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1
目前，我国会计学专业本科教学培养目标为：“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学校、研究机构从事会计实际工作的本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强调了会计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职业性和专门性。而从目前财经专业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企事业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是财会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也是最需要大学生和最能发挥大学生特长的地方。因此，如何培养在校大学生，并使其毕业后能在基层单位发挥其专业技能，尽快适应社会需求，成为财会专业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企事业单位的财会工作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包括税务师事务所）的业务中，从业人员不但要掌握会计知识，还要熟知税法。正如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在《会计理论》一书中写到：“很多小企业，会计的目的是为了编制所得税申报表，甚至不少企业若不是为了纳税根本不会记账。即使对大公司来说，纳税也是会计师们的一个主要问题。税法对于提高会计实践水准具有极大影响，并促进一般会计实务的改进及一致性的保持。通过税法还可以促进会计观念的发展”。此外，根据我国国家人事部披露的一份人才需求预测显示，会计类中的税务会计师成为需求最大的职业之一，由此可见开设税法相关课程的必要性。在这里，“税法”相关课程主要包括《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税收实务》和《国际税收》等课程。而这些课程该在哪些专业开设，如何开设，应包括哪些主要内容，都值得在教学中认真探讨。
一、高等工科院校税法课程的开设现状
高等工科院校相对于高等财经院校来说，在培养目标上更应侧重于培养实用型而不是研究型的专业人才。而目前高等工科院校在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上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开设“税法”课程的专业偏少，普及性不足
目前，税法课程一般只在财会专业开设，其他专业并未开设相关的课程。实际上税法的相关知识不仅是财会专业必不可少的，对于其他专业也有普及关于税法基本知识的必要。因为不论是企事业单位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与税收息息相关，让大学生熟悉了解税法的相关知识，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既有利于日后的实际工作和个人的日常活动，同时也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在财会专业所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未成体系，专业性不强
在会计专业所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中，有的院校是《税法》，有的院校是《税务会计》，还有另再开设《税收实务》课程的；而在财务管理专业有的是《税法》，有的是《税收筹划》，有作为考试课的，也有作为考查课的，从而导致所开设的课程在内容上比较混乱，专业性不足，缺乏系统性。特别是有的院校所开设的课程缺乏“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的系统知识，而这正是实际工作中最常用、最需要用的，“税务会计师”也是社会最需求的职业之一。
此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企业对外贸易日益增多，海外投资也日益增多，相应地，社会和学生对于国际税收知识的需要也更加迫切，因此也有必要增设《国际税收》课程，介绍有关知识。
（三）缺乏实践环节或实践环节偏少
税法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强调的是涉税的实际操作，即对企事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或个人日常生活首先要分析其是否涉及到税收问题，进而对所涉及到的税种正确地进行纳税申报，在积极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能充分享有纳税人应有的权利。社会普遍需要的是实用型的人才，而大学生缺少的正是实际工作的经验，所以应在教学中加强实践环节，为学生尽快适应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开设《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课程的必要性
（一）是适应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的需要
由于会计和税法的目的不同，使得按照会计方法核算的会计收益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收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会计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不断的加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和税收的法律法规，如颁布实行了《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以及2006年颁布于2007年施行的39项会计准则，在税收方面也不断地在修订调整有关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执行都使这一差异愈加明显。由此要求企业纳税时，必须合理准确地计算企业的应税所得，以保证企业正确地履行纳税义务，减少纳税风险，有效行使税法赋予的权利，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因此，为了适应纳税人纳税的需要，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务会计必须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并合理进行税收筹划。
（二）是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税法的逐步健全以及税收征管的加强，企业越来越感觉到税款的缴纳在整个资金运作中的重要性。纳税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需要对纳税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包括事前筹划、事中核算和事后分析等。一方面，纳税人对纳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必须符合税法要求，按税法要求履行纳税义务，通过税务会计课程的开设系统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纳税人也应保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到合法合理地“节税”。纳税筹划是我国税收法制逐步完善情况下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开设“税收筹划”课程加以引导和研究。
（三）是加强国家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
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税收征管法》对于加强税收法制，强化税源管理，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纳税人首先应按照税法的规定核算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退补等与纳税有关的经济活动，准确、及时地进行纳税申报，同时也为税务机关检查其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提供依据。这要求企业会计人员不但要掌握会计专业知识，还须熟知税法，熟悉税务会计的知识。此外，国家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采取税收筹划进行认可的同时也在积极引导纳税人正确进行税收筹划。因为鼓励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意识的办法是让纳税人充分享有其应有的合法权利，这就需要有纳税筹划。因此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都是重要的必修课程。
三、税法相关课程的专业设置及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税法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建议在高等工科院校的不同专业方向开设不同的课程，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
会计专业（会计学方向）应开设《税务会计》必修课程，至少60学时；《税收筹划》作为选修课程，30学时；28学时的《国际税收》为选修课。另外，应增加《税务会计》课程设计的实验环节。《税务会计》课程的选修课为《会计学原理》课程，平行或选修课为《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等课程。
会计专业（注册会计师方向）依然开设《税法》必修课程，50学时；《税收实务》40学时的必修课；28学时的《国际税收》选修课。同时增加《税务实务》课程设计的实验环节。
财务管理专业应开设《税收筹划》必修课程，安排40学时；40学时的《税务会计》必修课程；28学时的《国际税收》选修课。另外，应增加《税收筹划》的实验环节。《税收筹划》课程的选修课为《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等课程。
其他财经专业如市场营销专业、生产管理专业等，应开设《中国税制》30学时的选修课程，主要是普及“税法”的基本知识。
四、所开设的税法相关课程的主要内容
（一）《税务会计》课程的主要内容
《税务会计》主要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关涉税业务的税务会计处理，而《财务会计》课程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原则上不需再作介绍了。
1.税务会计概述。主要介绍税务会计的概念、对象与目标、基本前提、一般原则和税收制度等。
2.主要税种的税法及其税务会计处理。这部分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内容。分别按各具体税种介绍我国现行各税种税法的基本内容、应纳税款的计算及其会计处理方法，包括有关纳税凭证、纳税申报表的填制与审核，税款的申报、缴纳和补退及如何对会计和税法的差异进行纳税调整。其中重点介绍流转税和所得税。
（二）《税收筹划》课程的主要内容
1.税收筹划概论。主要介绍纳税筹划概念、原则、形式和种类等。
2.税收筹划的技术与方法。主要介绍国内税收筹划的基本技术和方法；简要介绍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3.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税收筹划。介绍各税种的税收筹划，主要围绕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4.企业经济活动的税收筹划。主要围绕企业的设立、并购与重组、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的税收筹划。
（三）《税法》课程的主要内容
1.税法概论。介绍税法的概念、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现行税法体系、我国的税收管理体制等有关税法的基本理论。
2.主要税种的税法。主要介绍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主要税种的税法相关规定，包括各税种的纳税义务人、征税范围、税率、应纳税额的计算、税收优惠、征收管理与纳税申报。
3.税收征收管理法。介绍税收管理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和法律责任。
4.税务行政法制。简单介绍税务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
（四）《税务实务》课程的主要内容
1.税务实务概述。简要介绍税务的概念、范围与形式、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等基本概念。
2.税务登记实务、发票的领购与审查实务。
3.建账建制、实务。
4.企业涉税会计核算。主要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涉税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重点是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5.纳税申报实务。介绍各税种的纳税申报，重点是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6.纳税审查实务。
7.税务咨询。简单介绍税务咨询的形式、内容，详细介绍税收筹划的有关内容。
（五）《中国税制》课程的主要内容
从税收制度的角度介绍有关税法的基本概念及现行税法体系各税种税法的基本内容，侧重于有关税收制度的基本知识的普及。
（六）《国际税收》课程的主要内容
了解和熟悉国际税收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国际税收学的基本理论与实务。
五、改进教学方法，增加实践环节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2
「关键词税法;税法体系;完善措施
「正文
税法体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②].在这个整体内部,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分别有着不同的效力等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税法体系也可以说是税法效力等级体系。根据现代税法的一般理论,税法应是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③],即税收法律,因此,一个完善的税法体系应当表现为以税收法律为主体的、层次分明、内容完整统一的金字塔结构,位于该结构最上层的是具有最高效力的税收宪法,中间层的是以宪法为依据的税收基本法或有关税收方面的基本规定,位于基底层的是数量较大的单行税种法或有关各个税种的具体规定。以此理论为指导,审视、分析我国现行税法,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税法体系,从而推动我国税收法制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基本上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虽然曾经进行过数次税制改革,且每次税制改革都伴随着税法体系的长足发展,但真正比较规模、比较健全的税法体系却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的结果,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现行税法体系由现行税法构成。现行税法实行分别立法模式,即以现行税种制度为基础,对每一税种均单独立法形成各个单行税法,同时,受我国立法体制影响,这些单行税法分别表现为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税收规章,因此,从总体上,现行税法体系的框架是由有关税收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税法共同构建的。
宪法是1982年颁布实施。有关税收的内容主要是“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
法律主要有三部,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实体法是全国人大1980年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1999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和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程序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制定,1995年、2001年两次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
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数量巨大。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开征23个税种,除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尚未立法外,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由法律规定,其他19个税种,包括关税,都由国务院先后制定了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前文所述的三个税收法律也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
规章主要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关于税收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以及税法具体问题的解释。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等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税法解释主要有消费税征收范围解释、营业税税目解释、增值税、资源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等。
地方税法[④].根据法律规定,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程序规范,如青海省政府的《青海省契税征收管理办法》、江苏省政府的《江苏省普通发票管理办法等即属此类。另外,屠宰税、筵席税、和牧业税的管理权限已下放,地方国家机关有权对有关问题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⑤]
二、我国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分析、研究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第一,形式结构问题。在构成税法体系的形式结构方面,税收法律未占主体地位,占主体地位的是税收行政法规。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税法的构成要素等必须且只能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只是在法律的约束下对法律规定的事项进行补充、细化和说明。如果以税收行政法规代替税收法律,则作为税收利益的最终获得者同时又是国家职能的履行者的政府,有可能会利用立法不合理地扩大其税收权利从而加重公众税收负担。而且,这种既作运动员、又作裁判员的操作方式也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同时,考察世界各国税收立法状况,大多数国家都是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因此,目前我国这种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的现状,与国际惯例是不符的,也与税收法定原则相悖。此外,现行仅有的三部税收法律的地位也存在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其他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姑不论税收法律是否应当是基本法律或一般法律,只是作为对同一对象进行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两个税种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其地位无论如何应当是平等的,理论上它们应当出自同一立法部门,但事实上,两个税种法出自全国人大,《税收征收管理法》却出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我们因此能得出结论说两个税种法是基本法律而《税收征收管理法》是一般法律吗?税收法律自身问题由此显现。
第二,内容结构问题。现行税法体系的法规范内容不完整,层次不清。理论上,一个完善的税法体系,其规范内容应当涵盖有关税收的各个方面,并应当形成不同的效力层级[⑥].具体讲,在纵的方面,有关税收的规定应当在国家宪法、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各个税种法、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章之间形成效力递减关系。其中,国家宪法规定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如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等;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以国家宪法为依据,规定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基本制度以及税法的基本问题,;各个税种法在税收基本法的统帅下,规定相关税种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等具体问题;税收行政法规负责对税种法的解释和说明,规章规定税收征管中的具体问题。在横的方面,主要是在宪法和税收基本法之下,针对每个税种都应当有完善的法律规定,不应当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但审视我国税法体系,虽然其规范内容也形成了一定的效力层级,但该效力层级存在紊乱,各层级应当规范的内容存在缺失:(1)第一层级上,宪法中有关税收的内容过于简单,仅强调公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2)第二层级缺乏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的统一和协调。(3)处于第三层级的税种法有待加强。根据现行税制原本应当有23个税种法,但目前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4)现行税收行政法规的层次出现分化。由于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⑦],根据授权立法制定的税种条例或暂行条例依法应与法律处于同一层次,而根据税收法律制定的实施细则应处于次法律层次,因此,现行税收行政法规并不处于同一效力层级。
第三,立法技术问题。这里主要是指税法体系的内部表达问题,即构成税法体系的各类税法形式本身的表达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表达问题。概括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是:(1)名称混乱。现行各类单行税法使用的名称主要有法、决定、条例、细则、规定、办法、通知等十余种,有的同类名称还有多种表达方法,如规定、暂行规定、若干规定,办法、实施办法、暂行办法等。这些名称既多且杂,从字面上很难判断出它们的立法主体及其效力等级。有时名称相同的,立法主体或效力等级却不同;有时立法主体或效力等级相同的,名称却又有很大差异。由此不仅影响税法的适用,同时也影响税法体系的统一和协调发展。(2)内容表达不规范。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法的非规范性内容上[⑧],如立法主体、时间效力、立法依据、宗旨、原则、适用范围等,有些税法应该规定却没有规定;有些虽然规定了,但相互之间却存在很大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如全国人大通过的两个税种法就缺乏立法依据、宗旨和原则的规定,而且对各自正式施行时间的表述方法也不相同。此外,无论是规范性内容还是非规范性内容,在具体税法中的排列、组合也存在着不统一和不协调。(3)缺乏系统化。现行税法体系中较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有七、八十件之多,由于这些文件是不同国家机关在不同时期制定,不仅形式多样,生效时间参差不齐,而且彼此在内容、程序及其它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统一、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堆集一起,显得庞杂、零乱,缺乏系统化。
三、完善现行税法体系的构想
针对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第一,建立科学、统一的税收立法制度,从源头上保障税法体系从形式到内容的协调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立法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治水先治源,要完善税法体系首先要完善税收立法,而要完善税收立法,关键是要确立健全的税收立法制度,目前主要是税收立法体制、税收立法程序和税收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制度。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3
外国承包商在中国海域及陆上承包石油工程作业或提供劳务服所取得的收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国税发[2004]5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承包商税务管理的通知，应缴纳各项税收，具体税务管理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外国承包商在中国办理税务登记，分税种纳税
外国承包商在中国承包石油工程作业或提供劳务服务，应自领取营业执照或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应依法申报纳税，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其中：营业税、印花税按照承包作业或提供劳务服务的内容进行缴纳；企业所得税按照税务局核定的利润和企业所得税率33%缴纳，通常税务局核定的利润为外国承包商所取得收入的10%；个人所得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缴纳。
二、外国承包商未在中国办理税务登记，核定金额缴纳
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外国承包商，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核定承
包商应纳税款，由发包方在支付承包价款时扣缴。通常，税务局核定的应纳税款为外国承包商所取得收入的12%。
上述两种税务管理方法缴纳的税款，随着外国承包商承包作业或提供劳务服务的内容变化而不同，有时方法一缴纳的税款少，有时方法二缴纳的税款少，以下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
案例一：在中国海域，有一重大海上施工工程，根据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估算，预计投资10亿人民币。由于该工程所处的水域深，技术要求高。经调查，国内的承包商没有能力承担此项工作，拟在国际上招标。对于此项工程，外国承包商在中国承包石油作业，按上述两种方法纳税，情况如下：
方法一：外国承包商在中国办理税务登记，分税种缴纳，其中：营业税3%，企业所得税3.3%（即核定利润率10%×企业所得税率33%），印花税0.03%，计税基础是承包工程或提供劳务所取得的收入；个人所得税根据实际情况缴纳。
应纳税金额=所取得的收入×6.33%
+个人所得税
方法二：外国承包商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有关规定，核定承包商应纳税款的税率为12%，计税基础是承包工程或提供劳务所取得的收入。
应纳税金额=所取得的收入×12%
综合以上两方案：如果个人所得税金额＜所取得的收入×5.67%，则方案一纳税金额少；如果个人所得税金额＞所取得的收入×5.67%，则方案二纳税金额少。
此工程投资约10亿人民币，主要是由于该项工程所位于的海域深、技术要求高，所以工程的机械租赁、施工费高，人员费相对较低。根据以往本海域的同类情况测算个人所得税约为640万人民币，远远低于所取得的纳税收入的5.67%即5670万元，则方案一纳税少。
案例二：外国承包商在中国提供技术服务，主要是向中国境内派出人员，收取人员费，按上述两种方法纳税，情况如下：
方法一：外国承包商在中国办理税务登记，分税种缴纳，其中：营业税为5%，印花税为0.03%，企业所得税为3.3%，计税基础是承包工程或提供劳务所取得的收入；个人所得税根据实际情况缴纳。
应纳税款=所取得的收入×8.33%+个人所得税
方法二：外国承包商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核定承包商应纳税款的税率为12%，计税基础是承包工程或提供劳务所取得的收入。
应纳税款=所取得的收入×12%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4
「关键词税法；税法体系；完善措施
「正文
税法体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②].在这个整体内部，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分别有着不同的效力等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税法体系也可以说是税法效力等级体系。根据现代税法的一般理论，税法应是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③]，即税收法律，因此，一个完善的税法体系应当表现为以税收法律为主体的、层次分明、内容完整统一的金字塔结构，位于该结构最上层的是具有最高效力的税收宪法，中间层的是以宪法为依据的税收基本法或有关税收方面的基本规定，位于基底层的是数量较大的单行税种法或有关各个税种的具体规定。以此理论为指导，审视、分析我国现行税法，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税法体系，从而推动我国税收法制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基本上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虽然曾经进行过数次税制改革，且每次税制改革都伴随着税法体系的长足发展，但真正比较规模、比较健全的税法体系却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的结果，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现行税法体系由现行税法构成。现行税法实行分别立法模式，即以现行税种制度为基础，对每一税种均单独立法形成各个单行税法，同时，受我国立法体制影响，这些单行税法分别表现为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税收规章，因此，从总体上，现行税法体系的框架是由有关税收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税法共同构建的。
宪法是1982年颁布实施。有关税收的内容主要是“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
法律主要有三部，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实体法是全国人大1980年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1999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和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程序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制定，1995年、2001年两次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
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数量巨大。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开征23个税种，除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尚未立法外，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由法律规定，其他19个税种，包括关税，都由国务院先后制定了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前文所述的三个税收法律也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
规章主要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关于税收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以及税法具体问题的解释。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等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税法解释主要有消费税征收范围解释、营业税税目解释、增值税、资源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等。
地方税法[④].根据法律规定，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程序规范，如青海省政府的《青海省契税征收管理办法》、江苏省政府的《江苏省普通发票管理办法等即属此类。另外，屠宰税、筵席税、和牧业税的管理权限已下放，地方国家机关有权对有关问题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⑤]
二、我国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分析、研究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第一，形式结构问题。在构成税法体系的形式结构方面，税收法律未占主体地位，占主体地位的是税收行政法规。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税法的构成要素等必须且只能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只是在法律的约束下对法律规定的事项进行补充、细化和说明。如果以税收行政法规代替税收法律，则作为税收利益的最终获得者同时又是国家职能的履行者的政府，有可能会利用立法不合理地扩大其税收权利从而加重公众税收负担。而且，这种既作运动员、又作裁判员的操作方式也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同时，考察世界各国税收立法状况，大多数国家都是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因此，目前我国这种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的现状，与国际惯例是不符的，也与税收法定原则相悖。此外，现行仅有的三部税收法律的地位也存在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其他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姑不论税收法律是否应当是基本法律或一般法律，只是作为对同一对象进行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两个税种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其地位无论如何应当是平等的，理论上它们应当出自同一立法部门，但事实上，两个税种法出自全国人大，《税收征收管理法》却出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我们因此能得出结论说两个税种法是基本法律而《税收征收管理法》是一般法律吗？税收法律自身问题由此显现。
第二，内容结构问题。现行税法体系的法规范内容不完整，层次不清。理论上，一个完善的税法体系，其规范内容应当涵盖有关税收的各个方面，并应当形成不同的效力层级[⑥].具体讲，在纵的方面，有关税收的规定应当在国家宪法、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各个税种法、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章之间形成效力递减关系。其中，国家宪法规定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如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等；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以国家宪法为依据，规定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基本制度以及税法的基本问题，；各个税种法在税收基本法的统帅下，规定相关税种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等具体问题；税收行政法规负责对税种法的解释和说明，规章规定税收征管中的具体问题。在横的方面，主要是在宪法和税收基本法之下，针对每个税种都应当有完善的法律规定，不应当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但审视我国税法体系，虽然其规范内容也形成了一定的效力层级，但该效力层级存在紊乱，各层级应当规范的内容存在缺失：（1）第一层级上，宪法中有关税收的内容过于简单，仅强调公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2）第二层级缺乏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的统一和协调。（3）处于第三层级的税种法有待加强。根据现行税制原本应当有23个税种法，但目前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4）现行税收行政法规的层次出现分化。由于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⑦]，根据授权立法制定的税种条例或暂行条例依法应与法律处于同一层次，而根据税收法律制定的实施细则应处于次法律层次，因此，现行税收行政法规并不处于同一效力层级。
第三，立法技术问题。这里主要是指税法体系的内部表达问题，即构成税法体系的各类税法形式本身的表达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表达问题。概括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是：（1）名称混乱。现行各类单行税法使用的名称主要有法、决定、条例、细则、规定、办法、通知等十余种，有的同类名称还有多种表达方法，如规定、暂行规定、若干规定，办法、实施办法、暂行办法等。这些名称既多且杂，从字面上很难判断出它们的立法主体及其效力等级。有时名称相同的，立法主体或效力等级却不同；有时立法主体或效力等级相同的，名称却又有很大差异。由此不仅影响税法的适用，同时也影响税法体系的统一和协调发展。（2）内容表达不规范。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法的非规范性内容上[⑧]，如立法主体、时间效力、立法依据、宗旨、原则、适用范围等，有些税法应该规定却没有规定；有些虽然规定了，但相互之间却存在很大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如全国人大通过的两个税种法就缺乏立法依据、宗旨和原则的规定，而且对各自正式施行时间的表述方法也不相同。此外，无论是规范性内容还是非规范性内容，在具体税法中的排列、组合也存在着不统一和不协调。（3）缺乏系统化。现行税法体系中较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有七、八十件之多，由于这些文件是不同国家机关在不同时期制定，不仅形式多样，生效时间参差不齐，而且彼此在内容、程序及其它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统一、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堆集一起，显得庞杂、零乱，缺乏系统化。
三、完善现行税法体系的构想
针对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第一，建立科学、统一的税收立法制度，从源头上保障税法体系从形式到内容的协调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立法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治水先治源，要完善税法体系首先要完善税收立法，而要完善税收立法，关键是要确立健全的税收立法制度，目前主要是税收立法体制、税收立法程序和税收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制度。
在税收立法体制方面，首先应当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在明确主要税法[⑨]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的同时，应对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在已有授权的基础上，通过法律规定或立法机关的授权合理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目前主要是两种权力：一是就地域性特征明显、条件成熟的地方性税源开征地方性税种并规定其税收要素的税收立法权；一是对中央统一立法的地方税种在本地区实施中的一定的调整权。当然，在下放上述权力的同时，应当注重相关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建立，以防地方政府通过重复征税或随意减免税破坏税法的统一性[⑩].其次，合理划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严格税收授权立法。凡是对人民的实体权利有重要影响的税法，诸如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率的变化等，均应由立法机关制定，不能由授权立法规定；同时，对可以授予行政机关立法的税收事项，立法机关在授权时应对授权的目的、范围、有关限制等做出明确规定。至于行政机关的立法，应严格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拟定暂行规定或条例，必须依据立法机关的授权，并不得与立法机关的立法相抵触。
在税收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方面，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为税法体系的协调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同时，2001年以《立法法》为依据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在某种程度上又健全了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程序。但是，鉴于我国税法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立法中除严格依法以外，还应当建立专家立法制度。因为，税法一方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如果没有专业的税收、法律专家参与立法，很难保证立法成果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立法技术本身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专家的专业性知识，否则，税法体系的规范性就很难保证。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中虽然也会有专家参与，但专家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利用专家的工作还没有成为立法中的一项制度性规定，专家参与立法工作的范围也有待提高。
第二，建立在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统帅下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并行的税法体系。
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规定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以及税法的基本问题，对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是税法的“宪法”，对整个税法体系起统帅作用。形式上，它上承宪法，下统领其他所有税法；内容上，其他所有税法均不得与其抵触。
考察世界各国对税法的基本问题予以规定的立法模式，主要由两种：一是将各项税收法律、法规编纂成法典，形成《税收法典》，如美国的《国内税收法典》；一是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模式，对税收单行法的一般原则进行集中规定，如德国的《租税通则》、日本的《国税通则》等。具体到我国，本文认为后者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税法典的编纂是以基本稳定的税制为前提的，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税制必然要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断变化，在经济体制，特别是税制尚未定型之前，不可能制定统一的税法典。而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一方面可以对税制改革的实践提出最基本的法律准则，使之沿着既定的普遍适用的原则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即使现实生活或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也只需要制定、修改和废除税收实体法或税收程序法，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的稳定性仍可以得到保证。当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如果税制已经基本稳定，在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基础上编纂税法典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只是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11].
第三，对现行税收行政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审查，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尽快将条件基本成熟的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
在税法领域，税收行政法规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特别意义。由于税法规范对象的实际活动错综复杂且激烈变化，税收法律多数只能为原则性规定，加之受立法技术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完全周延，以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对税收具体问题进行规定，不仅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还可以满足经济生活的需要。因此，对现行税收行政法规进行清查并不是要取消行政法规，而是要行政法规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此，在对现行法规进行全面清查时，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在内容上，对不符合立法规定或已经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要废止，该部分失效的要部分失效，该修改的要修改；在立法技术上，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对现行法规不符合要求的，要进行修改和完善，并使其符合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对列入立法规划的新项目，既要严格符合立法规划的要求，又要搞好立法协调，从而确保新法的质量。此外，由于现行行政法规有很大一部分是授权立法的结果，根据授权立法的规定，对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条件基本成熟的法规，要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将其上升为相对稳定、效力较高的法律。
第四，对全部现行税法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12].
现行税法体系形成时间跨度大[13]，行政法规和规章居多，且出自不同时期、不同立法部门，要使之完善，有必要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具体说，（1）清查现行税法的效力。对不符合法定的立法权限而形成的税法要坚决废止，相应地，对因此而形成的税法空白或漏洞由有权立法部门尽快立法以弥补；同时，对不适用、特别是相互之间有冲突、矛盾的内容，要进行废除、修改或补充；（2）清查现行税法的立法技术。一方面，尽可能使不同效力或形式的税法的名称专有化，使同一效力或形式的税法的名称统一化；另一方面，使现行税法具有统一的表达方法，最起码应使同一效力或形式的税法具有统一的表达方法，从形式上确保现行税法体系的统一和协调；（3）将清查后的税法进行汇编，使其集中化、系统化，从而既便于集中、系统地反映税收法制的面貌，也便于人们全面、完整地了解各种相关税法的规定，而且，还便于人们发现现行税法的优缺点，为以后税法的立、改、废，甚至税法典的编纂打下基础和准备必要的条件。
「注释
[②]按照对税收法律规范进行分类的标准不同，一个国家的税法体系可以有多种构成方式，但组成税法体系的全部税收法律规范是基本不变的。本文是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或法律效力对税法进行划分，进而进行总体论述。参考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15页。
[③]税收法定原则是现代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其具体内涵即是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而法律应严格由人民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制定，不能由政府决定。参考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330页；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第122页；曹鸿轩主编《中国税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18页。
[④]地方税法是指地方有权机关制定的地方性税收法规和规章。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地方有权机关主要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政府和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中“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此处暂不述及特别行政区的问题。
[⑤]参见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41页
[⑥]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不同的内容，并由不同的立法部门制定，因而具有不同的效力。税法作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当然也不例外。
[⑦]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制进程中享有税收草案拟定并试行的权利；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授予国务院税收立法权。
[⑧]法的内容从作用上可以分为规范性内容和非规范性内容。规范性内容的作用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指示方向和提供标准，非规范性内容的作用在于使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表达完整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⑨]包括税收基本法、中央税、地方税、全国性地方税等税种的实体法和税收征收管理、税务行政复议等主要税收程序法
[⑩]参考胡海论文《完善税收立法的基本途径》，载.cn.
[11]参考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17页
[12]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是指立法主体应以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制定和修改各种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使一国属于法的形式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成为效力等级分明、结构严谨、协调统一的整体；系统化是指对已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系统整理和归纳加工，使其完善化、科学化的活动。参考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0年7月版，第62页。
[13]有建国初期制定的税法，如1950年制定的《屠宰税暂行条例》、1951年制定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等，也由新世纪制定的税法，如2000年制定的《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2001年制定的《税收征管法》等。
「参考资料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9年10月第一版。
2、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版。
3、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
4、曹鸿轩主编《中国税法教程》，2003年2月版。
5、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6、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
7、陈伯礼著《授权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
8、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9、（日本）北野弘久著《税法学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0、（日本）新井隆一著、（台湾）林燧生译《租税法之基础理论》，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出版。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5
一、把握命题特点，规划复习路径
（一）流转税就学习内容来说，这几个税种一是要点多，二是有难度，就考试来说分值高，基本都在10分以上，计算与知识点较复杂，考点多并且有相互的内容结合，命题多为综合题与计算题。流转税的学习可以结合关税进行，要求吃透教材。其原理并不复杂，虽然税目和税率比较多样化，不过基本方法比较简单，理解上也不难。涉及到进出口环节是个难点，无论是出口退税还是进口环节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计算都比较麻烦，尤其是涉及到消费税计算问题。所以进出口环节需要特别注意，多理解计算原理和方法，尤其是出口退税，了解为什么会有退税。比如进项抵扣不充分；还比如三大流转税比较近似的环节，类似进项的抵扣问题，以及是同销售问题，都要能够区分清楚，了解实质最重要，必要要利用简单的方法，比如增值税视同销售难以记忆，记住外购的用于投资、分配、无偿赠与他人属于视同销售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难。其难点内容包括：增值税法中的特殊征税范围、出口货物退（免）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及管理等；消费税法中的计税依据与增值税计税依据的关系；营业税法中的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及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划分；关税法中的关税完税价格的确定及适用税率的确定。
（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重点，相比之下个人所得税计算比较复杂，企业所得税项目比较多，各有特点。个人所得税各种小规定很多，但是考生平常接触的项目比较少，也不太熟悉，而企业所得税一直都是很熟悉的项目，计算上不是难点，掌握好经常考察的纳税调整项目就可以了，命题多为综合题，分值较大。但个人所得税则需要重点对待，各种税目的计算要掌握好，个人所得税由于优惠政策和补充文件比较多，同时教材的作者过于追求教材体例上的统一，没有考虑个人所得税分项征税的特殊性，使得该章显得凌乱，部分难点又没有例题说明，初学者会明显感觉理解有难度。命题趋势突出计算题和部分计算型客观题。其难点内容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法中的按次征收的所得其次的确定、一些特殊所得的应纳税额计算、无住所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的来源地判定及其应纳税额的计算（由于2011年对个税工资薪金征税有所修改，故该考点内容可能有所回避）、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资产的税务处理等。
（三）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等其他小税种每章一般篇幅不大，内容特点是难度小，但是项目多，优惠点也比较多，需要特别记忆，计算也比较简单和直接，灵活性不是很强，其中的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还是有一些计算问题需要大家重点掌握。就命题趋势来说，考虑到主观题中越来越涉及到小税种内容，注意对主观题的适当处理。总之这部分内容属于战术性重要层次的内容，虽然不影响大局，但是在局部会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尤其是考试中的客观题部分，影响有的时候比较举足轻重。一般这个层次各个章分值在2、3分，最多不超过5分。大都为计算型客观题，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增值税经常出现计算题。其难点内容主要包括土地增值税法中的扣除项目及速算扣除系数的运用以及印花税法中的税目与税率。
（四）税务行政法制与税务这几章的特点是难点较少，比较容易掌握，但是知识点较多，题目可大可小，可易可难，可清晰可隐蔽，可主观可客观。就考试来说，这一层次的各章得分在2~3分之间，一般为客观题。重点要注意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法律责任和税务行政复议的内容，考点很多。
二、讲究复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一）全面复习，吃透教材紧紧围绕考试大纲，全面吃透教材，不可押试题，在复习时一定要以教材为主，并借一本上年度的教材作为参考。一般而言，每年新增的内容是考试的重点。考生在看书时要对教材逐章节仔细研读，力争对所有内容都理解和掌握，要将自己圈定的、难点和疑点问题加以记录。在看书过程中切忌急躁、急于求成。通过认真看书，在理解各知识点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各知识点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一定要把知识系统化、形成网络化、立体化知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其前提是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进行横向比较，找出各税种的差异和共同点，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做到心中有数，在考试时方可游刃有余。
（二）做好自我测试，提高解题能力正常情况下，阅读、理解教材的时间应占总复习时间的70%～80%，做练习的时间应占总复习时间的20%～30%。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通过做配套练习来验证自己对教材理解的正确程度以及对法规的具体运用能力，首先在不看答案的前提下，做一下习题，然后对照答案及教材，找出答错的题目，更主要的是找出错误的原因。搞清是记忆上的错误，还是理解上的错误，或是计算上的错误，这样才能记忆深刻。其次将近两年的考试题做一遍，这样既可以了解每年考试的题型、出题思路、考试重点，又可以使自己对题量、时间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在答题时做到抓紧时间，先易后难，以免时间到了，会做的题还没有来得及做，以致数月心血付诸东流。考生一定要潜心研究各年试题，各年试题都具有代表性，既能反映考试重点，也能体现各个税种的难点。通过研究各年试题，可以从中找出考试规律，提高解题能力。
（三）劳逸结合，合理用时复习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考生来说，工作繁忙，有时不可能获得较长时间段的集中学习。因此，合理安排时间尤为重要。首先要根据自身情况，比如工作忙的考生只选报部分科目进行应试，集中力量逐科突破。加大紧迫感，教材拿到手后距考试所剩时间不多，应马上进入状态，自我加压，设置阶段复习目标。其次，要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合理安排，并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时间条件随时予以调整。可以抓住零星的时间看法律法规，周末的时间集中做税法的计算题、综合分析题。充分利用时间不等于把一切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要劳逸结合、松紧有度，保持良好的状态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重在理解灵活运用，不能死记硬背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考试是一种能力考试，而不是简单的水平测试。因此，考生在复习考试时，不能简单地死记硬背，而应注意对税收法规的理解和运用，重点掌握如何将各个税种的法律、规定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其次，考生应加强综合能力训练。某条规定在教材中是独立的。但在运用时既综合又交叉。综合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多个税种在一个题目中同时涉及，如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能涉及到流转税、财产行为税的计算；二是一个纳税人同时涉及诸多业务内容，如某纳税人有自营业务、联营业务、对外投资等，计算其应纳税额时要考虑到各方面规定。
所以，建议考生学习《税法》可分两步走。首先，应掌握每个税种的计算公式。计算公式不仅明确了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复习和掌握主要内容的基本思路。其次，考生应掌握各税种的特点，这样就可以把繁杂的内容简化，使复习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注重考试技巧，通关不再遥远
（一）做好考前准备，避免低级错误考前将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文具要带齐，铅笔事先削好，铅笔水笔最好带两支以上，避免出现小意外造成大事故；客观题在涂卡时注意方法，不要错行或填涂不合标准。
（二）合理分配时间，先易后难，追求准确率税法考试题量大、时间紧，计算题和综合题的时间安排是非常紧张的，没有过多思考时间，因此选择题解题需要尽量快与准，提高正确率，为后面留些时间。有的考生一开始先做计算题和综合题，耗时可能很长，最后选择题做不完，该拿的分拿不到非常可惜。建议按照试卷本身顺序做，先易后难，选择题不要停留太长时间思考，如果不会做也不要空着，可凭感觉填涂；计算题有不会的，可以先放弃，往后面做，如有时间再回头做，切忌在一道题上纠缠不止，耽误时间，经常有这样的考生，只做了60多分的题目就及格了，说明平时的积累很重要。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6
【关键词】税务会计;税法;教育教学;整合
税务会计能否单独成为一门学科，或者说税务与会计是统一还是分离，人们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论。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税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一个分支，统一是暂时的，分离是发展的趋势。但是，对于财会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而言，税务会计知识教育应该成为其教学计划中的重要内容。
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与相关课程的衔接等方面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与《税法》课程的整合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税务会计》课程教学的意义
参考国内高校财会类专业本科阶段的教学计划，几乎所有院校都不同程度地开设了税务会计方面的课程，有《企业税务会计》、《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税务会计实务》、《税法》等等，这说明对于财会类专业的本科教育而言，税法以及税务会计知识已经成为其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于社会需要而言，更体现出对于税务会计人才的热切需求。根据有关社会机构的调查，未来十年我国急需的13类人才当中，税务会计师居于首位。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既然社会对税务会计人才有旺盛的需求，因此，在财会类专业教育中开展《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就十分必要。
另外，对于大学生而言，面临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他们也渴望摄取税务会计方面的知识。比如，报考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等资格考试，财会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税法及税务会计方面的知识。
二、《税务会计》课程与《税法》课程的关系
根据调查，有些高校在财会类专业教学计划中只开设《税务会计》或者《税法》一门课程，将其设为必修课或选修课;也有些高校同时开设《税务会计》和《税法》两门课程，将《税法》设置为必修课，而将《税务会计》设置为选修课;或者同时设置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等等情况，并且授课学时也存在一定差异。总而言之，这些设置方案没有统一的规范。当然，各个高校为了体现各自的特色，对于同一专业的教学计划存在差异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同一学科而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遵循其自身规律是毋庸置疑的。
税务会计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规为准绳，运用会计学的理论与技术并融汇其它学科的方法，以货币计价的形式，连续、系统、全面地综合反映、监督和筹划纳税人的税务活动，以便正确、及时、足额、经济地缴纳税金，并将这一信息提供给纳税人管理当局和税收机关的一门专业会计。税务会计研究的既是会计中的税务问题，也是税务中的会计问题。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属于国家法律的一个部门。
尽管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税法是税务会计的依据，税务会计是税法在会计核算当中的体现。因为纳税人的任何涉税事项在会计核算时都必须以税法的规定为依据，而税务活动也必定引起纳税人的相关资金的运动，从而在会计核算中要进行反映，这也体现了税务会计学科的边缘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税务会计》和《税法》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认为，不宜人为分割，而应该进行整合。
三、《税务会计》课程与《税法》课程的教学整合
(一)教学计划方面
在开设财会类专业的很多高校，其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和审计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分别设置了《税法》和《税务会计》两门课程，把《税法》课程作为先到课程，而后开设《税务会计》课程，授课学时都在40学时左右。这样做的结果使两门课程都没有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税法》课程的讲授可能会依赖于《税务会计》课程，但局限于课时，对于税法条文及法律精神的讲解不够深入;而《税务会计》课程可能会基于《税法》课程已经开设而泛泛讲解的有关的会计核算内容，对于税法与会计的差异等重要内容可能会涉及得很少。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学生对于两门课程知识的学习处于脱节状态，不能把税款的计算缴纳与会计核算紧密联系起来，或者在学习《税务会计》课程时已经遗忘了《税法》课程的内容，并且不能够深入地理解税法与会计的差异形成、处理原则、实务操作等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税务会计》课程的精华所在。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的目标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并要有所发展，而现在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违背了相关知识的关联性，背离了教学规律。因此，应该对教学计划作出调整，将两门课程合二为一，设置为《税务会计》或者《税法与税务会计》。根据其教学内容，课时设置为60至70为宜。
在整合之后，应将《经济法》、《基础会计学》、《财务会计学》作为先导课程，尤其是《财务会计学》应该在《税务会计》课程开设的前一个学期开设。当然，《基础会计学》作为《财务会计学》的先导课程，理应在其之前开设。《经济法》作为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在本科学习阶段的一年级下学期或者二年级上学期开设，符合教学要求。
在实践教学方面，基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辅相成的实务现状，将《税务会计》课程的知识体系融入到以《财务会计学》课程为框架的会计手工综合实验当中较为合理，这也符合会计对于经济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现实要求。
(二)教学内容方面
《税法》课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分税种介绍税制构成要素，包括总则、纳税义务人、纳税范围、税目、税率、税额计算、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减税免税、法律责任等;而《税务会计》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纳税主体对于涉税事项如何进行会计核算。两者涉及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阶段，而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两个独立的问题。如果将两门课程分割，将会给《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带来一些问题:对于《税法》课程的内容是否涉及，涉及多少?而在实际教学中又不得不涉及，这样则会产生教学内容的重复，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分配?
教育教学应该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该片面强调获取专业知识。因此，整合之后，《税务会计》课程教学内容安排的总体思路为:第一章介绍税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第二章介绍税收及税法的基本知识;第三至第九章分别介绍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资源税、所得税、其他税法的基本税制要素及其会计处理，其中，第九章其他税会计的内容多少可以根据实际教学需要进行适量安排。除了第一、二章内容之外，其他各章都是以一个税种为主线，将计税依据的确定、税款计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到会计处理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有利于融会贯通。
另外，教学内容要做到难易搭配，轻重兼顾，比较难的内容深入讲解，比如增值税会计、所得税会计、税法与会计的差异等。简单的内容可以作一般了解或者让学生自学，比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内容。还有些内容可以作适当讲解，比如营业税、消费税、关税、资源税等。在教学计划调整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来科学筹划教学内容。
(三)教学方法方面
传统的教学方法有优势，也有弊端，这要看具体课程的具体内容。对于《税务会计》课程而言，纳税主体的涉税经济事项复杂，并且具有联系性、综合性，并且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归实践。所以，对于本课程的教学而言，传统教学方法显得无能为力。
整合之后，在继承传统教学方法优势的基础上，采用案例教学并辅助以多媒体教学手段，将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到案例的分析和实践当中，学生将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学生在企业以及税务机关进行实地观摩，以增强感性认识。
(四)教材建设方面
结合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整合，教材建设成为两门课程教学整合的关键因素。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税务会计》方面的教材也有不少，内容编排、写作体系各有不同。由于税法和会计存在差异中的有些问题在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中被回避或者规定得不够清楚，因此，在教材编写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因此，会计教育界应该集中优势力量，同时吸收企业实务界及税收征管界的人员广泛参与进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全面筹划、广泛论证、科学设计、搜集资料，精心编写一部真正符合教学要求的高质量的《税务会计》教材。
近年来，税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会计和税法分歧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对于这些内容，教材的出版和修订往往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教材中的内容与实际的税法规定不符，与其他学科的教材建设相比稳定性较差，这也是《税务会计》课程教材建设的困难所在。所以，结合会计与税收制度改革的步伐，应该建立《税务会计》教材的快速更新机制，加快修订和更新节奏，保证教学所需，并且做到与时俱进。
四、结论
财会类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较为规范和成熟的专业领域，财会类人才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在社会不断发展和经济活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全面，并且越来越显苛刻。财会类人才要成为经济建设当中真正的投资理财和管理高手，税务会计知识已经成为其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税务会计》课程和《税法》课程的教学整合已经势在必行。
【主要参考文献】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7
一、税收的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则。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历史上，也多有强调税收公平的论述。在现代社会，税收公平原则更是各国政府完善税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税收怎样才算公平，在不同时期，往往标准不同，理解也不同。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税收公平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公平转变到相对公平，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经济公平的发展过程。
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内容。
横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税收。税收横向公平的衡量标准有三种：一是按照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来衡量；二是以纳税人的消费或支出为标准；三是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所得为标准来测定。从各国税制实践来看，大多采取较为现实可行的第三种标准。一般认为，横向公平至少具有下述几方面的要求：
（1）排除特殊阶层的免税；
（2）自然人与法人均需课税；
（3）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在课税上一视同仁，即法律要求课税内外一致。
纵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税收纵向公平情况下，国家对纳税人实行差别征税的标准有两种：一是“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数量，根据纳税人从政府征税中获得利益的多少来确定；二是“负担能力原则”，是根据纳税人纳税能力大小来判断税负是否公平。此原则又根据如何判断负担能力而分为客观说和主观说。客观说主张根据纳税人对财富的拥有程度；主观说主张根据纳税人因为国家纳税而感受到的牺牲程度即对纳税人使用财产的满足度的影响。事实上，所谓的税收纵向公平就是指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应如何干预才是公平的。
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之间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分配格局；后者使高、低收入者负担相同比例的税额，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由此看来，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但即使如此，美国当代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对累进税制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累进税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管理问题”。他举例说，对一个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赚10万美元的人和一个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来说，依比例税制，两人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依累进税制，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款。同时，他还论证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和赞成累进税制的得益理论都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所以，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会比累进税鼓励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管理成本也较节约）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移支付相结合，可能会使最贫困的人受益。”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横向公平要求同等地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那么纵向公平则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上述两部分内容共同作为税收公平原则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
二、税收的法治
如果说税收的公平原则是税收原则的内涵之一，那么税收的法治及其体现则是税收原则包括公平原则的保障，是其实质。在此我们可以就公平原则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税收在实质公平中，在法治原则中得以确立，根据我国的税法得以实施。
从我国税法中可以看出，税法的立法原则和适用原则，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税收立法原则可以概括为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公平主义、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和实质课税原则。其中公平原则是其角度之一。税法中规定，税收公平主义的基本含义是，税收负担必须依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负担能力相等者税负相同，负担能力不等者税负不同。当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纳税能力）相等时，是以纳税人获得收入（取得所得）的能力，为确定负担能力的基本标准，但当所得指标不完备时，财产或消费水平可作为补充指标；当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等时，应当根据其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大小缴税或使社会牺牲最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税收的公平原则的体现也得力于税收的法治原则。税收的法治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税收政策的运用和整个税收管理，应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税。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税收的程序规范原则和征收内容明确原则。前者要求税收程序——包括税收的立法程序、执法程序和司法程序——法定；后者要求征税内容法定。税收的法治原则，是与税收法学中的“税收法律主义”相一致的。
在以前的税收原则理论中，虽没有明确提出法治原则，但对征税内容要求规定明确，则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税收原则。如我国西晋典农校尉傅玄提出了“有常”原则，即赋役的课征须有明确固定的制度。亚当•；斯密则更将“确实”原则列为四项税收原则之一，认为征税日期、征税方法等征税内容应明确告诉纳税人，不得随意变更。确定原则作为税收重要原则一直为后人包括瓦格纳在内所接受。但要使征税内容“确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也就是说，税收法治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由税收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只有税收法定，以法律形式明确纳税义务，才能真正体现税收的“强制性”，实现税收的“无偿”征收，税收分配也才能做到规范、确定和具有可预测性。这对经济决策至关重要。因为，对经营者来说，税收是一种很重要的经营成本，税负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决策，因此，如果税收分配不规范、不确定，税收负担无法进行事前预测，那么，投资决策分析就难以正常进行。强调税收的“法治”原则非常重要。目前，我国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在税收领域，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而市场经济实质是法治经济，我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需要以法治国，更需要以法治税。因此，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过程中，提倡和强调税收的法治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最大特点是：税收规范性文件已成为我国税收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它具体体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中的税收规范为统帅，以大量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制地方条例为主体，并辅以相当数量的税法解释、规章、税收协定等所组成的税法形式体系。但是在公平原则上，由于种种原因依然存在着许多矛盾。
1、个人所得税问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而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恰当与否能从表面上最直观的体现税收的公平与否。我国最近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仍然规定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递增征收标准，但实质上，根据工资收入却难以准确执行。《南方周末》有篇文章指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有了很大增长，但是还远远没有征够。反过来讲，其他各种税收则大大征过了头，或者说，政府在其他方面多征了许多税，导致个人收入的减少，因此个人所得税也相应地减少了。”
2、企业所得税要统一。对于企业所得税，一方面说要给国有企业解困，另一方面还是一直把国有企业当摇钱树，税率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且其他所有制企业还有很多机会免税甚至逃税。在此问题上，立法明显落后于现实发展，公平原则在立法中未能体现，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实在痛心。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8
涉及税收方面的犯罪，作为一个罪群，在法律上和理论界存在几种不同的称谓。一是税收犯罪，这一称谓比较传统，它来源于传统的偷税罪和抗税罪；二是涉税犯罪，我国的税制改革以后，税收违法行为呈多样化趋势，税收犯罪的立法将更多的涉税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二罪，而是发展到十几个罪，因此，在理论上有的学者认为，税收犯罪的称谓显得过于狭隘，称涉税犯罪更为妥当；三是危害税收征管罪，该称谓主要是依据1997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的节名所确定的。
三个名称中，税收犯罪和涉税犯罪均属于理论上的称呼，而危害税收征管罪则是法定名称，虽然他们都是以现行刑法规定的涉及税收方面的具体犯罪为依据，但不同的称谓所包含的内容和侧重点却各异。对于传统的税收犯罪，有的论者将其概念界定为“直接地妨害国家税收稽征权犯罪行为的统称”，［1］并明确指出，所谓直接地妨害是行为人对国家税收稽征权的直接侵犯与正面对抗。间接侵害行为，如提供伪证帮助他人偷逃税款，伪造变造税票借机营利等行为，是对国家税收稽征权行使设置障碍，不是税收犯罪。至于与税收相关的犯罪行为，如税务工作人员侵吞税收金、收受贿赂等，更不属于税收犯罪。税收犯罪主要是指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四种。［2］
上述观点在当时涉及税收方面的犯罪并不突出，在有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该说不无道理。随着我国的税制改革，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特别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颁行之后，其不足则显而易见。首先，提供伪证帮助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构成共犯，显然，既然是作为共犯予以处罚，就不能说这种行为不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其次，将发票犯罪排除在税收犯罪之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均无依据。税收征管制度是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的总称，是税收管理制度的一个方面，它包括税务登记制度、纳税申报制度、税款征收制度、帐簿管理制度、税务检查制度、发票管理制度和税务违章处理制度等。也就是说，发票管理制度是税收征管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妨害发票管理自然妨害税收征管，这也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3］从体制上看，我国对发票的管理自1986年步入规范化轨道后，始终也是由税务机关依法统一管理。修订后的刑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将发票犯罪纳入了危害税收征管罪之中。再次，税收征管活动是一项行政执法活动，无论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纳税人和其他人，还是作为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税收征管人员，都可能对国家税收稽征权直接侵犯而成为税收犯罪的主体，将税收人员的渎职行为排除在税收犯罪之外，显然是受传统的行政权力本位意识的影响，这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1979年刑法及相关立法解释的基础上大大地拓展了涉及税收违法行为犯罪化的范围，并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专门规定了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因此，有专门论著在论述税收犯罪的概念时认为，税收犯罪是指行为主体实施的规避税收缴纳义务，非法骗取税款、妨害发票管理以及其他妨害国家税收管理活动和违反职责，在税收征管活动中渎职或者贪污贿赂的情节严重的行为。从其犯罪主体来说，不仅包括纳税主体，而且还包括税收管理主体以及其他参与税收犯罪的自然人。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了危害税收征管的犯罪，税收征管渎职犯罪和税收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他涉税的犯罪。［4］这里虽然论者将其称为广义的税收犯罪，但根据其内容，实际上就是理论上通常被称为的涉税犯罪。与上述观点相当，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称涉及税收方面的犯罪行为为“租税犯罪”或“租税犯”。如学者黄宗正认为，“所谓租税犯罪，是指与各种租税的赋课、征收与缴纳有直接关联的犯罪。”租税犯罪的范围取决于各种税法规定。但凡税法上规定的犯罪，不管是直接侵害国家税收请求权的纯正租税犯罪，还是间接妨害国家税收请求权的不纯正租税犯罪，抑或是与租税犯罪有关联的犯罪，都认为是租税犯罪。它包括了诈术逃漏租税捐、不缴纳代扣之税款等行为；收藏、发运漏税货物，伪造、变造税票等行为，以及包括税务官员贪污税款收受贿赂等行为。他们将前者称之为“逃税犯”，后者为“租税危害犯”。［5］
从税收保护的角度出发，将大部分直接或者间接危害税收征管的行为都囊括其中，广义的税收犯罪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内容将税务人员非发生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的受贿、贪污、挪用、私分税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内部犯罪行为以及一般主体实施的盗、骗税票等可能间接危害税收的犯罪行为也包括在内，则有一种税收犯罪泛化之嫌。如果按照此标准来考察，还有很多罪都可以纳入其中，如造成破产亏损罪，直接影响了纳税，间接地危害了税收征管活动；非法拘禁税务人员，影响税收征管活动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来，势必使税收犯罪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无法明确界定。
与上述广义的税收犯罪概念相对应，论者还提出了狭义的税收犯罪，认为所谓狭义的税收犯罪仅指纳税主体规避纳税义务、骗取税款的行为以及其他自然人妨害发票管理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即修订后的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所列的危害税收征管的行为。［6］可见，狭义的税收犯罪也就是危害税收征管罪，并在其概念中较为概括地列举了具体的犯罪行为。与此相类似，在刑法理论中，将涉及税收方面的犯罪统称为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观点中，也有的学者采取列举的方式描述该类犯罪的概念。如有的学者认为，危害税收征管罪是指违反税收法规，偷税、抗税、欠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等，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7］还有的论者认为，危害税收征管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和发票管理制度，故意以各种方法不缴、少缴、骗取国家税款以及破坏国家对发票管理的行为。［8］但大多数观点认为，危害税收征管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法规，侵犯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发票管理制度，妨害国家税收征管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9］此乃通说。
对于采取列举方式描述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观点，它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没有揭示出税收犯罪的内在同一性，虽然能将税收犯罪与非税收犯罪区分开来，但却表现出了税收犯罪内部的离散性，过分强调税收犯罪各罪之间的差异性。［10］而通说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和发票管理制度并列起来的论点同样值得商榷，前已所述，发票管理制度是税收征管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其一。其二，也许是囿于修订后刑法的规定，这种观点不但在称谓上将涉及税收方面的犯罪称之为危害税收征管罪，而且在内容上也仅仅限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的规定具体罪名，其范围过于狭小，没能涵盖所有涉及税收方面犯罪的罪名，无疑影响了对其作为一个罪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近年来，有的学者在深入探讨了税收的概念后，认为税收犯罪是指侵害国家税收分配关系、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11］这种观点将税收分配关系作为税收犯罪质的规定性，将应受刑罚惩罚性看成是税收犯罪量的规定性，税收犯罪是这种质与量的统一体。这看起来有一定的新意，但仔细分析发现并非无懈可击。首先，税收并不是论者所认为的属于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所谓关系是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或者人和人或人和事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12］而税收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根据其社会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的规定，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即便将税收看成是一种分配关系，该观点认为税收犯罪侵犯了国家税收分配关系的提法也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其次，按照此界定，其包括的内容必然非常宽泛，只要是侵犯国家税收、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均应包含其中，其结果与广义税收犯罪说并无二致，不足之处已如前论，不再赘述。
二、税收犯罪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是税收犯罪的称谓，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涉税犯罪的称谓，从字面上理解，给人以所涵盖的内容过于宽泛之嫌；而危害税收征管罪的称呼由于来源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的节名，其内容也只包含该节中的罪名，似有范围过窄之感。相比较而言，税收犯罪一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其应有的内涵。二是税收犯罪的称谓与其它相关学科名称及法律、法规相一致，如税收学，国家税收，税收征管法等。三是税收犯罪一词更为约定俗成，它已经将立法不断发展的各个税收新罪纳入其中，因而使用税收犯罪较之其他两种称呼更易为国际和国内各界所接受。
那么，什么叫税收犯罪？根据以上对税收犯罪概念不同观点的评析，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税收犯罪，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税收犯罪是一个理论概念，它是对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涉及税收方面犯罪的理论概括。税收犯罪的概念必须是能揭示出税收犯罪这一类罪的共同性的东西，使得这一类罪能够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同时，税收犯罪概念所揭示的又必须为税收犯罪所特有，使得税收犯罪能与非税收犯罪区分开来。将税收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通过全面分析该类犯罪的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基本状况，深入探询防治税收犯罪的刑事对策。
其次，税收犯罪属于行政犯。行政犯是与刑事犯相区别而提出的，它是指违反行政法规，危害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税收犯罪首先违反的是税收法律、法规，税收是国家行政的一个基本内容，税收法规也就当然属于行政法规，这是税收犯罪所具有的行政违法性。我们这里强调税收犯罪的行政违法性，并非是说所有具有税收行政违法性的行为都属于税收犯罪，作为刑法中规定的犯罪类型之一的税收犯罪，它还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也即刑事违法性。税收犯罪就是违反税收法规性与违反刑事法规性的统一。
第三，税收犯罪在结果上往往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由于国家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无偿地向纳税人课征的金钱给付，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一种权力，也就是税收稽征权。我们认为，将税收犯罪的实质看成是“对国家税收稽征权的侵犯”［13］的观点无疑是准确的。对国家税收稽征权的侵犯只是税收犯罪的本质特征，而这类犯罪的行为人在行为上通常表现为对国家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违反和税收征管活动的妨害。
第四，税收犯罪概念中的情节严重，本身就是对这类犯罪在量上的一种刑法限定，而应受刑罚处罚只是对税收犯罪的行为人在刑法上应承担后果的规定，而且两者具有相当的同一性，行为人的行为情节严重，必然构成犯罪，其结果是承担刑事责任，接受刑罚处罚；行为人的行为应受刑罚处罚的前提是其必须属于情节严重，构成了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因此，将情节严重和应受刑罚处罚并列作为税收犯罪的内容不大妥当。我们认为，情节严重足以成为区分税收违法与税收犯罪的重要标准。
综上，我们可以给税收犯罪下一个定义：税收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法，侵犯国家税收稽征权，妨害国家税收征管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三、税收犯罪的构成特征
如前所述，税收犯罪是一个罪群，且属刑法理论上的概念，那么作为阐明税收犯罪内部结构和性能的构成特征同样不是刑法上规定的概念，它是理论研究将现行刑法分则中规定的诸税收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概念化、理论化的结果，反映的是各个具体税收犯罪构成事实的共同本质属性和特征。
与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一样，税收犯罪的犯罪构成是一个由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这四个基本要件组成的有机整体。
（一）税收犯罪的犯罪客体
关于税收犯罪的犯罪客体，理论界的看法不一。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税收犯罪的犯罪客体，就必须首先搞清什么是犯罪客体。通行的观点认为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14］我们认为，将犯罪客体的实质内容界定为社会关系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社会关系的内涵和外延过于空泛，缺乏作为构成要件所应具有的可测性和法定性。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思想关系是指由一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其他社会关系，它们构成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关系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可以说，“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离不开社会关系这个范畴。”［15］将犯罪客体界定为社会关系，就会使人们不能对其进行精确地把握，从而影响对行为性质的正确认定。
其次，社会关系缺乏层次性。在哲学上（社会学上也是如此），社会关系并不反映人们之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具体的、个别的个人不能成为其主体。社会关系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实质的和必然的、集体——典型的联系，其主体是具体的、个别的个人的纯化和抽象化，即社会关系的主体是“中性、无色”的个人。在这种理论之下是无法将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这样外延不同、层次有别的“客体”体系的。
第三，从法理上看，把社会关系笼统地作为犯罪客体的实质内容也是不准确的。社会关系是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大要素组成。主体要素是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它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内容要素是指社会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客体要素是指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在社会关系的三要素中，主体要素的义务主体实际上就是犯罪主体；内容要素的义务是犯罪主体所违反的，它们都不可能成为犯罪侵犯的内容。
第四，汉语中的侵犯一词是指“非法干涉别人，损害其权利”［16］的意思。一般来讲，侵犯是针对权利或者利益而言的，而犯罪对社会关系这一整体的影响应当是一种破坏作用，而不是侵犯。
我们认为，犯罪客体应该是指受刑法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侵犯的一定主体的权利或利益。利益是人们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措施。权利是一种行为自由，它以利益为前提和基础。用“权利或利益”代替传统犯罪客体概念中的“社会关系”是合适的。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权利或利益”可以概括刑法保护而被犯罪行为侵犯的所有内容。所有的犯罪都是对一定主体权利和利益的侵犯。
第二，“权利和利益”都只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上的一定阶级、集团的权利和利益，没有抽象的权利和利益存在，没有脱离社会经济结构的纯粹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和利益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第三，“权利或利益”表现形式多样且具有层次性。如利益可以分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国防利益和国家军事利益。又如个人的权利，它包括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与人身有直接关系的其他权利和财产权利。人身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
第四，将犯罪客体表述为“权利或利益”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我国宪法对权利和利益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且明确规定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是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对象。如宪法第8、11、13、18条等规定表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是而且应当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刑法作为部门法，其内容是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从刑法第2条和第13条规定的刑法任务和犯罪概念上看，其内容都可以用“权利或利益”加以具体概括。刑法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明确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作为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法定依据。刑法分则的有些章节更是将“权利”或“利益”作为客体。如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客体内容是知识产权、第四章规定的客体内容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第七章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明示其客体内容为国防利益，第十章的首条规定军人违反职责罪是“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行为，明示其客体内容为国家军事利益。
具体对于税收犯罪来说，虽然从形式上看，其犯罪行为都是对国家税收征收法律、法规的违反，妨害了国家税收征管活动，侵犯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但实质上是侵犯了国家的税收稽征权，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库税金的短少，间接后果是经济秩序的紊乱。［17］
（二）税收犯罪的客观方面
税收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税收法，妨害国家税收征管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的税收法泛指国家制定、颁布的关于税收方面的法律、条例、办法、实施细则等。根据制定、颁布的主体不同或者效力不同，税收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级次：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它是调整税收法律关系的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的税法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税收方面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②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由国务院制定的，以条例的形式出现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如《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等；
③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主管财税的部门即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基本税法或者条例所制定颁发的补充和解释性的税法实施细则，如《税收征收管理实施细则》、《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
④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据授权，根据税收基本法规，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方面的法规；
⑤政府及政府授权的财税机关，为了执行税法，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税收行政规章，如通知、决定、暂行规定、批复等等。
违反了国家税法是构成税收犯罪的前提条件，不违反国家税法根本谈不上是税收犯罪的客观行为。违反国家税法的具体内容还必须直接妨害国家税收征管活动，这是税收犯罪客观方面的质的规定性。税收犯罪的行为，根据具体的犯罪，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行为作用的对象上看，有的是针对税款的，如偷税、抗税行为、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有的是针对发票的，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和普通发票犯罪行为。就行为的性质来看，有的是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包括偷税、抗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有的是妨害出口退税管理的行为，指骗取出口退税行为表现形式，还有的是妨害发票管理的行为，如虚开、非法制造、非法出售和非法购买行为等。税收犯罪的行为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如偷税行为。而有的只能表现为不作为，如逃避追缴欠税行为。但绝大部分税收犯罪行为只能表现为作为。违反国家税法，妨害国家税收征管活动的行为必须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这是税收犯罪客观方面的量的规定性。虽然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然而，从立法上看，许多具体的税收犯罪都规定了“数额”，结合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规定，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
税收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在上述质与量上的统一。
（三）税收犯罪的主体
根据刑法规定，税收犯罪的主体分为自然人和单位两种。
1、税收犯罪的自然人主体
税收犯罪的自然人主体又可以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
税收犯罪自然人一般主体是指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税收犯罪行为的自然人。在税收犯罪中骗取出口退税罪和发票犯罪的犯罪主体均可由自然人主体构成。
税收犯罪自然人特殊主体是指除了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外，还必须具备刑法规定的某种特定的身份而实施了税收犯罪的自然人。特定身份一般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人所具有的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资格和其他特定关系。税收犯罪自然人特殊主体具体包括：
（1）纳税人
所谓纳税人是指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负有纳税义务是纳税人产生的前提条件，这种纳税义务又要以法律规定为限。纳税义务源于生产、经营、销售、取得合法收入等一定的经济行为，内容为交纳税款，其特点是受到强制且是无偿的。
（2）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包括代扣代缴义务人和代收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义务人是指税法规定有义务从其持有的纳税人收入中扣除纳税人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单位或个人；所谓代收代缴义务人，是指有义务借助经济往来关系向纳税人收取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人。与纳税人一样，扣缴义务人也具有向国家缴纳税款的义务，但其义务是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内容是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它具体包括扣缴义务人负有代国家税务机关向纳税人代扣、代收税款和扣缴义务人负有将已代扣、代收的税款代纳税人上缴给国家税务机关两方面；其行为是有偿的。
一般说来，纳税人实施的税收犯罪，扣缴义务人同样可以实施。二者都可以成为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的主体。
（3）税收征管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税收作为一项行政管理活动，由作为行政主体的税收征管人员和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纳税义务人共同形成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不仅纳税义务人可能违反国家税法，侵犯国家税收稽征权，而且税收征管人员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样也可能破坏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妨害国家税收征管活动，构成税收犯罪，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等等，它们均只能由税收征管人员或者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因此，税收征管人员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成了税收犯罪的特殊主体。
2、税收犯罪的单位主体
单位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又一类税收犯罪主体。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税收犯罪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里的单位并不是民法意义上的法人，而是泛指与自然人相区别的一切由自然人组成的人格化的社会有机整体。公司，主要是指依照《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应包括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成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类型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机关，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同时也指党的机关；机关团体是指社会团体和人民团体。
作为税收犯罪主体的单位，实施犯罪通常是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并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决定。
在税收犯罪中，尤其是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中，除了抗税罪只能是自然人实施外，其他税收犯罪均可由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实施。如自然人税收犯罪主体一样，单位税收犯罪主体也可以分为单位一般主体和单位特殊主体。单位一般主体即实施了税收犯罪行为、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单位。如涉发票犯罪均可由单位一般主体构成。而单位特殊主体是指刑法明确规定具有一定资格的、实施了税收犯罪行为、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单位，如偷税、逃避追缴欠税罪都可由纳税单位或扣缴义务单位作为犯罪主体。
（四）税收犯罪的主观方面
税收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税收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在税收犯罪中，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通常表现为积极的作为，这种作为的犯罪方式是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并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心态的客观外在表现。因此，其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且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过失均不能构成。
虽然税收犯罪的主观方面都表现为直接故意，但各种具体税收犯罪的故意内容又不尽一致。如偷税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自己应当纳税，而故意逃避应缴纳的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法律禁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故意虚开，等等。不同的税收犯罪，他们在主观方面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
由于税收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因此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在一般情况下，税收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都具有逃避应缴税款、骗取国家税款或者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然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税收犯罪中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该类犯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
四、税收犯罪的基本类型
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刑法的颁布，这一时期内税收犯罪种类是比较单一的，刑法以及单行刑事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只是纳税主体规避纳税义务的偷、逃、抗税的行为。后来虽然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但税收犯罪的规范仍然限于纳税主体规避纳税义务以及其他自然人妨害发票管理的范围之内，显然其种类是不全面的。［18］进入90年代后，随着税收法规的不断制定，税收制度的不断改革，税收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不仅纳税主体，而且征税主体和一般主体违反国家税收征管活动的行为方式越来越多，因此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对税收犯罪的种类进行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规范。
税收犯罪的类型，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下列三种：
一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所规定的危害税收征管罪。这是税收犯罪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它包括纳税人逃避纳税义务的犯罪、骗税犯罪、妨害发票管理的犯罪等。这种犯罪按照其具体侵害的对象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大类。（1）规避税款缴纳义务的犯罪。这里包括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等。（2）骗税犯罪。主要是指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罪。（3）妨害发票管理犯罪。这里包括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非法出售发票罪等七个罪名。
二是税收征管渎职犯罪。它是指税收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侵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致使国家税收和其他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这里包括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和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等三个罪名。
三是其他涉税犯罪。这主要是指走私犯罪中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对于这种犯罪，大多数论著或者学术论文并没有将其列入税收犯罪的类型之中。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违反的是我国的海关监管法规，妨害的是国家对进出口的普通货物、物品征收关税的活动。根据我国税制，关税属于商品劳务税中的一种，因此该种犯罪实质上也是对国家稽征权的侵犯，同样应该属于税收犯罪的范畴。
注：
［1］参见刘华：《税收犯罪问题》，载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2］参见刘华：《税收犯罪问题》，载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3］李文燕主编：《税收犯罪证据调查与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6页。
［4］吴亚荣主编：《中国税收犯罪通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转引自刘华：《税收犯罪问题》，载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6］吴亚荣主编：《中国税收犯罪通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7］周其华著：《新刑法各罪适用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8］赵长青主编：《经济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9］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
［10］李文燕主编：《税收犯罪证据调查与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1］李文燕主编：《税收犯罪证据调查与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1页。
［13］转引自刘华：《税收犯罪问题》，载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1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5］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16］中国社会科学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事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6页。
［17］转引自刘华：《税收犯罪问题》，载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9
关键词：高职；税法；教学改革；思路
税法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财务人员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因此，《税法》课程在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是基础技能课程之一，通过《税法》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企业所缴纳的税收情况，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内容和会计基础理论知识。由于税收的强制性特点，每个企业应该遵守税法的每一项条例。高职院校《税法》课程实际应用性很强，所以一般的高职院校在教学中比较重视这门课程。笔者经过几年的高职教学过程，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学特点和难点，需要加以重视和改进。
高职《税法》课程的特点
税法的知识结构具有综合性《税法》课程教学必须在学生学完《基础会计》课程之后，有一定的企业经营知识的基础后才能开设。因为《税法》课程是在会计核算的基础上进行，涉及编制会计凭证、账簿的登记及报表的编制等基本业务，所以，要求学生有较好的会计专业知识，能够将税法内容和会计知识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比如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如果学生不会核算本年利润的形成过程就无法进行企业所得税的核算。
税法的运用具有灵活性税法知识在实际工作运用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定要让学生在学习中明白这一点，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www.133229.com以流转税为例，学生要根据企业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税种。制造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一般交纳增值税，服务业、金融企业、建筑企业交纳营业税较多。还有的税种需要再分类，例如增值税企业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梳理清楚思路再进行核算，这样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税法》课程教学具有实践性税法知识的掌握需要依赖具体企业经营的过程。在《税法》课程中税的种类较多，一般企业缴纳的税种里金额较大的有流转税和所得税。目前，在企业流转税中，主要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其核算过程和上交过程都是网上操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尽量让学生了解纳税的上网操作过程，并且将网上纳税的内容和教材中的理论部分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尽快适应企业实际工作。
高职《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理论教学内容较多，不符合于高职学生的特点《税法》课程内容一开始就是法律基础知识。在教学中，教师给学生介绍这部分法律基础时，大部分学生认为理论性太强，比较抽象，不太好理解，还有的学生觉得没有必要学习。法律基础知识讲授虽然不适合高职学生的特点，但是为了普及法律的相关知识，每次课堂教学教师都很认真讲解这部分内容，并告诉学生法律基础和税法的关系，这样，学生渐渐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税法所涉及的行业较多，学生能力有限税法的内容适用于我国各行各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对于高职学生来讲，制造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情况都难以掌握，再涉及建筑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内容，学生要掌握的范围太广。再加上高职的学生大部分不擅长学习理论性的知识，所以，在课堂教学中采用教学互动环节时，教学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
税法的核算内容对高职学生来说比较复杂税法内容中税收种类繁多，其中主要的税种是流转税类和所得税类。流转税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内容较复杂。在增值税教学中，一般要求学生将一些固定的公式背下来后，按照套用的核算方法计算，有些学生觉得比较复杂，业务内容中的逻辑关系总是处理不好，容易造成计算错误。还有在企业所得税的计算中，学生由于会计核算的知识缺乏，导致企业所得税的计算不准确。
学生对税法的理论概念理解不够深刻税法是法律的一部分，其法律概念非常严谨。高职学生对理论的概念理解不够深刻，容易混淆几个概念，导致在税法的学习中困难重重。税法本身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如果不下工夫，容易造成思维混乱，出现计算不准确的现象。如在增值税的计算中混合销售和兼营销售的概念容易混淆，经常出现计算错误的现象。
高职《税法》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使高职学生掌握税法知识，笔者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采取种种措施，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掌握税法知识并灵活应用。
让学生多了解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作为《税法》课程的教师，首先对税法的各个应用领域要充分了解，才不至于使课堂枯燥乏味。目前，一般高职学生从高中进入我校以后，严重缺乏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缺乏对社会的了解。学生一年级时，建议学生多看一些介绍企业经营学的小说，增加对企业经营的观念。并且，要求学生到企业了解生产经营管理的过程，上网找资料学习先进企业经营的故事。还要求学生有经营的理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税法的重要性和资金的重要性。只要学生有这种意识，就能学好税法的内容。学生的实践能力是需要建立在教师实践知识充足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教学中组织学生到管理比较完善的企业参观，同时在参观过程中让学生计算出每件商品或产品的税金，并计算一个月企业缴纳的税金。经过几次参观，学生对企业经营的观念提高，深深体会到企业经营的过程，也知道了税金作为资金流出，对企业资金的影响，并了解企业领导层对税金的重视程度。
化繁为简，总结规律《税法》课程的内容比起其他课程整体感较差，其所计算的范围很广，这对学生学习《税法》课程难度较大。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将相似的计算公式总结归纳起来，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样学习起来省时、省力。例如，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抵扣计算的方法和委托加工生产消费品计算抵扣办法相似，讲完这两部分内容之后可以进行计算上比较，并归纳整理，这样有助于学生掌握这两个税种。还有在计算所得税时，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共同的部分归纳整理，找出不同的计算方法。这样，能加深税法知识理解的程度，提高计算能力，同时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归纳整理的学习方式，学生清楚了增值税的计算过程，并且相似的计算不再容易混淆。经过比较学习，学生对两种所得税的计算掌握得很牢固，2008年毕业的学生反馈，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在学校时学得比较扎实，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得得心应手，到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工作时适应很快。
运用模拟企业核算，解决理论教学中的难点在高职教学中经常采用企业案例来说明企业实际缴纳税额的情况。通过企业案例，学生可以多了解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有真实感。比如制造业企业，供应、生产、销售的过程发生以后，当月需要缴纳的税额有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同时还发生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此外还有的企业根据情况进行印花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税额的计算。给学生介绍模拟的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情况之后，给出一些相关的会计资料，计算增值税和附加税，并计算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最后计算所要缴纳税金总额，让学生了解企业给国家缴纳的税金情况，使学生在学习中了解整体的企业税金的核算过程，这样，渐渐提高了学生税金核算的能力，同时提高了教学效率。
注重实践活动，进行企业税收调查学习知识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运用它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知识应有的价值。教师可以根据《税法》的教学目标，针对教学重点，设计出既有利于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练习；不仅要解决课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生产、企业中的实际问题，尤其是企业缴税的实际问题，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税法》课程教学过程中，第1~3周的时间给学生详细讲授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理论知识，之后从第4周开始要求学生联系制造业企业或商业企业或者服务业等企业，了解并调查企业实际缴纳各种税的情况。首钢工学院会计班每班一般有40人左右，布置税法调查作业时，每班分成10个小组，大约4人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找一家交纳增值税或营业税的单位，调查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缴纳情况。每组设有一名组长负责，要求每名学生都要参与，到教学结束之前一周时间完成每组的税收调查报告。学生开始对调查活动表现积极，对税法的学习兴趣也很浓。经过一段时间学生调查收集企业的真实数据，并参与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对企业管理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但是，学生对调查报告的整理比较茫然，针对学生具体情况，教师给学生展示往届学生的调查范文，让学生根据每组调查的企业的情况来计算所缴纳的每个税种，这样，学生渐渐清晰了调查报告的整理思路。经过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最终完成电子版调查报告。教学最后一周安排学生汇报税收调查的社会实践成果，利用两节课的课堂时间，每小组的一名代表陈述税收调查的经过和分析过程，同小组的学生互相可以补充说明。教师根据每组陈述的内容和调查报告的分析情况，给每组进行成绩评价，最后把评价结果纳入到期末综合考核当中。税法调查实践活动在首钢工学院已经在三届学生中开展，学生一开始茫然失措，后来逐渐地对税法的了解加深。总之，经过税法调查活动，调动了会计专业学生对专业课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深入企业了解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的匮乏，同时更加了解了税法知识的灵活性。去年我校2008级会计班学生参加税法调查的实践活动以后，有的学生暗自下决心利用在校期间好好学习会计专业课知识，有的学生准备利用假期时间找一份兼职会计的工作，以便练习所学的税法专业知识。通过组织税法调查实践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是提高了学生相互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
综上所述，《税法》是在高职课程教学中重要的课程，也是职业基础课程。作为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会计专业能力，采取各种教学措施，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使学生尽快地适应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冬云.税法[m].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内容篇10
应当说明的是，法典化的含义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英美法系认为，法典“是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系统收集、总结或者修改，是私人或者官方按照特定主题将现行有效的法律予以归类整理和系统化”，即法典化是指将各种法规予以归类、系统化，编纂成法典，如《国内收入法典》被编入《美国联邦法典》第26篇内。而德国等大陆法系认为，法典是“一套体系，具有建立于某些共同原则之上的统一的概念”，而其精确性正来自这种统一性，它能够调整所有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那些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两者的主要区别在是否包括针对某个法律部门共同问题的系统性立法。我国也应取后种意义上的法典化概念。
从各国现行税法法典化情况来看，其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综合法典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法规编纂成体系庞大、结构复杂的法典，其内容包括适用于所有税收活动中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的总则规范、税收实体法规范和税收程序法规范。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很少，只有美国、法国、巴西。在统一法典模式下，并不排除以其他形式规定税法问题，如美国，有关税权划分、立法程序、开征的税种及其限制等由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税收程序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第二种是通则化模式，即税法通则加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重要的、基本的税收法律规范集中规定在一部税法通则中，以便对各单行税法起统领、协调作用，而有关各税种法、征管程序、救济程序等专门税收事项仍采用单行法的形式。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等，而比利时、爱沙尼亚、捷克也正在制定税法通则。这种模式也不排除在宪法、行政程序法及其他单行法律中规定有关税法问题。第三种是分散模式，即单行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问题都采取单行法律、法规的形式，没有就有关税收的共同问题制定统一适用的法律。这种模式下的税收法律规范分散规定在各种税法文件中，不仅缺乏共同性问题的系统规定，而且各种规定易相互重叠、冲突或遗漏，是法典化程度最低的模式，目前不少国家采用这种模式，我国也属于这种类型。
分析上述三种模式，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在现行法典化模式的国家中，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并不比采用通则化模式国家的法典化程度高。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其有关适用于所有税收的一般规则分布在税法典的各个部分；税法典中的“F”部分是关于“程序和管理”，但对每一特别税收或类似税收的征收都有各自的程序规定。法国有关税收程序问题也是由专门的税收程序法规定的。相反，比较而言，制定了税法通则的第二种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更高，这尤以《德国税收通则》为最，因为它们都有关于税收基本问题、共同问题的系统规定。第二，在税法法典化中，以采用通则化模式最为普遍。将税收活动中一些基本的和共同性的问题规定在税法通则中，而将税收中的专门问题留给各单行税收法律规定，既解决了税收立法的体系化问题，又将税收活动中的特殊问题通过单行法律加以具体灵活调整，是一种科学、富有效率的立法模式，因而受到税法法典化体例模式国家的广泛采行。第三，税法法典化的主要形式是税收程序法的法典化。这表现在：一是各国已制定的税法通则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例如《德国税收通则》，共九编415条，除第一编总则、第二编欠税责任法中的少量规定为实体债务法的内容外（如有关税收的定义、欠税责任关系、税收优惠的目的等章），其他七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税收程序问题的规定。二是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的税法典中，其有关税收共同问题的规定也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内容。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分标题的内容除了“程序与管理”部分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共同规定外，其他部分主要是按照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主要税种的内容分别规定，没有对适用于所有税收问题的一般规则进行集中规定。法国则有专门的税收程序法，它独立于税法典。
应当指出的是，各国税法法典化表现为税收程序法法典化的方式，是有其现实原因和合理性的。一是各国的税制要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作为其法律形式的各实体税法也必须要经常修订和完善，这使得实体税法的法典化成为困难和不必要。即采用以税收实体规范作为法典主要内容的模式时，不仅法典的编纂工程巨大，而且在修订和适用时也很不方便。二是有关各税法通则性内容和税收程序性规定较为稳定，技术性强，将这些内容以通则式法典予以规定，从立法技术和实际运用上来说，都是简便易行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税收法律中包含两个在稳定性、共同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组成部分，一个是适应社会经济变动的修订激烈的税收实体法，另一个是较稳定的、共同的、修订不激烈的税收程序法。三是随着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发展，各国在税法法典化实践中，认识到税收程序性规定在提高征税效率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上的重要性。于是尝试税法法典化的国家，都将工作集中在以税收程序性规定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的制定上。同时，各国有关对税收程序法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即属于税法总则的事项，逐渐被纳入税收程序法中。而在我们看来，税收实体法的重心在于税法分则，税收程序法则构成税法总则的核心，因为税法总则实际上是有关税收征纳原则、征纳制度、征税机关组织的法律。实践中，各国并没有将税收程序法的内容限定为纯粹的程序法，而是将有关征税行为、征税机关组织、征税权限等实体内容与税收程序一起规定在税收程序法中，即各国实定税收程序法都表现为我们称之为税法通则这种形式，从而使税收程序法的制定与税法通则的制定进一步吻合。
二、中国税法通则的模式
在具体确定我国税法通则的模式时，我们认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要采用与行政程序法并列的方式。我国制定税法通则，必须考虑好与行政程序法的衔接和协调。鉴于税收活动的特殊性、大量性、经常性，税收征纳活动应当主要适用以税收程序制度为重要内容的税法通则，行政程序法处于对税法通则补充的地位。第二，税法通则在国家整个税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位阶。税法通则应当是税法法典化在我国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它应当就有关税收征纳实体和程序制度、税收债务要素中的基本问题等作出规定，以便为税收征纳活动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成为制定其他税法规范的“母法”。第三，在规模上，我国税法通则应当采用与日本、韩国相近的适度的、较发达的税法通则形式。德国税收通则属于发达式的税收法典，体系庞大，内容完整，从追求完美的角度看，它是税法通则的理想模式。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都没有德国那么健全；我国现行的立法习惯也多是采用制定单行法律的形式，每部税法的篇幅都很小，条文最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只有94条，而且法律用语的规范性和操作性不强，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的立法传统习惯用比较抽象、广泛的词句，更像是制定宪法的风格，而不是写细、写具体。其结果是中国的税法和规定加起来所描述的细节也不及西方国家某一项法律里描述的细节多”；目前，我国的立法技术也无法达到德国税收通则对立法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我国在第一次制定税法通则时，必须立足于国情，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急于就成，现在还不能采用德国的法典模式。同时，我们也不能采用俄罗斯的“发展式”模式。因为俄罗斯税法通则过于简单，内容狭小，原则性太强，且不注重程序问题的规定，满足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需要。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的税法通则体系完整，规模适度，有关税收程序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规定，又有一定的操作性，值得我国借鉴。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移植，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所取舍和创新，做到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
为了确定中国税法通则的内容，避免法律调整过程中出现空档、重叠和冲突等问题，保证法律适用的效果，关键是要处理好税法通则与下列法律的关系：
一是与宪法的关系。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税收管理体制、税权划分、公民纳税的基本义务等问题，应当由居于国家根本大法位阶的宪法来规定，这些问题是税法通则不能解决、也解决不好的。如果降格在税法通则中规定，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二是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税收程序与行政程序有许多共同属性，它基本上可归于行政程序，因此，以征纳程序作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在总体上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税法通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别行政程序法。目前，世界上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德国、日本采取的排除式，即行政程序法不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但需说明的是，这种适用除外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因为德国税收通则已经将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直接移用过来。另一种是行政程序法补充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这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方式，它考虑了税收程序活动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普通行政程序活动的特殊性，我国的税法通则也应采用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为了使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制度能够在税收程序中得到适用，就必须将其吸收规定到税法通则中，并于行政程序法同步公布施行，否则即会出现像台湾因在行政程序法之前施行的税捐稽征法排除其适用的情形，从而影响行政程序法应有的功能，并使税收征纳活动缺乏更严格的程序保障规定。
三是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法通则”的角色。制定税法通则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并将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上升到税法通则中。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我国将来也应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税法通则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即税法通则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基本法、综合法和上位法，税收征管法将缩小和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不得与税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法通则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换言之，将来税法通则应采用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92条、《韩国国税征收法》第2条所规定的相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关于中国税法通则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在实体上，应当规定下列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也属于程序问题）：一是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一般原则，比例原则、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诚信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等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等税收程序性原则等；二是税收征管权，税收债务的构成要素，纳税义务的成立、继承和消灭，税收特别措施等；三是征纳行为，包括征税行为的效力、合法要件、成立、生效、变更、撤销、转换、废止、附款等规则；四是法律责任，包括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的法律责任、征税主体违法和纳税主体违法的法律责任、抽象税收行为违法和具体税收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一般税收违法行为和税收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它涉及到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法律责任的形式、税收罚则的适用等。
有关税收活动的程序制度，应当是税法通则规定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内容。在这些程序制度中，一是有关税收管理程序、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执行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等税收征纳程序制度，它们是程序制度最主要的方面。二是有关税收救济程序。目前，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税法通则中，都有关于税收救济程序内容的规定，体现了对税收活动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体规范的思想。但鉴于我国已制定了专门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税法通则中有关救济程序的规定应当是原则性的，主要是结合税收争议救济的特点，规定一些特别适用的程序保障制度。三是有关税收行政立法程序。征税机关制定税收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抽象税收行为的程序，属于税收程序的范围，并且是征税机关实施税收征管活动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种税收法规、规章在税收征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规范抽象税收行为，应当在税法通则中就有关税收规范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当然，鉴于我国已制定了《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法通则中只需就税收规范制定程序中某些特殊事项作出规定，如在税收规范文件的提案、起草、听取意见和评议、公布中，应当更多地吸收广大纳税人参与。四是税收内部程序。主要是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下级或不同级别征税机关之间关系的原则、授权、委托、行政协助）、管辖（如管辖原则、类型、权限争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等。但各国税法通则中涉及的主要是征税机关相互间的关系和管辖，一般不涉及征税机关的设置、实体权限划分、征税经费来源等内容，后者应当由宪法和组织法规定。但考虑到我国组织法并不健全，有关税收征管体制、征税职权等也应在税法通则中规定。
四、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
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是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立法架构虽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处理好了，不仅有利于税法通则的制定，更有利于其理解与执行。在确定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处理好实体与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少国家的税法通则以征税行为为核心概念构筑，是关于征税权运行的法律。例如，《德国税收通则》除了“第一编总则”是关于税法共同问题的规定，“第二编欠税责法”是关于实体税收债务的规定外，“第三编一般程序规则”的结构为征税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总则）——征税具体行为的一般规定，以下各编则按照专门税收程序（核查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执行程序）——救济程序（行政救济程序、司法救济程序）来安排。可以看出，德国税收通则的制定采用了征税权自我规范的立法思路，其法典呈线性结构。首先规定征税权行使主体，接着是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然后是程序运行结果的征税行为自身的效力，并重点对各专门税收程序（特别税收程序）进行了规定，最后是税收救济程序，遵循了按照主体、征税行为、对征税行为的救济的大陆法系立法结构的一般模式。
不过，各国税法通则中的程序性规定一直是立法的重点，这不仅表现在以程序性规定为基本内容的国家（如日本），就是上述实体内容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也是如此。对程序性内容的规定，其立法架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德国的一般程序规定与专门程序规定即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类型，即在总则中，不分征税行为的种类和程序的阶段，对各种类型税收程序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即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回避、证据、期限、期日、送达等；在分则中，对专门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如核定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另一种是不区分总则与分则，而是根据征税行为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程序。我们认为，中国税法通则在架构立法内容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税法通则应当对税收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共同问题进行全面的规范，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立法结构，按照总则——税收债务——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征税行为——专门税收程序——法律责任为立法主线。第二，在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上，应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将基本的、共同的税收程序制度集中规定在总则中，可使法典精简密实；而在分则中，可以针对特定征纳行为的特点规定专门程序，使一般性与特殊性得以很好地结合。第三，应考虑与行政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关系，但更要结合税收征纳的特点，而不必拘泥于现行规定，即要将反映税收活动规律的科学、正当、有效的原则和制度吸收到法律中，使税法通则在税法体系中具有基本法、综合法的位阶，并成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
五、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时机和起草组织安排
我国有关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起草已有很长时间，至1999年初，国家税务总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稿已经六易其稿，法律框架和主要内容已经基本完成。为履行wto规则，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统一、公开、公平、高效的行政执法制度。在具体把握我国税法通则制定的原则、条件、内容、时机时，应坚持以下要求：
一是以我国加入wto和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为契机，统筹规划，调整立法思路，不失时机地重新启动我国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法案起草和学术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税法通则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应当整合相关资源积极组织实施。
二是进一步加强税收立法理论研究，既要总结梳理我国税法学术研究成果，也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税收立法和税法学理论，提高我国税收立法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三是认真总结我国税收征管法立法和实施的经验，总结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实施情况，并对征税机关制定的大量税收规章等进行整理，对税收征纳实践情况进行调查，以便使制定的税法通则成为符合实际、能够为中国的现实所接受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
四是制定统一的税法通则与制定各单行税收法律齐头并进，分步实施。为了使立法机关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已通过）、行政收费法等法律更好地适应税收活动，应当结合税收征纳实际，同时起草这些法律在税收领域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还应当配合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及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加紧税法通则的起草、协调、调研工作。其最终目标是在行政程序法颁布实施时，同步公布施行税法通则。即便行政程序法因故搁浅，税法通则在时机成熟时也应当单独颁布，以使在与国民财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征纳领域实施统一的程序法律，为纳税人提供公正、公开、合理的程序保障，并可为将来行政程序法典的实施积累经验。[1]
五是改革税法通则草案起草的组织形式，充分吸纳社会各界参与税法通则的制定，使立法过程成为推动中国税法理论研究和税收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职能部门组织起草《税法通则（官方稿）》，可在现行税收基本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二是由中国财税法学会这一“民间”学术机构组织起草《税法通则（专家稿）》，可不必拘泥于现行的官方草案，而是在理念、体例、架构和制度设计上体现应有的特色和风格。吸纳民间机构起草基本法性质的税法草案，对于提升理论界对税收立法的参与程度，增强税法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公正性，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全民税法意识的提高和税法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在现代税收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广泛的行政程序关系为税收程序关系。为了保证制定出来的行政程序法典具有本国特色并能够产生好的法律实效，必须注意大量吸收税收程序法在适用中的经验。
「参考资料
[1]Black‘sLawDictionary，5thedition，westpublishingCompany，1979，p.233
[2]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