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1
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是优惠政策制定主体在民族理论的指导下，针对现实民族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进行论证，并形成科学决策的过程。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和一般政策的制定既有共同点，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一般包括民族经济政策问题的确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议程、政策规划与论证和评估、政策决策等相互关联的几个阶段。我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西部和边疆地区，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地理的等因素，这些民族和地区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经济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民族经济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用来解决民族经济问题的，最终实现各民族和地区间的全面公平。但并不是所有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的经济问题都属于民族经济问题，因此，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首先必须搞清楚哪些问题是属于民族经济问题，需运用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等理论来分析中国民族经济的现实，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民族经济问题进行归类，如，财政的、税收的、金融的、民族贸易的、对外开放的，产业的等；全局的，局部的；全国的、地区性的；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要成为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客观性。即出现和形成了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并且这一客观事实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的，是可以通过广泛的符号系统表述的。例如，解决民族经济问题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以经济差距为基础，经济差距可以通过农牧业差距、工业差距、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诸方面的差距等统计资料表述。不能明确表述的客观事实很难被确认为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制定主体很难对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极其严重性达成统一的认识。
2．强烈的公众诉求。当经济差距这种客观事实持续存在甚至出现扩大或日趋严重的趋势时，民族群众的政策诉求也随之持续存在甚至严重，民众就会基于发展的诉求，强烈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有效的解决问题。
3．明显性。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差距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具有了必须解决的价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可以认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惠政策的需要。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确立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目标至关重要，是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所要遵循的方向。对于提出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依据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任务，决策部门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目标。起初，解决目标可能不止一种，综合考虑目标的合理性、可行性、准确性等，集思广益，最后从中选择一项。
这就是所谓的目标选定，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调研。在选定目标以后，应组织有关部门和力量，就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实际调查和研究。这是进一步审视政策目标，不断完善民族经济优惠的过程，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充分的参考。
2．政策决定。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决定是优惠政策制定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优惠政策的决定关于已存经济优惠政策的各方面的规定性，将决定优惠政策执行、反馈、修正的难易程度。对于政府来说，经济优惠政策决定作出之后，紧接着就要面临包括可行性分析和价值分析。可行性分析指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者通过各种方法论证既定经济优惠政策在实践中是否可以执行并且产生预期社会效果的一种行为。可行性是理性经济优惠政策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整个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阶段。因此，政策决定时必须考虑到，该项经济优惠政策是否符合国家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超出了各民族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价值分析是指经济优惠政策分析人员用来分析判断价值认同问题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和分析方法，是多方面、多角度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技术、道德伦理的等都有可能涉及。价值分析的目的在于“为了使分析能够深入，我们使用的方法必须使我们能精确地表达和理解系统的价值”。
二、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主体
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毫无疑问，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属于人民，只是人民把这种制定权以法律的形式委托给特定的机关行使，使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得到发展。
1．政党。政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都直接成为民族政策或其指导精神。这似乎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一致，党的政策主张成为国家民族经济政策应采取间接形式，通过法定程序变成民族经济政策法规才是社会的前进方向，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这需要一个过程。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要按照法定的程序，提高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保证其依法得到有效执行。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呼声，广泛动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各利益群体参与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决策之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制定出实践中具有可行性，能够造福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
2．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中央政府领导全国的民族经济工作，制定基本民族经济政策，具体规范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规范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限上的划分是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正确行使的关键环节。民族自治地方拥有法律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当然也包括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行使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可以在贯彻执行中央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特点制定管理本自治地方经济事务的权利。但由于经济政策决策权过多集中于中央政府，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难以实现。因此，规范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限划分，在中央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指导性是十分必要的。
3．民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部委，其他部委有的直接涉及民族事务，多数则是间接涉及民族事务。但在国家民委的具体职能规定中，制定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方面的权限并不是很多，多是辅的，如“参与制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参与研究和制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民族政策、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民族政策、法律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这些规定限制了民委作为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部委行使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权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民委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力度。
4．地方政府。除了中央层面的经济优惠政策外，各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也经常制定本辖区内民族地方的经济优惠政策。
三、民族优惠待遇与平等原则
我国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在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原则下，针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本身无力实现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经济权利的现状，在经济发展方面所给予的帮助及其优惠。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集中于解决那些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政策的选择上，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差别对待的“度”，就会对其他民族和地区构成反向歧视，出现“矫枉过正”，引发民族和地区间的矛盾。
1．差别对待是产生反向歧视的原因。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客观的经济过程使具有不同生产要素、不同能力的人得到不同的收入。但往往导致人们收入的悬殊差别。“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努力程度、教育、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因此，差异是绝对的，是普遍存在的，起点的差异性造成结果的不平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缩小这种不断加大的差距，从而推进社会公平。
例如，对市场机制内在规律所造成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解决，那么就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实行差别对待，对少数民族实施经济优惠政策就是手段之一。从总体上来说，少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为人们所认同和拥护的，但同时这种特殊的保护政策在某些地区却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许多一刀切的政策，使许多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的利益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可以享有的财政、金融、税收、工业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居于该地区的汉族人则事实上很少能够享有，这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造成了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不平等对待，构成了反向歧视。所以说，反向歧视是由于差别对待而引起的，差别对待是产生反向歧视的一个原因。
2．合理的差别对待不会产生反向歧视。差别对待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歧视，一种是优惠，歧视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然而优惠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至于构成“反向歧视”。《少数人权利宣言》等许多国际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为了确保某些种族或民族群体或个人在实践中享有平等权利，允许各国采取“特殊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导致不同的种族群体永久性地保留单独的权利，即不对其他种族和群体构成反向歧视。依据是否合理的判断，各国有不同的标准，如美国在传统的宪法判例中确立了“合理性”（reasonableness）以及“合理依据”（rationalbasis）的标准，日本法学家小林直树认为，对于那些处于合理与不合理之界线上的个案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按照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具体地加以测验、考量，而究竟是否可纳入合理性的范畴，大致可归纳出一些具体的类型。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合理的差别大致有以下几种具体类型：①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所采取的责任、权利等方面的合理差别。②依据人的生理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③依据民族的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④依据经济上的能力以及所得的差异所采取的纳税负担上的轻重不同的合理差别。⑤对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主体的特殊义务的加重和特定权利的限制，其中包括对国家公务人员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以及名誉权的某种合理程度上的限制。以上只是列举了几种主要类型，并未穷尽所有合理差别的情形，实践中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合理的差别除了需要合理依据以外，还必须限定于合理限度之内。一般来说，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就属于不合理的差别，但超过合理限度的差别，就可能构成与平等权原则相悖的“反向歧视”。合理依据和合理程度都涉及到有关“合理性”的判断标准问题，各国学说以及实践中存在诸如“在一般社会观念上是合理的”、“正义之要求”、“非专断性”等认定标准，概括起来有两个具体标准：其一，不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或原理；其二，目的以及手段上的合理性。具体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首先要考虑该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目的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实行差别的民族经济政策与该正当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为达目的的手段是否具有合理性，在社会通常的观念上是否具有适当性。
3．“合理差别”的标准。我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分配的本质是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由于平等非绝对而是相对的，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保障人们之间自由竞争的机会平等，过度强调实质平等势必又回到原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局面，经济上的自由也不再存在，所以说我国宪法上平等权的核心仍然是形式上的平等、机会平等，但是实践中也比较注重实质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旨在反对不合理的差别，而实质上的平等则要求必须承认合理的差别，平等原则反对的是不合理的差别，要求合理的差别对待，也就是“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才是合乎正义的真正平等。要区分什么是不合理的差别，什么是合理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根据本身国情特点、认识水平和经济文化状况，形成不同的合理差别待遇的判断标准，具有阶段性。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经验的丰富，合理差别的判断标准将不断增加。在中国，有学者提出了差别对待是否合理的三个标准：（1）区别必须是理性的非任意的，即区别对待应当有充足的理由，为了社会公益，而不是主观的、或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2）区别对待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由于能力等原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弥补竞争带来的负效应，而不是相反。（3）区别的标准只能是智力、体力等自然因素，不能是种族、肤色、意识、宗教、阶级等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合理差别”的标准可以说是非常全面和具体的，反映了我国的特殊国情，在实践中可行性较强。判断一项差别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归根到底需要据具体情况，结合社会的共同理念、宪法的价值追求和实质平等的精神来做出具体判断。
四、结语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2
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演进与农民收入增长模式划分
农村经济既是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既包含农业。农村经济内部矛盾，也包含工农、城乡等农村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系的运动，决定着产业结构演进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推动着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所谓农民收入增长模式，就是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抽象方法，按照特定准则，总结和概括出的有关农民增收活动及收入变化现象的特征集合。它包括收入增长的动力和来源，收入的增量结构和构成，增收的途径、手段和方法，收人变化的速率和态势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农民收入是农民参与社会生产过程所获得的劳动及要素报酬形式。就本质和来源来说，它是农民这一特定经济主体从事农业及其他经济活动创造的部分新价值的转化形式。作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农民收入变化受再生产诸环节及经济、社会、自然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农民收入及其变动归根结底决定于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或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分别以农业增加值、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及国内生产总值为自变量，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利用我国1993至1999年的数据作回归分析，计算相关系数，可发现，农民收入与农业、乡镇企业及GDp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0．9830、0．9837和0．9942，说明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及国民经济与农民收入存在密切关系。纯收入与非农产业及GDp的相关性甚至高于农业，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农民收入不仅取决于农业，而且决定于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
工业化、城镇化、非农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一般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先是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然后在分工和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进入农业为主体、非农产业为主导的阶段；进一步发展，进入农业和非农产业共同发展、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阶段；最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农业和非农产业及外部联系的日益紧密，城乡经济走向一体化。生产力不仅决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性质和形式，而且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收入分配的量。这就使农民收入在生产力发展或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过程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因此，从这一角度考察，前述经济发展和结构演变的四个阶段，同时代表着农民收入增长的四种不同模式或类型：（1）农业推动型农民收入增长模式。特点是农业在农户家庭经营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农业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惟一来源。这是农民收入的初始模式。（2）农业主导型收入增长模式。这是非农产业得到一定发展但还不发达，非农产业的收入贡献及其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粮食和农业的收入贡献份额持续、较快下降，但在农民收入中仍然保持着主体或优势地位的收入模式。（3）非农业主导型收入增长模式。特点是不仅非农产业收入增量占农民收入总增量比例较大，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动力，而且非农产业收入接近以致超过农业收入所占比重。（4）城市带动型收入增长模式。特点是城市化程度较高，城乡差别趋于缩小，经济和社会生活逐渐融为一体，来自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基本来源。
二、我国主体模式：从农业推动型到农业主导型的过渡与升级
主体模式是某个时期、某个国家占主要地位的农民收入增长模式。它反映一国农民收入模式的总体性质和基本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农民收入主体模式已经由初始的农业推动型模式，升级为农业主导型模式，并正向着非农主导型模式方向发展。我国农民收入模式的演变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与农业收入徘徊于农业推动型增长模式的时期（1952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农产品持续全面短缺，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逐步形成并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并多次出现“拔高”所有制形式的现象。僵化的“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农村实际的经济体制及“有计划的剥夺哨组织’的农民”的政策，虽然为现代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片面。木稳定发展，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强化，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后患，不仅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农民难以走向富裕，而且造成产品长期、全面短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低下的生产力，片面、畸形化的产业结构和固化的城乡经济结构，必然使农民收入的结构单一和缓慢增长，长期滞留于农业推动型模式阶段。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为2037．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397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8．56％。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54年的64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57元，年均增加额不足3元。在1978年133．5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生产性纯收入为122．86元，而仅农业生产收入就达113．47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5．0％，占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更高达92．36％。
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与农业推动型模式向农业主导型模式过渡时期（1979至199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起点和基础，以市场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和目标，通过开放农贸市场另外农民购销队伍、废止“统购统销”政策及发育、发展市场体系，为农民由单一的、被动的生产者，转变为自主、能动的市场主体创造了必要条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完善了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城镇化步伐，而且迅速增加了农业之外的收入，优化了收入结构，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模式的演变、升级。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非农产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1996年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3844．1亿元、65191．7亿元，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改革初期的70％降为26．44％，为农民收入模式升级提供了前提。在农业生产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农民收入构成和增量结构也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农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却趋于下降。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1984年为68%，1990年降为66%，1996年下降到60%。从贡献程度分析，据测算，扣除不可比因素，1986至199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5．52%，其中有26．29个百分点是通过农业纯收入增长实现的，农业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平均是47．34％。分阶段考察，1986至1990年农民收入增长15．73％。其中，10．55个百分点是农业收入带来的，5．18个百分点是非农产业及其他收入带来的。农业收入贡献率是67．05％；1991至1996年，农民收入增长34．38％。其中，13．6个百分点是通过农业收入增长实现的，21个百分点是由于非农产业及其他收入增长推动的。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9．56%，比1986至1990年下降27．49个百分点。说明非农产业愈来愈成为我国农民增收的动力和源泉。
农业主导型新模式的形成与在农村经济新阶段的发展（1996年以后）。1996年前后我国农村经济发生部分质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在：第一，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提前实现小康目标，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原有目标和动力逐渐消失。经济发展要求从实现温饱，转变为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巩固和全面实现“小康”，并向着更高目标迈进。第二，供大于求成为市场的主要矛盾和生产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转变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方式，实行集约经营，由依靠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或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转向依靠调优结构、提升质量和提高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成为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市场已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但新体制的许多环节还不配套、木完善，仍需要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动力和保障。第四，分工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城乡及国内外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科技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推动、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及模式升级。我国进入农业主导型模式阶段，并正向着非农产业主导型模式的方向挺进的主要标志和表现是：第一，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乡镇企业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技术水平和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社会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农产业就业人员逐步接近直至超过农业就业人员。统计资料显示，从1992年开始，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当年占社会就业人员的58．5％。之后，农业就业人员及其比重加速下降，1996年已下降到了50．5%。最近几年，基本保持50％以下。第三，农业推动农民增收的作用进一步减弱，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愈来愈大。1997年我国农业纯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32．33％，比1990至1996年平均水平低7．23个百分点。最近几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不升反降，农业纯收入贡献率连续出现负值，1998年为-19．71％，1999年下降到-43．96％。说明农民收入增长态势完全是依靠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实现的。第四，在收入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收入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进入非农和城市收入与农业纯收入抗衡或相持的区间。1997年非农收人所占比例突破40％。1998年、1999年分别升至45％和48％。目前在50％左右。
三、现阶段各地农民收入模式的性质与升级趋势
各地经济条件、发展水平不同，农民收入增长模式的性质及其演变趋势和目标也不同。为分析目前条件下各地农民收入模式的性质，进而揭示、说明未来几年不同地区收入模式的演变趋势和目标，我们从反映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众多指标中，筛选出9项指标，利用1999年的数据，对除、重庆之外的29个省市区进行动态聚类。聚类分析方法告诉我们，类内各省（市。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水平、结构最为接近，而类与类之间则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借助于聚类结果对各地农村经济发展及其收入模式性质作出判断。
一类地区。该类地区农民收入基本上属于城市带动型增长模式。其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基本特征是，耕地资源少，城市化、现代化和经济集约化程度高，城乡经济联系紧密，市区反哺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能力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和决定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和发展。
农民收入来源广、水平高是该地区的突出特点。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巨大的城市市场，灵通的市场信息，雄厚的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身居大城市郊区，又为农民就近打工挣钱和及时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方便。农业和城乡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给该地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收入呈现出非农化多元化的格局，而且使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1999年，一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17．55元，分别是其他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9倍、2．35倍、3倍和2．6倍。该地农民纯收入主要来自城乡非农产业，仅劳动报酬收入一项就达33％．20元，占农民纯收入的70．05％。与此相反，农业纯收入却很少，种养业纯收入合计才803．18元，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还不足17%。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模式地区农村经济发达，农民收入水平高，但由于农村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大，1999年乡村人口只占0．8％，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占1．6％和2．95％，因此对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但是，作为一种模式，该类地区木仅是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典型代表，而且也预示着未来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模式发展的方向。
二类地区。特征是绝大多数省市位于沿海地带，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同时又是改革开放和发展乡镇企业起步最早。受益最大的地区。雄厚的城市经济实力和率先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强有力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使其较早在农业和乡镇企业。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之间构建起良性循环关系。该类地区乡镇企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在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方面作用突出，属非农产业主导型收入增长模式。
该类地区与一类地区明显不同。其一，农村面积大。乡村人口多，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以来20多年的发展，其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虽有很大提高，广东。江浙等省市的局部区域甚至已出现城乡一体化景象。但城市化水平同一类地区无法相比。1999年该类地区乡村人口平均为4181．13万人，是一类地区的11．35倍。广东是该类地区较为发达的省份，其城市化水平也只有31．09％，而北京、上海分别是59．69％和72．61％；其二，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不是依靠城市的扶植和支持，而主要是依靠农村自身，依靠乡镇企业的带动。该类地区是“苏南模式”的诞生地，也是最早；最彻底的实践者。而这一模式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依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带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1999年该类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平均为7735．39亿元，是一类地区的4．83倍；农民人均劳动报酬收入1122．12元，虽然不及i类地区，但比其他类型地区高出数倍。表明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其三，农业生产和农业收人在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格局中仍占有重要地位。1999年该类地区平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乡镇企业总产值之比为1：6，1类地区则高达1：8．2；种养业纯收入占纯收入比重该类地区为42．59％，一类地区为16．48％。
二类地区省份数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乡村人口占全国的40．8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47．11％，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将近三分之二，在我国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农业和非农产业都相对发达的地区，应当说，其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模式，不仅十分典型，而且对多数省份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模式的主流。而这类地区农民收入将逐步升级为城市带动型模式。
三类地区。这些省区除广西外都深居内陆，人多地少，传统农业发达，是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重要产区。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年努力，一方面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尤其是小麦、玉米等粮食生产优势得到了不断发挥；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非农产业逐步代替农业开始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多元化、多样化格局基本形成，农民收入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其基础相对薄弱，改革开放和乡镇企业起步晚、起点低，速度也相对缓慢，因而非农产业和城市经济仍不很发达，农业和粮食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属于农业主导型收入增长模式。
农业与非农产业双轮驱动。结构均衡，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地位居中，是这类地区的显著特点。1999年农业和乡镇企业总产值之比，一类地区最高，为1：8．19，四类地区最低，为1：2．30，三类地区则较为均衡，为1：3．07，同1：4．42的全国平均构成接近。该类地区省区平均的农业和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为1130．64亿元、3466．57亿元，总量及农民人均占有量均居于中游水平；从农民收入及其构成分析，该类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49．48元，既同跨越小康收入线的iJ类地区有明显差距，同时又明显高于四、五类地区，与2210．34元的全国平均水平较接近。种养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一、二类地区分别是16．48%、42．59%，四、五类地区依次为68．11%、72．89%，而该类地区则为65．53%，正好处于前两类和后两类之间。该类地区处于初始收入模式向较高级模式发展的中间阶段。因此，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不仅会给四、五类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提供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而且必将使其农民收入升级为非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
四类和五类地区。其共同特点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都较为落后；经济结构单一，收入水平低，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因此，属农业推动型模式。两类地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农业结构和农民收入来源存在差异。四类地区种植业生产相对发达，种植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种植业推动型收入增长模式；五类地区畜牧养殖业生产相对发达，养殖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较高，是畜牧养殖业收入增长模式。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3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民营化浪潮，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也越来越明显。其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文章就浙江内部各地区经济状况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
一、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和gdp年增长速度都是处于全国前列，全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水涨船高，且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浙江各地区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2003年为2.51：1；2004年为2.47∶1；2005年为2.51∶1；2006年2.65∶1；2007年为2.90∶1.200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7年更是上升到3.11∶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7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浙江作为中国发展比较快的几个地区之一，各城乡差距也相对比较大。2007年杭州市人均gdp34923元，丽水市仅为7391元。前者是后者的3.9倍。2006年，杭州的gdp总量为4134.88亿元，宁波为2073.44亿元，而衢州仅为340.82亿元，丽水为216.05亿元。衢州和丽水行政区域面积占全省25.7%，人口占10.9%，2003年两城市实现的生产总值分别为234亿元和220亿元合计454亿元，仅占全省的4.6%，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仅为杭州的28%左右。①浙江经济在90年代崛起以后，各界人士普遍将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视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时，在省内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市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影响浙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东西部环境差异
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2004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位。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而对于浙江西部内陆地区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又缺乏便利的运输条件所以经济发展明显慢于东部地区。
（二）人力资源差异
因为浙江东部物资资源比较丰富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教育水平也明显高于浙江西部地区。浙江的大部分高校都位于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对人才的吸引也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资源禀赋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很高的相关。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其获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浙江各地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地区性政策差异
在浙江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为鼓励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优惠政策。东西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部地区大部分还是以农民为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四）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浙江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浙江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浙江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浙江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四、为了减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
（一）支持省内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大投资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布局战略等的一些政策因素及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原因，在政府、社会投入和积累方面，发达地区远高于欠发达地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区位等优势，特别是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建成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浙西产业加工密集带，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及时抓住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积极融入长三角，实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对接和联动，不断拓展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享现代区际的分工利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二）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发展环境，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级政府要在相应的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民营企业，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开发，并在财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杭州、温州、台州等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之所以能够在领先其他县市，与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分不开的。
（三）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从地区经济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看，各地人力资本的状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存在着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逐步消除，地区人力资本含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加大。现有的资料已经明确低表示了这种趋势，在政策倾斜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影响减小的时候，人力资本的作用增长了。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时候，如果不在人力资本的改善上尽心努力，那么经济发展必将缺乏动力。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善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落后地区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科技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现代人观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与先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此外，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当地政府努力，同时省政府要大力帮助。
（四）大力促进开发区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把工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改造成为具有城市功能和形态的新兴产业区，率先完成从低附加值制造业主导向“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融合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主导的跨跃，成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新阵地。开发区是浙江新兴产业的密集区，也是浙江城市发展增长极。开发区的转型升级既涉及产业结构又涉及空间布局。各类开发区要作为工业化的先行区、城市化的示范区，完成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从工业开发区（工业功能区）向新兴产业区转变。从而影响个别地区经济的差异。
总而言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在国内率先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完成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构建出区域内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互动的新机制，从而继续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浙江经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一、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和GDp年增长速度都是处于全国前列，全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水涨船高，且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浙江各地区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2003年为2.51：1；2004年为2.47∶1；2005年为2.51∶1；2006年2.65∶1；2007年为2.90∶1.200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7年更是上升到3.11∶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7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浙江作为中国发展比较快的几个地区之一，各城乡差距也相对比较大。2007年杭州市人均GDp34923元，丽水市仅为7391元。前者是后者的3.9倍。2006年，杭州的GDp总量为4134.88亿元，宁波为2073.44亿元，而衢州仅为340.82亿元，丽水为216.05亿元。衢州和丽水行政区域面积占全省25.7%，人口占10.9%，2003年两城市实现的生产总值分别为234亿元和220亿元合计454亿元，仅占全省的4.6%，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仅为杭州的28%左右。①浙江经济在90年代崛起以后，各界人士普遍将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视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时，在省内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市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三、影响浙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东西部环境差异
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2004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位。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而对于浙江西部内陆地区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又缺乏便利的运输条件所以经济发展明显慢于东部地区。
（二）人力资源差异
因为浙江东部物资资源比较丰富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教育水平也明显高于浙江西部地区。浙江的大部分高校都位于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对人才的吸引也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资源禀赋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很高的相关。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其获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浙江各地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地区性政策差异
在浙江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为鼓励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优惠政策。东西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部地区大部分还是以农民为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四）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浙江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浙江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浙江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浙江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四、为了减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
（一）支持省内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大投资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布局战略等的一些政策因素及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原因，在政府、社会投入和积累方面，发达地区远高于欠发达地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区位等优势，特别是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建成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浙西产业加工密集带，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及时抓住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积极融入长三角，实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对接和联动，不断拓展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享现代区际的分工利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二）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发展环境，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级政府要在相应的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民营企业，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开发，并在财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杭州、温州、台州等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之所以能够在领先其他县市，与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分不开的。
（三）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从地区经济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看，各地人力资本的状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存在着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逐步消除，地区人力资本含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加大。现有的资料已经明确低表示了这种趋势，在政策倾斜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影响减小的时候，人力资本的作用增长了。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时候，如果不在人力资本的改善上尽心努力，那么经济发展必将缺乏动力。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善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落后地区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科技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现代人观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与先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此外，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当地政府努力，同时省政府要大力帮助。
（四）大力促进开发区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把工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改造成为具有城市功能和形态的新兴产业区，率先完成从低附加值制造业主导向“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融合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主导的跨跃，成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新阵地。开发区是浙江新兴产业的密集区，也是浙江城市发展增长极。开发区的转型升级既涉及产业结构又涉及空间布局。各类开发区要作为工业化的先行区、城市化的示范区，完成向新兴产业区和城市新区转型：从工业开发区（工业功能区）向新兴产业区转变。从而影响个别地区经济的差异。
总而言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在国内率先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完成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构建出区域内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互动的新机制，从而继续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5
论文摘要：金融发展差异、金融供给不足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但迄止目前,中央政府对实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还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一揽子方案,学术界和决策层甚至对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所持观点各异。所以,研究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过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区域金融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的情况
（一）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
发达国家在建立金融组织体系时，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适时地构建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联邦储备制度，对全国金融业实施了分层次的管理。[1]在国家一级设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行;而在地方则设有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分行的职能。这种分权性中央银行制度决定了区域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的设置一般都是适应特定区域开发而建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地区开发提供专项服务。日本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兼办其它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这样的金融机构，经营中政策色彩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区域金融组织的优化。美国的银行注册双轨制度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地方性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注册，成为国民银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册，成为州立银行。不仅商业银行如此，其储蓄机构、信用社等也具有双轨的特征。
（二）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别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调控是以各种间接控制为主，因此，这种差别性主要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美国的贴现率由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本区域经济和金融状况制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实际通过贴现率和贴现政策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有所区别的金融政策，对缩小地区差异、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实行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政策，如西欧的“公司软贷款”，不仅利率低、期限长，而且可以享受规定期限的归还宽限期。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在经济落后和萧条地区兴办企业的私营企业，通过经济开发署等机构为其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固定资本提供的直接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65%，流动资本可提供100%直接贷款。
（三）建立区域证券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相对协调发展
美国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有8家主要证券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随着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创业板市场对新经济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强心剂作用，并且创业板市场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传播，但更应该透视到创业板市场是建立在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基础上的产物，具体讲是经历了“区域性交易所——集中性交易所——创业板交易与主板交易所并存”的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顾
本文以深圳特区为例，来回顾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我国在某些地区也实施了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深圳特区。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深圳特区实施特区金融政策，赋予特区金融4个特权:一是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即资金方面，各专业银行深圳分行现有信贷资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全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达信贷规模，并由它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允许深圳市各银行向国内外拆借资金。二是利率调控权。在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参照全国的利率水平，结合深圳经济发展、资金供求与汇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自行设立利率档次与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即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自主权，并允许在5％-10%的幅度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四是机构准入审批权。在机构设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机构审批权，并赋予了一系列机构监管的灵活政策。
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区金融的全面发展。到1996年，特区就已构建了门类最齐全、服务网点最密集、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多种类、多功能、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办理种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区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的支柱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到1996年止，为深圳提供了占整个基建投资1/3以上的流动资金，累计发行股票筹资300多亿元，金融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亿元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超常规的金融政策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金融对经济第一推动力得到了充分体现。[3]
政府在深圳特区采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现代都市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对建立区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很好地发挥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应从金融发展的制度层面和货币政策角度来构想区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确立统一金融法规下具有优先决策权的区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区支行的组建，为实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组织体系保证。在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政策之下适当下放区域金融决策权，使九大支行能够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总行只规定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动幅度，各区域内的具体水平确定浮动区间后下放给主要大区分行，使国家金融宏观政策具有宏观的严肃性，同时，各区分行在区域金融决策上具有一定伸缩性。
其次,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的主要作用领域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产业，其布局原则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证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权利大体享受均质和等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不论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要落后许多。但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建立专营政策性开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不对称，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对策之一是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股份制、外资银行等入住急需资金的地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实施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实行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首先,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须从货币政策层面解决各地区短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已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此，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也必须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再贷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瓶颈”，因此，引导信贷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成为必要，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
（三）积极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审批权在中国证监会，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与东南部地区上市申请统一审核标准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在上市公司范围、上市审核标准和交易活动监管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的证券监管规则。在中西部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仅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设和各项配套工程筹集资金，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性服务功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所有制的调整，不发展非国有经济，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企图完成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区所有制的调整，需要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大力发展和引进，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竞争因子，而这两类企业的资金匾乏的现状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区域化政策，在统一的市场趋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构建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具体构建需要从培育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施差别化金融管理政策、构建区域金融市场和制定区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释：
① 李正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 （09）：26-33.
② 李成、李国平.区域金融:现实检讨与政策处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6.
③ 殷孟波、王建.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参考文献：
［1］ 谈儒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2004,（12）.
［2］ 施雪清.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东南大学,2006,（07）.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6
2.性别比失调严重：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绝对数量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反映出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贵州主要少数民族整体性别比和农村性别比都高于贵州汉族和全国相应水平。在全国少数民族性别比包括整体和农村性别比水平都偏高于国际标准水平即103-107情况下，贵州主要少数民族的性别比问题显得尤为严重，侗族，土家族，仡佬族，水族表现更为突出。虽然苗族、布依族性别比较其他少数民族低些，但依然高于国际标准水平（见图1.1）。另一方面，按孩次性别比比较，贵州少数民族性别比高于全国水平
3.人口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近年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GDp和人均GDp都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见图1.2），2000人均GDp达到2038多元，但低于贵州整体平均水平，2000年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农村农民人均收入为2253.4元。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医疗水平得到显著提高，1949年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区仅有48个医疗机构，病床140张，初级卫生人员仅为201人，2000年医疗机构上升到1368个，病床2.2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2.93万人，改变了过去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一穷二白”的状况。也就是说，随着制约人口增长的经济社会因素包括医疗卫生、营养、环境、文化等改善和发展，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得到控制，致使人口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国家计生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放宽”，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性别比严重失调是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性别比失调是经济、社会、生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传统生育文化或生育观念影响制约下，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目前经济条件下家庭对男性收益预期高于女性的基础上，在社会保障体制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使得对男性的偏好高于女性；另一方面，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利用B超等高科技技术通过婴女性别鉴定进行选择性生育，致使性别比偏高。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性别比偏高，不仅制约着人口再生产向现代化转变，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诸如婚姻挤压、就业挤压、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不利于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二：贵州少数民族农业人口比例过高
近年来，贵州少数民族经济迅速发展，但较全省水平仍很低，其主要原因在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和贵州少数民族就业结构依赖农业。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显示，贵州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数所占比例过高，占91.09%,非农业户人口仅占8.91%，相对于全国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数水平高8.5个百分点（见表2.1）。贵州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数所占比例过高，这充分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农业，农业发展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农民增收的“法码”，农业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但农业部门所占比例过大，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不合理。从职业行业构成来看，贵州少数民族主要职业人员为农林牧渔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人员，他们分别占88.63%、2.7%、3.5%；贵州少数民族主要从事行业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他们分别占88.73%、0.43%、2.07%、0.57%（见表2.2）。数据充分显示，贵州少数民族从事农林牧渔业所占比例过大，也充分证实了为什么贵州少数民族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整体低于全省整体水平，也充分证实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为什么那么低。据资料显示，至2000年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化水平为15.21%，自治州为20.44%，自治县为13.79%，分别比全省水平低9.66，3.43，10.08个百分点。贵州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所占比例过大，且农业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或种养型经济，而不是集约型经济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造成过多的农业过剩人口。在城镇化水平低的情况下不利于农业过剩人口的有序转移，造成农业人口的就业挤压、生活水平特别是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
问题三：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素质过低
解放后，国家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科教文化的发展，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兴办民族学校，推广科学技术，并起到了显著成绩。到2000年贵州有民族院校4所，民族中专及师范学校29年，普通中学764所，小学8143所，独立设置的少数民族学校，普通中学114所（在校生95588人，专任教师5405人），职业中学16所（在校生3907人，专任教师378人），小学229所（在校生95270人，专任教师4254人），初步形成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格局。然而，贵州少数民族的教育整体水平和农村水平都低于全国水平，贵州少数民族农村水平低于贵州整体水平（见表3.1和图3.1）。贵州少数民族的低层次教育水平所占比例非常大，按初中小学水平相加计算，分别为70.74%（整体水平）、72.27%(农村水平)，农村低于整体水平1.53个百分点；按未上过学、扫盲班、小学、初中四个低层次水平相加计算，分别占93.32%（整体水平），97.29%（农村水平），高于全国相应水平4.9和2.42个百分点；按高中水平以上计算，所占比例不到7%，整体为6.68%，农村仅为2.71%。虽然数据显示小学初中所占比例比较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结构变化和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原有的知识将很有可能被淘汰，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变化，成为新的文盲或半文盲。因此，数据充分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整体水平非常低，这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利于贵州少数民族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制约贵州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大瓶颈。
合计100%100%100%100%贵州少数民族问题的思考及其对策建议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西部是欠发达地区，也是多民族地区，没有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小康，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康，是不完整的小康。贵州属西部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世居民族17个，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因使贵州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沿海和中部地区落后，且少数民族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是贵州及其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贵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虽然，贵州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社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生活水平、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整体上讲，较全省整体水平和全国水平仍很低。综上所分析，贵州少数民族目前存在着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性别比失调、农业人口比例过大、人口文化素质水平过低等等问题，这正是制约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瓶颈。贵州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表现为贵州少数民族的人口问题，更重要是贵州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贵州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必须以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问题，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贵州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社会。为做到这一点，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需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且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高度重视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以优化人口的自然构成。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目的在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提倡优生优育，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在实施计生政策过程中采用行政处罚的措施效果不好，最有效的方法将是政府加强宣传和引导，让少数民族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生育文化，同时将计划生育工作和经济社会建设（扶穷）相结合。第二、根据目前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点，加大贵州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投入，其原因在于知识更新加快，原有的知识将被淘汰，加上现仍有21.53%的未读书者，所以巩固现有的低层次水平是很有必要的。加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有利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扶助和投入是提高贵州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适应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第三、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技术的投资、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化建设，从而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非集约型农耕方式向集约型农耕方式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方式转变，提高贵州少数民族的经济收入。第四，贵州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无论在人口性别比问题还是教育水平问题都表现更为严重，因此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扶植显得更为重要，逐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学习机会和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杨军昌.贵州民族自治地区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9
[2]牟本理.论我国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J].民族研究2003(6)
[3]胡鞍钢.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几点思考[J].民族研究2003(1)
[4]刘小珉.略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主要特征、类型及其演化[J]民族研究2003（4）
[5]荣仕星.中国加入wto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民族研究2002(5)
[6]贵州统计年鉴2001
[7]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下册
[8]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上下册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7
关键词：性别比少数民族婚姻挤压
前言：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全省世居地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水、仡佬等17个，其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苗族（429.9954万人），其次是布依族（279.82万人）、侗族（162.86万人）、土家族（143.03万人）。另外，居住在贵州的布依族、水族和仡佬族人口均占国内本民族人口总数的95%以上。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贵州少数民族人口达1333.96万人，占全省人总人口的37.85%。新成立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贵州实施以来，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下，贵州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过50余年的奋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老、少、边、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与发达地区（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差距仍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因此，为实现贵州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和推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需从实际出发，结合贵州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勤抓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坚持可持续和发展观。笔者从贵州少数民族的人口自然构成、经济社会构成、人口素质等方面思考分析了贵州少数民族目前存在的人口增长过快、性别比失调、农业人口比例过大、文化素质过低的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影响，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相关建议对策。
问题一：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性别比失调
1.人口增长迅速：在国家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植和帮助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生活、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贵州总人口的26.19%，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贵州总人口的37.85%，上升了11.66个百分点，绝对人口数从393.88万人上升到1333.96万人，增长了940.08万人。表1.1显示了贵州四个主要少数民族绝对人口数变化情况，其中苗族和土家族表现尤为突出，十年间分别增长了61.31万人和40.21万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不可否认，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对促进贵州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在目前贵州少数民族人口质量较低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将阻碍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发展，不利于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表1.1：贵州主要少数民族人口变化(单位：万人)
年份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
1990年368.69247.81140.03102.82
2000年人口普查429.9954279.82162.86143.03
人口差额61.3132.0122.8340.21
2.性别比失调严重：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绝对数量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反映出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贵州主要少数民族整体性别比和性别比都高于贵州汉族和全国相应水平。在全国少数民族性别比包括整体和农村性别比水平都偏高于国际标准水平即103-107情况下，贵州主要少数民族的性别比问题显得尤为严重，侗族，土家族，仡佬族，水族表现更为突出。虽然苗族、布依族性别比较其他少数民族低些，但依然高于国际标准水平（见图1.1）。另一方面，按孩次性别比比较，贵州少数民族性别比高于全国水平，且第三孩以后性别比偏高非常严重（见表1.2）。
表1.2:分孩次性别比（1999-11-1—2000-10-31）
地区别第一孩第二孩第三孩第四孩第五孩
全国103.56122.15126.06128.24125.04
贵州97.20120.71141.23133.25126.81
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上册
3.人口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近年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GDp和人均GDp都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见图1.2），2000人均GDp达到2038多元，但低于贵州整体平均水平，2000年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农村农民人均收入为2253.4元。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医疗水平得到显著提高，1949年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区仅有48个医疗机构，病床140张，初级卫生人员仅为201人，2000年医疗机构上升到1368个，病床2.2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2.93万人，改变了过去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一穷二白”的状况。也就是说，随着制约人口增长的经济社会因素包括医疗卫生、营养、环境、文化等改善和发展，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得到控制，致使人口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国家计生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放宽”，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性别比严重失调是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性别比失调是经济、社会、生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传统生育文化或生育观念影响制约下，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目前经济条件下家庭对男性收益预期高于女性的基础上，在社会保障体制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使得对男性的偏好高于女性；另一方面，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利用B超等高技术通过婴女性别鉴定进行选择性生育，致使性别比偏高。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性别比偏高，不仅制约着人口再生产向化转变，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诸如婚姻挤压、就业挤压、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不利于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二：贵州少数民族农业人口比例过高
近年来，贵州少数民族经济迅速发展，但较全省水平仍很低，其主要原因在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和贵州少数民族就业结构依赖农业。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显示，贵州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数所占比例过高，占91.09%，非农业户人口仅占8.91%，相对于全国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数水平高8.5个百分点（见表2.1）。贵州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数所占比例过高，这充分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农业，农业发展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农民增收的“法码”，农业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但农业部门所占比例过大，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不合理。从职业行业构成来看，贵州少数民族主要职业人员为农林牧渔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人员，他们分别占88.63%、2.7%、3.5%；贵州少数民族主要从事行业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他们分别占88.73%、0.43%、2.07%、0.57%（见表2.2）。数据充分显示，贵州少数民族从事农林牧渔业所占比例过大，也充分证实了为什么贵州少数民族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整体低于全省整体水平，也充分证实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为什么那么低。据资料显示，至2000年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化水平为15.21%，自治州为20.44%，自治县为13.79%，分别比全省水平低9.66，3.43，10.08个百分点。贵州少数民族农业户人口所占比例过大，且农业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非集约的农耕或种养型经济，而不是集约型经济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造成过多的农业过剩人口。在城镇化水平低的情况下不利于农业过剩人口的有序转移，造成农业人口的就业挤压、生活水平特别是人均生活水平的下降。
表2.1:贵州少数民族农业与非农业户人口数
全国农业户人口非农业户人口
合计百分比男女合计百分比男女
1043660908620408882.60%4402886441752241816200217.40%96343728527630
132267721204763591.08%6250112579752311791378.91%688615490522
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上册
表2.2:贵州少数民族主要职业\行业构成
行业合计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社会服务
全国58597614620673400343156716228873983
贵州72846464635231221506241563800
全国百分比78.85%0.68%5.39%1.06%1.26%
贵州百分比88.73%0.43%2.07%0.57%0.52%
职业合计农林牧渔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企事业人员
全国5859761461582632542945216527492365283
贵州7284646456271930525591230325292
全国百分比78.77%5.55%7.72%4.69%1.11%
贵州百分比88.63%2.65%3.51%3.16%0.73%
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上册
问题三：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素质过低
解放后，国家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科教文化的发展，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兴办民族学校，推广科学技术，并起到了显著成绩。到2000年贵州有民族院校4所，民族中专及师范学校29年，普通中学764所，小学8143所，独立设置的少数民族学校，普通中学114所（在校生95588人，专任教师5405人），职业中学16所（在校生3907人，专任教师378人），小学229所（在校生95270人，专任教师4254人），初步形成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民族教育格局。然而，贵州少数民族的教育整体水平和农村水平都低于全国水平，贵州少数民族农村水平低于贵州整体水平（见表3.1和图3.1）。贵州少数民族的低层次教育水平所占比例非常大，按初中小学水平相加，分别为70.74%（整体水平）、72.27%(农村水平)，农村低于整体水平1.53个百分点；按未上过学、扫盲班、小学、初中四个低层次水平相加计算，分别占93.32%（整体水平），97.29%（农村水平），高于全国相应水平4.9和2.42个百分点；按高中水平以上计算，所占比例不到7%，整体为6.68%，农村仅为2.71%。虽然数据显示小学初中所占比例比较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结构变化和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原有的知识将很有可能被淘汰，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变化，成为新的文盲或半文盲。因此，数据充分反映出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整体水平非常低，这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利于贵州少数民族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制约贵州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大瓶颈。
表3.1：贵州少数民族教育水平
地区别全国贵州
教育水平总百分比农村百分比总百分比农村百分比
未上过学13.15%15.50%19.48%21.53%
扫盲班2.62%3.18%3.10%3.49%
小学44.97%50.46%51.12%54.20%
初中27.68%25.73%19.62%18.07%
高中5.65%3.21%2.62%1.38%
中专3.21%1.40%2.50%1.06%
专科1.82%0.45%1.14%0.24%
本科0.87%0.07%0.43%0.03%
生0.04%0.0025%0.01%0.0006%
合计100%100%100%100%贵州少数民族的思考及其对策建议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加快推动社会主义化。西部是欠发达地区，也是多民族地区，没有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小康，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康，是不完整的小康。贵州属西部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世居民族17个，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使贵州整体水平较沿海和中部地区落后，且少数民族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是贵州及其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贵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虽然，贵州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地区自新成立以来在经济社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生活水平、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整体上讲，较全省整体水平和全国水平仍很低。综上所，贵州少数民族存在着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性别比失调、农业人口比例过大、人口文化素质水平过低等等问题，这正是制约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瓶颈。贵州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表现为贵州少数民族的人口问题，更重要是贵州的社会问题和问题。贵州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必须以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问题，以积极、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贵州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社会。为做到这一点，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需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且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高度重视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以优化人口的构成。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目的在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提倡优生优育，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在实施计生政策过程中采用行政处罚的措施效果不好，最有效的将是政府加强宣传和引导，让少数民族从思想上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生育文化，同时将计划生育工作和经济社会建设（扶穷）相结合。第二、根据目前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点，加大贵州少数民族基础的投入，其原因在于知识更新加快，原有的知识将被淘汰，加上现仍有21.53%的未读书者，所以巩固现有的低层次水平是很有必要的。加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有利于过剩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扶助和投入是提高贵州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适应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第三、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技术的投资、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小城镇化建设，从而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非集约型农耕方式向集约型农耕方式和农工商复合型经济方式转变，提高贵州少数民族的经济收入。第四，贵州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无论在人口性别比问题还是教育水平问题都表现更为严重，因此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扶植显得更为重要，逐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机会和发展机会。
：
[1]杨军昌.贵州民族自治地区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9
[2]牟本理.论我国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J].民族研究2003(6)
[3]胡鞍钢.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几点思考[J].民族研究2003(1)
[4]刘小珉.略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主要特征、类型及其演化[J]民族研究2003（4）
[5]荣仕星.中国加入wto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及对策[J].民族研究2002(5)
[6]贵州统计年鉴2001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8
一、××××年管区重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同比增长××，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和×；实现财政收入××××万元，增长××；引入外资实现零的突破达到×××万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亿元，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元，增长×。以上指标均大幅超出年初计划，其他各项指标也创近年最好水平。
二、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
几年来，管区坚持把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力实施打开管区经济大门吸收区外法人加盟管区经济建设，打开国有经济大门吸收民营经济加盟国有经济的“两个打开”举措，发挥区位优势，通过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切实解决非国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入实施城镇化战略，依托小城镇市场建设，为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创造宽松、完善的政策和设施环境，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重点在协调土地、工商、银行等部门，为民营业户办理抵押贷款、购置经营场所，加强个体工商业主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在具体工作中，重点从规范、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强化管理，加强协调与监管。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配备了人员，规定了职责。建立和完善统计报表制度、例会制度、信息反馈制，并定期召开全区个体私营企业调度会，加大协调与监督力度。二是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强化对民营企业的指导。从××××年×月开始，“发展办”对全区私营企业进行摸底调查，摸清了底数，为指导企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奠定了基础。三是积极谋划发展民营企业的重大举措，在审批机制、企业保护、投资环境、资金支持等××个方面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四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调整结构、提升档次、加大投入、壮大规模，使我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日趋活跃。
××××年管区民营经济，特别是重点骨干企业实现了超常发展。全区民营经济业户达到××××家，其中民营企业达到××家，年销售收入百万元以上达到××家。全区民营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其中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投入就占全区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入的×××。全区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亿元，占全区的××，其中××五家企业完成增加值占全区比重达到×××。全区民营经济上缴税金××××万元，占全区税收总额的××。其中公司上缴税金×××××万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民营经济的全面提速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增添了强大活力。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9
一、2009年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出现大的转机
经济发展状态是国家调整后经济政策的基础。2009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比职级们的预计要好得多,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现复苏迹象。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出口全球第一确立。2009年德国年出口总额为8032亿欧元,相当于112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18.4%,少于中国的12016亿美元。由于中国采取了科学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保持了相对的持续增长态势。预测2009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美国达到14.8万亿美元,仍然位居第一,中国达到5.5万亿美元,上升到第二位,日本达到5.3万亿美元,下降到第三位,德国达到3.5万亿美元,位居第四位。
在2009年以来,随着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各地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呈现逐渐回升向好趋势。主要表现有:一是经济增长保持正常状态,民族地区总体上的经济增长都基本在10%左右,其中内蒙古的工业经济增长急速同比增长36%。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复苏的启动器。2009年,新疆、内蒙古、宁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用于基建的重型机械随处可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着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作用,上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大型基本建设项目迅速增加。三是第三产业精彩纷呈。2009年,我国民族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普遍呈现精彩纷呈景象。在第一、第二产业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形下,民族地区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支持力度,旅游、餐饮、特色农业等快速发展,其中,新疆因受“7・5”事件影响,旅游业遭受重大打击,但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却发展良好。前三季度新疆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04亿元,增长7.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5%。四是民生工程遍地开花。不论是抗震安居工程建设,还是城镇廉租房、农村安全饮水、学前双语幼儿园、农村初中校舍改造、乡镇综合文化站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投资进展顺利。五是农村市场日益活跃。民族地区充分利用中央投资和扩大内需新政,加大“三农”投入,开拓农村市场,农村消费呈现新的景象。内蒙古、云南、新疆、广西等地则想方设法多举措改善消费环境,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特别是汽车摩托车下乡、农机下乡、家电下乡等政策的实施,使企业增加了销售,农民得到了实惠。随着农村市场被激活,一些地区农村消费市场甚至好于城市。六是特色产品出口增加。在这方面,民族地区的对外口岸、开发区、免税区等发展非常快。六是逆势增长经济整体出现回暖迹象。
二、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变化
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变化是在全国经济复苏迹象中的一部分。随着2010年的到来,国内的经济增长明显出现几个特点。一是出现了新的周期性趋势转折。经过7年的调整,政府的措施力度是超强的。经过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发展状态和波动幅度变小,起伏不大,从2010年开始中国会有3-5年以上的快速发展期。二是三大需求出现持续增长态势,出口需求的增长、投资品与消费品的需求增加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需求等,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我国整体经济变化的同时,2010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特点会与2009年有所不同,2009年是单向放松,今年却是有条件的双向调整。2009年7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一是税收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2009年7月31日,财政部等部门宣布自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0月21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又宣布,从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税收政策调整主要为了应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出口增速的放缓,通过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促进出口企业自身发展,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二是信贷政策。在信贷政策方面,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2009年8月初,央行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中旬,央行又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10月,央行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释放出增加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这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近日,央行披露目前已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此举可有效释放银行资金活力。
三是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010年中央财政将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安排资金19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加大对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力度将减弱。2010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重点在扩内需、调结构上下工夫,加快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09年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绝对规模为建国以来之最。而2009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也超过7万亿元。很明显,财政刺激经济的力度已经很大了,从总量上看,今年财政刺激经济的力度会有所减弱。
我国三大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变化,其目的是为了在新的一年里重点解决好从保增长到促转变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更注重质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比如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对自主创新企业的鼓励;对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转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的财政支持等。二是实现2010年经济增长“保八望十”的目标。虽然从客观环境上看今年中国仍然面临着外部需求持续恶化、市场内生动力不足两大问题,但是,中国将进入改革开放30周年以来的第四轮上升周期,中国GDp增速将达到10%以上。三是控制Cpi涨幅不超过3%。有研究预测,2010年我国将不会出现明显通胀,Cpi涨幅将在3%以内。四是进一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将继续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还包括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包括城市化的推进形成的新市民的消费能力、迅速扩大的中间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等。五是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六是努力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防止经济二次探底。
三、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和规划决策的关注点
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变化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决策,特别是制定“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许多关注点。也就是说,民族地区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选择新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有哪些需要密切关注的重大变化?
一是要从全球经济再平衡、全国经济再平衡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能只是在区域性、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在这方面,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多年以来坚持国际一流、国内一流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思路和方法值得民族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参考。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教训不是危机的破坏程度,而是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影响力。现代经济已经没有洲界、国界、省界、市界、县界了,用封闭的思维思考战略和规划问题已经远远落后了,必须淘汰。要把具体的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国际经济、全国经济统一起来考虑,研究战略定位和规划重点。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方针,通过调整需求结构,不断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为扩大内需,将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
二是民族区域的发展战略选择,一定要坚持创新的理念,一定要解决重大问题,而不是解决小问题、局部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和决策区域发展战略中一直存在一个缺陷,这就是规划和战略的局限性比较大,规划和战略强调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的成分比较多,而关注更大范围的发展问题比较少。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当中,民族地区一定要把眼光放大、放远,要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信息化领域、制造业加大力度,核电设备、交通设备、建筑节能设备、电网智能化等领域有所思考。也许有些民族地区可能现在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也要使决策的思路有敏感性,有前瞻性,有悟性。一定向前看,中国有多大的市场、有多少技术支持可以带动全世界的出口,民族地区在这方面到底有多少发展余地等,值得超前思考。
三是速度指标可以相对高些,要充分考虑大部分民族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后发区域,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实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翻两番”所需要的增长率7.2%和“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增长率7.5%。在“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也就是说,虽然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也有可能取得比7.5%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也有专家提出了“保八争十”的增长目标,这都有比较可靠的基础和条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多数在西部地区。根据经济发展基础、技术条件、交通运输、信息传播、人力资源点要素分析,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居住地、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条件等都比较差,有些非常差。这包括海拔比较高、山区、气候差、交通不便、教育落后等许多客观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民族地区实际上又是我国的资源能源开发的后滞地区,有很强的后发优势。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基数越小,增长速度反而有可能越快。所以,民族地区的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核心的主要经济指标相对于其他比较发达的地区而言,可以相对高些。
四是一定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区域性、地方性、特色性的产业、产品做大做强。结构升级的问题不解决,民族地区不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也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调整是主轴是思路”,从具体调整内容上看,主要是再调整、再整合发展要素,要更加注重降低储蓄率和扩大国内私营部门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降低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同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再调整意味着要更加依赖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减少对制造业等贸易部门的依赖。结构调整的实现机制是以国际之间、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为主的,而产业转移主要是成本转移,在这方面中国有成本优势。民族地区要重点研究这样几个问题: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和实现方式、承接国内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和实现方式、大幅度调整民族区域自身产业结构的可能性和实现方式,要以股权方式、生产流程方式、技术合作方式的转变,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的全新升级。
五是规划必须重视绿色经济的发展问题,这是保证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问题。我国的民族地区从地理、水利、森林、草原、气候等因素来看,都基本上是我国的生态保障、生态敏感、生态脆弱的地区。在这些年以来,国家为了恢复民族地区的生态能力,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立项很多,投资很大,建设也有进展。但是,目前的生态状态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只是有局部的改善。同时,生态建设并不完全只是个环境问题,也是个经济和产业问题,民族地区在推进生态建设的同时,旅游业、生态产品、生态产业、生态经济等也给民族地区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的重要目标,"将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许多专家们也建议,要在全球注重发展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十二五”规划应强调走“绿色发展道路”。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中国要想在2030年转型为“绿色经济体”,每年需要投入1.5万亿元到2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到2.5%。所以,民族地区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与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相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转变牲畜养殖方式,全面推广舍饲养殖方式,开发更多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篇10
一、××××年管区重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同比增长××，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和×；实现财政收入××××万元，增长××；引入外资实现零的突破达到×××万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亿元，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元，增长×。以上指标均大幅超出年初计划，其他各项指标也创近年最好水平。
二、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几年来，管区坚持把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力实施打开管区经济大门吸收区外法人加盟管区经济建设，打开国有经济大门吸收民营经济加盟国有经济的“两个打开”举措，发挥区位优势，通过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切实解决非国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入实施城镇化战略，依托小城镇市场建设，为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创造宽松、完善的政策和设施环境，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重点在协调土地、工商、银行等部门，为民营业户办理抵押贷款、购置经营场所，加强个体工商业主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在具体工作中，重点从规范、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强化管理，加强协调与监管。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配备了人员，规定了职责。建立和完善统计报表制度、例会制度、信息反馈制，并定期召开全区个体私营企业调度会，加大协调与监督力度。二是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强化对民营企业的指导。从××××年×月开始，“发展办”对全区私营企业进行摸底调查，摸清了底数，为指导企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奠定了基础。三是积极谋划发展民营企业的重大举措，在审批机制、企业保护、投资环境、资金支持等××个方面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四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调整结构、提升档次、加大投入、壮大规模，使我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日趋活跃。
××××年管区民营经济，特别是重点骨干企业实现了超常发展。全区民营经济业户达到××××家，其中民营企业达到××家，年销售收入百万元以上达到××家。全区民营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其中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投入就占全区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入的×××。全区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亿元，占全区的××，其中××五家企业完成增加值占全区比重达到×××。全区民营经济上缴税金××××万元，占全区税收总额的××。其中公司上缴税金×××××万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民营经济的全面提速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增添了强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