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1
关键词：义素分析；语义场；古汉语词汇
古汉语词汇的理解直接关乎古代书面语的阅读，词汇教学自然在古汉语教学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历史变迁、文化革新以及语言自身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词汇又是语言中变化最为迅速的部分，古汉语书面语词汇的语义和用法大都发生了变化，文言文阅读的主要障碍便体现于古今词义的差异性理解上。传统训诂学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古籍文献中词语尤其是疑难词语意义的训释成果，然而解释零散，其义项的排列缺乏词汇理论的相应支持，多义词各义项间的联系就无法揭示出来。而现代词汇学的一些理论可以运用于古汉语研究和教学之中。比如，现代语义学中关于语义场、义位、义素理论以及构词法理论等均可以有选择地应用于古汉语教学与研究之中。
一、传统训诂学对于词语的解释及其局限
传统训诂学对古代汉语具有指导意义，训释词语尤其重视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分析。单音词“间”是一个词义纷繁的典型例证，例如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上册分析“间”有近20个义项，具体如下：
【间】①夹缝，间隙。本义。
②中间；③差距，区别；④房屋单位；⑤参与，介入；⑥隔阂，嫌隙；⑦离间；⑧间隔，间断；⑨间或，断断续续地；⑩交错，更迭；病情好转；空闲，閒暇；闲适，安适；隐微，细小；秘密地，私下；伺间，窥探；17间谍；18顷刻；19近来。［1］97教材采用传统词汇学分析方法将词义概括为两类，引申义又分为九组：（一）②——④；（二）⑤；（三）⑥——⑦；（四）⑧——⑩；（五）；（六）——；（七）——；（八）——；（九）——。据此，还可以对语音的变化归类分析：表示本义第①条和、条读作jiān；第3、12、13一组读作xián；其余均读作jiàn。关于“间”的各条解释，从词典编纂角度来看收集词义可谓精辟而详尽。但是，“间”的19条意义之间的关联怎样，从学习词汇角度学生应该怎样系统地看待和理解这一现象，古代汉语教材即便进行了归类总结，也因方法论局限止步于此。
另如，【道】①道路。本义。如《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以下8条均为“道”的引申义：
②河道。如《史记?河渠书》：“通九道，陂九泽。”
③途径、方法。如《孟子?梁惠王上》：“交邻国有道乎？”
④量词，条。如《齐民要术?柳槐桐梓梧柞》：“至冬，竖草于树间令满，外复以草围之，以葛十道束之。”
⑤道理、规律。如《庄子?养生主》：“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⑥好的政治措施和局面。如《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主张，学说。如《庄子?盗跖》：“子之道岂足贵哉？”
⑧引导。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⑨述说。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教材充分认识到了这个多义词词义的复杂性，将上述这些意义分为本义和引申义，又对引申义进行了区分。具体划分为：①②两条是一词多义现象，彼此分别属于本义和引申义；③——⑧条它们与本义的关系情况虽然复杂，但总体上属于引申义。
上述教材和工具书分析的优点在于采用分析字形而求本义的方法，纲举目张，能够比较直接分理并确定出词的本义与引申义来，然而这种分析也停止于此，对于本义与引申义之间以及众多引申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不再予以探讨和说明。其明显不足在于不能说明上述两个词语8条或20条义项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王力先生早就指出：“词典里某些词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意义，其实从引申的观点看，许多词义都可以合并。”［1］97
比如，以“解”为例，《辞海》共有4个读音，27个意义。其中旧版《辞海》所收的前9个意义分别是：
①剖分；②离散；③析言事理；④免除；⑤开放；⑥晓悟；⑦意识；⑧消除怨隙；⑨达也。这九个意义进行归为三类：①、②可以合并为一大项；③、⑥、⑦三条可以先合并为上层一大项，表思想认识类；⑤、⑧、⑨三条合并，这样合并后变为三个意义。
古汉语词汇教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汇现象需要厘清，即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复杂多样，其辨析也是较难把握的问题。传统辨析同义词的方法是借鉴训诂成就，平面地分析各个同义词的范围、性状、程度、感情、语法、侧重点等方面的不同。但是如果遇到需要辨析的词群较多，文字叙述就比较繁杂，不易做到一目了然。比如，对两个一组的同义词“饥”“饿”和“恭”“敬”的辨析就需要分别做一些描述说明，前者侧重饥饿的深浅程度不同，后者注重体现外貌与内心以及对人与对事的不同。如果三个以上或者更多的同义词和近义词需要辨析语言文字叙述就可能较长，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的接受，同时还有可能存在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叙述分析，则更有失简明。
二、现代词汇理论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2
关键词：汉语史语料学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单音词复音词
汉语言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传承下来的现代汉语，不免带有历史的印记。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现代汉语仍然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的特征，所以以现代汉语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仅仅从共时角度着眼是不够的，从历时角度加以考察才是科学的研究角度。其中，汉语词汇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古代汉语的联系最为密切，也较为容易通过语料进行考证，现代汉语词汇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不断变化的产物，与历代的汉语词汇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借助汉语历史语料分析现代汉语词汇，不仅可以探索古代文言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加深我们对现代汉语中各种词汇现象的认识，而且对汉语的教学与研究有着莫大的帮助，甚至现在许多网络上流行的新词新语也和古代汉语延续下来的构词法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也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高阶学习者需要掌握一定的文言知识和相关文化背景的原因。
一、古代单音词与现代复音词的比照
单音词、复音词是就词的音节构成情况划分的。古代汉语单音词占优势，但在向现代汉语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复音化，这也是为减少同音词及歧义必然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古代汉语中就没有复音词，只是表明现代汉语中许多复音词都由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发展而来，其中很多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不自由语素仍保留文言中的古义。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古汉语单音词和现代汉语复音词语料的对应情况，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词义、扩充词汇量。我们将古代汉语单音词和现代汉语中意义相当的复音词进行比照，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一）古代的单音词与现代对应的复音词没有相同的语素
这种情况下的古代单音词一般都有较为生僻的涵义，或是多义词中表示较不常用的意义，因此被完全不同的复音词取代。例如：
因退立，股战而栗。（《汉书》）股：大腿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尚书》）师：军队
上例中的“股”“师”在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不再是“大腿”“军队”的意思，日常会话中也很难用到。在《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词汇大纲》（以下简称为《初级词汇大纲》）中，含“股”的词项仅在例句“一股冷空气正缓缓向东移动”中作为量词出现，“师”出现在“老师”“教师”“师傅”三个词项中，并不涉及“军队”这个义项。因此，在初级词汇教学中并不需要特别涉及此类含生僻义语素的词汇教学，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和阶段的提高，当遇到“悬梁刺股”“兴师动众”这类成语教学时，就有必要联系历史文化背景来解释词中各语素的含义，而且特别需要提醒学生辨别其与通常意义的区别，以免发生混淆，破坏对词义的正确理解。同样的例子还有“救火”的“救”，意为“阻止”，这符合其在《说文》中的解释“救，止也”。对于这部分不自由语素还保留古义的现代复音词，是不能只凭英语翻译或是现代汉语的常用义来解释的。
（二）古代的单音词，加上前后缀，成为现代的复音词
这种情况下，古代的单音词不改变原意，添加一个词缀以便发音和组句，顺应词语复音化的趋势。例如：
虎兕争兮於廷中，豺狼斗兮我之隅。（《楚辞》）虎：老虎
先陨而后石何也？（《谷梁传》）石：石头
上例中的“虎”“石”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没变，只是在形式上增加了词缀，变得更加口语化了。《初级词汇大纲》中，“虎”出现在“老虎”“马虎”两个词项中，“石”出现在“石头”“石桥”“石子”三个词项中，均保留了古义，都是在原词干的基础上添加了前后词缀而成。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可以借鉴英文词根、词缀的原理，定期、集中为学生列举一些含有相同词根或者词缀的例子，培养学生的认词猜义的能力，这对于学生的日常阅读无疑会有一定的帮助。
（三）古代两个同义或近义的相关单音词组成一个现代的双音词
这种情况也是为了顺应词语双音化的潮流，用古代汉语中意思相近或相关的单音词来共同构成现代汉语的复音词，例如：
朋、友——朋友道、路——道路婚、姻——婚姻
减、少——减少洪、水——洪水事、业——事业
艰、难——艰难知、道——知道衣、裳——衣裳
学、习——学习恐、惧——恐惧城、市——城市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这些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并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经常在古代汉语中以词组的形式出现，后来凝成一体，引申成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比如“婚姻”，在《史记》“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正义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中，“婚”“姻”作为近义的单音词还是有些微的区别的，在现代汉语中才合成双音词来表示“嫁娶、结婚的事”。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适当分解语素来讲解词义，加深对词义来源的理解。同时，也需要分辨现代汉语双音词中近义语素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对学习古代汉语的二语学习者来说，不能将古代连用的两个单音词误解为一个现代的双音词，避免以今释古。
二、古代复音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的融合
复音词是顺应历史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多的，古代复音词相较于单音词来说还是占少数。复音词可分为单纯复音词和合成复音词两大类。单纯复音词只含一个语素，包括联绵词和外来词，联绵词是汉语固有的，音译外来词则是通过译音方式吸收的其他民族语言词汇。合成复音词含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语素，古汉语的合成复音词主要包括重叠词和复合词。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古代复音词通过长期的筛选和进化已逐渐融入到现代汉语的词汇中。
（一）联绵词
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的单纯词，从语音出发可分为双声、叠韵、双声兼叠韵、重言、非双声叠韵几种类型，现代汉语中也仍保留这个定义及分类，不同的是旧词的淘汰和语音上的变化。对外汉语教学中需要注意的主要还是语义方面的问题，需要提醒学生不能拆开连绵词解释，切忌望文生义，如“望洋兴叹”中的联绵词“望洋”，出自《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不能误解为望着海洋，而是指目光呆滞、神情迷茫的样子。
（二）外来词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也必然会不断受到他国语言的影响。相比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外来词相对来源较少，也留有许多历史变迁的印记。汉代佛经的传入，使汉语中增加了一些梵语译词，如“玻璃”“浮屠”；少数民族的融合以及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也使不少民族词、外语词进入汉语，如“骆驼”“葡萄”“喇嘛”“可汗”。虽然有些古代外来词现在已不常用，但是吸收外来词的传统依然在继续，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不仅有音译形式，还有音译兼表意、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直接借用等形式，如“沙发”“纽约”“芭蕾舞”“卡片”“积极”等。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解释外来词的来历，吸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学习者的兴趣。
（三）重叠词
古汉语中单音词的重叠形式颇为常见，如“朝朝（每天早晨）”“人人（每人）”，而现代汉语的重叠词则更加灵活多样，有aa、aaB、aBB、aaBB、aaBC、aBaC、aBCC等多种形式，如“悠悠”“兴冲冲”“清清楚楚”“默默无闻”“无影无踪”“虎视眈眈”等。因为现代汉语叠音词结构较为松散，所以比起古代汉语，不仅数量上有明显增加，也较容易找到规律，构词能力更强。在教学中，可以鼓励学生举一反三来学习叠音词，如量词重叠含有“每”的意思，部分双音节形容词可以变成aaBB的形式表示强调。
（四）复合词
古汉语中的复合词从语法角度可以分为主谓式、偏正式、并列式、动宾式和附加式，这种构词法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并列式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并不都参与表义，其中一个语素表示显性意义，而另一个语素的意义是隐性的，这就是偏义复词。偏义复词作为古代汉语学习的一个难点，在现代汉语中也会经常出现，如“无足轻重”，“轻重”偏指“重”，意为“不值得重视”。对比古今偏义复词，可以发现其在古汉语中偏指义语素相对不固定，更需要依赖上下文来进行判断，语素之间的结合也较为松散。多数情况下现代汉语对偏义复词的判定不需要语境，如“国家”“窗户”等，它们的意义已经固定，不像在古汉语中仍保留选择性。但是有一些偏义复词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需要借助语境来进行判断，例如“长短”，《史记》中“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的“短长”即偏“长”；《脏腑记叙》中“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即偏“短”。现代汉语中“一较长短”就是“比较谁更好”的意思，“长短”偏“长”，但在“他很小心，生怕有个长短”中，“长短”偏“短”。古今比较之下会发现，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词汇词义进行浓缩简化的同时，也有着继承和发展。在汉语教学中，对于有固定偏义的复词可以不做过多的解释，但是对于需借助语境来判断的偏义复词就要提醒学生特别注意一下。
三、汉语史语料学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及意义
通过简要对比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汇关联情况，我们可以大概了解汉语词汇的发展方向，即词语的复音化。具体的关联发展情况和相应的汉语教学方法总结如下图所示：
随着多个复音词代替一个多义的单音词及复音词本身的更新变化，加上社会改革带来各种各样的新词新语，汉语的词汇越加复杂多样。但语言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进行的，特别是词汇，作为其中更新最快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以偏概全。
借助汉语史语料学来收集词汇资料，了解汉语发展过程中词汇的变化情况和词义来源，无疑可以为我们的二语教学工作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方向，其作用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有利于更好地理清词义。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正在变化更新的词汇，也需要考察历史。一方面，现代汉语构词能力最强的字义系统来源于古代汉语；另一方面，现代的书面语中也依然保留大量古汉语词汇，特别是古汉语中的成语、名句现在仍大量沿用。所以通过借助汉语史语料学搜集词语例证、对古代文献的词语进行归类整理，可以帮助学生总结构词规律，探求词义理据，并学会通过分析、预测来理解、记忆新词。同时，有利于加强学生对词汇中语素义的把握，也便于学生正确分辨同义词、近义词。
（二）有利于奠定良好的汉语基础。通过历代语料的考证，不仅可以使学生准确把握词汇义，扩充词汇量，也能够让他们对词源有一定了解，这无疑对汉语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三）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引入古汉语的词汇语料，可以使汉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汉语语言风格。对词语的追根溯源及古汉语的天然美感，都可以吸引已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二语学习者继续学习、探索下去。
（四）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对比古今词汇的变化，可以窥见中国历史的变迁，词汇是时代的忠实折射物。中、高级的汉语教学中就包含许多中华文化因素，真正理解现代汉语的语言，还需要从古代汉语中寻求答案，古汉语的词汇就是学习的入门。对一些保留古义的词汇的熟练运用，耳濡目染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可以让学生从文化层面上理解和运用汉语，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希望达到的最优教学目标。
当然，古汉语史语料繁多，而留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有限，在词汇教学中如何合理引入并分配涉及古汉语词汇的学习内容，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如何分类搜集语料来分析特定的词汇现象，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崔雪梅.训诂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
[2]高小方.古代汉语[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李冰燕，杨英法.古今偏义复词的对比分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4]瞿秋石.汉语词源学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D].上海：复旦大学，2011.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3
一、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
高中古文学习中的重点内容，也就是高中古文学习中必须掌握的内容，包括诗、赋、散文这三个方面。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三类文学题材的成就最高，而这也是高考中最常见的考察内容。如2003年高考就考察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诗歌中的一些名言名句，也是高考中的重点内容。因此，把这三个部分学习当作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一点也不为过。
1、诗歌的学习。诗歌是学生最早接触的古文形式，在小学课本里就有《鹅》。进入高中学习以前，学生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已经系统地学习了几十首诗歌，可以说诗歌的掌握比词、赋、曲、散文等古文学习掌握得要好很多。但是高中学习阶段要求学会分析、理解诗歌的内容，欣赏、学习诗歌的精妙之处。因此，学生要想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韵味，理解诗歌所表达的诗人的情感世界和内容，就只有加强诗歌的阅读。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必拘泥于课本，而应该把阅读的内容放在课外，这也符合近年高考命题的趋势。学生通过加强诗歌阅读，可以增强语感，通过阅读把握诗歌内容的规律和要点。当然，阅读也不是胡乱阅读的，而应尽量以名家的作品为主。
2、赋的学习。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虽然没有诗的成就高，但它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运用修辞手法最多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表现力最强的文学形式。赋应该是高中古文学习的重点内容，因为它是之后很多古代文学形式的渊源，如诗、词、曲等，这些古代文学形式的一些写作手法、修辞的运用等都来源于赋。因此，如果掌握了赋的知识，就很容易进入到诗歌、词、曲的学习中了。但赋的篇幅比较大，语言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学生学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一首赋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赋与赋之间很多内容都是相似的，所以只需掌握很少的篇幅即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找一些名篇进行学习，如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等等。
3、散文的学习。散文并不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但却是高中学习的重点内容，因为散文在唐宋兴起以后，代表了中国古文向白话文发展的过程。散文的学习内容可以说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唐宋家中，尤其是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为主。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要多读、多体会散文，思考作者在写散文时的心情，从而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对于散文的学习，学生不必计较枝枝末末，而应以理解文章的内容为主，至于散文中的各种语法知识，则不必过于重视。
二、高中古文学习的难点内容
1、实词的学习。在实词的学习中要注意四个方面的内容:
(1)通假字。通假字也就是在古汉语中由于文字的分歧而产生的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有时形体也相似)的字来代替另一个字使用。通假字的掌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因为通假字之间的读音和含义是一样或相似的，如具和俱、坐和座、属和嘱、已和以等。掌握通假字的诀窍很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析本义、找近义、结合上下文”，意思是要先理解文章中出现的通假字的本义，看看用本义能不能解释得通，解释不通时，要找与它相近的词语，再解释一下，或是结合上下文加以理解。
(2)古今异义词的掌握。在古代汉语中，有些词只有一个含义，也就说是特指的，意思比现代汉语中的意思要小得多，如“河”就专门指黄河，“关”也就是指现在的嘉峪关，“山”就是指太行山。如古代的“山东”意思不是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的意思。有的词的含义则比现在多，如“妻子”在古代是妻和子两个人的意思，现代则单指丈夫的配偶。这些古今异义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少，学生可以收集整理一下，以便于系统地掌握。
(3)一词多义的掌握。一词多义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词汇使用方法，因为在古代是不区分动词、形容词、名词的。因此，古汉语中的一词多义常常是动词、形容词、名词含义之间的转换，这其实是一种规律。学生在掌握这一知识点时，要看这个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作者想表达的含义，来判断多义词的含义。如“毒”这个词，又“安敢毒焉”中的“毒”是怨恨的意思，而“呼嘘毒疠”是形容词――“有毒”的意思，“赋敛之毒”是动词――“毒害”的意思。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4
【关键词】新课改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
一、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受到升学压力的影响，教师均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取得考试高分为目的来开展教学活动，对于学科的精髓很少深入研究。高中语文古诗文的教学亦是如此，这使得多数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都只是浮于词义表面，无法深入理解古诗文呈现的意境及其传达的思想感情，造成了大部分高中生的古诗文鉴赏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此外，部分高中语文教师的表达能力不足，不能很好的诠释与表达古诗文的内涵，导致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受限，难以自主了解古诗文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心境，这与我国新课改发展的需求相背离。
二、新课改下高中古诗文的教学策略
1.加强学生的古诗文诵读
在传统的高中古诗文教学中，多数先由教师对古诗文进行通篇串讲，再对古诗文的通假字及生字词进行逐一解析，再对文章大意、思想情感以及写作手法进行归纳总结，而对于古诗文的背诵与朗读没有做过多的要求。古人有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由此可知，诵读是品鉴、领悟古诗文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古诗文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诵读，培养学生良好的古诗文语感。首先，在正式开始讲课前，教师可先带领学生一起进行古诗文朗读，让学生对古诗文有个整体的了解。然后，让学生熟读古诗文中的精彩语句以及具有代表意义的古诗文，直到可以将其背诵出来。例如，在学习《天净沙・秋思》时，教师在学生诵读前，应先指导学生注意诗词间的联系以及应当停顿的地方，“枯藤m老树m昏鸦，小桥m流水m人家，古道m西风m瘦马，夕阳m西下，断肠人m在/天涯”，然后进一步引导学生去感悟词中所表达的凄凉与落寞的情感，让学生在诵读时采用缓慢、低沉的语调，从而品味出词中所展现的凄凉意境。
2.强化古诗文的词汇与句式教学
词汇是学生学习古诗文的重点、难点，分布于文章的不同段落与章节中，给学生的文章记忆带来一定的困难。针对以上教学情况，教师在讲解古诗文的重点内容时，应将知识点进行合理的归纳，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点间的横向联系，并利用其存在的联系与规律来进行系统记忆，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并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目的。对于古诗文中常用、常讲的词汇知识，如：虚词、实词以及词类活用等内容，教师应及时指导学生进行反复的练习，对词汇知识加以巩固，教师也可以根据教学经验整理出一套系统的、清晰的词汇复习资料，以提高学生对词汇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此外，句式也是古诗文学习的另一重点内容，对于文言文的常用句式，如：倒装句、被动句、判断句、定语后置、宾语前置等，教师应引导学生掌握这些句式的特点、结构及使用方法，让学生对所学到的知识点进行分类、分析与总结，完善学生自身的古诗文知识系统。
3.把握古诗文中的诗眼
在古代，诗词创作者都非常注重语句的精炼，通过诗词中的字或者词来表达作者的内心情感及创作意境。这样的关键词我们称之为“诗眼”。诗眼是作者思想感情以及文章主旨大意的提示。掌握了古诗文中诗眼，可以让学生更容易体会古诗文所展现的意境，使得古诗文教学事半功倍。如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以及“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都是古代诗词作者用词生动、凝练的代表之作。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带领学生仔细、反复品味古诗文中的语言特色，认真感悟古诗文诗眼的巧妙之处。又如，杜甫的《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中的“空”与“自”这两个字，充分展现了祠堂的寂静与冷清，将作者孤寂伤怀、形单影只的心理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教师应先让学生掌握整首诗的诗眼，分析其含义，进而深入探究作者的表达手法，发掘诗句的深层含义。
4.提高教师自身的古诗文教学能力
在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教师的专业教学水平直接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效果，也是影响古诗文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首先，在古诗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的引导学生了解古诗文、感悟古诗文，对古诗文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从古诗文中感悟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特色，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其次，教师应带领学生一同分析研究古诗文的特点与意境，从而正确把握古诗文的中心思想。最后，教师应优化古诗文的意境，将学生引入特定的教学情境当中，让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例如，《短歌行》是曹操人生感悟的直接体现，教学时，教师可以先向学生讲述这首词的创作背景，让学生了解曹操的洒脱与执着，并让学生带着感情去朗读这首词，从而加深学生对《短歌行》这首词的理解。
【参考文献】
[1]邱丽娟.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现状解析[J].文学教育（下），2010（10）.
[2]张平.在语文课堂里栖息――高中古诗文审美化教学试探[J].基础教育研究，2009（12）.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5
关键词：词汇；文化；关系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62-02
语言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任何民族语言都负荷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内蕴。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往往制约着该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语言的词汇影响更深。十九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曾指出：“一个民族的词汇本身就能揭示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因此可以说，任何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及其构成成分，都会受其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一、词汇能反映文化
汉语是汉文化的载体，它深深地印上了汉民族悠久而多姿所采的文化历史的印记，学习汉语同样必须把握汉文化。要想把握好汉文化，在具有初步的汉语基础知识之后，应注重学习最能反映汉文化特征的汉语文化词语。文化词语总是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心理素质、习俗民情、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是词汇中最活跃的部分。
汉语的背景是中国文化，因此词语的生成、演变、派生、组合等往往可以从文化上找到理据。例如汉语中的对偶性的形成，尤其汉语词汇的对称结构和音节的偶化，与汉民族传统的辩证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民族自远古时代就产生了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辩证观念，这种辩证观念孕育了汉民族凡事讲成双成对，重视均衡和谐的心理特点，并对汉语的构词特点有极大影响。再如汉族人自古有食熟忌生的饮食习惯，认为生肉、生饭味不美，吃了生食容易生病等。做饭炒菜时讲究火候，“欠火”和“过火”都会影响食味，因此都是不理想的，要求“火候”恰到好处。这在汉语词汇中也有反映，而且构成一批比喻词语。例如：“欠火候”原指做饭炒菜熟度不够、在生活中比喻办事情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没有达到既定的标准，也称“火候不够”；“回炉”也称“回锅”，指没办好事情重新去办，把半成品或不合格的产品送回工厂再加工。又如汉语词汇的组合结构也可以从汉文化上找到理据。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在汉语的词语结构上可以反映出来。比如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有关男女的词语中的反映，在词素结构顺序上总是男在前面，女在后面，如夫妻、夫妇、男女、父母、公婆、兄嫂、弟妹等；成语的结构也是男前女后，如夫贵妻荣、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男婚女嫁、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等。
此外，还有一类词是本族语言中独有的民族文化特色词，这类词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例如中国古代特别崇拜“龙凤”二灵，并形成了龙凤文化。汉民族在上古时代就把“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在古人的心目中，“龙”是神，龙能腾云驾雾，兴云降雨，传说主宰大海的神就是东海龙王。龙象征着神圣吉祥。汉族自古把龙奉为祖先的化身，因而至今汉民族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以龙的子孙自豪。此外，龙又是封建帝王的象征。古代帝王成为真龙天子，是龙的化身，随之凡与皇帝有关的都加一个“龙”字。如：“龙飞”指皇帝即位；“龙颜”指皇帝或皇帝的面容；“龙体”指皇帝的身体；“龙床”指皇帝睡卧的床等等。“凤”是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凤有美丽的羽毛而被称为“鸟中之王”，历来是祥瑞的象征。民间艺术中有“百鸟朝凤”的剪纸，也有“百鸟朝凤”的绣花图，又有“百鸟朝凤”的乐曲。“凤”在古代又是帝后的象征，因此皇后穿“风衣”，戴“凤冠”，住在宫室称“凤阁”，出宫时乘坐的车叫“凤辇”。
二、文化的发展推动并制约词汇的发展
词汇不仅在静态方面作为一面镜子反映文化，而且在动态方面它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文化的消亡而消亡，表现出文化对词汇发展的推动作用与选择功能。在这方面不仅体现了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词汇的含义，尤其是伴随意义、深层含义是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密不可分的。例如“钟”原来指古代的一种乐器，后来指早晚用来报时的器具。这种变化与文化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钟”在古代作为打击乐器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利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燕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西洋时钟传入我国以后，“钟”的含义逐步转变为能打点报时的时钟，现在不打点的报时工具也叫“钟”。
文化推动并制约词汇的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的方面是新词的大量出现与旧词的消亡。词汇是语言中反映社会发展变化最敏感的要素，当出现一些新事物、新现象和新观念时，就可能要创造一些新词来标记它们，以满际的需要。例如随着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些词汇，如“导弹”、“核弹”、“数据库”、“光缆”等。又如现今社会一些网络词汇随着网络的普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令人应接不暇，如“菜鸟”、“网虫”、“潜水”、“楼主”、“跟帖”等。当然，大量新词因文化的发展而涌现，也有不少随着文化的消亡或失去言语交际的支持而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例如上古时期关于牲畜的词汇在汉语中也是极其发达的。《说文解字》在“马”部就收录了115个用以分辨其颜色、性别和形体的字。这些词汇除了被收录在典籍之中，我们现代人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见得不多，用得更少甚至模糊其意。这样它们就成了趋于死亡的词。
三、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稳定下来的词汇对文化有考证、记载、传播的功能
文化对词汇发展有推动作用，反过来那些经文化淘汰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词汇又对文化有考证、记载、传播的功能。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说：“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确是文化的活化石。例如一些沿用至今的地名可以透视古代的文化。湖北的“大冶”、大冶的“铜绿山”、阳新的“赤马山”，这些地名都与当地铜、铁冶炼业有关，而事实上大冶唐宋时已置炉炼铁，铜绿山冶铜就更早了。词汇可以作为考证文化的活化石，是因为词汇本身铭刻着文化的印迹。例如以“页”为偏旁的字或词，颈、领、颔、颊、顶、颌等都表示与头部有关的部位，因为“页”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小篆字形上面是“首”，下面是“人”，它是“头”的本字，所以从“页”的字都与头面有关。
四、通过词汇可以进行文化对比
词汇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词汇进行文化对比。这种对词汇文化意义的对比既是文化交流的需要，又是语言对比研究的需要。例如上面所说的“龙”，在汉语中它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帝王、权威、吉祥的象征，而英语中的“dragon”受希腊神话的影响，则是背生双翅、喷吐火焰、吞食生灵的凶残怪物。又如英语中，“熊（bear）”被人们认为是凶狠、残忍的动物，当它们被用来形容人时，往往包含着鲁莽、莽撞的意思；但是在汉语中，“熊”却没有了类似的意义，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对它的形象是笨手笨脚，行动缓慢，蕴含着愚笨的含义，因此也有了“瞧你那熊样”一说。
在跨文化交际中，双方可能会因为不了解对方所说词汇的文化内涵而产生误解，甚至导致交流的失败。因此，在日常学习中，加强对这类词汇的学习对我们的交际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语言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活泼，最具生命力且最能体现时代和社会变化的一个要素，它能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内涵。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透过它，我们便可窥见一个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1］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8).
［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
［3］龙又珍.词汇与文化刍议［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6
关键词：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研究；分析角度研究
一、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的基本情况
（一）现代汉语词汇化词组的结构方式
纵观现代汉语中发生词汇化的双音节词组总共有93个之多，这些词组在在产生方式上来源于词法与句法的同时，也产生于词组词汇化。通过对这些词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汇化词组在结构方式上主要有并列、偏正、动宾、述补、主谓等五种类型，每一类型在具体的运用中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动宾结构与偏正结构在双音节词组的结构方式中较为常见，述补结构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二）现代汉语词汇化词组的语法属性
在语法属性方面，现代汉语词汇化词组主要有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与数词性等四种语法属性。据统计，在这四种属性中，以动词性属性所占比例有一半以上，相比较而言，名词性的词组则相对较小，其次是形容词性词组与数词性词组，其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词汇化词组的结构方式密切相关，由于动词的主要机构是动宾方式，在此情况下，动词性词组出现词汇化现象的情况较为普遍也就在所难免。同样的，由于双音节词，特别是双音节的形容词和副词本身数量就很少，其结构方式也受到限制，因此，在这两种词组中发生词汇化的频率就相对小一些。
（三）现代汉语词汇化词组的语义发展方式
现代汉语词汇化词组的语义发展方式上，纵观国内各学者的观点，对于语义的发展方式也主要涉及到隐喻和转喻。对于这两种概念，很多学者认为隐喻和转喻属于认知方式的范畴，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解释具体概念的方式上面。前者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后者则体现出概念相关性的特点。在隐喻和转喻这两种认知方式的运用下，我们对词组的语义发展方式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概括，主要的发展方式集中在引申、比喻、泛指、特指与转喻五种类型，其中以比喻和引申所占比例较大。
二、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词组词汇化特征的比较
（一）结构方式上
古代汉语中在词组的词汇化现象上发生最频繁的为并列式的词组，这主要是从词组的机构方式的角度分析的，这种现象也是由于古代的汉语发展较为注重韵律，因此人们在使用汉语和创造汉语的过程中难免会使用双音形式，这就给并列式双音节词汇化提供了背景。相对于古代汉语而言，现代汉语词组在词汇化过程中，主要是发生在动宾式的词组与并列式的词组中，这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词组词汇化在结构方式上的主要特征，除此之外的其他词组，例如主谓式和述补式词组则变化相对较小。
（二）语法属性上
根据调查研究，在古代汉语中，尤其是在语法属性方面，名词性的词组发生词汇化的频率要高于动词性的词组，这种现状主要是由于在古代汉语中，动宾式词组咋结构方式上以及使用频率上都低于名词性词组。然而，在现代汉语中，发生词汇化现象的词组以动词性词组为主，高于名词性词组，这是在语法属性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所具有的差别。现代汉语中出现的这种特征主要是由于现代汉语中动宾结构式词组的运用较为普及这一原因造成的。
（三）语义发展上
不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在词组词汇化过程中，都会在语义上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包括语义、结构方式以及语义发展方式上的变化，例如隐喻引申和转喻引申的发生等等。虽然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都会在词组的语义上有所变化，但是古代汉语中词组词汇化的词组相对有限。例如，古代汉语的双音节词组在词汇化之后，除了述补式词组之外，其他词组发生转类的可能性较现代汉语更大，这一点就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
三、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分析角度研究
（一）义项是否分立与词义项的多少
对于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在词汇化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众多学者都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这些方法中，有关于义项是否分立以及词义项的多少，是很多学者常见的分析研究的角度之一。所谓义项的分立主要是基于双音节词在意义上的独立性程度而言的，由于不同的词组在具体的语境下往往会产生意义上的变化，因此，在对词组进行处理时就需要注意义项的分立与否，以便于准确的把握语义。除此之外，词义项的多少也是学者进行研究常用的切入点，其在功能上能够反映出具体的词组词汇化的程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词组有很多或者说演化出很多的词义项，则该词组在稳定性方面就相对较高，语义也就相对稳定。
（二）注音方式
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注音方式都是影响我们辨别词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对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的过程中，对注音方式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注音方式，在实际的用法当中，主要可以分为离合、分写以及轻声三个方面。离合是在某些需要组合的词组中间添加斜的双短横，用以标识在运用时可以在词组中间适当的添加其他词组；分写，则主要存在于主谓和偏正的词组结构中，学界统一观点认为，分写后的词组在语义的稳定性上和词汇化程度上都较高；轻声则着重从词组的发声和音节上予以区分，这主要是基于语音上的强弱程度与语义上的强弱程度的关系而言的。
（三）语法属性是否发生变化
在研究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的语法属性时我们就已经强调，语法属性与词组的词汇化程度紧密联系，语法属性的变化大大加速了词组的词汇化进程，因此，基于这一层面，对词组语法属性上进行研究，有时是对其变化与否的关注，是我们研究双音节词组词汇化现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7
关键词：文言文 文言词汇 常用句式 翻译方法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是古人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指导作用。那么，如何学好文言文呢？
一、学习文言文，首先要多读多记
俗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苏轼也说：“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反复阅读是学习文言文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诵读时要做到：眼观其义，口读其声，耳听其言，脑思其义，把眼、口、耳、脑都动员起来。在教学中，我尝试采用“三步记忆法”，收效明显。即：第一步抓住文章的思想用脑默记，第二步闭目回忆，实在回忆不起来时，就“偷看”一下，第三步迅速反复，多次诵读。
二、学习文言文，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词
古汉语中的文言词分为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两大类，学习文言实词应注意以下四点。
1.注意区别古今词义的异同。有一些词语，文言文中虽然常用，但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词义的扩大。（2）词义的缩小。（3）词义的转移。（4）词义的褒贬色彩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习文言文，必须结合学习文言作品，有目的、有计划、按要求地掌握一批文言常用词的常用义。
2.注意区分古今汉语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占绝大多数，而文言中则以单音词为主。因此，我们在文言文阅读中，不要把文言中的双音节词误认为是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
3.要注意古代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我们要了解关于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方面的知识，要有意识地作好知识积累和整理工作。词义积累多了，遇到多义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选择意义项了。
4.要注意通假字现象。
学习文言虚词应注意以下几点。
1.了解古今虚词的差异。古今完全不同的虚词，我们只要掌握它们在古代的意义和用法就行了。有些虚词，古今都用它，如《六国论》“至于颠覆，理固宜然”中的“颠覆”。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要用分析的眼光去逐字审阅，不要以今律古。
2.辨析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文言虚词使用频率高，用法灵活多变，一个虚词往往有多种词性，表达多种语法关系。
3.体察虚词表达的不同语气。古人称虚词为“辞”、“语辞”、“语助”，可见，虚词在表达语气方dm的重要ntg。学习文言文，我们要反复吟咏，体察虚词所表达的语气，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
三、掌握词类的活用现象
词类活用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根据语言习惯使某类词临时改变原来的词性和语法功能，具有了另一类词的词性和语法功能。文言文中常见的词类活用现象很多，如名词活用作动词、形容词活用作动词、数词活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名词、形容词用作名词、名词作状语等都是学习文言文中常见到的词类活用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实词的特殊活用现象，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以及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等。
四、注意掌握几种常用句式
文言常用句式和现代汉语的常用句式基本上是相对的，我们主要要掌握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变式句五种句式。
五、掌握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可归结为留、删、补、换、调、变。
“留”，就是保留。凡是古今意义相同的词，以及古代的人名、地名、物名、官名、国号、年号、度量衡单位等，翻译时可保留不变。
“删”，就是删除。也就是在文言文中有些虚词只有某种语法作用，而没有实在意义，翻译时该虚词可省略不译。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一句中的虚词“也”可省略不译。
“补”，就是增补。（1）变单音词为双音词；（2）补出省略句中的省略成分；（3）补出省略了的语句。
“换”，就是替换。用现代词汇替换古代词汇。如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愚”要换成“我”，“悉”要换成“都”，“咨”要换成“商量”。
“调”就是调整。把古汉语倒装句调整为现代汉语句式。主谓倒装句、宾语前置句、介宾后置句、定语后置句等翻译时一般应调整语序，以便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8
一、汉字溯源法
文言文字词古今异义现象经常出现。有的词义转移了，如“初闻涕泪满衣裳”中的“涕”指的是“眼泪”，而现在多指“鼻涕”；有的词义消失了，如“志在高山”中的“志”为“心里想的”，而现在多指“志向、志愿”“志气、意志”；有的词义扩大了，如“洋洋兮若江河”中的“江”“河”，专指长江和黄河，而现在泛指河流；有的词义缩小了，如“其臭如兰”中的“臭”意为“气味”，而现在一见此字，人们想到的只是“难闻的气味”。要解决古今异义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帮助学生把握古义，尤其是其本义。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因意构形的特点，即使经过隶变和简化，造成汉字形象物性消失、形体变异与混同、构件粘连，使汉字构形理据无法从字面获得，我们仍然可通过复形找到字形来源，追寻其本义。如上文提到的“志”，金文写作“志”，形声兼会意字，上“之”，下“心”，本义为心意、意念，《说文》解释为：“志，意也。”经这么溯源，“志在高山”意为“心里想到高山”，就不会产生歧义了。著名特级教师王玲湘执教的《杨氏之子》中也有这么一个片段：
师：“禽”什么意思？
生：就是兽。（众笑）
师：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造“禽”字的。（课件出示“禽”的造字变化：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体）“禽”上部是“今天”的“今”，是“禽”的声旁，记住，“禽”是前鼻音；下半部分是有长柄的捕鸟网，这形象的捕鸟图演变成的就是“禽”字。
师：（指刚才的学生）现在，你说”禽”指什么？
生：（不好意思地）指“鸟”。
师：“禽”指鸟。这一句中，“家”和“禽”是两个词语，“禽”字前面要停顿，让人听明白。（课件出示：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自由练练。
“禽”是本课的生字，音、形、义都是教学难点，王老师追本溯源，展示了“禽”的构字理据及演变过程，将正音、识形、释义及准确断句完美结合起来。
二、以今通古法
文言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与现代汉语有较大的年代差距，所以文言文的学习，总让人有遥远感。但现代汉语毕竟是由古汉语发展变化而来的，有些词汇的某个语素仍保留了古义，我们可以先唤醒学生潜在的语言知识经验。学生熟知的语言现象一经唤醒，便可以与学习目标对接，就可以达到以今铺路、以今识古的目的。
一是结合成语。成语是保留古义较多的现代汉语词汇，且大量出现在人们日常口语交际及书面语言学习中。小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词汇库里都会有丰富的成语积累，可借其推知文言文中的词义。集美大学施茂枝教授在教学《学弈》时，就结合学生较为熟悉的“诲人不倦”“与时俱进”“了若指掌”“唯利是图”等成语，引导学生推知“诲二人弈”“与之俱学”“弗若之矣”“惟弈秋之为听”等句中“诲、俱、若、惟”的词义，既省时高效，又贯古通今，加深了学生对已知成语的理解。
二是结合同类词。王菘舟老师在《伯牙绝弦》一课中，关于“绝弦”是这么引导学生理解的：
师：“绝弦”表面的意思是“割断琴弦”，不再弹琴了。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这样的词语，譬如：两个人从此不再交往了，叫――
生：绝交。
师：著名作家金庸不再写文章了，叫――
生：绝笔。
师：“绝笔”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封笔”；电影演员从此不再演电影了，叫――
生：封影。
师：不对，叫“息影”
……
师：所以，不再弹琴了，叫――
生：绝弦。
@理解过程看似有点绕，其实是调动起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语言经验，使之与陌生的知识接通，成为打开文言词汇的钥匙。
三是结合俗语。一些俗语或俗称也保存了某个古义或古汉语的句式，对理解文言文词义也很有帮助。施茂枝教授指导学生理解《学弈》中“弈秋”一词就是这么做的。
师：（在“弈秋”下面板书“刷子李”）还记得“刷子李”的意思吗？
师：是的，刷子李是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刷子”表示他擅长用刷子刷墙，“李”是他的姓。谁能根据“刷子李”猜出“弈秋”是怎样的一个人？
师：真好！你们会触类旁通。一个名叫“秋”的人，擅长下棋，被人们称为“弈秋”。
三、比较分析法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9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跨文化意识旅游英语翻译方法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生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贾玉新，1997：23)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王佐良先生曾说：“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当翻译界渐渐达成共识，以“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来对翻译进行定义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仅把翻译囿于语言学研究领域，而应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翻译。
旅游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旅游英语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地理、法律、、民俗风尚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旅游英语向游客传递的不仅是景区(点)的具体实用信息，更重要的是传播其蕴含的文化。尤其对于外国游客，他们来中国旅游不仅是为了饱览中国的名山大川，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体验异域文化。因此，旅游英语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模式的转化。在旅游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跨文化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二、旅游英语的翻译方法
1.地名、景点名称的翻译。地名的翻译一般适用完全音译，因为此类翻译涉及的文化内容较少，不会造成游客理解上的障碍，如北京(Beijing)、上海(Shanghai)、桂林(Guilin)等。
景点名称的翻译主要有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等方法。
音译主要有两种情况：如果景点名称是单音，为了照顾韵节和外国人的读音习惯，最好连同名称后面的“湖”、“山”、“园”等一同译出。如泰山最好译为taishanmountain，而不宜译为taimountain。如果景点名称是双音，则不必把后面的“湖”、“山”、“园”等音译出来。如白云山(Baiyunmountain)、峨眉山(emeimountain)。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很多景点名称都蕴涵了深厚的文化，如果忽视了跨文化意识，仅采用单纯的音译，不能反映其真正的意义和其中隐含的文化，此时应采取意译。例如“拙政园”译为GardenofHumbleadministrator就要比ZhuozhengGarden效果好得多。因为“拙政园”是明朝御史王献臣辞职回乡后在元大宏寺遗址所建造的别墅，并借用近代潘岳《闲居赋》中“拙者之为政也”一句为园名。
在景点名称翻译中采用最多的是音译加意译。这种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有利于西方游客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传递中国的地名信息，无形中增进了游客和中国文化的沟通。比如：把天安门广场翻译成tian’anmenSquare，音意译结合，使外国游客一眼便能看懂。如采用完全意译的方法，译成Heavenly-peaceSquare，则把景点完全西化了，无法传递出地名的信息。
2.历史人物的翻译。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在介绍文物古迹或历史文化景点的时候，总会联系到许多历史人物。如果只把人物姓名简单译出，不做任何补充说明，游客就不能真正了解。可以采用加注法或借用法对历史人物作解释说明。
加注法就是添加相关的背景资料对人物的生卒年代、身份地位、历史功绩等加以补充说明，让游客对其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而不至于一头雾水。如：“秦始皇”可译为“QinShihuang，thefirstemperorinChinesehistorywhounitedChinain221B.C.…”
借用法就是借用西方游客比较熟悉或喜爱的西方文化中的人物来类比旅游资料中涉及到的中国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以使这些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如将济公比作西方文化中的英雄罗宾汉，游客马上就会对济公形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3.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的翻译。外国游客对中国的历史典故、历史事件、历史朝代等并不熟悉，因此翻译时宜增加资料进行补充。比如：“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LongmenGrottoeswerefirstlycarvedinnorthernweiDynasty(a.D.386―a.D.534)whenemperorXiaowen(a.D.471―a.D.499)movedhiscapitaltoLuoyang(a.D.493).”译文把北魏朝代的起止年代、孝文帝的统治时间、及迁都洛阳的时间都用西方人比较熟悉的公元年份加以注释，能让外国游客对龙门石窟的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
4.诗词与古文的翻译。汉语旅游语篇常常引经据典，其中的诗词或古文不仅可以印证历史文化古迹的悠久历史，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能达到音、形、意皆美的效果。但是，诗词与古文翻译起来难度较大，有的根本找不到相对应的译文，或者即使勉强翻译出来，也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优美意境，甚至产生歧义而引起误解。故旅游语篇中诗词与古文的翻译应该根据译文预期要达到的功能，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删减、调整、或改写，以达到既能传达原文意义，又不失原文优美意境的效果。
5.文化中词汇缺项的处理与翻译。词汇缺项是指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等语”，即在一种语言里有丰富文化含义的词汇，在另外一种文化里根本不存在，这是在翻译、跨文化交际中常会遇到的。由于中国的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文化词汇也是难以传达的，如阴阳八卦、天干地支、功夫等，在英语里都没有合适的对应词。为了保持其原有的浓厚的民族色彩，再现原语的信息功能和美感功能，可以用直译、音译加注或解释引申的方法处理，也就是说在音译名后添加必要的注释性词语，以弥补音译的不足。
6.民俗风情的理解和翻译。许多外国游客在旅游中常常会对中国的一些民俗风情情有独钟。这些传统的民俗风情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义，翻译时只有加以解释，才会使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民风民俗真正让游客理解。例如，端午节(Dragon-BoatFestival)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译文语篇中要进一步解释节日的由来是为怀念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节日风俗有人们划龙舟追思他的亡魂，向江中投掷一些食物等。
三、结束语
总之，翻译不仅要逾越语言障碍，还要跨越文化鸿沟。对于蕴涵丰富而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的旅游英语，翻译时尤其要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准确系统地把握中外文化内涵的差异，并以此为依据和基础，译出历史渊源，译出文化传统，译出纵横区别，这既是英译的目的，游客的目的，同时也是全球一体化形势下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惟有如此，才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与游客之间建立一种纽带和交流桥梁，并通过这种纽带和桥梁，让游客能真正了解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中国。
[基金项目：2007年度河南省社科联研究课题(SKL―2007―1111)；2007年度洛阳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07D132)。]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王淑杰：《关于中英文化缺项与词汇缺项的非对称性的思考》，《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9。
[3].王小卫：《跨文化意识与旅游英语翻译》，《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3。
[4].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通讯》，1984.1。
古代文学常识汇总篇10
[关键词]《译语类解》；汉语学习书；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28-04
一、《译语类解》与“四学”
自古以来朝鲜就非常重视外国语学习。1276年，高丽朝设立了“同文馆”（后来改称为“司译院”）专门用来培养外语人才，其后的朝鲜朝也沿用了“司译院”这一名称。设立“司译院”的初衷是为了朝鲜人学习汉语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促进两国外交。随着外语科目的不断增加，除汉语外，还先后设立“四学”“四学”指“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1667年，“女真学”改称为“清学”。。“四学”的代表性文献分别为《译语类解》（1690）、《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倭语类解》（1780）。这些文献均可把汉语、满语、蒙语、日语与朝鲜语进行对译起来。并且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逐次解释其含义。因此，这些文献被称为“类解”文献。
“四学”以汉学为中心。因此，“类解”文献当中最早刊行的《译语类解》成为样板。它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文献之间的性质、形式、目录、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
第一，《同文解》、《蒙语类解》及其他类解类文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最早编撰的《译语类解》的启示。它们均将词汇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门类，先写汉语词条，然后写朝鲜语，最后用朝鲜语标记满语、蒙语词语或词组。
第二，从文献的门类目录里不难看出《译语类解》对《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影响。从目录上看，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即《同文类解》是以《译语类解》为基础，《蒙语类解》是以《同文类解》为基础编撰的。
第三，《译语类解》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译语类解》的释词顺序与《同文类解》和《蒙语类解》的释词顺序都是“汉语-朝鲜语-外国语”。[1]（8～9）
总而言之，《译语类解》在内容上、形式上为其他“类解”类文献的编撰起到重要作用。
二、《译语类解》的性质
《译语类解》属于汉学，为木刻版，分上、下两卷，共计62个门类。其中上卷43个门类，下卷19个门类，词汇总数共计4781条。它的释词方式为：先写汉语词条，再用朝文标记单字的中国音，最后用《训民正音》标记词的释义。中国音有左右两种，左侧为正音，右侧为俗音。其标记方式可分为七种：以“标题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73个，占总标题语的3.6%；以“标题语--+[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1个，占总标题语的0.2%；以“标题语汉字词”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9个，占总标题语的3.3%；以“标题语汉字词+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298个，占总标题语的6.2%；以“标题语--+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个，占总标题语的0.3%；以“标题语汉字词+[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46个，占总标题语的1%；以“标题语上仝”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660个，占总标题语的13.8%。属于这七种的词汇有1362个，约占总标题语的28.5%。除这七种标记方式之外，为了补充说明，《译语类解》还在解释词下方或左边以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或呼形、或曰形、或云形、或作形、今俗或形、旧释形、朝鲜语解释形、汉语解释形、俗称形、俗呼形、俗音形、一名形、一云形、一作形、亦作形、音形、又音形、又今俗形、曰形、云形等24种形式来进行补充解释。属于这一类的词汇有210个。[2]（93～106）
《译语类解》在其大部分门类中，并未区分由单字、双字、三字、四字构成的词汇，仅按照内容大体上排列了词序，但在最后的门类“琐说”和“琐说补”中，则按照“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的音节数将单词进行了分类。“四字类”词汇没有标记左右音，否则会有破坏文献的分段格式的因素存在。同时，此类词汇可以通过前面各门类中出现的词汇来读出其音，因此不需要标记左右音。
我们通过解释词的标记方式可得知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能考察研究固有词和汉字词并存时期的近代朝鲜语词汇体系。
第二，编者们为搜集不同地区的汉语口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从补充解释词里出现的“南话”、“关内”、“吴楚人”、“关东”、“江东人”、“北方人”、“山东人”等词汇推测出来。
第三，对应于一个朝鲜语解释词的汉语词汇不只一个，即文献出现了一对多的对应。如，“痫疾”除“[]”之外还具有“惊痫、疾、发晕风、羊角风、牛吼风”等汉语解释词。
第四，当时存在比标题语的右音（俗音）更接近现实的音。这些音的存在给俗音的变化研究提供实际性的语料。
第五，用朝鲜语的合用并书（如“”）能标记汉语的全浊音。
第六，通过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等24种形式的解释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译语类解》的编者们并非仅参考了中国的某一个词汇集，而是参考各种词汇集。由于被利用到的韵书或词汇集不同，其解释方式也不同，即同时参考了《物名考》、《译语指南》、《训蒙字会》、《类合》等文献的可能性较大。比如，崔世珍的《训蒙字会》中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释词方式。
第七，《译语类解》不仅是一部词汇集，更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韵书。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的文献性质定位为一部韵书――词汇集。
17世纪是近代朝鲜语形成的初期，所以《译语类解》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我们虽不能断定这一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的数量，但它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韵书――词汇集，并成为了研究17世纪末汉语和朝鲜语的语音及词汇的宝贵资料。
三、《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的必要性
在国内，学者们虽然对朝鲜刊行的汉语学习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对《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仅有两篇。而在韩国，从1970年至2010年，学者们对其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概括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与包括《译语类解》在内的“类解”类文献有关的概括性研究。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郑光的《类解类译学书》（《国语学》7，1978年），洪允杓的《国语词汇文献资料》（《国语学论丛》，1985；《18，19世纪韩文注释类书》，《周时经学报》，1988），林志龙的《国语分类词汇集的体系与相关性》（《国语学》19，1989），安美景的《朝鲜朝译学书的版种x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郭财勇的《类解类译学书的身体部词汇研究》（庆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延奎东的《近代国语语汇集研究――以类解类译学4书为中心》（首尔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第二类是与书志学（目录学）及《译语类解》有关的个别性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基文的《译语类解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亚细亚文化社，1974），沈在箕的《关于近代国语的语汇体系――以译语类解的分析为中心》（《国语学的新的认识和展开》，《金完镇先生回甲纪念论丛》，民音社，1991），郑光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全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洪允杓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弘文阁，1995），延奎东的《p于译语类解现存本的一考察》（《国语学》26，1995），宋基中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奎章阁，2005）。
第三类是与汉语语音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英纯的《译语类解所见中国语音系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8），《从朝鲜对译资料考近代汉语音韵之变迁》，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6），孔在锡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亚细亚研究》82，1989），沈小喜的《译语类解小考》（延世中语中文学会，1992），金基石的《朝鲜韵书中所反映的明清音系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金银珠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第四类是与《译语类解》的特定语法现象有关的研究。这一类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郑秀惠的《译语类解的造语法研究》（德成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李珠丽的《通过译语类解的朝鲜时代汉语词汇研究》（木浦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五类是与《译语类解》的部分词汇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福田和展的《〈译语类解〉》中に“上仝”と记された语汇について》（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会志18，1989），金永日的《〈译语类解〉中的韩国语难解词》（《语文学》80，2003），金银婷的《以词汇集为中心的朝鲜时代服饰名称研究》（加图立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05），朴香玉的《译语类解》的琐说类词汇研究》（仁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姜勇仲的《〈译语类解补〉商业词汇研究》（韩国中文学会，2011），郭君男的《〈译语类解〉汉字词汇研究》（庆星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5），曲赫、方东杰的《〈译语类解〉疑难词释例》（《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以及《〈译语类解〉简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
总体来看，其研究结果大部分是短篇的、分散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有关韩文（朝文）的研究（除了曲赫、方东杰之外）。换句话来说，几乎没有总体体系下的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整理、研究《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和语音的必要性。
四、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20世纪30、40年代到解放前后，这一时期的近代汉语研究集中在诗歌等特殊文体的词汇研究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里，张相、徐嘉瑞起到先驱作用。建国以后，近代汉语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一是以综合理论性专著为代表的宏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向熹的《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冀骋和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另一类是以作品分析为代表的微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4），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戴望舒的《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孙楷第的《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钱南扬的《汉上宸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许政扬的《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3]（61～62）但在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在数量上与古代或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相比有着较大差距。
《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一部文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近代汉语形成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译语类解》是收录近代汉语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一部很好的汉朝对译书。其理由为：首先，明清时期分类词汇集的第一词条一般由单字形文语形构成，而《译语类解》里的第一词条是由口语自立形式的词汇来构成。其次，400多个汉语词条，每个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解释词。如，与词条“痫疾”对应的次要解释词甚至达到五个：“惊痫”、“癫疾”、“发晕风”、“羊角风”、“牛吼风”。最后，次要解释词里还收录了“南话”、“关内”、“吴楚”、“关东”、“江东”、“北方”、“山东”等地的方言词汇。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译语类解》是一部收录了近代汉语形成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词汇集。所以对于它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整理这一时期的古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了解汉语词语构词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真实的语料。
（二）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大多数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论文所引资料一般限于中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的文献资料是用汉字来标记的，所以，在音值的构拟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局限性。而朝鲜具有悠久的音韵研究传统，并且文献资料延用着以拼音文字《训民正音》注音的音韵学方式。朝鲜的注音韵书、对译辞书以及V文书对中国近代汉语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朝鲜文献研究汉语近代语音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4]（1）其代表性研究学者有金基石（1998）、李得春（2002）。金基石的研究属于近代汉语音韵的理论研究，而李得春的研究则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参考子表。[4]（2）吉林省《社科信息报》（1998年10月30日）曾高度评价李得春的《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由李得春教授主持的这项课题全面整理进而与近代汉语做系统比较，用翔实的资料、宽广的视野对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扩展到新的广度和深度。《手册》工程浩繁，设计精心，操作细密。这部书无疑是研究朝鲜语音史和近代汉语语音史最为得力的工具书。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将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4]（3）但《译语类解》与之不同。李得春虽然认为《译语类解》很重要，但是学术界一般把它看成一部词汇对译书，所以当时未被选用。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译语类解》的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朝鲜语语音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汉语，以及上古、中古汉语研究乃至中国汉字音演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比如，在声母方面，左音的中古全浊声母有的还保留着浊音，但右音的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消失，平声字变为次清，仄声字变为全清；中古整齿二等字大部分发生卷舌音化；中古见组和精组声母还没发生鄂化等等。在韵母方面，右音中的中古入声字的韵尾[-p]、[-t]、[-k]完全消失；中古日母字当中，止摄开口呼字变为儿化等等。
总之，《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汉语学习书，而它的刊行年代又正处于近代汉语形成时期，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代汉语的特征。对《译语类解》中的汉语词汇和汉语语音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促进汉语语音史和词汇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金哲俊：《再论〈译语类解〉》解释词标记法》，《东亚视角下的韩国学研究》，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