种，正义自然也是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经济法必须是符合社会正义观念的。与其它法律不同的是，正义价值在经济法中有着独特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市场构建、经济体制的运行、社会经济利益及责任的配置、市场竞争秩序等是经济法上的正义所关注的内容。经济法在正义的指导下运转，由此使得经济的干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显得公正、合法。其次，由于国家干预经济是为了追求效率，为此经济学的正义尤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效率，体现出经济法的价值。制度安排、设计的正义及制度运行的效率在市场体系内是彼此补充的。基于此才能够建设起一个构造科学、内容全面、运行高效的市场，从而使得市场经济的目标追求得以实现。正义观必须能够将其所处时代的特征、时代要求等体现出来。对于二十一世纪而言，正义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目标，同时还是构建社会合作机制的前提条件。当代社会产生了经济法，经济法则通过关怀弱势群体来体现正义理念，借助国家的力量进行干预，从而达到正义的目标。社会后现代性直接催生了经济法，相较于传统的法律，其调整领域、方式及涵盖的价值内涵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正义在法律上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内涵，为此在经济法中有着浓郁的时代特色及部门法色彩。市场经济和经济法所期望实现的实质正义有着内在统一性，是基于现代社会经济形势来反思、矫正法律形式的正义，需注意的是，其并非对法律形式正义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其本质是扬弃、发展法律形式正义，我们需正确认识正义观所具有的评定、秩序、自由及公平。为确保经济得以持续、顺利地运行，并获得平台支持，在考虑到社会公共性及全局性等的要求后，市场经济提出必须要将良性的社会秩序成功构建起来，而良好的秩序平台必须依托于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两种手段的配合、协同作业才能建立的。经济法所提倡的实质正义是基于形式主义(传统司法强调的)，关注社会个体的差异，例如经济能力、自然禀赋及社会地位等，希望能依托于对权力义务的倾斜配置及科学的制度安排将大众能够接受的良性秩序成功创建起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平、效率是市场经济关注的重点，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此外，公平还是法的重要价值追求。市场经济所强调的公平是基于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前提下，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提供差别对待从而达到公平的目的。实质公平是经济法所期望达到的实质正义目标所强调的其中一项内容，和市场经济的公平目标是相同的。经济法实质正义涵盖了实质公平、理想秩序及平等自由等内容，此外这些内容还对经济法在独立法域上所特有的价值构成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尽管在有些时候法律的自由、公平及秩序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存在冲突的，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显而易见，经济法实质正义的价值选择尝试着能够在经济社会之中达到平衡状态，也就是基于私法自治，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借此来实现价值的和谐共存目标。
(二)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在市场规制法中的体现市场规制法最初应该是以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竞争法的产生表现出来的。市场规制法的价值在于维护竞争秩序。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从而对市场结构进行调节，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并确保市场保持良好的秩序，为公平竞争的实现而形成的诸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统一称作市场规制法。简单地说，即市场规制法是对市场规制关系进行调整的总称，是经济法的有机构件。具有公共性、全局性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平等主体间的不平衡关系都是经济法所规范、调整的范围，但需注意，这些内容都并不包含在个人权利义务的利益结构之中。由此要求通过经济法所设置的规范形式对其正义价值进行明确。经济法所期望实现的实质正义成功地将抽象的、平等的重围突破，对社会主体间的现实差异进行重新的审视，存在一定差别的自由平等是其所关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体现了此特征，其第55条明确提出:“若经营人员提供的服务、商品等存在欺诈行为，必须从消费者要求着眼，增加赔偿额，额度为消费者购买该商品、服务价格的三倍;如果金额低于500元，赔偿金额必须满500元。若法律另有规定，需要根据相关规定实施。”由此过去民法所倡导的“损失—赔偿”原则被打破，首先给予了交易期间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足够的关注，其次是能够对经营人员的不法行为进行规制，让市场秩序能够保持公平、合理。《反垄断法》也是经济法中的典型代表，为切保市场竞争秩序的正常开展，让中小型企业合法权益得到真正的维护，控制垄断企业对市场秩序的破坏行为及损害中小企业利益的行为。
(三)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在宏观调控法中的体现宏观经济调控是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通常也简称宏观调控，是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产生的。将宏观经济调控上升为理论开始于经济学，将宏观调控进一步上升为法律制度则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事情。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期间和其它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的诸多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控的法律规范被统称为宏观调控法。也就是对宏观调控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所运用的重要法律手段。宏观调控法的使命最终决定了宏观调控法将其对经济社会调整的直接目标定位于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达到社会总供给、需求的平衡是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从而为国民经济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支持，一方面要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经济规律的正常作用发挥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又要对市场进行限制，避免因为市场滥化而导致出现市场失灵这一严重的后果。之所以宏观调控法需要以实质正义为目标对经济进行调整，是因为市场经济无法直接的保证经济的实质正义并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市场规则有如残酷竞争的丛林法则，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定会造成优胜劣汰的结果，存在弱肉强食的情况。为此借政府的干预及宏观调控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宏观调控法通过财政法配置社会资源、调节社会分配、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如今宏观经济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
三、经济法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
(一)经济法中既包括形式正义又包括实质正义市场经济在正式步入社会化生产时期之后，国家会自觉或者被动地发挥其组织、协调经济的职能。但由于法治是国家、社会经济调整经济的基础，经济法学说应运而生，并进而产生了经济法。当代市场经济的关系服务，利益主体也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特征，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社会与个体间的冲突，社会个体间的冲突不断。20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协调和处理好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社会本位是经济法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考虑到社会本位这一价值取向及大众利益维护的需要后，最终成功将单行法律制定起来，旨在维持社会正义，为公众造福祉，实现交易公平，获得更好的宏观效率。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角度来实现经济法的立法、执法，从而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做出调整，对经济利益关系进行协调，从而让社会整体目标和个体利益目标能够实现和谐统一。但需注意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变得愈加复杂，且彼此交叉联结、渗透，全面系统地调整经济关系，对其实施综合治理已经刻不容缓。经济法能够将法律的统一、分化功能进行完整的体现，还能够将经济关系分化及综合的两种趋势展现的非常透彻。21经济法的正义，涵盖了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前者的目标是实现社会范畴的实质公平正义，后者则强调程序公正，两者是彼此依存的。基于此，在市场经济下，关注点集中于社会本位的经济法才可以获得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法以实质正义填补形式正义缺陷经济法形式正义的不足是通过实质正义来弥补的。形式正义更强调程度正义。如果一味地偏重于形式正义将会涌现出很多的问题，基于法律平等，因此对所有的社会大众都是适用的，情况一致将会采取相同的处理方式，为此在适用经济法会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此时需要通过实质正义来弥补。竞争法立法旨在保护社会特定主体的利益，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明确:“对不正当行为进行约制，切保经营人员及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得到有力的保护”，《反垄断法》第一条明确提出要:“让经济有着更高的运行效率，使社会大众及消费者利益获得切实有力的维护，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朝着健康的道路不断发展”。但着眼于经济法学这一层面，与民商事法律不同的是，竞争法立法目标的贯彻是借保证竞争的形式正义的方式让消费者、经营人员的利益分配得以保障，使其能够与实质正义相契合，并非直接对消费者、经营人员的实体经济利益作出调整。22竞争期间与正义相符的理念，并没有出现任何与市场不相符、缺乏公平及合理性的行为即为竞争中的形式正义。而利益分配期间的正义即为竞争的过程。实质竞争的结果与正义理念高度想起，市场资源及利益的最终分配结果与正义理念相符的即为竞争中的实质正义，相较于竞争形式正义而言，其关注点是竞争造成的最终利益分配结果的公平性。23所以，通过竞争法对形式意义上的竞争过程进行直接的调整，通过形式正义使得实质正义得以实现。与法理学所阐述的形式正义、实质正义的关系不同，竞争法所阐述的形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具体化，且形式注意呈现出一些独特性特征，实质正义是竞争法上形式正义的必然结果;最佳的方式是借竞争形式正义使竞争实质正义得到有力的保障。竞争法还是通过保证形式正义去保证实质正义，从而使竞争领域内各主体的利益分配符合正义理念。在经过上述分析后得知，着眼于法经济学这一层面，往往无法量化、界定竞争中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不能够对其进行直接的调整，提供直接的保护。24但竞争法其中一个目标是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权益，虽然无法提供直接的保护，那么此目标只能借助其他途径来达到。要想消费者、经营者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要求利益的分配与实质正义的相关观念相契合，为此竞争一定要与形式正义相符，在与中国当前的立法实践相结合后可知，为切保竞争衍生的利益分配能够与实质正义相关要求契合，竞争法往往会从对竞争形式正义的保障这一角度着手，这也是竞争法立法目标的贯彻方式。
(三)经济法以实质正义为最终追求目标实质正义是经济法的终极目标，经济法的价值也体现在其对社会实质正义的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体现在社会性的公平正义及社会范畴的实质性，是为大部分社会成员谋福祉的正义理念，提出要考虑到个体的需求及各种情况来调整法律。25坚持落实法的实质正义，注重法律贯彻的结果是公平的，针对个体的需求选择适当的法律调整方式，让大部分人获得幸福。追求实质正义，要求法律调整手段丰富、多样，平衡市场主体的不同利益，尤其是对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保护，并通过社会再分配达至分配正义。经济法以社会的实质正义为最终目标，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经济法部门中的所有法律都以社会的实质正义为直接目标。经济法在一些情况下能够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因此达到社会实质正义的目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经济法很难直接界定社会经济环境下实质正义的内涵，因此通过确保竞争形式正义的方法来确保竞争的实质正义。若对经济法内涵作出划分，使其细分成经济法主体、宏观调控法、市场竞争法，那么虽然在最终价值目标上都是实现社会实质正义，但是在实现途径上是有所不同的，对市场竞争法而言，达到竞争的形式正义是其直接目标，依托于形式正义使实质正义得以实现;宏观调控法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直接作用于社会实质正义的调整，以此实现经济法的正义价值。
四、结语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6
【关键词】会计确认的过程；会计确认的分类；终止；中止
在会计理论界比较一致地认同，会计确认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环节。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同受到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等基本概念的限制。会计确认与上述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如下表述：1.会计确认是实现会计目标的必要手段，只有经过严格的确认，财务报表上所反映的信息才会对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产生影响；2.会计确认以会计要素的设置为前提，没有会计要素，会计确认就没有可用于确认的材料；3.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会计确认生成会计信息所要达到的质量标准。没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确认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确认依据。会计确认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各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说明会计确认在框架中所处的地位――它是构成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甚至会计理论体系的支柱之一，直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
然而，国内外有关会计确认的相关理论文献中一直存在着“会计确认的过程”划分的混乱状态。因此厘清会计确认的过程对完善会计确认的理论内容和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具备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研究文献综述
“会计确认的过程”又有学者称之为“会计确认的阶段”、“会计确认的环节”。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均涉及到对会计确认过程的划分。
（一）国外文献综述
在FaSB的SFaCno.5中，涉及会计确认过程的表述为，对于一项资产或负债，确认不仅要记录该项目的取得或发生（初始确认，initialrecognition），而且要记录其随后的变动（后续确认，subsequentrecognition），包括导致该项目从财务报表上予以剔除的变动（中止确认，derecognition）。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将确认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始确认（initialrecognition），即某个项目首次进入财务报表。其标准包括：第一，有充分证据表明，资产或负债的变化已经发生或未来利益的流入或流出将要发生；第二，能用货币数量进行充分可靠的计量。2.后续再计量（subsequentremeasurement），即改变账簿上已记录的以前所确认项目的货币数量。当然，进行期后再计量也要符合两项标准：第一，有足够证据表明，资产或负债金额已发生变化；第二，资产或负债的新金额能充分可靠地计量。3.中止确认（derecognition），将一个已确认项目从报表上剔除，其前提是已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主体有（取得）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转移经济利益的义务。
对照这两个权威组织的表述，两者的差别在于一项资产或负债在初始确认后的变动是“后续确认”还是“后续计量”。笔者认为，一项资产或负债初始确认后的变动，不仅仅包含着货币数量的变动，还可能会有某些交易或事项导致初始确认的资产或负债不再符合资产或负债要素定义。因此即使是后续计量中，也应当先行确认再予以计量。例如，一项预付费用，根据权责发生制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此后主体在未来受益的每个会计期末都会将本期应予以承担的部分，一方面视为原先确认资产的减少（即本期分摊多少）；另一方面变化的部分应确认为何项目（即本期的费用）以及剩余的部分是否仍可确认为一项资产。从这个角度看FaSB的表述更加全面。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较早概括会计确认过程的学者孟凡利认为，会计确认的过程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初步确认，即把哪些经济业务何时计入到什么账户中去；第二，再次确认，即为了更准确地确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会计基本观念的要求，把已经计入会计账户（主要是混合账户）同时兼有两种性质的事项（即同时兼有资产与费用的事项和同时兼有负债和收入性质的事项）加以判别和分摊，也就是期末调整；第三，最终确认，即确定财务报表列报的内容和方式，或者说已经计入账户的内容有哪些和以何种方式列报。
陈良华则认为，从具体的运行程序看，确认包括初始确认、再确认和终止确认三个步骤。初始确认是对某个项目或某项经济业务进行会计记录，如记作资产、收入或费用等。再确认则是在初始确认的基础上，对各项数据进行筛选、浓缩，最终列示在财务报表中。当有充分证据表明某要素已不能为会计主体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或主体已不再承担转移经济利益的义务时，该要素就应该被终止确认。从会计信息系统看，初始确认是会计信息的收集过程，再确认内含于信息加工处理阶段，最终确认则体现在信息输出阶段。会计确认贯穿于会计信息系统的全过程。
魏明海等提出，从人们在会计实务中对某一项目确认与计量的分析程序看，确认与计量一般包括初始确认与计量、再确认与计量和终止确认与计量三个环节。其中初始确认与计量是指对某一项目认定为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要素，并进行会计记录；再确认与计量指在初始确认与计量的基础上，对所有项目的数据进行筛选、浓缩，最终列示在财务报表里，并对财务报表的合计数产生影响；终止确认与计量是指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已经经过第一个环节或第二个环节确认与计量的某一项目，因某些原因发生了变化，应立即修正或终止对它的确认与计量，甚至将其从财务报表上剔除。
二、“中止”与“终止”
在上述文献中，导致该项目从财务报表上予以剔除的变动的确认用英文“derecognition”一词表示并无争议。但是国内学者翻译成中文时却出现了“中止确认”和“终止确认”两个表示相同含义却措辞不同的概念。
从语义角度看，中止指“事情尚未完结，暂时停止”；终止指“事情完结，永远停止”。根据上述学者阐述中的“终止确认”和“中止确认”均指项目经过初始确认以及后续确认后的从财务报表上予以剔除时的确认。也就是该项目从报表的合计数中消失，属于永远停止。因此笔者赞同使用“终止确认”，建议将“derecognition”一词统一翻译为“终止确认”。
三、会计确认的过程与分类
通过分析上述学者的观点，发现孟凡利“会计确认过程”的观点实质上指的就是会计循环的过程，其核心环节包括：凭证（经济业务）―账簿―报表。他的观点中“初次确认”指的是“凭证（经济业务）―账簿”的过程，“最终确认”指“账簿―报表”的过程。他所指的“再次确认”即为期末的账项调整，但从会计核算程序角度看期末的账项调整同样要经历“凭证（经济业务）―账簿―报表”的过程。因此，该观点中的三阶段实际上是由两个阶段组成：“凭证（经济业务）―账簿”和“账簿―报表”。
这与国外研究中的“会计确认过程”的三阶段是截然不同的：1.前者所谓的三阶段实为两个阶段，是按照经济业务所包含的信息输入（被确认为某一要素）到会计信息系统所经历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信息处理的两个步骤；后者则是针对某一项目（被确认后则为某一会计要素）在取得或发生时的确认，变动时的确认以及最终从报表中被剔除的确认。2.两种观点的联系在于：两种观点都是针对发生经济业务中涉及的某一项目（将会被确认为某一会计要素）；国外的三阶段观点的每一阶段的确认都需依次经过“凭证（经济业务）―账簿―报表”这两个阶段。
两种观点的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会计确认过程”的划分标准不一致。具体表现为：
1.按经济业务涉及的某一项目被确认为会计要素后在会计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流动过程看，会计确认可划分为“凭证（经济业务）―账簿”和“账簿―报表”两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初次确认和再次确认。从这个角度看，把这一划分称之为“会计确认的过程”。
2.按经济业务涉及的某一项目被确认为会计要素到该项目从报表中消失的过程看，会计确认可划分为经济业务涉及某一项目被确认为某一会计要素的初始确认，经济业务发生导致该项目变动的后续确认，经济业务发生导致该项目从报表中被剔除的终止确认。从这个角度看，该种划分实际上是由于不同经济业务发生导致同一要素的不同确认，因此可以称之为“会计确认的分类（类型）”。
“会计确认的过程”与“会计确认的类型”之间存在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
如图1所示，将经济业务所导致的某项目的变化情况分成：某项目的取得或发生、某项目取得或发生后的变动、某项目的消失。针对某项目的不同情况，会计确认可被分成三种类型：初始确认、后续确认和终止确认。而对于每一种类型的会计确认均包含了“凭证（经济业务）―账簿”的初次确认和“账簿―报表”的再次确认两个阶段或环节的确认。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业务所涉及的某一项目都有后续确认和终止确认，如在历史成本计量下的资产、负债在初次确认后则不再调整。
对照上述分析，发现上述学者的观点混淆了会计确认的过程和会计确认的类型。他们观点中的前两个“步骤”或“环节”指的是会计确认的各个阶段：“凭证（经济业务）―账簿”的初次确认和“账簿―报表”的再次确认，而第三个“步骤”或“环节”却又指向了某项目从报表中剔除时的确认。
四、结论
在厘清会计确认的三种情况和会计确认的两个步骤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提出“会计确认的分类（类型）”和“会计确认的过程（步骤）”这两个专业术语，这对全面、深入、清晰地把握会计确认的内涵，消除会计理论界会计确认过程划分的混乱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葛家澍，杜兴强.会计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孟凡利，王翠春.试论会计确认［J］.四川会计，1997（8）：21-23.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7
一带一路中原经济区依赖度系数生产诱发额系数
一、前言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也可以加快向西开放步伐，而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腹地，承东启西、连南贯北，在全国区域格局中具有难以替代的枢纽地位。因此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有利于统筹东中西部协调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大省河南常年背负着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落后帽子，虽然经济总量居全国第5位，但人均GDp却排在倒数第9位；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在31个省份中排倒数第五。通过对产业关联状况进行分析，有助于认清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于产业转型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一）生产诱发额系数
生产诱发额系数是用于测算各产业部门的各最终需求项目（如消费、投资、出口等）对生产的诱导作用程度。而生产诱发额是指对于某产业的一个最终需求量，由产业间的波及效果所激发的全部生产额。
由于最终需求可以分解为若干个需求项目，比如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样投入产出表均衡方程（总产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的矩阵表达式X=（i-a）-1Y（其中，i为n阶单位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可以写作：X=（i-a）-1Yk+（i-a）-1Yc+（i-a）-1Ye，其中等式右边三项分别为各产业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的生产诱发额，令它们分别为Xs，s=k，c，e，则对应的诱发额系数可以表示为wsi=Xsi∑nj=1Ysj，i=1，2…n，s=k，c，e，式中，wsi表示第i产业第s项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额系数；Ysj表示第j产业第s项的最终需求额。
（二）依赖度系数
生产的最终依赖度是用来测量各产业部门的生产对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大小，也就是说最终需求对各产业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程度就是生产的最终依赖度。
第i产业总产出是∑XS，s=k，c，e，即该产业的总产出取决于最终需求各项目对该产业的生产诱发额，哪种生产诱发额更大，则该产业对该最终需求项目也就更依赖，这种依赖程度可由如下公式表达：Zsi=Xsi∑es=kXsi，i=1，2…n，式中，Zsi表示第i产业对第s项最终需求的依赖度系数。
三、河南省产业波及效果分析
从1987年全国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开始，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工作开始规范化，确定以后逢2、逢7年份编制调查表，逢0、逢5年份结合调查与非调查方法编制延长表。目前河南省统计年鉴上的投入产出表公布到2010年。
数据来源：根据《2012河南统计年鉴》3-29投入产出表延长表（2010年）的原始数据计算
某产业部门的生产对各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度系数之和为1，依赖度系数越大则该产业对该需求项目就更依赖。从表中可以看出，河南省对消费依赖度较大的产业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邮政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等；对投资依赖度较大的产业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等；对净出口依赖度为正的产业只有9个，且最高的纺织业也仅为28.76%，最低为0.24%，由此可以看出，河南的外向型特征并不明显。
生产诱发额系数反映某一个需求项目（如消费）每增加一单位的社会需求，各产业部门将诱发多少单位的生产额。河南消费的生产诱发额系数排在前六位的产业是农林牧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化学工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业，教育；投资的生产诱发额系数排在前六位的产业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建筑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根据河南省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净流出需求之和为-30948700万元，因此，净出口的生产诱发额系数为正值的，表明该产业净流出的生产诱发额与整个社会净流出需求总和的方向是一致的，为负时则方向相反。
四、发展战略的思考
在对中原大省河南的产业关联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中原经济区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准确定位，发挥好连贯东西的枢纽作用。河南省应积极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加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把航空港区建成国际物流中心。同时，抓好郑州成为国内外商品物流集散中心的后发优势，吸引更多国际物流巨头在此落地，把国内的产品销往国外、国外的产品拉到国内，实现商品互补、品牌互补和物流大融合。
此外，应加强制度创新以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中原经济区在承接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再转移时，除了承接单个项目转移之外，更重要的是增强产业链竞争力，既要把产业升级与做大工业经济总量结合起来，又要杜绝落后生产能力转移，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承接产业转移，既要“筑巢引凤”，又要“进笼选鸟”。
参考文献：
[1]王发曾.三化协调与四化同步：中原经济区的战略选择[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05）：36-40.
[2]杨公朴，夏大慰，龚仰军.产业经济学教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8
关键词：社区学院；价值诉求；动力机制；终身学习理念；学习型社区
中图分类号：G52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031-005
社区学院发展的价值诉求是其对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把握与诠释，是自身逻辑与社会需求的和谐统一。目前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和动态变化的教育环境，使社区学院的发展面临诸多的矛盾冲突和挑战制衡，迫切需要确定其应然的价值诉求，明晰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对于加快社区学院发展、践行终身学习理念以及创建学习型社区具有理论指导和决策借鉴作用。
一、我国社区学院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诞生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使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同时科技的日新月异使企业迫切需要一批既有技术理论知识又有现场实践操作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以应对经济全球性竞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目前，区域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支撑点，区域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流，区域的形象也将超越大企业形象并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区域化特点十分明显的中国经济必然呼唤教育的区域化、个性化和人才结构的多元化。由于区域高等教育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了“动力源”的支撑作用，因此可以说，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在于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综合需求，而要满足这个需求，个性化发展必将成为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只有通过个性化发展，区域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和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的愿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得到充分的激发和鼓励，这样就为社区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终身学习理论提供了思想指导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终身学习的理念开始被导入并逐渐得到推广，并最终作为一项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原则。与此同时，我国的终身教育法制化的进程也在稳步推进。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相继制定了《教师法》（1993年）、《教育法》（1995年），《职业教育法》（1996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和《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尤其在《教育法》的第1条、第11条和第19条中，明确规定了现代中国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终身教育的制度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两个国家层面的文件，对终身教育在我国开展的目标和要求作出了政策层面的明确规定。终身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保持较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这是终身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这一现代教育思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已经深入人心。终身学习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人们求生存、求发展、追求自身完善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终身学习也必将成为创造新人类、创造新世界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社区学院正是在终身学习的大环境、大背景下酝酿而生的新型教育发展形态，社区学院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充分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时代的宗旨。
（三）社区功能强化提供了实践平台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深入推进，我国城镇居民角色也正逐步地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社区人”转变，城镇单位的功能和角色也处于不断变换之中。伴随体制改革涌现出大量如外资合资企业、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和外来务工人员等非传统单位的人员群体，他们的社会管理归属社区，这样社区的教育、文化等服务功能就必须加强。因此，在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谋求互动和谐的历史状态下，社区学院便成为社区功能强化的重要体现。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提出迫切需要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大众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但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供给仍不能满足广大社会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在此种情境下，作为我国社会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立交桥的社区学院教育应运而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生力量。社区学院能够为社区居民就近提供方便灵活、费用低廉的高等教育，有效提高区域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紧密关联的，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素质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进步的成果。
（五）电大模式实践提供了成功经验
近年来，广州、青岛、宁波等城市在原有电大的基础上建成市级社区大学，并在所属的各区、市电大分校推广这种模式，建立起相应的区、市社区学院或社区学校。目前，这种依托原有电大资源创建的社区学院在社区教育实践中崭露头角，成为建设社区学院成功的范例。电大具备进行各层次的学历教育和短期教育培训等多种功能，它还拥有举办各种层次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教学实验和实践基地，并拥有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过硬能胜任日常教学工作的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电大模式的社区学院具有以下特点：办学学制的灵活性、办学形式的多样性、教学手段的先进性。总之，电大这种教育资源整合模式为创建和发展社区学院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和有益的探索。
二、我国社区学院发展的价值诉求
（一）经济发展的呼唤与回应
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必然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教育的发展规律和速度、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影响着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及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入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1]教育的发展对生产力有促进作用，教育能把作为潜在的生产力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被劳动者掌握的现实的生产力，教育还可以生产出新的生产力和科学知识。因此，教育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重点，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前提，教育和经济应是一种在发展过程中寻求动态平衡和逐渐互生的状态。
我国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现代的“企业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各行业的结构变化更是十分突出。其中，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及发展，使我国现有教育结构发展的现状难以适应”[2]。教育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它们关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结构在此种结构中起着制约教育结构的作用，而教育结构须与经济结构相适应且为其服务。同时，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教育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与教育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以协调发展，最终促成我国的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和谐发展。社区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社区学院能够优化我国传统教育体系，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二）社会进步的要求与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这一历史的必然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促成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并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种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体发展的追求逐步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由依赖到自主转变。“人的生命通过实践性的生命活动和历史性的生成过程，实现着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本性和每个人丰富完善的自由个性。”[3]这也是主体人的内在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和外在自由的互化、生成和展开的过程。而人的充分、全面且自主的发展，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人的终身发展目标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要求。社区教育实质是人的终身发展的教育，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要，并最终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发展的需要。社区学院在社区内满足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多种教育需要，为个体的终身学习提供环境与必要条件。
（三）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在我国教育资源中社区教育资源长期以来呈现分立和非一体化的格局。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利用必须讲求效益，而讲求效益就必须对资源进行整合。因此，要通过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对社区教育资源挖掘和开发的力度，积极鼓励和吸纳现有的和潜在的教育资源投入到社区教育中来，对社区内的教育资源必须进行合理的配置和积极的协调。可由政府牵头，建立具有整合社区教育资源功能的社区学院，制定支持社区各种教育资源向社区学院开放的鼓励政策和措施；建立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和积极的协调机制，以充分实现社区教育资源的共享。
（四）教育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当前区域内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的形成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区域经济落后状况导致其地域内的教育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而此问题只能通过各地域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才能逐步得到解决。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将教育对象看作一种实体，把一系列既定事实的属性视为其本性，而没有将他们本身存有的可能性筹划置于我们的视野之中，但主体人的存在“从不满足周围现实，始终渴望打破他之此时——此地——如此存在的界限，不断追求超越环绕他的现实——其中包括他自己当下的现实”[4]。因此，倡导社会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者有机融合的社区学院教育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而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因素导致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平衡和教育政策的不公平。政府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不同或偏差，常会导致现实中的教育状况不公平的加剧，因而，认识和调整这一因制度性原因形成的教育不公平状态，通过教育机制的改革完善和政策调整来逐步地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增进社会公平，应是我们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
（五）社区建设的探寻与型塑
在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91年，我国社区建设由民政部发起并试点、推广。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5]在政府给予社区建设极大的关注和强有力的支持下，我国现代城乡社区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全球建设学习型社会背景下，建设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目标之一。而我们要建设学习型社会离不开创建学习型社区，因为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这就要求我们以大教育概念来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以社区为服务对象的社区学院，正是大教育概念的集中体现，它是提高广大社区居民综合素质、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有效途径。
（六）终身学习的应然与匹配
作为一种未完成的、非特定化的、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存在物，主体人的“非特定化是一种不完善，可以说，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在世界之中，它没有对人做出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6]。这种未确定性使人不满足于其实然的存在状态，而要创造出一种应然的存在状态。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7]。人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动态地生成自身，使自己成为一种“类存在”、自由的存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社区学院着眼于社会发展和人的一生发展学习需要的满足，从优化教育资源入手，面向社区全体居民，提供时时能学、人人能学的环境与资源，社区学院的产生是对终身学习思潮的回应与满足。
三、我国社区学院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政府引导提供环境动力
教育实践表明，只有具备了适应的发展动力机制，教育组织才能够健康、持续发展。社区学院也不例外，它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具备配套的动力机制，为其提供动力的来源方式和途径。[8]目前我国社区学院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办学资质”，不具备“合法身份”，不能颁发“社区学院”字样的任何文凭。尽管在2006年4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工作服务的意见》，在推进文化、教育、体育服务部分中提出，要“统筹各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社区学院、市民学校的作用。积极创建各种各类的学习型组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和科普活动，建立覆盖各类人群的多渠道、全方位的社区学习服务体系”[9]，但是目前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社区学院“名分”问题，使得社区学院权责不清，师出无名，缺乏明确的办学目标和要求，缺乏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依据。基于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应制定社区学院的引导政策、终身教育资源的调控政策，要把社区学院建设和发展纳入到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把社区学院的发展考虑在构建区域终身教育体系中。另一方面还要在区域教育资源的重组、经费投入、设施保障和师资配备等方面对社区学院予以支持。政府要通过行政优势和影响力扶持社区学院的发展，在课题研究方面，由社区学院牵头开展社区调研，编写社区教育教材和科普知识教材；在培训方面，开展社区工作者理论与技能培训、市民文明教育培训、生活艺能培训、区域流动人口培训、区域企业员工教育培训等。总之，要通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为社区学院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居民学习需求提供调市场动力
成人居民是社区学院的主要学习对象，其学习特征与儿童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成人的特点是能朝不同能力方向的发展，而不是能力的高低。由于成人居民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就业状况、职业水准、收入水平等差距很大，这就决定了成人居民的学习动机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如何准确掌握社区成人居民学习的需求、动机、态度和行为特征，设计相应的课程，最大限度地满足成人居民的学习需求，这些都需要社区教育工作者深度挖掘和思考。社区学院应以满足多元化的社区学习动机为教育指导原则，要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发展状况，结合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途径等因素，科学设计适合本社区的社区教育课程体系，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创设情境，激发成人居民参加社区学习的兴趣和欲望。同时要根据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势，定期对成人居民的社区学习需求进行调研，及时准确地把握成人居民学习需求的变化，进而调整相应的课程结构和授课方式。
社区学院要在终身学习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以终身学习者为中心、提供“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柔性的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体系。[10]
（三）社区发展提供外驱动力
在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社区发展成果明显，人们对社区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也日趋深化。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城市兴起的社区建设，是适应中国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生事物。中国的社区建设是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随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来设置的城市基层体制、功能和运行机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不能解决新问题；政府负担日益加重，各种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已经不能由社会自行有效化解；不同的城市社会群体、社会资源也缺乏必要的整合；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强烈呼唤着基层政权建设的加强，强烈呼唤着城市工作应该及时向社区化转轨。推进社区建设是解决转型期城市发展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这要求社区学院以满足社区教育需求、优化社区社会人文环境、提高社区文明程度为己任，社区学院除了满足实然面的需求外，还应有应然面的规划，注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舆论等对教育对象的思想、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产生的影响，以达到个人、社区以及整个国家社会协调发展。
（四）科技进步提供工具动力
2000年6月，美国教育技术首席执行总裁论坛（theCeoForumoneducationaltechnology，简称Ceo论坛）召开了以“数字化学习的力量：整合数字化内容”为主题的第3次年会，首次提出了数字化学习的概念。[11]数字化学习是建立21世纪最佳教育环境的关键，是通过课程将技术、连通性、内容和人力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并将数字技术与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方式称为数字化学习。面对科技进步和全新的教育技术的推广，社区学院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借鉴美国、英国发达国家数字化学习经验，大力开展开放式成人教育，将数字化的学习内容和网络技术应用于教学改革。社区学院在构建新型教育网络结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要形成自身的特色。社区学院的数字化特色不仅要体现在设备方面，还要体现在教育的理念、教育思想方面。
（五）社会团体参与凝聚人力
中国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的公益活动已渗透到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救助、维权、教育、环保、医疗、文化、卫生、社区等许多公共领域，可以说与每个人都休戚与共、息息相关。[12]鉴于社区学院与中国nGo都有着共同的公益性特点，社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一定要与这些组织协力合作，不管是人力资源还是活动资源，都应该这样思考和行动，这样社区学院公益性理念就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社区大学文化活动的规划和执行已完全交由社团的义工全权负责，从企划构思、邀约、造势到开场，从整体考虑文化活动的知性、娱乐需求到评量不同性质的节目，从人力安排到集体参与的活动，这样有助于学员学习乐趣的提升，在学员与社区人士的合作下，增加学员学习的机会，也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社区的特色，提高人们对区域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总之，社区学院要善于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共驻共建、共享资源，为社区全体居民提供全程、全面、全方位的教育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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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兴霖，王辉，嵇绍岭.社会转型中教育中介组织对教育发展的影响[J].行政论坛，2013，（5）：49.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9
关键词：知识经济；道德教育；终身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接受道德终身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时展赋予每个人的任务和职责，也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获利方式，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存在方式，同时还是教育型社会、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必然要求。道德终身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都是手段，道德终身创新才是目的，即合道德目的亦即合道德终极标准。
一、道德教育终身化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知识经济发展要求实现道德教育终身化
从教育学角度而言，道德教育终身化即道德终身教育，它是指人从胚胎形成时期到死亡为止期间整个一生以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为主的教育。也就是说道德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过去的传统道德教育只是学校道德教育，学生离开学校步入社会随即宣告道德教育也就终止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生命不息，道德教育不止。从教育哲学层面而言，教育是人的存在方式，终身教育则是人恒久存在的方式，即人恒久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是社会恒久存在的文化机制。而道德是人和社会存在的获利方式。总起来讲，道德终身教育就是人和社会恒久存在的获利方式。终身道德教育的起点在胎儿，终止于死亡。关于胎儿早期道德教育最有影响的书有两本：一本是日本井深大著的《零岁——教育的最佳时期》，一本小书竟有8处介绍胎儿的品德教育的内容[1]。另一本是日本木村之一著的《早期教育和天才》，其中也有20余处介绍胎儿品德教育的内容[2]。《礼记》中的《学记》篇有句名言：“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studiescarriedoutlaterthanthebesttime，thoughwithdiligenceandpainstakingefforts，canachieveverylittle.）。”[3]可见，早期道德教育何等重要！
道德终身教育与终身教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者是全息统一的。从概念内涵与外延考察，终身教育是大概念，道德终身教育是小概念，终身教育包含道德终身教育。一般认为，终身教育就内容而言包括德、智、体、美、劳、技等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道德终身教育包括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等非智力因素。事实上，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彼此成为不可分割的全息统一体，正像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德是每个人成人、成才的方向和灵魂，就好像箭头一样，而才（知、智）如同箭杆。箭头浓缩了箭杆的内容，箭杆包含了箭头的因素，二者谁也离不开谁，一旦彼此分割，箭也就无法射中靶心——创新目标了。从人的全程发展来看，道德终身教育与终身教育是相同的，都是从生到死的全程教育。从内容上来看，二者都是相互渗透的、彼此不可分割的，道德终身教育离不开终身教育，终身教育也不能没有道德终身教育，仿佛箭头、箭杆彼此不能离开一样。因为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息统一。
（二）知识经济发展要求实现道德学习终身化
从教育学、学习学、自学学的角度而言，道德学习终身化即道德终身学习，它是指人从胚胎形成时期到死亡为止期间整个一生以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为主的学习。也就是说道德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过去传统道德学习只是学校道德学习，学生离校步入社会道德学习就终止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从教育哲学、学习哲学、自学哲学、道德哲学层面而论，道德终身学习就是人和社会恒久存在的获利方式，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主体、改造主体的实践方式。终身学习起于胎儿大学止于老年大学。关于胎儿大学，目前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关于老年大学——银色人才资源的二次开发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人才资本学的广泛研究。道德终身学习与道德终身教育相匹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二者是平行并列的两个重要的新概念。
道德终身学习与终身学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者是全息统一的。从概念内涵和外延上看，终身学习包含道德终身学习。一般认为，终身学习包括德智体美劳等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的学习。道德终身学习包括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等非认知因素的学习。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全息统一。终身学习主要有三个方面：健康学习、品德学习、专业知识学习。其中品德学习就是道德学习的主要内容。美国学者斯特恩曾经指出：“除了健康与品德，人生再没有什么比知识更可贵（nothinginourlife，afterhealthandvirtue，ismoreestimablethanknowled
ge——l.sterne，u.s.a.）。”[4]由此看出，健康知识的学习占首位，充分体现重死、尚生、善德、幸福、发展的道德原则。其次是品德知识的学习，人们都把它视为人的第二生命。彼特拉克说，“只有道德才是永恒的名声”[5]。一个人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不好，名声也坏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随之消失。故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是人们永远追求的自修目标。首先做好人，然后才能做好事。这就是道德终身学习的全部意义。再次是专业技能知识的学习。为了适应终身创新的需要，上述三种知识都得通过道德终身学习和终身学习来完成。
（三）知识经济发展要求实现道德创新终身化
道德创新终身化即道德终身创新，它是指人从生到死一生中道德不断更新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方式。比如，农业经济时代人们重义轻利，工业经济时代重利轻义，知识经济时代义利并重。这是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道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新。从个体发展角度而言，每个人从生到死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由量变发生质变；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而发展变化。比如，时期，人们普遍成为政治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成为经济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的人则是道德的文明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道德终身创新实际就是道德创新终身化。道德终身创新实质是人类恒久的生存发展获利方式，即人的终生存在方式，也是终极关怀方式。
道德终身教育、道德终身学习都是人的终生存在手段。道德终身创新是人的终生存在目的。道德终身教育与终身教育、道德终身学习与终身学习，都是人的生存发展手段。道德终身创新与终身创新都是人的生存发展目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独特的存在体系或存在获利方式。道德终身创新主要体现在人才的先锋作用上，人才学大师雷祯孝指出：“人才的先锋作用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人民性和创造性）：第一，他们以自己的创造成果（政绩、著作、发明、艺术……）对社会发生直接推动作用（创造性）。第二，他们以自己创造的人品，思想方式和方法，道德观念、个性、气质、生活方式、感情方式等人的新价值影响他人，改变他人，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模范、师表，这样便形成人才群马当先，人民万马奔腾的人类进化的动态图景（人民性）。”[6]
二、道德教育终身化是主体创新的必要保证
社会为什么要对每个公民实施道德终身教育与终生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与终身学习呢？原因就在于道德终身教育与终身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与终身学习是人才道德创新的恒久保证。如果对每个公民不进行道德终身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那么，人才道德创新就失去了“能源和动源”，因而人类也就失去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失去了人的终极关怀。正因为人需要生存和发展，才必须进行不间断地道德终身创新实践活动，创造人类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道德终身创新实践活动中不断达到道德目的即道德终极标准：“增加每个人和社会利益总量”[7]，以此来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要保证人才的恒久创新实践活动，就必须对人类每个成员进行道德终身教育，让他们道德终身学习，以此来保证人才终生从事创新实践活动，在创新中寻找人生幸福、体验人生幸福、享受人生幸福；在创新中体验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在创新中实现人的终极关怀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什么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终身创新前面冠以“道德”二字？绝非为了创造新名词，而是由于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因为道德教育制约着科技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巨大作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人类带来了喜悦和健康，带来了长寿和幸福，加速了社会的发展。科技不论其威力如何之大，终归还是由人创新出来的。人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广义的道德）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制约，那么，科技发展的后果就变成不利于人类存在的杀人魔鬼，至少是加大了科技的负作用。科学技术之所以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人的长寿和幸福，正作用之所以大于负作用，就是因为道德在制约着它的发展方向。其次是因为道德教育符合人类的道德目的即道德终极标准：“增中每个人和社会利益总量”[7]。总而言之，道德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制约作用，对科技发展方向起制约作用，它还符合人的终极目的。故在道德终身教育、道德终身学习、道德终身创新中冠以道德二字，其中，道德对所教、所学、所创内容起方向作用、统帅作用、灵魂作用，这就是人为万物之灵之根由。
人才为了保证恒久的道德终身创新，就必须相应地实施道德终身教育，从事道德终身学习，以此来满足道德终身创新之需要。因而社会也成为教育型社会、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这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人性需要层次不
断升级造成的；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更新速度越
来越快造成的；三是由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的终极关怀造成的，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趋势造成的。
三、道德教育终身化是提升人生境界的必由之路
道德终身教育过程就是道德终身学习过程，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全息统一的。所以，道德终身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都是人才创新充电的唯一有效进路，根据知识经济时代兴起的特征不断提升每个人的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哲学境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终极关怀。
（一）道德终身教育与道德终身学习需要立法推广
在知识经济时代兴起之初，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订推广终身教育法和终身学习法。1965年，郎格朗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终身教育”议题，1972年，富尔在年报告中首次提出：“终身学习”议题。时过30余年后，我国于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8]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教育法，更不能因为在我国古代就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教育思想的“胚形”，而忽视了在我国推行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思想与古代的“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无论在内涵的深刻性上，还是外延的宽泛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面向21世纪，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终身教育、道德终身教育，终身学习、道德终身学习的体系，逐步实现道德教育终身社会化、道德学习终身社会化，把道德教育型社会、道德学习型社会、道德创新型社会融为一体。道德终身教育与道德终身学习需要立法推广，否则道德终身创新就会落空。我们要努力营造民主、公正、平等、人道、自由、重死、尚生、善德、幸福、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没有这些道德原则和法律做保证，道德终身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就是一句空话，仅仅是一句空喊的口号。因为道德终身教育和道德终身学习实质反映的是每个人终生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学习权。文化上的不平等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的。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很难说是一个民主的、公正的、人道的、自由的、重死的、尚生的、善德的、幸福的和发展的社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中，我们把社会治理的道德体系确立为：民主、公正、平等、人道、自由；把个人治理的道德体系确立为：重死、尚生、善德、幸福、发展；把道德教育内容和任务确立为：民主观教育、公正观教育、平等观教育、人道观教育、自由观教育、重死观教育、尚生观教育、善德观教育、幸福观教育、发展观教育。目的是为了人的道德终身教育、道德终身学习和道德终身创新，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通过道德终身教育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道德终身教育是提升人生境界、实现终极关怀的必由进路。作为个体，道德终身教育就是指道德教育终身化或全程化；作为人类，道德终身教育就是指道德教育永恒化。道德终身教育实质就是人终身存在的获利方式，人类永恒存在的获利方式，即人和人类生存和发展获取利益的获利方式。它还是人类脱离动物界作为最高存在、最高价值的实践方式。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9]道德终身教育是人类摆脱兽性具有人性的独特实践方式，因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生活实践。所以，道德终身教育也就成为人获得人性远离兽性终身永恒的实践方式，换言之，也就是过符合人性生活的终身实践方式。道德终身教育可以不断地提升人生境界，实现人生终极关怀。“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创造力的解放。”[10]道德终身教育即道德终身创新。道德终身教育（学习）是手段，道德终身创新是目的，即符合道德目的，亦即道德终极标准：“增加每个人和社会利益总量”[7]。人就是在道德终身教育、道德终身创新中不断提升其人生境界，实现其人生终极关怀的。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每个人都要学会做人（立德）、学会学习（智能）、学会生活（幸福）、学会创造（立功）、学会不病（求优）、学会不亡（立言），在这一系列“学”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人生的功利境界（常人道德）、道德境界（贤人道德）、天地境界即哲学境界（圣人道德），[11]在不断提升人生的境界过程中，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终极关怀。“即对于人类生存的终极理想、终极意义的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终极意义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哲学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探究如何达到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境界，并使他们所设拟的终极理想能够深深的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具体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提出的自由观念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是对于扬弃异化劳动的社会状态的一种构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终极关怀或终极理想，曾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其
强大的意义支撑，它激励和鼓舞着一代一代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通过自己的斗争去实际地超越当时的直接现实，朝着这一理想的目标前进。”[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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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友兰．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66．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65-02
中介目标是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的连接点和传送点，不同的中介目标会使货币当局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来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也往往取决于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经历了从最初的以信贷总量、现金总量计划为代表的规模管理，到1996年将货币供应量m1、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组成部分，再到1998年正式取消贷款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过程。但是，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遇到了很大困难，一些发达国家也先后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选择了利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有关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决心[1]。
一、样本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一)样本区间：1998―2005年的季度数据
我国自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到1997年为一个阶段，1998年到现在为一个阶段。因为1998年1月1日央行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成为央行调节宏观经济的主要控制变量，因此，本文以1998年到现在央行公布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代表变量为m1、m2。1996年，我国正式将货币供应量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m1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可控性不足，而m2的可控性相对较强，本文将m1、m2分别作为中介目标的代表进行分析。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代表变量GDp。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可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GDp的增长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因此，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利率代表变量：银行间七日同业拆借利率。利率决定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同业市场拆借利率由于能够十分灵敏地反映市场上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因而可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因此，本文选取了成交量最大的七日拆借的加权平均利率为代表进行分析。
(三)数据处理
因为GDp、m1、m2的名义值包含了当期的物价因素，不能很好的反映真实经济运行状况，因此，我们用1998年1月为基期的Cpi季度定基比指数对数据的名义值进行调整，将得到的实际值作为考查指标。
同时，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进行分析之前先采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分离出季节影响。本文在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在对利率和GDp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分别对利率和GDp进行了对数调整来增加其可比性。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pp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每个分析变量都无法拒绝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拒绝原假设，都是平稳的，因此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协整是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表示。本文采用的是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由于RGDp、Rm1、Rm2、LnRGDp、LnR都是单位根过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Rm1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776.187+0.335498Rm1+ζ1
(3.818613)(14.94971)
R-squared0.881654
Rm2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938.722+0.123013Rm2+ζ2
(4.818430)(18.25647)
R-squared0.917423
LnR与Ln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LnRGDp=10.73381-0.573347LnR+ζ3
(147.1241)(-8.046663)
R-squared0.763373
分别对残差ζ1、ζ2、ζ3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因为所得的残差ζ1、ζ2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Rm1和RGDp以及Rm2和R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残差ζ3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是非平稳的，也就是说LnR和LnRGDp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并无长期均衡关系，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具有稳定的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进而实现对经济的长期稳定调控。这就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GDp之间仍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介目标的变动能显著地影响到最终目标。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还比较简单，这使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因此，当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合理的并应该继续坚持。
第二，目前，我国低下的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程度造成了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而目前并不具备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正在减弱。不仅如此，利率管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控的主要原因。因而急需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同时应通过改革的推进，积极创造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操作条件。
政策建议：第一，针对货币供应量自身存在的弊端，我们可以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调节货币供应量，进一步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针对当前的金融创新趋势，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相应合理的修订，增强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和可测性。第二，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在确定主要目标的同时，要根据经济变化设定多个相关观测变量，以更好的对经济进行宏观控制和预测。第三，在现阶段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同时，要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利率能够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促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顺利运行，进而提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便于中央银行及时进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1]丁文丽，刘学红.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2，(6)44-51.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J].金融研究，2006，(1)：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