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1
【关键词】所得税；民法；所有权；纳税主体
【正文】
现代国家被称为税收国家，没有税收国家将无法运行。不同国家税制各不相同，但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近现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开征了所得税。所得税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税种，尽管还有极少数国家没有开征，但是imf的183个成员国几乎都有某种形式的所得税法。[1]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即纳税人承担的税赋负担不能向外转移，因此纳税人缴纳税款即意味着纳税人财产发生等量减少，因而所得税往往会引起纳税人的“税痛”。尽管所得税并非所有国家主要的税收收入来源，但是各国对所得税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立法的道路要比间接税显得更加曲折而漫长，同时也显得更加神圣和谨慎。一贯以来所得税法被认为是关系财政收入的公法，而民法则被认为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私法，二者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可事实上作为公法的所得税法往往是以民法调整为其基础，而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主要桥梁是所得税中的计税依据——“应税所得”，本文以下将侧重围绕“应税所得”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以分析所得税与民法的联系为视角，具体从所得税法律制度中纳税主体、征税客体与民法的联系方面展开，其目的在于探讨所得税和谐税收关系的建立。所得税法律关系的两极分别是所得税的双方当事人，即国家和纳税人，国家依法享有对纳税人征税的权利，国家对纳税人征收所得税会使得纳税人的财产发生等量减少，因此双方之间犹如“猫和老鼠”，纳税人不愿缴税和逃税现象在各国都普遍存在，而所得税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当事人利益冲突和平衡的产物。和谐社会包括和谐的税收关系，只有建立和谐的税收关系，才能形成税收征管的良性循环。
一、所得税中的“应税所得”及其性质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开征所得税，并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至为重要的主体税种，所得税曾长期被誉为“良税”。[2]没有任何税比所得税更为民主、更富有人性及社会性。[3]所得税是符合公平负担的最理想的税种。[4]所得税之所以被称之为“良税”或者“最富有人性”的税种，首先在于所得税是以纳税人的所得作为计税依据，对于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是针对纳税人的收入在扣除法定费用之后的所得额作为计算所得税的依据。然而尽管所得税仅仅针对“应税所得”征税，并非对纳税人的所有所得征税，但是纳税本身总是意味着纳税人财产的减少。关于“应税所得”的性质，在各国税法学界乃至国际所得税法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尚无统一定论。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流量学说”、“周期性学说”、“净增值税”和“所得源泉说”四种[5]。关于“应税所得”的性质，本文认为：从数量上看应税所得是纳税人的收入减去税法上允许扣除的费用，税法上允许扣除的费用和纳税人的实际费用有区别，比如法人向员工支付的工资以及法人的对外捐赠等都必须在规定的限额之内进行扣除而不允许据实扣除，这其中充分体现了作为公法的税法对纳税人的私法活动的干预和影响。这种干预使得所得税中的所得并非纳税人的真正所得，允许扣除的数额有可能会小于纳税人实际承担的费用。但是总体而言，对于必要费用和成本的扣除，充分表明对于所得征税不涉及对纳税人的财产本身征税，而仅仅是对纳税人财产的自然孳息或法定孳息征税。正如台湾著名财税法教授葛克昌所言：所得税所掌握者，为财产之孳息，而非财产自身私有所有权，只在“以其收入额减除成本及必要费用后之余额”始得课征，营利事业之盈余，亦为与资本相比较而来。不论股利、盈余、利息交易之增益收益，均为原物之天然与法定孳息。而不及于原物本身。此种可以产生孳息之原物所有权，在宪法上受到财产权保障，经由所有权归属所产生之所得，始为租税债权债务之对象，而负支付缴纳之义务。[6]因此所得税中所得的性质从法律上而言实际上是纳税人的财产产生的孳息，这恰恰可以解释法人所得税中有所得才纳税，无所得不纳税、有亏损可以在下一年度用利润先行弥补的做法，以及纳税人转让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应扣除成本和税费之后才作为计税依据。正是由于所得税仅仅针对纳税人财产的孳息而征收，而不涉及纳税人的本体财产，因此所得税的正当性与保护私法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就不存在冲突；而私法主体在获得收益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市场，尽管市场非必然由国家组建，但是市场秩序的保障却需要国家，因此在纳税人获得所得后需要与国家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本文认为“净增值税”的观点更符合所得税中的“应税所得”的性质。
所得税中“应税所得”不是纳税人的本体财产而仅是财产的“净增值”，而纳税人的财产权需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财产权就需要以税收的方式向国家支付对价，在所得税的这种理论中包含了财产权保护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有利于和谐税收关系的建立。
二、所得税纳税主体与民事主体
税法主体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包括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纳税主体又称纳税义务人，简称纳税人，是指依照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7]。所得税的纳税人可以划分成居民和非居民，也可以划分成法人和自然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确立与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民法是人法，是围绕参加具体社会生活实践和经济实践的人而形成的法规范。[8]民法因其发展较早，涉及各类主体最基本的权利，因而学术研究历史较为悠久，理论也相对较为成熟，并概括和总结出了一般法理，从而被一些民法学者称为“万法之基”、“万法之源”。[9]民法既为“万法之源”也应当是法律主体制度的“万法之源”。所得税法律制度建构之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而这些制度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变成了信条化的法文化。因此后来建立的所得税法律制度无疑要直接承接原有法律制度中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概念和制度。因此所得税法上的法人和自然人与民法上的法人和自然人具有相同含义。民法是人法，是围绕参加具体社会实践和经济实践的人之间所形成的法规范。民法中的人并非单纯的自然人，而是在社会中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所有自然人个体和非自然人团体[10]。在人类法律制度的发展中，法律上的人来源于自然状态的人又区别于自然状态的人，经历漫长的岁月逐步形成了今天较为完善的民事主体制度。
所得税法律制度中纳税主体的变化对应了民事主体的变迁过程。最初的所得税仅仅针对自然人征收，因此早期的所得税法律实际全是个人所得税法。法人民事主体地位合法性确立最早的标志是德国1896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因此对于法人正式征税只能在这之后。德国民法典中确立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不仅对私法制度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十分重大，如果没有私法确立法人的主体地位，那么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也无法扩展到自然人之外。当团体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并获得了合法地位，法律人格的平等反映到所得税法律制度中，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必然扩展到团体。比如英国1799年的所得税就是针对自然人征收，直到1914年才开始对公司征收特别税，在1937年正式对公司征税所得税；美国1862年最早开征的所得税也是对自然人征收，到1909年在等待宪法修正案允许对自然人直接征税时，当年制定的税法允许对公司征收所得税，如果不是宪法上的原因，在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合法化不会比个人所得税更早。日本最早在1887年开征所得税也是只针对个人，1899年对所得税法进行全面修改才将纳税主体扩展到法人。从以上有关国家所得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所得税法律制度中纳税主体的确立与民事主体的变迁过程相一致并稍有滞后，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同样经历着“非人可人”的过程，所得税法随着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将其纳税主体从自然人进而逐步扩展到法人团体。因此在其演变过程中，一般都是先有个人所得税法，再有法人所得税法或者企业所得税法。在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中，其纳税主体的确立以民事主体为基础，但是所得税法律制度又对其进行了税法上的修正。正是这种修正使得纳税主体有别于民事主体，所得税法对于民事主体在税法中的修正源自所得税法律制度的一系列的理论基础作支撑，从而彰显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独特性。
由于所得税是有“应税所得”的主体对国家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因此所得税中的纳税主体首先是参与社会活动或者经济活动的民事主体。从一般理论上讲所得税是一种普遍性税种，每个法人和自然人都可能是抽象意义上的纳税主体，但是所得税的纳税人要从抽象纳税人转变为具体的纳税人，则必须要求其是有经济收入的民事主体，没有收入的人不会成为具体纳税人。民事主体制度强调人与人之间法律地位上的抽象平等，而纳税人之间的平等则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经济能力的平等，它在一般抽象平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实质公平，同样是从事交易的当事人，如果通过交易获得了收入则缴纳所得税且多收入者多纳税，如果在交易中没有收入则不用缴纳所得税。纳税主体与民事主体的概念适用于不同的阶段，适用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在从事交易的阶段交易方互为民事主体，当民事主体获得收入时在其与国家的收入分配中则转化为纳税人，因此纳税人是存在于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主体。由于纳税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纳税主体身份的确定是以民事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基础的。所得税法律制度中将来源于民法制度中的主体转化为纳税主体的过程中赋予了经济能力和经济公平的内涵。因此尽管所得税纳税主体的概念的基础是民事主体，但是纳税主体中包含了纳税主体必须是有收入的、满足了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要求；这种基本要求排斥了无收入和低收入的民事主体作为所得税纳税人的可能性。因而尽管所得税的征收会造成纳税主体财产的直接减少，但是所得税纳税主体所要求的经济实力因素，使得所得税不失为一种具有人性关怀的税种，所得税的征收不会使人们失去体面的生活。所得税纳税主体中所蕴涵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公平的内涵使得其从民事主体中独立出来，成为所得税法律制度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和制度。
三、所得税的应税所得及其与民法的联系
税法是规定国民纳税义务的法律。从这一定义来看，税法是对国民财产权的侵害的依据，即所谓的侵害法律（eingriffsnorm）。[11]私法调整所确立的“物”，其权利归属如何、是否“完整”，一般会被归结为财产权及其保护的问题。如何保护财产权，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私法秩序。而税法的调整，恰恰被认为对私人财产权存在着一种“侵犯”，从而会形成税法调整与私法调整、税法秩序与私法秩序之间的一种冲突。两者之间的冲突，同税法与私法的法益保护目标及其作用机理直接相关，因而是有其必然性的[12]。
本文认为这种侵害性在直接税中表现得最突出。而各国税制虽有区别，但是其税种不外乎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而所得税是就纳税人的所得所征收的一种直接税，纳税人缴纳税款即意味着纳税人收入的直接减少，因此单纯来看所得税事实上是对纳税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财产权问题无论在公法还是在私法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财产权是立体的在先约束之一，宪法上的财产权原则意味着财产权在国家之先。[13]还有学者认为：宪法对财产权之保障，乃先于租税请求权，在税源阶段即予保障，故财产权不因纳税才受保障，亦不因欠税而不受保障。[14]国家在保护私有财产权时也离不开税收，税收作为文明的对价，“不征收和开支金钱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15]宪法和私法都要保护财产权，但是两者之间财产权的范围和数量是有区别的，宪法和私法都需要赋予财产权获得过程以合法性，而私法主要保护税后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害，因此私法上的最终财产权范围是纳税之后的范围。因而私法保护的纳税人的财产数量与纳税人创造的财产数量是有区别的，两者之间通过税法而联系起来。所得税并非对纳税人的所有财富征税，正如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所言，此税仅针对纳税人财产中的净增值部分而征收。
国家通过所得税参与纳税人创造的财富的分配，纳税人创造的财富其所有权属于纳税人，因此所得税是在所有权确定的情形下的财富分配。在现代社会中，唯有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是从尘埃落定的属于自己的财产中硬生生交出的一部分，并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补偿和转移，因此所得税的确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从而对于国家赋税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产生真正的关切。[16]因此关于所得税的税基是尘埃落定的属于纳税人的财产，而这个财产首先要由民法来确认，它应当是民事主体在一定的期间由于某些交易获得的收入，可能是因为买卖、接受赠与、转让财产、租赁财产等各项民事活动而获得的收入，收入的表现形态包括现金、实物以及能用货币量化的权利等，获得这些收入的过程受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调整，对这些内容进行调整的法律主要有：合同法、知识产权法、捐赠法、劳动法、公司法等等。各民事主体在获得收入的过程中由于能力的差别、机会的把握以及经营管理的方式与水平的差异，往往造成收入的高低不同，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与费用也有差别。对此所得税法要进行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应税收入的调整，也包括对成本费用的调整。一般而言所有收入都应当纳税，但是所得税法上也排除了一些收入的纳税义务，比如购买国债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和个人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的奖励等一些特殊收入都不需要缴纳所得税；与此同时所得税法也要对成本费用进行调整，它要专门规定可以扣除的成本费用的标准，因此所得税法上的成本费用与纳税人的实际费用并不一致。所得税征税的税基以民法上的所有权为基础但是又不同一，可能税基大于纳税人所获得的财产也可能小于纳税人获得的财产。税基的确认体现了税法对于私法的影响。所得税仅仅是对纳税人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但是在分配的过程中尽管以民事法律制度所确立的收入作为计算纳税人应纳税数额的基础，但是又不完全按照民法上的收入来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数额，因此就会带来纳税人在产生民事行为时必须考虑所得税调整所带来的对其最终收入的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讲，民事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的产生是所得税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但是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内容则反过来会影响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民事法律制度对财产权的确认以及所得税法律中收入、法定扣除费用以及税率的高低诸因素结合起来最终决定纳税人财产的多少。民法保障纳税人依法创造财富，税法确定纳税人需要缴纳多少税收，同时民法要确保纳税人税后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因此税法本身尽管不能创造财富，但是它却对纳税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真正属于纳税人的不是其创造的全部所得，而仅是完成纳税义务之后的所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所得税的征收以纳税人有收入为前提，而对于收入的获得有赖于私法制度提供具体的规则和保障，因此私法制度既是纳税人财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税源的保障机制；而纳税人财产所有权的保障机制除了私法制度而外还必须有合理的税法制度，因为最终属于纳税人的财产权是纳税之后的所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得税法上的“应税所得”是所得税法律制度与民事法律制度的桥梁，正是“应税所得”将看似毫不相关的所得税法与民法有机结合起来。
私人财产权不受侵犯是现代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最终的财产权则受税收的制约，因此在探讨所得税与纳税人所有权的关系时，对于所得税征收的各项因素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相比较而言私法制度相对比较稳定，而我国所得税中的有关因素则常常发生变动，比如税率的高低、纳税人的确定、法定费用扣除标准等常常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动，而这种变动必然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财产权。因此税法的变动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和私人财产权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税法的调整必须兼顾财政收入和纳税人财产权保护两个方面，协调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如果一味强调国家税收收入增加，不仅会损害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会降低纳税人创造财富积极性从而影响一国未来税收收入，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建构中应当致力于建立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和谐的税收关系。
只要有税收存在，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就不单纯是私法的问题，而包括税法制度在其中。因此税收法律制度也是财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所得税中计税依据的确定不仅从计算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它将税法与私法联系在一起。因为计税依据中总收入和法定费用的扣除都以私法为基础，然后在私法的基础上又加入税法的调整，从而使得作为计税依据的应税所得将私法和税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结束语
所得税的存在是一种客观必然，各国也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赋予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得税的缴纳意味着纳税人财产的直接减少，而纳税人需要缴纳多少所得税首先以纳税人依据民事法律制度创造多少财富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由所得税法律制度对民法上的收入与成本费用进行调整，形成所得税法上的应税所得，确定纳税人在所得税法上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最终属于纳税人的财产是纳税人履行了税法义务后剩余的财产。因此财产权的保护不仅是民法的任务，税法也是关于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构成，对于所得税而言表现得更加直接。因此这就要求所得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与民事法律制度的对接。
和谐税收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国家获得财政收入，降低征收成本，同时也有利于纳税主体诚信纳税、主动申报。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法中设立的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对于建立和谐税收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纳税人主动申报的前提应当是所得税法律制度设计中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等各有关课税要素规定的合理性和人性化。
establishingtheharmonioustaxrelationshiponthebaseoftheconnectionbetweenincometaxandcivillaw
abstract:the“income”ofincometaxisdifferentearningscomingfrombusinessbytaxpayers.incometaxwillaffecttherightofpropertyoftaxpayers.thereiscloserelationshipbetweenincometaxandcivillawinprotectingtherightofproperty.incometaxisonlyconsideredastherevenuelawsystem,thecivillawisconsideredasprotectingtherightofpropertylawsystem.thereisnodirectrelationshipbetweenincometaxandcivillaw.ifthatistrue,thetaxpayer/dutiabletargetcannotbedetermined.soitisimportant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incometaxandcivillaw.iftheimposingpowerandtherightofpropertyareconsideredinincometaxlawsystem,theharmonioustaxrelationshipcouldbeestablished.
keywords:incometaxcivillawtherightofpropertytaxpayer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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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2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客体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3
国际税法（internationaltaxLaw）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其基本范畴与基本理论尚处在形成时期，关于国际税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性质、基本原则、体系与地位等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点。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对国际税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予以评述与研究，以期能推动中国国际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
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
，[20]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4
一、法律性是税收的本质属性
（一）法律性是税收的内在固有特性
在税收研究领域，学者对税收的产生、作用和性质一直在进行着不懈地研究和探讨。霍布斯认为，征税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抵御敌人的入侵。（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页。）亚当·斯密认为，税收是维持政府所必须的费用，一国国民都必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84页。）。二者的论述说明税收是为了维持政府的需要而征收的，而政府收税的目的又是在维护纳税人的利益，税收表现为收入性特征。孟德斯鸠在论述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时指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1版，第213页。）。这里包含了四方面含义：一是国家的收入来源于公民所付出的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二是公民付出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剩余财产的安全；三是公民可以快乐、自由地享用这些剩余的财产；四是公民付出的财产与其所得到的保护相当。前两层含义说明了税收的收入特性；后两层含义则说明税收要取之有度、取之有序，只要起到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与快乐享用即可。显然，后两层含义还明确了税收应当依法确定、按规定计征的法律要义，税收不单纯为支出而收取，更重要的是税收应当明确、规范；税收因法律确认而存在，税收具有法律性特质。
在税收研究领域，多数都是从税收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税收，认为税收是一种分配手段，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价值补偿，具有强制性、无偿性、规范性特点（注：胡怡建、朱为群：《税收学教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10月第1版，第9-11页。）。这仍然是对税收的收入目的与原因的分析，而恰恰忽视了税收的形成、税收潜在的历史作用及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从税收的形成来讲，从形式上讲是对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但这种分配得以进行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而强制划分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划分是按照政府的需求进行的，并不完全遵循“等价有偿”原则。从税收发展的历史来看，税收主要是维护政府公共品需要而进行的征收，公共品的消耗是为了给予公民一个使其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和实现的环境。即使坚持这样一条原则，政府的公共品支出也难以与公民的权益划等号。政府要转移支付、政府要参与国际交往或者对外捐赠，甚至政府的个别公务员腐败也需要政府付出一定的代价，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要引导消费、要优化资源配置、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要不断增强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和对世界经济的适应与应对能力、要立足于长远发展经济等等，这其中许多支出并不是即时用于纳税人自身，有的可能使他人或者将来的纳税人受益，有些情况下还可能要向纳税人征收相对较多的税款，就一定阶段或者某一纳税人来讲，这些税款超出了纳税人应当的支出，是纳税人所不愿支付的，但国家认为是“必须”的，所以国家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保障其征收。即使税收与纳税人所获取的“保护”和利益相当，由于纳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看不到政府的直接回报，因此他们并不情愿“无偿”地向政府提供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税收也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税收又是在明确设定了税种、税目，税率条件下按照规定程序征收的。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一款。）税收依法设立、凭借政治权力征收、通过法律强制执行，税收自始自终都体现为国家的意志，税收法律性是税收固有的本质特性。
（二）法律性是税收运行规律的客观反映
在市场经济中，各行为主体受利益的驱使，总有人企图逃避缴纳税款，一旦部分人少缴税款，那么其在市场上实际获得的份额就会相对较大；而另一部分按规定如数缴纳税款的，其获得经济利益就相对较少，这样就直接影响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这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破坏，也是任何法治国家所不允许的，必须要通过立法加以严厉打击。税收的存在、税收对市场的调节以及对偷逃税行为的打击，就是一种法律对利益平衡的调节机制。法律对利益平衡的调节机制及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公平性、合法性作出评估，并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和方法，使各种利益得以重整。这一点在税收运行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通过一定法律形式对各方利益进行有机调节已成为税收的重要功能之一，税收在运行过程中调节利益的法律属性也愈发突出。
（三）法律性是税收管理的必然要求
税收调节利益关系的法律性决定了因税收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性。因此，在处理各种税收关系中，尤其是税务管理和执法实践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所设定的模式、程序进行。
由于因税收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税法所调整的关系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概括出来，所运用的调整手段也具有综合性。但是，其中占主要成分、总体上统领税法的主要是行政法学原理及行政法原则，尤其是程序方面的规范，比如税务机关的税务行政管理行为要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法律程序进行，解决征纳双方税务行政争议的程序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规范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行政法规范。这一规范的法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务机关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与集体、企业或个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产分配关系。为理顺、规范、保障各方权益，国家依法授予税务机关一系列税收行政管理职权，也赋予纳税主体保护自己权益的许多权利，并同时要求双方及时、准确地依法履行义务。按照两方面主体在启动这一关系时所起作用的不同，可以将这一关系分为两个层面来探讨：一是税务机关依职权启动征纳双方法律关系。税收法律事实一旦存在，税务机关就必须依法行使税收征收管理职权，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纳税主体只能首先服从或履行义务。我们把这一层法律关系模式表述为“权力——义务”关系。在这一关系模式中，征纳双方的权力义务是不对等的，实际地位也是不平等的，税务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其职权行为只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一经做出就自然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纳税主体不得自行抗拒或否定，如有异议，也得首先履行再行救济措施。同时，税务机关也不能不经法定程序就否定自己的职权行为。因为职权是“权力和义务”的合成体，不得随意处置。这是法律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性需要而设置的，是依法行政题中之义，也是法律对权力进行控制、限制的具体体现。因此，把税务机关定位为执法机关应是顺理成章的，税务机关把坚持依法治税、严格执法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也是理所必然。二是纳税主体依权启动征纳双方法律关系。法律法规赋予纳税主体许多权利，诸如延期申报权、延期缴纳税款权、减免税申请权、索取完税凭证权、退税申请权、申请复议权、申请赔偿权、检举权、要求听证权，等等。纳税主体根据这些权利，依法申请或要求税务机关履行某种行为，以保护和获得某种权益，从而启动征纳双方法律关系。税务机关依纳税主体的申请或要求作出的法律行为，表面上是应对纳税主体“权利”的“义务”，实质上仍是法律法规授予税务机关的“执法权力”。纳税主体的申请或要求并不必然产生它所希望的法律结果，还要受到税务机关依法审查的制约（这一点也说明税务机关的执法特性）。因此，这一层法律关系实质上是“公民权利——行政权力”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尽管纳税主体权利实现要受到税务机关行政权力的制约，但是纳税主体仍处于主动地位，并与税务机关保持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且也制约和监督着税务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基本实现公民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制衡，用公民权来防止行政权的膨胀和滥用。
2.税务机关与其他机关或部门之间的关系。因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的需要，税务机关至少要与政府、法院、公安、海关、工商、金融等部门发生协作、配合关系。这些关系的顺洽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税收征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高低。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主要是部门之间的“事权关系”，是“行政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中间还夹杂着部门利益。事权划分，权力与权力的协调、对接，都需要法律予以规范，并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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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务机关与协税护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类关系因协税护税人依法行使检举、举报等协税护税权利以及承担相关的法律义务而产生。目前，新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在这方面作了一些规范，但还不是很明细，在具体的实践中还缺乏可操作性，基本上仍然处于制度性调整状态。所以不能保证这一关系的稳定有效，未能充分保障协税护税人的权益，也未能明确他们的相关法律责任，故也就不能充分、有效地调动社会各界、各阶层协税护税的积极性，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建议将调整这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完整、明确地纳入税收征管法律体系，通过立法鼓励、支持、规范协税护税行为，明确协税护税是全社会的义务，理顺协税护税人与税务机关的关系，确保协税护税人的权益、责任和义务，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税收法律秩序将大有裨益。
二、税收的法律性本质对税收管理的要求
（一）矫正治税观念，税收工作要从“收入导向型”转变为“税收法治导向型”
多年来，人们受计划经济等思维模式的影响，习惯于按照传统的税收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思想来总结、概括税收的特性，形成了一味地片面强调组织收入的税收观。不习惯按照税收的法律性要求，从法学的角度思考税收的属性。虽然新时期国家治税思想中明确提出了“法治、公平”的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法治、公平”的“软性”要求，难以抵挡收入任务的硬性指标的挤压，“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与“依法治税”在实践中发生冲突在所难免。税务机关在这种两难境地中，往往把“依法治税”作为税收工作名义上的“灵魂”，而把“组织收入至上”作为实践中的“核心”。这也是依法治税进程缓慢、税收法治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务必使各级税务机关都把完成税收任务当作“第一要务”，确保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是考核各级税务机关业绩的一个主要指标。而编制税收计划任务的主要方法是“基数加增长系数”，虽然上一年度征收税款的基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经济目标及税收增长系数却具有相当的主观臆断性。由于经济发展受地域特征、地方发展战略、人文及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上升，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基数加增长系数”的方法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也不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按照现行税收计划编制方法，各级税务机关完成任务将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计划任务与本地实际实现的税款基本相当；二是当年实现税款不足而征收了一部分下一年度的税款（即“过头税”）；三是当年实现税款有余，富余部分延迟下一年度征收。后两种结果都违背了税收的法律性要求和国家法律规定，因此，“收入任务”观与“依法治税”观是很难统一的。依法治税是要求一切税收活动都严格依法进行，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程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有多少税就收多少税，任何税收行为都不得扭曲税法这条“直线”。坚持依法治税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的法治状态，实现税收的应收尽收，切实使税收工作从“收入导向型”转变为“税收法治导向型”。
（二）强化税收法律观念，税务机关要依法行使法定职权，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
树立税收法律观念是税收法律性对人们的治税思想的必然要求，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法治精神。法治精神主要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按照国家制度、确立法律规范的观念力量；二是为保持法的崇高地位而要求人们持有的尚法理念；三是反映法律运行的内在规律，对法律的变革具有指导、支配和评价的作用，在遇有外力涉法行为时，能引导公众意识并最终指导人们认同法律的权威。法律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各种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注：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树立科学、严谨的税收法律观念就是要崇尚法理，坚持法律至上，规范行使法定职权，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以法律理念统领一切税收活动。尤其是要把法律对税务机关行政执法权力的控制、约束及限制落到实处。
（三）构建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提升税收的法律层次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税的不断深入，税收法律及其法律体系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有的甚至提出了税收基本法的框架。这些研究有的是从经济税收观的角度来看待税法，认为应当建立一种税收保障体系，确保税收的足额征收；有的单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税收，认为税收是特别行政法的一种，属于行政法的亚部门法（注：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也有的认为税收是一种经济活动，调整这种经济活动的税法应是经济法的一个分支（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经济法基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00页。），只要做到依法征收税款，就可以保障税收收入。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税收的法律性本质，没有从根本上、完整地认识税法。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制定，而且与犯罪和刑罚、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等同为应制定法律的事项。这是由税收的法律性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杠杆，不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直接立法制定基本的法律制度，税收的职能作用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同时也将因为难以广泛代表纳税人的意志而影响税收质量，严重时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世界上因税收问题引起社会动荡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
从法理上讲，税法是国家制定的调整税务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税法所调整的对象是复杂的税务关系，是分配关系、管理关系、事权关系等多方面关系的综合体。这种关系既不是单纯的行政关系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因此，笼统地将其归为行政法部门或者经济法部门都是不科学的。客观上，税法所调整对象的独特性，奠定了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存在的基础。同时，基本税收法律制度又具有法律层次高，税收法律规定涉及面广等特点。因此，税收法律部门应当是与行政法、经济法等同属于宪法统领下的二级法律部门。作为税法自身来讲，也有一个构成税法全部内容的各种规范的有机体，即税法体系。具体构成为：税收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主要规范税收管理权限、征纳双方的权力、权利及责任、义务等内容。其下一个层次为税收程序法和税收实体系，税收程序法主要包括税收征收管理的程序、方式和措施，该法的下一个层次为税务机关组织、发票管理等法规规定。税收实体法主要包括各税种、税目、税率的设定，该法的下一个层次为各税种、税目的具体规定或解释等。
（四）坚持公正、公开、效率的税收法律原则，提高税务管理效能，实现税收效益最大化
一般认为，税务公开应当是税务活动的全面公开，包括税收立法活动、行政处罚、执法程序和措施以及税收救济等的公开。税务公正就是在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款征收、自由裁量、税务处罚、税收救济等方面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纳税人，不受民族、性别、宗教、国别、政治、经济状况等的影响，只要在国内实现了应纳税款，在税款征收上无任何歧视，一律平等对待。税收效益就是税收收入总量与税收总成本（既包括纳税成本和征税成本，又包括显性的经济成本和隐性的社会成本）的比值。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实现税收效益最大化是税收管理的一个基本准则和目标。提高税收效益，就要在收税上和税收征管上，给纳税人提供多元化申报方式，给予其便捷的纳税服务，坚持公正执法、规范执法，尽量减少税收上的争讼；在管理上，积极推行科学化、现代管理方式，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构建税收管理网络，降低征税和纳税成本，提高征收质量和效率，节约税收成本；在税制设定上，坚持科学设定、简便征收、规范征收，树立税收经济观，大局观，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确保税收效益最大化。
（五）依法确立规范、和谐的税收法律关系，建立良好的税收征纳关系，实现税收摩擦成本的最小化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5
「关键词税收债务；税收责任；他人责任
一、税收债务与税收责任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全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他认为应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在其关系中，国家以优越的权力的意志主体出现，所以税收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债务关系说是以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根据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的主张所形成的学说。亨塞尔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这样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双重性质，这是由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双重身份决定的。国家征税权力源于国家所有制，而产生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又是国家政治权力，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产权差异，当国家通过法律将部分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确定下来后，就形成了产权有别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同时享受债权人资格，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本质上就是向国家履行偿债义务，与私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相比，它属于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不同的税收法规，其法律关系性质的重点有所不同，税收实体法规定着税收法律关系实质性权利义务，通过制定各种税制要素来确定税收职责，这种税收职责在性质上同民商法中的债权债务规定相近，区别在于税收债务是法定债务，而私法债务是承诺债务，所以税收实体法的核心是债权债务关系。而税收程序法是以规定税收实体法中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履行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它主要明确实现税收职责的程序和手续，因此税收程序法属于行政法规性质，核心是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权力关系。这样的具体差异正如金子宏所认识到的，由法的技术观点看待税收时，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可能是不妥当的，还不如理解为它是性质各异的种种法律关系的集中，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是债务关系。
将税收法律关系在总体上确认具有债权债务性质，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税收观念的形成，也有利于将其与私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适当的对比。因此在法律适用上，除有明文规定或虽无明文规定却有需要另行解释的合理理由之外，纳税义务可以使用私法中有关债务的规定。
在民事关系中，责任与债务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即债务），而当债务人不履行其义务时，债务人必须以自己的财物为债务履行作担保，此即为责任。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将债务和责任在民事立法中进行了确认。如法国民法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当债务人不履行时，则转变为赔偿损害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也将侵权行为和合同债务的不履行一并列入“民事责任”一章。所以一般而言，两者是相伴而生的，负有债务也就负有了相应的偿债责任。如果税收法律关系总体上不能回避税收债务问题，那么税收债务必将会对纳税人带来税收偿债责任。
二、税收当事人的税收责任区分——自己责任和他人责任
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以国家和纳税人之间货币支付（货币税）、实物支付（实物税），以及相关联的附属支付项目（如滞纳金、罚款等）为具体内容的。当纳税人不履行其支付义务时，债权人（国家）可以对其财产予以强制方法进行执行，即纳税人应以自己财产作为其税收债务的担保，就其应负担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这是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例如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后简称《税收征管法》）中，赋予了税务机关可以对税收当事人的存款、财产、商品和货物进行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权力，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税收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履行税收债务的义务。税法中强调自己责任，必须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也就是说，税收在立法阶段必须考虑到纳税人（债务人）的负担能力，使得税收债务在不同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使其能够更加合理地被纳税人所接受，税收债务的清偿过程更加便利。
虽然税收债务与私法债务相比更加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其实质是一致的。所以，税收债务也采取了债务和责任同时认定的方法，负有税收公法债务的税收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这种法律责任都是通过税收法定主义加以强制的。在倡导民主法治的国家中，都将税收法定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税收立法时都强调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例如，美国宪法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意大利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其中，纳税义务法定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内容，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确定的纳税义务必须履行，否则，纳税义务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纳税人应当履行的纳税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的依据，公民和法人不应承担或有权拒绝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纳税人自己负担税收债务的法律责任都是确定的。
但是由于现代法制国家大都采用日益复杂的复税制体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伴随着整体税收负担的不断加重，纳税人通过各种方法规避税收债务的愿望与可能性也日益增强，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债权的实现。为了回应纳税人对自己责任的逃避，在现代税收立法过程中，税法也开始强调税收债务的他人
责任，即为了保证税收债务的清偿，从而规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某税收的纳税主体还应该为他人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在我国的税收强制执行中就包括了纳税担保人的财产。从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到强调他人责任，无形之中扩大了税收债务人的范围，也扩大了税收债务受偿财产的范围，使得国家债权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担保。相对于自己责任，税收债务人不仅包括以自己全部财产为自己税收债务担保的纳税义务人，也包括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税收债务担保的其他负税人，如纳税担保人等。这种变化并未违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为，在进行征收税款之前，这些变化也应该是法定、确实的，但有可能会对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有所冲击。一般认为，税法中追究他人责任，并未违背税收公平的量能负担原则，原因在于根据私法的追偿权，这些负担税收债务的其他当事人，在国家向其履行税收债权后，可以依据有关法律向初始税收债务人进行追偿，因此，他人责任的履行也是以自己责任为基础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引入税收的他人责任，不应该加重“他人”的税收负担，而尽可能按照所依据的税收当事人的自己税收责任为基础来实施。
三、我国现行税法中他人责任的运用
1、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扣缴义务人是按照法律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他负有税款的代扣代缴义务，应当按照税法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库。扣缴义务人并非原始税收债务人，但为了加强税收源泉控管、防止税款流失、提高征税效率而由国家依法授予其扣缴权力的，并遵循法定主义原则予以确认。国家一般在收入分散、纳税人分散时，采用源泉控制的征收方法，在税法上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理。”
扣缴义务人的设定，将原有的国家债权人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划分为两个环节，其一是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二是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有一些具体规定值得商榷。
第一，《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第2款规定“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手续费”，《个人所得税法》第11条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这样的规定很明显并未按照公法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处理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的扣缴义务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定义务，而非选择义务，对于扣缴义务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支付手续费不仅混淆了公法和私法的义务差异，也不利于税收法律意识的树立。金子宏在《日本税法原理》中曾指出，对于法定纳税人之外的其他人设定税收义务而不给予经济补偿并不违宪。因此国家并无需要对扣缴义务人支付手续费。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由于扣缴义务人能够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给予相应的部分报酬是应该的，但从税法债务角度，可能存在争议。
第二，《税收征管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究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以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规定与原征管法47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缴纳人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相比，明显取消了对扣缴义务人的赔缴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收债务关系得到扩展，从而强调了税收自己责任，但又规定了对扣缴义务人未履约的法律责任。本来这种责任追究无可厚非，但考虑到税收债务关系有可能实际履行（税务机关向初始纳税人追缴），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则最高达3倍的罚款有些不合情理。
2、纳税担保人的责任
担保制度可以提高债务人的信用，一旦债务人难以履行偿债义务，债权人可以向担保人请求履行担保责任或通过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中所规定的担保具体分为一般保全和强制保全。一般保全规定以税收担保为主要形式，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1条规定，税收担保包括经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保证人为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保证，以及纳税人或者第三人以其未设置或者未全部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提供的担保。其具体形式是提供保证和保证金，保证是指纳税人之外的第三人向税务机关做出的履行纳税义务的承诺，属于人的担保，将第三人的财产作为履行税收债务的担保。由于保证中的保证人是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自然构成税收债务的他人责任。保证金是指纳税人为保证履行纳税义务而支付一定数量货币的担保形式，它属于物的担保，它是以纳税人或第三人特定财产作为履行纳税义务的一种担保形式。当纳税人无力履行或不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可将其变价而优先受偿。很明显，提供保证金会形成自己责任或他人责任。强制保全包括抵押、质押、留置等，从法律形式分析，不同的形式之间还是略有差异的。留置由于是以自己的财产为担保，债务和责任负担主体相同，从而形成税收的自己责任。而抵押、质押则视不同情况而定，当抵押人、质押人是税收债务人自己时，形成自己责任；当由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提供抵押物或质押物时，则构成税收他人责任。
《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的关于纳税担保的具体条款包括：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之前，如在限定的纳税期限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转移、隐匿其应纳税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担保；第4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之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担保等。对于这些措施的运用，在《税收征管法》第44条、45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第61条、62条等相关税收法规中均有详细规定。
3、连带关系人的责任
连带责任是民法中为了确保债权获的偿还而设定得到一种责任确定方法，即在多数债务人情况下，各自都负有全部债务的支付责任。这种私法的处理被税法所借鉴，可以更加有效地保证税收债务的履行，但与前两者相比，更加反映出与量能负担原则的矛盾，因此在运用中争议比较大。
在某些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等）对税收连带责任持积极态度，如德国的《税收通则法》第44条规定如果发生数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件、发生税收担保责任、发生合并征税等情况，则形成连带税收债务。在我国中在税法中对此并无直接规定，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中，却可以找到一些处理思路。《税收征管法》第48条规定“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在我国税法建设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连带责任的处理，但该规定主要适用于税收程序法中，对于直接影响纳税人税收责任的实体法，还是更加倾向于划分税收责任，由不同纳税人各自负担债务，以合理平衡税收负担的做法，最为明显的就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对于应税凭证、合同是由纳税人就自己所持部分分开纳税。
相对于连带责任，采用债务划分方法分别纳税虽较为清楚，但税收债务的履行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就前文的企业分立而言，如果强调分开纳税，一方面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税成本和确认难度，另一方面也为纳税人之间的相互推诿制造了机会，因此，确定连带责任是较为可行的操作。
在我国税法中，是否需要全面确认连带税收债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当发生数位纳税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素时，如果税务机
关可以要求连带税收债务人全部纳税，也可以要求其中部分纳税，这种选择是有利于税收债务的高效履行。当然对于后者，还应明确最终纳税人对于其所负有其他纳税义务人的已纳税款具有请求权，有权向其他纳税人索回，当然这属于私法问题，可直接按照有关民法规则处理。但正如所认识到的，这种方法对于纳税人负担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建议现阶段还是通过特例列举的方法实施较为妥当。四、值得研究的其他税收他人责任
针对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和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复杂，借鉴其他法律中的若干处理方法，对于以下几种税收他人债务问题应该加强研究。
1、税收责任的代偿
税收债务能否由不存在税收法律事实的第三人代为偿还，我国税法中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就国家债权的履行看，只要税收收入得以保证，在法律中似乎并不应该禁止这种代偿行为，其他国家（如日本）对此也持肯定态度。换个角度理解，如果纳税人通过其他债务方式向第三方融通资金，再用于偿还税收债务，税务机关也不应该进行干预，从某种角度上看，似乎还应该支持。
这种情况存在的最大争议在于，原有的税收负担确定原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实施中应该注意到第三人代替原纳税人纳税，并不能改变税收法律事实中原税收债务人既存的法律地位，换言之，原纳税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因此免责。这一论点类似于《海关法》第69条，“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不免除被担保人应当办理有关海关手续的义务”。也类似《税收征管法》第50条第2款的规定“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体现的观点。并且，如果第三人未能代为清偿或全部清偿税收债务，税务机关并不能强制第三人履行，即第三人对税收债权人不直接负有偿债责任，而只是依据税收代偿协议对原税收债务人负责。
2、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纳税责任
为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当原纳税人不能缴纳或全部缴纳税款时，税法能否将与其存在人身或财产关系的其他人列为第二税收债务人，并由其履行纳税义务。这种他人责任是税款征收的防范手段之一，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税收债务仍是一次受偿，而并非重复征税。由于第二税收债务人是依法设定的候补纳税人，对于其应纳税款应负有完全纳税义务，同时由于它的履约是以原纳税人不履约为条件的，所以最终清偿的税款也可以向原纳税人追偿。伴随着我国企业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等经营行为的日趋复杂，应尽快对第二税收债务人进行确认。在现行的《税收征管法》中，对于上述责任人有相近的规定，例如，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这里的代位行使的对象（即次债务人）就具有一定的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特征，当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第二债务人还存在差异，它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其税收债务责任，而且也不是对主税收债务人的税收债务负全部责任。
3、税收债务的继承
税收债务属于货币支付，按理可以继承，但纳税义务的法定性对于这种继承不以支持。虽然，在现行税法中对于税收债务的继承没有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4条规定“执行遗嘱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见我国法律中是承认税收债务继承的，这也会形成税法的他人责任。借鉴其他法律规定，税法应对此尽快确认，同时对于被继承人的税收债务偿还，是限于继承人接受的财产还是扩大到继承人可以使用的全部财产，税法也应尽快确定。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原有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笔者倾向于以被继承的财产为有限偿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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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6
一、依法治税的内涵
法制是一个地区法及相关制度的总规则和制度系统。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等活动）和社会成员的活动普遍处于一种良好而完备的法的规则系统要求的状态。它不仅包括静态的规则，还包括动态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活动。法治的三个条件是：有良好而完备的法、具备法的普遍遵从性、具备使法得到普遍遵从和确保国家机关守法的权力机制。法治归根结底即是社会普遍成员的守法和国家公职人员守法、依法办事。其中教会普遍成员的守法是法治的基础，国家公职人员守法是法治的前提。
依法治税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包括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行政管理行为）依据法律、法规手段，以实现税收的法制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其基本要求是确立和维护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威，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营造人人遵守税法的社会环境。具体讲即指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它强调依靠法律约束纳税人依法纳税，又依靠法律约束征税人依法征税。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是税收工作的基础，灵魂和立足点，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它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各个方向。依法治税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税收问题，而是事关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体制创新、经济运行模式转换、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大事，应当引起各级机关的普遍重视。
二、依法治税的国际借鉴
（一）国外的税收法律体系与我团的比较
1.从税收法律体系看，世界各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主要有百种结构形式，一种是由税收基本法及各单行税收法律组成的体系，如法国、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其基本法包括税收立法原则、税收立法体制、税权划分原则、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种设置、税法专用名词解释、税务争议处理原则及税务机关组织原则等内容；一种是没有基本法仅由各单行税收法律组成的体系，如荷兰、土耳其等。前者法律体系结构严谨、规范，有鲜明的层次体系、易于纳税人完整了解和掌握，但其立法规模和难度较大，适时修改和调整的灵活性较小；后者立法程序相应简便，对经济发展适应性强。但单行法之间会出现条款重复，纳税人感到复杂，无所适从。我国属于后者，并且各单行法并未向其他国家那样上升为法律，法律效力低；同时我国的税法缺少税收立法权划分、税收立法程序确定、税务机关组织规范、纳税人具体权利等法律，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的单行法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酸套联系不如其他国家紧密。
2.从税收立法体制看，立法体制主要包括立法权的划分和立法程序的确定。一般而言，许多国家的宪法、税收基本法都规定了税收立法权由议会行使，并明确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在宪法中一般原则规定立法的程序法，并在议会法和议事程序中作更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则专门制定立法程序法。我国的宪法对法律的立法权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大虽可以制定地方法规，但不得与宪法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相抵触。对于税收立法权则完全集中在中央，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只有少数单行税收法律经过立法程序公布实施，多数则由国务院以简易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实施，并未完成法律的立法程序，致使多数税收法规出台仓促，法律效力不高，立法质量也存在问题。
3.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看，税法调整和确定的税收法律关系，其实质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世界各国的税法都把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作为重要内容予以规定。我国虽然也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有相应规定，但规定得不够充分，缺乏一整套健全的制度、办法、严密的执行程即相应的配套措施，致使无论税务机关还是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在实践中具体落实的都不够。如税务机关已拥有一定的行政执法权，而一旦行使起来却很困难，有行政干预的、有部门不配合的，税务机关行使职权在执法程序上也不完备、不规范，甚至出现随意执法、滥用职权的现象。
（二）一些先进国家依法治税的经验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共体税务专家普遍认为，建立税务警察应以税务部门为主。因为在同一执法部门分设一般税务稽查和税务犯罪调查能保证执法行为高度协调一致，税务人员能熟练掌握税法和税收犯罪的复杂性，能够有效地提高办案质量。如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税警机构就是单独设立的。
2.许多国家的司法组织专门化是现代化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方面。大都设立税务法院，税务法官独立行使权力，不受任何组织人员的干扰。这便有效解决了处罚执行难的问题，加强了对涉税案件专业审理力度，切实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维护了税法的权威性。
三、我国现阶段依法治税存在的问题
（一）依法治税存在的问题的具体表现
现阶段由于我国税制体系不完善、税收计划与依法征收存在矛盾、税收征管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管理偏松、处罚偏轻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依法治税的实现。表现在：
——现行税法体系存在严重缺陷。（1）税收立法不完善，缺乏法律系统性和完整的规范性，法律级次低、效力不高；税收立法与税制改革不配套；分税制立法不彻底，政府职能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地方税权受到忽视，削弱了地方政府开辟税源、组织收入、调节经济的积极性。（2）现行各税种的税法不完善，增值税仍是生产型增值税，内外资所得税尚未统一，一些具有重要聚财功能和调节功能的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等尚未开征，一些新的经济领域税收出现真空。（3）程序法不够健全。
——税务行政执法存在较多问题。表现在；执法的主体资格不合法、执法的行为不合法、处罚的程序不合法、实施行政处罚随意性大、执法文书使用不当、归档不规范。无法的执法行为使依法变成了依人；无知的执法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按法定程序和管理权限办事也广泛存在，如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口头通知轻执法文书、重主观臆断轻执法程序、重人治轻法治、重行政干预轻征管秩序等。此外税务部分税务人员执法素质不高也造成依法治税难以落实到位。
——地方政府非规范涉税行为突出。表现在有较多违规章法仍未得到纠正；许多未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开发区，地方政府往往扩大范围，任意减免，地方政策代管税收法律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存在；部分政府官员随意表态，干扰执法，阻止执法；税收计划管理与依法治税之间存在矛盾；财政较困难的地方政府只考虑财政支出需要对收入任务层层加码；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又往往对税务机关执法进行干预，不允许多收。另外，以资代税、包税空转、虚收虚支、混淆级次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缺乏严密的司法保障体系。我国现行司法体系并没有表现出其保障税务执法的基本功能，税务机关虽然有一定的强制执行权，但由于对有关部门的配合只作了笼统的规定而没有规定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削弱了执法的刚性。
——当前我国的税收征管呈现出“二元状态”，一方面没有做到充分有效地加强征管，另一方面纳税人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税收服务多为自发性、非制度性，使税收服务缺乏全局性、系统性和持续性。
（二）制约依法治税的因素分析
制约依法治税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体制因素、政策因素、行政因素、征管因素、法制因素、素质因素等。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从税收环境看，我国税收环境不尽理想。税收环境虽然处于税收征管之外，但它直接或间接地对税收征管活动产生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税收在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未充分体现出来，税收法治环境不尽完善，税务司法功能不够健全，涉税犯罪行为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追究，各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也较为严重，人们的纳税意识还有待提高。凡此种种严重影响了依法治税的进程。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税收管理体制下，特别是纳税申报已经成为历史性趋势的情况下，纳税者的税收法制观念、自觉依法纳税意识成为影响依法治税的重要因素。
——从税制的可操作性看，我国税制可操作性较差。税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依法治税的一个前提。但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税法体系不仅不健全，而且税法之统一性、协调性较差。由于税收实体法中许多要素不确定，因此难以操作，而在税收程序法中，有关规定又不严密，税收法律与其它法律有脱节现象。由于税制结构不够合理，整个税制过分依赖流转税，地方税规模过小，共享税比重过大，分税制并不彻底；作为流转税主体税种的增值税操作方法不够科学，管理漏洞大、成本高；再加上我国各行业间税负分配不均，畸轻畸重以及全国税收优惠政策不尽合理、税法变动过于频繁等因素导致各地擅自变通税法，影响了依法治税的进行。税法本身存在税负不公的法律缺陷，各税种的法治化水平、法治化进程不匹配、不协调，不能为诸多市场主体、法人实体在税收负担或税收待遇上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竞争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对依法治税和依法行政带来严重干扰和破坏，给税收执法带来直接或间接的阻力。
——从税收征管理角度看，我国税收征管力度不够。税收征管理是依法治税载体，但我国现行征管法及刑法对确保税务机关强制征税手段不足，行政协助制度尚未建立，我国现行征管方式也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过分追求征管模式化，从上到下的考核标准主要是收入计划完成情况，税务人员执法素质参差不齐，误解、曲解税收法律法规现象时有存在，种种因素也影响了依法治税的进行。
四、坚持依法治税，建设税收法治环境
依法治税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新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法治税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完成科学、合理的收入计划，尤其是保障税收的可持续发展。它要求我们该收的税要足额收齐，不该收的税分文不收。否则就会破坏税法的统一性、严肃性，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推进依法治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多方的努力才能实现。制约权力是重点，从严治队是关键，协税护税是保障。要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改善税收环境推进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要遵守几条基本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尊重纳税人，纳税人也要尊重税收征管人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良好的、平等的征纳关系。过去的依法治税侧重依法征税，现在就有新的内涵，应该依法征税与依法治权并重。二是法律高于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原则。权力的行使应以法律为前提，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要通过赋予和强化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增强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民主监督，在政府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形成一种权利制衡关系。三是规范原则。用法制规范意识，纳税人要依法纳税，征税人要依法征税，用税人要依法用税。三者缺一不可。
——建立健全以税收基本法为母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相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确立中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整体结构。税收法律体系要具备严密的系统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性，为此，要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这是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第一个层次，使各个税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立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具有普遍约束力；对一些地位重要并已基本稳定的暂行条例如营业税暂行条例通过人大立法上升为法律，这是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第二个层次；加快地方税立法步伐，依据税收基本法和各单行税收法律的授权，由国务院或省级人大制定各单行法的、具有可操作性和普遍使用的实施条例和规定，这是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第三个层次；最后，根据各项实施条例或相关法规的规定，按照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分别由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人民政府对税收工作的某些具体问题以部门规章或地方规章的形式做出具体规定，包括具体税收政策、征管规定、行政复议规则、税务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规则、税务人员执法行为规则等，作为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第四个层次。总之，健全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是做到有法可依的前提。
——确认税务机关是税务行政执法的唯一合法主体。由于税务行政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具有严肃的法定性、组织性、规范性、程序性，而税务机关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其执法活动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在税收征管中不仅能完成税收征收任务，还能依法对纳税活动进行检查核实，既防止应纳税款的流失，有效防范和打击涉税犯罪行为，又能有效地规范税务机关自身的税务行政执法活动，防止发生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且能够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选案调查、立案查处等，税务机关的特性和程序是其他任何部门机关无法取代的。
——建立健全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为国家组织收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依法治税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要做到这一切，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是不可缺少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要坚持整体原则、协调原则和综合原则。税收司法保障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公检法机关既要分工协作又要相互配合制约，既各司其职又统一运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的整体保障作用；公检法机关要与税务机关协调一致，在法律赋予的职责范围内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协税护税网络的形成；税收司法保障体系要不断完善现有体制，建立高效的体制和制度，提高执法力度。条件成熟时，要建立独立的税务警察机构强化税收执法水平，成立税务审判机构提高税收司法水平，把工商、金融、公安、房管土地等部门对税务部门执行公务的支持与配合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强化税务行政执法制约机制，全国实行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衡量税收执法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要明确税务机关的执法权限，要有严密、科学、易于操作的执法程序，保证税收执法的规范化和效率化，建立合理、有效的税收执法体系。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执法责任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省一级税务机关制定实施措施并组织实施，包括执法责任、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三个内容。依法明确各级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对哪些法律规范的实施行使权力、承担哪些义务、负有哪些责任，这是规范税收执法行为的关键。同时通过衡量税收执法水平的高低来考核税收征管质量，整体评估税收执法水平。其量化指标主要有：涉税文件合法率、税收执法正确率、税款入库及时率、行政复议维持率、行政诉讼胜诉率等。
——建立完善税收服务体系。切实搞好税收法规和宣传的解释，让纳税人明白纳税；充分维护纳税人权益；努力提高征税人自身素质和提高工作效率，积极为纳税人排忧解难，建立良好的税收征纳关系。为此，要建立相对独立的税收服务组织机构，使其在人员、组织、经费等各方面保持相对独立；完善和规范税收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做到在执法中服务，服务中执法，把优化服务体现到依法治税中。
——利用非对称信息理论强化税收征管。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零边际税率是政府获得最大收入的唯一办法，最佳税率的确定取决于政府公平性与效率性两个目标的选择；任何一种制度安排要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上面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下面的对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我国的征管实践，就是要尽量选择适度的税率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既有利于政府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又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税收征管机制设计时既要充分诱导纳税人能反映真实的税源信息，又要使税务人员提高征管的效率，充分发挥其积极性；税收处罚机制的设计要尽量加大偷逃税的成本，以遏制和减少偷逃税的违法犯罪。
——建立并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征管体系，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征管模式，改进征管手段和征管方式，建立法治化税收征管新秩序。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要遵循国际贸易原则，调整现行不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征管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政策的透明度，规范税收征管执法行为；税务机关行使税收执法必须依据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税务机关在行使权力、适用税收法律规范过程中要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坚持使用有法律效力的税收法规；税务机关行使职权必须符合法定的职权范围和程序，使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行为约束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税收征管过程实施司法监督；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和执法权利，加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加强对税务机关的监督，使加强征管与保护纳税人权益并驾齐驱。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7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建设,税收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税收立法的要求就越高。但由于我国税收法规不完善,有随意性,弹性大,经常变动,征纳双方在税收法规认识上就会产生偏差,对同一项纳税事宜,双方会有不同的意见,法规有时又不明确,税务机关执法行为不易规范,容易造成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征纳矛盾。另外,我国税收法规宣传力度不够,宣传的形式、方法、手段比较单一,纳税人不了解税法,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我国税收法制环境较差。
1我国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1税收征管的信息化水平比较低,共享机制未形成,源于税收信息化基础工作薄弱新征管模式要求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信息化、专业化建设为目标,但由于税收基础工作覆盖面较广,数据采集在全面性、准确性等方面尚有欠缺,不能满足税收征管和税源监控的需要。
1.2税源监控不力,征管失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税源在分布和来源上的可变性大大增加,税源失控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目前,税源监控不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征管机构设置与税源分布不相称,管理职能弱化。由于机构设置不合理,税源监控职责分工不是十分明确,对税源产生、变化情况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监控;另外,税务机关管理缺位的问题仍存在,出现大量漏征漏管户的现象,因此税收流失必然存在。二是税源监控的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在“征、管、查”管理模式下,由于税收征、管、查等环节职责不明确或者相互脱节,以及国税、地税之间或税务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协调而引起税源失控。三是税收执法不规范,税法的威慑力减弱。税务机关对查处的税收违法案件处罚力度不够,企业税收违法的风险成本低,这是税源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
1.3纳税服务意识淡薄,征纳关系不和谐
一是没有树立起一种“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由于工作的出发点不是以纳税人满意为目标,税收法规的宣传不到位,新的税法政策又没有及时送达纳税人,因此在征纳过程中对纳税人的变化和需求难以做出快速反应。二是在要求纳税人“诚信纳税”的同时,税务机关“诚信征税”的信用体系及评价机制也不完善,难以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
2完善我国税收管理的建议
2.1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税收执法,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
2.1.1建立一个完善的税法体系,依法治税
完善的税法体系是依法治税的基础,没有健全的税收法律制度,依法治税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为此,我们要加快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一是尽快制定和出台《税收基本法》。二是现行税种的实体法予以法律化。三是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法》。四是设立税收处罚法。对税收违法、违章处罚作出统一的法律规定,以规范税收处罚行为。
2.1.2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强化税收执法监督
一是税务干部要深入学习和掌握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依法治税、规范行政的意识,要坚持依法征税,增强执法为民的自觉性。二是认真执行税收执法检查规则,深入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3建设统一的税收征管信息体系,加快税收征管现代化进程
税收征管软、硬件的相协发展,国税、地税征管机构之间以及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互通是完善税收征管的必要选择。
3.1建设统一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
即统一标准配置的硬件环境和应用软件、统一的网络通讯环境、统一的数据库及其结构,特别是统一的业务需求和统一的应用软件。第一,加快研制科技含量高的统一税收征管应用软件,提高征管效率。第二,建设信息网络,实行纵横管理。第三,建立数据处理中心,实施科学管理。
3.2建立税收征管信息化共享体系
尽快实现信息共享。首先,建立国税、地税部门之间的统一信息平台,让纳税信息在税务机构内部之间实现共享。其次,建立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联网。在国税、地税系统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与政府有关部门(财政、工商、金库、银行等部门)的信息联网,实现信息共享。
4实施专业化、精细化管理
建立税收征管新格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速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的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在信息化基础上建立以专业化为主、综合性为辅的流程化、标准化的分工、联系和制约的税收征管新格局。
4.1建立专业化分工的岗位职责体系
尽快解决“征、管、查”系列人员分布、分工不合理的问题,完善岗位职责体系。在征收、管理、稽查各系列专业职责的基础上,根据工作流程,依托信息技术,将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借助于计算机及网络,通过专门设计的税收征管软件对应征管软件的各个模块设置相应的岗位,以实现人机对应、人机结合、人事相宜,确保征管业务流和信息流的畅通。
4.2实施精细化管理
在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企业核算水平不高,建立自行申报纳税制度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还未形成全国监控网络,税收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的现实情况下,必须依靠严密细致的精细化管理,来促进征收,指导稽查,完善新模式,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
5规范服务,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
将“纳税服务”作为税收征管的一种行政行为,为纳税人服务成为税务机关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税务机关要全面履行对纳税人的义务,必须确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强化税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纳税人的意识。规范纳税服务,构建和谐、诚信的税收征纳关系。
5.1加大税法宣传
税务机关进行税收法律宣传,一是注重日常税法宣传,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税法,并定期召开纳税人座谈会。二是规范税法公告制度,利用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三是充分发挥纳税服务热线的服务功能,开展“网送税法”活动,无偿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
5.2建立征纳双方的诚信信用体系
一是诚信纳税。在纳税人方面,建立纳税人信誉等级评定制度,为纳税人提供等级式服务,促进企业诚信纳税。二是诚信征税。在税务机关方面,建立健全首问责任制、限时承诺制、责任追究制等一系列约束税务干部行为的制度,要求税务干部遵守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构建诚信征税的信用体系。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8
著名税务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中国第一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阳光财税丛书》编委会主任，创立“税收筹划八大规律”，首次提出“税收筹划契约思想”，是国内税收筹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税收理论与实务、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产权与企业重组等。
一、税收契约及税收契约关系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契约与税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税收筹划作为由社会多方契约关系制约的、多方契约力量之合力推动的一种经济行为，也与契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
税收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从现代税收的逻辑发展来看，税收原则是税收征纳过程中为简化判断而对其工作环境所作的基本约定，税收政策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通过博弈达成的均衡契约，纳税报告①则可看作是税收信息供求各方博弈均衡的格式化契约。正是基于税收与契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渊源及现代税收所内涵的契约属性，我们认为，把税收的本质确定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是恰当的。
1.税收是一种公共契约。
从契约视角观察税收，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向国家提供确定的税收，并向国家交换无差别地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国家利用其对政治资源的独家垄断，通过支配收取的税收，提供契约标明的回报，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论述赋税原则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缴纳税收，维持政府。”②接下来，他还有一段精辟的话：“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一样”③。由此可知，亚当·斯密关于赋税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交换思想。因此，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缴税完全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这种权利、义务交换的载体便是税收。所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以税收为纽带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
因此，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就构成税收征纳之间就宽泛或具体意义上产权的分隔达成的书面契约。宽泛意义的契约，是税收程序法，如税收征管法等;具体意义的契约，是单项税法，如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④。因此，存在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是政府强加给纳税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契约，具有法定性特征，政府也成为不请自来的一个“法定契约方”，笔者倾向于把这种天然存在的税收契约称为“法定税收契约”。
税收既然作为契约出现，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纽带可以引入一种与契约高度相关的概念—债，对此，我们可以说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相对债务的关系。并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法律上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税收契约关系的履行中，超出作为这种产权契约的税法规定的额度和范围的征收就是掠夺，而纳税人也不应该因其向政府付费而提出某些过分的要求。但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既定的税收制度下有进行合法意义上的税收筹划的权利，迈伦·斯科尔斯(myronS.Scholes)对此评价说：“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任何既追求财产再分配、又资助特定经济活动的税收制度，都会导致边际税率在不同契约方之间，特定契约方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活动中产生大幅变动。”⑤
一旦契约订立，总免不了违约或侵权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相关的条款予以限制，这在税法中体现为税收处罚。在税收征管法中，这样的条款极为分明。除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关于核定征收、税款追征、滞纳金、纳税担保、税收保全等一系列的条款维持征纳契约的履行并随时提供救济。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或其税务当局对纳税人可能造成的侵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获取税务当局要承诺执法不当下的赔偿责任，如税收保全不当下的税收赔偿，以及超征税款的加息归还;规范税收征管操作，并对越轨行为给与相应处分，这体现在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人员徇私舞弊行为给与禁止性和惩罚性条款中。
2.税收是公共契约的前提假设。
将税收视为公共契约存在几个前提假设：
第一，国家和纳税人的地位平等，即不存在强权操纵。
第二，税收是中性的，体现一种正义精神。
第三，纳税人的产权明晰而确定，由税法所约定的税收额是清晰而确定的。
第四，国家和纳税人各自拥有独立的利益，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并保护。
第五，法律充分考虑了征纳双方的利益，且其确定的税率是适当的。
在上述五项前提假设中，笔者认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各个层面上。
税收倡导的正义精神也是税收成为公共契约的重要前提。正义是政治文明与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价值理念，是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⑥税收契约关系必须遵从正义理念，正义精神是税法的核心价值和最高境界。法国《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一切公民均有权监督税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状况。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来保障纳税人仅依契约纳税以及获得应得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而且，美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把先行缴纳税款作为纳税人申请救济的前置程序。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税收的正义精神。
(二)利益相关者交易中的税收契约
契约是市场中交易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时所约定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契约的基础。交易活动的实质是交易当事人之间对财产权利所作出的契约安排，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企业与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职工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是靠契约来维持的，这种契约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契约。
交易中所涉及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作为企业契约集合中的一个子契约，是在经济交易中形成、维护并履行的，其本质是税收影响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明显区别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如果我们给交易中的税收契约一个准确概念，可以表述如下：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交易中所形成的有关财产权利流转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协议或约定。笔者倾向于把交易中的税收契约称为“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
“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被引入企业契约中，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维护适当的经济关系。从税收筹划角度分析，合理签订并履行“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按所订立契约的相关约定统一安排纳税事宜，实现税收筹划的战略目标。
(三)税收契约的内涵剖析
1.税收契约是经济契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法定税收契约”和“相关者交易契约”必须在企业契约的约束下展开，因此极易被忽视。也有人认为，税收契约难以独立存在，只是企业契约或财务契约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认识很难透彻领会和把握税收契约对经济的深度影响，这也是造成税收契约受到关注较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2.从现有文献观察，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税收筹划及其契约安排问题，譬如财务决策中的税收因素分析，企业逃税与税务监管的辩证与博弈关系。但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从企业与契约方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税收筹划，尤其是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角度研究税收筹划有一定的难度。
二、税收筹划的契约特征分析
(一)税收筹划源于契约关系
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括企业与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职工、供应商、客户等之间的契约，而且各契约关系人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我们承认“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作为基础等前提条件时，部分契约关系人(如股东或管理者)便有动机和机会进行某些操纵，以减轻自身负担并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要企业税负契约中使用会计数据作为决定税负大小的重要指标，则在税负契约执行过程中，投资者与经营者就会产生对会计数据及相关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动机，以谋取其自身的利益。纳税人掌握着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理性的纳税人自然具有强烈的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税收筹划以减轻税负的动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存在，税收筹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税收筹划存在多重契约方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要考虑多重契约方，即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纳税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探讨了税务当局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和交易中的税收契约关系，所以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所涉及到的契约方包括税务当局和利益相关者两类不同的契约方。
纳税人针对两类不同的契约方，应采取不同的契约模式和税务对策。研究税收筹划时引入契约方，可以将税收筹划看作是纳税人的最优纳税设计行为，也可以称之为“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行为”。换言之，这里引入多个契约方，意在说明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必将涉及税务当局与利益相关者。这里引入“契约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采用契约观点，旨在说明税收筹划的契约方影响着税收筹划的决策行为。迈伦·斯科尔斯曾对契约观点作如下评论：“契约具体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契约各方作出决策和收取现金流的权利。”⑦接下来，他在全球税收筹划的三方面特征中阐述了“在税收筹划中必须考虑所有契约方”的观点。
(三)税收筹划受到法定税收契约关系的制约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制框架内通过投资、经营、理财等活动的谋划、安排以降低风险和减轻税负的税收规划行为。税收筹划之所以出现，源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因为政府作为企业契约的参与者，在向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强制”与企业签订了税收契约，即颁布所制定的税法，并规定应缴纳的税金。考虑到契约成本因素，政府并不与每一个纳税人进行单独谈判协调，而是单向强制规定。所谓税法其实就是政府与纳税人签订的通用税收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下，税款征纳是由税收的强制性来保障的。政府征税是出于保证财政收入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纳税人纳税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纳税人总有寻求节税的动机。如果税收不具强制性，而是像慈善活动一样靠企业自愿捐赠，那么，税收筹划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只要存在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就一定会存在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实际上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税收筹划必须在税制框架内开展，这是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对税收筹划的一种强制性约定。
(四)契约的特性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必然性
契约天生具有不完全性，这是契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尽管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完全契约的充分条件，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契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完全契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也是不可能成为完全契约的，肯定存在不完善之处，甚至是大的漏洞或缺陷。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都规定，企业的纳税活动应以会计所得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应纳税金。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据企业自身状况进行税收筹划，以节约税金支出。同时，纳税人对税法可以选择性利用、甚至“滥用”，对税收规则的运用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这也部分解释了税收筹划能够存在的缘由。
(五)税收筹划可以利用契约关系降低交易费用
对于企业的交易活动，税收筹划的作用在于安排交易或创造交易，降低隐含在交易中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担负着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重任，即为最大化税后收益而组织的生产要求考虑各契约方目前和未来的税收状况。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旨在对各契约方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安排，以降低交易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所以，从契约角度观察，税收筹划其实就是各契约方利用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来实现节税的。当然，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打破原有契约、构建新契约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是长期的。
(六)利用契约形式的变化节税
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契约形式约定，不同的契约形式界定不同的业务模式。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安排或调整其契约关系，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安排纳税事宜以期达到节税的目的。举例来说，纳税人购买设备或者租赁设备都可以达到更新设备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纳税人税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税法允许对建筑物、设备、机器进行加速折旧来鼓励资本性投资。因此，纳税人购买设备加速折旧可以多抵扣应税收入，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如果纳税人租用的设备超过了经济寿命，租赁费就只能按实际发生额进行税前扣除，而租赁费扣除额的现值通常远远小于折旧扣除的现值，这其中就存在税收筹划的空间。即税收将取决于设备的投资方式，而设备的投资方式则完全依赖于纳税人与设备供应商签订的一项安排财产权的契约。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9
著名税务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中国第一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阳光财税丛书》编委会主任，创立“税收筹划八大规律”，首次提出“税收筹划契约思想”，是国内税收筹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税收理论与实务、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产权与企业重组等。
一、税收契约及税收契约关系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契约与税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税收筹划作为由社会多方契约关系制约的、多方契约力量之合力推动的一种经济行为，也与契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
税收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从现代税收的逻辑发展来看，税收原则是税收征纳过程中为简化判断而对其工作环境所作的基本约定，税收政策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通过博弈达成的均衡契约，纳税报告①则可看作是税收信息供求各方博弈均衡的格式化契约。正是基于税收与契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渊源及现代税收所内涵的契约属性，我们认为，把税收的本质确定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是恰当的。
1．税收是一种公共契约。
从契约视角观察税收，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向国家提供确定的税收，并向国家交换无差别地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国家利用其对政治资源的独家垄断，通过支配收取的税收，提供契约标明的回报，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论述赋税原则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缴纳税收，维持政府。”②接下来，他还有一段精辟的话：“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一样”③。由此可知，亚当·斯密关于赋税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交换思想。因此，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缴税完全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这种权利、义务交换的载体便是税收。所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以税收为纽带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
因此，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就构成税收征纳之间就宽泛或具体意义上产权的分隔达成的书面契约。宽泛意义的契约，是税收程序法，如税收征管法等；具体意义的契约，是单项税法，如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④。因此，存在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是政府强加给纳税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契约，具有法定性特征，政府也成为不请自来的一个“法定契约方”，笔者倾向于把这种天然存在的税收契约称为“法定税收契约”。
税收既然作为契约出现，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纽带可以引入一种与契约高度相关的概念—债，对此，我们可以说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相对债务的关系。并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法律上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税收契约关系的履行中，超出作为这种产权契约的税法规定的额度和范围的征收就是掠夺，而纳税人也不应该因其向政府付费而提出某些过分的要求。但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既定的税收制度下有进行合法意义上的税收筹划的权利，迈伦·斯科尔斯（myrons.scholes）对此评价说：“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任何既追求财产再分配、又资助特定经济活动的税收制度，都会导致边际税率在不同契约方之间，特定契约方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活动中产生大幅变动。”⑤
一旦契约订立，总免不了违约或侵权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相关的条款予以限制，这在税法中体现为税收处罚。在税收征管法中，这样的条款极为分明。除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关于核定征收、税款追征、滞纳金、纳税担保、税收保全等一系列的条款维持征纳契约的履行并随时提供救济。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或其税务当局对纳税人可能造成的侵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获取税务当局要承诺执法不当下的赔偿责任，如税收保全不当下的税收赔偿，以及超征税款的加息归还；规范税收征管操作，并对越轨行为给与相应处分，这体现在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人员徇私舞弊行为给与禁止性和惩罚性条款中。
2．税收是公共契约的前提假设。
将税收视为公共契约存在几个前提假设：
第一，国家和纳税人的地位平等，即不存在强权操纵。
第二，税收是中性的，体现一种正义精神。
第三，纳税人的产权明晰而确定，由税法所约定的税收额是清晰而确定的。
转贴于
第四，国家和纳税人各自拥有独立的利益，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并保护。
第五，法律充分考虑了征纳双方的利益，且其确定的税率是适当的。
在上述五项前提假设中，笔者认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各个层面上。
税收倡导的正义精神也是税收成为公共契约的重要前提。正义是政治文明与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价值理念，是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⑥税收契约关系必须遵从正义理念，正义精神是税法的核心价值和最高境界。法国《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一切公民均有权监督税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状况。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来保障纳税人仅依契约纳税以及获得应得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而且，美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把先行缴纳税款作为纳税人申请救济的前置程序。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税收的正义精神。
（二）利益相关者交易中的税收契约
契约是市场中交易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时所约定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契约的基础。交易活动的实质是交易当事人之间对财产权利所作出的契约安排，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企业与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职工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是靠契约来维持的，这种契约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契约。
交易中所涉及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作为企业契约集合中的一个子契约，是在经济交易中形成、维护并履行的，其本质是税收影响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明显区别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如果我们给交易中的税收契约一个准确概念，可以表述如下：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交易中所形成的有关财产权利流转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协议或约定。笔者倾向于把交易中的税收契约称为“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
“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被引入企业契约中，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维护适当的经济关系。从税收筹划角度分析，合理签订并履行“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按所订立契约的相关约定统一安排纳税事宜，实现税收筹划的战略目标。
（三）税收契约的内涵剖析
1．税收契约是经济契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法定税收契约”和“相关者交易契约”必须在企业契约的约束下展开，因此极易被忽视。也有人认为，税收契约难以独立存在，只是企业契约或财务契约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认识很难透彻领会和把握税收契约对经济的深度影响，这也是造成税收契约受到关注较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转贴于
2．从现有文献观察，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税收筹划及其契约安排问题，譬如财务决策中的税收因素分析，企业逃税与税务监管的辩证与博弈关系。但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从企业与契约方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税收筹划，尤其是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角度研究税收筹划有一定的难度。
二、税收筹划的契约特征分析
（一）税收筹划源于契约关系
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括企业与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职工、供应商、客户等之间的契约，而且各契约关系人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我们承认“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作为基础等前提条件时，部分契约关系人（如股东或管理者）便有动机和机会进行某些操纵，以减轻自身负担并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要企业税负契约中使用会计数据作为决定税负大小的重要指标，则在税负契约执行过程中，投资者与经营者就会产生对会计数据及相关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动机，以谋取其自身的利益。纳税人掌握着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理性的纳税人自然具有强烈的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税收筹划以减轻税负的动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存在，税收筹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税收筹划存在多重契约方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要考虑多重契约方，即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纳税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探讨了税务当局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和交易中的税收契约关系，所以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所涉及到的契约方包括税务当局和利益相关者两类不同的契约方。
纳税人针对两类不同的契约方，应采取不同的契约模式和税务对策。研究税收筹划时引入契约方，可以将税收筹划看作是纳税人的最优纳税设计行为，也可以称之为“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行为”。换言之，这里引入多个契约方，意在说明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必将涉及税务当局与利益相关者。这里引入“契约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采用契约观点，旨在说明税收筹划的契约方影响着税收筹划的决策行为。迈伦·斯科尔斯曾对契约观点作如下评论：“契约具体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契约各方作出决策和收取现金流的权利。”⑦接下来，他在全球税收筹划的三方面特征中阐述了“在税收筹划中必须考虑所有契约方”的观点。
（三）税收筹划受到法定税收契约关系的制约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制框架内通过投资、经营、理财等活动的谋划、安排以降低风险和减轻税负的税收规划行为。税收筹划之所以出现，源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因为政府作为企业契约的参与者，在向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强制”与企业签订了税收契约，即颁布所制定的税法，并规定应缴纳的税金。考虑到契约成本因素，政府并不与每一个纳税人进行单独谈判协调，而是单向强制规定。所谓税法其实就是政府与纳税人签订的通用税收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下，税款征纳是由税收的强制性来保障的。政府征税是出于保证财政收入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纳税人纳税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纳税人总有寻求节税的动机。如果税收不具强制性，而是像慈善活动一样靠企业自愿捐赠，那么，税收筹划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只要存在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就一定会存在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实际上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税收筹划必须在税制框架内开展，这是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对税收筹划的一种强制性约定。
（四）契约的特性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必然性
契约天生具有不完全性，这是契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尽管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完全契约的充分条件，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契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完全契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也是不可能成为完全契约的，肯定存在不完善之处，甚至是大的漏洞或缺陷。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都规定，企业的纳税活动应以会计所得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应纳税金。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据企业自身状况进行税收筹划，以节约税金支出。同时，纳税人对税法可以选择性利用、甚至“滥用”，对税收规则的运用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这也部分解释了税收筹划能够存在的缘由。转贴于
（五）税收筹划可以利用契约关系降低交易费用
对于企业的交易活动，税收筹划的作用在于安排交易或创造交易，降低隐含在交易中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担负着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重任，即为最大化税后收益而组织的生产要求考虑各契约方目前和未来的税收状况。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旨在对各契约方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安排，以降低交易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所以，从契约角度观察，税收筹划其实就是各契约方利用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来实现节税的。当然，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打破原有契约、构建新契约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是长期的。
（六）利用契约形式的变化节税
税收和税法的关系篇1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国税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税收执法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构建和谐国税要从实际出发，按照新时期税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宗旨，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作用，推动国税系统内外和谐，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笔者试着从构建和谐国税的深刻内涵、意义出发，剖析当前构建和谐国税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构建和谐国税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也是调节社会收入的重要手段。这就决定了税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于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优化社会管理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各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谐国税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仅仅是国税部门内部的和谐，还包括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和谐。就国税系统内部而言，表现为国税人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活力迸发，国税事业全面、稳步、协调、持续发展；就其外部而言，表现为国税事业与国民经济、纳税人及其他行业、部门的关系处于共进共赢、和谐发展的状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共建和谐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构建和谐国税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构建和谐国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要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税收征纳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越来越普遍存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和谐社会进程中，税收应该与时俱进地发挥作用，这里既包括税收增长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的财力保障，也包括税收制度与政策运用在促进和谐社会所能起的作用。这不仅是国税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国税，是提升税收执法水平的基本途径。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大局下，无论是征税人或是纳税人，都应明确认识建立和谐税收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提升执法守法观念，树立依法诚信意识，自觉克制对立情绪及超越税收政策法律的奢望，将履行法定义务的诚意融入到友好的征纳关系中来，使国税事业真正进入公平、公正、公开的理想境界。构建和谐国税，是国税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构建和谐国税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发展意识、法制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树立正确的税收发展观，理顺各方关系，营造良好环境，逐步实现上下和谐、左右和谐、内外和谐，更好促进国税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当前构建和谐国税还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税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阶段国税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
（一）税收法治环境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表现为税收立法层次和规格较低，刚性不足。我国大部分税收法律规范的形式仍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税收法规、部门规章等级次上，税收法律体系存在总体立法规格较低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只制定了四部税收法律，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所得税法》。大多数税收法规只停留在条例或暂行条例阶段，使税收法律体系内部结构失衡，造成现行税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过多的行政法规、规章直接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等级，使税收法律失去必要的权威性、严肃性，在执行中也缺乏应有的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税收立法行政化。我国税收立法中授权立法居多，立法缺乏独立性。在税收实际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税务机关制定的税收行政规章，使本应行使执法职能的行政机关变为融立法与执法为一体的机构，产生税收立法中的立法行政化现象。行政立法过多还可能造成税收立法因仓促上马、轻率立法而产生税收法律本身形式混乱的问题。
（二）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方面的问题
税收优惠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时缺乏完备的事前论证。政府部门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缺乏优惠项目的总体布局，制度上没有可行性论证机制，技术上缺乏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体制上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导致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二是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缺乏系统、有效的跟踪监控。面对较为庞杂的税收优惠政策，国税部门往往只能对税收优惠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核、批准，缺乏对具体优惠项目的实时监控，容易出现违规套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真空，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三是事后缺失对政策绩效的考核和评价，忽视对减免税运用效果的检验与反馈，导致一些优惠政策只生不死。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在实践中成本远大于收益，给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失，政策出台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三）税收征纳关系还不够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经过征纳双方多年来的共同努力，当前的税收征纳关系已得到明显改善。但与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相比，征纳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税收征纳关系主体行为不规范。税收征纳关系的主体，即国税机关和纳税人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在征税过程中，随意执法、简单执法等现象在有的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纳税人纳税过程中，不按规定建帐建制，不依法申报纳税，不主动配合国税部门管理，阻扰税收执法现象时有发生。征纳双方的这些不规范行为，直接导致了征纳关系的不协调，对构建和谐国税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二是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在税收征收的实际过程中，税务机关拥有相对较多的实体权利，而纳税人在我国法律中一直是以义务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权利主体的身份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加之税收司法监督较为薄弱，难以有效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影响了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征纳关系不协调。
（四）区域经济发展中税收竞争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实际看，税收竞争在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地方为吸引投资，采取财政返还、地价优惠和一些其他名目的优惠措施，还有一些地区扩大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权，包括扩大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放松对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资格的认定标准等。这些恶性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危害。一是直接侵蚀税基，导致税负扭曲，使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的实际税率越来越低；二是增加征税成本和监管成本，使必需的税收收入减少；三是带来政府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的下降，片面引导地域、产业间、产品间的资本流向，拉大和加剧地区间的差距和不平衡，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四是有的偏远地区为弥补税收收入缺口，加重某些税收、减少某些税收优惠、增加收费，这些税收负担的不合理转移势必进一步加剧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破坏税收的中性原则，造成市场效率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恶性税收竞争导致税制税政不统一，政府威信降低，造成政府、纳税人和国税部门都无法做到依法治税。
三、推进和谐国税建设的几点浅见
（一）完善税收立法体系，提高税收法律权威。
税收立法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税收立法体系要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兼顾当前与长远、稳定与连续的统一。
一要进一步完善税制，清理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提高税收立法层次和规格。要加快税收立法进程，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优化和简化税制，废止一些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税种，如屠宰税；改革完善一批现行税种，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结合费改税的进程，适时开征一批新的税种，如燃油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要尽快改变当前税收立法中的立法行政化现象，不断完善税制结构，如简化税种、精简税率、规范税收优惠、合理制定税制要素等，能够上升为法律的条例要尽快提请人大通过，如将《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营业税条例》等影响面广的行政法规通过完善和补充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尽快上升为《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和《营业税法》等法律，以提高税法刚性，使税收法律走向规范化、系统化。二要坚持立法中性原则。要增强立法的透明度、公开性，包括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收的立法程序和提高立法层次等，增加税收立法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克服立法的随意性。严格遵循《立法法》的要求，按照法定程序，组织立法听证会，将立法内容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积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便于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提高税收法律的社会效应。
（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推进税收优惠管理改革。
一是做好税收优惠政策的数据统计和估算工作。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估算税收优惠成本和效益，为做好税收优惠的数据统计工作，要加强税务与财政、海关、统计等部门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尽可能多地获得直接的统计数据，并选择适当方法合理估算其成本、效益，实行量化管理。二是逐步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体系。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改革应在原有定性管理的基础上，着重引入定量评价方法。对税收优惠进行数量化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分析，测算政府的税收优惠支出数额与纳税人的受益情况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最终得出税收优惠效果评价，并据此确定一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废、去、留。三是逐步将税收优惠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提高税收优惠管理的刚性。在现有条件下，编制全面的税收支出表是不现实的，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的策略。先从某些税收优惠项目开始进行统计、测算、分析和评估，并编制简单的税收优惠可行性论证及分析评估报表。在积累一定经验以后，再扩大到对主要税种和重点项目，编制较为正规和系统的税式支出报告，逐步纳入国家预算程序。
（三）坚持优化纳税服务，构建和谐征纳关系。
一要处理好执法与服务关系，摆正征纳关系位置。依法治税是国税工作的灵魂，它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各个层面和所有环节。优质的纳税服务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改善税收法治环境，促进执法质量的提高，促进依法治税的发展进程。税收工作必须坚持把税收服务理念贯穿到税收执法的全过程中，把税收执法、管理、服务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建立良性互动的征纳关系，切实将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二要全方位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征纳关系和谐。多尊重、理解纳税人，把纳税人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维护好。落实纳税人权益保障制度，继续做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税收法律法律救济工作，及时受理、调查、处理纳税人投诉和群众举报，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为纳税人提供税法宣传咨询服务，要坚持税收宣传常态化，对纳税人关心的税收热点、重点、难点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多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努力为纳税人办税提供方便，合理简化办税环节,减轻纳税人负担，降低成本。三要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缓和化解征纳矛盾。畅通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的渠道，通过采取定期召开座谈会、聘请监督员、设立意见箱和公开举报电话等方式，让纳税人参与税收管理。强化人本管理理念，推行“人性化”约谈制度，在发现疑点执行税务检查前，约请纳税人交换意见，督促纳税人开展自查，给纳税人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体现对纳税人的信任与尊重，让纳税人感受到人性化执法的魅力，以有效缓解征纳矛盾。加大税收政策宣传培训力度，组织企业财务人员或办税人员进行税收政策培训，减少企业因不熟悉税收政策而造成征纳之间的无谓纠纷。
(四）加强税收执法监管，遏制有害区域税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