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发展篇1
一、古代文学传目的初探
1、直接目的——对情感波澜和心灵世界的言说
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达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得以源源不断创新的直接目的。人的主观情感需求,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体验,文学创作则是要表达自己对这种体验的感受。这种文学方式的表达和传播对后人而言,是一种原创性的表达方式,值得珍视和赞誉。这种传播方式表达的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体验和认识感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情感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心灵的感受才是创作的核
心因素。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往往都是要寻求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以引发心灵世界的情感波澜的涌动。
2、现实目的——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好奇心
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止境的,在我国古代,人们企图揭示宇宙奥秘,试图以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改革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建立起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客观需求。比如在我国周代,当神灵让位于君主进入人治社会后,人们便不再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那么,过去的以神灵秩序为主的世界就转变为以人治为主体的社会。这一点足以说明人类是具有能动性的高级智慧生物,也说明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层次时,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的敏锐和复杂。当信仰缺失时,人们往往会希望重建灵魂的秩序。当权力失衡时,人们也热衷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学创作就充当了人类表达思想的媒介。
3、功利目的——为了获得生存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不仅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生存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技能,主要集中于用火、采集、狩猎、种植以及用各种方式抵御外敌的入侵。在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古代,每个生命诞生以后,都必须学习这种生存本领,依靠掌握前辈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生存经验来保证自身生命的延续和安全。例如: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源于人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而在生存过程中会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为了预防和弥补这些灾害造成的损失,人们就创造了女娲补天这种类型的神话,也由此带来了冶炼技术的萌芽和发展。
二、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初探
从传播学中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来看,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遵循以下几种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
比乐弦歌,顾名思义,就是把当时的诗、词、曲等文学作品配上乐谱,然后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再配以人们的吟唱进行传播。这种传播类型的代表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战国时期屈原的《九章》等作品。比乐弦歌的文学传播方式发展到汉代以后,就有了专门的国家机关汉“乐府”。再到后来,就发展出词、杂剧、等专门依靠歌唱来传播的文学,例如宋代柳永的词,语言优美,唱出来委婉动听,深受人们好评。
2.吟
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两种方式。限于当时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水平的落后,先秦时代文学几乎都是靠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所用的就是“行吟泽畔”的传播方式。行吟这种传播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演化为诗人在游历过程中以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时,便出现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吟游。这种传播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李白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边塞诗派。
3.周游列国和聚徒讲学。
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代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聚徒讲学的另一个作用在于,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2
摘 要：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作为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私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迁也有着从北方发展兴盛到南方发展兴盛的过程，因而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文化重心的南移。私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私学变迁；文化重心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3
1蒙古族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在蒙古族快速发展中,蒙古族教育也发展非常迅速,在此其中,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对教育带来的影响较大,由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精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并且能够给现代教育以启迪,明确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现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
1.1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多年,其中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具有较高的需求,并且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经济市场发展中,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发展也非常迅速[1]。例如,从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上来看,蒙古族注重农耕、放牧的生活,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坚韧的品格,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进而该种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1.2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教育主要是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教育,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现代教育主要是让人们了解当前经济市场以及科技的发展,并学会如何将其运用来促进自身的发展[2]。从现阶段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实际调查中发现,其非常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进而也推动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例如,现代教育从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上获得启迪,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科技等。例如,蒙古族在进行农业发展中,积极创新生产方式,满足了现代经济社会生产的需求,并且对文化知识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等,从而促进了蒙古族的发展,也对蒙古族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实际的教育中,也不断的追求创新,追求效率,进而提高了蒙古族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1.3蒙古族民俗习惯的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俗习惯,包括蒙古族也是如此。蒙古族一些优秀民俗习惯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3]。另外,蒙古族的民俗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现代教育中应该汲取蒙古族民族习惯中的精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例如,蒙古族民俗习惯中存在的思进取,勇追求的思想;敢于突破枷锁、勇于创新;注重团结合作,积极发挥集体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民俗习惯中的精华部分,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传承,以不断的促进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
2如何利用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教育
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蒙古族现代教育中,应该积极的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并且积极的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开展现代教育,以不断的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2.1将传统文化中的“解放思想”理念应用于现代教育中,树立现代教育意识
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解放思想”,作者认为应解放思想树立现代教育意识,这样才能够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发展[4]。首先,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贯彻并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及民族政策,加强对民族教育,树立现代教育意识,积极改变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提升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追求,推动民族思想观念的革新,不断的向着现代文明方向发展。其次,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应紧密的与蒙古族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于实验,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提升蒙古族现代教育质量,充分做到服务社会、发展民族经济,从而推动蒙古族教育的发展。
2.2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
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应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5]。首先,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不断的用先进技术手段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根据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其次,应通过现代教育手段使蒙古族人民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来繁荣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蒙古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通过勤劳和智慧,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结合,对推动民族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2.3大胆尝试,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蒙古族的民族学习意识、竞争意识较高,勇于去尝试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科技,从而提高了蒙古族的现代教育质量,为此,作者认为,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大胆的去尝试,不断的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6]。首先,应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蒙古族人们的责任心,要将民族富强、民族发展作为积极的工作,应全心全意为民族振兴、民族繁荣服务,全面提升蒙古族人们的责任意识,提升现代教学效率,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其次,现代教育中应注重对蒙古族人们的学习生存观念培养,并不断的采用有效的教育策略来激发民族的竞争意识,这样才能保证蒙古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以及快速发展的文化、教育等格局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推动蒙古族的教育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3结语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4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发展，研究，综述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4]李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5]余霞.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高等教育研究，2005.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5
【关键词】古代城市文学；文学研究；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城市文学的空间形态架构作为一种维系特定空间视角的独立关照，维系着城市与人、城市内部物质解构中各种因素的不同侧面的主客体关系。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古代城市文学的生活形态，凸显古代城市潜在文学因素的物质欲望，并对城市个体的文学方式和文化意义赋予更多的深层次内涵。其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直至今天，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在其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纵横比较，借鉴移植，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将全身的“穴位”打通，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6
笔者认为,在宋元时期出现发展并在明代得以全面应用的中国珠算,[(4)]作为中国传统算器的历史性创造以及它作为实践应用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数学史界的充分认识。目前的评价没有把中国珠算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没有把中国珠算作为宋元数学成就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明代珠算与宋元数学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评价中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着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性功能与数量性功能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7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价值取向不明确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是大学课改以及教师教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对“大学课程为谁而设”这一问题而回答将价值取向分为三个方面，即学科本位、社会本位以及个人本位。持“学科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是为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设立的，因而在教学中更加强调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以及科学性，对学术上的要求则为更高；而持有“社会本位”观念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社会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书本知识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合，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了学科自身所包含的文学修为，如审美意识等；持“个人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学生个体与学科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知识、价值等的传授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进行塑造，从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不同本位的选择将会造就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因而对学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了价值取向不明确的现象，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向导，降低了该学科的实际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如今使用的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其编写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本位，因而与现代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出入。而教材是一个课程的主干部分，对课程的安排与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探索符合现代时代特征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在对教材进行定位时应该考虑多方面因素首先是时代的需求，应充分体现出“十二五规划”纲要“传承创新”的特点；其次要反映出大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在对知识进行积累的同时还需要将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衔接；最后注意选材的延展性，便于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与实践。（2）扩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定义在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一直以来都将中国古代文学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中，没有与其他文学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而造成了“闭关锁国”的现状。其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应该是相互交融的，它们之间都可以联系在一起，因而应该从一个更为广义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思考当今社会问题，从而发掘出人类的本性。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宗旨，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8
一、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之一，在长期的教学研究与经验总结中，古代文学的教学体系与评价体系已经逐渐形成了较为规范化的课程内容体系。但是与古代文学教学经典化的趋势相反，网络环境下多元文化的碰撞日益频繁，新生代的大学生们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思维活跃，认知体系更趋复杂，更喜欢新奇、生动、创新化的内容与形式，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表现出了一些不适应。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讲求积累积淀、厚积薄发的专业课程，仅依靠课堂中的时间与精力，教师很难将课程内容讲深讲透，学生很难将所学知识有效消化并有所拓展。也就是说，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索不仅要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生动性、趣味性和鲜活性，同时还要通过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教学手段的升级延伸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让学生能够在课堂内外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积累中，进而切实提高学生的古代文学知识水平与能力水平。
二、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针对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问题与不足，笔者认为，高校古代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应当从问题出发，直面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劣势与不足，切实推进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发展。首先，网络环境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可以运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技术形式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让教师与学生能够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进行随时随地的学习与互动。对教师来说，网络课堂的拓展有助于将开放性的讨论与深入的探索留在课堂之外，从而在课堂上更集中于重难点知识的教学，提高教学的效率与效果。而对学生来说，网络课堂的拓展有助于在课后与教师保持互动，根据自己的自主学习反馈获得教师及时的辅导答疑，进而更有针对性地了解与补充自身的知识盲点，提高学习效率。其次，网络环境下可以整合更加丰富的古代文学教学资源，为教师与学生提供更好的信息资源服务，对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活动起到良好的辅助性作用。不仅如此，网络的古代文学资源共享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它不仅应该包括国人在古代文学专业的资源汇总和研究成果，同时还应该包括国外汉学家在古代文学学习与研究中的相关信息资源。如此，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视野将得到有效的开拓，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最后，网络环境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借助网络技术的创新丰富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学手段，增强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索的好奇心。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改革应当积极融入当前教育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创新性地引进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思路与教学手段，通过理念的创新与技术的创新，改变古代文学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样化的元素刺激学生的感官与学习热情，提高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动力。笔者认为，网络环境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要想进一步提高中国古代文学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教育与传承，高校及教师应当打破传统的教学局限性，积极吸纳新的思想理念、技术手段与教学经验，进而在古代文学教学的探索创新中走出一条与时俱进的发展之路。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9
笔者认为，在宋元时期出现发展并在明代得以全面应用的中国珠算，［（4）］作为中国传统算器的历史性创造以及它作为实践应用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数学史界的充分认识。目前的评价没有把中国珠算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没有把中国珠算作为宋元数学成就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明代珠算与宋元数学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评价中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
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宋元数学和珠算在评价问题上的差异，在两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一，数学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从人类数学史的发展规律上分析，数学的大发展几乎都是与文明的大发展相同步。西方数学的理性构造，需要一个安静的社会环境使数学家沉思，中国的实用技艺数学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应用发展。这一点无论是从古希腊、文艺复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还是从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都可以得到佐证。现在，如果把宋元的战乱时期取得的数学成果，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而把其后稳定环境大发展的珠算看作是数学发展中断时期的民用或商用的数学，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古代文明与数学的发展不和谐、不同步，中国古代稳定社会状态、传统的价值系统并不能支持和推动数学的发展。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与人类文明进程中数学发展的规律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种文化系统中数学作为一个子系统的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问题。
其二，数学史与数学哲学数学史实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依靠数学的理性思考——数学哲学的支持。然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恰恰缺乏有关数学哲学的理性思考。中国数学史中的评价往往处于两难之中，要么主观臆断随意评断，要么不自觉地暗用西方数学的价值尺度。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缺乏数学哲学的理论支持，有关古代数学的评价问题更是缺乏数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思考。其实就是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地随着西方数学哲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西方的数学观已经远远脱离古希腊时代。就是今天西方所奉行的唯理性主义的欧几里得式的数学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21）］由此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应当改变与数学哲学相分离的局面，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应当接受数学哲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230
2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455—456
3梅荣照．宋元数学的盛衰．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3）205
4华印椿．中国珠算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52．60
5李继闵．试论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中国数学史论文集（2），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11
6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38—39
7李文林．算法、演绎倾向与数学的分期．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2），46—50
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175—219
9俞晓群．论中国古代数学的双重意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4），51—56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64
11王宪昌．数学与人类文明．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58—71
1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93
13梅荣照．宗元数学的盛衰．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3），207
14王宪昌．文化价值观与宋元数学．大自然探索，1995，（1），124—127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10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为授课内容。通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作品选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历程，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把握各种文体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分析文学流派、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早已形成了分朝断代的文学史教学与分阶段讲授文学作品的模式，往往在梳理各时期文学发展的线索时追溯作家作品之间的承接渊源和创新流变，纵向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每一时期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成就与影响。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成效显著，优势明显，但这门课程较少关照地域文学的发展和特征，这无疑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建构留下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和教材建设，拟以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文学地理学为理论依托，注重描绘地文人关系中的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面貌。一方面关注河陇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特性对古代河陇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河陇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在形成河陇文学独特面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历代陇籍文人和客居河陇文人在形成河陇文学与文化方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即如学者所言：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群体和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所完成的积累，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①以揭示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鲜明特质。
一、开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的意义
河陇一词是历史上人们对于河西、陇右的合称。河陇地区指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以及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区。河陇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东部黄土高原地带以农业的早期开发而著称，河西走廊地区则以畜牧业的发展称誉史册;河陇是一个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混合并存的地区。河陇文学与文化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断丰富发展。
自古以来，河陇就是戎羌之地、华夏边陲，胡汉杂居，民族构成复杂。河陇作为古代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舞台，是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攻占争夺的地域。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居民。秦汉之际，月氏、乌孙、匈奴据有河西之地，而陇西、陇东、陇南仍有羌戎各部分布。随着秦汉王朝建政设郡，戍边屯垦，大量内地汉人移居河陇，许多降服的少数民族居民被安置于此，民族的交流融合成为河陇历史的一大主题。在汉唐至明清统一强盛的时代，河陇既是边防重地，又是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在国家分裂动荡之时，则成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割据之地，匈奴、氏、羌、鲜卑、吐谷浑、回鹘、吐蕃、党项等族曾先后入主河西、陇右。
河陇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繁荣了近十个世纪，河陇成为融东西文明于一体，日益开放、日益发展、日益繁荣的地区。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至于物种等，在河陇大地上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河陇往返、定居，其行踪遗俗，迄今依稀犹存。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河陇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河陇文学与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因此，河陇文学与文化具有多元融合的地域性特征。与西域文学相比较，它具有更多的汉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学相比较，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多元、兼容、开放、创新是其突出特征。
所以，开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这一课程，通过课程和相关教材，丰富学生的地理和历史知识，提高其文学水平和文化素养，开阔其心胸视野，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现状
学界对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伴随对西北边塞诗歌的深入研究而展开的。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学界开始关注古代西北文学和文化。就文学方面而言，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唐代西北边塞诗上，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古代河陇地区的文学创作。进入八十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出现一批有关河陇地区的诗文选本和研究专著，如《历代咏陇诗选》(1981年)、《杜甫陇右诗注析》(1986年)、《历代河西诗选》(1988年)、《甘肃历代诗词选注》(1988年)、《甘肃历代文学概览》(1994年)、《甘肃历代诗文曲词鉴赏辞典》(1994年)、《甘肃古代文学作品选》(1994年)、《陇文化丛书》(1999年)等，这些选本与专著或聚焦吟咏河陇的诗歌，或探讨河陇文学与文化的演变轨迹，它们的相继出现，为人们研究河陇地域文学与文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2000年至今，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不断由宏观向微观发展，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例如《古今咏陇诗词选》(2000年)、《陇右诗选注》(2002年)、《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2002年)、《陇山交通与诗歌》(2003年)、《河陇文化觅踪》(2004年)、《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2007年)、《陇右文学概论》(2007年)、《诗圣与陇右诗》(2008年)、《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2008年)、《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2009年)、《河陇文化》(2011年)等，这些成果有力推动了河陇文学与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此外，研究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论文也逐年增加，可以说，河陇文学与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据笔者统计，到目前为止，甘肃各高校只有少数院系开设有甘肃古代作家作品、敦煌文学、陇右文学概论、河陇文化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我们试图开发一门将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融为一体的课程，通过课程和教材，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河陇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文化渊源和文学特征，这对地处黄土高原、丝绸之路上的西北民族大学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建设的思路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及其教材的开发与建设项目，2013年获批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本项目组8名成员均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讲教师，其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5人，讲师1人。长期以来，本项目组成员都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2007年中国古代文学课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2011年中国古代文学课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在主讲中国古代文学的过程中，为拓展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本项目组成员积极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群，先后为学生开设《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史汉导读》、《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古代文人与传统文化》、《唐诗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学元典导读》、《中国古代散文》、《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文献检索》、《古代小说与政治》、《中国神话研究》、《诗经、楚辞研究》、《苏轼解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等十余门专业选修课，初步形成涵盖面广、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群。这些专业选修课的开设是项目组成员多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收获与总结，也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一种追求，它在深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及其教材的开发与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主讲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又一次新尝试。在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引领下，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特别强调将教师的研究性教学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从教师的角度说，研究性学习需要对教学环节进行周密的设计，即综合考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设计中点(河陇作家和作品)、面(河陇的历史变迁及文化背景)、线(河陇文学发展史)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知识点的确定，到利用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制作网络课程内容，再到教案设计、课后作业、课外阅读书目及内容等，教师必须在研究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设计问题、组织讨论、评价学生表现和学习效果，各教学环节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从学生角度说，学生主动参与和密切配合是完成研究性学习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学习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学生可以搜集自己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的相关资料，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完成对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点、面、线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使用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展示其学习成果。这样不仅可以引发学生了解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的浓厚兴趣，而且可以激发其热爱家乡的情感，与此同时在研究性的学习中，还可提高其人文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集中考察某一地域文学的特点，然后由教师作为主持者，引导学生在陈述资料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总之，在庞大网络资源的支持下，教师的研究性教学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将不断扩大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这其实是对教师和学生同时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即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学术修养，及时把握学术前沿的动态，以保证在师生的交流互动中，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正确评判，而学生也要在掌握背景知识的前提下，接触各类学术观点并形成自己的思考，必须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四、《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教材建设的构想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工具。一部优秀的教材更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的根本。《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教材是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项目组成员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将以河陇地理、历史和文化发展为背景，突出河陇多民族聚居地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描述古代河陇籍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成就，考察历代入陇诗人及其河陇诗文创作，探寻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追踪佛道传播在河陇大地留下的印记，以及敦煌石窟和敦煌文学对河陇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等。根据兼顾点(河陇作家和作品)、引出面(河陇的历史变迁及文化背景)、带出线(河陇文学发展史)的流程，构成以河陇文化为背景，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河陇文学发展的立体图景。在分析河陇文学发展时，既要注重河陇地域文学的个性特征，又要关照地域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作家作品(包括河陇籍作家作品、入陇诗人及其作品、历代描写河陇的作品等)，或综合分析，或对照比较，或点到为止，或批注解释，努力阐明其作品风格与古代河陇地域之间的联系，以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视角，阐述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概貌，即以河陇历史变迁和文学嬗变为经，以河陇作家作品为纬，纵横交织，精心结构并撰写河陇文学源远流长而又高潮迭起的历史进程，总结历代文学家对河陇文学的贡献，突现河陇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的地域特征，展现河陇文学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的丰硕成果，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