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1
一、类案简介：
犯罪嫌疑人庞某于2008年6月17日至19日夜间，至江苏省海安县新宁小区窃得8辆汽车上的牌照，并在被盗汽车挡风玻璃上留下联系电话号码，让受害人向其指定银行账户存入100-300元不等的钱款，进行敲诈勒索，共计敲诈得款人民币2180元。经鉴定，8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共计人民币4400元。后庞某在海安县海安镇继续盗窃牌照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二、本类案件的争议焦点：
笔者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汽车牌照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是否属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的问题。
三、主要分歧意见及评析
第一种意见：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庞某盗窃他人汽车牌照的目的是要利用所盗窃的牌照敲诈牌照所有人的钱财，属于敲诈勒索的行为，其敲诈得款累计达到2180元，虽然未达到江苏省规定的敲诈勒索罪的追诉标准（敲诈勒索得款人民币3000元），但其在短期内连续作案，属于敲诈勒索情节严重的行为，故对犯罪嫌疑人庞晓飞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犯罪嫌疑人庞某先后盗窃4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价值人民币4400元，已达到盗窃罪的起刑点(江苏省规定的盗窃追诉标准为人民币1000元)，且其在短期内多次实施盗窃，故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分析如下：
1.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车牌的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要利用这些车牌来要挟车主用钱赎回车牌，而不是将车牌占为己有，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盗窃罪；
2.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有敲诈勒索的行为，但其敲诈所得数额并未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更有人提出，就算其敲诈总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但因其并不存在单次敲诈勒索的数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的情形，其敲诈所得数额需多次累加后才能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而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对敲诈勒索类案件各次作案数额予以累计，或在多长时间内予以累计，因此，累计各次的数额作为敲诈勒索犯罪数额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就可以累计计算数额。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时候才能认为是犯罪。故庞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四种意见：庞某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分析如下：
1.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是指秘密窃取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理由如下:
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1998年联合发文《关于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从该规定可已看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⑵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1999年联合的《关于自行车牌照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的讨论纪要》，自行车牌照应当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同理，举轻以明重，汽车牌照亦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
根据以上分析，将盗窃汽车牌照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应当不存在异议。
2.本案属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其犯罪行为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即犯罪的目的和手段触犯了两个罪名。本案中，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在两个罪名均成立的情况下，应按牵连犯理论从一重罪处罚，即以盗窃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
第五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2.其数额未能达到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入罪标准。
笔者倾向于支持第五种意见，即根据现行刑法，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庞某不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原因是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并实施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些省区也有相类似规定，如江苏省就将自行车牌照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据此，汽车牌照被认为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甚至有法院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所谓“证件”指国家机关制作并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有关事实的凭证，主要包括证件、证书。即只有可以证明持有者的身份的才是证件，而“汽车牌照”作为政府颁发的行车凭证，并不能证明车辆所有人的身份，其仅是一种交通标识，不能涵盖在证件的定义之内。
(2)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与刑法有关规定矛盾。我国刑法对“汽车牌照”的属性有明确界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该两条刑法条文均将车辆号牌明确定位为专用标志，而没有直接界定为“国家机关证件”，从而规定在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中。据此可看出，在刑事立法上，“警用车辆号牌、武装部队车辆号牌”均没有作为国家机关证件，而是作为专用标志来看待，那么普通车辆号牌也只能作为普通车辆的标志，而不能作为普通车辆的证件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概念的统一性。
(3)依据最高法《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最高检《司法解释工作规定》，1998年《规定》仅是“两高”与其他部委联合制定的司法文件，不属于司法解释。而“两高”2007年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汽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最高司法机关对该条的理解是：汽车在交易过程中，涉及各种不同的证件，包括汽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以及有关汽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从证件属性看，有关汽车的证明和凭证中，只有行驶证、登记证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其他证明和凭证则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考虑到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分别将非法生产警车号牌、军车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非法生产一般车辆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解释》没有将伪造、变造汽车号牌等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犯罪，而仅仅将非法提供或者出售汽车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依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见，2007年《解释》将汽车牌照明确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2007年《解释》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1998年《规定》，在两者冲突时，应严格执行《解释》，即将普通汽车牌照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
(4)虽然1998年《规定》对证件的内涵作了扩张性解释，但这种解释仅针对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的情形，而没有针对盗窃汽车牌照的情形，并没有将盗窃汽车牌证的行为纳入该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突破罪刑法定的原则对此而进行类推解释，以不适当的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2.庞某的行为属于属于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但不构成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
本案行为人庞某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根据法学理论，本案中庞某虽有秘密窃取车牌的行为，但其所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虽然制作车牌需要工本费，申办车牌需手续费，但不能简单地将车牌制作工本费或申办车牌手续费作为车牌的价值。车牌作为一种标志，其只有在和相应车辆配套使用时才具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一块普通的铁。所以庞某所盗窃的车牌数额并没有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不构成盗窃罪。同时，因其敲诈勒索数额也未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也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综上，笔者认为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撬盗车牌讹诈车主钱财的案件，因为案值较低，根据目前的刑事法律，往往无法追究作案人的刑事责任，以至此类案件呈现上升、多发之势。但此类行为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在行为人敲诈勒索财物达不到入罪标准时，有必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以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作用，严厉打击此类行为，保护社会利益。
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1.盗撬汽车号牌，敲诈勒索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人民币2000元以上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2.盗撬汽车号牌，汽车号牌的价值以办理号牌时所需工本费和手续费计算。
3.盗撬他人汽车号牌，未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或者未达到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2
非法牟利，新闻腐败重点触犯三类罪名
新闻媒体传播效应巨大，新闻腐败带来的社会危害严重。在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中，刑法最为严厉，刑法共规定了十种类罪名451个具体罪名，新闻腐败主要触犯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七章贪污贿赂犯罪三大类罪名几十个具体罪名。新闻腐败犯罪行为，或收钱财或敲诈勒索或强迫接受宣传，其实质都是指向利益，以新闻采编为手段进行权力寻租，触犯的主要罪名如下：
第一大类：侵犯财产罪
敲诈勒索罪(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是一种重要的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新闻腐败犯罪中，该罪是最主要的涉罪罪名，也是触犯最多的罪名。2014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一年多时间查处的8起典型新闻敲诈案件，其中四起是《中国特产报>记者王铭泽、《西部时报》甘肃记者站站长马玉华、山两记者站站长田华，以及《证券时报》记者罗平华等四人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
第二大类：贪污贿赂犯罪
受贿罪(刑法第385条)。该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职务犯罪，是新闻腐败犯罪的主要涉罪罪名之一，在新闻腐败犯罪中占据相当数量。2001年至2003年期间，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利用职务便利，以报道曝光相要挟向多家单位索取广告费等63万元，被判处受贿罪。2014年6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等人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震惊公众。
贪污罪(刑法第382条)。该罪与受贿罪一样同属职务犯罪，新闻腐败涉及此罪较少。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效时在担任《科技日报》社长期问，利用职务之便将2万元宣传费据为己有，被判贪污罪。
第三大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虽然该罪包含“受贿”二字，但与受贿罪并不相同，二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受贿罪属于刑法分则第七章贪污贿赂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两者共同之处是，“利用职务匕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最火区别是犯罪主体截然相反，前者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犯罪主体则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前者属于职务犯罪，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者属于普通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我国新闻媒体绝大多数是国有媒体，从业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媒体数量极少，从业者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受贿则触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就量刑而言，受贿罪最高刑期可至死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最高刑期为五年以上，后者要轻得多。2008年9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死亡瞒报事故，《中国乡镇企业》杂志社、中国经济视点、《山西商报》、中国煤炭新闻网4名媒体工作人员以删文章删帖收钱，均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强迫交易罪(刑法第226条)。该罪是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常常表现为媒体借舆论监督之名，出卖版面迫使他方接受宣传。2008年7月，《网络报》记者关键以报道河北蔚县矿难瞒报事件相要胁，迫使当地有关部门拿出25万元做广告，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刑。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刑法第221条)。该罪在新闻腐败中较为少见，其犯罪手法是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比较有影响的是2007年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事件，记者訾北佳被判处损害商品声誉罪。
新闻腐败犯罪除重点触犯上述三大类罪名外，还会触犯刑法分则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等罪名。
新闻腐败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趋向单位化
我国新闻腐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有偿新闻”萌芽和发展期;90年代以后，媒体因改革实行自负盈亏继而搞“创收”，使得有偿新闻迅速蔓延;2000年后，有偿新闻异化为新闻敲诈，由最初的违反职业规范发展到违法犯罪。新闻敲诈，表现为媒体或记者以批评和曝光相要胁索要钱财，有的媒体甚至将新闻敲诈作为创收手段大肆牟取非法利益。目前，新闻敲诈犯罪形成了四个特点：
一是犯罪对象从矿难事故发展到经济等诸多领域
新闻敲诈发展之初，媒体主要针对矿难事故敲诈，因为害怕矿难被曝光继而追究矿方和有关部门责任，煤矿包括所在地方政府都极力掩盖，媒体正是抓住这一软肋索要“封口费”。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多家媒体11名记者因为收钱而未报道。2005年河南汝州矿难、2008年河北蔚县矿难、2008年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事故……许多记者因拿了“封口费”而获刑。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财经类媒体这些年不断壮大，有的将大型企业作为新闻敲诈目标。典型案件如《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敲诈、21世纪网敲诈上市公司和知名企业。从近年来曝光的新闻敲诈典型案件中不难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新闻敲诈重灾区，被敲诈的对象主要涉及征地、拆迁、环保、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上访维权、教育乱收费等领域。
二是犯罪规模从记者个人“单打独斗”发展到媒体单位“整体出动”
记者背着单位敲诈采访对象，是新闻敲诈最初的犯罪方式，犯罪行为与媒体没有什么干系。但到了本世纪初，媒体“有组织”地以单位形式进行敲诈勒索越来越常见，从记者“单打独斗”转向新闻媒体“单位化”犯罪，新闻腐败犯罪规模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媒体性质从财政拨款转为自收自支，有个别媒体为牟取经济利益丧失了最基本的新闻操守，乃至突破法律底线。新闻腐败的单位犯罪以震惊全国的21世纪报系案最为典型，可谓将新闻腐败发挥到了极致。自2009年以来，21世纪传媒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报》3家媒体、7家运营公司，针对上市公司以负面报道相要挟，迫使数百家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收取“保护费”，从集团总裁起向下属各媒体、各部门直至采编人员层层下达创收指标。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责令21世纪网停办、《21世纪经济报道》整顿，《理财周报》被吊销出版许可证。
三是犯罪结果从单一犯罪发展到多种罪名交织的复杂状态
初期的新闻腐败犯罪，多表现为记者个人在采访中收取费用，或违规采访，或诈骗采访对象，犯罪手法相对简单。1987年，《陕西工人报》记者赵冀广接受1万元贿赂为诈骗犯扬名，被判受贿罪。此后，记者搞新闻腐败逐渐成为行业不正之风。近些年来，随着犯罪对象从矿难事故发展到经济等诸多领域，犯罪规模从记者个人“单打独斗”发展到媒体单位“整体出动”，新闻腐败犯罪案件数量大增，触及的罪名已不再是单一的受贿、敲诈勒索、诈骗等，而是演化成多种罪名交织的复杂状态。2014年10月，《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判处损害商业信誉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015年2月，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21世纪网主编刘冬等30余名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多个罪名，犯罪形式颇为复杂。
四是犯罪平台从传统媒体发展到网络媒体
犯罪手段，总是伴随科技的发展“同步前进”，新闻腐败犯罪也是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网络快捷、方便、覆盖面广的特点，使得网络舆论监督力量达到新高潮。传统的纸质媒体由于印刷慢、发行量小、传播速度滞后等原因，传播效果远远不及网络。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低门槛和网络舆情巨大的杀伤力，也让互联网成为新闻敲诈的易发地和高发地。如“西部廉政监督网”“中国法制监督网”等，名头极其“唬人”。比较典型的是陕西渭南查处的以钟学华为首的网络新闻敲诈勒索团伙，钟学华先后发展70余名假记者，其中多数是农民，他们上午还在种地，下午放下锄头就以采访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为打击猖獗的网络新闻敲诈，2013年9月，“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6条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刑法第274条的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打击新闻腐败犯罪，立法有待完善
新闻腐败使舆论监督“污名化”，严重影响正常的舆论监督，严重损害新闻队伍形象，侵蚀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必须出重拳严厉打击。目前的现状是，打击有力度，但也遇到困境，新闻腐败并未杜绝。
首先，行政刑事打击多管齐下，力度步步升级
在行政手段上，我国先后出台《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多部规章制度，均作出了防范新闻腐败的相关廉洁性规定。最近几年，新闻出版广电等多部门每年都在开展打击新闻敲诈等新闻腐败专项行动，2013年至2014年4月，全国共受理新闻报刊领域举报案件400余件，已有216家违规报刊被查处，停办76家;49个记者站因涉及新闻敲诈、有偿新闻和虚假新闻等问题被查处，14455个记者证被注销。
与此同时，刑事打击手段提高一码。2013年4月，“两高”出台《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卜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第2条规定，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1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这一解释，进一步加大了利用或冒充新闻工作者敲诈勒索的处罚力度，属于从重处罚情节。
其次，打击新闻敲诈，追究犯罪的现实困境待破解
在新闻敲诈触犯的罪名中，主要涉及敲诈勒索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共识，新闻敲诈属于敲诈行为，但也是“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敲诈。新闻敲诈首先可能构成受贿罪，因为受贿罪法定刑比敲诈勒索罪重，属于刑法上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
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记者、媒体敲诈勒索的，分别构成受贿罪、单位受贿罪。但前提是，记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媒体是国有单位;当记者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时，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当媒体是非国有单位时，因为刑法没有规定非国有单位受贿罪，就不能以单位受贿犯罪追究非国有媒体的刑事责任。就敲诈勒索罪而言，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非单位，即使媒体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也不能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媒体的刑事责任，只能追究记者个人的刑事责任。记者个人敲诈与媒体单位敲诈相比，前者属于个人犯罪，后者是以单位形式犯罪，后者的社会危害和影响更大，理应受到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可见，当非国有媒体敲诈勒索时，既不能以单位受贿犯罪追究，也不能追究单位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危害大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成为刑法规制的现实困境。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打击非国有媒体实施新闻敲诈。对于这个漏洞，立法或司法上应予堵塞。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新闻腐败久打不绝，立法治理是根本手段。尽管立法包括新闻立法目前存在诸多困难，但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次，域外防范新闻腐败零容忍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新闻教育家柯蒂斯·麦克道哥尔曾说过：“纯粹的贪财爱利在美国报界是极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究其原因，美国整治新闻腐败，主要靠的是媒体自己，也就是行业自律。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对如何防止记者陷入利益漩涡都有详尽的“内部规定”，大都规定：严禁接受被采访对象的任何好处，无论是金钱还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好处;一旦记者违反规定，新闻单位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开除，剥夺其之前所获得的所有荣誉，并公布于外界。这样的结果是，记者终生不可能再立足新闻界。正是由于代价巨大，很少有美国记者被曝存在新闻腐败，在源头上防止了新闻腐败的发生。英国新闻自律制度可以说是西方各国的榜样，在尚未制定新闻法的情况下，英国主要通过一些中介组织对传媒进行管理，最具声誉的自律组织即报业投诉委员会，它根据《业务准则》作出的裁决迄今为止尚无一家报刊敢于抗拒。
国外治理新闻腐败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应当在主管部门他律、报业自律、法律制裁的底线内坚持零容忍态度，在新闻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新闻廉洁机制，确保媒体从业者严于律己、干干净净从事新闻采编业务。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3
本文案例启示：盗窃骨灰盒进而敲诈公墓等单位或死者近亲属的，其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鉴于此类案件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利，更严重侵犯了社会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因此应以盗窃尸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行数罪并罚。。
[基本案情]2011年8月12日凌晨，被告人刘某、李某经事先预谋，翻墙进入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某某公墓，盗取公墓内某墓穴内的骨灰盒后，将该骨灰盒藏匿于一空墓穴内。当日下午，被告人李某用手机多次致电某某公墓大厅，称已窃取了公墓内的一只骨灰盒，要求某某公墓拿出现金60万元赎回该骨灰盒。2011年8月25日下午，被告人李某用手机再次致电某某公墓大厅，获取了某某公墓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后联系了负责人，与其谈妥以8万元的价格赎回该骨灰盒并约定在萧山区长途汽车站交易，后被告人刘某、李某在长途汽车站附近被公安民警抓获。经审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被告人李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李某主要实施了盗窃骨灰盒和利用骨灰盒进行敲诈公墓钱财两个行为，首先，盗窃骨灰盒的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不构成盗窃罪。其次，利用赎回骨灰盒进行敲诈公墓钱财的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具体而言：
一、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不构成盗窃罪
骨灰盒，属于民法上一种特殊的物，其虽然具有一般的财产价值，但更多的具有哀悼、缅怀死者的纪念意义，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特殊的物，是受法律保护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对尸体、坟墓等保护是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但不是对死者人格权或人格利益的保护，因为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丧失权利主体资格，不再享有人格权和属于私益的人格利益，这里维护的是保护死者人格不受侵害的公序良俗和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骨灰盒所体现的法益是社会的公共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而不是财产权益，故而本案中秘密窃取骨灰盒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财产法益的盗窃罪。
刑法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302条规定，秘密窃取尸体或者公然侮辱尸体的行为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对于该罪中的尸体应作如何认定，理论上和实践中大致有三派观点。最广义说认为，“尸体，既包括整具遗体，又包括尸体的部分、遗骨、遗发，还可包括遗灰、殓物等。”[1]狭义说认为：“所谓尸体，指自然人死亡之后所遗留的躯体，尚未死亡的被害人的身体，不是尸体，无生命的尸体，如已蜕化分离的，则为遗骨或遗发，不能称为尸体，尸体不以完整无缺为必要。”[2]张明楷教授认为：“尸体，是指已经死亡的人的身体的全部或者一部。尸骨或遗骨不等于尸体，但从实质上看，盗窃尸骨的行为也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法律解释上讲，将尸骨解释为尸体，也不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孕妇腹中的死亡胎儿，即使具有人的形体，也不是尸体；骨灰不是尸体。”[3]最狭义说认为：“尸体，是指已死亡之人完整的躯体，但如果尸体已经腐烂成为尸骨，不能认为是本罪所讲的尸体。”[4]2002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盗窃骨灰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指出，“骨灰”不属于刑法第302条规定的“尸体”。对于盗窃骨灰的行为不能以刑法第30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该司法解释倾向于对尸体作狭义解释。笔者认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实行火葬制度的今天，骨灰已经逐渐取代尸体而成为近亲属寄托哀思的物，盗取骨灰盒的行为，同样侵犯了社会的公共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客体。同时，笔者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盗窃骨灰盒已经不是罕见的个案，在本溪、萧山、、楚雄、武进、个旧等地均有发生，而大部分法院的做法是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论处，[5]这种做法没有实现对上述行为的全面法律评价，使得一些严重破坏社会伦理秩序的行为逃脱了法律追究。综上，笔者认为应对尸体作扩大解释将骨灰包括在内，故而上述盗窃骨灰盒的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尸体罪。
二、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刑法在侵犯财产罪一章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对被害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迫使其交付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刘某、李某利用赎回骨灰盒进行敲诈公墓钱财的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具体而言：
首先，本案的犯罪对象有公墓的钱财和骨灰盒，所对应侵犯的犯罪客体为公墓的财产所有权和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而后者是公民的人身权中的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故而本案中的行为侵犯了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双重客体。
其次，本案中的行为符合了敲诈勒索罪的行为逻辑结构：行为人实施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交付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详言之，被告人刘某、李某利用骨灰盒对死者近亲属具有特殊人格利益作为筹码，对公墓管理人员进行精神威胁，迫使其交付钱财赎回骨灰盒，手段极其恶劣，严重侵犯了公墓的财产权利和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
三、类案的量刑处理意见
笔者通过检索北大法宝里盗窃骨灰盒进而敲诈公墓或死者被害人钱财的二十几份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均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论处的，而且量刑和普通的敲诈勒索罪并无二致。至于法院是认为盗窃骨灰盒不构成盗窃尸体罪，还是依照牵连犯择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得出的结论，从判决书中无法得知。不过，笔者认为，对上述类案，应以盗窃尸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行数罪并罚，方能实现对类案进行全面的法律评价，理由如下：
就盗窃骨灰盒进行敲诈勒索钱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违法性而言，运用不同的违法性学说，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是关于违法性实质的两种最基本的观点。法益侵害说是把违法性的本质作为结果无价值来把握，该论从法益侵害的结果中寻求违法性的本质，又称为物的违法观，是对于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或者威胁（危险）所作的否定评价，即结果“恶”。其认为违法性的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的结果，只要不存在对法益的侵害那么也就无所谓犯罪。而规范违反说是把违法性的本质作为行为无价值来把握，该论认为违法性的根据在于行为本身的样态（反伦理性）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认为违法的实质在于与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规范，或者说是国家的社会伦理规范的不相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其违法性的本质，之所以违法是由于行为人违反了对法规范的忠诚义务。目前彻底的结果无价值和彻底的行为无价值出现融合的趋势，折中说乃主流观点，因此，在分析行为的违法性时，既要考察行为造成的法益危害，又要考量行为本身的伦理非难性。
上述类案中的行为，不仅造成了财产法益损害的危害结果，比侵犯财产法益更为严重的是违反了“事死如事生”的孝伦理传统，有伤社会风化，给死者近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在民法上，侵害死者近亲属人格利益，是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而对侵犯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的
上述行为，刑法立法是否理应做出反应，以尊重社会伦理诉求呢？偷盗骨灰盒的行为，尽管其本身的财产价值微乎其微，但是百善孝为先，该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使得近亲属对死者的敬畏感情遭到了严重伤害，这比偷盗他人同样价值物品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痛苦要大得多，其应受社会伦理非难性和社会危害性也严重得多，故而应对手段行为进行独立的法律评价，认定为盗窃尸体罪。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偷盗他人同样价值物品的行为和偷盗骨灰盒的行为在量刑上一视同仁呢？
依据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200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指出，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一千元至三千元为起点；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另外，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指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同时进一步明确，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敲诈勒索数额、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刘某、李某欲敲诈勒索公墓8万元，显然已超过3万元的标准达到数额巨大，尽管考虑本案中两被告人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终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仍有量刑羁轻之嫌，究其根源乃是忽略考虑了本案中手段行为的伦理非难性。在进行违法性判断时，如果完全摒弃行为本身的伦理非难性，那么盗窃骨灰盒的行为和盗窃同样财产价值的其他物品的行为，在量刑上理应一致，但是，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违背了刑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如本案判决书中仅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论处，是无法实现对类案的全面法律评价的。故而，鉴于此类案件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利，更严重侵犯了社会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应以盗窃尸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行数罪并罚。
四、余思：在刑法立法中应尊重伦理诉求
刑法结构即犯罪圈与刑罚量的配置，犯罪圈大小体现为刑事法网严密程度、刑罚量轻重即为法定刑的苛厉程度。刑法结构主要包括罪刑关系、犯罪圈大小和刑罚严厉程度三个方面，其中犯罪圈的合理划定是保证刑法结构合理的核心内容，那么划定犯罪圈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标准呢？从应然的角度，一种行为，在刑法上被认为是犯罪行为，那么其也是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恶的行为，反之，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恶的行为，如果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则会被刑法评价为犯罪行为，即罪与恶是一致的。但是，在实然的层面，罪与恶并不总是一致的，罪与恶的统一是刑法立法永恒追求的目标。“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当罪与恶的评价相统一时，恶的评价本身会强化刑法在公民心目中的正义形象，对犯罪人的惩罚会使公民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关爱，刑罚带给人们的是正义感和安全感；当罪与恶的评价不统一时，恶的评价本身会使公民的头顶布满阴霾，宣告一个人有罪传达出的是国家的蛮横，对罪犯适用刑罚则会叫人民胆战心惊、倍感欺凌。”[6]故而，在刑法立法中尊重伦理诉求，是获得民众的道德认同，树立刑法的权威，实现刑法的正义价值目标所不可或缺的，也是刑法的终极人文关怀之所在。故笔者建议，在刑法第302条之后增加一款，作为第302条之一，“盗窃骨灰盒的，以盗窃尸体罪论处，盗窃骨灰盒后对死者近亲属或公墓等单位进行敲诈勒索的，以盗窃尸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行数罪并罚。”
刑法立法除了要注重对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个体法益的保护，更要注重尊重和体现社会伦理诉求，以更好地实现刑法的正义价值。伦理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刑法是一种文化镜像，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历史积淀，是特定国家或者地区文化事实的缩影。在刑法立法中体现伦理诉求，可以实现“罪”与“恶”的统一，法律与道德的协调，从而逐步减少乃至消除司法实践中“情”与“法”的冲突。我们讲“法不融情”，这里的“情”是指个人的私情，而不是指社会伦理秩序和善良风俗，社会伦理却恰恰应该和法水乳交融的。在刑法立法中尊重伦理诉求，既埋下了“良法之治”的火种，也打下了“守法之治”的根基。
注释：
[1]赵秉志：《中国刑法适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2页。
[2]陈家林：《盗窃、侮辱尸体罪若干问题研究》，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0期。
[3]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77页。
[4]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4
论文摘要：引诱他人发生性关系后，想以此为借口勒索钱财，却长时间拘禁被害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常有争议。在这个系列行为中部分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类似，部分行为又和绑架相同。结合具体案情，两罪除了考虑主观方面和客体特征外，主要分析行为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胁迫情形，勒索对象等，关键在于具体分析行为人实施威胁的方式和内容，也就是说迫使被害人或其他人“心甘情愿”交付财物被告人的原因。
一、案例
2006年3月17日ll时许，被告人李某(女)、熊某某、王某某经预谋后，由李某将被害人高某某诱至阳光小区自己的租住房，两人发生性关系后，李某某和陈某某冲进李某的租住房，以高某某和李某发生性关系为由，三人对高某某实施殴打，要求高某某赔偿损失，高某某被迫答应赔偿15万元，先付5万，余下10万写欠条。之后高某某多次打电话回家让家人存5万元到李某指定的帐户，并称：“如果不存钱，我就要人土归西了。”当日15时许，被告人熊某某和赵某某来到李某的租住房，熊某某假装是李某的律师，后李某、熊某某、赵某某共同写了一份欠条和一份协议书，逼迫高某某照抄了一份交给李某。陈某某、李某某、李某看守高某某至2006年3月18日11时许，得知钱已存入帐户后，被告人王某某、熊某某、李某和赵某某到中国工商银行某分理处，正取款时被民警当场抓获(高某某家人接到电话后报警)。随后民警将高某某解救，并于2006年3月20日在阳光小区抓获被告人陈某某和李某某。经鉴定，被害人高某某的伤情为轻伤甲级。
二、问题争议及理由
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李某、熊某某、王某某、陈某某、李某某、赵某某涉嫌绑架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中对于本案中六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六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六名犯罪嫌疑人经预谋引诱高某某与李某发生性关系，并以此为由要求赔偿损失，主观上即具有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犯罪嫌疑人以被害人与李某发生性关系为由，要挟被害人赔偿损失，被害人害怕此事被揭发，而答应赔钱并写下欠条；被害人打电话回家要家人存钱，家人存了5万元到李某的帐户，即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了财产。虽然犯罪嫌疑人不是直接从被害人处取得财产，但被害人的家属正是基于被害人的默许行为交付财产。另外，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对被害人的家属直接进行威胁。因此，犯罪嫌疑人勒索财物指向的对象仍然是被害人，而不是被害人的家属。故本案应当定性为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熊某某、赵某某、王某某的行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犯罪嫌疑人李某、李某某、陈某某的行为应定敲诈勒索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该种观点除认可前一种观点外，还认为犯罪嫌疑人李某、李某某、陈某某在作案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殴打被害人，并致人轻伤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故意伤害罪，且身犯数罪，应数罪并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六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应定绑架罪。理由是：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患，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求被害人赔偿损失；客观上，首先，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诱至出租房后，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并且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长达24小时，使被害人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支配之下，即实施了绑架行为；其次，被害人打电话通知家人给付钱财，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被害人家属基于对被害人安危的忧患，存钱到指定帐户。再次，犯罪嫌疑人没有直接从被害人高某某手中获取财物，而是直接从被害人家属手中获取财物。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公诉机关以六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涉嫌绑架罪提起了公诉，法院经过庭审，依法对六名被告人作出了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的有罪判决。
三、法理分析之我见
(一)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的区别
本案争议在于，引诱他人发生性关系后，想以此为借口勒索钱财，却长时间拘禁被害人的这一系列行为如何定性。这个系列的行为，部分行为与敲诈勒索类似，部分行为又和绑架相同。但两罪仍有质的区别，笔者结合案件做以下分析：
1．从主观方面来看
敲诈勒索罪与勒索型绑架罪主观上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一问题上，本案的几种观点都表示赞成。
2．从客体特征来看
学理上，敲诈勒索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人身权利属于次要客体，因而该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上被归属于侵犯财产罪；而绑架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则属于其次要客体，因而该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上被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结合本案来说，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被告人在索财过程中对被害人实施殴打，致被害人轻伤，并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长达24小时之久，这样看来本案被告人侵犯的主要客体似乎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但笔者认为，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必然得出本案定性为绑架罪的结论，还需参考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在本案的争议观点中，也未将此问题作为讨论点。
3．从客观方面来看
刑法理论中一般认为，敲诈勒索罪和绑架罪在客观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于4个方面：
(1)危害行为不同。前者是对他人实行威胁或要挟，勒索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过程中可以包含轻微的暴力行为，威胁或要挟的内容可以是杀、伤等暴力行为，也可以是揭露隐私、毁损财物等非暴力行为；后者则是通过绑架人质，以解除对人质的控制为条件，逼人质的亲友或他人交出财物。绑架行为一般表现为劫持，但劫持的方式并不限于暴力、胁迫或者麻醉三种方式，它既包括暴力方式也包括非暴力方式，“只要足以控制被绑架人，使其丧失人身自由，并直接危及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就属于绑架行为。”当然也包括本案中使用的诱骗手法。
在行为方面，人们通常认为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实际上“绑架”了他人。但司法实践中也曾发生，敲诈勒索过程中，为有效获得财物而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例如，2001年发生的“熊志华敲诈勒索案”。其大致案情是，熊志华发现妻子奸情，对男方当事人张某某实施暴力(经鉴定为轻微甲级伤)，后张某某提出给钱了结，于是熊志华趁机敲诈，为保障自己获得财物，熊志华又将该男方当事人“转移”并看押控制。该案最终经过二审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熊志华敲诈勒索案”与本文研究的案例相似，但结论却大相径庭，从而导致当事人命运悬殊。因此笔者认为，是否有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并不能将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截然分开。案件的定性，应具体分析被告人的威胁方式和内容，也就是说迫使被害人或其他人“心甘情愿”将自己处分的财物交付被告人的原因是什么。“熊志华敲诈勒索案”中，熊志华虽有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但他并不是以其为前提条件向第三人进行勒索，其勒索成功所凭借的手段仍是张某某的“把柄”。而本案中，争议观点也将讨论的重心置于这一问题。第一种观点提到：被害人是因害怕与李某的不法性行为被揭发，才答应赔钱并写下欠条；而被害人家属也是基于被害人的默许行为而交付财产。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被害人打电话通知家人给付钱财，是因为害怕自己会有人身危险，被害人家属基于对被害人安危的忧患，才存钱到指定帐户。究竟如何理解被害人要求家人存钱的行为，还要回到案情本身来看。被害人多次打电话回家让家人存钱到李某指定的帐户，并称：“如果不存钱，我就要入土归西了。”如果单从前面情节看，似乎是被害人高某某准予其家人处分其财产的意思表示，但使他告诉家人如果不存钱，就可能“人土归西”，说明他本人所害怕的并不是他与李某的不法性行为被揭露，而是几个被告人对他实施的暴力和拘禁行为，同时电话内容使其家人心理产生了恐惧，担心被害人受到伤害，所以被迫存了钱到被告人的账户。由此可以确定，被害人及其家属正是基于对被害人本人人身安危担忧的心理才“舍财免灾”。
(2)胁迫的实现情形不同。一般而言，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或要挟的内容，其实现不具有当场性，不过取得财物的时间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日后；绑架罪则是以杀害、伤害人质相威胁，而且因发出勒索口令时人质已在其实力控制之中，这种威胁内容随时都可能付诸实施，具有加害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本案中，被告人本想借被害人高某某与李某发生不法性行为一事要挟高某某，签协议写欠条，以便日后“索债”。但实际上当被告人提出勒索要求时，被害人已处于他们的暴力控制之下，别无选择。也就是说被害人高某某所受的威胁是现实的，只要被害人高某某不满足被告人的非法要求，威胁的内容随时都可能付诸实施。笔者认为事实上，绑架行为已经成立，这里有个罪行转化的问题，容后细述。
(3)提出不法要求的对象不同。敲诈勒索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是被害人本人，但也可以是与被害人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人，基于被害人的意思或默许而交付财产。绑架罪中勒索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不是被绑架人，而是其近亲属或者他人，但是“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对象，不能仅理解为是行为人向被绑架人以外的其他人发出勒索要求，还应当包括由行为人逼迫被绑架人向其亲友提出勒索请求。”结合本案来看，这个问题也是争议观点中相对立的内容。笔者认为，被告人的勒索行为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被告人要求被害人赔偿损失，被害人在暴力、威胁之下答应赔偿损失，此时其直接针对的对象是被害人；第二阶段，被告人明知被害人身上不会携带5万元现金，于是便让被害人打电话回家，让家人存钱到李某的账户。此时被告人勒索财物的对象发生了转变，由被害人变为被害人的家属，虽然被告人不是直接向被害人的家人发出威胁，而是由被害人高某某多次打电话给家人要求交付财物，故意让被害人家属担心被害人的安危，被告人正是希望利用被害人家属心理上的恐惧和担忧，进而迅速处取得财物。因此，被告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为通过被害人向被害人家属实行“勒索”，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针对的对象可以是被害人本人及其家属。
(4)构成犯罪有无数额要求不同。敲诈勒索罪之构成必须以数额较大为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28日《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绑架罪则无此要求，只要实施了绑架勒索行为，即可成罪。当然在本案中这一点并不是定性之关键。
(二)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其一，本案存在罪的转化。
笔者认为，本案之所以存在定性上的争议，主要是由于案件在发生过程中存在由敲诈勒索向绑架转化的问题。转化的本罪与转化罪之间，犯罪构成彼此独立且共有某些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本罪实施的同时或造成不法状态的延续过程中，行为人的特定不法行为使得本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一起充实转化罪的犯罪构成，导致罪质发生转化。本案中，六被告最初精心“设局”引被害人上钩，企图抓住被害人“把柄”，以实现其敲诈勒索被害人，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目的；后由其中一被告人熊某某假装成“受害者”李某的律师，与高某某又是签协议又是打欠条，想留下日后索财的“债权凭证”。六被告费尽心机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原本想要实施的只是简单的敲诈勒索行为。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被告人为了迅速有效的获得财物，对被害人暴力威胁殴打至伤，并实力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其间，让被害人多次打电话回家要求给钱，关押被害人长达24小时之久，直到被害人家属给付钱财，被害人才由警方解救，已经造成不存钱到被告人帐户就不释放“人质”的绑架事实。当然这并不说，敲诈勒索的主观内容加非法拘禁的行为方式就必然成立绑架罪，主客观相统一才是正确认清案情的方法。行为是思想的表现，由被告人所实施的暴力以及拘禁行为来看，他们对此带来的后果是积极追求的，其主观认识已经发生了改变，主客观统一于绑架罪，从而完成了由敲诈勒索向绑架的转化。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5
论文关键词非法占有盗窃敲诈勒索国家机关证件牵连犯
盗窃普通机动车号牌并以此向车主勒索财物的案件，近年在司法实务中屡见不鲜。理论和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存在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的争议。本文试对相关争议进行研究，进而全面评价盗牌索财行为的刑法性质。
一、关于盗窃罪
就前面的盗牌行为是否能够成立盗窃罪，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非法占有目的
由于行为人窃取车牌并非意图占有，而只是将它作为要挟的筹码，以此向车主勒索财物，故盗牌行为本身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盗牌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刑法理论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排除意思），并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利用和处分（利用意思）。排除意思旨在区分盗窃罪、诈骗罪与一时使用他人财物的不可罚的盗用行为、骗用行为；利用意思旨在区分盗窃罪、诈骗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就排除意思而言，行为人窃取车牌即排除车主的占有与利用可能性，车牌完全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并且，车牌的归还是以车主交纳赎金作为条件，否则，即不予归还。这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并无归还意思，其对车牌的支配相当于所有人的地位。据此，能够认定行为人具有排除意思。就利用意思而言，一般来说，凡是以单纯毁坏、隐匿意思以外的意思而取得他人财物的，都有可能评价为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事实上，利用意思不局限于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或本来用途，只要不是单纯为了毁坏或者隐匿，而是以相当于所有人的身份对财物进行利用、处分即可。行为人窃取车牌显然不是出于毁弃、隐匿目的，尽管利用车牌进行勒索的行为没有遵从车牌的本来用途，但它并不妨碍对行为人利用、处分车牌这一事实的认定。据此，能够认定行为人具有利用意思。
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需要结合各方面要素进行规范性的判断。一般而言，只要窃取他人财物，即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意图，除非行为人能够确证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为实施其他犯罪，偷开机动车辆当犯罪工具使用后，将偷开的机动车辆送回原处或者停放在原处附近，车辆未丢失的，司法解释规定，按照所实施的犯罪从重处罚。但是，如果在使用之后丢失，刑法理论认为，由于该窃取行为实际造成物主财产损失，应认定为盗窃。又如，司法解释规定，为练习开车、游乐等目的，多次偷开机动车辆，并将机动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两种情形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典型的盗窃罪有所不同，之所以仍认定为盗窃罪，实际上是综合考虑了财物的重要性、对所有人利用的妨害程度、有无返还意思、是否遭受损失等因素。盗牌索财案件中，车牌作为车辆通行的重要凭证，对车主具有十分重要的使用价值，车牌的失窃严重妨害了车主对财物的利用可能性，且行为人本质上并无返还意思，即便在得到赎金后返还，也不能否认车主曾遭受损失的事实，返还最多只能作为一种量刑情节。这些都说明了窃取车牌行为的盗窃性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盗窃数额较大（巨大）与多次盗窃的类型划分
以往实务中，对于多次盗窃车牌行为的入罪评价，主要是考虑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而不会考虑是否符合多次盗窃。这是因为司法解释明确将多次盗窃限定为“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而实际发生的盗窃车牌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一规定。现在，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264条的修改，入户盗窃、扒窃已经成为不同于多次盗窃的独立类型，不能再将其作为对多次盗窃的要求，这一解释也不再具有合理性。换言之，多次盗窃，只需多次的普通盗窃即可，而不必多次的特殊盗窃。这样，对于多次盗窃车牌的评价，就存在如何选择适用盗窃“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两种行为类型的问题。
从刑法条文表述顺序来看，“数额较大”置于其他四种盗窃行为类型之前，说明立法者对盗窃罪认定的倾向性，即数额优先，毕竟盗窃数额是最能集中体现其本质属性或社会危害程度的因素，“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基本类型，而其他四种类型只是作为扩大盗窃罪打击范围的补充类型存在，在达到“数额较大”情况下，应该优先适用这一基本类型。当然，这种情况下，就定罪和量刑而言，无论是认定为盗窃数额较大还是认定为多次盗窃，并没有多大差别。问题出在“数额巨大”情况，当多次盗窃达到“数额巨大”以上时，起刑点会大幅上升，已非多次盗窃的基本刑所能评价，从量刑均衡的角度来看，应适用“数额巨大”档的法定刑，否则会造成量刑严重失衡。从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案件中行为人所盗车牌数量确实很大，鉴定价值甚至达万元以上，理应按盗窃数额巨大处理。
因此，对多次盗窃车牌的行为，车牌价值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宜优先认定为盗窃数额较大；在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认定为多次盗窃；在达到数额巨大标准时，应认定为盗窃数额巨大。
二、关于敲诈勒索罪
由于后续的勒索行为侵害了新的法益，已超出前面盗牌行为所包容的范围，所以应予单独评价。实践中发生的盗牌索财案件，单次索财数额往往达不到敲诈勒索罪定罪数额标准，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由于未明确多次敲诈可以独立构成敲诈勒索罪，故实务中主要考虑的是连续多次敲诈的违法所得数额能否累计的问题。现在，《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规定多次敲诈可以独立构成敲诈勒索罪，而不再受数额的限制，故以所盗车牌多次向车主敲诈勒索的行为，可以直接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但是，连续多次敲诈勒索的数额能否累及的问题，仍然具有讨论意义，表现在除了涉及敲诈勒索罪内部的类型区分问题，更重要的是勒索数额巨大的适用问题。
笔者认为，将违法所得累计计算，进而判断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并不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限。一方面，以一定数额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数额大小是衡量其法益侵害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连续多次行为的违法所得累计已达到定罪标准，就意味着该多次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已达应予刑事处罚的程度，从而与一次即达到定罪数额标准的行为没有根本差别，理应以犯罪论处。并且，连续多次的法益侵害行为反映出行为人较大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其对社会的危害并非轻微，系大众所不能容忍，理应对之进行刑法规制。另一方面，连续数次实施的危害行为，行为人皆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故意，各行为犯意相通、性质相同、前后相连，共同侵害同一法益，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皆系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理应以一罪论处。实际上，刑法分则关于数额累计的规定，在性质上并非特别规定，只是注意规定。注意规定旨在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它只具有提示性，并未改变刑法的基本规定。注意规定的内容属于“理所当然”，能够“推而广之”，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该规定处理。所以，将数额累计能够适用于刑法未作明文规定的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刑法分则关于数额累计的规定，在法律性质上属注意规定，能够“推而广之”，适用于刑法未作明文规定的犯罪。
与上述多次盗窃车牌的问题类似，以所盗车牌多次勒索财物，在数额达到较大标准时，宜优先认定为敲诈勒索数额较大；在未达到较大标准时，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在达到巨大标准时，应认定为敲诈勒索数额巨大。
三、关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盗窃机动车号牌是否成立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实务中争议颇大。这主要涉及车牌的属性问题，即车牌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笔者认为，车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首先，国家机关证件是指由有权国家机关制作和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其他事项的凭证。证件本质上起到一种公共证明作用，体现的是源于国家机关的权威性和信用。而机动车号牌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制发，但是车牌的色彩及上面的文字、字母和数字只是承载了该车辆所属的类型、注册地、登记号码等简单信息，信息量十分有限，并未显示车主等重要内容，所以很难起到证明作用。实际上，车牌只是作为一种标志，起到机动上路行驶的有效识别载体的作用，与人们观念中的国家机关证件差距甚远。
其次，《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的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和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分别将人民警察车辆号牌和武装部队车辆号牌明确界定为专用标志，以区别于国家机关证件。从作用来看，普通车牌和军用车牌都是一种识别标志，作用相同，只是车辆所属领域不同。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既然特殊车辆的号牌都只是一种标志，那么普通居民的车辆号牌就更没有理由成为国家机关证件。
最后，从司法解释来看，1998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按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处罚。这里的“牌证”涵盖了机动车号牌，肯定了车牌的国家机关证件性质。但是，2007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仅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达三本以上的，按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没有将车牌列入其中。两个解释的出台都是为专门打击机动车犯罪案件，犯罪对象都是与机动车有关材料。这种针对特定对象的专门解释，详尽而具体，既然前者已将车牌纳入国家机关证件范畴，而后者却没有规定，此现象的出现，很难说是立法疏漏，更可能是有意为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对将车牌定性为国家机关证件持否定态度。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6
被告人裴礼珍，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兴化市安丰镇裴家村2组。2001年2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6日被逮捕。
2001年2月7日6时40分左右，被告人裴礼珍在兴化市新垛中心中学附近路段，拦住骑自行车去学校上学的初中学生董风进、以董风进在学校经常打架、欺负他的亲戚为借口，问董身上有没有钱，董称没有时，裴礼珍即以“没有钱，要么把衣服脱下来，要么把自行车留下来”相要挟，迫使董风进给了裴礼珍6元人民币。
同日7时许，被告人裴礼珍在上述学校附近路段的桥头处，拦住去学校上学的初中学生刘传，向刘索要财物，遭刘拒绝后，遂以“不给钱，就将你扔下河”相威胁，并从刘传西装上衣内口袋中搜去人民币48元，在搜钱过程中将刘传的衣服口袋撕坏。
用暴力加害被害人及其亲属或者将要揭发被害人的隐私而毁损其名誉的成分，因而不具有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的法律特征。被告人裴礼珍在向被害人郭全才、张立亚索要财物的过程中，虽然实施了以语言和动作相威胁，但是当被害人郭全才将110元人民币掏出来给被告人裴礼珍看时，裴礼珍只拿了其中的10元人民币；被害人张立亚将钱包交给被告人裴礼珍后，裴礼珍也只拿了钱包中的26元人民币，将剩余的人民币及钱包退还给张立亚。显而易见，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处于从属地位。此行为与直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主观方面的法律特征相悖。被告人裴礼珍在向未成年的学生董风进、郭全才、张立亚索要财物时，都寻找、制造借口，并以语言、动作等相威胁，且从学校附近发展到学校门前作案，从向单个学生索要财物发展到有多名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公然向某个学生强行索要财物，造成学生心理上的极大恐惧，严重的扰乱了教学秩序和公共秩序。而被告人裴礼珍却把这些目无法纪、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蛮不讲理的手段强索他人财物的行为，认为是纯属开开玩笑而已，足以说明被告人裴礼珍强索未成年人少量财物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寻求精神刺激。由于被告人裴礼珍多次强拿硬要，并造成恶劣影响，属情节严重，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受到刑事惩处，故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予以定性也是适宜的。
同月13日17时许，被告人裴礼珍在上述学校附近路段，拦住去学校上晚自修的初中学生郭全才，要郭给点买香烟的钱，并以拳头顶住郭的嘴巴相威胁。郭告诉裴礼珍身上只有110元，其中100元要用于交住宿费。裴礼珍要郭将钱拿出来给他看一看，如果真是只有110元，他只要10元钱。郭全才遂将身上票面额分别为100元和10元的人民币掏出来给裴礼珍看，裴礼珍拿了其中的10元。
同日18时许，被告人裴礼珍在上述学校门口，拦住去学校上晚自修的几名初中学生中的张立亚，以向张借钱为借口，问张身上有没有钱，张称没有时，裴礼珍将手搭在张的肩上，瞪眼问张“够真没有”，张遂将钱包拿出来交给裴礼珍，钱包中共有人民币27元，裴礼珍拿了其中的26元，将钱包还给张立亚，并说还有1元钱留给张次日买早饭用。
「审判
兴化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裴礼珍犯抢劫罪向兴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裴礼珍辩称，他没有对被害人使用暴力和搜身劫取钱财，而是想开开玩笑向他们借钱。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裴礼珍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小，又系初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兴化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并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被告人裴礼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从被害人刘传的口袋中强行搜得人民币48元，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法律特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此行为构成抢劫罪，定性正确，罪名成立。被告人裴礼珍关于没有搜身劫财的辩称与其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相悖，且无翻供的正当理由，不予采信。辩护人关于此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定性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裴礼珍以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并当场劫得财物，其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不相吻合，故不予采纳。被告人裴礼珍为寻求精神刺激，目无法纪，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强索未成年的学生董风进、郭全才、张立亚的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裴礼珍实施上述行为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处于从属地位，故对公诉机关以抢劫罪定性及辩护人关于应以敲诈勒索罪定性的意见，均不予支持。被告人裴礼珍犯有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依法应当实行数罪并罚。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社会危害严重，应当依法严惩，辩护人关于被告人裴礼珍犯罪情较轻，社会危害性小，又系初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于2001年5月11日作出判决如下：被告人裴礼珍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宣判后，被告人裴礼珍不服，以“我对每位被害人未采取语言威胁、暴力、搜身等手段，与他们纯属开开玩笑而已，侦查阶段有诱供逼供，家庭困难要求从轻处罚”等理由，提出上诉。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定罪量刑均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关于与学生开开玩笑的上诉理由，与其实施的威胁和暴力事实不相符合；关于因侦查阶段受诱供逼供作出虚假供述、家庭困难要求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均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1年7月10日作出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对被告人裴礼珍的四次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7
关键词：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 抢劫 未遂
一 案由及实务中的分歧
甲、乙因为偷窃被公安机关查获并罚款，甲一直怀疑是丁所为。某日，甲与乙合计找丁，给他个教训并要他赔偿，并告诉了甲1和甲2。于是甲、乙、甲1三人（甲2后来赶到）携带钢管窜至丁家，将丁带上车到某处，拘禁其8个小时，并逼其签下一张13000元的欠条，抢走玉器一件，价值1000余元。
关于此案，实务中存在多种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抢劫罪。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1]。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此案中甲等人携带器械将丁哄骗上车，意图很明显即若其不肯合作将对其采取暴力，后因丁没带现金，甲等将丁随身所挂金器“拿走”，其并非自愿交出，而是甲等人有可能当场“教训”的情况下交出，因此应定抢劫罪。至于迫其签欠条，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理由：一是犯罪嫌疑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起根本作用的不是甲所实施的暴力，而是甲进行的语言威胁。犯罪嫌疑人甲初始虽然对受害人实施了暴力，但实施暴力的目的只是为了解气，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场从受害人身上取得非法财物，而是给受害人一点厉害，使受害人相信犯罪嫌疑人扬言的语言威胁将来是会实施而且有能力实施的。二是敲诈勒索罪是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时间、地点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甲等是通过对受害人实施了威胁和精神强制，意图迫使丁当场交出部分财物，不够部分限期、限地点交清。因此，甲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采取威胁的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甲虽然说是因为丁举报其偷窃，心生恨意，要整整他，但从其后的表现来看，其真实意思是索要财物，并对其进行暴力威胁，逼其签下1万元欠条。使其心理产生恐惧，因此构成敲诈勒索罪。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理由是非法拘禁罪是指故意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2]。甲因为怀疑丁举报其偷窃，遂伙同几人找丁出气，将其扣押并对其殴打，持续时间达8个小时。后又抢走丁的财物，构成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前后两个行为单独成罪，不存在牵连关系，所以应定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至于逼其签一张一万元的欠条，因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非法债务，因此其情节只能作为一个危害情节加以考虑。
当然还有人认为构成而勒索钱财型绑架。此概念是以绑架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以杀伤、杀死被劫持者等方法，威胁被劫持人的亲友交出财物。纵观绑架罪定义可知，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在绑架的行为过程中，必然使被害人处于被非法拘禁的状态之中，然而，将非法拘禁被害人作为一种手段行为，并且目的是勒索财物。最重要的区别是绑架罪勒索财物指向的对象不是被绑架人，而是其近亲属或与其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并以杀害、伤害或者不归还人质相要挟，勒令与人质有关的亲友，在一定期限内交出财物，即“以钱赎人”。[3]从案件可知丁当时交不出现金时，甲并未将丁作为人质来直接威胁其亲友，筹款过程中丁也未告诉是被人绑架要赎金。可能只是向被害人本人勒索财物，因此不具备向第三人发出“撕票”等威胁或要挟的特征，所以不构成绑架罪。
二、 对案件的理解及学理的延伸
笔者认为对于此案可以作多种延伸，不必局限于以案说案。 纵观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并且对某一罪名的分析都比较透彻，但只能以案看案，但都缺乏对案件的整体把握。纵观全案来看，可以将甲的犯意产生做两种假设。
（1）一、如果甲确实是基于报复丁，伙同数人扣押丁长达8个小时，并对其进行殴打，其行为确实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二、而后甲又临时起意，觉得被公安罚款有点冤，要丁给予所谓的“赔偿”要让丁吸取点教训，遂逼其签下一张一万元的欠条，又抢走金器。犯罪嫌疑人甲对丁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并当场迫使被害人交出金器，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行为特征抢劫罪表现为当场以暴力或威胁抑制被害人反抗，从而当场直接取得财物。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该行为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4]在犯罪嫌疑人一系列实行行为中，其主观故意也在行为进行中不断发生变化。此时是已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等暴力状态为前提，夺取被害人财物，此时实行行为已经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此时是单独的两个罪，而没有牵连或者吸收关系，因为吸收犯要求一个行为是另一个行为的必经阶段或具有包容关系，彼此存在亲密的联系，重行为吸收轻行为。[5]而在此两行为却是单独成罪。三、同时根据敲诈勒索罪定义：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不能将暴力威胁当场付诸实施，即暴力威胁和取财行为不具有时空的同一性。行为人胁迫被害人“当场”交付财物，否则“日后”将侵害被害人的，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甲等人暴力威胁迫使丁写下1万元的欠条，目的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索取这1万元作依据。事后甲尚未索要便事发，该行为并不是抢劫行为的延续，而是当场实施抢劫行为终了的事后的另一行为，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如果不答应将来交出财物，将来就会受到行为人的侵害”这一行为特征，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不能将暴力威胁当场付诸实施，即暴力威胁和取财行为不具有时空的同一性。行为人对被害人“当场”实施暴力或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其目的不在于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而在于使被害人内心产生恐惧心理，利用其担心受到更为严重侵害的心理，使其确定地在将来某个时间交付财物的，这样的暴力应是敲诈勒索罪中要挟手段的强化，而非抢劫罪的暴力。[6]后甲尚未索要便事发，该行为并不是抢劫行为的延续，而是当场实施抢劫行为终了的事后的另一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定罪处罚。因此，甲等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未遂，数罪并罚。
另外，从非法拘禁罪实质看，非法拘禁罪是继续犯，犯罪行为的继续状态存在于既遂后，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时间的长短对非法拘禁罪构成没有影响。但鉴于非法拘禁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并非任何情况下一经实施即构罪。但倘若拘禁时间不长，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比如，从案例可知，如果行为人仅将丁扣押于车上，并未捆绑、殴打，且拘禁时间并不为长，从宽严相济的司法精神理解，似不宜入罪，只可作为审判时量刑情节加以考虑。所以甲此时应够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
（2）倘若行为人在非法挟持被害人前就已有侵占他人财物的故意，一如此案中甲等人打算将丁弄出来要点赔偿，并携带器械，其主观上明显有直接故意，既希望侵财结果的发生。其在劫持他人拘禁并殴打的行为实质上是手段行为，其结果行为即是以暴力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而牵连犯是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其方法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即数个有机联系的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单独成罪，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若法律没有做出特别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当然如前所述，如果拘禁情节轻微，则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直接以抢劫罪定罪。二是甲利用威胁的手段迫使丁写下1万元的欠条，目的是为了日后更好地索取这1万元作依据。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如果不答应将来交出财物，将来就会受到行为人的侵害”这一行为特征，如一前项所述，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未遂。 甲应定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未遂数罪并罚。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笔者一点浅析，笔者初入法门，理论基础尚待夯实，浅尝拙作，以期抛砖引玉。对论点的分析多有不周之处，还请同门批评指正。因此具体情况仍需具有分析，不可用形而上的观点来看待具体情况，在把握犯罪本质和构成特征的情况下，具体分析之。
参考文献：
① 陈忠林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8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敲诈他人财物二千元的，是属于数额较大的行为，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来源：文章屋网）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9
关键词：“裸条”借贷传播物品罪敲诈勒索罪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便利，但随之而兴起还有利用互联网平台的违法犯罪活动，“裸条”借贷行为便是其中之一。所谓“裸条”借贷，是指行为人通过手机等移动互联网平台，以借贷人全身手持自己身份证照片为担保，并提供亲属或监护人联系方式用以借贷，当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无法偿还借款及利息时，行为人便会以公布、胁迫或者联系借款人亲属等方式逼迫借款人还债的行为。
该行为一经曝光，便吸引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不乏对“裸贷”女大学生的斥责，认为是女大学生的虚荣不自爱，更是道德操守的缺失；但更迫切的是希望对“裸贷”行为人的严惩，要求“裸贷”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远离校园净土。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裸贷”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我国《刑法》，涉嫌违法犯罪，具体而言：
（一）涉嫌构成传播物品罪
当“裸条”借贷的借款人逾期无法偿还借款及利息时，放贷人便会公开其照片，例如近来在网上疯传的10G内存“裸条”，及一百多名女大学生手持身份证视频等，甚至有记者卧底，借贷女大学的“裸条”本公开叫卖，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传播物品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64条之规定：“传播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外，2004年9月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2010年1月起实行的《解释（二）》中明确规定了传播物品罪的构成要件、数量及严重情节，因而在“裸条”借贷行为中，由于借款人无法在约定期限内将借款及利息偿还，放贷人便利用互联网、移动设备等将借款人的“”进行传播、买卖，如果达到上述《解释》中所规定的数量，就已经涉嫌构成传播物品罪。
（二）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适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之规定“敲诈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w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裸条”借贷行为中，当借款人在约定的时间无法偿还欠款及利息时，放贷人便会以通过互联网或移动设备曝光其，或者联系其家人相威胁，强行讨要索取高额本息，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利用威胁、要挟的手段，迫使借款人基于害怕而违背自身意愿，被迫交付财物，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标准，就可能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虽然“裸条”借贷行为可能会涉嫌犯罪，但想要单单依靠《刑法》把“裸贷”行为“赶尽杀绝”还远远不够，真正要“裸贷”行为不再危害社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第一，完善立法。“裸条”借贷行为猖獗的背后凸显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相应的法律制度却没有赶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表明了法律的滞后性，目前我国只有，2015年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制约，而该《意见》也仅仅是部委规章，在法律层面上并未有相关明确规定，因而在法律层面上，应尽快加以完善，明确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责任，同时也让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真正有法可依。
第二，提高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对借住平台的借贷信息加强审查。不难发现，很多“裸贷”行为都是源于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于信息审查不严，让违法行为有机可乘。一些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对“裸贷”信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仅违背了企业经营的诚信原则，更是对刚刚兴起的新型担保模式的沉重打击。因而，互联网金融平台只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对借贷信息严格审查，才能在社会上重树诚信氛围，营造良好的借贷环境。
第三，金融监管部门要对互联网金融平台加强监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借贷模式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这样就造成了监管部门监管愈发困难的局面。所以，相关监管部门要不断的与时俱进，更新监管设备和监管手段，例如通过监管QQ、微信群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将违法犯罪行为扼杀在摇篮当中，并加强同高校辅导员等的联系，及时掌控学生动态，动员高校辅导教师一起加入监管队伍。同时也可以设置举报热线，方便群众对于发现的“裸贷”等违法借贷行为的举报。对于“裸贷”等违法借贷行为一经发现，坚决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取缔并严惩。
第四，完善融资渠道及对贫困大学生帮扶措施。对于创业人员简化融资手续，提供资金扶持及减免税费等政策倾斜。对于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助学贷款，同时可以鼓励大学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基层去工作，并且以此为依据，对助学贷款予以减免等，鼓励大学生以知识来回馈社会。学校也应向大学生多提供勤工俭学岗位，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报酬。
关于敲诈勒索的法律条文篇10
【关键词】舆论监督新闻敲诈有偿新闻
今年2月18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购物导报》记者李德勇等真假记者“组团”，假借舆论监督名义进行新闻敲诈的事件。20日，新闻出版总署责令《购物导报》社停业整顿，并依法吊销李德勇记者证，将其列入新闻采编不良记录，终身禁止其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中国记协对李德勇等“黑记者”实施新闻敲诈的卑劣行径予以严厉谴责。21日，李德勇、王利平（李德勇前妻）等5人已被刑事拘留，李德勇的侄儿在逃。李德勇等“黑记者”公开藐视法律法规，肆意践踏舆论监督的卑劣行径，在全国新闻界激起了强烈的公愤。
舆论监督，是一个严肃而又带有某种神圣感的概念。因为它是指媒体和记者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不良行为进行公开批评，以引起公众关注，促使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却具有一种放大了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是社会正义、人间公理的代表与象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打击邪恶势力、去除消极因素，推动时代进步的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舆论监督理应得到全社会的敬畏和尊重，决不容许任何人的亵渎和践踏。但是近几年来，有一股阴风吹向新闻界：少数媒体和记者竟然将舆论监督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工具。他们置新闻舆论监督的根本目的于不顾，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在脑后，抓住人家的一些把柄，以新闻采访、公开曝光、编发内参等手段相威胁，实施敲诈勒索。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原站长江彦博，以发表负面报道相要挟，先后向陕西各地12家单位敲诈65.6万元。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孟怀虎，以写批评报道为由，要挟石油公司出钱“消灾”，最终敲诈得到35万元。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以对某食品公司所谓“注水肉”问题进行曝光为由，敲诈该公司3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办理新闻报刊领域群众举报案件556件，其中记者收受钱财、敲诈勒索案件76件，有近百名媒体从业人员因存在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被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列入新闻从业不良记录，其中有20多名记者被判刑。李德勇将作为又一个反面典型，被推上新闻职业道德和法律的审判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些记者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到地方找岔子，比如土地问题、环保问题、食品问题、拆迁问题等等，抓住人家的把柄后就找企业或者政府，他们并不是要促成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抓到的问题当成出价的筹码，动辄张口就要敲诈几千、几万、十几万或几十万，让企业或者政府出钱做广告、订报纸，有的干脆直接要钱装入自己的腰包。而有些地方和单位因为害怕媒体曝光，也愿意出钱把事情“摆平”，将问题捂住。于是就变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某些记者的新闻敲诈就会屡屡得手。
搞新闻敲诈的无良记者，是记者队伍中的败类，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给社会上的腐败暗流推波助澜，严重污染了社会的政治环境，而且也损害了新闻媒体为国为民、公平公正的形象，使其公信力大打折扣。他们的新闻敲诈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反面的示范效应：一是媒体的记者之间相互传染，相互仿效，形成群体性。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后，有多家媒体的工作人员相互通气，结伴前往“采访”。中国产经新闻报社记者任志明、王月新、农民日报社河北记者站站长李俊奇、消费日报社河北记者站副站长蔡国海、网络报社工作人员关键、中国现代企业报编辑部通讯员高飞、大众阅读报社记者李红强、王耀东、河北经济日报社记者刘巍、县域经济通讯主编秦飞等8家媒体的10名工作人员，先后以公开曝光相要挟，向有关领导和矿主实施敲诈，索要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不等的“封口费”、“赞助费”、“课题研究费”和“广告费”。为隐瞒事故，由县委县政府个别领导指使，矿主只得出钱“私了”，成就了一笔笔肮脏的交易。
新闻敲诈，主要表现为真假记者和个别媒体，以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名义，对一些违背国家政策和社会道德的行为主体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和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不正之风，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犯罪。它的实质是新闻敲诈者与贪官污吏等社会黑暗势力之间的狗咬狗，是分赃过程中的一种利益争夺。新闻敲诈不可能消除社会黑暗的根源，只是局部增加了社会黑暗的经营成本，反而扩大了社会的黑暗面。我国刑法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为了打击犯罪，整肃新闻界的不正之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中央纪委驻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组等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自去年5月15日至8月15日组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项行动，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针对当前的情况，为进一步保持媒体舆论监督的严肃性，还新闻界一个风清气正的采访环境，痛打新闻敲诈这条“落水狗”，铲除滋生“李德勇们”的土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注意抓好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严厉打击
必须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要严肃治理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对于查实的严重违法违规报刊、网站和记者站，对一些真假记者卑劣的新闻敲诈行为，应依法从严、从重处理。在执行法律规定的问题上，当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新闻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必须配合公检法机关，加强对各种各样新闻敲诈案件的查处和督办，针对煤炭、医疗、环保、食品等事故多发行业和城市郊区、乡镇等案件高发地区确立一批重点督办案件，一定要将那些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以造成严厉打击假记者站和假记者搞新闻敲诈的强烈氛围。还应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已经查处认定的非法记者站、假记者和非法报刊的负责人，应列入“黑名单”，采取合法曝光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以有效地限制这些不法分子的行为，有利于社会对其进行防范、监督；要加强基层执法力量，公安、新闻出版要形成统一合作的机制，以不失时机地打击新闻敲诈行为，惩治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
二、严格管理
要想从根本上杜绝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现象，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各新闻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记者队伍的管理，在加强对记者队伍正面教育的同时，向社会公布监督电话，更要在发现违纪违法案件时进行严肃处理。各媒体要针对记者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关心和爱护记者队伍出发，进一步严肃纪律，保证记者各项新闻采编活动的规范和合法。要严格按照《关于开展规范报刊社记者站管理专项工作的通知》（新出报刊[2006]428号）精神，对照《出版管理条例》、《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新闻采编从业人员管理的规定（试行）》等法规，对本单位的管理制度以及驻各地记者站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逐一纠正存在的问题，并将各项具体措施落到实处。对于擅自组团采访，抓住基层单位工作瑕疵或个别问题，编造夸大其词的批评稿，诈取钱财的编辑记者，要坚决予以清退，并报新闻出版总署依法作出限业或禁业处理，防止有不良记录的人继续违规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对涉嫌敲诈勒索违法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要通过检查管理制度和记者站的管理情况，使记者站真正发挥好在基层的新闻采编功能，切实建立起科学、规范的记者站管理机制和模式。
三、大力宣传
近几年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案件的多发、频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公众、基层一些部门和企业的干部，对于新闻出版法规、新闻采编政策和记者采访资质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对真假记者的鉴别和区分，对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的识别，对罪与非罪的界限，思想上并不明确，这就使他们疏于对有偿新闻特别是新闻敲诈的防范，自己一旦碰到具体的违法犯罪人员，往往不敢打击、不会打击，反而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因此，要大力加强社会宣传，宣传新闻出版和报刊知识，宣传有关接待记者新闻采访的常识，宣传有关记者采访的法律法规，宣传真假记者的甄别方法，宣传如何识别和抵制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和新闻敲诈，以全面提高社会公众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媒体素养，不让假记者站和假记者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不让从事非法活动的记者胡作非为。要告知社会公众，随着新版记者证全部上网向社会公开，一般的单位和群众都可以通过“中国记者网”了解新闻单位和记者的情况，这既可保障真记者的正常采访权利，又可有效打击假记者站和假记者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为了彻底铲除真假记者搞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的社会宣传应该使基层干部认识到：只有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将各种各样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并诚恳欢迎新闻单位派人进行正常、合法的新闻舆论监督，以不断地改进工作，才能使那些企图利用舆论监督来实施新闻敲诈的“李德勇们”无计可施、无空子可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