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1
理论上，税源是税收的来源和出处，有税源则有税收，税源与税收应是一致的。在税制统一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所能征得的税收主要取决于该地的税源和税收征管水平，而一个地区最终能获得的税收又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企业汇总纳税、跨地区经营、生产与管理的空间分离、总部经济、资源产品的价格转移、企业策略性定价、地区间税收竞争等，为税源和税收背离创造了条件。而我国税收收入归属权与税收征管权混同，地方税收征管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行业管辖交织并存，地区间税收分配协调机制的缺失等，是我国地区间税源与税收背离的主要原因。税收背离或转移产生的税收在地区间非正常流动，税源与税收收益的分离，造成了地区间征得税收的扭曲。在相对统一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下，以征得的已发生税收背离的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使税收征收上的税源与税收背离转换成了地区间税收收益的背离，造成了地区间财力的非正常转移和税收分配的不公，加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进而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
二、税收背离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效应
(一)税收背离对地区实得财力的影响
税源与税收背离的直接结果是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含国税局和地税局)征得的税收与基于税源、税基的应征税收不一致和扭曲。而我国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是以各地方税务机关征得的税收为基础，分税种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划分的。也即，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收入分配是对各地税务机关征得的已经产生税收背离的税收收入的分配。税种不同，在中央与地方间分配的方式不同，对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影响也不同。如若一税种完全属于中央税，如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税收背离则不会改变地区间财力差异。而其余的共享税、地方税，若发生税收背离，则必然会造成地区间横向税收分配不公，改变地区间的财力分配，并往往强化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和非均衡。
(二)税收背离与地区人均财力差异
相对于绝对财力，人均财力差异更能反映地区间财力状况。为反映税收背离对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的影响，我们以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来近似反映地区财力状况，分别计算省际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VC，variationcoefficient)和基于实际税收分配比(rr)、标准税收分配比(sr)消除税收背离后的地区人均财政收支的变异系数，以分析税收背离的地区财力差异效应。具体公式如下式(5)，其中Fi是i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或消除税收背离后的人均财政收入(支出)，F－为指标的平均值，n为地区样本个数，这里为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后，变异系数较未消除税收背离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如，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及变异系数最大的2004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118．7①，基于中央与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R1、三税背离调整VCR2)分别为73．2、74．22，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R1、总税背离调整GVCR2)分别为62．98、60．71;2010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81．61，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R1、三税背离调整VCR2)分别为59．07、60．2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R1、总税背离调整GVCR2)分别为47．61、36．06。由图7可知，样本期间我国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比较大，以人均财政支出反映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明显，而2004年以来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稳步下降，说明我国地区间财力差异在缩减。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影响后，较之未消除税收背离，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2004年的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75．84，基于中央与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e1、三税背离调整VCe2)分别为49．83、50．3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e1、总税背离调整GVCe2)分别为41．98、44．27;2010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44．77，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e1、三税背离调整VCe2)分别为35．41、35．98，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e1、总税背离调整GVCe2)分别为30．75、33．0。这表明税收背离是引致地区间财力差异的重要原因，减轻和消除税收背离可以大幅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从而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2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着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3
2、地方税源划分得不尽合理。按照效率、适合、相当的原则来判定，首先是地方税源没有分级次，不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其次，没有按地域，而是按隶属关系、部门、资源或因政策调整的增加部分来划分税源，前者如企业所得税，后者依次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银行营业税，这不但有碍于企业改革，也不符合税源的对应性；其三，没有很好地考虑有些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如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它们或是因其所得来源广大，或是因其资源为国家所有，而不可作为地方所得税；其四，没有贯彻同一原则，如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消费税，划分原则应相同，即均应作为共享税税源。
3、地方缺乏必要的地方税立法权。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理财思想。鉴于此，地方政府有了征税权和独立的征税机关。但问题在于，除了全国性的地方税立法工作以外，地方没有根据本地的特点、资源状况和特别需要，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的立法权。可以说，这是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二、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
国家历史久远，其政权级次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动，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下为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处理各自的公共事务。
不论各国地方政府所指为何，但“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而地方又有其组织体系，分为一定的级次。因此，首先要确定地方政权级次，然后才能考虑相应的财政体制。
两千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徘徊。现在的省、县制，基本上是秦、汉郡、县制的继续。两级政府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基本格局。解放以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制度虽然多变，但省、县两级都作为实级存在并各自有一级财政，应该是可以肯定下来的。
市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可依其政治经济地位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和县级市。除了县级市以外，目前还实行“市管县”制度。市是一级政府，是实级，应有相应的财政。市以下一般设区，区亦为实级，也应有区财政。区以下的街道办事处是区的派出机构，不宜单设财政。
县以下是乡或镇，为实级政府，可有一级财政。在一些地区如有困难，可不设，亦可在条件具备之后逐步建立。
如上所述，依地方政府的实级，有省、市、县、乡四级，也就是说，地方财政亦有四级。
三、地方财政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应是公共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为满足本地区的一般需要，促进本地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平衡财政分配，所需资金的取得、使用和管理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由于“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因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实质上的关系是：统一关系：国家对全国各地方的财政必须保持统一，统筹规划；从属关系：即权力的行使需遵从中央的统一的法规；调剂关系：中央调剂各地区的财政收支，以健全地方财政。
公共商品理论是财政税收的基础理论：财政支出的是公共商品，而税收则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公共商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民间部门生产私人商品，政府部门生产或供应公共商品，因此，政企必须分开；财政支出的只能是公共商品，而不是私人商品，因此，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需要转换；税收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因此，税收应真正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共商品的意义。在广袤的商品世界中，基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私人商品与公共商品。用来满足私欲的商品，称之为私人商品；用来满足公欲的商品，称之为公共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研究私人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乃是私经济的核心，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围。而通过政治过程或政府的作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商品来满足公欲的问题，乃是公经济的核心，也就是财政税收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
公共商品（publicGoods）理论发端于西方。因为翻译的原因，publicGoods一词有多种表达：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货物、公共财货、公共财、公共商品等。我们之所以采用“公共商品”的说法，是因为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相提并论可以更能说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事实上，“公共”意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物品”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价值；只有作为商品的物品，才具有价值。“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只有那些自产自用的产品才不是商品。“货物”是供出售的物品，也就是商品。“财货”意同货物。“财”是钱和物资的总称：钱为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物资”是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是商品，所以，财与商品的意义相同。至于“商品”则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所以，我认为把“publicGoods”统一翻译为“公共商品”较为妥当。而且，这样定义，就可以把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共性与特性。
地方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所在的位置亦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人因距离消防队较近而可能收益较多。这类公共商品可用地理条件作为划分的标准，大体上可将其区分为地方性公共商品、区域性公共商品和国家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这种分类，为建立多层次政府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严格区分国家公共商品和地方公共商品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共商品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因此"，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基本上为全国居民消费的公共商品属国家公共商品，基本上由地方居民受益的为地方公共商品。
国家供应的公共商品，是对全体国民给予等量的利益，例如国防、国家制定的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国道、面向全国的高等教育等；地方政府供应的公共商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给特定地区的居民以等量利益，如环境保护、自来水供应系统、地方性道路、中小学教育等。所以说，地方公共商品乃是指能满足一定地区人民的公共欲望，而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又可称之为被差别化了的公共商品。如同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一样，地方公共商品也是相对于国家公共商品而言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而其范围通常包括：文化、教育、公园、娱乐、消防、水利、交通和地方公用设施等。地方公共商品不但具有联合消费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私有性、排他性及排挤效果的性质，并与纯公共商品的性质有所不同。就某一地区而言，其一居民如果增加对该地区公共商品的消费，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不便，甚至会使其他人无法消费这种公共商品。例如，图书馆的座位有限等。于是，国家公共商品是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而地方公共商品则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因而是有效率的。
地方公共商品亦有开放性与闭合性之别。开放性地方公共商品，具有外部性，其效益会溢散到该地区之外（外部效益）。因此，该种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需要有上一级政府的专项补助，其资金来源为受益的辖外地区的特别课征。而闭合性地方公共商品，则不具外部性，其效益全为内部的，即全为该地区居民消费或享用，其资金来源为本地区政府，即地方财政。
此外，在一个空间经济里，同一地区的居民，对所在地区的公共商品的偏好，有较高的一致性。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例如，有的人喜欢居住在农村，而有的人却喜欢居住在城市。同时，地区内的各个居民对公共商品的获取能力也会有差异，例如，居住在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公共商品附近的居民，消费它们就比远处居民方便一些。
一般说来，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上，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为佳。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不同，而地方政府恰可直接根据本地区的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人们也可以搬迁的方式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求满足其偏好的公共商品组合，即“用脚投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地方公共商品的存在，也提供了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时，所可能显示的对公共商品偏好的潜在机能，亦即人们以移居方式来显示其对地方公共商品的偏好。根据他们的偏好，各人将选择最有利的公共商品和税收组合的居住地。这种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的信息，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决定供应地方公共商品的水平。
综上所述，地方公共商品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地方之间的差别性和流动性。所谓差别性，是指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消费习俗、消费偏好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各地的居民的公共商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需要有相应地方公共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所谓流动性，是指资源可以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基本原因。
四、地方财源筹措
地方财源筹措的原则主要是受益原则。地方的财政收入应是政府的全部收入，其来源为自有收入和外来收入两大类。自有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而非税收入又包括与收益原则无关的罚款、捐赠收入与按受益原则的规费收入、工程受益费收入等。外来收入包括补助收入和地方公债。一般言之，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是地方税收。以此与地方公共商品的提供相适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其原因是，由国家供应的国家公共商品，是对国民全体给予等量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供应的地方公共商品，原则上，只不过是给予特定地区的居民以利益。正确理解地方税的性质，对地方财政制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按照上述的划分原则，我们所期望的地方税制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说来，建立一个较好的地方税制应该遵循三个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标准和税收成本标准。
效率标准。利用税收来筹措资金，首先，必须使政府的财政活动具备充分的可能性。其次，课税不要给市场价格带来扭曲，影响民间部门的资源分配。本来，课税就具有非中性。只是要求在选择和设计地方税制时，尽量避免超额负担。这种超额负担，即为税收制度扭曲市场机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公平标准。也称公正标准。税负的分配，应接近社会所能同意的所得分配模型，使财政支出与税收负担相适应。
税收成本标准。征收费用和纳税费用均应为最低。
五、地方财政改革
地方财政具有地方色彩，且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地方政府的功能也只能在资源配置上，即向本地区的人们提供公共商品上，有极大的成效。所以，地方财政的改革应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其基本思路分述如下：
（一）建立地方公共财政。“财政”的英文是Fi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Finic，其愿意是指支出的期限，后措公共收入，再后则演进为“公众财政”或“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及至现代，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或“公共财政”可称之为“政府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所应生产和提供的只应是公共商品。这里所称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即国家（具体地是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也包括地方政府。于是就有了中央财政或国家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称谓。
然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通常亦称国家财政，不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总称，而且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思想“国家分配论”的体现。在这个武库里，既有“公共财政”，也包括着“私人财政”的内容：其主要手段是计划；其结果是“政企不分”，致使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无论是在财政思想上，还是在财政预算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上。
因此，地方财政的首要任务是要由“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和转变，把那些应由竞争性、经营性企业办的事情，随着市场的成熟度，按“四部门经济”的原理，逐步从财政领域清理出去，从而实现政府办政府该办的事，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承担相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如下几方面：
1、财政的级次。地方政府现有省、市、县、乡四个实级，财政一般也有四级，那么，作为其财源的地方税如何设立呢？根据中国的历史、市管县的现情、乡财政的不健全，以及考虑到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现在中国的税级结构设两级的办法较妥，而不必强求按财政级次去构建。如此，中央和省级均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其解释权和调整权。当条件具备的时候，省以下也可推行分税制，但不赋予税收立法权，而只有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与此相适应，地方税设两级，即省级税和市县税。乡财政包括在县财政之内，故一般可不设乡税。但在农村的“费改税”后，该部分可作为乡税，以充乡财政的固定财源。
2、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税收管理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按其税收立法和征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宜集权分权结合型，即相对集中型，中央集中掌握主要的税收收入，地方掌握次要的税收收入，各自拥有一定的财权，同时以共享税为主构成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享税为辅。
3、税务行政。如何实施税务行政，主要是如何设立财税机构的问题。财政机构的设立，原则上应是一级政府要有相应的一级财政。而税务机构的设立则不然。就其权责而言，一为税务决策机构，即研究税收体制、选择税种、调整人事、领导稽征机构；二为税务稽征机构，即专职办理各税的课验、计算和征收业务的机构。由于各国政体不同，有统一稽征和分别稽征的区别，因之稽征机构有统一的和分立的两种。统一的稽征机构，不论税收属于中央或是地方均统一征收，并分别解缴入库。其优点是节约征收费用，适于领土不大的国家，但解缴手续繁杂，工作量大。分立的稽征机构，国税、共享税由中央设立的机构征收，共享税中的地方部分，按规定由国税机构解缴地方；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机构征收。其优点在于合乎税源分配和财政体制的要求，适于领土广大的国度，但征收费用较高。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又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中国实行分别稽征制成为必然。现在已这么做了，总体来说效果是好的。今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套税务机构的协调问题。
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些税源很小的边远地区和基层税务所，如果仍然按一般原则设置两套税务机构，显得没有必要。为了节省税收成本，可只设一个税务机构，统征各税。
4、改善地方的收入机制。主要包括规范收入机制和税种的合理划分。
（1）规范收入机制。首先，按公共财政要求，政府收入即财政收入。为此，预算外收入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其次，规范地方的收费，把那些必要的行政性收费改革为地方税种，亦纳入预算管理。其三，规费收入只能规定在公共商品提供给个人的范围之内。
（2）税种的合理划分。税源的划分，要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符合税源的对应性，考虑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并贯彻同一原则。按此，地方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①商品税类：增值税、营业税，中央与地方共享。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4
一、我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情况
笔者搜集了20xx-20xx年全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统计资料如下：
表一：20xx-20xx年查字典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gdp
亿元
41.2
12.9
46.84
14.8
55.32
16.1
67.36
16.3
80.44
16.8
93.96
14.5
110.86
15.0
财政总收入
亿元
1.29
8.8
1.62
15.7
1.96
20.8
2.19
12.2
2.55
16.3
3.2
25.5
4.07
27.2
税收总收入
万元
11525
7.87
14404
24.9
16005
11.1
19761
23.5
21980
11.23
26682
21.4
34588
30.0
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
3.1
3.5
3.5
3.3
3.2
3.4
3.68
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
2.79
3.08
2.89
2.93
2.73
2.84
3.13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
89.34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0
注：税收总收入等于地方税收收入与上缴中央的国税收入之和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呈平稳均衡的变化态势。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县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而税收的增长出现曲线型回落现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上，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80%以上，为查字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财力支撑。
表二：20xx-20xx年南昌市各县区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县区
20xx
20xx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东湖区
8.76
169.9
5.16
10.72
200.0
5.36
西湖区
10.2
173.2
5.89
12.44
203.47
6.11
青云谱区
5.22
100.8
5.18
7.06
110.56
6.39
湾里区
2.01
15.1
13.31
2.58
18.03
14.3
青山湖区
11.35
165.5
6.87
13.56
187.5
7.23
南昌县
10.2
153.1
6.66
13.64
184.3
7.4
新建县
5.0
95/5.22
6.39
115.02
5.56
查字典县
3.2
93.96
3.40
4.07
110.86
3.68
安义县
1.57
28.4
5.53
2.0
34.44
5.81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收入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与全市比较，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仍居全市四县五区之尾。06、07年我县gdp的总量与新建县、青云谱区接近，而新建县的财政总收入06、07年分别高于查字典县1.8亿、2.32亿元；青云谱区06、07年财政总收入分别高于查字典2.02亿、2.98亿元。我县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呈现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不相匹配。
表三：20xx-20xx年全省、查字典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全
省
年份
指标名称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税收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
79.8
80.8
79.8
80.7
81.3
83.7
财政总收入
占gdp比重
9.57
10.09
10.03
10.49
11.1
12.1
进
贤
税收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
财政总收入
占gdp比重
3.5
3.5
3.3
3.2
3.4
3.68
上述数据表明，我县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xx年以来，分别高于全省9.11、0.85、10.43、5.49、2.08、1.2个百分点，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02-07年分别低于6.07、6.59、6.73、7.29、7.7、8.42个百分点，比重呈下降趋势。
二、gdp与财政收入两者关系的剖析
gdp（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反映和评价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全貌的核心指标。财政收入指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反映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结构优劣的一个主要参数，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从概念功能看，都是众多指标中的龙头指标，都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总实力的具体体现。不论一个地方年终对经济发展的盘点、总结，还是外地客商来该地方考察、走访、评价，首先关注的是这两个指标。
第二、从构成要素看，二者都是依赖于主导产业、重点行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我县20xx年gdp总量为110.43亿元，其中二、三产业分别为56.7亿元、32亿元，占gdp比重分别为51.17%、28.9%，总量占gdp比重80.07%，全县工商税收收入1.5199亿元，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473亿元的61.45%，两者相差18.62个百分点。尽管gdp中的二、三产业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的工商税收口径不完全相同，但各自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80.07%、61.45%，这也充分说明两者都是以二、三产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为支撑的。
第三、从相互关系看，两者呈同向比例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凡是gdp蛋糕做得大的地方，财政总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额就相对多，反之则相对少。从我县20xx-20xx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看，均在3.1-3.6之间波动，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与全省、全市比，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不够匹配。
第四、从基本性质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质和量的关系。gdp和财政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gdp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貌。这些经济活动运行质量、效益如何、“含金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高，反映运行质量良好；比重偏低则反映经济运行质量偏低。其产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有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也有税征漏管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经济运行质量的原因。财政收入是一级政府支配的财力，是办大事和加大投入促发展的基础。因此，提高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显得十分重要。
三、对增加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几点思考
（一）原因分析
尽管我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稳定上升，税收占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但由于影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因素甚多，在现行的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增加我县税收收入，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优化财政收入质量，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是决定税收收入的首要因素。20xx-20xx年，我县的税收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增长的后劲仍然不足，综合经济实力不强，企业经济效益、支付税收能力水平不一，影响了税收的质量。
2、税收政策变化给税收带来双面影响。国家的税收政策会直接推动税收收入的变化，例如我县铜业的退税政策、个人所得税征额上调等明显减缓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3、税收征管水平是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税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经济现象，涉及各方利益，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纳税观念、税征人员素质等都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征管，制约税收收入的增长。
4、税收结构优化是影响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我县主要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20xx年，这三大税种分别为13675、11172、2460万元，占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34.3%、28.1%、6.2%，。增值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企业，营业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服务业，而企业所得税主要来自于非农业企业。因此，我县税收结构仍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布局，主体税源在第二产业。由些可见，要实现税收收入持续增长，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就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以保证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可用财力源源不断。
（二）思考与建议
发展经济是增加税收的根本途径。如何利用我县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可用财力，笔者认为应切实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努力发展经济，广开财源。
首先要加强工业经济建设，构建工业强县。一是要服务重点大项目强财源。要继续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产业的帮扶力度，加强对酒业、烟花、医疗器械、钢构网架等主要行业的跟踪服务，对有色金属加工、医药化工等重点新增税源产业予以财力支持，提升服务水平，向服务要效益，向企业增产增效要税收；二是要扶助中小企业扩财源。坚持“抓大不放小”的方针，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资金、技术等方面问题，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竞争发展环境，在支持中小企业经济加快发展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
第二、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过程中，金融保险业、咨询、规划设计、科技、旅游、法律、广告、物流等新兴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推动日益增加。第三产业具有投资小、资源约束小、劳动容量大，见效快等特点，所提供的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无疑构成地方财源的主要方面和壮大地方财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县第三产业提供的税收逐年提高，但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仍很小。因此，充分发挥我县的资源和区位优势，继续打造好军山湖生态经济圈，加快旅游业的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业，突出特色，按照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的要求逐步构建开放式、多层次、多元化的现代流通格局，扩大查字典的税源基础。
第三、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单一主导型结构向多元主导型结构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思维转变，重视技术的引进，注重技术创新，通过企改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使技术型产业加快发展，成为税赋的主要贡献产业。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5
这次全区加强地方税源控管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省、市关于切实搞好地方税源控管工作的通知精神，分析当前我区财税经济形势，研究今后加强依法征管、促进财政增收节支的措施。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特别是财税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维护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上半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3.13亿元，同比增长16.6%；完成财政总收入1.56亿元，增长21.7%；完成地方财政收入7811万元，增长31.4%，财税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广大财税干部职工辛勤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今年“非典”的影响下，更增加了我们增收的困难，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从我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2002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6.7%，地方财政收入仅占GDp的3%，落后于全国平均值，与周围县区也存在差距，这在工业经济占90%的我区来说，很值的思考，这一原因的存在除了与我区经济基础较薄弱、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稳固合理的多元化财源结构体系尚未形成有关外，还与我们强化税源控管与依法治税的力度有很大关系，这也充分说明我区依法治税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税收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今天，我根据区委、区政府研究的意见，着重就搞好地方税源控管、严格依法治税讲以下四点看法：
一、提高认识，处理好依法治税的三个关系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法制化是市场经济的应有内涵，也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依法治税是市场经济下税收工作的必然选择，是税收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也是税收工作的立足点和灵魂。离开了依法治税，税收工作也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严格依法治税，用法制的权威、法制的刚性、法制的规范来统帅税收工作，对于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坚持依法治税，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我们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针对我们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具体到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正确处理支持经济发展和依法治税的关系。我们多年来有一种说法，叫“放水养鱼”，反映在财税工作上，就是“减税让利”，这项工作的开展必须把握一个度，就是坚持调整结构与培植财源相结合，既“放水养鱼”，蓄积财源，又依法治税，强化征管，充分利用税收杠杆，更加有效地扶持经济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有税不收，欠税不交，并不是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恰恰相反，这种做法违背了市场法则，不利于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的建立，是对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长期的实践证明，简单地减税让利的做法，对企业发展有害无益，无限制的“放水养鱼”必然造成企业之间税负不均，不利于企业实现公平竞争，实际上是恶化了税收环境。正确处理税收任务与依法治税的关系。坚持依法治税，并不是要完全取消税收计划和任务，关键是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税收任务与依法征税之间，既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又有着明显矛盾，其统一性和矛盾性取决于税收计划与现实税源的吻合程度，取决于税收计划编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如果税收任务与现实税源严重偏离，税收法制准则就会被扭曲，要么是无税强征，要么就是有税不征，两者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极大地破坏税法的严肃性。因此，要克服单纯的任务观点，税收任务要服从依法治税的要求，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收“过头税”，要善于运用GDp来分析评价税收收入水平，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时、准确地反映到税收上来，一句话，我们就是要依据税源收税，做到“依法治税、依率计征、实事求是、应收尽收”。正确处理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与创造良好税收环境的关系。不恰当的优惠政策会导致税收大量流失，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不到财政收入上来。另一方面，会形成一种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的局面。在具体工作中优惠政策的制定要一事一议，不能一概而论，要从保护我区税源的大局出发。各街道办事处、财税、工商等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把眼光放长远些，严格把关，坚决堵住乱开减免税的口子，把依法治税的思想贯穿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贯穿工作的始终。
二、齐抓共管，各司其职，搞好地方税源控管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成分多元化、企业核算利益化、收入分配隐蔽化、偷逃税行为现象日趋明显，使税收征管难度加大，搞好地方税源控管，积极创新征管方式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搞好地方税源控管工作是各级强化地方税收的要求。今年以来，省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部署地方税收工作，并在全省推广东营市地税局“政府领导、地税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综合治税的好路子。市政府也下发了《关于切实搞好地方税源控管工作的通知》(临政发〔2003〕35号)，我区根据省、市《通知》要求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认真研究了我区税源控管的措施。各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要求尽快开展工作。其次，搞好地方税源控管工作是我区地方税源现实的需要。我区个体工商户7千多家，民营经济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90%以上，地方税收的税源业户零散复杂，面广量大，只有强化税源控管，摸清底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把该收的税收上来，才能将经济增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税收增长点。第三，搞好地方税源控管工作必须做到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各街道办事处、各相关单位特别是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都要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充分理解、积极支持财税工作，把财政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主动分担。工商、质监、劳动保障部门要配合地税部门做好纳税业户登记管理；计划、经贸、建设、交通、公路等部门要配合做好建筑业税收管理；土地、建设部门要配合做好土地、房产转让税收管理；交通、公路、农机、交警等部门要配合做好车辆税收管理；财政、物价、教育要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税收及教育劳务税务管理。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区政府《关于加强综合治税做好地方税源控管工作的决定》的要求，密切配合，在全区形成齐抓共管，依法治税的良好氛围，促进罗庄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强化措施，做好当前两项工作
省委工作会议和市委工作会议后，全省、全市掀起了新一轮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热潮，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根据省、市要求，我区调整了部分经济指标，其中财政总收入由3亿元，增长16%，提升到3.25亿元，增长25%；地方财政收入由1.38亿元，增长15%，提升到1.5亿元，增长25%。针对我区财政收入增长压力较大的实际，各级各部门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折不扣地完成。一要积极贯彻“新税法”，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机制。在纳税管理上，要着重规范办税规程，坚持依法治税，该收的一定要收足，坚决维护税收的严肃性。在管理手段上，要进一步完善“以纳税申报和优质服务为基础，以信息化网络为依托，集中征管，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坚决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并结合我区实际，加大对合资、福利企业的监督检查与纳税管理，加强对区外纳税企业的协调监督与管理。二要充分运用税源普查成果，全面推动依法治税。2001年我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税源普查，2002年国、地税等部门对新变化的税源进行了摸底，我们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税源普查成果，加强财源建设和调整收入结构，全面掌握纳税人的税负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征管。各街道办事处、财税、工商、统计部门要对各自辖区及职责范围内的税源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来解决税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着力解决当前区内存在的部分个体工商业经营户、个体企业长期不办理登记手续，非法经营的现象；着力解决部分单位、部分税种税负偏低问题；着力解决个别单位、个别企业的欠税问题，从而促进财政增收。
四、加强领导，确保依法治税和地方税源控管工作落到实处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6
【关键词】政府，税收竞争，分税制，税收协调
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分析
（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概念。税收竞争是指具有利益独立性的不同国家或一国内不同地区政府采用税收或非税收等手段，减少纳税人在本国或本地区的税收负担，以达到吸引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税收资源或阻止本国或本地区税收资源流出的政府自利行为。按照竞争主体的不同，税收竞争可以分为国际税收竞争和国内税收竞争。政府间税收竞争属于国内税收竞争的范畴，它产生于地方政府运用中央赋予的资源配置权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是存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Goodspeed认为：“当一个政府实施的税收制度影响了另一个政府的税收制度，通常是影响了另一个政府的税收收入的时候，税收竞争就产生了。”从税收竞争的本质上讲，税收竞争应该是一种制度性和公开性的竞争，竞争应当公平、公开地进行。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应在预先制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是一定制度内的合法竞争。对地方政府而言，税收竞争是财政逐步分权化的必然产物。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财政联邦主义。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税收竞争都源自于分税制的制度安排，即财政联邦主义。可以说，财政联邦主义是政府间税收竞争存在的制度前提。所谓财政联邦主义及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划分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其核心是税权的分配问题。在财政联邦主义下，国家应根据各种公共物品的不同特点确定不同级次政府应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所需要的资金收入和支出，并按照事权、财权、税权相对应的原则，赋予各级政府相应的财权和税权，确立现代的分税制。税权分配问题是税收体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税收收益权、税收处置权等内容。按照财政联邦主义的要求，这些税权应按照事权、财权、税权相对应的原则，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分配。
政府间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增加税收优惠等方式，减轻纳税人负担，从而吸引各种流动性生产要素，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政府行为。财政联邦主义对事权、财权、税权在各级政府间的这种划分和配置，不仅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诉求，也为政府间税收竞争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方法或手段，享有独立的税权，地方政府就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决定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差别税率、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不同的纳税期限等，这些都是税收竞争赖以存在的外在表征和手段。
（三）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根本动因
税收竞争是不同地区的政府为了追求地区经济利益而展开的资源争夺行为，竞争的动因是各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观追求，因此，各地利益的独立性是竞争可能发生的根本动因。在财政联邦主义下，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利益得到承认和彰显，不同地方政府间开始有了利益的比较与竞争。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主要是采用各种税收政策手段吸引优越的市场主体资源的争夺。根据蒂布特“用脚投票“的理论，某一地方政府为了尽可能提供符合当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它就会在税制安排上与其他地方政府展开竞争。
从地方政府利益独立性的角度分析，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首先政府间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独立财政利益的必然结果，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其次，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的必要手段。此外，地区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提供了内在要求。为了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会采用各种手段获取发展的各项资源，税收竞争就是最常见的手段之一。
（四）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适度税收竞争带来正效应，而失度税收竞争带来负效应”。从积极效应来讲，适度的政府间税收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使得参与竞争的地区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从而有效配置配置资源，最终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失度的政府间税收竞争，通常是指政府间不正当税收竞争，是各地方政府超越税法授权范围，通过提供远低于其他辖区的实际有效税率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优惠条件，以吸引其他地区的经济资源和税源进入，从而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和财政秩序的现象。在政府间的不正当税收竞争中，各地政府完全以本辖区利益为中心，无视税收法规规定，擅自扩大税收管辖权，不执行法定税率，使税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受到挑战，损害了税法权威，破坏了税收法制的统一；强化了税收对税收的企业的影响，破坏了依法纳税的环境，导致税收偏离公平轨道，有损税收公平和中性原则；此外，正如“囚徒困境”所示，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投资而竞相实施优惠政策必然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最终会造成全社会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过度的税收竞争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
二.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与评价
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肇始于分税制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利益逐渐得到承认和彰显，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我国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分权之路，稳固地确立了促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利益格局。但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彻底引进财政联邦主义。在联邦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因此税收竞争是一个必然现象。在我国，由于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拥有的税收权限相当有限，缺乏税收竞争的制度基础。但是，税收竞争仍然是政府在决定实行减免税时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在国内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十分激烈，对于GDp增长的盲目崇拜及经济增长与官员提拔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超过其他因素使地方政府有着十足动力去进行税收竞争。因而，也造就了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制度内合法竞争有限，制度外不正当竞争大量存在的局面。
首先，制度内合法竞争有限。由于地方政府不享有税收立法权，税收竞争缺乏基础，制度内的合法竞争依赖于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这种竞争使用的手段是根据税法赋予地方的几种税收权限制定的，其数量和种类有限，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不同的纳税期限等。但税收自由裁量往往导致税收不公。因为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就必然引致权力的寻租。在我国，由于寻租成本相当低，加之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税收不公现状难以完全铲除。
其次，制度外不正当竞争大量存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由于财税法规不健全，税权划分不明确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各级政府在一昧追求竞争力的利益驱使下不仅钻法律的空子，还私开税收优惠的口子，违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导致我国地方政府间有害税收竞争日趋严重。在中央频繁的减免税清查之下，越权肆意减免税已不是当前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但过多过乱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仍然为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提供了手段。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各地方政府主要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变相的税收优惠，譬如先征后返、税收奖励、财政补贴、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基础设施配套、减免费、包税和买税等。
三.域外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协调与规制
（一）美国。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主义国家。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拥有税收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和税收优惠权等广泛而独立的税收权限，这正是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制度基础，恶性税收竞争也因此无法避免。美国法律对税收竞争的限制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首先，在宪法中就对各州政府的税收授权做出了原则性和细节性规定，一方面保证辖区之间稀缺资源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保证州政府对辖区税收事务的自治权。同时，双层成熟的司法体系更为州际税收竞争秩序提供了最后保障。此外，尽管各级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税权，但联邦政府仍然通过征税空间转移、税额抵免等方式在协调各州税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的分权与联邦的统一从来没有截然分离过。
（二）德国。二战之后，德国在长期社会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税收体制：实行以共享税为主，共享税与独享税相结合的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分税体制。德国对税收竞争进行规制的办法是积极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德国税收基本法明确规定，经济水平发展高的州必须对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州提供财政补贴，以保持各州的适度财政支出和国内各州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对平衡。并经由《联邦财政平衡法》的具体规定，形成了包括联邦对州的转移支付、州际之间的转移支付、联邦补充拨款在内的三层有序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转移支付，达到各州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平衡，减轻恶性税收竞争的动因。
四.规范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对策和建议
（一）引进财政联邦主义，完善财政体制，建立彻底的财政分权分税制。明确的财政分权体系，事权与财权的清晰界定以及健全的法律法规，配套的执行监督机制，是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主要方式。我国应借鉴成熟的联邦分税制，确立“区别税种，适度分权”的地方税收立法划分原则。在保证中央宏观管理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空间和立法权限。对中央和全国性地方税的立法权应集中在中央，但同时也要适当放权，如税目、税率的设定可允许地方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于区域性税种，立法权归地方，由地方政府决定其税基、税率、减免、开停征等事项。另一方面，要合理划分财权，尽快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合理交叉问题，处理好财权与事权的关系，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
（二）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维持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基本平衡，消弭恶性税收竞争的动因。实现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是建立合理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最终目标。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合理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弥合地区差距，为全国居民提供基本的、具有不同标准但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为各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基本条件和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可借鉴德国经验，建立多层次的复合型的转移支付模式，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努力实现财政能力的横向公平，以达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平衡，消弭恶性税收竞争的动因。
（三）构建法治政府，建立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形成良性税收竞争的法制环境。政府间的恶性税收通常是地方政府通过违法行为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制度之外展开的，无序多变，难以预见和控制。建设法治政府，使法律成为政府行为的最高准绳和最初依据，是铲除政府乱收费和非法税收行为，使地方政府税收裁量权的实施严格限定在法律框架内并力争合情合理的根本途径。要强化地方人大预算审批权，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使课税权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地方政府滥用课税权，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此外，对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行为要有明确严格的惩罚机制，加大违法成本，有效遏制恶性竞争行为。
（四）促进信息公开透明，建立科学的税收利益协调机制。在多地区的税收博弈模型中，要建立一种最优均衡，使各地区税率的确定达到最佳，需要各地方政府在掌握了全面信息之后才能作出有效决策。充分公开透明的信息尤为重要，因此，应建立一种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各级政府之间税收信息的沟通，全面、准确、及时了解税源在地区间的流动和分布情况，加强政府间的税收合作。此外，要建立地区间税收利益的协调机制，及时协调和解决地区间税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作者简介：李淑贞，女，山东寿光人，1974年6月，本科学历，经济师，寿光市古城街道经管站，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timothyJ.Goodspeed，“taxCompetition，Benefittaxes，andFiscalFederalism”，nationaltaxJournal，washington，Sep1998.
[2]曾康华，《当代西方税收理论与税制改革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15页。
[3]王霞著，《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6
[4]李建英、薛荣芳，税收竞争的分类及其效应，载《税务研究》2002年第7期。
[5]梅林，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载《理论建设》2008年第5期。
[6]张学博著，《减免税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146页。
[7]丁国锋、毕金平，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法律规制思考，载《合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
[8]刘慧，试论财政分权下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规制，载《地方财政研究》2010年第8期。
[9]安徽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美国州际税收的分配与协调，载《涉外税务》2009年第6期。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7
【关键词】财政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分税制
【正文】
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间关系的神经系统，因为财权是各级政府利益的最重要体现，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量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或实现程度。而财政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决定了财政的政治性，财政的强制力量来自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政府的权威，政府能否顺利、及时征集到预定的税收，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中央对地方控制有效，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是地方政府应当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能够顺利地上缴中央，若地方利益过分膨胀，不仅冲击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安排税金收入的分配比例，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国家的统治能力，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大多通过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以地方财政自治为基础和中央财政平衡作保障来确保中央与地方[1]财政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国自1994年进行了财政体制的全面创新，推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改革，从制度上为彻底解决改革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一条根本途径，也为财政自治在中国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财政自治及其实现形式
对于财政自治（financialautonomy）的认识，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有的认为没有财政自治，自治就不能得到保障。我们认为，财政自治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财政立法和财政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2]，其内涵是指在一国宪法和财政法规所确定的框架内，地方政府依法自主地决定和管理本地区财政事务的制度。财政自治权限和自治程度由该国宪法和财政法规作出规定，并且与该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民主政体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如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保持着地方政府的自治体制即地方自治（localautonomy），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普遍采用了分税制财政体制，但分税制的内容和与之相应的财政自治权限却是千差万别的。归纳起来，目前国外分税制的基本模式有如下三种：
1.美国模式：财权分散，财力相对集中。财权分散，是一种明确的分权式的分税制模式，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各司其职，各有自己的税收来源，各为自己的税收立法，当然州与地方税法不得与联邦税法相抵触。财力相对集中，是指在三级政府的财政分配格局中，联邦一级收入占较大比重。自70年代以来，美国税收收入的划分基本保持在中央占6成、地方占4成的六四开水平上。
2．法国模式：财权集中，财力集中。这是一种财权、财力双集中的分税制模式，不仅税收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一级，从税收立法到具体的税收条例、法令均由财政部统一制定，地方政府只能按国家的税收政策与法令执行，而且在税收收入划分上，中央一般占到总收入的75％左右，呈现七三开的分配格局。
3．日本模式：财权适度分散，财力有效集中。日本在财政体制上的集权或分权程度趋于中性，也就是介于美国模式与法国模式之间。在日本，地方政府根据自治原则，有权决定征收何种地方税，但是为了防止因税收分权导致地区间的税收失衡，中央政府设立了“课税否决制度”，即允许地方政府在地方税法列举的税种范围内，自行决定开征地方税，但若地方政府的征税计划超出了这个范围，其新开征税种须经自治大臣批准。所谓财力有效集中，是指中央和地方在收入分配上保持2／3与1／3之比，而在支出格局上保持1／3与2／3之比，财力的这种转移通过形式多样的税收调整制度得以实现，旨在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3]
以上三种模式，从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理论界将他们归纳为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两种类型：（1）地方分权型主要在联邦制和分权制国家，它们的特点是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有相当的独立性，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比较明确，各自自求平衡，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依赖很少。在财力分配上中央财政的收入不占绝对优势，有的甚至少于地方财政的收入。根据世界银行《1988年政府财政统计》，在6个发达的联邦制国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是加拿大，只有39．3％；最高的是奥地利和澳大利亚，均占70％左右。在支出上，这些国家中央对地方的拨款比较少，不占重要地位。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即属此类型。（2）中央集权型主要在单一制的发达国家，也称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些国家中央政府的权限较大，在财力分配上，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也较高，中央财政收入一般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70—80％，最高的可达到90％，最低的也占50％以上。地方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其财政收入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补助或拨款。地方财政支出来自中央的补助和拨款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央政府通过这种方法来保证它的集中统一领导。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较多，如英国、日本、法国等。[4]应当指出的是，上述理论上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原来高度集权的国家和极端分权的国家，目前逐渐开始了一种寻求二者适当结合的倾向，即过去高度集权的国家，正在逐步走向权力的分散化，如日本、法国。而过去极端分散的国家，则逐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如美国和澳大利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财政自治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第一、法制要完备，这是财政自治的准绳；“自治”源于希腊文，是自治与法律的结合，法律是自治的依据和保障，任何自治的形式、内容、权限以及自治的程度等都离不开宪法和法律的设定。第二、事权决定财权，各级政府事权划分应明确，这是财政自治的基础；如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宪法条文中都可以找到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依据，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利受到普遍而充分、有效的尊重和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变更。第三、税收体制要合理、完善，这是财政自治的重要条件；以美国为例，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财政体制中，各级政府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税收体制，有些税目虽然彼此重复，但各级政府征收的侧重点非常明确。第四、财政体制科学并保持相对稳定，这是财政自治的核心；没有制度性就谈不上规范性和科学性，没有规范性也就没有稳定性，科学、稳定的财政体制必须具备现代制度性的要求。第五、要有一个与宏观调控适度的中央政府，这是财政自治的根本保障；在国家的财政关系中，中央政府所处的地位直接反映了它的财政能力，而中央的财政能力又与中央权威直接相关，所以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央政府的税收远远超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支出都要程度不同地依赖中央政府的拨款或财政转移支付。
所以，财政自治既不同于分税制，与财政包干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财政包干（也称财政承包）有多种形式，最一般的做法是，由地方政府将其税金的特定数额上缴中央政府，这种上缴中央政府的款项数额往往是以绝对数核算的，并且一定几年不变，地方政府所收的税金凡超过上缴中央数额的那一部分，或者全数留归地方，或者按一定比率再与中央政府分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多数年份里，正是实行有别于统收统支的财政包干制，不过1980年后的“分灶吃饭”更全面，形式也相对规范。[5]当然中国曾经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有历史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产生了严重缺陷，成为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财政自治在中国的实践
财政自治的类型与一国国家结构形式、政治体制等紧密相关，财政自治范围和程度的选择必须符合该国的具体国情。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实践，财政自治是与地方自治相对应的。在中国，当然不（也不能）实行普遍的地方自治，而只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外，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已成功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这样，在中国疆域内，存在有两种地方自治类型：民族区域自治和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现在是香港、澳门，今后还有台湾）。自然也就存在着两种财政自治类型。
香港和澳门基本法规定，香港、澳门回归后实行高度自治，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继续实行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明确规定了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主要包括：行政管理自治权、立法自治权、以及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特区保持财政独立，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中央政府不在特区征税；港币、澳币继续发行、流通；财政、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均由特区政府自行制订；特区并享有一定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权。基本法还同时规定，中央所属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的事务。[6]
因此，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是高度财政自治，内地财政法律法规不适用于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也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特区的收入全部用于其自身建设，不上缴中央。具体表现，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前，特区所需预算（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时间跨度是1996年12月16日即董建华获得中央政府任命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总开支为1.078亿港元，其中7140万港元由中央政府垫支（其余3640万港元由香港政府承担），1997年7月1日后由特区政府拨还。[7]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后，原由中央政府代管的香港土地基金也很快交还特区政府。由此可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适用内地的财政体制，它们根据各自的基本法实行独立的财政和税收制度即高度自治。这种“一国两制”的情况使得中国的财政体制和中央与地方关系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也为中国财政体制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参照和借鉴。
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权，有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制定权及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权；组织维护本地方社会治安公安部队的自治权；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的自治权；管理本地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自治权；配备民族干部和培养民族人才的自治权；以及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自治权等。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在其聚居的区域内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政治制度。权力来源于国家体制，在单一制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使。通过对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与特别行政区的财政自治在自治范围和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是指在国家统一的财政体制下，自治机关根据宪法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税法等）的精神，依照自治条例的规定和当地民族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特点，制定财政自治条例、或有关法律的变通及补充规定等，组织财政收入，统筹分配财政资金，自主地管理本地区财政事务的活动。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的基本内容包括：[8]
1.财政自治立法。（l）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财政自治的单行条例，并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省级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备案。（2）制定执行有关财税法律法规的变通或补充规定。即对国家的财税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国家机关财税活动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2．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财政收入。也就是自主地筹集和使用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3．依法安排财政支出。（1）按照国家规定，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安排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支出。（2）对本地区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并报国务院备案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4．税收管理自治。即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国家税法时，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外，对属于本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实行减免或免税。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税或免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5．享受财政援助。[9]即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国家及上级机关的财政援助。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基础薄弱，普遍面临财政困难，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高，在一段时期内其财政困境，仅靠自身努力是难以解决的，必须依赖中央和上级机关的援助和支持。为此，新修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2条第2款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并在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中就财政和金融投入、基本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民族教育发展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以“从财政、金融、物资、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第55条）。
三、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的功能分析
财政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就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言，宪政规定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财政自治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理论提升不够，虽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实施有限。所以，加强对分税制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平稳实施和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全面振兴和共同繁荣，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有利于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是适应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必然要求。财政自治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一项极重要的自治权。宪法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2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是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不难看出，财政自治作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已明文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很滞后。理论研究的滞后，阻碍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的实践，不利于民族自治地方对自治权的行使，制约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我国财税体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格局以及财政管理方式的变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问题已成为一项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开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自然有助于总结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的经验与教训，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2．有利于财政理论的创新，转变政府理财观念，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为政必须有财，财政是政府的“总帐房”，没有财政的支持，政府活动难以开展，国家职能不可能实现。现在一般是以征税和收费来增加财政收入，以平衡支出。问题是财政支出中有不少用来建豪华宾馆，购买高级轿车，出国旅游、公款请客等。财政支出之大，增加幅度之快，远远超出了生产的发展。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就要想方设法多收税、费，增加收入。而税费过重，企业和个人负担加重，特别是农民，不堪重负，生产发展后劲不足，越穷越收。这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背道而驰的。财政不仅是政府活动资金的供应者，而且也是政府活动的组成部分，现代财政收支活动还调节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发挥着资源配功能。同时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也是现代国家财政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财政运转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主动降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本，避免或减缓经济波动；通过财政收支活动，有效协调全社会现期福利增长与远期福利增长的矛盾，均衡社会成员及地区差距。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工业化的推进，都会对原有的经济运行规则和资源配置格局形成冲击，并带来多层震动，这就要求在社会体制转轨的时期更应充分发挥财政的稳定功能。
在中国，建立和彻底推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分税制财政体制，已是大势所趋。实行分税制，从短期看可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从长期看则有利于从制度上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在分税制条件下，抛弃传统的依赖思想和改变当官不管（理）财的不正常现象，树立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理财观”，努力培养财源，积极组织收入，依法理财，从计划经济下财政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方式尽快地转入“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方”的轨道上来，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家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将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意图的实现。研究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问题，就是要界定民族在治地方财政自治范围和财政自治权限，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全面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提高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意识，规范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支行为，在财政自治中实现财政自给和自我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想象，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的成功实践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的全面振兴，其意义将是深远的，它不仅可以为分税制的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提供借鉴，对其他非民族自治地方和事业单位来说，如何树立财政自立、自主意识，严格财政法纪，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效益等，也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10]
3.有利于振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中共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并适应所有制结构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财政收入结构，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11]振兴国家财政，既包括振兴中央财政，也包括振兴地方财政，当然也包括振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合理调节地区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为振兴国家财政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分税制既要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又要通过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扶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民族自治地方大都地处西部，经济欠发达，要调节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财力分配的横向不平衡，加快西部开发，有待于分税制的完善。由于大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落后，可供财政分配的剩余产品、财政资金来源有限，这就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满足本地区财政支出的需要，因此，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不但离不开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支持，而且还需要中央财政的特殊照顾。国家必须通过财政的宏观调节给予民族地区财力扶持与援助，使之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让少数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种资金调剂就是在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充分照顾地区间各种利益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国家的民族政策在财政分配领域中的集中体现。与此同时，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还要在本地区各民族之间进行分配，它涉及各民族之间、民族自治地方与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所以又反映了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这种财政分配关系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相互支持、共同繁荣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应该说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的显著特性。正因如此，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财政自治权，实行财政自治。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般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利益最容易被忽略，同时，对弱者的扶助也不会自发地进行，因为这是一种逆市场而动的行为，在市场中不存在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分配机制，或者这种再分配机制虽存在，但作用很小。[12]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完全把民族自治地方推向市场经济中去“公平竞争”是不公平的。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适应经济体制的转换，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开发。当然，西部的崛起最终要靠西部人自己的艰苦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必须把地区的发展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带动、加速当地少数民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后进民族地区接近或赶上先进地区的发展步伐。因为一个地区的发展依靠中央政策的扶持仅是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中实现自身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这些地区和各民族人民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从一个民族发展的角度讲，自力更生的内在发展动力是促进民族发展繁荣的基础。也只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才能在国家的支持和发达地区的帮助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建国以来，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投资达数千亿元，但大部分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造血”机制，自身发展能力仍然较差。财政自治，就是要在国家的扶持下，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势和潜能，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培育自我发展机制，[13]实现从“输血”型财政到“造血”型财政的转换，加入全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最终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民族团结、社会政治稳定和祖国统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者简介】
戴小明，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兼民族法制研究所所长、教授。
【注释】
[1]在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中，“中央与地方”概念是有差别的，如在联邦制国家，市镇经常被称做“地方”，中央与地方一般指联邦与州、市镇，有时也指联邦与州、联邦与市镇，因为联邦有时越过州与市镇直接打交道。
[2]在西方宪法审判制度中，财政自治权是宪法审判的基本内容（参见莫纪宏：《宪法审判制度概要》第131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同时，2000年5月笔者在德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德国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在介绍本国地方自治情况时，指出其核心内容是两大部分：一是行政管理自治；二是税收管理自治，即财政自治。
[3]参见李刚：《中国分税制的未来走向与模式构建》，《财经研究》1995年第11期。
[4]参见宋新中：《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第112--11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5]田一农：《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第77－8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6]戴小明：《自治权比较：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团结》1997年第1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刊《民族研究》1997年第12期全文转载。
[7]新华社香港1997年4月8日电。
[8]参见戴小明：《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及其法律问题》，《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刊《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全文转载。
[9]关于财政援助问题，也已引起了国外研究地方自治问题的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明确指出：无论哪种类型的自治，其中的关键是国家提供足够的财政资助才能有效达到自治目的，无足够的财政资助和明确的自治内容，自治只是空话。参见(挪)marialundbrg：《论有效参与公共生活和自治》（“中挪第一届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讨会”论文，2000年8月内蒙古呼和浩特）。
[10]2001年2月13日广东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新闻会，有关官员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为解决广东地方金融机构的问题，中央给了很大支持，共给了300多亿元来垫付；但借的钱是要还的，我们会加大对欠款单位和个人的追收力度，力争不将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参见《楚天都市报》2001年2月15日第6版。
[1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公共财政为和谐社会奠基[n].人民日报,2007-02-26.
[2] 楼继伟.在财政部与世界银行构建和谐社会财政政策对话会上的讲话[n].中国财经报,2005-05-18.
[3] 谢烈鹏.构建和谐社会应注重财政政策取向[n].中国财经报,2007-07-10.
[4] 李茂生.构建和谐社会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J].地方财政研究,2007(1).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9
一、基本原则
（一）财权与事权相适应原则。将适合街道管理的收支下划街道，明确区街两级事权和财政收支范围。
（二）“保存量、分增量”原则。区级核定各街道收入基数，基数内给予街道固定补助，增量部分区街分成，充分保障区街两级利益。
（三）激励发展原则。街道引进特定行业实现的税收列入街道财政收入，区级不参与分成，促进街道经济发展。
（四）约束管理与考核奖惩相结合原则。加强财政约束和管理，规范税收征管秩序，建立考核奖惩机制，调动街道创收积极性。
二、主要内容
（一）街道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
1.征管范围。以各街道行政区划分界线，界定各街道的税收征管范围。
（1）街道征管范围内的个私企业税收列入街道财政收入。各街道的地税收入由地税分局负责征管，国税收入由区国税局负责征管。
（2）各街道协税护税收入列入街道财政收入。
（3）各街道引进的特定行业企业实现的税收列入街道财政收入。如：物流运输业、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商贸业（仅含煤炭、矿业商贸、省级以上知名品牌销售公司）。街道引进的特定行业企业落户其他街道的，企业实现的税收由引进街道和企业所在地街道按5：5比例分成。
2.收入范围。实行按税种划分，原则上凡适合街道征管的税种均列入街道收入范围。具体包括：
中央收入：增值税75%部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60%部分。
街道地方收入：增值税25%部分、企业所得税25%部分、个人所得税25%部分、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消费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残疾人保障金列入区本级收入范围。
（二）收入基数的核定
按照各街道辖区内个私企业2011年财政收入实际入库数，核定街道的财政总收入和地方收入基数。
（三）激励政策
1.街道财政收入实际入库数扣除特定行业企业实现的税收收入后，任务内按地方收入基数的10%加上2011年协税护税任务的40%，作为街道的固定奖励基数；超任务部分区与街道按比例分成。根据各街道收入基数不同，确定不同的超收分成比例，朝阳街道、纬四街道、钓鱼台街道分成比例为4：6，张公山街道、大庆街道分成比例为5：5。
2.特定行业企业实现的税收收入，纳入街道财政收入中，单独考核计算，按实际入库地方收入数，在扣除市级分成后，全额返还街道，区级不参与分成；如市级给予相应补助，区级全额补助街道。
（四）收支结算
1.区财政部门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街道收入报表，按月计算预拨奖励资金，年终进行结算。
2.列入区级支出范围的街道聘用制人员经费，按原政策或相关会议纪要执行。
3.今后街道新增聘用人员经费全部由街道承担。
（五）处罚措施
1.对未完成收入任务的街道，按乡镇街道财政收入目标考核办法执行。
2.对未完成收入任务的街道，按每少完成10%的任务，扣减补助10万元，扣完为止。
3.对混库的街道，除对当年收入调整、进行通报批评外，在下一次考核时，按混库税额地方部分的两倍扣减补助。
三、工作要求
（一）成立街道财税所。各街道分别成立财税所，负责收入结算、街道财务报账、居委会财务和协助税务部门征收管理等工作。区国税局、地税局各指派5名工作人员，分别派驻5个街道，实行税务部门和街道双重管理，负责做好税收征管工作。所长由各街道副书记或副主任兼任；国税、地税部门派驻街道的人员任副所长；各街道财税所工作人员，从街道工作人员中调剂解决，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财税所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人员职责，另行制定。
（二）认真做好税收划分报解。根据街道税收征管范围和核定的个私企业名单，区国税局、地税分局对相关数据进行划分维护，每月按时向区财政局提供街道收入完成情况，确保新的区对街道财政体制顺利实施。
（三）严肃税收征管秩序。税务部门和街道要严格按照税收征管范围进行征管，严禁混库。今后新增个私企业要严格按照各街道税收征管范围进行划分、征管、报解。区财政部门定期核查街道收入情况，每季度一次，如发现混库，区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上述惩罚措施予以处罚。
财政与税收的区别篇10
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省直管县株洲
2010年，湖南省在全省推行“省直管县”改革，此次改革是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又一次体制重建，株洲市醴陵市、攸县、株洲县、茶陵县、炎陵县5县均列入其中。改革实施以来，效果如何，对各级财政收支、经济造成哪些影响，存在哪些问题，株洲国库展开了专题调研。
一、“省直管县”基本情况及主要措施
（一）基本情况
此次，株洲市纳入改革的5个县，2009年，人口总量282.59万人，GDp总量502.41亿元、财政总收入34.14亿元，分别占株洲市人口、GDp、财政收入总量的73.82%、49.06%、31%，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低于株洲市平均水平8972元、1669元。5县中株洲县、茶陵县、炎陵县GDp总量在全省122个县(市)区(不含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五大示范区)中分别位列66位、70位、112位，属落后贫困县。
（二）改革的主要措施
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省直管县”财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享改革两个方面。
1、“省直管县”财税体制改革。与浙江、湖北、吉林等各省相似，即对财政体制的制定、转移支付和专款的分配、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财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全部实行省对县直接对接，地级市与县(市)在财政管理体制上相互独立，同时保留了市对县市财政业务指导、工作衔接和监督管理等职能。
2、收入分享改革。包括分享税种及基数核定。分享税种可以概括为“两分两调两放”6个字。“两分”即分享增值税、营业税。将除湖南中烟公司和华菱集团的增值税继续作为省级收入以外，其他行业增值税地方25%部分，改为省与市县按25：75分享；将除高速公路和铁路建安营业税及属于省级的铁路运营营业税继续作为省级收入外，其他省属企业营业税与原属市县营业税，改为省与市县25：75分享；“两调”，即调整所得税、资源税分享范围。将原属省级的省电力公司、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财信控股等企业所得税地方40%部分下划市县，按省与市县30：70比例分享，并改变跨市县企业所得税分配办法，实行总分支机构按比例缴纳。将资源税原省与市州按50：50比例分享调整为省与市县按25：75；“两放”，即下放土地增值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将原省市县按50：50比例分享土地增值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下放市县，增量部分省财政不参与分享。二是核定基数。以2009年1-10月的实际完成数加后两个月推算数，作为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新下放的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基数。
二、改革取得成效
（一）省与县对接，财政资金运转效率提高
改革前，除了大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少数专项转移支付直接分配到县市，其余都需要通过市级财政再分配，使得一些上级往来资金不能及时拨付到县。改革后，县财政的资金调度由省财政直接划拨到县，减少了划拨资金的中间环节，各种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基本能够按时间进度划拨到位。5-7月，改革5县共计接收上级往来资金8.1亿元，同比增长11.42%，若剔除“两税”返还数，实际增长244.68%。上级转移资金到位及时，县财政对公共领域投入明显增强，对支持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5-7月，改革5县办理财政支出13.69亿元，增长36.92%，占到1-7月支出总额的45.08%，其中：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公共安全、农村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同比增长均在50%以上。2010年二季度，5县农民人均收入3970元，同比增长15.7%，较2009年同期上升5.9个百分点，增收538元。
（二）部分税种下放，县级一般预算收入增加
改革后，市不再参与县税收分成，省将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全额下放给县（市），同时把原省与县五五分成的资源税再下放25%给县市，株洲市县级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7月，县级一般预算收入17.94亿元，同比增长51.52%，月平均入库5.98亿元，较改革前月平均多收1.88亿元，增长45.85%。1-7月，县级一般预算收入34.42亿元，同比增长30.87%(见表1)，其中：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源税同比分别增长83.89%、44.89%、72.39%。
(三)省级财力壮大，省级财政调控能力增强
此次改革，将增值税地方25%部分，地方营业税改为省与市县25：75共享，虽然在已实行改革的省份中最低，但依然大幅度提高了湖南省省级收入份额。1-7月，株洲市共计上划省级收入5.55亿元，同比增加3.26亿元，增长70.15%(见表1)，较2009年同期上升68个百分点。其中，5-7月，省级增值税、营业税分别入库0.65亿元、1.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0%、752.94%，共计增收1.83亿元，占到1-7月省级增收额的56.13%。省级财力增加，按照改革精神，省将把增量资金更多投入到欠发达县市，这将对实现我省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起到很强的促进作用。
(四)省、市双指导，县级财政管理水平提升
改革后，省里的很多会议、培训班直接开到县级，使县里了解各种财政信息更及时、更全面，对各种财政政策的理解和掌握更加到位；同时保留了区市对县市财政业务指导、工作衔接和监督管理等职能，市里的重要会议、重大改革县级财政也都参与。省与市双重领导与帮助，大大提高了县级财政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对提升5县财政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市县收入质量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
此次改革省将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下放给县市，将增值税地方25%部分、营业税作为省与县(市)共享收入，这种“分享主体税种，下放土地管理税种”方式，导致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契税征管、非税收入的挖潜、土地交易市场的盘活等，使地方收入质量进一步下滑，同时更加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加大。1-7月，株洲市地方税收收入24.05亿元，占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5.36%，较2009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其中：市、县级增值税、营业税12.21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重的23.03%，较2009年同期下降4.3个百分点。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7.7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4.52%，较2009年同期上升10个百分点，多增6亿元。二季度，5县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23.78亿元，增长60.2%，较2009年同期上升8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2.3亿元，同比仅增7.8%。
（二）部分县市财力减弱，改革促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
省直管改革，减少了管理层次，目的是增加县级财力，扩大县级管理权限，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县市财力不增反降，改革促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截止7月末，5县中株洲县、茶陵县、攸县财政库存余额同比分别下降51.6%、19.62%、13.88%，共计减少1.3亿元。2010年二季度，5县（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8.53亿元，同比增长14.8%，总量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7.56%，较2009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增幅较株洲市总水平低0.7个百分点，较2009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
1、部分改革配套措施未实施，省对县扶持有限。改革后，省级财政管理单元由原来的14个增加至93个，管理幅度是改革前的6.42倍，管理单位剧增，管理事务增加，加上改革涉及面广，很多改革配套管理措施目前尚未落实，部分县可自主支配财力减少。一是全省“两税”返还暂停。仅此一项5县共计较2009年减收5900万元，下降39.33%；二是按新体制核算1-4月县级600万净调入资金8月仍未到位；三是省对县支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改革后，省直拨资金效率提高，但转移资金绝大部分是专项的转移支付，只是在原来设区市应得的大蛋糕里，由省里直接拨付给县，并没有把蛋糕加大。
2、市帮扶县积极性削减，贫困县获上级扶持减弱。改革后，虽然省明确提出鼓励市级继续对县市给予支持和补助，株洲市政府也表示将继续按照2009年标准给予县支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各项改革配套方案不明朗时，市对县支持进度有所放缓。如，2009年，株洲市政府提出“农民用水，政府买单”农村水费改革，当年市财政对5县补助农村水费改革支出1020万元。改革后，截止7月底，市财政对县农村水费改革补助支出为0。
3、收入基数重新核对，部分县市收益受损。“省直管县”改革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是核定收入基数，是以2009年前10个月的实际完成数加后两个月收入数(后两个月收入测算数按前10个月月平均收入的1.24倍计算)确定改革后的收入依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的拨付指数。这一方案显然不利于2009年基数较低县市。如，茶陵县属于老少边穷县，以采掘、建材、冶炼、铸造为四大支柱产业。在前两年，茶陵县受冰灾、金融危机、落实环保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关、停了一些冶炼、造纸企业，再加上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办理退库，增值税等主体税种连年减少，2009年增值税减收35.48%，尤其港澳和外商企业和私营企业减少幅度较大，分别达44.15%和56.56%。以2009年增值税减收35.48%的基数核定改革后的增值税收入数，增量部分则进行调整，基数核定后，茶陵将减少收入900万元。
(三)市级调控能力减弱，市本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近年来，为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步伐，株洲市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债务规模大幅扩大，偿债压力明显加大，2010年市本级需偿还政府债务规模达33.35亿元。旧体制下，市本级不但掌控了自身财力，同时库存中还包含着中央、省对县转移支付资金的一部分及县上缴收入，市财政可调剂资金较充裕。改革后，省直接对县拨付资金，县不再向市上缴收入，部分税种分享比例变化，市财政掌控资金减少，资金调剂能力明显减弱，收支矛盾突出。截止7月末，市本级一般预算收入12.01亿元，同比增长8.75%，较2009年同期下滑5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支出28.75亿元，增长81.7%，较2009年同期上升60个百分点，市本级库存余额6.1亿元，同比下降47.27%，较年初减少9.8亿元。
四、相关建议
（一）加快“省直管县”体制建设步伐
一是建立健全省、市、县财政网络体系建设。以做到省、市、县既实现数据共享，确保工作联系和沟通顺畅，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尽快完善改革配套政策。财政体制变化、收入分享改变，各项原有制度已不适应新体制要求，必须尽快完善、出台新的配套政策方案，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三是优化支出结构，落实对困难地区的扶持政策，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加基层财政的可支配财力，解决县乡财力不足问题；四是完善市、县、区激励机制，安排一部分资金，把资金与地级市管理省直管县的工作成绩结合起来，安排一部分资金，把奖金与省直管县自力更生、落实各项省级政策结合起来，通过激励制度的设计，鼓励地级市与改革县(市)建立利益联结关系，帮助县（市）级政府发展经济，鼓励县（市）级自力更生、自我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五是逐步实现完全“省直管县”。建立完全的省直管县体制，既包括财政方面的省直管县，也包括社会事务和干部人事方面的省直管县，因为只有把事权划分清楚了，才能调整和规范省与县的收支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从根本上保证省直管县的持续健康有序运行，避免由于财权、事权不统一，而造成的内部运转的不协调。
(二)以改革为契机，做大做强县级财力
一是县财政积极对上衔接，全力争取支持。“省直管县”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县级政府要把握这一利好政策，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项目支持，增加地方财政力。在省直管扁平化管理体制下，省级管理幅度过宽可能产生辐射递减以及在体制改革过渡可能产生衔接不畅等问题，地方政府应超前计划，积极研究省委、政府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把握上级动向，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加强对上衔接，积极推介县域特色资源和产业，努力引入省级资金和优质项目，以此拉动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地方税收增长；二是强化税收征管。加大财税征管工作力度，坚持大税小税一起抓，正常收入和清理欠税一起抓，税收、基金一起抓，实施全方位监管，确保实现的财政收入全部清缴入库；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新体制，将原属省级的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四大行业增值税，重点工程营业税、金融保险税以及其他省属企业营业税下划。地方政府要抓住这一重点，优化投资环境，集中全力引进一批骨干税源企业，同时加快金融业发展，在良性互动中，以获取更多税收。
(三)紧密市区联系，促进市区财源建设
改革后，各市区要重新定位设区市功能，要突出“经济区域”原则，打破市区界限，切实做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共同促进市区财源建设。一是大力培植区级财源，形成多层次、多产业、多所有制、多区域的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点，以保证区级财政正常运转和城乡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同时区经济要主动融入市经济发展圈范围，不搞重复建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二是市要充分发挥龙头作用，以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来带动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通过城乡结合，条块结合，内外结合来组织开展各地经济活动，特别是在交通网络建设方面，要注意城乡统筹兼顾，形成辐射市区以外乡村的交通网架，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打下基础，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三是依托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利用三市合力，引进新型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加快地方财源建设。
参考文献：
[1]2010，《湖南省财政体制改革收入管理和基数核定办法》
[2]傅光明，2007，《湖北的省直管县－－中部地区财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