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1
公司治理准则第03号
关于公司执行投资业务管理制度的
通知
各部门、各岗：
为了更好地推动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完善、规范公司业务制度，树立并维护公司品牌形象，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试行《深圳市前海众房汇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业务管理制度》（详见附件）。请各部门、各岗成员认真学习并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前海众房汇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日
签发人：
附件：
投资业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公司投资业务的规范化管理，建立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实现投资综合效益最大化，根据相关法律要求，并结合公司业务特点，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公司开展的各类投资业务均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投资原则及标准
第三条 投资原则
（一）总体原则：注重安全性，确保流动性，平衡收益性。
（二）投资策略：依据总体原则，灵活设置投资期限，短期、中期、长期投资合理设置。
短期投资期限控制在一年及以内，中期投资期限控制在一年至二年（个别投资可适度延长），长期投资期限为三年及以上。
（三）具体投资策略：依据投资策略，具体投资项目应明确定位，定位为单一投资或集合投资；
单一投资可根据拟订投资策略或委托方需求，设定单一期限投资方案并投资；集合投资，则应充分考虑短、中、长期期限配置，并结合委托方需求设计投资方案。
（四）具体投资标的选择：短期投资，主要以银行活期存款、银行理财、保险理财、货币基金等为标的；
中期投资，主要以中期可赎回股权投资、委托贷款、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应优质收益权转让为主；长期投资，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具体为高盈利性优势企业股权、高新技术企业股权及新型商业企业股权。
第四条 投资资金的分配
合理分配各期募集资金与公司自有资金，确保风险可控且在可承受范围内，致力确保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能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投资收益。
第五条 投资限制
（一）不得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二）不得为非所投资企业提供担保，所投资企业要求担保的，应按股份比例承担担保责任，且须经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
（三）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四）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五）不得从事未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或风险控制委员会）授权的其它业务。
（六）不得从事需要取得特定资质但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投资。
（七）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投资。
第六条 股权投资标准
（一）选择投资的项目应在行业内具备核心竞争优势，例如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技术优势、新商业模式、具备稀缺资源优势或准入资格等，并至少具备以下五点：
1、发展战略清晰、未来增长可预期。
2、清晰且经检验的有效盈利模式。
3、 稳定、专业、可沟通的经营团队。
4、 法人治理结构清晰。
5、具有完整财务、税务记录，无潜在损失。
（二）有足够的安全边际，投资价格合理。
第三章 组织管理与决策程序
第七条 公司投资管理业务的运作部门主要包括：业务部、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以及综合管理部。
第八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项目立项的评审决策机构，由公司高管组成，亦可聘请外部委员，投资决策委员会对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立项会议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对时间要求紧迫的立项项目，可灵活掌握。
第九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
对项目立项审核工作负有勤勉、诚信之责。
（二）
制订、修改公司的投资策略与投资政策。
（二）对投资经理经筛选后提交申请立项的项目进行审查、评估，出席投资决策委员会小组会议，独立发表评审意见并客观、公正地行使投票权。
（四）组织项目的审慎调查工作，对上报投资决策委员会的项目文件进行初审，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十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人以上组成，且总人数必须为奇数。项目立项由投资决策委员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每人1票。每次参加投资立项会议的委员为3名以上，表决投票时同意票数过半数为通过，同意票数未过半数为未通过。投资决策委员可以投同意票、反对票，并简要说明原因，不允许投弃权票。因故无法参加立项评审会议的委员可书面提交表决意见。
第十一条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公司投资业务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主任委员由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选举产生。主任委员对于立项项目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无一票通过权。
第十二条 综合管理部是业务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机构，是公司投资管理业务运作的后台支持部门。
第十三条 综合管理部的职责为：
（一）管理项目资料和会议文件。
（二）其他与项目投资管理相关协调支持工作。
第四章 投资业务流程
第十四条 项目的投资业务流程主要包括：项目初审、项目立项、尽职调查、项目上会、投资决策、协议的起草和执行、投后管理、投资退出等步骤。
第十五条 项目初审
投资经理负责收集项目方提供的《商业计划书》及其他相关信息材料，对项目进行初步筛选、评判，提出可否跟进的初审意见。
第十六条 项目立项
立项是尽职调查前的一项工作。对具有进行尽职调查价值的项目，投资经理/基金经理应填写《立项申请书》，连同项目方提供的《商业计划书》等有关资料，报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
投资经理将项目基本情况向立项委员会委员进行汇报，评审委员应对立项会所评审的项目出具书面的评审意见，经委员一致认可的项目即可开展尽职调查工作，若委员对项目最终持否定意见，则该项目终止。
对未通过立项的项目，应将资料交由综合管理部归档。
第十七条 尽职调查
对经立项会批准立项并决定进行审慎调查的项目，由业务部门组织项目组进行项目的现场尽职调查。在完成项目现场的尽职调查后，项目组应制作完成《项目尽职调查报告》及《投资方案书》。
第十八条 项目上会与投资决策
项目上会采用会议方式，全体参会投资决策委员均须表决。项目上会由业务部门（投资经理/市场经理）发起，投资决策委员会收到全套上会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并形成《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意见表》。项目在通过决策之后的后续入资过程中，若因客观原因遇到与投资决策会议表决之时发生预设条件的重大变化，应撰写书面报告并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重新表决。
第十九条 合同的起草与执行
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项目投资决议后，由项目小组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以及公司律师起草的投资合同标准文本与拟投资企业及其原股东进行合同条款的磋商，洽谈并撰写《投资协议》。
《投资协议》应列明：投资金额、投资方式、投资期限、投资回报及退出、安全保障措施、违约责任条款等内容，撰写好的《投资协议》应提交风控合规部审核，审核通过后安排协议的签署。
投资签署生效后，由投资经理负责合同的具体履行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应予以配合。
第二十条 投后管理
公司对所投资项目原则上通过委派项目代表进入被投资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并由投资经理配合进行项目投资后的管理工作。
项目代表及投资经理的主要职责为：
（一）依照《投资协议》的相关规定，监督并执行相关的安全保障措施。
（二）定期上报项目进度报告及财务报告（月度）。
（三）若遇突发事故或重大事项，及时上报临时报告。
（四）代表公司参加被投资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不得缺席，并按照经批准的表决意见进行表决。
（五）向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第二十一条
投资退出
依照《投资协议》的约定，逐步落实投资退出；若非正常退出，要制定相应风险管理控制机制，并报送风险管理控制委员会，尽量推动项目退出。
项目退出后，尽快安排与投资人的清算，确保投资人安全退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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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2
内容提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原则。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应当优先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其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相应优先，但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并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一般来说可以扩张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然而，如相对人的利益涉及社会公益时则持有人利益并不当然优先；而其利益的优先也不构成对其他相对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独立的专业受托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其勤勉、谨慎的积极行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实现和基金制度存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并且，在信托机制与投资需要下其依法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受基金持有人的约束。因此，基金法制必然以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为重点与中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制度中存在着基金持有人与基金受托人之间天然的利益冲突，并且还会因基金管理人的营利本质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负面影响而愈加严重，从而基金制度理论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客观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体系中，基金管理人的内部公司治理具有内因性和基础性之价值与功能，具有治理成本与信息上的优势，是基金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核心组成。www.133229.Com并且，在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与外部约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治理更具有相应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上述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础价值与功能，法律法规设置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基本治理原则，并以此指导着相关法制与实践。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在具体意义上应当如何适用呢?也就是说，该原则所规定的究竟是绝对的优先还是相对的优先呢?如果是相对的优先，那么其相对于谁、适用范围有多大?这些尚需要加以充分的研究与论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内涵与法律依据
我国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均在保护基金管理人股东利益的同时，要求保护其他相关当事人，尤其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即“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司股东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即：“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规章制度、工作流程、议事规则等的制订，公司各级组织机构的职权行使和公司员工的从业行为，都应当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而其他诸如《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规章中亦有充分且明确之相应内容。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贯穿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相关规范的始终。其本质是要求在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中要充分体现基金持有人的意志，要优先考虑持有人的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持有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和基本中心。
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不仅是对传统公司治理中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摈弃，而且也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演进，即基金管理公司不仅需要在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其中某一个（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越于其他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且，要求后者在持有人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法律关系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法律边界
证券投资基金是通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以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投资组织。信托制度构建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原理与法律基础。基金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有的资金以及相应的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利均交付给基金管理人而仅保留了受益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是在于其相信基金管理人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并且会尽忠职守、勤勉谨慎地为其谋取利益。基金管理人因信托制度与投资需要而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利，其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使委托人的权利与利益发生改变；而委托人则必须接受其管理和投资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对其行为加以完全的控制或者有效的监督。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上而非法律上的不平等，法律必须要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赖义务，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以及损害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无论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其特殊企业经营组织性质，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权利如何广泛，作为受托人与经营者，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服务。因此，该优先原则首先必然是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下的优先，并且应为相对的优先、整体意义上的优先，而非绝对的优先、个体意义上的优先。
首先，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优先。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法规明确规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而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涉及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督察长、投资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亦要求上述主体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利益，“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在其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自身利益以及基金托管人、“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从法规的相关文字表述上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要求，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之中对相关当事人信赖义务的具体规范。
其次，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进一步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是抽象的整体概念，是由具体的众多持有人的利益所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针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而非个体利益。或者说，即便出现对个体利益的考虑也必然是在符合整体利益的前提之下。必须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可能会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并不一致的情形，从而可能会产生对个体利益的限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正是通过集体决策的相关机制对此加以协调与解决。基金份额持有人亦仅得自行行使部分在性质上归属于自身而与整体无涉的权利。
最后，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同一基金管理人依法可以同时受托管理多个基金，而在这些基金之间，无论其受托时间先后、资产规模大小、采取开放或封闭形式等等，其持有人利益之间均无优先与劣后之分。不同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不得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3]“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4]是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而在同一基金的具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其利益亦应平等，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否则，即构成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约之行为。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扩张——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否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并非等同概念，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但基金管理公司仍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参加其他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具有相应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然而，由于相关法规直接将此优先原则规定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5]那么，该原则是否可以扩大化地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非基金法律关系中的交易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以优先于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并且，只有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而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完全取决于其自愿以及积极行为，并且，我国基金的设立、销售等亦依赖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与工作。那么，在以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的私法视野下，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必须遵守基金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必须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规范，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要件与要求。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上位原则，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与其股东、员工均应予以遵循。
具体就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的权益而言，其作为公司法人的具体构成，是特定的法律拟制人格的实际行为的必要因素。法人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其内部主体的行为或行为的集合。基金管理人为抽象的法律拟制之人，从理论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之重大决策决定于公司的股东，但是，基金管理人的任何行为在客观上最终都必然是通过其员工的行为与选择来实现。基金管理公司自愿申请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行为也不例外。正是员工的相应具体行为才能使拟制的公司法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其不仅完全可以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且，只有其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与约束，才会有上述的选择与行动。进一步而言，公司的股东、员工都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利和退出渠道，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亦为保护其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反之，当股东、员工不选择退出时，由于其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其必然应对公司负担起具有相应特殊内容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而不得违反。进一步来看，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实现，也最终要落实到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具体行为之上。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法人及其内部主体应当承担起遵循基金法制基本要求的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后。可见，公司的股东、员工的利益与个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相互比较，前者的选择与行为决定了其利益的实现应以基金制度的存在、发展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这是市民社会中自由主体自愿选择与法人制度客观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基金管理公司未担任任何基金的管理人、未参加任何基金法律关系，则即无遵循上述优先原则之必要与可能，也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能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需要具体分析和判定。
目前来看，我国基金管理业务与管理人身份是基金管理公司最为重要的经营领域和法律地位，也是其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并且，从目前的客观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不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2008年61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60.04亿元，其中主要的是管理费收入，为313.4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7.06%。[6]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从事其他盈利活动并取得的利益，其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运用固有资产进行投资、参加到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中。目前，这些非基金业务正呈现日益发展的态势。就社保基金管理业务而言，截止2008年底，共有博时、长盛、国泰、南方、招商、华夏、嘉实、鹏华和易方达等9家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管理的社保基金总规模达2377.55亿元。就企业年金管理业务而言，共有海富通、易方达、南方、华夏、广发、工银瑞信等12家基金管理公司获得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管理的企业年金总规模达到435.46亿元。[7]就其他如专户理财业务（基金一对一、一对多）、咨询业务等其他业务而言，亦有着大幅的增加。
可见，基金管理公司的非基金业务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客观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那么，就这些脱离了基金法律关系的活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上述相关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利益呢?其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原则上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
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与外延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诸多分类方法，然就其利益与公司及公司行为是否直接相关为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前者既包括物质资本出资者，如股东、债权人，也包括人力资本出资者，如各级员工。公司及公司的经营行为直接影响着其客观、具体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或者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反之其行为亦对公司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后者则是指诸如社区、政府、社会公众、环境和资源、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等与公司经营行为有着间接利益联系的主体。也就是说公司及公司的行为并不会直接给其带来利益或者说具体地给其某种利益造成损害，但从长远、整体或间接的角度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直接利益相关者应当是公司治理所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并且，可以是公司治理的参加者。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其利益在因果上和内容上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公司治理要对其进行考量，但一方面无法确定其考量的成效和界限以及考量到什么程度方为足够；另一方面也无法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加以真正或具体的比较，其至多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或者是无法确定履行的宣言而己。其进而无法获得立法上的切实的制度性支持，而受制于诸多主体、诸多行为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经营者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等随机因素。[8]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权衡与比较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应只存在于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基金管理公司相关主体的利益比较时亦不例外。
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其直接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股东、员工以外，还存在着基金公司在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以及运用固有资产时，与之发生相应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归于债权人范畴，而基金份额持有人亦同为基金公司的债权人。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之间并无谁更重要之分，公司在各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均可能负担有法律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也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然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却打破了上述私法的原则，其强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公权力要介入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相应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一更高层次的法益，限制和牺牲某些私人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将在所难免。由于基金的法律特性，众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或者说集团利益与基金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人、股东、员工的普通债权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更多的影响和意义，因此而产生的两者的不平等具有相应的经济法视野下的正当性。并且，就字面意义而言，这种经济法意义上的不平等性也己在相应立法中有所明确规定而非仅仅是理论分析。
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公司所从事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存在着利他才能利己的情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具有长远上和整体上的一致性。从之前的数据分析来看，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管理费收入，是基金管理公司偿债能力与利润水平的客观保障。因此，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制度的长期的有效发展，是对其他债权人的真正、客观的保护，符合其根本的长远利益。而如何保障相关当事人能够理性地认识长远利益、服从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予以正当行为，则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介入。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其客观的长远利益原则与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强调或强制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
进一步来说，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缘起、功能定位与社会现状，甚至是其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均使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在与其发生相应法律关系时可以充分预见其基金管理人之身份或者是成为基金管理人的可能与必然，能够充分知晓其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制度特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损害。即便此时该公司可能还未成为基金管理人，但是，基金业务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最为基本与核心的业务，是投资人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实践中尚不存在不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因此，从一般社会认知角度出发，仍可推定其具有预见的可能与必然。并且，在法理上，如法律对某种行为或某项权利有明文规定，那么，即可认定当事人在实践之中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而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为治理原则，暂且不论相关法规的真实意思或者说是否正当，至少仍可以此认定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应当知道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应特殊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交易时，其明知交易相对人为基金管理人、负担着法定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义务而仍与之交易，已充分享受了法律和事实所赋予的自由选择和自我救济的权利，因此，其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后果。或者说，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人进行其他交易时，即默视地附带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限制性条件。而此条件并不影响债权人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自由，不构成对其真实意志的妨碍。除非特定当事人能够充分证明其没有认识到交易对象与基金现有或可能的关联，或者说其有足够、充分的善意。此时，则应由执此主张的相对人负担举证义务，以获得相应的撤销权、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然而，现有的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似乎可以排除其证明的可能。并且，客观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仍可以通过私法自治而获得相应的保护，公司法制也认可并且通过相应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利益。
如上所述，基于对经济法视野下社会本位的思考，以及对基金管理公司各方利益主体共同之长远利益的实现和其他债权人的交易时的认知与选择等性质的分析，结合基金法制的价值目标与法律特性，笔者认为，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债权人）。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问题，在其利益与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为重。
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原则有例外与限定。
如上所述，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的股东、员工和其他债权人。然而此优先亦非绝对的优先，其适用应当符合相应的条件，或者具有一定的例外。
第一，在基金管理公司所从事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具有公益目的的受托管理业务中，由于事实上投资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具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色彩，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此情形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从管理人的性质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在受托管理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时亦承担着或多或少的由于彼此之间在地位、权利、信息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信赖义务。如此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对于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直接所涉的公共利益、社会利益而言，则应至少存在平等的关系，或者依其法益之高低在发生冲突时予以平衡。此应为上述优先原则的除外特别情形。
第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由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财产与其固有资产之间并不相同，且依法需要严格划分与相互独立，那么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到期债权时，除非从根本上直接影响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具体利益，或者说将客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基金管理职责和活动，方可依据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加以调整。而在公司仍得以正常经营时，或者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影响更为间接或抽象时，则不应适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并不否定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也不排斥其他债权人权利的行使与实现，更不否定债权在本质上的平等性。举例来说，如其他债权人主张债权可能导致公司破产时，应当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谨慎地考虑是否可以宣告破产，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必要时可以限制其他债权人的破产申请等权利，但是，在宣告破产后，其他债权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无特别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仍享有同一顺序的平等的受偿权利与机会。
四、小结
在相关立法中，存在着对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概念的混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从其规定的内容与本质来看，应当属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适用于特定的基金法律关系的相对优先。并且，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且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而该原则并不能简单地依法规的字面规定而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或者说，是否能够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需要加以法律的分析与研究。在不同的法律视角下加以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公司及其股东、员工应当时刻遵循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宗旨和准则，除非公司尚未成为基金管理人或没有加入基金法律关系；对于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即主要是其他非基金业务法律关系的相对人而言，原则上由于社会本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以及自身交易的选择等原因，亦应服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规定和原则。但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与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无优劣轻重之分，在无法衡量其法益高低之时应予以平等的对待。而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注释:
[1]《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一条。
[2]《证券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二条。
[3]参见《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5]我国现行相关立法中虽均以“基金管理公司”为规范用语，但究其实质却是以基金法律关系为前提。而事实上，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客观实践中均无法等同。具体分析可参见奚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辨析与现行立法检讲，楠京大学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春季卷（总第33期）。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3
公司型投资基金是依公司法理组建和运作的股份公司；信托型投资基金是依信托法理组建和运行的商务信托。由于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其主要业务，因而与一般的股份公司和商务信托有质的区别。无论是公司型投资基金还是信托型投资基金，均有开放型与封闭型之分。开放型投资基金是指发行可赎回证券的投资基金，也就是说，证券持有人可以将其持有的证券要求投资基金买回。该类投资基金的资产额不固定，可视需要随时追加发行新的证券，因而又有追加型投资基金之称。封闭型投资基金的资产额是固定的，在第一次发行完毕后，一般不再追加发行新的证券。该类投资基金证券持有人不能要求基金买回其持有的证券，如果要转让的，应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转让。从投资基金发展史可以看出，开放型设计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组织结构与一般的股份公司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投资公司第17节第5段规定，每家注册的管理公司均须将其证券和类似投资交由保管人士保管。欧共体理事会关于投资基金的指令中也明确规定，公司型投资基金的资产应由与基金公司相独立的保管人士保管。可见，在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组织结构中，必须有保管人。这是由投资基金资产的性质决定的。投资基金的资产由现金和证券组成，它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流通性，因而使得控制该资产的人士很容易盗用基金资产或为自身利益或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使用基金资产。有鉴于此，投资基金采用公司型的，在组织结构上增加独立保管人，使之负责基金公司的资产保管，由基金公司的董事会或其聘任的经理负责公司资产的投资管理。其次，由于投资基金的一项重要价值是专家管理，广大投资者投资于投资基金实际上是购买了专家管理服务，这也要求在公司机关权力分配上，公司型投资基金与一般股份公司应有所不同。
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在信托型投资基金的组织结构方面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当事人均有三方组成，即基金经理人（日本称委托公司）、受托人和投资者；其二，上述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受基金设立文件信托契约的调整。其中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管理，受托人负责基金资产的保管，受益人享有对基金资产管理所产生的收益的受益权。但是，信托型投资基金中的信托关系有其独特性。因为一般信托法理基于民事信托这一观念，委托人将其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或其指定的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因此在信托法理中，委托人在信托的设立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信托型投资基金则源于商务信托这一概念，信托公司等以担当受托人为目的，主动邀请他人将财产信托给公司，因此在信托设立上，受托人更具有积极意义。在信托型投资基金中，基金经理人和基金保管人以担任广大投资者的受托人为营业，他们主动设计不同类型、不同投资政策、不同经营方针的投资基金，并公开邀请投资者参加投资基金，这样，就使投资基金中的信托关系变得较为特殊：受托人在信托的设立上具有积极意义，基金经理人、保管人一起分担了一般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的责任；基金经理人对投资者既负有受托人的忠诚义务，又为自己计算与投资者买卖基金证券。
199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投资基金作了专门的规范。《暂行办法》没有对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作出规定，我国投资基金实践也并不统一，既有采公司型的，也有采信托型的。
投资基金在制度上的分类主要是公司型投资基金与信托型投资基金。这也是由股份公司与商务信托具有的下列两个特征所决定的：第一、证券持有人的有限责任。第二、公司资本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该独立性既使基金资产与经理人、受托人自有资产相分离，又使基金资产独立于投资者。
我国目前已有的投资基金主要是信托型，还有极少数采用公司型，但这不是我国今后投资基金单采用信托型的充分理由；同时，我国目前已有公司法，没有信托法，也不是我国今后投资基金均应发展为公司型的充分理由。采用公司型投资基金的优点在于公司法提供了公司设立、运行的一整套法律规则，且公司法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与投资基金立法的目的一致；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组织结构运用于公司型投资基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基金专家管理功能的发挥。采用信托型投资基金的优点在于其运作更具灵活性；其主要不足在于投资者对基金的运作缺乏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认为，我国在法律上可明确规定兼采公司型与信托型投资基金，并且基于保护投资者这一立法目的与专家管理这一原则，对两类投资基金作出相应的规范。至于实践中以何种投资基金为佳，则尊重投资者选择。
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尽管我国已有《暂行办法》，但是作为投资基金基本法理基础的信托法尚未制定颁布；我国虽有公司法，但是以我国现行公司法规范公司型投资基金尚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公司法关于公司组织结构的规定不适合公司型投资基金。前已述，投资基金运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资产经营与保管相分离，对此我国公司法没有相应的规定，而独立保管制度的设计已被公认为对保护投资者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投资基金价值之一是专家管理，但是公司法没有关于公司董事、经理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而且在公司机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的权力分配上也没有适合于专家管理要求的明确规定。
第二、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下，开放型的公司型投资基金设计没有可行性。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由于我国原有的投资基金均是封闭型，因而公司法的该种规定对投资基金实践并未构成妨碍。但是随着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开放型基金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公司法该种规定对开放型投资基金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我们注意。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对现行公司法上述规定作出补充，规定开放型公司型投资基金不适用上述规定。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4
一、公司型投资基金
公司型投资基金（简称“公司型基金”）以美国为代表，其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公司是“……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交易业务的实体”，或从事该类业务且其40％以上资产由“投资证券”组成的实体。投资公司可采取公司、信托、合伙企业或其他形式，大多数选择公司形式，其分为面额证券公司、单位投资信托公司及包括其他类型投资公司的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可再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公司。①（一）封闭式基金
封闭式基金是一种投资公司，股份金额与期限确定，随时均有固定数量发行在外股份，股份在证交所或店头市场交易，价格反映股份供求状况，可能高于或低于资产净值。基金资产按投资目标及政策进行专业管理（通过销售其股票获得投资所需资金，由管理人投资于债券、股票或投资组合等）。
封闭式基金含封闭式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据全美投资公司协会网站公布数据，1997年末投资于封闭式基金的1490亿美元中，510亿和979亿美元分别投资于股票基金和证券基金。前者受所持有证券组合价值可能减少的风险，资产净值和市场价值可能随之下降。后者受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特点是详细说明基金将进行投资的信用质量与有效期。
管理人可通过公开报告和通信方式增加透明度以减少基金市价下滑；或提供股利再投资方案、发出要约（以资产净值价向股东购买其股票）、公开市场购买其股票等增加对其股票的需求。若筹集更多资本，基金可进行额外的股票公开发售。基金可进行附权发行，给予股东以基金所确定价格购买额外股票的权利，并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交易所严格监管，相关立法要求包括《投资公司法》（基金在SeC登记并达到相应运营标准）、《证券法》（基金资产登记等）、《证券交易法》（调整基金股票交易二级市场，规定反欺诈准则）、《投资顾问法》（监管管理人，要求在SeC注册）等。（二）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是以投资于证券并将利润回报股东为业务的投资公司，特点是提供可赎回证券。它常连续地以与当前资产净值相联系的价格出售；准备随时应持股人要求，按资产净值或与之相联系价格赎回股份。注册投资公司每年向SeC提交报告。为保护基金公司财产，所有证券均须由银行或证交所成员按SeC确立程序保管。股利不得从累积未分配净收益以外任何来源支付。基金公司投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不得从事买空卖空等活动；其可向一些公司提供短期低利率贷款，SeC针对不同信用等级借款人为其规定了此类投资占其自有资产的比例要求。‘开放式基金，或追加型基金③，其基金运用与封闭式基金差异不大，均委托管理人通常投资于包括其他公司证券的投资组合，所获利益依受益权比例分配给受益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1.对管理人而言，前者因基金可随时追加，获取资金较便利；由于基金公司负赎回义务，需随时保留部分现金作为流动性准备，不能将基金全部用于投资，基金常流出流人，较不稳定。后者一般不随时追加基金，但因交易全在证券市场进行，不存在赎回情况，基金可长期运用而不必随时保留现金，可购买流动性较小的证券。2.对投资人而言，前者市价大致等于其资产净值，故基金价值无低于资产净值风险，对投资人较有保障。后者价值随市场供需变动，收益与风险均可能高于前者。3，前者弹性较大，因其随时可供投资人购买，资本可不断增加，理论上存在无限期不断发展可能。后者资本总额、股份数及期限事先确定，难以随时变更，弹性小。
公司型基金法律主体含投资人（基金股东）、基金公司、托管人、管理人。基本法律关系主要包括投资人与基金公司的股东与公司关系、基金公司与管理人间委托管理关系、基金公司与托管人间委托保管关系、管理人与托管人间无直接合同关系。前三种关系以外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间接（管理人与托管人间）或派生（投资人与管理人及托管人间）的，若发生纠纷，只可能作为第三人负连带责任。公司型基金运作中，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重点是基金公司④。公司型基金法理构造凸现了信托与公司法理结合的双重属性。
二、契约型投资基金
契约型投资基金（简称契约型基金）基于信托法理，常以馆托契约联系投资人、管理人和保管人，并发行受益凭证。其法律关系主体少于公司型基金，无基金公司，基本法律关系有所不同。
（一）德国模式
管理人与投资人订立信托契约，同时与保管人订立保管卖约。根据1957年德国《投资公司法》，投资人、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的法律关系为：1.以信托契约规范投资人与投资公司关系。投资人购买受益证券时，获得信托契约及法律赋予权利，取得信托契约委托人及受益人地位；投资公司处于受托人地位，是所募集基金名义持有人和经营者，但投资人并非投资公司股东，两者间系信托关系。2.保管银行与投资公司关系由保管契约规定。保管银行负责基金安全与完整，依投资公司指示处分该财产，负责监督投资公司依信托契约行事，并得对管理人特定违法行为提讼。“信托契约”中委托人和受益人是同一法律主体，即投资人，是典型自益信托；受托人是资本投资公司，是基金资产法律和名义所有人。基金信托法律关系中没有托管人，托管人是投资公司与保管银行之间的保管契约受托人，是一般民事委托管理合同受托人，而非信托法律关系受托人，尽管《投资公司法》赋予保管人对投资公司的监督、对其违法行为的诉讼权和撤销权，但从信托法律关系看，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这是德国法律依信托法理设计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不足之处9.3.保管银行与投资人关系。二者无直接法律关系，依《投资公司法》第14（2）条规定，保管银行虽应为投资人利益行使监督权及终止投资公司权利，于基金解散时，清算基金及给付投资人剩余资产权利。但投资人仅得以第三受益人身份而非信托契约或保管契约当事人身份对其主张权利⑥。
（二）日韩模式
管理人与保管人订立信托契约，以此规范投资人、管理人、保管人之间的关系。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简称《信托法》）第4（1）规定，只有以委托公司为委托人，以信托公司或经营信托业务银行为受托人，方可签订证券投资信托契约。韩国《证券投资信托业法》（简称《信托业法》）第3条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契约，若不将本法规定的委托会社为委托者，信托会社视为受托者，则不能缔约。委托人和受托人订立证券投资信托契约后，证券投资信托开始运作，证券投资信托财产因而设立，委托人得为信托财产的运用指示，受托人应为信托财产管理和运用，投资人虽非为信托契约当事人，但经委托人依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所取得受益权（物化为受益凭证）转让而取得受益人地位，并受信托契约中“信托约款”保障。此模式以证券投资契约为核心，以此契约结合投资人、管理人、保管人成立三位一体契约关系；管理人和保管人为契约当事方，投资人因其受益人地位成为契约相关方，形成投资基金二元构造。契约形式上，委托人为管理人，受托人为保管人。实质上，作为受益人的投资人因信赖委托人证券投资能力而为基金资产交付，委托人也以此信赖原则而为基金财产运用指示。因此，管理人为实质信托契约受托人。管理人与保管人实居于协同一体地位，共同实现受托人机能；而基金契约形式受益人，亦兼为实质契约委托人。基金因具有此实质信托契约结构，管理人虽非证券投资信托法中所规定受托人，但课予其受托人信赖义务应属合理和必要。韩国《信托业法》第9（1）条规定，委托会社作为一个善良的管理者，负有管理信托财产责任，并应保护受益者利益。日本《信托法》第17（1）条规定，委托公司须忠实地为证券投资基金受益人利益做出有关信托财产运用指示。但根据上述法律，证券投资信托契约在基金资产募集后订立，因此产生投资人在应募后、信托契约订立前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弊端。
（三）英国模式
常为英国采用的单位信托指一个集合性购买股票、证券等的组织，其基于单位信托对外销售基金单位以筹集资金，将资金交由受托人保管并指定资深管理人在受托人监督下负责投资，管理人通过较广泛投资组合（包括持有至到期为止的长期债券），使风险最小化以获得股利、利息或销售利润，实现个人成员或单位持有人回报最大化。其程序为：1.受托人（保管人，通常是银行等专业受托公司，负责持有投资财产及收取、分配收益，单位信托购买的股票或证券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登记）与管理人（其投资业务行为由金融监管局监管，负责选择、买卖投资财产及管理信托事务，并每日宣布单位的买卖价）签署信托契约。2.管理人向投资人（受益人）出售单位。3.投资人按最初向公众发出的单位购买邀请购买单位，填写申请表，获得投资凭证，按其所占投资金额比例获得回报。
单位信托不同于投资公司，因为：1.它是一个联合组织，其资本额根据发行的单位数量而变化；2.股票或证券以信托方式为（单位）成员持有，而非作为公司获利资产。因此，单位信托被认为是开放式投资工具，而非由其认购资本所限制的封闭式投资基金；可按其目标（如分为以获得收益、资产增值、或平衡性地两者兼顾等为目标的独立投资组合信托；通过选择投资于其他单位信托和／或开放式投资公司以提供资本增长或收益）、投资领域与地域等标准分为不同种类。单位信托发展方向是吸引更多成员，并与寿险公司竞争，因为单位的价金包含持有单位期间的人寿保险。⑧单位信托契约是单位信托的主线，由受托人和管理人签署并约束投资人，亦包括投资人授权受托人和管理人按单位信托契约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合意。其基本法律关系是：1.投资人与受托人关系物化为投资凭证上的信托契约，存在信托保管法律关系。投资人通过申请并购买凭证投资行为，将其财产名义所有权让渡给受托人，委托受托人及管理人按约定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和管理，同时获得投资凭证并成为信托关系委托人以及实际受益人。据信托契约中投资人授权及契约约定，受托人一方面代表投资人利益，监督管理公司履行其信托契约义务与责任；另一方面，以自己名义托管单位信托中属于投资人的财产，成为该财产法律或名义所有人。2.管理人与受托人签署信托契约，两者间为托管法律关系。管理人依信托契约为投资人利益管理信托资产以实现增值。3.管理人与投资人之间通过单位信托契约及申请表调整其关系，投资人授权管理人管理，直接投资人可向管理人出售单位信托以变现投资。4.管理人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契约并受其监督。
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模式的选择与展望
投资基金是依信托原理建立，按所有权、经营权与监督权分离理念、组合投资以专业代人投资理财的集合投资方式。中小投资人可灵活便捷地获取规模投资带来的较稳定收益，降低和分散个人投资风险。选择投资基金模式应明确评判标准：第一，保护投资人尤其中小投资人合法权益不受非法或不当侵害，这对我国证券市场具有现实意义。第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适当构架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合法、理性运作，使其充分发挥专家理财、组合投资等优势；第三，为基金发展留下制度空间，确保立法前瞻性，适应人世后国际金融竞争。
（一）由契约型基金向公司型基金转换
具有自身特点的契约型基金仍有不足之处：1.德国模式中，保管银行法律地位不完善，一方面，保管银行依《投资公司法》享有监督甚至代表投资人投资公司等广泛权力，实质上处于信托契约当事人地位；另一方面，保管银行依一般民事委托管理合同行事，并非由信托契约调整，这未与信托法理相一致。对投资人保护不足，保管银行并非信托契约人，与投资人无直接法律关系，投资人仅得以第三人身份追究保管银行责任。2.日韩模式中，只存在一个信托契约（管理人与保管人之间），但投资人通过委托人（委托公司或委托公社）转让其依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所获得的受益权（物化为受益凭证）而取得受益人地位，并受信托契约“信托约款”保障。虽投资人因其受益人地位成为契约相关方，但投资人并非契约直接参与者，未能突出投资人在投资基金中应有的核心地位，投资人同样难以最充分地保护自身利益。3.英国模式较符合信托法理，投资人、受托人、管理人关系似乎需要进一步明确。
契约型基金大多存在信托契约未将投资人、保管人、管理人直接以当事人而非契约相关方身份统一纳入信托契约框架的不足，使投资人仅得以第三人身份主张权利。对此有不同主张：1.否定论认为，法律应规定两个信托约款，构造上由委托人（管理人）分别与投资人、受托人（保管人）订立两个契约，使作为受益人的投资人法律地位明确以保护投资人权益。2.肯定论认为，证券投资信托制度特色即在此三位一体的证券投资信托契约结构，由于委托人（管理人）、受托人（保管人）和受益人之间关系密切结合，若依否定论，势必将使此关系错综复杂而不明确。因此欲使此三关系结合，并保障受益人权益，唯使委托人与受托人订立信托契约，方能规范彼此间复杂关系，这也有利于主管机关以行政方式监督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动作。⑨3.应将契约型基金构造放人由一个信托契约约束的自益信托框架。投资人、管理人和保管人是同一信托契约当事人。整个信托契约，由投资人为一方当事人（委托人），与管理人和保管人为另一方当事人（共同受托人）签订，投资人应募行为为信托契约设定行为，受益人是委托人（自益信托）。管理人与保管人可基于信托契约进而订立规范相互权义关系的保管契约。⑩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因为：1.有利于保护投资人利益。第一、二种意见中，分别采用两份契约和类似日韩模式的一份契约而受益人作为契约相关人的方式，前者使信托基金关系复杂化，在实践与理论上均有一定难度，投资人与基金保管人似乎仍无直接法律关系，后者仍未解决传统契约型基金置投资人于信托契约“局外”（并非直接契约当事人）的弊端，对投资人并非十分有利。第三种方案中投资人作为契约人可向共同受托人任一方或同时向两者主张权利，而若立法明确规定管理人及保管人承担连带责任，这将最大程度地保障投资人利益。2.信托投资基金的理论基础是信托，第三种意见将当事人划分为委托人、共同受托人，而共同受托人另行约定权责规定，立法可以规定两者负连带责任，使信托法律关系明确。这与信托法理相一致。3.第三种方案最大程度地体现投资人、管理人和保管人意志，三方均参与其中，而在第一、二种方案中信托契约多由两方管理。证券市场中虽多为格式条款，但第三种方案无疑竭力为当事人尤其投资人留下了适度空间。4.第三种方案理清了法律关系，有利于基金有效运作，对行政监管未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
公司型基金以公司法理及信托法理为基础，投资人购买投资公司股份后成为其股东与基金投资人，基金资产属于组建基金的公司，大多数情况下投资公司并非管理公司，须将基金交投资顾问公司及银行经营保管，产生属信托契约性质的基金管理契约与托管契约。法律上，投资公司成为委托人和受益人，投资顾问公司和保管银行人作为受托人，在普通法上负相应信托责任与义务。此法律关系一直由信托法专门调整，《投资公司法）等调整基金活动、公司管理与控制（含股东、董事与公司高级官员关系、管理赔偿等）、与关联方交易、基金股份销售等。公司立法已确立的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型基金健康运行可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因而，兼具信托与公司制度所长的公司型基金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约占90％—94％左右国家均采用公司型基金，，未来基金发展趋势仍将是采用公司型基金。公司型基金有利于保护投资人利益，同时也代表着投资人的利益关系。⑾立法应给公司型基金留出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其优势，以适应国际金融大趋势、逐渐引导契约型基金向其转化。
（二）封闭式基金逐渐向开放式基金转化
封闭式基金具有存续期限较稳定等特点，其与开放式基金相比在诸方面存在局限：1.发展弹性。后者存在通过良好经营继续扩大经营规模的可能；前者份额发行前业已确立，扩大规模需通过申请设立新基金、或增发等方式实现，缺乏弹性期限优势。2.后者更利于保护投资人利益。投资人可随时了解前者动态，决定是否请求赎回。3.前者存在风险与泡沫可能性较大，后者交易价格与基金净值密切相关，避免了前者随供求状况交易所可能带来的过多泡沫与风险。4.前者较后者缺乏激励机制。后者投资方式灵活，流动性较强，可提供短期低息贷款，有利于帮助企业及经济发展。从发展眼光及保护投资人利益看，封闭式基金较开放式基金有劣势，其向后者转换应是大势所趋。实际上，基金董事会批准并符合基金最大利益情况下，美国一些封闭式基金可能周期性地考虑转化为开放式基金，允许股东以资产净值回购其股票。
（三）我国基金发展展望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5
然而，对于“高富帅”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除了业外的指责，业内的反思已经开始了。
“市场上的某些保险系资产管理公司以行业老大自居，观念闭塞，防范重重，一潭死水。”一位大型保险集团旗下资产管理公司高管宋玉告诉《新财经》记者，“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很危险，自认自己是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却过度担心信息泄密，不抱开放心态，相比较其他系资产管理公司、券商和基金相互间交流要密切、务实得多。”
不过这种局面即将发生变化。近日，一家大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保监会在5月上旬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保险资金运用作方向性改革，由原来开放产品渠道到开放市场。
也就是改变目前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独揽保险资金管理的局面，保险公司可以委托公募基金、私募或者信托公司管理，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向公众募集资金，设计公募基金，进行资产管理。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是专门管理保险资金的金融机构，一般由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发起成立。主要业务是接受保险公司委托管理保险基金，目标是使保险基金实现保值和增值。2003年，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设立之后，至今保险资管公司已达12家。
5月14日，保监会网站《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监督有关事项的通知》，表明二级市场的无担保债正式放开，保险资金的运用又进了一步。4月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温州调研时公开表示，保监会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比例，逐步增加投资无担保企业(公司)类债券的品种。
保险资管临变
保险投资模式将会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中国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一位高层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最近，保监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保险资金运用作方向性改革，由原来开放产品渠道到开放市场，可以向基金等委托资产管理。”这名高层举例说，比如，保险资金可以委托目前华夏或者博时这样的公募基金公司作投资管理。同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发行公募产品，如像目前基金公司那样发行基金产品，向公众募集资金，而不是目前仅仅管理保险资产。
根据这名高管的说法，今后保险公司会专门成立资产管理部门，并选择若干资产管理人，以管理包括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或者信托公司等去作资产管理，而不是目前只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一个机构去做，他们会针对各种不同机构、不同投资风格和投资优劣势让不同的资产管理人管理不同的投资组合。比如有些公司管理固定收益，有些公司管理权益投资等等，这样保险公司投资管理人的意识就能体现出来。
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一是遵照国际上成熟市场的成熟做法；二是目前保险管理公司和保险集团之间存在隔离状态，比如保险集团懂保险不懂投资，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懂投资不懂保险，以致常常出现一些问题。如当保险公司发生大额赔付，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过多地持有企业债等流动性差的资产，流动性出现问题，不得已只有斩仓，导致市场出现巨幅波动，并影响保险资金的合理收益。
这名高管表示，即将实行的转型，将使保险集团不会把全部资金委托给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可以随时在各个组合和投资管理人之间进行转移，如果保险集团的投资管理部门判断股市好，就可以发指令，让管理债券的管理人把债券资金拿去投资股市，这样就遵守了保险集团的意志，也在资产管理市场上形成竞争，有利于保险资金收益的最大化。并避免了保险集团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隔离状况。
保监会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培养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但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弊端，因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自己集团的资产，其实也是集团的一个部门，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又由于保险资金要求长期的绝对收益，因此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缺乏必要的竞争和压力，其投资能力远远弱于目前的公募基金等机构。
毫无疑问，这个制度的实施，将会加快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的步伐，并进一步加剧资产管理行业的竞争。但也不会一帆风顺。
投资队伍不足
尽管保监会已经决定要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这株“温室里的花朵”推向市场，但其孱弱的生存能力，还是让业内捏一把汗。
2012年4月11日，光大永明资产管理公司在北京正式挂牌开业，这是第1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与此同时，合众资产管理公司已获得批复，正在顺利筹建中。
此前，9+1格局持续长达6年之久，2011年是破冰之年。这一年，生命和安邦保险两家成功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生命、安邦和合众等中小险企的加入正在改变市场格局，过去不得不将资管委托给9+1的资管公司管理的时代已被打破。
近年来，随着保险资产管理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小险企不再情愿把资金交给别的保险系资管公司管理，因为资金交出去，要付出相当比例的管理费给资产管理公司，这部分费用完全可以内部赚走。
另外，考虑到公司未来集团化发展的长远战略，很多中小公司也必须拿下资产管理公司的牌照，这一牌照可为企业设立保险集团奠定基础。据了解，阳光和安邦都已成立保险集团。
保险业资深人士宋玉透露说：“全市场来看，平安系更有竞争力，它是全牌照，有银行、保险、信托和基金等，内部能形成合力，一起开拓市场，满足客户各种层面的财富需求。我举个行业内的例子，据说国寿仅pe一个牌照，内部三派力量就争夺了3年，开拓市场的精力必然受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保险公司开始成立集团和参股银行，进行多元化发展的原因。”
目前，整个市场只有区区12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规模，确实与日渐壮大的保险业不相符。而各家公司的资质差别也非常大，以中国人寿为代表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资金来源和使用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实力和人才储备也更强。
一位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部主管告诉记者：“整个市场的资金管理规模超过5万亿元，人寿资产略超1.8万亿元，加上平安和太保，三家的投资资产规模接近3万亿元，占据了大半江山。”
据宋玉介绍，虽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管理第三方资金，但其资产管理能力频遭怀疑，2011年还拖累系统内的股份(上市)公司频遭市场“用脚投票”。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投资能力才是最主要的。
“据我所知，在某国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来自集团的委托资产占比在99.8%以上，其他的资金来源有社保基金和1～2个小的保险公司，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家公司一直想把自己打造为第三方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但受制于体制，较为死板，没能将人才作为资源管理运用起来。”
宋玉补充道：“投资是要看专业性，人才用不起来，投资能力就不行，导致不断有客户流失，走向投资能力更高的股份制保险资管公司，比如泰康、新华。严格说，如果不是有系统内资产的强制委托投资，按投资和管理能力，其是否具备市场生存能力还待定。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规模说了算，规模只是虚假繁荣。”
事实上，强制委托投资在业内争论也很大，是不是一定要系统内委托，还是采用市场招标投资管理人的方式会更好？
尴尬的投资收益率
来自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保险业总资产达6.01万亿元，全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为3.6%，仅比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高出0.1个百分点。2007年到现在，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起伏较大，尤其是2007年，这一数字为12.17%，2008年则为3.38%。
记者致电数家保险系资产管理公司，提起投资这个话题都无一例外表示谨慎，前述投资主管说道：“去年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收益表现普遍不好。公司管得严，不允许对外讲内部的事情。”
据了解，2011年，资本市场不景气，也拖累保险公司的业绩，尤其是寿险。由于一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投资，如果业绩不好，寿险公司就可能出现大幅度亏损。去年合众人寿净利为-8.99亿元，主要就是由投资收益损失惨重造成的，其2011年投资收益为-1.56亿元，2010年的投资收益为8.52亿元。
“我们公司投资经理有来自基金公司和证券业的，但主要是通过校园招聘和系统自己培养起来的。在国企体制下，投资经理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一家国企背景保险系资管公司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其薪金与投资业绩不完全挂钩，年终考核时，投资业绩占比很小，还采用了多种比较基准，考核不明确。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非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导致优秀投资经理离开选择更好的平台；二是安于现状的投资经理没有积极性提高投资收益率。”
据这位研究员透露，现在很多国企系的研究员受制于体制羁绊，实力发挥不出来，都想跳去更市场化、机制更灵活的资管公司去做投资。“去基金公司也行，毕竟天天和资本市场打交道，私募的操作方式就更灵活。”
这位研究员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于证监会规定投资股票有一个比例上限，一旦超过限度，就要准备信息披露。公司内一名投资经理非常看好某只股，打算大量买进，但报上去的时候，风险管理合规部就问：“这只股票一定要投吗？你投了这只股我们仓位就过限了，还要准备信息披露，太麻烦了。”
最后的结果是，因为“麻烦”，投资经理放弃了投资这只股票的打算。
上述研究员不禁问道：“让风险管理合规部这样远离市场的岗位来指挥投资，本末倒置，这样的投资能做得好吗？”
这两年投资业绩表现不错的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兼投资总监曾晓洁就来自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他从研究部研究员做到股票投资部投资经理，主管人寿资产第三方委托资金的股票投资业务，负责中小保险公司的委托资金及十几家年金的股票投资，成绩突出。而他出走私募的一个很大原因，便是脱离国企体制羁绊，谋求更大的“职业发展”。
该研究员说道：“在国企，往上升一级要3～5年，升到部门主管可能有10多个大小级别，如果‘一步一个脚印’，做到部门主管的位置，研究生毕业也需要熬到60～65岁，也该退休了。而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每3年升1级，一个萝卜一个坑，还要拼关系，职业生涯发展让人绝望。”
投资空间待开拓
2011年底，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达5万亿元，保险成为债券市场第二大投资者、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对市场深具影响力。
5月14日，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将适当调整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比例，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主要针对权益类投资上限的，这一限制已不适应市场的发展，保监会此次准备调整投资比例，就是为保险资金更加灵活操作，开辟合法通道。
《通知》规定，保险资金权益类占比上限为25%（25%为包括股票和各类基金，而股票和股票型基金占比则为20%）。权益类投资是指投资于股票市场和股票型基金等权益类资产。
但保险公司风格一直以谨慎稳健为主，去年股市不好，大多数资管公司采取严格控制仓位的策略。《通知》还明确了险资可以投资以簿记建档方式公开发行的已上市交易的无担保企业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商业银行发行的无担保可转换公司债等债券。
事实上，以前保险资管也可以投资无担保债券，但是，以簿记建档方式公开发行的各种无担保债券，占比达整个无担保债券市场的90%，而以前是不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现在政策放松，意味着保险资金在无担保债券领域的投资放大了9倍。
此外，《通知》还拓宽了险资投资的空间。如界定了“重大股权投资”的定义，给了险资投资的自由裁量权，免得股权投资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严格审批。
“2011年公司投资组合息类收入大幅度增长，但考虑股权型投资减值等因素后，本公司总投资收益率为3.51%。”中国人寿年报显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益同比下降37.6%，主要原因是受中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影响。而保户质押贷款利息同比增长69.7%，债权计划投资利息同比增长65.5%。”
事实上，除了投资收益，投资者还另须关注投资浮亏的情况，实现收益还可以，但是浮亏就很难看了。
宋玉说：“基金公司的资金来源期限较短，基民主要关注短期波动，所以备受批评，但其实看透了保险资管的投资水平低于基金，只是保险资金期限较长，隐藏得比较好。从行业占比最大的公司入手分析比较明白，比如国寿2011年年报披露的总投资收益率为3.51%(实现收益，未包括大量浮亏)，大幅低于普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大大跑输当年Cpi5.4%，仅和当年7月公布的银行1年定期存款利率持平。某些保险资管超低的回报率，抵扣通胀以及做其他投资的机会成本，回报是负的，只是期限比较长，而且买了保险退保成本大，属于‘温水煮青蛙’，现在聪明的钱都在退保。”
根据华宝证券研究中心提供的2011年投连险的年终报告，投连险12月平均收益下跌3.43%。“国寿平衡增长”全年下跌30.04%，在所有产品中排名倒数第一。
到底是什么投资组合影响保险资管公司的投资业绩？
宋玉介绍：“保险系资管公司业务部门主要有股票部、基金部、固定收益部、直投部、国际部，其中固定收益部占比大约60%；投资于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的账面余额，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20%；投资于不动产的账面余额，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10%；投资于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的账面余额，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3%，两项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10%；投资于基础设施等债权投资计划的账面余额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10%。”
新华保险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其协议存款比例占33%、固定收益率占51%、权益类投资占7.8%。权益类占比从去年初10%降到年中9%，再到年末7.8%，逐步降低，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全年经济形势不明朗，一贯谨慎的保险资金对于股票市场持观望态度。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保监会扩大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主要是受累于这几年保险资金偏低的投资收益率。监管层目前的思路正在转向探索新的投资渠道，提高收益并减轻保险公司的压力。
此前，项俊波在温州表示：“保险资金可以在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并重点研究保险资金投资温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参与温州产业投资基金、参与温州保障性住房、养老产业、医疗产业等领域的支持政策。”
据了解，保险投资渠道正在不断被拓宽，继不动产、pe后，股指期货也将有望放开，中国人寿投资股指期货的合资公司正在谈。宋玉说：“我们投了不少商业地产和养老社区，还有其他基础设施，比如高铁，效果有待观察。”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6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股东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券商、社保基金、QFii、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所持有的份额越来越大。根据2004年的数据显示，证券投资基金2004年投资股票的资金达1602.52亿元，整体机构投资基金规模接近2500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占机构投资比重的64%，2004年沪深两市股票流通市值约为10630.52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市值占沪深流通市值的15.1%。由此可见，机构投资者（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上是一股非常活跃的投资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目前最大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状况进行分析，阐明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障碍，进而提出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对策。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与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是行使作为股东的投票权：（1）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上的投票否决，如2003年基金联盟对抗招行发行百亿可转换债券的风波、2002年中兴发行H股计划风波和2000年深万科B股增发停发事件中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的干预；（2）对于股权之争，基金可以通过公开征集授权委托权反映小股东的意见（如胜利股份股权之争）这种方式参与公司的治理；（3）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否决。我国未施行流通股东分类表决制之前，在股市非流通股占总股份50%①以上，流通股东是无法通过与非流通股股东“同权”表决权来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在实施了公司重大事项社会公众股东表决制度②之后，其中对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通过的要求要达到参会流通股2/3以上，虽然基金是最大的流通股股东，但根据截止到目前的资料来看，基金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方案投赞成票占绝大多数，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股改方案投反对票甚少（持股基金对上市公司三爱富的股权分置方案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这是目前第一家因遭到基金公司反对而被否决的上市公司）。③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着一些损害投资人利益的事件，如公司重大事项不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等，由此可见，我国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程度和制衡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对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障碍的分析
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实施有效的监控。基金参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形成对上市公司实行一种有效制衡的机制（股东与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是否能形成有效制衡则取决于基金的持股是否有规模效应，市场环境和基金的投资目标的实现是否允许长期持股，是否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有利益冲突。然而，在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确存在多方面障碍因素。
1．我国股市的市场环境欠缺，阻碍和抑制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影响了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1）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不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使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持股的主要依据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是否具有成长性，但由中联财务顾问和国资委有关专家对1339家上市公司共同进行的一份上市公司业绩评估调查显示，中石化一家的净利润就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44%，而占上市公司总数不到7%的前90户上市公司，其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90%④。业绩集中表明投资者只有通过精选个股来长期持有，但由于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基金持股有限⑤，使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规模效应无法体现，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2）市场没有做空机制、没有指数期货、指数期权等产品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无法进行套期保值，持股者最优的策略可能就是选择短期持股。从2001年起就开始提出解决全流通问题，直到2005年5月股权分置正式启动，期间整个市场主要面临的就是非流通股的解决如何进行、何时进行的系统性风险，两个市场也从2001年指数振荡向下。2001年~2005年深证成指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30.03%、－17.03%、26.11%、－11.85%和－6.65%，2001年~2005年上证指数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20.62%、－17.52%、10.27%、－15.40%和－8.33%；深证成指由2001年年末的3325.66跌到2005年年末的2863.61点，上证指数由2001年年末的1645.97跌到2005年年末的1161.05点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是一个短期持股策略，从市场的振荡中获得收益。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7
关键词：基金子公司信托优势竞争
证监会公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也可以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据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修订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拓宽了专项账户的投资范围，对从事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要求基金管理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以达到从事此项业务的目的。
一、基金子公司的背景与现状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一般称基金公司），是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企业法人。公司董事会是基金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基金公司发起人是从事证券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信托资产管理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基金子公司的性质与基金公司在业务上是有较大区别的，子公司和母公司在业务模式中基本上是从事完全不同的业务。
基金子公司最初以通道类业务为主，目前业务类型涵盖房地产信托、股权质押等多个领域。例如，工银瑞信基金子公司主打产品系列为幸福城市系列，投向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租房保障房建设与城镇化改造项目，还推出股票质押型产品、针对部分重点城市文化旅游专项建设产品。
二、从优劣的角度对基金子公司与信托进行对比
根据《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及相应的匹配的规则修订，证监会将在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上放松监管，允许进行专门项目资产管理业务，提高了基金管理公司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能力。允许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并允许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于非上市公司股权、债权类资产、收益权类资产以及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资产，以提高基金管理公司在实体经济中的服务能力。
三、基金子公司的优点
1、更灵活的产品设计
修订草案取消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分别在投资单只股票和投资单一证券不得超出计划资产净值20%和10%的限制，从而基金管理公司在约定投资比例上可以根据产品特点和客户需求自行决定，因而设计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
证监会允许基金公司以专业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取消费率管理方面的规定，对于专项资产管理业务采用较为宽松的监管。
3、优化申购赎回的频率
安排申购赎回频率的优化，增加了“为单一客户设立资产管理计划，为多个客户设立现金资产管理计划及证监会许可的其它资产管理计划除外”的豁免性条款。
4、放宽要求，托管制度强制保留，但不会对托管机构提出具体的要求。
5、更强的流动性，在大宗交易平台上允许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转让，流动性得以增加。
6、资本金没有限制，相比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在资本金上没有限制，低成本，具有天生的开展通道业务的功能。
总的来看，我国信托业虽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挑战依旧严峻，专属业务领域缺乏。信托公司中绝大多数仍以融资服务业为主，在自主资产管理和创新能力上仍不占优势。现今由于信托产品缺乏流通机制，信托产品规模比较小，在期限上表现的结构性缺陷，严重限制了信托在长期融资功能中的应用，不能起到优化我国融资结构的作用。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和风险“零容忍”的特点更为严格，而且单一机构的风险爆发会对整个行业造成较大的风险。
四、基金子公司在与信托竞争中的应对。
总的来说，在财富管理行业竞争的大潮中，基金子公司有自己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后发优势，子公司的未来业务有很多项目规划，主要会在场外交易市场，只要是风险收益合理的业务，子公司都可以做。
参考《暂行规定》中的规定，基金子公司可以开展上市股权、债权、收益权等实体资产的业务，与母公司的证券业务和债权业务相比拓宽了许多业务范围。但是就现状看，这种看似宽松的监管环境并不能给基金公司多大的发展空间，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具体怎么操作，是摆在基金子公司急需解决的问题。
通道业务按现状来看应该是众多基金子公司首先考虑的领域。通道业务可以分纯通道业务，即基金公司还是和信托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基金子公司可以利用其牌照策划出一套盈利模式或是在形式上走程序从而参与信托和银行的业务。另一种通道业务就是与银行和信托或是券商等机构进行合作，基金公司可以自主提供客户与开发产品。这种通道业务可能也是基金子公司开始阶段涉足的初期业务范围。
基金公司在证券投资方面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不论是信托还是银行都是不能比的。参考近几年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情况，从中看出被动型投资和工具型投资发展良好，这些业务恰好在基金公司中都有人员和系统可以实现，子公司可以通过自身的灵活性创造相应的“权”以供投资者使用。除了被动型投资，主动型投资也可以考虑，基金公司还可以投资信托产品、券商资管、银行理财等等。基金子公司利用其优势可以开展资金池业务，期货，股权质押融资，pe，VC等业务。
基金子公司的业务急需创新，范围可以不用局限与国内，通过QDii，能够将资金更好的投资于全球金融市场中去，QDii通道灵活性更强，投资范围更加广泛，投资目的也可以多元化。基金子公司在创新中应重视建设销售渠道这一重要的链接市场的环节。可以参考银行之间的银银合作的模式，基金公司可以将自己的产品与银行合作，利用银行的营业点多，客户多的优势双双合作形成销售联盟；或者在互联网金融告诉发展的今天，通过网络电商或直营店等自身的渠道销售。
参考文献：
[1]郑艳，2011，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的相关问题探讨[J].会计之友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8
关键词：私募股权；公墓基金；监管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
打通一二级市场，构建完备资管平台，一直是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及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愿望。从2012年开始，伴随着监管机构监管权的明晰及相关监管政策的落地，这种愿望逐渐变成了现实，吸引了一二级市场众多机构的关注。关于私募系公募崛起在即的趋势，笔者从私募股权机构的角度分析设立公募基金的意义，旨在探讨私募系公募业务的发展路径，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政策落地催生私募系公募基金热潮
截至2014年8月，证监会共受理3例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设立公募基金的请求，其中深创投全资成立的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6月份获准设立，成为第一家私募系公募机构；紧随其后，九鼎旗下的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7月获准设立，成为第一家民营私募系公募机构；同期，新沃资本宣布同北京奇付通科技合作设立新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正式提交证监会备审。此外，高瓴资本与腾讯合作设立“企鹅”公募基金的传闻也进一步将私募基金涉足二级市场业务的关注度提到了较高的水平。
而事实上，私募机构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在尝试开拓二级市场业务，包括鼎晖、红杉、深创投等众多行业知名机构一直在试图设立二级市场业务平台，并获得了一定成果，比如深创投于2012年同红塔证券及北京华远集团合作设立红塔红土基金，其中深创投占股26.0%；但是由于2013年之前，私募股权行业的监管权并未划清，虽然2013年2月证监会的《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中明确“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等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在符合一定条件下，申请开展基金管理业务的，比照此规定执行”，但是在同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却表示“发现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发放贷款等违规行为的，要通知其限期整改”。这种监管权不明晰造成的监管混乱使得私募机构无所适从，私募系公募基金也难以做到实质落地，多数机构选择观望。不过随着2013年底，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监管权正式划归证监会，私募机构设立公募基金在政策上得到了支持，不过需满足一定的资产管理规模及其他资质条件。
二、公募基金业务体系及发展前景
为理解私募机构抢设公募基金的逻辑，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公募基金的业务体系。公募基金产品是指“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由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财富管理产品”。不过随着监管层对公募基金管理机构业务范围的放宽，目前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已不仅仅是局限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还有包括投资咨询服务、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及企业年金管理业务、QDii业务以及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等额外的五类主要业务。
基金管理公司的六大类业务中，对行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特定资产管理计划。2012年9月证监会《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于当年11月正式实行。该办法正式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开展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即所谓的专户业务）包括投资传统证券的传统专户资产管理业务和投资非标资产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两类，前者可以由基金管理公司或其子公司直接开展，但后者必须由基金子公司独立开展。正是基金子公司下属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这一业务对整个基金管理行业带来了重大的冲击。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可进一步划分为传统类业务、投资类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及通道业务等五大类业务，由于监管政策相对宽松，其合作方可以是银行、信托、期货、上市公司、一般企业及高净值个人等，而投资标的则90.0%以上为股权、房地产等非标资产。这种天然的优势，使得专项资产管理业务自放行以来迅猛增长。2012年11月第一家基金子公司设立，截至2014年3月份已有67家基金子公司被设立，其中60家有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管理的总资产达到1.38万亿；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管理公司甚至将重心放在了发展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业务上。这种激进式的增长引起了监管层对行业风险的警惕，证监会于2014年4月份暂缓了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不足50.00亿的机构设立基金子公司的批准，且对已设立基金子公司单位开展实质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进一步督促其尽快开展业务，否则将收回牌照。在目前的监管环境下，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抢设公募基金的主要意义在于初步实现业务多元化的同时为将来发展基金子公司业务及专户业务提前布局。
三、大资管趋势逐步形成综合性资管平台成终极目标
总体而言，大资管趋势将会继续下去。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设立公募基金，市场主流的观点是私募机构看重公募基金的子公司业务和特定资产管理计划业务。根据目前证监会的监管政策的要求和市场实际情况，短期内这两种业务不可能大规模展开。目前已批准设立的两家私募系公募基金注册资本均为1亿，而实际业务尚未展开，管理的公募基金规模尚无，根据证监会政策的要求，设立基金子公司并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在现阶段不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只有专户业务中的传统资产管理业务可进行实质性的推进。因此，现阶段设立公募基金的意义只在于将资管范围扩展到公募基金传统的五大类业务及专户业务中的传统专户资产管理业务，实现单纯性的业务涵盖一、二级市场；而之所以说单纯性，是因为私募股权机构与公募业务从监管原则上讲需要实现分离，以避免内幕交易的发生。
长期来讲，随着私募系公募基金的成长或政策的再次放开，公募基金的子公司业务及其对应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对私募机构而言意义非凡。利用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业务，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可以通过公募基金子公司平台获得更多的机构Lp，从而降低股权投资业务中的资金周期错配风险；与此同时，也能为现阶段的高净值Lp及机构Lp提供周期更为灵活、标的资产更加丰富的投资产品选择，提升资金的投资效率。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本身对非标资产更为熟悉，对公募子公司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会形成较好的支撑。不过仍需要强调的是，私募机构设立公募基金的意义仍然主要在于扩充资管业务，打造健全的资管平台。
参考文献：
[1]傅嘉.退出渠道单一pe“库存”居高不下[n].中国证券报，2014-5-13.
[2]唐福勇.并购成股权投资机构退出的趋势[n].中国经济时报，2014-5-14.
[3]桂小笋.2004亿元资金冲动两市公司年内启动400份并购案[n].证券日报，2014-5-14.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9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股东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券商、社保基金、QFii、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所持有的份额越来越大。根据2004年的数据显示，证券投资基金2004年投资股票的资金达1602.52亿元，整体机构投资基金规模接近2500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占机构投资比重的64%，2004年沪深两市股票流通市值约为10630.52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市值占沪深流通市值的15.1%。由此可见，机构投资者（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上是一股非常活跃的投资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目前最大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状况进行分析，阐明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障碍，进而提出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对策。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与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是行使作为股东的投票权：（1）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上的投票否决，如2003年基金联盟对抗招行发行百亿可转换债券的风波、2002年中兴发行H股计划风波和2000年深万科B股增发停发事件中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的干预；（2）对于股权之争，基金可以通过公开征集授权委托权反映小股东的意见（如胜利股份股权之争）这种方式参与公司的治理；（3）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否决。我国未施行流通股东分类表决制之前，在股市非流通股占总股份50%①以上，流通股东是无法通过与非流通股股东“同权”表决权来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在实施了公司重大事项社会公众股东表决制度②之后，其中对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通过的要求要达到参会流通股2/3以上，虽然基金是最大的流通股股东，但根据截止到目前的资料来看，基金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方案投赞成票占绝大多数，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股改方案投反对票甚少（持股基金对上市公司三爱富的股权分置方案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这是目前第一家因遭到基金公司反对而被否决的上市公司）。③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着一些损害投资人利益的事件，如公司重大事项不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等，由此可见，我国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程度和制衡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对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障碍的分析
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实施有效的监控。基金参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形成对上市公司实行一种有效制衡的机制（股东与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是否能形成有效制衡则取决于基金的持股是否有规模效应，市场环境和基金的投资目标的实现是否允许长期持股，是否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有利益冲突。然而，在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确存在多方面障碍因素。
1．我国股市的市场环境欠缺，阻碍和抑制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影响了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1）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不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使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持股的主要依据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是否具有成长性，但由中联财务顾问和国资委有关专家对1339家上市公司共同进行的一份上市公司业绩评估调查显示，中石化一家的净利润就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44%，而占上市公司总数不到7%的前90户上市公司，其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90%④。业绩集中表明投资者只有通过精选个股来长期持有，但由于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基金持股有限⑤，使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规模效应无法体现，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2）市场没有做空机制、没有指数期货、指数期权等产品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无法进行套期保值，持股者最优的策略可能就是选择短期持股。从2001年起就开始提出解决全流通问题，直到2005年5月股权分置正式启动，期间整个市场主要面临的就是非流通股的解决如何进行、何时进行的系统性风险，两个市场也从2001年指数振荡向下。2001年~2005年深证成指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30.03%、－17.03%、26.11%、－11.85%和－6.65%，2001年~2005年上证指数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20.62%、－17.52%、10.27%、－15.40%和－8.33%；深证成指由2001年年末的3325.66跌到2005年年末的2863.61点，上证指数由2001年年末的1645.97跌到2005年年末的1161.05点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是一个短期持股策略，从市场的振荡中获得收益。
2．市场对基金经理业绩的考核以及基金管理费提取的方式，制约了证券投资基金对所持股票公司治理的参与。（1）基金的本质是受托形式的专家理财，市场及基金管理公司对专家理财能力的考核短期化使基金经理行为短期化。一方面，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是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主⑦，特别是QFii、社保基金等其它机构投资者作为基金的持有人集中持有时，基金为防范高比例赎回风险，基金的资产配置要具备相当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开放式基金按照净值进行交易，基金的净值在市场上每日都是公开的，基金的净值及其基金净值动态变化情况成为市场及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理财业绩考核的依据，也促使基金经理更加重视资产的短期收益。（2）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费是根据其基金净值来提取，因此基金经理人往往是以最大化其基金净值为目标。目前基金净值的大小主要与较高的资本利得有关，因此基金对股票最基本的偏好是股价的增长率，基金经理人根据市场热点频繁调整所持股票，缩短了持股时间，抑制了基金对公司治理的参与的积极性。
3．证券投资基金与持股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利益冲突，抑制了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司与持股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两方面：（1）证券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基金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参与的障碍。目前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均属于契约型，是非法人的基金组织形式，其治理结构的目的就是形成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公司（受托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委托人）几方面者的制衡机制，有效保护相关各方的利益。但在我国的实践中，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基金托管人地位不独立，作为基金发起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又在发起过程中被选聘为基金管理人，最终形成基金管理公司的一方独大⑧。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目前的控股股东主要是证券公司，由于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保荐人、股票的经销商或包销商、财务顾问等，势必会影响在证券公司控股下的基金的持股以及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投票权的行使。（2）基金管理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制衡机制。上市公司既是基金的合法投资者，又是基金的合法投资对象，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持有基金来影响基金对上市公司的制衡机制。
三、促进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有效参与的对策
1．改善我国股市的市场环境，促进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1）建立完善的股市进入和退出机制及其市场披露制度，使市场具备优生劣汰的机能，使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得到提升，使基金愿意长期持股。随着股权分置的推进和全流通股的实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的规模效应凸现，一方面要发挥其在治理公司的有效制衡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防范大股东损害其它中小股东的利益。（2）完善市场交易工具，通过金融工具制衡市场。要尽快推出股票的融资融券业务，积极推出股指期货、股制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使投资者可以利用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或投机，有效的防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
2．改变基金经理业绩的考核方式，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对所持公司的治理的介入。建立基金经理层的长期激励制度，推出适合于基金运作的股票期权计划，使基金经理行为长期化，同时随着我国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市场透明度提高，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信息成本下降，更加会刺激基金长期的持股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3．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1）要完善基金的法律法规⑨，形成受托人、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的有效制衡机制，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2）明确基金只是委托理财的形式，基金持有人才是基金真正的所有者，基金持有人除具有相应基金份额的收益权之外，还有基金资产附带的投票权、表决权等权利。因此基金对持股公司的有关事宜进行表决实质上是以受托人身份代表基金持有人行使表决权，基金应向有关基金持有人披露行使相应权利的决策程序，并定期披露。（3）对基金与被投资公司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基金与上市公司相互投资）或间接利益冲突（基金的主要股东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上市保荐人、股票承销商、财务顾问等）的情况，基金应就利益冲突情况和处理方式向市场和基金持有人进行披露。
注释：
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06年4月28日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占61.5%,流通股占38.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2005年12月30日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占56.2%，流通股占43.8%。
②2004年12月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试行公司重大事项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制度，即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配股、发行可转债、重大资产重组、以股抵债、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等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除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还要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③张东臣，“缺乏充分沟通基金否决三爱富股改引发五大思考”，www．chinafund．cn，2005年12月21日。
④上市公司：别让坏孩子挡道，大众网，2006年6月8日。
⑤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一个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基金净值的10%；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
⑥资料来源：www://,2006年2月5日、2006年2月6日。
⑦根据中国银行证券研究中心《2005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统计报告》（中国证券报，2006年1月6日），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218只，其中开放式基金164只，占基金总量的75.2%，募集资金规模为4067.95亿元，占募集总规模的83.3%，其中股票方向募集资金规模为3367.37亿，占开放式基金募集总规模的82.3%。
⑧陆一：“基金业制度存在七大真空”，中国证券报，2006年2月18日。
⑨陆一：“有的放矢完善基金法律法规”，中国证券报，2006年2月24日。
参考文献：
1．李季，王宇．机构投资者：新金融景观．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耿志民．中国机构投资者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篇10
权利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研究法律主体的义务，就要先探讨法律关系的性质和主体的法律地位。[③]
投资基金（investmentFund），是一种由众多不确定的投资者将不同的出资份额汇集起来，交由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操作，所得受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的投资方式。换言之，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募集资金，专家经营，代人理财”的投资方式。在美国，这种投资又称为“共同基金”（mutualFund）,英国称为“单位信托基金”（Unittrust）,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④]其中，专业的投资机构便是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依据委托管理合同，运用和管理投资基金资产，开展实际投资活动的公司。[⑤]
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基础是由信托契约确定的信托关系。传统的信托关系当事人分为信托人、受托人和收益人。信托人通过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由后者依据信托契约的规定将运用信托财产进行投资所取得的收益交给收益人。[⑥]作为一种证券化的信托关系，基金信托属于商业自益信托，即信托人与收益人重合，从而与传统信托法律关系的三方关系（包括收益人、信托人和受托人）有所不同。基金主体一般包括投资人（亦即收益人、信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基金主体的法律关系从整体上而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二元投资基金契约结构模式,即以基金管理公司、托管人为订约方,投资者为相关受益方的三位一体型态,具体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元结构，从外部而言是信托人（收益人）与受托人的信托关系，从内部而言，受托人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基金管理公司和托管人通过签署托管协议进一步明确他们在履行信托职能上的分工权责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可以由下图表示：
受
托职责分工
人（托管协议）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投资人（受益人、信托人）
保
信托
（基金契约）
基金托管人
基金法律关系示意图
因此，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管理公司处于信托关系的受托人的地位。
二、基金管理公司义务总述
如上所述，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对基金财产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和投资管理权，因此，在履行其职责时，其行为必须符合特定的标准——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是基金契约信托法律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国的普遍看法。不过，有的国家在立法中对此有明确规定，有的国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依照信托关系的一般原则处理。我国台湾省投资信托法就没有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对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但学者认为，基金管理公司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它对委托人的信义义务。[⑦]
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信托法》作为调整基金管理关系的整体大框架背景，信托关系的一般原则和义务无从谈起，所以，专门针对基金管理方面的法律就更为重要。目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募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金的管理和运作等,主要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行调整，但是，《暂时办法》没有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负担信义义务。[⑧]
信托法上的信义义务传统上分为积极的作为义务（prescriptiveDuties）和消极的不作为义务或禁止性义务（proscriptiveDuties）。积极的作为义务要求受托人在处理受托事务中必须以促进受益人的最佳利益为宗旨，受托人必须履行适当的注意义务；禁止性义务要求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中，必须避免利益冲突，以尽其忠实义务。[⑨]简言之，信义义务分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其中，注意义务是对受托人称职的要求，忠实义务是对受托人道德义务的法律化。[⑩]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公司是基金资产的实际经营者，如何设定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义务，或者如何依照法定义务设定其管理和运作基金募集资金的法定准则，达到既有利于投资利益最大化又能最大限度减小投资风险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三、基金管理公司的忠实义务
所谓忠实义务是指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必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处理信托事务的唯一依据，而不得在处理事务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者图利他人，即必须避免与受益人产生利害冲突之情形。[11]基金管理公司在运作基金时，如果同时牵涉自己的利益或与其有关的第三人的利益，很可能会作出有利于自己或第三人的投资决定，从而使信托基金投资事务得到不公平的处理。基于此,国外法律对基金管理公司规定了忠实义务，以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忠实义务的设置除赋予受益人(或基金信托管理机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事后救济措施外，更为有效的方式是避免基金管理公司与受益人处于利害冲突的地位。
各国由于情况不同对利害冲突交易的防范规制亦宽严不一。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公开利害冲突交易，但该交易必须事先取得受益人、保管机构的同意；二是对有利害冲突的交易予以禁止；但主管理机构同意后可以进行；三是对有利害冲突的交易予以全面禁止。[12]《暂行办法》对此亦有所涉及，《暂行办法》第34条第12项规定禁止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但是，同美、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相比，尚存较大的缺陷。
首先，欠缺忠实义务的原则性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基金管理公司与受益人发生利害冲突的行为形态万千，而且法律上难以明文逐项禁止。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就能够起到避免挂万漏一的作用——口袋条款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此。
其次，在下述几个具体问题上也未予以规范：
（1）禁止或限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关联人员）与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买卖。这是防止基金管理公司利用经营投资基金之便利为自己以及与其关联人员，牟取不当利益的根本措施，也是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忠实的基本要求。
《暂行办法》对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内部人员与信托基金的交易未作禁止性规定，但根据《暂行办法》第34条第4项“禁止基金管理公司从事除国债以外的其他证券自营业务”的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基金管理公司与信托基金进行股票等证券直接交易的可能，但国债的内部交易仍无法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人员与信托基金之间的交易，《暂行办法》未作任何规定。
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27条第1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事业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其关系人,除经证管会核准外,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决定运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买卖某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起,至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不再持有该种上市、上柜公司股票时止,不得参与同种股票买卖。”依此规定,基金经理公司之内部人员无法与投资信托基金为股票买卖交易之可能。[13]关于上述“关系人”,该《规则》第8条规定为“股东为自然人者,指其配偶、二亲等以内之血亲及股东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之企业;股东为法人者,指受同一来源控制或具有相互控制关系之法人”。香港《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关于对单位信托或共同基金集合投资计划管理的公司一般责任中规定,自行管理计划的董事不可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进行任何交易。并规定,管理公司、投资顾问、该计划的董事或他们的关联人士,如果以主事人身份与该计划交易,必须事先征得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守则》对“关联人士”的界定是“就一家公司来说,指:⑴直接或间接实益拥有该公司普通股本20%或以上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公司总投票数10%以上人士或公司;⑵符合⑴款所述其中一项或全部两项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或⑶任何与该公司同属一个集团的成员,或⑷任何在⑴、⑵或⑶款所界定的公司及该公司的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有学者认为，我国《证券法》第68、69、70、183条规定了比较具体的证券内幕交易的防范内容，因此，《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买卖其任职的管理人所经营的基金发行的证券”作出限制性义务规定。这并无不妥。[14]如果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相关人员买卖这种证券不构成“证券内幕交易”,就是没有危害性的,则理所应当不予禁止;如果这种证券交易是利用该基金内幕信息进行的,则应按《证券法》设定的“证券内幕交易”规范进行处理。基金管理人内部相关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获得的内幕信息,买卖自己参与管理工作的基金所发行的证券就是《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内幕交易”,并无特殊性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现象也是目前调整证券投资基金专门法律的一个比较重要欠缺的观点,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和全面。
所以，我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禁止基金关联交易，并对基金关联人士进行专门的界定，从而解决基金关联交易的判断上的困难。
另外，有学者指出，基金关联交易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从社会经济角度而言，它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有其存在的积极价值，所以不应该对基金关联交易“一棍子都打死”，而应当从制度上进行限制其消极方面而利用其积极方面。[15]笔者认为，虽然有些国家的法律对于基金关联交易采取二元处理的方法，即对某些特定的关联交易加以禁止，而对一般关联交易加以限制，[16]但是，关联交易形态复杂，即使在证券市场已经相当发达的国家对关联交易问题的处理也是非常谨慎，争论不休。对我国而言，基金业起步晚，相关立法和执法都急待加强，基金业市场本已存在许多不规范操作的问题，[17]在这个尚不成熟的市场中对于关联交易进行二元处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一旦松了口子就极易导致限制失控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舍弃眼前的经济效率而保证证券市场的安全发展，在市场经过充分发展而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对关联交易进行二元处理。
（2）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数个信托基金之间的交易问题
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基金管理业务和发起设立基金。因此,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往往可能同时经营数个基金,此时如果允许该数个基金相互之间进行交易,往往会产生种种弊端。[18]如基金管理公司为了某一基金的利益,指示信托基金相互之间买卖,结果有损于另一基金。又如在数个信托基金间进行不必要的操作指示,从而使与其有关的经纪商赚取手续费。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基金之间的相互交易也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例如，当某基金因基金契约届满必须处分股票,而另一基金此时需要购进某种股票,允许基金间的相互交易则能保护受益人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或者，如果基金为应付受益人大笔赎回受益凭证的要求,而另一新设立的基金持股比率过低应买进股票时,这种基金之间相互买卖股票,对两者均有利。[19]另外，香港基金市场实践中还出现了“雨伞基金”，即在一个依照香港法律组成的“母基金”下，再组成若干“成分基金”。“雨伞基金”通常允许投资者根据环境的改变，将基金投资由一个成分基金转移到另一个成分基金。鉴于此,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第17条第2项规定:“委托公司(即基金管理公司一笔者注)不得指示信托财产相互间为财产部所定之有价证券交易”。而财产部于昭和42年9月30日的命令中规定:“委托公司对信托财产,不得为下列交易之指示:1图利该信托财产受益人以外之人之交易;2在该当交易之信托财产中,图利信托财产受益人而损害其他信托财产受益人的交易;3对该当交易之信托财产之特定有价证券,不正当地增加其买卖数量或人为形成价格为目的之交易”。此外,日本证券投资信托协会业务规则中还具体列举出哪些情形下可以进行信托财产间的交易。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3）不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国务院证券委的《暂行办法》第34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中的第12项“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就是对基金管理公司而设定的这项义务;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15条第1款第4项和第5项规定,不得对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同时经理之各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为证券交易行为;禁止买卖与本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有利害关系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都是针对基金管理公司的义务。[20]香港《单位信托及共同基金守则》规定,如果管理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级人员拥有一家公司或组织的任何一种证券的票面价值超过该证券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0.5%,或管理公司的董事及高级人员合共拥有的该类证券的票面值超逾全数已发行的票面总值的5%,则有关集合投资计划不可投资于该类证券之上。
至于何谓与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暂行办法》没有具体的解释,这无疑是我国基金法律上的重大漏洞。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的解释是“持有该基金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上的公司或者指担任基金经理公司董事或监察人的公司”。这种利害关系交易因为大多数是受关联公司控制的,极易损害基金大多数投资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当属禁止之列。
但是,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正当的这种关联交易,必须由基金管理公司征得基金的受益人和保管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四、基金管理公司的注意义务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是指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时必须达到受托人所从事的职业应该普遍达到的注意程度。[21]之所以对受托人规定该项义务是因为委托人将财产交付信托,不仅信赖其人格,而且信赖其能力,相信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运作能使其获得丰厚的回报。日、韩均规定了证券投资信托中的经理人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英美法系虽无此概念,但就受托人注意的程度而言,其要求并无实质区别。那么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美国多数州采用的谨慎投资原则,该原则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注意的需要。即受托人于投资之前,应以合理的注意,对投资对象的安全性与获益性进行调查,必要时还得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以供参考。如受托人未作调查或调查时未尽适当的注意即进行投资,或调查显示不能投资仍进行投资,应对投资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反之,如受托人已尽其注意作了充分调查,其投资本身也无不当之处,则虽有损害,也可免责。其二,技能的需要。受托人应具备与所从事的投资行为相适应的技能,否则,应就投资损失负责。其三,谨慎的需要。受托人应谨慎行事,即以合理的方式如分散投资等,获得合理的收入,尽量避免投机。[22]此外,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经理以及投资顾问、受益凭证承销商等人员与基金持有人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一旦发生侵害基金持有人权益之情形,持有人无法直接对其主张权利。鉴于此,立法应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董事经理、投资顾问等人员对基金持有人承担法定之注意义务。
按照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对基金资产以及基金受益人基于基金资产可获得利益负责的要求,基金管理公司主要应当对基金资产的安全和稳定收益尽合理的注意。为此,基金管理公司有以下三方面主要法定义务:
（1）遵守用基金资产投资范围和品种的限制。设定这方面法定义务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系数,最大限度地减小和防范基金的投资风险。
（2）遵守对可能危及到基金资产安全和基金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的经营活动的限制。这类义务所限制的主要是一些非投资性的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基金资产行为,以及一些会给基金资产带来较大风险的基金管理公司自身经营活动。
（3）分散基金投资品种、限制投资比例方面的义务。这类义务主要以分散投资风险、保障基金安全和投资人与受益人利益为要求,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在法律允许的投资品种和投资经营范围内进行投资经营时,应当做到投资品种和具体项目多样化以及保持各项投资与基金资产之间的一定比例。[23]
五、完善我国基金管理公司信义义务的立法建议
我国《暂行办法》第33、34条列举了基金投资组合应当符合的五个规定和禁止从事的十三种行为，主要属于对基金管理公司注意义务的具体规则，所以，总体而言，我国法律规定侧重对注意义务、对基金投资安全的要求，而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忠实义务的规定过于简单。从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出发,我国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规范中,当务之急主要应增加“限制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与基金之间进行证券交易”、“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与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限制用基金资产投资买卖未上市证券”等针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义务,并对“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人、基金有利害关系的发行上市证券的公司”作出具体的界定。
有学者认为，基金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体系中应当包括其因为拥有基金资产所有权、基于投资而具有的股东权利义务，并提出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角色非常重要。[24]笔者认为，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不得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的义务，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基金进行投资，而不是作为股东的角色直接参与管理。《暂行办法》中第33条关于限制基金投资比例的“禁止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1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一方面是为了限制基金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基金公司基于股东地位而过多参与直接管理。事实上，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数量庞大，根本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对所投资的公司行使股东权，它完全可以通过转移投资以规避股市风险，基金管理公司的专业投资业务和技能也正是体现在此。
另外，我国现行设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义务的形式,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法规中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约定权利义务内容的规定条款出现的。这样规定的义务性内容,如果在投资基金契约中作了约定,便有约定义务的效力。如果未在投资基金契约中加以约定,则这些带有限制基金管理公司行动的义务也没有什么必须要求其做到的强制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证监会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内容与格式（试行）》中规定的有关限制基金管理公司活动的约定契约义务的提示性具体内容,只能称为具有针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义务的内容,而不是对基金管理公司法定义务的直接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将这些内容作为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定义务单独用条款列出,同时再提示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当事人在约定义务时,可以或者必须把这些法定义务作出约定和具体化。
注释：
[①]唐永存：《构建我国投资基金法律体系和监管系统》，载《投资管理》，1999年（1）。
[②]陈素玉、张渝：《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制度》，载《法学研究》，1998（6）。
[③]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中存在有关基金契约结构的条款相互矛盾，因而，学者对于基金契约和保管协议的法律性质和相互关系存在不同观点，对于基金法律关系的性质争论不休。参见贺万忠：《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设计之检讨》，载《法律科学》，2000（1）。
[④]王大用：《基金业：国际的经验，中国的选择》，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7）。
[⑤]刘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学者建议稿）第7条，载《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
[⑥]英美法将受托人的权利称为“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将收益人的权利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由于大陆法系恪守“一物一权”原则，故在借鉴英美法中的信托制度时对信托行为“转移信托财产所有权”的提法一直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有关信托法律关系的具体论述参见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41～47页，台湾月旦出版股份公司，1994。
[⑦]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契约论》，331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一般而言，信托法义务包括：第一，必须严格按照信托契约条款所规定的要求执行职务；第二，无正当理由受托人必须亲自处理信托事务，不得委托他人；第三，必须建立与保存信托帐簿，并定期向受益人告知信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第四，保存与保全信托财产，以使信托财产处于安全状态；第五，向受益人交付信托利益。参见陈芳：《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义务》，载《山东法学》，1998（3）。
[⑧]《投资基金法》（学者建议稿）第97条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托管人应当各尽其责、相互独立，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为最高行为指南。笔者认为，这一条文是对基金管理公司信义义务的规定。
[⑨]p.finnFiduciaryobligations,theLawBookCo.,1977,pp,78-81.
[⑩]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172～17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1]GeorgeG.Borgert,Geoget.,Bogert,lawoftrust(st.paul,minn:westpublishingCo.1973)at343,346.
[12]RobertDharlesClark,"theSoundnessofFinancialintermediaries,"at78,YaleLawJournel86(1976).
[13]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346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14]贺绍奇：《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透视》，55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15]顾功耘：《证券法》，241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16]从各国基金立法来看，对基金管理交易的限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交易必须事先取得基金监管机关的同意；（2）交易必须事先取得受托人或者托管人的同意；（3）对基金关联交易比例进行限制。
[17]《证监会：被查10家基金公司中8家都有“猫腻”》，见/,2001年03月25日。
[18]我国严格禁止基金之间相互投资，参见《暂行办法》第34条。
[19]参见陈春山：《证券投资信托专论》，349～350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20]根据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第2条规定,证券投资事业是指发行收益凭证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及其运用基金从事证券及其相关商品的投资。
[21]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15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22]何孝元：《信托法之研究》,载《中兴法学》，第10期，94～95页。“谨慎投资人规则”最早由美国麻州法院所确立,1940年以前,仅有少数州采用,其后,多数州银行与信托公司提请各州立法机关将之制定为法律,以替代法定投资表。从此,有14个州废除了原有的法定投资表,而采用该原则,其余六个州也予有限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