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篇1
艺术创作要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和支撑，美学是指导艺术创作的理论依据，而古代儒家的美学思想、道家的美学观点和佛教禅宗的美学感悟是我国古典美学体系的源头活水。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于建立适应新时期艺术创作的美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古典美学；书画艺术；儒家；道家；佛禅
几千年来，我国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对美的认识、思考和论述，是汇成我国古典美学理论体系的源头活水，它滋润着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的根系，使之绽放出绚丽多姿的奇葩。我们回味“源头之水”，旨在促进新时期艺术审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儒家的美学思想
儒家群体以孔孟为代表，他们有很多关于审美的论断，略举一二便可窥见一斑。
其一就是孔子在老子区别理解“美”和“善”的基础上，倡导人们在艺术实践中把“美”和“善”统一起来。这就使得艺术审美有了极强的哲学辩证思想。《论语》中有两段记载说明了孔子的这个思想：
《阳货》：“子日：‘礼云礼云，玉帛
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八佾》：“子日：人而不仁，如礼
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前一段记载是说，“乐”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不只是悦耳的钟鼓之声，它还要符合“仁”的要求，要包含道德的内容。后一段记载是说，一个人如果不仁，“乐”对他就没有意义了。这两段记载都强调了同一思想：在“乐”(艺术)中，“美”和“善”必须统一起来。
笔者十分赞同北大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对孔子关于“美”和“善”相统一的解释：“美”与“善”的统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美”是形式，“善”是内容。艺术的形式应该是“美”的，而内容应该是“善”的。
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正体现了孔子的这种美学思想。
王羲之《兰亭序》的艺术成就为世人公认，这幅“天下第一行书”是“美”和“善”完美统一的代表。从艺术表现形式上去体味，书圣用笔有藏有露，侧笔取势，起承转合，笔意畅达且自然精妙，结体变化多姿，匠心独运，风格古朴，神韵典雅。从内容和主题上去欣赏，文人墨客少长成集、群贤毕至，曲水流觞、饮酒赋诗，观天察地、畅叙幽情，兴谈人生之感慨，悲论生死之虚诞。这种雅集真是千年美事时过难求，这种感怀方为大彻大悟令人明心醒事。这是一幅形式和内容亦即“美”与“善”统一得尽善尽美的不朽之作。
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形式角度去欣赏，长卷幅面承载着一河两岸景色，简练的笔触、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千百人物情态，通幅构图主次分明、虚实相生，通过市井的繁华表现当时国泰民安的主题。丰富的内容只有长卷的幅面才能承载，众多的人物只有简练的笔触才能清晰再现，宽阔的幅面只有巧谋篇、妙布局才能使繁华得以再现，形式与内容(“美”和“善”)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其二是孟子关于“共同美感”的论述。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段话说明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人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器官，所以人人都有共同的美感。孟子的论述符合人的生理本能，符合人类对所品所见所闻等一切事物的审美共同感觉。当然，由于孟子所处时代的局限，他不了解人的美感不仅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时代差异、民族差异和个体差异)，但单从中国书画艺术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共同美感”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就书法创作而言，作品的观者尽管身份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喜好和情趣不同，但他们对于书法美的感悟、评判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美感”的基础之上。假如我们把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刚入校门的六龄学童的初次写字作业放在一起作比较性试验，让接受过初级文化教育的人来评判二者的优劣，可以断言，没有人说王羲之的《兰亭序》不美，也没有人说六龄学童的初次作业不难看，这是人们对于艺术的“共同美感”使然。由此可见，评判和欣赏中国书画艺术是依据世人公认的“共同美感”的审美原则进行的。可以说。孟子是这个审美原则的第一起草人。
对绘画艺术的评判也是如此，这里就不做赘述了。仅从上面谈到的孔、孟两大家的精辟论述，我们就可体会到中国古典美学中儒学的成分及其对后世书画艺术创作的重大影响。
二、道家的美学观点
老子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是老庄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提出的“道”、“气”、“象”、“有”、“无”、“虚”、“实”、“玄鉴”、“自然”等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其中“有”、“无”、“虚”、“实”学说对中国书画艺术创作中的章法布局起着点石成金的作用。
《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认为，“有”和“无”构成了宇宙万物，如：地为有，天为无，地因天存，天因地在，缺其一则无另物；就现象界来说，世间万物都是“无”和“有”的统一，或者说是“虚”和“实”的统一，统一即是美的境界。老子的这个美学论断被应用于中国书画的创作之中，使中国书画艺术创作在章法布局上有了可供遵循的原则。
“虚”和“实”，是中国书画创作中时时要体现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概念理解上是对立的。但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者能巧妙地、合理地将它们进行调和使之达到有机而完美的统一，这正是对老子美学思想的践行。
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单从画面形式的表层意义上看，它对构图的要求相当高，要通过多种方法(如：知白守黑、虚实相生等)使观众的视觉与感知达到平衡；从艺术审美的深层次来品味，它要体现作者的美学素养乃至启迪观众的思维并从中得到教益，撩动观众的情绪并从中享受愉悦。所以，在构图上要求虚与实相得益彰，体现老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具体地说，比如一幅梅花的构图，如果不懂得虚实相生的道理，将繁枝密朵布满整个幅面，该虚未虚，当实未实。不分主次，不论层次，满目繁花，处处枝条，令人眼花缭乱而不知重点，观众看后必定兴味索然，评价不高。
中国书法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用抽象的线条语言传情达意。相对来说，虽然书法不如具象的中国画那样通俗易懂，但书画同源，在某些方面书法与中国画有诸多相似点。清代书法家兼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中讲到，他曾受到邓石如的启发，邓在谈到书法的章法布局时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这段话谈到中国传统艺术书法和绘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计白以当黑”，他倡导的做法就是在绘画的构图和书法的章法之中做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这正是对老子“虚实相生”美学观点的继承和实践。在书画创作中践行这个观点，不使幅面安排得过满过挤，留出必要的空白给人以想象的余地，虚实相生而使画面更显空灵、更有生气。在通常情况下。对悬于展厅的一幅书法作品就其整体来看，欣赏者们不会用很多的时间从微观上考察书写者用笔的正误与否、点画的精到与否、线条的精致与否、结字的合理与否，更多地是从宏观上衡量作品的几个重要要素，如风格神韵、章法布局等，而章法布局的重中之重就在于“虚”与“实”的辩证处理上，该疏则疏，该密则密。
三、佛教禅宗的美学感悟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是多学科、多门类学问的集大成者。不只儒家、道家的审美观对中国书画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千百年来，佛教禅宗的美学感悟也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很难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到佛禅美学感悟的具体表述文字，但能从可以见到的只言片语和佛禅信徒的艺术实践和论艺言语中归纳出佛禅美学感悟的大概。佛禅崇尚精神生活，追求最崇高的境界、最透彻的觉悟、最正确的真理，这是被凡夫俗子视为玄妙学问的大智大慧。佛禅是怎样看待世间万事万物、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最高追求呢?其实就一个字：悟。怎样悟?——苦行、戒律、禁欲、禅定!在这些清规戒律的约束下讲求强制的修炼和对佛法的自悟。
古代中国书画艺术的践行者们受佛禅感悟的影响，并在对万事万物的体察和研究中“悟”出了书画艺术美学的玄机，他们或信佛体事，或参禅悟理，把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的感悟运用于书画创作过程中，使笔下之作蕴含佛禅思想的玄机妙理。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大家本身就是佛禅高僧，他们以佛禅的思维方式研究书法，以苦行精神习练书法；还有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书家或与禅僧有密切的交往、深厚的友谊，或在禅学上有精深的研究。这样的实例许多朝代都有。
杨隋(炀帝)以前就有智果、怀仁等僧人把书法当作修炼自身的功夫来做：怀仁历二十年集王字成《千字文》；智永历三十年写《千字文》800本广赠各寺院。
唐初书家虞世南撰《笔髓论》，其中谈到书法时说：“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其中“必须心悟”、“澄心运思”和“神应思彻”强调的就是，要按佛禅的要求在苦练中自悟书理；中唐书家怀素本身就是佛禅中人，他的大草书法无疑是从禅悟中变出新貌的；晚唐的僧人书家释亚栖基于自己的顿悟认识到一个从未被人发现的重要规律——“凡书通则变”——这里的“通”作“通晓”解，“通晓”即彻悟，说的是只要彻悟了书法的玄机就能变出属于自己的书体来。“若执法不变，纵能人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他的这段论述正是禅悟的结晶，一语道破自悟通变、创新自立的玄妙。
宋代大书画家、文学家坡与僧人佛印过从甚密是人所共知的，他非寺中人，却通佛家理，并使自己的书画作品散发出佛禅境界的香火味。佛禅思想对坡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可从黄庭坚对他的评价中看出。黄庭坚说坡的诗、书、文具有脱尽凡俗的禅意；其实黄庭坚本人也笃信禅宗，自言“是僧有发，似俗无空，非梦中梦，见身外身”，难怪他评说坡时用禅家语以譬喻，也难怪他的书法尤其是他的行、草书脱尽唐法，尽显宋意。
不仅宋代不少书画中渗透着佛禅思想，宋以后的许多艺术美学观点也在佛禅的影响下形成。后人有言：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那么，宋尚何“意”?说到底是尚禅意，即借书画来表达他们对世事万物的别样感悟，把功名利禄、冷暖炎凉置之度外，让心灵进入幽、深、清、远、淡泊、宁静的境界。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也是著名的禅宗居士，自名其书斋为“画禅室”，他作书画喜用淡墨，章法安排力求简约疏朗，这分明是在寻求一种清谈绝俗的境界。他也常常以禅理论书论画。
清代的石涛、山人等，无心求媚以迎合时俗，笔下的画有荒寒、空寂、冷漠的禅境。笔下的字也是冷漠于世、简疏于情，同样是禅意的清苦意境，但又透出难得的清新。
民国初年，禅意书画仍为有识者所继承，不仅有人在佛禅感悟和至高精神境界的启发下创造了空灵缥缈、远离尘世般的书画艺术。还有一些自鸣清高的文人墨客也从佛禅感悟中汲取营养，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寻求虚净自足的意境。
古典文学研究篇2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nchorBooks,1957及SocialConstructionofthe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thewestonCanon,newYork:Harcourt&Brace,1994,p.4.)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大汉族主义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交配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交配，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lunar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着《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theLanguageoftheGoddess,Sanfrancisco:Happer&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m.Lubell,themetamorphosisofBaubmythsofwoman’sSexualenergy,VanderbiltUniversity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古典文学研究篇3
一、加强学生对语言的领悟能力
在古典诗词中，对句子的领悟是尤其重要的，如果领悟不当就会得到和其本意完全相反的意思，这样会造成阅读人不理解作者的意思，无法深刻理解到古典诗词的美妙所在。古典诗词的语言精炼、优美、传神、风格不一，给阅读者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谓同一样的风景给人的感想是不一样的。例如，一幅山水画，有的人认为该画面很美好，给人感觉很自在，并且大自然是很美好的；而有的人却会认为很平常只是一般的山水而已并没有过多的想法了。根据人的性格不同，古典诗词给人的意境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教师要从语言方面入手，加强对学生语言领悟能力的培养，并且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语言知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会一首古诗词的意境所在，才能与诗人或者词人的心境产生共鸣，只要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诗词文化。
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这首是古典诗词中比较典型的意境欣赏佳作，一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给人造成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这里的枯藤、老树给人以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小桥流水人家，给人感到幽雅闲致。12个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古道西风瘦马，诗人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苍凉凄苦的意境，为僻静的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夕阳西下使这幅昏暗的画面有了几丝惨淡的光线，更加深了悲凉的气氛。
在这首词的情感创设中，老师可以通过描绘词作的风景，将学生带入到这个情景当中，让学生感受到该词所描绘的风景，让学生自己体验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怎么样的，感受到作者写这首词的时候的气氛是怎么样的，这样可以更好地拉近学生与作词人的距离。让学生自己摸索并靠自己去体会该词所要表达的意思，学生就会慢慢知道自己在欣赏古典诗词的时候，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如何组织好语言来表达自己对该意境的理解。
二、采用教学手段多样化，提高学生在古典诗词上的美育
随着科技的进步，在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如果教师还是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来教学生学习古典诗词，那几乎没有几个学生会愿意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古诗词。因为很多时候学生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会感到很枯燥很无聊，对此就会失去兴趣。学习如果没有了兴趣，那就离成功更远了，这样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差的，学生学得吃力而且效果又不好。因此，随着教学硬件设施的完善和现代科技的进步，教师可以很好地去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利用新技术来改变原本枯燥的课堂气氛。
教师可以在教学生古典诗词的时候播放一些古典的音乐，这样可以更好地让学生融入到诗人或者词人所描绘的意境当中。教师也可以播放一些影视作品以此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古典诗词的赏析中，来提高学生对于时代背景、诗人或者词人的身世、社会风气有更加进一步感悟和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记忆和理解诗词背后富含时代气息的意象。采用这样的手段，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当学生对古典诗词产生比较大的兴趣时，就会自主地去学习并研究有关古典诗词方面的知识，这样对古典诗词美育的教学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学生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学习并感悟得到的知识，远远比教师所教而学到的东西印象更加的深刻。因此，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要求给学生适当制定一些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任务，在计划实施的初期，教师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去完成任务，当学生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任务。而这个时候教师的角色就是一个评论家，来评论学生的成果，让学生弥补不足之处，对古典诗词美育到达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古典文学研究篇4
关键词：古诗中学语文教学审美能力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语文教学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将这些理念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就是要实施个性化教学，即以学生的个性差异为依据，运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策略和技术，促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独特领域。中学语文教学与个性化教学的结合，笔者认为主要有三大关注点。
古诗是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极为灿烂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瑰宝。古代诗歌的特点是朗朗上口，适合于中学生阅读和背诵。下面笔者主要从积累词汇、丰富想象、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四方面介绍古诗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积累词汇，开发语言能力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学生理解了课文的思想内容，感悟了课文的语言特点后，教师应及时地让学生把知识运用到自己喜欢的实践方式中去，从而促进语言材料的内化，使情感得到升华。
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学生的语言学习，重要的不在于学了多少语言的名词术语，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学生学到规范精彩的文学语言。诗歌语言，往往又是很精炼的，是运用语言的典范，也是学生学习语言的好材料。不同的诗人、不同的诗歌作品，语言风格、语言艺术也各不相同，或优美婉丽，或放纵恣肆，或雍容典雅，或朴素自然。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琵琶音乐作的生动形象的描绘――“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还如杜甫在《春夜喜雨》中对春雨的细致入微的描绘――“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学生多读这类诗歌，对于他们模仿、借鉴优美的文学语言，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无疑都是具有直接的作用。
二、丰富想象，拓展思维
思维，有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分，文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唤起联想和想象，发展想象力，进而诱发创造性思维，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古今中外，不少伟人对诗歌都表现出相当大的热情，据说，拿破仑出征时，骑在马上还在读歌德的诗。、等都爱读中国古典诗歌，他们还能写作精彩优美的诗词。这些伟人高尚的思想境界，宽广的胸襟富有创造性的思维，跟他们深厚的古诗词素养具有密切的关系。形象思维是创造力的源泉，而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学生多读古诗名篇，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从而培养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如高鼎的《村居》描写的是在明媚的春天，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放风筝的欢乐情景。在学习这首古诗时，可以让他们边背边想象诗的意境，并且用手中的彩色画笔画出诗中描写的自然美：在春光明媚的一天，一条小河的两边杨柳随风飘扬，绿草茵茵，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草地上放起了“小金鱼”，“大蝴蝶”，“小燕子”，“小蝌蚪”等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风筝。这样可使学生在动手画画的过程中感受文学形象，开创他们的创新想象能力。还如学习“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诗句时，要引导学生想象，把学生带入冰雪冬天的意境。
三、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调动学生的语言积累，让他们去说、去读、去讲。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着手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培养。在班上开展每日新闻交流活动，利用早晨上课前的时间，让学生在小组内交流自己采集到的一条新闻，并且每天请一位学生上讲台讲述。这就促使学生通过观察、看电视、听广播、向家长询问等方式，学会采集每天要闻，并经过处理，选择重要的讲给别人听。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既培养了口语表达能力，又锻炼了搜集、处理、表达、交流信息的能力，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个性化发展。
文学教育是一种美育，文学教育应当给人以丰富的心灵体验，通过文学的陶冶，铸成审美的心灵。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为人们喜闻乐见，对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也非常适宜。学习古今优秀诗文名篇，体味作品中反映的生活美、自然美、情感美、艺术美和语言美。比如，杜牧的《山行》，作者借景抒情，通过在山中行走时所看到的深秋时节的景色，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表达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写出了一幅恬静优美的山景，表现了诗人热爱山河的思想感情。在优美的古今诗歌意境的感染熏陶下，受到美德教育，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好的诗歌同好的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一样，都能陶冶情操。但诗词的作用更为直接。其他文学样式，或侧重故事，或侧重知识，或侧重趣味，直接调节情感的作用都不如诗歌。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有节奏，语短意长，易于背诵记忆，使人百读不厌，无形中受到熏陶感染。
四、拓展知识面，健全人格
学习过程的自我把握、反思和调控，是学生形成学习能力、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有效方法。教师要重视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期待”，强化“自读反思”。如教学《火警，119》，我让学生读完每一个自然段都想一想，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读完全文后再思考，为什么说小杰是个了不起的孩子？以此启发学生对自己的阅读过程进行梳理和反思，使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在自我把握、反思和调控中，逐渐深入，逐步全面。在教完课文后，应创设新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更多、更深的问题走出课堂，去查找资料，去调查访问，去参加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个性的需要。
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从某一方面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同的诗歌往往反映了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形象地告诉了人们应该怎样认识生活，怎样面对生活，怎样创造生活。诗歌是社会人生的浓缩，可以成为中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多读这类作品，能够培养他们从小认识生活、创造生活的能力。比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昼出耕耘夜积麻，村庄儿女个当家。”描写农民从早到晚，男女老少都要投入劳动的社会景象，表现了农民的勤劳和农村的生产紧张，使学生懂得社会生活用品是来之不易的，要节约、爱惜粮食，不要浪费的高贵人品。又如，曹植《七步诗》通过描写豆杆煮豆子的过程，告诫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和睦相处，团结诚信，争创一个和平安宁的大世界环境，从而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的人生品格。再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告诫学生要珍惜时间，要趁年轻力壮的时候奋发图强。
参考文献：
[1]陆志平.语文课程新探[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2]李福灼.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10.
古典文学研究篇5
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无论是诗人主体研究、诗作本体研究还是诗群流派研究，都应该杜绝封闭自足的单一思维，而将之一一纳入特定时期的诗歌生态“互联网”中进行。文章通过具体例证，分析了诗歌生态诸因素的互动关系，并择其大端，结论为:要把握作品本体内在意蕴须以作者之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为参照系;反之，要具现作者的个体生态，则须从文本所体现的审美敏感区追踪出其生活敏感区;而要摸清一个流派构成的内在规律及其独特性，则须全面了解其代表性成员及其代表性文本的“互文本性”。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与文学一样都以人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因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借鉴生态学的视野、观念和方法，不仅颇为必要，而且极有可能。文学生态学作为一种正日益引人注意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发，以系统网络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对作家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合言之，即文学主体生态（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影响，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即作品形态）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以及文学家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与文学产生、存在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文学生态学的核心内涵乃是把文学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的生态系统指的是以文学活动为中心，让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按逻辑序列做出动态组合的一个整体。其中，文学主体（包括作者与读者）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合成与逆向笼盖的关系;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和文学作品形态——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生成与逆向印证的关系。因而，不论是文本读解，或是主体考察，都只有将其统纳于这个系统中，才能求得较科学的结论。文学生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这种彼此关联，构成了一条彼此衔接、互相吻合的生态长链，使文学生态具有复杂开阔、内涵丰富的特点，促使文学在八面来风的生态环境中强化文学主体与作品本体的生态功能，藉以提高特定文学生态系统的生态位。
由此亦可见，文学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其它理论和方法（如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解读学等）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涵盖性，用这种研究思路进行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的本质还原和作品意蕴的深层掘发，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正可以走一条文学生态学途径，这条途径的起点是文本解读。本文拟从生态系统出发考察生态环境对创作主体——诗人、作品本体——文本、接受主体——读者的影响，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制约，意在为以文学生态学为途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方法作一个兼具实践操作意义的说明。
一
古典诗歌研究者历来将编撰诗人年谱、考证诗人生平、探究作品本事作为诗歌研究之基础和前提，这种原本不失为优良的传统曾几何时却备受现代派诟病甚至讥嘲。传统风尚固然有其拘泥不化、繁琐细碎之弊，然而，那种无视本源，一味从文本分析出发、排斥任何参照系的“新批评”风尚，无疑也不无偏颇。“新批评”的解读理论认为:“天下的好作品都是私生子，它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它一生下来就脱离了作者而独自来到世上。”①如果将作为心灵载体的诗歌作品作这样的真空处理，那无异于凝滞了它原本流走的血脉、僵化了它原本蕴具的鲜活的生命力，而仅仅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供人玩赏的骨董。虽然，诗歌作品如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具有自足的审美价值;但封闭式的感知赏玩，毕竟只是诗歌学术研究徘徊于、悬浮于浅层的初步;把握作品的生成过程，亦即了解文学作品的原生态，无异于创设了一个触摸、体贴作者的有效空间和感受、体验作品的具体情境;只有步入其间，才能走近作者心灵、挖掘作品内蕴，从而挺进研究深度、提高研究层次。总之，任何作品都不是无父无母的私生子，它是创作主体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之下由特定的精神心态酝酿孵化的。因而，研析创作主体——诗人，把握其生命的脉息和心灵的悸动，无疑是提高作品解读层次的中介。
由此看来，对主体的考察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绕不开的基础，而这场考察只有在文学生态系统中展开才能获得如期的成功。因为，真正属于心灵的创造，必然取决于生态的需要，正好比花开的形态，除了取决于种子的质性之外，离不开气候、环境、土壤的影响一样。诗人创造的需要除了来自于诗人自己的内在生命冲动外，更来自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三大生态环境对主体（作者、读者）的制约作用中产生的生存需要。说具体一点，更来自于特定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所以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若把一个诗人置于生态系统中去看其创作行为和文本意蕴，就意味着不能脱离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大环境，以及受这大环境牵制的、由诗人自己和读者组成的文学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所怀有的包括审美理想在内的生态需要。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必须充分重视文学主体生态。首先是创作主体生态。它由诗人个体生态和与之相关联的群体生态以及统制一切个体与群体的国家生态系统组构而成。概括而言，创作主体生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个人履历表、家族文学链、闺阃生物圈、乡邦文化场、交游唱和群、国家“订货单”（即国家文化政策）等。其次是接受主体生态，它由接受者个体生态、群体生态以及与之相连的审美文化生态构成，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业内同仁群、师承授受链、情趣组合圈、社会关系网及信仰派系、党派团体等。如能对文学主体生态作这样深入的考察，那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就会有一个合乎事理的解说了。
为说明文本分析中主体生态考察的重要性，我们试着来解读下面这首诗——《逭鼠诗》:
鼠为穴虫总，至黠传往籍。品侪逐臭蝇，戾并含沙蜮。挟邪作奸利，如禾有蟊虫。要当屋梁伏，冀免铜丸掷。主人有闲斋，倦游事栖息。洒扫敞十弓，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修饬。不知始何年，精鼩窟其侧。卜术惭仲能，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雄长金枷国。分无凭社威，粗具搬姜力。旁舍窥余蔬，邻厨艳残炙。耽耽历岁时，唧唧似谋画。一夕率其群，乘予出门隙，翻腾败瓶罂，沸乱到书册，触屏类穿墉，啮帐等裂帛——只期偷太仓，扰及扬云宅!有若古语云:“室怒而市色”。朝来入书堂，什器半狼籍。周观得其由，睢盱肯缄默?贪饕本天性，爰书不汝劾!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急思掘隧攻，酷拟迎猫食;或伺用鱼斗，或烧类地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鼠若跽致词，无言对以臆:“我侪长于斯，空庑恣安适，饮水腹期满，拱穴计诚得。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相奸固妄动，见怒亦量窄。曾闻千金弩，轻发良可惜。即令五技穷，岂复一钱值?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推情更应恕，薰逐无乃刻!”俯思迪尔笑，挥手罢诃责。移我绳穿床，收我韦编《易》，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舍肉尚有余，庭虚任跳掷。舞门毋我猜，裹珠勿报德。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请学梁简文，留尘看行迹。
此诗文字极其晦涩，即便不说字字有来历，至少也是句句有出处。典故如此之多，出处如此之广，作者创作动因安在?目的指向若何?对于文本内涵，又该作何理解?可以说，如果脱离任何可供参照的创作背景而全凭“直觉感悟”（结构、完形、接受诸理论都以直觉感悟为前提），则难免只留下一个印象:文字游戏而已!或“鼠”患而已!或此“鼠”即彼“鼠”，与《诗经》里的“硕鼠”并无二致，只是一“黠”一“硕”之别罢了。至于“鼠”是实指还是象征，则就言人人殊了。而如若象征，象征谁何?更是智者仁者。因为不同的人眼里的鼠是可以不一样的。若将这首诗完全按“新批评”派那样作真空处理，那么，上面一连串问题的确会无由解决。在这里，如若我们试着为《逭鼠诗》的解读添注一个作者，并为之作一番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那么，原先直觉感悟所得的印象就会大为改观。
此诗作者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人彭兆荪，诗写于嘉庆六年（1801）的江南。其时正是大部分江南士人为前此波赓浪叠的文字狱案震怖得心魂未定、噤口结舌、钻入故纸堆之际。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时空，颇具个性化特征的主体与这特定的时空相遭遇，碰撞出了特定的诗情，为我们解读此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参考信息。
作为诗人的彭兆荪瓣香杜诗之沉郁顿挫，其总体诗风与老杜亦颇相类。他讲究比兴寄托，强调“毋无为而作”，因而绝不屑于将诗歌作为游戏的技艺、炫耀的工具。这种创作态度在他的《小谟觞馆诗集》卷六《寒夜题沈钦韩诗卷》七首之三中说得很明白:“古人咏史诗，一一皆有托。今人咏史诗，纷纷乃无著。徒抱炫学心，聊博时流愕。……令皆入歌诗，毋乃弹词若。欲探风骚原，先须体裁度。一言以蔽之，毋无为而作。”在上题之五中彭兆荪曾自谓年轻时诗作“所嫌好奇博，不复勤簸扬。墨渖恣淋漓，心曲转微茫。”但《逭鼠诗》作于他“迷途返康庄”之后的晚年，自是“立言必根情，选字必撷芳”的。“吊诡其辞”，以怪异荒诞的形式，寓丰富深刻的内容，并以此达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②的效果，这是彭兆荪常用的艺术手法。这种特点在《逭鼠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显豁。
诗写鼠与人的矛盾冲突及其结局，冲突的媒介是人的财产横遭鼠之破坏。这冲突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而有着深层的意味。
先来看看诗中的“鼠”。“鼠为穴虫总”，而作者要说的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北地的风鼠（精鼩），它戴金环枷（“雄长金枷国”），与一般的鼠面目不同。而且它也不具备一般的鼠通常有的用须髭尾毛制笔的作用（“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即这鼠与风雅翰墨毫不相干。它没有什么本事（“粗具搬姜力”、“即令五技穷”），但凭社而贵（“分无凭社威”），昼潜夜出（“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尽干些含沙射影（“戾并含沙蜮”）、见人乱咬（“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颠倒黑白（“如盲昧黑白”）的勾当。再来看冲突的另一方“主人”。这是一个倦游幽隐的士人（“倦游事栖息”），日常以读书著述为事（“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整饬”），自以为胸怀坦荡，不会卷入任何的诉讼纠纷之中（“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然而老鼠却破坏了他的家园。他很想来一番张汤磔鼠式的报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但最后却宽容作罢（“俯思尔笑，挥手罢诃责”），携着儒家典谟（“收我韦编《易》”），另觅乐土（“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希望以淡出的姿态免灾避祸（“舞门勿我猜”），并以自己的宽容（“裹珠勿报德”）来赢得老鼠的痛悔和自新（“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至于冲突的原因，则此“鼠”已说得很清楚，是因“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
至此，我们已不难感受到，诗中所写实为与“鼠辈”有着相似行为方式的人对于知识者、文化人的骚扰与迫害。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诗情信息，若与创作主体所处的特定时空及由此时空决定的特定心态相结合，则诗中作为异类的鼠的意象之对于作为异族（生于“金枷国”）而入主华夏的文字案狱的酿造者和禁书毁书政策的颁布者及其帮凶（“若国狗耳”者）的隐射可谓历历可辨。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隐曲而又生动地描述文字狱案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及文化政策的策划、出笼和影响，并给予狱案的制造者和政策的施行者以辛辣的嘲讽和挖苦，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不说绝无，也是仅有。然而，文字狱案的威慑，文化政策的高压，是当时文人生存的总体状态，而彭兆荪独有这样的诗歌作品，何者?这又取决于彭氏在社会总体生态下的个体微观生态。不考察诗人的微观生态而纯用所谓“没有姓名的艺术史”理论，是无法解释富于个性的艺术现象的。彭兆荪为骈文名家，学养有素，玩汉字组合的魔方自有其超乎常人的技巧。《逭鼠诗》创构于作者由塞北而迁江南之后。江南士人为清代各种狱案打击的主要对象，虽然彭氏南迁时文字狱案已近尾声，但生于江南长于塞北的诗人还是能明显感受到南北空气自由度的差异。一方面，诗人要发泄对异族残酷统治政策的强烈愤慨之情;另一方面又不便把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毫无摭掩地表现出来，于是就发挥起他玩汉字组合魔方的专长，写下了这首内蕴丰富的寓言体诗歌。全作采用了大量口语和典故，叫人一时莫名其所以。但若对此略加索隐，便会让人会然于心，知其妙处。如“须才负不律”、“忝号中书君”中，“不律”或为“笔”之缓读，或通常有贬义，指无规矩不守法之人;“中书君”既可以是笔的代称，也可以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中书）中秉承君主之意掌文翰、发号令之官员;“忝”意谓羞愧，“忝号中书君”令人自然想起《尚书·尧典》中“否德，忝帝位”之语。有巧用多义词的，如“本无凭社威”、“叱呼社君前”中，“社”可指神社，也可指社稷，“社君”既可指主社稷的君主，也可以是老鼠的别称，即所谓“城狐社鼠”，进而引申为仗势作恶之人。还有妙用同义词的，如“予若国狗耳”的“国狗”，语出《左传》，其中襄公十二年曰:“长木之毙，无不也;国狗之，无不噬也”;“国狗”一词在同书襄公十七年中，径作“狗”、“狂犬”;而诗中典故的妙用更在于信息含量的丰富，如“穿墉”，表面看来是袭用《诗》中“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之意，但事实上却同时蕴含着同诗后半“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诉讼纠纷之意;而“凭社”一词，除了“鼠凭社贵”之意外，也自然令人连类而及《晏子春秋》中晏子关于“国之社鼠”的比喻③。这些词，或借音，或借形，或隐括省略，皆语带双关，义有兼具，冷峻凌厉，利用汉字组合的魔方，虚虚实实，时隐时显，暗寓着创作主体对国家最高统治者偏狭疯狂的文化专制统治的斥责。诗末直接借用了《硕鼠》篇中的“逝将远去汝”一句，但两诗作者“去”时的心态是不同的:一是深受剥削的贫民在“毋食我黍”的哀哀求告之后无可奈何，怀着乌托邦幻想，决绝而去;一是深受屠戮威胁、面对残破家园，而仍怀“政治良心”的士人临行也不忘捎上儒家典谟，心怀沉痛地发出“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的讽喻，迟迟疑疑地离去。我们只有在认清了嘉道时期总体文化生态之后，进一步充分认识创作主体对清统治者及其文字狱案所抱的激愤态度，挖掘出了这样的个体微观生态，才能体察《逭鼠诗》丰富的诗情信息和社会意蕴，从而与历朝历代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如《诗·硕鼠》、后魏卢元明《剧鼠赋》、唐陆龟蒙《记稻鼠》、宋王禹偁《竹》、宋苏轼《黠鼠赋》、宋李纲《蓄猫说》）相区别，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直觉兴会下目该诗为文字游戏的皮相的感悟。
再看文学主体生态中的接受主体生态。彭兆荪何以敢、何以能把这样“悖逆”的诗付诸枣梨，任其流传?这是同当时有一大批与彭氏处于同一审美生态位的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分不开的。《逭鼠诗》系彭氏生前由其“友生”刊刻流传。这些靠师承关系、信仰派系、情趣圈子组合成的“友生”，以其独特的接受主体生态环境——尤其是其中的感情共鸣，并凭仗着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迷彩效应，对此诗作出了无惧杀身之祸的热情支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首晦涩难懂的寓言诗的本义了:它是文明与野蛮、在野与在朝两股势力的对抗，结果以在野的文明力量暂时隐忍退让为结局，但隐退者仍怀有复兴的希望。
由此可见，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始终是作品文本解读的参照系!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作品本体的考察确实也存在一种就文本论文本的封闭式倾向，这就难免出现文本误读的情况。提倡文学生态学，把文本置于文学主体生态系统中来考察，是使作品本体研究走上正途的有效策略。
二
通过对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固然是以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途径，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主体生态的理解。这是以文学生态学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突破口，则是探求作品本体生态系统。
作品本体生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本的内在尺度、文本的意象群落和文本的传达功能。
从文本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大意谓从作品追究诗人人品。所谓文本的内在尺度，实指创作过程中把主题思路、情感色调、艺术层次等方面交融得有机而匀称的作品建构标准。所谓生态位，是指一定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文学生态学要求从作品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这实际上看的是综合文本各因素而得的创作总体格局在主体生态系统结构中的独特位置。的确，诗人的创作生态位必须从作品的总体格局中去把握。我们说诗史即心史、诗歌是诗人心灵的载体，意思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而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诗人独特的创作生态位。
从文本的意象群落看主体的审美敏感区，是通过作品研究一个诗人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的重要依据。所谓意象群落指的是综合一个成熟诗人的主要作品而获得的基本意象经过延展和组合而形成的意象系列。诗是通过意象来抒情的。一个诗人的主要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几个意象就是基本意象，它们可以向周边联类延展，如“夕阳”为韦庄诗的基本意象，由这个意象又可以联类而及“晚钟”、“流水”、“落花”、“暮角”、“衰草”等意象，又可以延伸而衍展出“残月”、“梦”、“秋”、“愁”等意象，那就在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意象系列，在文本构成中也就出现了一个个意象群落。一个成熟的诗人所拥有的基本意象，从现实生态角度看，实属诗人生存状态中的生活敏感区;从文学生态角度看，则实属诗人心理状态中的审美敏感区;而在一个创作生态系统中，主体的意识和存在是相互作用的。诗人凭自发或自觉的意识投入生活，形成自己的生活敏感区;又自发或自觉地在这生活敏感区中经长年的审美体验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敏感区。由此可见，从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追踪到主体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及其对生活作审美概括的规律、对世界作审美把握的程度。也就是说，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显示主体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
从文本的传达功能看主体的节律感应度是通过作品研究诗人之抒情灵商（相应于“智商”）的重要依据。所谓传达功能，指文本构成中语言意象化与结构象征化相交融的诗情信息传达形式所要求的灵敏性能。节律感应是针对节奏律动而言的。节奏之于诗，既是其外形，又是其生命。宇宙内的存在物没有一种是僵死的，那是因为都有一种节奏——也可以说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诗人应该从一切仿佛死的东西里感应出生命，从一切似乎平板的东西里感应出节奏。这样的节奏——或者节律感应，其实就是一种对情绪消长的特殊感应——这种特殊感应首先总是停留在内在情绪中，随后通过一串串疏密有间的意象化语言和一个个层次分明的象征性结构交融而成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就是情调。这种情调用外在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表现出来，就是音调。因此，从作品的由意象化语言、象征性结构以及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韵律所形成的传达功能中，可以追踪到主体在创作生态中对情调和音调所特具的节律感应内容和产生这种感应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感觉范畴的，也可以是超越感觉的灵觉。显然这场追踪可以直达主体创作生态系统中的抒情灵商。
总之，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的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相应地透现出了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创作主体生态结构。这个结构显示为主体从人生境界推延到美学趣味，再进而推延到感知素质——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这关系的两极是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其间又以审美活动为中介而显示出双向交流。考察了这种逻辑递进并相互交流的关系，就可较全面也较真实地见出主体的生态特征。下面我们就试着凭这样的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来考察中国诗歌史上一位颇为独特的诗人。
转贴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为人瞩目和称颂。但它们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诗，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那是李商隐情场屡次受挫后，在失意心态下写的艳情诗;也有人认为那是他奔走于牛李两党之间，在政治斗争中两不讨好、仕途失意之际写的托喻诗。这些都促使历来的研究者专从《无题》诗出发索隐李商隐的人生经历。典型的一例是周振甫。他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李商隐》里，把《无题》中的下述五首全看成是托喻。如对李商隐“入京未补太学博士”时“借住在令狐家里所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作了这样的理解:“第一首说令狐不来，五更上朝前派人催商隐有所书写。金翡翠指住处陈设华丽。蓬山指翰林院，恨己不能进入翰林院。次首轻雷指令狐车声归来，虽金蟾衔锁，亦将烧香透入，正写迫切陈情;贾氏爱少年，宓妃爱才华，说明己非其人，己不为所爱，相思只成灰而已，见得令狐不肯汲引。”对《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也采用同样的思路来理解:“末联说蓬山近，指离翰林院不远，希望令狐推荐。虽他已很难相见，但缠绵之情，剑死方了。”至于《无题二首》，则更是按此思路发挥:“他去东川以前，跟令狐告别，住在令狐家，又写了《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帏深下莫愁堂）。首言‘车走雷声’是令狐归而不得见，直到烛暗下来，只能跟柳仲郢去西南。次言不寐凝思，空斋无侣。难禁风波，难赏桂香。虽相思无益，终抱痴情。在临走时，还在想令狐的援引，希望进入翰林院。”④类此分析只是采取了最简单的互证法:拿主体片段的人生经历，凭想象硬套在文本某几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上，赋予各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以托喻的特权，再反过来印证主体片段人生经历。这样做可谓把香草美人的托喻传统滥用了。这种研究既没有深究文本的内在尺度所显示的主体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也没有细味文本的意象群落所呈现的主体审美敏感区之类型，更遑论从文本传达功能看主体节律感应度了。此类现象反映出一个问题:研究者没有建立起创作主体和作品本体的生态系统，并将其纳入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去作考察。如此，失误在所难免。
上述五首《无题》诗可谓李商隐诗歌之代表作，体现了李商隐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因此，从中可以概括出李商隐诗所特具的内在尺度、意象群落和传达功能。
首先，这五首《无题》诗都具有文本构成独特的内在尺度，这主要表现为主题思路的一致，即忠实于人性的自然表现。按这条思路展开，可以将上述五首《无题》诗所抒发的男女相爱无门的苦恋之情置于如下一个生态结构中:“原我”欲从“自我”的控制下挣扎出来，以争取两心相契;但因这种完美境界不能达到，使主体对真实的生命价值是否存在也发生了怀疑，以致作出炙心的拷问。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原我”与“自我”尖锐的冲突中，主体让“原我”把本能充分地发泄，并以此来显示这场拷问的震撼人心。反映在情感的激情化特征上，则显示为“原我”的本能狂乱的奔突与“自我”的社会规范残忍的压抑相交织的生命焦虑。如果说“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是希望中的绝望——一片生涯茫然，那么“曾是寂寞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则是绝望中的希望——一片生存饥渴。这样的诗的确处处闪烁着心境的焦虑。至于“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则更把焦虑提升为人生哲学的无奈了。就艺术层次看，在《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里，显示出从“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这一经验人生的现实困顿，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超验人生的灵界大虚无作空茫而神秘的宿命转型。这里有着形而上感受信息的象征性表现。所以，《无题》以坚持人性本色的人生态度、世俗超越的思想境界和形式超验的灵境感召，为李商隐定出了如下一个创作生态位:不屑于奔逐朝市追求利禄，耽爱于超然尘俗浪迹心灵。
其次，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所显示的生活敏感区是集中而有机地串联在一起的。其中的“夜”写得最多也显示得最集中。由“夜”派生出来的生活敏感区计有“卧后清宵细细长”、“碧文圆顶夜深缝”、“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诗句中对“夜”的意象化表现。由“夜”派生出来的还有如下几个生活敏感区:“月”——有“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卧房”——包括一系列卧房用品，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的“晓镜”，“蜡照半笼金翡翠”中的灯罩“金翡翠”，“宓妃留枕魏王才”中的“枕”，“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凤尾香罗锦被，“碧文圆顶夜深缝”中的碧天圆顶罗帐，“重帏深下莫愁堂”中的帏帐等;“蜡烛”——计有“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灰”当指“蜡炬成灰”的“灰”）等;“女性”——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中的“云鬓改”者，“小姑居处本无郎”中的“小姑”，以及“贾氏”、“宓妃”、“神女”等。综上所举当可以看出:这五首《无题》诗中不时出现的幽夜、明月、卧房、蜡烛、女郎，均属李商隐的生活敏感区，而它们之间因类的关联而形成的意象群落，在诗中反复使用，也就进一步表明它们实属主体生态中的审美敏感区。李商隐在其生态系统中之所以如此耽爱这几个审美敏感区，不正验证了他作为诗人具有阴柔之美的审美性格、女性化的生态位和耽爱幽渺、宁静的精神心态特征吗?这样的精神心态和由此延伸出来的人生追求，与浮躁的现实世界中争利禄于朝市者的人生追求相距实在太远、太格格不入了。
再看这五首《无题》诗的表达功能。在这些诗中，李商隐特具的表达功能生态系统，在创作中能发挥核心功能的，是致力于“月斜楼上五更钟”的感发活动。正是这月斜西楼五更梆沉时分，“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由残梦遗留的幻思于烛影摇曳中放飞远去，换来的却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生命愁绪的宿命萦回。于是在李商隐的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作心理机制，这个机制是以似真似幻的梦为动能的。五首《无题》诗中，“来是空言去绝踪”的梦带出了忽近忽远的“蓬山”，“蓬山”上若有若无的楼阁，楼阁临窗处时隐时现的“贾氏”、“宓妃”、“莫愁”、“神女”，而欲去殷勤探看的“青鸟”始终也抵达不了这个圣境，只能哀叹“神女生涯原是梦”。这道出李商隐的诗情信息始终是框在从梦的实有出发到梦的虚无结束——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功能结构中传达出来的。这个功能结构作用于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的，乃是“希望幻灭再希望再幻灭……”的情感流态，并在意象组合的文本抒情表现中得以落实。就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的组合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实有的意象逆折;《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由前六行表实有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虚无的意象逆折;《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则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更大虚无的意象递进。总之，五首《无题》的文本生态都显示为“虚无中的实有”或“实有中的虚无”，甚至“虚无中的更虚无”。其中，“虚无中的实有”反映出主体创作生态中情绪内在律属“扬”的节奏感，而“实有中的虚无”与“虚无中的更虚无”则反映出其情绪内在律属“抑”的节奏感。如果说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李商隐从楚太原幕时写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结束的二句显示出全诗还具有“虚无中的实有”或“绝望中的希望”，让情绪内在律还显示“扬”的节奏感的话，那么这以后——翌年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结束的二句表现为对“蓬山此去无多路”的否定，显示出“虚无中的更虚无”或“绝望中的更绝望”，情绪内在律无疑属“抑”的节奏感。这以后写的其它三首《无题》也都是“实有中的虚无”，显示出“抑”的节奏感。可见从这几首《无题》诗的总体情绪流态看，是从幻美到幻灭的，情绪内在律也无疑表现为“扬抑”格。先扬而后抑的节奏是沉静人的，故从这五首《无题》诗中可见李商隐创作生态中的节律感应是沉静型的，富有超然于世俗荣禄而耽于作生态大虚无凝想的精神心态特质。
至此，我们可以对上引关于五首《无题》诗处处体现为李商隐奔走于两党之间、为获得一官半职而献媚于令狐的说法下一断语:那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不符合李商隐的生态位。
当然，欲明辨对李商隐社会经历与人生境界的误识可以走多条途径，如傅璇琮在《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⑤中，就运用历史考证法，得出结论:“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功名仕途者、依迷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这无疑是对的，但若以诗为心声论，那么着眼于李氏的作品，从文本出发深入考察主体的生态系统，从中透视主体创作的生态结构，并为这位诗人的悲剧人生提供一份“心史”之佐证，则也不失为一条同样行之有效的途径。
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对创作主体的考察欲求深入，也离不开文学生态学途径。
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尤其需要采用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的，是流派研究。
我们知道:包括自然、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大生态环境具有绝对的笼盖性，任何一个个体生态系统都必须自我调节以与之相适应。个体生态系统的这种独特的适应过程其实也是群体生态系统的调节过程。文学生态系统亦如之。一方面，文学主体个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艺术宗尚等，会随着三大生态环境不平衡的变迁，而调整自身格局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影响与调整，能促使文学主体的个人之间因心性气质的相近而产生文学格局的某种认同。这就使在特定的文学生态下产生特有的文学群体和流派有了基础。当然，这个基础对群体和流派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还必须在各个主体之间寻找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互文本性”。所谓“互文本性”指的是处在同一个文学生态中的作家（或诗人）都能以认同对方及其作品为前提，使自己的角色从创作主体兼而为接受主体，使得看来各自独立的文学主体发生生态关联，并进而使其作品本体既各具风貌，又互济共生，以此构成一个特定的文学群落，并呈现出一道由群落中的个体共同挥就的文学风景。这样，凭依“互文本性”的中介作用，文学群体和流派也就自然而然地摇首而出。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文学群落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产生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共同的生态环境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会导致主体间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共识，这共识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前提，体现为构成流派的作家至少都是有着相近文学趣味的群体成员。在群体文学生态系统中，创作主体之间的认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既互认为自己是对方的读者——接受主体，又互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作者——创作主体。这是走向相互认同的必由之路。其中的关键，则是互为接受主体。具备了这一点，也就具备了文学流派产生的基础;而要真正具备这一点，条件则是必须有一个文本交流的园地——聚会、唱和，书简往还、别集交流，以及系列丛书、群体合集的刊刻。另一种是:由“互文本性”效应产生的文学生态关联作用形成的文学群落，对文学流派的确立有决定性的意义，具现为构成群落的个体作家们已在其作品本体生态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显示出同一类美学风格。总之，文学生态学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发，以系统网络的观点，既注重三大生态环境——包括由此推延出来的种族、宗族、家庭、生命、地域、交际圈、时代等的生态环境，对作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心态的决定性影响，又不忽视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和接受主体在文学生态系统中的互动关系，认为唯其如此，文学方能正式形成流派。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群体和流派研究，也只有遵循这样的文学生态学途径，才能深入。
这里试以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为例，来作一番文学生态学的考察。
清代嘉道时期的江南寒士诗群是受当时生态大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这并不否定寒士诗人代不乏人且所在皆有，只不过清代寒士诗群人数更众，且有鲜明的江南地域色彩和衰世时代特征。若对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录诗人作一个地域分布统计，我们会发现清代寒士诗人江南占了泰半。何者?这是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赋予江南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分不开的。诗人之为人，难免受其所处地理景观的陶冶，各种类型的诗作莫不是特定的地理景观熏染陶育之下作家特定心性气质的反映。“杏花春雨江南”以绮丽景致细腻温雅了一代代的江南文人，赋予江南人以特有的、包括尚文、享乐、仕进、隐逸等为表征的区域文化心理。这些心理气质氤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熏习其中的江南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注重当下的世俗生活情趣，崇尚修饰，讲究艺术品味。于是，这种区域文化心理与区域文化构成特质合成了江南文人群体生态的重要内容。两者相互推演，相互激荡，组构成特有的文学生态，孕育了江南文学的群体风格。其中，尤以寒士的个人抒情诗最能显示此特征。同时，江南寒士的群体生态在清代嘉道时期又烙上了新的时代的印记。此前，生活条件相对优裕的江南汉族士人，因执著于“夷夏大防”或畏惧于政治高压而产生消极抗争的退隐心理，其消磨心智的重要一途是钻入故纸堆中讨生活，因而导致“朴学”盛行，考据成癖，诗坛就整体而言也就冲淡了言志抒情、表现出崇尚虚无的诗美追求。而此际，夷夏观念已趋淡漠，文字狱案也渐缓解，士人重又回归到挤挤攘攘的科举之途。其中不少人就因功名无望而对仕进心灰意冷，又因生活艰难而无法退隐到故纸堆中，但他们却也因科举而接受过严格的诗歌培训，从而成为寒士诗人。这些人由于心性散淡、甘苦备尝而在创作中体现出人性真实抒情的倾向。于是，重清远的神韵诗、重雅正的格调诗、重考据的肌理诗、重程式的试帖诗渐渐淡出诗坛。因此，作为一个大的生态环境，嘉道时期是清代世道人心的转折期，反映着社会演变的文学，也正发生着由古代到近代的演变。这是个盛世的讴歌声渐渐消失的时代，这是个需要寒士诗人“鸣其不平”的时代，在诗歌王国中，这是个寒士诗人的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寒士诗人因相同的命运自然而然地结成群体，并通过集体结社、群体联吟等等诗歌活动而渐渐地有了自觉的以诗抗衡社会的群体意识。因此，这一时期江南寒士诗群既显示出因生态的困顿而在心态上或狂或狷或耿或介或雅或俗的特点，又因他们生存际遇的隐幽沉沦，而使其创作也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更显艺术感染力。另外，此期的寒士诗群还因谋生方式的变化而与幕客文化息息相关，更因生活情趣的注重而颇受闺阁文化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此期寒士诗人和诗歌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内容。其中，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闺阁文化对江南寒士诗群的影响。
闺阁文化作为江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生态之一种，在嘉道时期的江南——尤其苏杭一带，文化家族之间，地方才士之间，往往因联姻而有戚谊。姻亲网络在地域文化的创建中所起的作用颇令人瞩目。首先，这些以才学相矜尚的才士之间原本就是同气相求的同道;其次，这些人在姻缘的红线贯串之下，自具某种凝聚力;再次，网络内的姻亲们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活跃并升华了地方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群落，特别讲究诗化人生，群体的诗性文化氛围也往往特别浓郁。而闺阁诗人既是个体寒士诗意人生的伴侣，又是寒士群体活动的热心襄助者和参与者，更以其敏锐细腻的心灵体察着寒士的才情和际遇，发为由衷的赞赏与真切的同情，故而被落寞之士引为知音和知己，成为这些零落散处的寒士们凝聚胶合的粘性因子之一种，也成了这一生意略显暗淡的社会群落的足以感发人心的鲜亮的点缀。
以上种种，使清代嘉道时期的江南寒士诗群终于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有机组合:
首先，江南寒士诗人相互间大都怀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内驱力，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诗学知己式的生态关联。如这个诗群中三位代表诗人郭麐、彭兆荪、姚椿，其生存状态就很有一致之处，即都是科场失意之人，后又都做过幕僚，由此带来的是三人精神心态的某些相似。于是同处于此种境地的人之间就有了惺惺之惜⑥。这种相知相惜之情是一种不仅仅拘于诗文风格也不关乎个人功利的心灵底蕴的融合。寒士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求其友声”，相互支持以跨越这道沟坎，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心理障碍。
其次，这些寒士诗人大都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同一个主体生态关系中，他们既是创作主体，又是接受主体，藉以达到接受他人影响又影响他人的目的。他们互认自己是对方的接受者，这种相互虚心接纳对方的态度，使他们自发地形成一种群落意识。他们既聚会、唱和、联吟，相互切蹉诗艺，同时又辑刊同仁诗集，如郭频伽辑《碎金集》，朱春生辑《吉光片羽集》，蒋伯生辑《秋唱集》等。类此工作莫不对江南寒士诗群起了巩固与壮大的促进作用。
再次，江南寒士诗群真正的凝聚力在于充分发挥互文本性效应。这集中表现在这个诗群的作品本体几乎不约而同地经常出现两大抒情主题:一、抒发自己穷困潦倒的生存状态。如在郭麐的《灵芬馆诗》二集中，处处可见如下抒情:“未亡弱妹期年妇，垂老女媭七岁儿”之恸家门不幸;“一寸烛随乡梦短，二分月为旅人寒”之诉羁旅乡愁;“屋低起立轩碍眉，窗暗摊书墨生鼻”之状居室湫隘，等等。再如彭兆荪，他曾是个铁血男儿，早年在《兵车行》中高唱:“三边健儿好身手，金印须当觅如斗”;而在游幕时期，所吐属的则尽是“逢迎讵乏贤，摧折气终下”之类的抑郁之苦;而到后来在《悼亡》诗中竟唱道:“以此报卿卿许否?佛烟禅榻送生涯”，苦度人生的感慨则更其沉痛。二、江南寒士诗群还普遍流行一个很新颖的抒情主题:追求个性精神。朱在《物我》中说:“相看梁上燕，未肯傍人飞”。这可谓最具代表性。个性精神的追求还显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抒唱超凡脱俗、神与物游的灵性自由。如任兆麟是一个特别向往神与物游的诗人，在他的诗中，“云”的意象出现的频率极高，且意态纷呈，如“云自无心水自闲”、“云水悠悠神与遇”，可谓其诗心最好的说明。而彭兆荪则标榜个性独立，他自道为诗为人的态度有两个名句:“我似流莺随意啭，花前不管有人听!”这无异于不随流俗、张扬个性的宣言。其次是江南寒士诗群对于情爱已开始作真实的抒唱。如寒士的闺中诗侣就曾轻吟:“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这颇换得了寒士诗人“青衫未脱庸非福，红粉能怜倘是才”的心灵的餍足与心理的平衡。汪彦周在《慰甘亭悼亡》中说彭兆荪对爱情的执着是一种“万劫难空情世界”的追求。是的，这一批江南寒士诗群由于有闺阁诗侣的人生情趣渗透，较自由地抒唱情爱已成诗坛风尚，这虽引来了一批封建卫道之士的侧目，但他们依旧我行我素。郭在《甘亭见赠五言诗五章如数答之》中有句曰:“情多每恨儿女态，遇穷或出危苦词”，这显然是把这个诗群抒发穷困潦倒之哀苦和个性自由之渴求，概括地表达了出来，于是也可见出这批江南寒士诗人“互文本性”的存在。当然，除主题情绪的表现显示出他们的“互文本性”以外，这些诗人的那种与女性修养相通的“软性”诗艺修养特色也为“互文本性”增添了色彩。那就是:江南寒士诗群因着和闺中诗侣的唱和切磋而颇具女性化的抒情风格:纤巧、细腻、性灵……满纸的柔媚，较少的清刚，又绝无峨冠博带、故作雍容的缙绅气，却在真切的吟唱中颇显深情摇曳、活泼灵动，从而使性灵末流率意滑易的颓靡诗风也因灌注了真情实感而略显生机。以上种种，强化了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的“互文本性”，也强化了这一诗群的内在凝聚力。
这也说明: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系统，必然会使文学群体和流派更呈独特的风采，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群体和流派，必然会使文学生态系统更显完整。
结语
这一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的考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无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体研究，或者作品的本体研究，都必须纳入特定时期的文学生态系统中去进行。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才会发现，诗歌主体生态或者作品本体生态之间有着特定的诗歌生态关联。而这种生态关联又必然要和由自然（宇宙）、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有机构成的生态环境建立“互联网”，并发生互动关系。这场宏观的互动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着特定的文学生态系统所派生的三个子系统:文学主体、作品本体和诗群流派，且藉这三者在生态关联中显示的人生态度、政治观念、审美趣味来确立这一阶段诗歌现象的独特生态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只满足于考证诗人生平经历、只关注于编撰创作年谱、只醉心于作唯文本构成考察等封闭自足的研究弊端得以避免;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纳入文学生态系统作全方位探求中获得学术的深化。
注释
①转引自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小谟觞馆诗集》卷二有《拟新乐府六首》，其序有曰:“独爱乐天、文昌、仲初诸新乐府，比事类情，长于讽喻……暇时偶有闻见，辄效为之，仅得六首。中间或吊诡其辞，要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若以为元叔嫉邪、刘四骂人，则吾岂敢。”
③《晏子春秋》曰:“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对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卖寒热，入则比周，此国之社鼠也。”
④上引俱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隋唐五代卷）周振甫撰《李商隐》，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687页。
古典文学研究篇6
一、古典散文教学中的教学原则
1.引导性原则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的了转换，学生成了课堂上真正的主人，而教师也转变角色成了课堂上的引导者，因此在进行高中语文古典散文教学中教师要秉持引导性原则，对学生进行适当、正确的引导。在进行《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文章的内容来引导学生逐渐发现柳宗元在人生在所经历的曲折经历，在政治生涯中所遭遇的不幸，柳宗元通过经历这些事情获得了人生难得的宝贵财富，从而铸就了其文学上的辉煌。教师在此时，可以就相同类型的古典散文进行对比例如《永州八记》，以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作者都是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所遭遇的不幸，体现自己所饱含的情怀。可以看出，在高中古典散文的教学中不可以忽略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的引导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作品的含义，从而进行纵向或横向对比[1]。
2.过程性原则
在高中语文的课堂上教师要注重与学生的互动，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充分的发散思维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不能用固定的思维来框住学生。在课堂上教师可以与学生共同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死板的灌输式教育。在讨论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不同观点，不能够就教学结论来作为评判学生是否正确位移标准。基于过程性原则下，学生要用勇于怀疑的精神来学习古典散文。例如在进行《滥竽充数》的教学过程中，通常情况下教学结论是，没有真材实料的人混在专家里面想要蒙混过关，想要浑水摸鱼。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只能获得这一结论。有的学生认为，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为其奏乐的乐师队伍竟然可以混入假的乐师，说明齐国在法制与管理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在演奏过程中南郭先生拙劣的演奏方式竟然没有被他人拆穿，可以看出齐国的治国与管理之道问题严重。这些想法都是教材中没有涉及的，但确实也是丰富多彩，立意正确的[2]。
3.整体性原则
古典散文教学需要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概念，不单单要注意作品中词汇、语法与古代文化所构成的体系，同时还要关注认知、阅读所建立的主体体系。例如，有部分教师在进行《六国论》的教学过程中，虽然将作品中的字词、句式等语法都细致讲解，但是学教师一问到，六国是哪六个国家，有的学生竟然无法回答。在没有历史文化的情况下，文言文成了一种没有灵魂的语言工具。古典散文教学仅仅成了用文言文堆砌起来的死板作品，没有了灵魂。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仅仅只是枯燥的学习字词等含义，不愿意与深刻体会作品中的切实含义，难以获得学习的兴趣。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就词汇的用法与含义进行讲解，同时还要贯穿作品所在的历史背景，将历史作为教学的线索，让学生能够在掌握基础语文知识的情况下存储知识，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记忆[3]。
二、设立古典散文情境教学
在古典散文的教学过程中设立教学情境，能够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在形象的清洁中来领悟作品的深刻含义。设立教学情境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有通过图片或照片的多媒体手段来设立情境，通过角色扮演来设立情境，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来设立情境。例如在《陈情表》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设立情境。选择学生扮演厘米的角色，想象李密在写陈情表时的心情与肢体语言，让学生深刻体会陈情表中的含义。这种角色扮演能够让学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建立情感交流，让学生对作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角色有新的体会。
高中语文中古典散文是十分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其教学过程中教学要注重引导性、过程性与整体性原则，可以采用构建教学情境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让学生对古典散文充满兴趣，积极地开展古典散文的学习。
参考文献：
[1]武莉.高中语文古典散文中的儒家思想教学浅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06）：61-64.
古典文学研究篇7
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古典文学研究篇8
关键词：古典文献学精神实质现代作用探索
古典文献学时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文献学按照内容不同被人们分为文学文献、史学文献等。古典文献学主要是从时间上来分的，即指代1919年之前的文献研究，是一门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古典文献学是对我国古代文化上千年结晶的研究，其精神实质自然很丰富，对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要充分发挥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我们首先应该对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
“文献”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论语・八佾》中曾有“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汉时期的郑玄对该处“文献”的注释为“贤”。到朱熹时期，他在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曾对“文献”进行过注解，朱熹认为，“文“主要指历代典籍，“献”指贤。由此也可以看出，“文献”在最早时期的含义中，“文”指各种历史典籍和文字资料等，“献”指古代贤德之人的才识，这一时期的文献不仅包含有形的典籍材料，而且包括了人所具有的无形智慧。而社会发展到现在，文献基本都指导有形的典籍资料。虽然古时的中国并没有文献学这个名词，但这门学科却一直存在。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最初几乎都是依靠“经典文化”这一形式，展现在社会与个人的面前，它们所提供给后人的除了各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之外，还包括思想理论及知识系统。从历史的发展态势来看，很多民族经典的文化大多数都存在于民族古典的文献中。以《十三经》为例来说，《十三经》是我国儒家的经典代表之作，它虽产生的年代久远，但却影响了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意识。《十三经》不仅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很多古籍的始祖，同时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发展和演变的源头所在，《十三经》涉及范围之广，不夸张地说几乎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涵盖。正是因为它影响广泛，所以才能在时代的变换中一直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历史上，很多读书人会站在自身时代的需要上，对古典文献进行解读，从中找到对当时时展有重要作用的动力。
纵观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向来都有对古典文献尊重和解读的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存在也就有了其自身的价值。古典文献学研究，不管是汉代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是宋代出现的疑经思潮，亦或清代的汉宋学争论，都不只是对古书语言文字考定问题的单纯研究。其深层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学勃兴的结果，是一种语言文化的问题和研究。作为传统的意识层面，古典文献学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宗教和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当代社会和文化具有值得深思的深厚的思想意义。
二、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
1.对现代学术信念具有强化作用
纵观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不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好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熟悉的”、“在脑子中早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先代文献的宏大影响也会使后人在创作中意识上产生一定的束缚和焦虑，致使很多创作出现相同的审美特性或相似性，对新的经典的创作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然，天才是被排除在外的，这类人即使身处绝境，同样能够逢生。但大部分人只是普通人，所以对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是对各种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包括现代社会电子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清晰的分类和一目了然的研究结果，能够强化现代社会的学术信念，使现代的人才们能够更好地避免出现过多的学术重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2.对推动学术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从“以史明鉴”的角度来说，汉魏经今古文的兴衰，就已经表明文字载体的变化，会给学术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的经验同时还明确告诉了我们，一种文化，不论沿袭的多久，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文字载体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想要仅仅依靠自己进行转型，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学术文化转型，都伴随着物质载体的推动力。春秋时的金文时刻取代甲骨文，竹简帛书渐渐取代金文时刻，之后纸张的参与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种学术的转型。在现代社会，纸质文献走向电子文献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转型。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及本质，无疑会推动现代社会的这种学术转型。
3.能够对学术体系进行构建
从当今的发展来看，我国传统的文化造就已经成为了人类所共享的财富，而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内部。随着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和加深，怎样在对国外新潮理念进行吸收的同时，对自己的学术体系加以构建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古典文献学作为建立在文献基础的研究，就是我国学术体系的骨肉和血液，有血有肉的学术体系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深厚精神实质与基础，是构建学术体系的重要支持。
我国目前正处在文化的大变革和大发展之中，学术领域很多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需要我们去解决。只有站在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对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进行不断地探索，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一个人人能参与其中的文明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也是其学科本身发展的动力和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18-20.
[2]周少川，刘玉才.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J].文献季刊，2010，8（24）：151-152.
[3]杜泽逊，陈树，赵淑梅.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内容及研究方法[J].文史博览（理论），2010，5（10）：93-95.
古典文学研究篇9
一、从彝学研究时间维度上看，这部著作为彝族文献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起到了奠基作用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martinHeidegger.SeinundZeit[m](tubingen:maxniemeyerVerlag,1949),p.148.
[2]SeeHans-GoergGadamer.truthandmethod[m].english.translationrevisedbyJoelweinsheimerandDonaldG.marshall,edcondedition,London:Sheed&ward,1985,p.351.
古典文学研究篇10
论文关键词：古典文献学，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古典文献是我们了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直接依据。在高等学校开设古典文献学课，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利于大学生合理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延边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学科现状
一个学科作为一个学问门类的存在，应该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人才，以固定的机构为依托。在我校，设有古籍研究所，但侧重的是历史文献尤其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渤海史等的研究。而古典文献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没有固定的研究机构，没有硕士学位点，且在专业设置上隶属于语言教研室。2007年重新修订《延边大学本科培养方案》前，“古典文献学”名为“文献学”，作为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选课存在。2007年以后，则更名为“古典文献学”，由原来的专业必选课变为专业任选课。实行主讲教师制以来，文献学却没有主讲教师，而是聘请历史系一名讲历史文献学的教授为中文系学生讲授文献学。事实上教学方法，中文系目前为止没有一位教师获得文献学博士学位，甚至连文献学硕士也没有。没有专业机构，没有专业人才队伍培养，课程设置不合理状况等等都使我校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提上了日程。
在上述客观事实下，古典文献学的教材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如何安排，教学方法如何采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二十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祯《古典文献学》，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献学》，周彦文主编《中国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王燕玉《中国文献学综说》，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等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点，但对定位为民族性综合类大学的延边大学学生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深，课时与课量要求也过大，不太适应教学的需求。2006年以前，我校中文系选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编）作为参考文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辑佚与校勘等章节的安排基本囊括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而且难易程度适中。涉及解释古典文献专业知识的地方都举出文学文献实例，特别是一些基础知识更是一一予以解释。比如讲述训诂术语的时候教学方法，某，某也；某者，某也；某也者，某也；谓；言；犹；日；当为、当作；读为、读曰；读如、读若；之言(之为言)；谓之等等都举例参照。暂定为我系古典文献学教材，力求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编订符合我校实际的文献学教材。
三、课程内容设计合理化
在有限的学时内将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作为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一一详细介绍？笔者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等作为古典文献学的基础每一门类都可以作为专题，在授课中是不能回避的，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把如此多的教学内容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因此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可以简单提及必须进行合理安排。除必讲内容外，简单的内容可以布置学生课后自学，既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某种程度上也督促了学生自主学习。
古典文献学作为中文系开设的专业任选课，应该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即在阐述基本文献学理论的同时注意所列举的文献实例应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比如在讲根据卷端书名冠词进行版本鉴定时，列举《元刊梦溪笔谈》、《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反映刊刻年代，《三桂堂王振华刊本警世通言》、《太平路新刊汉书》反映刊刻者，《别本说唐后传》反映版本类型，《新刻急就篇》《重刊拜经楼丛书》等反映版次，《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反映底本论文提纲怎么写。又如在讲古籍校勘的材料依据时，所列举的蒲松龄《聊斋志异》稿本，宋本《白虎通》，《尚书》孔传，《诗经》毛传、郑疏，《礼记》的郑注、贾疏，《左传》的杜注等都为中文系学生所熟悉的文学文献。
当今科学技术及其网络的普及化，电子文献的检索征引成为趋势。网络为我们今天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选取科学可信的文献显得尤为必要。教授学生网络检索磁盘检索方法，告知学生国内外著名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也是现代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之一。
另外，延边大学作为民族性大学在地缘上优势明显，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在文献学研究方面都应该发挥其优势和特色，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在授课过程中除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外，对朝鲜、日本文学文献也应有所涉及。
四、教学方法运用得当化
（一）教师启发法
从学生角度来说教学方法，学习古典文献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理论学习通过文献学、书目提要等了解典籍的种类、性质、体例、作者、著述年代、流传情况、版本类别、真伪、有无注疏等基本情况，在学习中遇到具体问题时知道应该征引哪些文献为自己所用，这是学生学习文献学要达到的目的。那么教师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统文献学教学中，教ν往是把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全面地传授给学生，教Φ慕彩谡季对地位，几乎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时间，学生感觉到古典文献是死的。加之学生古典文学基”∪酰对于一些基本典籍的了解仅限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掌握的知识，实际上十分片面，因此，文献学的摘要求学生在搜集资料的基∩咸岢鲎约旱墓鄣阈纬勺约旱呐卸稀?
（二）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课件的交叉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古典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必要的，某种程度上还能弥补图书馆珍贵古籍收藏很少或根本不收藏的缺憾。再如,在讲授古籍的装帧形式和版本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就更直观也更感性。借此帮助教师更有序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这种优势是其他教学方法无可比及的。在讲授古籍装帧形式这一章节时还可采用手工演示的方法。学生可以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书的模型。
古典文献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体系也日趋完善。但我校古典文献学科却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教学内容的整合调整，教学新方法新手段的探索与采用对于我们从事古典文献学教学的教师来说是今后教学和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戚福康.论文献学与大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兼论教学方法的变通[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4)
[2]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J].学术界,2000(4).
[3]于峻嵘.“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纪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
[4]董冰华.关于文献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5]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