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1
那么，怎样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呢？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在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需要做好以下三步：
第一步，分类梳理史实。
这是归纳的基础。因为史实浩如烟海，只有依据学习目的将具体史实进行归类整理，才可能进行第一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归类整理的方法是，把同一时期、相同性质的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或者按史实的基本分类（如政治类、经济类、思想文化类等）将同类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例如，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时，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分封制崩溃等史实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变法运动等史实归于政治类；把铁器牛耕的使用推广、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经济的发展等史实归于经济类；把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等史实归于思想文化类。
第二步，分析得出每一类史实的本质特点。
任何一类史实或一个史实都有若干特点，为了最终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就要找出其本质的内容，分析得出其本质特点。仍以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例，在分类梳理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经济上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井田制的瓦解，私田的出现，各国通过变法将封建土地私有制合法化进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了井田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根据政治上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进行变法确立封建制度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奴隶制瓦解，封建统治确立，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法家思想备受统治者推崇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步，概括不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或者通过分析不同类史实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阶段性特征或发展规律。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2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3
一、关于企业沙盘模拟的简介
所谓的沙盘模拟，是通过利用简单的教学工具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活动进行简化，从而让学习者能够清楚的理解企业的内部资源管理和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在部分划分中包括总裁、财务部门、生产部门、物流部门以及营销部门等，这些部门相互合作、相互探讨，规划企业的经营战略，从而使得企业在三年、五年等时间内实现盈利最大化。这些经营活动涉及到广告费用的投入、销售市场的选择、专利技术的投入、产品生产的选择、原材料的采购等等方面，通过将这些方面充分考虑之后，了解企业决策的依据与方式。将企业沙盘模拟应用到教学当中，能够很好的将实践与理论教学相结合，从而避免微观经济学当中缺乏实践，使得学生能够更加形象的了解到企业的运营方式，更加有利于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开展，提高学生的主观感受与现实动手能力。
二、企业沙盘模拟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在理论课程中加入微观实践课程的时间
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主要以理论课程的学习为主，所以并没有专门的安排实验教学课程，所以要将企业沙盘模拟引入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需要将微观经济学的课时安排中加入实验课程的课时，为企业沙盘模拟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提供现实条件。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由于经济学的理论知识都十分抽象，一般的课堂安排并没有什么实验教学，而是采用教师课堂教授为主，这种教学方式由于学生缺乏现实体验的基础，导致了学生在理解相关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偏差，使得教学的成果较为有限。而通过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加入企业沙盘模拟的教学方式，能够在讲授生产者行为时能够让学生深刻感受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从而加深学生对于生产者行为理论的理解程度。
（二）对企业沙盘模拟的规则进行适度调整
企业沙盘模拟作为一种与现实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为吻合的模拟方法，与微观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存在着一些程度的不同，比如企业内部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合作与生产关系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当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当中甚至将企业看做是一个黑匣子，并不考虑企业的内部关系，而是将企业仅仅是当做生产产品的地方，而之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研究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之后才开始注意到企业并非是一个黑匣子，但新制度经济学目前并不是主流经济学。所以，在微观经济学的课堂之中引入企业沙盘模拟之后需要对企业沙盘模拟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使得企业沙盘模拟与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相吻合。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中，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过多并不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价格垄断，所以造成了生产者并没有关于提高价格的冲动，导致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的利润为零。但在沙盘模拟中企业需要发展，企业发展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而在企业选择生产线时就存在着产品的差异而导致企业拥有一些定价的权力，使得企业获取了重要的利润。所以在将企业沙盘模拟引入微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当中时，需要对生产线进行假定，生产的产品相同知识技术水平不同之类的，从而使得两种方式并存。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4
关键词：就业参与；城镇住户；流动人口；影响因素
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就业增长速度并没有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性，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年下降。一方面，就业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且两者的差距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其缩小趋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即就业增长弹性）长期呈下滑态势，从2001年最高点的11.89%下降到2013年的4.64%，加上近几年就业增长率持续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过度到中速，进入新常态，未来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削弱，全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近年来，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转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安置问题和高考扩招之后逐渐显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都加重了原本“超重”的就业压力。据蒋若凡等人[1]估算，201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4000万人需要安置，考虑到当前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劳动力需要安置，加上现存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极大恶化了当前严峻的城镇就业形势；结合近年来被媒体不断冠以“史上最难就业季”的每年接近700万大学毕业生，以及到2015年和2020年36%和40%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标，未来一段时期每年新增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也将不断增加，就业形势极为严峻。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而东部地区企业“用工荒”、“民工荒”问题“愈演愈烈”，即同时存在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的两难局面，这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阵痛”，还是劳动者个人特征与家庭因素被动选择的结果？有鉴于此，研究影响劳动者个人就业参与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颇具现实意义。
1相关文献梳理与评述
劳动者就业是宏观就业总量的构成主体，那么，影响就业总量的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制度等诸多因素也必然会劳动者就业参与。因此，现从就业总量和就业参与两方面对劳动者就业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1.1对就业总量影响的研究
著名的“奥肯定律”描述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即GDp每增长2%，失业率就会下降1%。然而，“奥肯系数”因制度和政策差异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而不尽相同[2]。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对就业总量的影响研究如下：
首先，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对就业总量的影响。“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将逐步增加。但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还面临“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就业挤出效应[3]，也可能存在就业创造效应[4]，还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效应[5]。
其次，研究贸易开放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贸易开放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替代劳动[6]，减少了对劳动力需求，抑制就业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开放能通过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俞会新和薛敬孝[7]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开放对就业促进作用更大。
再次，城市化对扩大就业的促进作用研究。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升[8]，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而经济增长对吸收就业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因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将进一步扩张，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9]。
最后，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总量的影响研究也存在两类对立观点：一类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有负影响。经济学理论表明，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低于市场均衡工资时，最低工资制度失去意义；若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则导致失业增加。周培煌和赵履宽[10]对中国建筑业，Card和Krueger[11]对波多黎各建筑业的实证研究都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有显著的负效应；另一类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学者也证明了最低工资标准不一定会导致失业增加[12]。
此外，部分学者关注了现存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如孙文凯等[13]、程名望等[14]分别研究了户籍制度、市场分割、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与障碍对就业的影响。
1.2对就业参与方面影响的研究
Becker曾说道，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本身的投资。然，个人人力资本存在量化上的困难，因此，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关于人力资本对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15，16]。根据劳动经济理论，人力资本是微观个体就业和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往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多地就业机会[17]。
姜超和罗建河[18]指出，社会资本是影响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果的重要因素。赖德胜等[19]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越是丰富，越可能带来更多机会。
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年龄、性别、家庭等因素也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有孩子的家庭更愿意在学区附近选择就业，工资此时不是他们第一考量因素。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农民工，由于家里种地农活较多，更愿意在农闲时出来打散工而不是常年生活在外地。众多研究也关注了人口特征、家庭因素，即性别、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抚养需要等因素对劳动者就业（或非农就业）行为选择的影响[20]。
1.3简评
综上发现，现有对劳动者就业的研究要么从宏观方面开展，要么从微观劳动者自身特征进行。那么，劳动者个人的就业行为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的影响，还是受劳动者自身特征和家庭背景的制约呢？显然，劳动者就业参与行为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个体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现有研究缺乏综合考虑两者对劳动者就业参与的影响。因而，本文试图综合实证研究宏观因素和微观个体特征对劳动者就业参与的影响，为政府决策者和劳动者个人提供启示。
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1模型设定
本部分从宏、微观两个层面综合考察劳动者就业参与的影响因素，为扩大就业提供政策依据。因此，根据前文梳理，本部分的计量模型考虑宏、微观两方面影响因素后设定为：
模型中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个人。被解释变量empij表示i省j人的就业状况（1-就业，0-失业）；解释变量中，为一系列影响就业的宏观经济因素，为影响就业的一系列微观因素，为未观测到地区异质性，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控制地区固定效应的目的在于克服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关但又不随国家和时间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同时还能缓解遗漏变量问题，为随机干扰项。
2.2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影响就业的微观个体与家庭因素以及被解释变量（是否就业）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7年（以下简称CHip2007）数据。其包括流动人口8446人，城镇住户14683人，涵盖中国东、中、西部10个省份；第二部分，影响就业的宏观经济因素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年地区数据，并将其与微观因素按地区个人进行匹配。经过整理，最终样本中，流动人口6781人，城镇住户7353人。
2.3主要变量说明与度量
2.3.1微观影响因素（）
（1）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我们参考劳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变量[15]；（2）社会资本。参照王小洁等[21]研究时使用CHip2007问卷中“2008年春节期间，户主或配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见面/打电话/写信/发电子邮件等）相互问候过的人数”的答案作为社会资本变量；（3）婚姻状况（未婚-0，已婚-1）。把CHip2007数据中的初婚和再婚归为已婚；（4）是否本地户口（本地户口-1，非本地户口-0）。把数据库中本市/县非农户口、本市/县农业户口归为本地户口，将外地非农户口、外地农户口归为非本地户口。
2.3.2宏观经济影响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地区年度数据，把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总额的比重记为贸易开放程度；把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记为城镇化率；以非农产业（包括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总额比重产业调整情况。
3实证检验与分析
3.1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涉及的是劳动者就业参与研究，是劳动者就业概率问题，因此，本文选取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1第（1）～（3）列分别汇报了全样本、城镇住户样本和流动人口样本关于劳动者就业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
3.1.1宏观影响方面
（1）非农产值占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劳动者就业参与程度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劳动者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也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较强，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就业参与程度。
（2）城镇化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发展将增加劳动者的就业倾向，这与当前中国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完全吻合。这是因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学习效应、分享效应和匹配效应，能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同时还能在不同技能就业岗位中实现技能互补，减少摩擦性失业，扩大就业参与程度。
（3）人均GDp对数的系数为-0.88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增长将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存在投资大量扩张，一方面加剧了投资增加与就业增加的错配问题，最终导致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另一方面资本出现了深化现象，降低了就业弹性，迫使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减少用工[22]，这也契合了前文中国就业增长弹性呈下降趋势这一现象；第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失业的互逆关系严重背离了“奥肯定律”，尤其在经济处于扩张期（产出缺口为正）时，经济增长对失业有正向的拉动作用[23]。
3.1.2微观因素方面
（1）是否户主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户主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因为家庭户主作为“一家之主”和“当家人”，肩负着家庭责任重担，承担家庭中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以及家庭其他各方面的支出，主动参与就业的积极性强；另一方面，家庭户主也是家庭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继承人，是家庭的主要培育者，其就业能力也相应较强。
（2）性别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男性劳动者比女性劳动者更易在劳动市场中找到工作，这源自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隐性和显性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遭受不公平对待，从而男性更易就业。
（3）年龄和年龄的平方的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和负，表明年龄与就业参与行为呈倒“U”型关系，表明青年劳动者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所获得的就业机会越多，随着年纪的进一步增加，进入中年以后，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逐渐下降，就业概率逐步减少。
（4）本部分从健康水平和受教育年限两方面考察人力资本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一方面，健康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劳动者获得工作岗位的概率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劳动者教育水平越高，失业的可能性越低，可就业的机会越大。两方面都表明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5）是否本地户口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本地户口对劳动者就地就业具有抑制作用，原因有二：一是本地户口对城镇劳动者本地就业的消极影响（见表1第（2）回归中的结果），这源于城镇本地就业充斥大量外地流动人口的非正规就业，外地流动人口非正规部门岗位就业概率比本地城镇劳动者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本地户口对流动人口就业不存在任何作用（见表1第（3）回归中的结果）。另外，全样本中，城镇住户失业率为8.02%，流动人口失业率则较低，为1.02%。
（6）社会资本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社会资本对劳动者就业参与程度有正向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劳动者以社会资本或网络去寻找工作，将减少工作搜寻成本，增加工作匹配程度[24]，增加了就业机会。
最后，我们通过对比表1第（2）、（3）列结果发现，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城镇劳动者和流动人口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宏观因素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对流动人口就业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微观因素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城镇居民就业机会的促进作用更大。
3.2稳健性分析
为了确保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下述三类稳健性检验：
3.2.1稳健性估计一：分样本回归
第一，分户主样本和非户主样本回归分析。户主作为“一家之主”和“当家人”，承担着整个家庭的重担和决策责任，尤其会影响农民工非农就业的选择[20]，同时，前文回归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户主的就业概率也显著高于非户主。因此，我们区分户主样本和非户主样本分别回归并发现，在两个不同的样本回归中，除年龄的显著性需要在更高水平下显著外，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二，分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回归分析。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就业性别歧视；另一方面，男性劳动者的工作承受能力和工作选择范围比女性劳动者更强、更大。两方面造成男性劳动者的就业概率高于女性。因此，我们也把回归样本区分为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回归发现，除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对两个样本的影响有略微差异外，其他的影响都基本相同，且与前文的全样本分析结果接近。
3.2.2稳健性分析二：剔除异常值
样本数据的异常值会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而我们的样本数据中社会资本数据连续性强、分散较大，存在部分分散点，因此，我们剔除社会资本数据中小于5%分位数和大于95%分位数的观测值，我们发现，回归结果与也前文全样本回归结果相似，结果稳健可靠。
3.2.3稳健性分析三：替换估计方法
对离散二值选择模型估计一般采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本文以上部分估计时都与先前研究类似[20，21]，都应用了probit模型。然而，为了保证本文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也应用了Log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也与前文全样本回归结接近。
4结论与政策启示
4.1结论
本文在梳理影响就业因素的文献基础上，区分了就业参与行为的宏观影响因素和微观影响因素。然后根据宏、微观两方面因素，建立了就业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回归结果发现：（1）宏观方面，非农产值占比、城镇化率对劳动者的就业参与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均GDp则对劳动者参与就业有反向抑制作用；（2）微观方面，家庭户主、男性劳动者的就业概率更大，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能有益增加劳动者就业机会，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先增加后减小，呈倒“U”型关系。同时，我们对比了城镇住户样本和流动人口样本回归结果后发现，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城镇劳动者和流动人口的影响也大不相同。
此外，我们通过分户主样本和非户主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剔除异常值、采用Logit模型等几类情况进行稳健性分析发现，本文的研究结果都稳健可靠。
4.2政策启示
首先，政府应利用贸易开放和城镇化建设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贸易开放和产业转型中的就业创造效应，同时利用城镇化推进中的学习、分享和匹配效应，在不同技能的就业岗位间实现技能互补，减少摩擦性失业，扩大就业参与程度。其次，政府应放弃长期“追求GDp为目标”的政策导向，把扩大就业作为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兼顾经济增长。最后，明确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定位。政府的定位应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中间人，同时通过制定政策来撮合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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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5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特点
从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看，该门课程特点表现为：第一，理论体系具有综合性，理论比较抽象。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规律属于社会科学，由于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和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对于理论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经济理论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与我们国家的国情背景、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在理论介绍中包含各种假设条件，理论的应用是有前提条件的，使学生在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论时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经济学思想、经济数学及经济曲线三者的相互融合贯穿于教学始终。
该课程以其新颖性和有用性而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同时它又是一门逻辑性和系统性极强的课程。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的得出与变化，可以通过图表来形象直观的再现，便于说明理论的存在与发展。同时，数学知识运用频繁。许多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得出，都是通过数学推导得来的；通过数学证明其自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导致因变量变化及变化的程度，对数学知识掌握应具备应用和分析的能力。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的探索与创新
（一）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
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在教师备课、资料准备、授课、学生做习题、专题讨论、考试等主要环节上都努力体现这个目标性特征。做到每章节目标明确、重难点清楚，紧紧扣住《微观经济学》的课程目标，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开展《微观经济学》课程实验。
（二）确定合理的教学内容
1.把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体系
在讲授微观经济学具体内容之前首先概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了解该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心、研究目的、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特点是什么，理解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在学习过程中使学生关心微观经济学的统一性，以便将知识点串连起来。微观经济理论是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一是要掌握最基本的概念，如稀缺性、均衡、机会成本、边际、市场结构、市场失灵等。二是要掌握三大均衡：需求与供给的均衡，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三是要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十大规律：如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定理、科斯定理等。通过复习归纳使学生掌握了这门课的内容体系及重点。
2.增加前沿教学内容的介绍
教学中充分反映学科最新进展，同时结合教师科研，丰富教学内容。《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现实，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引进到课堂，形成了一种科研促进教学的良性机制。比如，结合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介绍经济学学科前沿的发展情况，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重视学科方法的学习，实施方案为删减一些不必要重复的内容。使学生在掌握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对融合的新方法、新背景以及新的挑战和机遇都有所了解，为学生理解和应用理论研究拓展视野。
（三）使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1.多媒体设计与教学设计相结合
强调改变教学理念的创新，努力探索《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强调教学方法从传统的“讲课”向“综合性教学系统”转变，形成一套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更新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教学系统。突出表现在多媒体教学的不断创新，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多媒体教学方法。教学过程设计为：从经济现象入手一提出问题一引出课程讲授内容一提问式教学一穿插课堂思考、身边的经济学故事一多种方式阐释经济学原理（散文式语言、图表、模型、案例等）一讨论、课堂实验一网络、媒体资料一经济学理论应用一复习小结一课后练习和阅读参考资料加深理解。该过程充分体现在多媒体课件设计中。通过这样的系统教学，有利于课程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满意度。
2.组织微观经济学实验
为学生营造了活跃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发掘自身对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且主动思考问题的答案。在实验前、实验中和实验后进行讨论，对于激发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来思考周围的世界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对没有修过经济学基础课程的学生和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的学生都十分有用。每一个实验应包含以下内容：实验说明部分，对实验进行指导说明；实验讨论部分，提出与实验相关的经济理论；实验报告部分；课后作业。实验和讨论的交替使课堂变得富有节奏。实验报告帮助学生在现实世界中应用经济理论和分析结果。课后作业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3.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对市场配置资源运行机制的规律总结，其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因此，在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将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可以先讲解理论要点，然后引入案例；也可以将案例融入到理论要点的讲解当中，引导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理解和体会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方法。作为授课教师平时就应该保持敏锐的观察、联想力，为案例教学准备素材。比如，笔者在讲授垄断市场的价格歧视时，以电影票分为成人票和学生票，来分析垄断市场进行实行歧视性价格的条件和利润等。
三、结论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6
一、引 言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and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andpricerigiditiesandadjustment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keynesian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capital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exchange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togroup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group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ofgroup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short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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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kerlof,georgea.andyellen,j.anear-ra-tionalmodelofthebusinesscyclewithwageandpriceinertia[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0,1985.
[12]kahneman,daniel,andtversky,amos.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j].econometrics,47,1979.
[13]thaler,richardh.,andtversky,amos,andkahneman.daniel,andschwartz,alan.theeffectofmyopiaandlossaversiononrisktaking:anexperi-mentaltest[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may,1997.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7
关键词：外国证券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071-02
一、文献回顾
（一）Fp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相对FDi而言，人们很少把注意力投向Fpi。大多数人认为FDi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而Fpi则未必。近年来，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几次金融危机更加深了这种认识，但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和机构仍然对Fpi的流入持肯定态度。Bckacrt&Harvey（1998）认为外国证券投资中的股票证券对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表现具有积极直接的影响，并且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可以降低一国的资本成本。narag（2000）认为一国对Fpi的开放可以使该国与国外投资者一起分担风险并能够降低资本成本，而一国能够利用Fpi的惟一途径就是要明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国投资者目的在于追求可行的最佳投资机会。Henry（2000）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Fpi实行证券市场自由化后，降低了资本成本，从而提高了新兴市场总体证券价格，导致私人投资的增长。Dasgupta&Ratha（2000）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对Fpi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
（二）FDi与Fpi之间的关系
目前，对外国资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FDi和Fpi之间的关系。根据UnCtaD（1999）以及evans（2002）所述，FDi和Fpi的互补关系源于它们之间在融资方面的密切关系。Dunning&Dilyard（1999）认为FDi流入的增加将增强对一国某一部门或者一国整个经济的信心，从而导致更多Fpi的流入。Frankel&Rose（1996）则认为FDi可以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如Fpi）。因此，国际收支平衡表账户中FDi所表现出的盈余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投资，通常跨国公司可以在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进行更有效的资本配置使得资本比较方便地以另外一种形式进入或远离一国，这种方式比在跨国公司外部进行要容易得多，从而暗含着FDi和Fpi之间存在着某种层次的“互替”关系。
二、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回归分析
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由于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得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更高的要素生产率，从而相同的要素投入能得到更大的产出。为了研究外国证券投资（Fp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节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参照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建立分析使用的计量模型。
1.计量模型构建。考察总量生产函数，假定生产函数是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其中，Yt、Kt、Ht分别代表第t年的产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量；at代表全要素生产力，α∈[0，1]。将物质资本区分为国内资本Kd和国外资本，国外资本又细分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外国证券投资（Fpi）和外国其他投资，并把它们分别作为一个单独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由于本文着重考察Fp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FDi与Fpi的相互联系，所以在生产函数里只加入FDi及Fpi。因此，当把一国总物质资本表示为国内资本Kd和国外资本的加权平均，公式为：
其中，Kt、Kdt、FDit、Fpit分别代表一国总资本、国内资本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证券投资，系数β、γ、1-β-γ分别为国内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证券投资在总资本里的权重，从而把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证券投资作为投入变量纳入到生产函数里面。
本文采用教育存量法来计算人力资本。由下式来定义：
其中，edut表示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λ表示人均人力资本（h=H/L）相对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系数。
根据上式，并且结合对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确定最终回归方程：
其中，t为年度，αi（i=0……5）为回归系数，εt为随机误差项。
2.回归结果分析。模型一：只考虑资本；模型二：考虑资本和劳动；模型三：在模型二基础上考虑FDi和Fpi；模型四：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纳入模型。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从上述回归结果得到，四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高，可解释程度强，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在第三个模型中，得到Fpi的系数为-0.0450276，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负面的。FDi的回归系数为0.0962336，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和国内资本一起促进经济增长。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变量进行回归，回归表明Fpi的回归系数为负，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外国证券投资的进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是负面的。FDi的回归系数为0.0961996，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通过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的是FDi，其次是劳动力，然后是国内投资，这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为劳动力密集型相吻合。Fpi的回归系数为-0.04左右，显示出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比较轻微的但是显著的负影响。在模型四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变量替代指标不能很好地代替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不能很好地代替人力资本。
（二）外国证券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Fpi及FDi的流入对中国国内资产投资的影响以及与国内资本之间的关系，利用上述模型二和模型三建立简单的回归模型来加以考察。
其中，Kt代表一国总资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βi（i=0，1，2，3）和αi（i=0，1，2）分别表示方程回归系数，εt和μt分别表示误差项。
对上面的模型进行回归，时间序列区间为1985—2010年：回归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好，模型的可解释度强，均通过1%水平下的F检验。国内资本Kd和FDi的流入带动了国内资产投资的增加，而Fpi的流入对国内资产投资的增加并无促进作用，其回归系数为-0.0051021，在9%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对中国固定资产有着轻微的负面影响。而从FDi、Fpi和Kd的回归结果来看，Fpi和FDi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均有着显著的影响，Fpi的回归系数为0.3891038，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有助于国内资本形成，但其影响没有外国直接投资显著。
三、结论与建议
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吸引FDi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确切地说，中国是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却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9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8%，已经连续四个月下跌。世界上许多国家利用外资的规模都超过中国。事实上，Fpi是有分辨力的，要理性认识Fpi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投机资本和“热钱”划等号，把它视为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了适应世界范围内资本证券化潮流，中国有必要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金融体制的完善，利用金融创新手段，提高资本市场对国外资本的吸纳能力。
一、文献回顾
（一）Fp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相对FDi而言，人们很少把注意力投向Fpi。大多数人认为FDi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而Fpi则未必。近年来，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几次金融危机更加深了这种认识，但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和机构仍然对Fpi的流入持肯定态度。Bckacrt&Harvey（1998）认为外国证券投资中的股票证券对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表现具有积极直接的影响，并且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可以降低一国的资本成本。narag（2000）认为一国对Fpi的开放可以使该国与国外投资者一起分担风险并能够降低资本成本，而一国能够利用Fpi的惟一途径就是要明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国投资者目的在于追求可行的最佳投资机会。Henry（2000）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Fpi实行证券市场自由化后，降低了资本成本，从而提高了新兴市场总体证券价格，导致私人投资的增长。Dasgupta&Ratha（2000）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对Fpi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
（二）FDi与Fpi之间的关系
目前，对外国资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FDi和Fpi之间的关系。根据UnCtaD（1999）以及evans（2002）所述，FDi和Fpi的互补关系源于它们之间在融资方面的密切关系。Dunning&Dilyard（1999）认为FDi流入的增加将增强对一国某一部门或者一国整个经济的信心，从而导致更多Fpi的流入。Frankel&Rose（1996）则认为FDi可以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如Fpi）。因此，国际收支平衡表账户中FDi所表现出的盈余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投资，通常跨国公司可以在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进行更有效的资本配置使得资本比较方便地以另外一种形式进入或远离一国，这种方式比在跨国公司外部进行要容易得多，从而暗含着FDi和Fpi之间存在着某种层次的“互替”关系。
二、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回归分析
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由于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得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更高的要素生产率，从而相同的要素投入能得到更大的产出。为了研究外国证券投资（Fp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节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参照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建立分析使用的计量模型。
1.计量模型构建。考察总量生产函数，假定生产函数是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其中，Yt、Kt、Ht分别代表第t年的产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量；at代表全要素生产力，α∈[0，1]。将物质资本区分为国内资本Kd和国外资本，国外资本又细分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外国证券投资（Fpi）和外国其他投资，并把它们分别作为一个单独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由于本文着重考察Fp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FDi与Fpi的相互联系，所以在生产函数里只加入FDi及Fpi。因此，当把一国总物质资本表示为国内资本Kd和国外资本的加权平均，公式为：
其中，Kt、Kdt、FDit、Fpit分别代表一国总资本、国内资本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证券投资，系数β、γ、1-β-γ分别为国内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证券投资在总资本里的权重，从而把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证券投资作为投入变量纳入到生产函数里面。
本文采用教育存量法来计算人力资本。由下式来定义：
其中，edut表示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λ表示人均人力资本（h=H/L）相对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系数。
根据上式，并且结合对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确定最终回归方程：
其中，t为年度，αi（i=0……5）为回归系数，εt为随机误差项。
2.回归结果分析。模型一：只考虑资本；模型二：考虑资本和劳动；模型三：在模型二基础上考虑FDi和Fpi；模型四：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纳入模型。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从上述回归结果得到，四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高，可解释程度强，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在第三个模型中，得到Fpi的系数为-0.0450276，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负面的。FDi的回归系数为0.0962336，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和国内资本一起促进经济增长。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变量进行回归，回归表明Fpi的回归系数为负，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外国证券投资的进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是负面的。FDi的回归系数为0.0961996，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通过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的是FDi，其次是劳动力，然后是国内投资，这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为劳动力密集型相吻合。Fpi的回归系数为-0.04左右，显示出外国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比较轻微的但是显著的负影响。在模型四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变量替代指标不能很好地代替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不能很好地代替人力资本。
（二）外国证券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Fpi及FDi的流入对中国国内资产投资的影响以及与国内资本之间的关系，利用上述模型二和模型三建立简单的回归模型来加以考察。
其中，Kt代表一国总资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βi（i=0，1，2，3）和αi（i=0，1，2）分别表示方程回归系数，εt和μt分别表示误差项。
对上面的模型进行回归，时间序列区间为1985—2010年：回归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好，模型的可解释度强，均通过1%水平下的F检验。国内资本Kd和FDi的流入带动了国内资产投资的增加，而Fpi的流入对国内资产投资的增加并无促进作用，其回归系数为-0.0051021，在9%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对中国固定资产有着轻微的负面影响。而从FDi、Fpi和Kd的回归结果来看，Fpi和FDi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均有着显著的影响，Fpi的回归系数为0.3891038，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国证券投资的流入有助于国内资本形成，但其影响没有外国直接投资显著。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8
关键词：高等数学、数学思维能力、教学策略
数学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种文化，数学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高等院校在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数学修养，其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同时培养学生探索真理的信念和能力，使他们懂得数学的价值，领悟数学的真谛，学会数学的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得他们形成科学的态度和逻辑化、条理化的思想品质，养成言而有据的良好习惯。
一、数学思维的分类
所谓数学思维就是人脑和数学对象交互作用并按一般的思维规律认识数学规律的过程，其实本质就是数学活动中的思维。数学思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为了适应数学活动目的的不同需要，数学思维具有多样性。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其进行分类：根据在数学思维的过程中是否遵循一定的的逻辑原则，可分为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根据数学思维的指向程度，分为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根据数学思维方向不同，可分为正向和逆向思维；根据数学思维的结果有无创新来分，分为再现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二、高等数学学习中应有的几种重要的数学思维及其培养
高等数学是大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是许多学科的理论基础，是一门研究数量关系、几何图形的学问。具有严谨的逻辑性，高度的抽象性，广泛的应用性等特点。在学习高等数学的过程了，不仅仅要求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方式，才能更加深刻地学好高等数学。在高等数学的学习中应该有如下几种重要的数学思维：
（一）归纳思维
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我们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归纳法的要点、本质，更要培养学生强烈的归纳意识，使得他们认识到归纳在创新能力中的作用和价值，使得学生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之中去应用，这样也有利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例如，由各类多元复合函数求导归纳出链式法则，从而得到了隐函数和参数方程的求导法则，进而延伸到了空间中曲面的切线和法平面的求法。
（二）逆向思维
思维本身就具有双向性，由此及彼与由彼及此就是思维的两个相反的方向。一般来说，人们把习惯思维的方向称为顺向思维，而相反的方向称为逆向思维。在高等数学中，有不少的内容都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例如，定积分和不定积分的关系、微分和积分的相互转化、数学公式的逆向应用、命题的逆否命题、探讨问题的不可能性及反证法都充分体现着逆向思维。
（三）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是对已知信息进行多方向、多角度的思考，不局限于既定的理解，从而提出新问题、探索新知识的思维方式。具有流畅性、多端性、灵活性、新颖性和精细性等特点。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通过观察、分析、归纳、联想、类比等方法，具体地可利用“一题多解”、“一题多变”等方式，引导学生发散思考问题。例如，求空间立体的体积，可以利用定积分，也可以利用重积分，还可以利用高斯公式等。
（四）类比思维
在高等数学的教学过程中，从学生已熟悉的知识，通过了类比而引出新的概念、新的理论，不但学生易于接受、理解、掌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类比思维，有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力。例如，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级数的类同性（本质都是极限）；一元微分学和多元微分学的类同性（点与线，线与面的关系）；定积分、二重积分、三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的类同性（对象虽然不同，但是处理的方法相同，体现了元素法的重要性）；各类微分方程求通解的类同性（非齐次方程解的结构对于各类，各阶的微分方程均适用）。
三、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教学策略
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应该从下列几点重视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培养，努力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第一，充分利用课堂，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数学知识是数学思维活动升华的结构，整个数学教学过程就是数学思维活动的过程。所以，课堂教学作为学校教学的基本形式，在教学环节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发挥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教师必须深入专研教材内容，从课堂的引入、理解、深化、应用等方面下功夫，应用最优的教学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教学的效果。例如，在讲授定积分概念时，可以通过规则图形的面积公式引导学生将规则图形分割成曲边梯形，最后引导学生用“分割”、“取近似”、“求和”“取极限”四个步骤来解决问题。
第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数学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不仅是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主要形式，而且能够产生独特的新颖的思想和结果。在高等数学课堂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提出和发现问题，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大胆猜想，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充分利用逆向思维等方法提高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第三，培养学生积极的数学态度。积极而正确数学态度有利于学生思维技能的形成，有利于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高等数学的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教学，还包括对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学习，以及对数学的美学欣赏以及对数学所产生的人文价值的认识。
第三，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数学家华罗庚在著文和演说中多次倡导“要学会自学”、“要学会读书”他认为在校期间，学会读书与学得必要的专业知识时同样的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教会学生会用对比、分类、归纳、总结的方法，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高等数学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并掌握其规律，有助于学生由“学会”变为“会学”再到“会用”，最后到“会创造”。
总的来说，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与讲授知识并重的一项工作，我们需要把它始终贯彻在整个教学之中。
参考文献：
[1]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高等数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版），2012.
[2]郭思乐.努力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素质[J].数学通报1993，（1）.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9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微观经济学归纳总结篇10
本文回顾了结构性失业的相关理论，并在对我国研究结构性失业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与分析了相关学者对结构性失业原因、类型以及治理对策的观点，明确这一领域目前的研究动态，为更深入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提供一个参照平台，以期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结构性失业；原因；类型；对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结构性失业成为我国转型关键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进行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够清晰深刻地认识结构性失业，并为该问题后续研究与解决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西方学者结构性失业理论回顾
失业现象的普遍出现最早发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随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新技术的采用在带来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也因此普遍化、尖锐化，极大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稳定。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多次提到了结构性失业，集中体现在对结构性失业成因及表现形式的论述上。马克思认为，因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始终是人员充斥与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找出路。这种情形即对结构性失业的表现形式——一些行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一些行业存在空缺职位并存的描述。
此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失业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探讨和关注结构性失业问题，形成了各具特点、侧重不同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其中新古典综合派学者托宾、杜生贝针对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局面，从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层面分析指出，由于劳工市场供求结构不适应会形成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发展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的失业，他认为农业部门作为传统部门，人口众多但劳动生产率低，现代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高，从业人数少，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因此会吸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同时他指出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素质及工作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转移并不顺畅，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
二、国内学者结构性失业研究评述
近年来，我国“就业难”和“用工荒”共同存在的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对结构性失业的分析。总体而言，对其研究集中于分析形成原因，进行分类讨论以及提出解决对策这几个方面。对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失业中总量性失业问题不再突出，结构性失业逐渐成为失业问题的主要方面。熊斌（2001）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工资差距不断加大，并由此对结构性失业加剧现象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总量失业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张车伟引用近年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的绝对数并通过对其就业状况分析同样得出该变化趋势。
对于结构性失业的类型，当前研究分类角度各不相同。黄敬宝（2008）按照结构性失业的成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指出我国的结构性失业主要分为市场型结构性失业、制度型结构性失业和观念型结构性失业三种失业类型。
市场型结构性失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由于劳动力供需匹配不良造成结构性失业类型，该失业类型主要是微观视角下的失业分析的结果。具体来看，从供给方角度分析，成学真、王超（2005）指出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中低素质劳动力所占比重较大，并着重强调了我国教育体系弊端对劳动力匹配度低的促成作用。张车伟（2008）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角度探讨了导致的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失业的相关原因，在分析过程中引入引致因素——经济增长，他肯定了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积极作用，即创造了足够的就业岗位，但同时认为经济发展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第二产业较之第三产业发展更为迅速，由此也就引致了生产制造型岗位的增长，而对于大学生集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性岗位以及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密集型服务性岗位的拉动作用较小。陈强强（2011）等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角度分析了结构性失业问题，指出劳动力就业难主要是劳动力技能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造成的，这一观点结合了劳动需求方和劳动供给方双重因素进行阐述。
市场机制问题也是学者们重点讨论的内容。综合各家观点，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信息不充分、中介组织不发达、就业渠道不畅通等问题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原因。另外从劳动力价格的引导机制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的工资制度并未完全市场化，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干预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的存在使劳动力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之间的时滞很长，造成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业。从我国特有制度角度进行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宏观因素对结构性失业助推作用。观点集中表现出在劳动力市场主体相互寻访过程中，实质是制度代替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发挥主导作用。孙强（2009）等人指出结构性失业与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都有很大关系。其中多数人循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及市场分割的分析路径指出在城乡市场之间、各地区市场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阻，使其供给不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失业与招工难并存。除此之外，黄敬宝（2008）从法律体系的角度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市场中求职者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无法有效地得到法律保护，所以他们宁可在当地就业、甚至失业在家，这个视角实质上可以归结成对宏观体制中各种福利制度以及协调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保障机制缺失的探讨。
以上观点着重于归纳了不同学者对于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非主观因素的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理论路径阐述以及通过数据统计的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分析。除此之外，心理学角度的阐述则试图从主观层面对结构性失业的原因进行补充，具体而言，供给方的就业观念以及就业预期超出现实也成为结构性失业的因素之一，主要表现为大学毕业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就业预期过高，即使存在就业困难，也坚决不去小城镇或乡镇单位就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存在着不同于以往农民工的自身期望和社会期待，在择业时也会出现预期与实际的偏差，同样列入结构性失业大军。
在对策方面，大部分学者从宏观的层面给出了建议，如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快就业制度改革等措施。有人侧重于从各个微观主体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徐林清（2006）在借鉴新加坡解决结构性失业措施时指出，劳资政三方主体要配合起来，共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其中对于就业再培训的经验，着重指出要提高就业培训工作的针对性，这些做法为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有的学者将分析视角具体化，李士梅，徐志勇（2005）着重从民工荒的视角给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失业的对策。康文（2003）从反面即培育健全结构性就业体系的思路进行分析，其中的培育、健全所有制结构型、企业组织结构型和素质结构型就业机制分别从我国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的角度提出了应对思路，在宏观对策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从微观主体角度给出了相应建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对于结构性失业原因的阐述大致可归纳为主观和非主观原因两个方面。对现存的结构性失业状态描述以及产生原因基本上提出了一致的见解，因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下存在重复性研究现象。归纳起来，从具体研究内容上看，在微观主体行为的研究视角下，结构不匹配或非完全匹配产生的挤占效应为结构性失业提供了主要依据，具体而言，从劳动供需双方对雇佣关系稳定性偏好的角度分析，相关研究指出尽管员工与岗位并不匹配，雇主也不会轻易换人，成为结构性失业的直接原因；在研究的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集中于对结构性失业进行理论阐述，个别学者采用数据统计和描述来进行实证分析，但是这些数据数据大多来自的官方统计，在估计过程中会与实际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在对策方面，绝大多数学者偏向于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即从国家制度和教育体制完善等方面进行阐述，忽略了微观领域特殊性的考察。在对不同的结构性失业人群进行细分以后，针对结构性失业背后的不同成因，采取的措施应呈现差异化特征，以使这些措施最大化地实现治理效果。
参考文献：
[1]熊斌.关于我国的结构性失业分析与治理[J].人口与经济，2001（03）
[2]黄敬宝.我国结构性失业的类型与对策[J].经济经纬，2008（06）
[3]孙强.我国结构性失业原因与对策研究[J].经济问题，2009（04）
[4]徐林清.新加坡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06（7）
[5]康文.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03（06）
[6]陈强强.甘肃省“就业难”与“民工荒”问题探析[J].人口与经济，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