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1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4年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课题“企业职工法律培训体系的建立与模式研究”(2014-083)成果论文。摘要：企业经营就是经营包括市场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各种风险。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大多来自企业员工行为。加强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增强员工法律意识，提高员工业务能力，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企业应当着眼于建立以业务需求为导向的员工法律培训体系，因岗而异，提高员工法律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企业岗位培训计划应当由岗位范围、培训必要性、培训内容、职业法律风险、所涉法律法规等部分组成。涉密岗位、市场营销岗位、生产管理岗位、人力资源岗位等是企业员工法律培训的主要岗位。
关键词：企业经营员工教育法律培训风险防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行为越来越严格地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法律已经全面渗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企业经营就是经营包括市场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各种风险。企业经营管理风险来自于企业自身的行为，而企业行为是通过各个层面的员工行为表现出来的。因此，加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素质培训，提高企业员工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规范企业经营管理，防范化解企业法律风险非常重要。
一、员工法律培训的意义
第一，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增强员工法律意识，形成企业内部良好的法制文化，建立公司内部治理的良好秩序，确保公司自我协调运转，避免企业运转、生命维系于法人代表个人。
第二，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提高员工业务能力。某些业务如营销合同的签订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对法律知识的运用。如果员工不懂相关的法律知识，则难免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和隐患，重大的合同风险甚至可能会给企业生存带来威胁。
第三，员工法律培训是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手段，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企业经营很大程度上是经营风险。风险的防范和抵御需要企业上下员工的同心协力。员工法律培训能够提高员工的风险辨识能力和预防能力，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第四，员工法律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需要。通过对员工进行较为系统的针对性法律培训，能够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实现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目标。
二、目前员工法律培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一些企业对员工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员工法律培训更是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员工法律知识培训讳莫如深。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员工培训的意义,对内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培训体系。许多企业员工法律培训存在空白。经常做一般法律培训的企业只有两成多，做专业法律培训的企业不到两成，六成企业从未做专业法律培训。企业主把员工法律意识的提高看做是自己的敌人，担心员工法律意识增强后会给企业管理带来困难和不便,对员工法律培训的内容、意义存在误解。
第二，企业员工培训多偏重于业务培训，而忽视法律培训。多数企业往往将提高业务能力作为员工培训的唯一目的，没有认识到员工法律培训对业务培训的促进作用。法治社会下，企业业务关系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与引导。在具体的业务领域中，都有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和法律问题。法律意识能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如销售岗位的员工，具备和了解合同法的相关知识是其开展业务的必要基础。如果员工仅了解具体业务内容，而忽视了业务中存在的法律风险，久而久之，迟早会演变成企业的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损失。
第三，目前的员工法律培训表现为随意性强、体系性与业务针对性差。目前一些有意识的企业在对员工开展法律培训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培训随意性强。往往是人力资源部门根据需要临时安排，有时甚至是为了完成某些培训任务。在培训安排上没有考虑前后法律培训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一些企业进行的培训是一种盲目的救火式、应急式培训。二是体系性差。没有从宏观上把握本单位业务领域所涉及的主要法律体系。三是针对性差。法律培训脱离业务培训，与业务培训缺乏紧密的结合，实效性差。
三、建立以业务需求为导向的员工法律培训体系
企业根据内部分工往往划分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不同，所对应的法律风险也不同，员工所需要掌握和了解的法律知识也不同。但有时不同的工作岗位也可能会面临相同的法律风险，如研发部门和市场销售部门都面临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因此，为了提高员工法律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必须建立因岗而异，以业务需求的导向的法律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设定不同的培训内容。据此，我们将主要以企业岗位分工为基础，制定不同岗位员工的法律培训计划。每个岗位的培训计划应当包括岗位范围、培训必要性、培训内容和职业法律风险。岗位范围主要确定本企业内部符合该岗位特点的部门和人员，以确定培训对象。培训必要性是要让培训主体和培训对象了解本次培训的必要性和意义。培训内容是确定本岗位培训的主要内容，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职业法律风险是岗位员工在具体业务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业务中的法律风险和自身的法律风险。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员工法律意识，自觉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防范企业和员工自身法律风险。企业员工法律培训可以参照下列形式制定培训计划：
四、分岗位的员工法律培训体系内容
1.涉密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的必要性。涉密岗位是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岗位，有时甚至决定着企业的生存。一方面企业要依法研发技术，避免侵犯他人专利技术，另一方面要做好本企业的专利申请和商业秘密保护。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往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掌握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涉密岗位人员必须具备保密意识，掌握本企业涉密事项的管理流程。
（2）岗位范围。涉密岗位的确定是确定培训对象的前提。不同类型的企业涉密岗位是不同的。很多企业对自己的涉密岗位并不清楚。这是对企业商业秘密范围不了解导致的。通常情况下，高新技术型企业的研发部门、销售型企业的市场销售部门、生产型企业的采购部门、各类企业的财务部门等均属于企业涉密岗位。产品研发、生产、管理的骨干人员和关键技术岗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涉及企业客户信息、进货渠道及价格的市场营销人员和采购人员；掌握企业核心财务信息的财务人；能够涉及经营决策、经营信息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岗位人员均属于涉密岗位范围。总之，要按照以岗定人的原则确定涉密人员的范围和涉密法律培训对象。
（3）培训重点。涉密岗位最主要是确保员工不会泄露本企业商业秘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侵害竞争对手商业秘密而带来的诉讼纠纷。因此，涉密岗位最重要的是建立员工的保密意识、完善企业保密措施等。重点培训内容是：商业秘密的含义、特点、范围；商业秘密的保护；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确定本企业的商业秘密范围，集中学习本企业的保密措施和保密规则。企业应当建立自己的《企业涉密人员管理规定》，确定本企业涉密岗位和人员范围、涉密人员职责、涉密人员管理、密级规定、保密措施、脱密程序和脱密期等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特点、种类，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构成和责任。侵犯商业秘密的典型案例。
（4）职业风险。涉密岗位员工的职业风险主要表现为擅自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在工作中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责任。主要是：一是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可能对本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二是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侵权责任法》可能对其他企业承担侵犯商业秘密的赔偿责任；三是依照《刑法》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5）涉及的法律法规。涉密岗位法律培训涉及的法律法规有：《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合同法》、《刑法》中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相关规定。
2.市场营销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必要性。市场营销岗位是企业对外发生业务关系的主要岗位，企业风险也多发生在这个环节中。因此，加强市场营销岗位员工法律培训，对增强员工业务能力，预防企业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2）岗位范围。市场营销岗位主要是对外代表企业从事营销活动，签订营销合同的岗位，主要是销售部、采购部等部门。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涉及合同的签订，如后勤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因此，凡是对外发生合同关系的岗位都可以纳入本类岗位培训。
（3）培训重点。与市场营销岗位相关的法律技能主要是《合同法》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合同主体审查、合同条款拟定、签订程序、合同履行、合同变更、违约责任的设定、诉讼时效、争议管辖权的约定、合同审查、合同履行中的监控、合同诈骗防范等。其他如营销商业秘密保护、营销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担保法、公司法、招投标法等知识。实践中，除了要重视合同文书的签订、保管，还要对履行中双方对合同的变更记录及时登记保留，如口头变更的及时签订《补充/变更协议书》；通过电话变更的可以做好电话录音；采用数据电文的及时保存聊天记录等信息。建议企业建立自己的《合同管理流程》，从签订审批、法律审查、履行监督、变更审查、争议解决等几个环节制定。对市场营销岗位员工及时进行合同管理流程培训。
（4）职业法律风险。市场营销岗位员工的职业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过程中遭遇合同诈骗；如果是国有企业相关人员可能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同时，在采购、销售款项的回收管理中，可能涉及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在市场竞争中，也可能因商业贿赂而引发犯罪。
（5）涉及的法律法规。市场营销岗位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合同法》、《担保法》、《招投标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职务侵占或贪污罪、挪用资金或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
3.生产管理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必要性。对生产型企业而言，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根基。企业的中心活动是有关生产。生产环节中的安全、卫生、环保、产品质量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风险。如果生产管理环节出现问题，对企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如因毒奶粉而导致的三鹿倒闭事件。因此，生产管理岗位员工的业务素质和法律素质非常重要。
（2）岗位范围。生产管理岗位并不仅仅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员工，而是指所有与企业产品生产相关的部门管理人员。一般是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生产组织、生产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的人员，如负责组织生产的高层管理人员，原材料的采购部门，生产车间主任，存贮部门管理人员，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等。
（3）培训重点。生产管理岗位员工培训主要是产品质量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的内容。本岗位员工法律培训的重点是产品质量要求以及产品质量不合格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包括可能带来的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企业应该制定不低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并把这种产品质量标准的实现进行流程化操作。建议企业制定本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实现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包装、检验、运输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流程化管理，并把对这一标准的学习作为生产管理岗位培训的重点。
（4）职业风险。生产管理岗位的职业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产品质量不合格给企业造成对外合同上的违约责任、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企业安全、卫生方面的事故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员工个人对企业的赔偿责任。因生产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故还可能承担刑法上各种重大事故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有关的采购、生产管理人员被依法追求刑事责任即是此类风险的典型表现。
（5）涉及的法律法规。本岗位法律培训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生产安全卫生方面的：《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食品安全法》。环保方面的：《环保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刑法》上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等。
4.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必要性。人力资源管理岗位是任何一个企业都要设置的岗位，该岗位负责企业员工的招聘、培训、劳动合同签订、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等，是夯实企业发展基础的重要部门。
（2）岗位范围。本岗位的培训对象主要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时，企业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分公司、分店的负责人也是本类培训的对象。
（3）培训重点。人力资源岗位的培训重点是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制定有效的公司规章制度，工会法律制度，工伤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养老、医疗、生育、失业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办事流程，劳动争议的处理，包括掌握劳动仲裁程序、劳动诉讼程序，一审诉讼、二审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
（4）职业风险。人力资源岗位职业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招聘中招聘公告拟定涉嫌就业歧视、对求职者审查不严导致的欺诈、劳动合同范本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内容、公司规章制定程序违法导致无效、社保缴纳不及时导致的罚款、为他人开具虚假劳动关系、收入证明等。
（5）涉及的法律法规。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培训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有：有关劳动关系订立、履行方面法律法规如《劳动合同法》等；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如五险一金的相关规定；有关女员工和童工保护的相关规定；有关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
5.其他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除了上述岗位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岗位、行政管理岗位等岗位工作人员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法律培训。其中财务岗位人员主要是涉及财务制度、财经法规的培训。在职业风险方面，财务管理人员应注意预防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等犯罪行为，法律培训应注意加强此方面的警示教育。行政管理岗位人员则需加强公司治理培训，掌握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程序，为公司依法运作提供保障。
总之，员工法律培训对企业而言是一种长效投入，成功的关键是要与员工业务能力、岗位职责相结合。法律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是判断员工法律培训体系良莠的标准。
参考文献
[1]蒋吉成.探讨企业员工培训[J].企业导报,2009(10):163-165
[2]文新贵.浅谈企业员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企业导报,2012(4):158-159
[3]杨悦.关于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律适用,2012(4):120-121
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动物可追溯管理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S8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01-0248-01
可追溯是一种还原产品生产过程和应用历史轨迹以及发生场所销售渠道的能力，以及时发现食品链的终端。可追溯性是根据标识，对实体的历史应用情况和场所进行追溯的能力，在食品安全管理中，重要的要素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对肉品从繁殖-饲养-屠宰-加工-冷冻-配送-餐桌全流程各个环节的可追踪性与可追溯性，确保肉食品供应的链条每一环节，尤其是屠宰和加工环节的准确性。《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经强制免疫的动物，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畜禽标识，实施可追溯管理。”《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动物检疫遵循过程监管、风险控制、区域化和可追溯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严格执行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关于可追溯管理的相关规定，开展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为确保动物产品质量，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贡献，但是动物及其产品可追溯管理中存在的制度设计、技术规范、追溯主体、时效等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不可追溯、追溯时效过长等问题，给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威胁和危害。
一、存在问题
1.制度设计不合理
从可追溯概念可知，它涉及到动物、动物产品从动物养殖到餐桌的各个环节与疫病防控、畜牧投入品使用、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等相关联，涉及工商、农牧、商务、质监等职能部门。过长的追溯链节，较长的时间跨度等给可追溯管理造成不便或阻碍。
2.技术规范不具备
2006年农业部颁布实施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畜禽、畜禽产品实施追溯：（一）标识与畜禽、畜禽产品不符；（二）畜禽、畜禽产品染疫；（三）畜禽产品没有检疫证明；（四）违规使用兽药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五）发生重大动物卫生安全事件；（六）其他应当实施追溯的情形。”以上仅是需要追溯的几种情形，而不是需要追溯的全部，更没有涉及追溯的适用范围、追溯的程序、追溯对象、追溯过程、追溯结果处理等，没有一个可供执行的技术规范可能导致同一情形的追溯，不同的主体可以采用不同追溯的方式，产生不同的追溯结果和采取不同的追溯结果处理，均可对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产生影响。
3.追溯主体不确定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在不同流通环节由不同的职能部门承担，养殖环节由农牧部门监管，流通环节由公安、工商、农牧、商务等部门监管，动物产品加工环节由工商、质监、农牧、商务等部门监管。监管部门过多、职能交叉重叠造成有利争着上，无利争着让的现象，既所谓的都管也都不管。另外企业作为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在追溯中的责任不明确。
4.追溯时效未界定
发生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追溯时间，目前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作出明确规定。公众周知，追溯如果不能及时完成，相关证据将会灭失；另一方面追溯时间过长，畜产品质量安全尚未查明，问题动物及其产品可能已流入市场，追溯失去意义。
5.法律责任不明确
因为相应的规范追溯的法律法规未建立，因而对不实施追溯，无法追溯、追溯无结果的法律责任也无从谈起，动物产品安全事件无人追溯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动物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安全隐患。
二、建议
1.尽快制定相关追溯法律法规
我国实施动物产品可追溯管理起步较迟，为与国际接轨，确保可追溯管理落到实处，建议国家或农业部尽快制定追溯的法律法规，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确定应当追溯的情形、追溯的责任主体、追溯时效及相关责任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可追溯管理有法可依。
2.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
以规范的形式对追溯的程序、适用范围、追溯对象、追溯时效、追溯结果处理等进行规定，才能确保可追溯操作规范化，才能使追溯结果处理规范化，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才能落到实处。
3.加大宣传力度
可追溯管理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仅靠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是无法实施的。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新闻媒体等平台，广泛宣传可追溯管理的相关规定，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可追溯管理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陆昌华，王立方，胡肄农，白云峰，白红武，王冉.动物及动物产品标识与可追溯体系的研究进展[J].江苏农业学报，2009，01：197-202.
[2]王健诚，王瑞红，李海涛，崔红英.动物及动物产品可追溯管理与认证认可管理的差异性[J].中国牧业通讯，2009，12：24-26.
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粮食安全立法
中图分类号:F307.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095-03
一、加强粮食安全立法的背景
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被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建国60余年，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很多，但关系13亿人口的吃饭大事，却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可循。近些年来，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引起了各国警觉；国内遭遇“非典”、罕见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国家粮食安全和应急保障机制受到严峻考验。
2007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粮食法》列为五年立法规划一类项目，要求任期内提请审议。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制定公布粮食安全法”的目标。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粮食法》被列入国务院当年立法计划。2010年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指出，“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可见，加强我国粮食安全立法问题研究，对于健全和完善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立法、进一步构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对于强化粮食安全责任、提高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健全和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调控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立法存在的不足
我国目前涉及粮食安全的法条基本散见于以下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没有形成关于粮食安全的专业系统的法律体系，多头监管粮食市场，而对转基因粮食消费、外资并购国内粮企等现实问题的规范和管理缺乏法律依据。
1.相关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涉及粮食的法律主要有《农业法》、《土地法》、《种子法》、《水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其中《农业法》中关于粮食安全的规定有一章6条，是国家于2002年修订时增加的，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正式提出“粮食安全”概念并首次以法律形式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进一步制定粮食安全法提供了立法依据。但这6条规定只是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原则性较强，不具有可操作性，也没有对违反粮食安全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作明确规定，这使粮食安全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其它几部法律主要是针对土地、耕地保护、种子管理、农业灌溉、农产品（包括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规范，为粮食安全立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但也仅是原则性规定，对维护粮食安全针对性不强。
2.行政法规相互冲突。目前我国专门规定粮食的只有两部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及相配套的四个行政规章。前两部行政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将粮食流通与储备纳入了法制轨道，使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大大加强了粮食安全保障的力度。相配套的行政规章进一步增强了粮食流通、储备方面行政法规的可操作性，促进了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但这些法规规章的效力层级都比较低，两部行政法规虽有交叉但适用范围互不涵盖，在实施中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中央储备粮和非储备粮的流通管理依据不同的行政法规，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的管理也依据不同的行政法规，这对地方储备粮的保护是很不利的。
3.规划不具法律效力。《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虽然从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储备和粮食消费等各环节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了中长期的系统规划，但也仅限于规划纲要和指导性意见，没有走到法律层面，因而缺乏法律权威，不具有法律效力，难以对国家粮食安全起到法律层面的保障作用。
4.分段管理体制和粮食行政管理机构的弱化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现有体制将生产、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消费和进出口等这样一个完整的粮食产业链进行人为分割，授予多个部门监管和执法权。在粮食生产环节，至少有农业、工商、价格、质监、食监等5个以上监管部门，在粮食流通、加工环节至少有粮食、工商、卫生、价格等4个监管部门，而在粮食消费和进出口环节则至少有商务、工商、卫生、价格等4个监管部门。这种分段管理体制客观上阻碍了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影响了粮食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保障。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浙江、广东等粮食主销区的一些粮食管理机构被撤销党委建制或并入其它行政机关作为其中一个部门，实践证明这对粮食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5.新形势、新技术对粮食安全的冲击急待立法规范。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粮价从全球粮食市场的“高地”转为“洼地”，跨国粮商急欲占领我国粮食市场、并购我国粮食企业，对国内粮食流通、加工企业造成很大冲击。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如果国内粮企被外资并购和垄断，将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也会对我国战略性产业的自主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转基因技术在粮食品种方面的应用，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目前，转基因粮食的生产安全尚不确定，其导致的环境后果也无法预测，我国更不具备转基因方面的技术优势。美国目前的法规是，转基因作物要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其他农作物分开种植；欧盟出台了严格限制转基因食品的新法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不种植或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俄罗斯严禁种植转基因作物；日本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管理和慎重对待，禁止进口美国转基因大米。如果转基因技术被应用于我国粮食生产，风险可能难以估量。
三、粮食安全立法建议
1.借鉴国外粮食安全法律保障的成功经验。在利用法律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采取不同措施保护本国粮食安全，不少国家远远走在我国前面。如：
美国是世界上粮食生产最发达、最早为粮食立法的国家之一，采取“一揽子”综合性粮食立法模式，把一些重要问题集中在一个法律中解决，先后制定大量的粮食法律法规包括在农业法中并构成了农业法的主体和核心。如《美国仓储法》及《粮食仓储条例》；《1973年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农业调整法》、《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等。
加拿大制定有《加拿大谷物法》，以法律形式对粮食的进出口管理和国内粮食生产与流通进行规范。
日本1995年以《新粮食法》替代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粮食管理法》，此外还有《粮食紧急措施法》、《米谷法》、《米谷统制法》，为确保日本的粮食流通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些粮食立法国共同的特点是，根据自身实际国情，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重来发展粮食生产和增强粮食调控能力，确保本国粮食安全，而我国主要是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施，它们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可以为我国粮食立法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2.与国际规则惯例有效衔接。中国是一个粮食大市场，立法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上通行规则的影响。作为wto成员，中国应当要有一系列完备的法律规范去适应世贸规则，主动遵守国际承诺承担应尽义务，加强和完善粮食领域立法，与国（下转第98页）（上接第95页）际惯例有效衔接，把行之有效的粮食政策措施上升为法规规定，科学合理规范各主体的行为与保障合法权益，由过去那种依赖行政手段、政策来保障粮食安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借助稳定的法律制度规范给各类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从而有效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3.整合、修改、清理和补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粮食安全保障涉及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消费等多个环节，也涉及农民权益、农业投入、自然资源、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与诸多法律存在交叉，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应在现有粮食安全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粮食法，并将那些散见于各相关法律与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直接或间接与粮食安全有关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吸收现行《农业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等关于农业、粮食的专门法律法规的成功经验，以此作为粮食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其中相冲突的内容进行整合协调，弥补其不足，修正其失误；对涉粮涉农法律规范中已与当前时代背景、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修改或清理；对涉及粮食安全的一些立法空白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要尽可能使粮食立法内容具体，条款界定清晰细腻，可操作性强。
4.强化对粮食安全的全过程管理。针对粮食专业性强的特点，要按照权责一致原则，通过粮食立法稳定粮食行政管理机关的党政建制，建立以各级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为主的粮食行政监督检查体系，明确粮食行政执法主体与粮食管理全过程相对应的监督检查执法权、行政强制执行权以及处理非法收购粮食、不合格、有毒有害或被污染粮食的行政处罚权，确保对粮食安全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管到位。
5.全面规范转基因粮油和外资企业对国内粮企并购行为。转基因粮食事关中国13亿人民的健康福祉和生息繁衍，要在粮食立法中建立转基因粮食监管机制，如实行转基因粮食强制标识、信息公开、应急处理和全面监控等制度，对转基因粮食的研究试验实行风险评估和跟踪监测，对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等行为实行最严格的审批制度。鉴于粮食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举其十利不能掩其一弊”，国家甚至可以立法禁止转基因粮食的种植和销售。
借鉴西方企业并购和国内其它涉及安全的经济领域企业并购的立法经验，既制定严密法律进行实体规范，又对并购活动当事人和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进行程序约束，建立并购申报登记制度以及法律救济制度，使外资并购粮食企业的监管既严密又透明。同时，采取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外资的市场准入等措施，对外资并购进行严格限制。要加强外资并购监管，规制外商在并购粮食行业上市公司行为。
四、对《粮食法》基本框架的初步设想
1.《粮食法》立法宗旨。《粮食法》立法宗旨包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建立我国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粮食法律法规，规范我国粮食经济市场；服务三农、服务民生，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政府粮食宏观调控行为和行政监管行为。
2.《粮食法》适用范围。《粮食法》适用范围应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和进出口贸易等整个粮食产业链。
3.《粮食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粮食法》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粮食立法体系建设的最高准则；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进出口调剂余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顺应国内外粮食流通形势和发展趋势，符合国际惯例与大力扶持国内粮食产业发展相结合。
4.《粮食法》基本内容。设想粮食立法应包括以下内容：总则；“米袋子”行政首长负责制；两级总量平衡；粮食宏观调控；粮食生产；粮食收购（含进口）；粮食销售（含出口）；粮食储备；粮食加工和运输；粮食质量卫生监管；粮食统计；粮食价格；粮食税收；粮食市场；粮食预警与应急；粮食安全意识和责任；粮食消费与节约用粮；粮食行政执法主体及管理权限；粮食产业支持；法律责任；附则。
五、结语
中国应当确立以法律来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把政府对粮食经济领域的干预与管理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以法律来防范和控制各类粮食风险，达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粮食立法势在必行,粮食需要一个能调整其生产与流通全过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我们期待《粮食法》早日出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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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海外并购；海外投资；法律风险
海外并购作为企业建立跨国集团的最便捷方式，能够最短时间内扩大企业规模以及国际影响力，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打入海外市场、获取原材料，掌握先进核心技术，这一方式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途径。但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并购案例的逐年递增以及规模的不断扩大，蕴藏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障碍也较为显著，并购中现存法律风险的解决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基本现状
企业海外并购是鉴于国内生产成本持续增长，利润不断下滑，企业对于高新技术的研发迟滞，迫使我国企业不断寻求海外品牌以及技术支持，实现多元化经营，金融危机过后，欧美企业面临流动性困难等发展困境，效益下降，资产价值处于底部，国外企业的疲软期、审查力度的宽松以及国内政策的鼓励和推动，造就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黄金时期的来临，而欧美等国家也由于先进技术、市场原因以及管理经验因素日益成为海外并购的主要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升高。自1984年我国中银集团及华润集团收购香港康力投资有限公司的首次海外并购以来，兼并收购一度活跃，诸如：2010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对沃尔沃轿车公司完成股权收购；2011年，海航集团并购西班牙nH酒店集团，美的电器并购开利拉美空调业务；2012年，中信证券收购里昂证券全部股权，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大连万达并购美国amC影院公司，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愈演愈烈。据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额达772亿美元，增长14%，其中并购投资额达378亿美元，约占49%。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海外并购数量、规模、地域、不断扩张，并购资金所涉及行业从传统的能源行业扩展到金融业等多元领域，并购企业从以国有企业占绝对比例扩展到众多民营企业参与，并购模式多样化，至此海外并购已进入到全面的调整提升阶段。
海外并购通过掌握目标企业的资产以及控制权，以实现对于所收购企业的收购，并借助企业已有的技术、经验以及品牌影响力，获取所需要的设备、技术、人员等重要因素，并购依靠品牌拓展相关市场，对于已有资源进行流动性整合，提升收购企业国际性，并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缓解了所收购企业的资金压力，对东道国的市场、产业结构施加积极影响，是最活跃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海外并购有利于技术革新与管理经验的累积，有利于收购企业双方及母国与东道国的共同发展，但由于海外并购的影响因素复杂，在诸多的企业并购个案中也不乏失败的收购案例，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2008年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2009年四川腾中重工收购通用悍马等都最终以失败结果告终，70%的并购未达到预期结果，并购过程由于涉及多方复杂因素，通常面临一系列风险困境。企业并购可能导致生产的过度集中、垄断的产生、失业率上升，并对于东道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带来双重压力，激化社会矛盾。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通常过度集中于资源型产业，但基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各国对于相关企业的并购往往进行严格把控，对收购形成诸多阻碍，并对于核心技术的出口加以控制，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海外并购结束后，资金优势减弱，并购后企业的综合管理整合能力不足也可能导致利润的下降，我国企业长期的行政领导体制在对于跨国企业的管理上往往无法协调，可能出现人力资源的不良反应。在规制手段上东道国往往与我国存在差异，对于被并购的企业以及著名品牌予以严格规范，并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范，对于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对于可能影响本国经济安全的产业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反垄断审查，收购过程举步维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愈加明显，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仅强调保护本国企业，以公共利益保护为由制定各种临时性的非常规措施以进行严苛的收购规定。此外，我国的海外人才储备不足，在国际企业管理经验以及法律认识上的匮乏制约了海外收购的进一步扩展。
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环境
企业的海外并购，其本质是母国企业在东道国以兼并、收购的方式获得企业经营权或控制权的产权交易行为，一般包括横向并购、纵向并购以及混合并购等方式，通常涉及多国的投资法律制度以及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国家安全等复杂因素。我国企业并购的主要方式有：根据企业本身的投资能力以及风险承担能力进行直接收购、设立海外全资子公司并购、获取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份、组建中外合资公司并购、合作并购等，方式趋向多元化发展方向。
（一）立法理念与立法层次
随着经济发展的改革进程，我国在海外投资方面的立法理念经历了从限制到鼓励的转折过程，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和出口型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促进了海外投资的不断发展，跨国企业集团的增长拉动了我国商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引导和规范，既有观念的定型使立法单方面偏重于对外资的引进规范，对外资企业的规定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而对于海外投资的相关法律规制尚待完善，在立法理念上长期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导致失衡，执行严格的投资管理，外汇管理审批制度严苛，立法情况同实践发展严重脱节。当前立法基本对于海外并购还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整体观念落后；在立法层次方面，我国海外投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层次较低，基本集中于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不足，在海外并购纠纷实践应用中无法发挥应有作用，诸如：《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境外投资核准事项的规定》、《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导目录》等规范性文件。海外并购立法涉及两国的法律制度、政策定位以及国家战略，立法涉及因素较多、难度较大，我国在立法理念上应当以外向型发展为出发点建立以《对外投资法》为基准，辐射监管法、税法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对立法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应当通过立法机构进行协调、规范。
（二）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
基于海外并购是涉及母国和东道国的产权交易行为，牵涉国内立法以及国际条约两方面，从国内立法方面看，涉及公司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等多重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国内法体系支撑，从国际条约方面看，海外并购受到国际公约、条约以及协定等国际法规范，如：《多边投资公约》、《双边投资协定》等，因此，其实施过程关涉国内外的法律制度，需要母国和东道国的海外投资法律以及相关条约进行分析。而相对于我国的国内立法，国际条约的规定较为详细，具有优先适用效力，由于发达市场的跨国并购行为已形成一定规模，立法技术先进，国内立法相对滞后。国内立法从2000年开始鼓励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在外汇增长的形势下化解高额外汇储备所引起的市场风险。海外并购的法律环境究其本质是指规范企业在跨国投资活动中所涉及的国内外规范的集合，涉及母国和东道国不同的审批形式、程序，具有跨国性，并购可能同时受到国家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环境复杂。海外并购的双方达成博弈状态，具有一定的利益冲突，法律环境也带有一定的敏感性。目前，我国对于海外并购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基本法律，其相关法律规定也并不集中，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我国亟待建立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三、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
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一般主要发生在准备阶段、交易阶段以及经营阶段，并根据并购的发生时段而有所区别。我国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建设的滞后性以及审批制度的不健全是企业海外并购的首要风险，东道国的反垄断审查机制、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被收购企业的反并购行为也是企业并购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难题，此外，企业并购成功后依然存在治理结构、环境保护、劳工、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我国海外并购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海外并购的立法滞后、法律体系不完善，在审批制度方面，对于海外的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审批有利于对并购行为进行事先监管，在我国一般的审批部门是商务部和发改委，所依据的审批制度主要是2009年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和2004年颁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近年来海外并购活动的蓬勃发展与我国的审批制度存在冲突，传统的行政观念使得海外投资的审批倾向于形式主义，审批标准欠缺可操作性。而在审批过程中，往往需要漫长的逐级审批周期，具体程序复杂低效，内容以及职能均不合理，在投资主体范围的确定不完全，我国的海外并购具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在监督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保险制度方面，我国迄今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于企业在东道国发生的非商业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担保有利于鼓励和引导海外投资活动，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国内立法上存在缺失，其规定主要集中于签订的国际条约以及所加入的国际公约，保护力度有限，此外，海外并购保险制度并未成立专门的保险机构，我国的海外投资风险的承保职能主要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担，承保范围有限。
（二）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风险
出于对本国的国家政治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的考虑，东道国通常会对于跨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提出国家安全审查，以确信海外并购行为的合理性。关于国家安全并未形成统一的明确界定，通常是通过一系列相关因素作为审查标准，美国和日本是国家安全审查最为严格的国家。美国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国家安全审查事宜，专门评估对美国本土企业的并购活动。日本则由大藏省下设的审议会对国家安全事宜进行审查，对于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安全的并购行为都必须进行强制性审查。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涉及到国家的维护，其标准往往非常笼统宽泛，难以明确界定。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以美国为例，一般包括非正式磋商审查、启动审查、初审、全面调查、终审等步骤。
在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国家安全审查风险主要表现在对于特殊行业的准入以及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身份的认定，特殊行业主要是指影响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比如：信息技术、食品、石油等，往往由于行业的敏感性而可能受到限制。国有企业身份的认定则是基于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其认定往往带有灵活性，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更容易在国家安全审查承担风险，比如在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失败的个案中，企业身份的认定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收购行为的审查。
（三）反垄断审查法律风险
海外并购在一定程度上是垄断产生的温床，往往极易对东道国的市场秩序造成影响和破坏，反垄断审查由此产生，而且由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集中于能源行业，而且多采取横向并购模式，更可能受到严格的反垄断审查，所审查的行为具体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反垄断审查。当前反垄断审查对于横向并购的规制较为严格，其认定标准主要是市场份额。反垄断控制模式上，美国、欧盟等大部分国家采取行为主义模式，而日本主要采取结构主义模式，而。反垄断审查的申报制度，美国主要采取事先申报制，而欧盟国家则多采取事后登记制，比如：德国。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通常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紧密相关。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反垄断审查风险主要表现在对于并购方式选择不当，并购多以横向并购模式为主，相对监管较为严格；而企业在事先申报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不实申报，导致遭受巨额罚款惩罚。
（四）目标企业反并购法律风险
目标企业为避免并购往往会通过抬高股价、寻求“白衣骑士”参与收购、、降落伞策略、“毒丸计划”、提高福利待遇等方式增加收购难度，防止企业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发生转移，反并购措施往往会增加企业并购的成本或者降低企业的并购效益，给收购企业造成极大损失。
（五）其他海外并购法律风险
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还包括公司收购成功后的治理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环境保护风险、劳动保障风险等多方面。企业并购后需要将企业和目标企业进一步融合，其中不乏企业的整合风险，企业应降低企业间文化冲突，避免企业经营受到影响，实现收购后的内部协同效应。在知识产权方面，我国企业应当注重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力度，在将知识产权作为并购目标的情况下注意使用年限、费用的限制，在联合开发中避免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在环境保护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制定了较为严苛的环境标准，一旦违犯可能需要承担巨额罚款，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多集中于资源性产业，应当充分论证收购的可行性，避免陷入环境保护倾向下的贸易保护陷阱。而在劳工保护方面，我国企业应当充分对于东道国的相关劳动保护法律、基本情况、国家政策、一般标准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以避免在纠纷产生时劳资双方矛盾升级，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工人的罢工，甚至可能导致事件的政治化，因此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还应防范因劳工法律差异所造成的法律风险。
四、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海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全面建立
我国海外并购的发展需要全面、完善的投资法律体系支撑和保护，应当首先确立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制度，制定相应原则，完善企业海外并购的监督和管理。首先，对于海外投资法的基本原则进行确定，实现互利双赢的收购局面，推进技术创新，鼓励企业“走出去”，并做到统筹兼顾。我国针对海外投资必须制定统一的《海外投资法》对于各种投资行为进行总则性规定，对于海外投资的尤其是海外并购的指导原则、理念、概念、主体、主管机构、审批制度、外汇管理、保险制度、救济制度等进行全面的规定。此外，还应当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比如：《海外投资监管法》、《环境保护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配套法规措施。而对于海外并购纠纷的解决机制，一般也是通过诉讼、仲裁、协商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必要时也可由国家外交途径解决。海外并购牵涉往往牵涉两个以上的国家，因此应当积极推动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的签订。在海外并购的审批制度上，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简化审批程序，由核准制向备案制过度，并建立统一的审批机构，专门行使海外投资的审批权限，并在事后建立跟踪机制加强监管，以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降至最低。我国还应当尽可能的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我国企业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
（二）反垄断法律风险的防范
反垄断法风险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最常遭遇的风险，因此首先应当对东道国反垄断法律法规予以全面的剖析、研究，对于反垄断审查、安全审查等都进行详细的了解，预见可能带来的并购法律风险，我国在修改国内立法的同时，应当积极与他国签订贸易保护协定，将保护义务上升为国际法高度，以防范东道国反垄断法的滥用。其次，我国国内亦应当加强反垄断审查制度的建设，设立对等原则，对他国与我国的并购行为进行规制，形成反垄断的博弈，以保护我国企业的相应利益。此外，企业还应当善用反垄断审查的豁免制度，从而有效规避非必要的反垄断审查。
（三）其他法律风险的防范
在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还应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方面法律风险的防范。在知识产权方面，应当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培养相关管理人才，建立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应当注重技术的革新，严格遵循环保标准，切实提升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研究，规避环境保护的法律风险；在劳工保护方面，全面了解东道国相关的劳工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劳工文化，调整企业的组织管理结构，制定劳工保护的整体战略，及时解决劳工矛盾，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并购成功的企业，还应当注重企业在组织机构、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上的整合，提升企业整体的凝聚力，防范经营阶段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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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5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首次重组Dna获得成功，转基因技术及产品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扮演者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由于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动植物及生态环境在安全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世界各国政府纷纷立法，加强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而研究转基因产品法律规定的前提就是廓清转基因产品的定义。
对于转基因产品，各个国家称谓不一，而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在相关案件的报告中也并未对转基因产品统一进行称谓，而是交替使用了生物技术产品、Gm(Geneticallymodified)作物或Gm产品等概念来表达各成员国国内称谓的差异性。但是wto认为，不管称谓为何，转基因产品与利用传统的、自然的育种方式生产出的同类产品不同，是利用Dna重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这是世界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做出的较为完整的定义。
2我国对转基因产品管理制度的现状
我国关于转基因产品的立法始于20世纪末，包括19%年7月实施的《生物基因工程管理实施办法》;2001年5月实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3月实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管理办法》,2002年4月实施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2004年4月实施的《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上述管理办法分别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价制度以及标识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就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这些条例、办法层次和效力较低，且存在着交叉。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有对转基因生物进出口的安全管理的相关内容，与《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有一定的重复。转基因产品在国际社会日益重要的位置和我国低层次、重复混乱的管理规定之间的矛盾呼唤，立法层次更高的法律法规对此问题进行规范管理。
2012年2月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粮食作物种质资源，扶持良种选育、生产、更新和推广使用。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其实此规定与以往法规相比并无实质进展，而在2014年年底出台的《粮食法(送审稿)》中更是取消了对转基因粮食及种子的规定。转基因技术属于农业科学的研究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科技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双刃的。要把转基因技术及产品控制在安全范围，有益于人类社会，就需要在制度上设计合理，监管有力。
3发达国家转基因产品安全法规的相关规定
3.1美国
由于不认为生物技术本身会产生特殊风险，美国对待转基因产品的态度总体上是较为宽松的，对转基因产品的法律管制与传统产品一样。这一点体现在1986年美国实施的《生物技术管理协调大纲》中。《生物技术管理协调大纲》规定了涉及生物安全的各个管理部门协调运作，在美国的转基因立法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美国管理转基因产品的法律法规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植物保护法》、《关于生物技术食品上市前公告的建议》等。从国会审理的与转基因有关的议案看，美国先后确认了: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制度，如《转基因食品知情权法案》;对因转基因产品造成的损害的责任认定制度，如《转基因生物责任法案》;对转基因产品特别是食品上市前的申请和安全保证制度，如《转基因食品管理草案》;对转基因产品的跟踪防御机制，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如《基因工程安全法》。
《生物技术管理协调大纲》原则规定了转基因产品的监管部门，有农业部、环境保护局、联邦政府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国立卫生研究院、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五个部门。五个部门独立运作又协同配合。农业部负责保证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种植、养殖。设计了安全评估制度以监测转基因生物对农作物与农场环境存在的风险。经过评估，对风险较高的转基因生物实行特别许可程序，要报请农业部特别许可。环保局侧重从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方面对转基因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同时根据环境法制定和执行特别法规。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转基因技术的咨询和建议工作，为法律调控提供技术支持。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类似一个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保障转基因科研、生产、运输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我国《(良食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转基因粮种，在美国被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由《联邦种子法》调控，同时也在上述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的框架内。同其他转基因产品一样，被评估安全的转基因种子可以在市场销售。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同样实行标识制度，标明种子的品种名称、来源、发芽率、监测日期、种子商的基本情况等。在转基因种子的标识真实性上，美国政府执法严格，如标识有意误导市场，企业将面临严重处罚。与严格的标识制度相对，在转基因种子的品种注册方面，法律规定较为宽松，不需品种审定，只要具有真实的标识标签，可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在美国，对转基因种子的管理分两极机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农业部是联邦政府的管理机构，具体事宜由农产品销售局、农业研究局负责执行;而州政府的管理机构是各州农业厅的种子监督质检机构，设种子巡视员，负责转基因种子的标识、批发、零售、出口的巡回监管，如发现标识弄虚作假或质量不合格，可以要求该企业进行市场退出，情节严重的，提请启动司法程序。
3.2欧盟
与美国不针对转基因技术本身进行法律调控不同，欧盟采用的是以工艺过程即转基因技术本身为基础的严格监管模式。欧盟认为，不论何种产品，只要是经过了重组Dna技术就存在潜在危险，就要接受安全性监控与评估。因此，欧盟制定针对转基因生物的法令条例是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的，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评价、加工生产、标识、环境释放、进出口。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立法尤为注重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法令包括欧盟1990/220指令、2001/18指令、2004/35指令。1990/220指令即《故意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的指令》，旨在不因为转基因生物的科研或是市场化使用而对环境产生危害或危害威肋、。如以科研为目的，申请者要提供所研究的转基因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对环境确无影响才能获得许可，如在获得许可后再发生环境危害，还应立刻停止。如以市场销售为目的的转基因产品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即己经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估并合格，同时不能与欧盟其他相关法律相抵触。2001/18指令是对1990/220指令的修订，特别指向转基因种子。该指令规定欧盟范围内用于种植的所有品种的转基因种子都必须得到认可和审批，并提出了更为审慎的预先防范原则，即只要有合理可疑，就要对可能发生的损害进行防护;强制要求申请者自行监督转基因产品并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监督报告，加强了对转基因产品风险的监管;给予公众对转基因产品更多的知情权。对转基因种子，要求必须经过科学论证、评估和审批，确保对人类及动植物健康、环境安全无虞，才能得到许可。这些规则程序同样适用于转基因产品的进口。2004/35指令即《预防与补救环境损害的指令》，它是一个法律框架，为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提供法律的指导性意见。
新近，有国际组织如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欧洲组织发出这样一种声音:对种子的转基因物质零容忍。他们认为种子种植区域集中，比食品或饲料容易控制，可以将种子转基因物质的混入率控制在0.1%。欧盟应为种子的零转基因率提供资金支持，并用法律框架来约束种子市场的转基因污染。
欧盟对待转基因产品的总体态度还是允许转基因生物的存在，但是要给予严苛的监管，以保证人类、动植物及环境的安全，对待进口的转基因生物态度亦是如此。对待传统和有机农业，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提出了保证转基因作物与传统农业和有机农业共存的国家政策和法律保障机制。
3.3日本
日本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分为四个环节，分别是实验阶段的转基因技术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和饲料安全，其模式介于美国和欧盟之间，宽严相济，由农林省、厚生省、、文部省、科技厅等部门制定法规进行监管。在环境安全方面，同欧盟的2001/18指令类似，日本转基因生物对环境是否产生损害或损害威肋、由研发机构进行主动监管并向农林省报告。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日本追踪了整个产品链条，从种子研发或原料进口到加工销售，进行全程安全监控。在转基因产品的标识方面，日本实行强制标识和自愿标识相结合的制度。对与传统农产品在性质上不同的转基因产品实行强制标识;对与传统农产品性质上等同，其外源基因或其编码的蛋白质在加工成食品后仍然存在的转基因产品实行在标识上进行清楚说明;对与传统农产品性质等同且不存在外源基因或编码的蛋白质的转基因产品实行自愿标识。
对于转基因种子，日本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监管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各个环节。主要的法律有《种苗法》、《主要农作物种子法》、《农作物检查法》。转基因种子在进入市场前必须经过双重的安全检测，其依据是2001年厚生省实施的转基因食品、饲料安全评价指南。转基因种子只有同时通过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检测，或环境和饲料安全检测才能进入市场流通。2003年，日本修订了《种苗法》，提高了对针对转基因种子监管的标准，如保护良种研发、种植;打击侵权。同年，日本通过了《规制转基因生物保护生物多样性法》，加大了对转基因种子相关企业的自我监管。转基因种子的科研、销售及种植企业要密切关注种子及作物的生长情况，对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出现安全问题及隐患时必须停止研究、销售及种植。日本在对转基因种子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也大力扶持能保证安全的转基因种子，并积极促成其商品化、市场化，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通过媒体宣传，听取公众意见，为转基因种子的产业化提供法律外支撑。
4发达国家转基因产品法规对我国
转基因产品立法的启示
虽然我国农业部多次强调，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销售、加工均属违法行为。但是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种子和产品却在我国多个地区出现了商业化的销售和种植;而我国出口欧盟的大米也多次因被检测出转基因成分而遭遇进口拒绝，经济损失惨重。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相关转基因农产品的法规主要是诸多条例，法律层次较低，无法有效遏制转基因违法现象，所以我国公众对农产品转基因问题上的有效立法期望很大，转基因粮种和产品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健康、环境安全，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立法形式上，应该设立法律层次较高的专门法，比如《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而以往条例中仅设专章规定转基因粮种和产品问题，或仅设一两条规定很难把问题具体化，操作性差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在立法内容上，应先综合发达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其中适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应确立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转基因产品的安全立法体系都较为完备，可为我国借鉴。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涉及技术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诸多环节，监管涉及部门管理、自我监督及公众监督。安全则包括对人类、动植物及微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只有这几个方面相互支撑，才能构建我国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
其次，在具体内容上，比较美国对待转基因产品宽松的态度、欧盟审慎的态度以及日本宽严相济的态度，我国应该确立符合国情和国际协议的有中国特色的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制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针对我国人多耕地少的状况和国际转基因技术科研的逐步深入，我国对转基因粮种的科研生产应该鼓励，但是必须是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对于安全的评估，风险的防范，立法一定要与我国在2000年签署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相一致《议定书》采取风险预防原则，主张即使科学上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危害必然发生，也应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以尽量减少潜在风险。这一规定也与欧盟的2001/18指令相一致，其中要特别重视转基因农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对于转基因粮种的标识，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只规定了17种产品的强制标识制度，与粮食相关的也只有玉米和大豆，并没有涉及全部主要粮食作物。立法应扩大强制标识的范围。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如何保障?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各部门联动。对于我国来讲，农业部门、商务部门、环境部门、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和安监部门都应该是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部门，对此立法应该明确。其中对于安监部门的参与是为了保障转基因产品科研、生产、运输等涉及的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另外，各部门权利、义务和责任一定要具体化，要体现在条文中。对于转基因产品的管理者，行政部门的监管是必要的，行政管理权具有公权力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行政管理权的有效实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但也要改变行政部门是唯一的监管主体的做法，借鉴欧盟和日本的做法，把部门监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种植者的自我监管和公众监管结合起来，共同构建转基因产品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管模式。在转基因产品的对外贸易上，进口要尤为审慎，对于转基因粮种的进口，要符合《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出口，要符合《议定书》的规定。另外，对传统农业和农作物也应该给予相当的重视，为避免欧盟等国家进口粮食的绿色贸易壁垒，客观上要求发展非转基因和有机农业。
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6
一、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的犯罪活动，促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等市场健康发展。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突出查办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努力净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积极发挥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职能，促进依法调节民事经济关系，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二、强化对重大项目建设安全的保障。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认真做好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重大项目建设关键部位和环节的预防性监督工作，积极开展重大项目建设中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依法严惩损害重大项目建设的各类刑事犯罪，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重大项目投资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案件，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健康规范进行。
三、注重保护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依法打击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等犯罪，继续抓好查办危害能源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活动，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文明建设。对于行政不作为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的情形，积极探索运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依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四、切实改进办案方式和方法，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从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高度，规范执法，文明办案。对受理的举报线索，慎重初查、慎重立案。对涉及企业经营管理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对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的，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依法慎重处理。切实改进执法的方式方法，慎重使用查封、扣押、冻结、拘留、逮捕等措施，特别是对企业法定代表人采取强制措施，做到慎之又慎，决不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加强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认真倾听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立足检察职能，及时有效地提供法律支持和司法服务，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五、积极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依法打击侵害农民利益、危害农业生产、影响农村稳定的犯罪，坚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影响农民群众安全感的“两抢一盗”、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以及利用,,,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和利用宗教、宗族势力破坏农村政权建设的犯罪活动；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维护农村社会大局稳定。继续深入开展查办涉农职务犯罪工作，重点查办发生在惠农支农资金发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土地征用等领域和环节侵害农民切身利益的案件，并及时将追缴的赃款全额返还给受损农民；认真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农产品生产经营、农村金融等领域和涉及农民工劳资等纠纷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等权益。有针对性地加强涉农职务犯罪预防，保障中央各项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加强农村检察工作的有效措施，不断提高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六、高度关注和保障民生。抓住关系民生的突出问题，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严肃查办发生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移民补偿、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权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权利。积极参加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以及“质量和安全年”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坚决查办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受贿、、、等职务犯罪，切实保障生产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强化对涉及劳动争议、保险纠纷、补贴救助等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坚决监督纠正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现象。及时执行已复查纠正的案件和刑事赔偿决定，探索实行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七、强化法律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全面梳理有损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和法律监督的薄弱环节，加大对侵害企业利益、危害市场经济发展等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审判监督力度，特别是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活动的监督力度，切实依法纠正因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司法不公，严肃查处其中的、枉法裁判等犯罪案件，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八、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联系制度，增强企业防护能力。结合办案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并认真搞好行业预防和重点预防，与重要行业、重点产业部门建立联系制度，互通情况，密切配合，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共同做好预防犯罪工作。各业务科室分别与一个以上企业建立法律服务联系点，加强与企业负责人和客商的联系，主动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帮助排忧解难，支持合法经营，协助企业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增强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
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公司内部制度；法律制度；衔接互动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3-0099--06
一、对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二元结构论的突破
所谓公司内部制度，是指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行業特点，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指引下，以规范化制度文本的形式确认和调整公司内部关系，是公司内部适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和。公司内部制度建置好比是“公司立法”行为，即以成文化形式针对内部“人”和“事”的建规立制，确立稳定而普遍的行为依循之准则，从而形成一定的“规范秩序”，实现公司的规则之治。公司的这些制度规范具有强制性，员工应当尊重和遵守它们，违反规则的行为会导致惩罚性后果。西方法律多元化学者认为，如果说强制性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法律秩序”的存在的话，那么企業中就当然存在着这种秩序。作为一个社团性组织，企業的存续和运营必然要求其为自身创设具有强制性的、所属人员一体遵循的规则，用以判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如此就形成了企業内部的“法律秩序”，每一个企業也就成为一片拥有真实“法律秩序”的领地。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它指明了公司内部制度同国家法一样但却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着规则化治理和型构社会秩序的功能。事实上，它们不仅仅具有规则的效力，而且各国法院一般都承认合法制定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成为司法办案的依据，为法院所采信，决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但不能就此认定它们为法，因为法与非法之间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并非所有成文规则都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可称之为法，也并非可以作为司法办案依据的就都是法，在法律缺失时，政策、习惯、道德也可以作为司法依据，但它们显然不是法。这里所谓的“法律秩序”只是一种比喻用法。公司内部制度是一种民间社会规范，是城市生活中的商事自治规则。
作为民间社会规范，公司内部制度同国家法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民间规范与国家法的二元结构，呈现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动的上下位阶规则系统的新范式。公司内部制度同传统民间社会规范相比有诸多不同特征，比如它产生于陌生人社会而不是熟人社会，它是一种制度设计而不是自然生长形成，它表现为系统化的成文规则而非不成文规则等等。但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区别在于它同国家法形成衔接关系而不是冲突关系，尽管现实中存在对法律的规避甚至背离，但衔接与协调是其必然的主导关系。中外学者的诸多研究都表明，传统民间社会规范常常游离于国家法之外，甚至经常呈现紧张乃至冲突关系，原因就在于传统民间社会规范的形成是独立于国家法的一个自然过程，因此冲突在所难免。而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已然深深地嵌入了法制的框架之中，是在法律许可下的一种制度建设，在内容和程序上要受到法的指引。
公司内部制度相对于国家法而言，既具有严格的从属性，又具有广泛的自主性，这是由公司内部制度既要受到法律调控这一法治原则、又必须自主调处内部关系这一公司自治原则所共同决定的。其中，从属性是首要的，如果违背法的规定将直接导致公司内部制度的无效；自主性是必要的，否则公司将丧失存在的商業价值。澳大利亚学者艾兰（carletonK.a11en）曾提出作为附属立法一种形式的自治立法说，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双重特性。他认为社会中还有大量的法人，它们存在于政府系统之外，并被授予了为自身制定细则的权力，这就是附属立法的另一种形式自治立法。这些法人制定的规则具有明显的自治性，因为它们仅直接对特定法人成员产生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规则需严格地受制于司法审查。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股份公司的章程。
这里的从属性，是指国家法对公司建立内部制度授予创设权或者作出强制性约束，违犯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轻则导致制度因违法而无效，重则公司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实际上，公司面临的制度规范由内外两个方面构成——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环境是公司的外部制度，是指社会存在的、用以调控生产生活和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及其结构，包括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公司的内部制度，是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规则，是公司自身的制度选择，它至少应当具备两大目标：一是提供一种结构，二是提供一种机制，制度的规范结构和规则机制共同构成制度的形式和实质。在法治社会中，公司的外部制度环境主要是法制环境，公司的内部制度安排是在法制的许可和指引下展开的，两者应当协调互动，共同构成规范公司活动的制度保障。“如果说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主体走出自身而参与市场经济时所须遵照实施的基本规则，那么，企業自身的那些使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具体化的制度规范，则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業在进入市场经济领域之前所应遵循的初始化的制度规范，和企業在走出市场经济领域之后而修缮自身时所应接受的规制。”
这里的自主性，是指在守法遵规的前提下，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意志、理念和判断不受干涉地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公司自主“立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業法人自治精神的基本体现。法治经济尊重私域社会中主体合法的自由意志，保护私权利的自主行使不受非法干涉，遵循任何私权若非法律特别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应当也必须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其中包括自主制定内部制度的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或者作出规定，公司就可以自行进行制度建置甚至制度创新。
当然，公司不同类别或者不同职能部门的制度建设所受到的法律规制的力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该事项可能对于市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程度。在公司某些领域，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较多，法律精神侧重对公司的监管；在有些领域，法律规范以任意性为主，法律精神在于为公司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服务。若根据两者联系的程度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紧密型、适度性和松散型三种衔接模式。
二、公司内部制度与法的紧密型衔接
在法人治理和人力资源领域，衔接关系是第一位的，因为前者涉及公司的权益分配与制衡，从而影响到市场生态环境；后者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公司内部制度安排面临从紧的外部制度环境。
（一）法人治理制度
作为公司内部制度的“宪法部门”，法人治理制度与法发生最为紧密和直接的关联。就像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问题，宪法部门是法的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法一样，法人治理制度也规定了公司的根本问题，即组织结构问题，其核心在于设计公司的利益制衡机制，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责、权、利的分配与构成，从而确保公司经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上，成为公司权益分配的依据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因而法人治理制度居于公司内部制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公司对治理制度的内容是不可以随意规定的，因为它们的内容将影响市场主体的地位、性质、交易安全和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因此国家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此多有规定。实际上，国家法与公司制度的衔接最初也产生于公司治理领域特别是公司章程。
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宏观框架应以本国公司法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公司法以强制性规范规定公司基本的机构设置及其权限划分。比如，公司章程是公司中的宪法，为各种治理规则之首，各国公司法都规定了公司章程中的必要记载事项，公司章程不得通过约定排除或变更这些规定。我国对于上市公司的章程有更为严格的规范，如《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等规章，对章程内容的框架设计做出专门指导。在章程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上，我国《公司法》、德国《股份法》、美国《示范公司法》等都提出基本要求，公司章程需要确认和细化这些法定内容。当然，还有大量的其他治理制度，如公司治理准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制度、投资者关系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此都有各种专项规定。
（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由于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因而公司在劳动关系和劳动条件等主要方面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制度约束。在法治社会，人力资源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作为生产要素的规则化表现上，也体现在它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经济大萧条后，政府开始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通过法律手段对公司行为进行引导和监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公司内部率先受到法律规制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因为劳动关系不仅是公司和商業的问题，也是民生和社会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文明。如今世界各国对劳动就業和社会保障都非常关注，尤其是在英美和欧陆的福利化国家，非常注重对公平就業、雇员的权利、薪酬福利、辞退限制、职業安全与卫生、退休金管理、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劳动关系、劳动条件问题给予立法和司法保护。比如，就劳动关系而言，各国劳动法从企業劳动制度的建设义务、建立程序、备案或申报制度、劳动者周知义务等方面对人事管理制度予以直接规制，同时通过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内容对公司制度的内容进行确认从而形成契约化的间接规制。如今，是否能够在劳动就業和社会保障方面形成合理、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已经成为检验政府和政党执政能力的基本标准之一。
尽管经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在劳动就業方面的法律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国家法毕竟是解决社会一般问题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规则，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必须经由企業这个媒介予以有效实施才能实现，纸面上的法必须经由企業转化为现实中的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规则才能产生实效。因此，公司人力资源制度承担着高度的法治化要求，公司必须严格根据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规则文本，把国家的法律原则具体化为合法用工和保护员工的日常管理规则。以我国为例，任何公司制定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都需要熟知八个方面的法律依据，包括劳动就業、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与休假、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業培训、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可见，公司能否合法合理地制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仅关系到公司的人力资本效用，也关系到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有效实施，劳动争议的有效解决，进而关系到员工和公司合法利益的实现，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三、公司内部制度与法的适度型衔接
财务领域和生产领域涉及金融安全和民生安全，公司相关制度既有同国家法对接的一面，又有较大的自主空间。法律对企業内部制度的指引主要在于设定業务标准，比如会计标准、质量标准、内控标准等，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和运作，企業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自主地进行制度安排。
（一）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公司财务会计处理原本属于自主经营的内部管理事务，公司如何具体操作则与法无涉。但是会计实务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司财务信息的混乱，会计师听命于公司管理层而在账面上调整资本价值的事例屡见不鲜，因此法律的介入成为必要。这一转变同样始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之后。松散混乱的财务会计实务、虚假的会计信息被认为是导致3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经济危机爆发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当时企業会计事务中的一系列弊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为了平息社会各界对会计职業界的不满，稳定市场秩序，国会于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整肃公司的会计行为。该法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有关会计规划的权利。实践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制定权授予了职業团体，由它们制定会计准则。由此，英美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在国家法认可和支持的条件下由职業团体或民间机构制定并会计规范的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通过立法来规定企業财务会计的行为规范。
在当代商界，“财务指标成为法律确认的监管标准”。这是由于企業生产经营的社会化联系日益广泛，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的金融秩序；也由于企業的会计操作直接决定了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否，财务会计活动记录往往是国家征税的依据，同时它又直接涉及不参与企業管理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还由于企業之间也需要运用相同的会计语言进行经济交流。因此，会计制度不仅仅是公司内部事务，更是必须由政府加以规范、指引和管理的目标和对象，国家有必要对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提出基本的業务准则。各国企業，在建立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体系时，都需要遵循大量的法律、法规，做到财务会计合规操作，否则企業将受到处罚，至少也会在解决纠纷的司法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業、企業和企業之间的国际交往等需求日益增多，国家在制定企業财务会计规则时还必须考虑同国际惯例的接轨。
公司财务会计职能部门的業务可以分为财务和会计两大块，两者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所以与国家法的衔接程度也不同。财务属于公司理财行为，只要不违反国家金融法的规定，公司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自主地制定财务管理制度。会计侧重记录功能，其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目的是要得出一本“真账”，法律监管趋于严格，各国公司在建立会计管理制度时都需要遵循大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做到合规操作，否则将受到处罚，至少也会在解决纠纷的司法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公司法》设有专章“公司财务、会计”，规定企業财务会计管理方面的一般原则；《会计法》对企業提出了建立会计内部监督制度及其应当符合的法定要求，此外还有一系列财政部的非常细化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需要公司遵守。
（二）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这原本也属于公司自主管理事项，如何管理、用什么样的标准管理，取决于市场竞争环境、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商業伦理道德。但是随着生产过程越来越关乎工人的人身安全，产品质量越来越关乎公众安全健康，随着资本利益同公众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并且不断激化，进而演变为社会公共问题，各国开始致力于寻求如何以最佳方式发挥政府在产品质量监管中的作用。毫无疑问，市场机制和法治模式是最有效的途径。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国对企業生产和产品质量的立法规制蔚然成风，多数国家制定了全面的法制体系和标准来规范企業的生产，国际行業组织制定的iSo系列质量认证体系也获得了多国法律认可。国家通过引导和监督企業建立健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流程，从源头上确保产品符合基本质量要求。
国家法对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的调整范围，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为企業提供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要求的原则性框架和基本指向。在国家法这个框架之中应当填充什么样的具体制度，由企業根据自己生产和产品的特点自行设计和执行。二是，从给企業设定法律责任的角度提高企業违法成本，促使企業运用包括制度化管理的手段来保障产品质量，履行社会责任。
由于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涉及多方面问题，制定这部分的管理制度也需要细分为几个方面，才能形成健全、完善的生产和产品管理制度体系。在这些方面中，有些同国家法的衔接要求不突出，比如生产部门的组织和权责规则不存在法律依据问题，物料采购管理方面的规则一般应重点注意《招标投标法》，仓储和物流管理一般应重点注意《消防法》。而另些则由于其关涉基本人身权利，或者具有外部效应，与社会群体利益有关，因此国家法不仅提出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对公司制度可能涉及的内容还提出具体的法定要求，公司必须在全面了解国家法的规定的前提下，建立相关管理制度。比如，在安全生产和生产设备管理方面，公司应注意《安全生产法》、《职業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产品质量管理方面，公司管理制度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标准化法》及其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
四、公司内部制度与法的松散型衔接
市场营销、技术研发、行政总务等领域主要属于企業自主经营、自主创新的范围，只要企業遵守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相关法，就可以极大地享有自主进行制度安排的权利，外部制度环境较为宽松。
（一）市场和营销管理制度
这部分管理内容一般分为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三大方面，是公司直接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行为，在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侵犯公众权益的前提下，国家法原则上不进行过多干预。企業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时，只需注意不同《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相抵触即可。当然，对于特殊产品，国家法会有特别规定。比如在婴幼儿配方奶粉行業，为了保护婴幼儿的身心健康，促进母乳喂养，国际有关组织和我国都了规范性文件，禁止企業进行有碍母乳喂养的市场营销行为。经营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業，在制定市场推广和销售管理相关规则时，不得违反1981年第34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wHoCode），我国已经成为守则的签署国；不得违反我国《食品广告暂行规定》（1998）和《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1995）。此外，中国广告协会2008年的《奶粉广告自律规则》，也是相关企業应当自觉遵守的行業规则。
（二）技术与研发管理制度
高科技企業通常都设立独立的技术和研发部门，一般公司则可以独立设置也可以在生产部门下设技术和研发机构。如何组织和进行技术研发工作，是公司自主创新问题，法律的任务在于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保护，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司在这一领域制定的管理制度，应当重在管理和激励，并且不违背《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三）行政和总务管理制度
这部分管理事项比较繁杂，相关的规则文本也很多，比如办公室管理规则、公文处理规则、会议管理规则、档案管理规则、车辆管理规则、办公用品管理规则、保密管理规则、安全保卫管理规则、消防安全管理规则等无以尽数。由于这部分内容主要属于公司自主的行政管理事项，国家法无须干涉，公司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决定本公司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当然，仍然有一些法律需要公司引为注意。比如在制定档案管理规则时，需要了解我国《档案法》（1996年修改）和行政法规《档案法实施办法》（1999年修改）的规定。
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涉水产品；水表材质；安全质量分析；检测标准
中图分类号：t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17903
0前言
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同时，健康意识也在逐渐的增强。人们对日常饮用水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般解渴的基本需求上，更是希望从饮用的水中喝出健康。随之而来，饮用水的卫生安全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高度关注的环境和健康问题。特别受近期部分城市水污染的影响，各式各样的新型涉水产品进入了集中供水厂和寻常百姓的家中。
卫生部于2001年修订并颁布《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实际上从1997年，卫生部就颁布《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办法》和《关于贯彻的通知》，并将国内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已开始将涉水产品纳入日常安全检测管理范畴，国内的涉水产品也逐渐迈入法制管理的轨道。一段时期以来，国内生产领域很多涉水产品已获得国家卫生许可批件，而且在使用上和销售环节中也正在逐步实现规范化的管理，同时在其相关领域也越来越完善。
目前，涉水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也是实行“准入制”，作为重要的涉及人们健康的相关产品，其产品在面市之前，都经过了相对规范的产品质量检测和资格审批程序。
然而，在很多涉水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受行业发展水平、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产业利益的驱使，一些把关不严的生产经营单位，不惜一切手段，以次充好，假冒伪劣，进而获取更多的利润。致使市面上的涉水产品鱼龙混杂，出现不同情况的安全卫生质量问题，进而影响到饮用水的安全。
1关于城市涉水产品安全质量调查
在我国，作为重要的健康相关产品，涉水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与居民的健康息息相关。同时，对于涉水产品的安全性的检测检验，也被相关职能部门提上重要日程。但是从近年来国内如北京、广州、重庆、南京、烟台等一些大中城市相关涉水产品的检测结果来看，形势并不容乐观。
早在2010年国家相关部门通报的2009年国内生产生活用途的涉水产品如：输水管材、水表、水质处理器等安全检测抽查结果显示：产品原材料使用标准不合格；相关材料使用规定不达标；二次污染严重；产品使用说明不规范；使用功能宣传虚假、夸大等问题突出。
种种调查机构的检测报告说明，各地涉水产品的质量状况均存在卫生安全质量问题，并引起了相关职能部门和民间的重视。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对18个省份的200余类涉水产品进行质量抽查中，其将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划分与总结。报告显示，这些涉水产品的不达标率已达到7．5％，其中铅、溶解性固体、浑浊度、耗氧量等指标超标依次位列前四名。与此同时，宁波市在对专业性建材卖场中涉水产品的调查报告显示，400份管材、管件产品合格率仅仅为43．26％。1997年烟台、青岛等山东省多个城市连续三年对154份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产品的检测中初检合格率只达到78％，其中用于管材的U-pYC材料不达标问题突出，其他数项超标指标中，pb超标明显。
在调查结果较好的四川省2002年涉水产品的卫生质量检测中，70余品牌的各类别产品合格率为92．8％，但其中使用范围最广的金属类产品合格率却仅为77．8％。此外，在相关检测调查报告中，国内的管材、管件与进口产品相比较，合格率距离显著。
2涉水产品影响饮用水质的类别分析及检验标准
2.1涉水产品影响饮用水质的类别
（1）水表等重要涉水产品对生活饮水水质影响。
水表是涉水产品和流量计量领域中使用量最大、使用面最广、品种规格最为齐全的计量仪表之一，然而其卫生安全问题也常见诸媒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从北京、武汉等五个城市随机购买到5个厂家在市场上销售的12只正品水表，按照《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等国家相关规定，对其铜制水表的铅溶出物影响进行安全鉴定。在经过反复浸泡实验等检测后，89.8%的铜质水表铅溶出量增加值远超国家规定的每升1微克的标准。同时，还有若干水表的增加值高达标准的数十倍乃至近百倍。铜表壳曾是国际上水表使用最广泛的，但铜表壳所含的铅对水质产生二次污染，不容置疑。
此外，由于纯铜的硬度还达不到水表阀体及外壳的制作标准，这样一段时期以来，黄铜材料便广泛用于水表的阀体及外壳中。但由纯铜加工为黄铜，还需要在冶炼过程中添加锡、铅、铬、钡、锰等金属元素，一些生产厂家为了“节源开流”，降低成本，就用价格相对低廉的铅来代替相对高价的锡、锰等元素。其结果，便是水表中的铅元素大量超标。此外，更有厂家用废弃的旧铜回炉来制作水表，可想而知，其产品造成的污染更无法想象。
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涉案财物；追缴；执行程序；责令退赔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涉案财物
我国《刑法》第64条对涉案财物的解释规定涉案财物应当包括：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违禁品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三个部分的内容。刑事诉讼中的涉案财物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没有明确定义，仅在2006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严格执行有关走私案件涉案财物处理规定的通知》中规定涉案财物等同于“涉案赃款赃物”，对涉案的款、物等，应当严格遵循并切实执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作出追缴、没收的判决。可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案财物与赃款赃物一样，应当被追缴、没收。司法实践中也常把涉案财产与赃款赃物混用。
（二）刑事涉案财物追缴程序
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追缴程序是司法机关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追缴措施、责令退赔、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没收违法所得所适用的各项程序的总称。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追缴程序是司法机关依据国家追溯原则依职权主动实施的行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可作为追缴程序的实施主体。我国刑事实体法对刑事案件涉案财物的处理主要见于《刑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在刑事程序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已有对于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具体规定。现行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可以自主决定对涉案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程序上的强制措施，但不能对涉案财物进行实体处分。
二、我国刑事涉案财物追缴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
首先涉案财物的追缴应当以生效裁判作为法律依据。追缴涉案财物的行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司法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刑事裁判行为。虽然《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没收、追缴赃款、赃物的法律原则。但这一原则的执行必须与司法实践中的个案的处理相结合，如果不这样，这个规定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可以认为生效的裁判文书是法律规定和个案处理相结合的结果，离开个案生效的裁判文书谈没收、追缴赃款、赃物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没收、追缴行为也是没有执行依据的。
其次，从现有的法律规定看，决定追缴涉案财物只能是生效的裁判文书。《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追缴涉案财物的对象规定为犯罪分子，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第十二条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故可以推导出《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犯罪分子应当是人民法院宣判有罪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六部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十八条也是规定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再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由此，可以认为，现行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没收、追缴赃款、赃物行为，必须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裁判文书以后，并以该判决文书作为执行的法律依据。
既然没收、追缴赃款、赃物是刑事司法行为，又是具体的刑事裁判行为，那么在人民法院未作出生效的裁判文书之前，该案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还不是法律上的罪犯，与犯罪行为有联系的赃物、赃款还不是犯罪意义上的赃物、赃款。从学理上讲，如果在侦查、审查阶段，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未经审判就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财物进行没收、追缴是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得认为是罪犯的原则相悖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判决作出的程序中，不可以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的款、物进行限制或采取防范措施。
再次，追缴涉案财物的执行机关应当是人民法院，而不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解释》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对于查封、扣押的赃款、赃物依法不移送的，人民众院作出判决生效以后，由原审的人民法院通知查封、扣押的机关上缴国库，同时将通知及判决书送达有关财政机关。《规定》第四十八条也规定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再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查封、扣押机关应当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执。因此，从上述的有关规定来分析，没收、追缴赃款、赃物的执行机关应当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只有查封、扣押等侦查手段、强制手段，而没有对赃款、赃物的实质性的处分权。
三、完善我国追缴执行程序的建议
无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是从法理来分析，没收、造缴赃款、赃物的依据只能是生效的裁判文书。如果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中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供犯罪所用的财物没有作出没收、追缴，上缴国库的判决。那么公安、检察机关就不能擅自对被告人的财物进行没收、追缴。缺乏生效判决的没收、追缴行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当然对没收、追缴赃款、赃物的执行机关只能是人民法院，其它机关可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执行没收、追缴，但不能擅自没收、追缴。
综上所述，没收、追缴赃款、赃物的运作程序，先是人民法院对没收、追缴赃款、赃物作出判决；在判决生效后由人民法院通知查封、扣押机关或冻结赃款、赃物所在的金融机构；然后再由查封、扣押机关或冻结赃款、赃物所在的金融机构执行没收、追缴赃款、赃物，上缴国库；最后，有关的执行机关要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
参考文献：
[1]李长坤.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0
[2]欧阳薇.刑事诉讼涉案财物追缴程序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基金项目：
2015年贵州民族大学科研院（所）、基地（中心）基金资助项目《刑事涉案财物追缴执行程序研究》阶段性成果。
安全生产涉及的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交通肇事罪案件移送程序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海上航运也得到了迅猛发展，船舶数量、运量及航行密度等均得到了快速增加，伴随而至的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部分交通肇事案件中，相关涉案人员的行为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应当依法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随着我国法律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海事部门执法水平的提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也越来越普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然而，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肇事案件，相比较多发的道路交通肇事案件而言，并不具备相对完善的移送及责任追究程序。下面拟从有关法律规定角度探讨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规范水上交通肇事案件的移送程序。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移送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具体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违反本法构成犯罪的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对海上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的人员及船舶、设施的所有人或经营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交通运输部关于海事管理机构向交通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海事管理机构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依据刑法、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交通公安机关移送，交通公安机关应当受理。未设置交通公安机关的，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移送，必要时，交通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移送存的问题
1、海上交通肇事罪判断标准不明确
在《刑法》在第一百三十一条和一百三十二条分别规定了飞行事故和铁路运营事故的定罪标准，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海上和公路统一的交通事故定罪标准。而从事故导致的危害后果来看，海上交通肇事案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往往远远高于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损失程度。交通部《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将水上交通事故分为小事故、一般事故、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大事故五类。其中重大事故中所设定的死亡人数及直接经济损失的标准均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2）款设定的情形不一致，因此，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海上交通肇事案件。法律规定的缺失及标准的不一致造成了实践中对海上交通肇事案件刑事立案标准不明，使海事部门和公安等司法机关的工作陷入被动。
2、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移送存在的滞后性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同时第六条规定移送案件时应当附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等材料。而该调查报告只有在海事调查结案后才能够最终确定。因此造成刑事移送工作只能在海事调查结案后开展。
上述情况在海事调查和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下列问题，一是事故受害方认为事故责任方涉嫌构成犯罪，向公安部门报案后，公安部门往往以海事部门尚未移送案件为由不予接收立案。二是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调查及结案等工作往往需要耗费较长时间。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即便是海事部门在通过调查认定当事方可能存在涉嫌犯罪的情况并完成移交，但由于案发及移送时间间隔较长，事故中的部分证据可能出现遗失。
解决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移送问题的建议
1、进一步明确海上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标准
由于从事海上运输的船舶吨位大、所运输的货物价值高，船上工作人员数量多，海上交通肇事案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往往远高于道路交通肇事的损失程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海上交通肇事案件。
另外，交通部《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所限定的重大事故的认定条件又与《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标准不完全一致，这就给海事部门移送涉嫌构成犯罪的海上交通肇事案件造成了一定分歧。因此，有必要针对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特殊性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或相关规定，具体可参照交通部《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将海上交通肇事罪从当前的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设定专门的定罪标准，真正做到使海事部门在移送涉嫌构成犯罪的海上交通肇事案件时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移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