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关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介绍,指出了其存在的诸多弊端。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亦有相关规定,笔者对此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最后本文提出了对于我国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效力界定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内容违法民事行为效力改进
法律行为(我国称之为民事行为)概念滥觞于德国,乃《德国民法典》总则概念之一,与意思自治密切相连,并且是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主要事实,被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广泛关注。然而,意思自治并非无所限制。在当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频现,法律对意思自治限制颇多。民事行为内容如果出现违法,其效力如何,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探讨该问题前,必须先明确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中“内容”二字所谓何意。按照目前通说,民事行为内容即民事行为的标的。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之一即为“标的须合法[1]”。
一、我国法律关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及弊端
(一)我国法律关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
我国法律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颁行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司法解释之中。以下具体阐述之。
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7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经济合同无效”。该法于1993年被修订,同条内容改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经济合同无效”。
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中的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当事人协商同意予以取消或者改正后,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1986年《民法通则》第58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
1999年《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另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综上观之,我国长久以来受计划经济、统制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律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基本持否定其效力的态度,甚至出现合同违反国家政策归于无效的情形。但法律也在对民事行为违反的法律范围逐渐附加限制,此可见于《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一)》中的相关规定。
值得深思的是,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之规定可以看出,对于违法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补救措施使合同免于无效。而当时《经济合同法》并没有该补救措施,《合同法》生效后亦未有相关规定。
(二)我国法律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的弊端
对于民事行为违反法律即归无效的影响,可由合同领域一窥究竟。1999年《合同法》颁行之前,“违反法律”的界定不明晰,因而在实践中违法性的概念被赋予了无限的延伸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红头文件”,都可以用来置合同于死地。这种状况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法力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的局面[2]。《合同法》对此问题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回应,即将违法限制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然而,即便是将民事行为的内容违法限定于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仍显苛刻、笼统,其弊端如下:
1.违反经济效益要求。民事行为本以追求私法效果为目的,而在市场经济下,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民事行为屡见不鲜,如果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一概界定为无效,则必将损害民事主体的利益,违反经济效益的要求,破坏经济的繁荣发展。
2.背离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进行私法自治,是依法律行为来自我决定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3]。假如民事主体能够在一定限度内通过一定方式通过修正法律行为等予以补救,则法律承认其为有效有何不可?若强行宣布无效,显是对民事主体私法自治的干涉。
3.破坏民事主体间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在民事活动中,民法要求民事主体秉持公平、诚实信用为民事行为。然而,实践中民事主体常为己身利益出尔反尔而要求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假如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不加区分即定为无效,反而会滋长投机取巧者的侥幸心理,会危及诚实信用的褒扬。
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地区)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及评价
法律行为概念并不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虽然英美法系国家亦有合同内容违法的规定,然而终与本文所探讨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有别,因而,以下仅介绍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对于该类行为的效力界定。
(一)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地区)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
1.德国
德国一直坚持把法律行为违法的一般范畴,界定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者,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德国对134条的解释,有两要点:(1)违反法律上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才构成所谓违法。德国法排除了违法概念的笼统化,也排除了法官任意裁量的可能性。(2)并非一切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皆为无效,法律有相反规定的不在其限。第134条但书规定,法律有相反规定的不在此限。学理认为,但书规定是要给予法官一项解释权,使法官有权阐明某一禁止性规定是否有一经违反即适用无效制裁的用意,如认为无此用意,可以排除违法性的规定。德国学理把禁止性规定分为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两类。取缔规定,仅旨在制裁违反行为,并不否认违反行为仍可以在民法上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行政法上的多数管理规定,应理解为取缔规定。效力规定,则以直接否认违反行为可在民法上发生预期法律效果为结果[4]。
2.日本
日本对待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有一个从严格界定为无效到相对放宽的过程。《日本民法典》规定:“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表示了与法令中无关公共秩序的规定相异的意思,则从其意思。”“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为无效。”在《日本民法典》颁布之初,日本的判例的立场认为强行性规定全部体现着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所以日本学者同时认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原则上无效。可是,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学说和判例都认为违反取缔性法规的行为虽然要受到行政制裁,但在原则上并不影响其在私法上的效力。而且,判例至今仍然坚持这种立场[5]。
战后稍晚一些时期,以川井健和矶村保为代表的履行阶段论形成:认为违反法令契约的履行前后的当事人所处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在履行之前,由于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不会带来恢复原状的问题,所以对交易安全的破坏程度较低,当事人之间的信义、公平这一点上也不易产生不当的后果;而履行后,交易安全、当事人之间的信义和公平的分量加重了,与履行之前相比,更注重保护法律行为的稳定性。到了90年代,一方面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存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复权也日趋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大村理论将取缔法规区分为警察法令和经济法令。违反警察法令的行为原则上有效,而经济法令又进一步被区分为“交易保护法令”和“经济秩序维持法令”,违反前者的行为无效,对于违反后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牺牲当事人的利益。山本理论则认为公法和私法都是国家为保护或支援个人基本权而制定的措施和装置,既然国家制定了取缔法规,法院就必须为实现该取缔法规的目的积极适用公序良俗条款,朝着否定违反行为效力的方向分析,但为了保护私益,必须按照由均衡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组成的比例原则来判断[6]。
3.台湾地区
台湾“民法”第71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无效。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第71条规定的规范功能在于经由与强制或禁止规范的结合,而使法律行为行为无效。然而,台湾地区的判例和学说并不对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轻易作出无效之判定。台湾“最高法院”1979年台上字第879号判例提出了一项关于违反第71条禁止规定效力的判断基准,即将禁止规定区分为取缔规定及效力规定:违反前者,法律行为仍为有效;违反后者,法律行为无效。王泽鉴认为,应综合法规的意旨,权衡相冲突的利益加以认定[7]。
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亦有相类似的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418条规定:“与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契约无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68条规定:“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样的法律行为具有争议。”
(二)对上述国家或地区规定的评价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考虑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即将社会利益、国家意志、法律尊严与市民社会意思自治、公平效率、私人利益等加以综合权衡,规定内容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但却都有例外情形。
2.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仅规定了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的例外情形,并且在实践中越来越严格限制将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宣布为无效的情形,除非能通过法律或立法意图找寻到明确的依据。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纵使某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遭受其他法律上的制裁,其却亦能发生民法上的预期法律效果。无论学说和判例,对禁止性规定的解释更加宽泛。
3.为了限制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无效情形,学者和法官提出了诸多理论。不过其中大多是对强行性规定的划分以指导对这类规定的理解,且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清晰令人信服的划分标准。而法官的自由裁量往往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我们要注意另外一种理论,即不是从强行性规定的内容划分上去考虑,而是从民事行为履行与否上考虑,即以履行时间作为判断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有效与否的重要标准。
4.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其实是不甚明确的,只不过有一个大概趋向于尽量认可民事行为效力的态度。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模糊,学说理论的不统一,在不同的时期,各国或地区的司法实践在认定该类行为效力的标准上,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三、我国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的改进
诚如上文所述,我国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存在诸多弊端,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虽不完美,但仍有助于克服上述弊端。由于界定该类行为的效力本身带有模糊性,因此笔者基于公平效率、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民法原则,对我国关于内容违法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提出改善建议:
1.秉持公私利益均衡,规定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的例外情形
诚然,公共利益的维护关涉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强行性规定是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善良风俗等的考虑而设,对于内容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民事行为理应界定其为无效。比如杀人、买卖人口的约定等。但是,民事行为的内容违法情形颇多,比如,有时法律对其并不是完全禁止而只是限制,有时是违背行政法等其他法律的某种限制,若通过其他途径对行为内容予以修正,或者以承受其他法律之不利后果而发生民法上的效果,应予以认可。因而,必须根据具体情形综合考量,不能一概认定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这就要求在立法中明确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存在例外情形。
2.保障交易稳定,限制内容违法民事行为的具体违法范畴
我国《合同法》已将违法的具体范畴限定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强制性规定种类繁多,如果民事行为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即归于无效太过宽泛。可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作法,将强行性规定作出更进一步的划分,以此细化违法范畴。另外必须提及的是,我国行政法规数量庞大繁杂,且经常限制上位法律,因此,对于内容违反行政法规的民事行为,实践中应更加谨慎处理。
3.尊重民事主体地位,给予其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意思自治是民事主体地位的集中体现,假如民事主体本属善良,并没有注意到其行为内容违法,事后要求予以修正或取消违法内容,则对该类民事行为应认定为有效。这样才更能保障民事主体的利益,才能维护交易效率。关于这一点,已被废除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可作参考。
4.鼓励诚实守信,区分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中民事主体的主观心理
民法注重保护善意人的权利,对于恶意方的请求多持排斥态度。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有时常有一方因情况变化,为己身利益考虑,借口民事行为内容违法而请求法院认定其为无效,此时其请求如若得到满足,则另一善意方的利益势必受到损害。对于这种情形,法院不能支持前者的请求。
5.赋予法官在裁断该类民事行为效力时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说对于民事行为内容违法无效的例外情形可以在立法中予以规定,然而,这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和需要。法官在处理该类民事行为的效力时,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具体的案件不同,也不可能有统一的适用标准。上述的改进建议中,无疑已经有法官自由裁量时所应考虑之原则。此外,日本理论界的“履行阶段论”亦可作为我司法中之参考。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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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亘.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契约之效力――来自日本法的启示.中外法学.2003(1):35.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2
关键词：法学教育诉讼法学法律适用
诉讼法学课程在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教育部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是独立的一门课,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合成一门学科。对于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哪些应当固守、哪些应该拓展,笔者谈一点个人己见。
一、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组成与固守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统编教材的体例和内容,就会发现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安排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体例和知识点与法典几乎是同质同构;第二,理论内容主要是对法典条文的注释。例如,陈光中先生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其第一编“总论”主要对应《刑事诉讼法》法典第一编“总则”;教材第二编“分论”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四编“执行”。[1]再如,宋朝武教授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教材“理论编”包含了《民事诉讼法》法典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教材“制度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一编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教材“通常审理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审判程序”的第十二章至十四章、第十六章;教材“特殊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二编的第十五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教材“民事执行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三编“执行程序”;教材“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主要对应法典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2]这样安排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是科学合理的,它的好处在于便于学生迅速地掌握国家法律规定,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现行法律法规。
以法典为基础、着力注释法典内涵其实是诉讼法学教学的传统风格,在大陆法系各国以及旧中国都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民国时期陈瑾昆著述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就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法典有紧密的对应关系。[3]再如日本学者松尾浩也著述的《日本刑事诉讼法》与日本刑事诉讼法典也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4]在西方,中世纪后兴起的法学,首先一个流派就是注释法学派。通过对罗马法的注释,传播法学知识、灌输法律理念,对西方法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今天我们进行包括诉讼法学在内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应当坚持这个传统,提高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当然,言讲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与法典同质同构、以注释法典条文为主,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就是简单的法条释义。理论的铺垫、理性的解剖、理智的批评、理想的建议,在诉讼法学教学中是随时都存在的。比较而言,本科教育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研究生教育则以“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为主。笔者认为,可以把我国现行以法典为基础、结合理论论述的诉讼法学教学内容分解为四大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
1.基础理论
该部分主要讲解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若干诉讼原理和诉讼理念等。[5]台湾学者的教科书也有这部分内容,尽管有人阐述得多,有人介绍得少。[6]???
2.基本原则
这部分基本都是把相应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加以详细介绍。稍微复杂一点的会增加外国法律中的基本原则和学理上主张但立法尚未采纳的一些基本原则。从法的要素角度看,法律原则是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并列的组成部分。从法的适用角度分析,法律原则有助于准确理解法律、正确运用法律,以及可以弥补具体规则之漏洞。因此,这部分的学习其实非常重要,但常被学生所忽视。
3.诉讼制度
诉讼法学对诉讼制度的介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大诉讼法共同的、内容基本一致的诉讼制度,往往称之为“基本制度”,例如回避、合议、两审终审、公开审判、陪审等;另一类是某诉讼法独有的,或者其制度安排有特色的诉讼制度,例如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制度等。诉讼制度作为比较集中的规则安排,对于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是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
4.诉讼程序
诉讼程序是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重中之重,是最为复杂的一个版块。以民事诉讼程序为例,首先,它可以分为国内诉讼程序和涉外诉讼程序;其次,国内诉讼程序可以分为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第三,审判程序可以分为通常审理程序和特殊审理程序;第四,通常程序又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特
[1] [2] [3]
殊程序又包括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海事诉讼程序等;第五,一审程序可以分为一审普通程序和一审简易程序。如此众多的诉讼程序构成一个严谨的体系,内容复杂,学习难度也大,但是也最重要。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教学内容都是诉讼法学应该固守的。但是,除此之外,诉讼法学的教学内容还需要拓展。
二、诉讼法学教学内容的拓展与理由
笔者一直主张且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施行,诉讼法学应当拓展法律适用技能的讲授。
.在诉讼法学中增加法律适用的教学内容的理由
()这是司法裁判的本质要求。陈光中先生指出:“司法”从中外的词义来说,具有以下三项相关的内涵:其一,实施法律;其二,解决狱讼;其三,体现公正。而作为司法中心的审判,则是指法院或者法庭对案件通过审理,认定事实,适用相关法律,加以裁判的活动。这充分表明,诉讼活动是一个法律适用的活动,就是把相关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把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运用三段论推理得出裁判结论的过程。诉讼法学作为研究诉讼活动的法学学科,为什么重视事实认定而轻视、甚至忽视法律适用呢?为什么看到裁判推理的小前提而忘却大前提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事实认定困难、法律适用容易,是法官就自然会法律适用。其实,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这是诉讼程序救济的审查内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条、《民事诉讼法》第条、《行政诉讼法》第条都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二审法院更改一审裁判的充分条件。可见,在程序救济的体制安排中,一审中的法律适用是与事实认定、程序规范一样作为审查的内容的。毫无疑问,诉讼程序有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事实认定,它要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程序操作,它要求规范合法;三是法律适用,它要求正确、准确。既然都是程序的组成部分、都要面临上级法院、社会大众的监督,为什么只是关注程序操作和事实认定,偏偏又忘却了法律适用呢?
()这是有效解决疑难案件、遏制司法错案的具体措施之一。什么是疑难案件?无非是事实认定难、法律适用难,或者案件事实与法律法规结合难。什么是错案?也无非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如何解决这些疑难案件或者错误案件?当然应当采取包括提高法律适用技能在内的各种综合措施。如果仅仅解决了事实认定中可能出错的地方,而忽视法律适用中的错误,同样会发生疑难案件和错误案件。
有人认为,外国和民国时期的诉讼法学教育也没有法律适用的专门内容,不是照样培养了许多合格的法律人才,这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科学生,他们本身的教育模式就是以法律适用为教学依归,那么诉讼法学教科书中有无这个内容就不重要,因为他们每堂课都在学习着活生生的法律适用。美国的判例教育法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科学生的教学计划中有专门的、必修的法律适用方面的课程,那么诉讼法学也可以忽视这部分内容,因为学生可以在其他课堂上学习到法律适用的技能。德国注重法律方法论的学习就是如此。假如这两类情形都没有,试问:法科学生何以获得法律适用技能的理论学习与培训呢?仅仅在法理学课程中讲一点就足够了吗?笔者认为不够。而我国法科学生现行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恰恰就是欠缺这方面技能学习的。所以,作为诉讼法学教师,笔者主张应当首先在诉讼法学教学内容中拓展法律适用技能的学习。
.诉讼法学中增加法律适用部分的内容
如果说在诉讼法学教学内容中增加法律适用的部分是有必要的,那么我们应当给学生讲授哪些具体内容呢?笔者主张最低限度应当告诉学生如何找法、定法、释法、用法。
()所谓找法就是三段论裁判大前提的寻找与确立。找法可以分找到、找不到、找到不太适合的等情形,出现这些情形时法官如何采用体制内许可的方法加以解决是一项重要的技能。笔者认为:找到合适的法律规则需要对其进行结构分析;找不到法律规则就要进行诸如漏洞补充的措施;找到不太合适的法律规则就要进行诸如利益衡量的措施。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3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问题。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大明律例卷条情况更接近于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条。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图、服制、总例、比引条例等共十一卷外，还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为一卷，而大清律例则为二卷。其条数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条。其中，吏律少四条，户律少十六条，兵律少四条。
从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条状况来看，宋刑统与唐律的差异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较接近，而与唐律有一定距离。
2.篇目结构的变革唐律的篇目结构比较简单，仅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以后唐高宗时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只是在律条后附以“疏议”，起到阐发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并无更复杂的内容。
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门，每一门中含有数条律条。共有二百十三门。《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门，卫禁律有十四门，职制律有二十二门，户婚律有二十五门，厩库律有十一门，擅兴律有九门，贼盗律有二十四门，斗讼律有二十六门，诈伪律有十门，杂律有二十六门，捕亡律有五门，断狱律有十七门。其次，在律条后附以令、格、式、敕条和起请等法条。宋刑统是宋代刑律统类的简称，故除律条外，还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应条款。《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唐律则无，只是在“疏议”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条文，来说明律条的内容，与宋刑统另附在后并成一种综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后，唐律中的“疏”与“议”总是连在一起，不单独存在。宋刑统则常把“疏”与“议”分列，各自阐述自己的内容。其中，“疏”的内容为律条文，“议”的内容为解释文。后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议”。《宋刑统·擅兴律》“私有禁兵器”门的“疏”说：“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与律条无异。“议”说：“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对“禁兵器”的解释。尽管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但总体结构仍无重大变化，仍为十二篇，连篇名及排列顺序也与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结构的变化较宋刑统要大。因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为名例外，其余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编目，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故近代学者沈家本评说：大明律“以六曹分类，遂一变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还模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设若干目，并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条。目的分布情况是：吏律中有职制和公式两目，户律中有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和市廛七目，礼律中有祭祀和仪制两目，兵律中有宫卫、军政、关津、厩牧和邮驿五目，刑律中有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和断狱十一目，工律中有营造和河防两目。一目为一卷。每目中的律条不等，如吏律职制目中有十五条，而公式目中却有十八条。
尽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条，但篇目结构仍袭大明律而成，变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条后附了例条，有的数量还较多，超过律条。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条，律条仅为六条，而附例文十八条，大大多于律条。二是在律条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类似唐律中的“疏议”。如“五刑”条规定，“赎刑：纳赎，收赎，赎罪。”在纳赎后有注：“无力依律决配，有力照律纳赎。”在收赎后有注：“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在赎罪后亦有注：“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律赎罪。”经过“注”的说明，把纳赎、收赎和赎罪都区别开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结构显示：宋刑统虽有改变之处，但仍离唐律不远；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离唐律较宋刑统为远。
法典的体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与法典的内容息息相关，可直射内容的轮廓。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体例的改动程度，与它们对法律内容的改动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则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把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但它们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取消一些原则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唐律疏议·名例》“皇太子妃”、“官当”、“除免比徒”等条规定的一些原则均被废除。其中，有的是因为已被其它规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条中确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规定代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当”条规定以官品代罚的原则不利于治吏，故弃而不用；有的是因为不适时，如“除免比徒”规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则已不适应明、清的情况，所以也在废除之列。
2.合并一些原则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合并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宋刑统·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条把《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时未老疾”两条中规定的原则都归并在一起，既规定各种老、小和疾人员犯罪可享受赎、上清、不加刑等特殊处理方法及不适用这些附加条件，又规定了老疾人员犯罪时年龄、条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议·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条，合并为“五刑”一条，内容基本相同，都规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种、刑等等。经过合并，唐律中一些较为相近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既避免了条目内容分散的情况，又可使阅律者便于查找。
3.修改一些原则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的有些原则还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续用原律条名，但改动其中的某些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设立“无官犯罪”条，与唐律同，但内容有别。《唐律疏议·名例》“无官犯罪”条规定：“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其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由于明代不用官荫法，故《明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删去有关官荫的规定，为此薛允升有过评论。他说：大明律的“无官犯罪”条“与唐律略同，惟明代并无用荫之法，故律无文。”⑤大清律例除续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进一步改动。《大清律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规定：“凡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公罪要在处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纳赎”；“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须处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罚”等，均与大明律有异。还有“以理去官”等条也属此种情况。其次，律条名与内容均有变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没有“亲属相为容隐”条。与此条对应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除条名有异外，内容也有所变动。《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扩大相隐范围，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隐范围，对此薛允升也有评说。他说：大明律的规定“与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缌麻服也，而与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无此层。”⑥大清律例的规定同大明律同。还有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立嫡子违法”、“赋役不均”等条也属此类情况。
4.增加一些原则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并、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原则。宋刑统通过“议”的形式，把原来唐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定，穿插在法典中。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名例律中非是个别，在此仅能举例说明。《唐例疏议·名例》“称反坐罪之等”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宋刑统·名例律》“杂条”门不仅照用唐律的规定，还用“议”规定了新内容：“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流以下止是杂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减科。男夫犯准盗，仍合用荫收赎。”“称以盗、以斗减一等，处同真犯。”吴兴、刘承干在校勘宋刑统与唐律以后也认为，以上内容“唐律无。”实属新增而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则在名例律中增加专条，增添新原则。此两律均新设“职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条，对文职官与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规定，采用特殊处理方法，皆为唐律所无。还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减”等条，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则的规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国情的变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也随之有变。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内容的核心，它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法典内容的变化。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律一般原则的改变，不仅告诉人们宋、明、清与唐的情况与国策不同，也预示它们在内容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革。
三、罪名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大量袭用唐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了变改。变改情况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1.改变罪名这是指改变唐律设定的一些罪名。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罪名的内容基本没变，但称谓有变；二是原罪名的称谓没变，内容有变。宋刑统在名例律的“十恶”中把唐律的“大不敬”罪名改为“大不恭”。原因是为了避讳。“宋避翼祖讳，易‘敬’字作‘恭’”。⑧但内容仍依旧。宋刑统还扩大“恶逆”罪的范围，把道士、女冠和僧、尼杀师主行为也归入此罪。《宋刑统·名例律》“杂条”的“议”规定：“杀师主入恶逆”。此被认为是“唐律无。”⑨纯属宋刑统之为。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也有上述情况。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设有“诈为制书”罪，但内容有别。区别有二：一是后者的用刑重于前者，用斩代绞；二是后者无“口诈传”的内容（前者有），仅指制书诈传。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都设定“不应为”罪，与唐律的“不应得为”有一字之差，但内容无别。
2.归并罪名这是指把唐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归并为一个罪恶名。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有。宋刑统由于采取了篇下分门的形式，一门中往往有数条律条组成，罪名也随之合几为一，故归并罪名的情况在宋刑统不属个别，在此仅举一例证之。《宋刑统·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中规定的脱漏增减户口罪是把《唐律疏议·户婚》中“里正不觉脱漏增减”、“州县不觉脱漏增减”和“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三条中规定的里正、州县不觉脱漏或妄脱漏增减户口三罪合为一体而成，内容基本没变，都把里正、州县官脱漏或增减户口的行为作为惩治对象。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的律条皆少于唐律，其中有一部分也是采取归并方式，故也存在归并罪名情况。如《明律·职制律》“弃毁制书印信”条规定的充毁制书印信罪是《唐律疏议·杂律》中“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和“亡失符节求访”四条中规定的弃毁符节印罪、弃毁制书官文书罪，官物亡失簿书罪和亡失符节求访罪等组合而成，内容相差不大。对此，沈家本说：“唐目‘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亡失符印求访’四条，并在《杂律》中，明并为一条，改入此律（职制律）。”⑩罪名者因此相应合并。大清律例的此条情况同大明律。归并以后，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一些罪名外延扩大，内容也相应增加。同时，罪名数量也跟之减少。
3.增加罪名这是指增加了些唐律所没有的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根据本朝代的统治需要，增加了些唐律没设的罪名。从这些罪名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和打击有损专制统治的行为两大类。《宋刑统·户婚律》的“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皆是新增。《刑统跋》说：这些条目都属“唐律无”。⑾其中的内容均与经济民事法律有关。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一方面增加一些有关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如它们均在户律中新增了“盐法”、“私茶”、“匿税”等条，严禁私营盐、茶和匿税不纳等行为，违者都要受到处罚，以此来保证国家对盐、茶的专营和税收的收入；另一方面还特别增添了一些有关打击有损于专制统治行为的内容，仅在吏律中就设有“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擅勾属官”、“奸党”、“交结近侍官员”等条，对官吏的活动作出新的限制，并惩治违犯者，以此来强化专制统治，维护皇帝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经过增加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内容得到了更新。
4.弃去罪名这是指弃去唐律规定的一些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把唐律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弃而不用。宋刑统的内容基本同于唐律，弃去唐律罪名属于个别情况。《宋刑统·诈伪律》“诈欺官私取财”门把《唐律疏议·诈伪》中“诈取官私财物”、“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和“诈除去死免官户奴婢”条中规定的罪名集于一体，独不见“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条中规定的罪名。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弃去唐律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仅在户婚律中就有不少。《唐律疏议·户婚》“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已删去不用。
罪名是唐律和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罪名的变化标志着这些法典内容的变化，而且罪名变化得越多，内容也就变化得越大，这是一种正比关系。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通过改变、归并增加及弃去唐律罪名的方式，变革自身的内容。其中，宋刑统的变革的幅度不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变革幅度较宋刑统为大，变改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改革唐律内容方面，步子迈得比宋刑统要大。
四、法定刑的变革
法定刑亦是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刑法法条皆有罪名和法定刑两大部分构成。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变革唐律罪名的同时，还变革了其中的一些法定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换刑就是用唐律规定的五刑中的某种刑罚取代其它刑罚或用其它制裁方式换代五刑。宋刑统与大清律例中都有换刑的规定。宋刑统有关于折杖法的规定，即用杖刑来代替除死刑以外刑罚的执行。《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对折杖法作了具体规定。适用折杖法的也不乏其例。《宋刑统·厩库律》“故杀误杀官私马牛并杂畜”门规定：故杀官私马牛者“决脊杖二十，随外配役一年放”；故杀官私驰骡驴者“决脊杖十七放”等。大清律例中有用罚俸代笞的规定。《大清律例·名例律》“文武官犯公罪”条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文武官犯私罪”条也有类似规定。此外，大清律例中还有用鞭责代笞杖的，条件是旗人犯罪。《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唐律中无这些换刑的规定。宋刑统、大清律例通过换刑，把原五刑的执行灵活化了，尽管它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灵活也是对五刑制度的一种变革。
2.两刑同罚就是把两种刑罚同时适用于一种犯罪。唐律仅在个别情况下使用两刑同罚，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则广泛使用两刑同罚，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徒、流中加杖。《清史稿·刑法志》载：大明律规定“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具体适用的犯罪也不少，在此仅举一例。《大明律·刑律》“诬告”条规定：“若囚已决配，而自妄诉冤枉，摭拾原问官吏者，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中有关徒、流加杖的规定与大明律同。此外，还有刺字与徒、流并用的。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在刑律的“白昼抢夺”条中规定：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伤人者，斩。为从各减一等。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两刑同罚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唐律一罪一罚的定制，亦是对唐律法定刑的一种变革。
3.增加新刑种唐律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另附以没官、连坐等。唐后在此以外，另增加了一些新刑种，主要有：
①杖死。这是一种用杖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唐律规定死刑为二，即绞和斩。宋刑统认可杖死也为死刑。《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准“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应合处绞、斩刑自今以后，并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②刺字。这就是过去的墨刑。唐律废而不用。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皆有关于使用刺字的规定，主要适用于一些与盗有关的犯罪。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均在刑律的“窃盗”条规定：窃盗“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
③充军，这是一种将重犯押至边远地区服若役的刑罚。它常适用于一些死罪减等者，用刑很严。《明史·刑法志》载：“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都有关于充军的规定。《大明律·名例律》“杀害军人”条规定：“凡杀死军人者，依律处死，仍将正犯人余丁抵数充军。”充军还有与杖并用的。《明律·兵律》“宫殿门擅入”条规定：“入皇城门内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大清律例对充军作了规范的规定，内容包括充军的里程发遣部门等。《大清律例·名例律》“充军地方”条规定：“凡问该充军者，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发四千里。定地发遣充军人犯，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仍抄招知会兵部。”律中多处适用充军。《大清律例·户律》规定：“诈称各卫军人不当军民差役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其它的不再赘列。
④凌迟。这是一种用刀脔割罪犯使其慢慢痛苦死去的酷刑。此刑在辽时入律，明清都沿用，适用于一些最严重的犯罪。《大明律·刑律》“谋反大逆”条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杀一家三人”条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大清律例的规定与以上同。
此外，还有枭首等，在此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刑罚皆为唐律无，也不列入五刑范围，成为一种五刑之外的律中之刑。为此，薛允升很不满意。他说：“唐律无凌迟及刺字之法，故不载于五刑律中，明律内言凌迟、刺字者指不胜屈，而名例律并未言及，未知其故。”“复枭首、凌迟之刑，虽日惩恶，独不虑其涉于残刻乎。死刑过严，而生刑过宽，已属失平”。⑿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刑制的改革不仅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唐律的框框，还有用刑渐重之势。除折杖法外，无论是两刑同罚，还是增设的新刑种，均酷于唐律规定的五刑。用刑是用法的测量计，用刑渐重直接反映用法的加重。它可帮助人们知晓宋、明和清刑事立法的概要和趋势。
五、变革的原因
法律既属上层建筑，又是国家意志，它的变革必有多种原因，唐后对唐律的变革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1.社会情况的变化法律是一种应时性很强的统治工具，社会情况的变化是对其进行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法律不适时，就会变成具文，失去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唐律的内容虽然很周全，集了古者立法之大成，但是唐后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有些内容不同程度地落后于现实，有的甚至已无存在的意义。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便本能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立法权，删改损益唐律的内容，制订新律，以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在这方面，有关经济民事方面的内容十分典型。唐律定本于唐前期，其中有关经济民事的规定以当时施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出发点，并以维护、执行这些制度为目的。可是到了宋、明、清，一方面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早已废除，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已露头，唐律中原有的一些规定显然已经过时。因此，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删去了唐律规定的“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目，废弃其中无用的内容。同时，根据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新增了一些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打击破坏经济秩序和有损正常民事活动的犯罪行为。宋刑统增设“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中的一些内容都直接有助于调整公民的财产关系，以适应当时日益发展的继承和典卖问题的需要。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特别设立“盐法”、“私茶”和“匿税”等条，确立国家对盐、茶等的专管和对税收的严格控制严惩违犯盐、茶法和税收规定的犯罪行为，维护当时的经济秩序。这些都是唐后社会的必然产物。唐律制订时，还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其它一些内容的变革也都与社会情况有极大的关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2.立法经验的结累立法是一种国家职能。法律由统治者主持制定，因此他们的立法经验对立法内容的关系极大，它也是法律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注意总结前人立法之得失，并根据本朝代的特点，变改唐律一些内容，使之更好地为己所用。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三典”之说。《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以后的立法实践所产生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商鞅用重法，秦国大振。秦朝用重法，二世而亡。汉、唐初用轻法，得人心，国兴民安。南朝梁武帝用轻法，“每年数赦，卒至倾败”。⒀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前人用法的经验和教训，并正视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认为虽是新邦，仍需用重典。历史上也有他们用重典治国的记载。《宋史·刑法志》载：“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这在宋刑统中亦有反映，用杖死这一酷刑就是一个方面。朱元璋执政后，也主张用重典。他曾说：“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⒂大明律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故新增之刑无一轻于五刑，且全为酷刑。大清律例与大明律相差无几。因此，薛允升在比较了唐、明律后认为，大明律有重其所重之处。其实，这一“重”正是明初的统治需要，因为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明律重典治国，明初的政权会得到巩固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会有较大发展吗？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明律相对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不能简单理解为“重”，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否则，历史将会改写。当初用重典，既是统治者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总结和借鉴前人立法经验的结果。
3.立法技术的提高立法是一个把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技术很重要。高的立法技术，可使制订的法律准确地反映统治阶级的要求，符合时代的需求，并为司法提供正确依据。相反，法律就会歪曲反映统治者的意志，甚至破坏法制的协调，造成法制混乱，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我国古代的立法者大多重视立法技术，立法技术也因此而不断提高。从唐律到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体例的发展和变革过程，可以看到一个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唐律十二篇，内容简要明了，而且名例列入篇首，集中了前者立法之精华，立法技术高于以往。但宋的立法者并没停止不前，他们制定的宋刑统在篇下分门，分门别类，还在律条后附以其它法律形式的相关内容，以类相聚。这给查律者带来方便，易查易找，一目了然。宋刑统在立法技术上确有高于唐律之点。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不仅一改唐律的篇目结构，还减少律条，使用较少的律条规定一样需要的内容。另外，它们还在篇目下分条，既有律篇下分条的长处，又有宋刑统篇下分门的优点，使这一体例更接近于现代刑法典章、节、条的体例结构。明、清又在立法技术方面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立法技术的提高同样成为变革唐律的一个原因。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虽对唐律进行了变革，但仍保留着唐律的指导思想和大量的内容，唐律的影响处处可见。另外，它们的变革也是以唐律为基础的变革。没有唐律，不可能有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这从又一个角度证实唐律的深远影响和它在我国古代立法中的重要地位。
①②⑧《宋刑统》第514页，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下同。
③《宋刑统》第515页。
⑤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名例律》“无官犯罪”条。
⑥《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
⑦《宋刑统》第518页。
⑨《宋刑统》第519页。
⑩《历代刑法考》第1830页。
⑾《宋刑统》第508页。
⑿《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五刑”条。
⒀吴兢：《贞观政要·赦令第三十二》。
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4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调整军事活动领域内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经商至西周，古代奴隶制军事法有了一定的发展。
夏朝（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 一说公元前22世纪～前16世纪）的军事法 ，史料缺乏。据《尚书》等文献记载，“誓”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法形式。它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夏启统兵征伐有扈氏时在甘（今陕西户县境内）地誓众：“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誓文大意是：在战车左右的战士，如果不按规定的方位作战，就是不听从命令；凡是执行命令的就在祖庙奖赏，违者则要在社神面前被杀掉或被罚为奴隶。可见约束军旅服从命令，努力作战，实行厚赏重罚是夏朝军事法的主要内容。
商朝（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的军事法令，除文献外，在甲骨文中保留了一些资料。“誓”也是当时军事法的重要形式。如商汤伐夏桀时曾作《汤誓》告诫军伍之人：“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不从誓言，吾则孥戮汝。”赉是赐予之意，誓的目的也是以赏罚来鼓励作战。“律”也是商代的军事法形式。甲骨文有“师惟律用”一语，与《易经》“师出以律”相印证。“律”起军纪和战时行为规范的作用。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军事法的形式和内容，在沿袭夏、商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临敌作誓仍然是其主要的军事法形式。据《尚书。周书》记载，周武王伐商，曾作“牧誓”，鲁侯伯禽征伐徐戎曾作“费誓”。周王已经把“黄钺”、“白牦”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权的标志。据《周礼》记载，此时还设置大司马一职专管军事，以军事事情令的形式传达王令、指挥部队并兼管军中的赏罚，其属官诸子掌教治“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四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西周军事法的主要内容仍以约束参战人员行动为主。“牧誓”、“泰誓”颁布了战场纪律，规定在战斗中，每前进冲杀几次后，就要“止齐”（即整理队形）；要“弗迓克奔”（即不杀投诚的敌人）；规定 “弗勖”（即不努力作战）和“后至”皆斩。稍后的《费誓》中出现了约束已方战士和平民保证作战物资供应的内容，如规定不及时足量地供应粮食、饲草、修筑工事的材料，以及损伤马牛的行为，要受到“常刑”、“大刑”的惩罚。西周时对不从王征的军事犯罪已经有了简单的处理机关和诉讼程序。据西周中期的《师旅鼎“铭文载：”师旅众仆不从王征于方（ 鬼方），雷吏（使）厥 友弘以告于白懋父。“经审讯师旅众仆被判罚铜三百锾并要戴罪出征。
春秋战国军事法（ military l aws of the Sprin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战争连续不断，法治思想萌发并日益盛行。因此，以调整建军、治军和作战活动的社会关系为目的的军事法得到重大发展，中国封建制军事法的基本雏形于此时形成。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主要诸侯国纷纷改革军事组织和军赋办法，“做内政、寄军令”，军事立法从原来“自天子出”而变为“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誓”仍是军队集结进行演习或作战时公布战场纪律和奖惩措施的一种形式。秦晋韩原之战前，晋军曾临阵申明军法：“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领兵出征的卿大夫在军中已经有了军事刑罚的执行权，如楚国令尹子玉率兵攻宋前在阵地演习，曾“鞭七人，（箭）贯三人耳”，对怠慢者处以军刑。春秋各国军队中已相继设立坟
司法人员，如齐国、楚国有军正，顺国、晋国有司马、司空等官吏掌管军令军法，对违犯者要本着“军事无犯，犯而不隐”的原则处理。晋国大夫庆郑因擅进退、失次犯令、贻误战机、不救主帅而被斩于三军之前。但是在对主要将领过失犯罪的处理上一般比较轻微，如秦国大将阵明视伐晋失利，损失很大，但秦穆公不以“一眚掩大德”，仍用他作主帅，戴罪立功，孟再次代晋，则取得胜利。
占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 ），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变法，奖呀。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军队进一步职业化，军事法受到普遍重视。这一时期军事法的特点是：①军事法形式趋向多样化和在文人律开始成为主要形式，如湖北云梦出土秦简中即有《傅律》、《军爵律》、《中劳律》等。齐国称法或令，如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书中有《守法》、《库法》、《李法》、《守令》等名。王令和将军令也是军事法的重要形式。②军事法的内容更加广泛，从过去较多的约束作战人员扩展到也适用于一般官吏和平民，调整的范围也更加宽广，举凡兵役征集、军官任免、军队调动、建军治军、战场纪律、后勤供给等方面均有法律规定。例如秦国的《傅律》规定了成年男子“傅籍”（即户口登记）以应军役的年龄；《除吏律》规定必须按法律规定来任免军中的士吏或发弩啬夫，否则主管县尉要受罚或免职的处分，还规定军队中的弩机射手、战马、战车手都要依照法定标准训练，并进行考核，如考核不合格，本人及主管人员要被依法处罚；《置吏律》规定地方主管军事的县违法，须正式任命后才能到职视事，否则“以律论之”；《臧（藏）律》、《效律》、《工律》等规定管理人员要对储藏的军用物资的质量负责，要定期检查，如果出现差错有关人员轻则处罚，重则撤职，永不叙用。对武器装备的储藏、发放、归还也有一套具体规定，如官有武器均要刻上标记，否则主管者要受处罚；发放、归还要登记注册，如有误差，要依法赔偿；军粮供给受到保障，冒领、私买倒卖军粮被视为严重犯罪，有关人员要受到重罚。齐《库法》对武器制式、检验和储藏办法有详细规定，若库房毁坏而主管人员还知，要按大罪处罚。《守法》、《守令》对战时城池的防御、守城人员器械配备等作了规定，违者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军队调动要有符节，秦国法令规定，凡调动士兵50名以上的，必须有国君的右符与统兵官的左符会合，作为凭证。但如有紧急情况，也可例外。以上说明，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们力图在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皆有法式”，用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了进行兼并战争，各国都注意利用治军之法为维护军队。魏国有考选“武卒”之法，规定“中试”者可以“复其户”。秦国、齐国也有类似做法。军队组织编制有严格的法令，如《尉缭子》所记的“伍制令”、“束伍令”等。各国都注意用厚赏重罚来督促军队作战。秦国建立了军功爵制，共20级，不问贵贱凭军功获、递升，获爵者享受政治、经济及犯罪减刑等特权，还可以用来赎免奴隶身分。以此，秦《军爵律》、《中劳律》有详细规定。军事犯罪予以重罚，处罚多及于家属，如齐《守法》规定守城官吏“去其署者身斩，父母妻子罪”；赵国大将赵括出征，其母先向赵王请求如果儿子战败不要治她的死罪。军内实行什伍连坐制，秦国规定，同伍中1人逃跑，其余4 人要受刑罚；军官战死，亲军卫队也要受罚。
这个时期军事法的发展对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军事法（mi litary law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它崇尚武力，以战争征服六国；推崇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因此秦朝军事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适应了当时的军事需要。
根据史籍和出土竹简记载，秦朝的法律有律、令、制、诏、式和问答等多种形式，其中涉及军事的大体可分为以军事法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专律和含有部分军事内容的普通法律。前者有《傅律》、敦表律》、《军爵律》等。《傅律》，是登记民人应役、免役的专律，依《傅律》规定，成年男子到17岁时，要进行兵役登记，到60岁时才可免除。至于服役的具体时间和次数，则根据战事的情况灵活执行。《戌律》，是关于戌务的法律，1975 年湖北云梦出土的载有该律部分内容的残简，其中一枚称，一户中若不止一人登记应役，那么征调时就不同时应役戌边，若不严格执行，就处罚征调的官员《敦表律》是关于屯驻应役的法律，其中规定，城陷时没有进入战场的，本人和同伍、什的人以及主官都要分别受到处分，同伍的所受的处分重于同什的。《军爵律》，是依据军功大小而赐不同爵位和田宅的法律。其原则是，军功大的受高爵，无军功的虽富贵也不得爵。赐爵还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得爵以后有一系列考核措施，受爵后若发现“劳不实”要削爵，已转给子女的爵也要追回，并对本人及其子女治罪。含有部分军事内容的普通法律有《置吏律》、《工律》、《徭律》等。《置吏律》中有关军事的内容规定，尉经一定的任命后便可履行职权，不经法定的任命程序应予惩处。《工律》中有关军事的内容规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即制造武器要刻官府名称。如19 79年在秦始皇陵兵马坑出土的兵器-铜铍，其铭文为“寺工鲅工写”，其中寺工即官府名称。《徭律》中有关军事的内容规定，发徒众筑城要担保一年，不满一年墙杯，主管官须令筑墙人重筑，而前出劳役不计入应役期中。除上述各律外，其他学有一些涉及军事法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律名失考的残简中，始徒卒不到岗位值宿，其屯长对此不报；征调的军马，身高不足法定尺寸；所驯之马达不到法定要求等，依律均要受罚。
秦朝军事法大多产生于连年征战中，较为适用于战争环境，利于增强军队战斗力。其中有一分军功就有一定爵位的功赏相长原则，远比为秦所败的其他诸侯国先进。但秦晚期，法令日趋严苛，成了激起民变的因素之一。
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 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巩固和发展时期，其军事法在继承秦法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汉初，高祖命萧何定《九章律》，又命韩信申《军法》。武帝时曾修订旧律，补充新律。此后直至东汉末年多沿用这些律令。
律仍是汉朝军事法的重要形式，此外还有法、令、品约等。汉初的军爵等级和赐爵原则，多与秦朝《军爵律》相同，到汉武帝时对高爵有所限制。如2 0世纪70年代出土的 汉简《捕斩反虏论功拜爵律令》称“爵这五大夫”、“爵毋过左庶长”。汉武帝一度另订《武功爵》，爵分11级，爵称也与秦异，但旧爵并未废除，以致两种爵制还要互相折算。《越宫律》是警卫宫廷的律条，律文十分细密。其中规定丧服凶器、潜服贼器、奇服怪民皆不得入宫；冲犯皇家骑乘车舆，出入宫门不下车马，都要交罚金四两。汉朝的《军法》早已亡佚，全貌已不可见，但据《两汉会要》和《历代刑法考》可知其部分内容：如奔北或“沮败”弃市：“亡失多”，主官当斩或赎为庶人：“介胄之士不拜”：“军中闻将令，不敢天子诏”：“军中不得驰驱”等。两汉时属于军法方面的令有《戌卒令》，是有关军卒更戌的法令。《击匈奴降者赏令》与《军爵律》内容相近，是对与匈奴作战立功者赐爵位、财物和食邑的规定，其中有击匈奴“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等。在甘肃居延出土的内容与前令相似的《捕斩匈奴虏反 购赏科别》，是由各边塞军事当局制定的区域性法规。品约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规定。1974年出土 的《塞上烽火品约》计17枚竹简，主要内容是对不同地点、时间、人数、天候情况下匈奴人入塞时，驻边烽火部队的职责规定，如应燔举的烽火类别、数量、时间，先发现者燔举烽火后，相邻烽燧次递采取相应的措施等。另据戌卒“不知烽火品”等残简判断，品约有军事机密的性质，为具备一定官职的领兵官所掌握，由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将有关约章口授给烽火戌卒。再从本品约所载的几处地名看，该品约仅适用于居延都尉府及其辖区。
汉代的普通律令中多含有军事法方面的内容，如《九章律》中的《兴律》事关征发徭役以及城防守备等，内有烽燧、筑城、调军、符节等明细律文。如“擅发卒”依律当斩，“斥候望烽燧不得卧”等。《户律》是关于户籍、赋役、婚姻方面的法律，其中赋这一部分即是出军应役的规定。《厩律》为有关马政方面的法律，如规定“马高五尺九寸，齿未平，不得出关”，以防止有战斗力的马流入敌方。《马复令》规定官民人等为官府养马可免除一定的徭役和赋税。《盗律》有盗府库兵器处以弃市的规定。《囚律》载，当时有囚禁军人的“军狱”。《金布律》是有关府库钱币的法律，优抚士卒的规定就列于该律中，如律文之一规定：士卒战死疆场，先装入小棺，后运归本县，再由本县府库出资，更换棺木厚葬。
汉代对军职人员违反职责的刑罚已有比较完备的条款和档案文书。据1973年出 土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记载，候官广德，不巡行所辖各燧，不将亭燧涂色，军粮未按标准备齐，没按指定时日上报檄文，因此罚五十大板。此檄背面有小字细列广德违反职责的具体事实。
汉代军事法内容丰富，条款详明，很多方面为后代军事法所继承。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法 （militar y laws of the three Kingdoms，two Jins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东汉瓦解以后，由于世族地主势力强大和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纷纷涌入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的状态中。军事法律数量多，变化快，缺乏统一性和系统性。
三国时期（220～280），魏国 是三国中最强盛的国家，军事法律颁布也最多。东汉末年，曹操以武力扫平北方群雄，重视以法治军。他曾经制定《军令》、《船战令》、《步战令》等法令，并注意选“明达法理”者主持军中刑狱。《军令》主要内容是关于行军方面的纪律，如规定行军中不得著箭调试弓弩，军吏不得在营中屠杀牲畜货卖，不得砍伐农田果木，还有一些行军中矛戟旗鼓的使用方法。违令的惩罚是鞭、杖、髡翦以徇等。《船战令》是关于水战时队按照战鼓的指挥进行严装、就位、出发以及保持队形的规定。《步战令》内容较丰富，规定临阵喧哗、擅前后左右、违令不进、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临战兵弩离阵、无令妄行阵间、临战而退入阵、战不如法、妄呼大声、战阵取牛马衣物等行为皆斩。此令还规定由牙门将、骑督等在战场督战，违令者和怯懦逃卒皆斩之。为了保证兵源，曹操还实行“士亡法”，规定“征军士亡，考竟其妻子”，即将逃亡士卒家属抓来拷问，有时甚至将其处死或罚没入官。曹操重视执法，强调统帅更要遵守法令。有一次行军，他的马不慎跑入麦田，依军令，践踏麦田者要处死刑。曹操说：“制法而身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他割发代首传示全军，以示严格执法的决心。曹操重视在军中实行适度的责罚。他曾制定名号侯六等以赏军功，并命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青龙四年（ 236），魏国制定新 律18篇，其中有很多军事法方面的内容。《留律》有关于乏徭稽留、储峙不办、乏军兴的惩罚；《惊事律》有紧急告警、边境烽燧等内容。律典之外，魏国还制定有《军中令》、《邮驿令》等法规。
蜀汉丞相诸葛亮也以重视以法治军而著称。他曾为蜀国制定《军令》3篇，规范军队行动，并把期会不到、闻鼓不进、唤名不应、却退不斗等各种军人破坏作战行为归结为轻军、慢军、盗军、期军、背军、乱军、误军7 种罪，称为治军七禁，犯者一律处斩。诸葛亮认为持军作战必要严明法治，否则“百万之师无益于用”，行法治的办法是“严赏罚之科”，不偏私、贵责上。街亭一役，蜀军失利，他挥泪斩杀违反主师令而败军失地的大将马谡并上表皇帝请求自贬三级，承担战败责任。史称诸葛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因此他指挥下的蜀军有很强的战斗力。吴国承汉旧法，刑罚尤重，但是注意笼络将领，曾经规定：“诸将有重罪三，然后议”，并撤销一度实行过的“督将亡叛杀其妻子”之法。一般将领也注意从严治军，如吕蒙部下私取民笠覆官铠违反了军令，吕蒙不因其为同乡而废法，“垂涕斩之”。蜀吴军中均设有军正专司军刑。
两晋时期（265～420），西晋 制定的法律以律、令、故事为主要形式。律的主要内容是刑法，令和故事是行政法规，违反令和故事的规定就要按律来治罪。晋律共20 篇，其中的《擅兴》、《卫宫》、《厩律》诸篇内容大多与军事方面的活动有关。晋令40 篇，包括《军法》5篇以及《军吏员》、《选将》、《宫卫》、《军战》、《军水战》等篇。晋律有“乏军兴”、“虚张首级”、“斩首不实”、“诈增虏获”、“后失军期”等军事犯罪的惩罚。《军战》、《军水战》令规定了陆战和水战时的军士装备、作战指挥标志、阵形等内容。《军法》令规定误举或不举起烽燧等行为的处罚办法。
东晋时，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史称十六国。这些政权一般为时较短，统治地区也较小，多数时间处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因此法令多变，治军繁苛。他们常以严法索要军需，如后赵石虎曾是姓按人出车、马、牛、米、绢等军赋，“不办者斩”：“禁畜私马，敢匿者斩”。有些地处边疆的政权（如北凉）还强制县、乡点阅民人从军作战，对“逋不从征，不具弓箭，不遂部伍，慢乏兵事”的行为处以髡、鞭、杖等惩罚。在比较平和的环境中，汉化较深的政权也注意军法简约，如后秦姚兴就曾下令“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来代替过于繁苛的军令。
南北朝时期（420～589），南 朝宋、齐两代基本上沿用晋朝的法律，少有变动。梁时曾撰令30篇，其中有《宫卫》、《选将》、《军吏》、《军赏》等篇。陈朝也曾进行过修律活动。南朝统治者重视用罪犯补兵办法保证兵源。宋孝武帝时“更为严科，诏士族杂婚，皆补将吏，避役必斩”；还规定，民杀长吏者，除本人终身监禁外，“家口补兵”；主守自盗10匹、平常人盗40匹，“降以补兵”；甚至对于劫贼要“同籍期亲补兵”。梁律规定“劫身皆斩，妻子补兵”服兵役成了仅次于死刑的一种惩罚措施。宋朝代东晋而立，实行亲王领兵分镇制，但很重视兵权控制。宋孝武帝（454～4 64）立制规定地方将 领必须接到皇帝手诏，才能动民兴军，只有在“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卒”时才能机动行事。南朝法律重军人之罚。陈武帝永定年间（557～559） 规定“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陈宣帝太建年间（569 ～582）曾诏令蠲除 苛法，“民罪无轻重，悉皆原宥，将帅职司军人犯法，自依常科”。
北朝的魏、齐、周三代均为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其军事法具有浓厚的原始部族色彩。鲜卑人初入中原时部落组织犹存，“每以军令从事”，部民“多违命得罪，死者以万数”。逢军事行动，“后期者皆举部戮之”。北魏统一中原以后，仿效汉魏制定了律典，其中有宫卫、厩牧、擅兴等军事方面的篇章和临军征讨而逗留不赴、军还先归、征戌逃亡、后军期、擅兴事役等罪名。北齐、北周的法律与北魏大体一致。他们虽然制定了法律，但是以军法治理平民之事还是经济发生，如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 在城东马射，“敕京师妇女悉赴观，不观者罪以军法”。
隋唐五代军事法（ military l aws of the Sui and tand dynasties and the Five Dynasties）
隋朝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国家重建统一、国力强盛、法制较受重视的时期，封建军事法律此时趋于成熟和完备，执法也比较严谨。唐朝晚期和继唐而出现的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兵变频繁，法制逐渐紊乱。隋朝（ 581～618）建立 之始即重视军事立法，在文帝开皇（581～ 600）年间和炀帝大 业（605～618） 年间都进行过大规模的修订包括军事法在内的法律的活动。唐朝（6 18～907）取代隋 后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隋速亡的教训，认识到“大事在于军戎，设法须为重防”（《唐律。疏议。擅兴》），因而在隋初法律的基础上，于武德、贞观、永徽、开元等年间进行了多次修订，逐渐形成比较完备而成熟的封建军事法体系。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5
【关键词】法治；教育；内容
党的十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法治新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将法治作为一种精神来弘扬，并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深化了法治教育的目标任务，又拓展了法治教育的内容。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武装力量，武警部队在建设、管理以及遂行任务的过程中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提高官兵的法律素养对于规范和保障武警部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官兵合法权益，推动武警部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武警法治教育是国家法治教育、军队法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国家和军队法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学习掌握国家法治教育、军队法治教育的内容。同时基于武警部队自身性质、任务、职能等不同，武警法治教育的内容又必须紧贴武警部队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和维护官兵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人民武装警察具备公民、军人和武装警察三重身份，在法治教育内容的确定上，既要掌握公民法治教育的内容，又要掌握军人法治教育的内容，还要掌握武警法治教育的内容。
一、公民的法治教育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公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法治建设的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用法治宣传教育的方法，不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任务，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2011年至2015年是全国第六个普法宣传五年规划。根据“六五”普法规划，当前对公民进行法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突出学习宪法，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爱国意识、国家安全统一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的基本法律，包括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方面的法律，充分发挥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武警官兵作为公民，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学习《宪法》，掌握我国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内容，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此外，还要学习掌握《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基本法律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高依法处理涉法问题的能力。
二、军人的法治教育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军队建设的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理论武器。对军队法治建设高度重视，反复重申：“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依法治军是强制性与自觉性的统一。落实依法治军既要强调依法从严要求，更要注重培养广大官兵的自觉性。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守法意识，其前提是学习法律知识，关键要抓好法治教育。军人法治教育是公民法制教育中的一种特殊的教育领域，具有鲜明的“军事性”。军队法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授法律知识，遵守法律秩序，更重要的是在于唤醒官兵积极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意识，保障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顺利实施。因此，军人的法治教育必须着眼遂行任务、规范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以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需要，在教育内容的确定上既要学习公民法治教育的内容，由又要体现军队自身特色。
国家六五普法规划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六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参照国家普法规划安排部署。”根据国家六五普法规划，总政治部制定了全军第六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全军第六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官兵、突出重点、普治并举、改革创新，注重把法治宣传教育与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为促进军队建设发展“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军人法治教育的内容在公民法治教育内容的基础上还应该包括：着眼坚定政治信念，学习《国防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现役军官法》、《预备役军官法》等军事法，在教育中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起来，增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治理念，筑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要紧贴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践，学习《国家法》、《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以及国际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增强依法履行职责使命的能力。此外，要围绕依法治军开展法治教育，学习依法治军理论、有关部队管理工作、安全稳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根据《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军人法治宣传教育应突出军事法规的内容，在法治教育中要以军事训练法规和管理法规为重点，学习《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军队预防犯罪工作条例》、《中国人民防暴条令》、《军队抢险救灾条例》、《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军事训练大纲》、《中国人民法律战纲要》、《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内务条令》等军事法规。武警部队的特殊编制体制决定了武警部队在组织、人事、管理、训练等方面参照适用的相关规定。因此，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有关军队建设的各项规定同样适用于武警部队，在具体落实时应充分结合武警部队的实际进行。武警官兵作为军人，必须充分认清依法治军的重要性，认真学习这些军事法规，深刻领会内涵和精神实质，理解掌握具体内容，切实做到官兵自觉学法、干部带头守法、部队严格执法，依法规范执勤、战备、训练和各项建设。
三、武警的法治教育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6
一、高等农业院校“旅游法规”课程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已从七八十年代的单纯游览观光发展到目前涵括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多个领域，这种多领域的交叉重叠造成了旅游活动中发生纠纷和触犯法律的现象越来越多。［2］［3］作为旅游专业人才必须了解和熟悉有关旅游法律法规基本理论，因此，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旅游法规”随之成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课程。然而在不少高等农业院校开设的“旅游法规”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出现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素质不高的现象。
(一)师资力量薄弱
我国整体旅游相关专业的办学时间不长，高水平、研究型的旅游专业人才不多，从事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大多数学历较低，缺乏相应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因而教师专业化程度整体不高。由于高等农业院校中“旅游法规”课程的授课教师专业知识不甚精通，使得课堂所授内容多着力于教材内容而缺乏相关内容的联系和延伸，教学变得照本宣科、缺乏激情。
(二)课程教学体系不合理
目前高等农业院校在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安排上存有一定的不合理性。首先，作为旅游管理专业，在核心课程上主要偏重于旅游资源、旅游规划与设计、旅游策划、风景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旅游法规相关学科的设置，如法律基础教程等。其次，在教学实践环节中，实习内容也主要为饭店管理、旅游资源学、旅游景区规划等，没有设置旅游法律法规的相关实习内容，这样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旅游法规相关知识不能得到具体的实践应用。
二、高等农业院校“旅游法规”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达到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目的，在结合笔者近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在教学内容设置、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改进考试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旅游法规”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些探索与实践。
(一)教学内容的设置
结合21世纪旅游产业对旅游人才需求发生的变化趋势，要求我们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以“必需、够用”为原则，突出课程的实用性，着重强化技能培训和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内容设置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模块。
1．法律法规知识模块内容主要包含几个部分。(1)法律基本知识。该部分主要对我国所有法律法规有个基本的了解，尤其是与旅游行业相关的应着重介绍，使学生有个较为系统的法律认识。(2)旅游法基本知识。该部分主要介绍旅游法产生及其调整对象，国内外旅游立法现状以及旅游法律关系的构成，检验学生对旅游法律责任必备条件和法律责任后果的掌握程度。(3)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该部分主要包括旅游者合法权益以及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六大旅游相关领域内旅游消费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培养学生感知旅游相关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关联性。
2．实践模块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生能把旅游法律法规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提高法律意识，通过案例分析和模拟纠纷处理，巩固并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丰富
为了增强教学效果，达到高等农业院校培养旅游高素质人才的目的，要求教师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上不断探索、改革。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质量。
1．提问式和讨论式教学课堂提问内容包括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知识及本次课讲授的内容，在形式上主要是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目的是考核学生对旅游法律规范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或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对授课教师所给出的案例或提出的法律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各小组写出经组员讨论后形成的书面意见，再由授课教师对部分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见加以点评，并请部分学生参与交流。［4］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灵感、培养合作精神及语言表达能力。
2．案例教学把抽象的政策、法律理论、法律法规具体化，把学生引导到实际问题中去，通过分析与互相讨论，从而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具体化，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途径。这种方式可将理论教学与实际案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课堂讲解生动清晰，从而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强化课程的应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5］
3．模拟“法庭”和“旅游律师团”通过学生模拟审理案件的全过程或是作为“律师”角色对案例进行分析与解决，在检验理论掌握的同时，锻炼学生的胆识，形象、直观的再现了法庭审理和“律师”辩论过程。这种教学方法使枯燥的旅游法律知识生动化、形象化，学生印象深刻，同时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4．实践教学按照教学计划的实践教学课时安排，利用寒暑假期到法院、旅行社、旅游景区、涉外饭店、旅游质量监督所等地进行实践教学。通过这种实践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训练了学生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司法职业精神，亲身感受诉讼的基本步骤、程序，加深对旅游法律法规具体运用的认识。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7
第一条、为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立法工作，提高立法效率，保证立法质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立法工作包括：
（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代起草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的工作；
（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颁布部门规章的工作；
（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参与的其他立法工作。
第三条、立法工作应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贯彻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
立法工作应遵循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急需先立、逐步完善的原则。
立法工作应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借鉴国内外立法经验。
第四条、立法工作应在法定权限范围内按照规定程序进行。
第五条、法制司负责综合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险立法工作。
第二章、规划、起草和审核
第六条、法制司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有关业务司局报送的立法项目建议书和实际工作需要拟定部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经部务会议审定后施行。
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应包括立法项目名称、主要内容、起草单位、项目负责人、完成时间等内容。
各司局可根据工作需要，每年向法制司送交年度立法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书应包括立法名称、主要内容、负责人、完成时间及立法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材料等。
第七条、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由法制司负责组织实施，并可根据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对规划和计划提出调整建议，报部务会议批准后进行调整。
第八条、列入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由法制司组织相关业务司局成立起草小组负责起草；部门规章由主管业务司局会同法制司成立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并征求相关业务司局的意见。
起草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应听取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意见。
第九条、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应包括明确的立法目的和依据，应对适用范围、规范内容、法律责任、施行日期等作出明确规定。
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应做到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用语规范，文字简明，内容完整，并对专门词汇进行定义说明。
第十条、部门规章定稿后，由起草小组主要负责人签署，送法制司进行审核，同时应附送起草说明和有关背景材料。
第十一条、对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法制司应审核以下内容：
（一）立法依据是否充分；
（二）起草的法律草案是否与宪法或现行法律相抵触；行政法规草案是否与宪法或现行法律、其他行政法规相抵触；部门规章是否与宪法和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部门规章相抵触；
（三）内容是否完整、明确、具体、可行、与同一层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否交叉、重复；
（四）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
（五）结构是否合理，文字表达是否准确；
（六）与其他部门主管的业务工作有关的，是否进行过协调，意见是否一致；
（七）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第十二条、审核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法制司应组织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总工会、地方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及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并邀请专家学者参加论证修改。
第十三条、经审核符合要求的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应及时提请部务会议审议，并附送审文本、起草说明和审核说明。
第十四条、经审核不符合要求的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由法制司向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经起草小组修改后再提交部务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经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由部长签署后报送国务院。
对报送国务院的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由法制司统一负责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系。
第三章、公布、备案和解释
第十六条、经国务院批准，授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行政法规和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部门规章，由部长签发部令予以颁布。
第十七条、对授权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应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备案。
第十八条、对有权解释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全面解释，按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程序进行；进行部分条款解释，由有关业务司局起草解释草案，经法制司审核后送办公厅报部领导签发，以部或部办公厅文件的形式。
第四章、清理、修改和废止
第十九条、对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应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清理。
清理工作由法制司负责并组织有关业务司局进行。
第二十条、经清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应当进行修改。其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应向原机关提出修改建议。
（一）所规范的部分内容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变化不相适应的；
（二）所规范的部分内容与新颁布的高一层次或同一层次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抵触的；
（三）制定颁布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机关认定的其他原因。
第二十一条、需要修改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法制司商有关业务司局提出建议，报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其中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应向原机关提出修改建议，经批准后按代起草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的程序进行；部门规章的修改，由主管业务司局会同法制司进行。
第二十二条、经清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应当废止。其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应向原机关提出废止建议。
（一）所规范的内容已不适应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变化的要求；
（二）已被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取代；
（三）调整对象已经消失；
（四）有效期届满；
（五）制定颁布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机关认定的其他原因。
第二十三条、需要废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法制司商有关业务司局提出建议，报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属法律、行政法规的，报请原机关予以废止；属部门规章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予以废止。
第二十四条、修改或废止授权范围内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令或决定的形式予以公布，并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备案。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对我国拟加入、解除或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由国际合作司提出建议，会同法制司组织论证后，拟文报部领导审批，并与有关部门会签后报国务院。
第二十六条、部外来函征求与我部业务有关的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和部门规章的意见，由法制司征求有关司局修改意见，经综合审核后报经部领导同意，以部或部办公厅的名义予以函复。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横向构成；纵向构成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06-04
近年来，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不断推进，在清洁生产、废弃物的再利用与资源化、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构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循环经济的发展彻底变革了传统的通过牺牲生态环境获取经济利益的生产方式，开创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和谐相融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从经济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迫切需要循环经济法制为其提供保障。目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梳理，形成正确的认识。
一、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之内涵界定
在探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之前，有必要先明确法律体系的内涵。一般而言，法律体系，也称之为法的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1]。但也有学者认为，法律体系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由一国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性文件组成的综合体。相较而言，在法学理论中，法律体系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不同的概念，是有区别的。首先，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的构成要素是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法的形式渊源。多层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宪法及其统帅下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其他各层次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则是法律部门，是以法律部门的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次，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以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范围和效力等级为分类组合标准，而法律体系则是以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为分类标准。但法律体系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两者虽然存在差异性，但是也具有相融性。法律体系侧重于从法的内容和功能的维度来解构组合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但它也包含形式上的要求，即要求该法律体系在效力上的等级性和功能上的逻辑性。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则主要从法的外部形式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来分类组合一国现行全部法律，但它同时也要求内容和功能的完整性。可以说，法律体系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这两个概念在具体要求上是密不可分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中的法律规范，除了以习惯法、法定解释为表现形式的以外，在现代国家大多数都是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在分析循环经济法的体系时，既要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该体系，也要从效力等级的角度来分析该体系。
从此意义上讲，循环经济法的体系，是指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依据其具体调整内容的不同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它既包括“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也包括宪法和其他体现循环经济内容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不同效力等级法律规范当中的具体条文”[2]。我们既要从效力等级的纵向角度对我国现行全部现行法律规范进行整理、归纳，这样在形式上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把握和理解。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要从内容的不同来对现行循环经济法律规范进行分类，解析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横向构成。
二、循环经济法体系的纵向构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
（一）宪法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条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9条第2款、第10、14、26条等，宣誓性地确认了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如其明确规定，国家是保护珍贵动、植物，保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第一义务人，有权禁止任何组织、个人采用任何形式侵害自然资源。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在其第10条的规定中更是隐含了“减量化”的理念，提倡节俭，反对浪费。这些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法律指导作用。但是，对于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在宪法中没有直接规定，使得循环经济法体系缺乏宪法的直接指导。今后，宪法应加以修正完善，以适应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生态文明的需要。
（二）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
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和修改的，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某一方面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关系或基本问题的一种法”[3]，是我国法的形式体系的主导。目前，我国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比较多。根据内容侧重点不同，可以把法律层面的循环经济法分为两个方面。
1.循环经济基本法。2009年颁布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我国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龙头法和统帅法，它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作了全面系统综合的调整。它是一部“将清洁生产、固体废弃物利用、环保产业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等相关内容统一纳入循环经济框架内综合考虑的法律，是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并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则，是在本体性循环经济法领域规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行业资源回收利用的法律”[4]，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走上法制化、规范化道路的重要标志，也是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
2.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相关的其他法律。循环经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绿色消费等领域。因此，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其他法律零散地分布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能源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中。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法促进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农业法》、《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法》、《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或其中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条款对于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节约，对于污染的预防、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等都作了规定，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属于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范畴。但总体来看，我国现行循环经济法律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除了《清洁生产法》外，主要是在环境资源保护等法律规范中附带性地规定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且相互之间缺乏配合，相融性、协调性不够。
3.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制定或修改的有关行政管理和管理行政两方面事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5]。目前，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中已有不少规定涉及循环经济方面的内容。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森林法实施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退耕还林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开采等级管理办法》、《资源税暂行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这些行政法规在数量上并不少，但总体上看专门针对循环经济进行规定的行政法规不多，许多领域尚待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譬如《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垃圾处理条例》等。
4.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权力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城市均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各地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实践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性立法主要有：《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法》、《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甘肃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陕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大连市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一方面为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特色不够明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循环经济法律规范与《循环经济促进法》内容大同小异，借鉴多，特色少。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各地经济发展侧重点各不相同，因此作为地方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也应体现当地特色。
5.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行政规章。行政规章，是指由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分为部门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行政规章。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行政规章是目前循环经济法体系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为庞杂的法律规范。国家层面涉及循环经济的部门行政规章主要有：《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新能源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暂行规定》、《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缴纳矿区使用费的规定》、《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管理规定（暂行）》、《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地方政府规章主要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制定的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推动清洁生产的办法，各地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方案以及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其他配套规定。如江苏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实施意见》、《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杭州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实施办法》、《南京市促进清洁生产实施办法》、《云南省清洁生产表彰奖励办法》、《云南省清洁生产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北京市实施细则》、《东莞市节能与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循环经济示范项目认定办法（试行）》等。这些行政规章是对《循环经济促进法》及其地方性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充，在内容规定上更加具体明确，更加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更具有可操作性。
6.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标准。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相关技术标准的规范和保障。这些标准包括高耗能、耗水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能效标准、环保绩效考核评价标准等。《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5号）都明确指出，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循环经济发展标准体系。不断制定和完善节能、节水、节材和废物再利用、资源化等标准；加快制定可降解产品、再生利用产品、餐厨废弃物资源化产品、利废建材等产品标准和农业机械禁用及报废标准；健全能源效率标识等产品资源消耗标识制度；明确过度包装商品标准等。我们认为，这些标准是循环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特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标准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技术规范，它通过一些定量性的数据、指标、技术规范来表示行为的界限，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也像其他法规一样，要经授权由有关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发。可以说，循环经济发展标准，既具有技术性的一面，也具有法律性的一面，既具有规范性，也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三、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横向构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调整内容
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横向构成，是指由循环经济规范性法律文件根据调整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分工组合而成的统一整体。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决定于循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构成。但目前，我国在理论上以及立法实践中都未对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共识性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们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领域因从事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以及绿色消费等活动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来理解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6]。我们认为，学者们虽然表述不一，但其实质是相同的，即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循环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这一在循环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是特定的，从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又可以分为宏观循环经济关系和微观循环经济关系。相应地，从横向结构划分循环经济法体系可以分为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和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横向上看，法的体系组成要素是法律部门，但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工作刚刚起步。从内容上看，目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立法不健全、部分领域处于空白的问题。循环经济专门性立法少，相关配套立法缺乏。发展循环经济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贸易、科技、教育培训等纵向管理，以及企业经营、垃圾处理、建筑、食品、化学品、家电、服务行业等领域”[7]的法律规范需要制定和完善。从效力上看，目前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和内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大多以“暂行规定”、“通知”、“意见”、“决定”等形式出现，效力等级不高，从而缺乏权威性和规范性。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不宜将循环经济法再划分为宏观循环经济法和微观循环经济法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将其称之为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和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更符合实际。
（一）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
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是调整在国家对循环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根据具体调整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法律规范、循环经济产业法律规范、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财政法律规范、税收法律规范、金融法律规范、投资法律规范、价格调控法律规范等。总体来说，我国现行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严重缺位，主要是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如《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政府应当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责任制，采取规划、财政、投资、政府采购等措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设立发展循环经济的有关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的科技研究开发、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推广、重大循环经济项目的实施、发展循环经济的信息服务。要将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列为重点投资领域；要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的价格政策；要绿化政府采购政策等。这些规定对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太过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而一些关于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定以及财政、金融、税收、投资等激励制度则主要体现在国家及各地方政府的循环经济发展计划或实施方案之中，或者以行政规章、政策性规定等形式出现，法律效力较低，具有政策性、临时性、短效性等特征，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稳定的调控体系。
（二）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
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是调整在国家协调各类主体全面参与循环经济相关领域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根据循环经济“资源开发―能源开发―生产―流通消费―废物综合利用―污染防治”这样六个基本领域[8]，我们把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按照上述各个领域进行分类。这些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分成六类：一是在资源开采、利用、保护和节约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包括《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水法》、《矿产资源开采等级管理办法》等资源领域的法律规范。二是在能源开采、利用、保护和节约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包括《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新能源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暂行规定》等能源领域的法律规范。三是在生产领域的法律规范，主要是指《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及各地为促进清洁生产颁布的实施意见等法律规范。清洁生产属于循环经济的实质内容之一，它在生产领域体现了循环经济思想。四是在流通消费领域的法律规范，在这一领域我国还没有涉及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主要是一些散布于其他法律中的条款规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反对浪费”。五是在废物综合利用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年修订）、《废弃电气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六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必须指出，我国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与《循环经济促进法》之间的相互重合和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且许多领域存在立法空白。
总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随着循环经济不断发展实践，循环经济法体系也必然会有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今后的重点在于：纵向构成方面应不断提高循环经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进一步细化规范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在横向构成上，“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为指针，协调好相关法律规范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关系问题，适时修订相关规定，使各项立法相互协调配套，发挥整体合力”[9]。同时，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工作，如制定《绿色消费促进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容器与包装物分类回收与利用法》、《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垃圾处理条例》等法律规范，填补立法空白。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规范循环经济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保障和促进循环经济以致循环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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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玉基，俞金香.循环经济基本法律制度研究――基于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23.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9
数学中探索规律的过程，实际上是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综合运用的过程。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演绎推理，弱化了合情推理，影响到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合情推理是丰富多彩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是两种用途最广的合情推理。彭加勒曾经说：“逻辑用于论证，直觉用于发明。”因此，在探索数学规律的思维活动中，既要用合情推理发现数学规律，又要用演绎推理加以论证，以保证结论的正确性，两者缺一不可。让学生在给定的事物中发现、探求隐含的规律或变化趋势，突出探究规律的过程，体验探究和发现规律的方法，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综合、归纳和推理等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现行教材设计特点的分析
新课程实施以来，经过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不同版本的小学数学实验教科书，都对“探索规律”的内容进行了合理选择和精心设计。但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内容选取相差甚远，编排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苏教版和人教版两种教科书中关于“探索规律”的内容分别在两个学段中都以主题单元方式进行了独立设计，把探索规律的教学作为培养归纳、类比等合情推理能力的重要载体。纵观各册教材进一步发现，在其他各个学习领域，还以分散渗透的方式穿插编排了有关数学规律的探索性内容，重视让学生经历知识的探索过程，把发现规律、探索规律渗透于教学的全过程。但不同的教材在内容的选取上存在明显差异。苏教版教材主题单元的设计，主要是让学生在现实的情境中探索事物的间隔排列、简单搭配以及简单周期现象中的规律，并通过平移的方法探索、发现简单图形覆盖现象中的规律，使学生经历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并从中体会列举、画图、计算和有序思考等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培养学生发现和概括规律的能力，初步形成回顾与反思探索规律过程的意识，提高解决相应的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人教版教材以独立单元设计的“探索规律”的内容相对较多，并且分布在各个年级。选取的内容主要是图形变化规律、数列变化规律和操作活动变化规律。内容设计的活动性、探究性比较强，一些内容直接设计在数学实践活动之中。
三、合理建构内容形式
《标准》把“探索规律”置于突出的位置。一方面，在公式、法则、算法等规律性知识的教学中强调让学生经历发现、探索的过程；另一方面，将“探索规律”作为数与代数中的独立内容，以加强这方面知识的教学力度。因此，小学数学中“探索规律”的内容主要是数、式、形的规律的探索，并宜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设计。即在不同阶段设置独立的单元，以适当的主题进行“探索规律”的学习，同时以相关内容的学习为载体，以分散渗透的方式，引导学生经历知识的探索过程，发现给定的事物中隐含的规律与变化趋势，培养学生归纳、类比等合情推理的能力。
“探索规律”内容的设计，应体现素材选取生活化、情境设置趣味化、呈现方式多样化等特点。也就是说，要从儿童身边的事例入手，设计现实的、有意义的内容，使数学学习更加生活化、社会化、趣味化；要从创设问题情境入手，提出具有开放性、挑战性的问题，促进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同时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内容，如图形、漫画、表格、文字等。学生探索规律时需要从题干、表格、人物之间的对话当中获取信息，有时信息多余，需要学生选择，有时信息不足，需要学生设法间接获取，让学生经历“现实题材——提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研究或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
四、恰当把握内容设计的层次性和探索性
法律法规主要内容篇10
至于国际私法到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张国际私法是程序法或主张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性质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都主张国际私法的范围里包括有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另一个是认为冲突规范只是解决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并不能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程序法的性质。而主张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也不是程序法，而是一种与实体法和程序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的学者，所强调的是：冲突规范这种间接规范既不调整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又不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这一特点。
笔者主张国际私法是实体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首先，国际私法的范围不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在内。
其次，国际私法范围内的间接规范所调整的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诉讼关系，所要确定的是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而不是诉讼权利义务内容。
此外，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和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准用性规范”是相类似的。(27)而要确定某一类法律规范到底是实体法规范还是程序法规范，最为关键的是应该看它们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实体关系还是程序关系，看它们所要确定的是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还是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间接规范这种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特点并不能否定其实体法的性质；就像某一实体法部门中所包含的“准用性规范”也并没有因为它没有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内容而被界定为程序法规范一样。
笔者认为，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准用性规范”的性质应该是依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来确定：如果它所在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实体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准用性规范”就应该具有实体法的性质；如果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内容的程序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准用性规范”就应该具有程序法的性质。
而间接规范也有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和国际民事诉讼法中的间接规范之分，(28)其性质也应该是依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来确定：如果它所在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国际私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间接规范就应该具有实体法的性质；如果它所在的法律环境是调整国际民事诉讼关系、确定有关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内容的国际民事诉讼法，那这种法律环境下的间接规范就应该具有程序法的性质。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既然能够明确地界定国际私法的实体法性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确定国际私法的实体法或程序法的性质，而在已经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明确划分以后，专门杜撰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概念。
（三）国际私法是私法
对于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目前国际私法理论界所持的观点主要也可以概括为如下5种：（1）国际私法是公法；（2）国际私法是私法；（3）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4）国际私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一种与公法和私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5）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29)
与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问题一样，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也决不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30)而且，从国际私法的规范体系和调整对象来看，国际私法应该是私法。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必要，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公、私法的划分直接影响到有关法律部门的立法原则和司法原则的确定。公法领域强调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保护、个人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服从和在公法领域有关当事人之间某种程度的不完全平等。而私法领域则强调有关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的完全平等、对相关当事人利益的同等保护。因此，把国际私法界定为公法还是私法，会直接影响到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下来制定国际私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和应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之下来实施有关的国际私法制度这一极为现实的问题。
至于国际私法到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张国际私法是公法，或者主张国际私法同时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都主张国际私法的范围里包括有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程序法规范，而这些程序法规范属于公法的范畴；（2）认为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法律的适用范围或管辖范围问题，从而具有公法的性质；（3）认为间接规范具有程序法的性质，从而属于公法的范畴；（4）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对资本主义法学中“公、私”法划分的认识，主张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的国际私法只能是公法。(31)而主张国际私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一种与公法和私法并列的自成体系的法律的学者，所强调的是：国际私法既不是实体法，又不是程序法，而是“自成体系”的法律适用法这一性质。(32)
笔者主张国际私法是私法，是因为：首先，国际私法的范围不包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属于公法范畴的程序法规范在内。其次，国际私法中的间接规范是实体法，从而不存在因为把国际私法规范界定为程序法而认定其具有公法性质的情况。最后，国际私法范围内包括间接规范在内的所有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是国际民事关系这样一种典型的属于“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对“公、私”法划分理论的排斥和否定，在当今社会，显然已经没有了现实基础，无须赘述。
笔者最后想强调的是，既然能够明确地界定国际私法的私法性质，也就没有必要为了确定国际私法的公法或私法的性质，而在已经有了公法和私法的明确划分以后，专门杜撰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概念。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