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1
关键词：洪迈；容斋随笔；音韵学；文献
《容斋随笔》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史论、天文律历、典章制度、名物考证、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分为《初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个序列，共七十四卷，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芦，别号野处、容斋，鄱阳人。历任官职，1162年曾受朝廷委派出使金，坚贞不屈，晚年以龙图阁学士退职还乡。本书是关于文学、历史、经学、小学等方面的读书笔记，所记音韵条目虽然不多，但每一条都言之有据，见解精辟，且记录了许多宋代及以前的用韵制度和音韵史料，弥补了史书之缺，这对上古音、中古音以及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保证引文的准确性，本文参考了全宋笔记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再造善本之《容斋续笔》等三个版本。以下将按不同的类别对其所反映的音韵文献、语音史等信息进行解读。
诗词异文
诗词改字，多以同音义近为据。故可根据笔记中的这些异文考察当时之实际语音情况。例如《随笔・卷一》之“青龙寺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孝宗乾道四年经筵开讲那天，皇上将白居易的《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一诗写在扇子上，有意将“使臣”二字写成“侍臣”，然后赐予了洪迈。诗文内容是“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使”字“士切”属于山母止韵字，“侍”，“时吏切”禅母志韵字，将“使”改为“侍”，则二字除声调外应当声韵俱同。据李新魁和李方桂两位先生的考证，《切韵》系统及宋代韵图、笔记文献中船禅相混，应当合一。而宋代之后庄章合流，故“使”字为审母，“侍”字为床（禅）母。而与此同时，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床（禅）母之塞擦音并入照穿两母，擦音并入审母。这就是使、侍声母趋同的语音史背景。同时，“侍”为之韵去声，“使”为之韵上声，二字韵母同。
又《随笔・卷二》“隔是”一文载曰：“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往，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按，“格”与“隔”当时音义同，故可通用，“格”字“古伯切”，属见母陌韵，“隔”字“古核切”，见母麦韵。二字声韵相同，正与《广韵》、《集韵》陌、麦、昔同用之规定相合。白居易（字乐天）（772-846）与元稹（字微之）（779-831）是唐代中晚期诗人，由此则知“陌、麦”同用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同用了。
考证古音
最早把上古音作为专题来研究的是南宋的吴，吴中进士时（1124年）洪迈才刚刚出生，当时的古音学研究正在兴起，洪迈的随笔中即录有时人的古音研究情况，如《容斋随笔・卷七》列有“羌庆同音”一条：
王观国彦宾、吴才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它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王观国和吴根据《诗经》、《周易》、《太玄》中庆、羌二字叶韵，《汉书音义》中注音“庆，音羌”，《幽通赋》、《文选》中二字异文，证得羌、庆同音。后洪迈以按语的形式引《扬雄传》补充了对二字古音相同的考证：“庆，辞也，读与羌同。”
王观国字彦宾，长沙人，绍兴间官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等。著《学林》，考求字音字义，也有一些考释古音读的，考证古今声韵不同，引证材料详实丰富。吴字才老，关于其籍贯问题众说不一，据张民权师之《宋代古音学与吴研究》一书考证，“言才老建安人氏者，著其祖籍而已；言舒州或同安人氏者，著其本人籍贯而已。”在古音研究上，吴有开山之功，南渡之后，他先后著有《诗补音》和《韵补》等书，影响巨大，标志着宋代古音学的建立。古音学自宋代开始建立，而宋代古音学又是受宋人经学疑古思潮的影响进而总结唐人古诗协韵注释建立起来的。前期的宋代古音学“是以吴为代表的以文献考据为主的古音研究，它注重考证某字在历史上有过某种读音，从而说明古韵与今韵的分合关系。”洪迈及其所引王观国和吴的文献考证以求古音的研究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
沈约及其《四声韵》
洪迈考知南北朝文人通行的写作方式是先赋韵后作诗，正因为需要先找到韵脚字的这种写作方式，才得以促使人们将韵同的字汇集成册，以备作诗押韵之用，这也就是韵书的创作缘由。但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史实，仅粗略地指出六朝文人作诗有意识地讲求声律及用韵规范，从而编制了大量韵书。《容斋续笔・卷五・作诗先赋韵》中说：“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僚各赋一字，乃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这一条笔记就记载了南朝的贵族文人讲求诗律，作诗先赋韵的创作方式。沈约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才思过人，作为景宗之宠臣而常常在宴会上被问之以诗韵。因而，他为了迎合君臣的“雅兴”而编制《四声谱》一书，以四声统系同韵字供押韵只用，是及其顺理成章的。这也就是《四声谱》的创作背景和缘由。
以上仅就诗词异文、考证古音、沈约及其《四声韵》三个方面论及了洪迈《容斋随笔》的音韵学贡献，其更多的学术价值有待我们更深入的挖掘。笔记类文献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些资料，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据可依，有史可鉴。
参考文献：
[1]李新魁《中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2]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4]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林》，中华书局，1965，6.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2
[关键词]课外阅读意义认识方法指导习惯培养
当前,课外阅读成了广大师生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300万字(其中文学名著10部以上),且新教材还增编了与之相配套的课外《读本》。由此可见,新课标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笔者在农村中学从教十多年,发现农村中学生课外阅读基本上还处于放羊状态,甚至徒有虚名。下面,笔者就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村中学生课外阅读能力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充分认识课外阅读的重要意义
语文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性学科,它的许多能力因素不是靠直接的传播和简单的模仿来获得的,而是在长年累月的语文实践中慢慢地领悟、一点点地积累而习得的。而大量的有效的阅读正是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基本条件。
1.有利于拓宽视野,增加知识积累。农村学生因为交通闭塞、信息不灵通,见识少,视野一般都很狭窄,如果仅仅阅读几本教科书,阅读量是远远不够的。而中外优秀作品往往蕴蓄着极其丰富的世间万象、人情事理、思想精神,学生通过阅读,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明道知理,获得知识。据专家研究测定,一个人80%的知识是靠阅读得来的,只有20%的知识是靠亲身实践得来的。我国有不少先贤勤奋读书,成了博学之士,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如孔子、孟子、司马迁等。可见,阅读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2.阅读可陶冶情操,提高审美鉴赏能力。阅读影响的是一个人素质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审美观、道德观和人生观。他可以使一个人行为得体,谈吐文雅。同时阅读又是一个人心灵自我关照的过程,即通过阅读来反省自我,提升自我,从而养成内省和深思的习惯,这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
3.提高说与写的能力。阅读能力是构成学生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与说、写是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读是说、写的基础;说、写是读的升华,并又反过来影响读。好多学生说的、写的干巴巴,毫无文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阅读量太小,肚子里没货。要想作文写得好,脑中就必须储存足够数量的词汇和范文。做到厚积才能得心应手地薄发。有道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课外,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扩大学生阅读面,积累学生语言,为写作打好基础。
4.阅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在语文教学中,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形成运用语文的自学能力,但是学什么,怎么学往往是老师预设好的,答案总以教参为准,学生往往由老师牵着鼻子走,一般很少有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这就像游泳教练光讲游泳理论和只做游泳示范一样,不能代替运动员训练。课外阅读就不同,它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读什么,怎样读,接受哪一种观点,学生均可自主的选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一种独立、自学能力,正像人们早晨起来刷牙洗脸一样,成为一种自然。而这一点,正是语文教学所期盼的。
二、加强课外阅读指导
在农村,要开展课外阅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课外阅读,顾名思义为“课外”,它没个准数,很随意、无序。正因为如此,这就需要语文教师认真指导。
1.指导书籍的选择。阅读存在一个“最大效能”问题,就阅读内容而言,我们应该依据《语文课程标准》,首先,选择教育性、知识性强的读物。(1)选择古今中外的名著名作。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雷雨》、《茶馆》等戏剧;鲁迅、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优秀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老人与海》、《悲惨世界》外国名著等。古今中外的优秀书籍,它们具有塑造人品的巨大力量,具有很好的德育功能。阅读这些课外读物能使学生在阅读中受到教育,从而陶冶情操。(2)优秀的古典文化读物。如《唐宋诗词》、《唐诗三百首》、《古诗文诵读》等。优秀古典文化读物,为学生提供一份经典文化大餐,让他们从中汲取民族优秀文化的营养,从而得到提高阅读水平和接受思想教育的双份收获。其次,选择文质兼美的美文、针对性强的书籍,做到课内外结合,以一带十,相互促进。再次,还要向学生推荐适合他们看的优秀报刊。如《读者》、《青年博览》、《报刊文摘》等,让他们多读时文,紧跟时代,关注社会民生,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激发阅读兴趣。
2.指导阅读方法。曾国藩曾说过:“不同之书,区别对待。应读之书宜缓宜熟;应阅之书宜速宜多。阅书如攻城,轻骑剽悍,所向无前。”所以要根据不同的阅读内容、目的和个人习惯等选取恰当的阅读方法。如阅读长篇小说宜用跳读法、提纲挈领法;阅读短篇小说宜用精读法、圈点批注法;阅读美文、诗歌宜用有声朗读法;阅读知识性强的文章宜用摘录法;阅读报刊宜用速读法、略读法等。
3.指导做读书笔记。读书过程不动笔的“懒读”是造成阅读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阅读时,对书中重要的、精辟的、关键性的地方做上记号,或是在书的空白处写上批注。经过这样加工的书,便于重读,便于提用信息,或一个未见过的字、词、成语,一个精彩的句子,一段优美典雅的话,一个典型的事例,读后感想,鉴赏评价,都可以记在读书笔记上。记读书笔记贵在持之以恒。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师要对学生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耐心指导,定期抽查。对读书笔记记得好的同学要及时表扬、鼓励,读书笔记要查阅,要展览,激励学生阅读,使读书活动成为一种自觉活动。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3
一、古诗词默写失误及原因分析
古诗词默写题一般分为直接默写题和理解性默写题。直接默写题就是给出诗词的前半句或后半句，要求默写后半句或前半句话；理解性默写是给出内容方面的提示，要求默写出与提示内容相符的诗词句子。从历年阅卷分析看，学生在默写古诗词时，主要失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1.书写错。书写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同音字而错，如：“勿施于人”中的“施”误写成“失”，“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误写成“汉”，“会当凌绝顶”中的“凌”误写成“临”“零”等。二是因形近而错，如“天涯若比邻”的“涯”写成“崖”；“白发搔更短”，“搔”写成“骚”或“挠”；“海内存知己”中的“己”写成“已”等等。三是书写时添笔少笔不规范，如“似曾相识燕归来”中的“燕”漏写笔画，“舟”“丹”“凌”的点，漏写或者多点；“于”“千”连笔的不规范书写，导致字形变形；还有“淡”“凝”中三点水、两点水的连笔书写让评卷老师很难判定到底是几点水，或者又是“讠”字旁等等。
2.记忆错。把诗词中的关键字词与平时其它文章中常见词语混淆。如“长风破浪会有时”误记成“乘风破浪会有时”；“似曾相识燕归来”误记成“似曾相似燕归来”；“留取丹心照汗青”误记成“留取丹青照汉心”等等。
3.理解错。理解错有两种情形：一是对题目要求（即命题者意图）理解错误，导致不能按题目要求作答。如《岳阳楼记》中表明范仲淹政治抱负的名句，有学生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答上去。二是对诗词意思理解错误，把不符合要求的句子答上去。如请写出一句描写春天的诗句，有学生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答上去。
从教与学的角度看，出现上述错误是因为教学上对某些能力的关注不够。中考古诗词多考默写，所以很多老师在教学古诗词时多半是叫学生背诵，其它基本不作要求，因而常常出现古诗词教学只背诵轻理解、轻运用、轻书写现象。
二、提高古诗词默写得分率的策略
如果在古诗词教学或者迎考复习中过好以下三关，学生默写的失误就会减少。
1.过好诵读关，让学生记住古诗词。诵读的目的就是熟读能背，但老师往往只要求背诵，因而学生在诵读古诗词时，多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知其音未晓其意，加上单调重复背诵，引起学生厌烦。过好诵读关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有意思”。也就是说要让学生有兴趣读、喜欢读。古诗词是最适合诵读的作品，在古时候它们都是可以唱的，因为它们讲究押韵平仄，节奏规整，读来抑扬顿挫。如果我们的教学能指导学生诵读时注意重音、语调、停顿、节奏，学生就能体会和享受到古诗词的音韵之美，有意思、有味道地读着、背着，就能更加记得住、记得牢。二是要“有方法”。对要求背诵的古诗词进行“分类”背诵，如可以按年代，从诗经《关雎》开始背到《已亥杂诗》，可以把同一题裁的诗词名句归类：描写类，抒情类，送别类……或将同一主题的名句归类：山，水，花，鸟……或把同一作家作品归类等等。我还常常利用学生喜爱唱歌的特点，采用以唱助背的方法，以唱歌的形式背诗词。许多诗词本已被谱曲传唱，如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等，我们鼓励学生仿照这种形式为古诗词配曲，用唱的形式把诗词背下来。此外，还可以把诗词背诵与写作结合起来，在写作中学会引用古诗词，或者把古诗词改写，以此达到准确记忆的目的，从而提升积累的量与质。
2.过好赏析关，让学生爱上古诗词。因为中考古诗词多考默写基本不涉及鉴赏，所以不少老师在教学时就不上鉴赏课，直接要求背诵默写以应付考试。殊不知这种舍本求末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古诗词的教学规律和课标要求，也让学生厌学。只有过好鉴赏关，才能真正让学生爱上古诗词，学好古诗词。根据课标要求，古诗词鉴赏不是初中教学的重点，因此，在上鉴赏课时不要作过多或过深的探究，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古诗词的特征，了解古代的人和事，传承传统文化，让学生热爱古诗词，继承和弘扬古代优秀文化。鉴赏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引导学生进行品味，内容方面包括“知人论诗”“故事典故”“情感意境”等等。比如“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及其与作品的关系，诗人的生平、经历、境遇等都会在诗词中有所体现，并形成诗人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个性。如李白的大气豪放，陶渊明的脱俗与田园情结，李清照的闲适与愁苦……形式上主要从语言、表达技巧等方面进行赏析，语言可以从平仄、音韵、格律、用典、炼字着手，表达技巧可以从表达方式、表现手法、行文结构、材料取舍、修辞手法着手。总之，要让学生喜爱，就必须进行赏析，不能为背而背、为考而背，要让学生因为喜爱而背。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4
关键词：史记三家注参考研究古籍整理数据检索
清末民初保靖学者瞿方梅的研究成果之一《史记三家注补正》，后人鲜有整理和研究，笔者在查看《学衡》期刊时，对其有所关注，《学衡》共载《史记三家注补正》八卷，从1925年第40期开始刊载，至1925年第45期（该期仍刊）中断，从1925年第55期续刊，接下来第57、58期皆有之，至此完结。
首先，瞿氏遗著的获取，笔者借助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这一平台，接著，在后期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翰堂典藏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同时，也在各大图书馆网站以及国外开放的古籍网站中L集了日常获取尤为困难的典籍扫描版。
笔者从整理成果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条目进行梳理分析，并将其粗略归类如下，以此展开相关考证、说明。
一、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相关古籍讹误：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都东冶”一条，笔者为进一步梳理闽县的历代沿革，故对相关的地方志以及专门的地理类著作进行查考，在查考过程中，对比发现就“建安郡在西晋时期的设立”时间问题上，出现了记载差异。《福州府志》①，作“太康三年”。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②、宋欧阳搿队叩毓慵恰发邸⑺瓮跸笾《舆地纪胜》④、明陈道《八闽通志》⑤亦作“太康三年”。又同出于《读史方舆纪要》的“福州府”一条下作“太康三年”，综上，知“x安郡”条下作“太康二年”，疑“二”为“三”的讹文，且为形近而讹。
以上所列举的版本中，其中有不少并非日常所能轻易接触到的，而在古籍数字化日益发达的今天，普通的研究者，也能有效且快速地获取有用信息，然后可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像“二”、“三”这样及其细微的问题，也并非通读所能发现的，然而通过检索，研究者就会很快锁定差异，并对差异的产生进行分析，包括对差异产生时间的判断，对差出现原因的有据猜想等等。
二、利用数字化古籍发现的版本流变以及联系前人研究的现象：
（一）在瞿方梅《东越列传》“兵未逾岭”一条，笔者对此进行检索，对《史记》⑥、《汉书》⑦的相关篇目的相关字眼进行比对后，发现了文本异文，即“X”、“领”两种写法，窃知《汉书》好用古字，而《史记》多从时人通用易解的写法，《史记》中《东越传》、《南越传》作“岭”，而《货殖列传》用古字“领”；《汉书》对应处，凡见皆作“岭”。但究其原因，并不甚解。于是，笔者进一步对此种现象进行查考，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⑧“兵未逾岭”一条下得出解释：“张守节虽以有古字为好本，未及详改，至宋而好本尽亡。《汉书》之存古则宋景文力居多。”据王说可知此赖张守节的回改做法，该种现象对于《史记》的版本流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有基于数字化古籍的比堪和进一步的检索，那么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想到王鸣盛的研究成果，也无法将对校、本校、他校的校勘与《十七史商榷》条目的总结性研究联系起来，从而由现象看到本质，由个例推究到一般情r。可见数据库这个窗口对于研究者视野的深广拓展的力量，非比寻常。
三、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错误或者例证不虺浞值南窒螅
（一）《东越传》“句章”一条下，瞿氏引赵一清著作时称其为《水经注刊误》。然笔者经检索和查考后发现，赵氏此书是对明代朱谋《水经注笺》的刊误研究，并非是对《水经注》本身的拓展研究，此驳瞿氏说误之一也；且见扫描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书影，确作《水经注笺刊误》，此其二也；又检索赵一清该书在后世书目类书中的著录，见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⑨卷四十著录作《水经注笺刊误》，而见丁仁《八千卷楼书目》⑩以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11}载赵氏《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然而据赵氏言，且通览全书体例，其刊误对象绝非《水经注》本身，故知瞿氏、二丁说法含混。日藏古籍的获取对于笔者而言，倘在早些时候，绝非易事，然而在今天，查看其书影，阅读其文本，也是相当便利的事。而对于书目类书籍的排比查考，在数据库的帮助下，也大大缩短了研究者四处搜集资料的时间，也降低了材料获取片面，遗漏殊多的概率。
（二）《朝鲜列传》“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12}一条下，瞿氏言：多者，卒正名。《卫霍传》“校尉仆多”亦名多也。下文“军多骄”、“故已多败亡”、“先纵失亡多”，乃训多少义耳，不得因彼概此。此言左将军麾下有卒正名多者，权率辽东兵，前行纵击朝鲜，而兵败散，多亦还走。于是左将军按多以军法斩之。读之可见，瞿氏以“多”为卒正名，其例证即为《卫霍传》中以“多”为名者。然而瞿氏例证本身就存在问题，一旦证据出现动摇，其说法也就不足为信。笔者对此又进行检索，发现此条已著于王念孙《读书杂志》{13}中《战国策》第一，证“朋”与“多”字形近易讹时，恰好举《汉书・卫霍传》中“校尉仆多”例，并引颜师古注“多”为“朋”之讹条为佐。王氏说和瞿氏说法的联系，是通过数据库检索实现的，识记能力有限且阅读非精深细致者，要做到很快将二者比对起来，难度系数可想而知。正是这种现代技术的进步，让天资有限的人在驳斥前人说法时持握了更为有力的武器，于是，“发育不足”的证据和说法自然会被轻易。
四、整理过程中利用数据库处理含校勘、句读的综合性问题：
（一）《朝鲜列传》“降相路人之子最”{14}一条，瞿氏言：上右渠子“长”注，徐广曰：“《表》云‘长’，《汉书表》云‘长’。音各。”《索隐》说同。愚窃以为此文“降”字，或即“长”“”字之F，当属上“长”字为句。下“长为几侯”句，亦失“”字，此及《汉书》颜师古注皆以降相，误中之误也。
原文作：“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定朝鲜。”笔者对此进行数据库检索，发现除此之外，《汉书・西南夷两朝鲜传》亦有“长为几侯”。徐广注列出异文，但]有明确指出他所认为的错误类型判定。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猜想，如果说徐广认为此处“长降”当是“长”的讹文，那么下文中当再次出现“长”的时候，与“长”不同，徐广也应当另外作注说明，但是现在所见，徐氏只在第一处作了注解，f明他所认为的传记中出现的几处的情r是一样的，可能都是夺文造成。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15}卷五有“降，相路人之子最”一条，钱案：“‘降’字当连上为句。‘长降’右渠子名也。《功臣表》作‘长’，‘’，姑落切，与‘降’声相近。小颜注《汉书》谓相路人前已降汉而死于道，故谓之‘降相’，此妄之甚也。下文‘长为几侯’，‘长’下亦当有降字。”
稽《汉书・建元以来侯者表》及《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功状户数”一栏作：“以朝鲜王子汉兵围朝鲜降侯。”“始封”一栏作：“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鲜谋反，格死。”涅康侯最“功状户数”一栏作：“以父朝鲜相路人，汉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始封”一栏作：“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后。”{16}特别要注意的是“几侯张”下有颜师古注“音格，又音各。”，且表中正文“相路人”“汉兵之，首先降，道死”句与小颜《传》注相近，显然小颜在作注时，是以表中所言作为依据的。
沈钦韩《汉书疏证》{17}卷三《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几侯张”条下注：“《传》云‘朝鲜王右渠子长’脱‘’字。按：满燕人姓卫，此张非姓也。
据以上材料，传记作“长”定是有误，至于其后为讹文还是有脱文，还无法准确判定。窃就此有两种猜想：
其一，“长”后面脱“”，而“降”字非衍文亦非讹文。若是如此，可依小颜说，“降相”可通。后文一以贯之，具脱“”字。而小颜虽见到过汉表中的“张”，但没有将脱文补全。
其二，“长”字后的“降”为“”的音近形近讹文，依照此种说法，小颜的注解确实有误。但是这种情r伴随著另一个疑问的产生，传记下文中又出现“长”时，为什么不作“长降”。
瞿氏直接将小颜注定性为谬中之谬，恐也草率。又可见瞿氏说法与钱大昕几乎相同，瞿氏有可能参考了钱氏的说法。
瞿氏的这条补正，引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古籍流传过程中的版本校勘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发现，显然是基于不厌其烦的多次检索和挖掘的，除了《史记》、《汉书》各传记、表的对校之外，还提供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两相结合，研究者会对异文产生一个初步的猜想和判断。
五、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作者的参考材料出处以及攘善、径改现象：
（一）《司马相如列传》“扶舆猗靡”一条，《正义》失之。瞿氏言：“扶舆”犹“猗靡”也，盖叠连语字，与汉《瑟调曲》之“敷愉”，《方言》之“n愉”同义。颜师古曰：“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侍楚王车与也。”瞿氏言以师古说为是。
笔者检索关键词后发现，明朱谋《骈雅训纂》{18}卷一下训纂二“扶舆猗委”一条下引《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扶舆猗靡。张揖曰：‘扶持楚王车舆相随也。’师古曰：‘张说非也。此自言郑女曼姬为侍从者，所扶舆而猗靡耳，非谓扶持楚王车舆也。’”谋按：“此从师古说。字与汉《瑟调曲》‘敷愉’、《方言》十二‘n愉’皆双声字，义同。”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言辞稍略，相似度奇高。疑瞿氏参考了《骈雅训纂》一书该部分说法，但并未指出例证出处。
（二）《司马相如列传》“连驾鹅”一条，检索关键字，笔者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19}，“随”部第十“驾”字一条：“《中山经》：‘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左》定元传：‘荣驾鹅。’《古今人表》作‘驾’。”
瞿说与朱说用例、结论基本一致而在部分地方稍作修改，主要是对朱注的删省以及部分书名异称的变更，然未指出说法参考了《说文通训定声》。类似的参照朱氏说法的例子还有几条，例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凿棘矜”一条，检索之发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履”部第十二，“剀”字下：“大镰也。从刀岂声。切地以芟刈者，亦名D。字亦作‘’。《史记・淮南衡山传》‘凿棘也。’”与瞿氏说法相似度高。又“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一条，“需”部第八下“臾”字：“《汉书》‘纵臾’读曰‘勇犹’，勉强也，字亦作‘尽。又《汉书・古今人表》‘鬼臾区’，《艺文志》作‘鬼容邛’。‘容’、‘臾’、‘区’皆一声之转。”瞿氏又与朱氏举同一例证，结论亦同。
（三）《司马相如列传》“大行越成”一条中，瞿氏引姚姜村说为说，那么其所谓姚说究竟是姜村自己的《援鹑堂笔记》，抑或是他人转引，为了剥离出其中的真相，笔者又对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姚范《援鹑堂笔记》{20}卷二十三史部“大行越成”一条下注曰：“此盖斥成王也。{21}下云蹑梁父，登泰山。u《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也。’其不及康王者，盖当从鲁诗以《关睢》为刺康王而谓周道之衰也。”与瞿氏所引有不同。
恰是姚鼐《古文辞类纂》{22}卷六十六辞赋类六“大行越成”一条下小字注曰：“姜坞先生云成即成王也。下云蹑梁父，登泰山，即《管子》所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与瞿氏所引完全一致，而也与今所见《援鹑堂笔记》稍有出入。
结合瞿氏文章中亦骤件引所谓姜村先生语，检索复核之发现，绝非引自其《援鹑堂笔记》原书，而皆转引自《古文辞类纂》。]有强大便捷的检索工具，我们也不会发现《古文辞类纂》与《援鹑堂笔记》文本的细微差别，]有察觉这些细微差别，我们也就无从知道瞿氏所谓姜村先生语出于何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瞿氏当时的研究参考书目之一确为《古文辞类纂》这种当时读书人的案头书，在研究赋文学时，他也倾向于这类书籍的辅助。
（四）《司马相如列传》“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23}一条，瞿氏以为“上下相发”，绝句。“发”、“翼”二字为。曾文正以“允答”属上读。恐未然也。
而笔者以为瞿氏断句恐有误，正文“上下相发”前一句为“天人之际已交”与“上下相发允答”意思几同，符合司马相如行文特点。
笔者检索《文选》{24}卷四发现，相如此句下有张铣注曰：“上下谓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发意信欲e天子之德，而天子犹兢兢而惧，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照此推测，张氏的断句与瞿氏同，瞿氏断法可能是受了六臣注《文选》的影响，且瞿氏在该篇研究著作中数次提及六臣注的版本，说明他对六臣注本《文选》是有所参考的。当然，也不能轻易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是瞿氏并]有注意张氏的说法，只是偶然暗合。
基于检索和多方考量，笔者对此句句读进行了分析，以檎拧Ⅵ亩氏的断法有待商榷。首先张氏将“上下”解作“百姓百官”，作为“相发允答”的主语，但是以此为主语接下文“兢兢翼翼”，“兢兢翼翼”原本的主语应当是“圣王”，可是此处，依照瞿意，主语显然已经更Q，不合文法。第二，该句的上一句已经提到“天人之际已交”，这里的“天人”与下文“上下”所指其实应当是相同的，均指“上天”，所谓“上”，“圣王”所谓“下”，句式既整饬，又和文法。
至于押韵，“发“上古属”月部，“答”属“缉”部，“翼”属“职”部，三者皆是入声，两两之间相互不存在直接的旁转关系，瞿氏的部说法难以站稳。
（五）《循吏列传》“僮子不犁畔”一条，瞿氏言“犁”当读“离”。《礼记・少仪》“牛羊之肺犁而不提心”，“犁”本作“离”，是“犁”、“离”通用之证。僮子谓奴隶之属也。与上竖子别，竖，未冠者也，见《楚语》注。
笔者借助扫描本古籍，稽阮刻本《礼记・少仪》篇，正文作“离”，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正文亦作“离”。阮刻本《仪礼疏》第十三卷郑注引《礼记・少仪》此句作“离而不提心”，武英殿本、毛氏汲古阁本均作“离”。
仅《礼记》附《释文》音义作：“犁，本又作离。”。知阮校搜罗多种版本，故核阮元《仪礼》《礼记》校勘记，亦均未见“牛羊之肺离”一条出校记，也就未说明其他各本有文作“犁”。
瞿氏所言判断无误，但不知其所据《礼记》为何本？是其所见本正文作“犁”，还是瞿氏受陆氏音义影响，径本陆说但此处未详加解释。就笔者现所见，无法判断瞿氏是否又见到阮元未见之本如瞿氏所说。
六、总结
笔者以瞿氏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作为文章的主体部分，旨在剖析其研究思路的同时，阐明e时代下的古籍校读新趋势，即以高科技为学术研究的新的驱动力，在获取到更广泛的校读资源的同时，又能将研究的方向深细化、系统化，使研究的热莞趋于周全精核。
此小文的撰写，颇不成熟，特别是对于瞿方梅有攘善之嫌的猜想，还有待博物君子解决之，笔者学力有限，且初学学浅，颇多情r的考虑，殊不周赡，例如笔者所提到的瞿氏可能参考到的书在当时的通行情r，如果实属不易得之本，则笔者的猜想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清干隆十九年刻本.
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④清影宋抄本.
⑤明弘治刻本.
⑥清武英殿本.
⑦清武英殿本.
⑧清广雅书局丛书本.
⑨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⑩民国铅印本.
{11}清光绪刻本.
{12}瞿方梅句读与今通行标点本不同，疑其存在句读问题，为了不影响文章阅读，故此处笔者特不加标点.
{13}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此条的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15}清干隆四十五年刻本.
{16}《建元以来侯者表》涅康侯最“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太初二年，康侯最死，无后，国除。”.
{17}光绪二十六年浙江书局刻本.
{18}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9}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20}清道光姚莹刻本.
{21}“斥成王”，姚范此书多处用“斥”作“指”之意，例如卷二十三史部之“今之王斥文王”，卷二十九史部之“此智者疑斥彪也”，卷三十七集部之“此本斥汲古阁本”等等。稽《康熙字典》（同文书局本）“斥”字下亦收“指”这一义项.
{22}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23}此条的议之一即是句读，为方便说明问题，故笔者特不加标点.
{24}四部丛刊景宋本.
参考文献：
[1]学衡[J].1925，58.
[2]福州府志[m].清干隆十九年刊本.
[3]（嘉定）赤城志[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舆地广记[m].士礼居影宋丛书本.
[5]舆地纪胜[m].清影宋抄本.
[6]八闽通志[m].明弘治刻本.
[7]史记[m].清武英殿刻本.
[8]汉书[m].清武英殿刻本.
[9]水经注笺刊误[m].光绪六年八月会稽章氏重刊本.
[10]四库全书考证[m].清光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1]八千卷楼书目[m].民国铅印本.
[12]善本书室藏书志[m].清光绪刻本.
[13]读书杂志[m].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14]说文通训定声[m].清道光有不为斋刻本.
[15]援鹑堂笔记[m].清道光姚莹刻本.
[16]古文辞类纂[m].道光元年河合康氏家塾刻本.
[17]文选[m].四部丛刊景宋本.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5
关键词：《史记》文学批评金圣叹评点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比其史学价值发现得晚。学界普遍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关于《史记》的研究出现高峰，有大量的史评与史抄，还有各类辑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记评林》。王世贞曾为其作序，将《史记》评价为“良史至文”，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一样重要，要两方兼顾。而之后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更是独辟蹊径，为《史记》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新方向，其将《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与《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杜诗》并列。而《史记》研究与评点在明代之前也从专门的史书研究向文学作品研究过渡。两汉之际，《史记》研究与评点还更多地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关注的主要还是史笔，不是文笔。但是也有个别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认识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固在其《汉书•公孙弘等传赞》中曾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其余，不可胜计！”①此处班固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归于一类，重点突出了《史记》的文学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唐朝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确立，《汉书•艺文志》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而《史记》的文学地位也正在提升。韩愈等文学家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学习的模范，但是这种模仿与学习功利性还是很强。同时唐朝人也同样注重学习《史记》的文风，唐朝恢弘大气，注重修史，同时也喜爱《史记》壮阔的风格。柳宗元称赞《史记》文章“峻洁”，韩愈评其“雄深雅健”。宋代开《史记》文学评论风气，从文学角度点评《史记》，研究其表现手法、文学形象。欧阳修是师法《史记》最经典的人物，苏轼曾经评价其“记事似司马迁”。而苏洵发现了《史记》经典的“互见法”，即在本传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展现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马存长于史论政论，写就《赠盖邦式序》中重点探讨了司马迁游历经历对于《史记》文风的影响，其中的“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的观点影响了后代的《史记》研究。元代是久负盛名的戏曲时代，《史记》中的故事与传记被改编成戏剧，在当时有助于史记中的文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元代是少数民族执政的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记》研究的不是很多，没有著名的专著出现。明清时期“《史记》热”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明代的史抄与史评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后来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于《史记》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金圣叹，其研究《史记》的方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圣叹将《史记》这样一本大众眼中的史书，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来点评，将其观点收录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在《史记》评论界有不小的影响。
二、金圣叹评点《史记》
金圣叹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点评了《史记》中的五篇文章的节选，分别是《项羽本纪赞》《孔子世家赞》《伯夷列传》《酷吏列传序》《太史公自序》。金圣叹将《史记》当成小说来解读，将《史记》的文学价值放大，并且其评论方法也是前人的集大成者。之前的凌雅隆、李贽等也对《史记》的文学批评研究有一定的建树，而金圣叹则直接将其列为“六才子书”之一，提出了惊人的见解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研究《史记》的方法着重于文学笔法，不看重史学笔法，让人耳目一新。金圣叹在《项羽本纪赞》中做了如下评点：“此断项羽全不师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兴，却是何故？凡作一扬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胜数’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②（《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原文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字’，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③（《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此处评点认为《项羽本纪》通篇声势浩大，但是在夸奖项羽的时候，却只是说其目重瞳，此处运用夸张地手法言明司马迁写《史记》时使用的写作手法之一，夸张描写。原文中先写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④此为评点中“一扬三抑”中的“一扬”，而后文紧接着叙述“……难已”这为第一“抑”，接着“……过已”此为第二“抑”，“岂不谬哉！”这“一扬三抑”，展现了《史记》叙述手法的高妙之处，描写人物时充分展现人物性格，让项羽这个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文学价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又如金圣叹在《孔子世家赞》中评点：“赞孔子，又别作异样淋漓之笔，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所谓观海难言也。”此评点中专门指出司马迁善于炼字炼句，文章通篇布局，有理有据，情节以及发展顺理成章。原文中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此句承上启下，是本段中的过渡句，此句前文写所见的关于仲尼的事物与景象，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而此句后引出关于仲尼的评论与所思所感，引发司马迁结合自身经历的感慨。全篇布局合理恰当，让读者阅读时有顺着台阶而上的寻觅之感，不会枯燥无味。除此之外，金圣叹还对司马迁写《史记》所寄托的感情进行了评点，认为其情感之深沉真挚，既体现在《史记》中的人物身上，又体现在行文的过程中。金圣叹赞美其隐忍以成就功名的深沉情感，并且对此类人物有着极高的评价：“弃小义，雪大耻”。在评价《伍子胥列传》中评点伍子胥“隐忍是烈丈夫”；并且在《越王勾践世家赞》中赞誉越王勾践隐忍成就大业。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所以对此类人物有极大的赞誉之情，这也是司马迁文化复仇，发奋著书，著书立说的体现。体现了《史记》中蕴含的情深似海。《史记》的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各朝历史，到金圣叹这一独辟蹊径的评论家，已充分让读者认识到其“无韵之离骚”的本质，《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其史学价值一样熠熠生辉。注释：①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256．②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③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④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167．⑤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参考文献：
［1］宋秀秀．金圣叹评《史记》之“精”———金圣叹理论对阅读《史记》的启发［J］．宜春学院学报，2014（2）．
［2］刘贵华．金圣叹论《水浒》和《史记》［a］．《水浒争鸣［第六辑］———2000年水浒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6
[关键词]语文教学；培养；良好；学惯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009-1.5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良好的学惯。《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语文教学要“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养成语文学的自信心和良好的惯，掌握最基本的语文学方法”。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着力激发学生学语文的兴趣，培养学生正确的学态度和良好的学惯。
那么，在小学阶段要让学生养成哪些良好的语文学惯呢?我觉得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良好的写字、识字惯
写字，不仅是一项重要的语文基本功，而且是一个人文化素养的体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今越来越多的部门在招聘人才时，特别强调应聘者的应聘书必须手写，就是要从应聘者亲手写的字，来审视一个人的一些内在品质。所以要从小让学生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惯。要教育学生从小就形成这样一种惯：只要提起笔来，就要端端正正地一笔一画地写，力求做到姿势端正，笔画清晰，结构合理，行款整齐，美观大方。在识字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引导学生发现识字规律以及适合自己的识字方法，把点点滴滴的发现积累起来，逐步养成独立识字的能力，进而养成主动识字的惯，在校内，在家里，在社区……只要见到汉字，就有识字的欲望，自觉地识记。
二、使用工具书的惯
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时常常会遇到一些自己不认识或难以理解的字、词，会影响学生对文章的正确理解，成为阅读障碍，或写作上的“拦路虎”。许多学生遇到困难时，要么跳过去不理睬，结果是囫囵吞枣；要么向别人求助，养成一种依赖心理，不利于学生独立人格的发展。因此读书要养成勤查工具书的惯，让工具书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最常用的工具书为字典、词典，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近年来涌现了大量的语文知识辞典、各种专业辞典等，如《唐诗鉴赏辞典》、《学生作文辞海》等，有条件的可以向学生推荐几种必备的工具书，培养学生勤查工具书的惯。
三、倾听、交流的惯
“倾听”是一种艺术。有的学生听老师讲课心不在焉，听了之后不知所言，这都是不好的惯。我们无论在课堂中，还是在与学生的交谈中都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听力，使他们会听。虽然“满堂灌”教学不可取，但培养学生们静静听讲的惯却是必要的。学生们要想参与课堂讨论或交流，就需要静心听取别人的发言，这样才可能达到充分理解，进而综合思维，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终达到互动协作、互相提高的目的。
四、质疑问难的惯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说的就是质疑问难的重要性。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创造的过程更是从发现疑点问题开始，没有疑点问题就谈不上创造。古人把学称之为做“学问”，强调了学必须一边学，一边问，要学好语文，就必须养成质疑问难的惯，做到孔子说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凡是不懂的、有疑惑的、把握不准的，都应当勇于向别人请教，问老师，问同学，问家长，问一切可能了解情况的人。
五、勤于朗读背诵的惯
朗读背诵是我国传统的语文学的重要方法，是积累语言、培养语感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发展学生的记忆力，规范学生的口头语言，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新课程标准》要求加强学生朗读背诵的指导，并且明确指出1-6年级的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160篇(段)。在我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有关朗读、背诵的佳话，特别是明末著名文学家张溥的“七录七焚”的故事尤为著名。要扎实提高语文素养，非要养成朗读背诵的惯不可。这样让学生从小背诵最有价值的经典，使儿童常常耳濡目染于圣贤的智慧思想之中，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学校和老师要给学生安排定时、定量的诵读内容，使学生可以日有所读，日有所获，从而养成良好的朗读背诵惯。
六、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惯
读书必须学会圈点勾画，学会做读书笔记，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惯。古人读书强调眉批，留下了大量的评点古籍的宝贵遗产。凡是在学问上卓有成就的人都有做读书笔记的惯。列宁读书，都要写详细的读书笔记，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光读书笔记就写了60多万字；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所使用的笔记卡片就达5000多张。写读书笔记还有助于培养勤于思考的惯，提高思维的条理性和深刻性，有助于加深对读物的理解、记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惯不仅是提高阅读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要途径。
七、勤于动笔的惯
平时阅读自己的课外书时，可以在书上写写画画，把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画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阅读别人的书籍时，遇到精彩的部分可以积累下来；外出时，及时把所见所闻和感想写下来，哪怕是只言片语，要像茅盾先生说的那样，“身边应当时时刻刻有一支铅笔和一本草簿，无论到哪里，都要竖起耳朵，睁开眼腈，像哨兵似的警觉，把你所见所闻随时记录下来。”同时要教育学生从小养成写日记的惯。写日记不仅是小学生练笔的好形式，而且也是加强品德修养、锻炼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大凡作家、名人都有写日记的惯。日记不但形式十分灵活，可长可短，可叙可议，可描写，可抒情，可说明，而且内容也非常广泛，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要注意从这些琐事中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受，反映出自己的观点、看法，而且要坚持写真事，说真话，抒真情，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
八、广泛搜集、吸收信息的惯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7
关键词：语文教学诵读经典好途径
诵读中华经典，传承神州文明，这是对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更是对古国文明的发扬光大，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更是大有裨益。
所谓“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精髓的经典有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历代散文等重要著作。
所谓“经典诵读”，即指在人生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心灵最清澈时的年龄阶段诵读、熟背经典美文、唐宋诗词，以达到文化熏陶、智能锻炼与人格培养的目的。也就是从蒙养书的俗文化开始过渡到经典、诗词雅文化的诵读，并引导他们进行浅显的文学鉴赏。
汉代扬雄在《答桓谭论赋书》中说：“能读千赋，则能为之”。唐代诗人杜甫留下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千古名言。清代唐彪则在《读书作文谱》中对语文能力的形成规律作了具体的总结：“阅者必宜博，经史与古文时文，不多阅则学习肤浅，胸中不富。”“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欲所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诵读经典，可以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把别人的好作品融会贯通后，变成自己的东西，逐渐形成自己的能力。诵读经典，不失为我们语文教学的一个好途径。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我在教学中以经典美文诵读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破解了当今学生“读书苦，苦读书”的现状，走出了一条快乐阅读之路。
一、诵读经典的意义：
1.造成气氛，激发兴趣
课前10分钟，带领学生在轻松愉快没有压力的氛围下进行读经，甚至把读经作为班级集合的一种信号，不仅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且书声琅琅，情绪昂扬，造成了课堂上应有的文学气氛，有利于集中注意力，上好语文课。同时，多次的这样训练，潜移默化、熏陶感染，可激发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2.积累语言，培养语感
念中国诗词，能让学生感受文字的节奏、音乐性和灵敏度，这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好文章诵读得多，灵巧的修辞、畅达的造句，铿锵的声韵，周密的谋篇，口诵心维，不知不觉，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在写作教学中也可提供有关诗词为写作引用材料，使之联系所写内容，体会意境、感情，达到借鉴、练笔目的。
3.陶冶情操，端正品行
背诵最有价值的经典，如我们让学生吟咏背诵的《三字经》、《论语》，趁学生心性纯净时，常常耳濡目染于圣贤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以潜移默化其气质。经典的价值要将随伴其人生经验的成长而如吐芬芳，绽放光明，能扶持他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而长期的诵读薰习，可养成他阅读古文的能力，那么，中华文化的智慧宝藏，将任其悠游探取，必可陶冶他的性灵，开阔他的心胸，端正他的品行。
二、诵读经典的内容
在广泛开展诵读经典活动中，要做到读有所依，读有所序，读有所据。读书并非越多越好，不能只求数量不谈质量，而是要让各个层面的学生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去阅读，并逐步积累、层层上升。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每学年，每位学生定出最低要求，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努力实现差异诵读、弹性诵读，使每个学生都能够读有所得。教师在选择诵读文本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1.人文性。在经典诵读活动中，我们既注重增加学生的文化积淀，更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首先，挖掘古诗文的人文内涵，突出诗情画意；其次，让学生选出喜欢的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学会欣赏、体验其中细腻的情感，从而陶冶情操，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
2.艺术性。许多古诗文都有非常形象的意境描写，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注重启动视觉和听觉多个感官通道，选配合适的音乐和画面，营造生动逼真的艺术场景，就能激发学生的丰富情感，让学生徜徉在诗的海洋里乐此不疲。如情境吟诵、配乐吟唱就是经典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3.生活性。生活是学生学习的源头活水，要鼓励学生学以致用。通过诵读，学生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吟出几句经典诗文，或描述事物，或发表议论，或抒发感情，虽不一定贴切，却着实令人欣慰。如，当教师提醒大家看书要有思考时，有的学生马上会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此来为教师总结。在学生的作文中，更是时常出现经典的语句。
三、诵读经典的方法
“普通人只用了自己实际记忆能力的10%，其余的90%都被浪费了，其原因在于他违反了记忆的自然法则。”（心理学家卡尔·希修教授语）也就是说记忆的方法好坏直接影响学生记忆的效果。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进行诵读，从而提高诵读效率。
1、化整为零，步步为营
有些文章较长，同学们背诵时不妨化整为零，再各个击破。这样段段背、段段清，做到步步为营，最后再化零为整，“组装”成篇。如背诵《道德经》时，开始可以“化整为零”，让学生在课外每天背两章，八十一章就可以在四十天里完成。再花十五天时间把它们化零为整，“组装”成篇：首先让学生一天复习十章，要求连起来背，八天完成，然后用四天让他们二十章连起来背，再用两天让他们四十章连起来背，最后一天背诵整篇《道德经》。这样，一本《道德经》就可以在五十五天里诵读成功，里面所包含的道理足以让他们终身受用。
2、以写助读，感官兼用
俗话说，眼看十遍，不如手抄一遍。如果诵读时一边读一边写，读读写写，这样就能调动眼、口、手、脑等多种感官的参与。这种方法还能为默写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朱熹所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3、游戏诵读，寓教于乐
喜欢做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如果把古诗文诵读有机地寓于游戏之中，就能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学生一边玩一边读，既能消除学习的疲劳，又能激发学生诵读诗文的兴趣。
4、按图索“意”，读图背文
古诗词韵律、意境感很强，每一首诗都是一幅画，都是一首用心吟唱的歌。因此，在古诗词诵读中，我们不再单纯地向学生呈现文字，而是制作生动形象的课件，把文字放在画面中，同时配以与诗境、诗情相通的背景音乐。这时的古诗词，不只是文字，而是从视觉、听觉上同时作用于学生大脑的一个立体化的事物。这样一来，诗情、诗境在画面和音乐的作用下形象化、具体化了，学生反复诵读就会自然而然地入情、入境，轻松地读出诗的味道、诗的情感和诗的美感。这样的诵读，如同欣赏一幅画、聆听一首歌，快乐而令人陶醉。可见，在诵读中用艺术手段创设意境，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8
基于高职类学生古文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现实，笔者以为，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已不太适应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目的应当是不只是“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要从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变，既强化传统文化教育，也要突出师范教育的特点，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师范人才。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和近几年的探索，这里着重就师范类中文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整合教材内容，优化教育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以下略称古代文学）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必修的一门主干基础课程，在中文专业众多课程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代文学的文体形式丰富多样，每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质，有其自身的流变规律，师范类毕业生不仅应对此有准确的把握，还应对它的教学方向有恰确的认识。在一般通识概述之后，可将教材内容分为诗歌、赋（含骈文）、词、戏曲、小说等几大模块，分门别类揭示古代文体的总体特征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风貌，以利于学生深入了解文体的特点，洞悉文体本身的规律。文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每种文体对人的影响方向也不尽相同，如诗歌可以通过意境、情感、意象等，熏陶人的情操和审美感悟，小说则可以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典型的人物提高人们辨识是非的能力等。
二、增加学术前沿，不迷信权威
在有多媒体、网络的教学环境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素质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追踪该学科的前沿，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学生。教师应及时吸纳教育科研新成果，并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去，把学生引入学术前沿。同时，在授课中，教师能够坦诚而适度地展示自己的研究心得与思路，为学生提供“别一种”选择，进一步激活其思辨能力、发现能力以及参与研讨的兴趣。对于基础教学中留下的许多言犹未尽的话题，可以结合教学进度，以专题形式，如《“花间词”的美学特质及其鉴赏》，或适当开设选修课，补充新的教学内容。信息时代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对教学与科研的思考也应体现出时代特点。教师不能为教参所限，只有不断丰富更新知识结构，才有可能理解和鼓励学生多元化的思维，不迷信权威。那种依靠“一本教参吃一生”的教师迟早
会被时代淘汰。
三、巩固基础，让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
作品的文学价值，是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作品意义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审美影响，在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方面，尤其是人格教育、处世方式教育、情感体验升华，语言思辨能力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阅读文本（原著原文）就应放到头等重要位置。而事实上，笔者调查过，一个学期下来，能背得出《诗经》中5篇以上作品的学生寥寥无几。有人认为当今在校学生大致有这样三种：第一种可戏称为“社会活动家”，第二种是来玩的，还有一种是所谓读书的，但读书的人也不是学知识做学问，他们只看笔记和辅导书。这三种人的共同点就是不看作品，一问到具体作品就什么都不知道。教师的课堂教学许多时候是“一厢情愿”，分析作品时教师说得得意，而学生则往往听得一头雾水。针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笔者建议实施“211”读书工程。即要求学生在学期间，读20本书，背诵100篇古诗文，撰写论文型读书心得10篇。长期下去，结果肯定非常好。
四、运用多媒体，丰富教学方法
从教学方法看，课堂教学有两种形式：讲授式（包括问答式、启发式）与讨论式，对于古代文学而言，各有好处，不能偏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营造轻松、宽容的课堂气氛，开展灵活、互动式教学，这样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眼界，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本门课程的理解，而且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更能打下良好的基础。现代教学媒体不仅可以增进学习效果，扩充学习资源，还可以增进学习的互动、协作，其所能达到的教学效果，远非传统教学所能比拟。因而，古代文学教师也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素质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丰富课堂，提高教学效率。
五、延伸课堂，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9
关键词：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宋人笔记著录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2）04－0141-04宋人笔记，是指“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1］，其内容涉猎极广，几乎涵盖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具文化和史料价值，因而备受清代四库馆臣的关注。尽管四库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但具体到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著录的研究专文鲜见。笔者不揣陋识，将四库馆臣所撰之《四库全书总目》（图六，以下简称《总目》）中有关宋人笔记的著录情况，分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四库馆臣著录宋人笔记的数量
四库馆臣将汉代以来的校雠之学发挥到极致，撰成《总目》，自刊行以来，即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周中孚认为：“若论官私簿录书之‘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自汉以后，‘莫有过于是编矣’。”［2］张之洞云：“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3］因此，四库馆臣著录之文成为我们解读宋人笔记的重要视窗。经过蒐集古今，审订校理，四库馆臣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实际收入《四库全书》的宋人笔记有197种，分别是：
《北梦琐言》、《清异录》、《三楚新录》、《贾氏谈录》、《洛阳缙绅旧闻记》、《南唐近事》、《江南余载》、《江表志》、《江南野史》、《五国故事》、《王文正笔录》、《南部新书》（图十）、《近事会元》、《江南别录》、《钓矶立谈》、《锦里耆旧传》、《（宋景文公）笔记》、《儒林公议》、《嘉祐杂志》（一作《江邻几杂志》）、《归田录》、《湘山野录》、《玉壶野史》（一作《玉壶清话》）、《东斋记事》、《春明退朝录》、《涑水记闻》（图二）、《孙威敏征南录》、《蜀梼杌》（图四）、《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龙川略志》、《麈史》、《晁氏客语》、《杨公笔录》、《王氏谈录》、《青箱杂记》、《吕氏杂记》、《茅亭客话》、《道山清话》、《孙公谈圃》、《国老谈苑》、《画墁录》、《梦溪笔谈》（图三）、《渑水燕谈录》、《文昌杂录》、《海岳名言》、《书史》、《画史》、《珩璜新论》、《（孔氏）谈苑》、《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后山谈丛》、《萍州可谈》、《侯鲭录》、《师友谈记》、《钱氏私志》、《岳阳风土记》（图七）、《闻见［前］录》、《东轩笔录》、《泊宅编》、《燕魏杂记》、《冷斋夜话》、《遵尧录》、《麟台故事》、《岩下放言》、《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墨客挥犀》、《洛阳名园记》、《珍席放谈》、《游城南记》、《唐语林》、《春渚纪闻》、《东观余论》、《（靖康）缃素杂记》《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紫微杂说》（图九）、《家训笔录》、《辩诬笔录》、《建炎笔录》、《懒真子》、《曲洧旧闻》、《松漠纪闻》、《栾城（先生）遗言》、《中吴纪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窗炙輠录》、《墨庄漫录》、《铁围山丛谈》、《猗觉寮杂记》、《却帚编》、《北狩见闻录》、《东家杂记》、《学林》、《碧鸡漫志》、《西溪丛语》、《经筵玉音问答》、《默记》、《张氏可书》、《步里客谈》、《续博物志》、《寓简》、《高斋漫录》、《独醒杂志》（图一）、《枫窗小牍》、《（河南邵氏）闻见后录》、《鸡肋编》、《瓮牖闲评》、《翰苑遗事》、《演繁露》、《考古编》、《五总志》、《东京梦华录》《南窗记谈》《林间录》《罗湖野录》《芥隐笔记》、《梁溪漫志》、《能改斋漫录》（图二）、《容斋随笔》（图十）、《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老学庵笔记》、《入蜀记》、《乾道庚寅奏事录》、《（淳熙）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清波杂志》、《陶朱新录》、《刍言》、《东园丛说》、《挥麈录》、《投辖录》、《玉照新志》、《岭外代答》、《省心杂言》、《常谈》、《云麓漫抄》、《过庭录》、《（西塘）耆旧续闻》、《野客丛书》、《野老记闻》、《纬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涉史随笔》、《涧泉日记》、《准斋杂说》、《四朝闻见录》、《宾退录》、《古今考》、《经外杂抄》、《贵耳集》、《桯史》、《愧郯录》、《示儿编》、《燕翼诒谋录》、《云谷杂记》、《吹剑录外集》、《自警编》、《坦斋通编》、《考古质疑》、《游宦纪闻》、《密斋笔记》、《芦浦笔记》、《鸡肋》、《困学纪闻》（图十一）、《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浩然斋雅谈》、《鹤林玉露》、《朝野类要》、《鼠璞》、《随隐漫录》、《都城纪胜》、《诸蕃志》、《藏一话腴》（图十二）、《颖川语小》、《佩韦斋辑闻》、《书斋夜话》、《席上腐谈》、《对床夜语》、《梦梁录》、《脚气集》、《爱日斋丛抄》、《学斋占毕》、《钱塘遗事》、《东南纪闻》、《识遗》、《祛疑说》、《咸淳遗事》、《昭忠录》。
古代文学的读书笔记篇10
［关键词］印刷术;远程教育;教学资源
一、手书时代教育资源的生成与远程教育的发展
文字无疑是人类文明出现的标志，有了文字才能有人类知识和文明更有效传承。古人对文字的呈现形式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手书时代和印刷时代。所谓手书时代，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在记录载体上写下文字的时代，这一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商代的甲骨文及商周时的金文均属于早期手书文字形式，但由于材质的特性，这两种形成的文字资源制作不易，只能为上层阶级才所用。继金文之后，便进入简牍帛书时代，此时有三种文字记录载体，分别为竹简、木牍和绢帛。在简牍帛书时代，墨的使用已经日趋成熟，成就了一次书写革命。其实据相关学者考证，在殷墟出土的部分甲骨文中，已经发现当时人用墨涂抹的痕迹，只不过当时未用于文字书写，亦非自觉的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古人制墨和用墨水平不断提高，开始用笔墨书写文字，文字书写的载体就是简牍。由于以笔墨书写较之前刀刻、模铸简单省力，便于书写，对文字的记录更为方便，加之记录载体的改进，这时才出现长篇幅的经典，如《尚书》、《国语》、《春秋》等经典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此时教育资源增长速度惊人。东汉宦官蔡伦在105年改进了造纸术，对西汉时期便出现的麻纸生产技术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生产纸张所用的原材料变成更为易得的破布、破渔网、树皮等，使纸的生产量大幅度提高，为纸作为继简牍之后成为主要文字记录载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纸张有原料易得，生产工序更简单，轻薄便于携带等优点，在其改良后不久，便逐渐取代了简牍帛书，与笔墨完美结合，成就了我们说的文房四宝中的三者。笔墨纸张的结合，对教育资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前由于限于书写材料，教育资源的复制仅限于经典经传，而此后，开始出现对经典经传阐释讲解的书籍，更利于学习者自学。同时，诗词歌赋及书信体文学作品也步入繁荣发展的阶段。由于教育资源的不断丰富，给读书人带来极大便利，读书者队伍越来越庞大，对书籍的需求量又提出新的要求，此时便出现一个新兴行业—佣书业。所谓佣书业是指一部分较为贫穷的读书人，由于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受雇于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专门以抄书获取报酬，赖以生存的职业。可见，甲骨文时代、金文时代、简牍帛书时代直至早期的纸本时代，文本的生成形式均为手书。随着书写材质的不断进步，教学资源逐渐丰富多彩，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古代的远程教育也开始萌芽发展。特别是纸的不断推广，与笔墨相结合，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复制，极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为了满足越来越多读书人对书籍的需求，当时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兴产业佣书业。越来越多的书籍，也使古代社会出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现象，这种现象刚好符合了远程教育的特征。
二、雕版印刷时代教学资源的复制与远程教育的发展
纸张与笔墨完美结合后，极大地推动了教学资源的复制效率，部分书籍短时期便可完成复制，如《北齐书．祖珽传》“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此引文中，文襄为当时为权臣，他雇佣了大量佣书人，在一日一夜，完成了对多卷本《华林遍略》的抄写，可谓神速。但这也仅是个案，大多数读书人并没有文襄的权势与财富，可以雇佣这么多佣书人，他们往往是自抄自读，故可读书籍依然非常有限。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他们聪明的才智发明了印刷术，破解了这一难题。印刷术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鉴于活字印刷术虽为更先进的印刷技术，但在我国古代技术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并未成为主流印刷技术，直至国外铅活字印刷术的传入。故，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从略。
1．雕版印刷的出现及印刷品
所谓雕版印刷术是指在一块平整的木板上，按一定规格刻上文字，再施墨印制的印刷术，其原理同今日之印章。据学者研究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灵感应源于碑刻的拓印技术。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在石上刻字以流传后世，现流传下来非常有名的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刻有七百余字。东汉时期，政府为了广大读书人校对手抄书籍方便，将儒家经典刻石，这就是熹平石经，之后还有正始石经、开成石经等。此外，古代富有之家有人作古，埋葬时往往要将其生平经历及对其的哀思刻石为念，是为墓志。石刻文字利于保存，流传千古，但缺点是观瞻不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在石碑上覆纸，再施墨捶挞，将碑文拓在纸上，这就是拓印技术。古人再利用拓印技术，做适当变化，便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出现的时间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主要观点，其一认为雕版印刷术始于隋代;另一观点认为雕版印刷术始于唐朝中期，笔者倾向于唐朝中期说。唐朝中期，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由于技术还未成熟，印刷品的种类和数量非常有限。此时的印刷品主要是非常重要且需求量大的历书和佛教经典。历书民间称黄历，是封建社会时期国家统一制定并发放给百姓的历法，它标注有岁时节令，百姓可以根据节令提示按时耕种、收获庄稼，关系到国计民生，对封建国家来说历书是头等大事，首先付诸雕印是情理之中的事。《全唐文》记载了唐大和年间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冯宿上奏朝廷的《请禁印时宪书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唐语林》亦记载几十年后的僖宗朝“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差互朔望，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可见唐中后期，雕版印刷历书蔚然成风，由于需求量巨大，不仅政府印刷颁发，民间也纷纷雕印贩卖，已发展成一种商业契机。佛经是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究其原因，是历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宗教宣扬，以服务自己的统治，唐朝尤甚，尤其是玄奘西游获取大量佛教经典，一时佛教大盛，信众剧增，皇帝及文武大臣信佛的不在少数。要满足如此巨大数量的信众对佛教经典的需求实非易事，在雕版印刷术出现前，佣书业很大一部分佣书者就服务于佛寺，靠抄佛教经典为生。但手抄毕竟速度有限，佛教经典文本的复制效率不高。当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佛教经典复制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途径。唐代《司空表圣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曰“今者以日光旧《疏》……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提到以前雕印的《律疏》由于遭遇唐武宗灭佛运动的影响，被烧毁殆尽，现在考虑重新雕版印刷。可见，有唐一代，雕版印刷品主要类型为历书和佛经，有史籍记载此时可能还印有占卜书籍和蒙童教育的字书。因此，雕版印刷初期，印制品对古代远程教育影响不大。
2．儒家经典的刻印
雕版印刷真正刻印经书，运用于教育资源的复制开始于五代时期。《五代会要》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刻印板，广颁天下。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此段文字，将当时雕印儒家经典交待得非常清楚，具体情况为先请人将唐代时立于长安的开成石经抄写下来，再找专业的经学人士校勘，还要请著名学者二校。确认无误后，再征召擅长书法者用楷书写样，再交付工匠刻版，最后印刷，这批经书一直到20余年后才全部印刷出来。由于这批经书是五代时期出自国子监之手，故有专名“五代监本”，其以错误率低，质量高而闻名。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这批经书包括《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可以说包含了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这些儒学经典的复制，对广大读书人来说是福音，他们可以不必再通过手抄就可阅读儒家经典。雕印儒家经典对当时的教育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十国春秋毋昭裔传》载:“蜀中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官，立横舍，且请后主镂板，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
3．雕印业的全面繁荣及对教育的影响
宋代是以教育发达著称的时代，不论是官学、私学还是书院教育蓬勃发展，这得益于当时雕版印刷出来的大量教育资源。北宋建国之初，还是沿袭五代十国时雕版的《九经》等经典经传。但自宋太祖始大力提倡科举取士，民间读书之风盛行，对书籍的渴求程度与日俱增。北宋政府也积极致力于雕印书籍的工作。至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真宗前往国子监视察工作，问祭酒邢昺，国子监现在有多少书版?邢昺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书版大备。”可见，短短四十余年，书版数量剧增20余倍，不仅有五代时的经书，还刻版了史籍以及对经书的注解，这对读书人无疑是福音。宋代刻书业异常发达，刻书机构不再限于官刻，还有私刻和坊刻。所谓官刻顾名思义为官府机构所刻书版。其中，中央刻书机构为教育主管部门国子监，其所刻书籍被称为“监本”，“监本”沿袭并发展了“五代监本”严谨的作风，其校书过程为“凡一书校勘既毕，送覆勘官，覆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覆加点校，经三道手续，可谓慎之又慎矣。”，可见对书版的校对近乎苛刻，其所印书籍质量毋庸置疑。除中央外，地方许多部门也都致力于刻书事业，诸如茶盐司、漕司、各级学校等，其中最著名的地方刻书部门当属公使库。公使库为宋代设于各地的政府招待所，专门接待往来官吏的，由于政府部门给公使库拨款充裕，在迎来送往的接待之外，尚有资金盈余，于是公使库便以此资金用于刻书业务。据学者研究，当时苏州、吉州、明州等公使库都兼营刻书业务。此时，还出现了私刻书，所谓私刻是指书香门第及大富之家，利用私财聘请工匠刻书。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统计，宋代私刻有岳氏之相台家塾、建邑王氏之世翰堂等三十余家。此外，还有经营图书业务的书坊也参与刻书业务，被称为坊刻。书坊刻书，以谋利为目的，因此其刻书原则是速印速售，故在校勘方面做得较为草率，所刻书籍谬误之处颇多，书的质量不高。更有甚者，民间百姓也有以刻书谋生的，黄宗羲在《传是楼藏书记》中对宋人刻书感叹道“至于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由于宋朝整个社会刻书之风盛行，教学资源被大量建设和复制，书籍的成本和价格也大幅降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仁宗天圣二年(1042)将以前手书敕书改为雕版印刷后，出现:“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的情况。学者研究也认为:就晚唐时期相近之抄本与印本书籍价值的比较，和宋明两代关于该二者之概括的文献，可知印刷术的发明，令书籍的价值一般地减低十分之九左右。宋人读书更为便利，苏轼曾感叹“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人程师孟对当时社会学习风气感叹道“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正是因为各类书籍的广泛流布，使以前没有条件读书的人也能在家读书自学，以期能通过科举入仕，极大地促进了古代远程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