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1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2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心智；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embracing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我们有理由相信，演化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多普菲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智力环境基本上仍是由新古典范式所支配的。因此，演化方法生存的机会也取决于它适应这个环境的能力。”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有资料显示，演化经济学正在积极争取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接纳和同情，新古典经济学也向演化经济学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从目前的文献看，新古典和演化模型之间存在某些理论的趋同。新古典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3
关键词：跨世纪合格人才、思想品德教育、任务、方法
前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前至尧舜时代，就把品德列为第一；及至新中国成立，主席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教育列为首位，到现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党中央仍然强调“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无不表明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由于新的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思想品德这个词有了一些不以为然，也就有了一些淡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德育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德育教育越来越占住重要位置。要培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新时期的合格人才，高校思想品德教育变革就显得尤为重要。体育教学为高校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了好场所、好时机，好的活教材。这是加强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最直接途径。
1、高校思想品德教育面临的新挑战、任务。
1．1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思想教育面临新的冲击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跟着发生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消极影响表现为；经济利益挂帅，个人主义倾向严重，集体意识淡化，奉献与索取位置颠倒，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失衡等等。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不正之风，诸如金钱第一，享受第一，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上至贪污、贿路、损公肥私、挪用公款，下至偷税、漏税，贩卖，偷盗抢劫。这些给青少年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造成了极大冲击。近几年来，还出现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不毕业就下海捞钱，或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搞一些违法活动去捞取金钱的不正常现象。如果此时学校不及时在学生中进行正面教育，将会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形成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也是对培养新世纪合格人才的一个主要冲击。
1．2改革开放下，西方的资产阶段自由化的渗入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4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5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学术综述；研究视角；深化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94-04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15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分古代经济思想、近代经济思想、现当代经济思想三个专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有17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参会论文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中秉承了注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传统，不仅扩充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已有命题的研究，同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不断得到尝试。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古代典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围绕年会主题，有关《管子》的研究成果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热点。南京大学蔡一教授在《〈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一文中提出《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们的论文汇编，既肯定了市场有自发的调节和促进功能，国家经济治理需顺应其自发性，又认识到政府要利用经济杠杆，扶贫济困，促进就业，体现了放手发展市场竞争和必要的政府干预相结合。浙江科技学院曹旭华教授在《〈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一文中判定《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的作品，并且断定《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其大部分篇文、内容产生于战国。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在《“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一文中指出《管子》和《晏子春秋》两部著作都记述了春秋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政策和制度，但是二者的社会保障思想和体系无直接继承关系。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的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判定燕都蓟城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商业都市，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除了古代典籍外，与会学者强调了地方志、族谱等史料对于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的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方志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有待开发利用中国方志蕴藏的丰富的史料。山东财经大学郑小娟副教授的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利用宗谱、墓志铭、地方志等新史料，指出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从新的视角归纳和整理古人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山东大学周宇副教授的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指出桑弘羊的“轻重”学说也重视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只不过强调政府干预矫治市场弊端。财政部驻吉林省监察专员办事处边东平的论文《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从新的视角整理归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中的货币思想，提出其对当代金融制度构建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在《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一文中归纳了陆贽的财政思想，并指出其具有以人为本、量入为出、均节赋税和裁减私租的特色。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围绕某个专题梳理和分析经济思想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齐鲁大地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兵法家、纵横家等众多学派的发祥地。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在《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一文中指出齐鲁文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儒学与管学两大流派，分析了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及其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解析了儒家“仁爱”和“礼”两方面的经济伦理及其影响。
在研究技术创新上，一些新经济史学研究成果将经济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经济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这超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传统范式，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主流经济理论结合。香港科技大学JamesKai-singKung教授和山东大学马驰骋博士的合作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通过构建清代（1651—1910）和107个县的面板数据，用学校、儒家庙宇和烈女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强弱，发现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有显著的激发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儒家文化深厚的地区明显减弱。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在《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一文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了“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时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17世纪法国气候变冷及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理论做了比较。
比较分析方法可以明确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独特性。上海财经大学何业嘉博士在《中西方货币提出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一文中提出古代中西方分别是一种国家型和国际型的货币制度，不同的制度需求产生了各自的货币思想，最终导致中西方货币思想的分流。上海财经大学张华勇博士在《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和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另外，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整理了古代重粮贵粟、粮食赈济、粮价调控、粮食储备和粮食战略的思想和政策。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突破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近代（尤其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扭转了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滞后的局面。从本届年会论文来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高居第一，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详实和正确的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老一辈学者非常注重史料的归纳和整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指出当前学界研究过于注重“宏观”的理论分析，却忽视了“微观”的史料工作，存在过分强调理论分析却忽视史料的倾向。微观研究从小处着手，往往比较可靠。叶世昌教授在《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使命之一是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并做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准确判断研究对象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甚至需要进行辨误。
叶世昌教授的发言引起了部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小组发言中指出了人才培养机制和科研考核标准等现实制约因素，并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沿着三个线索系统归纳整理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工作。第一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著作和期刊论文为线索。武汉大学王经纬博士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一文通过对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第二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主要经济学期刊杂志为线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高璇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经济评论》期刊，揭示民国后期经济思想中学术本土化和现实针对性的脉络和特点。第三个线索是以民国著名经济学家为线索开展硕士论文写作。这为全面探索民国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扎实了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全貌，而且可以记录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甚至可以用关键人物经济思想解释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具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依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和刘婧宇在《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的货币理论。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熊维刚和吕麒的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认为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新高度。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的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高度肯定了民国金融学家杨荫溥的经济思想。湖北工业大学李俊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的经济思想做了梳理。
在以政界人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海南大学武教授在《论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理论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形态。东北财经大学于秋华教授在《〈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一文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一文中对李锐生平及其开展的直接税改革加以归纳和介绍。湖州师范学院蔡志新副教授和周建华教授在《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一文中从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三个方面归纳了徐锡麟的经济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一文中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为核心介绍了张静江的经济思想。浙江科技学院喻梅博士在《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一文中批判性分析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认为其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思想相结合的特点。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的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高度肯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经济思想。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本届年会论文主要集中在产业、财政、金融三个专题。在产业思想方面，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在《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翁文灏以重工业为中心、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与马寅初重点发展比较优势和基础工业的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加以比较，认为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均可从近代找到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张申博士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划分为滥觞、发展、高潮三个阶段，认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引发了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陈瑞博士在《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国货运动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尝试归纳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四大类型。
在财政思想方面，中央财经大学马金华教授在《导源西籍，取径东瀛：晚清西方财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回顾了西方财税思想在晚清传播的途径、内容，及其对晚清财税制度改革的冲击。清华大学熊金武博士和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在《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一文中回溯了民国时期地价税通过立法程序从思想演化为制度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进而以近代上海华界地价税实践为例对该制度变迁予以批判性评价。南京审计学院夏寒副教授和蒋大鸣教授在《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一文中回溯了事前审计制度应用于民国初年财政收集的过程，并指出由于配套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金融思想方面，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和缪德刚博士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一文中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就农村土地金融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并结合近代金融制度发展路径讨论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构建的互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岳翔宇博士在《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一文中回溯了西方金融理论在晚清的传播，并提出晚清金融思想和制度转变中社会需求的变化（内在动力）与理论指导（外来因素）是逐渐结合的，将以局部的诱致性变革作为全面的强制性变革的基础和先导。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在《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一文中提出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构建离不开秉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民族金融家的创新性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和饶丹雪在《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一文中重点描述和总结了不同时期民国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长伟博士在《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一文中回溯了晚清到民国的纸币发行制度变革历程。
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轨迹和机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的主题报告中从变迁的目标、动力、条件、模式和结果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三条变迁路径，即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其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还推介了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对另外两条路径的研究。相对于其他两条路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本届年会研究成果最多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在《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围绕“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对economy、economics的中译名，分析它们之间前后递进的演进路线，指出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的论文《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的狄考文与山东登州文会馆》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指出狄考文及登州文会馆在对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聂志红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一文中提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材料不仅包括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典籍部分，还应包括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物，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中经济思想往往依附和服务于政治思想。
三、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充
本届年会论文大多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展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指出总结和归纳中国现当代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使命下的重要理论阵地。由于工业化是百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工业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教授在《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述评》一文中提出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腾飞阶段，需要区分工业化腾飞阶段中出现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概括了马克思、、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和理论，梳理了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进展。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彭聪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的评介和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应用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张明博士在《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一文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中实行的集体合同制度，从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上证明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农业经济思想依然是本届年会的热点。西南财经大学刘方键教授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判》一文中认为“以粮为纲”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视粮食生产为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生产的真实反映，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深彻转变。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一文中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价值逆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维护统治者养民以分利的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RethinkingLandReformsineastasia：egalitarianorinegalitarian？》一文中比较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中刘少奇和wadaHiroo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差异性，然后从公平与经济增长角度比较了其绩效差异。
围绕经济改革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瞿商教授和郭旭红博士在《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演进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三次大转变。山东大学陈东教授的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分析了市场经济下“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的关系，提出当前“量出为入”或许是更可行的方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文中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史料，构建模型实证检测各要素重要程度，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会计准则思想的供求关系、社会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岳清唐副教授、山东大学郝延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赵亚明博士分别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思想、分工思想、“大萧条”研究成果。
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方法创新与学科史研究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王昉副研究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一文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分为奠基、形成、发展和拓展四个时期，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而详细介绍了目前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特点。严清华教授和李詹博士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一文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并探寻其未来发展方向。安徽财经大学万红先教授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一文中梳理和归纳了以民国经济学著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讨论
研究方法创新是每届中国经济思想史年会的热点。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归纳了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中外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五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认为只要能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新技术新资料，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大有空间。
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教授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同时面临着学科分立与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两大趋势，经济史研究中不断遇到挑战——即如何回答“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在创新还是守成，抑或二者兼顾的抉择面前，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分析往往缺乏深度，难以充分解释隐藏在史料背后的深刻历史逻辑，即“为什么”的问题；而在阅读经济思想史时也时常感到，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实证，往往缺乏历史感，难以明示“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或者说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之间，“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相互鼎立，缺一不可。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6
管理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在人类历史上却早就出现了。它伴随着人类共同劳动或劳动协作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中西管理思想史是古今中外有关管理的观点和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是中西管理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化、系统化。从学科的角度说，中西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中西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
西方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是秉承客观的历史观。管理思想就是流传后世的前辈管理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和管理实践。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二者的这种技术与操作层面特征区分来源于它们在管理价值观上的不同。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出于这种差异，现代管理思想已经出现了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路线的分歧。
二、科学分析中西管理思想史的学科特点
中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管理实践，又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辨证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管理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等。
（一）中西管理思想史是一门边缘学科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一门学科与另外一些学科有交叉关系，同时属于两个以上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显而易见，中西管理思想史既是管理科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管理学概论都或多或少地介绍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历史学，特别是人类文明史等学科必须反映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发展水平。然而，就学科内容比重及习惯性分类而言，中外管理思想史基本上属于管理科学范畴，因为它是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管理实践、管理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主要向人们展示的是管理科学的内容。
（二）中西管理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突出的史学特点
中西管理思想史展示的是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从泰勒、法约尔等人的古典理理论和梅奥等人的行为科学理论，到巴纳德等人的社会系统理论和西蒙等人的决策理论，再进而到卡斯特等人的权变管理理论和明茨伯格等人
的经理角色理论，管理理论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具有动态性。研究中外管理思想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管理科学丰富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三）中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
为了反映人类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应该详细研究管理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介绍了与之相对应的管理实践发展水平；为了清晰说明某些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深刻内涵，了解该思想理论的应用要求及其效果。对于尚未形成管理思想体系和管理理论体系的中外早期管理思想，除了从政治、经济、教育、学习、宗教等多角度反映当时的管理思想精粹外，还通过对当时重大而典型的社会管理、政治管理、工程管理实践的介绍，来折射和揭示管理思想的发展水平，从而加深对当时管理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四）中西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
到了近现代，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成为各国的普遍追求。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1911年，被西方管理学界公认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在美欧得到较大发展，管理思潮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随后又蔓延到世界各地。在亚洲日本认识到，引进外国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以改善自己的管理，他们抓住管理作为其重建经济的中心动力和关键因素，在日本掀起了管理热潮。这股热潮逐渐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后又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冲击世界的一种发展潮流。社会各阶层、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都投入到管理的研究与运用中来，人们对管理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管理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成为当代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到了现当代，国外许多管理界人士都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企业界。自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有“《论语》和算盘珠相结合”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美国的科学管理和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日本式经营管理的“两个轮子”。中国的一些古文献，尤其是《论语》、《老子》、《孙子》、《三国演义》等，都受到日本企业界和经营管理学者的重视，有些大企业甚至将其用作培训经营管理干部的教材。应当承认，国外企业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兴起和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启发作用。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杨先举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集粹”系列，包括《孔子管理学》等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在科学的史学观的指导下不断引向深入。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思想史的著作相继诞生，标志着管理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进入独立发展阶段。
由美国的管理思想史学家小乔治（ClaudeS.George）撰写的《管理思想史》于1972年正式出版，这本书篇幅不大，写作简明扼要，条理清楚，全面地介绍了外国管理思想（主要是西欧和美国的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博士所著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也于1979年出版，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其影响非常广泛；我国学者李明新、孙耀君、郭咸纲等先后撰写了管理思想史方面的多部专著，在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三、中西管理哲学走向触合的趋势
现代管理价值观的融合：发展与稳定作为一种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个因素，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的。因此，在当今世界，发展和稳定已成为人类社会新发展的共同价值目标。在当今世界出现的一股试图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发展的稳定的关系的理性思索和重新定位。
中西管理哲学思想在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哲学及其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方法论和手段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之不同。在世界意义上考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19世纪起受到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但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经过具有理性分析的操作行为的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和洗礼后，再回到本身的起点，会反过来去对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造成冲击。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将会汇合与互补，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这个趋势一方面在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遭受危机，寻找出路的情况下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所独具的深厚智慈和管理经验。可以肯定21世纪中西管理哲学必然要走向融合，管理哲学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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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7
关键词：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工商经济思想文明；西方经济学；移植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52-06
一、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历时数千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工商业文明开始于欧美的工业革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农耕文明下，经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缓慢，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下市场机制不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较少，不需要复杂的经济理论指导；工商业文明下。经济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机制的形态。运行非常复杂，波动剧烈，需要在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很好地驾驭。就两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包括经济思想文明成果来看，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大大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伴随着世界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演进，经济学异军突起，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异质性。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伴随，必然有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相应发展，这些经济思想受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地域性、异质性。但由于除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外，其他几种古老农耕文明都在上古时代就灰飞湮灭，除了留下物质文明遗存之外，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传世者甚少。从世界范围来看，比中华文明晚出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文明是唯一能够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明媲美的经济思想文明。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现象的解释越透彻，其理论贡献就越大，经济学中心总是与经济中心如影相随的。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
当世界工商业文明浪潮席卷欧美之际，古老的还陶醉在农耕文明的美梦之中。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打开了作为农耕文明帝国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乘势而入，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与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方向与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图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开始侵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古老东方帝国。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既是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变迁的划时代的巨变。
二、移植性变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路径
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文明逐渐衰落，之后长达一千年左右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人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借鉴与吸收，缺乏与其他国家互动式交流，缺少异质文明的竞争与刺激，在东亚地区只有经济文明的单向输出，致使这一植根于农耕文明和专制中央集权文明体系之中的经济思想文明在本质上处于千年未变的封闭状态。这一状态，在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日新月异。从17世纪开始，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带来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剧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有别于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向东方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农耕经济思想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蹒跚迈上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新途。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如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翻译西书（如郭实蜡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和1840年出版的《贸易通志》），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以期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翻译西书零星传播近代经济知识，为后来清人对西方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与接受奠定了一定的认知基础，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引入作了铺垫，它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受众的局限、传播主体（传教士）本身的局限及社会经济土壤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的经济知识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系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学的层面。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汉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的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经济学方面的教习。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理财学”（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873年前后开设此课，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H.FawceU）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ofpoliticaleconmy）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书名出版；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翻译的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ofpoliticaleconomy）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1889年，英国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年）口译的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出版，傅兰雅还于1873年4月创办季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大量财政、金融及贸易方面的信息；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年）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较大，李提摩太还在1893年撰成经济学著作《生利分利之别》连载于《万国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留学专业，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大体说来，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明。尽管西方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并存局面，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先进人士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清朝末年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就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创见的自撰经济学论著较少。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中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无论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通过东（日本）、西（欧美）、北（苏联）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出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潮流。此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由于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当时现实的经济问题，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对决中刚刚完全败下阵来，在中国经济思想的舞台上，又出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两大体系——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激烈交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舞台上，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两方对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晚的。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人中国后传播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和发展之巨大来看，却又后来居上。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具有从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持续、缓慢过渡的特点。经济基础的这一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亦必然具有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的特点。在这一持续过渡中，中国经济思想一步一步趋向于进步，中国人的经济学视野一步一步不断拓展。但是，这一变革又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结束。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近代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传统经济思想的反刍与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2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自己的新经济观点出现，民国以后中国开始有少数经济学家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经济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比较会，从比较生疏到比较熟练，由困难、挫折、失败，到较为顺利、较为成功的曲折过程。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其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三、中国近代引领世界经济思想潮流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但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知识体系亦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少有有创见的自撰的经济学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二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911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特别是《孔门理财学》一书，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被认为是构建东方经济学的开端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中国经济学者无论是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无形资产论》（Cood-willandotherintangibles），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andother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④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andother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林霖，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美国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3月，林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第27卷第l期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准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其中，Lauchlin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货币供给与调控》一文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在此基础上，他采用1929-1933年的一系列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准备金。林霖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中对LauchlinCurries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他从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数据列举，重新定义货币，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供给体系之中。他认为，截止到1932年以前，部分定期存款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而且，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复制品或互补品，他构建了一个简易模型进行推理、论证，通过比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政府债券的异同，明确了定期存款应包含在货币供给之中，并且提出了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要求相同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是‘存量’分析”⑤。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并决定市场均衡利率。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威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一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流动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外，蒋硕杰还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份量。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关系，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赵逎抟致力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924年在导师密契尔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aComparativeStudyofmercantilismandphysiocraey），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转向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导师塞利格曼的指导下重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1790-1855）的经济思想。琼斯的活动年代介入李嘉图和小穆勒之间，多为学者所忽视，材料不大丰富。赵遁抟为了研究琼斯的经济思想四处搜罗，搜集到琼斯的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其搜罗文献之勤、所得之富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四年以后，于1895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文献存稿》。”⑦正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赵遁抟于1929年撰写成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Jones：anearlyenglishinstitutionalist），对琼斯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LifeinaChinese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要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成为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在此之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关心和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家和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经济发展思想，没有专门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运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的“投入一产出”理论及里昂惕夫的工业化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使该书对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极具理论色彩。该论文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好评如潮。获得了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奖——哈佛大学威尔士最佳论文奖，1949年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刊行。1969年在美国再版。曾被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些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列为教材，“实为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8
关键词：计学，经济学，概念转型
中图分类号：F0；H1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5.015
Fromtraditional“jingji”toYanFus“jixue”：CaseStudyoftranslationintheConceptualtransformationtomoderneconomicsinmodernChina//GonGQifeng
abstract：theconceptualtransformationof“economics”haslongbeenintertwinedwithwesternizationandeuropeanizationinmodernChina.However，neitherisasimpleborrowingnoranaturalevolutionofChinesetraditionaleconomics.thetransformationisobviouslyfeaturedbythesocioculturalcontextofsavingChinaandtheinfluencefromaboriginaleconomicthoughts.Variousrenditionsof“economics”inmodernChinaresonatewiththetransformationalcomplexity.although“jingji”，originatinginChinaandbeingreintroducedfromJapan，hasbeendominatingeconomicdiscoursesincethen，YanFustranslation“jixue”for“economics”，ononehand，hasbeengivingprominencetothesocialanddisciplinaryorientationinwesterneconomics.inthispaper，theauthortriestopositYanFusjixuewithindualstratificationstoset“economics”asadisciplineinthelate19thandearly20thcentury，andfurthertorevealtheinitialformationofeconomicdiscourseinmodernChina.
Keywords：jixue，economicconcept，transformation
收稿日期：2016-05-2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翻译与中国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16SJD740016）
作者简介：龚琪峰（1981―），男，硕士，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师，主要研究翻译学、术语翻译。通信方式：。
为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近代中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西方各学科知识在此背景下被广泛引入。经济学也披上了西方工具性色彩的外衣，成为寻求国富与民强的重要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并在19世纪最后十年呈现喷涌之势。“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中，明显地存在两股力量：一是西方在华人员主动传播；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阐释、传播和调整西方经济思想，如马建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等。”[1]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变分析亦与此不谋而合，如马伯煌曾论述：“讨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存在和发展，既要追溯其历史渊源，更要分析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不探索固有经济思想在中外经济思想汇流中所起的冲合作用，则将失于偏狭；不了解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在汇流中所起的客观影响，则将陷于空泛。”[2]可见，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入中国是中西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存在着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积极参与。
严复于1901年翻译的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原富》（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是近代的先进中国人抱着寻求理论武器的目的而翻译的第一部西方政治经济学名著；严复所写的译者按语，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个标本”[3]。根据马伯煌所划分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四个阶段①，严复翻译《原富》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漫衍横流期，而“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4]。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基本经济学概念和范畴的演变实自严复始，“计学”虽然最终被“经济学”所取代，但它却揭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社会功用和学科功用的转向。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整体转向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关注之焦点在与集权统治密切相关的领域，由此产生了传统的“经济之才”，即经世济民之才，而经济之学亦多归入治国理政之行列。传统义利观所定义的修齐治平之士“皆不能仗财力兵力，乃在人与人之性情之相感相通”[5]，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倡言改革财政者皆被贬斥为“言利之臣”，称之为“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6]。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学人皆以富强为出发点阐发经世之学，或向西方寻觅救世之术。对传统学术的反思及西方学术的引进，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整体转向。自此，魏源、林则徐等试图从技术层面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洋务运动以及当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政治经济之发达实为富强之本原”[7]，而传统经济之学的政治本质也逐渐发生转移，“经济思想尤为当时维新运动之根本焉”[8]。传统经济思想在面对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官督商办企业及其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无力承担富国强民之重任。由此，西方经济学的译介成为必然之选。
新的学术思想的引进，名称与概念体系的重新搭建尤其困难，正所谓“草创之初，正名最难”[9]。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与外来经济学概念体系的交融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与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译名统一问题。1822年以来仅用于指涉economy、economics的汉语词就多达数十种，九大类[10]。葛兆光指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接受西学知识有三种策略：“一、整体理解；二、发掘过去；三、限制边界。”[11]身为“学部名词编订馆”总纂，严复及其译词“对认知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新学兴起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计学”实为其一[12]。在此面临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严复对核心词economics给出的“计学”译名，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的转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
二从“经、济、理”到“计”――社会功用转向
economics来自希腊语oikonomia，其中oikos意为house，nemein意为manage[10]。希腊源语中economy本指家政管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经济是一种谋生术，现实中的政治无外乎谋取“收入”。18世纪之前，作为包容经济生活整体并特指生活需求和物质生产的现代经济概念还没有形成，直到19世纪才真正确立。近代早期的经济概念首先是这个词与家政和家庭管理的关联[10]。严复笔下的“计学”却是：“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之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13]97
“经济既嫌太廓”：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语出“经世济民”。“经世”指治理国家，而“济民”指救助黎民，如“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晋书》卷三十三）。齐桓、管仲、陈平皆为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才，可见此“经济”与西方近代之概念相去甚远，而严复“计学”之“计”所涵甚广，引而伸之则获料、量、经、纪、撙、节、出、纳，此八个方面扩而充之则是中国传统经世济民、经邦济世之才所需知识，“事”也意指具体技术操作层面所需知识；而后的“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体现了严复所用之“计”在国家层面的经济思想，即中国经济思想走出传统言计之策，进入了国家经济总体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另外，“从概念上讲，汉籍中的‘经济’偏于‘政’和‘治’”[10]。严复对“计学”的阐释以“经济”“太廓”来摆脱中国传统“经济”的政治内涵。
“理财又为过狭”：中国古代的“理财”二字所指涉内容均为国家财政，如“特科约以六事：一内政，凡考求方舆险要邻国利病民情风俗者；二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三理财，凡考求税则矿务农功商务者”[14]。斯密的“经济”涉及面极广，基本涵盖了当代经济学理论框架，因此译作“理财”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由此，“计”也包含了管理的含义。可见，严复所用“计”字恰恰暗合了“整体理解”，即使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范畴同中国的传统知识契合，并用中国传统的“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来解释，使之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计学”融合古今意义，从严复对中学、西学差异的认识亦可窥一斑。严复总结：“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间接不同，常常有，而我信之，从而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13]93因此，严复认识到介绍西学知识需结合具体情况，不能为“古人所蒙”，所以既要考虑古义，又要兼顾今义。“计学”经严复扩而充之、引而申之便综合了古今之义，体现了体用一贯之说，不可谓不独到。
三从“道、俭、法、策”到“学”――学科功用转向
“计学”之“计”已然涵盖了古今之义，“学”便成为理解“计学”概念的重点所在，首先是学科内涵的确立。既然为“学”，就显示出超越经邦济世之术，涵盖国家财政之策的学科化倾向。《原富》译例说：“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理无臆设……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13]97斯密著书之时正值英国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工厂手工业已在英国国内各大城市扎根，即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斯密把零散的经济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之后，创建了一门独立学科。“夫财赋不为专学，其散见于各家之著述无论已。”[13]97可见中国传统经济未成为独立学科，只是散述而已，而严复“专科之学”四字集中体现了“计学”一词的学科化倾向。一方面，“计学”一词蕴含中国传统食货之说。《汉书・食货志》记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15]可见，“计学”既涵盖维持人们生活的根本，即农业生产，又包括分布财利、互通有无的其他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专科之学”意味着economics当时在中国正走向学科建设。正如严复所述：“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看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22]方维规曾考察economics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演变过程，追溯了欧洲“经济”概念的词源和演变及汉语译词所对应的历史概念（见表1）。
注释
①“就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二十五年，可以作为第一个时期……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年间，属于第二个时期……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起到1919年的为止的二十五年，属于第三个时期，其中曾发生过戊戌变政、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又都先后失败了……也没有挡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乘机发展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漫衍横流……从，特别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起，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为第四个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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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9
关键词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经济学本土化
作者张建伟，1971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在国外最近几年的有关经济学论的中，"经济学与现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自身解释力的反躬自省，也透露出世纪之交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个"范式转换"的前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世界性的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的本土化努力也就提上了日程。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自"李嘉图恶习"在经济学界存在和产生影响以来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发展着(德国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出现曾使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出现过短暂的高涨)。在当代，现实主义运动随着二战后经济学形式主义化的日益加重，也在60年代初出现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成本问题》为标志，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当今现实主义运动潮流中的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起作为与主流学术秩序相对抗的异端派别，倍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这支在主流学术体系的周遭生长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的纵深发展，正在规范的意义上对各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抽象模式所蕴含的"市场神话"、"国家神话(政府神话)"、"私有产权神话"等理念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放宽假设，修改前提条件，引进新的工具、拓宽研究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许暗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值得关注。在现实主义运动中，这些相互交叉的学派的学说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组织经济学、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演进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在对现实的关注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理论倾向，即，将经济学重新拉回到"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状态。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
(一)"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窘境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中译本，1991)倡导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预测;与理论假设有关的问题并非是它们在描述方面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现实)，而是分析逻辑本身;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他的这一看法对当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学已经害了"形式主义病"。美国学者艾克纳(中译本，1990)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
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泛滥深表忧虑。1991年由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研究院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但是由于主流学术秩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堡垒和文化土壤，并已形成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他们的劝说和忧虑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在西方国家，"个人要从事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必须要足够聪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抽象结果，并出色地装聋作哑，对它们忠心不二。"(尼尔·凯，1984;霍奇逊，中译本，1993，第9-10页)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中同行之间的孤芳自赏的尤物。经济学家既然遗弃了公众，公众也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失望情绪。
(二)经济学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两个"斯密定理"和两条思想发展线索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两个定理或两种分析思路:其一，"看不见的手"的定理，即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市场的配置功能)。这条理念后来被新古典主义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以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和市场均衡等数学工具进行了描述，到德布鲁那里用拓扑学中的分离超平面定理描述价格和供求量之间的关系，用不动点定理描述一般均衡理论等，我们已经从这些方程式中看不出什么现实经济过程了。其二，斯密第二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并且劳动分工的精细化造成的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进国民财富。这种思想还可理解为:分工与经济进步和演化是互为因果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收益(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经济组织进化的有关原理。这就与斯密第一定理的无规模报酬或报酬递减假定、生产函数、消费函数给定等假设相冲突。斯密思想的二重性在马歇尔那里再次显现。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的第8-12章就是专门论述专业和分工问题的，而另外的部分则以边际分析或数学模型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斯密和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形成崇尚数学演绎的"杰文斯-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卢卡斯"的主流分析传统;另一条则以杨(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为代表，形成"凡勃伦-杨-熊彼特-舒尔茨-阿瑟"的演进分析思路，侧重历史过程分析。前一种分析范式着重在时间无涉、制度无涉、技术无涉的前提下，分析市场机制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而后一种分析范式则试图捡拾起主流经济学形式化过程中所遗漏的几个因素，分析历史过程的细节(如收益递增)和动态演进趋势。后者不断地对前者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展开批判，从而使主流学派在与他们的竞争中改进和放宽前提假设。我们把经济学发展史上经济学家在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对形式主义的经院作风的不断克服甚至批判，以及经济学家和现实之间的扣问和解答称为经济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运动。
(三)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1.对人类行为假设的拓展与修正。以西蒙和贝克尔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新古典假设关于人类行为在经验中的有效性的研究，并对新古典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根据实际经验修正新古典的有关行为假设。西蒙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这就决定了行为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佳选择。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分析视角。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则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由于在契约过程中，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小数目谈判、资产专用性、可交易数量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等现象的存在致使交易费用为正，机会主义行为就有了更多的实施空间(williamson，1975)。威廉姆逊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交易过程的考察。
在厂商行为假设的现实化方面也很值得关注。新古典理论坚持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一些现实主义者对这种厂商效用函数提出质疑。鲍莫尔认为可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为此鲍莫尔(1959)提出了几个经验性证据:(1)销售收益增加使职工收入增加，便于处理内的人事;(2)销售收益增加使企业能更多地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3)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塞尔特和马奇则认为厂商并非严格遵守利润最大化原则，他们有时由于有限理性更倾向于"令人满意"的原则(Syertandmarch，1963)。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也认为"舒适"也是经理人员效用函数中的一个备选变量，并且它和利润之间有某种替代关系(Leibenstein，1976)。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厂商行为模型(nelsonandwinter，1982)，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应该用演进的观点观察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行为。
2.正交易费用的引入改变了新古典环境的无摩擦力世界。新古典环境主要是指完全竞争的"无摩擦力"(无交易费用)环境。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凯恩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髓，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走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倒是新剑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坚持认为凯恩斯体系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她在微观上也已经注意到企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环境，但她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企业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企业的内部权力结构问题，以及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交易及其契约过程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她还缺少一个关于微观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不完全竞争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好弥补了她的理论缺陷。威廉姆逊从契约过程的角度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新古典环境所遗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市场和科层两种组织类型的内在行为机理和替代边界，为比较制度分析(制度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所谓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3.新方法的引入与"经济学帝国主义"。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受经典物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崇尚科学精神的传统，这也使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更具"科学"的外观。同时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使它有能力侵犯到别的学科去拓展自己的理论疆域，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经济学方法在向其它学科渗透时，也受其它学科方法和范畴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和渗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如法律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心理学、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信息经济学等等。在这种融合中，经济学得到的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使学科交叉本身也成为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案例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导，科斯教授的贡献不容忽视。案例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诉讼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原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此类案例，来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运作之间的关系。其二，观察、搜集现实生活中厂商行为、个人行为有关决策过程的案例，用以检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有效性。(2)实验方法。受心理学上心理试验研究方法的影响，西蒙、洪等人试图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Simon，1976;Hongandplott，1982)。实验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意义的假设，与其它方法相比，其好处在于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缺点在于实验者必须对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汪丁丁，1995)。(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抽样调查、普查等统计技术分析。因为对于一些宏观模型来说，统计数据往往来源于一些总量数据，其中干扰因素很多，很难准确说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从微观角度来说，一些公司的人员会利用"创造性会计程序"(creativeaccountingsystem)制造虚假数据信息;而一些计量分析人员也往往为发表文章而存在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或"道德风险"，去操纵"时滞"(timelag)或自己编造数据以迎合自己的某种理论直觉，这些都会影响计量分析的声誉。一些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动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与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的数据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资料有关。看来，新的调查方法必须为经济学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时亲自去实地采访、调查、搜集有关数据仍是必需的。(4)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生物学中常用到的整体演进方法，以及与之对应的历史归纳法，其二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范式，即静态抽象演绎实证方法。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中的演进主义、历史主义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了界进化中的"时间之箭"，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方法重新点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火焰。制度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个相互补充、观点相近的学派，成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两面旗帜，引导着经济学从一个相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四)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方法论意义从内容来看，现实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在倡导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历史的动态、非均衡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对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无涉、时间无涉理论体系的反叛。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归纳法和案例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它表明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界长期积累的"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抽象演绎实证方法)的不满和抛弃。现实主义运动的潮流表明，经济史理论是重要的，而且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去寻找。熊彼特早就指出过其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译本，第三卷，第92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还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它恢复了经济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传统。例如:新制度环境不再像新古典环境那样，将经济主体理解为原子式的互动，而是看到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协调之处，而这正是现实中所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制度主义的潜台词是:人类应该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文明的佳境。而这种理念正体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信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对经济史理论的重新发现表明，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理论中的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吴承明，1995)，其最终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问题和发现经济过程中潜藏的，为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二、当代制度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
制度主义是当代学现实主义潮流中最大的流派。在制度主义的旗帜下，集结了一批有制度倾向的许多分支，这些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对新古典的抽象演绎模式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了相似的对过程和现实的关注。
(一)制度主义的几条线索1.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凡勃伦和康芒斯以及米契尔等人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在美国形成制度学派。该传统的当代传人主要继承了凡勃伦的演进经济思想和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经济的整体、演进观点，倡导结构分析。其代表人物塞缪尔斯高度赞扬了欧洲演进经济学(eaepe)的一些学者坚持凡勃伦传统用进化论思想分析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和整体演进的思想，并指出未来的制度经济学很可能将是在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基础之上的综合。这一派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当代最前沿的或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技术变迁的演进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的融合，这种融合被称为演进制度分析。而在分析上，它吸收了博弈论的方法。尼尔森和温特(nelsonandwinter)在其《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1982)一书中，分析了常规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制度是以常规作为基础的，企业制度的演进是常规演进的结果，它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他们的理解，常规具有知识属性，它存在于组织的记忆之中，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andwinter，1982)。正式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的是斯考特(Schotter)、克莱普斯(Creps)和宾姆尔(Binmore)等人。斯考特根据经济人假定，构造了一个制度博弈分析模型。"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种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Schotter，1981，p.11)他认为，"......在经济中，制度倾向于为当事人整理记忆，并因此而将他们正在进行的博弈从不完美记忆博弈转化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博弈。"(Schotter，1981，p.109)。斯考特的演进制度分析有与新制度经济学融合的倾向，并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承接新奥地学派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思想。
2.科斯传统或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知识传统的渐进发展，这又表现在它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假定展开的边际修正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交易费用"的范式，但其研究对象不再是脱离现实的"零交易成本"世界，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因素的现实的正交易成本世界。该学派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包括以下几个理论分支:(1)产权经济学。(2)交易成本经济学。(3)合同理论。(4)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由于该学说在当代学术界讨论颇多，故在此不予详述。
3.威克塞尔传统或宪政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宪政经济学的理论先驱是威克塞尔(wicksell)。他曾在其《财政理论研究》(1896)一书中指出，要影响行为者的决策就必须注意改变规章制度(宪政约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致性原则。这就将宪政规则的选择和选择的原则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来，有力地启发了布坎南等人对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布坎南(1987)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选择，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制约因素下"的选择，因此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式;而宪政经济学研究的是"立宪层次"的选择，是"制约因素"的选择，则必须注意程序、过程的公正性，这就要求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人"进行立宪制约。与宪政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塔洛克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奥尔森的关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他们都和布坎南一样将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对现实经济运行提供了超越纯交易经济分析的更为深刻的洞察。
4.奥地利传统或市场的扩展秩序论。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是哈耶克。他遵循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维塞尔和米塞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传统，主张将注意力从古典经济学集中于被定价的客体转移到从事于定价的主体研究上来。他不满于主流经济学所沿用的科学主义的物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认为科学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忽视现实的一些关键方面，如:感觉、目的和预期等。在社会制度方面，他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演进的结果，例如:语言的使用和货币制度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市场制度对人类合作前景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不断地提供有关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基础。而在这种选择中，传统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传统的演变，是信息和主体预期互动的结果。任何理性的设计都不可能创设出理想的制度。哈耶克的思想尽管保守，但他对市场过程的观察以及对知识、信息、等的重视，启发了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演进过程中共享性知识(传统)的研究。其思想已经为从事演进制度分析的克莱普斯和斯考特进行博弈分析提供了知识认识论基础。
5.左翼制度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布逻姆利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很多有关"效率"的论述是一种同义反复，往往在私有产权-市场-效率的表层现象之间兜圈子。他更关注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强调制度结构包括产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它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等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应该同时注意激励因素和剩余控制权不同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差距(马克思强调)两种因素的作用(布逻姆利，中译本，1996)。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权力、商业周期、环境污染、异化、组织、民主等问题，常常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研究工作的继续(塞缪尔斯，199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很丰富的制度经济思想(诺斯就是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如: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经济理论、技术和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之间张力的理论，恩格斯关于家庭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和西方主流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将眼光投向更幽远的历史与未来，并且强调社会制度变迁中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支撑他们这些理论的基础或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他们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表层看到制度结构深层的矛盾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技术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构成矛盾累积的内生变量，人们为了生存而累积的技术进步因素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动力。
(二)当代制度主义的综合倾向和发展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总有一天交易成本和对合同的选择作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富有成效的分析的源泉而取得的位置，将可以与边际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美"(张五常，中译本，1992)。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却对此持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对主流经济学的正面袭击的结果所造成的变革将不会发生，只有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才能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Coase，1998)。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其潜力已有所显现，在实力方面则略显不足。制度主义目前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大杂烩，在它的内部需要各分支流派的综合，在外部则需要吸收更多的理论营养，以壮大实力。而这种综合的趋势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1.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综合。制度主义的综合表现为其内部分支之间的综合趋势，也表现为它和新古典主义以及其它流派之间的综合趋势。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外部综合表现为它们之间的双向交流。(1)首先是制度主义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融入主流的努力。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在基本精神和方法上都借鉴了新古典主义的，如实证主义效率观等。最近几年又倾向于将其理论体系严密化(如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主流学派的一些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内容也开始进入。(2)制度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合流，形成后凯恩斯制度学派。他们注意到对宏观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变量的短期政策调整，还要将不确定性、预期、制度等因素内生化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以求从长期的角度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问题。(3)制度主义和演进经济学的合流，形成演进制度分析学派。演进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边界很模糊的学派，有时它被作为制度主义的一个分支来处理(它与制度主义有诸多方法论和研究程序方面的交叉之处)，有时它又作为专门致力于技术变迁研究(继承熊彼特传统)的"新熊彼特主义"的面目出现。它强调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被新古典传统所遗漏的命题，如:正反馈、报酬递增、多重均衡、混沌、非线性等。新熊彼特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融合，使制度变迁的研究者将技术进步纳入到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而这种结合又与马克思关于技术和制度的矛盾的分析相接通。
在制度主义的内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信息、竞争与合作等有关命题，被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斯考特(Schotter，1981)用到其制度演进的博弈模型中。新经济史学的当代杰出代表葛瑞夫则受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家理论的影响，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一方面具有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会由于税收利益因素的影响扼制市场的发展。由于这种"国家困境"的存在使中世纪的行会并不依托于国家，而是凭借商人之间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长期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机制而产生，并起到一种替代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解决一些产权纠纷的作用(Greif，milgromandweingast，1994)。诺斯则受哈耶克、布坎南、奥尔森等人的影响，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重大，并使他逐渐改变了他在早期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用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均衡概念等解释制度变迁的方法。左翼制度主义者布逻姆利(Bromely)和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森，则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利益冲突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认识的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2.制度主义综合过程之中也凸现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一，将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试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长期变迁中理解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又试图使其理论体系体现出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确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马克思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是历史的研究，而且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马克思将人既视为"社会的人"，也视为"历史中的人"。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人变得愚蠢和片面，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感觉和肉体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形式的支配而贫困化，因此私有制度阻碍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复归(即阻碍了人的全面解放)，是应被取代的制度形态。可见，马克思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的深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时又是用辩证逻辑和抽象法来分析的。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研究。"(转引自陈彩虹，1998，第25页)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体现出的思想和方法必将对当代制度经济理论产生持续而强有力的影响，并将促使制度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哲学观。第二，在中观形态上，制度主义追求理论建构的现实性，重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尤其强调前提假设应是真实而易于处理的，而在研究的重点方面强调对现实约束条件进行实际调查。第三，追求一种目的，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其理论基础。在政策的制定中，将现实和抽象的模型等同起来，往往会产生误导。熊彼特就曾批评过演绎实证主义的始作俑者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倾向，他认为李氏试图将其理论直接运用到政策制定中，是从高度抽象的、非常繁琐的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斯坦费尔德，中文版，1990)。与李嘉图所不同的是，制度主义者重在观察制度运行所需的现实条件，以及条件变化后的制度应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因此，制度主义能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并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性转化架起一座桥梁。第四，接受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将混沌理论、正反馈、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并通过机模拟建模注入数学的严密性，将能使制度分析更为有效地探究经济系统中的"复杂现象"。
三、学的
(一)现实主义与中国经济学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现实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和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经济学者隐约地感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倾向，在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经济发展的，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在中国尤其兴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宏观作出思考。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虽然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想法，但由于理论储备不够，食洋不化，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存在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或许仅仅停留在对各学派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的选取上)。80年代中期到1989年风波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1)在理论引进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2)出现了改革对策论的热潮。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径等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几个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论交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体制改革派等(叶选胜，1993)。(3)在这一时期，西方自由化思潮对中国冲击非常明显，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曾采纳一些浪漫主义的、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几次进行价格闯关都因招致通货膨胀而流产。1988年的那次闯关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很多人认识到改革没有浪漫曲。产权改革派中的一些学者也曾受主流产权理论的，设想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去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神话"在中国的翻版。(4)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和中国改革现实相契合，开始引起中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并用其中一些理论中国现实。当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仍基本上处于引介评述阶段。
总之，整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呈上升趋势，并接受中国经济现实的检验。实践证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较完备的市场条件作基础，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改革思路，经济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到底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评介，还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检验和重构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命题，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和过程，很具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中国经济改革现实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生长的试验田，它催生出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经济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寻找改革突破口)、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发展史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到80年代末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愈加注意对改革成本、利益冲突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简单看法。改革要付出代价，此代价应该由谁承担，政府该怎样补偿利益受损者，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樊纲、盛洪和张军等人的系列论文(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洞察。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和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996)、第2集(1999)的出版上。它们标志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从简单模仿、运用国外现成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走向自主创新阶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战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的出现，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国经济现实基础上的独特的理论话语，如:增量改革、试点改革、计划利权交易、渐进改革、补贴改革、"模糊产权"、"超产权"、"内生产权所有制"、承包权、法人财产权等出现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专业之中。同时一些现实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也试图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主要对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理论贡献作一简要综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十几年改革和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命题。他与那些具有明显新古典倾向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力图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大现实问题融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以及国有改革等相关的难题(林毅夫等，1994，1997)。他们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核心论"提出质疑，指出了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的研究。
2.以张曙光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天则所已经完成了两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1993-1994年完成10个案例，1995-1997年又完成了12个案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这20多个案例分析中所体现的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即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倾向，它们以"效率"为核心和导向，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来观察评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的转轨过程。在这些分析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市场经济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变性进行着力关注和重点刻画，从而力求使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作"发展主流"的努力(张曙光，1996，1999)。
3.樊纲(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华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他认为华人文化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华人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特质("重不重形式"、重非正式关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是他认为华人经济如果还要取得进一步的长期发展，还必须注意依靠"法治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樊纲的分析也表明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有重大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询(1999)也注意到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性使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空间往往较大，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中间形式，而这种中间形式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为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中国的家族式组织和交易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4.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杨瑞龙(1998)根据中国的转轨现实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型假说";黄少安(1999)则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假说"。不过杨瑞龙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间扩散效应"。而黄少安则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征，认为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不同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角色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5.挑战西方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中国经济现实来证实或证伪西方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能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逻辑表示怀疑。(1)盛洪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历史观提出挑战。盛洪(1995)认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外部效应，一些人在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时，有可能采取非市场手段，通过对公共选择过程的不当运用，使制度变迁走向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上去。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制度是人们互相趋利避害的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2)汪丁丁对"交易费用"概念提出质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自身的逻辑缺陷。他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也可用"机会成本"来定义，它作为制度的运转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过是某种实现了的博弈均衡，是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但是由于主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参与博弈的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选择也就无所谓替代性，或者说对制度选择而言，再谈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问题似乎没有意义了(因为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程恩富(1997)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批评。程教授认为产权仅仅是经济发展函数的一个变量，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私有产权也并非先验的永恒的安排。(4)柯荣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挑战。柯荣住(1997)认为，诺斯的"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将会被创新"的论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他认为该论断考虑的仅仅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忽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a.创新的不连续性;B.创新的不确定性;C.制度创新中的供求一致性;D.制度创新主体的行为理性;e.一定利益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考虑以上五个因素后，他给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中长期谈判的均衡博弈问题。柯荣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倾向的不满，他认为应该修正新古典主义的绝对时空观和连续性假设，关注不确定性、混沌、耗散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加深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解。(5)崔之元博士对"主流"范式的挑战。崔之元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制度改革应寻求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崔之元，1999)。他还对"软预算约束"命题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他认为"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东方主义国家，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他进一步强调"软预算约束"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他还指出了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国转轨经济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论模型，是中国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特殊贡献。(1)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李稻葵(1995)对教条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战，他认为产权安排与制度环境互为因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一种最佳的产权制度选择，但此选择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产权。现实中具体采取何种产权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中国乡镇企业采取"模糊产权安排"，在中国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选择。(2)田国强的"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田国强(1996)构造了一个非完全市场环境下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来说明所有制安排的内生性，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有、集体所有)分别与经济自由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经济环境的有效对应。(3)刘芍佳和李骥(1998)的"超产权论"。他们挑战西方的私有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论仅仅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努力的效果，应该在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同时引入市场竞争和产权两个变量。这就丰富了主流产权理论的内容。
(三)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1.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目前统计数据失真而且现有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例分析结果的一般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案例分析上升到总量分析的高度，归纳出一般的理论形式的问题。这与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有关，也与分析者的理论素养有关。如果案例分析结果不能一般化，则各个相关案例的结果就不能联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过程的观察就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
2.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是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旧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和演进经济学、博弈论等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长期变迁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历史过程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而中国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失业人员增多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显露出来，使改革成本明显加大，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利益冲突与摩擦将是中国后期改革所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转换理论视角，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布逻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集团分析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目前，可能最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经济思想史上的制度经济理
论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并进行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同时摆正制度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位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如何将中国的产权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结合起来，并融合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1.关于"范式危机"。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的危机给予了诸多关注。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危机"，与其说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总危机。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者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但是，要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在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仍不容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属性，在对历史过程和对现实矛盾的关注方面，它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有沟通和融合的潜力。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经济学都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并在经济层面上提供思想认识源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蕴涵的精神和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洞察也应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学者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本文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属性，并且笔者坚信，越是历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进一步说，经济学的历史价值也就是经济学的永恒价值(惟有历史的才是永恒的)(陈彩虹，1998)。
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性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却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的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对于一些人主张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融入主流"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
4.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理念作为指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人文科学，它应以"人"的发展作为最后的归宿，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应该关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体性"的发展。同时经济学还应该不断地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当然，这些仍然不够，经济学者的眼光还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细枝末节上，也就是说，还要关注未来。这在中国表现为关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场化"问题，如异化、犯罪、环境污染、经济周期、道德沦丧等。这就是说，要以一种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以免重蹈覆辙。
5.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或是否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影响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能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中找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谈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被认为是受到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扬格，1996);在当代，又有人考证出美国"新政"时期的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李超民，1999)。看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而且影响到别国的施政纲领和立法实践。因此，面对西方强劲的"文化殖民"倾向，我们大可不必数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专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曾经辉煌过的经济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经验又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学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匿名审稿制度，文献制度，竞争、开放的学术秩序)。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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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姆利:《利益和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基础》(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陈彩虹:《经济学的属性和逻辑论》，全国经济高级研讨会论文(上海)，1998年。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出版社1997年版。
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樊纲:《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载《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1999年第1期。霍奇逊:《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卡西迪:《经济学的衰落》，载《纽约人》杂志1996年12月号，译文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柯荣住:《长期谈判的均衡:制度变迁和博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李超民:《"常平仓"、华莱士与"农业调整法"》，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林毅夫、蔡、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塞缪尔斯:《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剑桥经济学杂志》1995年8月号，中译文见《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
盛洪:《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季利》1995年春季卷。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斯坦费尔德:《制度:经济学中即将到来的发展》，载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田国强:《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王询:《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扬格:《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篇10
本文主要探讨近年来高考中出现的重要史观以及其在中国近代史复习中的运用。
一、重要史观解读
（一）革命史观
革命史观又称为阶级斗争史观，它认为人类历史是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推动社会演进的历史。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
（二）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从横向看，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纵向看，经历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就是近（现）代化的过程。以文明史观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史，一方面要注意不同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另一方面要注意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与碰撞。
（三）近（现）代化史观
通常情况下，近代化和现代化意思相同，是指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近代化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为纵向发展主线，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思想文化上的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城市化、平等化和世俗化。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四）全球史观（整体史观）
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演进的历史。全球史观要求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去研究历史，强调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重视交往、交流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五）社会史观
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大事件的历史，更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件的历史，包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
二、运用多元史观引领中国近代史复习
（一）运用多元史观整合中国近代史内容，建构多元知识结构模型
1.运用文明史观进行专题整合
注意以下两个维度：
（1）从中西文明联系角度整合：①文明的差异：中国——农耕文明；西方——工业文明。②文明的冲突：列强的侵华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③文明的融合：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④文明的创新：洋务运动与西方不一样的工业化道路、中华民国三权分立模式下责任内阁制的创立、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探索、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国化（如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有机结合、思想）。
（2）从中国近代文明演进的角度整合：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①物质文明：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近代工业产生、发展，社会生活剧变。②政治文明：洪仁玕“法治”、“民主”思想早期维新派“君主立宪”思想康梁维新派“君主立宪”思想和维新变法实践孙中山等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和建立民国、颁布《临时约法》的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努力探索，体现了近代从专制统治逐渐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法制、建设逐渐发展。③精神文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早期维新思想康梁维新思想三民主义民主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发展。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动摇，思想不断解放，近代思想、文化得到发展。
2.运用近（现）代化史观进行通史整合
（1）1840～1860年，近代化孕育阶段
①主干知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萌发；外国的生活方式逐步传入中国。
②阶段特征：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仅仅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近代化的因素，新的经济因素尚处于萌芽状态，近代化的历程并没有真正开始。
（2）1860～1895年，近代化启动阶段
①主干知识：洋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甲午中日战争；“中体西用”思想，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中国近代教育与交通运输业、大众传媒的起步。
②阶段特征：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化开始起步，中国近代化的领导阶级是地主阶级，主要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近代化运动集中在经济方面。
（3）1895～1927年，近代化整体发展阶段
①主干知识：八国联军侵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国民大革命的失败。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工业短暂春天，民族资本主义走向萧条。康梁维新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实业救国思潮，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入，新三民主义，思想的萌芽。交通（铁路、航空）、通讯的进步，报刊业的发展，电影业的兴起，物质生活和习俗的变化。
②阶段特征：这一时期，近代化的“整体发展”体现在近代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展开。近代化的领导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其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的禁锢，近代化的实践上升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这一时期，近代化最突出的领域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这一阶段后期，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探索。
（4）1927～1949年，近代化曲折前进阶段
①主干知识：国共十年对峙，日本侵华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②阶段特征：这一时期，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近代化艰难地进行。由于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官僚资本的压榨、日本的侵华等因素，使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历经曲折，几乎陷入绝境。同时，增加了新的内涵，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担负起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中国近代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本阶段近代化重点在政治领域。
（二）运用多元史观揭示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规律，多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基本特征
中国近代史，即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
从革命史观的角度看，是列强侵略不断加深，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和压迫，不断进行抗争的历史，是不屈的中国人为争取独立、解放、民主、富强而努力探索的历史。
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是中国从古代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也是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碰撞、冲突、交汇、融合的历史。
从近（现）代化史观角度看，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艰难历程。包括政治上，从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转变；经济上，从落后的手工生产向现代化的机器生产，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近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思想文化方面，从农耕文化、愚昧保守心理向近性化、科学化、平民化、世俗化的转变；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从愚昧、保守、繁琐、等级森严到文明、开放、简约、平等、西化转变。
从全球（整体）史观的角度看，是中国从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到向西方学习，主动融入世界、追赶世界潮流的曲折历程。
社会史观角度，略（与近代化史观中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内容同）。
（三）运用多元史观解读中国近代史内容，多角度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概貌
1.多元史观解读重大历史事件（以对辛亥革命的解读为例）
从革命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从近代化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一次深刻的近代化运动。政治上，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缔造了民主共和政体，迈出从专制到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经济上，辛亥革命促进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化实现第一次腾飞；法律上，颁布了《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责任内阁制等，具有反对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思想上，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上，自由、平等、友爱的风气兴起。
从文明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同时促进了物质文明取得重大成果。
从整体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世界（首先是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已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史观看，辛亥革命以剪发辫、废除跪拜礼和大人老爷等称号的移风易俗举措使得国民面貌、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2.多元史观解读重要历史现象（以中国近代史上的通商口岸问题为例）
（1）从革命史观看，它是西方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基地，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明显标记。
（2）从现代化史观看，它是中国工业基地、技术中心、商业中心和思想传播中心，对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挥了带头作用，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崛起。
（3）从全球史观看，它加强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使中国逐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4）从文明史观看，它是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近代化工业文明的窗口，也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最早开始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前沿阵地。
（5）从社会史观看，它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礼仪习俗最早受到冲击的地方，是中国近代最早移风易俗的地方。
3.多角度评价重要历史人物（以对伟人孙中山的评价为例）
甲说：“他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乙说：“他是中国民主法制的光辉先驱。”
丙说：“他是移风易俗的倡导者。”
丁说：“他是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思考：甲、乙、丙、丁分别主要是站在哪种史观上对孙中山作出评价的？
甲：革命史观；乙：现代化（近代化）史观；丙：社会史观；丁：全球史观。
三、运用多元史观复习中国近代史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要注意史观的选取不能一味求“新”，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整体史观等对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固然新颖，但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题下，传统的革命史观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要注意运用多元史观解读历史时，要深刻理解不同史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既不能将不同的史观完全对立，又不能对不同史观不加区别的完全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