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原因篇1
关键词：“空心村”；乐居村；社会原因；经济原因
基金项目：“十二五”农村领域国家科技计划课题，城镇近郊区空心材整治关键技术集成示范，编号：2014BaL01B04。
乐居村坐落于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隶属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龙潭村委会行政村，属于半山区。其距离村委会仅有3公里的路程，距离团结镇也仅仅有3公里。该村国土面积10.59亩，海拔2200米，年平均气温13.2℃，年降水量920毫米，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得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苹果乡”。全寨共有人口1000多人，主要由彝族及白族所构成，其中彝族人居多，占比98%。
一、“空心村”的含义及其危害
1、“空心村”的含义
在我国，出现“空心村”现象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在“空心村”的发展速度较之从前快了许多，并已经呈蔓延趋势。“空心村”其实就是“空心化村庄”的简称，其含义主要可从两个层面进行阐述：一是从地理层面来讲，“空心村”即许多年以来，在农村新建的房屋基本都集中在村庄的，然而村庄内部几乎都是没有人居住的破烂不堪的老宅子，这是外实内空、外新内旧的一种现象；二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讲，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理解，“空心村”也就是指随着我国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流入城市，村子里剩下的人群皆为“老、弱、病、残、幼”。
2、“空心村”的危害
（1）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阻碍农业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住宅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民先后抛弃老房子，占用耕地盖新房子。在我国，农业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然而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资源，耕地能否物尽其用将影响着农业的发展。
（2）农村整体面貌很难改变。村庄内部空心，向外延伸建造新房子，给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极大的不便。新房子的建盖，使得村内道路更加狭窄，导致车辆的进出都很艰难；而内部的老村寨由于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排水排污设施都不完善，使得道路泥泞。
（3）老寨子存在安全隐患。“空心村”的老宅子全部为土木结构，更为重要的是里面居住的大都是老年人，他们已经习惯了生火做饭，如果一不留神将会造成火灾；同时，这些老宅子皆为年久失修的房子，很容易发生倒塌，会对宅子内的居住者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失。
二、乐居村“空心村”的现状
1、雄厚的产业基础
在乐居村，一二三产业均有分布，并且第三产业成为该村的支柱型产业，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在农村，有如此雄厚的产业基础，既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可以达到政治的稳定。重要的是稳定是发展的前提。
2、健全的基础设施
在乐居村，已拥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对于一个小村子而言，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说明其经济发达。经过调研我们还发现，该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采矿场产生的污染能及时排放。道路、桥梁及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展比较完善。
3、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乐居村除基础设施发展比较完善外，还专门设立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场所，里面有很多在早些年当地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一些乐器。据了解，茶余饭后村民们大都到“精神文化宫”来欣赏多彩的表演。
4、浓厚的封建思想
乐居村落属于少数民族――彝族村寨，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信仰，一般都信奉原始宗教。以乐居村的传统民俗――百鸡宴为例，百鸡宴期间，全体村民都会自发的到当地寺庙祈福，也就是祈求下一年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孩子顺利升学等。
三、乐居村经济发展较好的原因
1、第一产业基础稳固
乐居村主要是将种植玉米、苹果以及经营水果采摘园（主要是葡萄、草莓这两类水果）作为第一产业来支撑他们的生活，但这些不能算主业。其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玉米，以前有水稻的种植，但随着村子里整体经济发展的状况现在已经很少种植。现在全村主要是用卖玉米的钱购买大米进行食用。由于光照、降水量以及气温的原因，该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苹果乡”，这里销售的苹果香甜可口。
2、第二产业主导性强
乐居村的特色产业即为山砂销售以及运输。据了解，村子里的人不会出去打工，反而有很多其他省份的人到乐居村打工，在该村主要从事挖沙、土建、小工工作。村子里的矿场属于集体经济，把山砂销售出去后，年末全村人口一起分红，无论年龄大小，人人有份，每个人大约可以分到3000元。这可谓是村子富强的最根本原因。
3、第三产业带动性明显
作为第三产业的旅游业是带动当地发展较好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国家明令禁止这里的老房子不许拆除，有些旅游业的开发商看到了商机，专门来此村寨进行投资，大力发展旅游业，即体现古寨的参观价值。因此，村民们纷纷卖掉老房子，卖房款也是村民收入的一部分。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乐居村形成“空心村”的社会经济原因
1、“空心村”形成的经济原因
（1）收入增加。随着党的惠民政策的增加，村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家庭环境也比以前改善很多，深感有余钱投资新房子的修建。据了解，该村大多数家庭都已搬迁到已经修建完成的新房子。
（2）产业结构转型。所谓的产业结构就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同一个产业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它所反映的是国家、地区发展的总体水平。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落紧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主业已经不是农业，而是第三产业。
（3）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的居民已经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而是转向服务业，比如很多居民开展农家乐。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得好，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2、“空心村”形成的社会原因
（1）居住空间狭小。这里所谓的居住空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原因，即邻里之间的距离狭小，二是主观原因，即由于自家人口的增多而使得房子内部空间狭小。乐居村邻里之间的距离特别狭小，每户之间的距离相对拥挤，使得村民没有办法再继续居住下去，只能从老房子里搬出来，这便引发了一场“搬家潮”。村民搬到新房子，空间范围变大，交通便利，促使更多贸易的产生以及发展，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婚嫁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一天天长大，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使得原来本就狭小的空间根本挤不下，所以就出现了树大分支的情况，即年轻的新人和父母及祖父母分开居住。现在年轻人跟着时代的步伐走，都不想住在既狭小又破旧的房屋，觉得“跌份儿”。
（3）房子老旧。由于老房子年久失修，其居住条件也相对艰苦，如果执意居住下去可能会对村民的生命安危造成威胁并影响当地村民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据了解，乐居村每户之间的距离狭窄，使得很多房子无法直接得到光照，这样日积月累，房屋里都很潮湿，在这种情况下再居住下去，定会威胁到人们的健康。
（4）交通条件不便利。交通条件不便利也是造成“空心村”的重要原因，无论什么东西都要用人工背上去，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这属于既耗时，又费力的表现。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可以说时间就是金钱，要争分夺秒的创造价值，显然在老宅子里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样的局面。村民便自发的组织搬家，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以及交通工具的缺乏，村民搬家时都是人工进行的。
五、乐居村“空心村”的发展出路
1、发挥第一产业的基础性作用
充分利用有利的光照及水源条件，发展第一产业。乐居村是“苹果乡”，要发挥这一优势，需利用多种营销方式，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注重果品本身的包装，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最终把其推向省外，推出国门。
2、合理利用第二产业，造福村民
充分发挥村子里采矿场主导性的优势，发展采矿业带领村民发家致富。采用更先进的管理方式以及经营方式，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污水等一些污染物，不能由于采矿业的发展而污染了自然景观及生态环境。
3、发挥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
团结镇的“农家乐”在很久以前便兴起，直到目前，当地“农家乐”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不大，但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所以在当地发展旅游业可以为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可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这也符合可持续发展及“五位一体”的要求。
综上，“空心村”现象的确很普遍，不过乐居村的情况没有对当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由于云南省本身就是旅游业高度发达的省份，乐居村“空心村”的形成，反而使其成为旅游景区的开发对象之一，具有一定的参观价值。乐居村的发展定会带动云南省旅游业的发展，并为拉动旅游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国家和当地政府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为其健康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星宇、任兆昌、秦桂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空心村”问题探析[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7（4）.
社会经济原因篇2
一、安徽省生态与经济发展现状
1、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从GDp总量来看。2012年，合肥、芜湖、安庆和马鞍山四市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省会城市合肥以4164.32亿元位列第一，芜湖、安庆分别以1873.63和1359.7紧随其后。亳州、铜陵、淮北、黄山、池州GDp总量均处于安徽省末段。其中，合肥的GDp总量更是池州GDp总量的近十倍。由相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仍相对滞后。
从GDp增速来看。2013年一季度，GDp增幅最高的芜湖与最低的铜陵相差4.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扩大0.4个百分点。低于全省GDp增速的7市中有4市为个位数增长，分别是黄山（9.7%）、淮南（9.2%）、六安（8.8%）和铜陵（8.1%）。在皖北地区，淮南（9.2%）、淮北（10.2%）、宿州（10.5%）和亳州（10.7%）4市GDp增速较低，比全省分别低2个、1个、0.7个和0.5个百分点。4市GDp增速低缓对皖北地区经济发展步伐产生一定影响。
2、生态环境等级差异
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总量，给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与此相应，安徽省各城市的生态环境也不尽相同。2010年，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对省内各市（巢湖市划分之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优"、"良"和"一般"3个级别的划分。具体来看，等级为"优"的市有3个，为黄山市、池州市和宣城市，这些地区植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性好，生态系统稳定；等级为"良"的市有9个，为安庆市、六安市、铜陵市、芜湖市、巢湖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合肥市和淮南市，这些地区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好；等级为"一般"的市有5个，为蚌埠市、阜阳市、亳州市、宿州市和淮北市，这些地区植被覆盖度处于中等水平，生物多样性一般，较适合人类生存。
二、安徽省生态与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由上述现状可知：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生态环境等级仅为良好；黄山、池州、宣城等市生态环境较优，但其经济总量及增速远落后全省平均水平；亳州、宿州、淮北等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等级均处于落后水平。那么，安徽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出现失衡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过于重视GDp考核。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安徽省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正是这种过分注重GDp的政府考核方式，才导致了不少地方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只顾经济数字的高升，却忽略了生态和谐的问题。因此，在衡量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时，必须要强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效益意识，树立经济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全面发展的政绩意识。
二是环境的外部性。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不注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造成的环境成本不计入产品和交易的成本中去。这是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主要动因，也是发展与环境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长期以来，对环境外部性认识的不足，是产生环境严重透支的重要原因。在环境保护领域，对促使人们无偿享受福利或收益的行为应予补偿，使行为人对其行为产生的环境正外部性内部化，对使人们受损害行为应采取措施进行规制，以防其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蔓延。
三、促进安徽省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1、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针对安徽省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应尽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近年来，安徽积极探索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率先在全国开展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建立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此外，安徽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启动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这也是"生态安徽"建设的重中之重。试点中，安徽省采用生态保护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集中投入，一方面，支持关闭了流域内造纸、印刷、水泥等污染严重的企业，将其它污染企业搬迁至循环经济园区。另一方面，大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和特色生态农业发展。
2、加强主体功能区建设
主体功能区是为规划和优化空间开发秩序，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潜力等指标划定的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的地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因此，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一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想，对促进安徽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徽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结构和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有利于促进安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逐步形成科学的空间开发结构；有利于政府对各地区分类指导与调控，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避免过去宏观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一刀切"现象；有利于实现安徽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各地群众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社会经济原因篇3
关键词低社会经济状况妊娠期高血压病妊娠结局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发生在妊娠20周后，其主要表现有高血压、蛋白尿，有的可伴有水肿，严重时出现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抽搐昏迷等，严重威胁母婴健康，为我国孕产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影响围生儿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据文献报道，我国发病率为9.4%［1］，国外为7%～12%。我院地处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收入低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0.8%。笔者通过对低社会经济状况与本病发病风险增加密切有关进行分析探讨，旨在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进行更好地临床监测和早期干预与预防。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2006年6月～2010年6月收治孕妇分娩总人数4800例，其中确诊子痫前期及子痫患者，其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为520例，发病率为10.8%，发病年龄18～39周岁，发病孕周28～40周，平均孕周35+2周，本市居民230例，周边县农民290例。
方法：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其并发症的诊断以《妇产科学》［1］为准，520例患者中妊娠期高血压240例，子痫前期轻度组206例，子痫前期重度52例，子痫22例，分析孕产妇文化程度、产前检查情况（系统检查是指从早孕至妊足月共检查8次以上，未做产查或系统检查是指有过1次以上但不足8次的产前检查，未做化验及血压监测的）、营养状况（孕期是否补充微量元素）、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等。
结果
不同文化程度、产前检查情况、营养状况、家庭经济收入情况与妊娠期高血压病发病率的关系：文化程度低、无或未行系统检查、营养缺乏、家庭经济收入低者其子痫前期重度及子痫发病率明显高于文化程度高、行系统产前检查、营养良好、家庭经济收入较好者，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结果见表1。
并发症情况：本组240例妊娠期高血压病的孕产妇无1例严重并发症发生，轻度子痫前期组孕妇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妊娠期高血压组；重度子痫前期及子痫组发生产后出血、急性肾衰，心肌病，胎盘早剥等并发症明显高于轻度组（p＜0.01）。结果见表2。
讨论
加强围产期保健是预防妊娠期高血压病的基本措施：我院属基层医院，收治患者大多为农村患者，受教育程度不高，围产期保健较差，且孕期未进行产前检查，入院时病情已较重，常伴有并发症，故发病率高。因此，应加强健康教育，普及保健知识，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尤其对农村偏远地区孕产妇应定期产前检查，监测血压，化验尿常规，及时筛查出具有中危或高危因素的孕妇，使孕妇掌握孕期卫生的基础知识，自觉进行产前检查。
临夏州是我省处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区，家庭经济收入低，导致孕妇营养状况较差，在妊娠期间营养摄入不足，导致营养缺乏病的发生，引起以白蛋白减少为主的低蛋白血症、钙、镁、锌、硒等缺乏。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致营养不良性水肿，较轻者仅出现下肢水肿，严重者可出现全身水肿，常伴有多器官系统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研究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细胞内钙离子升高，血清钙下降，从而导致血管平滑肌细胞收缩，血压上升。硒可防止机体受脂质过氧化物的损害，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维持细胞的完整性，避免血管损伤。
综上所述，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病我们应学会早发现、早治疗。①预防：加强妊娠期营养，多食蔬菜、水果、瓜豆类、肉类、动物肝脏及肾脏等食物，对高危因素的孕妇从孕20周起每日补钙2g，维生素e400mg和维生素C100mg。②轻度：主要是休息，左侧卧位。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每周做产前检查1～2次。水肿明显时可用双氢克尿塞等利尿药。③中、重度：住院治疗。治疗原则是解痉、镇静、降压、合理扩容和必要的利尿治疗；密切监测母婴状态，适时终止妊娠等。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98.
社会经济原因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因果检验
长期以来。在有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同时期的主要流派都提出了相应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社会保障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社会保障支出属于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从一个比较静态的角度看，社会保障支出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的短期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它通过影响微观个体经济决策来影响经济运行中的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即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有推动(或限制)作用。当国民经济过度繁荣时，减少社会保险支出会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会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当国民经济出现萧条时，增加社会保险支出会导致总需求增加，进而起到降低失业率的作用，
此后，随着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和深入，该理论也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默顿指出社会保障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保险机制，由于人力资本未来收益不确定且无法通过资本市场交易来分散风险，社会保障提供了一种经济机制，它可以将个人人力资本的回报看作是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是对个人一生收入的保险，从而刺激人力资本投资。新增长理论从社会保障与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管理与人力资本3个方面，研究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可见，新增长理论为社会保障经济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原因在于从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并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视角来考察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得到的结论与从物质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所得到的结论截然不同。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其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些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工具引入到社会保障的相关研究之中。但是，受到当时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以及政府财政巨额赤字和老龄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影响的认识也出现了许多理解和分歧。
在国外，较早的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两者是否存在着相互的因果关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保障支出效应的差异，以及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主体决策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不同学者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上的判断各执一词，尚处于探索和探讨阶段。例如，Sala-i-martin(1996)通过研究美国、日本和欧洲五国的经济发展趋同情况，以及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分析了社会保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贡献，并认为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Gupta等(2005)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的近40个低收入国家样本，考察这些国家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公共支出的构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增加社会保障等转移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在国内，许多学者就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穆怀中(2001)从国家福利和自保公助两种社保模式出发，运用相关性检验和直接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与GDp、国内储蓄、投资及私人消费之间的相关影响，证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GDp增长呈现高度的正相关。①董拥军和邱长溶(2007)指出，我国近十几年来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幅度较大，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他们用协整分析方法对1989年至2003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并且发现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②于长革(2007)利用C-D生产函数采用oLS方法，就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检验了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论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③张欣(2007)研究了社会保障支付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变量的各种不同影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从理论和实证上说明了在经济萧条时的社会保障支出可以积极地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增加产出和就业水平，在非萧条时期可以通过正确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社会投资，从而促进长期的经济发展。
二、实证检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据国外学者计算，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11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以上。同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统计数据显示，各种社会保险基金(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收支水平和结余水平都显著增长。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从1989年的153.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0812.3亿元，增长了近70倍：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从1989年的120.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7887.8亿元，增长了近65倍：社会保险基金盈余从1989年的81.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1236.6亿元，增长了近138倍。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们利用动态计量模型分析1989―2007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支出等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就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的现象。为此，根据动态计量模型的分析需要，以1989年为基期，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获得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真实数据。进一步地，本文对相关数据取自然对数，用来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同时这样的做法又不会改变原来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
(一)相关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从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整个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52伤与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项目组成。其中，后三项是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它与社会保险基金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
为了消除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支出时间序列可
能出现的异方差现象，在不改变它们办整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初始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和社会保障支出(SS)数据，以及取对数后的lnGDp和lnSS数据参见表1。我们首先对时间序列lnGDp和lnSS进行aDF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这种做法主要是用来说明这两组数据对数情况下是否是同阶单整的。根据计算，结果显示对数化后的lnGDp和lnSS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和则是平稳时问序列，所以二者都是单整序列。
(二)Granger因果检验
在对既往研究结果的总结之中，我们发现不同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关系的判断并不相同：社会保障支出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而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多少，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数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等问题还有较大的争议。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在两者是同阶单整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对两者做出格兰杰检验来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对于检验的原假设“社会保障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我们拒绝它可能犯错误的概率为0.8754，这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社会保障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下，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原因。上面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说明，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即经济增长推动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三)模型的协整分析
从以上因果检验可知，经济增长是社会保障支出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LnGDp是LnSS的Granger原因。进而，我们用LnSS对LnGDp进行oLS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lnsst=-12.308+1.7131nGDp+e
(-13.542)(21.154)
R2=0.963,F=447.472，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是回归残差。最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拟合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一般来说，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就能够说明LnSS和LnGD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回归方程就是一个“伪回归”方程。我们同样采用aDF检验法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aDF值小于显著水平5％时的临界值。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具有协整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实证分析的对象变量是社会保障支出(SS)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形式。因此，我们得到的方程表示的是两个变量比例变化的关系，也是一种弹性关系。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增加1.7131个百分点。
社会经济原因篇5
我认为和谐社会应有三大支柱，一是产权明晰，二是政治民主，三是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商品、市场经济。经济利益关系处理得好，社会就容易和谐。但经济利益的界定应有一个标准，它应是社会共认的一个原则。只要大家共同遵守这一原则，社会就容易实现和谐。但这一原则在不同社会是有不同标准的。在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在封建社会是等级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市场经济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讲到商品等价交换时，指出利益原则的标准：商品交换为经济利益提供了质和量的标准。质是产权，量是数量。一是等价交换，表明物权没有被侵犯，保护了财产；二是等价交换，二者在量上相等，谁也不能占谁的便宜；三是等价交换，表明双方权利平等，不承认任何特权；四是商品交换要求自由往来、自由交换，反对封锁和割据。凡是违反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原则的就会引起矛盾，出现不和谐，比如垄断。我国目前也处在商品、市场经济阶段，也应把这些原则作为界定经济利益的标准。为此就应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一些违反市场原则的要加以纠正和惩处。如假冒伪劣、欺行霸市、封锁割据等，都是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利用特权谋取私利，侵蚀国有资产，表明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收入差距太大，公共产品供应滞后，表明社会不公，所有这些都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在今天要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整顿市场秩序，提倡守法诚信、反腐倡廉，加强公共产品供应的力度，等等，都是为了遵守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商品、市场原则实际是商品的价值规律，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可使经济关系和谐，经济关系和谐人际关系也容易和谐。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应建立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使人们的行为都以经济规律的要求为依据，这样就能增加和谐因素，减少社会矛盾，使方方面面都能够顺利发展。
商品、市场经济这些原则反映到观念上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曾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面旗帜。如果真正做到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也会和谐。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原则只属于资产阶级所有，广大劳动人民无权享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能消除资本主义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全社会共同享有，人人过上自由、平等、富强、幸福的生活，就应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倡导其积极方面，为我所用，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决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利用过这面旗帜，我们就把它丢掉，否则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会扭曲，出现不和谐。
社会的发展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就会出现社会矛盾，这是最大的不和谐。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和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个别企业有计划和整个社会无计划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这一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在消除这两大矛盾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就是根据这一理论，消灭了私有制，建立国家公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就成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两大支柱。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权力高度集中、分配高度平均主义、效率低下。《共产党宣言》批驳了资产阶级认为私有制一消灭，“懒惰之风就会兴起”的说法，但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里，虽然懒惰之风没有兴起，却出现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社会矛盾重重，成为社会主义不治之症，可以说部分现象不幸被资产阶级言中了。实践证明这两大特征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才会出现这些现象，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发挥。因为国家所有制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违背了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阶段的规律，人为地建立国有制和取消市场经济。由于这些原因使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消亡。而中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邓小平总结了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要进行改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他认为中国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特点是贫穷，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就否定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将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对象，以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应当说改革对象是明确的，改革也取得巨大成果。但改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们的认识不一致，因此就出现了第三次大争论。第一次大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能不能采用商品经济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此作了肯定性的答复，以商品经济原则来界定经济关系，就能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第二次大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能不能采用市场经济的问题，小平同志和十四大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性的答复，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模式，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能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协调经济发展，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第三次大争论是关于改革后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应遵循三原则：一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二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三要防止两极分化。总之一句话：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也就是创新和发展。所以，改革所否定的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现在所坚持的“自我完善”，不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维持原有体制，而是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要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和谐的社会主义。在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里，不是否定公有制和计划，而是以什么样的公有制为主体来代替国家所有制，以什么样的计划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这两个“代替”就是新旧社会主义的区别，也是第三次大争论的焦点。中央提出特色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主义，只是表明新旧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一个总体概括，并没有勾画出新社会主义的具体蓝图，指明应建立什么样的公有制，采取什么样的计划。所有这些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进行探索。
我国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是从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的。经过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划定了国有经济的范围，指出国有经济只控制：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和高新产业中的骨干企业。也就是说，将国有经济定位为：国家执行职能的一种经济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是第一个定位。第二个定位，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这就表明，以股份制代替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应占据主体地位。股份制所以能作为主体，因为它是社会所有制，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私人资本社会化，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一种所有制。股份制也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因为股份制是一种法人产权制度，是股东的集体财产，但每个股东对公司的资产无权支配、处置、使用、分配，他们只是股票的持有者，是在股份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个人所有制。
其实，马、恩对股份制是社会所有制早有定论，他们指出股份制是：“社会生产”、“社会资本”、“社会财富”、“社会企业”、“合作工厂”、“社会管理”、“资本家被排斥在外”……等等。这是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份制的定性，“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的扬弃”，局部实现了私人资本社会化，使部分所有制发生了质变，扬弃了“私有”制，即成为社会所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因素。
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否可以生长出社会主义因素，人们可能有不同看法。斯大林早就讲过，“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所说的“空地上”，即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是马克思不这样看，他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这种“新社会因素”应该是社会主义因素，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因此才有前面马、恩对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定性，表明股份制应是“新社会因素”之一。
马、恩把股份制定性为社会所有制是有充分道理的。任何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践又验证了这一个规律的正确性。这一规律的客观作用就决定了，它不以社会制度性质或哪个阶级掌握政权为转移，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都会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革命形式的突变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和平形式的渐变来实现，股份制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制的渐变，生产力的发展使其在一定范围内扬弃了私自制，以便适合生产力的要求。再加上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一系列措施，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也没有出现象1929―1933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社会比较和谐发展。所以在批“趋同论”、批“人民资本主义”时，不能不面对这一现实。
既然马、恩把资本主义下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所有制，那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股份制是社会所有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不应再有任何异议，因为它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解放出来的“新社会因素”，应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制的主体。同时这一理解，也可以对马克思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哥德巴赫猜想作一种旁证。
关于市场经济下的计划，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都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计划介入，政府要干预。但问题在于这一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应将二者分开，因为它们有本质区别，不能等量齐观。
第一，两个体制不同的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的体现。而市场经济下的计划只是一种调节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与经济体制无关。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高度集中的、带有指令性的、与资源配置和人员分配相结合的计划，具有强制性，必须执行。市场经济下的计划不是行政性的计划，是在市场经济之内，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主要采用经济手段，不带有强制性。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是加工的工厂，没有自，主要以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为己任，不计成本、不计经济效益，国家宏观调控给企业造成的损失，都由国家承担。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就不同了，它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使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盈亏要自负。在存在国有、民有、外资等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引起政策的变动而使企业受到损失，应由国家来赔偿，如同美国限制粮食播种面积，对农民的补偿一样。
第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是包罗万象的，无时无处不在。企业是一个加工厂，供、产、销、人、财、物都由国家计划所控制，企业一切经营活动，都必须按国家的“路线图”进行，企业没有任何自，就连改建一个厕所，也需要上级批准。居民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都由国家计划来规定，实行凭票、凭证、定量、定点供应，个人没有任何自。这样的计划不利于调动企业和个人积极性，使各方的关系不和谐。而在市场经济下的计划，只要不是政策禁止的，企业和个人都是自由的，不受计划约束，就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将宏观调控与宏观调节区分开，少用宏观调控，多用宏观调节，因为调控带有强制性，容易出现一刀切，往往是事后调节，引发经济大的波动，会造成损失，带来后遗症，增加不和谐因素。宏观调节是属于微调，事先调节，影响小，避免经济损失，社会比较稳定。美国的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就巧妙地利用利息率进行微调，收到宏观调控的效果，经济平稳发展，社会比较和谐，我们应该效仿。
社会经济原因篇6
关键词：基本原则经济法理论体系
一般而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都是明确表示在法典之中的，但是源于经济法没有制定法典，因此对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始终以学理的形式存在，并且这些关于基本原则的学理研究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理论体系建立完善的重要标志，如果缺乏统一的原则认识，既不利于发经济法具体条款的颁布和实施，同时也不利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建设的完善。由此，明确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无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始终贯穿经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是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同是也是经济法精神价值的主观反映。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现的是经济法的本质和宗旨所在，而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和社会市场，将所有的经济资源合理分配，以营造出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目的，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能够始终贯穿整个经济法理论体系，在每个经济法的法域中都可以适用，而在不同的法域中，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侧重也都有不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侧重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原则中的主体中包括国家，因此也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适度干预，既体现了责任和权力之间的统一，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原则。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平衡和谐，不仅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关键词，同时也要贯穿经济法的始终，这一原则突出反映出对市场规制的一种要求，也包含了某些学者所提出的维护公平竞争和平衡协调原则。无论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还是营造和谐社会经济环境原则，都是为了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一原则的前提和保证，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是也是经济法本质的体现。
二、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1.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如何评价分配经济资源的合理性，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认知。早期的封建社会，认为将社会资源按照社会地位的不同来实现经济资源的不同分配是最为合理的，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必然认识。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以后，经济资源的分配的提出标准则是按照各自的资本来分配，从考虑社会地位到考虑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这种对于经济资源分配合理性的标准无疑是个极大的进步，但是按资本分配也存在相应的弊端。按资本分配一方面会带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产生较为激烈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带来频繁的经济危机，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于空想社会主义中按需分配的理论构想，由于完全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根本无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合理的分配经济资源中必须要在保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同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加剧。资源的优化配置中侧重的是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求优化配置的资源都以较为稀缺的经济资源为主，体现的是效益优先的原则。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加剧，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它侧重于对社会生活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现的是利益公平。将这两个侧重点相结合，才算是真正的实现将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才是衡量分配合理性的标准。而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重目的上而言，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法必然要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
2.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家职能划分为维护阶级统治职能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维护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职能中的首要职能。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在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则显得更加突出。各国在实施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时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里提到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的层次中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3.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联合国的会议报告上，目的就在于维护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反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的理论升华，不仅突出了人类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并且也体现了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将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法的理论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经济法理论认为法不只是巩固保护已有的权益,它也要开辟未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价值取向实现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思想涵盖了经济、人口、环境、科技、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这一思想反映于上层建筑之时就必然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所以，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原则和经济法理论充分结合起来，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不仅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实践要求。
综上所述，经济法三大基本原则的确定，是从对经济法理论的宗旨和本质中分析得出的，从不同的侧重点上都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和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立法精神。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所想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和谐发展，体现的是经济秩序和民主的统一要求。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2003,(2).
社会经济原因篇7
1．近代民法的产生及其基本原则。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认为，民法源于罗马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却是在近代以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虽然民法源于罗马法，但是在罗马法年代，是不可能产生民法的，因为作为市民社会的法律规范，民法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的，在古代社会不可能具备这一条件，古罗马年代虽然存在市民阶层，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体都具有市民身份。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政治上，宗法制度基本上解体了，家族、宗族对其成员的支配力被大大地消弱。个人的力量增强了，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人类社会第一次实现了人人平等;经济上，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身份独立的主体。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以人人平等和人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成为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调整这种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就是市民法，后来又演变成民法。近代民法奉行三大基本原则，即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这三个原则都是民法所内涵的私法自治理念的集中反映，从根本上体现了民商法的权利本位主义。近代民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制度，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2．近代民商法的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近代民法的局限性就逐渐凸显。首先，由于所有权绝对原则过度强调个人权利，却忽略了社会利益。所有权绝对主义通过赋予所有权的神圣地位，鼓励和刺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往往是牺牲了社会利益或他人利益。其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垄断的出现，契约自由原则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契约主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加大，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逐步加深，如果再恪守古典契约自由原则，就会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再次，按照自己责任原则，个人只对因自己的过错行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即使给他人造成损害，行为人也不承担责任。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度危险作业的产生，在某些领域，即使行为人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义务，损害也往往难以避免，如果此时仍恪守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就会得不到任何赔偿，这明显会造成不公平的后果。
3．经济法的产生。由于近代民法具有以上缺陷，随着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近代民商法也经历了向现代民商法的变迁，现代民法确立了一些新的原则和制度，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以期对近代民商法的缺陷进行补正，然而，由于民商法的私法性，其所采用的调整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因此，仅从民商法体系内部进行自我完善，尚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近代民商法的局限性，于是有必要，从民商法体系外部另辟蹊径，于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可以说经济法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单纯由民商法调整市场经济遇到障碍的必然结果。完全以私法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法突破了经济是市民的私事，国家不干预的观念，在尊重市场主体私权利的前提下，以适度公权力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法律调整。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生产力要求国家干预市场和政府参与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联系
1．调整对象的相似性。民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财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可见，不论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都以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从前述经济法的产生来看，经济法主要是基于弥补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缺陷而诞生，这本身即已表明两者都以调整经济关系为主要使命。
2．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层面的联系。由于经济法和民商法同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因此，两者在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上存在着共通性，例如民商法中的公平原则、效益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经济法同样要遵循，再如，民商法中的合同制度、公司法制度，也是经济法需要关注的内容。反过来，随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一些原则和理论，对民商法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3．两者都是独立的部门法。民商法的产生有几百年的历史，民商法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民商法已经成为一个体系庞杂，内容丰富的部门法;经济法作为对民法功能弥补而产生的部门法，虽然在诸多方面与民法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经过不断地发展和演进，也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两者虽然相似，却不交叉，各自发挥着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的作用。
4．两者都具有保护当事人经济权益的功能。民商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其目的是通过法律手段，为当事人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大化提供公平合理的行为模式，同时也为当事人保护自身的经济权益提供法律保障。经济法的功能在于通过法律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协调，从而保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但是由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因此，经济法在保护社会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要兼顾个人利益，从这个方面讲，民商法和经济法都具有保护当事人经济利益的功能。
三、两者的区别
1．调整对象上的差异。虽然民商法和经济法都调整经济关系，但是两者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并存在交叉之处，其中民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或者说是横向经济关系，这是一种互利有偿的经济关系，民法对其调整的目的在于维护市场交易中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在干预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带有管理和隶属性质的经济关系，即纵向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往往带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经济法对其进行调整的目的在于保障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有序的参与竞争的环境。
社会经济原因篇8
关键词：基本原则经济法理论体系
一般而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都是明确表示在法典之中的，但是源于经济法没有制定法典，因此对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始终以学理的形式存在，并且这些关于基本原则的学理研究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理论体系建立完善的重要标志，如果缺乏统一的原则认识，既不利于发经济法具体条款的颁布和实施，同时也不利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建设的完善。由此，明确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无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始终贯穿经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是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同是也是经济法精神价值的主观反映。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现的是经济法的本质和宗旨所在，而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和社会市场，将所有的经济资源合理分配，以营造出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目的，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体现的是经济法最基本的本质所在，同时包含了经济法最基本的三个原则，也就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能够始终贯穿整个经济法理论体系，在每个经济法的法域中都可以适用，而在不同的法域中，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侧重也都有不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侧重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原则中的主体中包括国家，因此也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适度干预，既体现了责任和权力之间的统一，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原则。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平衡和谐，不仅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关键词，同时也要贯穿经济法的始终，这一原则突出反映出对市场规制的一种要求，也包含了某些学者所提出的维护公平竞争和平衡协调原则。无论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还是营造和谐社会经济环境原则，都是为了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一原则的前提和保证，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是也是经济法本质的体现。
二、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1、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如何评价分配经济资源的合理性，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认知。早期的封建社会，认为将社会资源按照社会地位的不同来实现经济资源的不同分配是最为合理的，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必然认识。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以后，经济资源的分配的提出标准则是按照各自的资本来分配，从考虑社会地位到考虑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这种对于经济资源分配合理性的标准无疑是个极大的进步，但是按资本分配也存在相应的弊端。按资本分配一方面会带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产生较为激烈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带来频繁的经济危机，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于空想社会主义中按需分配的理论构想，由于完全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根本无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实现。
2、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家职能划分为维护阶级统治职能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维护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职能中的首要职能。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在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则显得更加突出。各国在实施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时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里提到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的层次中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消费权益，阻碍了该行业通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法则来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3、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联合国的会议报告上，目的就在于维护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反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的理论升华，不仅突出了人类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并且也体现了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将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法的理论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经济法理论认为法不只是巩固保护已有的权益,它也要开辟未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价值取向实现的需要。所以，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原则和经济法理论充分结合起来，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不仅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实践要求。
综上所述，经济法三大基本原则的确定，是从对经济法理论的宗旨和本质中分析得出的，从不同的侧重点上都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和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立法精神。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所想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和谐发展，体现的是经济秩序和民主的统一要求。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2003,(2).
社会经济原因篇9
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13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于1992年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是理论上一次大突破，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也是体制上一次根本性变化。它摒弃了那种经过实践证明容易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萎缩甚至失败的旧模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正确的科学的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化、集约化、国际化、大生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倡效率、竞争，崇公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严格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运作的法治经济，绝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无法无天的经济、为所欲为的经济、坑蒙拐骗的经济、惟利是图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一样，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加以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同以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紧密相联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密切相关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客观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国际经济接轨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为了堵塞不法之徒可以利用的法律漏洞，杜绝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防止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消极面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落后经济的可能性产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则更具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果说历史上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就不可能有繁荣、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在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一般规则、具体制度上基本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可是，就其性质而言，二者则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后者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前者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后者体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前者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为基础，后者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前者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后者则归根到底保护少数富人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在否定或修改、废除行之多年的反映计划经济要求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它们在由人民国家制定，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上无疑是相同的，但是在法律体制上则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建立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基本制度。
1.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人；(2)他们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他们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他们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附，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份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条件下，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
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以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交易条件，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惟有采取合同形式。合同法律制度构成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制基础。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否定合同自由是不相同的。
4.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必须有国家的适度干预。即使是历史上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
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意味着优胜劣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对于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尤其是劳动者，以及不具有竞争能力的老人、儿童和残疾者，应由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提倡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保障尚付厥如的状况根本不同。
其二，要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条件。
为了防止市场经济自发和消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必须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这就是法学者所说的公正自由的竞争法律秩序。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与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就是法律"，"保障国家计划完成，就是维护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必须符合下述条件。
1.市场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维护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因为只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要维护
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我国现时的市场状况不符合统一性要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市场，经济特区有经济特区的市场，其间有许多人为设置的壁垒和障碍，存在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措施。这种全国市场被人肢解分割的状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论何种原因，时至今日，已经不应再容许其继续存在。
2.市场自由性。所谓市场的自由性，其表现是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参加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受到两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一方面是企业主管机关基于隶属关系加于企业的束缚和限制。现在讲转换企业机制，改组成公司，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企业获得完全解脱，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即实现从身份(行政隶属关系)到契约的进步。另一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来自拥有市场经济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这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当然不能取消，但应当保持在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符的程度上。国家的必要管理要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使其法律化和科学化。
3.市场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场主体，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均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竞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这种公正性。要达到这一点，应当做到：(1)法律制度同一。即一切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中应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不容许有同一行为因行为者或行为地不同而服从于不同法律规则的情况存在。(2)经济机会均等。市场对一切市场参加者开放，法律不限制某一类主体进入市场，不对某一类主体实行优惠。它们在登记设立、取得场地使用权、领取证照、购买原材料、获得信贷资金等各方面完全平等。(3)税负公平。即一切市场主体均应依法纳税及缴纳各种课负，且法律关于税负应设立公平合理的标准，不应因企业类别、所有制不同而畸轻畸重。
4.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其本质应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参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主，并依据法律相互进行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抑制垄断，维持市场的竞争性。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终究要干涸。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制止垄断的法律法规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5.市场可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依法实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的可控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第五个条件。以上这五个条件均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秩序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
其三，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新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迥异的新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10种：
1.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原则。商品交换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上强调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这种对某种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及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贯彻对一切合法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原则。
2.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合同自由原则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我国在旧体制下不承认合同自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承认当事人享有一定的合同自由，但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过多限制和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非出于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得加以限制和干预。
3.自己责任原则。所谓自己责任原则，即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原则的一般违法行为情形，表现为过失责任原则。某些法定的特殊违法行为情形，则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自己责任原则，与旧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有企业对自己行为全然不负责任完全不同。
4.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目的，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并坚决制裁不公平竞争行为。
5.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专制，经济民主的对立面是垄断和独占。要实行经济民主，就应当坚持反对垄断，并确保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6.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即构成违法行为。
7.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市场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出现，经济实力微弱，在市场活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成为牺牲者。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要求国家从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担负起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责任。保护弱者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8.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市场活动本身是一个潜伏着各种风险的领域，总是会有损失、失败和破产。参加市场，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在市场活动中，参加者会滋生一种作伪、欺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市场道德秩序。不应容许任何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恃强凌弱、寡廉鲜耻、为富不仁。
9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体现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凡一切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示禁止规定。法律未明示规定禁止的行为，应当视为合法行为，行为人应不受制裁。法律法规中不得授予执法机关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裁量权。因情事发生变更，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种行为欲加禁止时，须由立法机关修改或由有立法权的机关补充性规定，此种修改或补充性规定不得有溯及力。
10适当合理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不同地区利益的原则。以上这些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过去所没有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非仅仅是对过去的法律制度的修补，而是法律体制上的一场深刻改革。它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以法制化，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在根据中央批准的立法规划加快进行宏大的立法工作，两年来已制定了一些法律，取得了很大成就。只要我们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任务，就一定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关于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想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基本上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纳入法治之轨道，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举国上下特别是在领导层中真正树立法治观念。所谓法治观念，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治理市场经济，而不是凭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下命令。要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真正树立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从观念上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1法律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人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上明确地指出法律制度是根本性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法制理论的重大贡献。因为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好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稳定、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任何人特别是领导人都必须维护这个根本。
2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因为法律是在党领导下，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是高于所有人的个人意志的。它应当也必须受到每个人无条件地遵从。
3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任何人不管职务高低如何，都平等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从普通的公民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违法都要平等地依法受到追究。在中国这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只有做到这三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为文明的法治经济。人治或法治，在我国争论了几千年。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党和国家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接受了实行法治的主张。不过，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由于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行政经济体制，由于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作祟，人治思想仍然在不少同志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发生影响。在报告中讲法治，而在工作中又不自觉地搞人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失信于民，可以毁掉我们党辛辛苦苦领导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二)关于大胆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从中国实际出发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非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不可，仅靠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承继，也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所要制定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这些规则背后起作用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共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时，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人为地设置藩篱和障碍。因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我们要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沟通。我们应尽可能地使我国立法能够被外国的法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企业家、商人及普通人所理解。与各国相通，则于国有利；反之则有害。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非认真从中国实际出发不可。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发展还很初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都还相当低。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此，制定市场经济法律，借鉴和吸收外国经验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挑选，择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最有用、最有效的为我所用。属于一般市场规则的先进法律制度，我们应当坚决移植过来，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极为先进、有效。不能以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借口把与市场经济相悖的现实固定下来，使改革无法前进。但是，与一国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法律制度，我们就不应该一概照搬。因为这样做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甚至自乱、自毁自己。
(三)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
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不同而不同其效果。关于区分公私法的标准，约有三种学说，
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法。
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律权力者与服从者的意思，为公法；规律对等者的意思，为私法。
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说为通说。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将我国一切法律均视为公法，而否认有私法之存在。这一理论正好符合了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成为在这种体制下实行政企合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及否认企业、个人的独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据。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当前强调公私法的区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区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法规性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机关。对于任何法律法规，若不究明其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内容和意义，不可能正确解释和适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
(四)区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相反，国家总是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职能。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只承担有限的经济职能，而在战后奉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承担了繁重的经济职能。但无论是奉行自由放任还是干预经济政策，国家作为公权者的身份与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是严格区分的。国家在对市场进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及裁决市场参加者之间的争议时，是以公权者的国家身份出面，所依据的权力属于公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法律上称为"国库"。可以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如进行投资、商业活动等，这种情形的国家与其他市场参加者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须同样遵守法律法规。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公权力者的国家之严格区分，是市场经济本质的要求，是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前提条件。我国旧有法律理论受前苏联法律理论的影响，并不区分国家的两种身份，而是强调两种身份的合一。旧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把全部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权力结合起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在于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一切权力密切不可分割的结合。这种理论正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旧体制本质特征的法理依据。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承担了庞大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经济职能，国家以公权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直接管理经济。这种理论显然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要求对原来所谓的国家经济职能加以区分，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国家严加区分，使国家所承担的经济职能仅限于基于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所有者身份进行的经济活动，不再属于国家经济职能，可以通过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将财产所有权转化为股权，由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去行使。这样，将使国家从繁重的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专注于行使应有的对市场进行管理和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同时也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实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再者国家是政治组织，不是经济组织，更不是营利性经济组织。因此，恢复国家公权者的身份，使国家不再是一个超级经济组织，可以避免和防止以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
(五)摒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国有企业财产权的旧理论
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理所当然地要求坚决摒弃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的法律理论。在应当坚决摒弃的旧的法律理论中，首当其冲的是关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传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国家对于国有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企业只享有经营权。这一理论是本世纪40年代由前苏联民法学家维尼吉克托夫提出来的，其物质基础是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其理论依据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这一法律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政企合一"，使国有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为旧体制下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指挥和管理经济提供了法理根据。从改革开放一开始，这一法律理论就受到冲击和挑战并日益成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只有坚决抛弃国有企业经营权理论，承认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才能真正实现企业体制的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国有企业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但仍规定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虽然有进步但仍不妥。因为这一规定依然否定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实际上承认国家对所有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法律上讲，我认为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的股份享有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巧的法律形式。
1国家作为股东通过股份所有权保持对国有企业行使所有者(股东)的权利。
2国库得以同国有企业财产严格分开，使国家(股东)只对国有企业真正负有限责任。
3国有企业真正获得独立人格和自主经营的物质基础，提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国有股份增值、企业及其职工依章程获得利益。
4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使企业的经营者真正感到亏损的压力、破产的威胁。
5企业法人所有权是一种法律形式，它并不决定企业的性质。决定企业性质的只能是股东(投资者)的性质。
社会经济原因篇10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应当有其特有的调整原则。在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时,首先应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予以明确。由于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法较晚,对于其有哪些基本原则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了诸多学说,颇为混乱,有必要进行梳理。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法的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是由法所确立的在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时,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经济法的原则,则是指由经济法所确立,在其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法的原则有基本原则和局部性原则之分,经济法的原则同样分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的局部性原则,我们探讨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涵盖整个经济法部门,该部门所有法律规范从其制定到实施全过程都要贯彻的经济法原则。[1]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状况评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达成基本共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李昌麒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经济安全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2]史际春、邓峰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3]顾功耘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正原则、经济安全原则。漆多俊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原则。[4]邱本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市场竞争原则和宏观调控原则。单飞跃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促进市场效率原则、政府经济行为正当原则、社会公平原则以及经济安全原则。刘水林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有效原则和交叉公平原则。[5]鲁篱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适当干预原则和合理竞争原则。[6]程宝山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上述各种代表性的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极大的丰富了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有的学说将非法律原则表述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等,这些都是经济学的概念,并未反映权利义务关系的要求或特点。第二,有的学说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平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公平原则不仅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他部门法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将其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无法体现经济法的特性。第三,有的学说把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当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社会本位原则,社会本位原则是以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为目标的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将其挪用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恰当。第四,有的学说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机械组合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市场竞争原则和宏观调控原则,这分别是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不出整个经济法体系的特征。第五,有的学说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效益原则等。民主、公平、效率均属于法的价值,法的原则应当体现法的价值,但并不等同于法的价值,因此不宜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照搬为基本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
在提炼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否则基本原则的确立就会形成上述混乱的状态,失去其应有的本原性和准则性。总体来讲,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具备一般法律原则的规范性,又要反映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应当有以下几条标准。
法律规范性标准。所谓法律规范性标准,主要是针对当前一些学说把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原理照搬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现象而提出。法的原则作为法的三大要素之一,本质上是法律规范,是法言法语。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应如此,即首先必须先具备法的规范性,然后再反映其调整经济领域的立法特性。
高度抽象性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性,要在经济法的体系中起到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法的基本原则往往体现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的精神、价值与本质,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规则,而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
特定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体现经济法本质,经济法本质上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要能够从理论上强调经济法的这一本质属性。这一方面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适用于经济法,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也不适用于经济法。
普遍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符合经济法调整对象。与一般的经济法的法律条文不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一方面,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贯彻在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整个动态的过程中,而不能仅仅适用于某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经济法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经济法的整个领域,涵盖了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及市场规制法等部门法。
价值性与指导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有指导性的价值,这可以说是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遵循的价值性标准。一方面,由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反映着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价值和理念,因此,经济法基本原则成了经济法规则和价值的交汇点,它体现着经济法对于经济法主体的作用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对经济法的一种理论的抽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最高规则,从法院适用法律的角度看,它是能够克服经济法作为成文法的局限性的弹性规定,对法院适用法律起到指导作用。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应由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及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构成。
(一)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
经济法是一种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新制度,经济法旗帜鲜明地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即所谓的“社会本位”。同时,鉴于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对于社会利益的维护主要是指社会的经济效益,而对于其他社会利益的维护则由社会法等其他法的部门承担。
正因为经济法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为根本任务,才使得经济法区别于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和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商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法律形态不断创新,资本、信息、抗风险能力在市场主体间分配不均衡,出现了垄断、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等市场行为,对于经济领域中的这些问题仅靠民商法中的权利义务机制、平等自愿原则或者侵权、违约责任等手段来解决,有时是无能为力的。在私法的保护显现出不足和软弱的情况下,就需要公法的介入,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在市场主体间进行权利义务的再平衡。
(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经济法本质上即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既强调国家应对进行干预,又强调国家的干预应当适度。国家的适度干预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以及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的方法和手段,国家适度干预包含以下两点。
首先,适度干预应当合法。任何类型的国家干预必须在主体、内容以及程序方面具有法律依据,具体来讲,合法干预的内容包括:干预主体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是法定的,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不得为国家干预行为;干预行为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或者授权为国家干预行为,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干预主体不得为自己或者特定机构创设无法律依据之干预行为;干预程序合法,即国家干预行为必须符合程序法规范的要求,使干预行为具有程序性,它是正确行使干预行为的根本保证。
其次,适度干预应当合理。所谓合理干预,是指国家干预行为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凡是市场自身能够调节的就无需进行干预,否则,必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在合法干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要求。合理干预主要包括干预范围合理以及干预力度合理。干预范围合理是指国家干预的范围不应超出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信息失灵、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供应等问题。干预力度是决定干预绩效的关键,力度不足必然导致预期的干预效果无法达到,力度过大则会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这就需要政府根据市场失灵的程度,从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权衡考量。
(三)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
由于社会经济总体由全部经济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构成,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必须注重维护而不是妨害广大经济主体的利益,否则维护社会总体效益便是一句空话。但是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矛盾冲突,因此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需要起到一种“衡平”的作用,在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在不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进行衡平,以最终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因此,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以实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经济法主体与社会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配合适宜。[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