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1
法律咨询：
我丈夫李刚在外地工作，最近提出要离婚。我一直与他父母共同生活，侍候二老多年。我答应离婚，但要求他给我30万元作为补偿。李刚同意补偿，但条件是离婚后我不能再嫁，必须与其父母共同生活。我对婚姻已心存余悸，本来也没想再婚，所以很爽快地与其签订了协议。但当我们持此协议去申请离婚登记时，婚姻登记机关却要求取消协议所附条件，否则不予离婚登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律师解答：
你与李刚离婚协议所附“离婚不离家”，“女方不得再嫁”等条件，明显违反了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规定。按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你们的离婚请求，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确实同意离婚，同时又想得到30万元，你可以要求把30万元作为婚姻存续期间你侍候其父母的补偿，或作为他对你今后生活的帮助。这个问题就成为双方离婚时附带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离婚的条件，再去办理离婚登记就没问题了。
离婚协议可以附条件吗?
离婚是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民法学理的通常说法，民事法律行为以可以附条件为原则，而以不许附条件为例外;而离婚行为从归类上应属于不许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离婚行为之所以不允许附条件，第一原因是，离婚这种民事法律行为依其性质属于必须即时发生确定效力的法律行为。离婚行为不允许处于一种效力极其不确定的状况，婚姻当事人双方配偶的法律地位要么确定的存续，要么确定的解除。很难设想离婚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附加某种条款，使得双方婚姻效力的终止取决于某种不确定的条件的发生，如果所附条件发生，婚姻关系终止，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全文阅读】
附期限的离婚协议
本文介绍附期限的离婚协议，离婚协议是否可以附期限?以下对此问题详细分析：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2
关键词军婚保护制度，公平，正义，立法传统。
军队是国家安定和政权稳定的基础，军人婚姻的牢固关系到军心的稳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保护军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也是《国防法》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建国以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表明，对军人婚姻实行特殊保护，对于鼓励军人献身国防、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民事、行政、刑事为手段的多层次法律体系，为保护军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立法导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婚姻家庭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开放性的特点，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军人的婚姻保护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稳定军人的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安全发展。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对我国军婚保护制度进行分析，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探求具体法律规范背后所蕴含的法理，明确其不足以促进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从立法上分析军婚保护制度。
对军婚实行特殊保护是我国的一项立法传统。早在建国之前，党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依法保护军人的婚姻，并对军人离婚问题实行特殊保护政策。从1930年3月在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开始，到1949年8月绥远《关于干部战士之解除婚约及离婚手续一律到被告所在地之县政府办理的通令》为止，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共颁布了约40部婚姻法律规范文件，其中有21部包含有保护革命军人婚约的条款，有6部是保护革命军人婚姻的专门性法律文件。
在现行的法律中，对军婚形成以下几个层次的特殊保护体系。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保护现役军人的荣誉、人格、尊严，对现役军人的婚姻实行特别保护”。
第二，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而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3条的规定，“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指的是《婚姻法》第32条第3款前三项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也就是说，“重大过错”包括：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9条第1款对破坏军婚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此外，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规定》，对现役军人结婚、离婚实体和程序也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几个层次的法律规定形成了我国军婚保护制度的规范基础，为保护军婚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从权利和义务分配上分析军婚保护制度。
我国《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也就是这一条切实保护军婚的具体法律规范，在理论界引起异议。异议认为按照该条规定，如军人一方不同意离婚，非军人一方就离不了，除非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这对军人配偶一方不公平，因为它是通过限制军人配偶一方的离婚自由权来达到对军婚的特殊保护，这种立法背离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
对这一问题，我们要深入分析，辩证地看待。“法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而要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就是要通过相应的法律规范，设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权利的赋予和义务的履行上体现着法律的肯定和否定。就军婚而言，法律要对军婚实行特殊保护，就是要在婚姻双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上或者在其履行方式上有所体现。
《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是一个原则，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对军婚实行特殊的保护，并没有违反婚姻自由原则。就《婚姻法》第33条来说，它并没有限制军人配偶的离婚请求权，只是在离婚诉讼的胜诉权的实现上增加了难度，况且在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时，这种困难又被法律排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军婚问题也作出了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提出离婚，应按婚姻法第26条（现行《婚姻法》第33条）规定审理。军人不同意离婚时，应教育原告珍惜与军人的夫妻关系，尽量调解和好或判决不准离婚。对夫妻感情已破裂，经过做和好工作无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通过军人所在团以上的政治机关，做好军人的思想工作，准予离婚。”由此条可知，对军人配偶提出离婚的并非不能实现，与普通婚姻在诉讼离婚方式中的调解程序相比，只是在离婚程序和手续上有所区别，但并不是实体权利的得失问题。
而对军人一方提出离婚的，根据总政治部曾颁发的《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规定》：“现役军人提出离婚，应持严肃深重的特度，要不违反法令，不败坏道德。申请离婚者须经所在单位团以上政治机关同意，并出具证明，方可到地方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相对于军人配偶一方离婚胜诉权的实现来说，这项规定，对军人一方的离婚请求权则设置了前提程序，尽管并没有剥夺军人一方的离婚请求权，但在其实现上也是困难重重。
从以上的法律条款分析，我国对军婚的特殊保护制度在立法上并非通过赋予军人特权和剥夺军人配偶的实体权利来实现的，只是在相关权利的实现上增加了难度。不同的是军人配偶一方增加在离婚的胜诉权上，而军人一方则增加在离婚请求权上。只不过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以及对组织严格的归依性使其将此困难视为必须完成的程序；而在权利观念、自由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中，任何对离婚胜诉权的限制都被视为对法律公平、正义理念的违背而已。
三、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角度分析军婚保护制度。
每一社会的法律与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都是建立在相同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现象，两者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作为性质不同的两种规范体系又各具自己的特征，在表现形式、调整对象、违反的后果、调节人们行为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角度对我国军婚保护制度进行分析，有必要把军婚关系和一般婚姻关系放在同一视角下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婚姻家庭观念多样化、开放性的特点的出现。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军人是社会中的一员，军人的婚姻关系也产生并存在这样社会环境中。法律既要实现对军婚的特殊保护，又要使这种保护扎根于现实社会且具有可执行性，因此在纷杂的社会现象中界定法律和道德范畴，明确哪些行为和现象是法律作用的范畴，哪些应该留给道德，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就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一条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国现行《婚姻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包二奶”、婚外情、非法同居、通奸等现象时刻都在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和容忍度。尽管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了重婚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是，婚姻家庭和道德的关系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状态下，使用强制性的法律介入并非易事。因为“法律只调整那些对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具有比较重要意义的社会关系，而道德几乎涉及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高尚的道德情操将依赖于个人的自觉履约而不是法律的强制执行”。所以，《刑法》
只是否定了重婚问题，即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现象，而将此外的其他现象留给了道德去调整，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解决。但是，道德除了具有灵活性、普适行的优点外，它还隐含着制裁的不确定性、不统一性，以及某些情况下制裁的不适当性。在法律否定的不道德现象之外，尚有其他不道德现象存在，但这已不在法律的规制范围之内。
在军婚保护制度中，《刑法》在规定了重婚刑事责任的同时，又增加了破坏军婚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259条第1款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以，破坏军婚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结婚；二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对于前者破坏军婚的行为同时又是重婚行为，两者在法条上存在竞合关系，由于前者是重婚罪的特殊类型，后者是重婚罪的一般表现，因此，要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适用刑法和确定罪名。对于后者，则明显体现了刑法保护军婚的特殊性。在对破坏军婚罪的规定中，法律延伸了它的介入范围，即增加了对“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行为规制。所谓“同居”是指与现役军人的配偶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因此，在法律和道德关系上，破坏军婚罪将法律调整的范围又扩大了一步，将重婚罪原本留给道德去调整的范围纳入了法律的强制调整之下。当然，将道德义务法律化只能针对最起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来进行，道德义务中要求较高的那部分不宜上升为法律义务，否则，法律会因脱离实际而难于执行。
保护军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也是我国的立法传统，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制度。但这只是表明国家法律对待军婚这一现象的态度，而要使这一制度得以落实，需要的不仅是法律的强制力，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人们的自觉遵守才是最重要的保障。
注释：
李学勇。幸福可以像花儿一样——访西安政治学院军法系副教授李芳梅。解放军报。
2006年12月14日。第9版。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3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任何时候的婚姻家庭制度均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现实中，充分体现着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在具体的婚姻家庭制度之下，每一个家庭及每一个家庭成员无不受到深刻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和推选关系到能否建立起协调、良好、秩序的婚姻家庭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是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极其重要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国内、外家庭离婚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也使更多的司法工作者和人大代表提议把离婚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对当事人的权益纳入赔偿范围之列。针对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分为当事人赔偿和第三者赔偿两种途径。赔偿分为财物赔偿、口头或书面道歉等方式。精神赔偿又分为现行法律有规定的赔偿和现行法律无规定的赔偿(道德伦理范围之内)两大类。在这两类里面又有大的精神损害和小的精神损害两部分。下面来具体探讨一下：
一、法律规定内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
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依照法律规定终止婚姻关系的一种行为，是婚姻关系终止的一种形式。①精神损害在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②精神损害被法律立义为：因侵权行为作用于配偶一方的人身权所导致的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态：包括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受害人精神的痛苦表现为悲哀、懊恼、悔恨、羞愧、愤怒、胆怯，外在表现为反常的精神状态。如失眠、消沉、冷漠、失望、狂燥、精神恍惚、悲观厌世等。精神损害比物质损害大，更能影响社会上的安定，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法律课题。
二、法律规定外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
从国内外的立法看，婚姻赔偿制度的认识和建立，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将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犯夫权的行为，追究妻子通奸的刑事和民事责任；第二个过程，是对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第三个过程，是将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认定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被告精神损害赔偿。超出这三个过程的和《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如：双方都有过错，但一方过错在先，或一方造成精神损害较大。同时，双方的过错给父母子女造成一定精神损害的，另还在现实之中存在一方无过错，但不愿诉讼或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婚姻问题；又有一些精神损害较小，通过村民调解委员会或邻里相互调戏的等等一些现实的、法律没有涉及的问题，也是离婚案件精神损害应关注的新内容。
三、法律规定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
离婚损害赔偿是指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偿制度。③从性质上讲，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采取过错责任制，即以当事人的过错为要件。该制度的设置，既包括对受害方补偿的性质，又包括对过错方的惩罚，因而其兼具补偿性与惩罚性，其目的在于通过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令过错方对其违法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配偶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以弥补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失，抚慰无过错方的精神伤害，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
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须具备四个条件④：第一，须有违法行为，即配偶五方有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违法行为的存在。上述行为均为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婚姻家庭关系存在的基础，而且严重地侵犯了对方人合法的权利。因此法律赋予权利受损一方以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如果本利一方有重婚、婚外同居或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行为之一，而对方配偶也实施了上述某一行为的，那么对方均不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了。第二，须有损害事实，无过错方因对方的过错行为而受到精神或物质损害。按照我国法律，请求损害赔偿应以受到损害为必要条件，否则即不成其为损害赔偿。所谓损害，是指因过错配偶的行为而给无过错方造成的伤害。它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两种。精神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作用于配偶一方的人身权所导致的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态，包括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表现为悲哀、懊恼、悔恨、羞愧、愤怒、胆怯；外在表现为反常的精神状态，如：失眠、消沉、冷漠、失望、发怒、狂燥、精神恍惚、悲观厌世等。第三，须请求人无过错，而另一方配偶主观上有过错，无过错即指请求人未有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如双方均有过错，则双方均无损害赔偿请求权。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一方主观上有意图违反婚姻法或其它法律的过错，有重婚、姘居、虐待、遗弃、实施家庭暴力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第四，须具有因果关系，离婚赔偿必须是在配偶一方或第三者的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直接导致离婚这一最终后果时才能实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赔偿问题。所谓直接因果关系，是指这些损害行为是导致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当事人所提出的离婚理由。比如，受害人以感情不合为理由提出离婚诉讼，在审理中查明“感情不合”实际上是另一方当事人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等因素所致，就应当使用离婚赔偿。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每个离婚当事人都知晓离婚赔偿的法定事由的，只要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法官就应予查明并作出相应裁判。
法律元宝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给予财物的赔偿。
四、另一类精神损害赔偿
这里所说的另一类是指：法律现行无规定的，但在日常生活存在的一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如：一对夫妻，夫先与他人同居，对妻造成一定的伤害，妻知情后，夫告之后，妻也另找他人，再经历一段时期后，妻也与他人同居。但妻的精神压力较大，不满6岁的儿童心理、行为与正常儿童不太一样，对这种情况双方都有过错，但一方过错在先，对另一方造成的精神损害较大，在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内不得不到法律上的判决赔偿，过错赔偿的条件不具备，这时“民间”通常用的方法(途径)是：请邻里之间有一定厨房的“旁姓”人与“家族”内长辈，兄辈共同商议。根据双方的诉说、意愿表达和“商议人”所了解的情况，进行“裁决”，一般是先错方向后错方当众道歉并承诺一定的经济赔偿，这种口头的道歉是法律规定以外的一种“精神赔偿”。其实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都有犯错的可能。关键是给予他(她)改过的机会，让另一方得到“面子”，抚慰心理。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有时比“钞票”起到的效果更好。(一个精神、心理崩溃的人，钱对其来说连一个“微笑”都不如)：另外，像这种口头的道歉，因有“家族”，长辈的说劝，一般离婚的较少，且以后生活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风波。同“口头”道歉相同的还有“书面”道歉，是指一方向另一方通过书信，媒体或协议书面形成道歉。“书面”道歉有别于“口头”的是：一般都是不可能换回的“婚姻”，弥合的机率较小。但一方过错在先，另一方受到的精神损害大的情况，使用这种“书面”道歉，给受到精神损害大的一方以安慰，这种心理上的作用，能战胜生活中的困难，给人以向上的启迪。可见除财物的赔偿之外“口头”与“书面”的精神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确定能达到物质赔偿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引起法学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五、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
《婚姻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善于确立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法律规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责任属于有错方。《婚姻法》第43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族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予以劝阴、调解，公安机关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族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邓以行政处罚。第44条规定：对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遗弃家庭成员的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支付抚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第45条规定：对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贪污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以上的法律规定是离婚案件的法律规定要伯和实施精神损害赔偿的直接证据。同时也法律规定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有责任，在实质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审理过程中，像以上责任单位是最好的“证明人”，并能出具对无过错者有利的证据，体现法律的公正，快捷办案，提高执质量。
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决(一)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现实生活中，有过错的不仅指当事人(夫妻双方)，还有第三者的情形，对第三者的“插足”应列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之一，对无过错的一方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对第三者是一种惩诫，对无过错者是一种补偿。通常情况下，无过错方比较愤怒第三者，第三者再涉足他(她)人婚姻中，如第三者属已婚，将牵连两个家族，对第三者的惩罚更应体现法律的主体观。人民法院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应给予调解。如确实存在一方造成另一方轻微精神损害的，可调解为一方向另一方的口头或书面道歉的精神赔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也应给予调解。可指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所在单位的法制宣传，对受到精神损害的一方给予口头灌书面的，把人民法院从法律的责任走入生活的责任，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文文化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有利于避免离婚案件的进一步升级，稳定社会秩序，从这几点上讲，人民法院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应是“公证人”“调解员”的责任，这也是“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具体工作体现。
六、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时效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立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精神》中对其时效性有一定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0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46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在适用婚姻法第46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①符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②符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讼。③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46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对①的规定，我认为，符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不应是“必须”，因为无过错方在与有过错方共同生活多年，心理上还有一定的亲近感，或无过错方性格比较好强，不想或不愿有过错方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在离婚诉讼时“可以”不提出，这也是尊重和事人的合法权益。对②的规定，符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起损害赔偿请求，可以在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讼。把“离婚后”一年内的“离婚后”去掉，把精神损害作为单一的民事侵权，与离婚与否分开。即不能把离婚与否同精神损害捆绑在一起，因为婚姻家庭的精神损害绝大部分都是在结婚之后所发生的。如果通过精神能达到夫妻双方和好，离婚就没有必要。对也是“离婚后”敲定要慎重，不能只把有过错产生就直接认定为必须离婚，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热潮公平，应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考虑，进行民事调解。确实调解不成功的，人民法院要充分了解双方父母、子女情况进行“法制化”与“人性化”相结合的判决。达到判决之后，双方不再或减少后遗症的产生。
从以上法律规定内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汗毛规定外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法律规定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类精神损害赔偿，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离婚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时效性六个方面，笔者进行了一些内容和现实生活的分析，旨在进一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并有机结合道德伦理的人性观点，谈的比较粗糙，不妥之外，请老师给予纠正。
注释：
①张杰蓍《婚姻家庭法学》上册，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8月版，第134页。
②杨大文，马忆南著《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276页。
③④张杰著《婚姻家庭法学》上册，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8月版，第164页、165页。
参考文献：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4
二、婚姻法
婚姻法是国家对婚姻关系伦理实体的固定,是国家维护保护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离婚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赞成实施严格离婚法的。马克思说:“婚姻不能任由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地,已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本质。”但是他也不否认离婚的自由。那么离婚的标准是什么呢?既不能纵容草率的离婚,也不能剥夺离婚的自由。对于离婚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是婚姻已经死亡。婚姻的本质已经死亡也就意味着婚姻不再成为婚姻,也就是婚姻的伦理不复存在,此时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在婚姻法的立法中,对离婚条件的规定应当以婚姻关系中是否存在伦理价值为依据,婚姻死亡的标志是伦理价值的消灭,伦理价值又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以离婚成立的条件不是由立法者的任性决定的,也不是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的,即使夫妻双方的自由意志判断婚姻已经死亡也不能代表他们的婚姻就没有了伦理价值。婚姻的死亡的判断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就是最无可怀疑的“征象”,这样才能确定伦理的死亡。立法者要根据这些征象来确定离婚的条件和原则。
我国1980年《婚姻法》对离婚判决的法定条件采取的事概括性的规定,就是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的理由,制作抽象地概括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发生主观臆断、执法不统一的问题。现行2001年新《婚姻法》增加了示例性立法,法律先具体列举一定的法定离婚理由,最后以一个抽象的、概括性的兜底条款加以规定,以弥补列举理由之不足。我国《婚姻法》规定了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五项法定情形: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又、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这些客观条件的列举可以看作是婚姻消亡的表征,是在社会生活和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使得法官判案的时候减少了主观因素,可以从客观上判断婚姻是否已经死亡,丧失了伦理的本质。
婚姻的死亡不是私人的任性,也不是立法者的任性,是取决于婚姻的伦理本质,而不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立法者只能规定婚姻在什么条件下按其实质来说已经离异了,“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崩溃的记录”。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5
关键词：军婚保护制度，公平，正义，立法传统。
军队是国家安定和政权稳定的基础，军人婚姻的牢固关系到军心的稳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保护军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也是《国防法》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建国以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也表明，对军人婚姻实行特殊保护，对于鼓励军人献身国防、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民事、行政、刑事为手段的多层次法律体系，为保护军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立法导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婚姻家庭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开放性的特点，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军人的婚姻保护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稳定军人的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安全发展。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对我国军婚保护制度进行分析，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探求具体法律规范背后所蕴含的法理，明确其不足以促进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从立法上分析军婚保护制度。
对军婚实行特殊保护是我国的一项立法传统。早在建国之前，党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依法保护军人的婚姻，并对军人离婚问题实行特殊保护政策。www.133229.Com从1930年3月在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开始，到1949年8月绥远《关于干部战士之解除婚约及离婚手续一律到被告所在地之县政府办理的通令》为止，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共颁布了约40部婚姻法律规范文件，其中有21部包含有保护革命军人婚约的条款，有6部是保护革命军人婚姻的专门性法律文件。
在现行的法律中，对军婚形成以下几个层次的特殊保护体系。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保护现役军人的荣誉、人格、尊严，对现役军人的婚姻实行特别保护”。
第二，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而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3条的规定，“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指的是《婚姻法》第32条第3款前三项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也就是说，“重大过错”包括：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9条第1款对破坏军婚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此外，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规定》，对现役军人结婚、离婚实体和程序也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几个层次的法律规定形成了我国军婚保护制度的规范基础，为保护军婚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从权利和义务分配上分析军婚保护制度。
我国《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也就是这一条切实保护军婚的具体法律规范，在理论界引起异议。异议认为按照该条规定，如军人一方不同意离婚，非军人一方就离不了，除非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这对军人配偶一方不公平，因为它是通过限制军人配偶一方的离婚自由权来达到对军婚的特殊保护，这种立法背离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
对这一问题，我们要深入分析，辩证地看待。“法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而要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就是要通过相应的法律规范，设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权利的赋予和义务的履行上体现着法律的肯定和否定。就军婚而言，法律要对军婚实行特殊保护，就是要在婚姻双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上或者在其履行方式上有所体现。
《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是一个原则，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对军婚实行特殊的保护，并没有违反婚姻自由原则。就《婚姻法》第33条来说，它并没有限制军人配偶的离婚请求权，只是在离婚诉讼的胜诉权的实现上增加了难度，况且在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时，这种困难又被法律排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军婚问题也作出了规定
：“现役军人的配偶提出离婚，应按婚姻法第26条（现行《婚姻法》第33条）规定审理。军人不同意离婚时，应教育原告珍惜与军人的夫妻关系，尽量调解和好或判决不准离婚。对夫妻感情已破裂，经过做和好工作无效，确实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的，应通过军人所在团以上的政治机关，做好军人的思想工作，准予离婚。”由此条可知，对军人配偶提出离婚的并非不能实现，与普通婚姻在诉讼离婚方式中的调解程序相比，只是在离婚程序和手续上有所区别，但并不是实体权利的得失问题。
而对军人一方提出离婚的，根据总政治部曾颁发的《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规定》：“现役军人提出离婚，应持严肃深重的特度，要不违反法令，不败坏道德。申请离婚者须经所在单位团以上政治机关同意，并出具证明，方可到地方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相对于军人配偶一方离婚胜诉权的实现来说，这项规定，对军人一方的离婚请求权则设置了前提程序，尽管并没有剥夺军人一方的离婚请求权，但在其实现上也是困难重重。
从以上的法律条款分析，我国对军婚的特殊保护制度在立法上并非通过赋予军人特权和剥夺军人配偶的实体权利来实现的，只是在相关权利的实现上增加了难度。不同的是军人配偶一方增加在离婚的胜诉权上，而军人一方则增加在离婚请求权上。只不过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以及对组织严格的归依性使其将此困难视为必须完成的程序；而在权利观念、自由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中，任何对离婚胜诉权的限制都被视为对法律公平、正义理念的违背而已。
三、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角度分析军婚保护制度。
每一社会的法律与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都是建立在相同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现象，两者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作为性质不同的两种规范体系又各具自己的特征，在表现形式、调整对象、违反的后果、调节人们行为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角度对我国军婚保护制度进行分析，有必要把军婚关系和一般婚姻关系放在同一视角下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婚姻家庭观念多样化、开放性的特点的出现。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军人是社会中的一员，军人的婚姻关系也产生并存在这样社会环境中。法律既要实现对军婚的特殊保护，又要使这种保护扎根于现实社会且具有可执行性，因此在纷杂的社会现象中界定法律和道德范畴，明确哪些行为和现象是法律作用的范畴，哪些应该留给道德，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从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就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一条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国现行《婚姻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包二奶”、婚外情、非法同居、通奸等现象时刻都在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和容忍度。尽管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了重婚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是，婚姻家庭和道德的关系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状态下，使用强制性的法律介入并非易事。因为“法律只调整那些对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具有比较重要意义的社会关系，而道德几乎涉及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高尚的道德情操将依赖于个人的自觉履约而不是法律的强制执行”。所以，《刑法》
只是否定了重婚问题，即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现象，而将此外的其他现象留给了道德去调整，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解决。但是，道德除了具有灵活性、普适行的优点外，它还隐含着制裁的不确定性、不统一性，以及某些情况下制裁的不适当性。在法律否定的不道德现象之外，尚有其他不道德现象存在，但这已不在法律的规制范围之内。
在军婚保护制度中，《刑法》在规定了重婚刑事责任的同时，又增加了破坏军婚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259条第1款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以，破坏军婚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结婚；二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对于前者破坏军婚的行为同时又是重婚行为，两者在法条上存在竞合关系，由于前者是重婚罪的特殊类型，后者是重婚罪的一般表现，因此，要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适用刑法和确定罪名。对于后者，则明显体现了刑法保护军婚的特殊性。在对破坏军婚罪的规定中，法律延伸了它的介入范围，即增加了对“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行为规制。所谓“同居”是指与现役军人的配偶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因此，在法律和道德关系上，破坏军婚罪将法律调整的范围又扩大了一步，将重婚罪原本留给道德去调整的范围纳入了法律的强制调整之下。当然，将道德义务法律化只能针对最
起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来进行，道德义务中要求较高的那部分不宜上升为法律义务，否则，法律会因脱离实际而难于执行。
保护军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也是我国的立法传统，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制度。但这只是表明国家法律对待军婚这一现象的态度，而要使这一制度得以落实，需要的不仅是法律的强制力，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人们的自觉遵守才是最重要的保障。
注释：
李学勇。幸福可以像花儿一样——访西安政治学院军法系副教授李芳梅。解放军报。
2006年12月14日。第9版。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徐永康主编。法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6
论文关键词离婚协议赠与效力
目前离婚案件在司法司法实践中往往到最后演变为抚养权之争和财产权之争，而对共同财产的分配问题，往往决定着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离婚的关键。而作为价值较大的房屋，往往在离婚过程中难以分割并可能成为夫妻双方离与不离的筹码。由于子女是夫妻双方关系的平衡点，因此，在现实中夫妻在离婚时经常会以协议的形式将他们共同所有的房屋等相关财产赠与给子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离婚的双方或一方极可能并非出于自愿，比如：有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为了解除痛苦，一时激动作出承诺只要对方同意离婚，就放弃全部共同财产或将之赠与给子女；有的则不愿意离婚，往往要求对方将全部财产留下或者赠与给子女作为离婚的条件，从而压制对方离婚想法；更有甚者为了达到马上离婚之目的，利用缓兵之计，假意自愿放弃全部共同财产留下或将之赠与给子女，以使对方答应离婚。基于上述情况在现实的离婚案例中经常出现，并且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争执，导致离婚协议的效力无法确定。并且由于赠与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离婚双方对赠与的相关法律规定了解不透，因而在签订离婚协议之后，并没有将赠与的房屋进行交付，更没有到房管部门办理相应的产权变更手续。基于在签订协议时的非自愿，因此在事后，当时勉强答应的一方往往会反悔，并以法律规定赠与的房屋在未交付前赠与是可撤销的或者以存在胁迫为由提出撤销其之前的赠与行为，并且出现拒绝交付赠与财产，更有甚者将赠与财产用作抵押贷款、变卖等等，由此也引发了一类诸如赠与合同纠纷、抵押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的纠纷等案件的产生。
本文作者将从离婚协议效力及房屋赠与的效力等问题对在离婚过程中关于房产赠与子女约定效力问题的几种情况进行探讨：
一、离婚协议签订以后未通过登记离婚或未去办理离婚登记的，该离婚协议是无效的
离婚协议书是登记离婚（协议离婚）的实质性文件，申请登记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制作，并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产生法律效力。对于该协议书离婚的当事人可根据民政部门登记人员的指导，进行修改、完善，并最终签名确认，领取离婚证后这份离婚协议书才产生法律效力。在此之前，离婚协议书只能算是草拟的离婚合同书。借鉴合同法理论来分析，可以称为夫妻双方对离婚事宜所达成的一个意向，该“意向书”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登记离婚并取得离婚证的情况下，只是一个“预约”，而非“本约”，不发生协议的法律效力，或者说未产生当事人预想的法律效果。因此，离婚协议实质上应属于不生效的或效力待定的协议，只有当条件成就时该协议才生效，否则不能视为签字即生效。因此，为协议离婚而签订离婚协议应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才发生法律效力。而离婚协议所附条件和期限就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并领取离婚证。因此只有在夫妻双方在完成上述程序并离婚后，那么他们签订的离婚协议才生效。虽然，夫妻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不会像其他民商事合同一样对所附条件、期限作出那样明确的表述，但是从签订协议的目的和正当性角度分析，显然在双方未达成离婚的条件下，夫妻双方在当时并非必然就有自愿赠与财产的意愿。因此当夫妻双方未能完成离婚协议约定的离婚手续时，离婚协议所附条件、期限就没有成就和达到，故不应认定该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那么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赠与等内容当然就无效。
二、离婚协议签订后并且双方登记离婚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合同不宜撤消
我国有关婚姻法律关系的规范中关于对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上述法条的字义理解，该规定似乎认定离婚协议只要排除一方在协议离婚后一年内起诉并且法院审理后发现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情形外，那么离婚协议是有效的合同，并且该司法解释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并限制签订离婚协议的夫妻是否最终离了婚。因此，在签订协议并离婚后，又在一年内不起诉撤销该协议的话，协议应当是有效的。
但是实践中虽然夫妻双方已协议离婚，但后来也有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类的案件，而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在事实认定上往往很难把握。对此《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是：“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也就是说，赠与的财产在未交付给受赠人之前，赠与人如果反悔的话，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撤回赠与的意思表示，那么受赠人就无法获得受赠与的财产了。而在父母赠与给子女房屋情况下，子女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往往在房屋赠与的前后，均居住在涉及赠与的房屋内，那么如何才能认定赠与的财产是否履行了交付的手续呢？实际的情况是没有认定的直接依据，但受赠与人的确也已经实际占有房屋，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往往只能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以赠与的房产是否已经办理了相应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作为认定赠与的房产是否实际交付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在还没有及时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往往给相关权利人带来伤害，而行使撤销权的一方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情况下恶意利用赠与协议达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目，不但给子女或原配偶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并且从表面上看人民法院的判决似乎对行使撤销赠与一方的上述行为是支持的，因此往往起到不好的司法引导作用，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
因此，作者认为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出于到达离婚目的而签订的，而协议约定将共同的房产归子女所有实际上是一种目的性的赠与行为，房产给子女是实现离婚的重要条件，一方只要没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存在胁迫、欺诈的行为就不能撤消该协议。同时，即便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撤销协议的，也应当另行提起撤销的诉讼，而不能在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诉讼中进行主张。
三、在诉讼离婚中，夫妻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的效力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要求不能存在有无效的或可变更、撤销的情形。作为协议，首先要求的应是平等主体之间所签，其次一定要体现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三，协议内容应当合法且公平合理。但是离婚协议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明显的差异，其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而离婚当事人在当时主观上、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签约双方主体的身份来看，虽然夫妻之间权利义务是平等的，而实际上有时却往往并不能完全平等地达成合意，在每个家庭中夫妻地位很少能够达到完全的平等，特别在财产支配权方面更难达到平等的地位，特别是提起离婚诉讼的一方，往往也因为“理亏”而承受更多的舆论压力，因而丧失了在经济上平等谈判的权利，需要对“无过错”方作出更多的让步或补偿。而《婚姻法》中也规定，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协商不下的，法院在判决时应当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益。显然立法机构也清楚意识到夫妻之间矛盾纠纷处理的特殊性，并将之与其他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一般民事纠纷区别开来对待。
另一方面离婚协议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因为在离婚时，双方之间的家庭矛盾已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往往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因此在签订离婚协议时，有的是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假意作出妥协；有的是为了避免矛盾，一气之下签订的；有的是在诱骗、胁迫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如逃避债务等）而签订的；甚至有的是为规避政策性问题而进行的假离婚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签订的离婚协议明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由于以上种种的可能性，在后来情势变迁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方一气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后来双方又和好的，但在若干年后又引起离婚诉讼的，这样的离婚协议就不能作为法院审案的依据。但在实践中要正确判断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易事，因为协议的当事人是夫妻，相比一般协议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签订协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往往感情用事，即使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在事后也很难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是违背双方或一方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的，所以简单地认定双方签字的离婚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是不恰当的。
从对离婚协议签订后双方履约的行为分析来看，也能进一步说明离婚协议存在的效力性问题。夫妻间签订离婚协议后未主动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最后由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显然此时双方或一方对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反悔。最后法院对在审理时依照婚姻法律关系的相关规定加以处理，而不是按一般的合同纠纷加以审理，因为夫妻间签订的离婚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合同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可见，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又引起诉讼离婚的，已说明双方已不可能实现协议之目的了，故该协议是可以解除的。
综上，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显然就不能以一般的民事合同进行审查，把它作为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据，充其量法院只能把协议中涉及财产处置的内容作为裁判过程中的一个参考的因素加以考虑。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7
关键词：事实婚姻立法思考
引言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对称。在婚姻法中事实婚姻一般泛指当事人未履行法定结婚形式要件但又以夫妻身份公开同居生活的一种“准婚姻”关系。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把结婚仪式看作结婚的成立条件，而对结婚登记不屑一顾的人仍然大量存在。如果对事实婚姻采取漠视的态度，一旦事实婚姻当事人出现利益纠纷，则处理起来就无法可依。因此，处理好事实婚姻，对于保护相对弱势的群体，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婚姻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从承认主义到限制承认主义，再到不承认主义，最后到相对承认主义的发展过程。
（一）承认主义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刚刚废除了历史悠久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制度很不习惯，许多人结婚不去登记，举行仪式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不承认事实婚姻是行不通的，于是当时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承认事实婚姻关系，将事实婚姻纠纷按离婚案件处理。
（二）限制承认主义时期。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了事实婚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在起诉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三）不承认主义。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按该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四）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不承认主义并没有有效的促使事实婚姻的减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不承认主义仍然不停地争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了一条较为模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一）》对事实婚姻又作了新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地表达出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精神：（1）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后，承认其婚姻关系，其效力追溯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之时。（2）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当事人一方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的，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后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告知其应在法院受案之前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3）要求离婚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起诉时，如仍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直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二、对事实婚姻的几种态度
（一）肯定说。一些人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事实婚姻在我国存在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予以根除，是一个社会问题。考虑到事实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应该予以保护。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仅要求当事人有结婚的行为能力、结婚目的、同居的事实。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事实婚姻和法律婚姻有同等的效力。但如果要解除事实婚姻，则须提起离婚诉讼。
（二）否定说。一部分人出于维护法律尊严，认为法律既然规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那么不登记就是不尊重法律，如果承认事实婚姻，就是对法律的背叛，认为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悖论，因此事实婚姻无效。
（三）转化说。我国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满足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可以转化成为法律婚姻。法律为事实婚姻设立某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者，与法律婚姻有同等效力，否则，为无效婚姻。其条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同居时间已达法定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同居5年，有的国家规定为3年或2年，达到年限，婚姻为有效。第二种是经法院审查确认为有效。法院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的实体要件，对符合条件者，发给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认定婚姻和法律婚姻同等有效。第三种是补办法定手续。符合实体要件，仅程序方面有欠缺的人，可以通过重新履行法定程序而使其事实婚姻具有与法律婚姻同等的效力。
三、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维持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
结婚登记制度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推行全国，成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可以保证婚姻当事人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防止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保证婚姻的质量，有利于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二）注意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的区别
对合法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判决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对于事实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这里讲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的事实婚姻关系，仅指l986年3月l5日以后的事实婚姻关系，此前的事实婚姻关系只能依据“四民”会议的精神处理。这也符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
（三）刑法上明确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刑法应具体规定重婚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准确地惩治犯罪，更好地维护一夫一妻制度。
（四）规定和完善婚前检查制度
这是防止和避免出现无效婚姻，保证婚姻法得以实施的具体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结婚需有本州法律所要求的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罗马尼亚家庭法典》规定：批准结婚须有医务人员的证明或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我国虽然不再要求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前必须做婚前检查，但这样并不利于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的贯彻。
（五）注意保护事实婚姻中的弱势群体
处理事实婚姻的纠纷案件，应该偏重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所谓相对弱势群体是指事实婚姻中的夫或妻，在纠纷处理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男尊女卑等一些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但并未根除。在未到结婚年龄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纠纷案件中，对女方将来前途的影响要大些，例如再婚。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对女方多一些赔偿。但是女方为相对弱势群体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案件具体考虑。
参考文献：
[1]刘红芬.试述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23（9）.
[2]王旭霞.事实婚姻法律地位之分析[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21（1）.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8
关键词：事实婚姻立法思考
引言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对称。在婚姻法中事实婚姻一般泛指当事人未履行法定结婚形式要件但又以夫妻身份公开同居生活的一种“准婚姻”关系。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把结婚仪式看作结婚的成立条件，而对结婚登记不屑一顾的人仍然大量存在。如果对事实婚姻采取漠视的态度，一旦事实婚姻当事人出现利益纠纷，则处理起来就无法可依。因此，处理好事实婚姻，对于保护相对弱势的群体，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婚姻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从承认主义到限制承认主义，再到不承认主义，最后到相对承认主义的发展过程。
（一）承认主义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刚刚废除了历史悠久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制度很不习惯，许多人结婚不去登记，举行仪式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不承认事实婚姻是行不通的，于是当时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承认事实婚姻关系，将事实婚姻纠纷按离婚案件处理。
（二）限制承认主义时期。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了事实婚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在起诉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三）不承认主义。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按该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四）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不承认主义并没有有效的促使事实婚姻的减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不承认主义仍然不停地争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了一条较为模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一）》对事实婚姻又作了新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地表达出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精神：（1）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后，承认其婚姻关系，其效力追溯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之时。（2）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当事人一方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的，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后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告知其应在法院受案之前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3）要求离婚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起诉时，如仍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直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二、对事实婚姻的几种态度
（一）肯定说。一些人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事实婚姻在我国存在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予以根除，是一个社会问题。考虑到事实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应该予以保护。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仅要求当事人有结婚的行为能力、结婚目的、同居的事实。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事实婚姻和法律婚姻有同等的效力。但如果要解除事实婚姻，则须提起离婚诉讼。
（二）否定说。一部分人出于维护法律尊严，认为法律既然规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那么不登记就是不尊重法律，如果承认事实婚姻，就是对法律的背叛，认为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悖论，因此事实婚姻无效。
（三）转化说。我国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满足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可以转化成为法律婚姻。法律为事实婚姻设立某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者，与法律婚姻有同等效力，否则，为无效婚姻。其条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同居时间已达法定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同居5年，有的国家规定为3年或2年，达到年限，婚姻为有效。第二种是经法院审查确认为有效。法院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的实体要件，对符合条件者，发给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认定婚姻和法律婚姻同等有效。第三种是补办法定手续。符合实体要件，仅程序方面有欠缺的人，可以通过重新履行法定程序而使其事实婚姻具有与法律婚姻同等的效力。
三、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维持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
结婚登记制度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推行全国，成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不可缺少
[1] [2]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可以保证婚姻当事人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防止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保证婚姻的质量，有利于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二）注意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的区别
对合法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判决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对于事实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这里讲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的事实婚姻关系，仅指l年月l日以后的事实婚姻关系，此前的事实婚姻关系只能依据“四民”会议的精神处理。这也符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
（三）刑法上明确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刑法应具体规定重婚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准确地惩治犯罪，更好地维护一夫一妻制度。
（四）规定和完善婚前检查制度
这是防止和避免出现无效婚姻，保证婚姻法得以实施的具体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结婚需有本州法律所要求的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罗马尼亚家庭法典》规定：批准结婚须有医务人员的证明或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我国虽然不再要求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前必须做婚前检查，但这样并不利于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的贯彻。
（五）注意保护事实婚姻中的弱势群体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9
【释义】离婚是指夫妻双方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
【管辖】《民事诉讼法》第22条确定了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对于一般离婚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对于一些特殊情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三）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最髙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对于军婚，最髙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规定：“非军人对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讼，如果军人一方为非文职军人，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对于涉外婚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规定：“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14条规定：“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15条规定：“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16条规定：“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法律适用】处理离婚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第31条、第32条、第39条至第41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最髙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茵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
【确定该案由应当注意的问题】离婚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要遵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否则将不发生离婚的法律效力。即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的批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由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夫妻双方离婚，只有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的存在，才谈得上离婚。而离婚的主体必须是具有夫妻身份的男女。凡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即可离婚。具有夫妻身份的男女，任何一方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适用该案由。离婚纠纷往往涉及夫妻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审判实践中均将其归入‘‘离婚纠纷”案由项下。
（来源：文章屋网）
关于离婚的法律条文篇10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应当出具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该条件应属办理离婚登记的实质条件。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以及婚姻质量的越来越重视，当今社会离婚率是一路攀升，这同时也对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婚姻登记条例》应取消要求离婚协议书载明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从而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
离婚是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它可以通过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或司法程序的离婚诉讼解决。其中离婚登记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国家为了明确社会关系中的某些争议、解决纠纷，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在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普通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决纠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重要优势是其高效率，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体制一般将该几项法律关系揉和在一起，但该几项法律关系仍具有独立存在性，相互间没有制约关系，所以说离婚登记要求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协商一致没有理论依据。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婚姻法及其解释也不乏有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单独诉讼的规定，这就为离婚后但未协商好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提供诉讼解决的法律依据，且因其没有离婚之诉的干扰，更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此外，对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当事人选择行政程序亦或司法程序，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应予以充分地尊重。况且，婚姻登记机关毕竟属于行政机关，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缺乏专业的知识，不利于登记机关对处理的审查，也容易日后产生各种纠纷。
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男女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即可选择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这既充分尊重了婚姻双方的意志，又充分发挥了离婚登记的高效率，大大提高了离婚的效率，稳定了社会关系，减少了相互间矛盾纠纷的产生。之后，就无法协商的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及债务等问题向法院提讼。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办理了离婚问题，相应地就减少依诉讼程序解决离婚问题，大大缓解了人民法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