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未成年犯；社区矫正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05-01
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二次犯罪”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难题。从2009年我国全面施行社区矫正制度以来，我国未成年犯罪的二次犯罪率有所下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约束制度不健全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行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我国社区矫正只是适用于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无强制力保障实施，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在社区矫正具体实施方面，缺乏相关法律的细化规定。
（二）社区矫正管理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对未成年犯的主要矫治措施是将具有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集中在相对固定且封闭的场所进行管理，缺乏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专门管理机构，没有相关的管理运行办法和法律法规，相应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工作模式就要与成年人管理有所不同，现阶段管理的相对滞后性，让诸多管理制度成为空谈，所以在管理模式、方法的创新上存众多问题。
（三）社区矫正应用制度不到位
在社区服刑的未成年犯在管理上与成年犯人要区分对待，而我国在对待未成年犯的矫正方式上仅限于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等传统项目，与成年犯人的矫正项目区别不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矫正方式相比，我们的矫正项目内容不够丰富，形式简单，应用制度单一，使得某些矫正项目只是流于形式。
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一）建设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强法的建设，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专门的刑法制度，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并设立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有效执行。在制定统一的《社区矫正法》时，在该法中应根据未成年犯的自身特点，设置一系列的社会化的刑事法律制度，如设置审前不予收押、实施社区监管的制度；对那些正在上学、但又应判决监禁刑的未成年犯的学习释放制度等等。
（二）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与其自身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中应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管理制度。合适的管理制度才能较好地把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有机结合起来，健全少年司法制度，使其成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一个重要环节。确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例如，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机构，推动我国司法执法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结合国情，制定不同类型的改革试点方案，形成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制度体系，确保管理的有效持续。
（三）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活动制度
对于目前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缓刑制度，应扩大其在未成年犯中的适用范围，不能把适用于成年被告的一套刑罚制度一成不变的适用于未成年犯，并且可以针对未成年犯设立缓刑延长制度。所以增设未成年犯社区服务刑种，既根据未成年犯的犯罪性质、年龄及其他因素，由法院判令未成年犯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作为对社会赔偿的一种方式。这种服务性刑种，符合刑罚执行的社会化、开放化的趋势。
三、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意义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和谐社会构建中，未成年犯这个群体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们是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隐患。社区矫正能够对未成年犯特别是缓刑犯的矫正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就对社会提出了要求：社会不仅要以宽容的理念来接受未成年犯，而且社会还要提供出矫正未成年犯的资源和机制。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这种要求恰恰推动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结果。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的整个过程和内容都可以放置在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一个背景中，它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个部分。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少年法庭
我国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经过25年的努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别到普及、从初步到成熟的阶段。无论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程序,还是实体法律适用问题,都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在之后的不久,全国一些检察机关相应成立了未成年犯罪检察机构,主要在批捕、公诉环节本着教育、感化、挽救原则开展适度的检察工作改革,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化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对新时期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与“二五”纲要的关系
“二五”纲要在最后一条规定:“完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组织机构,在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开展设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工作,以适应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需要,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在上一轮的司法改革中,因为当时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实体问题、程序问题都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而且中央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中专门提到了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机构建设问题。无论是司法界还是社会各界,都期望从审判机构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努力推动少年法院的建立。由于各种原因,建立少年法院的努力最终没有结果。
但是,建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乃至建立少年法院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三五”纲要将少年案件审判机构的改革再次纳入新一轮的改革中。同时,“三五”纲要继续要求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程序、实体、体制、制度、机制等问题进行全面改革。实际上,这一轮的改革强调的并不完全是创新、变革,更重要的是完善、系统化。新一轮改革应当在各方面更加深入,特别是对于一些机制问题、法律适用问题要有新的探索。当然,审判机构的改革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
二、关于审判机构
“二五”纲要期间,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涉少案件的综合审判庭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试点为审判机构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形式、职责等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已经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少年案件合议庭;二是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三是涉及少年的案件综合审判庭。与其他案件不同,通常高级法院和许多中级法院都设立了少年法庭指导小组,负责涉少案件的指导与协调工作。其实,这个指导小组的存在与实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综合少年审判机构甚至独立的少年法院的必要性。因此,建立少年法院的可行性论证以及试点工作仍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一项内容。
所谓少年法院,是指独立于地方法院系统的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院。在中国,少年法院将作为专门法院存在,与一些国家的“少年法院”含义不完全相同。在国外,“少年法院”可以是与地方法院相互独立的专门法院,但更多的是指在地方法院系统之内,专门成立一个法庭办理少年案件,习惯上便称之为少年法院。而在中国,能够成为“法院”的专门审判机构,则是指导经费独立、人员独立、管理独立的审理专门性质的案件的法院,如海事法院、军事法院。
对于中国的少年法院如何建立,已经有很多论证与论述。建立少年法院,一般观点是在少年案件较多的一些大中城市设立少年法院,专门管辖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少年法院可以作为基层法院存在,由所在地的区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管辖范围可以涉及几个区县。同时在一个省内选择几个地方设立中级人民法院建制的少年法院,作为基层少年法院的上诉法院,并管辖重大、复杂的一审少年案件。在省级不再设立少年法院。当然,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少年法院的设置还有其他一些建议。到目前,各种论证都尚未获得最终成功,可能是因为决策者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案源是否足够撑得起一个专门法院;二是现行体制是否可以满足目前的需要;三是法院设置方面的诸多技术性问题尚无完备的方案。
尽管如此,少年审判机构依然是当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少年审判机构的独立将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
三、审理方式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方式的改革,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基础内容,也是最为成熟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要求在依法审判的原则下,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创新审理方式方法,达到最佳审理效果。在过去的25年中,各地法院探索了圆桌式、参与式、课堂式的审理方式,按照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国际标准,将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教育与矫治放在首要地位,体现了保护与福利原则。在法庭审理阶段,各地法院甚至专门设立一个教育阶段,由法官、检察官、社会工作者、被告人亲属参与,对被认定为犯罪或违法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形成了独特的“寓教于审、审教结合”的模式。
近年来,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方式又有一些新的发展。一些地方法院引入社会调查机制,委托基层组织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成长背景、道德品质、改造环境、管教条件等进行调查,以便确定量刑的种类和执行方式。有的法院将心理医生请到法庭,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和成长心理进行分析,并参与到法庭审理过程中来,为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治提供建议。这些做法都是新的阶段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创造,使这一制度更加丰富和完备。
由于审理方式的改革基本上不涉及体制问题,所以是改革中最具活力、也最容易取得成效的内容。“三五”纲要对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方式改革的要求,更加侧重于寻求精密、细致、实效、多方参与,注意发挥各种力量的作用。这样的审理方式会更有利于被告人对审判结果的接受,有利于对被告人的感化和矫治。
四、刑罚执行方式
刑罚的执行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后续环节,刑罚的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直接关系到审判阶段所作裁判的实现,关系到未成年罪犯的改造。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刑罚的执行方式与成年人也有很大区别。如果与成年罪犯适用相同的刑罚执行方式,实际上是对未成年罪犯的不公平,因为这些方式对未成年罪犯非但不会有助于未成年罪犯的改造,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成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各地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一起在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方式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主要是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并在非监禁刑适用的方式方法方面进行革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社区矫正。虽然这一改革也同样对成年罪犯适用,但对于一些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罪犯也可以适用。另外,在改革少年管教所传统管理模式方面,一些地方也有所突破,例如适用范围的扩大、管教方式的改进、开放程度的提高、试读制度的实施等。有的地方成立了专门的少年感化院,强化了教育的作用。
“三五”改革纲要对于未成年犯刑罚执行方式改革的要求,除了充分运用现有的机制外,还应当创新适合于未成年犯行为矫正的方式。特别是可以批判地借鉴外国一些做法,如加重父母的管教责任,区分未成年犯的恶性区别对待而非不顾实际情况一概而论,处理好照顾与控制的关系,探索有条件量刑制度等等。
五、附条件的认罪从轻处罚制度
近年来,随着打击和预防犯罪研究的深化,“认罪从轻处罚”悄然穿过了传统刑罚观念的防线,进入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这一改革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界提出的一种新的理念。它与“坦白从宽”具有相同的精神,但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拿它与普通法国家的“诉辩交易”相比(当然适用范围比诉辩交易要宽得多),可能更好理解。
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虽然能够基本证明犯罪的成立,但可能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法院可能要求检察机关再作调查或者可能认定被告无罪,那么,检察机关可以在征得法院允许的前提下与被告人达成认罪从轻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承认所犯罪行,则节约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和资源,避免了刑事诉讼环节进展的不顺畅,可以获得较轻的处罚。另外,即使检察机关没有这种顾虑,但被告人在法庭上作有罪辩护而非无罪辩护,避免了控、辩双方的投入,简化了审理程序,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对于成年被告人如此,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更是如此。
这项改革目前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局限在“认罪态度”对从轻处罚的作用范围和程度方面。如果将这项制度扩大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况,则可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符合法律经济学的要求,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率。
六、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这是“三五”纲要提出的新的改革任务,是一项全新的改革。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是指未成年人被判决有罪的,在特定条件下由司法机关注销其犯罪记录。在犯罪记录注销之后,被消灭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将不再视为曾经犯过罪或有过犯罪经历,任何单位对其就学、就业、任职等不应歧视或区别对待。被注销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也将作为从未受到犯罪处罚的被告人对待。
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展这方面的改革探索,称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前科封存制度”,积累了一定经验,为全面推行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关于消灭犯罪记录的条件,各国通常只适用于轻罪而不适用于重罪,因为这里必须考虑保护与惩罚的平衡。在时间上,一般应当是在刑罚执行完毕一定时间之后,而不是随时消灭。很多国家还对未成年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作为条件之一,要求不仅没有重新犯罪,而且应当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否则也不能消灭前科。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3
【关键词】少年司法改革未成年人保护美国少年司法
惩罚少年犯罪的目的是什么，报应、威慑，还是行为矫治？少年罪错案件当以何种程序展开，是两造具备师听五辞、捕诉监防轮番强硬上演，还是以非公开、非对抗、非刑事化的温和方式展开？少年犯的罪责如何计算，是刑罚量折减，还是要放弃对其主观恶性的谴责而另辟一套处遇制度？少年犯当如何行刑，是劳动改造剥夺其再犯能力，还是教育矫治培养其为守法公民？面对这一系列的少年司法问题，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均倾注了极大热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十分注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在转变少年司法理念、完善少年司法的法律体系、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应指出的是，与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与科学制度相比，我们还存在诸如法律体系不完备、少年司法制度不健全的遗憾。时下，我国正在进行少年司法体制的改革，面对日益严峻的少年犯罪形势，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与保障社会利益之间保持理性和平衡，如何通过少年司法制度来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少年犯罪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断完善。2014年，院长在全国法院少年司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少年法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少年法庭从最初的合议庭发展到独立建制的审判庭，从只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展到综合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从只在基层法院设置到在基层和中级、高级法院设置，组织机构不断健全。”此外，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据2016年6月召开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年会议通报，未成年检察制度在专业化、独立化以及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都有较大的进展。上述关于少年司法具体举措的完善，标志着我国少年司法逐步走向完善。
然而，在更为宏观的比较视野内，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在整体上仍处在法律需要完善、制度继续引进、机构仍在建设、其他诸如物资调度、人员配备、充实器物和完善体制的初级阶段。具体而言，首先，缺乏完整、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我国虽在《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文本中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预防和处罚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和措施，但法律过于零散，并未形成系统的少年法律体系。其次，从司法机构设置上来看，少年司法机构设置仍显不足，一些地区的少年案件常常交由综合审判庭处理，而由综合审判庭审理少年案件难免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的保护不足，这样会使得有些教育感化的司法制度效果落空，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教育、感化。再次，警察机构作为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先锋队，无论是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还是在少年罪错案件的甄别与定性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警察制度，仅在一些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的警察机构中设有专门的“少年科”或“少年预审”。第四，在少年案件的审理方式上，仍循着侦查、、审判和交付执行的方式，少年司法程序和普通司法程序并无实质区别。另外，在处罚方式上，对少年犯的处罚往往是比照成年人的刑罚量予以折减，刑罚多样化不足，刑罚替代措施匮乏。最后，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教养，主要是收容教育和工读学校等行政强制教育措施，这些措施存在适用程序简单、封闭、缺乏监督等缺陷，难以收到教育矫治和预防犯罪之效果。
二、美国少年司法的理念脉络与制度分析
自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建立第一个少年法院，历经百年演进，美国少年司法已将国家亲权理念、保护优先理念、教育矫治以及儿童福利的理念贯彻其中。美国少年司法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权利，将少年司法机构设计为国家履行其监护义务的通道，强调个别化矫治与康复性司法理念，主张对少年犯罪案件给予非刑事程序与非公开、非污名化的审理，实现处罚的多样化，鼓励少年犯行刑的社会化。由于在少年案件的专属管辖、转向处遇、社区矫治、观护制度等已有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少年司法的典范。庞德曾将少年司法制度誉为“自英国大以来，司法史上最伟大的发明”。美国学者戴维・坦嫩豪斯曾赞其为“超越完美而建构的神话”。储槐植教授曾将美国少年司法制度誉为“全美以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蓝本”。当下，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少年司法体系，借鉴美国司法经验中的成熟举措无疑是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条捷径。具体而言，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具有以下经验可供借鉴。
（一）公共利益―福利―严惩―教育保护的四维理念演变
美国司法早先的首要价值是保护公共利益，往往忽略成人和少年之间的差异，少年犯同样要受到严格惩罚，这种将少年罪错行为的处罚成本最小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放任了犯罪抑制效果的最大化：把大量的儿童推向业已失败的成人司法制度中，监禁所成了体罚儿童、培养犯罪的学校，可感化者也被犯罪思想日渐侵蚀，可挽救者也在不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人司法培育出了大量的少年犯罪专家，他们获释后也往往成了教养所和监狱的常客”。面对此种窘况，美国不少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提出，为了实现儿童福利，减少司法对儿童的伤害，避免儿童被当做罪犯而对待，应当建立带有福利性质的少年法院，通过特殊的司法和矫治程序将少年从普通刑事司法中解救出来，对罪错少年不再适用传统意义的刑罚。改革后的美国少年司法体现了对儿童的保护和矫治，对少年罪错案件的非标签化、非刑事化、非诉讼化处理的价值诉求，其所追求的目标不是惩罚，而是矫正，不是令少年儿童堕落而是让其重新振兴；不是镇压而是发展，不是放任其沦为罪犯而是帮助其成为值得尊敬的公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少年暴力、校园枪击、犯罪的频发，保护社会的价值诉求占据上风，为打击犯罪，美国的少年司法日渐走向严苛，司法理念也由儿童福利转变为对少年犯罪的“零容忍”，并开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减少少年法院的受案范围，将大量的少年案件再次投入普通法院管辖，对少年犯适用与成人同等规格的刑罚措施，不少州甚至恢复了对少年的死刑适用。然而刑罚严厉却制造了犯罪率居高不下、监狱人满为患、司法成本急剧增加、司法机关疲于应对的局面，对少年案件的粗暴处置以及严苛处罚也遭到了违反人权的诘责。尔后，自21世纪以来美国少年司法再次走向轻缓化，在司法实践中不断重申少年与成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并强调对儿童教育和矫治的独特价值，禁止对儿童适用死刑和长期监禁刑，扩张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减少对少年非暴力犯罪的刑事化、诉讼化审理。尤其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多个州开展了少年司法的综合性改革（omnibusReform），少年司法的价值被重新定位为对社会和儿童的双向保护，并倡导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在这一价值取向下，美国的少年司法再次_始广泛适用转向处遇、缩短拘禁期限（平均不得超过15日）、保护少年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和扩大对少年犯的司法救济，对少年的犯罪记录采取广泛的封存及消灭制度。
（二）美国少年司法的机构设置及运作模式
1.少年司法与普通司法的“双轨制”构建。为了使罪错少年脱离普通司法审判程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建立了避免将罪错少年投入法庭审判或关人监狱场所的滤网式的少年司法机构。少年法院是完全独立于普通刑事法院的机构，有其独立的程序以及实体法律和制度、特殊的罪错认定方式和完全独立的惩戒方式。少年案件由少年法院专属管辖（但对于一些较为严重的犯罪也可以移送普通刑事法院管辖）。少年法院对未成年人案件有专属管辖权，少年法院的受案范围十分广泛，少年的罪错行为（Delin-quency）、身份犯罪（Statusoffender）以及未成年人为被害人（JuvenileVictims）的刑事、民事以及行政案件都由少年法院管辖。其中对身份犯的管辖通常被看成是预防少年犯罪的举措，对逃学、离家出走、违反宵禁、酗酒、涉毒等少年的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不服管教行为，对有犯罪倾向的少年提前由少年司法机构予以介入和管教。当前，美国少年司法围绕着如何保护儿童权益而展开，尽量避免将儿童当作罪犯对待，但又不能放任罪错少年而任其发展。因此美国少年司法广泛撒网，将大量违法乱纪的少年都纳入到少年司法管辖之下，通过筛选决定是否需要矫治甚至处罚。由此，美国推演出了一系列将罪错少年从司法程序中分流出去的转向处遇措施（diversionary）。转向处遇，是指将触犯刑事法律之被告人，转至社区的职业训练以及教育训练等计划，如被转向者成功执行转向计划之要求，将可获得撤回或免除处罚。少年若第一次犯罪且所犯并非重罪时，该少年享有被“转处”的权利，少年司法机构也有义务和责任为罪错少年办理“转处”手续。
2.双轨制下“转处”的分层程序。在“转处”的具体过程中，美国构建了分层程序。最先对少年予以“转处”的部门是少年司法警察，少年司法警察有一定的审查职能，有权决定是否将罪错少年送往法院处罚，也可以由警察局直接予以“转处”，经警察机关的筛选，大量的案件从正规司法程序中分流出来，这是美国少年司法程序的第一次“转处”。案件被移送少年法院后通常由专门的缓刑官或者检察官接管，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同样也赋予了案件接管人员的转向处遇权，决定是否可以撤销案件（dismiss）、是否要移交少年法院处理，这是司法过程中的第二次“转处”。缓刑官可以对审前转处的少年适用暂缓的考验期，考验期届满后，对符合条件的少年即可撤销控诉。而如若未通过暂缓考验期间的，法院得在举行听证会后，裁定撤销暂缓恢复先前已被中止的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恢复后，案件接管人员可以诉请少年法院继续审理，甚至可以再次做出撤销的诉请，还可以裁定放弃管辖权，既可以诉请少年法庭审理也可以放弃对少年案件的管辖而将案件移交普通刑事法院。这一程序被称为少年法院对严重案件的放弃管辖（waiveJurisdiction），如果检察官认为少年罪错行为十分严重，超过了少年法院康复矫治所能控制的范围，检察官或者法官可以作出放弃管辖的决定，而一旦案件被移送普通刑事法院后，则该少年在法律上的地位即与成年人无异，除不可对少年判处死刑外，一律适用成年人的司法程序和处罚措施。但少年法庭放弃管辖有着严格的条件要求。从司法实践中来看，2010年仅1%的少年案件被移送普通刑事法院，可见绝大多数的少年案件仍由少年法院管辖。
尽管被移送至普通刑事法院的案件比率并不高，但为了保护少年的司法权益，美国多个州规定了普通刑事法院可将少年案件再次向少年法院再次转送的规定，法官可以因儿童最佳利益的原则将案件再次转向少年法院审理（criminalcourtblendedsentencing）。少年法院裁判的适用的主要处罚措施便是缓刑，其次是离家安置，也有少部分案件被适用机构监禁。以缓刑裁定结案的，经法院作出裁定后缓刑官便开始制定处遇计划，缓刑官通过评估该少年的家庭、学校、社区的基本状况、区域配套设施后，制定矫治方案。公布矫治方案时还需举行处遇听证会，缓刑官的矫正方案需经法官、检察官、被矫正的罪错少年本人及其监护人、学校等的协商和确认后方得以实施。美国少年司法的目的在于尽量不把少年的越轨行为视为犯罪，而转移至其他体系寻求适合的司法协助以辅导少年改过向善，从而避免少年沾染刑事司法的污点，避免少年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美国少年司法的各个环节和部门都设置了将案件转向处理的制度安排。这种漏斗型的过滤模式，从起初的案件筛选、到层层把关的移送管理、再到最后的裁判都预留了转向出口，在任何环节、接管者都可以将少年案件从正规司法程序中分流出去，并且允许司法程序的回流和重置，为转向处遇的适用留足了空间。
（三）美国少年司法的基本特点
1.少年司法机构的配套化和专门化。美国少年司法机构体系宏大，具体包括警察、少年法院、缓刑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少年拘留所（监禁机构）和少年矫正机构。美国多数警察机构都设立了处理少年案件的专门单位或支队。少年警察逐渐脱离刑事警察体系，不仅是在组织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甚至在累计业绩时，也仅能按照少年案件的处理数额计算业绩；少年法院则是完全独立于普通刑事法院的司法机构，少年法院与普通刑事法院有着明确的分野，与普通刑事法院将判决建立在个人责任、罪行严重程度和前科记录的基础上有所不同，少年法院则是基于对儿童真实需要的评估后制定矫正策略，而非依其刑事责任而施加惩罚；缓刑官（probationofficer），又被称为是缓刑监督官或缓刑官、监护官，缓刑官设置的初衷是尽量不把少年的不良行为视为犯罪，缓刑官在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肩负着审前少年人格考察、庭审时的处遇建议和审后监督矫治的职能；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则担负着控诉和辩护的职能，在一些尚未设立缓刑官的地区，检察官还充当者缓刑官的职责；至于辩护律师，对于可能被判处矫正监禁刑的未成年人案件，法院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少年拘留机构是罪错少年的临时性监禁机构，对少年提讼或者司法裁决、处置裁决做出前可以适用拘留，或者在处断裁决做出后，移送至矫正机构之前，可以适用拘留；少年矫正机构是对罪错少年的教育矫治机构，与监狱相比，少年矫正机构有着校园化、社会化的特征。少年矫正机构放弃廉价的军事训练、职业训练或单纯的学科教育，而主张以人际关系修复与自信重建为中心的矫正治疗，并配以缓刑官作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代表，对他们进行监督，为非行少年提供帮助和服务。
2.相对不制度功效强大。附条件不制度是对罪错未成年非刑事化处遇的方式之一。据统计，美国2010年审结的案件中，附条件不的案件占比46%，美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案件的适用条件几乎不做限制，仅有几个州（如华盛顿州等）规定对未成年人所犯的一级、二级重罪不能适用附条件不。
3.非监禁刑适用率高。美国少年案件非刑事化、非监禁刑的适用普遍较高，缓刑则是美国对未成年罪犯最普遍的方式。美国的缓刑制度可以适用于少年犯的各类犯罪，且可以在司法过程中的任一阶段对罪错少年适用缓刑。美国的缓刑制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法院对少年犯作出的缓刑判决，另一种则是在案件进入少年法院审理之前，少年人本人可自愿申请遵守一定条件、履行一定义务后（类似于诉辩交易）可以撤销的自愿缓刑。
三、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构建的基本路径
就目前而言，我国少年司法与发达国家的科学化、专业化制度构建存在较大差距。在当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作为参考和借鉴的蓝本。
（一）少年权益保障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的价值平衡
少年是个特殊的法律群体，由于感知能力的不成熟，他们极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但又会因其莽撞无知而易成为侵害他人的主体，这便要求少年司法价值理念的多元化。就整体而言，少年司法在坚持惩罚和预防犯罪、教育和矫治罪错少年的同时，更应当充分重视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浓厚的“恤幼”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就提出了“三赦、三宥之法”，“幼弱”更是居于宽宥赦免之首。西周时期的“恤幼”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近代美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也表明，“保护儿童”和“惩罚犯罪”之间并不能偏废其一，少年司法应当追求其价值的多元化，既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刑罚高压保护罪错少年，又要面向社会来控制和消除少年的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侵害，即坚持保护儿童利益和保护社会的双向保护理念。
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未检改革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全面保护、综合保护，双向保护、平等保护，特殊保护、教育为主，宽严相济、注重效果。”审判机关也主张少年司法应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和“双向保护”的国际准则以及“坚持、完善、改革、发展”的工作方针，秉承“特殊、优先”的保护理念，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少年司法改革正从“惩罚犯罪”到全面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和社会安全的转变。当然，在保护理念下“保护儿童”与“惩罚犯罪”之间势必会存在某些紧张关系和冲突局面，少年犯的处罚原则不再是强调罪刑均衡和平等适用，而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保护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不应再以严格处罚少年犯、消除其业已犯下的罪行的方式实现，而应在于对少年犯的教育和矫治，预防其再次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二）构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少年司法体系
少年司法和成人司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不是单纯的诉讼程序简化或者刑事责任的减轻。少年司法的存在意义便是对儿童利益的特殊保护，尤其是刑事司法中应体现对罪错儿童的教育和矫治。保护儿童司法理念的实现依赖于制度的构建和实践的推行，我国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体系。
1.建立科学专业的少年司法体系。目前，我国的少年司法仍缺乏体系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如少年司法机构的建制问题、少年法院或法庭的管辖范围问题、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及帮教制度等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或政策性文件予以明确规定。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当及时谋划相关的制度框架。明确少年司法机构的人财物调配、受案范围、运作机制以及考评办法，这有助于突破少年司法改革的瓶颈，促进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除2012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外，还尚未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规定，我们应当效仿域外国家，可单独设法或在原有法律文本中新设专章规定少年司法的特殊立法，尽早完善少年司法的法律体系保障，让少年司法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从司法机构建设上来看，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机构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趋势。当下，我国也应积极推动少年司法与普通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领域）的二元分离，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将未成年人检察处从公诉厅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下一步计划向中央编办申请编制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厅。我们应实现少年司法和普通司法的分离（尤其是刑事司法领域），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或者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
2.明确少年法庭（法院）的管辖权限。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的管辖权限还不明确，随着少年法庭在我国的普遍设立，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少年法庭的管辖权。可以从年龄管辖和行为管辖两个方面来规定少年法庭的管辖权。
其一，就年龄管辖而言，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案件原则上不应有年龄下限的限制，从出生到成年的任意阶段都可由少年法庭予以保护，但对少年的刑事案件则应明确规定少年法院年龄管辖的上限以及下限。依现有的政策和法律来看，201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将我国少年法庭的管辖年龄限定为犯罪时未满18周岁，或立案时尚未满20周岁且犯罪时未满18周岁；将管辖年龄的上限设定为18周岁并附条件地扩大到20周岁，这一规定扩大了少年法庭的管辖年龄，较符合保护儿童的司法宗旨。我国少年法庭的管辖年龄的下限主要是依据刑法来确定的，未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仅对八种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16周岁以上的人负完全刑事责任。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问题则有颇多争议，因我国不少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暴力行凶事件频发，由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了舆论新焦点。然而，从域外国家的立法来看，英美法系的国家大多规定了较低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如美国的大多数州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设定在6-10岁这一年龄区间，英国刑法推定不满10岁的儿童不构成任何犯罪，加拿大刑法典则选择了12岁作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大陆法系的国家如挪威刑法典则规定未满15周岁的人实施任何行为不受处罚，法国刑法典则规定，对年满13岁的未成年人才可判处刑罚，意大利和德国刑法典则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日本刑法规定不满14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在其后制定的《少年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则做出了修改规定，对未满16周岁的人，一律不得科处刑罚，对已满16周岁不满20周岁的人，并且实施了重大犯罪的时候，才能处以刑罚。从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以14周岁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是较为适中的，也符合联合国所要求的少年司法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应过低的要求（《北京规则》第4.1条）。
其二，就行为管辖而言，我国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尚未有明确规定。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不少法庭实施了刑事、民事以及行政“三审合一”的少年案件综合管辖模式。少年综合法庭审理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侵权或犯罪事件，与未成年人利益相关的婚姻、继承、收养、探视等民事案件，以及受教育权、劳动权等行政案件，但大多数少年法庭的管辖范围还仅限于刑事案件。我们认为，综合法庭的模式固然有助于扩大案源，解决少年法庭建制不稳定、案源不充足的困境，也有利于对未成年利益的全面保护，但综合管辖对少年司法有着更高的要求，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诉讼程序各有其独自的体系和审理方式，且有着不同的司法价值理念，少年法庭若要实行综合审理，则需要其拥有更为专业化的队伍建设、司法程序和制度保障，否则便难免会有刑事案件民事化处理，或行政处罚刑事化处理的风险。目前我国少年法庭建设刚起步，司法水平发展程度不一，不少地区刚刚组建或尚未组建少年法庭，有些地方则仅是由专人负责相应的少年案件。由此我们认为，不宜对所有的少年法庭都要求其建立综合性的审判庭，而应结合办案实力，依其所长建立单一的审判程序，再逐渐培养其综合审理的能力。
3.少年司法特殊程序的构建。近代犯罪人类学认为，犯罪的原因决定论为刑罚堤坝疏通了一条减轻道义责任的闸门，提出了犯罪行为是由外部环境和个体的性格共同决定的产物，并把犯罪人看成是“一种受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支配的人，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个人或其体质因素，也可能是决定个人行为的社会力量”。因此，对于犯罪人，惩罚并非其目的，而医学上的矫治和康复理念可以塑造人的性格，通过改善导致犯罪的外部环境，并根据行为人的人格特征决定矫治手段同样可以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且效果更为持久。由此以来，矫治理念被广泛运用于少年司法领域，惩罚和报应的刑法观日渐被刑罚谦抑性、司法修复性观念所取代。反映在少年司法中，便是要矫正和挽救犯罪人，通过非刑罚处置化的方式，给予犯罪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主张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提倡“寓教于审”。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少年犯的逮捕率、率都相对较高，缓刑适用率相对较低，我国少年刑事案件一旦被立案侦查便如过了河界的士卒般一路向前，几乎很少再有出罪的可能。借鉴美国先进的少年司法经验，应减少对少年犯的入罪化、减少监禁刑的适用，而更侧重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治。
具体而言，减少少年入罪化的渠道如下：其一，公安机关作为少年案件的最先接管人员，应当注意对案件的分流与处理，分流的依据除了应结合案件的严重程度、危害后果、未成年人的认错、悔过、补救态度外，还应当辅以社会调查报告，全面了解少年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及过往表现，听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及被害人的意见，作出释放、警告、约束管教或者继续审查的决定；其二，就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未检机构需再次审查案件的事和证据材料，参考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审查是否可适用不、相对不、附条件不的措施，对符合相应条件的应对其作出不的决定，对于决定的案件，未检机构需做出意见书并写明决定的理由，必要时可以对少年开展预审，并将案卷材料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移送给法院；其三，法院接管案件后应再次对程序及实施进行审查，决定对案件是否可以作无罪判决、是否可以适用缓刑、附加刑等非监禁刑处罚措施；其四，对于最终被处以监禁刑的少年犯，也应当注重对少年犯的教育与改造，不应以强制劳动、剥夺其再犯能力的方式执行，刑罚的目的是要教育和帮助罪错少年成为合法公民。
在上述程序推进的司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需要改变对未成年人司法效果的考评机制，不应再以案件的收结案数、率、发改率、上诉率、审结周期等来考评少年司法，而应以少年犯的犯罪率、逮捕率、不率、缓刑适用率、升学率、就业率、再犯率等与少年发展和教育相关的指标来考评少年司法的成效。
（三）强化少年司法联动机制合作
近代少年司法历程表明，有效的犯罪预防和犯罪矫正机制，有利于减少未成年人的犯罪及再次犯罪现象的发生。少年司法所追求的非刑罚化、非诉讼化、非监禁化，也同样需要有完善的犯罪预防和矫正机制的配合，否则便如学者所言：“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在社会化的环境中防护犯罪少年再行危害社会以及有效矫治犯罪少年的机制，那么单纯的‘宽罚’举措，可能是对犯罪的放纵或姑息。”我国少年犯的教育和矫治由司法机关、少年管教所、社区矫治机构共同承担。随着缓刑以及附条件不制度的广泛适用，大量的涉罪少年将被送人社区矫正机构。
2010年“两高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将社区矫治定位为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方式之一，缓刑、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都应当依法予以社区矫正，但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缺乏固定的执行方案和监督机制，实践中社区矫治工作一般由各地区的司法所担任，这些机构通常不擅长对少年犯的教育和矫治。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校园缓刑”制度，缓刑官可以将罪错少年送往工读学校或者职业技能学校，甚至罪错少年原本就读的学校，罪错少年需与工读学校或者职业技校签订“转处”协议，将罪错少年放置学校内实行缓刑监督，缓刑官定期考察服刑人员的矫治表现。对于缓刑期间仍需接受义务教育的少年犯，可以将其送往工读学校，接受工读学校的教育以及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
对于少年犯罪，严防胜于重罚，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依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我国对少年的旷课、打架斗殴、盗窃等不良行为的预防责任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居委会、村委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人犯罪的工作。这种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具有可执行性，造成了预防犯罪机制的缺失。我国司法实践对少年犯罪的干预机制过于绵软，尤其是对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当他们实施了刑事犯罪行为后，情节严重的被处以收容教养或者被送往工读学校，而大多数仅是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甚至不了了之。当前，在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变的基础上，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发挥工读学校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工程中的作用，改变目前需要在监护人的主动申请下才能将未成年人送往工读学校的做法，对于尚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但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的人，在必要时可以被司法机关强制送往工读学校，或者由政府收容教养。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4
一、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几率在逐年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多年来，从立法机关到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制定和完善了诸如附条件不起诉、分案审理、档案封存等一系列制度和做法。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章加以规定，通过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虽然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运行十年有余，但并未构建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实践中，给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012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第33条加以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按照下列规定执行：（一）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二）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身份保护，其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其矫正档案应当保密；（三）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四）针对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特点和身心发育需要等特殊情况，采取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措施；（五）采用易为未成年人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六）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就学、就业等提供帮助；（七）督促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八）采取其他有利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改过自新、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必要措施。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社区矫正人员，适用前款规定。尽管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方针以及一些具体要求，相较以往的制度有重大的突破，但仍不够全面具体，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试做一简单分析：
第一，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尚缺乏普遍认同。一方面，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家庭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不足，不能履行好家庭监护职责。另一方面，部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能明确未成年社区矫正的运行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现实意义，忽略了未成年人这一犯罪团体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巨大的可改造性，以致在具体执行中对矫正工作做得不到位或流于形式。第三，将未成年罪犯放在社区里教育和改造，其成功执行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大力配合，因此需要得到社区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仍缺少分别化。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以前，在大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实践中，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不与成年人分开接受矫治，这极有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的严重后果，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如何将青少年与成年人分开管理，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使其专门化，仍需要进一步在立法上与实践中的完善。
第三，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缺乏专门化。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是社区矫正中的一类特殊群体，十四至十八周岁仍处于青春期，身心尚未成熟，易怒、紧张、好面子，比成年人更不能承受压力。所以，从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应当知晓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与未成年人交流的能力。由于“罪犯”身份及所处“场域”的特征，社区矫正青少年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排斥，在就业和精神健康等诸方面均存在显而易见的脆弱性，表现出突出的弱势群体特征。因此这决定了在选任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方面，要选择有经验、了解青少年身理及心理状态的、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
第四，未成年犯罪人缺乏自我建设。由于青少年普遍年龄较低，其自身的承受能力与接受力远没有成年人强。特别是在他们不被社会接受，面对来自家人以及社会圈的排斥与歧视，自我的心理建设能力较差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功能会被严重损害。因此，加强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的自我心理与生理的建设，调整好自我的状态，以积极的状态再次融入到社会网络中，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挥更好的作用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上述诸多问题的出现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实践运行的不足，《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虽然宏观上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进行了初步规范，但系统立法体系的缺失、相关具体执行规定的不完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等等导致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成效缺乏，制度发展缓慢。
（一）系统完善的社区矫正立法体系的缺失
社区矫正工作是以2003年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标志正式启动的，而后于2009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作为在全国全面开展社区矫正的工作方针，2011《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确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结束了社区矫正8年来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地位，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下来。2012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其中一条加以规定，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从具体条文内容来看，大多是从宏观上来规定，没有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个系统构建，也没有细节的设计，一条简单的规定远不能解决现实的繁琐问题。
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的具体法律体系建构不足是制度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未成年犯罪群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为他们创设有利于回归主流社会的法律环境就显得尤为必要。从青少年犯罪数量的增多以及其犯罪的低龄化趋势来看，此制度急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缺少一部专门的法律，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模式，并进一步规定制度实施的明细，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主体，解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合法性问题等等。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比较成功的以及成熟的社区矫正的做法，将其与我国的现实状况和未成年人发展阶段相结合，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促使青少年矫正对象真正回归社会。
（二）公民社会发育不良
社区矫正制度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和顺利运转的重要保证是公民社会的构建。公民社会是与国家形态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形态，集中体现为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机构、中介组织等非官方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证明了社会发育的文明化、经济独立化与民主化。“这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区治理结构实现了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通过协调合作，实现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我国的司法机构属于由行政自上而下设立并推动运作的类型，“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资助运作”是制度实践的主导模式。从社会机制运转模式来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运行过程的进行及其主要司法资源大多依赖于行政管理体制，一旦没有了挂靠单位，离开了上级组织，其行为就会变得僵硬而艰难，机构员工聘用、服务项目选择等受行政干预较多。同时，对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主体而言，社区矫正青少年需要满足的个体具体权利并没有被关注，这些社会组织或机构更多关注的是主管行政部门的工作安排，未能有针对性地满足青少年犯罪主体对生活、就业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或者脱管、漏管、任矫正对象为所欲为，或者变相地成为对青少年犯罪主体的监管方式。工作重心的偏离，针对性的缺乏，使得这一部分组织和机构不能成为社区矫正青少年寻求支持与关爱的矫正主体。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由于其发育不良以及无法超越其自身的狭隘性，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三）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歧视与偏见
就普通民众的观念认识来看，大都认为犯了罪就应当被处刑，除了生命刑就应该被监禁，让罪犯回归社会势必会对社会造成新的危害。对犯罪人普遍的不信任感，使得民众对贴上“罪犯”这一标签的违法犯罪青少年同样有强烈的排斥感，未成年犯罪人同样被要求与社会隔离。社区矫正这一行刑制度的主旨与民众的一般认识有很大不同之处，社区矫正希望通过将服刑人置于社区中服刑，使他们尽快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但矫正对象作为服刑人员，在民众眼中已被贴上了“罪犯”的身份标签，尽管从场域上看确实在社区服刑，未剥夺未成年人的自由，但身份标签的客观存在使大多数民众在心理上对其具有明显的不信任、不欢迎之感。进而造成对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的种种歧视和偏见，并体现在家庭邻里关系、社会认同及就业晋升等各种交往与发展过程中，未成年矫正对象被广泛排斥，并且这种排斥会存在很长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社区矫正的青少年被打上这种被排斥的标签后，他们会将来自社会的观点内化，自觉将自己归属到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或不被认可的群体，从而产生内心的羞辱，表现为退缩、逃避等行为，并出现抑郁、适应不良等心理症状，减少与主流群体交往的主动性，这必然会影响更多社会资源的获得，阻碍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持续被排斥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我认识的错误，是内因和外因、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造成了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困难。笔者认为，这些实际困难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消除，我们应立足我国现实，逐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并努力使之发挥应有的制度价值。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之完善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理念，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萌芽并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意义体现在多方面，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实施社会化教育，提高他们的可改造性；又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行刑成本；还有利于体现司法的文明和民主。虽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乏社区矫正的共性，但更有区别于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色，许多西方国家已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和模式，建构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作出分析。
（一）完善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是制度良性运行的基础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必然要做到质上面的区分。未成年人是我们国家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支撑，他们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未来。因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也要慎重而特殊对待，制定一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有其必要性。
1.未成年矫正对象的自身特点的要求
未成年人在认识、情感和意志等心理特征、行为特征这主要的两方面上跟成年矫正对象有着很大的不同。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大多具有偶然性，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犯罪大多产生一些性质不太严重的后果，相对来说可以使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去弥补，从这方面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有矫正的价值。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矫正措施的特殊性。将涉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容独立出来进行立法，从而避免未成人和成年人之间的混淆，体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殊性。
2.适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需要
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甚至是整个未成年人刑罚执行的立法，确实存在相当明显的问题。其一是法律规定欠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与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矫正研究法》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等。在上述法律法规中，都规定未成年犯管教所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之一，负责对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并没有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以及如何进行社区矫正作出规定；其二是已有的规定效力层次不高。目前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尚以通知、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这些规定的层次都较低，不足以协调整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权威不够，有待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因此，有必要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立法的具体建议
鉴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上文所做的分析，最好要有一部与成年人犯罪相区分的专门法律，因而我国制定一部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有其存在的意义。这样一来，司法和执法人员就有法可依，从而使得社区矫正有了合法的地位与执行力，避免了权利的滥用和腐败问题，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这部法律中，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2）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运行方式和程序；（4）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5）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经费管理。相较《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只从宏观上把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做法，上述立法结构要更为具体和全面，通过可操作性的提高使社区矫正制度功能得以发挥。
（二）配置专门化和专业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与人员
从宏观上来讲，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实施刑罚，因此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从主观方面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心理的脆弱性以及承受能力弱的特点，这就需要一个相对专门化和专业化的矫正团体对他们进行教育。一方面，从专业队伍建设角度出发，要加强对矫正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通过对他们进行法律、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知识培训，使其具备专业思想和操作技能，以增强矫正工作的效果。尽可能多地雇佣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组成顾问小组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的志愿者来参与，这部分志愿者可以从大学毕业生的群体中寻找。大学生的专业素质普遍较高，而且他们的年龄与未成年人相差不大，可以很好地了解他们的心理。未成年人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因为年龄差距的缩小而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的心理逆反度。
（三）不断提升对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度
社区矫正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让犯罪未成年人回到社区，通过一定的教育措施对其进行矫正。对这种“放虎归山”的做法，民众难免会出现不理解和不支持的情绪。对于这种负面情绪，新闻媒体和宣传应当充分关注我国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加大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提升对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度。一方面，宣传应该从思想观念上消除民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如果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那么就应当停止社区矫正行为而对其采取其他惩罚性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应该随意夸大社区矫正的积极作用，照顾群众的心理接受能力，在其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社区矫正。通过宣传活动，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广大社区群众进一步认识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消除少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模糊认识，打消广大社区居民的思想顾虑，从而赢得他们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宣传的方式要多变，宣传的内容要符合未成年的兴趣所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对象中，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未成年人对计算机、网络、运动等等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宣传的过程中，加大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承载量，增加未成年人所喜闻乐见的活动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未成年人的兴趣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使他们脱离原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综上，面对犯罪低龄化的严峻现实，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与成长需求，以及刑罚观的不断发展，社区矫正方式的运用必将越来越广泛，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现有制度规定和地区实践出发，对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初步分析，在现有的社会基础和法律条件基础上，借鉴国外较成熟的制度经验，通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立法，有力的宣传措施，强化公众的社会认同，提升矫正的专业化，细化具体的矫正机制，真正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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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管理制度篇5
一、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的重要性、总体要求和原则
充分认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全县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决策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大
力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网吧经营秩序得到有效规范，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蔓延势头得到遏制，荧屏声频明显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大为改观。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问题仍然存在，“黑网吧”屡禁不止，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现象时有发生，少数文化产品存在低俗媚俗倾向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理想信念、锤炼道德品质，创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从对社会、家庭和广大未成年人切实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巩固已有成果，加大工作力度，创新方法手段，务求取得实效。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持久开展“扫黄打非”斗争和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专项整治，大力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大力净化网吧、网络、出版物市场和校园周边环境，坚决遏制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的传播，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要求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之中；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坚持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坚持属地管理、守土有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正确处理发展与管理的关系，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断满足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二、加大网吧管理力度
严格控制网吧总量。坚持严控总量、调整存量、优化结构，着力提升网吧服务水平和行业形象，把网吧建设成为传播文明的窗口。县文体局要严把审核关，会同公安、工商、电信等管理部门对市场混乱、监管不力、群众反映强烈地区的网吧进行集中整治，务求取得明显成效。
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在网吧传播。要求所有网吧都要抓紧实施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和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用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坚决堵住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在网吧的传播。县文体局要依法坚决打击利用网吧制作、下载、复制、、传播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的行为。严格执法，强化日常管理，着力整治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行为。落实网吧社会监督制度，设立专门的网吧监督员，随时发现并制止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在网吧出现，及时制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县关工委要在“五老”人员中招募志愿者，并向他们颁发聘书，对网吧实行社会监督。县财政对网吧监督员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坚决取缔“黑网吧”。工商、文体、公安等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在县委政府领导下，积极主动，及时查处“黑网吧”；对查处不力的，要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县文体局要加大检查力度，要将检查中发现的“黑网吧”及时书面通报工商部门，由工商部门或由工商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予以取缔。电信、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网络等管理部门要及时终止“黑网吧”互联网接入服务；对违法情节严重的“黑网吧”业主，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着力优化网络环境
加强网络基础管理。电信、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网络等管理部门要抓紧完善全国统一的网站登记备案数据库、域名数据库和ip地址数据库，为监管部门查处违法有害信息提供技术支持；县文体局要按照“谁审批、谁管理、谁负责”的要求，推进上网实名制和出示身份证上网制度。
严厉打击网络色情活动。始终保持对互联网和移动多媒体上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的高压态势，定期开展全县性的网络色情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及时查处、严厉打击。广电局要抓好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切实落实信息审查、播出管理、记录留存和违法有害信息的发现、防范、报告措施；信息产业办、电信管理部门要会同文化、广电、出版印刷部门加强网络监管，并定期开展互联网接入服务市场治理，检查托管主机和虚拟空间服务单位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检查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发现、停止传输、留存记录等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查处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违法有害信息频发的网站。
及时清除和关闭低俗媚俗、格调低下的网上信息垃圾和相关网站。继续深入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推动文明办网，定期对文明办网情况进行检查，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的作用，从行业自律的角度推动文明办网。成立互联网协会，组织精干懂行的志愿者队伍，对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清除互联网上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良信息。县文体局要通过资质年检、诫勉谈话、停业整顿、吊销执照等行政手段加大对各类网吧传播低俗媚俗内容的管理力度。随着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的发放，要及时加强对手机视频的管理，严防有害信息通过手机传播。
大力整治不良广告。宣传、工商、建设、印刷出版、广电部门要严把广告刊播关，凡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一律不得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刊播。工商部门要依法查处各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良广告。
四、进一步整治出版物市场和校园周边环境
及时查处有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良出版物。文化部门要加大对涉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出版物的审查力度，防止不良出版物流入市场。
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严格禁止在中小学校周围开办电子游艺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严格执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禁止在中小学校周围200米以内开办网吧和设立站点，禁止在中小学校周围600米以内设立专营场所。各有关部门在审批这类项目时要严格把关，教育、公安、文体、工商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严厉打击教唆胁迫、引诱指使未成年人从事各种不良文化活动进行牟利的不法行为。
五、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加强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推介。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坚持重在建设。宣传、广电、文化等部门要认真组织实施少儿文艺出版精品工程，大力组织创作生产优秀少儿歌曲、出版物等。加强对少儿文艺和科普作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加大政策激励力度，重点鼓励县内作家、艺术人才、科技人才创作出版更多为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益德益智的精品力作，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
推进未成年人活动阵地建设。坚持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充分发挥其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校外活动场所要坚持公益性原则，全县已被各级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律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要加大对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的扶持力度，丰富未成年人课外生活，努力满足广大未成年人活动的需要。
大力办好少儿节目。县电视台要适时制作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广告和宣传栏目，转播好各级电台电视台制作的少儿节目，把少儿节目办得更加丰富多彩。
六、切实加强对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把做好这项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本地本部门的事情管好；切实加强组织协调，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形成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6
一、表象审视:未成年人犯罪与罪犯的主要特点
(一)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递增趋势,到达顶峰后开始下降
从图一可以看出,2002—2006年,我市法院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大幅度增长。2003年到2004年增幅最大,达到了39•2%,2006年达到峰顶。同比2002年,2006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幅为91•38%。2007年增长趋势得到遏制,与上一年度相比,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首次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下降29•5%,2008年持续下降,但犯罪总量仍高居不下。
(二)未成年人犯罪率走势逐年递增到最高值后下降趋势明显
图二:未成年人犯罪占犯罪总人数比例从图二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率2002—2004年递增,2003年到2004年增幅达到40•13%。2005年后即开始处于下降通道,且下降幅度较大,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下降幅度超过20%。但同比2002年,2008年仅略有下降。图一、图二表明:一方面,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鼓励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处理方式,从宽掌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等一系列宽缓的刑事政策开始发挥作用;我市司法机关及政府相关部门,乃至社会各界共同进行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初见成效。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犯罪率尽管有走低趋势,但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态势还会延续一个时期,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依然严峻。
(三)所涉罪名高度集中
图三:2002—2008年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人)说明:“其他”包括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杀人罪、奸淫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从图三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所涉及的犯罪类型高度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扰乱公共秩序犯罪三大类,特别是抢劫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罪尤为突出。这五类犯罪人数占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93•55%。图三表明:(1)未成年人犯罪暴力倾向明显,仅抢劫、故意伤害、三种犯罪人数就占到了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5•4%。实际上未成年人犯寻衅滋事罪及“其他”犯罪中所涉罪都普遍以暴力为后盾。(2)未成年人犯罪客体多指向财产权利,仅抢劫和盗窃犯罪人数就占到了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76•11%。(3)未成年人侵犯人身权利类型的犯罪比例也比较高,涉及的罪名包括故意伤害、、奸淫、故意杀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等犯罪。其中,性犯罪比较突出,占2•74%。⑷未成年人涉犯罪亦不容忽视。
(四)刑期集中在3年以下
从表一可以看出,(1)未成年人犯罪刑期集中在3年以下,占总人数的82•91%,但也有近15%的未成年人犯罪刑期在3年以上,有的还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这表明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成人化,造成的危害结果也很大。(3)从2004、2005年开始,免于刑事处罚、缓刑、3年以下刑罚适用率明显增高,这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罚适用范围逐步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逐步加大,轻刑化趋势明显。
(五)未成年罪犯闲散人员居多
从表二可以看出:(1)无业闲散人员占居比例最高。失学、无业、闲散是这类人员的身份特点,他们较早辍学浪迹社会,没有经济来源,整日无所事事,经常聚集一起,实施犯罪。(2)农民占居比例其次。实际上统计为农民身份的未成年人大多是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他们有时也处于无业、闲散状态,经济收入低且不稳定。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农民犯罪在2008年骤升,同比2007年,上升了36•14%,这和受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收入骤减有关。(3)在校学生犯罪占了部分比例,其人数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开始逐年下降,和未成年人犯罪整体走势一致。表二表明未成年人罪犯基本上没有固定经济收入或收入很少,这与图三反映未成年人犯罪以财产型犯罪为主是一致的。
(六)犯罪的主要年龄阶段为16-18岁从表三看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中,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9•99%,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年龄阶段。
(七)未成年罪犯受教育程度低表四表明,绝大部分未成年人罪犯学历为小学和初中,接近总人数的90%。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较低,实际文化水平更低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
(八)多为初犯表五反映出未成年人再犯罪率为3•27%,未成年人累犯占曾犯罪人员的39•12%,占犯罪总人数的1•28%,由此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绝大多数是初次犯罪。
二、症结所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客观因素,也有未成年人自身方面的主观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人成长的第一课堂,来自家庭的不良影响和教育失当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成年后进行犯罪活动的重要根源。
1•家庭结构不完整。大量个案表明,家庭结构不完整,其子女犯罪率远远高于正常家庭。家庭结构不完整包括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离异、判刑、劳改、患精神病等等。生活在这种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缺少温暖和关爱,容易形成自卑、孤僻、偏执、怪异等缺陷性格,遇到不良影响,极易误入歧途。
2•父母行为或家庭教育失当。父母行为和家庭教育失当是未成年人不良意识形成的主要原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自身有不良恶习者,易给子女消极暗示,导致其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并有认同感,在心中埋下违法犯罪的种子。
父母关系不和睦,经常吵架甚至厮打,孩子长期处于忧虑、恐惧之中,易形成心理障碍,而具有较强攻击性。还有些父母教育失当甚至缺少教育能力,表现为对孩子过分宠爱和溺爱,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孩子做错了事,也一味迁就,孩子易形成任性、自私等不良心理,有的还形成霸道强权的处世观念。或只关心孩子的衣食住行、学习成绩,忽视其心理需求和品格教育,导致子女是非不明、社会责任心不清、道德观念淡薄。或对待孩子粗暴生硬,不尊重孩子的人格,动辄打骂,在这种“高压”下,孩子易对暴力认同,好斗、暴戾。
(二)学校因素
在校学习阶段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学校既是未成年人接受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学校教育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培养和形成影响深远。而目前学校教育和管理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学校教育引导不利或管理疏漏,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
1•教育引导不利。主要体现在偏重应试教育,忽视德育和法制教育。尽管素质教育已倡导和实行多年,但整个教育机制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导,许多学校仍热衷于片面追求升学率,放松思想教育,忽略学生德育、体育、美育的全面发展。学校里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以成绩决定喜好,“差生”受到嫌弃、歧视,有的甚至被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家庭的宠儿变成学校的弃儿,极易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引发寻衅滋事以及暴力犯罪。一些成绩好的学生经常被褒奖有加,思想上缺少正确引导,名利欲、表现欲膨胀,当其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也易偏离正确轨道。此外,尽管现在大部分学校都有法制教育课,有些还聘请了法制校长,并开始侧重刑法教育,但多为禁止性内容,很少从权利、义务的角度进行教育,有些还片面强调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员权益的保护,学生易对法律误读,认为自己是未成年人,即便违法、犯罪也没事;形式上还是“我讲你听”的单向交流模式,缺乏针对性。内容和形式的单一,使得法制教育达不到预期效果,法律意识未深植未成年人心中。
2•监督管理缺位。在现有体制下,中小学校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提高升学率、保证教学质量等方面,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监督管理较为薄弱,对学生之间拉帮结派、寻衅打架、和校外不良人员交往等等,未引起足够关注。一些职业学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管理更差。这类学校学生毕业后就业前景不乐观,往往毕业后便无业,大部分学生对学业没有兴趣,校内攀比、早恋风气蔓延,不良学生横行校区。教育产业化使学校为保生源,不敢管;老师责任感不强,不愿管。这些都助长了在校学生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社会因素
社会环境对其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起关键作用。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中,其作用更是举足轻重。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媒体呈现多元化,各种思想与信息传播迅速,其中不免夹杂不良思想意识,也传播影响到学校;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部分未成年人提早进入社会,受到不良意识的渗透;同时转型时期新旧体制并存,社会冲突交替,法律制度、行政管理职能都不尽完善,社会控制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还有差距。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尚显不足,部分环节仍有缺失。这些都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因素。
1•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逐利、拜金、攀比、骄奢等不良风气。成年人没有节制的追逐利益、贪图享受,未成年人耳濡目染,深受其害。这是未成年人犯罪高度集中在“贪利性”犯罪如抢劫罪、盗窃罪等最主要的原因。同时不良文化充斥影视、书报、互联网,无限制无管理的宣传暴力、黑帮、等不健康内容,腐蚀与教唆正在成长的未成年人,使他们产生拳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意识,模仿影视中的情节,校内外称王称霸,拉帮结派,向同学索要财物,替朋友出头出气等,引发暴力犯罪;有的受色情文化影响,对性向往和好奇,产生想试试的心理,引发、猥亵等犯方面的犯罪。
2•综合治理部分环节的缺失。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日益增强的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仍呈持续高位运行态势,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综合治理的缺失。轻缓的刑事政策是现代化法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国近年来,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理轻缓化的力度是很大的,特别是2006年以来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犯罪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对相当部分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不处理或者非监禁刑处理,未成年人构成犯罪的门槛大大提高了。这些在实践中都是有成效和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在于对于这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受到轻缓处理之后,我们现有的社会帮教、矫治机制却相对落后,尤其是对于未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后续工作几乎是空白,这样就给这些未成年人和受到他们不法侵害的被害人及其他未成年人形成误导,把国家对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的挽救误解为国家法律的软弱,甚至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宽纵。这也是未成年人再犯罪的重要原因。
(四)主观因素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跨度在十四周岁至十八周岁之间,是一个被犯罪学家称为“危险年龄”的时期,对犯罪有独特的影响,这一阶段的未成年人处于青春发育期,生理、心理不成熟、不稳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的主观原因。
1•认知能力浅薄。这一时间段的未成年人其认知结构处于成形阶段,但认知能力比较浅薄,他们通过观察成年人以及其他外部认知途径如网络、影视等,对社会产生初步认知,但对社会的认知朦胧、浅显、片面,当其缺乏正确引导时,容易受到阴暗世界观、病态人生观、扭曲道德观和淡泊法纪观的侵袭,从而形成犯罪心理结构,引发犯罪行为。
2•自控能力较差。自控能力是指人对自己的身体和行为进行自我调节与控制的内在能力。未成年阶段是一个人由附属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化的过渡性阶段,一方面产生了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自觉,一方面受自身能力和社会观念的制约,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仍依赖父母,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化只是形而上的,并未完成实质转化,自控能力仍较为脆弱,自制能力较差,这使得他们处于心理成长敏感期,容易产生矛盾、焦虑、烦躁、抑郁等青春期不良情绪,难以压抑个人欲望,缺乏抵抗诱惑的意志力,无法在法律、道德、与自身行为之间建立有效连接,而处于失控状态,促成犯罪行为的发生。
3•自我中心意识过分膨胀。在现代家庭中,许多未成年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亲人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引导之下,具有极强的个人中心意识,有些甚至“唯我独尊”,个体需要不被拒绝与束缚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性格之中。当面临正当的拒绝与束缚时,具有过分以自我为中心性格的未成年人就极易选择如何最大限度满足自身需要,而置理智、道德、法律于不顾。
三、对症下药: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对策
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是治本措施。家庭、学校、社会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三道防线”,只有同时筑牢这“三道防线”,未成年人才能得到安全的呵护,健康成长。
(一)改善家庭环境
家庭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石。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家长应主动学习,掌握正确的教育常识和方法,树立“亲子平等,理解沟通”的科学教育理念,营造和谐宽松的家庭环境。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家长要加强沟通、及时疏导,保持其心理健康。家长还要加强文化、德育和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道德和法律规范素养,用自己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行为去影响和引导孩子。
(二)完善学校教育
学校应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主体。现阶段我国应试教育为主导的传统教育机制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但学校在强化智育的同时,应更重视德育和法制教育,并加强管理。学校要充分运用其教育资源、有利条件,帮助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成为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桥梁。
1•转化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法。对学校教育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得高分上,把教育只看作谋生的手段,是对教育低层次的认识。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教育还应注重学生人格的形成、情感的发展,尊重并保护未成年人的自尊心,及时鼓励、肯定,不要动辄批评、惩罚,要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校氛围。对于所谓的“双差生”(学习差、表现差),不应歧视,更不能轻易劝其退学或将他们开除推向社会,要加强帮教工作,积极做好转化工作,鼓励他们努力上进,回到正常学生群体中来。对于寄读的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应一视同仁,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或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学生,要特别关爱,加强教育和管理,避免这部分未成年人过早流入社会。
2•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加强犯罪自我预防。学校要重视学生成长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心理压力和社会不良影响,经常性、多渠道的开展心理辅导和法制教育活动。要设立心理咨询室,为学生提供专职心理辅导老师,密切关注学生心理波动,主动进行心理辅导,避免学生通过不正当途径宣泄压力。还要教会学生掌握有效的心理控制、心理调节方式,拥有反省自我的能力,保持心理的平衡与健康。要坚持法制副校长制度,拓展其工作范围、领域。除举行法律知识讲座外,还可以通过旁听庭审、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等生动多样的教育方式,增强学生对法律观念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真正理解法律的意义和违法、犯罪的后果,加强犯罪自我预防。
3•加强学校日常管理,强化校园安全意识。学校要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严肃校纪校规。要明确教师或辅导员的职责,保证教师与学生定期有效的接触,选任责任心强、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师定期对学生指导、帮助,对重点学生重点管理。学校还要提高安全保卫工作认识,加强校区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安全保卫制度,安排专人进行管理,通过实行值班和巡查制度、外来进校人员登记制度等防范于未然。
(三)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强化综合治理工作。
1•净化社会环境。社会各界要把关心下一代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不应唯“利益之上”。文化传播媒体制作、编写影视、书报,要首先考虑是否有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有害因素,要下大力气消除诱导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网络环境;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应加强沟通,联手行动,规范和严格公共娱乐场所管理,严格落实限制未成年人进入不适宜其进入的公共娱乐场所的制度。同时,政府和各级社会要大举兴办各种文体场所,组织开展多种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满足未成年人业余文化生活的需要,陶冶他们的情操,减少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因素。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7
一、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前科消灭，又称刑事污点取消、犯罪记录销毁，是指当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由法定机关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被处刑记录的制度，也就是将该人曾被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或者判处刑罚的法律事实视为不再存在，即被视为未曾犯罪，将原定罪记载归零，成为“零犯罪记录”。
前科消灭制度的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前科曾经存在是前科消灭制度的前提。
对于前科的构成是否要求具备定罪和处刑两个条件，因无明确的法律规定，通常的理解是，只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被宣告有罪，即可构成前科，至于其是否被科刑或者刑罚执行与否，均不影响前科的成立。
2、前科消灭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纵观各国的刑事立法实践，均规定前科消灭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常见的立法通例包括罪质条件、刑度条件、时间条件和悔改条件等。
3、前科消灭需要经过一定的方式。
从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所设立的前科消灭制度的类型来看，前科消灭的方式，基本上包括自然消灭和裁定消灭两种方式。
4、前科消灭产生的直接结果和法律后果。
曾受过有罪宣告或被判处一定刑罚的人，在前科消灭之后，将不再被认为曾经犯过罪和受过刑罚处罚，其在司法机关的有关刑事档案会被注销，其他机关有关该人档案的相应内容记载也被注销或销毁。这是前科消灭产生的直接结果。
前科消灭之后，将对当事人产生一系列积极的法律后果：（1）恢复其因有前科而丧失或被限制的公民政治权利、民事权利；（2）其重新犯罪时，前科不能作为对其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3）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当事人曾经犯罪为由，对其在一般的就业、就学、经营和担任普通公职等方面进行歧视。
二、设立未成年犯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理论上讲，前科消灭制度应分为未成年犯前科消灭和成年犯前科消灭两大类。但在实践中，很少对成年犯前科消灭进行立法，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进行消灭，已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势，并形成了专门的国际规则，如《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在我国尽快建立未成年犯前科消灭有其重要性和急迫性。
1、前科及其消灭制度的创建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未成年犯合法权益的双重要求
前科的存在，将对未成年当事人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或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导致当事人在民事和行政等方面的资格或者权利受到限制或者剥夺，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为犯罪人提供再次犯罪的机会。应该说，前科制度是有效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之一，是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一种制度。但同时，无限期地保留前科则会引起严重的负面效应，将给未成年犯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产生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他们复归社会正常生活的进程，有可能使他们会成为社会新的犯罪隐患。因此，有前科制度就必然要同时规定前科消灭制度。
2、创立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需要
对于未成年来说，确立前科消灭制度是尤为必要的。有犯罪污点的未成年人受到社会的歧视，被社会贴上无形的“犯罪人”标签后，极易产生自卑和消极心理，很可能“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难于再次融入社会的正常生活，严重妨碍了他们自我改造、重新做人的进程。而且，未成年时期是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其犯罪原因与成年人不同，身心的不成熟导致其容易受负面影响，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其主观恶性不深，可塑性、可改造性较大，如果取消刑事污点，给予其适当的再教育机会，有利于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和感化。因此，建立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地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3、前科消灭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
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问题的特殊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许多国家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设置之中，都存在专门条款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及其消灭制度加以特别的规定。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北京规则》第21条对少年犯罪的档案保管作了严密的规定，并明确“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讼案中加以引用”。《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规定，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积极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我国未成年犯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
1、时间条件
前科消灭期间，应根据刑罚的轻重和刑期的长短而确定，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特殊生理、心理特点，从而作出合理、可行的宽缓规定。笔者考虑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应对不同的刑罚种类确定不同的时间条件。
（1）设立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灭制度。
所谓前科的先期消灭，是指前科虽然在事实上存在，但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不被提及，因而并不引起法律上的不良后果或者导致不利的法律地位，这一制度应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况，如判处定罪免刑或者单处罚金等，可以规定不作前科处理。
（2）未成年人前科随缓刑考验期满而消灭。
前科随有期徒刑或拘役刑的缓刑考验期届满而消灭是大多数国家的规定。此外，由于我国的管制刑是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其执行方式是将犯罪人放在原有的生活、工作、学习环境中进行，且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犯罪情节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对被判处管制的未成年犯，可以规定其前科随着刑罚的执行完毕而消灭。
（3）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而消灭。
对未成年犯罪人前科的消灭期限，参照多数国家的规定，不宜规定时间太长，以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恕。我国的累犯制度实质上是属于前科及其消灭制度的范畴，累犯构成的时间界限实质上就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消灭期间，但其没有区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规定消灭期间一律为5年的做法不尽合理，笔者主张应根据其所受刑罚种类及其时间长短来确定不同的前科消灭期限，具体可按以下五种情形分别予以规定：①被判处拘役刑或管制刑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1年；②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2年；③被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3年；④被判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4年；⑤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5年。以上设想是笔者的简单考虑，尚不成熟。
2、悔改条件
有前科者在规定的期间内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影响前科能否消灭的重要条件，如果确有悔改表现，则按时消灭前科；如果表现不良，则应继续保留前科。而关于悔改表现的内容，各国法律规定并不一致。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只要在规定期间内没有重新犯罪，即可消灭前科。而有的国家规定除了不再犯罪以外，还应当积极履行法院指定的有关民事义务，尽力补偿犯罪对国家和公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切实守法遵纪等，才能消灭前科。笔者认为，为了与我国《刑法》中关于撤销缓刑、假释的基本标准相适应，这一悔改条件应当设定为未成年行为人在前科存续期间没有再犯新罪；而且，如果其表现突出，则可以不受法定前科消灭期间的限制而得以提前消灭，以更好地发挥前科消灭制度对具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的奖励自新效果。
3、消灭形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规定，刑事污点取消的形式不外乎有两种：一是自动取消；二是通过一定的裁决程序予以取消。笔者认为，对于前科的消灭方式，我国立法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并存，具体的考虑是，自然消灭应当适用于大多数犯罪人。申请撤销只适用于严重犯罪或者需要提前撤销的情况。
鉴于未成年自身保护权益的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充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主体应适当加于扩大，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也可以是父母、其他法定人等监护人以及对其负有监管职责的人，还可以是检察官和少年刑事诉讼协调机构的代表。
由于我国的少年刑事审判工作不限于对案件的审判，而且还注重庭前、庭后两个延伸，对未成年犯的情况了解较为全面，基于充分利用其审判资源，节省司法成本的原则，确定原审判法院来启动消灭程序，派专人调查未成年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情况，既可以询问被判刑的未成年犯本人，也可以询问其家长、其他法定人，以及学校和主管行政机关。
少年刑事法庭经调查后认为符合取消前科条件的，则可以裁定消灭前科。如果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可以决定暂缓裁决，再对被判刑人考察一段时间，但延迟的期限应当有所限制。借鉴国外的法律规定，我国可规定再考察期限不超过2年。
4、建立健全档案管理机构和制度
为尽可能缩小前科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应在司法机关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统一归口，规定合理的存档期限和销档条件，设置专门机构、专门管理人员进行管理，销毁要有记录和必要的监督措施，并且不公开进行。同时，建立前科档案保密制度，加强对档案的严格管理，不得泄露档案内容，除司法机关外，任何人不得借阅、复制、摘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档案。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8
关键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理念；修改后刑诉法
对涉罪未成年人[1]使用特别程序是国际通行做法。修改后刑诉法增设专章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系统规定，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奠定了制度基础。为促成检察实践与法律规范的有效对接，可以针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若干理念偏差，从工作机制层面探索解决办法。
一、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理念上的偏差
对新法而言，工作理念的偏差会影响实际的执行效果，甚至导致南辕北辙，应当予以重视。检察机关在工作理念上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缺乏调查意识。一是体现在对案件材料的审查上。许多检察人员对公安机关提供的案件材料，仅限于表面审查，不注重还原调查过程。对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信任度过高，缺少应有的怀疑。即便发现问题，也只通知公安侦查人员补证，而不去亲自调查。二是体现在对案件的分析调查上。崇尚“案结事了”，案子办结了，就不再关心了，不去对案件进行梳理和分析，缺乏案后的调查研究。
第二、缺乏论证意识。这主要体现对新工作机制的创设上。面对近年来法治进程的巨大推进，检察机关创新意识加强，但论证意识缺乏。一方面是设立新机制具有一定盲目性，跟风现象多发，关注名目翻新，但不注重执行效果跟踪，且多停留于书面，实际工作中少有突破。另一方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整合关注不够，新机制设立起来，原有的工作机制就放置一旁，造成司法资源的闲置甚至浪费。
第三、缺乏社会管理意识。一是机械办案。不注重与公安机关和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络沟通，对于刑诉法要求公检法三家的共同义务，不注意搭建平台，共享信息。二是封闭办案。有检察人员就案办案，不注重对案件背后的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对个案反应出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不去向相关职能部门反应；对发现的社会管理疏漏问题，不向相关部门提出意见。
二、创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的理念重塑
在刑事诉讼中，设置特别程序是国家回应社会治理突出问题、创新社会管理方法的体现。[2]修改后刑诉法设置特别程序也蕴含了社会管理的理念。笔者认为，创新未成年人工作机制，应当树立如下理念：
1、社会化工作理念
一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应当进入社会管理大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矛盾凸显的重要时期。参与社会管理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重要内容、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是检察机关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3]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探寻社会化的工作思路，延伸工作职能。例如，检察机关可以针对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多发的现象，建议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就业、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方面增加投入，逐步建立流动人口就业、就医、就学的服务保障制度，做好外来人口诉求处理机制和矛盾转化工作。
二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应当引入社会参与力量。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应当引入社会参与机制，社会公众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有很多活动可以参与。如参与帮教，针对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父母监管少、家庭功能弱化的现象，可以引入社会人员担任其临时监护人，为其提供担保，确保取保候审措施有条件实行；又如参与调查，让社会组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状况、犯罪原因等方面进行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以便办案参考；再如参与监督，借助各种检察活动公开平台，引入社会民众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监督，提高司法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2、科学性论证理念
一是可行性论证。在创设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时，首先要考虑该机制的可行性。每一项机制的创立和施行都要有投入，笔者认为，创设新机制可以从人力投入、时间投入、效果预测三个方面来判断是否可行。在目前立法推动司法的大背景下，对各种条件的把握可以适度从宽，经过短期努力可以实现的，就可以尝试施行。即“跳一下就可以摘到桃子。”如果条件不成熟，再好的机制也只是“看上去很美”。需要指出的是，可行性论证并非等同于论证可行性，更不是预设结论的倒推行为。
二是操作性论证。设立一项新机制，要尽量用最少的动作完成任务。合理设置工作程序，做到精简有序，在保障权力不被滥用的前提下，应尽快加速案件流转，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制度的执行力。需要指出的是，检察工作机制的创新，并非只做“加法”，还应有必要的“减法”，在设立新机制的同时，应当整合和去除原有的不当机制。
三是时效性论证。检察人员应当分析新设立的工作机制是否与当前的立法精神相一致，是否与当前的司法实践潮流相吻合，是否与当下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相适应，是否能够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人性化执法理念
新法的诸多规定无疑增加的很多工作量，但检察人员在工作中，应本着关怀的内心去对待每一位涉罪未成年人。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应树立教育挽救高于法律适用的理念。
其一、挽救是目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没有天生的犯罪人，只有误入歧途的孩子。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公义只是办案的一部分，教育挽救迷途少年才是最终目的。
其二、应将教育挽救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基于未成年人心智不稳定的特点，检察机关的教育挽救措施要有持续性，且与其他办案机关和社会力量形成合力。
其三、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也负有责任。个体的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和家庭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应当关注社会情势，关怀弱势群体，“赋予刚性的刑事法治以强烈的人文关怀”[4]，从而增强公众对检察工作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三、关于创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的若干建言
为了贯彻好修改后刑诉法，检察机关可以尝试建立并完善以下几项工作机制：
1、建立年龄先行审查机制，严格把握法律适用第一关
一是严格审查机制。检察人员收到案件材料后，应当第一时间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年龄进行审查，全面掌握涉罪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如年龄、农历生日与公历生日、属相，并核实各信息能否对应。应将比较审查涉罪未成年人的歌各次笔录，看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比较审查涉罪未成年人与其家人信息、本人年龄与成长经历，判断是否符合其家庭情况及自然规律。
二是全面调查机制。检察人员发现涉罪未成年人的年龄存疑的，应当从主、客观性证据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主观性证据方面，询问涉罪未成年人的家长、亲属、接生人员或其他知情人员，确定其出生环境、户籍申报情况，是否存在生日误报、错报情形，并查清原因。客观性证据方面，除了调取户籍证明，应当调取户籍申报存根、入学登记存根、出生证明、分娩记录、接种疫苗登记等登记材料；没有在医院出生的，可以调取家谱、族谱等书证。另外，还可以及时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骨龄鉴定，以作参考。
三是优先维权机制。案件中，涉罪未成年人的年龄问题不能查清的，应当先行改变羁押强制措施；只有部分未成年人年龄有问题的，应当将年龄存疑的涉罪未成年人与其他同案犯分案处理，先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其他涉罪未成年人。在法定办案期限内不能查清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撤案或做出相对不处理。
四是互动通报机制。检察人员在办案时告知当事人年龄问题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促使其主动反映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与公安机关、法院的办案人员相互配合，搭建合作平台，形成调查合力。经过先行调查，检察机关确认涉罪未成年人的年龄有误的，应当向其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发函建议对错误户籍进行更正；发现户籍管理存在疏漏的，应当建议改进。
2、建立成年人到场配套机制，着力维护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
一是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公检法信息共享平台，将涉罪未成年人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联络信息载入，将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成员情况、联络方式、联络结果等情况登记在案，增强合作与相互监督，节省通知时间，提高司法效率。
二是资格审查和培训机制。涉罪未成年人的家长参与讯问和庭审的，应当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并告知其如何履行权利；其他成年人参与诉讼的，应当对其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其不会损害涉罪未成年人切身利益，并进行适当的培训，确保其具有一般的法律知识和充分的认知能力，能够代行涉罪未成年人部分诉讼权利。
三是公益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根据现实需要，会同有关机关部门组建专业化的合适成年人队伍，挑选法律知识丰富、维权意识强、热心公益的教师、律师、大学生志愿者等群体组成公益合适成年人，并编册管理，严格准入，明确权责、确定赏罚，在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或其他无法到场时，经过必要程序，选取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另外，落实人到场制度坚持“父母到场优先”具有有预防冒名顶替的功能。实践中，个别未成年人为了不让家人知道其犯罪，冒用他人姓名。如果请其家长到场，则可以有效避免“冒名”或者“顶包”现象。
3、健全涉罪未成年人再社会化对接机制，切实降低外来涉罪人口的羁押率
一是建立适度宽松的监管条件判断机制。对于“具备有效的监护条件或社会帮教条件”的判断，应当相对灵活。对于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有稳定工作和收入，靠自己的工作能够维持个人生活的，应当适当降低要求，只要有工作单位愿意接收的，应当对其采取非羁押的强制措施。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有父母或直系亲属的近距离监护的，应当认为是具备有效的监护条件。对于父母亲人远在外地，一时无法提供有效管理和教育的，有社会力量愿意进行管理教育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良好的帮教条件。
二是建立健全社会化帮教机制。检察机关应当动员并联合社区、学校、企业等社会力量建立管护基地，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学习、培训、就业的机会，为其取保候审、判处非监禁刑、落实矫正帮教创造有利条件；联合党政机关、公益组织等设立涵括全行业的帮教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资格培训，建成能够满足需要的社会帮教力量。
三是建立与相关机关的联络沟通机制。涉罪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是一项需要党政、行政、司法机关联合参与的综合治理工作，检察机关应建立与相关机关的联络协调机制，将案件中反应出的户籍管理、学籍管理、人事管理等问题反馈给对口机关或部门，并以检察建议的形式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共同推进涉罪未成年人再社会化长效机制的形成。
当然，笔者提出的上述几点建议，无法解决当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全部问题，但求能抛砖引玉，共同推进司法的进步。
注释：
[1]本文所称的涉罪未成年人，是指因涉嫌犯罪而进入刑事诉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参见孙谦主编《理解与适用》，第322页。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9
未成年人犯罪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一起被称之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成为全球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遏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借鉴和分析国外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国外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刑事政策
继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颁布《少年法庭法》这一世界上最早的未成年人刑事法规后很快为其他国家所仿效。英国于1905年制定了少年法一类的法规，还建立了少年法院。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出台了少年法。亚洲的印度于1995年首先设立了少年法庭。日本从1923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少年法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青少年法规。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称《北京规则》获得通过，对于会员国的青少年提供更加有力的保护。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非刑罚化、人道主义倾向，虽然各国采取的具体政策不同，但总的原则都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政策，在处理上有别于成年人。综合分析各国的未成年人法律法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共性:
1.尽量采用非刑罚的处理方法。非刑罚的处理方法主要是保护和教育处分，这些处分措施一般是用于犯罪危害不大、或者与环境、与行为人身心缺陷有关的未成年人，以利于其改过和身心的健康成长。这种处分方式主要有四种:(1)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2)由专门研究未成年人心理的机构进行保护观察，经常与未成年人保持通信联系或进行访问，鼓励他们积极向上;(3)委托环境较好的家庭进行教养，或者移送救护院教养，以改善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改造未成年人的品行;(4)对一些恶习较深或者生理上有缺陷而导致犯罪的未成年人则交付感化院，进行矫正教育或者治疗疾病。
2.刑罚从宽。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不适用死刑。可以说，对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国家刑法的通例，也成为未成年人犯刑事责任的一个基本制度。(2)量刑从宽。未成年人犯较犯同样罪的成年人量刑要轻，是绝大多数国家刑罚的一项基本原则，有不少国家还限定了对未成年人使用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和不得适用某些刑种。(3)对未成年人多适用缓刑，在缓刑适用的条件和内容上较宽。一些国家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作了专门的特殊规定。(4)放宽假释条件。不少国家规定未成年人假释的条件较成年犯罪人要宽。
3．采用不定期刑，是一些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即根据未成年人在执行刑罚时表现的好坏来决定其实际服刑期间的长短。采用不定期刑的具体方式有以下三种：(1)日本式。在未成年人已经判处的兴起刑期范围之内，依据未成年人在改造过程中表现的好坏确定对其实际执行的最高与最低刑期。(2)美国式。美国根本不宣布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刑期，完全根据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改造的过程中表现的好坏来决定其服刑期间的长短。(3)德国式。不定期刑原则上有一定的限度，但是法官又可以酌情减低或者提高此限度。
4．不记前科。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思想不稳定，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保留前科必然导致他们某些合法权益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和名誉的损害，从而给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他们复归社会的进程，甚至会因为有前科的历史污点而不被社会接纳，最终走向再次犯罪的不归之路。因此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都设有前科消灭制度。其主要有两种方式：(1)日本式。凡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者免于执行的，均视为未受过刑法处分。(2)德国式。这种方式是通过法院的判决来取消未成年人的刑事污点。
二、丰富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几点建议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态势的变化，为了更加充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扩大保护的力度，实现保护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借鉴国外的做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丰富，建立相应的规范。
(一)对当前的刑事政策进行丰富和发展。1．对“预防为主”的刑事政策的丰富和发展：(1)创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为此，要坚决惩治腐败，减少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冲击，为广大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彻底清理文化市场，对那些渲染暴力、色情的娱乐场所予以坚决取缔，与此同时逐步增加青少年的活动中心、科技场馆等有益于其身心发展的文化体育设施；加强社区对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的管理，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对城市无业青年实施就业服务，开设社区心理咨询服务，充分发挥社区一级组织的帮教功能；建立家长学校，提高家长素质及责任感，使之科学地教育子女。(2)尽快制定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健全的执法监督机制使其落到实处；加强未成年犯的改造力度，狠抓罪犯改造结果的落实利巩固，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2．对“区别对待”原则的丰富和发展：(1)实行诉讼迅速简约原则。所谓迅速，是指诉讼进行的每个阶段都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查、起诉和审判。所谓简约，则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应当尽可能从简。大量事实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后，在诉讼阶段停留时间越长，矫正起来就越困难。诉讼简约的司法程序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矫正。(2)强制措施的审慎使用对于未成年人的强制措施应作为最后手段，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以使用。但我国法律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制定专门适用于他们的强制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所以在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时，应尽量采用强制力度缴低的措施，并尽量缩短适用的期限。(3)严格执行分管分押制度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要分管分押，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看守所的条件限制难以真正实现分管分押，一些未成年犯与成年罪犯同处一室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容易造成“二次污染”，造成有些少年犯“二进宫”、“三进宫”，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效果适得其反。笔者认为，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改善监狱和看守所监管条件，真正实现对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
未成年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矫正对象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犯罪总体数量增长迅猛，已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从2000年至2008年，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如果对这些未成年犯一律采取剥夺自由的监禁，会给未成年犯的心理和生理带来严重伤害，妨碍其正常人格的形成。而社区矫正能够避免监禁刑罚的诸多缺陷，是更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执行制度，更容易达到促使其悔改、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但是，由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狱刑的一种方式，在当前还处在实践摸索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遇到的法律制约问题尤为突出，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03年，司法部将社区矫正试点列入了司法行政工作六大改革任务之一。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定了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六个省市的部分地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将社区矫正试点规模和范围扩大到了18个省(区、市)。至今，社区矫正工作已在我国全面展开。从社区矫正实施的情况看，我国多数地区并未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同的管理制度。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没有规定对于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罚的执行应适用不同的管理制度。从司法部回收的社区矫正问卷调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的管理者认为对青少年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十分必要。论文写作，刑罚执行。从全国社区矫正的实施情况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社区矫正的专门规定，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方面的立法更是空白。为弥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两高和两部联名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但是，无论是两高两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还是各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只是解决现阶段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矛盾的一种暂时性替代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深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法律“瓶颈”制约问题。上海市在矫正试点时制定了《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未成年人假释辅导站暂行规定》等政府规定，但全国其他地区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具有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执行的双主体模式直接影响了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矫正教育的工作成效
根据《通知》的规定，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监督与考察权均统一归于公安机关，但同时又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实施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而司法行政机关是“工作主体”。双主体模式要求公安机关参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但繁重的社会治安工作和刑事侦查工作已使基层公安机关不堪重负，社区矫正工作实际上并未引起其足够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县两级司法行政机关无权管理刑罚执行工作，致使相当多的司法行政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赋予其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双主体模式容易导致公安机关“有权管不了”，司法行政机关“想管无权管”的尴尬境地，造成实际中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未成年矫正对象基本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脱管现象严重。
（三）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
目前，乡镇、街道司法所具体负责实施未成年犯和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到2005年底，我国司法所队伍共9．4万人，专职司法助理员队伍5．5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到41％；此外还有近万人兼职从事司法助理员工作。司法助理员的主要职责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现在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重任加在他们身上，必然会出现人员难以适应的情况。由于这些矫正工作人员缺乏长期的实践能力，导致其工作方法简单粗糙，不能够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来开展工作和结合实际解决问题。同时，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专业结构也不够合理，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其自身的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与未成年犯矫正工作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另外，未成年犯矫正工作还要有一支稳定合格的志愿者队伍，但是，目前的志愿者缺少相应的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这些问题致使未成年犯矫正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契合，工作效率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四）法定的社区矫正措施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一方面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过程。要达到高质量的矫正效果，必须有科学、完善的未成年犯矫正措施。从社区矫正实施情况看，目前各省市对于未成年犯的矫正措施在刑法的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了细化，但措施无非是进行集中教育以及参加公益劳动等，无法满足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并且大多数地区根本未将未成年矫正对象与成年矫正对象区分开来进行矫正，而是将他们一样对待，更没有开展适合未成年矫正对象特点的矫正措施。
二、关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建议
基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不足，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快立法步伐，制定《社区矫正法》，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依据
没有法律支撑的社区矫正就无法可依，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很多工作措施就显得苍白无力。我国社区矫正应尽快出台一部完善的特别法，即《社区矫正法》，构筑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网络，对于统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工作原则和工作程序是十分有利的。建议在制定该法时应将成年犯的社区矫正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分开执行。因为实行针对未成年人特点的矫正制度，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社区矫正法》要将成年犯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性质、方式、内容、程序、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论文写作，刑罚执行。
(二)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的双主体模式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权力没有理顺。因此，从有利于建立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行刑权的配合和制约机制出发，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应设在司法行政机关。要在制定《社区矫正法》时明确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独立的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职权，负责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施。司法行政机关利用在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人民调解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管理经验，能够推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建立以专业人员为主、以志愿人员为辅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要建立以专业人员为主、以志愿人员为辅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对在岗的司法助理员进行短期滚动式培训，培训科目多样化，包括法学、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等。并在工作中优胜劣汰，对不适合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责令其不再担任社区矫工作。第二，面向各高校招收符合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要求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等专业的人才。我国大学生人才资源丰富，这是解决未成年犯矫正人员不足的一个好办法。当然，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经验，需一段时间的岗前培训，或吸收在校期间大学生参加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活动，缩短他们的适应期。第三，大量吸纳具有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的志愿者加入到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工作中来。社会志愿者通常对公益事业有很高的热情，具备专业的知识，他们的加入能协调社区居民与未成年犯的关系，并起到表率作用。论文写作，刑罚执行。尤其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人士，作用更为明显。
(四)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犯矫正措施
从我国目前矫正实践看，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正措施很少。因此，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的矫正措施势在必行。论文写作，刑罚执行。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引入对被害人的赔礼道歉活动
在被害人能面对加害人的情况下，可由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会面，引导他们之间的交流，让加害人充分认识到他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肉体、精神及家庭的创伤，这样更有利于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真心悔过。如果能和到被害人家中免费劳动、给予被害人的生活帮助等结合在一起，相信会比单纯的公益劳动的效果要好。
2．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指导措施
未成年人的心理指导措施在未成年人的改造过程中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不稳定，易于受环境及他人的语言刺激，故对其良性的引导是必须的。该项措施工作者应对未成年人有定期和不定期的会面交流，了解其心理动态及不良状况，并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咨询。
3．加强限制自由的措施
虽然社区矫正本身已对罪犯进行了一些限制自由的措施，但这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这个特殊群体来说依然是不够的，必须加强一些限制自由的措施，将未成年矫正对象与以前的不良人群与不良习惯隔离。如晚上不准外出、不得进入酒吧等场所等。这些措施可以减少其重新犯罪的机会。实施办法也可采取定期汇报和社区居委会及社区居民、保安监控的方式。论文写作，刑罚执行。
4．将学校纳入社区矫正的机构
未成年矫正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如果简单地将他们开除学籍，则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矫正渠道。校园的良好环境，浓厚的学习气氛，同学之间的友谊以及老师的特殊教导与关爱都是未成年人得到矫正不可多得的条件。论文写作，刑罚执行。因此，学校加入社区矫正是必不可少的。必须配备素质好的指导老师和心理老师，进行“一对一”指导、监督与咨询，不公开未成年矫正对象的身份，不歧视矫正对象，经常对其进行法制教育，为未成年犯营造良好的矫正环境。加入社区矫正的学校应当与矫正机构签订合同，以保证矫正工作的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郭建安，郑霞泽主编.社区矫正问题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
2、吴宗宪.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思考［J］.中国司法,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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