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1
关键词:技术创新;风险;对策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然而,由于面临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技术创新行为存在着巨大风险。因此,要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正确进行风险决策,增强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率,企业技术创新才能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优势。
一、技术创新风险
技术创新风险,是指由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项目本身的难度与复杂性、创新者自身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而导致技术创新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从创新主体企业的角度看,技术创新风险至少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生产风险和管理风险。
二、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中的决策因素
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各种不同的技术创新项目,在不同时间、地点或不同人员实施都会导致技术创新风险有所变化,都会存在不同的风险因素,各种风险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各异,但是,诸多因素中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风险因素,本文提炼出一个风险因素分析表,可对企业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价。(表1)一方面可以对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各因素进行详细定性分析,结合各行业和各企业自身的经验,分析各种风险源对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具体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将两者结合起来,结合企业具体技术创新的内外部环境及变化过程,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评估和综合评价,确立风险间的相互联系及严重程度,识别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后果,确定它们的先后顺序,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对策。
因素分析表中,各种风险因素是影响技术创新目标实现的可衡量的各种风险因素,因素的内容及多少,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来确定。权重是根据风险因素在技术创新目标值中所占的比重,权重越高说明该风险因素对目标实现影响越大,各风险因素权重之和为1。预警边界是指该风险因素达到某一临界点时,将会严重影响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应引起管理层的密切关注,及时采取措施,扭转趋势。目标值是技术创新目标值在不同层面的分解,这个目标值也是了解运行状况的依据。运行状况是该风险因素影响目标实现的等级情况,完成状况既可以按颜色来标注进行定性分析,也可以用1～5定量标注等级实现的难易程度,起到警示、分析风险,进行责任认定及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的作用。
三、防范技术创新风险的对策
根据以上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因素分析表,结合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需对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进行预防控制,将技术创新可能的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因此,针对企业防范技术创新风险提出以下对策:
1、树立风险意识,建立相应风险管理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将会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既不能畏惧风险,也不能盲目冒险,还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将风险意识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员工风险管理意识,将风险管理意识转化为员工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同时,要建立起相应的风险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机构一是要反应快速;二是要信息畅通;三是要协调统一,要能高效迅速地应对风险状况。最后,要加强对技术创新风险的管理,促使企业建立起系统、规范、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2、完善技术创新风险信息管理系统,降低技术创新风险。企业中各个层级在风险管理及经营活动中都需要及时获取正确信息,才能有效地识别、评估和应对风险。信息不全面、不准确会导致决策不确定性,增加决策风险。在制定风险决策时,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至关重要。因此,企业应将信息技术应用于风险管理的各项工作环节,建立含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和内部控制系统各环节的风险管理信息,包括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测试、传递、报告、披露等。最终通过不断完善技术创新风险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起一个灵敏、高效、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而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
3、建立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率。专业人才是发展技术创新的核心,创新机会的发现与把握需要高素质的员工,是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否发挥出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效果。因此,一是要建立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员工的科技创新动力,要使技术创新的收益与科技人员利益挂钩,可适当建立科技股份和风险基金,进行产权激励;二是要将技术创新的风险与有关人员的责任挂钩,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三是要加强培训力度,完善和提升科技人员知识能力,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四是企业应加大急需人才的引进力度,尤其针对关键技术人才、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和具备综合素质的人才;五是要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机制、评价机制和留人机制。
4、采用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策略,进行风险回避、转移、分散和控制等。企业可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根据企业的风险偏好、风险承受度、风险管理有效性标准,选择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和风险控制等适合风险管理的策略。一是尽可能规避那些远远超过企业承受能力、可能对企业造成致命打击的风险;规避那些不可转移、不可控、不可分散的较强风险;二是企业可以寻求转移的方法积极防范风险,通过契约、合同、经济、金融工具等形式将损失的财务和法律责任转嫁给他人,达到降低风险发生频率、缩小损失幅度的目的;三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分散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核心,企业通过选择合适的技术创新项目组合,进行组合创新,使整体风险得到降低;四是对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进行充分辨识和分析的情况下,事前对技术创新的风险进行预测和预控,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风险发生后的损失程度。如,通过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预警管理系统,对风险进行评估预测,针对风险的性质和程度适时发出不同程度的警报,提醒决策者和管理者注意,以便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预控。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彭文清.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综合评价与对策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2]李晓峰,徐玖平.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8.3.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2
摘要：投资主要是将现代企业的资金转化为资本并实现其增值的过程，投资具有资金量大、风险高、投资期限长等特点。创业投资机构是我国船业投资中的中坚力量，它的存在对于正确引导产业政策、推进企业的重大项目投资决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创业投资自身存在着高风险性、低成功率，从而使得投资失败的事件屡屡发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影响。本文将就创业投资机构在风险投资中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进行分析。
关键词：创业投资机构；风险；内控体系；设计
一、创业投资机构风险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1.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环境还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创业投资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普遍存在滞后性，很多投资机构基本停留在传统的财务控制的阶段。例如：《投资业务操作规范》、《外派董事管理暂行办法》、《担保业务操作规范》等制度的规定比较简单。作为投资内部控制制度风险防范的约束，很多有的投资机构并没有根据自身业务的特点与规模建立完善的投资内部控制制度。另外，有的投资机构中的组织机构关系错综复杂，董事长作为创业投资机构的“老大”，在企业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与威望，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失去了对这种权利的制衡与约束。在创投机构中，企业文化的建设还存在缺陷。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企业管理层的专业素养、人格、管理理念、职业道德规范、经营风格决定了企业的文化氛围与员工的整体价值观。由于创投机构的特殊性，有的创投机构中的人员利己主义思想严重，例如：对于一些好的投资项目都争先恐后的分一杯羹，对于一些发展前景不太看好的投下项目尽量向外推。在创投机构中的约束与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2.创投机构对投资全过程的风险控制比较缺乏
有的创投机构对风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投资决策阶段的风险评估上，并未在投资的全过程中形成投资全过程风险的关注与管理。在项目投资前进行调查后风险控制委员会可以进行风险评估，帮助创投机构的领导层做出投资决策。虽然创投机构制定了《投资业务操作规范》，并对投资业务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要求项目经理应积极组织对参股企业在投资后进行跟踪管理，但是，在执行中由于各种问题的存在情况并不容乐观，如：投资项目预算超支，存在资金缺口时应该在项目一期资金投入后应该引起项目经理的关注，可由于对风险管理的不到位、执行的不到位最终导致项目投资的失败。另外，风险评估作为创投机构投资业务中内部控制的重要因素，是衡量企业投资项目是否成立、是否可行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应引起创投机构的高度重视，但是，有的创投企业由于更关注风险的被动式管理方式，领导层并未将投资风险的分析、识别、管理等作为重要程序来看待。例如，有的创投机构在没有做出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就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行贸然投资，虽然创投机构内部风险投资管理控制制定了相关的条例，但是在执行中敷衍了事。处于被动地位的投资风险管理必将影响到投资的效果。
3.投资业务内部控制流程操作尚不规范
首先，有的创投机构对可行性分析程序的执行不到位。例如，为了遵行企业的投资业务流程，有些投资机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明显的弊端，有的报告敷衍了事、粗制滥造，缺乏技术含金量、缺乏对被投资公司的创新性、营利性、投资资金的安全性、企业债务的可控性、企业成长性、企业资金呢可操作性的详细分析。其次，投资决策过程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有的创投机构50%的项目是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仅仅通过董事会决策即可。有些投资项目的决策流于形式，缺乏科学详细的财务数据分析，在投资回报率、回收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唯领导意见是从。再例如：有的项目是政府推荐的，创投机构在不考虑任何风险的情况下不做投资收益的评估，卖领导面子，在决策上流于形式，忽视了专家小组的评估。
二、创投机构风险内部控制体系设计完善的措施
1.不断优化投资业务的内部环境
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是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内部控制职能的发挥基本前提。完善的创投机构的治理结构应是由一个多层次的相互制衡、相互衔接、责任分明的有效制衡关系。因此，必须有效的改进创投机构业务内部控制权，为风险内部控制体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风险意识是每一家企业中的决策者与经营者必备的，对于创投机构而言，必须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必须意识到风险因素对创投机构的危害，例如：企业领导者的工作作风、领导者的管理理念、员工的风险意识等都是企业的文化的主要内容。
2.不断完善创投机构投资业务的风险管理程序
首先，主动对投资的全过程风险进行监控。对投资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不仅仅在投资决策阶段，应该是全过程的管理与监控。投资风险控制的主要环节是投资计划与决策，投资事项的及时监控。在实务中，企业往往过多地关注了计划与决策环节，但对风险事项的及时监控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在风险投资的全过程中主要包括道德风险、制度性风险、项目投资风险、项目投资后管理风险等。其次，建立投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企业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对风险进行预测。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些指标标准：投资决策阶段的指标、投资事实与运用阶段的指标、投资退出阶段指标等。值得提醒的是，每一项指标都是随着投资环境、经济环境、国家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对风险预警机制的深入了解，应及时对各项指标进行修正。
3.不断优化流程控制为核心的投资内控程序
有的创投机构的投资项目较多，而且单个项目的投资额较大，决策的正确与否、运作的规范与否不仅对企业的效益产生影响，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川投机构的投资决策、运作流程、控制方法等都必须进行规范。投资活动包括投资立项、决策、实施、处置与跟踪管理等环节，对这些控制点实施控制，是创投机构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的重要内容。
总之，内部控制对企业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其不能适应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环境，制约了企业的整体发展。对创投机构而言，投资业务是最重要的业务，将内部控制理论引入到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中，利用西方成熟的内控实践经验来构建投资业务内部控制体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庆民.国有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研究[J].现代商贸，2009（06）：17-18．
[2]伍颖.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和特点[J].中国科技投资，2011（01）：61-62．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3
[关键词]创业创业风险研究视角述评
一、概念界定
1.创业界定
创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也是解决一国就业问题的良好途径。当把创业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时，其是一个跨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多层面的动态复杂系统。由于创业学是一新兴学科，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学者们在其概念上的研究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使得学者们难以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限制了创业学科的发展。
有些学者从创新角度界定创业，认为创业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机会被确认、被创造，最后被开发来产生新的财富创造的能力，任何人都可通过学习成为一个创业者并具创业精神（peter?Drucker，1985）。创业精神的实质就在于开拓创新。创业既可指新组织的创建过程（Gartner，1985），即个人或团体依法登记设立企业，以赢利为目的从事有偿经营的商业活动（朱炎，2000）；又可指组织中新单位的成立，以及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nicholasSiropolis，1986），这扩大了“创业”的内涵。因此可将创业分为两个层次：“创建新的企业”和“企业内创业”，前者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创业，而后者则代表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创业”。
从生产要素和创造财富的角度对创业概念进行定义的也比比皆是，认为创业是创业者以确定的价格购买生产要素，并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再以不确定的价格出卖其转换品（产品）的活动（RichardCantillon）。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协调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要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JeanBaptisteSay）。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既是一条创业路径，又是一种创业方法，通过组合可以产生新的商业机会，形成新的组合力量，这对创业十分重要。RobertRonstadt从创造财富的角度出发，认为创业是一个创造增长财富的动态过程，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的《创业学教程》（2004）对创业的定义也反映了这种观点。
从创业机会和创业风险承担的角度来界定创业概念的观点更为常见，HowardStevenson认为创业是追踪和捕获机会的过程，可由发现机会、战略导向、致力于机会、资源配置过程、资源控制和回报政策等六个方面的企业经营活动来理解。郁义鸿等（2000）认为创业是一个发现机会和捕捉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或服务，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程。该定义强调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捕捉和利用能力以及所创造的新事物必须是有价值的，其价值不仅对创业家而言，也对开发的目标对象而言。创业的意义在于创新和创造，创业者是创业的主体、创业构思的孕育者，他们通过奉献必要的时间和努力，开创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虽然他们可以借鉴、模仿和学习前人的经验和方法，但他们必须从头做起，将创业构思转化为实际行为，但这必然存在巨大风险，风险可能来源于技术、资金、管理、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创业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心理和社会风险来获取货币报酬和个人满足（amarBhide，1992）。
2.创业风险界定
对创业风险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大多数国内外学者都只针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或角度来界定，而并没有将其一般的概念提炼出来。timmons和Devinney将创业风险视为创业决策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处理进入新企业或新市场的决策环境以及新产品的引入。赵光辉主要从创业人才角度界定创业风险，认为创业风险就是指人才在创业中存在的风险，即由于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企业的复杂性，创业者、创业团队与创业投资者的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而导致创业活动偏离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无独有偶，牟永红也从人员风险的角度对创业风险进行了阐述，认为创业过程是需要不断地吸收风险投资的过程，而风险投资家们在对新创企业进行风险评估时，首先看重的就是创业的人员，而不是项目本身。人员风险具体表现在人员的能力、人员的流失和人员的道德三个方面。刘骅将创业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指由于创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非外部因素引发的风险，即与创业者、创业投资和创业企业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引发的风险。
二、创业风险研究综述
目前，创业理论体系仍然是由国内外学者各自积累的学术碎片所组成，创业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仍处于“青春期”（Low，2001）。由于存在理论和实践的真空地带，创业理论需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创业风险的研究问题。在有关研究中，创业风险的提及率很高，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投资风险的研究层面，站在创业企业角度对创业风险的研究还较少。
在对创业者风险倾向的研究中，Brockhaus（1980）和Bird（1997）认为创业者比一般管理者在决策中接受更高的风险水平，但这并不表示创业者的风险倾向高于一般管理者。此外，还有许多国外学者都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试图证实创业者与一般管理者在风险倾向上的差异性，但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所达成的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创业者在风险倾向上较一般管理者并无实质性差异（Low，2001），创业者只是中等程度的冒险者（mcClelland，1961），[5]只是创业者抱着更为乐观的心态看待创业机会（palich，1995）。在对创业风险分析和管理的研究中，Gerosa、nasini（2001）以太空产业为分析对象，对其创业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将创业风险管理视为太空产业管理中的一项新挑战；Barker、Harrell和todd（2002）提出了基于模拟现金流量分析创业风险的方法，puing和Zedtwitz提出了孵化器风险管理方法以及allen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创业企业风险管理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学者从投资者角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创业企业的风险治理理论。
国内学者对创业风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从创业风险来源及构成的角度对创业风险进行研究，陈震红和董俊武(2003)认为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企业的复杂性、创业者、创业团队与创业投资者的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是创业风险的根本来源，创业过程中往往会存在融资缺口、研究缺口、信息和信任缺口、资金缺口、管理缺口等，这些缺口导致了创业风险的产生；李志能、郁义鸿和罗伯特·希斯瑞克（2000）认为创业风险产生的形式依赖于创业的领域，通常的创业风险不外乎由财务风险、精神方面的风险和社会领域的风险等几个方面构成。对创业风险的识别、评估模型和控制进行研究，李洪彦（2007）从高科技创业风险的特征出发，对高科技创业风险管理与传统企业风险管理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创业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方法以及创业风险控制的有效途径，并探讨了防范高科技创业风险的管理策略；赵观兵、万武（2006）建立了高新技术创业风险评判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高新技术创业风险进行评估；颜士梅、王重鸣（2007）以混合安排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并购式的创业人力资源整合风险控制策略的理论框架，将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的控制策略分为基于规范、基于期望和基于契约的三大类控制策略，并通过深度访谈来获取数据和资料，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不同人力资源整合风险控制策略及其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赵光辉（2005）从人才创业风险的角度对创业风险进行原因分析，并对创业的经营风险、财务与会计风险、投资风险、企业内部审计风险等提出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一些学者还对创业风险的管理机制进行研究，如付玉秀、张洪石（2003）以委托-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创业风险中的创业企业家风险在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成因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包括项目筛选机制、投资工具选择、契约限制与条款约束、动态评估和分阶段投资、控制权激励、风险报酬激励、风险跟踪管理、退出投资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创业企业家风险管理机制；陈晓健（2006）从创业企业成长风险入手，研究创业企业成长风险跟踪管理机制，认为创业投资家为了及时识别和控制创业风险，应参与创业公司的管理，并构建风险跟踪管理机制来加强对创业企业的风险监控，在确定风险跟踪管理的方式与参与程度时，创业投资家应考虑创业企业发展阶段、股权比例和投资行业等因素。
三、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关于创业的概念，虽然学者们存在着不尽统一的定义，但他们均围绕着创建新组织，开创新业务，利用创新思想创造资源的新组合；发现、捕捉与利用商业机会；价值创造与财富增长；风险承担等视角进行阐述。国内学者对创业概念的界定大多是借鉴和总结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较集中于从创业机会和创业风险承担的角度开展，认为创业是一个发现、捕捉和利用机会并获取收益的过程，这个过程创业者需要创新和承担相应的风险。创业机会是创业的必要条件，也是首要条件。因为一个理性的创业者不管他拥有多少资源、拥有多少新技术，如果没有机会，他是不会进行创业的。创业不一定要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服务，也不一定要有新的技术，但它一定要有创业的机会，创业者也是因为看到了创业的商机，捕捉住商机才利用商机进行创业的。关于创业风险的界定，目前研究只是从某个角度展开，且只是将创业概念与风险概念“相加”进行界定，并没有将创业风险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进行专门定义。
在创业风险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但研究角度存在着差异。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创业风险的承担者——创业者出发，研究创业者的风险倾向，寻找创业者愿意冒险创业的原因；在创业风险的分析和管理方面，国外学者更多的是关注创业风险识别和评估的方法以及创业风险治理理论的研究。而国内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创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并运用现有的方法对具体的创业风险进行评估以及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他们更多的是处于应用层面而不是理论层面对创业风险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Drucker，p.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m].newYork:HarperRow，1985:16
[2]郁义鸿李志能罗伯特D·希斯瑞克:创业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9
[3]刘骅:民营高科技企业创业风险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
[4]Low，m.B..theadolescenceofentrepreneurshipResearch:Specificationofpurpose[J].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2001，25(4):17-25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4
关键词：创业者；风险感知；创业决策；认知偏见；中国光谷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9－0010－07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方法
创业是有风险的，无论是新创企业，还是现有企业的创业活动，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认识和化解风险已成为创业活动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即使是成熟大企业中的创业活动也不例外。而创业者作为创业活动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在整个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禁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风险、创业者与创业决策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内在关系呢?
对此问题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认为创业者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即品质方法。不少学者起初认为，是由于创业者更喜欢冒险或具有更高的风险倾向，即更愿意有意地采取风险行为的人有可能创建企业。但经过长期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创业者与其他人在风险倾向上并无实质区别，风险倾向与企业的创建也不相关。二是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方法――认知方法，即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创业者之所以采取风险行动，是因为他们感知到的风险比大多数人感知到的风险小。因为，即使是评价同样的环境，也会有一些人认为环境充满了风险，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没什么风险。也就是说，那些比其他人感知到风险更小的人会不知不觉地采取风险行为。
本文将基于认知理论与行为经济学，对创业者的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通过问卷调查，利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和验证。共发出问卷200份，收回164份，有效问卷150份，回收率为82％，有效率为91.5％。有效问卷中，创业者样本数为102个。
二、认知偏见、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
(一)认知偏见、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
palich和Bagby指出，“创业者需要更高的风险倾向，以勇敢地面对创建企业中固有的风险”。”这一观点实际暗含着个人会感知到其中的风险这一假设。然而，如果个人对创业风险的感知不同，那么他不一定需要高风险倾向来创建新企业。他们着手创建企业，可能是因为其感知到的风险很小。换言之，风险感知可以解释个人为什么会做出创建企业的决策，而创业者尤其是可能会感知到低水平的风险。与一般人相比，创业者可能感知到的更多是优势和机会，而非劣势和威胁。Corman等人就曾发现，2／3的高科技创业者声称他们没有冒任何风险。
如果说风险感知影响创业决策，那么，又是什么影响风险感知呢?为什么风险感知在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差异呢?要明确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决策的过程。长期以来，决策文献中暗含的一个假设是：个体在考虑同样的决策组合时感知到的风险水平是一样的，且是完全理性并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决策行为理论指出，复杂的管理决策，如创建新企业的风险决策，是行为的函数而不仅仅是经济最大化的函数。西蒙在1955年提出，管理决策常常达不到纯理性模型，且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即是有限理性的。Steinberg(1999)指出，几十年的研究表明，我们的认知过程(思考、决策、计划等)远非是完全理性的；相反，我们的思考、决策以及任何从中产生的事情通常都强烈地受到各种错误或偏见的影响。Cooper(1995)等人对决策行为的研究表明，由于个体的认知能力有限，导致他们既不会综合地搜索信息，也不会精确地解释信息。为了消除这些缺陷，个体采用了认知性直观推断以及可能会导致认知偏见的简化策略。他们还指出，这些认知偏见常常在复杂的不确定性决策中出现。
Baron(1998)和Simon(2000)等人认为，某些偏见的存在和其他许多认知偏见的来源，以及它们对我们思想的有力影响，表明了创业决策的风险行为也可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Busenitz和Barney(1997)指出，创业者特别容易引起偏见，因为他们无意中会简化信息处理，以减少决策中的压力和不确定性。mcCarthy(1993)等人以及palich和Bagby(1995)也指出，创业者的创业决策是一种个人的风险决策过程，更容易受认知偏见的影响，从而降低他们对风险的感知。另外，因为认知偏见会影响创业者注意到的信息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解释，所以，某些认知偏见会使创业者低估决策的负面结果和不确定性，从而会导致低估风险(Shaver和Scott，1991)。从创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内容来看，一般认为，在创业者评价其创业风险决策中最可能出现的认知偏见，主要包括过于自信、乐观偏见、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数定律。
1、过于自信
过于自信是指没有认识到个人的知识限制。这一偏见出现于许多不同的情景领域。一是过于自信的出现是由于个体在获得新的数据后，并不充分地修正其最初的评价，导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评价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是不正确的。二是个体会出现过于自信，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判断是建立在一种可以增强其信心的理由的基础上，但实际中，增强信心的理由基础并不会增加个人信息本身的准确性。如Kahneman和Lovallo(1994)研究发现，被调查的对象在对调查项目的回答中实际只有80％的正确率，但他们却认为自己“99％都是正确的”。三是表现出过于自信的决策者往往会将假设看作是事实，所以，他们可能看不到从这些假设中得出结论的不确定性，从而会错误地断定一种确定的行为是没有风险的，导致决策者进入不熟悉的领域。
2、乐观偏见
乐观偏见是指人们期望事情会有的好结果的一种夸大倾向。比较常见的例子是资本投资项目，即项目往往会推迟完成，且在最终完成时超出预算，也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尤其是当投资项目涉及到新技术或者进入不熟悉的领域时，更可能会出现乐观偏见，几乎所有项目的构成成本都至少会超过初始估计成本的20％，而许多项目的实际构成成本甚至是初始估计成本的两倍多，特别是超过80％的项目研究达不到计划的市场份额。另外，企业的兼并与收购也常会表现出乐观偏见(Kahneman和Lovallo，1994)。总的来说，乐观偏见会影响人的认知和行为。同样，创业者在创业决策中也会受到乐观偏见的影响。Cooper(1995)等人研究发现，超过80％的创业者认为他们创业成功的机会为70％或更高，而创业5年之内的成功率实际上仅为33％左右。
3、控制幻想
在机会起着重要作用而技能属于非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过分强调其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增强企业绩效，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控制幻想这一偏见。即是说，个体为了减轻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而使自己确信他们能够控制并准确地预测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结果。因此，表现出控制幻想的人往往会低估风险，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预测对企业具有影响的事件，且其技能高于其他人，这些技能可以克服消极事件的发生，从而会产生过度乐观的绩效估计。这些过于乐观的估计将会导致决策者做出风险决策，如兼并绩效不好的企业或开创新产品等。同样，控制幻想这一认知偏见对创业决策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Boyd和Vozikis(1994)指出，一个人相信其控制企业结果的能力(即控制幻想)，将会影响其创建企业的意念，但这种意念是基于感知的，因而可能是不准确或者是一种幻想。此外，Simon(2000)等人发现，个体的控制幻想越强烈，即相信他们的技能能够增加绩效，如果在机会起很大作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创建新企业的倾向就越大。
4、相信小数定律
当一个人根据有限的信息输入量(即小样本)来得出某个结论时，他就表现出了相信小数定律这一偏见。决策者的推断有时候往往不是从大的随机样本中做出，而是根据一个较小的数据样本。例如，一个创业者在听到两个潜在的顾客说他们将会购买其新企业的产品时，该创业者很可能会被这有限的信息反馈蒙蔽，认为其新建企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而做出过高估计。事实上，小样本并不能代表整个人口，样本越小，接受正面信息的机会可能就越大。因此，认为小样本信息代表了整个人口的那些人，他们是不会适当地感知损失的可能性或者整个结果的可能范围。可见，创业者在创业决策中应用有限信息的倾向更大，即在创建企业的风险决策中相信小数定律，从而会影响创业者的风险感知。Kahneman和Lovallo(1994)指出，那些根据非正式的、有限的信息数量来决定创业选择的个体可能会获得过度的正面反馈，这样的话，依赖一个小样本数据会使个体低估风险。Simon(2000)等人也指出，相信小数定律确实会影响个人的风险感知，从而会影响创建企业的风险决策。
(二)理论假设与实证分析
1、假设、检验模型与计量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可以初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H1)创业者感知到的风险较低与创业决策有关。
假设2(H2)过于自信会降低创业中感知到的风险。
假设3(H3)过于乐观会降低创业中感知到的风险。
假设4(H4)控制幻想会降低创业中感知到的风险。
假设5(H5)相信小数定律会降低创业中感知到的风险。
假设6(H6)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数定律通过风险感知而间接影响创业决策。
结合这几个命题，可得出一个初步的关系模型，如图1。
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创业者样本分别对假设进行检验分析。过于乐观、控制幻想、相信小数定律和风险感知等主要参考Simon(2000)等人的想法和问卷项目，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首先，对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直接进行皮尔森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
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显著相关(p＜0.01)，相关系数为－0.400，表明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呈负相关关系，即感知到的风险越低，越有可能做出创建企业的决策，这初步支持了假设1。
然后，通过对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数定律与风险感知的相关分析，来考察认知偏见与风险感知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2。
从表2中可以发现，相关系数介于0.010和0.557之间，但是，除了控制幻想与风险感知显著相关外，过于自信、过于乐观和相信小数定律与风险感知都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控制幻想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pearsoncorrelation＝－0.291，p＜0.01)，说明控制幻想的存在会降低对创建企业风险的感知，因而假设4得到初步支持。而过于自信、过于乐观和相信小数定律与感知到的风险都不显著相关，不支持假设2、假设3和假设5。
为进一步说明认知偏见对风险感知以及风险感知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我们采用强迫进入法分别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图1的关系模型，我们分别建立两个回归模型：一是认知偏见与风险感知回归模型；二是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回归模型。
(1)认知偏见与风险感知回归模型
该回归模型包含一个因变量和四个自变量，其中因变量为风险感知(Y1)，自变量分别为：过于自信(X1)、过于乐观(X2)、控制幻想(X3)和相信小数定律(X力。其函数关系表示为Y1=ff(X1，X2，X3，X4)，根据上述函数关系，可得回归方程式如下：
Y1=α1+β11X1+β12X2+β13X3+β14X4
所得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
过于乐观和控制幻想这两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148，F检验小于显著水平0.01。其中，控制幻想与风险感知之间为负相关-关系，标准化相关系数为-0.282，表明控制幻想的存在会降低创建企业中感知到的风险，这与假设4的观点是一致的。过于乐观单尾检验小于显著水平0.05，可以确定过于乐观与风险感知直接相关，标准化系数为0.247，表明它们呈正相关关系，意味着乐观偏见会增加感知到的风险，这与假设的观点是相反的。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过于乐观与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数定律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所致，过于乐观与相信小数定律的相关系数较大，为-0.557(见表2)，从而可能造成过于乐观与风险感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因此，要确定过于乐观与风险感知是否具有直接关系，将来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而过于自信和相信小数定律这两个变量，则与风险感知没有直接关系。
(2)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回归模型
该模型中因变量为创业决策(Y)，自变量为风险感知(Y1)。其函数关系表示为Y=f(Y1)，根据函数关系，可得回归方程式Y=α1+β2Y1，回归结果如表4。
可见，风险感知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160，F检验小于显著水平0.01。自变量风险感知的单尾检验小于显著水平0.01，标准
化相关系数为-0.400，表明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显著负相关，即创业者感知的风险低与创业决策有关。这与假设1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创业者感知到的风险越低，越有可能做出创建企业的决策。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在认知偏见所包含的四个变量中，过于自信和相信小数定律与风险感知都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而过于乐观与风险感知的关系还不能确定。只有控制幻想直接与风险感知显著负相关，而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也显著相关，这表明控制幻想通过风险感知这一变量而间接地影响创业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6。
尽管过于自信、过于乐观和相信小数定律与风险感知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并不能说明它们与创业决策之间不具有相关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
从表5中发现，所有相关系数绝对值都介于0.010和0.557之间，其中，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数定律都与创业决策显著相关。控制幻想与创业决策的相关系数为正，这也可以从前文的观点中得到解释。由于控制幻想与风险感知负相关，而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又负相关，因此，控制幻想与创业决策正相关。相信小数定律与创业决策也显著相关，但相信小数定律与创业决策的相关系数为负。为了进一步检验认知偏见与创业决策的相互关系，下面将建立认知偏见与创业决策的回归模型。
(3)认知偏见与创业决策回归模型
该回归模型包括一个因变量和四个自变量，因变量是创业决策(Y)，自变量分别为过于自信(X1)、过于乐观(X2)、控制幻想(X3)和相信小数定律(X4)。函数关系表示为Y=f(X1，X2，X3，X4)，回归方程式如Y=a3+β32X1+β33X3+β34X4，结果见表6。
模型回归的结果是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数定律两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判定系数(R2)为0.213，F检验小于显著水平0.01。过于自信和过于乐观与创业决策都没有直接影响，只有控制幻想和相信小数定律两个自变量与创业决策显著相关。其中，控制幻想的单尾检验小于显著水平0.01，标准化相关系数为0.312，表明控制幻想与创业决策直接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发现。结合前面对控制幻想的结果分析，发现控制幻想不仅通过风险感知这一因素间接地影响创业决策，而且还对创业决策有直接影响。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发现是，相信小数定律与创业决策的相关系数为-0.345，是负相关，与Simon(2000)等人的结论相反。
2、模型的修正与进一步分析
根据以上三个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应对认知偏见、风险感知和创业决策模型进行修正，结果如图2听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过于自信和过于乐观对风险感知没有直接影响，与创业风险决策既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间接影响。控制幻想与风险感知存在负相关关系，并通过风险感知而间接影响创业风险决策。司时也与创业风险决策直接正相关。相信小数定律对风险感知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创业风险决策直接负相关。而风险感知与创业风险决策的关系则如所预期的那样，呈负相关关系，即感知到较小的风险与做出创业风险决策相关。
总之，那些感知到风险水平更低的个体更可能决定创建企业，即创业者的风险感知影响了其创建企业的风险决策。这是由于风险感知在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差异有关。Simon(2000)等人曾指出，即使个体评价同样的企业，他们也会在决策中出现33％以上的波动：创业者并非愿意接受更高的风险水平，也并非更喜欢冒险，而是他们没有感知到创建企业的风险或者感知到的风险较小。有学者指出，如果他们感知到创建企业中的真正风险，那么，即使他们是对风险具有较高忍受力的创业者，他们也不会去从事这种风险活动。
风险感知的差异是由于决策中的各种认知偏见所引起的。正如前文分析，控制幻想直接影响了创业者对风险的感知。由于控制幻想这一偏见，创业者往往会过高估计自己技能的重要性而忽略真实存在的障碍。因此，他们高估预测和控制未来事件的能力，导致其感知到的风险较低，并做出创建企业的风险决策。另外，控制幻想这一偏见也直接与创业决策相关。
在相信小数定律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分析中，本文虽没有获得预期的负相关结果，但发现相信小数定律直接影响了创业决策，且呈现负相关关系，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说明相信小数定律的影响将会直接促使创业者做出决策。同时，本文认为，出现负相关关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的创业者虽更侧重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即行为经济学所讲的基于经验的直观推断的决策方式，但与偶尔遇到的小样本相比，创业者又会更加相信大样本统计数据。二是这可能与问卷设计的问题有关。我们在问卷中对相信小数定律的考察设计是采用一个反面信息样本，然而，大部分已做出创业决策的创业者仍会坚定地选择创业，这就导致了两者间强的负相关关系。事实上，该结果也说明，中国创业者的决策更依赖于自己的亲身体验，依赖于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和感觉，而偶然遭遇的小样本对他们不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3、风险感知与创业决策的行为经济解释
为什么创业者往往会低估创建新企业中所面临的风险，认为他们获得正面结果的可能性要比客观统计数据所表明的可能性高得多呢?展望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认知因素对创业决策的重要影响作用。
展望理论是以主观价值概念为中心，并根据参照点来定义收益或损失，其中，损失的主观价值函数曲线比收益的主观价值函数曲线更陡一些。这意味着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值，在个体思维及其决策中，损失要稍微大于收益，即使损失的数量与收益的数量是相等的。例如，损失1万元比获得1万元的感觉要更强烈一些，即损失1万元的主观价值的绝对值比收获1万元的主观价值的绝对值要大。受益和损失价值函数的这种不相等表明，人们对于收益通常表现为风险厌恶，而对于损失通常表现为风险偏好，即人们关注收益时偏好于回避风险，而关注损失时则偏好于追求风险。同时，由于收益和损失是根据某一参照点来确定的，因此，对于不同的人，其参照点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且参照点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一点可以用来说明创业者对创建新企业的选择。选择创建企业的创业者可能会根据损失来构造事件，即他们可能会认为，由于忽视了机会继续为现有组织工作而丧失了某种收益，因此，他们会表现出风险偏好，并出于对损失的厌恶，从而选择创建新企业。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另外，展望理论认为，人们往往偏重于小概率而
轻视中等概率或高概率，也就是说，小概率的决策权重要大于该概率本身。例如，的中奖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头等奖，然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买，且还在不断地重复购买。这是因为在购买者心中，小概率的中奖率变大了，因而认为中奖的可能性增大，从而促使其不断地购买。同理，对于在创业者是否创建企业的风险决策中，创业者会在更大程度上比其他人表现出偏重于小概率的倾向。如Cooper(1995)等人的研究发现，95％的创业者认为，即使超过2／3的新创建企业都失败了，他们仍会是少数的成功者。可见，由于偏重于小概率，导致创业者增强了他们对自己成功的估计，促使创业者创建新企业，拿他们的时间、财富和职业等来冒险。
三、结论
认知偏见在创业环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加速了决策过程。创业过程或创业活动本身充满了大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由于机会窗口的时间限制，创业者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搜索所需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最终都可获得，但往往因成本很高，或者说，获得这些信息在时间上是不允许的，因此，创业者必须根据有限的信息来做出有效的决策。哥德，吉戈伦尔(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直观推断与偏见的决策方式在具有大量信息的情况下可能逊色于那些规范性的决策方法，但在只有少量信息且时间较紧迫的情况下，这些简化的决策则优于规范性决策。因为，即使在两者效果相当的情况下，由于简化的策略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要比精确的规范性模型低得多。因此，认知偏见与直观推断的简化机制在创业风险决策中是非常有用且有效的。如果在创业风险决策中没有这些简化机制，即没有直观推断与偏见决策方式，那么很多企业可能永远都建立不起来。也就是说，创业者的某个想法只能永远是一种想法，而无法转化为一种现实，无法转化为一个不断成长的企业。当然，在评价创业风险决策中，直观推断与偏见的简化决策机制可能会导致重大的错误。如Smith(1988)等人就认为，综合性不够强的决策会降低企业的绩效，因而决策者应该使其偏见最小化。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5
目前我国大学生在自主创业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资金和亲情融资以及天使基金和合伙融资、风险投资、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进行。作为创业者中的特殊群体，大学生面前的每一个融资渠道都具有较大的风险，加上其自身发展和人生阅历等诸多方面的局限，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在创业融资过程中增加。因此大学生自主创业融资发呢贡献也就能够通过分析和探索给以相应的界定，大学生创业企业在参与融资活动的过程中由于融资环境的改变和创业项目的不稳定等因素导致融资出现更多不确定性因素便是融资风险。即大学生在新的创业项目得到施行的同时，因为融资渠道问题和项目发展前景而产生的风险问题。
二、大学生创业融资的现状分析
(一)目前大学生创业融资需求的特点
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其对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不够了解，因此融资初期常常会出现数量较大的资金借贷。同时在拉拢企业等进行投资时，其所列条件并未能满足企业的要求，或者条件较高，在融资后创业利润明显偏低。因此大学生创业的融资需要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进行论证。我国大学生创业融资在需求中的几个主要特点，即融资需求的急功近利化;融资对象选择的盲目化;融资过程责任感缺乏;政府融资渠道覆盖面低等。与此同时，商业机构在融资中所能承担的风险较小、融资贷款手续复杂及大学生创业融资方面教育在各大高校缺乏相对高度的重视。而从创业过程对融资的需求与供给的作用提角度来讲，在企业进行创业融资的过程中，企业参与投资会加快创业的进程，使其发展更为迅速。同时，资金的增值作用也是促进企业成长的重要手段。在大学生创业的过程中，对其困扰主要原因中就包括资金，可见大学生创业融资的重要性。
(二)目前大学生创业融资的内外部环境影响
大学生群体在自主创业的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于融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进行把握。尽管各级政府对于自主创业存在着政策上的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另一选择。但大学生在自主创业的兴趣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业仍然存在着许多风险，主要是在项目的选择上趋于盲目化，创业技能较为缺乏，同时，在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思想较为单位，因此融资渠道也较为单一，其次，自主创业过程中，大学生群体由于刚刚不如社会，因此其社会资源较为缺乏，管理也较为松散，在面临利益关系时，其往往不能运用法律意识对权利进行维护，或者在有意无意间侵害他人的既得利益。同时，在大学生自主创业特点方面，大学生创业虽然有着相应的激情，但仍然缺乏一定的自信心，对于创业的未来走向不够明确。虽然有创业项目，但创业的资金不足，即便有创业机会的出现，也缺乏相应的创业能力。在面临创业风险的同时，无法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同时创业优势也无法得到真正应用。因此，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困难具体表现就在与机会型创业比例不足方面。因此，在大学生融资研究过程中，即从融资的需求和供给以及创业融资的渠道和融资对象的分析和创业融资风险、创业融资支持体系等进行探讨和研究，分析目前大学生创业融资过程中的相关政策支持，对国家政策给予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进行综合的参考和分析，从而对大学生创业的整体环境进行有效分析。与此同时，大学生利用自身的学识优势，对创业思路进行全方位的思考，从而避免将融资渠道局限在亲友借款等微薄融资，而是将关注与支持的重点放在企业和银行或者担保公司上，利用社会机构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达到融资的目的。这就要求大学生在融资前，必须做好对融资方案的设计，将各种融资方案的可能性和支持程度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选择较为合适的融资渠道。对于自主创业项目的可行性也要进行一定的思考，因为一旦融资得以解决，便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使得投资单位和投资个人能够收回资金，创业大学生也能够通过企业的发展，将技术和创业转变为盈利的方式和工具。
三、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的表现
新创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带来的创业融资风险，逐渐成为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主要由负债融资所带来的风险和股权融资所导致的风险创业融资所构成，主要的融资渠道也包括了金融机构的融资和社会基金机构的融资以及政府融资等。就创业的个体的特殊性予以分析和讨论。
(一)负债融资风险
初期自主创业群体在融资过程中常常会面临融资的风险问题。大学生缺乏较为实用的融资技能，对于经验和创业知识的缺乏也使得创业过程受到相应的限制，其创业项目规划不够合理，发展方向考虑不够周全，想法不够全面也是造成融资风险的重要方面。在创业融资的环境中，部分企业由于发展的需要，对于短期资金的使用较为急切，因此往往通过低价进行股权买卖和技术创意的兜售，从而造成毁约情况的出现，这就使得创业企业在发展初期就面临着诚信问题和责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品牌难以树立，市场开发也具有一定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做法也使得融资渠道被截断。与此同时，融资的风险还在于大学生对于融资对象的判断出现误差，导致融资过程中风险意识的缺乏。这也是因为大学生刚刚迈入社会，对于社会利益关系判断不清，导致融资对象出现错误，从而导致融资难度加大或者收益难以偿还融资情况的出现。
(二)股权融资风险
新创企业在内部的管理方面并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情况下，其管理模式只局限在发起人的工作热情带动上，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在企业内部，缺乏企业监管和财务制度等的建设，尽管在发展初期，问题无法得到显现，但随着企业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具体体现在资金的收支程序不能按照一定的章法找寻，预计资金回收情况与业务的进展情况无法同步，因此便会直接导致企业融资的风险。与此同时，企业生产中对市场认识不够清楚，成本过高，资金难以收回，也是另一风险所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政策不健全。融资风险不仅仅是由于企业自身发展所具有的局限性导致，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其风险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创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往往由于信用问题，无法得到投资者的新人，使得融资活动收受影响。因此只有完善融资市场的融资政策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资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回收。
四、规避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的策略
(一)强化对融资风险的认识以提高防范意识
大学生新创企业的成败与其本身的综合素质修养紧密相关，通过具体实践活动可以丰富自身社会经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融资风险防范意识，进而提升自身创业能力。此外，在创业途中，创业者更需要注重对于合作精神的培养，将团队的凝聚力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素质，使得在初期管理阶段，企业的存亡与企业成员休戚相关。企业凝聚力的高度发展也使得企业拥有较为强大的市场应对能力，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融资风险有着更为重要的抗衡能力。对于高校教育来说，需要为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积极的提供帮助，开设风险防范培训，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创业实践，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关于创业风险的意识，增强抵御创业风险的能力都是良好的方法。
(二)健全新创企业管理机制以合理规避风险
由于创业者对于管理知识的缺乏，其管理机制的建设并不完善，使得融资风险也有所增加。这就要求创业者在发展初期应该建立行之有效的股权结构，同时，对股权的结构管理进行完善，防止少数股东通过资金或者收购行为进行股权的控制。与此同时，在与融资对象或者服务群体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要注意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从根本上实现大学生创业群体拥有良好的企业信誉。在大学生创业过程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必不可少，作为创业者，需要能够做到不逃避、不躲避，积极应对这些困难和障碍。融资风险是大学生创业过程必须面临的一种风险，因此大学生创业个体对融资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在融资过程中面对融资需求，认真分析其各种融资渠道及每个融资渠道的成本和风险，选择融资危险最小渠道进行融资。
(三)利用相关地区政策的融资支持降低风险
由于自主创业对于社会就业压力的缓解和社会经济的稳固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也开始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融资进行了相应的支持，针对相关融资风险，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在创业初期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创立创业投资基金扩大大学生群体的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因此，熟悉创业地区的融资政策及政府相关法规，充分利用政策支持，扩大创业融资的渠道，规避融资风险是大学生创业个体必须掌握的知识。初期自我准备不足，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缺乏专业指导使得大学生创业受到非常重要的限制。因此如果希望进一步提高就业机会，金融机构积极性有待提高，政府有必要对该群体的发展情况有所关注，并给予支持，现有政策需要规范和创新。另外，依照相应的措施和方法对融资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应对，从而保证企业的融资计划的顺利进行成为政府和企业应该关注的重点。
五、结语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6
关键词：非理性决策；人口统计特征；多元线性回归；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6-0033-05
一、引言
所谓风险投资指的是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向增长潜力巨大的尚未上市新企业进行权益（资本）投资，在新兴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提供管理服务，待企业上市后转让权益资本，从而实现资本高速增值的特殊金融投资方式。从微观层面看，其运行机制由筹资、投入、投资后管理与退出四个循环过程构成。考虑到新兴风险企业成长的不确定性极高，且信息不对称存在于风险投资机构和风投企业家之间，任何风险投资过程都无法预测到高科技风险企业未来事件以及管理冲突。所以，风险投资机构积极参与投资后的管理过程，较之前期评估和契约设计重要的多。Stromberg和Kaplan（2001）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如果要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成本，需要对风险投资进行审慎调查、设计并签署相关协议以及后期管理。因此，任何的风险投资后期的管理机制特征和内涵，及其管理机制的研究和分析就显得极其重要。
风险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风险企业作为风险投资创造价值的载体具有极高的失败率，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和降低其失败率的措施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我国高科技风险企业较之国外同行更依赖于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个人而并非管理团队，国内风险投资机构在对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品德及所投资项目都进行了严格的前期考察的基础上，我国高科技风险投资较国外同行失败几率更高，排除系统层面的因素，则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就集中在“管理者”的决策行为。
近年来高科技风险投资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学术界讨论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政府也不断加大了对高科技风险投资的扶持力度，涌现出很多成功的高科技风险企业。对高科技风险企业及其他高成长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对我国的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我国高科技风险企业的成功几率却较之国外要低很多。高科技风险企业除了行业环境与国外有差异外，更多表现为管理团队的管理能力不足。目前我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团队中，表现为个人决策为主，团队决策为辅的现象，即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决策中更多地依赖其自身知识和水平而非团队集体决策。但是高科技风投企业家认知偏差带来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很有可能导致高科技风险投资失败。因此，研究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个人的投资决策过程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研究我国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项目考察阶段的非理性决策与其人口统计特征的关系，为提高我国高科技风险投资成功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项目考察阶段决策的非理性界定
项目获取阶段的“信息收集阶段”、“信息编辑阶段”和“信息评估阶段”分别对应于“项目考察”、“项目筛选”和“项目评估选择”。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项目考察阶段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找出可以吸引风险投资的项目，本文认为凡不利于吸引高科技风险投资的决策行为均属非理性决策行为。本阶段寻找那些可以吸引风险投资的项目，根据以往研究，代表启发式、易得性启发式、近因效应、首因效应、对比效应和晕轮效应等非理均可导致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作出非理性决策。本阶段的目的在于从项目考察阶段寻找到的众多项目中，根据其投资战略和制定的项目筛选标准，选择出合适的风险投资项目。
（一）代表启发式非理性决策
所谓寻找项目时的代表启发式非理性决策，指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倾向于简单地用类比方法去判断寻找那些已成功的案例，尤其是国外成功的案例，并加以引进，但其可能忽略了国内外经济环境、消费习惯等，可能导致寻找的项目并不适用于国内，无法顺利吸引到风险投资。
（二）易得性启发式非理性决策
寻找项目时的易得性启发式非理性决策，是指高科技风投企业家需要做出判断时，往往会依赖快速得到的信息或最容易记得的信息，而不是去致力于挖掘更多有用的信息。如项目考察时，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会尽可能多地考虑自己、身边人熟悉的项目，往往受情绪直觉影响忽略现实的经济环境以及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因素，导致寻找的项目与自身才能不匹配，无法成功吸引到风险投资。
（三）近因效应非理性决策
寻找项目阶段的近因效应非理性决策指考察项目时，当出现不断有足够引人注意的新信息或原来信息的印象已经淡忘时，新近获得的信息对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做决策的影响较大，导致最后一个接触的项目很有可能会入选，但其会模糊中间项目信息印象，忽略了以往信息的参考价值，从而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进而做出错误判断，可能导致寻找的项目无法顺利吸引到风险投资。
（四）首因效应非理性决策
首因效应非理性决策是指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考察项目时会受信息呈现顺序的影响做出错误的决策，即先呈现的信息比后呈现的信息会有更大的影响作用。高科技风投企业家自己第一个接触的项目很有可能入选，因为第一印象作用最强，持续的时间也长，致使其忽略其他信息，只偏向于第一个接触的项目，而导致无法顺利吸引到风险投资。
（五）对比效应非理性决策
对比效应非理性决策是指高科技风投企业家更关注有鲜明特征的项目，并且会比较同时出现的其他项目，因而更可能选择最差项目的前一个项目或后一个项目，但往往不能发现其他项目的潜力，只关注所比较的项目优势，忽略其缺点，降低了项目成功率，从而难以吸引风险投资。
（六）稀释效应非理性决策
稀释效应非理性决策是指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考察项目时，未将可吸引风险投资作为考察项目时最应该关注的因素，而受到其他因素，如风险大小、研发的困难程度等因素影响，从而可能在考察阶段找到的项目难以吸引风险投资。
（七）晕轮效应非理性决策
晕轮效应非理性决策是指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考察项目时，非常信任成功人士或名人推荐的项目，片面地看到他们推荐的项目优点，从而更关注成功人士或名人推荐的项目，从而会产生认知偏差，未能充分了解其他人推荐的项目优势，导致做出错误的决策，继而无法顺利吸引到风险投资。
三、设计问卷与数据分析
（一）问卷的设计与信度分析
1.问卷设计。本调查问卷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人口统计特征，共8个问题；第二部分是对高科技风投企业家非理性决策定性部分进行测量，共32个问题；第三部分是对高科技风投企业家非理性决策定量部分测量，共33个问题。
初始问卷在作者所在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对象中发放了15份作为预试，与填写者就问卷中难以理解或模糊不清的地方进行了沟通，修改后形成最终问卷。由于本文拟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的方法研究高科技风投企业家非理性决策行为，而Boomsma（2000）发现，对于结构建模分析（Sem）而言，不论是模型有恰当解的百分率、参数估计的精确性，还是统计量的分布，研究结果都显示样本容量越大越好。他建议样本容量最少大于100，大于200更好，考虑到难以找到太多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因此本研究拟定发放200份问卷。问卷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进行正式发放，为考虑问卷填写的真实性，本次发放的主要对象是已经接受风险投资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其来源于作者所在的风险投资机构和本行业其他风险投资机构，因为此类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已接受风险投资，无需担心填写问卷对自己融资的影响，并且还可以帮助风险投资机构发现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可能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决策。
2.信度分析。测验的信度是指使用相同的研究技术重复测量同一个对象时，得到相同研究结果的可能性。信度代表的是内部一致性概念，也就是一个变量（概念）下题目数的平均值，通常以SpSS中的指标Cronbach？琢值来表示。Churchill指出Cronbach？琢系数绝对是第一个用来检验衡量工具质量的方法，在整理好回收的问卷后，本研究问卷运用Cronbach？琢来检验衡量工具的信度，使用修正后项总相关系数（Correcteditem-totalCorrection）来净化测量项目。纠正项目的信度检验筛选项目的标准有两个，必须一起成立才可以删除此项目：一是修正后项总相关系数小于0.3；二是删除此项目可以增加？琢系数值。当Cronbach大于0.7表示非常好，0.35～0.7表示可接受，小于0.35要删除。项目获取阶段的信度分析如表1所示。
（二）数据分析
为确保问卷的可信度与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对调查问卷进行的前期调查，选择对象主要是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并接纳有关专家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对问卷进行完善。调研对象是近年来国内接触过风投企业的企业家。通过概率抽样的样本选择，对130位高科技风投企业家进行问卷调查，收回问卷96份，采用apaSS16.0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列联表分析法判断人口统计特征与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项目获取阶段的非理性决策之间的显著性；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著性的统计特征变量与非理性决策的关系，其中采用的显著水平是0.05。
1.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如表2所示，高科技风投企业家35岁以下和35岁以上的人群中具有非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2.3%和55.1%，可以看出非理与人的年龄是呈正向的；根据学历来判断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中非理的人数中高学历与低学历分别为50.5%和28.8%，可以看出高学历所占的比例要大，也就是说学历与非理是呈反向的；根据家庭中有无子女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来判断其是否非理性，可以看出有子女的与无子女的比例分别为37.2%和51.1%，有子女的风投企业家更加理性，而无子女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更趋向于非理性；有无留学经历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中具有非理的人数分别占29.8%和47.6%，可以看出具有留学经历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其行为较之无留学经历的更加趋于理性；在其是否具有创业经验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中，有经验的企业家非理性所占的比重为25.9%，无经验的企业家非理性所占的比重为83.5%，可以看出，有经验的企业家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更趋向于理性；在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中技术型与管理型的人员中，技术型所占的比例为72.2%，而管理型所占的比例为24.6%，可以看出管理型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其心态更趋向于理性，而技术型的企业家其非理严重（见表2）。
2.高科技风投企业家非理与人口统计特征实证检验。由表2和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以下结论：（1）表2中显示非理与风投企业家的年龄是呈正向关系的，同时在列联表3中的数据显示，三种分析结果都是支持该结论的，也就是说非理与风投企业家的年龄之间存在显著性影响；（2）由表2可看出非理与学历是成反向的，但列联表3的三种分析却并不完全支持该结论，其结论是非理性与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学历与其非理性之间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3）由表2可以看出有子女的家庭结构中，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非理比较严重，列联表3中的三种结论也是支持该结论的；（4）由表2可以看出非理性在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中具有留学经历的程度较弱，列联表3中的三种结论是支持该结论的，也就是说非理与留学经历存在显著性；（5）由表2可以看出，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非理与其有过创业经验之间是反向的，列联表3中的三种分析结论也支持该结果，显然非理与创业经验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6）由表2可以看出，技术型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非理较强，列联表3中的三种分析结果亦支持该结论，表明技术型风投企业家与非理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
由上述分析情况看来，除去学历这一项基本的人口特征，其他的人口统计特征：年龄、家庭结构、留学经历、创业成功经验、创业前职业作为自变量，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分析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项目考察阶段其非理与人口统计特征之间的关系。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表4显示回归模型的复相关系数值（R）和确定系数值（R2）分别为0.843和0.918说明其拟合优度较好，其中Durbin-waston统计值为1.955，仍接近2，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模型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
由表5可以看出性别与年龄、职业及学历、从业经验和家庭状况的t值在0.05水平上不够显著，与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非理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相关性，其中留学经历与创业成功经验与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非理性决策之间存在着线性相关。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笔者从性别、年龄、职业和学历、留学经历和创业成功经验、从业经验和家庭状况八个方面来研究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非理与人口统计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得出以下结论：
1.性别、年龄、职业、从业经验、家庭状况与项目考察阶段的非理性决策不存在相关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年龄的大小，从事何种职业，积累了哪些从业经验，家庭状况如何，在风险项目考察阶段都有可能比较倾向用简单的类比方法选择国外的热门成功或自己熟悉的风险项目，或者会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接触的第一个、最后一个有深刻印象的项目，甚至非常信任成功人士或名人推荐，片面地认为他们的推荐是好的有利的，非理性地坚定自己的判断，往往忽略其他信息，忽略其他项目的潜力，导致做出非理性决策，产生代表启发式、易得性启发式、近因效应、首因效应、对比效应和晕轮效应等决策偏差。
2.国外留学经验、创业成功经验与项目考察阶段的非理性决策存在相关性。国外留学经验与风险项目考察阶段的非理性决策存在正相关性。有国外留学经验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更关注国内外热门项目并加以引进，相信国内外成功的风险项目自己去做也会成功，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关经验更容易产生代表启发式非理性决策，反之亦然。而创业成功经验则与风险项目获取信息收集阶段的非理性决策存在负相关性，即无创业经验的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容易产生代表启发式、晕轮效应等非理性决策。
（二）政策建议
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风险投资与其他形式投资的最大差异在于风险投资公司不是通过分享风险企业的利润实现投资收益的，而是通过扶持风险企业迅速成长，然后从风险企业成功退出，一次性获得高额回报。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与风险企业是在创造风险企业成功的历程中的战略盟友。风险投资公司会充分发挥其各种优势和影响力，帮助风险企业实现商业价值。因此可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在该阶段动态分配资源进行监管和辅导。
在风险投资项目获取阶段，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目的在于寻找那些可以吸引风险投资的项目，但在这过程中他们可能倾向于简单地用类比的方法去判断寻找那些已经成功的案例，尤其是国外成功的案例，并加以引进或做出判断时依赖的信息不充分不全面。即使高科技风投企业家有相关的成功创业经验，还是会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偏差，做出错误决策。在项目筛选标准时，高科技风投企业家会根据以前从事的职业不同，会对出现非理性决策有较大影响。在对项目进行评估时，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学历越高越无法容忍自己判断失误，因此不愿意对已筛选出的项目进一步论证，导致可能选择出的风险投资项目并非最优项目，难以吸引到风险投资。所以，根据上述对项目获取阶段的非理性决策分析得知，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在项目筛选阶段、项目考察阶段、项目评估选择阶段都存在非理性决策行为，因此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应从以下几方面减少风险投资的非理：
1.在项目筛选阶段风险投资机构应分析风险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内的经济环境、企业模式、消费者的偏好等，并且对比更多的风险投资项目，从中选择最具有投资价值的风险投资项目，减少盲目跟从国外成功案例导致的非理性。
2.项目考察阶段，对高科技风投企业家进行问卷填写及心理分析，减少高科技风投企业家根据以前不同的职业产生过度自信等非理。并且根据以往的风险投资成功案例建立数据库，供风险投资家参考，减少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大方向的错误，减少其选择熟悉的事物而忽略了高风险投资的项目。
3.风险投资项目评估选择阶段，征集多个高科技风投企业家的意见以及社会新闻、舆论评价等利弊消息进行综合评估，减少高学历高科技风投企业家因缺乏详细审查和深入调查而导致的风险投资项目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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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7
关键词 框架效应，创业风险决策，决策任务结构，社会线索。
分类号 B849：C93
1 问题的提出
以亚洲疾病问题(asiandiseaseprblem)为代表的风险选择框架效应(risky-choiceframingeffect)(往往被默认为框架效应)已成为行为决策中的经典“异像”(anomaly)。Kanneman和tverskv把具有直觉特点，需意识或非意识(uncon-scious)参与的信息表征称之为Ⅱ型信息加工，而该加工过程被称之为“框定”(framing)过程。基于此，tversky和Kahneman用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来描述期望值相同而表述不同的风险选项的偏好反转，如对于亚洲疾病问题。在正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选a，而在负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选D，而实际上a与C、B与D是期望值等同的选项，这就是最早提出的框架效应。
亚洲疾病：美国正在对付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该种疾病的发作将使得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产生后果的精确科学估算如下所示：
正面框架(eain)：
a方案，200人将生还。
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无人将生还。
负面框架(lose)：
C方案，400人将死去。
D方案，有1／3的机会无人将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
框架效应违反了规范决策理论(normativethery)的不变性(invariance)原则，对传统经济理性思路提出了严重挑战。研究发现，专业人员也受框架效应的影响，群体情境中也存在框架效应且效果更明显，在完全假想的决策情境中框架效应也依然存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框架效应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普遍(如mandel)。
从表现形式来看，框架效应包括双向框架，即传统意义上的框架效应，和单向框架效应，即输框架只加重了原来已有的冒险倾向，赢框架只加重了原来的风险规避倾向。选择的百分比都在50％的同一端。从结构形式来看。框架效应可分为风险选择框架效应，属性框架(attributeframing)效应和目标框架(goolframing)效应。而亚洲疾病问题则属于风险选择框架效应，也是本文考察的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受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决策背景等其它社会线索任务结构特征的影响，作为风险决策表现形式之一的(风险选择)框架效应也存在着领域特异性。而以往研究大多以亚洲疾病问题为背景，本研究将突破此常规，以创业风险决策为背景，拟探讨任务结构特征(包括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创业倾向、抱负水平)对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创业过程充斥着风险。其风险体现在一次次两难决策中，可预见创业情境下的框架效应有其独特的不同于疾病问题等其它领域的特征。
决策任务结构由组成各展望的框架属性、损益值和概率水平，以及隐藏于决策情境背后、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线索如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等组成。框架效应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并不出现在所有正负描述的情境中。
Ktihberger等元分析得出，风险偏好除受输赢框架影响外，还受损益值、概率水平和赌注类型即领域特性的影响：高损益值导致风险规避，高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或得益框架”下的风险规避而导致“输或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寻求。该元分析包含了疾病、财产、金钱、工作和时间等多种情境。因此，在损益值大小、概率水平高低对框架效应的影响上，本研究预想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会和其它情境一致。损益值低时人们敢于一试，高了就不敢冒险了。而概率水平则间接地通过损益值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因此，本研究假设：
H1：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受风险决策结构特征的影响。并遵从以下假设：
H1a：高损益值导致风险规避，低损益值导致风险寻求：
H1b：高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框架”下的风险规避而导致“输框架”下的风险寻求：相反，低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框架”下的风险寻求和“输框架”下的风险规避。
框架效应的出现依赖于决策问题内在附有的任务、内容和背景，它们各自包含独特心理机制，这些因素构成决策的社会线索，它有强弱之分。面临决策问题时，人们优先受强线索的启发，当有强线索时弱线索(如语义线索、框架的情绪属性)的影响变得微弱，只有在缺乏强线索或强线索互相牵制抵消而成为模糊情境时。弱线索才成为主导，此时框架效应才会产生。
创业风险决策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特质(如抱负水平、成就动机、风险偏好、控制类型、功效感等)、个人背景(如创业经验、家庭经济状况等)、创业态度(如创业倾向)和创业环境(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等，它们都可能构成创业风险决策的社会线索。鉴于创业环境和个人背景的难控制性，为了得出一般化结论，也为了适应实验室研究特点。本研究不关注它的影响。个人特质的类别很多，而且概念重叠，如成就动机和抱负水平、控制类型(locusofcontol)和效能感(seif-efficacy)等，它们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有着类似的机制。因此。本研究选择个人特征上的抱负水平、创业态度(创业倾向)两个代表性变量。考察其对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这也是特定于创业决策情境的社会线索。
抱负水平(aspirationlevel)代表了个体对未来取得成就或目标的一种期望，它受经验、能力和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表现出动态适应性；而创业倾向代表的是个体创业意愿的强烈程度，某种程度上反应了风险承担性。Steward和Roth元分析发现，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明显的风险倾向。风险承担是创业精神的三大维度之一，创业者是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更高的群体。因此，本研究推测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高的个体更偏好风险。
H2：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受决策者特征的影响，并遵从以下假设：
H2a：创业倾向对创业情境中框架效应有显著影响，高的创业倾向导致更强的风险偏好：
H2b：抱负水平对创业情境中框架效应有显著影响，高的抱负水平导致更强的风险偏好。
2 方法
2.1 样本
采用的都是正在接受再教育或培训的有工作经验的样本，以白领员工为主，他们熟悉企业的竞合和投资决策过程。考虑到框架效应的情景敏感性。为了减少被试背景的不同可能带来的变异，研究选择的都是工商管理类专业、且学历相近的学员。根据材料的填写完备情况和操作检验(manioulationchack)做
答正确与否的结果，删除了部分无效问卷。
参与损益值影响研究的总样本155人，有效人数为152(有效率98.06％)，平均年龄26.64岁。平均工龄5.48年，其中男58人(38.20％)，女94人(61.80％)；当中有28人是中层(主管或副经理)及以上管理者，男12人(42.86％)、女16人(57.14％)，平均年龄30.36岁，13人有大专及以上文凭、15人中学文凭；余下的124人都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
参与概率水平研究的总人数220，有效213人(有效率96.82％)，平均年龄24.71岁。平均工龄4.21年，男75人(35.21％)、4人(1.88％)未报性别：都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
2.2 实验设计
创业风险决策情境的设计参照了Shane和Venkataraman的创业定义及antoncic和Hisrich关于内创业的概念，以及参照了亚洲疾病问题及其它框架效应研究(如wang等)中的情境。设置了“市场竞合”和“创业选择”两个决策情境。设计两情境的目的一是充分体现创业活动概念的内涵：二是考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考虑到决策情境之间可能存在的干扰。损益值影响和概率水平影响是分开做的。损益值影响研究原本是作为预研究(pilotstudy)来做的，因此创业倾向与抱负水平的影响也只放在概率水平研究部分。
“市场竞合”决策情境举例如下：
情境1 市场竞合
信海公司准备在H城市开发一种全新的服务市场，经市场分析得出这一市场总价值约￥800.000。与此同时，另一外资企业也准备把这种服务引入H城。现信海面临着与外资联合还是竞争的两难选择。选择联合，则有望得到价值￥240,000的市场；选择竞争。则可能得到更大或失去更大的市场。如果您是信海的创业者之一，对如下选项您将如何选择?
输(损失)框架：
a.选择联合，失去市场价值为￥560,000；
B.选择竞争，30％可能性失去市场价值为￥0：70％可能性失去市场价值为￥800,000。
赢(收益)框架：
a.选择联合。赢得价值￥240,000的市场：
B.选择竞争，30％可能性赢得价值￥800,000的市场；70％可能性赢得市场价值为￥0。
损益值影响研究采用的是2(框架：输、赢)×3(损益值大小：高、中、低)的被试者间设计，共6种处理。以市场总价值为例，市场竞合情境损益值从大到小分别是￥8，000,000.￥800,000和￥80,000：创业选择情境则分别是￥60,000,000.Y6000,000和￥600,000。每种处理人数在21-32之间，共152人。概率采用的都是赢框架下为30％，则输框架下为70％。
概率水平研究采用的是2(概率水平：10％、50％，与其对应的输框架时概率即为90％、50％)×2(框架：输vs.赢)的被试者间设计。把其它条件相同仅次序不同的处理合并统计，形成4种处理，每种人数在48-55之间，共213人。加上损益值影响研究中损益值大小相同，概率为赢框架时30％(输框架70％)的处理，构成概率水平影响研究，即共6种处理。
创业倾向问卷改编自范巍和王重鸣、贺丹的研究，4个项目Likert式4点量表。代表性项目如，是否有详细的创业设想和规划?从“没有”(o分)到“非常详细”
(3分)。本研究中其Cronbachα系数为0.80。用一项目，即“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期望未来3年后的薪水是￥，月”来衡量抱负水平。
2.3 实验程序
实验材料用空白封面覆盖，每一页只包含一种处理。在不同培训班上课开始后分发给被试，经主试宣读完指导语后开始。要求独立做答，完成后交给主试。为了避免阅读顺序的影响，两决策情境以先后次序分配给各一半被试。
2.4 操作检验
实验的最后部分专门对被试进行了操作检验，以了解被试是否真正理解和卷入决策情境。考查的问题包括：①各情景的选项包含有：a.全是确定项；b.全是风险项，c.两者都有；②确定项的数值大还是风险项的数字大：a.确定项；b.风险项；③以下在问题情境中出现过的数值有：a.￥560,000；b.￥240,000；c.￥140,000；d.￥60,000。
3 研究结果
3.1 损益值影响
比较了6类条件下被试选择a(确定项)和B(风险项)的频次、百分比和卡方(x2)值，见表1。
除低损益值的市场竞合情景下a、B项的比例基本接近外，其它5类情境都是赢框架下选a的比例高于输框架下选a的比例，表现出赢框架下保守、输框架下冒险的趋势。符合框架效应或单向框架效应的假设。其中，中等损益值的市场竞合情境下表现出明显框架效应(双向框架效应)，即赢框架下大多数人(65.38％)选择确定项a。输框架下大多数人(65.22％)选择风险项B；创业选择情境下，在低损益值时表现出明显框架效应，赢框架下选a的人数比例为55.17％，输框架下选B的人数比例为71.88％。此外，总体上，市场竞合情景下选择确定项a的人次(88)高于选择风险项B的人次(64)；而创业选择情景下选择确定项的人次(71)少于选项风险项的人次(81)，可以看出，市场竞合情景下人们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而创业选择情景下却表现出风险寻求倾向。
市场竞合情境随损益值从低到高变化，选择确定项(a)的情况是：在“输”框架下先降后升、在“赢”框架下先升后略降；创业选择情境。在“输”框架下持续上升，表现出明显的近线性上升趋势，在“赢”框架下表现出先略降后大幅上升的趋势。总体上。两种情景及输赢框架下。选择确定项(a)表现出随损益值增大而上升的趋势，而选择风险项(B)则表现出下降趋势，这一结果与Ktihberger等的元分析一致。假设1a得到验证。
3.2 概率水平影响
统计了6种概率水平的输赢框架下两类风险决策情境的选择情况，见表2。
得益或赢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选择确定项a的百分比随之降低，而选择B的比例增加，即得益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人们更加冒险，市场竞合与创业选择两种情境下皆如此，这与研究假设1b是相反的；相反。输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选择风险项B的百分比先快速上升其后有所回缓，整体上呈上升的态势，即输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人们更加冒险，两种情境下都呈这种态势，这符合假设1b的预测。
总结来看，随着概率的增加，t系数((风险项损益值一确定项损益值)，确定项损益值)的降低。人们都偏好冒险，不管是赢框架还是输框架。研究假设1b得到了部分验证。
3.3 社会线索影响
概率水平研究描述性统计中，抱负水平与两类
创业决策情境都成正相关，其中与创业选择情境的相关达显著性(r=0.15，p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等对框架效应影响的逻辑回归分析，见表3。从两表可以看出，创业倾向对风险选择、尤其是对创业选择情境下的风险选择有显著影响，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一致，研究假设2a得到了验证。然而，抱负水平对风险选择的影响却不明显，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输赢框架对风险选择的影响都成负向关系，即得益框架下人们更偏好保守、输框架下更冒险。
此外，考虑到研究中创业风险决策情境更有可能企业中高层才更有机会参与，因此，研究比较了损益值影响研究中职位为普通员工与中层及以上员工的差异。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样本并没表现出明显差异性，见表4。
本研究认为，关于认知视角的创业或经营风险框架效应研究其样本在“职位是否高层”这点上的差异不会给结果带来较大影响，实际上，以往研究(如Druckman)也没有严格区分职位的差异。普通员工可能没有决策权，但都亲历或体会过重大决策过程。因此，当做创业模拟决策时不会与中高层员工表现出很大差异。正如mcneil和pauker等的研究发现。专业人员和外行都容易受框架效应的影响。上述观点也将成为本研究主要以普通员工为样本的支持依据。
4 讨论
通过两个情景的重复验证，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假设1a、2a得到了验证，1b部分得到验证，2b没有得到验证。总结得出，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并不出现在所有正负框架的决策情境中，它受到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创业倾向的影响，随着损益值的增加人们倾向保守，而随着概率水平的增加偏好冒险，创业倾向高的个体也更倾向冒险。
损益值的结果与wang、Ktihberger等研究一致。假设2a也得到了验证，创业倾向对创业风险决策具有显著影响，高创业倾向的个体更偏好风险。这与Steward和Roth元分析结果一致，作者发现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强的冒险倾向，而通常而言，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
假设1b只得到部分验证，得益框架下的结论与假设1b相反，也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包括：①情境因素，本研究关注的是创业决策情境，而Ktihberger等的元分析采用的大多是以往关于亚洲疾病问题的研究为二手数据，事实也证明miller和Faglev的研究情境与本研究情境更为接近，此时他们的结论跟本研究也一致。为什么情境不同会导致不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在于社会线索或问题内在相关度对风险决策或框架效应的影响，经营或创业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之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族对此都会有所考虑或受此影响，它不同于亚洲疾病等完全假设的情境；②本研究的实验情境跟前人研究有不一致的地方，以10％概率下的风险决策情境(B选项)为例，
“选择竞争，10％的可能性赢得价值￥800,000的市场：90％可能性赢得市场为￥0”，而Ktihberger等研究采用的实验表述是：“B.请你玩下述游戏：一个盒子里有10个球(9黑1白)。请从中拿出一个，如果是白球，你将获得×元，如果是黑球，则没有任何获益”。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实验对概率水平的表露更加明显，也许这也成为人们偏好高概率下风险项的原因之一。损失框架下的结果与研究假设1b是一致的。Ktihberger等提出，概率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损益值来起作用的。因此。在损失情境中，随着概率的增大。两选项的损益值逐渐接近，在“确定的损失”和“可能的损失”之间人们显然偏好后者，虽然这个“可能损失”的发生概率比较大。
研究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抱负水平对创业风险偏好及框架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中抱负水平不是影响框架效应的主导社会线索。另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抱负水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随情境和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并表现出适应性，很难精确捕捉，本研究用未来3年的期望薪酬来衡量，也许没有很精确地捕捉到。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结合创业风险决策情境，并以有工作经验的样本来研究框架效应结构特征，这突破了以往研究过多以亚洲疾病问题为对象以及以学生为被试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①情境的设置上。限于现实可操作性，研究一设置的损益值和概率水平情境并没有包含所有数值，因此对结果的推广需保持谨慎；②社会线索的选取上。影响创业风险决策的社会线索很多，限于篇幅本研究只选取了代表性的，其它更多线索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更丰富的情境和社会线索，以及选择其它类型的框架效应，如特征框架效应等，来研究其特征和认知加工机制。目前关于框架效应的研究以基础性定位为主，未来加强其应用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8
我国保险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其探索由“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小损失”逐步向“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不断过渡，而就其他企业而言，最初的价值创造则是与风险管理息息相关的，因为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是风险成本最小的情况下，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保险企业借鉴其他行业的风险管理经验，并针对自身的特殊性，制定出既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又实现对保单持有人利益的兼顾，本质上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对立的，但是通过全面的风险管理，可以实现两者关系的相互磨合，保险企业价值创造与风险管理存在着均衡发展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应把握好价值创造与风险管理的关系，以保险企业价值创造作为风险管理的落脚点及最终目标。
二、风险管理视角下保险企业价值创造的体现
（一）基于风险管理视角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
保险企业面临的风险危机主要来自客户资源流失、销售渠道变窄、业务量下降，营销人员及中介机构的缩减、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等多方面，而这些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必定致使保险企业声誉严重下降，对于保险产品的销售变得尤为艰难，这样企业的现金流量难以稳定，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企业价值创造更是无从谈起。而在风险管理视角下，保险企业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具有预见性，能提前做出危机处理的各项决策并切实执行，很大程度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使得保险企业价值创造得以实现。
（二）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稳定企业的财务状况
保险企业具备风险管理意识的情况下，才能将企业的各项风险控制合理范围内，这样对于企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如对企业资金流动性不足和企业偿付能力较弱等财务不稳定因素进行分析时，要将内外部融资比例予以协调，尽可能为企业新项目的投资争取较为低廉的资金成本。在进行新项目融资时，若能对企业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进行科学估计，并提出适当的解决对策，企业管理者对企业信任程度和信心会不断增大，才会增大对企业的资金投入，那么内部现金流必然大于外部融资，这样新项目的融资成本则更加稳定，保险企业才能形成稳定的现金流，财务状况也更加良好。
（三）基于风险管理视角降低企业非系统风险
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涉及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个层面，对于非系统风险而言，其主要涵盖承保风险与操作风险两个方面。在风险管理视角下，对于非系统风险能在风险评估、流程控制、组合管理等多种策略的执行下予以防控，只要保险企业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对于非系统风险加以防范控制，定能减少其发生频率，降低保险企业的资金损失，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基于风险管理视角抵御企业的系统风险
从传统的风险管理来看，保险企业发生系统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以往对保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时，较少涉及系统风险的防范，企业管理者也没有对系统风险予以重视。但是近年来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保险企业风险特征也不断变化，保险企业与金融中介的密切相关使得保险企业的混业趋势越发明显，这会造成分业监管体制的不作为，企业系统风险加大。在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保险企业能提前做出风险预警机制，对企业的系统风险制定应对措施，及时发现和抵御企业的系统风险，构建企业安全网，不断增加保险企业价值。
三、基于风险管理视角，探索保险企业价值创造的实现路径
（一）实现保险企业资本的优化配置
新时期保险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存在着密切联系，其资本的优化配置，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资本使用效率及价值创造能力。首先对保险企业的资本总量进行分析，留存风险资本与转移风险资本成为新型保险企业的主要资本构成。通过分析可知：pC+oC=f（RR）+f（tR）。其中pC代表实收资本；oC代表表外资本；f（RR）代表留存风险资本；f（tR）代表转移风险成本。从上述公式可知，保险企业要对留存风险及转移风险特别关注，在全面风险管理下，以恰当的债务比率优化资本配置，实现资本成本的降低，进而不断提升保险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二）提升保险企业战略决策科学性
现阶段，风险管理及动态战略管理为保险企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保证。风险管理与保险企业的税收相结合，能实现税收节约，为保险企业价值创造提供更大的空间。从图1来看，a、B分别代表保险企业形式好与差的情况下的两种税前收入，因企业发展趋势好坏难以确定，故取中间C点，作为企业预期收入，那么CD之间的差额就是风险管理下实现税收的减少额，可见风险管理对于保险企业成本的节约提供了很大空间。加之动态管理战略的实施，对企业的风险因素进行动态模拟测试，根据企业特征，对单个风险或多个风险对价值创造的影响进行分析，实现各类风险的有效整合，并分析个别风险的传递性影响，可以及时做出资本调整，如减少定期寿险的资本配置等，对于股东价值提高可能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此风险管理与战略管理的结合，对保险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三）优化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与监督
传统的保险企业对于风险管理重视程度不高，当前阶段，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已然成为企业价值创造和员工信心提升不可或缺的手段。完善风险管理并实施有效监督，成为保险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重点。建立明晰、高效的监管机制，能使保险企业内部风险管理结构更具完善性。此外，完善的风险管理与监督能力，可以使股东、保单持有人、各类机构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获得较好预期，使得保险企业对外交流有效性大大增强，进而保证企业最佳的资本水平，增加股东价值，为企业整体的价值创造奠定坚实基础。
（四）降低保险企业风险管理的成本
保险企业风险管理具有绝对成本优势和相对成本优势。保险企业的绝对成本优势主要是指通过对风险的整合实现风险范围内的经济效益。如运用风险组合、风险转移等方式。风险整合还可以帮助保险企业降低管理成本。高质量的风险管理水平可以形成产品价格优势，使客户真正从中受益，提升客户的忠实度。如设计多层次、多年期的保险产品。同时，通过对风险整合的详细分析，有助于保险企业对风险的把握能力，增强企业应对能力，提高企业决策的有效性。而风险管理中的相对成本优势主要是指该优势有利于管理成本的稳定性，进而提高成本计划的有效性，有利于保险企业利润的稳定性。如开发多年期的非寿险风险管理产品，可以帮助保险企业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收入。
四、结束语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9
关键词：财务风险；防范；原则；问题；策略
当前我国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水平还比较低，面对越来越大的财务风险，很多企业财务风险防范问题重重，这给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财务风险作为在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在当前企业之间竞争不断加剧，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财务风险成为了导致企业经营失败的最主要因素，调查显示，我国超过80%的企业经营失败直接诱因都是财务风险。这客观上要求企业高度重视财务风险的防范，客观审视分析自身财务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问题，进而采取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实现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水平的提升，将财务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畴之内，从而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一、财务风险防范原则
财务风险防范本身是一项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要做好这一工作需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1.未雨绸缪原则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重心在防范层面，因此这一工作开展中需要做到未雨绸缪，注意财务风险的预警分析，如果等到的风险发生再进行干预，很多时候一些损失以及负面影响很难进行消除。未雨绸缪要求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方面需要注意分析风险发生的征兆，建立起来风险预警机制，从而将财务风险露出苗头的时候就及时进行干预，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或者即使不能避免，也可以分散风险、减缓风险发生时间，减少风险危害。
2.全员参与原则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不是仅仅是企业财务管理部门或者某些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全员参与，实践证明，仅仅依靠财务部门财务管理人员以及企业管理层的配合，而没有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配合，财务风险防范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中，需要企业将财务风险防范目标需要进行层层分解，让每一个员工都明确财务风险防范中自身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从而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参与到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工作中去，减少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
3.动态调整原则
财务风险防范需要做到动态调整，对于企业来说，不同阶段财务管理目标不同，财务管理环境不同，财务风险承受能力不同，这客观上也要求财务风险防范也需要做到动态调整，只有如此才能够做到财务风险防范策略的适用性，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财务风险防范效果。反之如果财务风险防范做不到动态调整，忽视其与财务管理要求变化、财务管理环境变化之间的匹配性，财务风险防范效果必然会走低。
二、企业财务风险防范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就是风险防范理念落后、预警缺失以及方法落后，具体阐述如下。
1.风险防范理念落后
财务风险防范理念落后是很多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落后的理念往往会导致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工作走入歧途，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理念的落后往往就中在缺失风险理念、预防理念、创新理念，在这些理念缺失的情况下，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工作被边缘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财务风险防范工作更多的是被动应对风险，做不到对于财务风险的主动预防，同时财务风险防范过于僵化保守，防范工作难以做到不断创新，从而影响到了财务风险防范效果。
2.风险预警机制缺失
财务风险防范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后疲于应对，当前很多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中突出问题之一就是缺失风险预警机制，对于各种潜在财务风险做不到及时把握，从而贻误了财务风险防范的最佳时机，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财务风险因为没有及时察觉而被放大，这往往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3.风险防范方法落后
从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方法来看，很多企业存在财务风险防范方法落后的问题，依靠经营管理者定性分析估算财务风险的方法比较主流以及普遍，财务风险大小估计基本上就是依赖于管理者主观经验，缺少定量方面的分析。在财务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也更多就是事后止损、分类估算，很难最大限度的减少财务风险所带来的危害。
三、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策略
在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具体策略方面，需要企业紧紧围绕财务风险防范中存在不足，遵循财务风险防范的一般原则，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来不断努力。
1.更新风险防范理念
财务风险防范理念方面需要企业与时俱进树立正确的防范理念，以正确的理念来指导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具体开展，从而确保这一工作效果的持续提升。在具体的财务风险防范理念方面关键就是要树立风险理念、预防理念、创新理念，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需要企业客观看待，保持对于财务风险的警惕，高度重视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同时要对于财务风险做到主动预防，未雨绸缪，通过事先做好大量的基础工作来有效防止风险的发生。还有就是在风险防范方面不断创新，破除固有落后理念的桎梏，鼓励员工在财务风险防范方面去创新，推动这一工作更好的发展。
2.完善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需要注意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借助于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来及时发现企业财务风险，为企业应对潜在的财务风险提供准备时间。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关键是要建立起来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体系，确保预警指标体系的敏感性、相关性，从而通过指标变化来的及时的财务风险。同时要加强财务风险防范预案的设计以及演练，一旦发生财务风险，可以根据预案及时的进行应对，减少财务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
3.创新风险防范方法
在财务风险防范方法层面，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探索，引入更具效度以及信度的财务风险防范方法，改变主观经验为主的定性分析法，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风险防范方法的使用，举例而言，模糊分析、层析分析等等。同时在财务风险分散、规避、转移等具体策略方面也需要企业去积极开拓思维、解放思想，不断进行创新。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些新的风险防范手段，需要加强财务人员的培训，通过强化培训，来让其更好的掌握这些方法以及手段，从而有效进行财务风险的防范。
做好财务风险防范工作对于企业财务风险规避以及经济效益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未来企业需要注重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开展，在树立正确的财务风险防范理念前提下，积极借鉴行业内外企业在财务风险防范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一条更加有效的财务风险防范路径，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水平，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作者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同煤集团同煤日报社）
参考文献：
[1]霍杰.现代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和控制研究[J].中国经贸，2014（12）.
创业风险分析与对策篇10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的高低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指标，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2017年的两会上也提出了“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论述。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创新是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思想创新等。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期性和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大量的资金需求难以从传统的融资领域获得满足，故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机制日趋受到企业的青睐。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二、文献回顾
通过搜集整理文献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的研究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定论。
一方面，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丁文丽（2004）运用数理分析与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风险投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助推器和催化剂”这一规范经济学论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之?g确实存在着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周侠（2009）通过协整分析证明了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并构建了风险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与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风险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有刺激作用。彭素芬（2013）分析指出：在整体上，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投资每增加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提升6%；风险投资对产业规模壮大、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影响力扩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赵武等（2015）采用我国1994-2012年风险投资、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和pLS回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研发投入等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研发投入均对创新产出有正向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风险投资不能促进技术创新。何伟（2005）研究发现，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时依靠自筹资金56%，国家科技拨款占26.8%，而利用风投资金仅占2.3%，我国风险投资并没有在创新成果转化上提供应有的支持作用[5]。陈见丽（2011）以中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并不能为高新技术企业带来更多技术创新资源，也不能促使高新技术企业创造更多技术创新成果和效益。李明龙（2012）利用1993-2010年18年的相关数据就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能够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正效应，但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晏发发等（201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风险投资和R&D经费支出与技术创新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作用的贡献比四年前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并没有很大；研发经费支出仍然是影响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
学者们对风险投资是否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除了可能受研究方法、选用样本、选取指标和数据的可得性等不同的影响，是否还因为存在一些权变因素而加强或减弱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呢？对此，谢雅萍、宋超俐（2017）指出宏观环境、市场周期、行业和区域特征等因素会作为影响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微观层面上，本文拟从被投资企业的角度出发，选取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征作为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的调节变量展开分析。
三、高管如何调节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
从投资行为的角度看，风险投资主要是指风险投资机构通过把资本投入拥有高新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而获得股权，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产出及商业转化，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一般通过ipo、股权转让和破产清算等形式退出被投资企业从而实现潜在的高收益。从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看，风险投资机构不但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还可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提供后续融资渠道、完善管理、指导商业计划等非资本增值服务。本文是拟从被投资企业的视角进行研究，高管的职权范围决定了其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资本运作方面，因此文中侧重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运作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和商业转化能力的提高。
2.高级管理人员
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界定存在着差异，考虑到高管的职权范围与风险资本在技术创新中运作的相关性，本文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高管对企业运营管理拥有决策权和控制权，是完成董事会目标的执行者，因此，高管的基本特征会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从高管持股、受教育程度、从业经验、年龄和性别等特征分析其如何调节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二）高管的基本特征增强或削弱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复杂性，管理者不可能对其所有方面进行全面认识，即使在管理者视野范围内的现象，管理者也只能进行选择性观察。故企业高管的特征影响着他们接受风险投资后在组织层面战略决策的选择，进而影响着技术创新产出与商业转化。本文从高管是否持股、受教育情况、从业经验、年龄和性别展开分析：
1.高管是否持股决定其是否与股东利益趋同而致力于技术创新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理论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作为人的高管有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忽视甚至损害作为委托人的股东的利益，无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为了降低委托成本，股东经常会对高管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比如股权激励。
从融资的角度看，企业接受风险投资后有充分的资金可以投入技术创新活动中。但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需求量大、回收期长，投资所得的业绩增长可能要等到一下任高管任职时才能体现。如果该企业的高管仅作为职业经理人而不持股，则他们会增加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多地追求在职期间的业绩增长，不重视甚至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如果该企业的高管因股东给予的激励而持股，则容易与股东形成利益趋同效应，愿意并致力于技?g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因此，高管持股可能会增强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否则，会削弱甚至抵消这种正向作用。就上市公司而言，高管激励中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所占的比例越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就越多。
2.受教育情况影响高管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认知能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管的综合认知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成为企业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高低决定了高管的知识体系不同，这不仅影响其专业技术水平而且会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往往拥有开放的心态，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在企业已接受风险投资的条件下，风险投资机构一方面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会指导或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更容易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所属行业动态发展中的新契机，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知，同时能够融合并科学配置风险投资机构带来的非资本资源，进而增强对技术创新产出以及商业化的促进作用。
另外，高管受教育的专业背景不同也会调节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高新技术类专业背景的高管更熟悉甚至自身拥有技术创新过程中所需的技术，更好地优化技术创新团队结构，规避技术方面的风险，最后通过提高产出能力而增加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而具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的高管人员，则在分析市场风险、选择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模式等方面占有竞争优势，最后通过致力提高商业转化能力而增加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3.从业经验使高管更愿意投资“具有经验优势”的项目
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有限度的理性导致企业高管寻求“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措施。高管“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的衡量标准除了受专业技术水平的判断，也会受其从业经验的影响。如果高管有研发方面的投资经验，在决策时注意力焦点通常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上，他们会更倾向于开展那些能准确感知风险的创新项目，并在指导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经验优势；如果高管较少涉足研发领域，在接受风险投资后的技术创新过程中难免会“摸着石头过河”，这可能会削弱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
4.年龄和性别影响高管对技术创新的风险容忍度
年龄和性别是影响高管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高管的年龄越小，则他们越愿意冒险，选择创新性战略从而获得潜在的高收益；如果高管的年龄越大，则他们规避风险的态度越明显，进行战略决策时越谨慎，容易丧失“市场先机”，难以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大展拳脚”。另一方面，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这一内在特质使得女性高管偏向选择风险更低的投资项目。技术创新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年龄大的高管和女性高管往往是风险回避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主创新的愿望，降低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贡献。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