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新政策篇1
近几年，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改革措施，包括药品降价令、打击药品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实行强制认证等，几乎涵盖了药品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历次政策调整都对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变革中经受冲击、在动荡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即是对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由于受国家宏观政策等多方面影响，北京医药产业增长缓慢，工业产值增速由2002年的21%、2003年的33%，跌至2005年仅有的3%，医药工业实现利润一度出现负增长。2007年，北京医药行业出现回暖，但困扰多年的深层次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医药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目前，北京医药产业面临的问题包括：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过度；自主品牌太少，产业竞争能力堪忧；上下游产业环境两头挤压医药企业的利润空间，产业发展环境恶化；新药上市慢、自给率较低，与快速发展的医药需求严重不符等。
北京医药产业陷入政策性困境
北京医药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除了上游生产要素持续涨价导致医药生产成本相应较高，影响了医药行业发展外，更主要的是医药行业的发展陷入了政策性困境。换句话说，当前影响医药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产业定位始终不明确，扶持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历次医改中“只重医不重药”，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与运行中忽视了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不尊重医药产业特有的发展规律，先后出台了一些不利于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使医改失去了最根本的物质保障基础，造成前几轮医改基本上不成功，并直接导致医药产业发展环境逐渐恶化。
医药产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医药产业应当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目前我国医药产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不相适应，这与国家对医药产业的定位始终不明确有直接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始终没有明确医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未能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相反，在设计历次医改方案或推出相关政策时，存在“重医不重药”的现象，医药产业始终游离于医改体系之外，医药企业利益被忽视。医药企业不仅没有从改革中获益，反而承担了一部分改革成本，使医药行业利益受损。在经历了一次次改革、调整之后，医药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医疗与医药市场出现许多不规范行为，公众的用药安全也面临许多威胁。
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常常被简单的归结为药价虚高、带金营销、医生回扣等表面因素，其实深层原因，还是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偏低。目前，我国政府对医药健康投入仅占政府公共支出的17%，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以上。投入不足，导致医疗机构被迫走向市场。这种医疗体制与完全市场化的医药产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协调，而医疗机构在医药流通市场占有绝对的强势垄断地位，为保证缺血的肌体能够运转，医疗机构只能向医药企业抽取血液，必然导致“以药养医”机制的形成。而政府对医药生产和流通又缺乏有效监管，造成医药市场同质、低效竞争，由多家生产同一药品的企业竞争有限的医院市场，必然导致带金营销、医生回扣等现象的产生。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直接导致医疗服务领域出现“看病难”、“看病贵”。
目前，涉及医药产业管理职能的部门有十余个，行业管理、药品目录、药品定价、招标采购、安全监管、医药产业发展政策等职能分散于各个部门，如药品定价权力在发改委，新药审批权力在药监局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容易导致医药产业政策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连贯性。有些政策甚至相互矛盾，有些根本就不利于行业发展，甚至影响到了医药企业的生存。如近年实行的药品降价、招标采购等政策，目的是想降低药品价格，解决“看病贵”问题。但是，因为号脉失准，这些政策并非对症下药的良方。“看病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药价高，而是由于医生垄断处方权、“以药养医”机制、政府对医疗机构“供血不足”等，导致对医生开大处方、过度检查等逐利行为正向激励的结果，是一系列不合理、不配套、不协调的政策共同作用结出的恶果。
又如医保政策与医药创新激励政策的矛盾――医药创新风险极大，在美国新药研发的成功率也只有1/10。在中国，新药研制成功并不意味着很快就能上市。因为新药很难进医保目录，进不了目录就很难有市场规模。即便进了医保目录也未必能收回投入，因为新药的保护期短，只有5年时间，成本尚未收回，就可能被别的企业以较低代价生产出的仿制药所替代。
同时，我国药品定价政策中“原研药”与“首仿药”存在不合理价差问题。国际上没有“原研药”的概念，只有专利药和通用名药之分。专利药保护期一过，就被称为通用名药，在市场上与其他仿制药一视同仁，不再有什么特权和优惠政策。而我国将这类药物定名为“原研药”，规定其享有行政保护、新药保护、特殊定价优惠等待遇，在药品招标采购中也享有特殊政策。即使该企业拥有的专利保护已经过期，甚至有的并未在中国申请专利，也享有政策优惠。按规定，原研药与仿制药可以有合法的价格差距，其中针剂上的价差率不超过35%，在其他剂型上不超过30%。而实际上，许多跨国公司的药品定价远远突破了国家规定的价差率。最典型的就是德国拜尔公司的拜阿司匹林，其专利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过期，但在中国仍享受着一系列的特殊待遇。一片拜阿司匹林的定价，是相同疗效国产肠溶阿司匹林的15倍，而医疗服务领域由于利益驱动更愿意开价高的“原研药”。目前，我国原研药市场份额已从1997年的12%上升到目前的25%以上，特别是大医院，外资“原研药”占据着相当一部分市场份额。这显然不利于国内医药企业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出台的医药政策和改革措施大都没有涉及到我国医药产业链条中的利益分配关系，没有触动处于强势垄断地位的医疗机构的利益，加上政策不够系统、连贯，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医药生产企业利益受到损害，处于产业链末端的患者利益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医药产业需主动应对新一轮医改
目前，新医改方案虽未正式出台，但方向基本明确。中央明确提出：“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毫无疑问，新医改不仅关系到医疗服务业，也关系到医药产业能否健康发展，这将对现有的医药市场产生颠覆性的变化，并将决定医药产业的未来走向。
当前北京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产业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已有的创新资源优势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结果是在历次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医药产业没有主张权益的话语权，只能处于自我消化、自我调节、被动接受的境地。医药产业话语权的严重缺失，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对医药产业的定位始终不明确，结果在历次医改中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在出台的相关政策中，甚至违背了医药产业发展规律，人为造成医药产业目前的发展困境。从企业层面看，企业内部缺乏自主创新动力，产业竞争力不足，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在决策中的话语权。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药创新激励政策缺乏，医药流通体制不顺。医药产业要彻底摆脱当前被动局面，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变被动为主动。根本出路在于抓住当前医改机遇，以创新促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医药行业在政策博弈中的地位。
多年的改革探索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在医改中的作用。政府要解决医疗服务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其公共管理职责，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而由政府直接包办整个医疗卫生，或政府干脆抽身退出的做法，显然都是不合理的。当前医疗领域出现的种种困惑，就是政府与市场双向不到位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现状，关键是政府主导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单纯增加政府投入并不能解决医疗卫生事业所有的问题，但是增加政府投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和条件。政府增加投入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问题，从而实现医与药和谐发展、同生共荣，确保医改的顺利进行。
药品是治疗疾病、维护百姓生命健康的必需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商品。在设计医疗卫生制度时，不能忽视药品的特殊属性，更不能忽视医药产业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不仅能满足用药需求，也能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医药产业作为医疗卫生制度的物质基础，是提高全民生命健康的物质保障，是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实现医疗服务公平可及性的重要保证，是决定医改能否最终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同时兼顾医与药的和谐发展，同时，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尊重医药产业作为竞争性行业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遵循医药产业特有的发展规律制定相关政策，并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和实施新的医改方案。
要增强医药产业应对新一轮医改的能力，需要建立具有北京特色的医药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创新企业的政策扶持，加速提升产业竞争力。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建立专利补偿机制，调动医药企业创新积极性；实施首仿药保护措施，对首仿药给予有期限的价格优惠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率先仿制国外专利到期药；逐步完善药监部门新药报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用好用足地方对医保目录的调剂权，适当向地方品牌企业、创新药予以倾斜，并为创新药尽快进入医保目录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北京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基金”，筛选有潜力的创新型企业重点扶持，寻求重点突破；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医药产业园区，提升北京医药产业集群度；加强环渤海经济区域的分工与合作，通过建立高效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增强区域医药产业竞争优势。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2
【关键词】医药产业；产业安全；国际环境；评估体系；对策建议
1背景
2017年2月17日上午，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会议中提到：“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医药产业关乎国民生计，因此更要牢牢掌握医药产业安全的战略主动性。随着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政策的逐步推行，政府越来越重视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并且日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的今天，我国医药产业也有许多的机遇。但是，随着全球医药制造业的中心逐渐向我们国家转移，我国医药企业因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从而不能良好适应现在的发展环境，并且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目前，各领域的部分专家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国际环境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推动相关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2相关研究进展
整体上，国内学者就医药产业安全的定义、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现状、医药产业安全的评估以及相关对策建议进行了大量的阐述和分析。当前，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定义还没有达成统一、完备的观点，不同学者基于各自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论断。何维达和李冬梅[1]把产业安全的定义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产业竞争说，强调本国产业要有较强的竞争力来抵御开放竞争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二是产业控制说，强调相对于外国资本，本国资本要对相关产业有足够控制力；三是产业权益说，强调本国要保证国民的产业权益在开放竞争中不受损伤；四是产业发展说，强调本国要对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重要产业进行控制，并使这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较大潜力；乔颖和彭纪生[2]把产业安全内涵界定在、状态论、能力论、层次论、权利论五类。胡颖廉[3]则对医药产业安全及药品安全定义进行了区分。药品安全的概念包括产业安全和质量安全两个层面。前者指本国药品数量和种类能够满足患者的基本需求；后者则是药品对人体健康不造成危害，也就是药品质量安全、有效、可控。药品监管政策的目标包括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和创新，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满足公众用药可及性。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主要的发展特征有：总量规模逐渐扩大，行业进入壁垒较强，生产主体结构多元，空间格局初步形成。同时，产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产业集中度有待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不明，研发能力亟待加强，“高端不足、低端过剩”，产品结构严重不合理，中小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低，以及融资渠道单一企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等多重问题[4]。胡朝凤[5]认为，中国医药制造产业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国际医药产业，保障其安全的关键在于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一点与我们所要研究的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国际环境的目的不谋而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中国的医药产业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强烈冲击，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有产品进出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外资品牌和技术对外依存度也很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医药市场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我国的医药产业有很大的影响。跨国医药企业全球化引起的两极化结果，致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国医药产业面临着严重的威胁[6]。部分学者构建了医药产业安全评估体系。何维达和李冬梅[1]提出，根据影响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将评价产业安全的指标主要划分为四种。这种指标体系在产业安全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度和产业控制力。周行和冯国忠[7]认为，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可以从我国医药产业环境、我国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医药产业对外依存度和我国医药产业控制力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张金鑫[8]则认为，外资的并购引起了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形势的恶化，具体体现在医药业的创新能力、竞争力和控制力上，分析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影响。许铭以产业基础为一级指标，行业规模、行业结构、行业供需、上游行业为二级指标，对医药制造业安全度进行定量评估及实证分析[9]。还有部分学者比较了国内外的产业安全政策和不同国家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并进行了分析。张福军和刘晔通过对国外不同产业安全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分别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为代表；以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为代表；以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家为代表的三种产业安全政策模式。并总结出了由国外不同类型产业安全政策模式积累的不少经验和教训得出对我国的启示[10]。把美国和日本的制药产业创新体系与我国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医药产业创新体系的模式及其发展状况与产业发展的程度息息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医药产业创新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企业必须增强创新和经营实力，逐渐成为创新体系中的主体[11]。有学者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医药创新体系，即美国企业为主体的政企分开医药产业创新体系，日本“官、产、学、研结合”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德国企业为主体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印度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和中国大学与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其中，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医药产业创新体系中大学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12]。针对现阶段我国医药产业安全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困难和威胁，部分学者专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政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医药板块逐渐向新兴市场转移，我国因其突出的医药市场表现成为各跨国企业竞争的市场之一。赵明月等[6]提到，在全球医药市场变化的情况下，可以从健全立法理念、调整产业政策、支持创新研发、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和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五个方面来面对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提出的扶持民族产业、保障医药产业安全的对策：主要是完善相关政策，从定价、招标与采购等方面扶持民族医药企业；建立中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提高民族医药技术进入门槛，创建技术创新联盟，加强民族医药研究及产业技术竞争力[13]。我国医药产业的生存环境在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所以维护医药产业安全需要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加强调整。医药产业作为我国的朝阳产业，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响应、适应政府的相应政策。秦尚彬[14]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情况下，维护我国医药产业安全主要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法律与政策上的完善；加强研发力度，培养技术开发能力；加快完善医药创新体系；合理利用外资企业，实现我国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加强管理，降低风险。胡颖廉总结为更新理念、多管齐下，制定扶持国内药企的产业政策；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完善各类药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整合协会、加强引导，提升医药产业的整体素质[15]。
3总结
国内学者对医药产业安全已作出较为详实的分析，由于产业安全的必要性及医药产业的特殊性，维护我国医药产业安全、振兴民族药业等一系列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梳理近几年国内对于医药产业安全的研究理论，发现国内相关研究多是讨论和平时期（简称常态下）医药产业安全的有关问题，而对国家处于紧急状况（如战争时期等）下医药产业安全的理论及实践研究较为空白，且缺少基于历史视角对其他国家医药产业安全进行的比较研究和经验借鉴。对于我国的医药产业安全，应审时度势，在不同时期、不同状态应有不同的应对政策，以适应国内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如何使我国医药产业安全趋于稳定；在长期发展中，如何让企业良性发展并在国际大环境中站稳脚跟。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提高我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控制力。在特殊时期，企业如何适应不利发展的环境；在平常状态下，又怎样保持并发挥潜力。相关的学术研究有必要抓住新的机遇，争取使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研究能有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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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秦尚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维护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发展[R].产业安全蓝皮书(医疗产业),2014:144-156.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3
关键词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风险控制
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医药行业本身具有技术高新性及创新研发性等特点，研发费用投入额度较大，而合理合法地减少税收能够直接增加企业的利润及留存资金，对企业后续增加投入及长期发展非常有利。因此筹划相关税收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方面。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如何能根据本行业及企业特点，事前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在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控制税收风险，用足用好国家优惠政策，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对该课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筹划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医药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税收优惠
（一）高新技术企业通行的重点税收优惠
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是指该企业的行业领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同时能够持续进行研究开发投入及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经营的企业。它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研发投入和高成果转化的特点，需要重点关注以下税收政策：
1.低税率优惠。依据所得税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低税率优惠是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25%直接按15%执行，该项优惠会直接降低纳税额40%，属于税收优惠政策中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因此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要求，并规范税收备案，享受低税率对高新技术企业至关重要。医药高新技术企业通常利润率较高，从该项优惠中受益也较大。
2.研发费用150%扣除优惠。国家为了鼓励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即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可以按发生额的150%扣除，即使形成无形资产，也可按150%摊销。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该项政策，并增加可以加计扣除的内容，扣除额的增加直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进而减少纳税额。非高新技术企业在符合行业要求的前提下如果有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也可享受该项政策，但高新技术企业必定有研发费用，必然可享受该项政策。
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由于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额度大，在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同时，可根据税收政策备案享受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能够起到较大的减税作用。
3.技术类收入减免税优惠。一是免征增值税政策。实施“营改增”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由免征营业税政策直接过渡到免征增值税政策，仍可享受免征流转税的优惠政策。二是减征免征所得税政策。在所得税方面，国家也给予了技术转让费减税免税的优惠政策，若企业技术转让收入额度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可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若额度超过500万元的部分，也可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企业发生以上需要办理减免税的业务时，首先在技术市场上签订合同，取得登记表后在税务网上的系统内进行备案后方可执行。
对于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其属于高新技术企业范围，因此发生相关业务时均可备案，享受以上税收优惠政策。
4.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抵免所得税优惠。[1]国家为了鼓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针对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两年以上的，拟定了所得税抵扣政策。该类投资在股权持有满两年时，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抵扣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还可以结转抵扣。这对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吸引投资带来良好政策。
5.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实现递延纳税优惠。[2]国家为了鼓励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在所得税法及相关规定中，了可选择加速折旧的税前扣除政策。近年来又连续出台了相关政策，促进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医药高新技术企业通常研发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度较大，更新换代较快，可从该政策中受益。
（二）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特殊税收优惠政策
1.医药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4年和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连续公告，全行业2014年以后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可以执行100万以下一次性扣除，100万以上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扣除的优惠政策。医药行业作为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除研发类固定资产以外的固定资产可以执行2014年以后自建或者购进的固定资产，可选择规定的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实现递延纳税。且该项优惠政策在执行中预缴时即可享受加速折旧扣除，待年度申报时进行事后备案，降低了实际执行中的操作难度。
2.新药研发的临床实验费纳入加计扣除范围。在2016年最新实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中，对医药行业非常有利的是增加了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作为医药行业的“三新”研发，临床试验费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支出。它事关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是否达到预定用途，是否能够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该项支出列入加计扣除范围给医药行业带来了较大的益处。
3.创新药品后续免费提供不缴纳增值税。为鼓励使用创新药品，2015年了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创新药后续免费提供不缴纳增值税。该项规定对企业后续提供创新药免费使用降低了负担，仅需要承担其成本而不需要再支出税费。
二、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措施
（一）实时全面学习最新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财务与业务部门流程对接
近期各项税收政策变化频繁，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相关人员需要实时全面学习最新税收优惠政策，并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只有加强财务与业务部门的流程对接，才能规范享受税收优惠。例如，针对创新药免费使用免增值税政策，首先需要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注明注册分类为“1.1类”的药品注册批件，以及后续免费提供创新药的实施流程备查；其次与业务部门沟通确定属于该免税政策范围的药品并在相应发货单据上注明，特别是与业务部门商定需要取得第三方（创新药代保管的医院、药品经销单位等）出具免费用药确认证明，以及患者在第三方登记、领取创新药的记录的反馈流程与时间。因此享受税收优惠不是财务部的事情，需要相关部门共同配合完成。
（二）全过程管理高新认定核心指标，确保高新资格
2016年1月1日开始执行最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要件及申请程序做了新的规定。在新的认定管理办法中，生物与新医药领域仍被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医药企业具备了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企业应设定专人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各项要求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根据自身企业情况确定应重点管理的项目，制定相应措施，实行事前规划与全过程的管理。只有达成高新企业认定的各项条件，才可以持续享受低税率的税收优惠。
（三）加大自主研发力度，[3]合理划分支出性质
1.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充分享受税收政策。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中，对自主研发与委托研发的费用在享受税收优惠上，体现出了差异性。委托研发符合条件的费用需按80%计入，而自主研发的符合条件的费用则可全额计入。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可组建专门的研发机构，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不但增强了对整体研发过程的掌控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企业的核心实力，在税收上还可以享受更大的优惠。
2.合理规划委托研发、合作研发与集中研发。2016年执行的新的加计扣除政策对委托研发、合作研发与集中研发的不同研发方式的加计扣除方法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对于委托研发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由委托方加计扣除；对于合作研发费用则由合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计算加计扣除；而对于集中研发的项目，则可按配比原则合理分摊全额扣除。
因此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在立项研发项目时，需根据项目的内容进行整体规划，对于需要外部合作的项目，在自身有能力参与项目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合作开发。若集团内的企业各具优势，对难度较大的项目可选择集中开发，力争对自身承担的研发费用全额享受加计扣除。
3.合理划分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以及技术服务。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对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及技术服务费在增值税及所得税方面均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在实际业务中，由于医药产品研发周期较长，通常可划分为前期研发阶段、临床批件研发阶段、生产批件研发阶段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需对该三方面内容进行合理划分。作为转让方，注意对不同阶段已经形成技术成果的收入划分为技术转让收入，尚在研发过程中的收入划分为技术开发收入，与技术转让及技术开发直接相关的技术服务费与其列入同一合同中，以合理享受税收优惠，避免统一列入技术开发费用，不能享受技术转让费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也避免技术服务费单独签订合同，不能享受相关技术服务费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而作为受让方，也同样需要进行合理划分，避免应享受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费用列入了无形资产。
（四）规划财政性资金税务处理
由于国家重视医药行业的研发力度，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经常会得到各部门的专项财政性资金。该专项财政性资金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在税务处理上既可选择作为不征税收入，也可以选择作为征税收入。企业在税务上做出不征税处理选择的同时，要注意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所以企业应认识到，不征税不等于免税。[4]而若企业在税务处理上选择作为征税收入，其中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支出部分在正常列支的同时还可享受加计扣除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医药高新技术企业需根据自身情况综合选择，若企业取得的是与研发无关的财政性专项资金。在符合不征税收入的前提下，可优先选择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能够起到递延纳税的作用。若企业取得的是与研发相关的财政性专项资金，即使在符合不征税收入的前提下，也要综合考虑当年收到的专项财政性资金额度，其对应的支出额度以及加计扣除政策进行税收处理选择，在企业资金充裕的情况下，通常优先选择征税收入同时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这样能够起到减税的作用。
三、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风险控制
（一）强化研发项目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研发费加计扣除均对项目管理相关资料提出了明确要求。医药高新技术企业财务部门需要密切与业务部门协同配合，从立项环节、项目执行阶段及项目结题阶段实施全过程管理，使各项资料齐备，在完善项目管理的同时，为税收优惠备案与核查打好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研发立项制度，完善立项相关的人员名单、预算审批及权力机构决策。第二，研发项目经费管理制度，设置“研发费用支出表”，衔接业务项目与财务核算，将每笔费用落实到项目中。第三，研发项目决算制度，在研发项目结题的同时实施财务决算，对项目经费执行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第四，委托项目与合作项目管理制度，强化委外项目及合作项目的管理，委外项目在合同中事前列明享受税收优惠的相关要求，如加计扣除所需明细表等。
（二）设置项目专账核算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研发费加计扣除把专项辅助核算作为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医药企业针对各项原研药、首仿药、中药、新型制剂等均可单独立项，设置辅助专账核算，并将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及委托研发分别进行核算。可将专门的研发费用支出表单附于每项费用报销单后，便于准确归集项目费用。
（三）规范履行税务备案，加强后续管理
在国家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各项税收优惠均改审批为备案政策，各项税收优惠均需履行税务备案手续方可享受，且部分税收优惠在后续管理上也提出了新要求。例如，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要求在留存原始资料的同时建立台账，进行准确核算。医药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按照相关税收文件的要求规范进行税务备案及资料留存，规避税务风险，享受税收优惠。
四、结语
本次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医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建议医药高新技术企业首先需要全面了解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进行深入学习，而后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在享受优惠的同时控制风险。
（作者单位为北京协和药厂）
参考文献
[1]田志华，丁红卫.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要点分析[J].会计之友，2009（8）：54-55.
[2]任齐伟.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税收筹划探讨[J].财会通讯，2009（1）：35-36.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4
那么，药监迷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监管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该如何走?这些问题值得探讨。同时，药品监管是社会性监管的典型领域。当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省级以下工商和质监管理体制刚刚调整，深入分析药监领域的经验得失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药品监管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监管政治学理论从监管政策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人手，系统分析监管者、政策工具以及被监管者等因素对绩效的影响，为研究我国药品监管问题提供了启示。
(一)单一机构职权与多元政策目标的矛盾
1998年机构改革以成立国家药监局的形式试图解决医药管理领域“政出多门”的问题，改变国家医药局、卫生部药政司和国家中医药局“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新组建的政府机构，国家药监局在成立伊始就致力于成为药品综合管理部门，并确立了“以监督为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多元工作方针。可见，其不仅要确保药品质量安全有效，还关注医药行业的效益。在全能主义国家的制度惯性下，药监部门甚至担负起提供普遍服务、维护社会公平等责任，保障患者对优质廉价药物的可及性。
然而，药监部门仅在安全监管领域拥有部分职权，在药品使用、产业政策、药品价格管理和创制新药研发等领域，国家药监局不得不与其他部门分享职权甚或完全没有职权。政策协调理论认为，当不同部门的目标不一致且行为不协调时，监管者在决策时就不得不考虑其本职工作以外的因素，进而制约其自主性。例如物价部门试图通过“降价令”平抑药价，但这一政策并不符合我国医药产业“多、小、散、低”的格局。许多制药企业面临“卖大针剂不如卖矿泉水赚钱”的尴尬境地，不得不通过大量申报改剂药以规避“降价令”，廉价经典普药则纷纷消失。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制药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违规操作，带来药品安全隐患，“甲氨蝶呤”事件便是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出多门”的问题并没有在机构改革中彻底解决，药监部门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存在理想定位与实际功能不一致的问题。实证研究也表明，多元机构目标的均衡状态是工作没有重心和主次，所谓“无不为而无所为”，最终造成“没有赢家”的结果。
(二)上游医药产业市场化与下游医疗卫生事业行政化的矛盾
医药产业和医疗卫生事业从来就是不可分的。1998年推行的“三项改革”开启了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序幕。这场后来被普遍认为“基本不成功”的改革，将市场化作为主导原则。然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在过去十几年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经过多年改革，我国药品生产和经营环节已高度放开，市场机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由于“管办不分”、“以药补医”等现行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公立医院呈现行政商业化特征。当前我国药品销售有80％以上份额被公立医院垄断，而在“以仿为主”的药品产品结构下，同一种药品往往有多个批准文号。制药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发展，一方面要压低原料和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以低价中标并进入公立医院销售，从而出现市场过度竞争局面。
可见，医药产业上游的药品生产和经营环节实现了高度市场化，而医药产业下游的医疗机构却始终坚持行政化。这种上下游错位的现象扭曲了药品流通的市场秩序，带来药价虚高和药物滥用等问题，这些问题进而集中到药品许可和生产等源头爆发，药监部门也因而成为矛盾的聚焦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监管者无力自主地解决医药卫生体制中的深层次难题。
(三)“运动式管理”的短期效应与监管长效机制的矛盾
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期，传统行业管理和现代政府监管就成为并存且相竞合的两种干预方式。行业管理以指令、教化劝说和政治运动为主，其特点是决策和执行的高效率，在短期内处理具体问题和应对突发事件上有优势。政府监管是设定各方遵守的规章和采取激励，通过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和常态管理，做到专业、透明、中立、依法监管。
国家药监局的前身是国家医药管理局，尽管行业管理的职能在药监部门逐渐弱化，但其工作风格并未淡去。当一个机构同时存在两种风格时，一旦监管手段在实践中遇到阻力或效率不高，监管者会转而采用行政指令推动政策执行。由于法律和规范多针对日常监管，而命令加控制的干预手段在紧急状态下更为高效，于是现代监管工具在接连发生的药品安全事件中成为“好看不好用”的花瓶。监管者疲于应急和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没有动力去建设监管长效机制，自主决策和执行政策也成为空谈。
(四)民众对药品安全“零容忍”态度与药品固有风险的矛盾
作为新生事物，现代监管机构及其政策的成功不仅需要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也取决于专家的评价和民众的看法。当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计划时代的缺医少药而是如何获得更安全有效的药品时，民众对药品安全的期待值也就相应提升了。
然而，大工业和风险社会的背景决定了药品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于是，药品固有的风险与民众对药品安全的“零容忍”态度出现冲突。与之相关的是，药监部门动员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不足，一个广泛的政策联盟尚未形成。在“地标升国标”、Gmp认证制度、药品电子监管网等政策创新中，药监部门缺乏来自产业、民众等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由于药品监管具有较高专业性，民众对药害事件无法形成准确的事实判断，在个别媒体的误导下提出不合理的政策诉求，这种诉求又被媒体放大，进而影响药监部门的形象。
二、从顶层设计改革药品监管理念、体制和政策
(一)以新医改为契机，将安全监管与产业发展目标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在发展型地方主义的逻辑下争相上马药厂和药品集贸市场，形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区域性医药产业布局。这种过度竞争的产业结构，是我国医药产业效益下降、质量下滑的根源。在笔者看来，不妨以“新医改”中的基本药物制度和新版药品Gmp出台为契机，将安全监管与产业发展目标相结合，在加强基本药物质量监督管理的同时推动医药企业整合资源，在生产和经营环节减少药品质量隐患。逐步提高基本药物在各级医疗机构的使用比例，在使用环节提升药品质量水平。同时，在药品定价和医保报销等环节扶植基本药物生产企业。事实上，上述部分思路已经体现在刚刚通过的《国家药品安全规划》中。当安全监管、经济发展和提升结构等目
标有机融合时，药监部门才能集中精力进行安全监管，自主地制定并执行政策。
另外，药品监管机构由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后，可考虑将“药品安全控制指标体系”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根据“药品生产企业所在地为主，经营、使用环节为辅”的原则，将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制度安排落到实处。这相当于向各利益相关方提供可信的承诺，使地方各级领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激励机制上杜绝“安全为发展让路”、“商业利益优于公共利益”等情况，从而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确保药品安全。
(二)统筹有关部门职权，设立药品管理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
国家药监局单一的安全监管职权配置严重制约了其多元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加强部门问协作，统筹各部门职权。现实中，药监部门开始探索举办打击生产销售假药部际联席会议。
建议利用此轮修订药品管理法的契机，将药品管理工作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设立国务院药品管理委员会。“药管委”主任由分管副总理担任，在国家药监局设立“药管委”办公室，具体承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药管委”可负责分析药品安全形势；提出药品安全监管和医药产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统筹协调国内药品的重大事项，将药品安全、发展、可及等目标置于同一个议事决策机构下统筹协调。通过提高药品质量标准和监管水平，调整产业发展结构，提升医药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确保民众对药物的可及性。
(三)在尊重医药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重视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
1998年机构改革削弱了政府的医药产业宏观调控和发展规划职能，2003年机构改革撤销国家经贸委后，上述职能进一步弱化。这一时期，医药作为竞争性产业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实践中出现强调安全监管而忽视产业政策的问题。加之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导向，行业无序发展和过度竞争严重，产业结构提升和产品创新进程受阻，这种“产业政策去中央化”的现象不利于药品监管政策绩效的提升。
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中央调整药监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其客观结果是地方政府的医药产业职能得以强化；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诸多改革举措也彰显出政府加强医药产业政策的端倪，卫生、工信、商务部门分别在注册、生产、流通环节承担起基本药物的管理职能。接下来应推动医药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以省为单位兴办区域性大药厂，通过对注册资金、主要负责人资质、产量和拥有新药批准文号的限制淘汰中小药品生产企业。与此同时，可在宏观调控部门中设立医药产业政策处室，或赋予监管者以管理职权。
(四)增强机构自主性，同时约束官员自由裁量权
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一方面监管机构在制定政策时阻力重重，政策效果不佳；另一方面药监官员在行政许可中随意行为，腐败案件频发。对此，首先要从观念上厘清机构自主性与官员自由裁量权的区别，不能因为机构审批权集中而无视其自主性不足。其次，提升自主性的手段可以从决策环节人手，在目标、理念、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寻找突破口；约束自由裁量权的举措是强化执行环节的外部监督，解决“谁来监督监管者”的问题，两者并行不悖。此外，约束自由裁量权的目的是依法行政，提升机构声誉，从而更好地嵌入利益相关者网络，获得自主决策所需信息和实现有效协调。
具体而言，监管者应做到“重审批，更重监管”，使审批认证与监督检查有机融合。提高企业市场准入和药品上市许可门槛，严格执行质量标准，贯彻“质量源于设计”的风险治理理念；在药品生产、经营环节加强日常监管，用信息披露、行业禁入、驻厂监督员和“飞行检查”等手段增加执法威慑，并引入药品电子监管网等全程监管手段；通过修订法律，明确药品使用环节的监管职权。
(五)组建民族医药企业大型行业协会，使其与监管者形成政策创新同盟
“药品安全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这一观念已得到广泛认同。要规范企业的行为，一方面是通过加强惩处力度进行震慑；另一方面则可以发挥大型医药行业协会引导行业标准、规范企业自律的作用，把监管外压变成提高生产质量的自觉行动。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5
关键词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医药行业大型生物制药企业中小型医药研发企业
一、转型升级条件下我国的经济环境和医药行业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65%、7.67%、7.4%。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如下：第一，经济增速的新常态。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人口红利消失，我国经济增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第三，宏观政策的新常态。主要是指财政政策的新常态：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医药行业总体上也呈现出以上趋势。我国医药行业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医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3年医药工业总产值为21682亿元，同比增长17.9%。而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所的最新预测，医药工业2014全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幅由原先预测的19.7%下调为17.7%，虽然相比2013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17%以上的高速增长，而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仅为7.4%。医药产品由于其特殊性，产业发展受相关政策影响大，特别是药品价格、招标采购、质量监管、医疗保险、药品临床使用等方面的政策影响较大。201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改造提升传统医药；2014年11月发改委下发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指出将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药品政府定价，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让药品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形成；2015年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2015年进一步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2015年6月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进一步放松了对医药企业开发新型医药产品的束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医药企业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且更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产品线，为以后在市场上攻城拔寨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二、我国医药行业现状
与其他行业相比，医药产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医药行业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医药产品生产经营涉及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规模化生产到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大，其间的审批与研究环节周期较长，新药产品的开发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才、设备。因此，总体来说医药行业是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尤其是近年来，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高技术手段在医药开发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使进入医药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
此外，我国医药行业的集中度较低，根据SFDa南方所数据2010年我国医药行业的企业数量达到了顶峰，为7038家。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含量低，效率极为低下的中小型制药企业，而这些企业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又导致利润率更低。这些中小型生物制药企业的特点是研发费用不足、研发实力不强、产品单一化。我国有很多销售额上亿，甚至是上十亿的中小制药企业只依赖于1～2种主要品种，而主要品种的销售额一般占其营业收入的60%以上，甚至更高，这种产品的单一性结构也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小型制药企业积累了不小的风险。在国际上，大型制药企业的营业利润率相当高，平均值达22%之多，而在我国一般医药企业利润率达到10%就相当高了。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来看，我国医药行业的特点为：一是技术层次低，在世界医药工业体系中扮演者原料药供应商的角色，而科技含量高、利润率高的制剂产品则大量依靠仿制，因而不能打开制剂药物的国际市场。二是产业集中度低，生产厂家众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恶性竞争加剧。三是受国家政策影响大，如受医保政策和国家定价政策的影响大，企业之间难以展开充分的市场竞争。
三、医药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政府对医药行业管制逐渐宽松，预期我国未来几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将趋于宽松，医药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更加的集中化和专业化。
（一）大型制药企业的发展趋势
大型生物制药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整合，来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一般情况下，通过并购实现业务的增长要比从规划图纸开始实现自身增长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且风险较小。医药行业中新药研发有着“难度高、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大型医药企业通过并购可以快速整合其竞争优势，有利于其产品线的不断创新，加快其产品投入市场进程。此外，面对国际医药巨头的竞争，国内医药企业需要迅速扩充自身的实力，通过并购不失为明智的选择。纵观欧美著名大的制药企业，几乎都是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了兼并、收购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国际大公司只依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例如，国际制药巨头辉瑞收购并整合法玛西亚、惠氏，而最近又宣布将以大约1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药物及医疗设备制造商Hospirainc；默克收购雪兰诺；赛诺菲收购安万特等等。国际上大型制药企业并购的案例举不胜举。通过并购将国内医药企业做大做强也是中国制药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竞争的必经过程。
从我国大型生物制药企业自身财务竞争力来看，我国大型生物制药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偿债能力较强，很多公司财务费用甚至为负值，不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相对于其他财务指标表现出较强的资产管理能力，大部分大型生物制药企业的盈利能力也较强。这说明医药行业整体在资产管理质量和盈利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我国大型生物医药企业获取净资产现金投入的能力不足，获取现金能力较弱。公司的资本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和整个行业的竞争优势。其中应收账款周转能力成为制约生物医药企业财务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从总体财务特征来看，大型生物制药企业非常有利于其进行负债并购和扩张，可立足于现有的资产优势，充分利用杠杆融资进行并购和重组业务。另外，应收账款周转能力成为制约生物医药企业财务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生物医药公司普遍存在应收账款周转期过长，经营现金流少的特点。所以生物医药行业在保持销售增长的情况下要加强对应收账款的收回，合理安排现金收支，保持足够的资金流。
此外，我们预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将在未来几年一直保持宽松，现有的经济环境非常适合有稳定现金流，信用良好，资产优质的大型生物制药企业进行兼并扩张。企业可依靠自身实力，扩大自身的融资渠道，通过收购兼并来扩充自身的实力，增强自身研发实力。同时，企业也要注重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随着企业并购之后规模的不断扩大，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将会有所增加，企业短期容易出现过度膨胀的问题，这样就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同时企业的财务资金也会出现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举债融资并购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也相对较多。因此，加强财务整合风险控制就是并购财务整合能否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了能够顺利实现并购后的财政整合，首先要加强医药企业支付风险的控制，快速剥离劣质资产，对并购后的医药企业现金类资产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资产优化组合。
（二）中小型合同研究服务医药企业的发展趋势
对于依靠规模效应的大型生物制药企业，采用并购重组可以迅速扩充其实力，并利用其信用度高的优势，可在资本市场上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资金来支持其扩张，而对于一些拥有科技优势的服务性中小型合同研究机构（CRo）来说，银行贷款对借贷主体有严格要求和评估，还要有抵押和担保。一个刚起步的医药研发项目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难以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上市筹资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更是只能望而兴叹。可见，以上融资渠道均非理想选择，而风险投资却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好的选择。
风险投资，是对那些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的投资。风险投资的实质是一种科学技术和金融相结合，将资金投入风险极大的高新技术开发生产中，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的新型投资机制，是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一个资金有效使用过程的支持系统。
医药产品研发的特点是资金投入高，周期长。新药研究开发过程，不仅包括在实验研究阶段，还包括进入临床的各研究阶段（临床Ⅰ、Ⅱ、Ⅲ、Ⅳ期），耗资大、耗时长、难度高。当前国际上每种药物从开发到上市平均需要花费15年的时间，耗费8～10亿美元左右。美国制药界在过去的20年间，每隔5年研究开发费用就增加1倍。风险投资机构选择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型医药研发企业进行投资，并积极参与到其研发业务和日常管理中去。但医药产品的研发具有高度的风险，因此必须设计出合理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具体医药行业风险投资的高收益来自对医药企业投资股权的转让所得到的资本收益，而首次公开上市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时机，目前我国创业板、新三板的蓬勃发展也为风险资本在医药产品研发各阶段的退出创造了合理可靠的资本市场环境。除此以外，各类资本中介服务机构，如法律服务、投资银行咨询服务、医药行业咨询服务、审计和评估等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也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创造了市场保障。最后，政府为外包服务企业和风险投资的有效结合又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政策支持力度，如在税收、利率、法律援助等各方面的间接支持，甚至是直接的转移支付支持，为中小型医药合同服务机构的风险投资运行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作者单位为南京长澳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1]韩武，张育粹，苏倪玲.生物医药企业财务竞争力浅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20）.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6
我们从事药品流通的人都必须明白，医药就是医改，不是“药改”，药物始终是医生手中的武器，药品永远都是配角，药品政策只是为新医改服务和配套的。在新医改不可阻挡的浪潮中，对医药商业冲击最大的当属基本药物制度及配套的系统实施方案，以及流通监管配套政策的实施。
目前显而易见的是新医改将导致药品销售的行政化和垄断化，这对赤脚医生制度逐步消失后，依靠自己竞争基层医疗市场发展起来的医药商业，将是第一个巨大的冲击。冲击主要表现在低端医疗市场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将逐步不复存在，政府开始强力管控和垄断这块市场。
面对这一冲击的对策：
首先是融资、并购、联盟、合作扩大自己公司的实力和势力范围，只有具备实力（资金、人员、场地设备）的公司，尤其是国字号的公司，才能较多的得到各级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资格；
二是重视和加强政府公关，主动为政府排忧解愁，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参与到新医改的各项试点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争取重复给予基层医疗机构药品供应配送商的资格。
三是如果实力不行就干脆放弃这块市场，另谋出路。
二、国家各种政策制度收紧后的冲击
有些中国医药商业公司在做全球绝无仅有的一件事，那就是倒卖税票和倒卖承兑。这些医药公司把药品销售给一些偏远或者个体小终端时，只要稍微价格便宜些，这些终端就不要发票，于是进项税和销项税相比，就会多出一些税票。这些医药公司把多出的税票，卖给做医院线处方药需要把价格开高的商（多位个代或者挂靠），从中洗出钱来打点医院各个环节。
目前，国家已经出重拳治理这一问题。那就是从源头抓起的药价定价制度以及税票强力控制制度，比如准两票制度的实施等，使得这些商业公司对于处方药的洗税功能彻底丧失，不再具有价格优势，不再能卖税票，因此依靠倒卖税票苟延残喘的医药商业公司将很快出局。
三是国家为了减少多、小、散、乱差的医药商业格局，实行国家严格商业准入，即GSp标准升级。很多地方要重新通过GSp认证时必须实施现代物流配套，这需要很大一批资金，一些商业公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商务部作为医药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的冲击，尽管婆婆到位了，但是药监部门因为不是自己的儿子了，执法力度必将大大加强。以减少药物不良事件对卫生行政部门的负面影响。
这一冲击的对策：
面对国家政策和监管力度加大的只能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守法经营、规范经营，依靠内部管理挖潜，而不是开违规来延续自己的经营行为。舍此别无他途。
三、医院转型、改制和转制的冲击
2月23日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我国选出16个城市作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公立医院实施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在文件中明确了试点是个分开。尤其是医药分开和取消药品加成，这样，医院药房的托管才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医药公司才能进行市场化运作，就是说高端的医疗市场和低端医疗市场正好相反，国家将逐步引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让市场调节医疗资源的配置。
这项制度的实施，必然冲击到一些以医院处方药供应为主的医药商业公司。
对策只有一个，紧跟医院改革过程，善于抓住这一过程中的商机，实现自己的定位转型。
四、otC品牌产品的渠道整合冲击
品牌otC产品。由于渠道成员太多，价格体系换乱，渠道政策频繁等原因，销售进一笔提升和突破受到严重影响，于是近年来，陆续有很多著名otC品牌企业，开始渠道控制营销，其中两个关键点是：缩减渠道成员，这让很多医药商业公司失去经营能给自己带来下游客户品牌产品经营资格；二是不能以品牌产品作为带货品种、换货品种、价格战品种，受到严格的销售区域限制。
这对很多医药商业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而且这个趋势必然会进一步加强。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7
进入08年以来大盘就一病不起，但即便是这样它每天仍在讲述不一样的故事，故事甚至很精彩，比如今年表现抢眼的农业、医药、新能源等等。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民以食为天，所以股市“鹜农”；而食五谷杂粮难免生病，所以股民“信医”；至于新能源据说一本万利，时尚且环保，大家没有理由不“追新”。有时候就这样，“炒股”与讲“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回到医药，其实今年医药之所以受到市场的追捧，还有一个看点：医疗体制改革。医改是个系统化工程，其涉范围很广，与群众切身利益也最为密切。虽然现在医改方案还没有具体出台，但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会给整个医疗、医药行业带来积极长远的影响。有分析师甚至认为，医疗改革的意义不亚于股市的股改。所以这为今年医药股走牛积聚了足够的人气。这同样也是医药板块表现突出的重要原因。
那么随着医改的推进，联想到最近的盘面表现，医药板块会不会见光死？医改中谁又是真正的受益者？除了医改我们透着者还应该关注什么？为此，我们本期“明星分析师”请到了长期致力于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研究，来自华泰证券的医药行业分析师彭海柱来将答案一一揭晓。
07年医药行业呈现出较快增长
在彭海柱关于《关注医改受益且具有确定性增长的企业――2008年医药行业第二季度投资策略报告》中，他谈到：医药行业在经历了06年的行业全面整顿以及重点在医药商业领域打击商业贿赂后，医药行业06年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但由于医药行业是“永远的朝阳行业”，其行业内在增长性不会因为外部因素的改变而改变。针对07年医药行业出现的增长，他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生产总值恢复快速增长，产销衔接有所改善。2007年，我国医药工业累计完成工业生产总值6192.26亿元，比2006年5119.78亿元增长了20.95%。从医药行业的七个子行业来看，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工业的增长幅度均高于2006年同期水平，其中化学原料药工业大幅上升了11.54个百分点，2007年同比增长25.75%，而生物制剂和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工业虽与06年相比有增长，但增长幅度则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其次，销售收入稳步上涨，利润总额大幅拉升。2007年，在生产回暖和资本投资收益增加的带动下，2007年医药工业利润总额大幅上升，七大行业比2006年同期增长45.86%，累计实现565.45亿元，销售利润率从2006年同期的8.08%提升至2007年的9.83%。
最后，行业运营质量有所改善。2007年，医药工业反映资本运营情况的各项指标都比2006年同期有较大的好转迹象。各公司资金变现周期在不断缩短；而固定资产和总资产周转率这两个反映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同样也有所改善，变现周期比2006年同期分别减少了17天和59天。在整体资本运营情况向好的形势下，加上有效控制成本和各项费用，七大工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比2006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除了七大行业整体情况优于2006年同期外，其各个子行业的资本运营情况同样比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安排及解读
彭海柱提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08年继续推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对于行业而言，这应该是行业发展的契机。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投入832亿元，重点向农村和基层倾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对医疗卫生方面的工作的四个重点：（一）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直接扩大了医疗消费市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要扩大到全国50%以上的城市；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用两年时间将筹资标准由每人每年50元提高到100元。彭海柱认为，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建设对于医药行业的整体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他表示，由于基本医疗是针对简单的小病，可以实现不出社区即可完成诊治，故而基本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直接扩大增加了基础药品的消费。基础医疗服务和基础药品的消费随着基本医疗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而逐渐扩大，因此普药直接将受益于市场需求的增加。（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彭海柱分析，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那么专科用药的企业将受益于政府采购。（三）推进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关于这一点，彭海柱认为推进城乡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和中药产业会因此受益。（四）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彭海柱认为，将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列入了政府报告，表明国家以前的强制性行政降价使得常用的普通药品价格过低，厂家不愿生产的问题得到了政府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价格虚高的非普通药品，仍在政府控制药品价格范围内。将常用的普药通过定点生产方式纳入保障体系，这个政策已在去年开始实施，发改委规定了第一批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品种。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普药龙头生产企业因为规模优势及质量优势将成为药品保障体系的主力军。
“需方为主，供方为辅”的医改模式逐渐成形
从上述政府工作报告中分析，彭海柱认为我国医改模式已经逐渐成形。同时，中央已经明确医改目标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中央还明确在医改过程中，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无论是今年“两会”对医改的相关阐述，还是以前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从理论上讲，这些政策措施都可以从一个理论模型上来进行说明。为此，彭海柱将医改归纳为需方、供方和第三方。需方也就是医疗筹资体制或医疗保障体系，其核心是解决医疗服务谁来付费的问题；供方就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其核心就是各类医疗服务机构的组织和制度结构的问题；第三方基本上就是政府，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有利于全社会的方式对需方和供方进行正确的干预。国际目前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需方”医保模式，另一个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供方”医保模式。但彭海柱认为，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这两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各有其优缺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二元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将不会照抄世界上任何一国的现行医疗体制，即我国的医疗体制既不会是纯粹的“需方”模型，也不会是纯粹的“供方”模型，而是这二者的综合。即以“需方为主，供方为辅”的医疗保障体系。这种体制将同时从需方和供方着手，但以需方为主导，来推进我国的医疗体制建设。他认为可行性在于三点：
首先，全民医保网络已经成形。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目前已经基本覆盖1.7亿人；2003年推行新农合，2008年完成，覆盖农民7.2亿；2007年开始推行城镇居民医保，预计2010年完成，覆盖2.4亿人口；国家通过三网覆盖，201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
其次，基本药物定点及医药分家开始启动。国家对供方的改革主要是试行基本药物定点生产制度。同时，也明确了定点生产产品不实行集中采购，直接入围候选品种进入医疗机构采购。确保定点生产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工作健康稳步地开展。
此外，考虑到短期内改变“医药分家”的难度较大。目前已经开始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这将成为改变“医药分家”的过渡方式。
2008年医药行业展望及投资策略
在谈到2008年医药行业发展前景时，彭海柱表示，08年对医药行业影响较大的事件主要有注册新政和Gmp新标准实施。他认为这些修订后的政策措施将进一步促进行业规范发展；而环保压力和出口退税以及人民币升值将促进原料药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此外，药价结构仍将继续调整，即基本药物价格可能上调，而同时，彭海柱认为，大多数价格虚高的所谓“新药”仍有下调可能。
总之，彭海柱认为，2008年政府将对医疗卫生服务进行明显的加大投入，市场需求存在扩容空间。另从产业自身的角度看，前一阶段出台的严格的政策法规虽然令企业经历了调整期，但产业在调整过程中提高了集中度，销售收入与利润水平基本保持同步增长，整顿与规范药品市场秩序对促进市场有序公平的积极作用在2008年将进一步显现。但由于行业的整顿，对普药类公司是受益的，而一些低水平重复仿制的药企则受到打击。综合而言，他认为08年医药经济是相对谨慎乐观，而根据SFDa南方医药所预测，2008年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7400―7600亿元，同比增长达19%―20%。
结合目前盘面情况，彭海柱认为，二季度医药行业投资策略为：医改受益+确定性增长。他认为，医药行业属于非周期性行业，在08年宏观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情况下，医药行业发展前景预期相对比较明确的。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医药行业属于竞争性较强的行业，行业内公司的个性差异较大，行业整体属性不明显。因此，他继续沿用以往策略报告的思路，即采取“轻行业，重个股”的投资策略，对于医药行业及所有子行业均给予“中性”评级。综合考虑行业外部发展的政策因素及当前证券市场因素，他强调二季度医药行业的投资策略为：医改受益+确定性增长。
目前医改所带来的增量市场究竟有多大？彭海柱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估计，一是原没有医保的城镇居民纳入医保体系，这方面约有2.4亿人，以人均40元计，则带来近100亿元的增量；二是新农合，这方面约有7.2亿人，以人均50元（政府40元+个人工10元）计，这方面的增量在360亿左右。三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大病医疗保险，这方面约有0.7亿人，按企业人均缴费200元计，将带来140亿的增量。合计由于医改所带来的至少在600亿左右。对于“医改受益”型公司，彭海柱根据其行业属性又可细分为四类：
普药类公司：从医改覆盖的范围分析，可看出“低水平、广覆盖”将是中国医改的一大特色。在确定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后，国家于11月又出台了第一批基本药物定点生产企业。这就明确了普药类公司在未来的医改中受益。
医药商业类公司：与“低水平、广覆盖”的医改特点相适应的是，未来的药品流通渠道必须扁平化，这就要求有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而我国目前医药商业网络条块分割现象非常严重，集中度低是该行业的最大特点。这与未来医改是极不适应的。因此，在未来医改中，必然会产生全国性的医药商业公司。
中成药类公司：由于新进入医保范围的人群普遍支付能力低，而中成药类公司在一些慢性病领域具有相对优势，且治疗同样的疾病，中药所需费用远比西药低。因而，中成药类公司在医保市场中受益相对要大一些。主要关注两种类型公司，一是中药品牌类公司，这类公司历史悠久，品牌深入人心，对公众的影响大。另一类是类似于西药普药类公司。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8
（一）指导思想。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省发展中医条例》以及中央和省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署，以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统筹城乡中医药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为宗旨，以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为主线，以中医药特色建设为重点，以深化中医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动力，大力实施“三名三进”（名院、名科、名医和中医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工程，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控制疾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医疗服务中的作用，加快发展我市中医药事业。
（二）主要目标。今后5年内，基本建成以公立中医医院为主体、以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为基础的中医药服务网络，形成中医医疗、中医“治未病”和中医康复“三位一体”的集约式中医药服务体系。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强化，中医药的社会贡献率明显提升，中医药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三）加强市、县级中医院建设。按照《省发展中医条例》要求，市、县分别建好一所政府举办的承担本区域中医基本医疗服务的中医医院。适应城市规划的调整，按照三级中医医院标准，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市中医医院新院，并将原市中医医院搬迁到新院。按照二级中医医院标准，完成当涂县中医医院建设并投入使用。
（四）切实加快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充分发挥市、县中医医院的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形成以市、县中医医院为主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2年内，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标准化建设达100%，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中医药服务实现全覆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兴办具有中医特色的民营中医医疗机构。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诊所。允许符合条件的药品零售企业开办中医坐堂诊所。
（五）大力实施“名院、名科、名医”工程。通过整合公立医院的中医药资源，优化配置，将市中医医院建成三级中医医院、省重点中医医院，建设2个以上省级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和3个以上市级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培养和引进5名以上在区域内有较高影响的知名中医专家，培育形成区域内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和教学中心，综合水平进入全省同级中医医院先进行列。新建成的当涂县中医医院达到二级中医医院水平。通过强化名院、名科、名医建设，打造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体现中医药的文化氛围，扩大中医药的社会影响。
（六）重视综合性医院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工作。政府举办的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要设立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中医病床位数不低于标准床位数的5%，有条件的要设立独立病区。综合性医院要充分利用人才、设备优势，争创综合性医院中医工作示范单位。
三、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
（七）加大政策支持和保护力度。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体系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及物价部门要制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政策措施，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确定为定点医疗机构，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品种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报销范围，提高中医药报销比例，降低住院起付标准。
（八）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卫生服务中的作用。大力加强农村中医药工作，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积极向农村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把中医药技术服务贯穿到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的全过程，全面提升农村中医药服务水平，为基层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中医药服务。
（九）强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药服务功能。市、县中医医院要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指导，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帮扶。加强社区卫生技术人员的中医药知识培训，加强社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创建中医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省级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医药示范区活动。
四、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
（十）建立健全中医药人员激励政策。加大培养中医药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力度，对在发展中医药事业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长期坚持在中医临床第一线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中医药专家予以表彰和奖励。尊重保护名老中医，继承发扬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创建一批“名老中医工作室”，鼓励名老中医带徒授业。尊重离退休名老中医意愿，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配备助手或由其子女整理传承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制定名老中医特殊津贴制度。
（十一）引进、培养农村和社区中医药人才。继续实行城市中医类执业医师到基层服务的规定。市、县（区）政府对到建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中医院校本专科毕业生或中医类执业医师给予优惠政策。县（区）政府要保障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一名中医院校本科毕业生或中医类执业医师的经费，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政〔〕87号），省级财政给予专项补助。
（十二）完善师承教育制度。卫生部门要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研究制定中医药师承教育实施办法。鼓励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或者有中药炮制专长及中医药管理经验的中医药技术专家和中医药管理专家带徒授业，鼓励中青年中医药人员拜师学习。今后5年内，通过分周期、分层次开展的师承教育，系统培训50名中青年中医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他们的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践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培养造就一批新的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增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后劲。
五、加强中医药科研能力和水平建设
（十三）积极开展中医药临床科研。在实施“三名”工程的同时，按照《省中医院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总体建设方案》要求，市中医医院积极争创省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组织、引导中医医疗机构和人员开展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重症疾病、重点病种的预防和临床研究工作，提高临床疗效，创新医学成果。对中医药科研项目招标和成果奖励实行优惠政策，对中医药科研课题评审与成果鉴定实行同行专家评议制度，扶持、建设形成一批中医药科研成果。
（十四）不断开发利用中药制剂。鼓励和支持中医药人员继承创新中医药传统剂型。鼓励和支持中医医疗机构根据安全有效的传统精典方、名老中医的经验方和自身研制的医验方，经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后制成中药膏、丹、丸、散等制剂，方便群众使用，提高中医药使用率。支持市中医医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中药制剂室，落实“中药制剂能力建设”国债项目，建成后达到能生产50个品种以上院内制剂的能力，经相关部门批准生产的制剂允许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鼓励、支持有中医药特色的制药企业研制、生产中药制剂，支持中医药制药企业开拓市场。
六、建立中医药事业的投入倾斜政策
（十五）建立稳定的中医药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等国家和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有关政策，市、县财政要随着经济发展逐年增加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中医药事业经费预算增长幅度不低于本年度同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十六）设立扶持中医药发展专项经费。每年安排中医药专项经费，重点支持开展中医药特色服务、重点中医学科建设、中医药人才培养和中医药文化建设等。专项经费具体补助标准及管理办法由财政部门会同卫生部门研究制定。
（十七）建立公立中医医院分类补偿机制。为充分发挥公立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稳定中医药人员队伍，逐步解决“以药养医”和“以西养中”的问题，在保证公立中医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离退休人员费用、政策性亏损补贴和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等正常运行经费基础上，建立公立中医医院的分类补偿机制，在公立医院政府投入的政策性文件中单列制定。
七、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保障措施
（十八）强化政府统筹领导。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将中医药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将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列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规划、民生工程项目。成立市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全社会共同扶持的中医药事业发展良好局面。
（十九）加强中医药管理体制建设。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健全中医药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形成机构健全、人员配套、职责明确的中医药行政管理体系。
（二十）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发展改革部门要将中医药事业建设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对中医药机构的基本建设和其他重点项目予以优先安排；编制部门要按照等级中医医院标准合理核定公立中医医院人员编制；财政部门要会同卫生等部门制定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落实政府对公立中医医院投入的倾斜政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在中医药人员的职称晋升、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在确定定点医疗机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和服务项目目录时对中医药予以政策倾斜；卫生等部门对中医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等要实行同行专家评议制度；物价部门要适当调整中医专家门诊和传统中医诊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充分体现中医药服务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科技、卫生部门对中医药类别科研项目的申报、审批、立项、评审，要根据中医药的特点制定专门的政策，并加大对中医药科研的投入；工商部门要会同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等有关部门，加强中药材市场管理和中医医疗、中药广告的管理；其他涉及中医药工作的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9
纵观医药营销的发展脉络，相继出现过“产品为王”、“利润为王”、“医生为王”、“渠道为王”、“品牌为王”和“终端为王”等理论，风水轮流转。
随着国家医药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实施药品招标以来，“物价备案，产品中标”一剑封喉，使得医药营销的重点――“终端为王”，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2009年1月份将要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三基两公”的配套方案也将一同亮相，包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等方案)，也确定了“政府为主导、属地化全行业管理、物价形成机制，基本药物制度”等大政方针，对医药营销更是极具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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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物价、目录”，成为医药营销的先决条件。2009年在新医改背景之下，医药营销注定是“政府关系为王”的时代。
有效利用，量身订制
案例
2005年，南京雨花台区中医院等4家医院开始试点“药房托管”。2006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将在南京二级以下近200家医院全面推广医院“药房托管”试点，由南京市纪委牵头。请注意，此次“医药分开的改革”的发起部门，不是医院的主管单位――卫生局，也不是药监局。
药房托管的初衷是为了“遏制收送回扣、红包，乱收费等医药购销和医疗中的不正之风”，所抵制的主要是商业贿赂。南京医药股份在此次改革中积极配合政府行动。宁让利润不让市场，在竞标中拿到了93％的药房托管权，扩大了市场终端的占有率。
分析
从政府关系的处理上，笔者认为南京医药能够在思路上契合政府的改革，利用政策发展企业规模的做法值得借鉴。
毋庸置疑，“政府为主导”不是政府包办，而是政府通过政策调控，对市场进行规范。
医药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医改又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政府的介入，对解决全民医保，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由于机构、人员配置以及政府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政府管理能力有限，如果介入的范围过宽、过深。容易产生消极作用。
这就为医药企业提供了参与机会。
政府关系管理的目的就是用好、用足政策的优势，尤其是在政策频出的2009年：
一是认真研究政策出台的前后；二是掌握政策的实现渠道，三是了解政策的具体运作过程；四是事先要有周密的组织策划。五是做好政府和官员的公关。
医药政策通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而制定的，企业将发展方向与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协调起来，就更容易运用这些政策。比如，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是从药品的遴选开始，计划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企业就应该从遴选阶段开始，如果能参与“遴选”原则的起草或制定，就会取得巨大的先发优势或“量身订制”的机会。
公关开路，销售织网
案例
某药企目前拥有3个独家品种以及40多种其他产品，针对三甲、二级以及社区医院共1700余家，年销售额约为2.5亿元。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讨论和酝酿前夕，该企业就看到机会，认为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是攫取终端资源和快速发展的绝佳机会，若一个产品进入目录后，通过营销发力，其终端的占有率将会达到几千家，并为后续产品进入这些终端做好铺垫。
因此他们针对最有把握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一个独家产品，总结多年的临床使用情况，重新研究其经济性、疗效、使用范围，并将研究结果与有关专家、组织充分沟通，最终该品种通过了专家委员会评议，列入了第一批基本药物目录。
分析
在当前“竞资格、争份额”的医药大局下，只有公关开路，才可以获得更好的销售机会。比如，成功的物价备案，招标中标、进入目录(包括基本药物目录、城镇医保目录、新农合目录、社区用药目录、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是药企的不二选择，此三项工作均隶属于政府关系管理的范畴。
近年来，药企纷纷成立政府事务部或政府公关部，专门负责以上三项工作；以前，医药行业政府事务的从业者们常常被认为是不直接创造效益的，可今天他们却扬眉吐气。
当然，政府关系管理只是销售上台阶的前提，并不能取代营销。比如，中标后存在医院品种选择的问题，医保品种面临销售不上量的困局等，就是销售工作没能快速跟进造成的。
理想化的误区
案例
远大集团是湖南省唯一一家连续6年纳税超过1亿元的民营企业，在长沙建有自己独立的园区。2002年8月。该企业突然宣布从长沙“班师”北京，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与当地政府积怨太深。
远大的想法或许不难理解：远大做大以后刻意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只要依法纳税就可以了，毕竟企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而不是应酬；政府扶持企业的发展是双方共同发展的需要，为此政府应该主动支持企业。
分析
客观上讲，远大的想法没有错，但是放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里中却存在很多问题。创业初期。远大在政府的帮助下发展，做大了却和政府划清界限，从道理上政府人员心里难以接受，所以政府会将远大的每一件事都“公事公办”。对政府认识的误区，导致了远大与政府相处的窘境，最终忍受不了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
医药企业对政府公关的认识误区有四：
1、庸俗论：把政府关系看成是简单的请客吃饭、暗箱操作，说起公关就会想起高级场所、时尚消费以及“”的腐败，这些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
2、无用论：认为政府关系对企业没有益处，或者认为企业的规模不大，无须开展政府关系，认为政府官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一定要敬而远之；
3、万能论：认为不论什么事情通过政府都可以完成，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政府什么都办得到，这种想法也是极其危险的，
4、对立论：认为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政府以社会效益为中心，政府应该按规则办事，忽略了在政府交往过程中的情感因素，远大集团的迁址就是例证。
公关模式，求同存异
认真对比中外企业的政府公关，笔者最深的感悟是，企业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政府关系的处理方式的不同。
1、在医药行业，外资、合资企业的政府公关工作的起步较早，他们对中国政治环境的理解甚至比国内企业的理解更深刻，其中政府事务部和政府事务专员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和编制。
而国内企业是在近几年政策吃紧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企业的政府事务部成立之后无事可做，于是解散，解散之后又宣布重新建立，来回折腾，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政府关系管理机制。
2、外资企业较为理性，通常以法律为基础、制度为规范、政策为导向，注重高层公关，比如企业高层有定期的政府拜访计划，政府公关成为常规。
医药行业新政策篇10
中医药政策研究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长期以来，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人类健康与世界文明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事业在新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折和起伏。中医药政策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重大。研究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对于提高政策水平，制定科学高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发现理论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来促进中医药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
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今后学界应着眼于在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进行更加细致的梳理，对政策制定的规律进行更加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政策水平，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