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1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234-02
1知识产权滥用的内涵
知识产权滥用(abuse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的概念源于英国专利法。在英国基于专利制度是为了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公共利益考虑,专利人不积极实施专利技术被视为对专利垄断权的滥用,并对于滥用专利垄断权采取强制许可的措施。
知识产权的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的,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2知识产权滥用的表现与危害
衡量知识产权是否被滥用的标准在个案上是要看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越出了合法垄断的范围,在宏观政策上则是要看知识产权人行使知识产权是符合知识产权法的
公共政策目标。在知识产权滥用的各种行为中,以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的方式的滥用权利的最多。知识产权许可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他人分享知识产权人的创造性成果。同时,许可人也因此可以从许可中获得自己对创造性成果的回报。但是,知识产权许可人往往利用自己对技术等成果的独占地位,在许可合同中规定种种限制或条件以保障自己的竞争优势。这种情形在国际技术贸易特别是专利许可贸易中更为明显。
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享有有关知识产权的独占权利,该权利客观上为权利人提供了滥用此种专有权的条件。当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时,不但对被许可人的利益造成了不正当侵害,还可能危害贸易秩序,阻碍相关技术的传播、使用和发展,进而导致不公平竞争条件的形成。因此必须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3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竞争法规制是竞争立法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通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功能是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状态,维护竞争者之间以及竞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破坏了竞争者之间以及竞争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使消费者失去了本应获得的利益,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人通过许可合同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成员在该协定其他规定一致的前提下,应顾及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及条例,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或控制知识产权许可的限制竞争行为。该协定第8条规定,为了防止权利所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者采取不合理的限制贸易或者对技术的国际转让有不利的作法,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其中可以包括独占性返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和强迫性一揽子许可等。协定第40条是专门“对许可合同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作出规定的。其体现的是对竞争产生限制作用的行为。禁止滥用知识产权的功能,则在于为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的订立确立一种规范。
知识产权人在行使知识产权这种专有权时,有可能通过在市场上形成的支配、垄断地位而限制竞争,从而构成垄断行为。知识产权滥用发展为垄断时,会导致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受到限制,却没有限制新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正当理由。它是知识产权人凭借知识产权的垄断性而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此时应由反垄断法进行规制。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身就是一种合法的垄断,从而导致知识产权更易被滥用。所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善和发达的反垄断法,但这些国家还是针对专利许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制定了反垄断的专门法规和审查指南。比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这些法律法规和指南基本上都规定了对知识产权许可特别是专利许可中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审查方式等。不仅如此,这些法律法规和指南还具体对知识产权许可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作了区分,如欧盟和日本的上述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什么样的限制竞争条款是合法的,是可以享受豁免的;什么样的条款是不合法的,是应受到反垄断法规制的。通过查看“白色条款”、“黑色条款”、“灰色条款”,利执法机构可以据此来审查有关限制竞争条款的合理性,市场主体也可以参照这些条款在制定许可合同时多一点警惕,以防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
在我国《反垄断法》出台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垄断法,但还是可以从一些法律和法规中看到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条文,对涉及知识产权的限制竞争行为做了一些规定。《反垄断法》通过后,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制。一般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规定是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制。第55条规定合理地借鉴了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作法,原则上将知识产权的行使为反垄断的除外规定,但滥用知识产权的则仍然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的做法,及时制定出关反垄断法的操作指南,对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加强规制。
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竞争行为的规范特别是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予以规范仍然不足,在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可以加以弥补,以在注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重视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制止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中国目前在《反垄断法》中对知识产权滥用做了相关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将来在法律上应当细化“滥用知识产权”的认定标准、分析方法,明确滥用行为的法律后果等。此外,对滥用知识产权进行监管的政府机构的设置、管辖范围、监管方式等,也需要明确,这是研究今后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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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被请求保护地
在现代社会，跨国知识产权案件普遍存在，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进行调整，如果成立国际公约，可能会因为调整对象少，规制的国家主体少而使其达不到普遍适用性的要求。于是冲突私法的软处理方法便被普遍采用，它主要用于单边解决跨国私权关系中的以下问题：法律冲突、国际司法管辖权冲突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专门条款的形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主要是以下几个条款：第四十八条。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第四十九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本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第五十条。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的相关规定如下：第五十一条。知识产权，适用权利保护地法律，也可以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第五十二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用的法律；没有协议选择的，适用本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第五十三条。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权利保护地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律。通过比较立法的前后，我们可以发现，细究上述规定，可以提出以下几个疑问：第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知识产权主要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被请求保护地”又如何加以界定？“被请求保护地”与“请求保护地”又有何区别？第二，最终表决通过的文本与草案（二次审议稿）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区别是草案中的系属公式为“适用权利保护地法律，也可以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而表决通过的文本为“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选择“被请求保护地”这样一个连接点有何优势？是基于何种考虑？两者有何区别？第三，上述规定将知识产权的归属内容、转让许可、侵权的适用分别设立了连接点，套入不同的系属公式，这样的规定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二、关于知识产权的考虑
1．“被请求保护地法律”是指注册登记地法律或者侵权行为地法律。如前所述，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知识产权法律适用准据法表达公式主要为“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如何对该准据法公式进行精确的界定和理解，“被请求保护地”这一连接点如何确定，是当下实务中必须要研究论证的问题。以知识产权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为例，论证如下：（1）对“被请求保护地”与“权利请求保护地”区别。本文认为，“被请求保护地”与“权利请求保护地”两个连接点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一个是从公权力的角度，即从国家保护的角度来说，是“被请求保护”的对象，因此称为：“被请求保护地”，而“权利请求保护地”则是从权利人的角度，其权利保护药向公权力机关提出请求，因此称为“权利请求保护地”，综上，两者所指的连结点其实是一致的。（2）对“被请求保护地”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确定为“使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并且在民法典起草中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部分，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还是《民法典专家建议稿――涉外民事关系部分》，甚至中国政法大学建议稿（第四稿），都将知识产权侵权条款中的均规定“适用请求保护地法律”。所谓“权利请求保护地”，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应当指的是：当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被侵害时，其请求法律救济的地方。一是保护国法，指立法保护也指司法保护的国家即法院地法；二是仅指立法保护国，可以是权利授予国、注册登记国、或侵权行为地法。以上两种观点表明，如何理解确定“权利请求地”是有争议的。但本文认为，“权利请求地法”并不等同于“法院地法”。如果两者是相同的，那么直接规定适用法院地法就可以了，“被请求保护地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本文认为对“被请求保护地”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注册登记地”或者是“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的产生也是基于侵犯了某国法律认定的权利才被认定为侵权的，该权利才有了“请求保护”的必要，才产生“被请求保护地”的确定。“被请求保护地”也即某侵权行为侵犯了权利人根据某国知识产权法律而在该地获得的知识产权权利，进而权利人为恢复此一项权利而请求对其在“该地”的知识产权权利进行救济的地方，这个“该地”，也即“侵权行为地”。这也表明，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所以将“被请求保护地”列为主要的连结点，也是基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的考虑，将“被请求保护地”列为主要的连结点有利于我国知识产权的良性发展。
2．选择“被请求保护地”这一连接点是优先适用国内法的要求，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的要求。为何不选择“权利来源国”这一连接点，主要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允许。对权利来源国的基本理解是权利人在本国主张的知识产权权利是由他国法律所赋予的，该赋予权利的国家即为权利来源国。如果适用权利来源国法，势必就会造成权利人在保护程度最高的国家进行知识产权申请，其就可以在适用该准据法的国家享受到与在该授予权利的国家同样的最高级别的保护。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弱的国家将无法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加剧知识产权保护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技术贸易、文化交流上的不平等状况将更为严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和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两个理论的差别主要是国内法优先还是国外法优先的问题。随着国际交流的日趋深入，知识产权的国际化保护显的越发重要，就综合比较而言，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更能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权益。这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终表决通过的文本将其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的系属公式“适用权利保护地法律，也可以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改为“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的原因。
3．将知识产权的归属内容、转让许可、侵权的适用分别设立连接点，是对知识产权本体和知识产权之债进行细致区分的结果。这是立法者认同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分割说的表现，即将知识产权之本体法律关系与知识产权之债法律关系分割对待。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所以将知识产权的归属内容、转让许可、侵权的适用分别设立了连接点是采取了该分割说的观点，并且，是将知识产权对应知识产权的物权关系（归属内容）、知识产权的合同关系（转让许可）、知识产权的侵权关系进行分别规定，这也是软性方法的一个体现，表明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技术相对成熟。
综上所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规定，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相对于“适用权利保护地法律，也可以适用权利来源地法律”，这也是现代各国的通行做法，表明我国的立法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潮流。但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规定还是有待完善和进一步研究，如其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归属内容、转让许可、侵权责任的适用，但是并未规定知识产权其他方面的适用，如何使之有法可依，还有待学者立法者们的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1]李双元，金彭年，张茂，李志勇．中国国际私法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8～19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贸易法，竞争法，知识产权
一、贸易法、竞争法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规制成因
(一)trips的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旨在通过促进充分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包括程序在内的措施实施知识产权，从而降低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妨碍。trips协议专门对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竞争行为做了规定，认为一些限制性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活动或条件可对贸易产生不利的，会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并允许各成员对此加以法律规制。trips协议没有详细罗列反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但指出了技术许可中存在的主要反竞争行为，规定各成员可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协议的做法或者条件，包括诸如独占性回授条件、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这些规定为国际上规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壁垒。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智力资源的竞争上，知识产权及其相关规则成为发达国家用来夺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利器。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有关国际条约的在对世界经济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倾销法、产品责任法一起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法律壁垒。如美国“337条款”，较之反倾销更具杀伤力。
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垄断密切相联，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垄断，法律通过两种途径维护其垄断地位:一是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限制;二是直接赋予权利人反不正当竞争权。但知识产权法对垄断地位的维护是有限度的，一旦越过了这一限度，就会造成对竞争的限制，会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是与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基本原则相悖的。而当这种行为对市场竞争带来的限制超越了竞争法的“容忍”度时，就会受到竞争法的调整和约束。从某种角度上说，权利人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法但却有可能违反竞争法，这是由知识产权本身缺乏对垄断的“度”之规定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法律反对垄断行为但不反对垄断本身，垄断本身合法，但垄断行为不合法，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这方面最常见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市场上合法地形成垄断地位后，再借用这种地位限制他人与之竞争。
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可以为权利人带来垄断利润，从而激发发明创造者的创造积极性，促进竞争。但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不能违背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不能滥用权利。这要求法律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应当限制权利人实施的反竞争行为，这是合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
二、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
(一)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法律赋予的垄断权，可以自己使用也可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权利人之间也可以联合授权或交互授权以取得更多的信息使用机会。正是出于巩固或扩张这种垄断地位、谋求更高经济利润的动机，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常有反竞争行为的发生。
1.不许可。独占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专有权，通常情况下，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并不违反法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技术、技术秘密等，也会造成妨碍、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竞争的效果。例如，不许可的目的在于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其所在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与其竞争。这可能会导致与垄断共生的资源配置不经济、损害消费者利益、垄断利润以及惰性等一系列弊端，也会妨碍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再如，不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是为了恶意闲置专利、消除或减少自己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在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家，如英国在执法中将这类拒绝许可认定为拒绝交易行为，通过竞争法加以管制。
2.限制性许可。权利人在技术贸易活动中有可能利用其缔约优势，在许可协议中订入各种反竞争性质的条款，这类行为是法律最应予以规范的。限制性许可主要有以下形式:(1)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当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同时认购几个相关的许可，而实际上被许可方并不需要这么多知识产权;(2)搭售。许可方在实施技术许可时，要求被许可方必须同时购买与被许可技术无关的或者被许可方不需要的技术、原材料、设备，否则就不转让技术。(3)不异议条款。即要求被许可人不得就所许可的知识产权之有效性或技术秘密的秘密性提出质疑，或不向有关机构举发和主张无效。(4)单方回授条款。要求被许可方在许可技术的基础上对该技术有所改良时、或取得专利权时，有义务向许可人报告、让与及授权使用。通常，回授条款被用来限制接受技术方的创新，从而影响竞争，阻碍技术进步。(5)知识产权失效后的支付和其他义务。根据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性，知识产权期满，该智力成果即进入公有领域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许可协议中要求被许可方继续支付费用是不合法的，但有例外，如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包含几项专利，而且每项专利的有效期限起止时间不同，技术价格若是一揽子，则部分已失效专利的使用费难以区别计算，可不以反竞争行为论。
3.限制横向竞争。为了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有些企业在专利许可中附加限制横向竞争的规定。横向限制主要有两种形式:(1)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即两个或多个专利所有人同时互相许可其所拥有的专利，以排除竞争对手，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实际上促进了竞争企业的共谋，许多国家对其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查。(2)限制开发、制造、使用或销售竞争的其它条件和行为。如，(a)对利用许可专利生产的产品施加质量控制，附加一些超出保证许可专利的效力或维护商标名誉必须的条件。(b)限制许可专利的使用。限制被许可方向某些用户销售含有许可专有技术产品的权利，被许可方只能向许可方指定的对象销售许可技术产品。(c)限制被许可方的经营管理。规定许可人有权介入被许可人内部管理和人事安排，如只能雇佣许可方提名的雇员。在许可合同到期后，不允许被许可方生产可以竞争的产品，或者使用竞争性技术。(d)限制销售和出口。要求被许可方必须通过许可方来销售相关产品，限制被许可方出口其产品，或限制出口地区和国家等。(e)限制许可产品的价格。其它限制如不适当地限制被许可者的经营范围等。
(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要素。任何经济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主体、行为和结果，反竞争行为作为正常的经济活动的一种异化形式，其构成同样也不可缺少这三要素。在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主体”是正在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包括权利所有人和权利的合法受让人;“行为”则是指权利人实施了上列反竞争行为的一种或几种行为，以及上列未穷尽的行为表现，反竞争行为的“结果”是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贸易的正常进行。
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其专有性，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许可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重要权利，通过许可，权利人可以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有利于鼓励创新，刺激对研发的更多投入，同时也推进了技术的传播，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又可以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使消费者获益。但是，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知识产权除了其所固有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以外，还要符合知识产权法自身的权利限制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知识产权法在赋权的同时，还直接对权利人施以限制，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商标权许可中的产品质量监督义务等。这实际上划定了正确行使知识产权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而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因此，对于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反竞争行为的认定，须把握一个“度”。
三、贸易法与竞争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竞合适用
(一)贸易法、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主要运用私法的关注竞争价值，而贸易法、竞争法则主要以公法的方法来介入和调整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关系，以维护市场交易的整体秩序，保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促进。
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以垄断权，使权利人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带动其他竞争者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而竞争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与竞争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尽管知识产权本身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如果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或想凭借合法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来实施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就会违反竞争法，亦即知识产权与经济竞争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特定情况下私人财产权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反映。因此，为平衡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体现公共利益的公法规范的竞争法应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知识产权行使理应服从竞争法的必要干预。当然，为维护公平交易秩序，竞争法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甚至扩大了知识产权法对智力成果的保护。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把仿冒商标及商品、服务和营业上的其他标记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与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责任竞合的关系。
贸易法则通过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国家的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对外贸经营活动中的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贸易法与竞争法互相协调，一般而言，对于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依照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有前述违法行为，同时又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依照外贸法的规定处理。可见，几部规范目标最终整合到促进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及社会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外贸法规制。我国2004年对外贸易法列举了三种知识产权许可中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和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与trips的规定一致。此外，我国1985年制定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涉及技术引进合同中出现的反竞争行为也作了列举，但该条例覆盖有限，只适用于以中方为受让方的涉外技术交易而未延及知识产权的其他领域。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会限制被许可人的经营自由，造成其他竞争者的市场进入障碍，甚至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管制。但是，我国原有的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仅侧重于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涉及对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规制，有保护“过度”之嫌。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把知识产权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用贸易制裁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并实现其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我国2004年外贸法增加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专章，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秩序的反竞争行为采用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加以规制，有利于净化竞争环境和促进技术贸易。
(三)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竞争法规制。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地位，知识产权的行使也必须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接受竞争法制约，以竞争法允许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我国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列举式立法方法，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明显缺陷是没有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内涵上进行界定，也没有规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兜底条款”。因此，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反竞争行为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实难适用，因此，制订《反垄断法》和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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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4
论文关键词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范
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个具有法律意识的人，因为他能为我们提供正面的东西，进而推动事物的发展，而知识产权保护仅仅只是一种义务，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法律意识却是需要在一个特定是时间段，由环境等因素去塑造，一旦塑造，变渐渐成型，慢慢朝一个方向发展。在高校校园的环境里，正是培养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好时机。知识产权公共课程应当从本科生的选修课程提升为全国所有非知识产权专业全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限选课程以至必修课程。并要针对当前知识产权的焦点、热点问题，组织国内外专家作专题报告。例如，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面向同济大学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有：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科技法；面向法律系开设的课程有：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商标法；面向艺术设计系开设的课程是专利法；面向土木工程学院开设的课程是知识产权法；面向继续教育学院开设的课程是知识产权法。
一、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势在必行
（一）建设和谐文明校园的重要前提
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不仅仅只是开展教学工作的顺畅和高效与师生的文明礼仪谦让，同时也应该是重视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发展和塑造了人的内心和谐文明，以人为本，注重了个人对整体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学生是校园整体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校园存在的前提，在建设和谐文明校园中，高校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向，而我们不断加强学生和教师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必然要努力加快他们的申请专利。所以，在建设和谐文明校园的时代要求下，我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设力度和关注程度，必然影响着我们建设和谐文明校园的成就，是建设和谐文明校园的重要前提。
各高校都致力于发展自身的校园和谐文明环境，大力的开展和鼓励学生们参加各种促进校园和谐文明进步的活动，并在各高校之间加强交流，借鉴重要经验措施，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注重发展自身的校园氛围，把学生作为展示自身成果的重要环节。可见，知识产权保护在我们建设和谐文明校园中的重要性，而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更是其重中之重。
（二）高校人才培养精髓的重要体现
高校不仅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其素质的塑造。一个技能过硬素质平庸的人才，固然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推力，却无法将他的贡献不断扩大和发展，而一个技能过硬素质优秀的人才，必然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无限的推力和不断创造更多的价值。无论大学给了他们多么高超的学识和技能，倘若他们在现在和将来不能以诚信塑造自我，就无法在人群中树立起值得信任的人格形象。作为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更应该注重对人才的知识产权法律的培训，努力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才类型，而不是目光短浅，只是现实需求。树立全新的人才理念，在有技能的基础上，加上有素质，在培养过程的开拓新思路，重视全方位的培养塑造，体现所培养人才的全新的精髓实质。
高校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下，知识产权保护是势在必行，当前一些高校仍然存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不强，当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时，不能及时地诉诸于法律途径，使得自己的成果反而成为了他人的，特别像一些发明专利，可能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的成果，遭到他人剽窃。
（三）展示院校品牌的首张名片
一个有着优秀的人，必然是有着正确职业素养和人生观、价值观的人，高校所培养的未来职业人，如果是一个有着法律保护意识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和企事业单位的肯定和青睐，是打造院校品牌、打响院校名气的直接途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范的构建，不是单纯的仅仅为了名声，而是以此为契机，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无法短期的眼光去评价，而应当是以更长远的眼光去等待，它的价值一定是巨大的，对一个院校的发展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二、新形势下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缺失
（一）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意识淡薄
在高校的相关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需要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对落后，由此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要落实好，高校应该把这个问题专门部门来进行管理，特别是针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的一些专利发明，技术资料，教学资源等等，可以说当前高校大部分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上都显得很淡薄，究其原因：首先，由于有形资产价值取向，使得经济价值取向高于其他利益，从而引起高校对自身的利益权利保护不够；其次，高校在宣传方面做的不够，一些教职工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还存在很表面的程度，一些具体的法律程序都一知半解，这给他们维权和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产权法知晓太少。再次，很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上能力缺失，特别是科技人才的专利文献不能将自己的知识文献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起到专利和知识经济结合的目的。
（二）缺乏健全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高校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内容老套、滞后，缺乏时代性。并且知识产权内容界定不清，内容设置与法律保护是融合在一起的。很多知识产权的内容并不能与时代相结合，不能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知识产权内容达不到理想状态。知识产权在管理层面也不能得到很好的重视，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大部分都是科研处管理，但管理特别零散，不系统，特别是知识产权转让时，并没有相关的制度是由本人签订知识产权转让技术合同，还是院系领导，这些问题高校都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使得管理不到位，使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流失，而找不到追究责任的人。
（三）缺乏统一的、操作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或管理办法
不少教师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使得自己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专著、论文和发明专门等科技成果被其他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在不支付知识产权转让费的情况下进行盗取和剽窃，有教师甚至认为打官司比较麻烦，就不去追究，这样就助长他人不正之风。在进行知识产权的管理过程中，由于一些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等异质性因素导致学校在对科研成果、技术进行评估时，致使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所以，我认为当代高校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缺失行为的发生可以从这种社会转型特殊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失范上寻找原因，即是学校、个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缺乏合力。
三、加强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范的建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集成并向更广大的范围传播和转化，知识财富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详细而周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确定产权的归属，有效地解决纠纷。
处于时代前列，参与世界竞争的我国高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与完善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模式和制度：
（一）加强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我国教育部曾于1999年通过并了《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这需要高校要在广大教职工、学生之间进行宣传、培训，让增强他们维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权益，同时高校可进行一系列地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讲座，聘请国内外在这方面有很多建树的学者进行讲学，真正把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宣传工作落实到实处，让教职工和学生能够真正了解维权的方法和手段，为学校营造一种和谐、诚信、尊重知识、依法维权的氛围。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要无时无刻不渗透到高校学术和教学中。
（二）加强领导与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在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中，高校要起着主导地位，高校要成立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转让等相关部门，让学校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都不能出现流失，要充分考虑到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利益，鼓励他们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同时让他们签订承诺书，以属于高校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不能私自进行转让和交易，要重视自身合法的权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进行私下交易，在没有经过著作者，专利拥有者，技术持有者的同意而进行无偿地卖给他人，造成不必要地流失和对知识产权拥有者本人的不尊重。因此，高校除了建立相关部门外，还要引入监督机制，让高校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5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现状和缺陷
我国知识产权法是在80年代起步的，由不同的知识产权部门法构成，即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它们与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构成我国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其成就令世人瞩目。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在起步之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无论是社会经济条件还是思想观念与现在都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现状正如我国著名的知识产权法专家郑成思先生所指出的：“我国虽然已经有了各项知识产权专门法，但那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工业经济’中前期的立法，远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更不要说推断”‘知识经济’的发展了“，其客观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1.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单行法集合而成，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完整体系的立法基础，导致“三法鼎立、三权割据”的格局，严重缺乏体系的整体性和内在的协调性。换言之，这些单行法都是由不同的行政机关，即相应的各管理部门制定或颁布并执行的，各部门“各立其法，各护其权，各行其是”，这种鲜明的部门立法性质，不可避免地产生部门局限性和部门利益化倾向。一方面，每个专门法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宗旨和目标，每一项法律改革措施都各自分离，各自针对特定的问题，与整体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建设无关。由此造就了知识产权法体系和内容分散、零乱、空白遗漏、重叠交叉、规范冲突等，即使各部门在立法时考虑在先内容的衔接及在先权利的冲突问题，但由于各部门彼此独立，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彼此之间的有机衔接。有些立法甚至更是急形势之所需而匆忙立法，缺乏长期性、技术性和前瞻性。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彼此独立的各部门以及传统的泾渭分明的三大法的界线被突破，知识产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大，权利的交叉保护也越来越重要，如果仍然仅仅依靠单一的知识产权部门法，显然是不够的，不能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另外，部门立法与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相比，不具有最充分的普遍性，使公众获得的法律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客观上对公众的维权及法律的实施带来诸多不利，对知识产权法意识的形成和提高产生一定的障碍。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知识产权立法机制下，各部门非常便利地对自己的权力尽可能规定得宽泛和充分，而对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则尽量回避或虚化，对部门之间协调也产生很大的障碍。如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其权利的维持、无效和撤销，从法理上讲应是司法程序终局，但各部门法不约而同地都规定了各自部门的最终确权的权利。
实质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不同形式，具有其内在逻辑性，国家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对不同的知识产权都是一样的。因此，对于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在立法上不应再是松散的彼此独立的，而应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法律的统一中，消除权利冲突，填补空白，统筹兼顾，以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即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在统一的整体机制下也容易及时来规范协调。从长远的和发展的趋势来看，三大部门也应合并在一起，统一为国务院知识产权局，全面负责知识产权行政事务，超脱于各部门行政事务和部门利益，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有效地解决单行法律、法规彼此间的冲突和不协调的问题。
2.立法层次多，法律效力的差别与弱化并存。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构成，有法律、行政法、行政规章三个不同层次，即除民法通则、传统三大部门法外，还有诸多行政法规。显然，其立法层次不一，层次效力不统一，使法律效力差别与效力弱化并存。不可否认，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完全是随着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急形势所急而以行政规章形式成就，使本应成为法律的规范却成为行政规章，乃至于很多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规则不能通过知识产权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留下了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却又通过规章形式予以填补。在立法上看，这完全超越了国家立法权限的划分，在本应由国家基本法调整的领域内而发生越权立法，导致法律效力层次降低，法律效力弱化。因此，表面上看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内容较完备，但实际上效力较低，使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现实与实际立法需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仍旧导致司法实践部门无法可依，弱化了知识产权法应有的法律效力。如现行商标法的缺陷之一是未对驰名商标做出规定，当然就谈不上对它的特殊保护。尽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8月14日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并同日施行，但该规定毕竟是行政规章，立法层次较低，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远远低于商标法，不能与商标法相提并论。这与世界各国的驰名商标立法及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全是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的权威性及其稳定性，也消蚀了知识产权法的行为指导意义，使人们视法而不见法，难以形成和提高知识产权法意识。这种现象在专利法、著作权法中同样存在。
实质上，任何法律制度的立法，都必须要明确法的层次性，科学准确地反映其法律效力，不能用部门规章或行政法规来代替国家基本法律，削弱法的权威性。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在今天知识经济条件下，有必要改变现有的知识产权立法机制，改变政出多门、立法层次不清的局面，对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统一其立法层次机关与法律效力，使知识产权法系统化、法典化，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作用。
3.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任何一部法律，其立法质量、立法规模如何，直接影响其运行效果和法律目标的实现。我国知识产权法的三大部门法条文总量是168条，新加坡的一部版权法，都比此还长5倍，从中反映出三大部门法的共同特性―――条文少、内容过于简单、原则，缺乏细致性、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实践中，给知识产权法的正确认识和准确理解带来一定困难，影响公众的知识产权行为和司法人员裁判的法律水准，从而降低了知识产权法的法律效果，阻碍了知识产权内在法律价值在社会经济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因此，统一知识产权法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在立法上应注重法的精细性、具体性，充实实体性条款，避免条款的形式化和空泛化。
4.在立法上与最新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差距。社会经济是法律制度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的基础。进入90年代，世界科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集成电路技术、信息与数字技术等，有力地推动着世界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大大扩展了知识产权法的保护领域，一大批新的客体被纳入到知识产权法的调整范畴，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数据库、商品化权、域名、植物新品种、计算机软件等，几乎所有的新技术所产生的权利都成为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对象，知识产权的权利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体现了这种变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反应，于1996年出台了两个新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增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美、日、欧盟等国家都积极响应，增加了一大批受保护的客体，其他诸如巴西、新加坡、菲律宾都有了新的立法动态。但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显得落后了，仍旧没有触及到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如网络上作品使用的问题，但实践中却已出现了走在立法前面的司法判决。如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将王蒙、张承志等六位作家的作品，在“北京在线”网络上传播，受到六位作家的共同起诉，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六位作家胜诉。虽然早自90年代初，我国的知识产权法的修改及制定，都或多或少参考了有关的国际公约，但仍尚有许多与国际有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完善。另外，我国虽然加入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但由于欠缺相应的国内立法，从而使这些公约在我国的实际效力受到限制。
5.立法上存在“权利差别待遇”即“超国民待遇”。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版权领域，如著作权法规定，除非作者本人公开表明，报刊可以任意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而无需取得作者的同意。但不适用于外国人。著作权法还规定实用艺术作品大部分不享有版权，但按照1992年9月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享有公约保护的外国作者、中外合资与外资企业的作者，其实用艺术作品则享有25年的保护。还有计算机软件登记程序，国人须履行才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则依自动保护原则，无须登记等等。这些规定制造了著作权保护的双重标准，导致“内外权利差别待遇”的客观存在，出现了对外国人的保护优于中国人的“超国民待遇”的局面。“如此大规模的歧视本国作品在世界著作权法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有损于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尊严。这些现象与差距，都需要在融入国际知识产权法的潮流中加以修正，在制定统一知识产权法典中从根本上加以消除。
二、统一知识产权法典的客观必然性
综观世界各国，很多国家尤其是美、日、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90年代后，为拥有发展知识经济的主动权，纷纷研究制定面向21世纪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大力修改本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形成一个修订知识产权法的热潮。法国率先于1992年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在进入21世纪之前，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先天下而首创法典化，一举突破了各国知识产权法或为单行法或散见于民商法的立法例，使知识产权法成为与民法典相独立的法典。追溯欧洲近现代历史上的法典化运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近现代普遍的民法法典化的开始，代表了人类法律史转变的方向，影响了整个世界。今天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可以说也代表了21世纪知识产权发展的趋势―――法典化。而且，法国颁布知识产权法典不是孤立的现象，紧随其后的是菲律宾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日本通产省1999年2月28日宣布，为了增强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通产省拟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以推进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有效利用，并且准备每年以“知识产权白皮书”的形式向国会提出报告。世界贸易组织更是把知识产权列为世界贸易体系三大支柱之一，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将许多正在争议中的内容纳入其范围。这些立法动态无不昭示着各国及世界组织将知识产权法放在了立法的重要地位，显示出统一知识产权法典的客观必然性。统一知识产权法典，也是由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的创造性价值超越传统财产价值的趋势决定的，是由知识产权法在财产法中的地位决定的。在法学上，按财产的形态，自古把财产分为不动产、动产与无形产三类，早期的财产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形财产上，即不动产和动产，与此相适应，传统的财产法体系所关注的就是有形财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财产的流转和利用成为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财产的重要性也发生着变化，债权、股权、商业票据、合同权、知识产权等逐渐成为财产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使经济增长方式转而依赖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尤其在90年代后，网络环境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一种全新形态的经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这“不仅使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本身飞快地变化、发展着”，而且知识产权显著的创造性价值，使其从财产法体系中脱颖而出，“在整个财产权中的地位，从附属向主导转化”，成为当代财产法立法的重心。90年代的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浪潮与其辉煌的成果，无不印证了法律调整的重心在发生着变化，一大批发达国家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以知识产权法取代物权法而作为现代民法的重心，而且“自从19世纪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进程，比起有形财产法律制度要快得多、面也广得多”，如包容了英、法、德的欧盟，只在知识产权法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反映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逐步趋同。显然传统财产法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形态，只是对有形财产及部分无形财产的关注。经济的裂变，引起了人类财产观念的变化，“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知识”的创造性价值引导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重心转向知识产权，奠定了知识产权法在财产法中的地位，20世纪的最后10年成为知识产权法的时代。可以预测，21世纪是知识产权法研究与发展的世纪。因此，制定统一知识产权法典，改革原有的法律体系的结构，知识产权法的建设才能突出“知识”财产的价值，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相融合。
统一知识产权法典也是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决定的。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是离不开国际经济的大环境的，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实，对中国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恰恰把知识问题作为发展世界贸易的核心问题，并且形成trips协议，要求其成员遵行。trips协议是对近两个世纪以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总结和发展，第一次将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问题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对于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的肯定，也是对现实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规范，更是国际社会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法律上回应的标志。在内容上，trips协议较以往的知识产权公约有很多的新发展，它囊括了版权、商标、地理标志、集成电路设计、未披露的信息等所有的知识产权形式，但其最大突破在于引入知识产权保护手段和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知识产权多边保护规则，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更进了一步，其影响力远远大于以往任何一个协议，对世界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各国顺应知识产权标准化、国际化的历史潮流，都在trips协议的框架下，修改和完善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以共同参与21世纪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大体系。这些客观现实，决定了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必须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按照国际标准来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法典，进行与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系统立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法律入世”。同时，trips适用所有成员，包括国家和“特别关税区”，如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由此产生我国知识产权法与三地区知识产权法的“区域性冲突”，涉及到最惠待遇、国民待遇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于在知识产权立法中解决。
总而言之，统一知识产权法典在我国是可能的和可行的。关于法典化，现行刑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若干刑事单行法律系统化，纳入同一个刑法典；新颁布的合同法也结束了合同法领域的三足鼎立之势，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统一立法，能够有效地实现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抢占21世纪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三、统一知识产权法典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1.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综观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或散见于民商法之中，或见于各类知识产权单行法律，或两者并存，或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是由民法通则及单行法共同构成，民法典的制定已经纳入立法规划，知识产权法是否应从民法典中分离出来，争议很大。著名民法学专家梁慧星认为：“知识产权为重要民事权利，现行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作了规定，但考虑到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已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产权法体系，因此建议民法典不设知识产权编，而以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作为民法典以外的民事特别法”。王利明教授认为：“鉴于知识产权本质上仍是民事权利，因此将其放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是比较适合的”。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1999年会上，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法应为独立法典是不容置疑的。知识产权法在基本原理上与民法具有一致性，但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有其鲜明的个性，即知识产权客体的创造性价值与公开性、社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使传统的民法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能解释知识产权法中的现象，在权利的取得、利用、侵权行为表现、赔偿责任、保护措施等方面，均与传统民事权利有所不同。其次，知识产权法更多地涉入了国家行政权力，在知识产权的取得和流转等方面体现了国家的行政干预。另外，知识产权法的内容多反映高科学技术，其权利体系扩张迅速，而传统的民事权利体系变化较缓慢，传统的民法已不能反映高科技的突出地位。如果说，在大工业发展中知识产权渐起时，在民法典中贯入知识产权，是法律制度的历史性进步，那么当知识经济时代突显知识产权法地位时，制定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无疑是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2.知识产权法典是采汇编式，还是采总分则式。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6
通过开展法律七进活动，全面落实《省依法治省纲要》和依法治区目标，教育干部职工自觉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进一步提高法律素质；引导机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寺庙做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进一步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推进依法治区进程，为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二、工作重点
（一）推进法律进机关
1.加强机关法律学习。重点学习《宪法》，关于依法治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省、市、区各级领导关于依法治理重要讲话；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相关法律法规；公务员履行职责相关法律法规；廉洁从政相关法律法规。局党组中心组坚持定期学法制度，每年集中学习法治1次，党组成员每年底结合年终述职专题汇报学法用法守法情况；完善机关干部定期学法制度。每年组织集中学法不少于4次。
责任股室：办公室、科技股、农业股、知识产权股、科普股；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2.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聘请法律顾问，参与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讨论、审核，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咨询。
责任股室：办公室；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3.加强机关普法阵地建设。办好单位法制宣传专栏，利用政务公开栏、短信、qq群、订阅普法读物等进行法制宣传，配合各类新闻媒体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责任股室：办公室、科技股、农业股、知识产权股、科普股；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二）推进法律进学校
1.参与学校法律宣传培训。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重点开展《宪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常识宣传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培养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引导学生严格遵守与其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公民义务。
责任股室：办公室、科技股、农业股、知识产权股、科普股；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三）推进法律进乡村
1.重点开展《宪法》、《知识产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居民学法、懂法、用法意识，利用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责任股室：法规股，餐饮服务监管股，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股；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四）推进法律进社区
利用科普宣传周、宣传月深入社区开展《消防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采取带法律、带案例，带普法资料，参与社区的普法活动。
责任股室：科普股；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五）推进法律进企业
1、开展知识产权法律宣传。利用知识产权周深入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法》等宣传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着重宣传知识产权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把宣传普及提升到传播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为核心理念的知识产权文化层面，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
2、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深入大型超市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严肃查处售卖涉嫌假冒知识产权商品的违法行为，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高压态势；全面推进知识产权执法与舆论宣传的紧密结合，增强企业诚信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形成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氛围，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全面提高我区保护知识产权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水平。
责任单位：知识产权股，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六）推进法律进寺庙
联合相关部门，重点学习宣传关于依法治区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寺庙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宗教教职人员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
责任股室：办公室；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七）推进法律进单位
重点学习《宪法》；关于依法治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省、市、区各级领导关于依法治理重要讲话；依法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公共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责任股室：办公室、科技股、农业股、知识产权股、科普股；完成时限：2014年11月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抓好落实。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七进”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法律七进”活动有步骤、有秩序地实施。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创造条件。在做好自身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基础上，大力开展面向社会服务的法制宣传工作。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反垄断法规制
基于保护权利人的需要，知识产权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应当属于反垄断法豁免的范围。但随着知识产权向各领域的渗透，某些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也可能对竞争造成损害，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可能与反垄断法存在潜在的冲突。但实际上，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具有协调性，二者在鼓励创新方面是殊途同归。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促进和鼓励初始创新的市场结构，而知识产权法则用有限专有性并由此获得的利益来鼓励初始创新。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是两者协调的过程和结果，其目的在于使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得到维护，使法制系统内在的和谐得到统一，从而实现既维护竞争又激励创新的目标。
一、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及表现分析
(一)概念
权利滥用与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实质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权利滥用，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本旨说。此说将权利滥用归结于对法律设立定权利主旨的违反，认为“权利滥用者，乃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予权利之本旨(权利之社会性)因而法律上遂不承认其为行使权利之行为之谓”，该学说意味着对权利行使行为正当界限的逾越或者法律设定权利正当目的的违背，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界限说。此说将权利的滥用归结为对权利行使正当界限的超越，认为
“权利滥用者，谓权利行使必有一定之界限，超越这一正当界限而行使权利，即为权利之滥用”，但是在具体界定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概念上，结合权利概念的观点，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滥用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笔者也赞同此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是指权利人在行使知识产权时超出法律所限定的范围，对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因此知识产权滥用特征主要有：一是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具有违法性，即超越法律设定知识产权权利正当界限的行为；二是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具有损害后果性，即对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第三是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具有制裁性，即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从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具体包括：对知识产权法本身违反的滥用行为，是指违反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规定的滥用行为。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滥用行为主要是指权利人为使行使自身权利谋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利用不法手段对竞争方采取诋毁商誉、滥发侵权警告函等行为。违反反垄断法的滥用行为主要表现为搭售、拒绝许可、不质疑义务、价格歧视、垄断价格以及企业结合行为。
(二)表现
违反反垄断法的滥用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是搭售。搭售行为的弊端在于出售方借市场力强迫他人接受不必要的资源，从而损坏资源的优化配置，限制自由竞争。因此，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搭售行为如果损坏了市场竞争，将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目前，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所限制的搭售都是违法搭售，一般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两种产品或技术可以分离；二是存在搭售事实；三是搭售具有相当的市场势力；四是搭售损害被搭售品市场竞争的程度。第二是拒绝许可。一般来说，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权利人没有许可他人使用该权利的义务，但当拒绝许可构成权利滥用，影响到市场公平竞争时，则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第三是不质疑义务。不质疑条款要求被许可人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义务，不得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借一个事实上无效的知识产权在市场上取得了优势地位，那么这种优势地位就不应受到反垄断法的保护。因此，法律允许被许可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某些情况下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第四是价格歧视和垄断价格。价格歧视是一种无正当理由而对不同客户实行不同价格的行为，知识产权中的价格歧视，主要体现为歧视性费率，即对被许可方给予不同的使用费率。如果被许可方之间没有竞争关系，不同的使用费率很难产生限制竞争效果，一旦被许可方之间互为竞争对手，使用不同的使用费率就会影响到这些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垄断价格是指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高卖低买的方式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如果垄断价格行为由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则该企业利用其优势地位形成市场进入壁垒，就能排斥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因此，各国反垄断法都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垄断价格行为进行限制。第五是企业结合行为。企业结合行为是指企业之间通过协议，约定协调行动。在一定市场范围内限制或排斥他人的竞争行为。在企业结合的各种形式中，企业合并是典型形式。控制企业结合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保持市场的竞争性，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
二、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的理论依据分析
国际组织的相关依据主要有：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出《技术转让合同管理示范法》，第305条中列出了17种限制性贸易条款。如果技术引进合同包含其中任何一项条款，该国主管机关就可以要求当事人修改，否则对有关合同不予登记。二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该协议第8条第2项规定：“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者实施对贸易有关不合理限制作用或对国际技术转让有消极影响的行为，只要此类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一致。”该协议第40条包括两项有关对合同许可证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分别为：“各成员一致认为：某些妨碍竞争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许可证行为或条件可能对贸易产生消极影响，并可能阻碍技术的转让与传播。”“本协议允许各缔约方在其国内立法中，对那些可对相关市场上的竞争产生消极影响并构成知识产权滥用的许可做法和许可条件详加规定。一成员可在符合本协议其他规定的前提下，按照该成员的有关法律与条例，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或控制排他性回授、禁止异议有效性条款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三、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措施
在我国，目前尽管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法规很多，如《民法通则》《知识产权法》《合同法》《竞争法》等等，而且这些法律法规中也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制，但是这些规制缺乏系统性和实际的操作性。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在附则第55条已经明确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纳入了反垄断法调控的范围，但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过于简单，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和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反垄断审查的基本原则，缺少有效的法律责任和救济措施的规定等等。针对以上不足，笔者建议应借鉴美国、欧盟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确立我国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或基本方法。知识产权滥用限制竞争的行为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复杂的，这就需要确立能够适用知识产权滥用的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滥用具体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使基本原则可以发挥其应有的规范作用。
第二，应尽快完善并出台相应的行为指南或实施细则。具体在实践中，由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本身具有多样化，并且认定也非常复杂，反垄断法很难对各种构成限制竞争的滥用行为作出详细规定。而我国反垄断法仅仅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规定了一般原则。在执法的实践过程中，我国可以以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职责之一的“制定、反垄断指南”作为我国制定指南的明确依据；也可以借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做法，由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制定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有关的《反垄断指南》之类的指导性文件，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予以进一步分类、细化，建议可以按照反垄断法中现存的限制竞争的行为模式分类，设专章分别规定“知识产权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从而为经营者适用法律以及执法者执法提供明确的标准。
第三，建议在反垄断法中明确专门负责知识产权滥用的行政及司法部门去执行。我国《反垄断法》在第9条中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中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但事实上，反垄断委员会是一个具有行政委员会性质的议事协调机构，不拥有反垄断法实施中的执行权。而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虽拥有反垄断执法权，但事实上却是由国务院的其他部、委来行使反垄断执法权，即我国反垄断法所设计的执法体制可概括为高度分权制的“双层次多机构”：所谓“双层次”是指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所谓“多机构”是指众多机构例如：商务部、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机构享有反垄断的执法权，其弊端在于将影响反垄断法的公力实施达到预期的目标。
第四，完善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规制的法律责任及救、济措施规定。针对知识产权滥用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必须要明确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具体应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该确立对违法者的民事法律责任。国外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主要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处罚等。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以及支付赔偿金等形式。当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其权利的行为给相关的受害人造成实际侵害时，应该赋予受害人请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权利。二是需要确立必要的行政法律责任。所谓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是指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罚措施：禁令、行政罚款、责令修改、变更或废除协议、责令停业整顿以及吊销营业执照等。三是需要增加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反垄断法对经营者的违法垄断行为须承担刑事责任却未提及，建议在我国《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责任中增加刑事责任，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惩罚，能够更加有效地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8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专利法法律制度论文论文摘要：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对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竟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其外延为法律意识。本文指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应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入手。一、前言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国际间技术贸易总额1965年为30亿美元，1975年为110亿美元，1985年为500亿美元，90年代已超过1001)亿美元。1995年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5950亿美元，超过了农产品贸易额，30年间增加了190多倍。全世界可以进行交易的知识产权己超过10000亿美元。知识产权己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及其企业之间最主要的一种竟争手段。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2003年9月召开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正式通过《经修订的2004-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提出了“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的新思路知识产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口号，尽管知识产权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说已不陌生，而知识产权文化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话题，至于如何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知识产权文化制度更是中国文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定义知识产权法隶属于法律的范畴，则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必然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要想弄清楚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定义，必须先搞清楚法律文化的定义。“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大约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在中国，法律文化被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定义是“仁者见仁，作者见智”，但他们基本认同以下儿点:(1)法律文化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2)法律文化包括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3)法律文化是由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当前，知识产权法越发受到重视，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理论界对其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知识产权文化”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其物质、政治及文化生活相适应的，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国内外和社会各个阶层一切力量，促进国家(区域)和人民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和繁荣富裕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规则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第二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从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物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总和，主要包括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意识、信念、价值观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等。第三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经过人继承、丰富和发展而来，在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第四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认知态度、信念评价、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实践中产生的精神现象的总合，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范，外延为法律意识。三、发展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竞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外延为法律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因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人手。(一)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必将是空中楼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非常晚，在建立的过程中大多采用引进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这样的立法有着其明显的优点:由于我国的立法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其天然地就符合了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要求，并且我国还先后参加了重要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pCt等)，这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无缝对接。当然，这样的立法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由于采用的引进原则，很多方面会与国内情况不符，从而会出现不明确和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一些国内外技术保护区别比较大的地方，如程序，软件得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还有待完善。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现在正在大力的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仅从《专利法》来看，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到目前为止，在1992年9月4日，2000年8月25日以及2008年12月27日分别进行了三次修正，并在此期间出台了与其配套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并针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得我国与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益发完善。为全面推进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下作，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部署，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28个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其中明确规定了“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工作，加快知识产权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出台”。相信在不断的发展中，我国必然能够建立一个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相匹配，能和世界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我国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氛围奠定坚实基础。(二)强加知识产权执法人员的队伍建设有了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不是终点，必须还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知识产权的执法队伍。执法人员是法律制度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只有合格的执法人员，才会使得法律制度的作川完美显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合理的法律文化。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而近年来知识产权的发展又非常的迅猛，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的执法队伍不能满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需要的状况。我们这里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不仅限于立法人员，以及法院审判人员，也包括和专利审批相关的审查员。我国将会是一个专利大国，审查员的数量相对于目前专利审批的需要而言还远远不够。这种情况下，专利审批的流程过长，会影响到申请个人、单位或是组织对专利申请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扩大审查员的队伍，充分调整审查员的专业结构，同时充分调动审查员的积极性，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查周期，以适应当前的专利审查审批工作的需要。山于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综合素质的人才，其队伍的培养具有很强的专业特色。知识产权的执法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某个领域内比较全面的专业文化知识，同时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将两者有效地结合，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知识产权执法人员。因此，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只有在长期的摸索当中，根据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进行系统训练培养。只有与知识产权法律相关的各行业，各部门机关，都能够配备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保证，也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三)提高群众的知识产权文化修养任何一种文化必须都具备群众基础，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也必须具备这个基础。如何做到有群众基础，其一需要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二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接近群众。1.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2009年伊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大型调查”，以确保《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顺利实施.目的是准确了解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文化水平，把握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现状。4月22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知识产权内容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科学发现权与外观设计权的认知，全部回答正确的比例为0.8%。而在所有被认知的知识产权内容中.又以专利的认知率最高，比例为85.90，其次为著作权与商标权，比例分别为75.7%与70.0%:地理标志与反不正当竞争的选择率则仅为9.3%与9.0%;再比如有48.2%的公众了解知识产权是财产权;35.2%的网民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作品行为有正确的认知:61.4%公众坚决反对盗版等等。从调查结果看出，中国公民的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知识产权文化素养较低。就目前来讲，好多企业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国的专利申请量也愈发增长。华为、中兴这样的国内通信企业为了在以后的3G，4G通信市场占到一席之地，已经充分地利用上了专利这个武器。然而从街边经常看到的盗版碟，到市面上堂而皇之的山寨机，到处都体现出了我国目前国民心中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观念的薄弱。真正繁荣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应该是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个别的企业之上。因此必须向我国的群众普及知识产法律知识，通过政府、学校、单位、企业等各种途径，有效地对群众，尤其是针对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法律的团体进行知识产权法制教育。2.让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接近群众各种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特定情况，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也应当如此，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实际需要，贴近人民群众。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立法者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够制定出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律。在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过程中，立法人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现行的《专利法》中，第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而作为专利法的具体解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审查指南》中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含义比较广阔，常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审查员在依据专利法第五条进行审查时，要特别注意;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这就有效的说明了中国专利法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了我国的实际国情。不同的地区(如内地和香港)对这社会公德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显然此处不能照搬国外的立法经验来作为国内专利法的社会公德的标准，必须选用适当的标准来作为国内的社会公德的标准。此外，对于台湾专利优先权的把握上，也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只有在向群众普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调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其更能够让群众接受，这样才能全面地提高群众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意识，形成一个人人懂知识产权法，人人尊重知识产权法，人人会利用知识产权法的创新型社会。四、结语我国的传统法制的特点在于身份伦理而非权利本位，行为理性上表现为中庸、循古、效法先贤，而非勇于创新和独立创造，作为奉行权利本位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与我国的传统法制理论有着巨大的冲突。因此，人民群众对于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认知，以及在其基础上知识产权文化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032-02
一、国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法律
（一）美国相关法律
美国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度历史悠久，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美国统一商法典》（下文简称UCC）第九编“担保交易”不再沿用英国动产担保制度中区分众多担保形式的做法，而是统一使用担保权（securityinterest）概念，且较为全面的规定了其范围、设立、行使与效力等方面的法律关系。其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基于合同在动产上创设担保权的交易（另有规定除外），可见适用范围之广泛。该编也适用于一般无形财产上设立担保权的交易。一般无形财产是指除应收账款、单据、信用证、金钱等明确列举的种类之外的任何动产。尽管知识产权并未明确规定在UCC第九编109条适用范围中，但在正式评注中被明确列举为一般无形财产的类型。因此，UCC第九编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此外，为了鼓励引导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善其融资环境，美国出台《中小企业投资法》《机会均等法》等多部法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项目支持与税收优惠，有效地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地位。
美国的立法具有显著特点：首先，虽然知识产权质押具有法律依据，但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并未限制，保留较强的灵活性，这不仅使得多种质押方式合法并存，而且有利于法律适应实践中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其次，法律规定的出质人权利较大，这既符合出质人融资的需要，也有助于出质物价值的充分发挥；再次，由于UCC第九编统一使用担保权概念，其中规定的浮动担保（floatingcharge）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即可以质押未来创造的知识产权，这符合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不断更新升级的特点，有利于质押的知识产权价值稳定。
同时，研究发现，美国的立法也存在不足：由于美国法律包括联邦法与州法，在知识产权领域占据主导的是联邦法，质押融资领域占据主导的则是州法，因而出现法律适用不确定、存在法律风险的问题。
（二）日本相关法律
日本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立法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尤其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面较为出色。1995年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指出“知识产权是种可用于融资的有潜力的新型资产”，自此之后，知识产权的担保价值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认可。日本多部法律都有关于质押的明确规定，其中规定的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十分广泛，且不同种类知识产权可以单独或组合进行质押融资。
针对知识产权价值的确定，日本经济产业省知识产权政策室制定了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资产管理实践指南》《知识产权评估方法》以及《知识产权信息公开指南》，除评估知识产权自身价值外，还涉及所在企业信息、市场价值预估与分析等内容，形成较为全面的评估体系，使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大大增强。此外，日本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有30多部，有力的减少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
二、我国相关法律
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度的立法较晚，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使知识产权质押有了法律依据。在其颁布后，为规范知识产权质押的操作，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工商局先后制定了《著作权质押合同办法》、《专利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程序》，但三者都较为抽象笼统，细节规定不够明确。
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进一步明确了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并一改《担保法》完全列举的列举方式。《物权法》颁布后，由于《物权法》对《担保法》中知识产权质押相关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改，且实践中也出现较多变化，有关部门先后相应制定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程序规定》、《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以及《著作权质权登记办法》。三者规定的登记机构、登记文件与登记程序都有所不同。例如，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时明确规定需提交价值评估报告或双方达成共识的书面报告；著作权质权登记时则在三种情况下要求提供评估报告；而专利权质押登记时仅要求经评估的专利权出具评估报告。
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面：1996年，中国专利局（现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加强专利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财政部制定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次年，其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共同颁布《关于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促进工程的工作方案》。这三部文件体现出国家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逐步引起重视，并意识到其为知识产权资本化的关键环节。
在08年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之后，全国各地区也先后出台了许多各有侧重的地方性法规。
三、对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立法制度的建议
（一）拓宽知识产权质押的客体范围，鼓励多种担保方式的开展
首先，我国《物权法》对知识产权质押客体范围与方式的规定过于抽象，不利于实际操作，易出现诸如专利许可权等权利能否进行质押的界定问题。而实践中为规避法律风险，大多仅允许专利证书作为质押物，导致质押标的与方式的单一性，建议予以明确。此外，日本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包含植物新品种、商品包装形态与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新兴知识产权，足见其质押客体范围之广泛，而我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种类较少，因此可质押的客体范围也相对有限，但不妨在现有法律基础上适当拓宽，以便更好的适应实践中知识产权质押的现状及未来情况。
其次，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利用知识产权有益于其价值的发挥，对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也是利大于弊，因此应当拓宽出质人权利。至于出质人权利拓宽后可能对质权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可通过《物权法》第216条等进行救济。
再次，美国知识产权质押具有多种质押方式合法并存、出质人权利广泛的特点，且允许出质人在出质后将许可收益作为质物，这为美国知识产权许可收益权质押提供了法律保障，具有借鉴意义；2015年，我国提出“探索专利许可收益权质押融资模式”的创新做法，对我国法律中知识产权质押客体范围的明确，出质人权利要求的拓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实际操作规范
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实际操作规范是由国家工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分开制定，存在不统一和不规范的问题。其主要有两项弊端：从未来发展角度考虑，其使得将不同类型知识产权进行组合质押的企业登记成本提高、登记效率降低；从交易安全角度来说，其不便于对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情况的查询。此外，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资产管理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等都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知识产权评估是知识产权质押的前提与保证，在知识产权资本化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规范科学的评估是降低其风险的首要方法。而我国的相关规定仍较为抽象，因此明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细节规定刻不容缓。
（三）健全中小企业相关法律
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7000万个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中小企业本身规模有限、经营风险大、不动产等资产少等原因，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传统融资方法下往往存在融资难问题；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最高的资产当属知识产权，而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门槛也较高，且更注重考虑企业实力与不动产价值，而非单纯考量知识产权价值也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应当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优待，通过税收优惠、服务支持等方式鼓励创新，并引导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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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胡海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散和防范机制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9.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