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1
关键词：公共财政；税制改革
一、公共财政和税收制度之间的关系
新时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思想引导下，政府是公众服务的主导，是代表公民治理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和执行者。政府实现社会建设的方式就是为公众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如：非盈利性的公共基础建设等，以此保证公众的衣食住行的正常运行。在这个过程中支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根本资源就来自公共财政，换句话说公共产品服务功能的实现就是依靠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税收是公共财政的根本性来源。因此税收的制度将关系到公共财政的持续性收入和良性循环，也就是良好的税收制度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税收数量的正比例。当经济发展快税收也就增加，增加的税收可以产出更完善的公共产品，完善的公共产品将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这个循环的关键就是税收的制度的合理性，因此税收制度对公共财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保障。
二、保障公共财政应使税收制度合理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让公共财政成为了政府实现职能的主要手段，而我国的地域性经济差异导致了公共财政在各个地区的实现情况略有不同，体现出来的是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在将公共财政和税收制度关联起来的时候，就应当注意对税收制度的合理化设计。一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加快，地方政府已经可以实现职能性的转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进行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建设，即实现了公共财政的模式，这时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要求税收的制度能够提供地方公共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即建立起完备的税收和财政的联动机制，即地方政府拥有了地方税收权利后，就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的产业特征进行合理的、因地制宜的修订地方性税收制度和政策，通过培养适应本地的税收种类，扩大税收的范围等方法，保证税收能够和经济的发展成比例增长，为公共财政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优化税收制度的结构，服务公共财政
1.整体税制的优化
(1)地方性税收是对政府财政的最主要贡献，因此在税收制度改革的时候需要对地方性进行科学的优化。从实际的操作上来看就是减少、增加、分离的方式。减少，也就是适当减少低能耗产业的税收比例，减少优势产业的税收比例，这样可以保证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可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发展，产业的增值当然也会带动税收。增加，即增加新的税收种类，拓展税收的范围。因为经济的法其经营的形式也随之增多，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地方政府针对性的增加税收种类，在保证原有税源的同时扩充税收来源。
(2)中央性税收当然不能和地方性税收完全一致，中央税制应当更加的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首先，可以大力发展对第三产业的潜力挖掘，从宏观上控制产业发展的合理化，并拓宽营业税收的基础。其次，应当进行税收种类的调整，根据经济的发展增加或者停征某些税收种类，如：对一些非盈利性单位提供的一些有偿服务进行征税等。再有，应当将某些经营模式的混合销售行为进行具体的规范和划分纳税义务，防止利用经营模式来逃避税收责任。最后，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应当进一步完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的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其纳税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中央税制应当进一步规范个税的征收制度、方法、方式，以及联动机制，以此保证个人所得税的合理、合法化。
2.建立弹性税收的机制
税收是重要的公共财政来源，同时也是重要的调节工具，通过税收制度的导向性是可以实现对经济发展进行调节的，因此在制定税制的时候应当建立弹性税收机制，也就是可以根据经济的变化而进行变化的累进制的税收制度。这样的税收制度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可以增加税赋的压力，适当的控制人们的购买力膨胀，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税制也将作出调整，防止需求萎缩而造成经济的整体萧条。而且，从扶持产业的角度看，弹性的税制可以利用税收的手段帮助和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让社会资源实现优化。在目前节能减耗的趋势下，就可以通过对低能耗产业的扶持性税收政策，来实现资源向低能耗产业流动的目标。
3.完善费改税与税制的接轨
实现分税制度后，地方政府强化了其自身的财政管理权力，同时将办事权下放而财政权收紧，这就给基层政府的财政出现了问题，为了弥补财政不足就出现了一些乱收费的现象。这虽然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也给“费改税”提供了动力。这样我们看到，“费改税”不仅仅是应收费形式上的转变，而是税制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关系的理顺。在费改税背后引出的是如何扩大对地片政府公共支出的扶持问题，让地方政府即能办事也能资金自己这才是费改税的目标。因此，费改税应当做到，其一，明确费用的合理性，即将目前的“费”，进行合理的划分，明确可是收的和不能收的，然后再进行费改税的调整。其二，引入市场机制，让某些“费”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实现市场化运行，这也就实现了变相的费改税。其三，扩大监察力度杜绝乱收费，遏制乱收费的同时改革税制才能保证费改税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于中秀：浅谈税收债权债务与公共财政之比较[J]，法制与社会，2009，(03)
[2]薛菁：公共财政下税收理念的转变及其影响[J]，行政论坛，2007，(04)
[3]李炜东：财政・税收与政治体制改革[J]社会科学论坛，2008，(07)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2
[关键词]中义财产税法律体系；非和谐；财政民主主义；财政联邦主义；和谐
一、中国现行财产税法律体系
由于理论上对财产税内涵和外延的争议，中国尚未就财产税法律体系形成共识。目前国内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类：广义的观点认为财产税法包括财产保有税法、财产移转税法和财产收益税法；狭义的观点认为财产税法仅指财产保有税法；中义的观点认为财产税法包括财产保有税法和财产移转税法。
笔者认为，广义观点和狭义观点均混淆了财产与所得的区别，两者均模糊了财产税法与所得税法的分野，易导致整个税法体系的混乱；而中义观点正确认识了财产税课税对象，具有较强的合理性，故本文采取中义观点。据此。我国现行财产税法律体系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饲》、《资源税暂行条例》、《车船税暂行条例》、《契税暂行条例》、《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和《印花税暂行条例》。
二、现行财产税法律体系的解构：非和谐
财产税法作为税法体系的子系统，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关键在于财产税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性以及它与整个税法体系、法律体系和国家经济、政治状况等的外部和谐性。而我国现行财产税法律体系具有明显的非和谐性。主要表现为：
1．财产税法与现实经济状况的非和谐。我国现行财产税法均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的产物，《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甚至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当时我国经济落后，资源亟待开发，国民财富积累少且贫富差距小，财产税法以筹集收入为重心，其税种、计税依据、税率等的设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财富迅速大量积累，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资源破坏性开采严重。这需要我国财产税法在调节财富差距的功能和配置资源的功能上大展身手。可是我国现行财产税法几十年来基本按兵不动，当初重在财政收入的财产税法已严重滞后于现实经济，不能满足调节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2．财产税法与民主法治理念的非和谐。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念下，税收负担应是基于纳税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由代议机关制定通过的税法来确定，以此合理界定国库利益与纳税人财产利益，同时明确确定课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以防范其。这也是税收法律主义的精神内核所在，是税收立法的根本原则。但我国现行财产税法，均由国务院制定，所有财产税负担均由行政机关决定，并不通过代议机关，民众很难有参与、影响财产税法立法活动的机会和渠道。这种做法给行政机关留下过多的可能和空间，使纳税人财产权处于屈从于国库利益的境地。
3．财产税法税权与责任配置的非和谐。我国财产税虽多为地方税，但立法权仍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享有财产税法的制定权、解释权、税基决定权、税目税率调整权以及减免税权等权力。但是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大部分地方公共产品，地方财政收入与其财政支出缺口颇大：1996－2005年的10年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为47.97％；而同期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平均比重为70.53％。该缺口呈上升趋势，2005年的收入比重下降为47.7％，支出却上升为74.1％。①在此压力下，地方政府有意修改财产税法，加大财产税收人，但无相应的立法权。而中央政府为增强其财权，重在中央税税法和共享税税法的重大改革，疏于对财产税法的实质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地方政府另辟蹊径筹集收入，导致预算外收入激增，冲击正常的财政秩序，对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4．财产税法与其他法律的不和谐。从理论上说，税、费和租三者泾渭分明，但是一些现行法律界定不清，导致财产税、收费和租金的混乱。例如：《资源税暂行条例》旨在调节级差收益。但根据《宪法》第九条和《物权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矿藏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应以租金而非税收的方式调节级差地租。而与资源开采有关的诸多收费，实际上是对资源浪费和污染行为强制无偿征收的环境税。再如：《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闲置费”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土地闲置费”，实质上是对闲置土地行为征收的一种惩罚性税收，同于《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十一条中规定的“对单位或个人获准征用或者占用耕地超过两年不使用的，按规定税额加征两倍以下耕地占用税”。税、费和租的混乱，强化了部门和地方利益，扰乱了财政秩序，削弱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调控力度，严重弱化了财产税法的收人职能和资源配置功能。
5．财产税法与流转税法、所得税法的不和谐。除了财产税法与流转税法、所得税法的重叠交叉乃至重复征税等不和谐现象(例如对出租房产收入重复课征房产税和所得税)外，更重要的是与流转税法和所得税法相比，财产税法在我国整个税法体系中的地位低下，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发达国家，财产税是地方财政充足、稳定的收入来源。兼之财产税法具有为其他税法所不可替代的资源配置功能和调节财富差距功能，能够有效弥补流转税法和所得税法的不足，提升了整个税法体系的效率性和公平性，故各发达国家均十分重视财产税法。财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日本为31％，美国为71.8％，加拿大为91.3％，英国为99.5％，澳大利亚为100％。但在我国，财产税收入仅占地方税收收入的9.7％，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故地方政府并不重视。在国家财政统计年鉴和税收统计年鉴中，财产税往往归人其他税收，连独立的地位都没有。立法者和执法者对财产税法的轻视，导致现行财产税法地位的低下，实际功能的薄弱，强化了我国对流转税法和所得税法的依赖，削弱了税法体系的合理性。
6．财产税法体系内部各单行法之间的非和谐。其一，课税范围不科学。例如：《房产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不含农村，有失公平。其二，计税依据不科学。例如：自用房产以房产原值(历史价格)为计税依据，出租房产以租金(市场价格)为计税依据。同是房产却适用不同的计税依据，有失公允。而且以房产原值计税，税负与纳税能力脱节；以租金计税，难于征管，易于逃税。两者均不科学。其三，税率不科学。例如：契税税率为3％～5％，明显偏高。而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为0.2－10元；耕地占用税税额每平方米为1－15元，税率过低。其四，重复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对土地使用权重复课税。而契税和印花税等也存在一定的重复课税。其五，税收优惠不科学。现行优惠措施未能体现财产税的调节功能和配置功能。其六。税法缺失。例如：遗产税法和赠与税法一直缺位，导致大量财产在无偿取得时无需纳税，财产分配差距得以代际沿承，失之公平。
三、财产税法律体系的重塑：和谐
1．重塑方式。重塑我国财产税法律体系不应再沿袭政府主导型道路，而应转为财政民主主义下的人民民主型道路。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明确规定的人民原则体现在财政领域即财政民主主义，它保留了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含税收义务的确定)的决定权，要求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代议机关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即属违法。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对于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应该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这是人民在财政领域的落实，是人民政治上参政议政权的基础，并且作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利益制衡机制为实现财政活动的公共性提供重要的程序保障，为民众、代议机关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和谐提供制度基础。因此，政府不应是重塑财产税法律体系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人民，人民通过代议机关来决定其财产税义务，重塑我国财产税法律体系。
那么具体承担此项任务的代议机关应是全国人大还是地方人大?笔者认为，在财声税法的重塑过程中，应从中央集权型转为财政联邦主义(nscalfederalism)型。蒂布特模型、奥茨“分权定理”等从理论上论证了财政分权的必要性和效率性。而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其有效性。在财政联邦主义原则下，财产税因其税基的稳定性、收人的充足稳定和可预测性、地方征管成本的低廉性以及最符合受益原则等特性而被广泛、普遍地归于地方税，地方享有一定或完全的税基决定权和完全的税率确定权、税收征管权和收入归属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不具有独立的宪法所保障的财政权，但是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方式实现财政联邦主义。因此，在全国统一开征、税源较为普遍、税基不易移转且对宏观经济影响不大但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的财产税(如房地产税、资源税和遗产赠与税)，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立法；对于全国不统一开征、税源零星分散、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财产税，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省级人大立法。这不仅可以保障财产税法律体系的和谐，还能为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提供有利契机。
2．重塑路径。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现有的征管水平，财产税法律体系改革应本着总体设计、统筹安排、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根据改革条件的成熟情况逐步推行，渐进式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产税法律体系的改革就是简单、随意地“单兵作战”式的修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省级人大应按照受益征税原则和生存财产不课税原则，突出财产税的调节功能和配置功能，强化其地方收入功能，彼此协调，选择好主体税种和配套税种，构建和谐的财产税法律体系。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3
为了更好规范税法学的内容体系，笔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与同行探讨。
1、关于税法学与税收学的区分问题
目前作为法学教育的税法学与作为财经类的税收学体系过于接近。固然，二者的联系以及内容有一定的相互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毕竟这两门课程分别属于不同的两个学科门类，应该有各自的逻辑体系。
首先，税法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法学而不应该是经济学。应从税收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来构筑税法学的理论基础，以此与税收学相区别。税收学的基础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对税制进行经济学分析，探索税制各要素与经济变动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达到税收的最佳调控目标。税法则是从宪法权利（权力）出发确定权利、义务，并使这些权利、义务得以实现作为研究的目标。
其次，税法的原则也不应该借用税收学的原则。亚当斯密、瓦格纳以及当代经济学家提出的税收理论和原则为税收法律制定和实施奠定了理论条件。税法的原则不应停留在这一层面和角度上，而应结合税收的立法和执行特殊性，总结概括税收立法、执行过程中带有共同性的准则。这些准则即要借鉴税收理论和原则，又要具有鲜明的法学特征，还不能照搬法学共有的原则，反映税法的特殊规律。如税收法定原则、无差别待遇原则（平等原则）、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服务原则等等，都是税法学值得高度重视的原则性问题，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税法固有的规律性东西会被发现，并逐步取得共识。
再次，税法学所阐述的内容具有规范性的特征，而税收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税法学作为法学学科与刑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学科一样，其内容体系应主要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学理阐释，不排除必要的理论探讨，但所阐明的规范必须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能用理论探讨代替现行的法律规定。而税收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主要应研究税收理论基本规律、范畴概念、历史、各派学说等，属于理论、制度和政策方面，对税法有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2、关于税法与财政法的衔接问题
税法与财政法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税法学引入一部分财政法的内容是必要的。但是，二者也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财政法是调整国家在财政管理活动中与财政管理相对人所形成的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包括财政政策、财政原则、财政活动方式和程序以内的基本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内容有：预算、税收管理、国家采购管理、财务会计管理、国债发行与管理、转移支付、财政监督和法律责任等部门法律法规。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财政法律体系中不可避免会涉及税法的内容，国务委员财政机关也属于国家税务主管机关，国务院的税收法规大部分都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签发。但是，省以下各级财政机关则不是税务主管机关。税务主管机关和税款征收机关也不是一回事，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所以税法与财政法有必要分离，税务机关的执法权限不应纳入财政法体系之中，财政部门的执法权限不宜扩大到税收领域，以防止地方政府过多过滥的地方政策。
与税法联系较密切的财政法内容主要有宏观财政政策、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款缴库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内容，这些应包含在税法学内容体系之中。与税法虽有关系，但在体系上没有直接联系的内容，不宜引入税法学。
关于财务会计管理，财政部门与税务机关职能有交叉。根据<<会计法>>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内的会计工作。”这一规定明确了财政部门是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但是，在税务、审计、金融等部门的管理职责中也也涉及会计工作，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税务机关有账薄凭证管理权。这是税收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管理，才能正确确定税基和计税依据。因此，税务机关对账薄、发票和其他会计凭证的管理是必须的。另外，由于我国施行税法与会计法适当分离的原则，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需要对会计项目进行调整，对二十余项指标的调整形成了独立于会计法的税务会计。这些内容应包含在税法学当中，而财政法涉及会计工作的内容主要应是会计制度的制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工作的监管、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等。目前税务会计内容大多数税法学教材尚未列入。
3、税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
经济法学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内容体系都比较混乱，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税收法律制度被收入宏观调控法部分，但是在内容上却没有以税收的调控职能作为重点，而是介绍税收和税法的概念以及税法的基本制度为重点。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经济法学的宏观调控内容中应该涉及，但是应把握好角度，应围绕税收和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手段）加以阐述，而不应该在这很小的篇幅内全面介绍税法，主要应讲清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是如何发挥其调控职能的。
根据我们十余年税法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看，税法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是学生反映最难学的学科，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如会计学、经济学等，而目前法学专业学生这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需要老师在课堂上根据税法学需要引入相关知识并进行解释，学生才能理解。如果按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的税法在经济法学二十四章中的一章来讲，学生可能连起码的概念也建立不起来。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4
本文选择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权力的变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院辖市,建立独立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必然牵涉川渝税权的重新分配问题;第二、在国民政府的分税制度下,营业税在地方财政中的地位至为重要,中央政府在财政困窘时也希望掌控其支配权,这里涉及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第三、营业税纳税人为工商业者,他们通过同业公会、商会等商人团体,在税收事务中具有一定话语权,这里又涉及政府与商界的税收关系。因此,以重庆营业税为中心来考察地方税收权力的变动,既有代表性,又有独特性,是厘清不同利益主体与地方税收权力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分与留:川渝税权分离的纠结
营业税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为客体,对营业者所课征的一种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中央政治权力逐渐得到加强和巩固。为统一和集中财权,国民政府实行分税制度,于1928年重新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其中有两项明显变化:一是将田赋划归地方;二是将厘金及类似厘金之一切通过税收划归国家。其后,为抵补地方裁厘损失,又由地方政府开征营业税。虽然中央与地方税收权力分配极其不均,但是田赋和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的地位得以确定。至1936年,各省市营业税总计已达6094万元,约占各省市地方总收入的14%。除田赋以外,营业税已跃居地方税收收入的第二位,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②。由于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和战乱之中,直至1935年川政统一以后,四川省政府才开始秉承中央政令筹备开征营业税事宜,1936年1月在重庆设立四川省营业税总局。当时重庆作为四川省辖下的一个市,尚未有独立的税收制度。重庆营业税只是四川营业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收入全部归省库支配。抗战爆发以后,国府西迁重庆,重庆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不过,由于市政府组织机构规模较小,财政收入完全上交省库,这根本无法适应战时首都的要求,“一切之建设,莫不与日俱增,人口增多,市区事业日繁,旧有重庆普通市政府之组织,自难胜任”③。国民政府于1939年5月改重庆市直隶于行政院。重庆成为院辖市以后,亟需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财政税收制度。根据1935年7月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营业税为省税及直隶于行政院之市税”④。行政地位的提升为重庆营业税“市有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重庆市政府一再呈请行政院明令将营业税划归市有。重庆市政府之所以迫切将营业税收归市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1936年开征营业税以后,四川营业税成效显着,成为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大宗。1939年在地方税正常税收收入中,营业税以28.6%的比重居第二位,仅次于占45.7%的田赋⑤。同时,四川营业税超过浙江、山东、江苏等省,在全国营业税总量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四川营业税能够取得如此成绩,重庆功不可没。作为四川的工商业经济中心,重庆营业税税源相当丰富,其收入在四川财政中占有较大份额。1939年度四川财政收入预算为6229万余元,营业税实际收入为1333万余元;重庆(总局及所辖稽征所)营业税收入为464万余元。重庆营业税占四川营业税收入34.8%,占四川财政收入预算7.45%⑥。重庆营业税对重庆和四川财政都如此重要,这就决定了重庆市政府获取营业税权力并非易事。尽管行政院核准自1940年1月起将重庆营业税划归市政府,但具体交接事宜仍需川渝双方共同商定。为尽快接收营业税,重庆市政府派财政局局长刁培然和市府秘书长吴泽湘赴成都与四川省政府当局商洽交接办法。四川省政府则以“预算有向”为由,“不允拨划”,致使川渝交涉陷入困境⑦。国民政府财政部召集双方再度协商,最终达成《重庆营业税划交及补助办法议定书》。根据交接办法,1940和1941年度重庆市政府在营业税内提用420万元,超出部分仍归省库所有,而省库损失则由中央如数拨补①。实际上此次营业税权力分离并不彻底,在分给重庆税权的同时,四川也保留了部分税权。重庆市政府将营业税收归市有的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以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1940年度重庆财政收入预算原定为800万元(后增加200万元)。从前两个月的运行情况来看,收支相较不敷约60万元。在重庆市政府看来,“本市营业税一日未能接收,即财政基础一日不得奠定。”②但是重庆市政府最终所得仅为420万元提用金额。尽管如此,这笔收入仍对重庆财政收入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1940年度重庆财政实际收入为899万元,营业税约占46.7%;1941年度重庆财政实际收入为2588万元,营业税约占16.2%(见表1)。1941年度重庆营业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营业税提用金额保持不变,无法满足市政府日益增加的财政需求。这也引起重庆方面的不满:“营业税收归市有也者,省库毫无损失,而市库争吵年余所获也仅四百二十万元之中央补助款,名之曰提用金额而已,实际损失者仍国库也。市府所获不过名义而已,省府毫无损失,大失营业税划归市有之初义。”③财政部在协调川渝营业税权力分配时已尽量兼顾双方的利益,一方面四川的损失由中央予以拨补;另一方面重庆也获得一定的收入,但这仍不能满足双方的财政需求。川渝均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增加营业税收入,“国难费”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财政困难为由提出营业税增收百分之一“国难费”,即将营业税税率由百分之二提高至百分之三。这项提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得以通过④。重庆市政府也希望借此机会提高营业税税率,却遭到商界强烈反对。重庆市商会在致参议会的函中指出:四川省政府加征国难费一案,是经四川省参议会审议通过而后施行的,未能代表重庆市民众的意向;重庆市是特别市,未便接受此种命令⑤。尽管商界奔走呼号,最终市政府仍坚持增收“国难费”。由此可见,以增加商民税负为代价的“国难费”是川渝双方对营业税权力分配不满的一个有力回应,这反而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5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6
关键词：税收宪政；制度；契约；税权；财政民主
一、税收与宪政的联动
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从静态意义上，宪政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其基本要素是民主、法治、****。从动态意义上，宪政是一种运行过程，通过对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来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从根本上说，宪政的目标不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约，而是通过对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实现维护和发展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与最终目标。
从税收与国家的内在联系看，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税收对现代国家起到支撑性的作用。在封建时代，国家社会职能并不发达，当时财政支出范围相对狭窄，且国家拥有相当一部分官产作为其财政收入的来源，税收的意义并不凸显。而在现代国家，国家是无产者，其履行公共职能所需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于是国家就成为租税国家。在租税国家，国家经由税收权力的行使，将公民的部分财产权转换成公法上的财政收入，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经济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通过税收，国家才得以正常运转。其次，税收是现代国家履行公共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干预调控很大程度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的，而税收则是最为常用而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可以对产业结构、消费取向等进行有效的引导。再次，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有效手段。国家通过税收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税收政策来实现社会公平，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主体。税收与国家的内在联系决定了税收与宪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它必然成为作为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宪法所规范的重要领域，这也使得宪法成为了国家税权合法性直接来源。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7
（一）地方税收体系的内涵
早在2000年，时任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的解学智司长，在其《公共收入》[1]一书中明确指出，地方税收体系是在财政管理理论的指导下，由层次分明多样的地方税种、税权明晰、税制合理以及征管独立等方面构成的有机体系。主要研究地方税收的立法权、政策解释权、征管权以及税制结构的设计权等内容，所以税权划分是地方税收体系的核心内容。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出现我国地方税收体系在税收规模、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以及税权的法制化划分是地方税收体系完善的根本前提和保障。各国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已成为世界性趋势。
（二）财政联邦制的内涵
财政联邦制又称作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其核心内容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关系问题，作为优化财政关系的一种规范性制度。实际上，财政联邦制与联邦制政体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而是借用在政治学当中联邦制政体的分权含义，而纳入到经济学当中的与财政分权相关的概念。这种财政领域的分权化趋势其实主要得益于欧洲联盟的建立以及对中央政府合法地位的质疑。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Y.Qian[2]，将财政联邦制的基本特征提炼为以及下几点：第一，政府内部存在层级体系；第二，政府间存在权力划分，各级政府在权力范围内充分享有独立的自；第三，地方自制度化，对中央政府形成权力制约并且使政府承诺具有可信的持续性；第四，地方政府按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确定职责和支出范围，保持商品、要素跨区自由流动的全国的统一市场；第五，各级政府预算硬化。
（三）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理论依据
地方税收体系的研究必须置于财政联邦制的理论框架之下，单独存在的地方税收体系不具有任何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财政联邦制下构建地方税收体系是必要的，这种必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符合帕累托最优效率。这不仅是因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居民的显性和隐性偏好，从而能够提供更加有效率的公共产品，而且还因为政府相应的公共产品范围的缩小而减少讨价还价与搭便车行为。其次，地方税收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财力保障。尽管地方在财力的获取上拥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是从国际趋势上，还是从筹资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上，税收的本质特性必然决定了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值得指出的是，不同辖区居民的不同的偏好和受益范围决定了不同辖区的不同公共产品需要，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价格（即缴纳不同的税收）。因而，地方政府拥有本辖区内的地方税权是保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
二、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国际比较分析
（一）国外地方税权划分的比较分析
1．美国
作为联邦制政体的美国，联邦、州、地方三级议会各自可以在联邦宪法范围之下确定相对独立完善的税收体系，包括立法的通过、开停征权以及税率调整和税收减免权。政府以立法形式明确界定各级部门的事权、财权以及转移支付制度，以此作为税权划分的前提保障。各级政府税权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要受到上级法律的监督与约束，但这种相对是在地方政府本机税收充足的前提下运转的。
2．日本
对于单一制政体的日本，其按三级政府层级划分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税权。其特色是全国税收的立法权和征收权集中在国会，而管理和使用权则较为分散，地方有权对地方税开征或停征以及调节税率，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较弱。地方有权审批为特殊需要而开征的法外地方税，中央的“课税否决制”能够约束地方开停征法外地方税种的权力。
3．法国
在税收立法上，法国现行宪法规定“各种税收的范围、税率和征收方式一律由法律作出规定”[3]，税收要素以及税收分配都由政府在统一的税法中明确界定。税收的立法权以及中央税的征收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只对法定的地方税拥有征收权、税率调整权、税收减免权以及一定范围内对零星税种的开停征权。
4．德国与加拿大
德国基本法通过明确界定联邦、州以及地方三级政府的事权来作为税权划分基础的，这种划分是将税收的立法权集中、对收益和征收权分化。而加拿大是通过联邦宪法、法律以及两级政府间的税收协定来对税权进行划分的。地方税收制度可在联邦宪法的范围之下由地方批准生效。
（二）国外地方税种设置与归属的比较分析
1．美国
美国政府根据三级政权分设三级税制体系，分别拥有所得税、流转税和财产税三大主体税种。联邦政府主要征收财富流量和存量部分以及一部分流转税（消费税、遗产税、关税、赠与税），其中的所得税与社保税占到其财政收入的九成之多。而对于涉及到州政府和市镇政府的地方税收（图1），州政府采取以销售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前者占总收入的43%，后者为28%。地方政府主要针对财富的存量部分征税，财产税占收入的七成以上。
2．日本
日本依照行政体制将税收分为国地税。现行税制中设计了57个税种，各级政府采用的是双主体结构。三级政府分别采用的是以所得税、以居民税与事业税以及以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日本的地方税收中，所得税占据52.7%，财产税占31.6%。[4]中央由于收入较多，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以缓解收入压力。
3．法国
法国实行的是抛弃了税种共享和税源共享的彻底分税，只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分设为国地税两大体系，前者涵盖了税源较大的税种，但同时也采用了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4．德国与加拿大
德国将小税种作为三级政府各自的专享税，将占据七成收入的较大税种定为共享税，同时采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调节。从图2中可以看到，德国的州政府税收主要来自所得税，二者比重超过州政府税收的一半以上。加拿大的三级税制也是分别以所得税、销售税和财产税为主体而设置的，加拿大的第三级政府税收中，财产税收入高达94.9%（图3）。
（三）国外地方征管体系的比较分析
美国设有分别隶属于本级政府的三级税收征管机构负责本级税收，机构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日本在税收征管上也实行三级税务机构负责本级税收，并分属于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法国在税务机构的设置上采用一套税务机构统一征收，之后再返还地方，德国的税收征管是由各州的财政总局负责，其内部分设联邦和州管理局，分别征收各自的业务。在加拿大，税务管理也是分设三级相互独立的税务机构，其中的联邦税务系统本身又被划分为三级管理。
三、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国外地方税权划分的经验借鉴
1．税收立法权是一切税收权力的合法性源泉。由于宪法是一切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税收的合法性从而必须先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合法的承认，进而能够保证税权划分的稳定性、权威性和透明性。2．地方所拥有的税权不是无限的，而是一定的。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发现，完全独立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是不存在的。各国或是选择法外地方税立法权，或是选择中央的最高否决权，地方税权在法律上也是受到最高司法权对其征税权力的有效与否进行制衡的。3．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维持税权划分的有力保障。税权划分并非恒久不变，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税权划分在实现法制化的同时，更应注重与弹性化相结合。4．政府职能决定政府的事权范围，进而决定着政府间的税权划分。只有合理划分税权才能保证地方性公共产品（支出责任）有效供给的可能性。5．税权的划分要注重调动地方政府发挥征税的积极性。一定程度的立法权限和征税权限能激发地方政府的经济动力。6．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收入，通过恰当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对地方税权的补充和制衡。各国实际上都采取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调整制度，以便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政策意图。
（二）国外地方税种设置的经验借鉴
无论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的范围是多大，法律都赋予了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政支出的财力保障。税种和收入的划分必须与政府所承担的事权职责为依据。地方税收入通常也占到全国税收总额的二至四成，占本级财政收入的六至七成，在有效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还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再分配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相当困难，从法律上赋予地方稳定的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相对独立的地方税体系并辅之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保证地方必要的、稳定的税收收入和公共产品供给是当前税权划分改革的重中之重。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8
（一）分税制的立法界定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学中的通说认为，它是“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事业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制度”.[1]除通说之外，还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财政体制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制度；[2]财政体制是划分各级政府财力和财权的法规；财政体制既是财政管理制度又是财政分配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学者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财政体制的。实际上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法的涵义是不同的。国家立法时须首先界定财政体制的概念，否则会引起歧义。换言之，立法界定财政体制时，可参照但不宜直接引用上述某一种关于财政体制的定义，应综合考虑一些特殊因素，具体包括：（1）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十分广泛并且直接延伸到经济组织内部，政府财政管理权的范围较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组织内部，财政体制不直接决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个人间的分配关系。（2）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3）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还应与财税法的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因此，财政体制可界定为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相应地，财政体制法就是调整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财政体制法就是财政分权法，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基本法地位。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依财政体制法划定的财政权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故称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关于分税制问题，在我国除少数学者主张它仅为一种税收体制外，[3]通常将其定义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相应划分财权和财力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4]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分税制的实质问题，但并未涵盖分税制的全部内容。概言之，分税制是依法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从各国分税制立法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分税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分税制立法模式的选择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国分税制立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分权措施及分权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分税制立法可以分为相对分权与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后者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较彻底，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和财政收支范围非常明确，互不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大。那么，从实际出发，我国应选择何种分税制立法模式呢？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我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应为相对分权式。
1.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法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准则，是具体的财政体制在法律上的反映。财政体制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又构成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集权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甚至不实行分权，这种立法模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扬弃。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多种利益格局并存要求实行分税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必然促使中央适当集中财政权以形成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财力，同时，分配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决定我国财政权以中央统一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即与宏观调控相对应的财政权必须统一在中央，适应市场调节的财政权由地方行使。在税收体制中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就是政治上相对分权原则的体现。
3.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在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务院曾制定了一批税收方面的暂行条例，这并不表明国务院是立法机关，更不表明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
条例构成一级独立的中央立法，因为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的授权性立法。同理，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授权性立法亦不构成一级独立的地方性立法。由于财政体制法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显然，财政体制法的表现形式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三）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5]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6]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具体包括：（1）税收收入的划分。划分税收收入应以征收芾硇矢叩途龆乘肮槟囊患恫普保远跃梅⒄勾俳笮「龆乘肮槟囊患恫普n夜壳敖す胰ㄒ妫凳┖旯鄣骺厮匦璧乃爸只醒胨埃梅⒄怪苯酉喙氐乃爸秩范ㄎ醒牒偷胤焦蚕硭埃氲胤嚼婀叵得芮小⑺霸捶稚ⅰ⑿枰⒒拥胤阶橹杖牖裕阌诘胤秸鞴艿乃爸肿魑胤剿啊＃？）国有企业利润的划分。目前，中央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地方财政。（3）其他专项财政收入的划分。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7]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或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四）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虽确立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分税制立法尚不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并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在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时，忽视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原有地区间财政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规范；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故在走向21世纪之际，应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法统帅下的税收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国债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的财政法体系。
制定税收基本法可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对此，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依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第7条规定，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里所称地方性法规理应包括税收地方性法规。赋予并允许地方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将地方诸多“费用”一并纳入税收管理的法制轨道。目前地方政府征收许多名目的“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税。众所周知，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地方税制更加薄弱，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税收基本法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具体化。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还应建立税收地方性法规备案备查制度。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应坚持“各管各税”的原则，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现行的铁路、航运司法保障体系建立。
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划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仍不明确，也不科学。政府经济方面的事权过大，社会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造成有利的则争，无利的则推。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政府应逐步放弃直接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且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无关的经济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集中力量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无力承担或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其次，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各司其职。再次，可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管事项，并可以由中央政府有偿委托地方政府单独办理。此外，对国有企业利润、公债收入、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也应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进一步明确其财政收入级次。
制定国债法。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不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上，而且过于简单。国债法应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的种类、发行的规模、国债的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实现调整国债结构、控制国债规模、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使用效益等目标，使国债市场化、国债管理法律化。
制定转移支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均衡以及各地区间公共财力分配的大致平衡，但目前转移支付除规模不大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不规范，不能完全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立法应该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规定采用因素法、税收能力指数法等公式化的办法测算。特殊性转移支付应依专项财政拨款法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使用监督办法进行划拨，减少任意性。
此外，还应制定与预算法配套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
综上所述，分税制立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经济上的分权关系，充分发挥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职能优势，既确保中央权威，又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呼唤着尽快构建科学、规范的分税制立法体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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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9
内容摘要：本文从寻求导致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弱的原因出发，通过对我国现行地方税体系进行分析后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中央与地方某些共享税种的分享比例变动频繁；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划分规则不规范及主体税种结构趋同；地方税体系税种结构不合理。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改革措施：科学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优化地方税主体税种；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前提下，合理划分财力，特别是省以下各级政府间财力划分。
关键词：地方税体系分税制主体税种
当前我国地方税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分享比例变动频繁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作了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有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属于地方税的有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房地产、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
但在之后的实施过程中，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国家对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又先后作了一些调整，主要变化有：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从2002年1月1日起，以2001年为基期年，收入的增量部分（以2001年为基数）50%归中央，50%归地方，2003年又改为增量部分中央得60%，地方得40%。对地方金融保险企业征收的营业税在1997年税率由5%上调到8%后，上调的3个百分点的收入归中央。证券交易印花税，在1997年作了调整，将中央与地方各得50%改为中央得80%，地方得20%；同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千分之三调到千分之五，其中调高税率所增加的收入全部归中央，这样分享比例实际为中央88%，地方12%；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享比例分三年最终调整为中央分享97%，地方分享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2002年中央97%，地方3%。从2004年起，将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分担，以2003年的出口退税数作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地方分担25%，中央分担75%；2005年又改为中央分担92.5%，地方分担7.5%。
目前，增值税（不含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均成为共享税，且中央分享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营业税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划为地方税，但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的收入归中央，实际上营业税也成为共享税。这样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收入较多或有较大增长潜力的税种都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分税制共享规则频繁的变动的结果便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的划分已完全依据收入而非依据税收特点，这种做法不符合科学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导致的结果便是在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使得地方税体系结构极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二）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划分规则不规范
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划分规则不规范，使得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缺乏保障。1994年分税制改革只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和财权做了划分，而对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则没有做明确的规定，省以下政府税收划分没有稳定的划分依据，形式多样、差别较大。
（三）省以下各级政府主体税种结构趋同
省以下各级政府主体税种结构趋同，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税种来源并过分依赖于流转税，收入稳定性差。本文分别以县为例，分析省以下政府的税收收入结构（见表1）。
表1说明了我国县级税收收入中各个税种的相对地位、组成结构以及组成结构的变动情况。县级税收收入结构中依所占比重高低排序，依次是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农业类税收和资源税。
县级税收收入中的第一大类税种―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呈直线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57.1%上升至2006的62.4%；第二大类税种为所得税，1999-2001年，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23.3%增至2001年的36.2%，但由于受2002年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影响，当年这个比重猛降至18.1%，2003年最低，只有14.4%，随后的三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上升，但到2006年这个比重也只有16.1%；第三大类税种是财产类税收，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均呈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8.8%上升至2006年的15.2%，行为类税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筵席税、屠宰税停征或免征呈下降趋势，从1999年的6.1%降至2006年的4.2%；农业类税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9年的3.5%降至2006年的0.4%；资源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变化不大，1999-2006年在1%左右徘徊。
通过分析发现，地方税收收入结构呈现以下特点：目前构成省、地市、县及乡镇四级财政的主体税种完全一致。县乡税收收入对流转税依赖性较强，尤其是营业税，县乡税收收入中的近三分之一来自于营业税，营业税成为这两级财政的第一大税收来源。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前，所得税收入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在30%左右，所得税收入占乡镇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在20%左右，但2002年之后，所得税收入在两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均降至10%左右；在县及乡镇两级税收收入中，财产税、资源税和行为税在收入中的比重均较低，所占均没有超过10%。
总体来看，基层政府与较高级政府的主体税种结构完全一致且税收收入中流转税的比重过大，且适合地方征收的财产税以及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所占比例仍然太小，会造成基层政府收入不稳定。
（四）现行地方税体系中税种结构不合理
现行地方税体系中税种结构不合理，再加上近年来税种的变化使得地方税收收入规模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在地方税体系中，除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其他税种规模都不大，收入来源分散，在税收体系中属于小税种，如2006年省（包括省级）以下地方税收收入中，营业税占税收总收入的33.7%，企业所得税占14.8%，个人所得税占6.7%，城市维护建设税占比6.36%，房产税占比3.49%、印花税占比1.37%、土地使用税占比1.2%。
另外，1994年以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农牧业类税收、筵席税；车辆购置附加费改为车辆购置税，并作为中央税；取消屠宰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改为车船税；遗产税尚未开征。上述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地方税收收入规模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
现行地方税体系改革措施
（一）科学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按照科学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建立稳定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分税制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确立的一种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税分配关系的一种较为规范的分配方式，科学的分税制模式应该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种，使其都拥有主体税种和较为充足的税源，分配关系一旦确定，应避免频繁变动，以保证各级政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完成相应事权范围内公共产品的提供。
（二）优化地方税主体税种
优化地方税主体税种，保证地方财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要有利于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方税主体税种均为财产税，其次为所得税，再辅助以其他地方税种，构成相对独立的地方税体系。因为财产税具有以下优点而适合于地方政府征收：其一，税基固定，不易流动，地方政府征收不会使税源流失；其二，财产税的税基较广，税收收入稳定。从我国目前的地方税制来看，营业税是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而财产税体系很不完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及契税等不动产税方面的收入十分有限，但从长远来看，应整合现有财产类税收，适时开征新的财产类税收。比如改革现有的房地产税制，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第546号令，自2009年1月1日起废止了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统一缴纳房产税。所以目前的房地产税制包括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未来改革完善的方向是将上述二个税种合并，建立统一的房地产税或物业税。
（三）合理划分财权
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前提下，合理划分财权，特别是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收入划分，以保证基层政府的收入来源。目前，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特别是免征农业税后，乡一级财政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正常运转，加大了基层财政对上级财政的依赖程度。特别是有的乡镇采取“乡财乡用县管”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解决我国目前乡镇财政困境只能是暂时的选择，乡一级政府作为我国五级政权机构的最低一级负担着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任，在现有状况下，如果所有开支都靠转移支付来解决，就会失去财政独立性，再者，这种做法也与分税制建立的初衷相悖，等于是向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回归。
从长远来看，我国分税制应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通过开征新的税种，如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来开辟财源，另外，应赋予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种的部分税收立法权和征税权从而保证使省以下地方政府有稳定的、可持续的、并与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相适应的税收收入来源。
参考文献：
1.朱钢，贾康.中国农村财政理论与实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财政与税收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
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实际上，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
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有权享有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在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法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各省都设有省级税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又称对等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6日，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了《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表明我国在依法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道路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尽管在是否可以用“债务关系说”解释包括税收实体行为和税收程序行为在内的所有税收行为的问题上尚存争议，但其对于重新审视税收行为、革命性地定性税收法律关系、还原法治国度里对纳税人的应有礼遇、保障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制约和控制征税主体的权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双方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征税主体行为方式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最终有利于税收领域法治的实现。相对于“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彰显了纳税人的权利，与前述公共财政框架下对纳税人主体地位的弘扬遥相呼应。
综上，无论是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对纳税人主体及其权利地位的本质要求，还是作为体制下法治政府重要特征之一的服务型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都突出强调了纳税人的权利特性，因此，再将纳税人仅仅定义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建议将其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税收权利、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字上的更改，但它的背后却折射出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强制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力量，进而成为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依法征税、依法用税，建设法治政府的潜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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