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1
摘要:国有资产信托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信托当事人的认定和信托财产权属的认定问题,国有资产信托中的委托人只能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有资产信托管理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扩大国有资产管理的方式,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国有资产信托管理具有可行性,可以根据我国信托法的基本规定进行。作为信托受益人的国有财产的代表人,不得放弃信托受益权;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不应当因信托而发生改变,信托财产的权利性质是非典型的财产所有权,可以理解为是形式所有权,或者是名义所有权。
关键词:国有资产;信托当事人;信托财产
国有资产信托管理作为国有资产管理的一种方式,在我国仍然处于探索当中,实践中涉及的有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国有资产信托管理是国有资产管理的一种方式,在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充分肯定国有资产信托管理的积极作用,处理好有关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准确认定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问题,可以促进国有资产信托管理活动的健康发展。
一、国有资产信托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国有资产信托经营的独特方式,形成了国有资产信托管理的特殊意义,具有其他国有资产经营方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第一,国有资产信托管理,可以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对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一直探索走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道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但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到使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真正相分离,却是人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实行国有资产信托管理,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作为委托人,将国有资产交给受托人管理,受托人则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依据信托合同从事国有资产的管理活动,这样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相分离。
第二,国有资产信托管理,可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资产的信托管理,受托人依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资格,受托人可以依据信托合同独立从事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活动,防止了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不当干预,这就调动了受托人的积极性,这样受托人就可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充分运用国有资产,发挥国有资产的经济效力,这就可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影响力。
国有资产信托的法律依据及其可行性。我国现在虽然没有制定有关国有资产信托管理的具体制度,但可以适用于国有资产信托管理的基本法律《信托法》却已经存在,可以作为当前从事国有资产信托管理的基本依据。制定于2001年的我国《信托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托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这条规定,是我们理解和处理国有资产信托的基本法律依据。根据这一规定,国有资产信托管理就是指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依据信托合同将国有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为受托人的利益而以受托人的名义进行管理或者处分该国有资产的行为。由此可见,国有资产的信托管理作为国有资产的一种管理方式,不同于国有资产的租赁经营、承包经营等常见的经营方式,更不同于同样具有委托含义的委托经营方式。
二、国有资产信托中的当事人认定问题
国有资产信托中的当事人主要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由于国有资产信托管理中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很多主体与部门,在如何认定国有资产信托管理的委托人与受益人的问题上,存在着混乱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具体情况认真区别对待。
国有资产信托中的委托人的认定问题。信托财产的委托人,一般情况下应当是财产的所有人。我国《信托法》第19条对信托中的委托人作了原则规定:“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由于国有资产信托的特殊性,这一原则规定应用到国有资产信托中时,还需要认真对待。对于如何认定国有资产委托人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存在着一定的混乱。人们习惯地认为,国有财产的所有人是国家或者全体人民。但在法律上,这样的认识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在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从法律角度上看,具有操作意义的是政府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但是,政府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并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各级政府作为国有资产信托的委托人,在实际操作中不具有实际意义。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可以作为国有资产信托的委托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在国有资产信托的委托人认定上,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持股公司是否可以作为国有资产信托的委托人。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公司,是国有资产的实际持有人,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人,也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不能作为国有资产信托的委托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国有企业与国有投资公司可以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授权行使部分国有资产委托人的职权。
国有资产信托中的受益人的认定问题。在信托当事人中,存在着信托受益人。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受益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委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受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但不得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在一般的信托中,受益人可以是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但是,在国有资产信托中,受益人具有特殊性。其一,国有资产信托中受益人的范围问题。在一般的信托中,受益人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受益人可以包括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其他人,也可以不包括委托人。在国有资产信托中,受益人一定要包括委托人,即国有资产的代表人一定要是受益人或者受益人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国家利益,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及不被侵犯。其二,国有资产信托中受益人的权益问题。在一般的信托中,受益人的权益包括:信托利益分配权、信托财产管理的监督权、对不当信托事务的撤消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解任受托人请求权。此外,一般受益人还有权放弃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信托受益权。在国有财产的信托中,其特殊性在于,作为信托受益人的国有财产的代表人,不得放弃信托受益权,必须认真行使和履行国有资产受益的权利与职责。
在认定国有资产信托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同时,也要注意处理好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强调的是,在国有资产信托管理活动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信托法》第5条规定)。这是处理国有资产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公平、平等关系,才使得国有资产的信托管理不同于以往其他任何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国有资产的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管理权、信托事务处理权、信托报酬权、信托受益权。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享有信托财产收益权、信托财产管理的监督权、对不当信托事务的撤消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解任受托人请求权。在这些基本的关系之外,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托财产的安全问题。信托财产的安全问题,往往被忽视。由于在国有资产进入信托领域后,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有来自市场的经营风险,也有来自信托当事人的信用风险。各种风险的存在,必然使信托中的国有资产面临着安全问题。这就要求国有资产的信托委托人切实履行职责,受托人做到诚信尽职,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国有信托财产的监督管理。
三、信托财产的权属与管理问题
信托财产的权属问题,涉及到信托财产的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问题以及权利的归属问题,是国有资产信托管理中需要认定与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信托当事人的利益,也关系到国有资产安全,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待。在国有资产信托管理中,信托财产是信托活动的基础,也是信托权利义务集中指向的对象。信托财产在信托关系成立的前后,其权属关系是不同的,明确信托财产的权属直接关系到信托当事人的权益。
关于信托财产的权利性质问题,在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分歧很大,主要存在着信托财产是所有权与非所有权的不同认识。人们一般认为信托财产的权利性质是所有权,即信托人在信托期间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将信托财产的权利性质定位于所有权,就可以把国有资产的信托管理方式与承包经营等其他财产管理方式区分开。的确,国有资产信托与其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最明显的不同,正是受托人对管理的财产权利上的不同。但是,如果把信托财产的性质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与其他所有权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国有资产在信托期间属于受托人所有,受托人可以独立处理信托财产,信托财产脱离了原来的所有人。这样信托财产由受托人独立处理,不受委托人的制约与监督,必然不利于委托人,必然会出现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必然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被侵吞。这样的结果显然不符合委托人的初衷,不应当是国有资产信托的结果。
实际上,信托财产的权利性质又不完全等同于所有权,信托人行使信托财产权是受到限制的。所以,认为信托财产的性质是所有权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上不能够被委托人所接受。信托财产的权利性质,不应当是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不应当是绝对的所有权,而应当是受到约束的有限制的具有所有权内容的财产权,只应当是形式意义上的所有权。信托财产的这种权利,在权利存在的期间、权利的范围、行使的方式等具体内容上,都受到信托合同的约束,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这样,信托财产权就区别于承包经营权等,也区别于所有权。因此,信托财产的权利性质是非典型的财产所有权,可以理解为是形式所有权,或者是名义所有权。
关于信托财产权的权属问题,即信托财产归谁所有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信托财产在信托关系成立后,财产的所有权由委托人转移到受托人,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如此认为,则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信托关系成立后发生了变化。这样的看法,对于国有资产,似乎难以接受,因为国有资产将会因信托关系的成立而流失,这与我们一直坚持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相背。从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上看,法律并没有规定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因信托法律关系的成立而发生转移。《信托法》第2条关于信托财产的规定是,信托人“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可见,我国《信托法》只明确规定了在信托法律关系成立后,转移信托财产的占有,并且信托财产权的行使也由委托人转移到受托人。
在信托法律期限届满或者信托法律关系终止的情况下,信托财产重新由委托人占有并由委托人直接行使财产权。受托人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行使的财产权实质上包括财产的所有权。这样,从表面上看,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受托人,可以认为,受托人在形式上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但是,受托人所行使的信托财产的权利是有条件的,是受到信托合同约束的,也是受到委托人监督的。所以,受托人所享有或行使的信托财产权,不同于具有绝对性的财产所有权,是非绝对的。因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不是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2
"控制"，在中外文字中都不生僻。《资本论》第二卷郭、王译本和《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译本都译为"控制"，把它单纯理解并转化为"监督"，总觉得难于概全面欠贴切，参考《资本论》有关章节的论述。“控制”似应理解为对经济过程的管理，监督和调节，就其本质来讲，它是紧密地联系着经济过程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不断反复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就其广义内容来说，大致包括计划目标的选定(予测)，实际过程的计量、记录和监督，实际过程经济信息的汇集、整理和传送，实际与计划目标差异的检查和分析，为实现计划目标采取措施的决定(决策)，观念总结理解并转化为“反映”似又失之广泛和一般。因“观念总结”不仅意味着必须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而且着重于 “思维的统一”，即“概括”和“综合”。具体地说，就是经过会计程序分类汇集而形成总括性的财务成本指标体系，即以会计报表为中心的会计资料。没有这样的综合性的经济信息或概括性的数据，要对经济过程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如果说会计在实践中是对经济过程的控制，那么，与之相对称，在观念上则是对过程的概括、综合和总结。
在一个经济集合体中，尽管会计是一个独立的经营管理职能，可是它并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单独活动的。它是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或经营管理系统中多种职能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会计也可说是工业 “司令官”(或厂长、经理)进行指挥、管理、协调的主要手段或工具之一。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如果将会计监督过分强调到与生产指挥系统相对立的位置，那就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必须协作。应当服从统一的指挥的原理，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会计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化大生产 “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它就越加必要。换言之，会计花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是必要的。它和语言一样，虽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可是它作为共同的毋功过傀性质而产生的一-种经营管理职能，永远存在干；正何生产方式下的经济集合体之中会计，丛这个意义来说，是无所谓阶级性的。
但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论点是：“经济管理职能论”就是 “两重性”，认为“会计不但有一定的技术性，而且还有阶级性”。他们的理论根据主要是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管理两重性的论述。我认为，关于会计的 “两重性论”是对马克思，列宁论述的误解，是将“会计”和“会计观”混为一谈的结果。
什么是不同于上述的 “会计”的 “会计观”呢?我的理解是，会计观是研究和运用会计的阶级立场以及作为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它反映着人们的资本阶级的立场、意志、利益和要求。例如资产阶级会计学家们议定的“公认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就是资产阶级会计观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会计学是资产阶级会计观和会计的对立统一，就其内容来说虽然是 "二重的"，但是，有阶级性的会计观和无阶级性的会计不应混为一谈。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管理具有二重性的原因时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随后，他就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他写道:·"他(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引者注)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将二者混为一一谈，是出于他们所处的阶级条件，也是他们的世界观因而也是他们的会计观的必然反映。这和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把古代的渔具和现代的机器都称为"资本"，从而荒谬地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情况一样。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明白，前一种管理职能属于一般的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是无所谓阶级性的，后一种则属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兵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会计，作为一般性质的管理职能，属于前者，不应与特殊对抗性质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
如果有同志说，上面讲的资本主义会计学的内容是 "二重的"，就是会计学甚至会计的“二重性”那末，照此推论下去，不仅会计学甚至会计有"二重性"，就连自然科学也有 "二重性"，即既有技术性又有阶级性。毛主席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这类型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所周知，牛顿的力学定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当他运用其定理馏 答 "第一推动力:问题而求助于"上帝"时，就显示了牛顿的有神论的世界观。还有语言这 种社会现象，公认没有阶级性，"可是，以沙皇宫庭为中心的俄国贵族，则以讲法语来炫耀仙 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他们的语言观，使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玻上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外 衣。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股份公司、卡特尔，托拉斯之后，“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已由拿薪金的经理来代替，“在股份公司中，职能已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
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后又怎样呢?马克思写道:“。。。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力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
社会主义会计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职能不仅必要，而且更加重要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同，社会主义管理的生产过程也就不象资本主义管理叶 生产过程还有那样的二重性了。如果还要谈论社会主义管理职能的二重性以及会计的二。 性，岂不成了无源之水吗!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3
劳动者的私有财产被侵吞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新矛盾的根源是企业经营的专制性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解决矛盾需要企业治理民主化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4
劳动者的私有财产被侵吞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版权所有）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版权所有）
新矛盾的根源是企业经营的专制性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解决矛盾需要企业治理民主化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5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出现了新的特点。价值的实体是劳动，价值创造只与劳动有关，但非劳动生产要素也为社会财富的创造作出了贡献。商品的生产不只是价值的创造，也包括使用价值在内的财富的创造。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收入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劳动价值理论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同时也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为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获得充分地发展，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水平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构建，所能运用的现实材料是不完整的、或是不清晰的，所能借鉴和吸收的人类精神财富也是很有限的。因此，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不是完美无缺的十全十美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也不例外，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充实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再认识。
一、对劳动内涵变化的认识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社会劳动有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分。生产性劳动即创造价值的劳动，非生产性劳动即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生产性劳动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劳动，主要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以及直接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劳动，即运输、包装、保管等劳动，把第三产业的许多劳动都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然而，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冲破了这个理论框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代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及其内部分工都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劳动结构和内涵的变化，使更大范围的劳动者成为商品价值的创造者。第三产业不仅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总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成为现代生产和经济运行的主要枢纽。如今，第三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占75%以上，在我国占30%以上。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其大部分劳动不仅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且能够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如果把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劳动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创造价值的劳动就会越来越少，社会上依靠剩余劳动生存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会损害第三产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当然，不可能所有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比如，公务员、教师的劳动，它们属于社会劳动的范围，但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这决不意味着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不重要。这些劳动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为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理所应当得到尊重和重视。
二、对脑力劳动和管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认识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等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很多人看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是指工人的劳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不在此列。这是违背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没有将价值源泉惟一地归结为直接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一个职能就够了。”这就意味着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只是直接劳动，还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之所以经营管理活动创造价值，是因为经营管理过程就是经营者的劳动过程。与普通工人的简单劳动相比，它表现为复杂劳动，而且它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简单劳动。经营管理活动的结果也凝结在商品中，只不过不是具体地直接凝结在特定的单个商品中，而是通过经营管理本身作用于经营管理的对象，为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提供一个良好的秩序，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事技术和管理的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以高效的智能劳动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正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指出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引人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其中一个疑问就是，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是否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经营管理企业的活动也是一种劳动，而且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同样创造价值。我们承认生产部门的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如若它一旦与财产的私有权相结合，就说它丧失了创造劳动价值的属性，那就会在逻辑上形成了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因此，不管生产性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如何，生产性的经营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三、对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新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以及信息等已经成为除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之外的重要生产要素。因此，对于这些生产要素能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其他任何物化劳动如机器、土地和资本等都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价值的实体是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和核心所在。决定价值的因素是一元的。价值只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此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决定价值的因素。这样，在商品生产中，新知识、新科技进人劳动过程，但不进人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不是新知识、新科技本身在创造价值，而是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新科技的劳动者的劳动在创造价值。
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价值的创造和使用价值的创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商品的生产不仅是价值的创造，而且是包括使用价值在内的财富创造。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必须同整个财富创造过程结合进行。价值创造只与劳动有关，而财富的创造与各种生产要素有关。财富的创造需要劳动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其中包括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信息，等等。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派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时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缺少其中一项就没有生产的发生。综上所述，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尽管不创造价值，但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为社会财富的创造作出了贡献，它们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间接影响价值量的变化。
四、对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认识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6
关键词:劳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11-03
企业劳资关系理论源远流长,当代企业劳资关系理论就是在斯密、马克思等人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为研究对象,阶级立场、分析视角和政策主张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探索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劳资关系调整与协调的一般性原则。科学把握企业劳资关系的四种理论体系,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劳资关系的现状和问题,吸收和发展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有助于深化对企业劳资关系的运行特点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对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强调从阶级利益和阶级剥削角度认识和调整劳资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上,解剖了19世纪英、法等国的生产关系,揭示了劳资关系的实质。《资本论》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恩格斯指出:“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58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等也是有关企业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阶级利益关系。人类的本质规定是有意识的劳动,“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205一旦联系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考察劳动,那就牵涉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在私有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主义以前是自然经济社会,没有资本生存的土壤。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由于雇佣劳动被消灭,也不存在劳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谓劳资关系,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关系,这种关系所涉及的是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基本经济规律。”[2]3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和剥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本质。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从属于资本”。他指出:“长期的资本稀缺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成为资本约束型或资本主导型的市场,进而导致资本垄断价格及垄断地位的形成,从而造成竞争不公、交易不公。在劳资关系中,会出现资本家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对劳动者实行强权、压迫、盘剥。具体表现为资本家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降低工人的生活标准和劳动条件、加大劳动强度、随意辞退工人、对工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和奴役等。”[1]365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是对立的阶级利益关系,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常能增强这种对立和对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指出,劳资冲突的社会根源是工人的非人状况和社会意识的不平等;劳资冲突最初以破坏形式出现,然后利用工会进行合法的经济斗争,最高形式是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资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1],一方面,工人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下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增大。“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结果”[1]189,“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1]678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冲突。《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特定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的历史发展是旧的生产方式解体和新的生产方式建立的惟一途径。”[1]491劳资双方利益对抗的结果形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想改变处境,只有通过组成工会进行社会变革,必须暴力革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私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调和的劳资矛盾和冲突。
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强调从自由市场契约角度认识和调整劳资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发调节思想,对劳资关系进行了研究。代表人物及著作有:哈耶克《自由》(1960)、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穆斯《英美背景》(1981)、吉尔德《财富与贫困》(1985)等。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资关系是劳动与报酬的交换关系,是基于雇员和雇主自由选择的市场契约关系。新古典学派假设:劳动力市场有完全竞争性,存在大量需求者与供给者,市场进出是自由的。雇员不满可以自由辞职,雇主不满可以自由替换工人,劳资双方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各自利益。“从长期看,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在力量上的平衡保证了任何一方都不会相对处于劣势。假如市场运行和管理方的策略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那么劳资双方都会各自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实现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资方获得高利润,雇员获得高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形成‘双赢’格局。”[7]27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结束了”;“由于劳动创造的价值只有在扣除工资后才提供利润和地租,劳资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因此,工人都想为提高工资而联合,雇主却想为降低工资而联合。”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加任何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会提高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的利益和谐一致。从长远看,工会对就业条件和内容没有明显影响,反而对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有副作用。工会形成的垄断制度阻碍了本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关系,干扰了管理方与雇员的直接联系,使管理方处于劣势。由于工会人为地抬高工资,进而抬高了产品的价格,干涉了管理方权力,最终会伤害雇主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削弱对雇员工作的保障能力,“要警惕工会势力过大造成的破坏性,不应当允许工会解雇非工会会员”[4]270。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有利于劳工运动和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企业劳资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劳资自治,最低工资制度及工会和雇主组织都应该取消,以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三、劳动力经济学制度学派:强调从劳方和组织角度认识和调整劳资关系
劳动力经济学制度学派关于企业劳资关系的研究,是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康芒斯《制度经济学》(1934)等。
劳动力经济学制度学派主要强调劳资双方各自的利益和立场。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假定产品市场是高度竞争的。现实中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许多缺陷,一些企业占有某种垄断力量,借以盘剥工人,工人没有什么力量与雇主抗衡。由于缺少就业机会及变动工作要付出代价,工人被迫接受在自愿选择情况下不可能接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此,工人们需联合起来,抵制雇主某些不合理行为。制度学派十分重视工会和集体谈判在维护工人基本权利方面的重要作用,支持工人组建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
劳动力经济学制度学派认为,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劳资双方的权力失衡。康芒斯说:“世界上不仅有两种阶级,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而是在利益相同之中有多少不同就有多少经济上的阶级……这些经济阶级和他们的冲突……或者产生一种可以行得通的利益协调、或者产生僵局、或者引起大崩溃。”[6]134管理者在各产业中实行独裁主义,工人的经济地位无保障。一方面,雇主因掌握大量资产而在劳动市场上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另一方面,决策权和冲突解决权都集中在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手中,雇员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权力失衡的极端表现是雇主和雇员构成“主仆”关系,雇佣条款的制定完全没有雇员参与,且缺乏保护雇员权益的合法诉讼程序。在没有工会的个别谈判中,工人将为谈判力量的不对等付出代价。
对企业劳资矛盾的解决,制度学派主张建立规则和制度来缓和冲突,特别强调工会、文化、习俗等因素对企业劳资关系的作用。包括:(1)设立最低工资和就业标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削减雇员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所以,要设置劳动者生活水准的底线。“通则”能通过集体谈判或法定方法来实施。(2)实行工业民主,让雇员参与雇佣条款或就业条件的决策,参与权利纠纷的处理过程。工会是职工代表制的有力补充,给工人谈判带来了自主声音和有效保护,而这两样东西是独立于资本家好恶的。(3)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多方协商机制。政府应通过行政、立法等多种途径,约定并由国家颁布最低工资和工作条件,使雇员生活水准即使在经济萧条时也不致受损;设置具有税收优惠的社会保险计划等。
四、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强调从雇主及其者角度认识和调整劳资关系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对企业劳资关系的研究,发源于工业主义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代表人物及著作有:泰罗《科学管理原理》(1911)、德鲁克《有效的管理者》(1974)、西蒙《管理决策的新科学》(1977)等。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雇员同雇主利益基本一致,合作为劳资双方带来潜在收益。基本假设是:雇主和雇员都希望企业盈利和兴旺发达,双方有时有利益上的局部冲突,但本质上不存在固有的矛盾。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不主张雇员参加工会而进行的集体谈判,劳资合作建立在劳资双方共同追求更大效益的目标上。对雇员而言,合作不仅获得经济上的实惠,也为参与管理决策提供了可能;对雇主而言,合作有助于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改善与顾客的关系,减少管理成本等。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劳资冲突的原因在于管理不善。雇员认识到自己始终处于管理权力的从属地位是劳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要以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加强来替代工会,建立新型的劳资关系。“像工会、仲裁人、政府机构这样的在劳资对抗中代表‘弱势’群体的第三方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协助下,受过专业培训的管理者通过各种工作场所创新和组织创新,便可处理好劳资冲突。”[5]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解决劳资矛盾的主要途径是改善和创新管理实践,强调员工和管理方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具体来说:(1)高绩效模式下的“高认同感的”管理策略。计件工资、工资奖励、利润分成、股票期权等报酬形式,不仅是根据工作时间或资历决定工资,而是工资的一部分决定于个人或组织的绩效水平,这实际上是把雇员与雇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绩效高的员工可以增加自身的收入,雇主也从中得到好处。(2)理解和重视员工的需求。劳资关系冲突并非是单一的经济动机导致,冲突管理对策应多样化,包括促使企业目标和员工需求相一致的制度、企业文化、内部信息交流制度等。(3)员工参与管理。通过增加员工在工作中的成长机会和责任为员工提供激励,把雇员从原来被动参与企业管理的行为转变为主动参与,把对立的情绪缓和,培养雇主和雇员共同的信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陈恕祥,杨培雷.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英]哈耶克.自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7
【关键词】转型生产关系产权
一、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其文化、经济和政治无不带有转型的特征。“经济转型”按照秦晖说法，通俗地讲就是“分家”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权利和利益（产权）在经济和社会演化过程中重新合理分配的过程。实质上，计划经济就是交易决策权利高度集中于计划者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交易决策权利高度分散的经济，因而由前者向后者的转轨，不管形式上有没有“分配式私有化”的程序，实际上都意味着交易权利的分配，可以看成是产权的一个重新界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演进的、动态的。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经济好比大家长极权治家的经济，市场经济好比个人理财的经济，而转轨经济就是“分家的经济”。
自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放权让利阶段，扩大了企业经营自，调节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企业经营承包阶段，调节了国家、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产权改革阶段，开始触及到改革的核心，这一阶段牵扯的利益关系最为广泛和复杂。由于国有企业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与每一个国民都有关系，西方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都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我国改革前的全部剩余价值和改革后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社会公正受到侵犯的问题，但是对那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没有触及，一些问题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但到了产权改革阶段，当少数人要使其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时，社会公正问题就变成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之间的重大调整。
中国整个的改革过程实质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理论也就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评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并非他的学说中有太多百科全书的价值，而是他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构成的所谓资本主义关系看作是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把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把人在经济领域中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当作研究追求的目标，因此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不合理和历史暂时性，要以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而代之。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剥削、追求平等。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以至于形成了两个矛盾无法调和的阶层时，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就存在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即私有产权的经济无效率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中私有产权的有效率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公正性，它就是效率存在的底线。
二、产权和产权神话
马克思认为，“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们把他从事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因此，产权关系最初是一种占有关系，是人对物的某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确定物的归属主体。在论述私有财产制度时，他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这种合法性在国家出现以前是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存在，并依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加以维护；在出现阶级和国家以后，便用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维护。因此，产权关系不仅仅是对物的归属占有关系，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对物的占有关系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或经济关系。在每个历史时期所有权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产权关系是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的意志或法律硬化形式；现实的所有制关系是先于所有权而存在的本源和经济基础，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和法律范畴。
马克思通过先后分析自然经济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权制度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认为，共产主义的公有产权将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消除了生产资料财产意义上的排他性与受利性，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马克思观点完全相反，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根据产权外部性的分析，得出了私有产权较之公有产权有效率的结论，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姆塞茨。他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比较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生产效率。他认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刺激。公有产权无法克服外部性，因而效率低下；相比而言，私有产权却能实现外部经济内部化，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产权是使一个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们事实上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所有者拥有公认的以特定方式行事的权利，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产权的实质就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它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的权利。
在私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明确到个人，因而私人会考虑未来的收益与成本，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作出使用资源的安排，因此私有产权必然使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部化的激励，对外部负效应与正效应的任何界定，本质上都是对产权的界定。如果界定了明确的产权，则其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内在化了，经济效益也就提高了。西方产权理论认为，只有私有产权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私有产权制度是惟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这在经济学界被称之为“产权神话”。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以此来指导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对公有产权制度的彻底否定，并最终走向私有化。当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模式，因而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内容也可以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吸收和借鉴。同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因而我们应当根据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将其合理、科学的成分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中，为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服务。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部分可以给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理清几点思路。
首先，产权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我们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不可动摇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就是产权完全集中是没有效率的，我们不能退回去。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走向深化的必然逻辑，是中国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和企业家们不断实践的产物，是一个在20多年改革中已经形成共识的理性选择，我们不能以产权改革在方法上出现的问题为理由来反对这种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国际上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完全自由的私有化也是不可取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两者之间把握一个度的问题，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在保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上，鼓励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有效竞争和公平竞争，并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权的核心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即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利益分配关系。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国有资产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产权变动引起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要防止利益过分向少数“内部人”倾斜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要维护劳动阶层的利益，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注意产权重新划分地规则地公正性，积极地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冲突。
再次，对于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地界线问题，不能简单地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国有资本存在地界线要看它的地位和功能，国有资本一是为了解决市场的失灵；二是为了实行国家的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的手段；三是为了调节经济结构实现国家的战略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国家的战略意义还是市场经济的运行，都要求国有经济发挥更大的功能。现阶段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不仅具有基础服务和政策导向的作用，还有产业支持、技术向导和产权导向等功能。所以，不能简单地一卖了之。
最后，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要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上，在相关法律的保护和人民的监督下，进行产权公开、公正、透明的交易，使一些国有资本以合理的价格转化为私人资本。针对当前在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要改革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体制，由现行的主管部门监管制度改变为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的制度，其中，中央级的国有企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地方级的国有企业向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因为由政府主管部门来监管国有企业大都是没有效率的，这不仅是因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是“人”，而且在很多场合，监管者的费用开支也是来自于被监管者的支出，这种经济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性就会使监管流于形式、缺乏效率；同时，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是国家，所以国有企业只要没有进行民营化改革，那么它们的资产就是国家预算支出的一部分，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有权利和义务代表全民来对这部分资产的使用加以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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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8
〔关键词〕民主政治建设；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民主
〔中图分类号〕D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5-0005-05
一、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前提。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没有民主，同样也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第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和继承者，民主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成果之一，抛开民主阶级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在继承资本主义积极成果时，不应该舍弃任何有价值的成分，这是人类进步的客观要求。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公开打出了民主的旗帜。在革命胜利后，它废除专制独裁统治，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并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步推行普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民主要求，并相应地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促进了社会发展。在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民主机制不断完善，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民主所创造的民主共和制度以及一系列可操作的政治规范已被证明是有效的社会管理方法。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积极方面，马克思主义历来都是持肯定态度的。社会主义既然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它便不仅应当是民主的，而且理应当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形态，社会主义不仅应当站在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且也应当站在资产阶级所创造出来的民主制度之上，并且把它推向更高的阶段。
第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主政治是当代世界的潮流，也是当代世界政治的通则，任何国家都不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也不可能置世界的通则于不顾，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例外。在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竞争共存的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不仅是实力竞争，而且也是制度较量。在当今时代，制度的民主化程度是制度优胜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第三，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求福祉的政权，这就要求这个政权必须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最广泛的参与权、管理权。唯有实行民主，并且是最高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政权所追求的目标。
第四，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业，仅靠少数人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只有人民群众广泛自觉地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社会主义的事业才有希望。社会主义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最可靠的保证。
第五，民主政治是防止社会主义政权蜕变的最有效途径。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这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的政权，而人民的政权一旦与人民疏离甚至背弃人民的利益，就会走向反面。它也理所当然地会为人民所抛弃。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政权发生蜕变，就需要让人民行使自己的民利来监督它。
第六，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就包括着民主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是指，只有依靠民主，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有依靠民主，才能保证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只有依靠民主，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第一个任务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但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却远比完成第一个任务要艰辛得多、复杂得多。
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第一，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吸收广大劳动者群众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大大扩展了民主的范围和基础。正如卡达尔在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时所说：匈牙利人民“享受着匈牙利有史以来无可比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权利、自由和民主。”〔2〕在社会主义民主之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但是民主的范围仍然相当狭窄。以英国为例，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它先后经过1832、1867、1884、1918、1928、1948等多次选举法改革，公民选举权才由最初具有寡头性质的选举制度逐渐演化为对选举资格限制比较少的普选制。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普选权在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确立起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权范围的扩大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罢了。除却这一漫长的演进过程不谈，即使在完全确立了普选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选举资格的限制也总是把许多无财产的劳动者拒之门外。再退一步说，即便财产资格不再成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限制，即便理论上每个人都有竞选的权利，但在实际选举过程中，在一个被称为“金钱是政治活动的乳母”的社会里，没有足够强大的支柱，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建立伊始，除了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而剥夺了少数剥削阶级分子的政治权利外，就已废除对选举资格的种种限制，从而把民利扩大到了社会最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1936年苏联宪法即规定了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原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类似规定。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不久或建立之初即确立了没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把民利扩大到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劳动阶级，其广泛程度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选制所不可比拟的，从而把选举权这个“历来是欺骗的手段”真正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解放的手段”。〔3〕
第二，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把民主扩展到广大劳动群众，促进了长期被压抑的劳动群众政治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使他们从社会管理的受众变成社会管理的主动参与者。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把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之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把劳动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机制的运转、民主原则的贯彻、民主作风的树立、民主精神的培育，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他们在自己所参与的各个领域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热情，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所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第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冲击了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动摇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的根基――自觉不自觉的精英政治理论，同时也促进了劳动者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原苏联东欧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国家大都是历史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民主传统相对较弱或者没有多少民主传统。按照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观，落后国家的人民都未曾开化，他们没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社会。然而正是这些被自认为是文明的、充满民主和自由理念的优等民族所瞧不起的落后国家中最没有教养的阶级和阶层起来夺取了政权，建立起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民主制度。这一方面用事实戳破了下层劳动者群众没有能力管理社会事务的谎言，另一方面也用事实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被统治者和受压迫者；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胜任所有的社会管理事务，但他们确实能够胜任某种社会管理事务。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积极成果，它的出现及其初步发展，以放大的形式展示了革命民主、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实践形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各国人民自己的创造。在这种制度下，劳动群众以各种可能的形式直接参与社会组织和政权建设，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破天荒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确实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实践切切实实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管理并不神秘，并不必然是某些特殊人物的私有物。尽管实践也同样证明了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但人民群众通过学习和训练完全有能力管理好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人民群众中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而这些人先前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组织形式，每一个村镇，一个城区的人民都进行着自我管理的伟大实验。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于从来是被压迫者阶级尤其是专制制度下被压迫的劳动阶级来说，给予无论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因为它促发了这个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
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一种直接的和有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对于19世纪开始普遍确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之前，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至多视无产阶级的呼声为一种思想的异端，视无产阶级的斗争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巴黎公社昙花一现的实践也并没有带来足以摇撼旧制度基础的影响力。而当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等切切实实地矗立在旧制度面前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再也无法回避这一挑战了。一方面，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和挑战。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和更为意义深远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显示，扩大社会的权力基础是完全可能的，人民完全有能力参与社会管理，即便是被资产阶级视为最卑贱的下层群众也不例外。这一事实从社会制度内部，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基上起着瓦解作用。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要存在下去，它必须进行改革，必须给予人民群众更多的权利。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改革仅仅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消极的、不情愿的微小让步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无疑敲响了警钟，它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和坚不可摧的基础。正像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样，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在20世纪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开始从本阶级的实际利益出发比较理性地看待自己，开始不断地、“自觉”地进行各种制度革新和修补来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如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及迫于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大的压力，也为了适应现代条件下从“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过渡，各国相继进行了扩大公民权利的变革；如伴随着政党政治的日臻成熟，为保证议会政体在政党政治下的正常运转而出现的政党活动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又如为缓解政党政治引发的频繁的政治动荡，文官制度日益完善化，等等。这些都给资产阶级民主制注入了新内容。社会主义民主毁灭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神圣性和不可替代的神话，不管人们赞成不赞成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赞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但它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唯一性。一个国家采取哪一种民主制度以及民主运行机制，是由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权选择属于它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
如果把社会主义民主放到更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不难发现，它所展示的原则和体现的精神，实质上是古老的民主形态在现代条件下的再现，即列宁所称的“原始民主制的”复活。它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分歧，就民主的形式而言，则不过是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这一古老矛盾的现代化。撇开对直接民主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歪曲的解释，就其实质而言，它不过是人民群众要求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呼声。在民主机制上，社会主义民主所展示出来的主观意向就是要把直接民主的长处和议会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也就说它并不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必要由每个人亲自去处理；它只是说，劳动者群众有能力、有权利管理自己的国家。撇开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各自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仅就它所反映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原则而言，社会主义民主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实际上是两种理念和原则的碰撞，而不仅仅是某些具体措施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具体的措施可能并没有真实地反映或者偏离了它要反映的原则和精神，但正是这些原则和精神才具有更深刻、更长久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永恒的意义也在这里。
三、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还很短，经验还不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质量，失去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第一，在相当长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词句的倾向，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质量。其具体表现：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设想未来社会主义民主的个别结论甚至是个别字句神圣化、教条化，在对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某种类似于“社会主义民主天然优越”的认识或倾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从它建立那天起就理所当然地优越于资产阶级民主，从而造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长期无所作为或者所为甚少，极大地妨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效果。二是混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使用的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与非国家制度民主的概念，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定位不准，量化不够，过高估计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对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从而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在理论上无限拔高、严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而在实践上又时常出现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矛盾现象。三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变化认识不足或根本无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中发生的新变化，用僵化的、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敢于或不善于吸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成果。
第二，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制度化建设。由于存在上述民主理论认识问题上的缺憾，人们一谈到社会主义民主，往往在两个极端上陷入误区：其一是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高类型的民主，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是不可动摇的根本，这样，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经建立便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完善的制度。其二是把一切非国家制度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建设一概归结为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于是一谈发扬民主，便强调加强干部的作风建设。其实，在界于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制度与作为工作方法的民主作风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的民主制度，这些制度属于运行机制的层面，它既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但也上升不到具有阶级性的国家制度的高度。但这一类型的民主制度恰恰是一种民主制度之为民主制度的重要保证。以此为视角，就民主产生的历史过程而言，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在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反民主倾向，严重者甚至形成法西斯，归根结底都是旧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或复辟。而资产阶级民主之所以在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恰恰是与它逐渐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比较行之有效的制度分不开的。这一套民主制度是防止专制主义的安全网和保险阀。而每一次专制主义的抬头以至暂时得势的结果，都会促使资产阶级在其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上寻找缺口，以便及时堵塞那些可能导致专制主义得势的漏洞。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但说到底，社会主义民主同样是针对形形的专制主义的，不铲除形形的专制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也难以健康发展。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注意或者没有足够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化问题。结果，由于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没有健全的、良性的民主运行机制，一些正确的东西往往不能坚持下去，而一些错误的东西也不能及时纠正，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社会主义民主因为缺少制度保障而常常停留于一纸空文或空洞的口号上面。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方面的建设很不完备，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整个社会的运行全靠经常变动的政策和领导人的一些讲话、指示来维护，其稳定性极差。
第三，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制，是指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政治组织、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机制。它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时期的具体化状态。与政治制度相比，它更多涉及具体的制度、机构及其具体运行规则，所以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可塑性。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没有把属于根本政治制度的东西与属于体制层面的具体制度区分开来，也就很难在维护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没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就更难令人满意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要么是浅尝辄止，要么是尽量避开、不予触及。由于没能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行的过程中便常常出现“中梗阻”或“偏离轨道”的现象。其结果，一是虽然依靠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积极性，但由于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保障，一些领导人往往滥用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与信任，没能珍惜和有效地利用这种热情和信任，从而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二是由于体制的不健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够很好地调动起来，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压抑了人民群众能量的发挥，造成了社会无形资源的巨大浪费。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8卷〔m〕.人民出版社，1990.168.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9
一、管理的“祛魅”和大规模生产
笔者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来描述发生在工业社会中管理的演变及其重要后果。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祛魅”，是指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中高举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通过建立现代科学和实现工业化来涤荡一切非理性因素，在这同时也剥离了事物的丰富的属性，譬如剥离了人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在这一过程中由伽俐略始创，继而被笛卡尔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将事物由复杂还原到简单，将整体分割成局部，来了解事物的真相。分析的方法在科学史上功不可没，但是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发展到极致便会形成机械论的世界观。我们看到，机械论的世界观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大机器生产、层级组织、“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等产生了很大了影响，构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最具竞争力的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与此同时，管理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对于大规模生产模式来说，“祛魅”既是这种生产模式形成前提又是其产生的结果。
在管理的“祛魅”过程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工具理性和分析方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对理性的崇尚表现为“理性设计”的社会结构、理性人“扮演特定的角色”、“行动理性”，即必须以某种客观标准进行评价。韦伯的管理思想集中于在理性化的权力基础上建立组织并实施管理，因而被称为“官位主义”。在这里理性是指，有明确目标的组织行动和组织模式，除了被指定为完成某个特定目标的行动外，所有其他的行为都被排除在外。韦伯说，把非特定目标的行为排除在外！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所以，管理思想家们说，把导致非理性行为的激情、直觉、经验等都排除在外，把干扰工人们专注于特定活动的思想也排除在外！在这里，“管理的理性和工人们的非理性”成为各种管理理论的重要的假设，员工们被“祛魅”因而成为完成指定任务的被动工具。在整个管理理性运动过程中，效率（即以最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产出）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工具理性因此排挤掉价值理性而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具理性的搭档则是科学的分析方法。
管理的“科学化”过程是动用分析方法对劳动和管理进行“分工再分工”，通过不断分解，把复杂的活动还原成最简单、最细微的组成部分，以提高每一个细微活动的效率来达到整体效率的提高。劳动分工的思想肇起于亚当斯密，他指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提高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节约同一工人进行不同操作的转换时间，更为重要的简单的活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自此以后，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生产率被奉为工业社会的圭臬，斯密也因此不愧为工业文明的奠基人。把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科学化”并大规模推行的是泰勒及其后继者，他们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对劳动的分解发展到凳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贴上“科学管理”的标签。从机械论的世界观出发，泰勒认为人本质上如同机器，员工就是生产工具。他对管理的定义是，知道让人们做什么，并看着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做。管理的核心是工作组织，高效监工、工作测量和激励。泰勒及其后继者先是用“时间——动作”（time—mation）研究来分解人有肢体，进而用“计划——实施”相分离来分解人的头脑和肢体。他们认为，经验管理的方法容易使工人分心，因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必须分开。尽可能减少工人的独立性和尽可能扩大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科学管理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在享利法约尔的行政管理理论那里演变为“指挥（命令）和控制”的管理原则。
法约尔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理论仍然把员工视为“完成指定任务的消极工具”，他们认为，人和机器的能力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机器以及怎样训练人。与科学管理思想的不同之处，他们把人看成是由制度决定的不变因素，员工能够按正式规定所要求的那样去做，而正式组织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理性，在这里，人的动机仅仅是一个组织设计问题。法约尔认为，动机取决于钱、工作设计、纪律和监控。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类型的专业化和等级制度才能使组织效率最大化，其思想基础包括了劳动分工、等级与职能过程、组织结构和控制范围是四个关键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在工业社会中都是一些很实在的问题。所以，法约尔所定义的管理五要素：计划、组织、命令、协作和控制至今仍然是工业社会中流行的管理经典理论，“指挥和控制”至今仍是工业社会中管理的基本原则。
不难看出，“控制”成为管理理性主义和管理科学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所谓“控制”是对非理性的，因而也是最难予预测的生产要素——劳动者进行控制。安东尼认为，机械化、劳动划分和教育是对劳动者进行控制的三大策略。所谓机械化是限定工作任务、秩序、时间和细节。享利福特在福特汽车公司创造的流水线生产成功解决了机械化如何控制劳动者的问题。所谓“劳动划分”是在组织中构建不同的级别、不同的权力水平和不同报酬的工作序列。可以说，工业社会中普遍采用的金字塔式层次组织、科层制度和命令链解决了劳动划分和如何控制的问题。所谓“教育”则是把上述两个策略的原则和方法灌输给劳动者，即解决了法约尔所说的如何训练人的问题。控制方式的创新和控制范围的延伸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现时人们通常把福特主义（Fordism）作为大规模生产模式的代名词。所谓福特主义乃是指由福特所创立的，包括了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并通过高工资和福利保障制度来保护工人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组织模式。但是，福特主义并不是由福特所独创，而是集工业社会管理思想之大成的一种定型化实践，福特式组织的基础是等级森严的层次管理，或称科层制度（Hierarchy）和规模经济（economyofscale）原则，后者指倍增生产能力而不会倍增其生产成本的原则。所以，科层制度和规模经济原则也是大规模生产模式在工业社会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在管理“祛魅”和大规模生产模式形成的过程加，劳动者被视为由外在关系所决定的客体，要么被看作是被动的生产工具，要么被看作制度所决定的，丧失了个人动机的不变因素。人的自决性、创造力和责任感这样一些主体特质完全被剥离了，工人甚至沦为由机器任意摆弄和控制的动物。所以，管理“祛魅”本质上是人的“祛魅”，大规模生产以人的“祛魅”为代价。但是，人的“祛魅”引起劳动者的强烈敌意，因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和管理的效率，这不仅与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初衷相悖，而且也损害了工业文明本身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意义，建立起一种恢复劳动者主体性特质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以适应现代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并进一步提高效率，一直是工业社会中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股潜流，我们把这些现象称为“返魅”（reenchantment）。
二、管理的“返魅”和大规模定制
在管理的“祛魅”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返魅”，即要求恢复人的主体性的潜流。如果说欧洲工人早期的捣毁机器的运动还没有意识到“祛魅”对他们的巨大危害，而仅仅认为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把愤怒发泄在机器身上的话，那么，1972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因流水线的速度太快、工作重复、单调而没有意义举行的罢工，就明确地表达了劳动者对“祛魅”的强烈敌意和反抗。工人的罢工说明了“祛魅”对劳动者带来的痛苦是不能用福特主义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来补偿的。
马克思也是最早对“祛魅”进行批判的理论家，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表达了机器这一劳动的产物反过来统治劳动者的现象，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行了鞭笞。人际关系理论可以说是一种较早的关于“祛魅”的理论，但是，这里并不包括那种试图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从人的本质来解释员工行为的所谓“社会人”理论。从表面上看，“社会人”理论把人的需要和内在动力恢复到管理的中心位置，但它从来没有偏离过泰勒主义的思想范畴，只是希望为管理者再生出被工业化破坏掉的社会关系网络。从本质上讲，它仍然属于把人看作由外在关系决定的客体的“祛魅”理论。我们所指的“返魅”理论是指强调给工人们提供在工作中成长和发展机会的新人际关系理论，它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试图复元人的主体性特质。
如果说管理的“返魅”在20世纪仅仅是潜流涌动，那么，当21世纪之钟敲响之时，“返魅”将成为明显的潮流。我们已看到若干因素和趋势在推动着这股潮流，其中包括被称为“数字化革命”的信息技术的冲击，以及9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的趋势和“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都将极大地削弱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使这种在工业社会中引以自豪的生产模式日益力不从心和风光不再。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巨大的、持续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在以生产定位的短缺时期，大规模生产厂家通过以一对多的关系主导消费者，从而产生极高的成本效益。但是，在产品过剩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就显得僵硬和缺乏灵活性，因为大规模生产本质上要求固定：当企业找到了生产某种产品的最佳方案（产品开发）后，就尽快地将学习曲线（Learningcurve）固定下来，以便可以重复地制造大批量、低成本的产品。所以，大规模生产很难适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许多大规模生产厂家想用增加产品品种（多样化）的方法来应付迅速分化的市场，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传统。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立的恰及时（Jit）管理体制，在主计划（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利用“看板制”方式来灵活处理顾客需要的变动，以增加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柔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规模生产方式产生的冲击是革命性的，数字化网络改变了一对多的关系和生产者的统治地位。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多个生产者对话，也就迫使生产者不断与顾客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确切了解他们的爱好并作出反应。信息技术促进了“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或者说“生产者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链条的末端交到消费者手中”，使新产品增多，从而消费者消费得更多。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生产模式将可能在很多领域内被大规模定制所取代。
从托夫勒（alvintoffler）在1970年在《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一书中提到大规模定制生产，到1993年派恩（BJoserehpineⅡ）在《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massCustomization:thenewFrontierinBusinessCompetition）一书中对大规模的完整描述，大规模定制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派恩的定义，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是指，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单个客户和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定制生产任意数量的产品。大规模定制不同于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多样化：多样化是先生产出产品，再等待需要它们的客户出现，而定制是应特定客户的要求而生产；多样化只是给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而定制则可能将生产的末端交给消费者，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参与产品生产。大规模定制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对外展现产品无限的多样化，又不能因产品内部多样化而导致额外的成本和时间的延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通过产品模块化来降低内部的多样化，并且能够为任何特定的顾客提供独特的模块组合。所以，大规模定制是一种固定但有柔性而且反应灵敏的生产方式，它提供动态的产品流，使企业以同时实现低成本和高度的个体定制。
在大规模定制条件下，生产者与顾客不断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员工的基本工作是确认并满足每个客户的个体需求。可以说这是速度竞争比之成本和质量的竞争更为重要的市场环境，速度的竞争需要员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判断力、果决力和创造力。那种把人视为“活的机器”。认为只须用命令的锁链和权力的绳索来维系和聚合；那种把员工当作“经济人”、“组织人”或是“社会人”的来看待，认为外在关系决定人的动机和行为的理论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条件。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基点将是以恢复人的主体性特质的“返魅”的管理模式，使每个员工都具有自我决策，创造力和责任感。与此同时，层次组织科层制度将被一种能改善信息交流、作业协作和知识状况的网络组织所取代。在这种新型组织中，员工不再是被动的、受指挥和控制的，甚至沦为机器的附庸，而是积极的，学习型的和具有创造力的知识性生产要素。
三、大规模生产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和人力资源管理基点
计划经济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祛魅”的经济，计划管理是通过计划对人进行控制。从根本上说，这里不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特质，需要的只是工具理性，这也是列宁对泰勒制备加赞赏的原因。中国人似乎对工具理性不那么推崇，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做的计划科学化工作远远不及前苏联。另一方面，中国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发展并不充分，一直受到小规模重复建设的困扰。江小涓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前后的10多年内一直处于分散的生产格局和竞争性市场结构的状况，并认为这种产业组织特点的形成与传统体制中的技术扩散方式有关，主管部门要求企业间无偿转移“先进技术”，使“先进技术”这个在市场经济中决定规模经济的关键因素成不“公共品”，从而使大、中、小型企业基本并行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存续到改革后的数量扩张时期。因此，中国企业的产业集中度不高（江小涓，1999）。而张军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工业部门经过10多年的数量扩张以后，许多行业转向集约化，集中度的提高体现了规模经济正不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具备规模经济的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张军，1998）。江小涓和张军的研究说明了中国大规模生产方式发展不充分，规模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以及中国目前正向规模经济方向迈进的趋势。
中国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不充分发展，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科学化程度不高，也许是中国企业员工较少被“祛魅”的原因。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够提出“鞍钢宪法”这样的类似于“返魅”的管理模式，“鞍钢宪法”是指“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结合”。当然，“鞍钢宪法”最终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行，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计划体制是一种“祛魅”的管理模式。除“鞍钢宪法”之外，中国企业员工“主人翁”地位的优越感，以及长期享受“领导阶级”的政治待遇等，也是激活其主体性特质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说，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长期以来置于一种类似于“返魅”的基点之上，所谓“类似于”是说它实际上缺乏真实的基础。
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效率标准被置于首位，规模经济正在成为通行的原则，可以预料大规模生产模式会有长足的发展，“福特主义”生产将会中国盛行。我们也很赞同“先搞福特主义生产”，事实上，中国目前正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大规模生产，一种是国内优势企业通过兼并和收购，或者合营的方式形成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外资在中国组建大规模生产企业。但是，我们在此仍要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第一，中国现时的“福特主义”生产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已不同于原创性“福特主义”生产。信息技术的冲击已危及构成“福特主义”生产的重要条件，即是说，在“产品形成的决定要转移给消费者”的趋势下，已经不存在巨大的、持续和稳定的消费需求，大规模生产能否具有原创性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市场很大，这不会对大规模生产构成威胁。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市场已不分内外，商战已不分东西。第二，外资在中国组建大规模生产企业，按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大卫哈菲的说法，是所谓的“边陲福特主义”（peripheralFordism）生产，其典型的特征是“弹性资本累积”（flexibleaccumulationofcapital），即把投资弹性视为最高原则，随时准备撤离被认为不利投资的地区，将工厂关闭。这一特征不仅会危及中国经济稳定，而且会大大削弱外资企业员的议价能力，使其遭受到“祛魅”的痛苦而又得不到高工资和高福利的补偿。因此，虽然我们赞成先搞“福特主义”生产，甚至认为要踏踏实实地搞“福特主义”生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福特主义”生产绝不是原创性的，或者是冠以“中国特色的”这类定语的“福特主义”生产，而是建立在现实条件下的、经得起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具有柔性的“福特主义”生产，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边陲福特主义”，这就是我们对大规模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的看法。至于中国搞不搞大规模定制，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大规模定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柔性的在规模生产与大规模定制只隔一步之遥，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中国为什么不搞？
第三，中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既然要推行大规模生产，是否意味着要重蹈一遍管理的“祛魅”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回答可能不象“需不需要大规模生产”那样斩钉截铁，甚至于有点暧昧。从“祛魅”是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前提和结果这一命题来说，大规模生产是与“祛魅”相联系的。但是，我们说，管理的“祛魅”本质上是人的“祛魅”，人的“祛魅”又与大规模生产提高效率的初衷相悖，正因为如此，在管理“祛魅”的过程中始终相伴着一些“返魅”的现象。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其后发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特别是具有柔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中，不应该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点完全置于“祛魅”之上。
从当前中国企业的员工状况来看，他们既未经受泰勒制的训练，又未接受“福特主义”的意识灌输。相反他们倍感失落的是“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领导阶级”的荣光不再，并且随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他们面临“下岗”的威胁。这样的状况是很难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效率要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始终是效率优先，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居主导地位，但是效率出在人手上，不注重价值理性，人的积极性就很难真正调动起来，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率目标。此外，很多管理理论关于“管理理性和工人非理性”的假设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管理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工人的行为也不可能完全非理性。从这点出发，我们也不太赞同彻底的“祛魅”。
参考文献
1、大卫m安德森、B约瑟夫派恩二世：《21世纪企业竞争前沿：大规模定制模式下的敏捷产品开发》，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2、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不动产资产管理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产品成本；降低成本；成本影响因素；意义；途径
引言
一个企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盈利，在影响企业盈利的因素中，产品成本因素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作为企业管理者必须明确产品成本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懂得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产品成本的含义及内容
（一）产品成本的含义
产品成本是指为生产一定种类和数量的产品而发生的资金耗费可以指一定时期为生产一定数量产品而发生的成本总额，也可以指一定时期生产产品单位成本。
（二）产品成本的内容
1、狭义的产品成本包括的内容
（1）直接材料：是指用来构成产品主要部分的成本。直接材料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备品配件、外购半成品、燃料、动力、包装物以及其他直接材料。
（2）直接人工：直接人工费是指支付给直接参与产品生产的生产工人工资以及按规定的比例提取的职工福利费。
（3）制造费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间接费用。
2、广义成本包含的内容
广义成本除了包含狭义成本的内容以外，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质量成本：是指报废的半成品、产成品所耗费的成本和变卖收入的差额。
（2）延期交货成本：是指由于迟于规定的交货期交货而多发生的直接工资、其他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以及因此引起购货方提出的索赔和违约金，还包括由于延期带来的订单减少引起的无形损失。
二、降低成本的意义
（一）从企业的角度
1、降低产品成本，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产品已耗成本是抵减利润的一个直接因素，而且已耗成本与利润之间是此增彼减的数量关系，企业降低成本就可以直接增加财务成果。
2、降低产品成本，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产品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在定价时就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企业就可以以同等质量但较竞争者更低的价格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扩大市场占有额，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降低产品成本还可以减少企业资金占用，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率。
（二）从消费者的角度
降低产品成本，可以在全社会降低产品价格，有利于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全社会多数企业生产产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平均水平降低，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降低产品的价格，在同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有利于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从国家的角度
降低产品成本，企业可以为国家多创税收，为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物质保证。产品成本的降低使企业的利润增加，通过税收的手段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
此外，降低产品成本在节约社会资源，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影响产品成本变动的因素
（一）企业的生产地点及资源条件
企业的地理位置对成本有多方面的影响。如污染企业的地点和由此造成的治污成本有很大的关系；企业距原材料产地的远近影响到原材料的购进价格。
（二）企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成本就会相对较低。同样规模的企业，由于技术水平和由此决定的自动化程度的不同，成本也会有高有低。
（三）劳动者的生产水平和操作的熟练程度
各企业的劳动者素质不一，技术和熟练程度参差不齐，也会影响到成本的高低。
（四）劳动生产率水平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降低成本的决定性因素，它可以减少产品的工费消耗，相对降低单位成本的固定费用。
（五）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利用水平
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耗用在大部分企业的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它的利用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产品成本的高低。
（六）生产设备的利用效果
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会使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半成品和产成品数量增加，计入单位产品成本的折旧等固定费用降低。
四、降低产品成本的途径
根据影响产品成本变动的因素可以得出降低产品成本的几个途径：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会使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消耗得到节约，促使单位成本中的工资降低；同时，也会使产量增加，从而促使单位产品中的固定费用下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有：强化员工的政治素质，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员工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劳动效率。
（二）实行全员成本管理和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由于成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涉及到企业的所有人员、企业的全部生产过程。因此，应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充分调动厂内各部门、单位、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实行成本指标分解下达，明确各自的成本管理责任，给予相应的权利，根据责任完成情况，给予恰当的经济利益奖励
（三）加强企业采购成本控制
采购成本下降不仅体现在企业现金流出的减少，而且直接体现在产品成本的下降、利润的增加，以及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诸如制定各种消耗定额、实行限额发料制度、材料数量差异分批核算法等。
（四）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产品无形损失
企业不能只重视产量、消耗、费用等成本核算，还要重视产品质量，核算产品质量成本，通过监督质量投资，加强对不同时期各种产品质量、成本水平和市场占有率等情况的具体分析，保过及时采购、生产、销售，加速资金周转，降低产品成本.
（五）加强管理手段的现代化，重视信息管理
企业的管理越来越复杂，对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必须采用现代化的成本管理手段。电子计算机为成本管理提供了条件，它储存信息量大，运算速度快，使成本管理人员增加了业务处理能力。企业必须建立起一个完整、畅通、清晰、高效的信息沟通体系。
结论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产品成本的高低，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隐性且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企业必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降低成本，这样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高变玲.《论降低成本的意义和途径》
[2]杨向阳.《工业企业降低成本的意义和途径》
[3]黎洪彬.《论新形势下企业降低成本的意义与途径》
[4]曾珊珊.《浅谈降低成本的意义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