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1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法律完善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特别程序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也是此次修订的亮点之一。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长期以来，“前科报告义务”意味着未成年人一旦犯罪获刑，将成为一生抹不去的污点。无限期地保留未成年犯的犯罪记录则会引起严重的负面效应，将给未成年犯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在求学、就业、生活等方面造成诸多困难，延缓其复归社会正常生活的进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将有望撕掉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标签”，为其回归社会卸下包袱。这使得我国在充分落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以及身心健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一、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主要内容的分析
（一）适用对象
新刑事诉讼法对此项制度的适用对象规定为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8条规定：“本节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因此，14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后符合法律规定的都可以封存其犯罪记录。
（二）案件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案件范围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这其中，“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包括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也进一步明确了此项制度的案件范围，“被免除刑事处罚”以及“被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人也应当封存其相关犯罪记录，同时将2012年12月31日以前审结案件的未成年犯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切实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
（三）适用主体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主体包括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除此之外，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的学校和单位、未成年人的居住社区以及未成年人的诉讼人和辩护人都应当对相关犯罪信息予以保密。而相对于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一方，由于是案件的受害者，往往对犯罪一方充满抵触情绪，希望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也应当对知悉的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予以保密，否则势必对犯罪人回归社会后的学习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四）例外情况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才能查询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如果不是因为办案需要，司法机关也不能查询。其次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可以进行查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第3款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6条均规定了未成年犯被发现漏罪后的法律后果，但如果犯罪人犯新罪，合并判处后达到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犯罪记录是否应当解封法律未作规定。由于犯新罪比发现漏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并且犯罪人主观恶性严重，因此如符合条件，也应当对其犯罪记录予以解封。
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是相对封存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此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是在程序上将其记录处于保密状态，也就是说虽然在档案中不曾体现未成年人犯过罪，但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经一定程序查询当事人的犯罪记录。如果对犯罪记录的封存仅止于检察院和法院，只能算是对犯罪记录进行了“存档”，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封存”。而我国现阶段的查询系统已日趋完善，如果只是在检察院、法院环节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那就仍能在公安部门查到相应的取保候审记录，仅仅是一种相对封存。而相比较而言，前科消灭则是一种绝对封存。前科消灭不仅从程序上将犯罪人的记录予以保密，更是在实体上彻底将其犯罪记录消灭，对未成年犯来说视为从未犯过罪。从效果上来说，相对封存所带来的法律效果还远远不及绝对封存。作为一种绝对的保护制度，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立法来看，我国还未确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二）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狭窄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才可以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一方面对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犯来说未免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很多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所犯的只是一般违法行为，法律不能给予这部分未成年人适用封存制度的机会实属遗憾。而相比较一些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国际法上的规定，都没有因为未成年人犯的是重罪或者是更轻的违法行为而不对其相关记录予以封存。我国的此项规定区分轻罪和重罪，确实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三）例外情况的规定不明确
此项制度对犯罪人记录的查询主体只是规定了“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但具体包括哪些单位未作明确说明，只是在两高三部的《意见》中规定辩护律师不得查询涉及未成年人被执法机关依法封存的犯罪记录，查询主体过于广泛在实践中可能会引起犯罪记录的封存变成一纸空文。“根据国家规定”也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法律规定，给查询单位较宽的自由裁量范围，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两高三部的《意见》规定执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可以作为工作记录予以保存，这对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保密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而且新刑诉法对查询程序也没有作出规定，实践中的操作性大大降低。对于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泄露出去的单位或个人的惩罚方法、措施，追究什么样的责任，法律在这一方面是空白。
（四）法律间的衔接存在漏洞
我国虽然目前出台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际上还是将这部分人视为有罪，而我国的《公务员法》、《律师法》、《教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有过刑事犯罪的人不得从事以上公务员、律师等几种职业。这些犯过罪的未成年人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会受到诸多限制，即使是《义务兵役法》规定不得对少年犯加以限制，但是实际中在政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这有违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我国不少省市也已试点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那么对未成年犯是应该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是前科消灭制度，是司法实践中的又一难题。立法者应尽快调整这些法律间的冲突，使这些失足少年真正得到应有的保护。
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将“相对封存”推进为“绝对封存”
相比国外的前科消灭制度，我国的法律规定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单单将犯罪记录封存虽然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对于保护未成年人、使他们完全回到正常人的角色中去，仅封存还是不够的。而且法律还规定了例外情况，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查询犯罪记录的，这就势必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使封存制度的法律效力打折扣。我国的一些法律例如《公务员法》、《法官法》都对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做出了行业准入限制，那么即使是记录已经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在找工作时也可能因为这些法律规定而被拒之于门外，他们的就业机会还是与其他同龄人不相等。在这些少年犯接受刑罚处罚的期间已经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再在其他权利上区别于常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我国的很多城市在此之前也已经试点适用了前科消灭制度并且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将封存制度推进为“前科消灭”也是与国际的通行做法相衔接。只有将这些未成年犯的前科彻底消灭，他们才有机会与其他人平等地健康成长。
（二）扩大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仅适用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分子，对于那些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的重罪少年犯以及其他的一般违法少年犯也应当封存其犯罪记录。也就是说，只要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都应当给予其平等的封存机会，不因重罪与轻罪之分而受到差别对待。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对很多事情的好坏辨别能力较低，即使有的少年犯被判处重罪也不意味着他们的主观恶性非常大，在正确地引导和教育改造下，大都能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很多重罪少年的改造效果甚至比轻罪少年的改造效果还要好，如果仅从罪质轻重方面差别看待未成年犯，会使其中一部分人继续走向社会的对立面，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与立法精神背道而驰，所以应当将此项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
（三）协调法律间的衔接机制
在刑事法律上已经有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在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及其他规定中还未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户籍是我国公民身份等内容的记载，户口簿上会有公民是否犯罪的记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出台对于传统的户籍登记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户口簿是较常用的证件之一，而大部分未成年人是没有身份证的，他们的身份证明就靠户口簿来代替，调整不同制度间的冲突势在必行。
（四）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整体封存体系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法律价值;社会价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规定的、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基础性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基本内涵是在法律效力所及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所有的人,无论其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财产状况等情况如何,均须平等地适用法律、遵守法律,谁违反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同等责任追究。然而,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却作了明确的趋轻(包括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公平吗?是否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悖?应怎样理解和贯彻法律精神?笔者试就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我国法律为何对未成年人犯罪
作出轻罚的特别规定
依照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分别是:不满14周岁的人,无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何,均不追究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这样严重罪行的,才负刑事责任,其他一般性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完全的刑事责任。但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作为轻罚的具体体现,在《刑法》中就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无论罪行如何严重、情节如何恶劣、危害如何巨大,均不得适用死刑。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处罚未成年人犯罪明显趋轻。
为使《刑法》的规定得以实施,使立法精神得以贯彻,在司法实践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分别设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要求审判人员要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包括: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并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受理,由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为有利于创造特定的庭审氛围,有利于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挽救、改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般情况下也不公开审理。
从法律的规定到司法过程,可以清晰地提示我们,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处罚适用特别规定。那么,我国法律为何要作出这种特别规定呢?
首先,充分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构成犯罪的特殊主体。与成年人相比较,其社会生活较单纯,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与成年人犯罪的主动性相比,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认识相对单纯,偶发性犯罪的比例较大,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知程度有限,判断是非的能力有限,其犯罪行为是在融入社会、认知社会的过程中发生的,明显不同于成年人社会化过程完成后的犯罪。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趋轻处罚,更多体现的是从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和特点出发,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同时也体现出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特别人文关怀。
其次,体现出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法律适用于现实,裁决具体案件,其价值主要表现为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解决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使社会趋于稳定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价值应当服务于社会价值。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价值,即表面上看来是对未成年人的网开一面,降低其法律责任的程度,实质上主要考虑的还是社会意义。减轻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既有利于当事人本人,更有利于社会的根本利益。
再次,体现出社会现实稳定与长远和谐的一致。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是国家所致力追求的,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据统计,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从全国范围考察,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一方面,对这批人教育改造得好,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现实稳定,更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和谐发展。反之,不注意其教育改造,不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使他们自暴自弃,为所欲为,一旦重新进入社会,继续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受到极大的破坏,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从维护社会稳定所付出的成本来看,将未成年人犯罪者改造成新人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这些人继续危害社会所带来的损失。
最后,体现出法律处罚与社会责任的结合。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本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学校、社会的监管缺位,致使未成年人辨别力降低,行为盲动,偶发犯罪的情况,同样不能忽视,社会责任不能忽略。考察未成年人的犯罪过程,分析具体发生的案例可以发现,许多未成年人犯罪,是在失去监控的情况下发生的。如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父母离异,学校管理不力,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不到位等。既然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负有责任,就不应简单地处罚了事,应当承担起教育、挽救、改造的责任。
二、法律的特别规定是否公平
我国刑法总则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将此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轻罚的规定相比较,有人认为是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自相矛盾,出现了法律表述的逻辑错误,这种冲突和相悖,源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未成年人是不是人?当然是人。既然是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应该轻罚。否则,就是不平等、不公平。从司法实践的层面看,也出现了争议。最近曾发生这样的案例:一位16岁的少年并将被害人残忍杀害。其手段之恶劣,危害之严重,不言而喻。然而,法院的判决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不仅未判死刑,也未判无期徒刑。之所以如此轻判,就因为被告是未成年人,适用了轻罚的规定。有人大为感慨,认为法律太不公平,甚至认为这将纵容未成年人犯罪。
如何认识和理解这样的问题?
首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法治国家共同遵循的原则。不仅法治国家,古今中外,从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随之产生,只不过在专制、特权的国家,这只是一种形式、口号而已,只是统治者欺骗和愚弄民众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已,对广大民众而言,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只有那些实行法治的国家,才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通过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保障,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具备适用的社会条件。而我国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其基本含义是指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等情况如何,都应平等地适用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运用此项刑法原则,要求在定罪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此罪与彼罪的选择上有所不同;要求在量刑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重判与轻判上有所不同;要求在刑罚的执行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待遇上有所不同。其次,法律的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在理解平等时,不应将平等视为完全等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简单理解成不加区别地人人一样。平等应是社会总体的平等,而不是具体的每一个案例、每一个人的绝对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实现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不能忽视社会的总体利益与整体要求［1］。如上所述,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不仅要考虑未成年人本身,还要考虑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总体利益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正是注意到了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因素。当然,我国刑法的具体运用,在对特殊主体的法律适用时,也并不局限于未成年人,还包括其他主体。例如,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无论情节、危害、影响如何,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无论情节、危害、影响如何,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仅从字面上、表面上、形式上判断,这些规定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是相悖的,但从社会总体利益上讲,从人道主义精神上看,这些看似不平等、不公平的规定又是公平的。还应注意的是,这些规定不是给特权阶层专门规定的,它适用于具备相同条件的社会全体成员,恰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
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不等于纵容犯罪。从未成年人的自身特点和社会总体利益考量,对未成年人犯罪轻罚,其目的之一是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改造,使其重新做人,防止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并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不是纵容犯罪,而是为预防、减少、杜绝犯罪。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轻罚,有必要正确处理如下两个关系。第一,罪与罚的关系。未成年人涉嫌犯罪,说明其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且触犯了刑事法律,产生了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处罚。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轻罚,不是一味地强调从轻,更不是不罚,而是要掌握适当、适度。如果当罚者不罚,那就真的是放纵了。第二,对被告人的处罚趋轻与被害方的权益保护的关系。任何犯罪行为,都将对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危害,对犯罪者惩罚,与对受害方的权益保护是一致的。如果过于强调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过于对未成年人的从轻照顾,则将使受害方的权益保护被弱化,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
最后,就法律的表述而言,总则具有指导作用,而具体实施的法律规范,应当是总则的细化、具体化,在不违背总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规定,不能得出与总则冲突的结论。刑法总则是针对一般人犯罪而设计的,不能排除具体规定中针对特别人、特殊群体的特别规定。
三、怎样贯彻关于未成年人犯罪
的法律精神
1.预防犯罪措施的特殊性
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重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表面看来,每一个个案会有所不同,但大的社会背景基本一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竞争的压力下,每一成年社会个体都要忙于自身的工作,以适应生存所需,承担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每一社会组织都要忙于自身的业务活动。此时最易忽略的是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导致工作的缺位,其中的一些人较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或者潜伏犯罪的危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家庭、学校、职能部门有责任,整个社会都负有责任,甚至责任更大。从社会承担责任的角度看,应当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监管教育体系,使教育管理工作到位;应当制定对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工作失职的责任追究制度,哪怕未成年人并未违法犯罪,对工作不到位的教育者同样要追究其责任,不要等到后果发生才追究责任。从而使各相关教育主体认识到,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是其不能忽视的重要责任。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在对留守儿童的监管教育方面,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
2.程序适用和实体惩罚的特殊性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我国法律均作出特别规定,要正确理解这些规定,准确适用这些规定,作为审判人员,应正确把握立法精神,将教育为主的思想贯穿审理和判决的全过程。与审判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相比,未成年人的犯罪是虚荣心、盲从心、贪婪心、逆反心、义气心、嫉妒心、报复心所致,主观恶性较小,对危害的认知程度有限。如果与审理成年人犯罪的方式相同,过于简单,则不能使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提高,不利于其汲取教训,不利于遏制其重新犯罪。当然,具体实施处罚时,要正确处理教育与惩罚的关系、危害后果与适度处罚的关系、对犯罪者的从轻与受害者的权益“双重保护”的关系,实现处罚过程和结果的和谐。
3.教育与改造的特殊性
从刑罚过程看,对未成年人执行刑罚的过程,是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哪怕是非常严重的犯罪,既然一律不能判处死刑,均须教育和改造。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看,刑罚执行过程,也是其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的教育改造的特殊性十分明显。司法机关与相关行政机关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实际承受力,对未成年人罪犯进行劳动改造;应根据其已有的基础,依照国家义务教育的程度要求,开设相关课程,进行必要的文化知识教育,并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创造条件,提升其学历层次,培训其专门技能;应根据未成年人生理发育和心理形成规律,将强制改造与未成年罪犯自身主动接受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其改造的自觉性,从而较健康地成长［3］。
4.关心与帮助的特殊性
刑罚执行完毕,未成年人罪犯要重新走向社会,此时的社会态度、社会的接纳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前途和命运。社会接纳得好,有利于他们重新做人;接纳得不好,很有可能让他们自暴自弃,丧失信心,继续危害社会。而且,此前的轻罚、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教育改造,都将前功尽弃。审判时的轻罚、刑罚执行时的教育改造、刑罚执行完毕后的关心帮助,应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紧密连接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才能确保立法精神的实现,才能使趋轻处罚的目标得以实现。相关职能部门的后续工作应当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机制相配合、相一致,以预防为主,将未成年人犯罪降至最低限度,一旦出现了犯罪,对犯罪者不要放弃不管,不要歧视蔑视,要伸出帮助之手,将其纳入继续教育的体系之中。要从实际出发,帮助其自谋生路,自食其力,力所能及地解决其遇到的各种困难,促使其增强自信,规范行为,完善自己,服务社会,避免重新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1］石文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思考［eB/oL］.(2006-11-15)［2008-02-10］.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3
2012年3月14日修正通过，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呈现给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精彩纷呈的画卷，尽管有不少批判的声音，但赞许与欢呼是主流的评判。在这一幅精彩画卷上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便是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跃然纸上，这一起源于法国的制度被移植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尽管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将该制度放在我国具体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调整，使得移植制度与背景的断裂有所消弥。但是，“程序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喜欢欣赏规则之完备性的法律人。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根植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1]何况，该规则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其完备性大打折扣。将其放在我国现有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说其宣示性大于实际可操作性。其真正落实到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尚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并扫除与之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它最终的归宿，应当是蜕变为前科消灭制度。
一、入法根据：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支撑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对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贯彻落实，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文明的进步，给“刀光剑影”般的刑事法律注入了暖暖的温情，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①这一制度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纳，具有理念和实践的双重支撑。
（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理念基石
“从动物本能上说，人天生具有‘恤幼’的思想。”[2]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尊老爱幼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其不但体现在伦理道德层面，在历代王朝的法律当中也不时地闪现。如《礼记·曲礼》记载：“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在我国早期的成文法典《周礼·秋官·司刺》中，便有“三赦”的规定，其中之一便是“赦幼弱”。我国古代成文刑法典《法经》的《减律》篇中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罪行严重）三减，罪卑（罪行轻微）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唐律》中规定，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废疾者，流罪以下，可以赎罪；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盗窃或伤人，可以赎罪；90岁以上、7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不追究刑事责任）。《宋刑统》中规定，“老幼不及，疾孕不加”，即刑讯对象排除70岁以上老人、15岁以下少年和孕妇。《元律》中规定，“诸十五岁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3]这种“恤幼”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制定，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司法原则的实施等。
无独有偶，在我国“恤幼”思想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入法提供了本土环境的同时，漂洋过海的“国家亲权”②以及“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等西方理论也在不断地为我国的学者、立法者、司法者和普通的民众所接受，与我国本土理论相互融合，共同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国家亲权”来自于拉丁语，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2世纪的英国，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居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地位，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其以“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家庭功能不彰的问题，将儿童看作国家将来的资产。坚持未成年人需要国家保护、照管和治疗，应当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基本思想。[4]认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5]而“犯罪标签”的存在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的绊脚石。国家作为未成年人之父母，应当尽可能地消除“犯罪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帮助其重返社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根据还在于，它体现了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6]虽然国家刑事司法目的是保护社会，应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应有的刑事惩戒，但从国家责任的角度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国家在通过惩罚犯罪而达致保护社会的目的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由于其本身原因所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主动封存或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或前科。
此外，还有学者从“越轨心理”“重新犯罪”“再社会化”等角度论证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7]这些都成为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念基石。
（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实践铺垫
从成文的法律规定来看。《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销毁。”与之相类似，《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第21条规定：“对少年犯罪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少年犯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年诉讼案件中加以引用。”很多国家的法律当中也都有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的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卡应销毁。”《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周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销时，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被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既可依职权，主动宣布消除犯罪记录，亦可依被判刑少年、监护人、法定人、检察官、少年法院帮助机构的代表等多方的申请宣布消除犯罪记录。这些国际规则和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都为我国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同时，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该制度的入法提供了立法上的铺垫。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第三款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00条增加1款作为第2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操作来看。早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我国许多省市就进行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的尝试。200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提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对初犯、偶犯，且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如果确有悔过表现，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的，可由法院作出撤销前科裁定，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2007年，四川省彭州市法院出台了《少年犯“前科消灭”试行方案》，对于在校未成年人的过失犯罪或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犯罪，经申请可以裁定撤销其刑事处罚记录，相关刑事法律文书不再记入档案。2008年，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开始对未成年犯实施前科封存制度。[8]200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50条规定，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试行违法和轻罪记录消除制度。2010年底，河南省法院系统在平顶山、新乡法院开展了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前科封存”试点工作，对于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主观恶性不大，不会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家人可以申请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犯罪记录的38名未成年人中，已经有10人考上大学，6人返回高中就读，22人顺利就业。[9]上海市检察机关从2004年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即相对不起诉记录消灭）制度，截止2010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时，上海市检察机关共对91名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记录采取了限制公开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无一再犯，回归社会后均表现良好。其中，顺利就业的52人，顺利续学的37人（已有7人被大学录取），顺利出国的2人。[10]这些有益的尝试，以司法先行的模式为立法工作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同国内外的相关立法一道，在实践的层面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刑事法领域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二、操作困境：现有规范与制度下的适用难题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被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后，紧随其后的就应当是对其适用问题的探讨。因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③“法学界的任务已经由单纯的法制建构更多地转向了对法律解释与适用的探讨。”[11]这不仅仅是因为“造法易、执法难（Facileestferreleges，tueridifficile.）”[12]，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法条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与之存在严重的不协调。
（一）自身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通过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的主体条件是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的刑罚条件是被法院的生效判决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封存效力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一经封存，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司法机关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允许其他人员查阅、摘抄或者复制。允许查询的例外规定为两种，一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有关单位依法进行查询之后，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不得泄露。但是，这些规定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操作却显得捉襟见肘，尚存在诸多未竟的课题。
1.封存的决定主体与执行主体不明确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决定封存的主体与执行主体，即由谁来决定哪些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4～507条，2012年12月3日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和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0条，分别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从执行主体上看，公、检、法三家都是封存的执行主体。但是，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主体还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对于这些单位和个人所掌握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是否应当封存，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明确。在决定封存的主体方面，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都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2.封存的程序、内容等不具体
在确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后，封存什么、如何进行封存、封存之后档案的保管等具体如何操作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只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4条对封存内容及相关的操作程序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封存程序、封存内容等涉及到实际操作的内容都是只字未提。其他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如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更是成了“哥德巴赫猜想”。
3.“但书”的规定模糊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但书规定，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第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司法机关包不包括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因为对于“司法机关”的范围，通常仅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是不包括在其中的。[13]第二个问题是“为办案需要”如何理解，查询是出于何种目的？是为了在其后的成年人诉讼中加以运用、为了追究漏罪、为了从中查询其他线索，还是为了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以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办案的范围是什么，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行政案件，抑或三种案件都可以？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单位”究竟是指哪些单位？这些单位应当依照什么样的程序、基于何种理由查询犯罪记录？第四个问题是“国家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这些直接关涉如何适用该制度的词语意指不明、含义模糊，适用起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照。
4.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规定，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但是，刑诉法和2012年5月10日“两高三部”④印发的《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中均未规定有关人员和机构违法泄露未成年被追诉者的犯罪信息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未成年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诉讼人通过何种途径来进行维权。再者，如果依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主体不封存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相应法律责任的威慑，该法律制度就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可以说，新刑诉法第275条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抽象、原则、缺乏实际操作性的规定，注定了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难以摆脱的困境。虽然说“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尤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民有无所适从之叹。”[14]但是，法律的内容确定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不确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难（infinituminjurereprobatur）”。[12]（5）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便失去了一项法律规范所应有的指引功能，最终将淡出执法者的视野而被束之高阁。
（二）系统协调性不够
新刑诉法第275条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操作困境的形成，除了该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实际可操作性差的原因之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其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协调。
1.与部分法律法规不协调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和第19条分别对《刑法》第65条进行修正，在《刑法》第100条增设了一款，该两条关于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以及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消除了“前科”这一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评价。但是，其实际效果却是有限的，因为前科标签除了刑事法律上的评价外，还包括民事、行政法律上的评价。如《公务员法》第24条规定：“曾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法官法》第10条、《检察官法》第11条和《人民警察法》第26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律师法》第7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过失犯罪除外，不予颁发律师职业证书。”《教师法》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其他的诸如《拍卖法》《会计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证券法》《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进行了从业资格的限制。这些法律法规的存在，将有前科劣迹的“另类人员”阻挡在一些“体面”的工作大门之外，必将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2.与部分行政规章不协调
如《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将五类20项人员规定为公安机关的重点管理人员。其中第四类就是因故意违法犯罪被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不满五年的。针对这些被纳入重点人口管理范围的人员，公安机关会深入社区、街道等进行调查走访，了解重点人口的相关信息，进行重点控制和定期的帮助教育。再如，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制度详细记载了该公民的违法犯罪情况及服刑情况，而户籍又与每一位公民的出生、上学、结婚、就业、迁移等息息相关。此外，在公民从事特定行业的职业时，都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这些规定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三、未来走向：近景与远景的蠡测
（一）近景：目前条文的完善与协调
1.增强规范自身的可操作性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4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本着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角度出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我国刑法典及有关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和认定作了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也先后通过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规定、解释或批复。从立法上充分彰现了对未成年人反社会群体宽容与关怀的刑法精神。
首先，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阶段细分。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三个阶段：一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将“已满14周岁”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起始点，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管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情节恶劣程度，都不认为是犯罪；二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故意触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负刑事责任；三是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年龄段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都将成为犯罪人而要适用相应的刑罚措施。不过，他们属于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列。
其次，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罚和量刑制度及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原则。主要体现在《刑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它既包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得适用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现状
综观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制度，除了法律规定的诸如“惩罚为辅、教育为主”、“从轻减轻处罚”“不公开审理”“分开关押”等原则和措施之外，在刑事政策上集中体现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打击面”的原则。应该讲，这些刑事法律制度和所体现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的，但它是不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物质、文化和教育水平呢？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允许将大量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用刑事责任年龄等刑法措施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呢？
我们的法律一方面排除了大量的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而另一方面，未成年犯罪人的比例却在不断增大，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与贩卖毒品、环境污染相并提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以广东省数据为例，2006年1～9月全省法院判决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就高达5842人，换言之，该省每天就有21.6个未成年人从事犯罪活动被惩处。
从犯罪人数上看，法院判决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严打政策亦不足以遏制其涨势。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问题的实现对策
通过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制度与现实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之间的矛盾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通过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现代化之后得以实现。但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背景及立法的程序特点，有必要在近阶段出台一些相对严厉，也较为科学的刑事政策来遏制日益猖獗泛滥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新的刑事政策应体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我国政府出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需要，将公民结婚年龄及成年年龄规定得较许多国家都高。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公民的生理、心理成熟年龄已较早提前。以性成熟年龄为例，据上海社科院1999年的调查显示，该市男、女的性成熟年龄平均为13、12岁。因此，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16岁的完全刑事责任及14岁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已不适应形势发展。建议根据东西部差距、及城乡地区之别（此很重要，建议授权各省人大通过地方立法规定，不宜一刀切）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定为11-13岁之间。
（二）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承担责任的罪名范围。现行《刑法》规定14-16岁的未成年人只对8类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实际上，许多故意伤害、抢夺转化、寻衅滋事及至暴力性、涉黑性案件都有上述阶段人员参与，危害程序不比8类犯罪轻。如我市一伙长期盗窃通信电缆的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曾数次被公安机关抓获，但因上述规定的作用而均无法惩治。
（三）建立完备档案，大胆推进刑种改革。对主观恶性小、塑造性强的未成年犯，可大量适用管制、缓刑、社区矫正等措施。这方面，可赋予检察机关宽松的不起诉权，或通过司法建议直接进行非刑罚矫正或向法院提刑种建议。在国家不废除死刑的前提下，对有治安违法或犯罪前科且现行罪行极其恶劣的少数未成年犯，可适度适用死刑（或降低刑事成年标准得以实现），以对抗未成年犯罪手段残忍化的恶劣社会影响。实践证明，多数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都由未成年人一手造成（不排除部分人是冲着不被判死刑的现行刑事政策而胆大妄为的）；不少再进宫、三进宫的未成年犯，对政府宽容的刑事政策不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反而是怀着仇恨的心态，手段极其残忍。故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备、准确的违法、犯罪及认罪改造档案系统，让善良失足的人得到社会的宽容，让危害报复社会的人罪有应得。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5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侦查讯问
2012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本文简称《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地完善。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立法者专门使用了大量的笔墨，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266条―276条中，包括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所要遵循的原则以及刑事诉讼全过程有关未成年人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不乏通过讯问未成年人得到供述或破案线索，从而寻找到其他证据的案例。在这一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在讯问时常常忽略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身心差异，侦查阶段容易出现的威胁、欺骗、引诱以及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加之法律未针对性地赋予未成年人特殊权利等因素，使得在讯问过程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地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本文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仅仅笼统地规定了一些条款，也无法切实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无论立法层面或者是司法实践层面，讯问未成年人过程中都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无法触及和调整，这需要发挥出原则的巨大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缺乏系统且全面的法律原则碇傅佳段饰闯赡耆说氖导活动。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角度，笔者以《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为视角，结合有关国际通则，论述讯问未成年人原则。
一、讯问未成年人的概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未成年人”之定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即为未成年人，仅对未成年人范围的上限做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综合以上两点，我国刑事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事实上，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成年人，在法律规范中有自身特殊规律和与成年人相区别的特性，本身就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概念。
（二）讯问程序的客观特征以及讯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以言词方式就案件事实和其他有关问题向被怀疑犯有罪行的人进行查问的一种侦查活动。它是取得证据和获取线索的重要侦查方法，呈现出以下特征。
1.讯问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刑事诉讼法》第116、11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对不需要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这些地点一般在看守所、派出所的讯问室、检察院的讯问室，几乎处于公安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不对外公开。
2.讯问过程的强制性。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必由之路，其实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侦查人员在代表国家实施该职权时，始终对讯问的地点、环境进行控制，犯罪嫌疑人无权进行自主选择。由于讯问活动强烈的职权性和主动性，讯问过程由侦查机关完全掌控。
3.讯问方式的直接性。侦查讯问就是代表国家的侦查人员与嫌疑人正式对话的过程。其问，双方直接进行较量，不经过任何的中介、没有任何的插入和干扰，双方的言词、举措、肢体动作、情绪等均直接地呈现出来。
4.讯问各主体问的冲突性。双方在讯问过程中的地位及身份的差异是侦查讯问冲突性的“源动力”。作为讯问主体的侦查人员，代表国家公权力，职责是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倘若讯问对象――犯罪嫌疑人是清白的，必然会澄清自己，在心理上必然是抵触侦查人员及其行为；讯问对象若实施了犯罪行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他在讯问之初一般也存在侥幸心理，用各种手段来掩饰犯罪。
实际上，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活动不仅存在于侦查阶段，还可以出现在审查、审判阶段，即审讯活动可由不同的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由于侦查讯问期间极易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所以本文以侦查阶段的讯问活动为重点展开论述。讯问对象若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难以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从本质上分开，仍然将未成年人成年化，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制度在我国并不是特别完善。虽然在刑事诉讼中，通过移植和借鉴国外成熟的少年司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但是许多制度由于欠缺实践条件或者尚未进行本土化的实质改造，在实践操作中，根本不能达到理想效果。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能就个案而论，也不能从制度构建的层面去完善。要处理司法实践中执行、操作不理想的问题最终还得归于立法层面，更好地完善法律，系统地构建讯问未成年人原则才是出路。
（三）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以及讯问中存在的问题
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人群，其心理、生理处于逐渐成熟完善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的决策能力明显低于成年人。除了认知因素外，主要是由未成年人的社会心理成熟水平所决定，即相对成年人来讲，未成年人心理具有脆弱性、更容易受到影响，其供述更会受影响。从功能学来讲，根据thomasGrisso（1997）的研究，在接受讯问的过程中，未成年人并不具备以下能力：对法律程序的理解；明确司法情境对自身的意义；与外界社会的沟通交流；利用自身的推理和判断。我们可以方便地了解到，许多侦查人员不了解未成年人的特殊心理、成长特点，因此不能在讯问过程中采用特殊的、区别于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方式，使得未成年人在司法实践中，讯问策略和讯问压力的影响、易受暗示的倾向性在未成年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导致未成年人被采取诱供、骗供的方法做出不符合其真实意思的供述。
（四）现行讯问未成年人的法律瓶颈
《刑事诉讼法》中有一定体系的法律规则来调整讯问活动、明确讯问主体相应的权利义务、规定讯问程序的步骤。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明确规定：在讯问未成年人过程中应当有合适成年人在场、讯问女性未成年人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但是未能发现有相对应的法律原则针对性指导讯问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活动。只有第一章总体地、统筹地规定了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各主体应当遵守的法律原则以及第266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应当遵守的原则：“……坚持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是笼统模糊地规定：“公检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应当怎样保护、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用什么样的力度保护，都是不明确的。从现行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虽然在讯问未成年人领域存在大量的法律规则，但是唯独缺少有针对性的、体系化的法律原则。
（五）解决问题的出路
司法实践中，讯问在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在拘留后、逮捕前后、审查前都要讯问犯罪嫌疑人。②讯问未成年人的结果以及未成年人在讯问期间的待遇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在整个刑事诉讼的地位。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虽然肉体刑讯逼供基本杜绝，侦查人员转而利用心理操控的说服技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影响）可以反映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问题仍然被忽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针对现阶段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查漏补缺。相对于其他刑事诉讼活动和其他年龄阶段的被追诉者，讯问未成年人具备独有的特征。显而易见，普遍的刑事诉讼法律原则不能够全方位地指导本活动。笔者认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应当是在刑事诉讼普遍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具有针对性以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为前提的法律原则，它应当体现讯问未成年人本身的特点，从而与其他法律原则，包括刑事诉讼普遍原则区分开来。而相关法律原则的制定，应当主要结合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以及内含的立法精神，辅之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二、构建讯问未成年人原则之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布莱克法律辞典解释为：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的决定性规则。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反映法律的基本性质、基础内容、价值取向，体现法律的灵魂和核心理念。法律原则能够指导立法，解决法律规则问的矛盾，在缺乏可适用的法律规则时进行适用，具有法律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法律原则的构建应当符合一定的规律和原则，使得构建的法律原则是基础的、本源的、核心的存在，在相对应的范围和领域能够毫无遗漏地适用。
讯问对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讯问活动的公正能够保证后续诉讼程序的公正。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其中，构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应当要遵守以下原则：
第一，遵循构建法律原则的一般原则。相对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具有规范性、根本性、稳定性、广泛性、模糊性等特点。构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应当遵循构建法律原则的一般原则，即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应当具有法律原则的普遍特点，能够适用讯问的全过程，指导讯问活动。
第二，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中国独有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国情，要求构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必须立足当下的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结合中国司法特色，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是我国未来的发展力量，将外国的成熟制度转化适用，不能盲目照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就是在司法改革中立足国情，展现中国特色。所以，构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应当立足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三，有限度地借鉴国外经验。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但是有限度是要将移植的法律本土化，不能全盘借鉴，否则会导致“水土不服”。构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大潮流，有限度地借鉴国外法律，不断完善发展我国法律，建设法治国家。
第四，遵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在青少年时期，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形成，而不良品德、违法犯罪大多发生在这一时期，原因有三：第一，青少年生理急趋成熟，但是心理发展落后于生理发育，这种状况往往使其产生笨拙感和冲动性；第二，从思维品质发展来看，青少年期间的思维容易形成片面性和表面性，因此，青少年好怀疑、反抗、固执己见、走极端；第三，从情感发展上分析，青少年的自制力还很薄弱，易产生动摇，时而振奋、奔放、激动，时而又动怒、怄气、争吵。综合以上观点，青少年需要正确地引导和特殊地关怀。因此，构建讯问未成年人原则应当充分结合未成年人在此期间的身心特点。
三、讯问未成年人原则的构想
笔者提出讯问未成年人原则在根据上文提出的原则的基础上，还基于以下考量：第一，原则包含的内容基本有法律体现，个别有借鉴国外经验；第二，由于原则保护的群体特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面向的阶段特殊――侦查阶段，所以具体包含的内容与普通刑事诉讼原则大相径庭；第三，由于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笔者在构建这原则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旨在加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一）讯问程序法定原t
讯问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在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应当依法进行讯问。“程序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表现，可谓刑事诉讼法的‘帝王原则’。”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有的法治理念，程序公正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主要目的，体现在讯问未成年人活动中，就是要求讯问未成年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讯问程序法定原则是侦查机关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1.刑事诉讼法的系统规定。首先，《刑事诉讼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一节（第116-121条）中充分规定了侦查机关权力的范围、行使方式、步骤，赋予了相应诉讼主体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但是，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时应当知晓的权利与义务没有在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其次，侦查讯问应当由特定主体行使，《刑事诉讼法》第116条明确规定，讯问人员不得少于两名侦查人员。最后，侦查机关行使侦查讯问的权力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进行讯问的时间、地点、范围、方式、步骤等条文即是在程序法定原则的指导下的立法。
2.禁止先行讯问。禁止先行讯问是指侦查人员应当先收集一定程度的实物证据或者人证，积累相应的证明材料之后再讯问犯罪嫌疑人。禁止先行讯问侧重强调侦查人员应重视实物证据的收集，而不能仅仅关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如果在没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中，也就是实践中所说的“零口供案件”，只要有能证明案件的直接证据（证人证言或者是被害人陈述）或者是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锁链，就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可见，口供不是证明其有罪的必要性条件――这并不是说讯问犯罪嫌疑人不重要，只是在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再讯问能避免一些负面影响。首先，侦查人员可以充分做好讯问准备，防止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错误引导；第二，过早展开讯问，可能会加大侦查破案的难度，促使犯罪嫌疑人逃避或者妨碍侦查；第三，避免侦查机关滥用权力，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而，侦查机关在讯问之前必须先收集一定的证据，掌握一定的犯罪事实。
（二）禁止强迫性讯问原则
强迫性讯问，是指违背主体自由意志，使用刑讯、欺骗、诱供、心理强制等审讯手段和方式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在追求诉讼效率的情况下可能会忽视公正，即为了破案，采用强迫性方法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由于未成年人心理的脆弱性，他们受到强迫性讯问的影响更为严重。
1.禁止刑讯逼供等身体强迫性讯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等非法方法”是指对犯罪嫌疑人采用的，使其被迫背离自身真实意愿供述的，违法程度、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的方法。可见，我国法律对于此类言词证据持强制性排除的态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刑讯逼供酿成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
从“9.02”特大入室蒙面抢劫案和安徽巢湖四名学生案中不难看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均受到刑讯逼供或者是变相的刑讯逼供，最后迫于生理、心理无法承受折磨而做出违背自由意志的有罪供述。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往往是酿成冤假错案的“必经途径”。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讯逼供等身体强迫性的讯问方式，必然会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带去不可磨灭的“印记”。一方面，刑讯逼供等身体强迫性方法会损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即使是真正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使用刑讯这种激烈、暴力、恶劣的方式，往往会让其产生报复的心理，不易回归社会。
2.禁止心理强制讯问。未成年人具有心理脆弱性的特点，其法律决策能力明显低于成年人。在讯问过程中表现为：（1）情绪冲动、时间感的缺失，只注重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不考虑将来产生的结果；（2）对风险的预估能力较差，不能全面考虑到自己在问过程中的行为、供述所产生的后果；（3）容易受到警察等权威人物的暗示和影响。在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采取适当的方法，禁止使用骗供、诱供等心理强制性讯问。
3.默示的沉默权。在中国，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刑事诉讼中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即中国仍未建立沉默权制度。支持该流行观点的原因是因为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来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笔者不赞成前述观点，笔者认为，该条规则恰恰说明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理由如下：
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沉默权有着“默示沉默权”和“明示沉默权”两种形式。所谓默示沉默权，是指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应当明确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不必回答问题的规定，而是默认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通常描述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比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在面临刑事指控时，任何人不得被迫做出与自己相害的证言或者被迫承认犯罪。而明示沉默权，是指法律中明确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不必回答问题。其中，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最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我国沉默权制度确立的标志就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默示沉默权是赋予沉默的权利，而明示沉默权是保障沉默的权利。相较而言，默示的沉默权不像明示沉默权那样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较好地平衡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默示沉默权更加符合现阶段的司法现状。
（三）合法利益最大化原则
合法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侦查人员追求讯问效率必须以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前提。《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0条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依法履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三方面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化。
1.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让合适成年人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在侦查讯问等刑事诉讼活动中，赋予未成年人应有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的权利，改变了讯问环境的封闭性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孤立无援的处境。笔者主张实施“帮助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应当从包庇罪犯罪构成主体中排除，亲属在讯问现场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帮助行为”，可以平衡双方的力量对比。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0条之规定，我国明确建立了合适成年人制度，并且在还进行了相关的试点工作。笔者认为，在相关省市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看，比较赞同上海模式。所以，本文所称合适成年人是指除法定人和监护人之外的成年人。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普遍体现于在各国的立法中，起源于英国“肯费特案件”，正式确立于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再次被认定为一种法定性要求是在1998年《犯罪和骚乱法》当中。包括英国在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立法。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和《儿童权利公约》中均规定儿童最大利益为标准的原则。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被认为是保证儿童最大利益的重要环节。由此可知，合适成年人在场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基于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了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最大化，合适成年人制度是必然之选。
2.辩护律师在场制度。辩护律师在场是指公安司法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辩护律师有权在场。这是被追诉者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在法治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多数被予以肯定，并且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且仅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相对旧的《刑事诉讼法》，现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向前推移至侦查阶段，但是未就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在场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虽然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场的权利，但是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关于需要国家给予特殊保护人群的案件，应当弥补这个遗憾，即规定辩护律师在场的权利。未成年人法律决策能力明显低于成年人，具有心理的脆弱性，辩护律师在场能够及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此外，辩护律师在场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刑讯逼供。辩护律师在场还可以保证讯问过程规范化、透明化，增强讯问结果的可信度，提高所得供述的可采性，树立司法公信力。
3.录音录像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者录像。”法条并未包括未成年人的案件。笔者认为，为保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大化，应当将未成年人的案件纳入强制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中。
（四）严格程序性法律后果原则
程序性法律后果，是指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或者结果，在诉讼程序上不予认可，或撤销、或否定、或修正的法律规定。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设立是法律自身完善的表现，进一步维护程序正义，使得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具有不可违反的性质，大力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执行。为使未成年人得到特殊保护，应当更加严格地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
《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笔者认为，在讯问未成年人程序中，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或者是通过非法讯问间接寻找到的实物证据都应该予以绝对排除。虽然，对于讯问活动规定了义务性规则，却未规定违反这些规则应当出现的法律后果。譬如，在违反法定的时间、地点讯问得到的口供，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均无明确规定。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讯问盲聋哑人未请翻译人员或者是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翻译人员的法律后果；讯问笔录犯罪嫌疑人未签字的法律后果等均未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此，笔者建议将相应的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严重的程序违法，应当否定所得到的诉讼结果和结论，即将有严重瑕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予以排除；τ诮锨岬某绦蛭シㄇ樾危应予以补正。
（五）讯问程序人性化原则
1.慎用戒具。在相对封闭的讯问环境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很难做出逃跑、打击报复、自杀等具有现实危险的行为。所以，在讯问过程中原则上不使用戒具，营造一种积极关心、真诚重视的讯问环境。
2.讯问策略的人性化。侦查人员的讯问策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获得事实为目的的策略，另一种是以获得供述为目的的策略。后者可细化为最大化策略、最小化策略，这些审讯策略均有采用心理强制的方法获取供述的嫌疑，不宜在讯问未成年人过程中使用。mariaHartwig认为，以获取事实为目的的审讯，其主要特征是审讯人员具有开放的思维和公正有礼貌地对待犯罪嫌疑人，从而营造和谐积极的气氛，使犯罪嫌疑人自愿吐露实情。不难看出，以获得事实为目的的策略，更适合在讯问未成年人过程中使用更加人性化。
（六）区别对待原则
区别对待原则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间、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间、不同性别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问，应当加以区别地采取讯问方法、使用讯问力度以及特定侦查人员的法律原则。《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第1款规定，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讯问、审判时应当有法定人参加，法定人无法参加或者“不合适”的，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第2款，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涉未”案件中，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并且要求专案专办。以上法律规定足以说明相关法律体现出区别对待原则。但是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法律却未规定相关区别对待的讯问方法。笔者认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具有参差不齐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顺利开展讯问活动，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采取不同的讯问方法。
（七）及时有效原则
及时有效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更要注意诉讼效率，尽量减少未成年人羁押的时间。某种程度上来讲，效率属于公正的一部分，如果说诉讼效率极端低下，很难说它是公正的，法谚可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就是明证。讯问未成年人活动，应当在法定的羁押时间内进行讯问，不得肆意延长。《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持续的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十二小时，特殊情况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其间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特别指出，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讯问间隔的时间，“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必要休息时间”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概念。笔者认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必要的休息时间。
（八）全面细致原则
全面细致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既要关注有罪事实的收集，也要关注无罪、罪轻事实的收集，收集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做到全面细致，要贯彻无罪推定的法律精神。而司法机关对待犯罪案件全面细致的要求贯穿了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主体除了侦查机关以外，还包括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即全面细致的要求是各司法机关在各个刑事诉讼阶段应当遵守的。笔者将该要求上升为讯问未成年人原则，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以审判为中心”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否认侦查在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下的关键作用，而讯问属于侦查阶段的重要活动。第二，无论从生理、心理上看，未成年人处于正在发展和成长的状态，未成年人决定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大势。为了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回归正常发展，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应当不断增强。《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条文多处体现了人文关怀。所以全面细致的要求上升为讯问未成年人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会根据不同的情形，审时度势地采取不同的讯问策略，而以获得供述为目的的策略的核心思想就是采取各种手段摧毁犯罪嫌疑人的抵抗力，促使其供述，实际上这种审讯策略反映有罪推定的思想。与《刑事诉讼法》第2条“无罪推定”精神是相违背的。而以获得事实为目的的策略，恰好符合全面细致原则的内在法律精神。故此，讯问未成年人应当采取以获取事实为目的的讯问策略，做到不偏不倚、全面讯问、全面调查。
四、构建讯问未成年人原则之意义
讯问未成年人原则系统且全面地规定了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对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循的最基础、最本源、最核心的内容。从司法实践层面和立法理论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利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健全侦查讯问制度。法律原则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至关重要、无法替代的，使法律更加机动灵活，不至于刻板。构建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有利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健全侦查讯问制度，灵活解决一般规则之间的矛盾，达到未雨绸缪、填补法律空白、纠正法律疏漏差误的目的。
第二，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尤其是进行讯问活动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讯问未成年人的原则能够在规则尚未触及的地方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使侦查人员受到制约，保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大化。即使是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讯问阶段保障其程序和实体方面的合法权益，努力采用教育、感化而非惩罚性质的手段处理，也有助于其消除对社会的敌视，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第三，限制公权力，防止公权力滥用。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张本性，防止公民个人权利遭受国家权力侵害最有必要的手段，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约束国家权力。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与国家力量对比悬殊，更不用说各项能力明显逊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进一步重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明确讯问未成年人不同于讯问成年人的原t，能够使公权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讯问未成年人原则的存在有利于进一步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进一步促进控辩平等。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6
[关键词]未成年人；国际刑事准则；侦查；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日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难题。为此，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先后多次召开国际预防犯罪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司法文件，这些规定已成为国际社会预防和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法制的逐步完善，我国批准该公约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总理在回答境外记者提问时指出，该公约即将由全国人大批准。作为国际社会重要、基础性的法律文件，一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获得全国人大通过，其有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规定将对我国未成年人案件侦查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该公约以及与之相关的联合国其他有关未成年人刑事侦查规定作一简要回顾，供有关部门及人员参考。
一、国际刑事准则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的有关规定
由于未成年人在年龄、心理和智力等方面与成年人有着显著的差别，国际社会从关心和保护未成年人身心福祉出发，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文件，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1]。此外，《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均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侦查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下列原则：
（一）及时侦查原则。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二款（乙）规定“被控告的少年应与成年人分隔开，并应尽速予以判决。”[1]（p46）尽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是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侦查时限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但是，在联合国其他司法文件中，上述精神得到了切实的体现。《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二十条规定，未成年人“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1]（p4095）《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在不得已采取预防性拘留的情况下，少年法院和调查机构应给予最优先处理，以最快捷方式处理此种案件，以保证尽可能缩短拘留时间。”[1]（p1139）国际社会之所以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时限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尽可能避免像对待成年人刑事犯罪所采用的冗长的法律程序那样对未成年人今后成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未成年人案件中迅速办理正式程序是首要的问题，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成年人在心理和智力上就越来越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把法律程序和处置同违法行为联系起来，以至于妨碍法律程序和处置可能会达到的任何好的效果。
（二）权利保障原则
为了尽最大程度避免未成年人在案件侦查中可能受到的伤害，国际社会一直非常重视被拘留或被监禁未成年人获得监护人或专业法律人士帮助和保护的权利。《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一俟逮捕就应立即将少年犯被捕之事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如无法立即通知，即应在随后尽快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1]（p1088）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指出“如果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是青少年或者无能力理解其权利，则应有主管当局主动进行本原则所指的通知，应特别注意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1]（p1105）这里，主管当局包括警察当局，国际社会要求警察当局“应当”而不是“可以”把被拘留或被监禁的未成年人有关事项及时告知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告知是作为警察当局的一项义务来实施，而不是警察当局一项可选择的权力。此外，国际社会还对被拘留或被监禁的未成年人寻求法律顾问帮助予以充分的保障。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获得法律顾问的帮助。主管当局应在其被捕后及时告知其该项权利，并向其提供行使该权利的适当便利”，“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与其法律顾问联络和磋商，应允许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与其法律顾问进行磋商，除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为维持安全和良好秩序认为必要并在法律或合法条例具体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得终止或限制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授受其法律顾问来访和在既不被搁延又不受检查以及在充分保密的情况下与其法律顾问联络的权利。”[1]（p1105,1106）国际社会非常注重被拘留或被监禁的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不仅规定主管当局应把拘留或监禁未成年人作为万不得以的措施，而且还规定警察当局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专业法律人士对未成年人提供法律保障的重要性，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侦查过程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
（三）灵活处置原则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从受理到立案侦查、公诉、审判需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与成年人情况不同，未成年人在认知、心理以及智力等方面尚未成熟，如果立法或主管当局没能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刑事案件法律程序上予以区别对待，不论案件最终结局如何，对未成年人来说，都可能会是一个伤害，至少不会是一个意想的结果。为此，国际社会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置作出了特别的规定。《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鉴于少年的各种不同特殊需要，而且采取的措施也多种多样，应允许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和少年司法的各级――包括调查、检控、审判和后续处置安排――有适当的处理权限”，“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下面规则14.1中提到的主管当局（指法院、仲裁、委员会、理事会等――作者注）正式审判”，“应授权处理少年案件的警察、检察机关或其他机构按照各法律系统为此目的规定的标准以及本规则所载的原则自行处置这种案件，无需依靠正式审讯”。[1]（p1086）此外，《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也明确规定“在适当时并在不违反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应授权警察、检察部门或其他处理刑事案件的机构，在它们认为从保护社会、预防犯罪或促进对法律或受害者权利的尊重的角度看，没有必要对案件开展诉讼程序时，可撤消对该罪犯的诉讼”。[1]（p1119）从上述规定看，国际社会支持警察当局从保护未成年人出发，根据未成年人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未成年人受冗长的诉讼所累。
（四）专人办理原则
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过程中，主管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人员的素质如何，将对未成年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国际社会相当重视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人员的专业水平。《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为了圆满地履行其职责，经常或专门同少年打交道的警官或主要从事防止少年犯罪的警官应接受专门指导和训练。在大城市里，应为此目的设立特种警察小组。”同时该文件指出“行使处理权（包括行政处罚――作者注）的人应具有特别资历或经过特别训练，能够根据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明智地行使这种处理权”。[1]（p1090,1086）此外，《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还规定，“为适应青少年特殊需要，应培训一批男女执法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尽可能地使他们熟悉和利用各种方案和指引办法，不把青少年放在司法系统中处置。”[1]（p1135）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的规定及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未成年人案件作出特别的规定，即使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没能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形势，对涉及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权利保障部分内容作出重大修改。目前，至少在国家法律层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规定与成年人几乎无异。
关于侦查时限的规定，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及时办理。对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尽量缩短羁押时间和办案时间”。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法规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各地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大多与办理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执行普通程序，办案时间相对较长，这容易给未成年当事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的不断上升，为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各种各样完善未成年人司法的对策，部分专家建议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确立一套独立的司法标准，避免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两种群体套用同一标准”，个别学者甚至提议制定《少年刑法》。制定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司法标准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教育和感化未成年罪犯的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专门立法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且从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看，如果未来少年司法能够建立在比较成熟的实践基础之上，则必将有助于极大地推进我国少年司法的进程。为此，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各地司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可以在现有法律法规确定的原则下，根据各地实际，对未成年人侦查开展改革尝试。如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已经联合当地检察、审判机关制定了《关于建立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的工作意见》，对在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快捷办案制度，缩短诉讼时间。该文件规定，对于犯罪事实比较简单、证据比较充分，共同犯罪人数少于3人，作案次数少于3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涉嫌罪行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实行专人办理、快速审理，把刑拘后提请逮捕、逮捕后移送以及审判期限各限于15日内。这种做法是一个新的尝试，是在全面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公、检、法相关刑事案件办理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实际所作的创新，且体现了国际少年刑事司法准则有关精神，值得各地推广。
关于侦查过程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作出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如规定“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同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然而，如何认定哪些属于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列举不明，从公安机关和未成年犯罪人员双方诉讼地位看，很明显地公安机关掌握着主动权和决定权，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可以根据自身案件办理的需要，决定是否需要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参与讯问，何时来参与讯问。因此，从本质上说，上述义务性规范“应当”与授权性规范“可以”几乎无异。此外，从未成年犯罪人员获得专业法律顾问的情况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没有对未成年人作出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而只是原则性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公安机关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关于会见的时间安排，除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共同犯罪案件外，对于一般犯罪，公安机关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至于会见的次数，法律及公安部规定没有予以明确。实践中，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与法律顾问磋商，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特别是侦查部门负责人的主观态度。因此，为了更好地贯彻联合国有关司法文件的精神，尽早与国际接轨，国内立法机构及其公安机关应当重视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权利保障，支持并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父母、监护人及其专业法律人士参与侦查过程，建议全国人大或公安部对限制相关人员参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侦查的例外情形作出明确规定，便利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此外，鉴于当前国内发达地区非户籍未成年人犯罪增多的现象，建议当地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参与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过程，在当事人父母、监护人或教师未能参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情况下，为未成年犯罪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关于公安机关对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的相机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有关规定均没有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加以明确区分，也没有针对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具体的可操行性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消案件”。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理或者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案件办理终结，应当对案情进行全面的分析，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从有利于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出发，依法提出处理意见。”由此，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看，对未成年违法犯罪案件，公安机关要么根据治安管理有关规定对确认违法但尚未达到犯罪界限的未成年人进行治安处罚，要么根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向检察机关提出处理意见。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无论情节、后果多么轻微，均无权作出相应处理。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有关少年犯的定义，“少年犯系指被指控犯有违法行为或被判定犯有违法行为的儿童或少年人”，而“违法行为系指按照各国法律制度可由法律加以惩处的任何行为（行为或不行为）。”[1]（p1083）因此，按照联合国上述司法文件规定，我国公安机关对未成年违法行为人员的治安处罚属于少年司法的范畴。然而，从我国有关治安处罚规定看，有关法律法规只是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理，应当比照成年人违法犯罪从轻、减轻或着免除处罚。”至于具体的处罚标准、可操作性措施或变通举措，均没有明确规定。上海公安机关从2005年起，针对未成年人违法情况，开始尝试实施缓处考察制度。对那些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符合治安处罚条件，但违法情节较轻、有被监护和教育条件的已瞒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缓处考察，考察期限为3-6个月。对考察期间确有悔过自新或者立功表现的，不再予以治安处罚。上海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缓处考察制度与检察机关的暂缓以及审判机关的社区服务令互相衔接，形成比较系统的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灵活处置办法，值得各地推广。
关于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案件实施专人办理，尽管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出现大幅度上升，但迄今为止，我国在国家法律层面仍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应设立专门机构及人员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只是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是否需要专人办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然而，实践中由于(下转第7页)(上接第64页）侦查部门特别是基层警力十分短缺，许多公安机关还没有落实到位。为此，鉴于未成年违法犯罪不断上升的态势，为更好地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我国城市公安侦查部门特别是设区的城市，应当尽快建立专门机构并指派专门人员专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同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发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应及早采取措施，逐步实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侦查专业化。据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调查，在接受调查的广东11个市（县、区）中，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总数的比例呈逐年增大趋势。仅2004年，并在11个市（县、区）中，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总数比率最低的为6.3%，最高的为21.29%，有6个市（县、区）比率超过10%，其中仅河源市源城区在2000年―2004年五年间，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总数比率由3.75%飞速上升到21.29%，五年增长了近六倍。[2]另据《人民网》报道，在1994年-2004年十年间，全国未成年罪犯由38388人增加到70086人，十年增长83%，从1997年开始，平均每年增长幅度接近10%，2004年未成年罪犯占全部罪犯总数的9.17%。[3]此外，从提高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置效果出发，鉴于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是与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打交道的第一个关口，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素质和形象对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的今后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各地公安机关还应加强对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侦查人员的专业教育培训，增强他们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置效果。
[参考文献]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7
[论文摘要]未成年犯罪的刑罚在我国尚欠缺体系性的法律，法律规范主要见于刑法、新刑诉法、最高法院关于审判未成年犯罪的解释中。将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引申至刑事领域，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目的，侧重公平抑或效率的价值取向。结合相关法律文本的分析，未成年犯罪刑罚需要综合两种主义的考量，才能使其最大化受到保护，也更利于良性社会秩序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报应主义；功利主义
一、问题的引出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其处于心智发展的特殊年龄阶段，从而犯罪行为具有目的性，随意性、突发性等特点，更易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同时，考虑到未成年人对于社会未来秩序构建的意义，有必要对其采取不同于成年犯的司法规则与措施，以预防再犯罪、教育感化为价值导向。
刑罚是根植于犯罪的，当前未成年犯罪在我国从数量上呈现出逐渐严峻的势态。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理念，前者更加强调公正，后者则更加追求效率。然而，公正与效率作为两种价值取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的平衡点又是很难找到的。未成年在未来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其犯罪采用怎样价值选择下的刑罚必然将会对整个未来社会的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此就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观念，结合未成年的自身特点对其刑罚观进行浅要讨论。
二、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理论基础
1.报应主义，又称报应刑主义，其义在于“以为犯罪乃至违反正义之行为，对犯罪科以刑罚，即所谓恶有恶报，乃理所当然。”报应主义的刑罚关系是纯粹的，即犯罪是刑罚的绝对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同时，刑罚要与已然的客观犯罪行为相均衡，使受侵害的法律秩序乃至道德秩序得到恢复，利于社会主义正义理念的实现。影响最大的三种观念：（1）康德的道德报应论。康德认为，“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者它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一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并存。”由此，如果在自由并存环境下，他人行为妨碍了自己行为的完成，那么这便是不道德的。（2）黑格尔的法律报应论。黑格尔认为，“刑罚不过是否定的否定。”即犯罪是对法的否定，而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通过两次否定，扬弃了犯罪，让刑罚恢复正义得以实现。与康德不同的是，这种刑罚并非以物易物般的等量事实侵害的交换，而是一种等价的交换。（3）规范学派的报应论。规范学派又称后期古典学派，所指规范是“国家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命令其国民及其国家机关为实现目的而进行必要的行为，禁止实行被认为是有害的行为，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因此，此处的规范并非一般意义的规范，而是法律法规外的一种价值上的规范。规范报应论者认为，犯罪的实质是违反规范，而不是违反刑罚法规，刑罚则是国家基于对犯罪人要求服从规范的权利，而对否定规范的犯罪行为的否定。规范报应论把刑罚视为在犯罪违反法规背后的规范下受侵害法律秩序恢复的手段，带着黑格尔法律报应的色彩；同时，其所追求的规范违反程度又是与康德的等量交换相互映衬。
2.功利主义的刑罚观认为，刑罚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或者已经犯罪的人将来再犯罪。按照习惯将其分为行为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1）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根据行为本身所产生结果的善与恶来评判行为的正确或错误。以追求特殊预防的目的，针对具体的犯罪人的具体行为，考量行为人特殊的生理、心理、人格、客观环境等因素，旨在预防犯罪的效果最大化，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2）准则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根据相同环境下行为遵循准则产生的善或恶的效果来评判行为的正确或错误。边沁认为人都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及其措施来说就是应该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最大幸福原则）。对犯罪的惩罚无疑会给犯罪者带来不幸和痛苦，这本身是违反功利主义原则。但是从整个社会利益、从“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考虑，对犯罪进行惩罚又是十分必要的。故刑罚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或者在于预防已经犯罪的人将来再犯罪。刑罚的目的在于将犯罪的“快乐”与一定的“痛苦”结合起来，需使刑罚的“苦值”大于或至少等于犯罪的“乐值”，才能达到追求效率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差值在一定范围内越大，即使得刑罚的效率更大化。费尔巴哈则强调将刑罚的威吓由肉体威吓转向了心理强制，“用法律进行威吓”使得惩罚更加节制、隐秘和影响久远。
三、两种主义观念下未成年犯罪刑罚的审视
我国关于未成年刑事立法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主。
（一）报应主义的审视
在我国，对应报应主义刑罚观的当是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该规定具体体现在定罪、量刑和行刑方面。首先，在定罪上任何人犯罪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适用相同的定罪标准；其次，在量刑上，相同犯罪情节应做到同罪同罚；再者，在执行刑罚上对于所有的受刑人平等对待，凡罪行相同、主观恶性相同的，刑罚处境也应相同而不能搞特殊化。道德报应论来看，刑罚的启动就是就道德秩序的违反的已然行为，通过考量已发生的侵害，给予等量或均等事实如以物易物的惩罚而不能有其他任何的目的，要体现出正义与公正。法律报应论来看的犯罪行为首先触碰了定义的正义，正义是通过法来得以实现，即是说对法进行了否定。而法通过刑罚对之前未成年的否定行为展开二次否定，整个过程包含了等价交换。从该条规范来看，无论是成年人抑或未成年犯罪，虽然其身份存在不同，但在同等犯罪情境下都应当适用同样的刑罚。
（二）功利主义的审视
《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解释》第6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该法第7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接下来的第9条中，对于未成年盗窃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且未超过三次，如实供述事实并积极退赃也不认为是犯罪。从上述的几个法律条文规定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未成年可定罪的事实而不进行定罪，是非犯罪化的处理，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精神。
除了非犯罪化的处理，我国对未成年犯罪还采取有非刑罚化思想。比如《解释》第17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1.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2.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4.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从行为功利主义来看，未成年自身的生理心理不成熟，具有特殊性，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也较小，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刑罚作特别处理。
再者，我国在处理未成年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刑种的使用中，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同时，还要体现非监禁化，达到矫正其行为的目的。在我国，管制、拘役、有期刑、罚金是适用未成年犯罪的。
与此，在新刑诉法中，也专设一章对未成年犯罪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特别规定，为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提供了统一的程序保障，设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审判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附条件不起诉是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蕴含了预防思想、刑罚个别化、非刑罚化思想，是一种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视角。《刑事诉讼法》第274条：“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第275条第1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与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目的在于充分保障未成年的权利为出发点。由于未成年在诉讼程序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成年人的参与更加能趋于理性化处理。另外，犯罪记录的存在一方面再犯罪会因此得到从重处罚；另一方面代表着一种标签，会给未成年了带来羞耻感，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这是新刑诉法构建这些制度的一些出发点。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8
区别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认定标准。绝大多数认定犯罪的数额标准、情节标准不是刑法规定的，而是司法解释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相对于成年人犯罪，往往主观恶性小，目的、动机单纯，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低。根据有关原则及法律规定，应制定较成年人不同的犯罪认定标准，提高认定犯罪的数额标准，严格情节标准，扩大法定不起诉范围，缩小相对不起诉的范围。如将未成年人盗窃等财产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数额由成年人的500元提高到1000元，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由轻伤改为轻伤（偏重）。
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标准。刑法规定，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均属可以（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等法定情节。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些法定量刑情节，应以适用为一般，不适用为例外，没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其他情节，一般应当免除处罚、减轻处罚。
对未成年人自首、立功、重大立功等犯罪后表现的认定要比成年人更为宽大。如未成年人检举、揭发、协助抓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超过未成年人本人所犯之罪量刑档次之上的，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9
录
1.内容摘要………………………………………………………………………1
2.关键字…………………………………………………………………………1
3.正文……………………………………………………………………………1
3.1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特征，共同特点及产生原因…………………………1
3.2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2
3.3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思考………………………………2
3.4关于我国为成年人犯罪在刑罚执行上的思考……………………………3
4.注释，参考文献………………………………………………………………5
论文摘要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综合我国刑罚的根本目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应对其实行与为成年人犯罪有所不同的刑罚。尽管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原则上作了特殊规定，但具体操作上尚需进一步完善。较客观的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特征，共同特点及产生原因；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中笔者结合我国国情大胆的提出建议在刑事责任年龄的判定时是否考虑“早熟”现象而因人而异，在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适用时，笔者提出了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不适用罚金，不适用没收财产及对未成年人罪犯缓刑的范围，实行暂缓判决制度处理方法的适用等当面大胆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特殊规定刑事责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和发展，人民的观念也有了很大变化，各种刑事案件不断上升，其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比较严重。”统计显示2001年河南未成年人犯罪的总是为550余人，占全部案件的0.76%，而2004年未成年人犯罪总数为700余人，占全部犯罪的0.90%。自2000以来，全省共审理14岁以上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刑事被告认数为10000人，其中2000年为2347人，2002年为3500人，2004年上半年为1800人，比2002年同期上生61%。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增多，但仍以抢劫，盗窃等侵财犯罪为主。据2000—2004年的统计，抢劫，盗窃罪占65.9%，性犯罪占21.5%，杀人伤害罪占7.6%，其他占10%。一份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5，16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1]而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沉重的思考和更多的关注。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完善未成年人非但子的法律，不仅关系到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犯罪的命运，无论对于现在或将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特征，共同特点及产生原因
一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以江苏为例，10岁-13岁年龄犯罪占到70%。据山东省高级法院刑一庭有关人员介绍，已满14岁不满8岁的罪犯占未成年人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11%升到13%左右。”[2]二是从作案未成奶奶人文化程度看初中，小学文化居多：“以江苏为例，2000年为76.4%，2004年为85.4%。”三是女性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增长趋势；四是从作案人员来看，农民，学生，社会无业闲散人员居多；五是从未成年人作案人员违法经历来看，初犯，偶犯居多。纵观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他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法制观念浅薄，犯罪具有偶发性模仿性；二是思维幼稚，偏激，一旦犯罪，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三是社会经历单纯，主观恶性不深。而产生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的教育与关爱不够，导致青少年过早受外界不良风气影响，尤其是父母离异后对孩子的伤害和幼小心灵的撞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没有尽到监护的职责。二是学校对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制加以不力，在德育，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上存在薄弱环节。三是社会不良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加剧。四是未成年人自身素质不高，认知能力低，抵御能力差。
二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
在我国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刑事责任年龄为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然而以年龄为标准缺点人的刑责任能力有无和程度未必完全科学，其必须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明程度，文化教育状况等因素对人类智力程度和人的自制力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法律概念和社会法律意识对人的意识的影响。同时法律规定的年龄界限是觉得的，我们无法区别一个14周岁前一天与一个4周岁后一天实施同种犯罪行为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到底有什么不同，但其受到的刑罚却有天壤之别。在这里不禁让人怀疑年龄为标准作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程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如果判断未成年人刑事能力的有无和程度以其在实施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为标准，这种标准看似合理，但具很大主观性和模糊性，很难实际操作，把未成年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重大原则问题，完全凭借一种主观的标准，由司法人员裁定，又“过分扩大了司法权限，极易早晨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甚至相冲突。”[4]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既然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为人民提供借鉴能力和控制能的测量标准，没有比年龄更科学。更便于掌握的标准，所以不得不继续以年龄为标准来认定刑事责任能力。
如果只能以年龄为标准来认定刑事责任有无和程度，以年龄为标准实质来考虑人的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那么当行为人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早熟”时，是否也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青少年心理发育提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正呈现出低龄化，团伙化，智能化的趋势。据报道，一名17岁的少年因表弟被人“欺负”，便带着菜刀前去报复，路上与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将该司机砍成重伤，之后他竟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杀了人。被审讯时，他更是语出惊人“我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不会被杀头。”在本案例中该未成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对是非判断已达成“成人”水平，但由于受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使其受到的刑罚与其所实施的行为不相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针对孩子“早熟”的普遍现象，有学者提出应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是顺应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丧失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的信心，不应扩大对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刑事惩罚。因此，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思考
刑罚的实质是对犯罪的惩罚性。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从宽处理的原则，即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后，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刑罚种类的应用上也应与成年人不同。
（一）不适应剥夺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与政治活动刑罚方法，属于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是根据刑法典第54条的规定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一般是针对与政治权利滥用有关的犯罪，而对未成年人而言，其实施可以剥夺政治权利和犯罪时，由于其责任能力不完备，也就是不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往往不像成年人那样明显是出于对政治权利有意滥用，有可以宽容的一面。同时，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而剥夺政治权利具有严重的社会非难性，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种刑罚，与我们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护和政策不吻合。”[5]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改造。因此，法律中增加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
（二）不适用罚金。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不像自由刑那样直接指向刑受者的身体，而是指向存在于人身之外的财产，这里就是很难保证刑罚的效果集中于受刑者。”[6]同时，适用罚金既要考虑到犯罪情况，也要考虑到犯罪人的支付能力，而作为未成年人绝大多数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其判处罚金，一般只能由父母替孩子代刑。就单科罚金刑时，由于公剥夺犯罪人一定数额的金钱，使人们认为金钱万能，钱能买法，从而更加激发未成年人的拜金主义和对刑法威慑力的一种漠视，不利于其教育改造。
（三）不适用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指将犯罪分子所有财产的部分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作为未成年人很大一部分由父母抚养，他不可能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即使有数目也不大。“并且没收财产是一种严厉的财产刑，一般只适用于两大类犯罪：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二是贪污性犯罪。”[7]而未成年人犯罪所涉及的犯罪类型一般都是此暴力型犯罪。这两大犯罪类型在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中并不多见。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需要适用没收财产刑，也不太可能实现。
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般适用的刑罚就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我们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分开，并注重在实行刑罚时的教育，实行与成年人罪犯不同的方法，着重从心理上进行矫治，以便于其回归社会。
四关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执行上的思考
尽管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上尚待进一步完善。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假释减刑应做特点规定。我国刑法设立假释减刑制度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改造相结合。而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减刑假释上的从宽，更体现了国家的一贯支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的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人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人罪犯依法适当放宽。”[8]这一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罪犯，无论其在服刑期间是否已经成年，均可以比照成年罪犯在减刑假释的掌握标准上可以适当放宽。
但是在中国刑法立法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假释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因此，减刑和假释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果犯以及因杀人，爆炸，强奸，绑架与暴力型犯罪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实际期满10年徒刑后才有可能减刑假释做了从宽掌握的规定。但由于立法的限制，在具体操作上未成年人的减刑假释与成年人罪犯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而未成年犯罪一般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期生理的特征引起的，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可塑性很大。如果他们由于年幼无知和不良诱惑走向犯罪后，不得不在高墙铁窗内度过漫长刑期，这是否与刑罚的人道主义发展倾向相背离呢？如果让期尽早回归社会，他们仍有希望开拓全新的生活。我们应该对未成年罪犯予特殊保护，而不要让失足的未成年人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因此，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减刑假释作特别规定的，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是完全必要的，符合法律着力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本意。
（二）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并建立相应健全的缓刑执行机构。“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发挥刑罚的功能。”[9]被宣告缓刑者避免了实际执行刑罚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既感受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验到法律和社会和宽容。当然缓刑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特殊预防效果。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其本身就缺乏自律性，容易受不良影响，如果放任期回到社会中去，一遇上适当的气候，又会重新犯罪。因此，有学者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缓刑执行机关，有专业人员负责对执行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更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心理矫治，协助做好未成年人的改造工作，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我认为建议值得借鉴。
（三）实行暂缓判处制度。暂缓判决是从国外不定期刑制度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少年审判制度。暂缓判决是针对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暂不做出处罚判决，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并组织学校，单位，社区，家长签订帮教协议，通过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若该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悔改表现突出的，予以轻判或免处，期最后判决结果包括竞处，宣告适用缓刑或判处实刑。但根据开庭审理，可能判处免于刑事处罚或宣告缓刑的除外。暂缓判处制度既可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同时，通过对未成年人的惩罚，维护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体现了双向保护原则。因此，应对暂缓判处制度在进一步规范的基础上全面试行。
（四）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于犯罪分子直接适用或建议主管部门适用刑罚的其他处理方法和总称。“根据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非刑罚处理方法包括训诫，责令其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刑罚是最严厉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而在未成年实施的轻微犯罪中，由于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以及一些客观因素。”如在教育，思想，文化，组织与工作的缺陷，对犯罪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如果对他们轻微的犯罪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刑罚，更易使他们受到恶习传染，学会一些新的犯罪会俩，不利于期改造。因此，借鉴国外预防惩戒，感化未成年人代替监禁等措施，结合我国国情，宜对年的轻微犯罪特别的规定，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为适用这种需要，1995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未成年犯罪适用免于刑事处分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即：未成年犯罪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一下情形之一的一般透用刑法第32条（现行刑法第37条）规定免于刑事处分：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及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对于免于刑事处分的，可予以训诫或责令其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这一解释在司法值得参考，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已成为世界刑法发展的新主潮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尖体现这种潮流。
总之，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并致力于期刑罚适用的完善，事关国家的未来的民族的振兴，也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和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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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昌，刑罚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篇10
关键词未成年犯权利刑事法律制度刑法保护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权利保护的缺陷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缺陷
量刑的概念，国内外各类表述不一，日本称为“刑罚的量定”，我国台湾则多称为“刑之酌科”，前苏联将之称为判刑。在国内，多数理论对于量刑的定义，是从狭义的语义角度来注释的。“量”就是裁量，“刑”就是刑罚。量刑就是人民院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活动。在量刑方面我国存在很多方面，如未成年犯罪人量刑平衡问题。所谓量刑平衡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综合考虑影响量刑的情节和因素，对于情节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适用相同（或相近）的刑罚，以保持刑罚稳定和罪刑相适应的一种状态。量刑平衡是实现量刑均衡抑制罪刑冲突的重要手段，实践中个案的不平衡现象突出，量刑的畸轻畸重明显。
1、政策性情节影响
由于少年法的缺位，刑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原则、笼统，因此，长期以来，在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问题上，几乎完全是受刑事政策的指导和左右，政策性情节在量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政策无论如何总是缺少法律所固有的稳定性。司法实践中往往在一定区域内以“公检法司联合发文”等形式，对具体罪名的认定以及定罪量刑作出规定，这些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其合理部分也为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所采纳，形成对全国司法机关均有指导性的规定。
2、区域间差异严重
无论是法律援助还是社会服务自愿者的出现，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和城乡差别很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客观上的差距，就是沿海各省市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这里就必然存在刑事政策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相结合的问题，也就必然要有地方刑事政策和国家刑事政策进行适度的调整的问题，而这又是法律所不能即时解决的问题。涉及这类问题反映在刑法实体上的地方性刑事政策很多，量刑上的不平衡性也就日趋明显。
3、罪名间不平衡众
由于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目前有关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标准的特别规定集中体现在盗窃、抢劫、等几类犯罪中，而相对刑法三百余条罪名来说是远远不能够满足办案实践需要的。绝大多数的未成年人量刑标准仍然按照成年人标准。如抢夺罪、敲诈勒索罪、寻衅磁事罪等。以抢劫类犯罪为例，抢劫作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而未成年人常见类犯罪中的抢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相对抢劫罪来说，属一般刑事犯罪，而这类非完全意义上的抢劫行为因缺少明确的规定却要以成年人的定罪标准来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这种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状况有悖于法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在实践中却广为存在。
4、量刑的原则纷呈
在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适用刑罚的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量刑的原则上。机械地照套成年人犯罪的量刑适用，再酌情减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各种约定熟成的内控规则如：减半量刑原则，有余地则减原则，以缓代减原则等。
（二）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程序的缺陷
1、拘捕程序的缺陷。
在我国拘捕和逮捕是分开的，而且时间较长。前者3天，最长可以延长至30天，后者一般可达3个月；拘捕之后，除规定外，一般是不允许与其亲戚、朋友、监护人或者律师进行联络和私下对话。再者，我国没有规定“控罪”程序。
2、讯问程序的缺陷。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然也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但其到场与否对口供的采信并不产生任何影响
3、行刑程序的缺陷。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也同样要求执行刑罚人人平等。罪行轻重不同，主观恶性不同，改造难易不同而给予差别处遇，这是行刑题中的应有之义。那么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改造难易程度明显不同于成年人，给予区别对待，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精神，这并不违反行刑平等的原则，恰恰是行刑平等的实质体现。在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行刑没有不同，如刑法第8l条第2款规定：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一规定对未成年人因突发暴力性犯罪而被判重刑的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犯权利保护的刑法制度
（一）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制度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未成年犯罪者没有规定禁止适用无期徒刑。但我认为，应该明文禁止对其适用该种刑罚。这一方面是基于对未成年犯罪人身心特点的认识，另一方面是为更好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从整体看，未成年犯罪人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定型，可塑性极强，与成年犯罪者相比，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教育改造，因此从预防犯罪和教育改造的目的考虑，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已无太大必要且增大司法成本，造成资源的浪费。我国1991年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不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虽然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数不多且在行刑过程中多减为有期徒刑，但无期徒刑设立的目的即在于通过终生监禁将那些无悔改可能性的犯罪人永久隔离于社会之外，这与对未成年人“教育和改造”的基本原则不符合，反而给“人权卫道士”留下搬弄是非的借口。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犯罪者判处有期徒刑的期限与成年犯相比完全一致。我认为，对于他们应规定比成年犯罪者较短的刑期。1985年8月至9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指出：“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是应尽可能的必要短时间。”这一条对于监禁限定了两个条件，即“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和“尽可能的必要短时间”，说明国际上均认同对于未成年犯罪者应采取尽量短的监禁时间。德国《青少年刑法》中规定少年刑罚的期限6个月以上5年以下，如行为是依一般刑法规定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最高刑的犯罪，最高刑为10年。“美国威斯康星州法官把犯轻微刑事案的青少年犯事者判监禁作惩罚，但把刑期减短三分之一，其余刑期则被送到社区内的团结家庭（GroupHome）”，使他们在社工、家庭、学校和社区团体的监管下继续学业和工作。从以上资料看出，未成年犯罪人刑罚的轻刑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由于未成年人正处于早期发育成长阶段，失去自由和隔绝于正常社会环境之外，这对他们身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较成年人更为严重。所以，在我国应把对未成年犯罪者判处有期徒刑作为最后的手段且关押时间不宜太长，应明确规定较成年犯更短的刑期（最高不得超过10年）。
管制是我国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方法，适用于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少，不需要关押的犯罪人，它不剥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人身自由，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基于前文对未成年人犯罪特点的分析，结合管制刑的特征，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犯罪者可以多适用管制刑，这样做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管制刑不剥夺人身自由的特点能满足未成年犯正常学习的时间要求；二是在服刑期间可调动最大化的社会力量（学校、家庭、社区等）矫制未成年犯罪者，使其尽早回归社会；三是宽松的改造环境有利于未成年犯罪者身心健康发展；四是可防止狱所中的交叉感染，减少再犯可能性。就世界范围来看，英美各国对触犯较轻微罪行却又不适宜以非刑事化方式处理的青少年犯罪人采取一系列“社区为本判刑选择”的非监禁刑罚方法，实际与我们现行的管制刑一脉相通，因此管制作为惩罚未成年犯罪的刑罚方法大有发展空间。
刑法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应否适用没收财产及如何执行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2000年11月15日通过）对未成年罚金数额有了具体规定（不得低于500元）。但我认为对于未成年犯不应适用这一处罚，我国的未成年人一般不会有经济收入和个人独立财产。我认为对有自己财产的可以适用财产刑，但必须以自己的财产为限；对没有财产的不可以适用财产刑。不能一概而论判处相当数额罚金，更不能以罚金代替其他刑罚措施的适用。
（二）完善未成年人程序罪制度
在对未成年犯拘捕方面，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仍然不成熟，在拘留的时间设置上应当区别于成年人。拘留时间过长不仅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可能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而且拘捕时不能大张旗鼓，弄得世人皆知，这非常有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拘捕时最好是选择单独一人或在父母的陪同下。
在讯问方面，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取得的口供才是值得取信的。这样可以很好的体现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责任和负有的义务，进而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对于在有监护人陪同下的讯问，未成年人的心理能够平静不慌张，而且不会有着想着有侥幸的可能的心理，这样会使公安机关办案的过程更加顺利。
在行刑方面，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行刑，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这种区别的待遇，在减刑，假释的规定中，也没有明文规定未成年人应该从宽。对于未成年犯的行刑应该与成年犯区别开来，不能用同一种刑罚。对于未成年犯不能与成年犯关押在一起，对于一些对未成年犯有着终生影响或严重的心理影响的刑罚也不能适用，只能以教育为主，刑罚为辅。
（三）关于刑事污点证据的取消。
所谓取消刑事污点，是对被判处少年刑罚的少年犯，根据其表现，在服刑期满和免刑后的两年后通过判决的方式注销档案中的犯罪记录。我国刑法对此问题未作规定，我认为今后在制定有关法律时可予以借鉴。
三、结语
我国刑法在未成年人保护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缺陷仍然是很大。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的保护是今后刑事立法的重中之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认为还是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在学校加强教育，在社会上广泛宣传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性，促使父母对孩子的监管和教育更加重视。这样才能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遏制作用，也同时对未成年人罪犯起到较好的教育作用。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设仍需时时在意，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接班人，以保障对未成年罪犯的身心健康的保护会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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