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1
一、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猛将之一，做出了大量的新文学实绩，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作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一代学者，外来影响作为“他者之镜”、“他山之石”在郑振铎文学史观的构成中起了很大作用启蒙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文学本体意识、研究者主体意识成为其文学史观的主要特质，也使其文学史著作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郑振铎从1920年为耿济之等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序时就开始了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比较中俄两国文学的特色，提出新文学的建设要向俄罗斯文学学习。他认为中国文学想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引进外国的文学作品与理论，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第二，要整理中国旧文学。他的比较文学思想受莫尔顿的影响最大。莫尔顿的《世界文学》与《文学的近代研究》两本著作为他提供理论指导，然而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莫尔顿的又有所不同，莫尔顿强调以一个定点或国家文学作观照，而郑振铎更加注重从世界文学整体加以研究。1922年8月他发表《文学的统一观》提出“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他直接指出：“所谓文学研究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的研究文学应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
文学大纲正是世界文学思想的产物，他将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加以叙述。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郑振铎通过中外小说的比较来确定中国小说的坐标，如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人物刻画，生动活泼。郑振铎的中国古代小说比较研究，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又可以分为流传学和渊源学研究。流传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流传和影响研究。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对中国中篇小说翻译到外国的研究。他提出：关于中篇像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在国外都已有了不止一种的译本，且都曾受过欢迎；他提到giles曾翻译聊斋志异为英文，所以这本书在国外殊为出名。郑振铎曾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重点强调中国文学的外来本文由收集整理影响的研究。所研究的就是中国文学在历代受到的外来的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是什么样子。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从近代就已开始文学的改革，如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等，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才大张旗鼓地进行，并取得决定性进展。郑振铎在外观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影响下，从内涵和外延两层面对文学观念进行了清理。1921年《文学的定义》说：“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这个定义显然受了文齐斯德《文学评论之原理》的影响，在《文学的使命》（1921年）中，他嫌亨德的文学观太偏重理性，而赞成文齐斯德。与之不同的是，将时代精神融合了进去。
二、从“进化的观念”到历史唯物论
达尔文进化论观渐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从严复译的《天演论》等著作接受这种观点。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郑振铎的文学进化论观点，受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影响较大。他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自有他的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文学进化论对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他找到了小说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不是一部部作品简单地按时代排列，而是像有机生命体一样有发展变化的生命过程，有萌芽期、生长期、茂盛期、衰退期。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小说史的分期上。他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将中国小说史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原始的古代到唐开元、天宝时代，称为古代小说的胚胎期。第二时期是从开元天宝到北宋的灭亡，称为小说的发育期。第三时期是从南宋到明弘治，为中国小说的成长期。第四时期是从明嘉靖到清朝的乾隆、嘉庆时代，是中国小说的全盛时代。第五时期是从清乾嘉后到现代，是小说的衰落期。中国小说的发展从胚胎期、发育期、成长期、全盛期到衰落期，与动物或植物的生长模式一样，是由生到死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2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发展路径
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之学或称为“小学”含有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三大分支。由于古代汉语仅存的书面符号（文字）是一种既表义又表音的语素文字，其本质特点是以音表义，只有准确地了解文字的读音，才能够了解它所代表的确切意义，所以音韵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的基础，是古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语史、汉语方言学、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梳理传统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探求汉语音韵学的现展路径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一、汉语音韵学研究概述
1.传统音韵学
汉语音韵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学科，有着巨大的成就。虽然汉代以前人们就开始对发音时发音器官的动作和状态进行描写产生了最早的汉字注音法―譬况法，汉代出现用同音字来注音的直音法，但是直到汉代末年，人们才发明了反切注音法，导致了韵书的产生并由此使得音韵学开始从小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的音韵学研究重在对声调和韵类的分析，成果主要体现为韵书编辑。这些韵书既可能是反映了某一时期通语的语音状态，也可能是反映了当时南北方言的差异。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可以构筑成一部完整而生动的汉语语音发展史。唐末至宋元时期的韵学家们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韵书所记录的语音系统编制了等韵图，以等韵学的观念分析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及其彼此的联系，是中国古代的语音学。他们的研究比西方语音学的产生要早上将近一千年。明代末年到清朝乾嘉时期，是汉学的高峰时期。音韵学研究基本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一直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以“清代古音学殿军”的章炳麟、黄侃为代表的无数朴学大师们穷经皓首，既研究以《广韵》为代表的系列韵书所反映的中古语音系统，又开始了对没有韵书时期的先秦古音进行有益的探讨，开创了今音学与古音学并峙的局面，为音韵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但是由于种种局限，前人的努力仅限于对汉语语音的音类的分析和古音系统的考证，却无法将历史上不同时期汉语语音的音值描写出来。
2.现代音韵学
20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工具等传入我国。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问世和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是标志着音韵学发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上了独立的现代化的道路。音韵研究不再只是考证古音系统，而是重在审音和古音值的构拟。构拟方法的引进使中国音韵学的研究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形成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高潮。并推动了等韵研究和近代音韵研究。建国之初，音韵学的研究和教学受到重视，以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和讨论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韵学研究进入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特别重视历代诗文用韵研究。学者们或研究魏晋南北朝或研究宋元的韵文或研究敦煌变文的用韵，为进一步了解、研究汉魏以来的汉语韵部分的分合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例证。在古音构拟上不仅延伸到周代以前的甲骨文时代的汉语语音构拟问题，甚至涉及“原始汉语”语音的构拟问题。
二、对汉语音韵学研究发展之路的思索
现代科学文化飞速发展，汉语音韵学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从研究范畴，研究方法上加以革新，以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任务。
1.扩展研究领域，实现汉语音韵学研究范畴的多元化。
无论是上古音的研究（包括先秦声母、韵部和声调的研究，两汉音系的研究，以及甲骨文时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乃至“原始汉语”音系的研究），无论是中古音的研究（包括《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诗文用韵的研究，反切的研究，以及梵汉等对音的研究），也无论是近代音的研究（包括宋、元、明、清诸代语音研究以及《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等韵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开拓。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的研究应该加强。历代诗文用韵研究领域应有较大空间。
2.吸收先进文明成果，实现研究方法的现代化。
已有学者借鉴西方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就突破传统的单一模式，采用生理物理的、数理统计、共时历时比较及语言类型研究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能运用现代科技，有效综合上述研究方法，创立科学、系统、高速、高效的研究系统、建立大型汉语音韵语料库、汉外对音语料库，对于建立解决传统音韵学中诸如古汉语声调调值等问题无疑大有裨益，在资料收集、数据积累上大量省时省力，提高研究的效率和准确性。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不可能用电脑完全代替人脑。如在诗文用韵的研究中关于韵段的划分，在音注研究中对有效音注的分类，都要依靠研究者的判断。
3.清理前人研究成果，明确当今研究任务
首先，在批判性继承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重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通语语音系统，进一步深入研究各个时期汉语共同语；其次，汇集文献材料，研究历史上的活语言，重建各个时期的汉语方言音系；第三，加强对上古语音的研究，揭示早期汉语语音的状况。第四，联系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揭示汉语方言的历史，揭示方言与古代汉语的联系。
可以预计的是，汉语音韵学将在未来的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在先贤们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前先进语音学理论、充分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使汉语音韵学这一传统显学在新的时代迸发新的生命力而不是成为渐渐衰落的“绝学”。
参考文献：
[1]冯蒸.论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方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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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olinger，D.intonationanditsUses[m].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5
在科技考古这个名称尚未出现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一般称之为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时还称之为实验室考古。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这个词,20多年来科技考古这个词已经基本上被学术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确地意识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为指导,必须带着考古学的问题开展研究,对研究结果的认识必须结合考古出土背景进行分析,即考古学研究的意识必须贯穿于整个科技考古研究的过程之中。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科技考古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科技考古研究历程的角度回顾夏鼐先生当年凭借大科学家的学术敏锐和渊博的知识,努力推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历历往事,同样由衷地感受到这位学术泰斗的伟大之处。本文试图依据重读《夏鼐文集》里收录的有关涉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经典文章及其他资料,首先介绍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导作用及亲身实践,认识他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其次阐述自己对于如何沿着夏鼐先生规划的宏图,加倍努力,建设好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
的丰功伟绩
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大学问家,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来一直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导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推动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的建设。
比如,他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讯》上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w.F.利比(Libby)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定工作(2)。这篇文章距离利比发明这个方法的时间只有5年,距离介绍这种测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时撰文介绍国际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碳十四断代这个最新成果以外,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先生经杨承宗先生介绍,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进仇士华和蔡莲珍两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积极组织实施在考古研究所筹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出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到1972年《考古》复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3)。
除了建立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以外,夏鼐先生对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设其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断吸引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开始筹建常量化学分析实验室,1961年开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组。1963年开始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动物考古研究组。1975年筹建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1978年成立实验化验室。1978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发射光谱分析工作。1980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实验化验室筹建穆斯鲍尔谱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当时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测定、热释光测定年代等年代学的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陶器、青铜器等器物的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构建起一支具有多个领域的研究团队,在当时全国考古学界起到了很好的领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内大力推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外,还努力加强与所外多个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专家们的合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石兴邦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视考古发掘中古动物与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励大家尽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各种标本,以便更确切地鉴定人类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气候状况,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对古人类文化的影响(4)。
何天相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肃敦煌西汉时期的简牍残片、棺木接榫、甘肃武威唐朝时期的马鞍,并把这些珍贵的木质材料送给他进行树种鉴定研究(5)。这属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围。
夏鼐先生与北京科技大学(原名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向柯俊院士领导的“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提供过不少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标本和铁器标本,请他们进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鉴定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及时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柯俊院士合作,对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商代铜柄铁钺进行研究,证明这件铁器是用陨铁制成,这项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极大的反响(6)。
夏鼐先生还十分关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进行科学分析,提供科学性的技术鉴定。并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当周仁先生等撰写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出版后,夏鼐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书评,详细介绍此书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改进和中间工场生产试验;钴土矿的捡炼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强调此书对于考古人员研究古代陶瓷的启发作用(8)。
(二)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
夏鼐先生在与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写的“考古学”里,专门强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都与考古学相关,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址的勘探,对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他们还以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为例,用较大的篇幅详细讨论这些学科的原理、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具体方面及其学术价值。他们还围绕方法进行介绍,如在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时可以应用的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时,除普通化学分析之外,还有多种利用自然科学仪器设备进行测试的方法等(9)。
今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重新阅读夏鼐先生当年的论述,仍然对其包含的科学性、前瞻性、现实性而肃然起敬,这些论述涉及到我们今天科技考古学科形成的基础。比如,对比科技考古研究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他们都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研究对象是同样的生物种属或由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对象是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资料或属于古代的资料,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对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现代的资料。另外,前者的最终目的是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探讨当时的历史,而后者是认识物种的特征及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别有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意味着学科之间的结合不是简单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需要把握好核心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认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员在涉及有关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时要注意三点。第一,有两个计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数据不能够互相比较,如果要比较,必须先换算成使用同一个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浓度是有变化的,对碳十四年代的数据需要作树轮校正。第二,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给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减号和数字是统计学上的标准偏差,无论是一个标准偏差还是两个标准偏差,实际年代有可能在这个偏差范围之外。第三,除统计学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标本本身的特殊性质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误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零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10)。
这三点认识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应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也涉及到在考古现场采样时就要防止标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引起的误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当年提到的这些认识仍然是我们考古研究人员要时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了详尽地论述在具体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外,夏鼐先生还就整个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问题提出总体思路。他认为考古学中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只能提供资料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进行鉴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确提出想解决什么问题,以便别人能够配合我们进行研究。我们提供实物标本时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况。如果科技专家科学分析的结果,产生难以解答的新问题,对提供的资料产生疑问,我们考古工作者便应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标本时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况没有搞清楚,或者不够确切,最好我们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强调了考古研究人员在提供样品时要有考古学的思考,这样才能把握好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学的思考来主导样品采集、测试的目的,这是当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还强调了考古出土状况如何决定了材料的科学价值如何,因此对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视考古材料出土状况的科学性,这是最终提出科学结论的基础。夏鼐先生曾经几次提到有些所谓重大发现,实际上来自被污染的样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样品,这样的教训永远应该引以为戒。夏鼐先生的这些认识可谓是从宏观上把握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核心问题。
(三)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经常强调一点,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狭义的历史学(包括文献学和考据学)、民族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等等(12)。从现在的思考而言,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内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仅是这个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些方面的论述至今尚无人望其项背。
比如在碳十四测定年代研究领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发表以后,发表了著名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认为从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正确的断定,史前的年代学几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和推论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测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还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把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称之为20世纪史前考古学中的大革命(13)。后来,他自己也进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时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经测定的、经过审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个数据,全面整理了几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及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测年数据,另外还整理了华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的遗址,基本上把当时所知的中国史前各个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观点,否定了原来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旧说(15)。
在天文学领域,夏鼐先生依据自己的渊博知识,对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12幅星象图及河北宣化辽墓的星图进行解读,详细阐述了中国二十八宿的由来及特征,指出尽管依据文献记载,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最早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纪。同时,也介绍了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的黄道十二宫的特征,并探讨了其传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和天文学中其他成果一样,最初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和西方的劳动人民累积生产实践的长期经验,分别创立这两种体系来划分天球,以便于观测日、月、星辰等运行的位置,从而规定季节岁时,以便利于季节性的生产活动(16)。
在冶金考古领域,夏鼐先生围绕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研究,确定古矿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岩和火成岩(花岗闪长斑岩)的接触带上,依据各种遗迹现象认识古代人为挖取矿石而开拓巷道时,专门制作了木质的不同形制的矿井支架,构建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依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确保矿坑下的氧气供给,使用辘轳提升矿石等等。依据热释光测年,将几座古炉的年代定为春秋时期。当时冶铜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铜等含铜品位很高的矿石。通过炼铜模拟实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化验,与出土遗物的化验结果进行比较,对当时正常的冶铜生产需要具备的条件、古炼炉的性能、春秋时代的冶铜业达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大致复原了当时的整个冶炼过程(17)。通过请相关研究人员对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进行重新鉴定,应用密度测定、光谱分析、X射线物相分析和电子探针等技术开展研究,确定它们都是银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说的铝,纠正了“晋代已经存在金属铝”的错误说法。另外,还依据此墓曾经被盗掘的事实,认为以前检测发现的碎铝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纺织技术研究领域,夏鼐先生通过对新疆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绮、锦和刺绣开展研究,从经纬线各自的数量、经线起花、锁绣法等织造技术的分析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19)。他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判断、对养蚕技术及蚕丝的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古文字资料的理解、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纺织技术的把握等等,再现了汉代和汉代以前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一般状况,为认识中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及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
夏鼐先生通过对宋代的杰出科学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与考古学》为名撰文介绍,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的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学来研究汉代及秦汉以前的长度和容量等。甚至谈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现代的所谓“环境考古学”(21)。
夏鼐先生还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古代人民创造的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等,强调了中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以及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22)。
(四)小结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在介绍夏鼐先生当年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时,肯定还有遗漏之处,尚祈前辈学者及同行们多多补充,我在此先感激不尽。我个人深深体会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填补多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当时的考古研究人员全力以赴,在许多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各种物质文化成分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线索。夏鼐先生当时为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样的学术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了日后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设置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推动全国有条件的研究或教学机构开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从理论上阐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帮助考古研究人员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体力行,用考古学家的思路,凝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成果。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为后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人才准备、资料准备和实验室准备等等。大科学家的大思考、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在此可见一斑。
二、沿着夏鼐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考古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其研究内容已经由原来通过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是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现处在特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状况,人类社会的生存活动、生活方式、制作工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丧葬习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当年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现其当时的原貌,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那么现在通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等研究则可以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与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古代人类采集、狩猎、种植、饲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人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比例,不同时期和不同等级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异,不同时期的人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特征,古代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原料、技术与方法及发展过程,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时,还能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夏鼐先生当年开始筹划构建的科技考古学科已经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对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另一个方面是确认遗址、遗迹的位置、面积、布局,对各类考古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与精确度。在考古学中强调科技考古是时代向考古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决定把原来的实验化验室、体质人类学研究组、动物考古研究组、绘图室、修复室、照相室等部门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为考古科学技术实验研究中心,曾改名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1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扶持学科、重点学科和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备多个实验室,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主持完成过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出版了多本具有开创或完善学科建设价值的专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数百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多个实验室建成了系统规范的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获得了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体实力在亚洲地区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从更大的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建设、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的高潮,拉开了中国科技考古大发展的序幕。这具体表现在多家部级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专门成立了包括多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机构,不少省级文物考古单位里都有专人从事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学单位中都开始培养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经大致可以分为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多个领域。基本上每隔2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次会议。一批科技考古的专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发展科技考古与强化科技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学界的共识。
今天,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个人认为,对照夏鼐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及身体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
夏鼐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学是利用古代留传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考古学研究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学上的有些问题是需要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的(23)。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就要强调科技考古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在考古研究人员的主导下,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体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应该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成为复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其实,从本质而言,这个要求也适用于那些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也需要对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考古研究人员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则要注重认识考古研究人员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研究人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今后,有条件的大学还要加强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系统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引导他们以新的思维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开展工作,为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实践中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础。
(三)以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研究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第二点是共同伴出的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第三点是我们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25)。这些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对于指导我们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认识。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26),这已经涉及到考古学方法创新的问题。通过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等方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补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种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里分别包括的野外调查、采样、鉴定、测量、实验、化验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三、结语
今天,中国科技考古学科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这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决策和身体力行,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大力开创,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只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我们获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涉及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阔,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注释:
(1)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第-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b.赵丛苍主编:《科技科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杨晶、吴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e.袁靖:《科技考古》,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25~4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
(2)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石兴邦:《论古文化与古环境》,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第5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
(5)何天相:《中国之古木(二)》,《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五册,第217~293页。
(6)、(7)、(11)、(12)、(24)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8)夏鼐:《评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9)、(26)夏鼐:《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13)、(15)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4)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a.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b.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7)夏鼐:《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8)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盒刺绣》,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0)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1)夏鼐:《沈括与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2)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6
从相关研究发现，早期时候，国学与古代文学没有比较明显的进行区分，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通过学科史、研究史和学术史三个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特点、思想等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从而推动国学与古代文学不断发展。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从学科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解，需要先从学科属性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以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区分和识别。一般情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联系，会给学科带来一定影响。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国学最早是在文化转型时期产生的，与西学有着一定区别，因此，在众多文人学者发挥相关谈论之后，这次国学思潮成为我国文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开端。但是，在众多研究和各种学说中，国学仍没有明确的定义。随着对国学各种解释的不断发展，它给文学研究者带来极大影响，在探讨相关原理、寻求相关解决方法等情况下，出现了学术，因此，相关探讨和理论都被称作是国学。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7
关键词：墓葬；巫鸿；美术考古；研究方法
在讨论《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巫鸿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之前，我首先对“美术考古”和“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关于“美术考古”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美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独立于上述两个学科的另一个学科、是由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交叉重叠的学科专业。阮荣春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除地层学、类型学以外，还有“风格学”、“图像学”、“物态学”，即从研究对象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形式态”出发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1]总而言之，美术考古学应该有而且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并不断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巫鸿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论文[2]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都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的反叛与重构，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这种方法论上的变迁与突破进行论述。
1从“部分”到“整体”
通读全书，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墓葬的点、线、面、构图和色彩等的“部分”分析。巫鸿认为，墓葬是作为整体来设计、建造以及装饰的，单一的实物要放在“原境”中考察，而不能将个体与整体割裂开来。再者，对“整体”的研究，是作者在有意回避堪称最为经典的艺术史方法。其意图，或许是在避免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式风格分析所导致的“过渡解释”。最后，墓葬艺术因为其封闭性特征，在建筑造型与装饰程序上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是难以相互影响的。这也因而决定了其形制是难以作地区间比较，而是要从古代“整体”的宇宙思想丧葬观念上入手，结合中国的墓葬文化与葬俗礼仪把它们当作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关联的“整体”视觉形象来看待。[3]
因此，《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这是墓葬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转变。作者以墓葬艺术的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为线索，通过对墓葬系统整体空间设计的思考，将各种随葬器物与图像意义等放在“整体”中进行阐释，注意这些资料与墓葬中其他物品所共同形成的视觉、礼仪、宗教等文化情境，从而真正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4]
2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
以前的学者大都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墓葬中画像、器物材料的外观、形式、色彩、材质与思想意义。而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谈到：这种研究实际上并未考虑到墓葬所营造的、供死者的灵魂观看的“内部空间”问题。因此，作者强调应该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这正是巫鸿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巫鸿这种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研究方法是由“物”到“人”的典型。即通过研究墓葬艺术进而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思念观念，从墓葬实物遗存的分析中探讨“非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达到“透物见人”。因此，我认为在《黄泉下的美术》中，“是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样”。这是巫鸿较之前传统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之处。
3从“单元”到“多元”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巫鸿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一是必须有美术学的分析：书中作者仅用了少量笔墨对“图像学分析”和“形式分析”进行提及，但作为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们还是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1）图像学分析：与照搬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5]不同的是，巫鸿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社会图像，更加重视文化依据。其研究方法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试图揭示当时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意识的考察图像艺术所蕴含的观念。（2）形式分析：书中巫鸿将这种方法与文化阐释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图像学与文化发展连接起来，使得图像学的阐释更加令人信服。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形式分析的模糊性和过度主观性，在对该方法的使用上也应保持“适度原则”。
二是必须有考古学的分析：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复原研究对象的“原状”和“原境”，最后将对墓葬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文化史范围，努力达到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的目的。例如巫鸿认为，应当考虑到器物和所出墓葬之间的关系（什么人使用）、器物和礼仪活动之间的关系（用来做什么）、器物和人的意识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何要用这样的器物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他在该书中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还有上文论述的“整体研究”、重视“内部空间”研究、以及“中间层次”理论、[6]“二重、多重”证据法[7]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该书中所使用到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都为丰富历史观察的角度和解释的可能性，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架构，推动了学术研究思辨性的发展。[8]
4结语
从《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巫鸿重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努力，他期望在美术考古中建立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巫鸿的研究方法是奠定在“整体解读”的基础上，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并且注重考古发掘材料与艺术分析相结合，运用多重视角和多元化的方法论，从而试图“重构”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原境”。其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呈现很好的范例，――这是我解读巫鸿《黄泉下的美术》一书后从中受到的启发和教益。
参考文献：
[1]巫鸿（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阮荣春.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刘天琪.美术考古学的“热”与“冷”[J].美术观察，2011.
[4]穆宝凤.美术考古学方法与美术史研究[J].新视觉艺术，2009.
[5]刘晓达.概念、视角、叙述与古代中国墓葬美术史书写――巫鸿theartoftheYellowSrings：UnderstandingChinesetombs评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
[6]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文化研究，2011.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8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文学史料价值评判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建筑营造法 龙庆忠 学术 思想 特色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3 面向社会的系统研究取向
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篇10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对比研究
一、文献与文献学
（一）“文献”释义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现存的典籍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这里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其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八佾》这段话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图书馆，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朱熹的解释表面看似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但如果细细推敲，却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献”即“贤”,既可理解为“贤人”，也可理解为贤人的言行。清代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中的解释可是与郑玄的解释相一致，他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1]我们从这里可看到，贤才是指那些博学多识而又知礼仪规则的人。所以，对“献”的解释，更侧重于强调它的知识层面上。我们的理解是，“献”即“贤”，但“贤”真正所表达的是贤人的言行，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自已的行为示范表达规定出礼仪规则。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关于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命名为《文献通考》期刊网。他在《文献通考·自叙》中解释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在这里，马端临仍然把“文”与“献”相对而言,其实区别仅在内容上，这里的“文”和“献”皆是文字材料，“文”主要指历代可信典籍，供客观述事用，然而“献”主要是指不太久远的人物言论，可以作为主观评价事物准则的记录性材料。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与孔子所讲的“文”和“献”，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所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论。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常使用“文献”一词图书馆，同样是指文字材料。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就有“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5]的句子；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有“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5]的语句。
现今学术界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并不协调。如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文献学”名书的著者郑鹤声、郑鹤春两兄弟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6]王欣夫说：“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7]杜泽逊也称：“文献包含着所有历史资料。”[8]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9]张舜徽先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10]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11]本人非常赞同张先生与白先生这种看法，这将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当代《辞海》（1979年版）对文献的解释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对“文献”的解释，很明显是当代人站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背景下对“文献”含义的一种理解，概括性与普遍性更加明显。
（二）“文献学”界说
张舜徽先生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10]。“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文“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最早用“文献学”命名的专著是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例言》中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图书馆，谓之文；审定、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6]二郑重在探讨文献的形成及传播、流传的全过程，对文献学学科有开创之功。1982年，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出版，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该书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表述：“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甑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0]从张先生这席话里，我们概括文献学的内容为：一曰整序化；二曰通俗化。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学问的概括。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与兴起，现代文献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文献学研究行列，特别是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入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试图将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的简称）与现代文献学糅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期刊网。其实这是对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界限的混淆。现代文献学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学术内容，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文献学以文献文本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12]。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13]简言之，就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问。
（一）研究对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和古典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以后产生的文献。”[14]
（二）研究内容
无论从学问上来说，还是从学科上来讲，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标点等，另包括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古典文献的收藏、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史的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古籍整理与实践包括传统的古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
（三）研究目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要综合运用古典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古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图书馆，力图通过对古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研究。
三、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一）研究对象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曾贻芬、崔文印更加直白的讲：“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5]
（二）研究内容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其二、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其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其四、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三）研究目的
历史文献学是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理论知识与古籍整理与实践知识，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考镜源流的工作，力图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解释，准确、系统而全面的介绍有关古文献的内容，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和利用古文献，有效而科学地推进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四、结语
综合以上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研究摘要区别：那就是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类中，中国古典文献学属于文学大类，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大类。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1；92
[2]（魏）何晏、（梁）皇侃.论语（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75
[3]（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64
[4]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1-572；590
[6]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
[7]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
[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5
[9]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
[10]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
[1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J].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0
[12]董恩林.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3]郭英德、于雪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14]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15]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