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1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离开了税收，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能够正常运转。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1994年我国税收收入为0.51万亿。而2010年，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为7.32万亿元，其占同年GDp的比重为18.4%。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税收在资源配置中打进了一个“税收契子”，改变了对工作、消费及投资等的激励，从而可能造成效率损失，进而可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高效率、高公平、低成本地筹集税收收入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其中一个引入深思的问题是不同特征的税制是否会对纳税人的遵从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早期的税收遵从文献主要基于威慑理论、经济学及财政心理学展开，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税收不遵从行为被制裁所威慑。然而，近年的研究显示经典的税收遵从理论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税收遵从行为，于是一些研究者将纳税意愿引入税收遵从的研究中。但鲜有文献对税制因素与纳税意愿、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阐明税制因素与纳税意愿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检验不同的税制因素是否对纳税遵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税制因素与纳税意愿的关系的理论假设，在这里主要对不同税制因素可能对税收遵从所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理论推演。第三部分是数据与实证检验。在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对本文主要内容的一个简要小结。
二、税制因素与税收遵从的关系的理论假设
（一）几个概念的基本含义
1.税制的透明度（transparency）
税制的透明度衡量的是税制是否容易为纳税人所理解，一般而言，税制的透明程度可以用以下两个指标进行衡量（Holtzman，2007）［1］。一个指标是税法本身是否容易被纳税人理解。另一个指标是纳税人能否清楚地知道税法在多大程度上正在被实施。税法本身是否易于理解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纳税人是否能比较容易计算出自己的应纳税款。二是纳税人是否能比较容易地理解税法的立法思想。如2009年5月1日起，国家调整了香烟的消费税，甲类香烟的消费税从价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至56%，乙类香烟由30%调整至36%，雪茄烟由25%调整至36%。国家希望通过提高消费税税率从而达到控烟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通过税率表，纳税人能够通过税率表清楚地理解税法的立法意图。
2.税制的简化度（simplicity）
税制的简化度是与遵从成本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它衡量的是纳税人在对自己负有纳税义务的课税对象依法计算、交纳税款过程中发生的费用（Sandford，1981；刘军等，2001）［2-3］。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纳税的便利程度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一些国家或地区纳税极为复杂，在白俄罗斯，企业要缴纳11种税，其中10种是每月缴纳，1种是按季缴纳，企业平均每年要纳税124次，这无疑会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遵从成本。而另一些国家纳税则相对比较便利。如在瑞典企业甚至可以在一个纳税申报表上同时申报所得税、增值税、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4]。Burke(2005)[5]的研究认为在美国每年的税收遵从成本约为1000-2000亿美元，另一些研究甚至认为遵从成本呈现出远远高于管理成本的趋势。尽管这些估计的结果不十分精确，但是这些研究至少能够说明遵从成本已经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它提示我们在设计税法、改进征收方法时应该将遵从成本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来进行考虑。
3.税制的易管理性（administrability）
税务机关执行税法产生的成本，一般将其称之为管理成本。它主要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法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官的薪酬、津贴、办公经费、差旅费等。任何税制的执行都需耗费成本，但易管理的税法体系能够使税务机关以较低的管理成本执行税法，从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税收的管理成本一直处在一个较高水平。根据《中国税务报》2007年公布的一份数据，我国税收管理成本已从1993年的3.12%上升到目前的5％-6％。而同期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以及英国的征税成本分别为0.58％、0.95％、1.07％、1.13％和1.76％。税制的简化与透明度与税制的易管理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简化与透明度较高的税制往往是便于实施的税制，因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降低税收的管理成本。造成我国税收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税制过于复杂。原因在于复杂、模糊的税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地颁布各种解释、实施细则，从而在会相当程度上增加税收的管理成本。
（二）税制特征与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
1.税制的简化、透明度与税收遵从
透明的税制给纳税人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小，因而对纳税人决策行为造成的扭曲程度也较小，从而使纳税人能更好地计划自己的工作、消费及投资，因而其造成的税收超额负担较小。而不透明的税制对纳税人而言，会给其遵从税法带来极大的困难。对税务机关而言，也会给其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税务机关难以对处于相似条件的纳税人一以贯之地实施税法。一般而言，简化的税制也往往是一个透明的税制。简化、透明是两个存在一定区别，但是也存在相当程度重叠的概念[1]。简单的税制不一定必然是一个透明的税制，例如，一个在形式上简单的税法如果包含一些非常模糊条款，它就不容易为纳税人所理解。换言之，它就不是一个透明的税制。许多研究者认为随着税法中纷繁复杂的税收抵免、纳税扣除等税收优惠条款的增加，税法的简化度、透明度正在不断下降。而复杂、模糊的税制一方面增加了纳税人遵从税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赋予税官在计算应纳税款等问题上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税官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的机会，这极有可能降低纳税人对税法的信任程度，从而降低其纳税意愿，进而降低税收遵从度。因而本文有如下假设。假设1：一国或地区的税制简化与透明度越高，其税收遵从度越高。
2.估税制度与税收遵从
在所得税的管理体系中，有两种估税制度，一是行政估税制度，二是自我估税制度。前者是指税务局接到纳税人的申报表后，将申报表与纳税人前期和当期的信息资料一起转给评估人员。评估人员计算、检查每位纳税人的纳税情况，主要是审查纳税人填报的收入、扣除、减免等项目是否正确。而后者则是指纳税人如实填报收入，自核自缴，实行自我管理，税务局只对其进行简单的监督和检查。随着税法的日渐复杂，纳税人数量的日益增加，税务评估人员根本不可能逐一对每一份纳税申报表进行细致的评估，传统的行政估税往往不能对纳税人起到应有的监管作用，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引入自我估税体系，在oeCD国家中约有50%的国家在所得税的管理中业已建立了自我估税制度[6]。实施自我估税制度后，税务机关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纳税辅导和税务稽查上。自我估税使征收成本显著下降，效率得以提升。不仅如此，自我估税还有效地减少了纳税人与税务人员的日常联系，这有可能减少税官贪腐的机会[7]。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税务人员腐败而流失的税收收入在50%左右[8]。从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的税收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极容易引起纳税人和税收管理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诱发种种腐败行为。而纳税人觉察到的税官的种种腐败行为，将严重削弱纳税人对税法的信任，进而导致其纳税意愿下降。假设2：自我估税对税收遵从能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1.税收遵从度
由于实际的逃税数量是不可能被准确地知道的，因而在税收遵从的研究中往往只能使用一些变量来代替税收遵从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常使用两类变量来估计逃税规模。一是使用地下经济规模占逃税GDp的比重来表示税收遵从度的高低。二是进行大样本调查，用纳税人感觉到的逃税规模来表示税收遵从度的高低。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分别采用这两类变量来表示一个国家的税收遵从度，分别估计税收遵从度与相关税制因素的关系。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验我们建立模型的稳定性。其中，不同国家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百分比的数据源于Schneider（2005）［9］的研究。该值越大，意味着该国或地区的税收遵从度越低。从表1中可以看出，地下经济规模比重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差异极大，该比重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有：瑞士、奥地利、日本，该比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土耳其、墨西哥、希腊。纳税人对逃税程度的主观感觉源于《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它对49个国家2002年的逃税情况进行了评价，它所评价的问题是逃税在贵国是否普遍？评价值介于0-10之间，值越小，代表逃税越普遍。本文使用此变量作为税收遵从度的变量，值越大，意味着该国的税收遵从度越高（表1）。
2.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
《2002-2003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一个国家税收体制的效率进行了评估，备选答案为1-7，其中1表示税收体制特别复杂并带来商业决策的扭曲，7表示税收体制简单而透明，2-7表示介于两者之间。值越大，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体制愈简单而透明。本研究使用此变量作为一国或地区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的变量。从表1中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别，简单与透明度较低的有土耳其、德国，简单与透明度较高的有瑞士、爱尔兰。
3.自我估税制度
在本文中将此变量作为一个哑变量，如果在该国或地区的所得税管理中实行自我估税制度，该量取1；若实施行政估税制度，该变量取0。在我们作为研究样本的28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实行行政估税制度，13个国家实行自我估税制度。
4.控制变量：经济发展程度
研究显示逃税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一般而言，逃税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更为普遍[9-10]。为了更好地描述税收遵从与相关变量的关系，本研究将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本文采用与大多数研究相一致的方法，本文使用一国或地区2002人均国民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经济发展程度的变量。
（二）实证检验
1.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正式分析之前，先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在9.5%至32.1%之间，均值为19.01%。而《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所评价的不同国家或地区逃税的普遍性在1.82至7.38之间，均值为4.635。税制的简单与透明度在1.9至4.7之间。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则在6.88至10.57之间变动（表2）。
2.回归分析
为了估计税收遵从与相关变量的关系，本文将对以下回归方程进行检验：teVt=c+b1X1t+b2X2t+b3X3t+μt（1）其中，teV表示一国或地区的税收遵从程度，分别用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和纳税人感觉到的逃税程度来表示税收遵从度。X1代表该国或地区税制的简洁与透明度，X2表示该国或地区的个人所得税制中是实施自我估税制度，还是行政估税制度。如实施自我估税制度，X2取1，否则，X2取0，X3表示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其值为人均国民收入的自然对数。根据表1的数据，利用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先使用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税收遵从度，其结果如表3所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利用横截面数据建立模型时，由于不同样本点上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较大，所以利用横截面数据时更容易产生异方差性。异方差性存在违背了古典模型中的同方差性假设，在此情况下，不能使用普通最小地乘法来估计模型参数。在此利用white检验法对回归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结果报告在表4中。从中可以看出，nR2的相伴概率为0.648，远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因而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表4）。此外，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如果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将对参数估计、统计检验及模型估计值的可靠性、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该对其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11]。在此采用eviews5.0进行辅助回归模型检验，首先检验X1与其余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结果报告在表5中。可以看到R2非常之小，因此X1与其余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X2,X3与其余变量之间亦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表5）。由表3可以看出，R2=0.450，虽然R2越大，拟合优度越好，但在横截面数据的情况下，R2的值在0.4也不能算低，因而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F统计量的概率小于0.02，表明模型在显著性水平为0.02的情况下，回归方程从总体上来讲是显著的。从单个因素的影响来看，X1,X3的t统计量的概率均小于0.01。因而在显著性水平α=0.01时，X1，X3的系数是显著不为零的。这表明税制的简洁度、透明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对税收遵从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X2的系数虽小于0，这表明自我估税制度虽可促进税收遵从，但并不显著。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假设1，但并没有支持假设2，这表明自我估税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对提高税收遵从度并无明显作用。为进一步验证我得出的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接下来，以《imD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中对逃税的普遍性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遵从程度的变量。采用和上述方法同样的方法分析逃税程度与税制因素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和white检验的结果报告在表6和表7中。从表7中可以看出，nR2的相伴概率为0.420，远远大于显著性水平0.01，可见，该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从表6中可以看出，由表6可以看出，R2=0.666，回归方程从总体上是显著的。从单个因素的影响来看，X1,X3的t统计量的概率均小于0.01，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制的简洁度、透明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与其税收遵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X2的t统计量的概率均远大于0.1，这表明估税制度与税收遵从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与我们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四、对税制简化的进一步思考
（一）税制简化、透明、易管理与公平、效率之间的矛盾
由于简化、透明、易管理的税制对纳税人的决策行为影响较小，因而产生的超额负担较小，因通常能促进效率的提升。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税收不仅是财政收入最重要、最直接来源，而且它还是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11月，我国连续8次调高了部分行业和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日益复杂的一个重要成因是税法中的税式支出条款日益增加，这些条款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些条款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为，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减少这类条款将损害税制的公平度，削弱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就是说，税制的简化、透明、易管理与公平、效率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在设计税制时，必须在这些标准间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取舍。
（二）简化我国税制的政策建议
1.税制简化的着力点更多地应是简化征管程序
税制的复杂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税法本身的复杂程度所致。其二是纳税程序本身过于复杂所致。前已述及，由于税制的简化可能会与公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而，要想从税法本身使税制显著简化，存在着较大困难。这可能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国家在进行税制改革时，都将税制简化作为一个指导原则，而耐人寻味的是，迄今为止，税制本身日渐复杂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因而，税制简化的着力点更多地应放在征管程序的简化上。纳税流程越复杂，会导致纳税难度越大，纳税人的遵从成本越高，使纳税程序更简单、更人性化可以使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显著降低。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在全球开始呈现。目前，世界上有1/4的国家推行了电子申报，这意味着纳税人无须纸质文件，也无须直接与税务官员打交道。有1/3的国家采用银行转账的电子方式缴纳税款，其中又有一半左右国家的纳税人用支票缴纳税款。仅2006-2007财年，就有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哥伦比亚、莱索托、马来西亚、荷兰、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采用或扩大电子申报，并减少企业纳税的次数，简化了纳税程序（王逸，2008）。在我国，近年来，为简化纳税程序，税务机关已经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如近年推出的财税库银横向联网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缴税。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许多环节上，我国的纳税程序仍然较为复杂。这点在我国增值税的纳税程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时，首先将填制完成的正确的申报表信息通过网络传输至税务机关，然后还要在征期内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大厅上门进行税控iC卡的报税。可见，优化、简化办税流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使纳税人更容易遵从税法
高效、及时、周到的纳税服务可以使纳税人更容易、更经济地遵从税法，从而有效地节省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从而间接地达到简化税制的目的。世界各国普遍高度重视纳税服务，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降低征收成本，促进征管质量与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税务机关普遍存在重征管、轻服务的倾向，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近年来，这种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各级税务机关普遍重视纳税服务，并业已取得一些可喜的成绩。我国在2002年在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了纳税服务处，2008年税务总局组建了纳税服务司。2005年为了规范纳税服务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纳税服务工作规范（试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税务局均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办税服务厅，开通了全国统一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实现了税务网站的政策法规公开。但我们也应看到与一些纳税服务做得较为成功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纳税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大多数税务机关提供的纳税服务大都是纳税人需要的共，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不强。在纳税服务中树立分类服务的理念，针对纳税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增强纳税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努力方向。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2
一、中国税法学基本理论述评
我们把税法学基本理论中若干重要问题作为述评的主要对象，而不涉及具体的税法制度，一是因为突出强调其重要性，而且今后也只有在基本理论上下功夫，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具体税法制度的研究和实践，税法学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二是因为唯有从基本理论方面才能凸现税法学与税收学研究间区别的实质，而在税法制度方面（如税种法、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和税收征管法等），税法学与税收学间的界限模糊，难以区分；三是因为有关税法基本理论的著述比较集中，研究线索清晰而连贯，而有关税法具体制度的著述多而分散，且因“税改”及税收立法的相对频繁而变化较多，难以尽且详述。故我们主要就税法基本理论中的以下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述评。
（一）依法治税理论
1.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1998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一样意义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的探讨是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学者的研究大多只是限于对税法基本理论，尤其是有关税法的职能和作用的理论的简单重复叙述，没有能够在深层次上展开新的理论探索。但也有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与“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是一致的”（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7、60页；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并进一步指出，税收法定主义“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和核心的作用’（注：〔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注：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第58页。）。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弥补国家分配论之不足（注：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原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2.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所谓依法治税，是指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表明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
（二）税法基本原则理论
刘隆亨先生在其《中国税法概论》一书中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注：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5页。）。1989年，有学者对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征税原则和促进国家政策实施的原则进行了介绍（注：参见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第150-157页。）。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研究、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和六原则说等四种；且在同一数量原则说中，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尽相同。从表述的形式上看，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沿用我国传统的一贯表述，如“兼顾需要与可能”、“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等；二是直接借用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表述。
综观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其中不少问题：1.把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或作用当作税法的基本原则，如“强化宏观调控的原则”（注：以下各原则均引自各税法学教材，不再一一标明出处。）、“确保财政收入的原则”等；2.把涉外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如“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开放原则”等；3.混淆了“税法原则”、“税收立法原则”（注：此处“立法”指其动态上的意义，即法律的制定。）和“税法制度建立的原则”等概念间的相互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的全过程，有些原则，如“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税制简化原则”等只适用于其某一或某几个环节，而不是全过程，不适宜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4.在历史局限性影响下，将税法的阶段性要求当作税法的基本原则，有些甚至违反了税法的基本公平价值的精神，如“区别对待”等。
有学者对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较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在我国应当如何批判性地对其加以借鉴和运用、乃至贯彻（注：参见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第20-24页。）。笔者比较赞同这一做法，即在表述形式和基本精神方面直接借用西方税法四大基本原则，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赋予其新的内容，使其能够切实符合我国实际。因为对借用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和沿用我国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传统表述这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第一，二者的基本精神其实是一致的，但前者的表述语言简单、明了、直观，概括性强，涵盖面广，彼此间没有重复。事实上，后者中的许多原则可以相应归入前者的各原则中，如“兼顾需要与可能”、“公平税负、合理负担”、“普遍纳税”等体现的是“税收公平原则”：“贯彻党的经济政策”、“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等可包含于“社会政策原则”中：“税制简化”、“征税简便”、“简便易行”、“征纳方便”等说明了“税收效率原则”。第二，西方税法四大基本原则从内容上看也较全面、完整。如传统原则理论中就很少看到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再如传统原则理论一般只论及税收的行政效率问题，而没有涉及更重要的税收的经济效率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批判地借用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统一我国传统原则理论比较混乱、不规范的局面，以便更好地指导税收法制建设全过程的各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专文论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指出，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从而将税收法定主义提到“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的重要地位（注：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第57、58-59页。）；这些学者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并分别从宪法和立法的角度阐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完善问题（注：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为在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原则地位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税收法律关系研究
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在整体趋同的情况下又有细节上的不同，特别是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大大区别于以往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税收法律关系概念的具体表述上，学者们各有不同，但所包含的基本内容要素又是大致相同的（注：多数学者意见大致相同的，不再一一表明出处；只对持少数意见或独特见解者，标明出处。）：（1）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或符合税法规范的。（2）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过程中）发生的，或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前者将主体限定为“国家和纳税人”，将关系发生范围限制在“征纳税过程中”有失全面，后者的表述更具概括性，更全面。（3）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或以征纳关系为内容的。与（2）同理，前者更合理。（4）社会关系。据此，可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的一般概念表述为：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另外，大部分学者都能正确区分税收法律关系和税收关系，更有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第174-175页。）
其次，在税收法律关系特征的总结上，主要有如下四点：（1）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一方主体是国家或国家及其征税机关。（2）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关系。所谓支配权主要是就国有企业作为纳税人时而言的。以所得税为例，国有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和征税机关就此征收的税款，都属于国家所有，税款从国有企业向征税机关转移不过是同一所有人下支配权的转移；财产所有权则是针对非国有企业的其他纳税人的。（3）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即对征税主体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征税主体通常又称为“权利主体”、纳税主体通常又称为“义务主体”的原因之一（注：有学者对“纳税义务人”称谓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层次的剖析，认为“恰恰是这样一个称谓或概念，使得整个税收法制难脱不幸的境地”。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5页。）。但后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应互享权利和互担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而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又不对等：对征税主体而言，其在制定税收法规和进行税收监督过程中，彼此间产生的税收法律关系，其权利、义务合二为一，并以“职权”或责任的形式出现；至于纳税主体，则主要是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而享有一定的权利（注：参见张永福、孙静：《纳税人的权利》，《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第31-32页；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第178页。）；还有学者专文论述了“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对其产生基础、具体实现及出口退税领域的退还请求权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注：参见首闻：《略论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26-31页。）。（4）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纳税人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实为前提。这一总结仅仅限定纳税主体可以引起税收法律关系，而将征税主体排除在外，也是欠全面的。
最后，在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上，学者们的分歧较大。第一，在主体方面，一般分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对征税主体的组成，大部分学者认为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及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海关；有的认为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包括税务机关、财政机关和海关）（注：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第83-85页。）；有的认为国家是严格意义上的征税主体，而税务机关是唯一的征税主体（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第175-177页。），后又提出“征税主体是包括国家各级政权机关与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各级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海关两个层次在内的统一体”的观点（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第175-177页。）。对纳税主体的组成，大部分学者按所有制等标准划分为国有（营）企业、集体企业、涉外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个人等；有的按作用的不同，分为纳税人、人和协税人（注：参见罗玉珍主编：《税法教程》，第28-29页。）；有的划分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第83-85页。）；又有学者进一步将其规范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单位（组织），并按纳税义务不同，划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第175-177页。）。我们比较赞同最后一种划分方式，传统的所有制划分标准（包括前述区分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转移的不同）在今天要求平等性、国际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失去了意义。
近来有学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由三方主体间的三重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第一层面上是国家分别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所发生的两重法律关系，第二层面上是发生在国家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征纳关系（注：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27-129页、第108-112页、第115-124、143-156页。）。我们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其一，它涵盖了税收法律关系中涉及的三方主体，并以其相互关系设计了一个有机的结构，对各方主体所处地位及其权利义务作了一个深刻且恰如其分的分析；其二，它可以有效地统一我国学者关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划分标准混乱的局面；其三，这些学者尤其是认识到了以往忽视的、但其实是最深层次的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将税收法律关系研究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当然，这一观点还有需要改进完善之处：第一，尽管这些学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只宜规定狭义的税务机关（注：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27-129页、第108-112页、第115-124、143-156页。），但实际上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是包括财政机关和海关等在内的广义的税务机关，应当将它们也包括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中。第二，通常所说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这一两层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亦或根本排除在外？笔者认为，可以对税收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再作进一步的分类，如以“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联结“国家”和“纳税人”的中间主体，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一层次）和“广义的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二层次）两个层次在内，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体系。第三，这一包括了宪法因素、行政法因素和民法因素等在内的“税收法律关系”是否已突破了税法的范畴？第四，倘以这一有关税收法律关系的观点为核心，如何修正税法基本理论的其他部分，如税法的概念、税法的基本原则等？以上这些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
第二，在客体方面，学者们意见比较统一的是包括“物和行为”。至于有的学者又将物分为“货币和实物”，甚至将诸如“税收指标”、“税收管理任务”等也包括在内，我们认为无此必要。
第三，在内容方面，学者们也是仁智各见，从各自观点出发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作了不尽相同的总结概括及表述，我们在前面有关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述评中已有论及，此处不再重复。同样，倘以“税收法律关系两层结构说”重新诠释其权利义务内容的话，势必产生极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注：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27-129页、第108-112页、第115-124、143-156页。）
其实，以上各方面都共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认为不能将税收法律关系单一地界定为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为债务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注：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第18-21页。）
以前我国学者都是按“权力关系”性质单一、片面地理解和分析税收法律关系；现在有学者认为税收实体法法律关系性质的重心是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主要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体现权力关系的性质（注：参见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1页。）。从这一观点出发，再辅之以“税收法律关系两层结构说”，就能从根本上解释税收法律关系中三方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给税收法律关系理论带来彻底的变革。已有学者作出了初步的理论尝试，如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注：参见陈少英：《试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法学家》1996年第4期，第68-72页；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35-143页，该书认为，从广义上说，不仅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是平等的。）。我们认为，单就税收征纳关系而言，税收利益只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从纳税人手中征收到税务机关的单向流动，显然是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将征纳税行为作为国家财政收入整个财产流转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将其置于“国家和其人民（纳税人）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最深层次的理论空间中，运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国家征税是以人民同意为前提的，而税收收入最终又被用于为人民提供公用事业或公共物品，因此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纳税人、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这样，我们就从税收法律关系不平等的形式中发掘到了其平等的内涵。
（四）税收立法研究
对税收立法（注：此处“立法”包括两面意义：一为“静态”之法律规范；二为“动态”之法律制定。）问题的研究一般都是从现状分析和完善构想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3
李刚**
第二章税法的公平价值
法的正义价值通常又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这些词可以说含义相当，但意义强弱、范围大小可能有所差别，所以，在不同场合下应选择较合适的词。”[64]因此，从一般的意义、或者狭义上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传统税法学理论所论述的税法的公平原则只是指征税的标准问题，如果仅由此而推导出税法的公平价值也是如此，是远远不够的。经过思考，笔者认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以下彼此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三个层次共同构成的。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
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第一层次，是指税法的平等价值，表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税法的形式正义问题，也是法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在税法中的直接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正式的法律规定，则最早出现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包含《人权宣言》的法国宪法之中。其内容“至少应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平等保护，任何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法都予以同等保护；第二，平等遵守，任何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法的权利，履行法的义务；第三，平等适用，法对于任何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而无因人而异的区别对待；第四，平等制裁，对于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或处罚，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违法犯罪而不受应有制裁的特权。”[65]同时，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校正正义发展而来的形式正义，就根本而言是和法律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66]
因此，平等价值体现在税法中，意味着就征税主体而言，必须依法对凡是属于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予以征税，对凡是欠、漏、逃、偷、抗税等违反税法的行为都应依法处理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就纳税主体而言，凡是符合税法规定的纳税条件的纳税主体都应依法纳税，同时，依法享有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申请税收行政复议权或诉讼权利等程序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层次的税法的公平价值主要体现为税法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它包括了上述“平等保护、平等遵守、平等适用和平等制裁”四方面的内容。
然而，正如笔者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在这里，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态与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状态出现了不相吻合之处。比如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纳税人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为前提”。这一特征将“征税机关发生的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排除在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之外，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征税机关不受税法管辖”，或者说，“税法”仅适用于纳税主体而不适用于征税机关。[67]——这显然有违体现为税法的法律适用平等的形式正义。
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
税法的第二层次的公平价值，主要是指税法的征税公平，即国家在税法中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才是公平的，也就是传统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税法的公平问题。让我们从对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分析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寻找答案。
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发端于17世纪。英国的威廉·配弟（williampetty）在其所著的《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于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的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68]此后，德国的尤斯蒂于1766年出版了《财政学体系》，该书的精华部分是他提出的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69]18世纪末，正值资本主义迅速成长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其中，平等原则是指：“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70]19世纪后期，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adolphwagner）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其第三项“社会正义原则”又分为两个具体原则，一是普遍原则，即一切有收入的公民都要普遍纳税（体现了税法公平价值第一层次“平等适用”的一半内容）；二是平等原则，即根据纳税能力大小课税，税收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当代西方各主要经济学流派也都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收两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上述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对税法的公平等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倡导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我国学者也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在我国税法中也应体现和贯彻公平原则，只是具体表述不同，如“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71]、“普遍纳税与公平税负原则”[72]等，都体现出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
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内容。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税收横向公平情况下，衡量标准有三种：一是按照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来衡量；二是以纳税人的消费或支出为标准；三是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所得为标准来测定。从各国税制实践来看，大多采取较为现实可行的第三种标准，这是由收入所得具有的货币所得和纯所得等特性决定的。一般认为，横向公平至少具有下述几方面的要求：（1）排除特殊阶层的免税；（2）自然人与法人均需课税；（3）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在课税上一视同仁，即法律要求课税内外一致。
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税收纵向公平情况下，国家对纳税人实行差别征税的标准有两种：一是“利益标准”或称“受益标准”，主张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数量，根据纳税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多少来确定；二是“牺牲标准”，是以纳税人在课税前应得到的满足与课税后实际得到的满足之间的差额为标准。上述两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纳税人的主观感受——期望利益和牺牲程度来推定其纳税能力的，所以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甚至根本无从测定。事实上，所谓的税收纵向公平就是指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应如何干预才是公平的。
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之间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分配格局；[73]后者使高、低收入者负担相同比例的税额，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由此看来，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但即使如此，美国当代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对累进税制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累进税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管理问题”。他举例说，对一个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赚10万美元的人和一个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来说，依比例税制（proportionaltax），两人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依累进税制（progressiveincometaxsystem），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款。[74]所以，“累进税是再分配性质的，因此也就是征用性的（confiscatory），……并不按照纳税人为支付费用交纳的税款之比例而给予纳税人以相应的利益。”[75]同时，他还论证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principleofdiminishingmarginalutilityofincome）和赞成累进税制的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rationale）都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所以，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会比累进税鼓励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管理成本也较节约）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移支付（transferpayments）相结合，可能会使最贫困的人受益。”[76]
需要说明是，如果说形式正义要求同等地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那么实质正义则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认为，“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1）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横向公平——引者注）；（2）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纵向公平——引者注）。”[77]所以，就上述传统税法学理论关于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的论述来看，它实际上包括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方面的内容：横向公平指的是形式正义，纵向公平指的则是实质正义。
因此，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体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针对的是税法的所有主体；另一部分就是税法的征税公平，仅针对纳税主体而言。同时，这两部分又分别存在于税法公平价值系统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当然，这只是笔者为了逻辑地建构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而作出的人为分割，上述两部分共同作为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
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税法公平价值的第三个层次是指作为征税的实质主体的国家为什么要征税或者说国家征税是否应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且不证自明的命题。但笔者认为，这是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最深层次，对其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深刻地认识税法的公平价值。换言之，这也是一个税法（收）本质的问题。
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认为，“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它与如何看待国家的本质，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78]关于国家与税收以及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笔者在第一章中已经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概言之，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所体现的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相对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言，更符合“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因此，笔者主张以前者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来修正和完善我国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79]简言之，即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和各种类型之中贯彻和体现作为“契约精神和公平价值”之具体化的“平等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平等原则”不是第一层次上的作为形式正义的税法的公平价值的反映，后者是指税法主体（主要是纳税主体和征税机关）平等地适用税法，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外部平等”，而前者则是指税法主体相互之间（主要是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以及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性问题，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内部平等”，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为此，笔者试图借助第一章中所描绘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以下简称“示意图”）来逐一发掘并分析“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与含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
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包括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图示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发生在纳税人与作为形式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以下简称“征税机关”）的税收法律关系，从整体上看，主要就是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但也包括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形象地构建“示意图”的需要，笔者人为地将税收法律关系中本来作为整体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发生在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并包含于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当中，另一部分则发生在征税机关与国家之间（图示②）。后者主要是指与税收收入或税收利益直接相关的行政法律关系，比如因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而产生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等；前者则主要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比如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直接发生的税务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以及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通过司法机关而间接发生的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等。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具有更加重要意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上述第一部分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但是，当这一部分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共同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时，其又次要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以下，笔者主要是就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论述。
（一）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广义上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它不能、也无法仅从狭义上去理解，必须要结合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才能合理解释。
所以，狭义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就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因税款的征收（公法上税收债权的实现）和缴纳（公法上税收债务的清偿）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税法学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特征的总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一方主体是国家或国家及其征税机关、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关系。[80]但传统税法学还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对征税机关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把征税机关称为“权利主体”、纳税主体称为“义务主体”或“纳税义务人”的原因之一。[81]无论如何，这是不正确的，是对契约精神之“平等”与“权利”要素的背离。尽管有学者后来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应互享权利和互担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而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又不对等。[82]然而，他们关于“纳税主体主要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规而享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利”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纳税主体还享有更重要的实体性权利，其中以纳税主体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对征税机关享有的“还付请求权”为突出代表。还付请求权又可称为返还请求权或退还请求权，是指由于征税机关对还付金、超纳金以及误纳金的保有没有法定根据，因而纳税主体可以请求予以返还的请求权；其在实体法上的性质是因征税机关的不当得利而产生的公法之债。[83]
实际上，仅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一名词本身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平等”的影子：（1）债权债务关系是民商法的基本调整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处于“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等民商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之下，以致于其自身都具有了“平等”的内涵，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反映于其基本性质亦定位为债权债务关系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中；（2）而“法律关系”——这一来源于19世纪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84]自产生之初就带有民商法之“平等原则”的烙印，似乎也给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痕迹”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渊源。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以上主要是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平等性问题，那么，从同样处于“示意图”第一层次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平等性又如何呢？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85]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86]；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87]在借鉴和参考这些学者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传统税法学之所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归纳为“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论误区除了忽略或没有深刻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根本性质乃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外，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混淆了一般税收行政关系与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一般的税收行政关系是一种完全的隶属关系，一种绝对化的支配关系，表现为固定不变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则不同，其特性在于：（1）双方当事人存在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无论“这类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特殊情况如何，不论他（它）是个人、组织或政府，他（它）们在法律上、在特定法律关系中都是具有独立身份和相对自主性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构成一个法律关系的两极”。[88]（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不是一种完全单向性的支配关系，其主动与被动只是相对的。一般情况下，纳税主体是被动的接受支配者，但也可能成为主动的支配者，如纳税主体依法行使其还付请求权时，实质上就含有“支配”的意思，征税机关此时只能退还有关金额给纳税主体。同时，对征税机关来说，它既是税收征管者，又是提供服务者、接受监督制约者；而纳税主体既是接受管理者，也是享受服务者、实行监督制约者。所以，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的主动地支配与被动地被支配关系具有双向性，允许角色的相互换位。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税收行政关系是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后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者说保留有前者的某些“不平等”特征，不可能象一般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其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立与分配几乎完全对等均衡。但这仅仅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有限的“不平等”，绝不能把这种“不平等”的表象作为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加以认定。而且，正是由于税收行政关系中客观存在的主体双方实际地位的不平等性，才需要用税收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调整，从而使其转变为平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以民事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作为衡量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法律地位是否平等的尺度，混淆了权利义务不对等与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区别。民事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其权利义务也是对等的，二者具有一致性。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从形式上来看，属于法律关系分类理论中的不对等法律关系（或称隶属型法律关系），但“不对等”不等于“不平等”。民事法律关系与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不能简单地以前者为参照系而主观地论证后者的“不平等性”特征。在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当中，因为征税机关是代表国家来征收实施公共服务所需资金的，所以法律赋予其享有较纳税主体为多的权利，二者的权利义务呈现出不对等的表象，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反之亦然，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也并不一定要求其权利义务的对等。
如果承认主体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就是其法律地位不平等，那么就很难解释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但法律地位平等的规定。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税收行政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如：征税机关只能作为被告，不享有起诉权和反诉权，并须承担举证责任；纳税人则享有起诉权，作为原告还享有反诉权，且无须举证。同时，《行政诉讼法》第7条又明文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由此可见，在确认诉讼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正是行政诉讼法所作出的偏向于保护纳税人的有关规定，使征税机关（被告）与纳税人（原告）之间原来不平等的税收行政管理关系，从法律上确认、调整为具有平等性的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从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得到了与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考察而得出的同样结论，即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法律地位应当是平等的。
有的行政法学者甚至作出了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论证了“行政法领域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指出，正是因为行政契约在本质上符合契约的根本属性——合意，才与民事契约一起划归契约的范畴；而与早期以行政高权性行为为特征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不同，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为行政法领域提供了合意的基础，并通过有效的行政程序构建自由合意的空间，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表达意志的自由性，从而从根本上使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能够通过合意方式产生具有行政法律效力的契约。[89]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精神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的可变性需求，随着契约原则的普遍贯彻和契约精神的扩张，通过“社会合意”建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90]
毋庸质疑，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必然也属于为契约精神、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所渗透的范围。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
“示意图”的第二层次包括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和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是潜在的、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层面，但却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公平价值。税收法律关系在第一层次上的“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是以其第二层次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为基础和渊源的，唯有从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出发去考察其内涵的“契约精神”，才能够圆满、合理地解释其第一层次的“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
（一）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
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图示⑤）是指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就国际税收利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在“示意图”中确立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的独立类型，一是有助于确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深入理解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91]二是有助于为“国家”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主体地位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92]
三是有助于我们形象地分析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平等）原则”，并由此深入理解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国际税法领域中公平原则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国内税法中的公平原则，它既是对国内税法的公平原则的延伸，又是由国际税法的根本特征决定的。[93]按照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其公平原则可以分为涉外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征纳公平原则”）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分配公平原则”）两方面。
在征纳公平原则方面，体现了国际税法对国内税法的公平原则的延伸。因为，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法规范同时也是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所以，国际税法的征纳公平原则与通常所说的国内税法的公平原则是一样的，具体也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此处不再赘述。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4
一、关于告知机构和告知环节问题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分为简易程序案件、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对于简易程序案件税务机关一般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其告知环节是很容易确定的，就是税务人员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前当场告知。而对于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其告知程序应在哪一个环节作出呢？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案件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税务机关的调查机构对税务案件进行调查后，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及时提出处罚建议，制作《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建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的权利。显然，根据上述办法，告知应在调查机构取证后完成，即税务机关对税务案件调查取证结束后，先行告知。换言之，告知机构为调查部门。但在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并完全采纳的，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调查机构履行告知程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此种情况即：告知在先，审理在后。
其二，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未完全采纳的，即审理机构改变了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虽未改变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但加重了处罚的，则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一次告知程序，此种情况即：审理在先，告知在后。这种再由审理机构履行一次告知程序的观点，笔者称之为行政处罚决定变更“二次告知论”。之所以要由审理机构履行第二次告知义务，理由是：第一，审理机构是在改变了调查机构的告知事项后作出《审理报告》的，该报告在提交税务机关负责人签批后，才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这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程序的规定;第二，告知程序的精神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针对发现的问题以陈述申辩的机会，而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功效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如果行政机关基于一个未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而作出一项处罚决定，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使其形同虚设。例如，调查机构在调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税务登记违法行为后，告知了纳税人违法事实、理由及拟作出处罚决定后，审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纳税人还有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形，因此决定除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罚款外，还准备同时对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行为进行罚款，如果这时未告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及依据，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将不能成立;第三，加重行政处罚实际上是增加了当事人的不利负担，虽然审理机构加重处罚可能是基于调查机构行政处罚裁量不当造成的，但如果此时未履行告知程序，会使当事人觉得由于先前向调查机构陈述申辩意见后，税务机关在实施“报复”而加重了对自己的处罚，所以，从维护相对人的权益和树立文明执法形象角度出发，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告知程序，给当事人以申辩机会。
其三，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经审理机构审理完全采纳，但其提出的处罚建议审理机构未予采纳，审理机构减轻了处罚的，或审理机构已履行了二次告知义务，经陈述申辩后，审理机构拟减轻处罚的，是否应履行告知程序？笔者认为，若正式处罚决定在处罚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上没有变化，而对违法行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则无需再次履行告知义务。
二、简易程序是否履行告知程序及其实现路径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实践中，有人认为，由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违法事实确凿，故简易程序不需要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从立法技术上分析，《行政处罚法》第五章“处罚行政决定”下共分三节，分别对应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但在这三节前，还单独设置了三个条文（第三十条至三十二条），这三条是立法上从条文简练角度出发，是对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公用条文的提炼，也就是说，这三条的规定相对于具体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而言是原则性规定，应当予以适用，除非在简易程序等具体程序规定中作出特殊规定排除其适用。综观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并未有任何特殊规定。因此，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告知程序理所当然适用于简易程序;第二，从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看，就是要做到处罚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简易程序虽然是针对事实清楚，违法行为尚不严重的情形，但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仍然属于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较轻的当事人不适用告知程序，不符合立法目的。综上，简易程序同样应适用告知程序。
接下来的问题是，简易程序案件应以书面还是口头方式进行告知？对此，《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具体明确。有人认为，由于是简易程序，其告知方式以口头告知即可。在税务实践中，很多税务人员在按简易程序罚款时，也多是口头履行告知程序的。笔者认为，法律上虽然并未将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作为要式行政行为，但是如果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不以一定的书面方式体现出来，就会导致执法风险。例如，如果税务人员口头告知纳税人有关事项后未作任何书面告知笔录，纳税人随后以税务机关未履行告知程序为由，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往往会因为已履行的告知程序无相应证据而显得被动，完全可能会因未履行告知程序被上级税务机关撤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在行政诉讼中败诉。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2.0）操作中，即使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n”（此时，系统将省略《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也应在制作《陈述申辩笔录》中加入告知内容，例如，可以这样记录，“已履行告知程序，陈述申辩意见是：……”或者“已履行告知程序，无陈述申辩意见”，并由纳税人签字或者盖章。可能有人认为，上述告知程序的实现路径显得复杂，不便于基层执法人员操作，笔者认为，目前CtaiS2.0对简易程序处罚操作规定过于繁琐，需要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陈述申辩笔录》、《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文书，如果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Y”，系统还将带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虽然上述执法文书可以保证简易程序合法，但却不符合简易程序的“简易”和“当场”特征。那么，除上述在《陈述申辩笔录》中反映告知事项外，在保证合法行政的前提下，是否还有更好的告知实现路径呢？笔者认为，在税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完全可以将有关程序性规定如责令限期改正、陈述申辩、告知事项等一并整合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有关栏目中，并提醒纳税人在签收该决定书时确认税务执法人员已履行简易程序的告知、责令限改等程序，这样既能保证执法上的合法性，又能提升税务行政效率。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5
中国税制试题
课程代码：00146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从税法效力分类角度来看，《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属于
a.税收规章B.税收法规
C.税收法律D.税收条约
2.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对象是
a.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B.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C.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D.税收法律关系的效力
3.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和纳税人负担水平的税制要素是
a.纳税人B.征税对象
C.税率D.纳税环节
4.通过市场买卖行为，税负由卖方向买方转嫁，这种转嫁方式属于
a.前转B.后转
C.消转D.混转
5.如果某国税制采取累进税率，收入多的多征税，收入少的少征税，没有收入的免予征税。该税制符合
a.税务行政原则B.社会公平原则
C.国民经济原则D.财政政策原则
6.个人应该缴纳的税收，必须明确规定，不可含混不清，这体现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
a.平等原则B.确实原则
C.便利原则D.节约原则
7.下列关于税制改革基本思路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a.高税率B.宽税基
C.简税制D.严征管
8.核定营业税计税价格的公式为
a.计税价格=营业成本×(1+成本利润率)
B.计税价格=营业成本×(1+营业税税率)
C.计税价格=营业成本×(1+成本利润率)÷(1-营业税税率)
D.计税价格=营业成本×(1+营业税税率)÷(1-营业税税率)
9.某公司进口一台设备，成交价格为10万元，运达我国输入地点的运费为1万元，保险费、手续费等共计2万元。关税税率为20%，该公司应纳关税为
a.2万元B.2.2万元
C.2.4万元D.2.6万元
10.烟叶税的征收机关为
a.烟草专卖局B.财政机关
C.国家税务机关D.地方税务机关
11.除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税前扣除的标准为不得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
a.2%B.2.5%
C.5%D.14%
12.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是
a.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B.税收滞纳金
C.赞助支出D.坏账损失
13.下列各项所得中，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是
a.加班工资B.季度奖
C.保险赔款D.股息收入
14.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资源税征税范围的是
a.地下水B.原油
C.天然气D.盐
15.下列不属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的是
a.城市B.县城
C.工矿区D.农村
16.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总额课税，以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人的遗产税类型属于
a.总遗产税制B.分遗产税制
C.混合遗产税制D.综合遗产税制
17.我国车船税的税率形式采取
a.比例税率B.累进税率
C.幅度税额D.累退税率
18.甲、乙、丙三人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丁为担保人。以上四人中，不需要缴纳印花税的是
a.甲B.乙
C.丙D.丁
19.纳税人所在地为县城的，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为
a.1%B.3%
C.5%D.7%
20.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特点是
a.以财产税为主体B.以资源税为主体
C.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为双主体D.以流转税和财产税并重为双主体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1.从形式特征来看，税收具有
a.无偿性B.强制性
C.灵活性D.固定性
e.返还性
22.差别比例税率的形式主要包括
a.产品差别比例税率B.时间差别比例税率
C.行业差别比例税率D.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e.质量差别比例税率
23.税收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
a.税收的程序规范原则B.税收收入充足原则
C.征收内容明确原则D.税收征收耗费最小原则
e.税收有利资源配置原则
24.根据对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不同处理，可将增值税分为
a.生产型B.收入型
C.全面型D.现代型
e.消费型
25.下列关于营业税的表述正确的有
a.委托加工业务，应当征收营业税
B.有价证券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
C.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向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D.纳税人销售不动产的，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e.保险业的纳税期限为一个季度
26.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
a.股份制企业B.事业单位
C.个人独资企业D.外商投资企业
e.合伙企业
27.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下列收入中属于应税收入的有
a.租金收入B.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C.接受捐赠收入D.财政拨款
e.税收返还款
28.下列行为需要缴纳契税的有
a.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B.土地使用权转让
C.房屋买卖D.房屋赠与
e.房屋交换
29.下列凭证免征印花税的有
a.缴纳印花税的凭证抄本
B.将财产无偿赠给政府所立的书据
C.无息贷款合同
D.房地产管理部门与企业签订的租赁合同
e.财产保险合同
30.公共收费包括
a.证照性收费B.惩罚性收费
C.补偿性收费D.集资性收费
e.过桥费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31.简述价内税的概念及其优缺点。
32.简述对所得额实行分类征税制的概念及其优缺点。
33.简述房产税的概念及其征收范围。
34.简述车辆购置税的特点。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5.甲食品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2013年2月份发生以下经济业务：
(1)销售食品给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100000元;
(2)零售食品给消费者，取得含税价款58500元;
(3)向农民收购粮食，收购凭证上注明的收购价款80000元;
(4)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进食品添加剂，取得普通发票上注明的价款10000元;
(5)从一般纳税人企业购进白糖，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20000元。
要求：(1)计算甲食品企业2013年2月的销项税额;
(2)计算甲食品企业2013年2月的进项税额。
36.甲化妆品公司委托乙化妆品厂加工一批化妆品，委托加工该批化妆品所耗用的原材料价格为100000元，支付加工费40000元;另外，甲化妆品公司从国外进口一批化妆品，关税完税价格为175000元。化妆品的关税税率为20%，消费税税率为30%。
要求：(1)计算甲公司委托加工化妆品应纳的消费税税额;
(2)计算甲公司进口化妆品应纳的消费税税额。
37.某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度的财务资料如下：
(1)实现货物销售收入2000万元;
(2)销售成本为1000万元;
(3)管理费用200万元，其中业务招待费50万元;
(4)营业外支出100万元，其中公益性捐赠支出50万元;
(5)销售税金及附加10万元。
要求：(1)计算准予税前列支的业务招待费金额;
(2)计算准予税前列支的公益性捐赠金额;
(3)计算2012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
38.王先生为中国居民纳税人，2013年5月份的收入如下：
(1)劳务报酬收入20000元;
(2)中奖收入30000元;
(3)稿酬收入50000元。
要求：(1)计算劳务报酬收入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2)计算中奖收入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3)计算稿酬收入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39.a公司购买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成交价格为1500万元;B公司赠与C公司房屋一幢，该房屋的市场价格为200万元;D公司与e公司交换房产，D公司房产价值为300万元，e公司房产价值为200万元，e公司向D公司支付差价100万元。当地政府规定的契税税率为3%。
要求：(1)计算a公司应缴纳的契税税额;
(2)计算C公司应缴纳的契税税额;
(3)计算e公司应缴纳的契税税额。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6
我国对于税制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深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角度阐述我国税制结构的研究成果较多。按照税制结构内部税系间的主辅关系，具体税种的组成，设置环节等的界定，对税制结构优化改革的研究形成了以为主体，所得税与流转税双主体、以财产税为主体等观点。我国对税制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受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影响是颇大，但当前理论界的研究已不再是简单地探讨与借鉴西方税制优化理论的内容，而更多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条件的税制结构优化理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有的是系统分析我国税制设计和税制改革应当遵循的原则，阐明西方税制优化理论的局限探究我国税收制度选择的原则和方法。也有拓展传统税制优化的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内涵，并进一步探索在多元目标约束下的税制优化。有学者认为完整的税制改革论，应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应确定宏观税负总量；在宏观税负已定的前提下确定由哪些税种来实现这些收入；进而设置并协调各个税种；最后考虑税收征管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未来我国税制改革的研究方法将由以定性分析为主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由单纯的主体税种论向税制结构论转变；同时税收征管理论将日益得到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新一轮的税制改革的序幕已拉开。税制结构优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税收理论体系，以及对推进我国税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步实施的税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的过程，就是税制不断优化的过程。其中仍然有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
2税收制度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税收产生初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只能依靠采取简单的直接对人或物征收方式的直接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商品课税创造了条件，商品课税既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将税收负担转嫁；进口关税也可以对本国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故而各国普遍开征间接税并逐步取代原始的直接税，形成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经济的高度货币化，为所得税的普遍课征奠定了基础。英国由于战争在1799年首先开征所得税，其后经过多次反复和曲折的发展过程，逐步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从两大主要税系商品课税和所得课税的演变来看，商品课税由以高关税为主向关税与商品课税为主演进，再发展到现在的低关税，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课税由比例税率演化为累进率税；课征方式由分类所得税制演变为综合所得税制；税率由低税率、低累进向高税率、高累进继而再向低税率、低累进演进。可以说，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不断改革优化，税制基本模式的相应调整只有当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转变时才会发生，向理想的税制结构演进，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则趋于稳定。经济学家丹尼尔•w•布罗姆利认为，税制的演进主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联系，除特殊时期如战时的变化外，税制是随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优化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经济社会条件出现较大变动时，税收制度就会出现大的变革。税收法制程度、税收征收实体的变化体现了早期税制的变迁与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内在联系。而税制结构、税收负担水平及主要税种的演变则更能说明在现代条件下税收与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密切联系。因此，现代西方税制演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具体分析西方国家的税制演进，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税制演进的根本原因，税制制度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向前演进的，而财政压力则是促进税制改革的推动力。在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提高的条件下，则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与目标决定了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和内容。
3税制结构优化的顶层设计探讨
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税制结构优化要符合公平、效率、稳定、财政收入等税收原则。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稳定宏观税负和现有中地两级财力格局的改革基调，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提出了税制改革的具体要求：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为目标推动间接税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标实施直接税改革，以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为目标完善地方税体系。因此我国税制结构优化改革的路径总的来说可以阐述如下。
3．1逐步减少间接税比重
间接税具有隐蔽性、可转嫁性、累退性等的特点，其在税收收入中占的比重过高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且对经济具有逆向调节作用。以“稳定税负”为约束，直接税比重的逐步提高也对间接税收入规模的减少提出了要求。我国当前围绕逐步减少间接税比重的最主要举措，就是始自2012年“营改增”改革的实施。现今在全国推行的改革方案具有极大减税效应，据估算一年减税可达2000亿元。自2014年起“营改增”在“1＋7”的基础上扩展至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届时将“营改增”推广至全国所有行业时预计可减税5000亿元左右。按照《决定》的部署，在“营改增”全面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据测算增值税改革结束以后实现的减税规模可能达到9000亿元左右。
3．2渐进式提高直接税比重
在“稳定税负”前提下的“结构性减税”为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提供了可能，然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节目标、税收征管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需要渐进地推进。从现行对居民房产在存量环节基本不征税到征税；从现行分类征收办法逐步过渡到对大部分的征税项目综合征税；并对纳税人的财产转让行为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无论房地产税，还是个人所得税，或是遗产和赠与税，都属于以居民为纳税人的直接税。上述系列改革将渐进地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3．3完善地方税系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7
【关键词】避税及其法律规制;反避税有效性;反避税机制;结果分析进路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概况
(一)国外的研究情况
关于避税问题,国外的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都有专门研究。经济学界通常从财政收入减少的效果角度考虑,将税收逃、避问题合并研究,如seldon.a.(1979)、cross.r.,shaw.g.k.(1982)。公认较早开始系统全面研究避税的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的《避税通论》(thegeneraltheoryoftaxavoidance),该文全面概括了避税的一般准则,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了避税的经济效应,描绘了一系列减轻参与交易各方总税收负担的避税方案,并提出了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该文奠定了经济学家研究避税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此外,也有经济学人对纳税人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如erichkirchler(1999),henryohlsson(2007);有应用经济学博士论文研究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如sonjalynneoihoft(1999);还有博士论文研究测定公司避税问题的模型,如joelm.dicicco(2003)。综观经济学关于避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多着眼于避税的成因、经济效应的分析,相关研究为避税的界定及法律规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数据,也为相关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指明了路径和方法。
国外法学界关于避税的研究,虽然因各国实践和法律文化差异而有不同,但都侧重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对避税现象存在运行的描述、分析,包括对避税现象的抽象概括、因果分析和法律评价以及法经济学分析等,如davida.weisbach(2002)、chin-chinyap(2006)、金子宏(1989);二是对避税法律规制措施的研究,如从法治的视角分析避税的一般规制条款(kunstmannrioseco,matias(2004)),从公司责任角度看避税的一般规制条款(judithfreedman(2003));英美避税规则的比较研究如a.w.granwell&sarahs.mcgonigle(2006),维克多·瑟仁伊(2006),避税的解释规则研究,如briangalle1(2005)。
(二)我国的研究现状
我国大陆学者对避税问题(包括“避税”、“逃避税”)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少。检索cnki系列数据库1979年至2008年的相关文章,以“避税”为主题词,共检索有1527条(其士论文3篇,硕式论文59条);以“税收规避”为主题,相关文章有4条;以“税收筹划”为主题,相关文章2226条。①从文章的内容看,围绕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与2004年始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分别有两轮研究热潮:
第一轮研究热潮主要以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外国反避税制度的零星介绍为主,因为我国避税实践及其法律规制制度的欠缺,研究者从实务角度,意图通过对国外制度的学习获取相关知识。如孙庆瑞、邱菊《国外反避税措施的启迪》(《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4),熊勇立、周汪丽《加拿大反避税措施简介》(《安徽税务》1997),胡俊生、周礼华《国外反避税措施的简介》(《上海财税》,1994),漆秀岚《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的反避税措施》(《国际贸易》,1995)等。随我国新税制逐步建立健全,外商投资的深入,避税与反避税问题首先在国际税收领域突显,迫切要求理论上对相关问题作出解答。此后,有税法学者撰文进行一般理论的探讨,但是绝大部分文章都以概念辨析、性质界定、成因分析为主,而且多局限大陆法系国家相关问题的介绍。其中张守文的《税收逃避与规制》(《税务研究》2002)和刘剑文、丁一的《避税之法理新探》(《涉外税务》2003)两篇文章,对避税的概念、性质、法律评价及法律选择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法理分析。
伴随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税收实务部门与财政经济学人集中于国际避税方式与我国反避税措施的研究,如郑力坚、马哲的《国际避税的方式及反避税措施》(《税务研究》,2005),郭宏、朱祥林的《新形势下的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经济研究参考》,2005),印中华、田明华的《外资企业国际避税与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研究》,2005)。也有学者对避税进行经济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如曲顺兰、郑华章的《避税的经济分析及反避税政策选择》(《涉外税务》,2006),刘怡《避税与反避税的三维视角》(《涉外税务》,2006)。也有学者作成专题硕士论文,如杨艳秋的《企业所得税反避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4),张霞的《避税与反避税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4),王晶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制定的必要性》(北京大学,2004年)。
二、主要研究议题及观点评析
(一)关于避税的概念界定
对应于学者称谓“税法中无法解决之难题”②的纳税人规避纳税的现象,各国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正处于不断认识的过程中,对该现象的描述尚未形成统一的术语。理论上关于纳税人减免纳税现象的描述包含一个概念系统,包括避税与相关概念的界分、避税如何定义等,有不同的学说观点。
英美法系学者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划分避税与税收逃漏法律上的界线,而对避税作宽泛理解,与税收节省等不作区分。③随着避税活动愈演愈烈,司法对避税的态度也发生变化,④对于避税与税收逃脱之间存在的区别已达成共识。⑤概括而言,二者的差异在于是在法律之内(尽管可能违背法律精神)还是超越法律范围运作。⑥但是,因为对税收筹划权认识上的争议,对避税与税收筹划/减轻之间的关系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以,理论上对避税有广、狭之分。广义避税,按结果不同,可以区分为可接受的税收筹划(taxplanning)、税收减轻(taxmitigation)和不可接受的避税(unacceptedtaxavoidance)。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避税的理论,主要源于德国的学说和判例。认为税收逃漏是虚伪表示、具有非公开性、法律应予惩治的行为,与避税存在明显区别。大陆法系学者从宪法有关自由、财产权利的基本权利条款中推证,纳税人有依法纳税的权利,对非依法律文义规定而征税的,纳税人可以拒绝,因而推论出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权。该研究重点在于界定避税与税收节省或筹划的界线。
关于避税与税收偷逃、税收节省的关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葛克昌先生结合台湾地区的法律实践,对三个概念进行了体系化梳理⑦。我国内地学者也基本沿袭台湾地区学者的三分法观点,认为避税应与偷逃税严格区分,适用不同的立法。有学者将避税作广义理解,分成合理避税与非合理避税两种,并分别对其加以论述。⑧又有学者主张对避税进行限缩界定,专指滥用法律事实选择的可能性,进行违反税法目的的异常行为安排,以实现规避税负的不当行为。对那些符合税法规定和目的所为的旨在减轻税负的合法、正当的行为,以节税一词指称。⑨在对避税的法律性质判定上分歧较大,有合法、违法和脱法三种观点。
对于纳税人减免纳税的现象,综合相关司法判例和学者观点看,理论上人们多从观察者的角度,趋向于三分法界定,将避税作为居于税收逃漏、税收筹划二者之间的边界性概念。因为避税的边界性,争议主要集中于对其作广义或是狭义界定,并作怎样的恰当表述来确定边界。避税与相关概念界分的各法学观点,可以纳入单个社会行动的架构图式来说明。⑩由于达成规避税收之目的的处境(条件、手段)不同,法学研究者区别了三种不同概念,依据一定的规范标准,作出不同的法律判定,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从概念表述的逻辑结构看,关于避税与相关概念的界定,传统法学的观点主要侧重对现象的事实描述和价值分析两方面,可以归纳概括如表1所示。
(二)关于避税法律规制的有效性
避税单就交易形式看,不属于税法的事实构成要素,但其结果违反了税法的公平纳税正义。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方式之一,对此应作如何反应或应对,称之为“法律规制”(相对应的英文短语“legalresponseto”),我国台湾学者有称“防杜”,内地学者有“防范”、“治理”等不同表述。“法律规制”是指通过立法、法律适用等途径来规范、制约避税,包括相应的规章、制度、规则、原则等。对决策者来说,就一定的生活事实决定是否进行法律规范、如何制约等,在现代法治社会就应当进行有效性(也有学者表述为“合法性”、“正当性”“正确性”、“合理性”)论证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避税是对现代税法有效性的挑战。按德沃金教授的归纳,面对现代法律有效性的挑战,大致有两种解决问题的理论:一是德沃金提出的权利论,另一是占支配地位的理论。⑾相对应的,关于避税法律规制的有效性论证,也大致沿两种路径展开:
其一,是理想法治国之宪政主义框架下的税法体系内分析,着眼于纳税人的平等纳税权利视角。⑿这一分析进路通常引用汉德法官在helveringv.gregory案中的观点,即纳税人有最小化税额的权利,然后依据是否违背税法宗旨、是否滥用私法自治权,将避税作正当(税收筹划)与不正当(滥用避税)区分,认为税法只应对后者进行规制。从宪法关于一般自由和财产权行使的概括条款着手,可以推论出人民有税收规划权,但应以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作为其内在界限。对超过内在界限滥用筹划权的避税行为,应该加以限制。避税滥用私法形成自由,选择与经济事实明显不相当的法律形式,其结果侵扰租税分配正义与租税国家基本秩序,(即政府财政负担应于人民间按其经济能力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而损及公共利益。从权利冲突的角度看,对避税进行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在于纳税人滥用筹划权利与平等纳税权利相冲突。纳税义务人虽享有私法上的自由,并藉以规划税捐负担,惟不得滥用,如以经济实质不相当的法律形式;而规避租税构成要件的适用,基于平等课税的要求,无论是经济观察法、一般或特别租税规避防杜条款作为防杜脱法避税的工具,即有其必要性。⒀
其二,是基于法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结果分析,着眼于社会公共利益视角。⒁从避税的结果看,税收筹划也一样造成税款流失、经济行为扭曲、社会福利减损(负外部性)。虽然税收筹划并无实际价值,然而鉴于规制成本考虑,可以在立法的意图范围内作为一个政策问题加以保护;对决策者来说,规制的具体界限依赖于控制成本效益分析。避税法律规制有效性的结果分析论证进路,反对一开始就假定存在税收筹划权或划定了避税的范围。因为假设权利或界定范围只能意味着筹划必须允许,因而政府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而如果不假定有筹划权利存在,分析交易筹划的结果,以及权衡企图阻止它的努力程度,则法律应该决定作出适当的限制。分析从两个大方面展开:一方面从效率角度看,可以将规避的结果视作税基流失,而将对避税进行法律规制的结果视同税基的扩大。首先讨论为什么规避能被当作一种税基的流失,其次讨论决定合适应税范围的一般模型,最后运用模型检验避税。另一方面,从税负分担角度,讨论反避税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富人、企业等的税负分配。结果分析进路通过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对避税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权衡,论证避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弥补了法律价值评判的不足;结合数学模型定量分析,依据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成本效应分析衡量,确定避税法律规制的范围和力度,理论上能够为决策层确定避税法律规制的界限提供数据支持。
(三)关于避税法律规制机制
理论上看,关于如何规制避税问题,实际上是采用怎样的途径、方法识别填补税法缺漏,从而形成完备、有效的避税防治体系。政府机关之间如何合理分配避税规制权限,识别、否认一种避税交易的税收效果的有效性,是一国政治体制、税收权力分配的具体反映。作为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避税法律规制体系归纳起来,大体上分为立法主导规制模式与司法应对规制模式两种。避税的立法主导规制模式,是指税法的完善与税法漏洞的填补,主要通过启动立法程序(包括立法解释程序)来完成。避税的司法应对模式,主要是由司法机关对具体避税案件作出“反应”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的。在英美法国家,避税问题通常被看作税法解释问题。法官必须决定一个给定的有争议的交易是否符合一些必须遵守的法律的字面意思,必须在目的解释、字面解释、逻辑解释或其他解释方法中选择一种原则据以定案。⒂基于分权原则和合法性原则,通过民主立法填补税法漏洞、否定避税,可能更可以保障规则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税法制度不同,以及各类避税行为本身的差异,各国都非常注意依据具体情况,通过立法规制达到事前否定避税的目的。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8
(一)现实的会计信息质量反映模式与税务审计面临的尴尬局面
我国的会计信息化起步较晚,1987年以前还没有通用化、商品化的会计核算软件,大多数企业都为手工记账,直到近年来,随着会计电算化应用普及、快速推广,从单项业务处理到建立较为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从各自为政的单机操作到会计软件网络化的实施,才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现阶段企业的会计信息反映模式大致分为手工、半手工、自动化和网络化模式,可谓是战国时代,混乱不一。手工方式为传统的记账模式,随着会计信息化的发展,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半手工模式只是对企业总账模块简单运用,而库存商品模块、固定资产等模块用eXCLe工作表辅助替代,仅仅为了满足报表与报税的简单工作。自动化模式为模块化管理的财务系统软件,为数不少中小企业采用。网络化模式为eRp(企业资源计划),此为财务软件发展趋势,它是从mRp(物料资源计划)发展而来的集成化管理信息系统,它扩展了mRp的功能,其核心思想是供应链管理,冲破了传统企业边界,从供应链范围去优化企业资源,是基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新一代信息系统,一些颇具规模的集团公司及上市公司广泛采用。随着信息化普及发展,税务审计从过去传统意义上账本到凭证的“逆查法”或“顺查法”的税务审计模式必将被淘汰,而会将内部控制评价方法、分析性复核法和审计抽查法等现代审计方法引用到税务审计中来。但是在会计信息反映模式并存时代,税务审计方法现代化的升级并不代表会计信息质量也能同等提高对应。由于提供会计信息技术的不对称,导致一些税务审计方法无法实施,耗时耗力,影响税务审计质量。
(二)规范企业会计核算与加强税务审计深层次服务
会计信息质量是保证税务审计质量的基石。尽管现阶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反映的模式多种多样,但保证各种会计信息反映模式所提供的信息规范性不可或缺,是保证税务审计工作质量的基础核心。会计信息要符合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还要符合实质重于形式、谨慎性和及时性等基本特征。譬如要求企业收入按品种、规格分类核算,库存商品需按品种设立数量金额账,会计信息能够准确核算各个品种、规格的盈亏、毛利,对企业各月毛利或高或低,企业应定期分析原因,报税务备案说明。还需说明的如发生外币业务应设外币账薄,应及时准确调整汇兑损益;预提费用应附原因说明;应付账款长期挂账原因说明;企业固定资产计价、分类标准等说明;企业年度重大购销、购置资产说明;主要客户、供应商名单、购销金额诸如此类等较为详尽的企业会计信息资料。防止企业滥用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避免税务审计变成了记账,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了复盘企业会计信息的原貌上。要节省时间与成本,把资源花费在税务管理的漏洞与薄弱环节上,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税收管理水平。我省烟草行业注重会计信息基础工作的建设及管理,从2008年会计核算用友nC5.0版系统上线、2010年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上线、到2013年预算管理信息系统正式运行等,短短几年间,逐步将多个系统融合到一个财务管理平台上,不断规范了会计科目核算口径和方法,增强了多渠道数据查询功能,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为企业决策层提供较充足的数据支撑,促进企业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监管。企业提供的会计核算准确规范、会计信息及时完整,税务审计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了解真实的业务流程,查找企业经营管理上的缺失漏洞和控制节点,提出合理化建议,探索企业潜在的税务问题,提出税务预警,防范税务风险,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反之,如果现阶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达不到要求,税务审计简单处理,直接定性企业会计核算不清,税收征管核定征收,一收百了,表面上看税收是应收尽收,但实际情况不尽然,有可能给国家或企业造成损失,造成税企矛盾,达不到税务审计的服务与预警作用。
二、税收管理体制对税收审计质量的影响
(一)当前的税收管理体制与税务审计面临的问题
1994年我国实行税制改革,税务局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在一定时期内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问题。但现阶段经济发展使企业面临不同的税收待遇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有时国税局与地税局文件规定的税收政策不完全一致,致使同为国有企业但归属征管税务机关的不同造成适用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差别,譬如,有的国有企业所得税隶属国税局管理、有的隶属地税局管理,退休人员的取暖费报销税收规定,就存在国税与地税文件不一致的现象,地税允许直接列支扣除,国税却要求在福利费中列支(福利费超14%标准需纳税调整),企业年金列支也如此类情况等等。同是国有企业因税收管理机关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税收待遇,这些都是税务审计分析中应考虑的因素。尽管如此我们更应增强自觉纳税意识,提高企业防范风险能力,企业管理人员应及时掌握和准确理解税收法规,与税收审计经常沟通,避免错过运用税收法规的最佳时机,造成经济损失,规避企业财务风险,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税收管理信息的共享与税务审计的关系
现阶段国税与地税的征收管理、信息数据各成体系,互不交叉共享,造成税务审计的难点,也造成企业缴纳税款有重复多缴或欠缴的现象。一是企业税款漏缴现象。有的企业所得税归属国税管理,但个人所得税归属地税管理,在税收实务中,大多数企业所得税年终所得税申报时,对于不符合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进行纳税调整所得额。而个人所得税(投资者个人的股息、红利所得)征收一般按照企业账面支付利润分配的数据进行征收。而企业账面分配的红利远远小于实际分配给股东的红利。其实际红利通过变相的费用已支付股东个人。虽然企业所得税对前述的费用已做纳税调整,表面看,企业所得税未造成税款的流失,但是个人所得税造成了的流失。应加强国、地税信息数据共享,出台以企业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扣除实缴的所得税税额为企业个人投资者红利分配的依据。二是企业税款重复缴纳现象。企业出租房屋,税收实际中存在着由于国税、地税征管系统的信息不协调与不对称,地税局代开发票、代扣营业税的同时代扣了企业所得税,企业出租房屋的营业收入,已在国税征管系统的企业所得税申报缴纳,但地税系统代扣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在国税征管系统中并无此笔税款,造成企业重复缴税。还要在企业所得税清算审计实务中也存在此类问题,企业清算先是国税注销清算,后是地税注销清算,往往在地税清算中补交的税费在国税企业所得税清算中得不到扣除,使得企业多缴税款。上述税务信息管理的不对称,造成企业所缴税款不能真实反映其经营管理情况,因此应对当前的税收征管系统加以整合,以便于税务审计发挥更大作用。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9
在有关会计准则与税法关系的讨论中，大体有两种看法：
（1）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或者将会计准则与税法统一起来。
（2）分离论。持此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会计准则与税法存在着现实差异，需要单独建立所得税会计。甚至有人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再考虑到企业与税收有关的会计业务需要集中研究与处理，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税收会计学。
实际上，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与一个国家所采用会计模工相关。根据诺布斯（nobes）分类法，世界各国会计可以分为两大模式：（1）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决策者服务。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为投资者所拥有，财务报表是企业经营者向企业投资者进行报告的一种书面文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企业投资者服务。会计准则一般由公认的、独立的会计职业团体来制定，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可以完全不受税收规定的限制。（2）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服务。以法国、荷兰为首的政府计划在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的国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管理部门的需要，而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则是次要的。其会计的特点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实现。在这些国家，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一般都符合税务机关征税的有关要求，即会计利润与税收利润是一致的，一般直接将会计核算成果作为税款计算的主要依据。二是有利于政府管理企业。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通常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并强制执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应满足有关税款计算的需要。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大多是公有的，且政企不分，国家、企业、社会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用来规范会计核算的会计制度实际上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制度与税法是完全统一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提出，企业理财自主权问题被重新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颁布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改变了传统的会计模式，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的需要，站在一定的会计立场①上，在会计准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自行选择某种具体的会计方法。会计不再仅仅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准则也不再是税法的“翻版”。
问题是我们在克服了会计制度与税法完全统一的弊端、承认会计准则与税法应该分离后，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盲目追求两者的差异，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差异。上述建立独立的所得税会计或税收会计的主张就带有这种倾向。正如某些会计学者所说，我们不能夸大纳税扣除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某些税收政策的奖励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经营环境和企业经营机制下，更是这样。对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确认标准上的差异的处理，完全可以采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中有关所得税核算的规定，至于要在跨期分配所得税的同时，确认增值税的时间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配，进而建立起税收会计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既反对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完全一致的主张，也反对会计准则与税法绝对分离的观点。我们主张会计准则与税法保持协调，即适当分离，需要统一的尽量保持一致。
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一）会计准则与税法协调必须遵循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既要对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进行审视，又要对现行的税法体系进行审视，找出相互不适应的方面，并加以研究，以便协调，而不能一味地满足某一方的需要。
2.效益大于成本原则。要掌握好分离或统一的“度”，既不能因统一会简化会计核算工作、便于税收征管，而不考虑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分离而导致企业会计核算更加灵活，税款计算及征管难度加大，企业在短期内应缴税款减少，进而影响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而忽视由此带来企业资金运转压力减轻，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从而有利于税源培植，有利于形成经济和税收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事实。
3.现实性原则。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当前正值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在会计准则中（通过修改基本会计准则和制定具体会计准则）必须给予企业相当大的理财自主权；同时，也应考虑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强税法的“刚性”。
4.灵活性原则。会计准则是根据会计理论和会计惯例的要求来制定的，应更多地满足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的需要，满足加强财务会计核算的要求。在会计事项的处理上，可能有多种方法供选择。税法也应根据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适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5.严肃性原则。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税法，在协调过程中，需要作出修改时，都必须十分慎重，要经过周密规划、调查和论证，待时机成熟时才能进行，以保证会计准则和税法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进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1.税法应积极主动地与会计准则协调。当前亟待协调的内容包括：
（1）《具体会计准则??所得税会计》（征求意见稿）对由于时间性差异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进行了规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此却未作明确规定，应作出相应调整。
（2）会计准则对某些会计事项的处理规定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为防止企业利用会计政策实施操纵行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作出补充规定，要求企业在发生重大会计政策变更时，必须报请主管税务机关同意或备案，否则予以惩罚。
（3）现实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日益突出，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所需的确定性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需要作出税收规定加以协调。
2.会计准则也应积极主动地与税法协调。具体包括：
（1）修改基本会计准则中与税法强求一致的有关内容。
（2）尽量缩小会计方法的选择范围，规范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的调整方法，简化税款的计算。
（3）消除由可能形成期末资产价值的支出因会计准则与税法上确认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复杂差异。
（4）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小型企业可以严格按税法的规定选择会计方法。
主要参考资料：
（1）刘威主编《新编国际会计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陈毓圭《论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税法诸关系》（载《会计研究》1999年第2期）。
简述税收与税法的关系篇10
关键词：银行税负营改增情景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26-0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力争于2015年完成金融业“营改增”试点;因此预计银行业“营改增”会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推出，银行业“营改增”后税负的变化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银行业“营改增”研究评述
1.政策目标分析。目前普遍认为银行业“营改增”政策目标共有三个，即结构性减税、财政收入筹集、公平竞争环境。
结构性减税目标基于税收负担的结构性失衡与调整而产生的，是指减少增值税、营业税并行对于市场要素流动的现实阻滞，减少间接税比重及其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银行业“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体现在配合宏观经济整体税负的结构性变更，而非银行自身的税负总额减少①。
财政收入筹集目标基于包括“营改增”在内的税制改革政策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财政支出刚性而实体企业减税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需由以前税负相对较少的行业来补充。为了保证中央与地方财力，预计银行业税负的绝对数额很有可能持续增长②。
公平竞争环境目标是基于增值税中性税种平衡税负的特征，通过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使银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以及银行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增值额税负统一，从而实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地方城商行、农商行并存，部分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收入额较高而增值额较低，“营改增”为各家银行提供了公平的税负环境，有利于银行业的产品创新与转型升级③。
2.征收方式分析。目前我国增值税征收存在两种方式：简易征收与一般征收。目前业界预测，根据利息支出相应的进项税是否可以抵扣，一般征收包括低阶的一般征收与高阶的差额征收两种。低阶的一般征收方式下由于利息支出的进项税额不可抵扣，预测若被采用则适用税率会较低④。高阶的一般征收方式下由于利息支出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预测若被采用则适用税率会较高⑤。
3.利息税率分析。我国目前“营改增”试点中存在三档税率，分别是适用于部分现代服务业的6%、适用于交通运输业的11%以及适用于有形动产租赁的17%。鉴于我国很可能不会为金融业创造一个新的增值税税率，所以存在一定可能性的税率为3%、6%、11%。3%税率由于对应简易征收法，使用简单、便于征管，受到相当程度的青睐⑥。实证调查测算发现6%税率适度提高了银行业的税负，既能减少改革面临的阻力，也能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⑦。财政学研究者基于我国财政收支的敏感性测试更倾向于11%的税率，但高企的税率很可能引起业界反对与行业萎缩的副作用⑧。
二、税负评估
1.情景设定。根据上述文献评述，排除可能性极低的免税、零税率、17%税率的情形，可以归纳出三种主要情景。第一种是简易征收下适用3%税率的情景，可能性相对较低。第二种是低阶一般征收（以下简称“一般征收”）下适用6%税率的情景;为保证财政收入筹集目标，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很可能不可抵扣。第三种是高阶一般征收（以下简称“差额征收”）下适用11%税率的情景;为减少改革阻力，很可能允许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抵扣。
银行业利息以外的其他收入主要有电子银行业务、资产管理服务、信托业务、及经纪业务、顾问和咨询服务等直接性收费收入，股票、债券、外汇等产品买卖的间接性业务收入等。上述业务类似于“营改增”中现代服务业项下的咨询服务，服务基本性质均为就某一交易提供咨询、管理服务或其他协助，并以此取得服务费作为报酬，服务主要成本均由职工薪酬和办公租金构成;因此，相应收入存在极高的可能性类比适用6%的税率。
类比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业，银行业可能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包括除职工薪酬、非现金费用、政府税费以外的营业管理支出，主要为租赁费、电子机具运转费、业务宣传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邮电费、钞币运送费、安全防卫费等;由于组成内容复杂，因此假设进项抵扣适用税率是17%。同时，银行可扣税固定资产的采购支出亦可以计算进项税额抵扣，税率类比其他行业为17%。
据此三种“营改增”政策情景设定如下。
情景一：简易征收模式。贷款利息收入按征收率3%简易征收方式征增值税，利息支出相应进项税不得抵扣。国债持有至到期利息收入不征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按买卖价差的6%征增值税。手续费佣金收入按6%征增值税。
情景二：一般征收模式。贷款利息收入按6%征增值税，利息支出相应进项税不得抵扣。国债持有至到期利息收入不征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按买卖价差的6%征增值税。手续费佣金收入按收入总额的6%征增值税，对应的手续费佣金支出可抵扣进项税。业务管理费中的支出可抵扣进项税。新增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可抵扣进项税。
情景三：差额征收模式。贷款利息收入按利息净收入的11%征增值税。国债持有至到期利息收入不征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按买卖价差的6%征增值税。手续费佣金收入按收入总额的6%征增值税，对应的手续费佣金支出可抵扣进项税。业务管理费中的支出可抵扣进项税。新增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可抵扣进项税。
2.数据计算。鉴于可靠性、及时性、可比性，选取我国所有16家a股上市银行2014年经审计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财务报表作为数据来源。
情景一中税负计算如式1所示。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益、汇兑损益、其他业务收入取自利润表。国债利息收入取自财务报表所得税费用附注“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关系”中的“免税收入”。股权投资收益（免税收入）和未实现投资收益（不征税收入）取自财务报表投资收益附注。未实现汇兑损益取自现金流量表的“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汇率变动未实现损益（不征税收入）以外的汇兑损益才是汇兑及汇率产品真正实现的应税收益。由于简易征收模式对应的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额不可抵扣，所有支出均不计算相应进项税额。
情景一税负=（利息收入-国债利息收入）×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未实现投资收益）]
+（汇兑损益-未实现汇兑损益）+其他业务收入×6%式1
情景二中税负计算如式2所示。其中，情景一中已涉及参数的数据口径在情景二中是一致的。未涉及的参数中，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其他业务成本、业务及管理费取自利润表;员工成本、折旧摊销费、税金、监管费取自财务报表业务及管理费附注;可扣税固定资产成本当期增加额取自财务报表固定资产附注固定资产变动表中可以进项抵扣的电子设备、运输工具、家具及设备等（不含房屋及建筑物、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成本的当期增加额。
情景二税负=[（利息收入-国债利息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未实现投资收益）
+（汇兑损益-未实现汇兑损益）+（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成本）]×6%
-[（业务及管理费-员工成本-折旧摊销费-税金-监管费）
+可扣税固定资产成本当期增加额]×17%式2
情景三中税负计算如式3所示。其中，情景一、二中已涉及参数的数据口径在情景三中是一致的。未涉及的利息支出取自利润表。
情景三税负=[（利息收入-国债利息收入-利息支出）×11%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未实现投资收益）
+（汇兑损益-未实现汇兑损益）+（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成本）]×6%
-[（业务及管理费-员工成本-折旧摊销费-税金-监管费）
+可扣税固定资产成本当期增加额]×17%式3
3.评估结果。
经计算，我国16家a股上市银行2014年实际的营业税税负以及不同情景下的预测增值税税负，如图1所示。
除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外，其他银行的一般征收增值税均高于差额征收增值税;除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以外，其他银行的差额征收增值税均高于简易征收增值税;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的折线相互缠绕。
三、评估探析
1.一般征收增值税与差额征收增值税。位列前三的国有大行，一般征收增值税小于差额征收增值税;其他上市银行，一般征收增值税大于差额征收增值税。两者差异如式4所示，据此推导出一般与差额征收的税负平衡点是利息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基准为45.45%，如式5所示。当平衡点小于45.45%时，差额征收税负较低;大于45.45%时，一般征收税负较低。
一般征收增值税-差额征收增值税=非国债利息收入×5%-利息支出×11%式4
一般与差额征收税负平衡点===45.45%式5
增值税一般和差额征收政策的差异取决于非国债业务的盈利能力，因此从生息资产（不含国债）与付息负债的角度考察税负成因。定义利息支出与非国债利息收入，如式6、7所示。代入式5，推导出如式8所示的税负平衡点决定因素。
利息支出=付息负债×负债成本率式6
非国债利息收入=生息资产×资产收益率式7
一般与差额征收税负平衡点=×
式8
定义计息资产负债率和利息成本收益率，分别用以反映银行的计息资产负债结构与利率差价收益能力，如式9、式10所示。代入式8，推导出式11，即从计息资产负债结构与利率差价收益能力考察税负平衡点。
计息资产负债率=式9
利息成本收益率=式10
一般与差额征收税负平衡点=计息资产负债率×利息成本收益率式11
如图2所示，计息资产负债率的税负平衡点是0.92;如图3所示，利息成本收益率的税负平衡点是0.50。当某银行的相应比例高于税负平衡点时，一般征收税负大于差额征收;反之则反是。鉴于银行业是负债驱动资产的行业，增值税一般和差额征收税负差额的大小与资产管理能力呈高度相关：资产管理能力较强（能够提高利率差价收益能力，优化计息资产负债结构）的银行，其一般征收税负较低，而差额征收税负较高;反之则反是。
2.差额征收增值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除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以外，其他银行的差额征收增值税均高于简易征收增值税。两者差异如式12所示，据此对式中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可扣税的业务管理与固定资产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重高于上市银行的平均水平。经计算，利息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四大国有银行保持在40%～50%，其他上市银行50%～60%（图略）。中间业务成本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四大国有银行3%～5%，其他上市银行0.5%～3%，有资料显示（图略），可扣税的业务管理与固定资产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四大国有银行8.5%～10.5%，其他上市银行呈现5%～16%的剧烈波动（图略），四大国有银行利息支出比例较低，差额征收税负必然高于简易征收税负;其他上市银行，结合各部分进项抵扣适用税率11%、、6%、17%（图略），由于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的可扣税业务管理与固定资产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比例在10%～15%，远高于其他非四大上市银行，导致其简易征收税负高于差额征收税负。经阅读其2014年年报，了解到：交通银行旗下的交银金融租赁2014年购入63.28亿元交通工具;截止2014年末，民生银行旗下的民生金融租赁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公务机租赁公司和国内最大的船舶租赁公司之一，拥有各类公务机、直升机、通用飞机等304架，船舶323艘，2014年购入88.69亿元经营租赁固定资产;平安银行2014年支出15.77亿元咨询中介费，远高于其他披露咨询中介费的上市银行，如中国银行的1.99亿元与中国建设银行的1.60亿元。高额经营租赁交通工具与咨询中介费的支出给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带来巨大的进项税额。
差额征收增值税-简易征收增值税
=非国债利息收入×8%-利息支出×11%-中间业务成本×6%
-（可扣税业务及管理支出+可扣税固定资产支出）×17%式12
3.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的税负较为接近，其差异波动主要是由于税率差异与同业收入造成的。营业税金融保险业税目适用5%的税率，简易征收增值税中利息收入适用3%的税率、其他收入适用6%的税率，分别造成税率上2%与-1%的差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业征收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金融机构往来业务暂不征收营业税。由于“营改增”后同业收入是否继续免税难以预测，在情景设计中没有将其视为免税，而2014年各银行实际营业税计算中同业收入作为免税收入。因此，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差额如式13所示。
营业税-简易征收增值税
=非国债利息收入×2%-同业收入×5%-中间业务收入×19%式13
同业收入占收入总额比例较小，营业税大于简易征收增值税;反之则反是。毕马威《2014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同业收入占到我国银行会计收入总额的36%～40%;代入式13可以发现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差额趋向于0，与图1一致。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资金运用统计数据（统计范围中无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计算2014年同业资金运用额变化比例与简易征收预测增值税较实际营业税变化比例（计算如式14、15所示），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两比例同方向变动，旁证了前述同业业务收入免税对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差额的影响。
同业资金运用额变化比例=式14
预测增值税较营业税变化比例=式15
四、结论与启示
1.银行业“营改增”的政策选择。增值税简易征收下各银行税负相对其他模式较低，对银行业整体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他两模式下各银行的税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较高的税负会抑制银行业的发展，减少货物与服务的购买与销售。一般征收模式虽然适用税率较差额征收低，但是其利息支出进项税额不可抵扣，上市银行整体税负程度高于实际营业税税负与其他模式下的增值税税负。该模式能够有效增加源于银行业的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筹集中相对减少实体经济的税负水平，实现结构性减税、财政收入筹集的“营改增”政策目标。增值税差额征收模式较其他模式更符合税收公平主义，该模式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名列前三的国有大行的税负相对较高。
我国银行业目前处于垄断竞争状态，部分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已形成规模经济。相对于具有规模经济的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其他银行由于负债的议价能力较低难以减少利息支出，但其资产收益率随着资产灵活配置到同业融出与证券投资等创新型业务而不断提高。以计息资产结构考察，国有大行资产中存放央行与贷款及垫款比例最高，股份制银行同业融出比例最高，城商行证券投资比例最高。税收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对经济活动起着指引作用。在“营改增”中税收对金融创新的支持体现为金融创新业务税负的减少。差额征收模式下，金融创新业务6%的税率小于传统信贷业务11%的税率，从事较多创新业务的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税负较少，因此差额征收模式更能体现税收促进金融创新的作用。
2.“营改增”对银行业的利弊影响。“营改增”有利于银行转嫁税负给被服务对象。完善的流转税负担者应是最终消费者。营业税为价内税，目前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价格包含营业税;增值税为价外税，“营改增”后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价格不包含增值税，增值税可以转嫁给接受金融服务的对象，不再由银行承担。“营改增”有利于全环节抵扣，增强银行定价权。由于目前银行缴纳的营业税无法抵扣，导致重复征税。“营改增”将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有利于接受金融服务的企业降低税负;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增强银行的定价权并提高利润。“营改增”有利于银行业扩张业务提升国际竞争力。由于目前营业税不能实现出口退税，银行跨境服务不能享受零税率或免税待遇，导致我国银行业进出口服务实行双重征税，削弱了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营改增”将有利于增强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银行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国际业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营改增”短期内可能增加银行的流转税负。目前银行按照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鉴于简易征收可能性相对较小，“营改增”后银行按照一般计税方式6%或11%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加之可抵扣项目比重较低，预计短期内银行流转税负将高于目前的5%。“营改增”后增值税的增收金额将高于营业税的减收金额，按照流转税比例征收的附加税费（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也将同比增长。“营改增”可能明显增加银行的纳税综合成本。“营改增”促使银行业要在信息系统、业务流程、人员配置等方面完成相应的转换和调整，必要时还要研发新系统、组织新培训。这些要求都将大量增加纳税成本，包括纳税技术成本与会计核算成本。“营改增”使银行业面临税务合规风险。“营改增”后银行将面临一些潜在的税务风险，例如增值税专用发票领取、保管、使用的风险，增值税抵扣不充分的风险，新税制下企业财务核算导致的申报纳税不合规风险等。其中围绕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风险防范更是重中之重，因为与增值税相关的行政和刑事处罚风险将比营业税制下更为严格。
3.“营改增”下银行业的应对措施。“营改增”最终公布政策若是一般征收模式，应对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差价收益能力，优化计息资产负债结构，从而使增值税税负减少。若是差额征收模式，银行业可尝试从事交通工具租赁业务，通过交通工具进项税额减少增值税税负;亦可将部分内设部门的咨询事宜外包给咨询服务业供应商，把不可抵扣的员工费用转换为可以抵扣的经营支出。若是简易征收模式，银行业须和税务机关确认同业业务收入是否可以抵扣，可以抵扣则加大同业业务规模，不可抵扣则考虑把同业业务的资源投向其他业务。
银行业须紧跟“营改增”步伐，做好充分准备。由于“营改增”对银行业的税负、经营行为、业务结构、上下游行业等诸多方面都将产生复杂的经济影响，而且随着存款保险、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金融业经营环境和模式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银行须提前筹划“营改增”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研发更新内部系统以便与增值税纳税申报系统无缝衔接、适时组织增值税知识培训、重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研发运营等内设部门设立法人机构专业化经营，等等。
银行业应抓住“营改增”机遇，做大做强业务。银行应研究和思索“营改增”的有利影响，争取把握机遇，包括争取税收优惠政策和各项财政补贴，增强定价能力转嫁增值税税负，加强财务管理、销售业务和采购业务等方面内部控制，提高增值税进项抵扣能力，加强金融创新做大做强业务。
注释：
①徐妍.金融服务业“营改增”的目的性实现考量[J].税务研究，2014（10）：48-51
②杜剑，赵子昂.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面临的难题与路径选择[J].税收经济研究，2014（5）：5-8
③胡根荣，姚丹，陈岱伟，丁丽阳.对我国金融业“营改增”方法的探讨[J].国际税收，2014（6）：20-23.
④沈丽君.商业银行业“营改增”制度设计、财务影响及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
⑤郑爽.商业银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
⑥黄卫华.“营改增”对我国商业银行税负效应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80-86
⑦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营改增”课题组.银行业“营改增”：方案设计、评估及实施建议――基于16家上市银行数据测算和13省（市）抽样调查[J].金融会计，2014（10）：62-73
⑧郭磊.我国金融业“营改增”征收模式研究――以商业银行为例[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4
（作者单位：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上海2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