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公共产品
农村职业教育，是相对城市职业教育而言的。既包括农业的职业教育，也包括工业和其他产业的职业教育；既要为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服务，也要为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稳定服务。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性质进行理论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为确定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领域的工作范围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萨缪尔森公共产品的
经典定义与农村职业教育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对应物。萨缪尔森的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三个特征出发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是从物品本身的属性方面来界定的，不是由哪个部门提供来界定。①公共产品性质特征是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最基本因素。不同经济学家对公共产品属性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②不同公共产品有特征程度的差别（公共性），由此可区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减少的产品。其实，严格上符合纯公共产品定义和特征的产品不多。
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性质的研究，几乎都将农村职业教育定义为准公共产品。因为，其具有发展个人职业能力的一面，而且对其享用都不能符合完全没有排他性和数量不受限制的标准。一些人享受了农村职业教育，意味着另外的一些人就会减少对其的享用。只有彭干梓、夏金星撰文认定农业职业教育具有纯公共产品特征。③尽管他们提出要按照萨缪尔森的三个基本特征来界定农业职业教育的特征，而事实上，其论证只是从农业、农民的历史贡献的角度来论证的。对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性质和边界的认识，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上的定义。仅仅弄清了有关概念的涵义，还不足以解决有关的产品的定位问题，何况萨缪尔森关于产品分类的理论侧重于静态分析并以效率为目的，而现实情况是，产品属性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而变化，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定位不仅要考虑效率还要顾及社会需要和社会公平。所以，不宜主观地公式地应用经典定义、经典理论，而应该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中，以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发展为目标，来研究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提供将其认定为纯公共产品的理论依据，从而界定政府工作的合理范围。
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一）供给方式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供给方式可以作为判断农村职业教育是否为公共产品的一个标准。费用是否由“税收来支付”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准。④劳凯声提出具有外部性的产品或服务不一定是公共产品，只有当市场无法提供，而必须由政府通过税收向社会公众免费提供时，它们才成为公共产品。胡鞍钢也说，“并非由于基础教育是公共产品而实施义务教育，而是由于实施义务教育而使基础教育成为公共产品”。由此得出，第一，基础教育并不一定是公共产品；第二，实施义务教育后，基础教育才成为公共产品。有学者提出，教育的产品属性依赖于它被提供的方式，同一层次的教育既可能是公共产品，又可能是准公共产品，还可能是私人产品。⑤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种公共产品在不同时期，因技术条件、需求状况、供给能力、制度规范不同，可能采取不同的供给方式。不同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机制）的作用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技术进步可能改变公共产品的性质特征，政府的职能理念、公平与效率标准的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倾向决定供给机制、政府活动范围和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可能性。弗雷德・麦克切斯尼发现，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消防服务一直主要由私人自愿提供，之后才开始转由地方政府提供。科斯追溯了英国灯塔系统的历史及其演变，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美英的教育、图书馆、警察等项目也是在20世纪逐步转为政府的公共职能。最初的学校是私立的，但政府渐渐发挥较大的作用，起初在财政上给予资助，继而建立和管理学校。因此，我们沿用厉以宁、劳凯声和胡鞍钢等学者的思路，认为只要政府来提供农村职业教育，那么农村职业教育就具有了农村公共产品特征。原来混合供给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是可以和应该逐步转变成政府供给的。
（二）外部性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外部性（正外部性）也是农村职业教育是否为公共产品的标准之一。⑥布坎南对外部效应的定义为：只要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即存在外部效应。“教育的外部性”决定了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⑦因此，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通常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很大的外部效应。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1）农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第一是收益的损失，农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基础和决定作用，这个好处难以计量，也就无法提出相应补偿。于是收益发生外溢；第二，农业在无偿提供生态环境和景观功能这种公共物品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对其他行业成本外部化的接受，特别是“三废”。农业的外部性必然导致为农业服务的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2）从理论上看，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种外溢性很强的公共产品。因为：第一，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发展社会公共价值的一面。其社会功能有：培训农民工；推广农业技术；使农民获得管理和财务知识、创业意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提高创业能力，尽快富裕；能促进教育结构平衡和社会就业以及教育的协调发展。第二，在农村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子弟转移到外地从事非农产业的，⑧这种人力资本培养上的地区性和受益上的全国性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必然影响不发达地区县、乡政府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县、乡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第三，职业教育具有十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功能，承担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决定了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而且，外部性的大小可以作为其公共产品“纯度”（公共程度）的衡量标准。
（三）区域划分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不同区域之间，由于拥有资源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特点，带来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差距。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混合供给存在难题。因为：（1）农村教育发展本身是极不平衡的，是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拉动就大。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紧张，没有足够的经费来保障农村职业教育发展。（2）欠发达地区政府财力有限，影响其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务院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主要责任在地方，关键在市、县”的方针。欠发达地区的县、乡两级财政往往入不敷出，有时严重依赖上级的支持，想在农村教育上多投入也力不从心。在财力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优先满足“两基”工作的需要。（3）职教成本与学生支付能力之间存在矛盾，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高额的农村职教成本使农民子弟望而却步。从投资成本上看，接受农村职业教育一般比接受普通中、小学教育所需投资高很多。（4）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发展和劳动价值观念落后，教育普及水平低，教育质量差，教育的资本积累低，办学物质基础差。（5）非农产业的支教能力有限，居民集资办学能力弱。
但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全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供给大有好处：有助于缓解县乡，尤其是贫困地区县、乡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三农”问题；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创建和谐社会；有助于打破目前教育经费供给机制所造成的地域封锁；有助于克服对农民子弟上学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歧视问题，为农民大规模转移创造的良好教育条件；有助于转移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促进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混合供给中，无论是地方政府投入，还是受教育的学生支付，还是其他供给来源，都存在着困境，所以迫切需要明确界定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由中央政府站在全国的高度，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经费进行保障。我国《职业教育法》中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没有真正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的纯公共产品属性。⑨
（四）经济发展阶段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特征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是呈阶段性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一个萌芽、产生、成熟和衰退的过程，是一个波浪式发展的过程。农村职业教育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经济所能提供的资源可能而确定。在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形态、形式和内容。我们认为将农村职业教育界定为纯公共产品，离不开我国国情和农业的基础地位，离不开农业经济新阶段特征，离不开建设农村公共财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
我们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公共支出规模间的关系来探讨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属性。（1）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需要以工业反哺农业。其实质是要改变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从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对劳动者的需求来看，需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培养实用型专业人才。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事业是落实科教兴农方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关键，必须从农村长远发展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新阶段应有提高。⑩政府有信息、知识和人才的优势，可以更多地起作用。从财政实力来看，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以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整体财力状况而论，应该有能力实行免费的农村职业教育。（3）“三农”问题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强烈的需求。中国农业发展对新型农村劳动者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对能够培养这些新型劳动者的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第一，农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及市场国际化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第二，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呼唤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环境恶化的现实、耕地递减的大趋势、水资源危机、农村科技储备不足及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呼唤农村职业教育。第三，目前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将引起劳动者职业技术结构的变化，现代农业急需懂技术、懂管理的实用型人才。虽然，农村职业教育通常不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来普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亦有普及的趋势。
（五）产品性质的可变性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特征分析
产品的属性在现实中是不确定的、可变的。不存在适合于一切时间、地点、条件的一成不变的属性，这就是产品属性的相对性。在巴泽尔看来，并不存在僵硬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分界线，或者一种产品的固定不变的产权形态。{11}影响产品属性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技术进步、公众对产品外部性评价的变化、政府对供给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和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等。产品性质的变化，其供给模式也会相应变化。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品属性也不是固定的，在现实中也具有可变性。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证明：（1）技术进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性质。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的远程教育取得突破，只要有电视的地方就能通过电视接收职业教育节目，享受农村职业教育。所以，使得原来排他的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2）公众对外部性评价的变化与农村职业教育特性。公共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性，若产品的外部性很大，靠私人提供有问题，就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可以决定介入，并管制这些溢出效应。{12}上面论述可知，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程度很明显。但是，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性大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人们的看法还会发生变化。公众对农村职业教育外部性程度的评价及其变化会对政府的公共产品制度安排产生影响。（3）政府对供给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对政府来说，是否提供这种产品涉及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而且，政府提供的产品，其成本和收益也是可以变化的，其所提供公共产品的项目也会发生变化。对于目前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来说，政府的供给收益要大于成本，值得投资。（4）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公平乃是评估政府计划可行性的核心准则。{13}随着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公平更加关注。农村职业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属于准公共产品，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具有社会性的公共产品。以美国为例，为了使人们在技术先进的社会中工作和生活，政府给青年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教育服务。目前，我国农村发生很大变化：农村开发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综合性；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过渡，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六）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特征分析
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变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自我强化，并沿着既定路线，可能进入良性轨道，迅速优化，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线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一个没有效率的状态。往往要借助外力，引入外生变量或政权变化。{14}一般学者都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特征。例如，肖化移认为，职业教育作为一项比较特殊的事业，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不仅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与价值，同时也具有十分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功能。{15}路径依赖决定着农村职业教育属性界定的轨迹，因此，需要一个推出“路径闭锁”的外力，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防止选择低效率的路径。
结论与对策
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性质进行理论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为确定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工作范围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政府供给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实现外部效益“内部化”由于缺乏外部经济的准确观测者和无法明确拥有、界定产权，市场在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上存在失灵和免费搭车行为。这就要求政府来充当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同时，对于那些负的外部性，要求政府采取一定措施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因此，为了克服由于外溢性很强、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所导致的农村职业教育供给短缺问题，中央政府有必要统一负责全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供给。
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需要政府供给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要效率更要公平。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的重新界定涉及经济权利、机会和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重新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效率结合公平。区域间、城乡间的农村职业教育差距仅仅依靠地方财政，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是雪上加霜，需要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地方政府也要调整地方财政的支出结构。但是，不排除其他主体的自愿供给，例如区域之间的援助。政府可制定有利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政策，降低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难度，培训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学校教师，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提供教育教学、科技推广方面的服务和指导，提高其管理水平和教育效益，等等。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公共物品的内容和特性将发生相应的转变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上，应该考虑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公共产品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程度”。农村职业教育的供给范围也要与国情相适应。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系，将城乡教育事业发展资金统一纳入财政预算。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比重，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使公共财政成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投入主体。政府应当克服财政的城市倾向，扭转“马太效应”。
注释：
①[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郑秉文，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②萨缪尔森和马斯格雷夫突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鲍德威、威迪逊、奥斯特罗夫妇和萨瓦茨强调共用性；也有只强调非竞争性或者非排他性的学者。
③彭干梓，夏金星.农业职业教育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J].职教论坛，2002，（13）.
④厉以宁.关于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的经营[J].教育发展研究，1999，（10）；劳凯声.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J].教育研究，2002，（2）.
⑤王一涛，安民.“教育是公共产品”吗?――对一个流行观点的质疑[J].复旦教育论坛，2004，2（5）.
⑥从正外部性角度分析产品特征与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分析有相似的地方：外部性意味着一定程度和范围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正外部性达到极大，与公共产品情况一致，但是二者又存在不同：萨缪尔森只涉及技术上的外部性，没有涉及金钱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往往侧重于伴随性或派生的效用，而产品的最主要效用是可以排他性、不可共享的，因此，用外部性来划分产品，不仅简单，而且能够进行经济学分析，可以将所有产品用单一的标准处理成连续变化的序列，其政策结论是清楚明了的。
⑦劳凯声.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J].教育研究，2002，（2）；王善迈.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
⑧尽管这种必然的转移趋势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但从当地政府的角度考虑，却是一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人力资本，而成果却大部分被城市和发达地区收获的吃亏的事情。
⑨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教育的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⑩樊纲，刘杉.城市竞争力核心――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与效率[eB/oL].2004-8-16.人民网，.
{11}[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六版）[m].萧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3}同①
{14}[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m].上海：三联书店，1994.道格拉斯・C诺思.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
{15}肖化移.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农村职业技术教育[J].职教论坛，199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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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红云.从产品属性的相对性看公共品的定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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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阿图・埃克斯坦.公共财政学[m].张愚山，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5][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
陈红颖（1975―），女，土家族，重庆人，湖南农业大学职业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公共产品理论。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2
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践看，目前我省农村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过去以“取”为特征的农村分配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乡统筹和教育集资等税费，向集体上交村提留，同时还要承担“两工”。全面免除农业税后，除按照群众的意愿、规定的程序和限额标准开展村内“一事一议”外，过去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已经全面被取消，农民不再向国家和村集体上缴税费，传统的农村分配关系格局被打破，农民的利益得到进一步尊重和保护。二是过去以“管”为特征的农村干群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是用于收取税费、催收粮款和农村计划生育。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过重的情况下，基层干部与群众因收缴税费而产生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干部从繁杂的税费征收工作中解放出来，不仅不再向农民要钱要粮，而且还要给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多年积累的干群矛盾逐步化解，干群关系日益密切。三是过去以“补”为特征的城乡关系开始出现崭新变化。过去几十年的以农补工、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转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已经启动，公共财政职能开始延伸到农村，城乡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变化。
在政策层面上看，目前必须在稳定现行政策的基础上，按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从解决农民的生活、生产和发展的三个基本需求出发，进一步系统地而不是零星分散地完善“三农”政策，从而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
1、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的需求。经过多年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在农村，失去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农村五保户、残疾人、烈军属等特殊群体生活还比较困难；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突发事故和重大疾病等原因，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祸致贫等特殊困难群体急需救助；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有待建立。当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可能，要着力解决农村特困群体和部分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做到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病能医。从长远看，应该按照城乡统筹与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特困救助制度，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2、改善基本生产条件的需求。当前农村生产条件仍然较差，不能适应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为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当前，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调整投入结构，重点开展农村水利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农村电网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从长远看，在继续加强大江大河治理、小流域治理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要研究制定农业生产规划，科学合理的确定农业生产布局，划分农作物生产带，建立农业生产基地，提高农业专业化生产水平，增强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研究和推广农业科技，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降低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版权所有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3
一、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
（一）改革开放前城乡关系的主要特点
从*年代初开始，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建立了全面控制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失去市场联系的部门。城市以工业活动为主，城市就业和生活几乎全由国家统一控制了起来。农民则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承担国家规定的各项生产任务。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1、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业没有基础，推进国家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本积累。为了保证以廉价的方式获得农业剩余，国家对粮食和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自由市场交易被严格限制；*年在农村建立了体制。统购统销和体制实现了国家对农民和农业剩余的全面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的资金。改革开放前*多年，国家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业中提取的经济剩余估计在*亿元－*亿元之间。
2、城乡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建国初期，农民享充分的自由迁居城市的权利。*－*年城市人口增加总量中迁移增长占到了*％，*－*年更是占到了*％。从*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极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把城乡间人口的迁徙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农业劳动向制造业及相关部门的转移是相当微弱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只能继续滞留在农业部门。从*年代至*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全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3、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能平等。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人为地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不平等的社会集团。
改革开放前，中国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下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所积累的巨额资金，推进了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计划体制和工业化政策强化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特性，使城市和农村在生产和生活水平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国家工业化运动的快速推进并没有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相反，由于过度剥夺农业，实行城乡隔离，城乡之间缺乏正常的市场联系，造成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和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工业化完全没有惠及农民。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由于农业生产效率长期低下，致使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积累开始枯竭。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民购买力严重不足，也从需求上制约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主要变化
以*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农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村改革突破了制度，突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农村改革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且为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发展，为此后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中国城乡联系显著增强，城乡关系的变化特征主要有：
1、工农业产品交换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城乡关系的合理化进程。*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取消了实行长达30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实现了由市场定价，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极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关系得到逐步调整。
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日趋紧密。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成为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增强综合国力的有生力量，成为*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3、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大量转移，密切了城乡联系，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城乡关系的转变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过*年多年的时间，中国已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解决了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问题。
4、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弱化了城乡隔离的格局，奠定了城市化发展的基础。截至*年底，中国有建制镇*，常住人口*亿，分别占全国人口的*％，农村人口的*％。
二、中国城乡差距的现状
虽然改革以来中国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过分悬殊，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仍十分突出。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重新扩大
*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倍，到*年下降到了*倍。农村率先改革，使农民率先获益。*－*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缩小到*以农民收入为*，下同。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逐步扩大趋势。*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超过了改革初期的差距。*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或者实际福利水平上的差别。据粗略测算，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
（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年城市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为*和*，说明当时中国城乡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是平均主义分配。2*年这一数据分别扩大为*和*，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且收入增速随收入水平呈阶梯式增长，呈现典型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特征。如*年，城镇居民收入高低倍数（10％或20％最高收入户与10％或20％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之比）为*倍，而*年只有3．09倍；农村居民收入同期高低倍数分别是6．5倍和4．8倍，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城镇还要大。
（三）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
一是在教育方面。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无疑是中国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
二是在医疗方面。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年城市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60％，而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则达到90％。*～*，占中国总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的卫生总费用。*年，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710．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4。
三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按享受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计算，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比例为22：1，城乡人均社会保障费的比例为24：1。在养老保障方面，虽然已有近*万农民投保，但效果很差。在扶贫救助方面，据民政部统计，*年，农村仅有*万人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占应保人数的25％，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到了*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三、造成城乡差距过大的主要因素
中国城乡差距这样悬殊，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的集中体现。造成中国城乡差距过大的因素主要有：
（一）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农民直接收益的资金投入比重很低
财政支农投入是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方面。与中国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仍是低水平的，财政支农资金还缺乏一个稳定的增长机制。
1、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年，中国财政对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元、*元、*元、*亿元和*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中国使用了6种（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黄箱”支出在*年～*年计算基期内年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与谈判允许的*％（*元）相比，中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元。
2、政府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一是政府农业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70％，而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二是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比重较少，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的比重很低，而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性的水利建设比重较大。三是在政府农业投入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而直接用于生产的资金很少。四是政府农业财政资金的投入主要以间接支持为主，农民直接得到实惠的资金投入比重很低。以*的政府农业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为例，直接补贴农民，与农民收入直接有关的资金投入仅为*亿元左右，约占10％左右；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资金投入*亿元左右，占整个资金投入的23％左右；属于以间接方式支持农业、农民、农村的资金大约在亿元左右，包括对大型水利、生态、气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的大部分，农产品流通补贴等，约占整个资金投入的67％左右。
3、财政农业支出部门分割严重，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目前，政府投资的农业项目实行按投资额度确定权限，审批手续繁杂、程序较多。项目审批制度化、公开化、科学化不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财政支农工作的主要内容往往是分资金、下指标，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管理。农业项目的管理存在诸多漏洞，使得很多项目的实施效果较差。
（二）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明显不公平
1、征地范围过宽，存在滥用土地征用权的问题。现在的征地项目早已远远超出“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与商业目的土地征用混杂在一起，存在对土地征用权的滥用。
2、土地征用对农民的补偿过低，农民存在严重的利益损失。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对农民的补偿总计为该耕地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按照这个标准，对农民以现金形式补偿的通常都在每亩1．5万－3．5万元之间。现在国家每征一亩地，铁路、高速公路给农民的补偿一般是每亩～元。工商业用地对农民的补偿一般是每亩2～3万元，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一般也就是每亩3～5万元。
3、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无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和长远生计。各地上报国务院审批的建设用地项目中，*％以上的征地项目是给被征地农民发安置补助费，让他们自谋出路。*－*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的*万亩耕地，按人均耕地不足0．7亩计算，至少有*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按现在的经济发展进度，*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超过*万人。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由于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阶层。
4、“以地生财”，已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力，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成为新时期“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土地长期实行无偿使用。*年代初，国家改革了土地使用制度，对一些盈利性的用地项目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预算外收入，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和*年，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只有*亿元和11．3亿元。*年由于出让规模扩大，土地出让金增加到525亿元。为调动地方征收土地出让金的积极性，从*年开始至今，土地出让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全部留归地方财政。*年以后，土地出让金大幅度增长，*年达到*亿元。*年要突破*亿元。我们调查的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左右，有的高达一半以上。调查的这些县、市，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60—70％来自出让土地的收入。为了加快城市发展，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眼睛盯向土地，“土地是第二财政”等说法开始大行其道。
（三）城乡居民税赋制度不统一
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后农业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税率并不低。改革后农业税税率统一为不高于土地常年产量的7％，附加税率统一为不高于正税的20％，合计为不超过常年产量的8．4％。大多数地方实际执行的税负都是8．4％。无论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率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农民承担的税负相比，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税率都偏高。
2、税制不科学。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是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计征的，没有考虑当年总收入扣除生产耗费后的实际所得，这个常年产量既包括农民销售的商品粮，也包括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等。也就是说，没有把农产品作为商品，而以农产品的产出来计税，从而出现了有的农民种地赔钱还得照章纳税。中国改革后的农业税，既不是对农民从事农业的净所得征收所得税，也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商品税，实际上这种农业税已经退化为定额的土地税，或更像地租。
3、城乡税赋不公平。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无论土地常年产量是多少，是自用还是外销都要纳税，按全额计征，这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纳税的起征点和免征额的规定，绝大多数农民无须纳税。
（四）城乡劳动者就业权利不平等
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6．5％，第二产业中农业户口从业者已经占到了57．6％，建筑行业占到了80％。但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身份地位、就业、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权利是不平等的，对进城农民的一些不公平的、甚至是歧视性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针对外出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带有歧视性。一些城市仍沿用计划体制下劳动用工管理的办法，对企业使用农民工实行总量指标控制。1994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暂行规定》，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制度。从实际情况看，这种专门面向农民工的就业证卡，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
2、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这部分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普遍的做法是依靠向外来人员收取各种费用。
3、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需要。随着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农村一些儿童伴随外出就业的父母流入了城镇。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有流动儿童近*万。中国儿童中心最近完成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失学率竟高达9．3％。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群体结构发生了改变传统以本地常住户籍人口儿童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安排受到挑战。
4、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考虑进城农民工的需要。农民工因劳动条件和居住环境恶劣，伤亡、病害事故屡屡发生。目前从事危险行业的农民工，几乎没有享受工伤保险。
（五）公共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持有限
1、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不合理。中国政府间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级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较少用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投入的职责基本上由基层政府承担，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在这种体制下，随着义务教育管理层次逐渐下放，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这种分级办学体制在加重了基层政府和农民负担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总体来看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年，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年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中政府预算内支出占到了78．2％。根据我们对一些县的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进一步恶化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状况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即使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也应该清楚，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对保障教师工资的发放有明显的效果，但这项政策从总体上看仍囿于现行体制框架之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问题。
2、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累计只有690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严重不足，影响了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导致近年来部分地区儿童计划免疫任务不能完成等问题。农村中某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了反弹甚至死灰复燃。一些农村地区职业病和环境污染所致疾病明显上升，对农民健康造成新的威胁。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明显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目前，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3、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在国家财政的支出中，只有少数用于农村社会救济；在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国家基本没有承担责任。农村目前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小范围进行改革试点以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
四、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按汇率计算，已达到*元，按购买力计算大约为*－*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众多学者综合上述四项指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就业结构变革的加速时期，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十六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未来二十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化和尖锐化，也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陡然增大。工业化中期阶段将是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调整城乡就业结构，提升城镇化水平，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就业权、教育权和发展权，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资金投入比重
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确保主要农产品供求的平衡，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护农业环境和资源，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迫切需要建立既符合wto规则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
完善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与保护体系的总体思路是：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大幅度增加农民直接可以收益的资金投入比重；改进政府农业投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1、继续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与中央财力增长相适应，应逐年增加一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建设，保证农业投资有一个正常稳定的来源，确保中央农业基建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
2、建立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制度。一是逐步将主要农产品市场风险基金（如粮食风险基金）转为对农民的收入的直接补贴。二是在主产区建立对农民使用先进技术的直接补贴制度。三是逐步将一部分农产品出口补贴转为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
3、充分利用wto的“绿箱”政策，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
4、逐步将县以下以改善农民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重点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5、整合财政支农投入，完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应对现有农业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相对集中。能够归并的支出事项建议由一个职能部门统一负责。
（二）改革土地征占制度，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土地征用既要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现行法律无法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
1、严格界定动用国家征地权力的公共利益类型。政府只有为“公共目的”才动用强制性的征地权。政府不能利用国家的强制力专门为一般营利企业去取得土地。工商业等营利性用地只能通过购买获得。
2、对农民实行公平补偿。土地征用补偿的内容，包括地价补偿、地上物（土地改良物）补偿及其他补偿。中国并不是按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而是按征用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
3、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在保障资金筹集方面，应坚持政府、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的原则。在征用土地时，必须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一部分，建立起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失地农民建立起与城市地区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4、积极探索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途径和办法。现行政策对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卡得死死的，但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实际上一直在自发地进行。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必须进行改革。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和集镇规划，在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的前提下，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程序和办法，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
5、要修改有关法律，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在提出用地申请时，先要进行公告，让土地权利人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在批准用地后，要再次公告，并就赔偿等问题与土地权利人进行协商，若有争议可以申诉和申请仲裁，裁决不成，可以向法院申诉或上诉。
（三）统一城乡税制，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现在正在试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上是对传统农业税制进行的改良或修补。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必须突破现行城乡二元税制结构，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平等对待。
2004年中央1号文件决定降低农业税税率1个百分点，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除农业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逐步统一城乡税制。
1、把农民的税收负担纳入相应的税收系统。取消对农民单独征税的税种后，可以对农民征收所得税。由于个人所得税设置了免征额，可以将绝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只有规模化经营的有收入所得的农业生产者才承担税负。取消农业税后，还可以把农产品税纳入增值税体系。
2、制定对农民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国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农民负担重，农村需要休养生息，不应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
（四）公正对待农民工，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
2004年中央1号文件确立了公正对待农民工，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完整政策框架。必须解决的政策问题有：
1、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准入限制，实行一视同仁，平等竞争。
2、取消专门面向外出就业民工的就业证卡，简化农民外出就业手续。新的居民身份证管理条例已经颁布，要适时取消对外来人口实行的暂住证制度，实行暂住申报制度。
3、清理整顿对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乱收费。尤其要严厉查处强迫农民接受培训，以培训之名，向农民乱收费的行为。输入地政府必须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费用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中，绝不能变相向企业或个人转嫁负担。
4、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建立并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经费筹措保障机制。
5、在公共卫生领域给民工市民待遇。要将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的民工吸纳到城市医疗救助的范围内。
6、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应当把农民进城务工纳入《劳动法》实施范围，在法律的层面上，规范劳动关系，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7、要做好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的工作。
8、将农民工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按照1号文件的要求，做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一是要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把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出发点，实行定向培训。三是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式。四是加强对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的支持力度。
9、让农民能充分享受自由进城和自由迁移的权利。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公安部门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
10、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障应按照他们的实际需求分层次、逐步推进。对那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如个体商贩等，主要以个人储蓄和参加商业保险的方式取得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障。对那些在正规部门就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逐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的，在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制前，可继续保留土地承包权，并可享受原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继续保留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
（五）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
1、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要强化中央、省市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建立规范化的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逐步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财力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是中西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中西部地区。因此，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保障政策是，根据农村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对中部省区不能保证生均最低义务教育经费的县予以补助。省级财政以平衡省内富县与穷县之间义务教育水平为政策目标。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4
一、相关问题的文献综述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一项调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中每年将有30%的人会面临失业，或将从事资格要求远低于他们实际水平的工作，金融危机更使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类型，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及相匹配的相关体制（如社会福利制度）等多个角度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不仅大学生基数很大，而且保持较高的增长率。高校毕业生人数在2006年突破400万，2008年突破600万，而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规模创历史记录，达630余万人。但是从就业岗位供给来看，2010年需要解决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目已超过新增就业岗位数的一半以上，加上下岗职工再就业、往届毕业生另寻职业、归国留学生回国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岗位需求压力，大学生整体的就业率呈逐步下降趋势，社会就业供需矛盾尖锐，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并且在未来几年难以得到缓解。
对中国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特别是教育权利不平等、家庭占有的社会关系和权势资源不同、继续就业机会少，导致农村大学生相对城市大学生就业更难。[1]相对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占有的社会资本极其有限，难以通过人脉来安排就业，这种差异无形中让很多农村籍大学生在就业时就失去了更多的机会，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就业的难度。[2]那么，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方面，孙玉雄、徐艳认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使很多有子女读书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重新返贫，使社会公平缺失，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3]徐海燕则指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盛行。[4]另一方面，袁卫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获取教育机会就必须有支付能力，支付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机会的取得。农村贫困家庭尤其是特困家庭教育支付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教育机会选择上只能从家情出发，选择学费较低的冷门专业，这又影响着这些学生的最终就业。[5]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家庭教育决策微观经济模型，许多经济学家对影响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因素做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贝克尔开创的新古典家庭模型（新家庭经济学）对家庭生产和消费活动使用了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它扩大和丰富了家庭的作用，提供了理解人类的生育行为、人力资本生产、劳动力供给等行为的深刻见解，也为家庭的教育选择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对教育的分析，依据不同的决策主体，可以分为两类模型。一类把教育投资主要看作是个体的选择行为，以明瑟为代表，一般假定一个追求终身收入最大化的个体会不断把时间和资金投资于教育，直到现在的成本等于将来的收益为止；另一类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经济学家依据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单期教育决策模型假定在预算约束下，家庭在教育和其他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以最大化整个家庭的效用。跨期决策模型认为，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规则的约束下，家庭考虑的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对生命周期“折现”后做出教育选择和其他消费行为。
大量学者基于西方的经验应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模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翔实的基础。但把这一模型应用于分析就业难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的影响，应该考虑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家庭行为未必完全符合西方国家经验，需要对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中国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资上更容易受信贷约束，就业难使农村家庭教育投入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这也可能导致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的补偿效应更为有效。在分析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投资的收益和成本，也要注意到农村家庭自身和所在社区的特质。本文在进行模型应用时需要作相应的修正，以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二、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就业难的状况事实上提供了教育投资的外部风险，家庭教育决策就是把外部风险内生化的过程，即农村家庭特别是家长对就业难的预期及据此做出的选择。在子女升学的每一阶段，风险预期的影响也不一致。因此，本文借鉴张锦华、吴方卫[6]对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分析框架和基本模型，构建三阶段的Logit模型，探讨每一阶段的影响。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选择过程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在完成法定的义务教育任务后，家长选择是让子女上高中还是止步于完成初中教育；第二个阶段：如果子女读了高中，要不要读大学；第三个阶段：如果选择了要让子女接受大学教育，那么是否选择进一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还是仅完成大学层次的教育。基于家长经济理性的假设，家长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在每一个阶段，每个农村家庭会比较每一个可选目标，从中挑选一个期望效用最高的目标，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选择行为。设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是否上高中（highschool）、是否上大学(university)、是否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a(advanced)，子女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效用函数是：
（1）(1)式中vh,u,a为非随机部分，剩下为随机变量，i表示过程（h、u、a)，代表了三个阶段的选择。根据模型的三个阶段，设Si表示相关阶段可选的目标，当选择接受该阶段教育时是1，反之为0。本文采用三层次嵌套Logit模型，将t模型分解为三个子模型。
（2）m是一个行向量参数，表示各个因素对个人效用影响的权重，Z为包含了所有可观测因素的列向量，这里的因素既包括各个家庭的个体特征，也包括所在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其他区域环境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条件概率的存在，采用逆向推导，用反映该阶段所有目标选择对家庭的期望效用来表达，ρ是一个随机参数，代表相关阶段的不确定性。在第三阶段，当选择上完高中和大学，其最终决定进一步深造的条件概率是：#p#分页标题#e#
（3）在第二阶段，当已决定上完高中，是否上大学的条件概率为：
（4）在第一阶段，选择上高中与否的概率为：
（5）具体的推导过程请见“梯度二元融资结构下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一文。
（二）变量选择依据现有文献中的分析，影响家庭教育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分析变量，包括风险的预期，这是对子女教育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重要影响变量，包括职业的预期和教育成本及支付能力指标；控制变量，包括社区经济文化特征和家庭的特征。具体变量的描述如下：
1、教育投资风险。尽管收益预期是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直接动机，但风险预期也是家庭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的就业的宏观数据并不能准确计量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是家长自身对受教育未来风险的预期。因此，必须把家长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自身认识作为计量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影响的解释变量。这里根据“很难”“、难”“、还可以”“、容易”设置虚拟变量。
2、职业预期。对子女未来工作的预期是家庭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家长很难准确估计未来的具体收益，而职业特征与收入、地位等紧密相关。这里用家长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作为解释变量。
3、教育成本及家庭支付能力。由于每个家庭为高中和大学所付出的教育成本很难计算，为了简便，这里用当地平均的上高中或上大学的成本除以家庭上一年度的年收入来表示。教育成本主要指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直接支出，包括学费、书本费和其他杂费、生活费。
4、社区经济文化特征。社区为居民的教育决策提供了选择的环境和范围。一般来说，放弃学业的家庭的子女大多选择就近就业或外出打工，但外出打工也大多由同乡带领，还是离不开社区环境。家庭教育动机的复杂性在于，对父母来说，经济的回报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而周边对教育的评价获得的心理的满足甚至更为重要。因此，社区的整体文化特征也颇为重要，这里用调查对象所在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家庭所在社区的经济情况主要由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状况等反映，本文用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从事的非农产业的比例来表示家庭所在社区的经济情况。
5、家庭的特征。本文用上一年度家庭年收入来表征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个人职业是根据其需要的技能和教育程度、学历和收入按高低程度设置虚拟变量，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变量按重要程度进行升序排列。
（三）样本数量特征表1给出了部分变量的统计特征。在三个阶段的选择中，做出不同决策的家庭在家长的职业和文化特征、家庭预计的教育负担比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以是否上大学的预期为例，选择上大学的家庭总体上看，家长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初中以下比例更低），因此，家庭所在社区和家庭的变量都可能是影响家庭教育选择的因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负担能力差的家庭往往选择更多的教育，这值得进一步思考。表1相关变量的统计（%）注：对子女职业的预期是根据《中国社会各阶层报告》（2001）的标准按家长预期的职业的收入状况和社会评价作为标准设置0-9的虚拟变量。三、就业风险、预算及成本约束与选择困境本文运用SpSS8.0统计软件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估算结果见表2。同时，为进一步分析就业风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在样本中又选择了部分弱势家庭进行参数估计。表2和表3显示，大部分指标都通过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nagelkerkeRSquare处于临界点之上①。1、就业风险对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总体影响无论是选择让子女接受更多教育还是放弃教育的家庭都认识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从表1可以看出，近80%都认为就业“很难”或“比较难”，这也说明了农村家庭教育决策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大学生就业难使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农民家庭遭遇尴尬，心理失落比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这样的现实也改变了周边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预期。表2给出的就业难的回归系数表明，户主对就业风险认识程度越高，对教育投资意愿越低，二者体现出来的是负向关系，这与通常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就业难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呈阶梯分布，影响最大的是对进一步深造和上大学的选择，分别是-0.312、-0.266，而对上高中影响相对较小（-0.197），这也与实际相符。就业难已经使部分家庭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我国有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届参加高考毕业生为750万，因此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重庆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放弃高考的考生多数是农村考生②。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带来了教育投资的风险，而家长个人的偏好和家庭的特征也非常关键。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可能是家长教育决策最重要的预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从表2可以看出，对子女未来职业特征与就业难的预期交互项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对上大学和读研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分别是0.624和0.732，超过了单独的就业难的变量。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父母希望子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从事更好的职业，因此更愿意让子女读大学和进一步深造；
另一方面，预期较高的家庭自身也是风险偏好者，他们可能对就业形势的估计也比较乐观。表2也给出了这样的数据特征，选择更好教育的家长对子女的就业预期更高，就业风险认识更乐观。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的教育获得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是在贫困和教育发展落后的地区也是如此[7]。更细致的研究还表明，在教育的不同阶段，父母亲的教育有不同的影响[8][9]。本文的估算结果也表明，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表示的家长的教育水平对三个阶段都有正面的影响，有较高学历的家长有更强的意愿支持子女进入大学深造。这反映了教育具有代际效应。因此，提高当代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并不仅仅影响这一代人，可能还会影响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发展水平。2、预算约束与弱势阶层的选择困境parish和willis[10]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认为，由于家庭投资决策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家庭收入和子女数目都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了家庭收入对教育决策的影响是正的[8][11][12]。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是，表2的模型估计表明家庭支付能力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似乎弱势家庭对就业难并不敏感，这驱使我们进一步探求弱势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一致性。前面分析了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总体影响，表3给出对弱势家庭的模型估算。这里的弱势家庭主要选取了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元的家庭，大概有155户，占总样本数的17.9%。从估算结果看，一方面，预算约束注：经估算所得的系数*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表2就业难与家庭教育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家庭教育支付能力对教育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分别是-0.312、-0.571和-0.654，说明家庭的教育预算约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弱势家庭对子女的未来的预期的影响又非常强（0.312、0.433和0.654），甚至由于补偿心理的存在，越是文化程度差的家长越是要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这反映在户主受教育年限对教育意愿产生负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在三个阶段，对教育投资风险的认识与家庭教育意愿呈现倒U型分布特征。对就业难的认识对上高中的教育选择是负的，面对就业形势，很多弱势家庭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就放弃子女的学校教育，说明预算约束在上高中阶段是很强的。但一旦子女上了高中，选择子女上大学的约束比较小，甚至是正的，结果是认为就业形势越难，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越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尽管大部分户主认为就业形势难，但由于其他方面的限制，如收入、人脉等，户主并不能给子女很好的谋生手段，大部分户主还是认为接受教育是改变子女命运的比较好的途径，但这也是农村教育致贫的原因。到第三阶段的选择，就业困境又变成负的影响，反映了农村弱势家庭已无力承担子女进一步深造的费用。表3就业难与弱势家庭教育决策注：经估算所得的系数**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下同。#p#分页标题#e#
3、教育成本与弱势社区的选择困境随着教育各项支出的增加，教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家庭的教育决策。许多研究发现了教育的价格效应的存在，如mason[8]的研究表明，学校收费及其相关的直接成本对儿童入学的影响是显著负的。本文的估算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教育成本对总体的样本家庭教育选择具有负的影响（见表2）；教育成本对贫困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见表3)；在选择的不同阶段，教育成本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到了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选择，教育费用的负的影响显著增强。但家庭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家庭的直接教育成本产生正面的影响。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有激励和能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证教育供给和教育政策法规的实现，从而降低了家庭的直接成本。从表2估算的结果看，在是否上高中的选择中，区域特征（所在社区居民的非农就业状况与当地人均收入）具有重要的正的影响。此外，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减少与在工业和服务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多会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从而使家庭更多地投资于教育。表4不同样本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与教育选择意愿但表4也给出了这样的信息，欠发达乡镇家庭上大学的教育意愿甚至比发达乡镇家庭都要高：76%的家庭选择让孩子读大学，高于发达乡镇的72%，远高于发展中乡镇的64%。可能的原因是教育机会成本的存在。这里的机会成本就是农村家庭放弃子女教育直接参加工作的可能收入，而这个收入又受到社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反映在教育决策上就是不同地区教育机会成本的不同。在实证模型中，涉及社区的变量主要是社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就业比例。如果我们用乡镇作为一个社区的话，从表4的数据看，不同社区的产业特征和居民收入不同。发达乡镇居民从事农业的比例仅是欠发达乡镇的1/3，而居民人均收入则是欠发达乡镇的近2倍，这说明不同社区的教育机会成本不同。发达地区由于工作机会多，就业工资高，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更高；而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机会的缺乏，更愿意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四、弱势补偿与政策调整在现阶段就业难的背景下，上面的研究表明，对就业风险的预期使农村的弱势家庭面临着更大的选择困境。一方面，预算约束使农村弱势家庭不具有教育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这类家庭的投资意愿又非常高。此外，对弱势社区来说，由于教育的机会成本较低，而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机会的缺乏，更愿意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这就是教育致贫产生的根源。从社会学角度看，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可以起到社会流动和社会交换的功能，并能够弥补社会裂痕，推进社会公平；而教育分化对社会分层、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业难对农村的低收入家庭和欠发达地区家庭投资意愿、投资预期的影响更大，由此造成对社会流动与分层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弱势家庭实施提高预期与弱势补偿机制相结合的政策，推进教育改革。
（一）改善农村大学生就业状况，提高教育投资预期
1、完善农村大学生就业市场培育。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仍是各高校举办的供需见面会，其他择业方式只是一个补充。这种就业模式突出的问题是信息缺失或信息不对称，难以发挥较好的效果。因此，政府应搭建全国性的就业信息平台，延伸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高校、各企事业单位，使企事业单位和大学毕业生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或查看及时、准确的供需信息，在大范围实现双向选择。同时，在信息平台中设农村大学生专栏。我们发现，在目前国内知名的大学生就业网站，都没有农村大学生就业专栏。设定这一专栏可以引起用人单位对农村大学生的关注，降低农村大学生就业的成本。
2、消除城乡教育的不平等，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城乡教育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投入的不平等，二是教育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三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的差距，进而影响他们在就业时的竞争力。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既要有硬件的投入，也要保障优秀教师，使乡村与城市获得相同的教育资源，使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教育公正。教育公正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突破农村代际传递的前提。
3、建立农村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支持，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制定一系列的就业优惠政策，例如设立政府基金工程，由政府从其他经费中拨款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也可以由政府规定高校将学费的一定比例留存用于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还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对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费由教育系统承担，职业技能鉴定费由劳动保障部门适当减免。政府还可以开展农村贫困优秀毕业生的推荐活动。
（二）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1、对农村大学生家庭实行补贴。根据现有的研究，年学杂费支出与家庭收入比越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就越低。国家财政可以对农村有大学生的家庭在子女读大学期间每年给予一定学费比例的资金支持，在达到工作人员正常的退休年龄后，每月发放少量的资金作为前期对大学教育投入的一种奖励。乡镇政府、村委会在农村技能培训、外出务工机会上要优先考虑农村大学生家庭，从而增加农村大学生家庭的收入。
2、激励农村家庭对教育进行投资。根据本文的分析，有限的家庭收入是制约农村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应该制定政策来规范大学收费，控制教育成本上涨，同时通过发放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形式来减轻农村家庭大学生的教育负担，延长农村大学生的助学贷款期限。企业设立助学金来资助贫困的农村优秀大学生，同时为农村大学生提供假期实习机会。
3、引导农村家长树立正确意识。首先，引导农村家长以良好的心态来对待子女毕业时可能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状况，逐渐使农村家庭摈弃以前的考上大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的预期，这样当真实情况来临时，不至于过于失望，甚至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悲观情绪。其次，引导农村家庭意识到接受教育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途径。对农村家庭的子女而言，如果接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即便一时没有找到体面的工作，也能比较快地接受新生事物，学习新的技能，从长远看对其职业生涯是有利的。#p#分页标题#e#
（三）推进教育改革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决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要改变需求从短期来看非常困难。当前可行的途径是对教育体制本身进行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从长期来看，我国未来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会非常大，但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特征决定了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因此，高等院校有必要实现研究型教育与技能型教育的分离均衡，即少部分大学从事研究型教育和精英教育，绝大多数大学则从事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5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创建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文件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打造诚信、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有重点、有步骤地加快我市信用体系试点市的创建。
（二）基本原则。
政府统筹、央行指导。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全局着眼，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强化政府的推动作用，协调相关部门整合各种信用信息，实现信用基础信息依法公开或共享，积极培育信用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现代信用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强化人民银行的指导作用，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民银行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资源和优势，建立和确定各行业、各领域信用信息征集标准，把人民银行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作为全市信用信息征集中心和平台，规范征集整合分散在各行业、领域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在确保完整、高效、安全的同时避免重复建设。
部门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用。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应在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加快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的合力，全面收集各行业、领域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下，开发利用各类信用信息资源，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三）创建目标。建立健全我市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的制度与组织架构，形成我市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的基本框架；在我市建立具有特色的石材行业征信体系；以信用村、信用社区创建为手段，打造“诚信、和谐”。
二、主要内容
（一）建立具有特色的区域征信体系。
1.在全面建设县级征信中心基础上创建全市征信中心。首先是依托人民银行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人行分行指导下，由我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统筹推动，市人行系统积极参与，在各县（市、区）成立县级征信中心，统领各县（市、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其次是在全面建成县级征信中心基础上，研究整合创建全市统一的征信中心，统领全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2.率先建设市石材中小企业征信网。基于石材业是市的传统产业、支柱产业之一，获得了“中国石材基地中心”、“中国石材流通示范基地”、“中国人造石之都”等称号，在国内外建材、石材业界均享有很高的盛誉，借助市石材商务网构建的有利时机，基于云城区石材行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以及石材企业对现代金融服务的极大需求，将现时分散于法院、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及电信、水电等公用事业部门的石材企业非银行信用信息统一纳入征信网，为我市石材中小企业建立完善的非银行信用信息共享网络平台，以助力石材中小企业融资，推动我市石材行业持续发展。
3.逐步建设我市农户征信系统。按照“以点带面”的原则，参考郁南县信用村、信用户创建及农户征信系统建设经验，在全市逐步推进农户征信系统建设工作，统一采集农户的家庭成员信息、家庭经济信息和社会评价信息，为全市农户建立完善的信用档案，推动建立农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二）建立健全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工作的制度架构。在与人民银行分行签订《创建信用体系试点市合作框架协议》和《关于印发加快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办〔2009〕34号）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我市创建信用体系试点市的系列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信用信息的记录、采集和披露制度、采集和信用信息的机构和市场安排及监管制度，为我市创建信用体系试点市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以勿坦模式信用村为起点，在我市全面开展信用村、信用社区创建工作。在总结郁南县勿坦模式信用村创建经验并进一步健全完善创建标准和程序的基础上，我市将以勿坦模式信用村为起点，全面开展信用村、信用社区创建工作，优化全市社会信用环境，推动全市的地方经济发展、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工作，打造“诚信、和谐”。
（四）加强政策支持与扶持。鼓励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发展，推广信用信息产品使用，以信用为切入点，引导、鼓励我市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引导、鼓励辖内各行政、公共事业单位实行一系列信用优惠政策。
（五）加大信用宣传力度，在全市营造“以诚实守信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我市各级、各部门、新闻媒体及相关单位应形成合力，全方位、多渠道加大信用宣传力度，采取形式多样、贴近实际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五进”即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的全面社会信用及相关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我市社会各界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认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信用意识，在全市营造“以诚实守信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改善我市的信用环境。
三、具体措施及计划
（一）建立健全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工作的制度架构。在与人民银行分行签订《创建信用体系试点市合作框架协议》和《关于加快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办〔2009〕34号）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我市创建信用体系试点市的系列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信用信息的记录、采集和披露制度、采集和信用信息的机构和市场安排及监管制度，为我市创建信用体系试点市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是在市政府与人民银行分行制定创建联度会议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全市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市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的各项工作，协调解决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中的重大问题。
二是制定并印发推进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统筹指导全市各地开展相关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三是研究制订本市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以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基础信息和相关政务信息为支撑，加强政府与银行间的沟通与协调，依法整合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有关单位的个人信用信息，建立个人信用基础信息共享机制，依法为政府部门、银行信用信息交换提供目录和数据交换服务，为银行建设个人信贷系统和征信服务中介机构建设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创造有利条件，加快本市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四是推进全市企业信用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制订统一的信用信息目录、共享交换标准和信用评价体系，促进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加快完善信用基础信息共享交换机制，为实现信用基础信息依法向社会有序公开提供技术支持。
（二）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统筹推进全市企业信用信息的整合与共享，分步实施，在全面建成县级征信中心基础上创建统一的市征信中心，并率先建设市石材中小企业征信网。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已实现全国联网运行，为统筹推进市企业信用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推动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由地方政府推动工商、税务、水电等部门以既定格式向企业征信系统报送各部门采集的信用信息，实现各部门间信用信息的共享，为金融机构更全面充分了解我市企业信用情况、加快信贷业务决策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为我市行政机关提供信息支撑。
1.信用信息采集涉及机构。各金融机构的企业银行信用信息已定期报送企业征信系统。除此之外，采集信用信息涉及的部门主要是公安、法院、国税、地税、质监、安监、工商、劳动、住房公积金管理、交通、环保等部门，通信运营企业和社会公共行业的企业等。
2.信用信息采集的内容。企业的基本信息、交易信息以及反映其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基本信息，指企业的名称识别信息(机构名称、组织机构代码、工商注册登记号码等)、企业性质、法人代表基本概况、地址等信息。交易信息，指各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企业在工商、税收、环保、住房公积金缴存、水费、电费、通讯费缴费记录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包括国土资源、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监督管理部门的企业行政处罚信息、企业奖励信息、企业许可信息、企业资质和认证信息等。
3.有关工作计划。
（1）信用信息采集方面。
一是客观性。各部门按照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接口规范标准报送信息；各部门应客观、准确地整理、保存有关企业的信用信息，不得擅自更改原始数据，若证据确凿、需变更的同时报备当地人民银行。
二是准确性。当地人民银行对各部门报送的信用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发现不准确信息时，及时向报送方发出核查通知。各相关部门及时对错误信用信息进行核查、更正并重报有关信息。征信主体对自身信息提出异议的，由当地人民银行组织信息报送部门核查并进行异议处理，如相关信息确实有错，信息报送部门应及时更正并重报有关信息。
三是及时性。各部门在网络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每季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通过磁介质或表格形式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当季信息；待条件成熟后，采取网络方式报送。
（2）工作制度方面。各部门要安排专职人员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并建立健全本部门信用信息报送工作机制，确保所报信用信息的客观性、准确性与及时性。对未能按要求报送信用信息的部门，由市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工作联席会议视情节给予批评、警告或通报处分。各部门、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规定，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相关信用信息。有关工作人员涉嫌违规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时间安排。年1月底前，在辖内各县、市、区全面建成县级征信中心；年上半年前，完成市征信中心的组建工作；年上半年前，对云城区、云安县的征信中心进行整合，创建市石材中小企业征信网。
（三）依托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为当地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主体建立电子信用档案，并逐步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经济主体特点的农户信用评价体系。
1.建立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并逐步建立健全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市各级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人民银行应组织并依托当地农信社等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特点，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设计涵盖农户基本信息、生产经营、主要收入来源、住房结构等信息的农户信用信息指标，充分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需求和现有设施的情况，从信用条件较好的地区、贷款农户或种养植大户入手，按照“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依托当地农信社等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现有的客户管理系统，充分利用当地财政、农业主管部门等地方政府部门掌握的农户信息，建立农户电子信用档案，推进电子化农户信用档案建设，推动建立农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以农户信用档案为基础，各级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人民银行应引导、推动当地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开发农户信用评价模型，建立、完善农户信用评价方法体系，根据农村经济特点和评价结果信息反馈，不断提高农户信用评价的科学性、有效性。把推动农户信用评价结果与农户贷款审核、管理相结合，促进当地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健全信贷业务及信用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形成“农户+征信+信贷”的业务模式。在农户信用评价的基础上，继续规范和深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工作。
2.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信息采集与信用评价机制。市各级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人民银行应组织并依托当地农信社等农村地区金融机构，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特点，设计客观、有效的信用信息指标体系，结合农户信用档案信息，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电子信用档案，组织当地金融机构、信用中介机构等研究建立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用评价机制，推动信用评定工作，将分散的农户信用整合为有组织的集体信用，推进农户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3.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主体电子信用档案的维护管理。市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主体电子信用档案由当地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统一负责有关信用信息的录入工作及电子信用档案的维护管理工作，建立农村电子档案系统的内部管理制度。各级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提供必要的人力及财力全力支持当地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主体信用信息的采集、录入及电子信用档案的建档工作。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各地有关部门必须完整、准确、及时地按照电子信用档案的规范格式向农信社提供本部门拥有的农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
4.有关工作计划。
（1）建立统一的农户电子信用档案的工作计划。年上半年结束前，市各级政府部门试点乡镇初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农户信用评价体系；2013年内在全市全面推广建立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工作。
（2）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信息采集与信用评价机制的工作计划。从年起，利用3年时间初步建立并完善各县（市、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信息采集与信用评价机制，为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经济组织更好地发展提供良好的信用支持。
（四）以信用为切入点，引导、鼓励我市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1.全市各级、各部门应加强政策支持与扶持力度，在全市范围内鼓励发展包括信用调查、征集、评价、担保、信用咨询公司等的信用中介机构，发挥有关机构的作用，独立、公正、客观、平等地以第三方身份为我市企业、农户等提供更多、更好的信用产品或服务。同时，全市各级、各部门应根据各地、各部门实际，研究制定进一步促进金融服务与信用体系建设相配套的资金支持与补助、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措施，以推动信用信息产品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将经济主体信用状况与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有机结合，推动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
2.以信用为切入点，促进征信管理与金融稳定、支付清算及支农再贷款等货币信贷政策相结合，引导、鼓励我市金融机构增加对信用企业、个人的信贷支持，对信用良好的企业、个人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发挥信用引导信贷资金配置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市各级、各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应加强沟通协调，开展动产抵押、权利质押、第三方担保等保证创新方式，积极推广小额信用贷款，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3.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鼓励工商、质监、税务、供电等行政、公共事业单位，充分利用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成果，对优质信用企业、信用户在政府采购、技术改造、税收政策、技术合作、产品进出口、项目立项、招商引资、土地使用、人才引进、项目投标及高新技术认定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
（五）建立社会信用教育、宣传长效工作机制，加大信用宣传力度，在全市营造“以诚实守信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1.充分利用征信中心网络平台，由各县级征信中心以宣传挂画、触摸屏、构建征信网等方式开展征信知识宣传；
2.充分利用当地政府的行政资源，依托当地政府网站、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由政府主导开展长效的社会征信宣传活动。有关征信宣传内容可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以《百姓征信知识问答》一书内容为主，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当地群众的整体信用意识水平，在当地营造“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的社会氛围。
3.锁定当地几类特定人群，如公务员、农户、中小学生等开展长效的社会信用教育、宣传工作。（1）对公务员的信用教育、宣传工作可由当地人民银行直接负责，通过举办培训班、知识讲座等方式开展。（2）对农户的信用教育、宣传工作应由当地政府抽调宣教系统公务员、教师代表等人员组成的征信知识、农村金融业务知识宣讲团负责，由宣讲团直接到当地乡镇、农村作巡回征信知识和农村金融业务知识的教育、宣传。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征信知识宣讲团可由当地人民银行进行前期培训，并采用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的征信宣传材料作教材，确保征信宣传口径统一。（3）对中小学生的信用教育工作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可通过在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加信用教育内容等方式，使中小学生从小树立起信用道德文化观念。
4.有关工作计划：年三季度结束前，由人民银行指导各地征信中心开展挂画、触摸屏、征信网等方式的宣传；年四季度结束前，至少开展1次对全市公务员的信用教育宣传工作并做好对农户、中小学生的信用教育宣传的准备工作；年一季度起，正式开展对各地农户、中小学生的信用教育宣传工作。
四、组织领导与保障机制
一是在年一季度前，争取人民银行分行的大力支持，建立以人民银行分行和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和同志为成员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与市人民政府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市信用体系试点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是在年一季度前，建立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分管副秘书长、人行市支行负责人为副组长，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的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市创建信用体系试点市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规划信用体系试点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6
一、强化思想教育，在引导学生到基层服务上下工夫
引导毕业生到基层特别是到农村就业创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河南农业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学生跳出“农门”的思想与“三农”急需人才的要求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学校教育的成败，也关系到新农村建设大业。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教育的引导。学校坚持“厚生丰民”的办学理念，始终把为基层服务、为“三农”服务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始终把学农、爱农、服务“三农”教育贯穿于思想教育的全过程。新生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参观校史馆和中原农业文明博物馆，用农大人百年来奉献“三农”的精神教育学生，用深厚的农业文明鼓舞学生。我们还组织学生积极开展“百名基层校友走访活动”。一方面，让在校学生直接接触基层校友，学习他们的成长经验；另一方面，将学生走访校友活动的体会、感受加工整理以报告会的形式介绍给其他学生，同时集结出版了《百名校友基层成长之路》一书，以此引导学生学习基层校友成长成才的经验，坚定服务“三农”信心。我们还坚持举办百名教授百场报告、知名校友报告会、企业家课堂等生动鲜活的教育活动，帮助大学生找准人生坐标，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坚定志向，立志成才。为使更多的毕业生学农、爱农、服务“三农”，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人才，学校于2008年在全国高校率先设置了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又称“村官”专业），专门培养满足农村建设发展需要的人才。通过培养、教育、引导，学校广大毕业生形成了学农、爱农、服务“三农”的良好风气。2005年以来，学校报考基层公务员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1/3以上，到基层就业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60%以上。
二、积极创造条件，在扶持学生自主创业上下工夫
大力开展创业教育，积极推进学生自主创业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而且也成为国家战略。作为农业高校，引导毕业生自主创业，有着专业优势。据我们对创业成功校友的调查，发现涉农专业创业成功率较高。为此，学校大力开展毕业生创业活动，引导毕业生自主创业，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1.以创业教育引导学生创业。一方面，我们在教学中搭建创业知识教育平台，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创业模块，在教学实践中安排创业项目，在教学考核时赋予创业学分。另一方面，成立了大学生创业学院，选聘校内外专家、老师对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理论和创业方法系统教育，每年培训学生上千人。同时，学校依托大学生创业中心，广泛开展创业指导、创业研究、信息服务、心理辅导、创业沙龙等工作，为学生创业提供交流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自主创业。
2.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学生创业。学校每年设立校院两级创新创业基金100万元，遴选若干项学生创业项目给予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同时，学校利用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这一载体，积极争取风险投资。2011年以来，学校已有3个创业项目通过创业计划大赛获得了河南华夏海纳风险投资公司近200万元的风险投资。
3.以创业园孵化学生创业。学校先后在校内建立了两个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每年孵化创业项目30多项，满足学生创业实训需要。2010年，由在校学生组建的“郑州花木博士服务有限公司”先后有100多名学生参与，有几位学生毕业后分别在三门峡、洛阳等市开设了此类公司。农学专业学生王灵光结合自己所学专业，通过创业孵化园的实训，于2010年在漯河市成立了“德行丰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耕作、良种、农机、化肥等服务，目前流转土地1.2万亩，年纯利润100多万元，已有校内外毕业生10多人加入，不仅帮助农民增收，也探索了土地流转新路子，同时又带动了一批毕业生实现了自主创业梦想。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省委书记卢展工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到校视察时，都深入学校大学生创业中心，对学生创业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几年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都对学校大学生创业工作予以报道。
三、建立长效机制，在推进预征入伍工作上下工夫
鼓励高校毕业生入伍服义务兵役，是加强军队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学校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高度重视普通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及时安排部署，积极配合兵役部门，采取得力措施，迎难而上，积极作为。
1.建立常设机构
学校成立了以校领导为组长，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预征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校武装部设立入伍预征工作办公室并作为常设机构。各学院也成立了相应的预征工作领导机构，通过建立常设机构为做好预征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学生和武装部门牵头抓，以学院为主体，辅导员、班主任为骨干，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分段负责，责任到人”的工作格局。
2.加强宣传教育
学校把预征入伍工作作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把深入开展日常思想教育活动作为做好预征工作的重要举措，把大学生入伍预征工作与国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结合，引导、动员毕业生积极报名应征入伍。学校充分发挥党政干部队伍、政治理论课教学队伍、辅导员队伍、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队伍的作用，通过举办典型报告会、政策宣讲会和主题班会等方式，开展广覆盖、多角度、高密度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3.完善考核制度
学校将入伍预征工作纳入就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体系，提高入伍预征工作在就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体系中的比重；将入伍预征工作情况纳入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考核体系，把入伍预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辅导员、班主任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学校增设入伍预征工作专项经费和单项工作奖励资金，制定经费和奖励分配制度，并通过考核、奖励等途径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3年来，学校毕业生中共计有1605人预征入伍，占应届毕业生男生总人数的30%，预征入伍的本科毕业生人数连续两年在郑州市金水区本科高校中名列第一。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上级和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与兄弟高校相比还有差距。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力度，继续探索具有河南农大特色的，到基层就业、自主创业和应征入伍工作的新思路，不断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7
1.时间固定传统农业教育是在特定时间
有专人组织的教学模式。在春播、秋收后，农牧民聚在一起学习相同知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乡，种植业与畜牧业侧重点不同，安排的课程有显著差异。传统农业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任务。
2.面对面教学教师和学员处于同一物理空间
师生面对面连续进行教学，基本通信媒介是教师的语言。师生间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接触，可相互探讨，得到好的学习效果。但它存在一定缺点，课堂教学中，学员被动听教师讲课，优秀资源不能共享，教师不能照顾到每个学员。
二、远程教育与传统农业教育的融合
传统农业教育与远程教育的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二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才能充分的利用教育资源，科学地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
1.在传统农业教育中开展适度的远程教育活动
传统农业教育是建立在班级授课制基础上的教学模式，其产生与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于教育资源和教育要素的供求关系。班级授课制的优越性是在短时间内使学习者获得大量系统、扎实的科学知识，从而扩大教育规模，其最大局限性是难以实现因材施教。为使远程教育活动融入传统农业教育，我们应构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型的教学环境。创新型教学环境有利于创设多种情景，使许多深奥、抽象的知识生动、形象，便于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利于激发学习兴趣。总之，在传统教育中引入远程教育，可在保持传统面对面授课制的基础上，更好地因材施教，它优化了传统教学环境与学习环境，有利于学员的知识获取。
2.在现代远程高等教育体系中要渗入适量的传统教育活动
远程教育是教与学在时空上相对分离的虚拟教学环境。学员在远程学习过程中，由于自律、人文意义的缺失等问题，会影响学习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远程高等教育中要加入适量的面授教育活动。当然，远程教育的缺陷并不影响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的存在，正是它的本质特征及其优势与不足决定了它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样，正是传统农业教育与远程教育的不同特征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现实框架与发展趋势。
三、总结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8
一、财政原则
税收的财政原则是指税收应能为国家财政提供稳定充裕的财政收入来源。现代市场经济中，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和调节经济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税收仍然构成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设计税制时，必须考虑税种的聚财功能。
1.财政原则与农业税
从我国建国后的历史来看，农业税在建国初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当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采取了轻税、增产不增税的政策。而且税率和计税常产一定就是几十年，如安徽省的税率和计税常产是1963年确定的，一直沿用到1993年。税率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据以征税的耕地常产则应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适时调整。可是各地的计税常产与税率一起固定，这就导致了农业税实际税率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结果。到1994年，全国平均实际农业税率为2.4%.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许多地方的乡镇工商业仍很薄弱，农业税收入太少，乡村财政无法运转，在上级财政不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只好向农民伸手。可以说，农业税的聚财功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日渐弱化，而农民负担并未得到减轻，这与国家制定农业税率的初衷是相违背的。那么，是否应该提高农业税税率呢？笔者认为需要综合考虑。首先，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把农业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给工业，农民实际负担远大于农业税率。而且，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农民都担负着扶持工业发展的重担，又享受不到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各种的补贴，几乎没有能力对农业进行必要的投入，长期如此，为农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逐渐理顺粮食价格，使其与价值相符，农民种粮的热情刚刚有所恢复，不宜大幅度提高税率。其次，我国的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尚未培养起抗拒风险、自我保护的能力；而且，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将要遭受的冲击不容忽视，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税未免与此背道而驰。特别是1999年、2000年粮食价格走低，已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1年刚刚有所好转，一定要给农民足够长的恢复期，保证农业的平衡发展。最后，广大农民已经掌握了中央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增税肯定会引起强烈的抵触情绪，导致农村社会动荡，与中央保持稳定的大局相对立。但这并不是说，农业税就应维护不变，而是要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在适当的时机调整计税常产，重新丈量土地，使得税率真正落到实处。
2.财政原则与“三提五统”
目前理论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三提留的经济性质有别于五统筹，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收取一定的“三提留”资金，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集体与个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乡镇财政不得占用，而乡统筹作为提供本乡（镇）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可以由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税来代替其地位。安徽省以及河南省几个县的做法是：取消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以农业部的20%为上限征收农业税附加，作为村提留。改革试点的实际情况是，新的农村税费征收办法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包括：（1）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趋于尖锐化，表现为收支缺口较大，同时农村原来依靠“三提五统”支持的事业，如乡镇道路建设、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等基本上都转移到乡镇政府的预算开支中，增加了财政的困难。（2）基础教育投入存在缺口。（3）村级公共职能的运转经费不足，“一事一议”难以操作。（4）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难度大。（5）逐步取消“两工”虽然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但也造成了诸多不便和新的矛盾。（6）五保户供养难以解决。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改革之后的农村税费无法保证乡镇财政的正常运转，而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也难以发挥作用。这一方面有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承担了过多的事权，但却没有相应的财权，于是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当然，乡镇机构臃肿、个别地方干部吃喝之风盛行也是乡镇财力紧张的原因之一。所以，不能为弥补乡镇财政收支缺口而增加收费，而应通过增加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将本来由乡镇承担的事权变为由各级共同承担（根据各种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确定由哪几级财政负担），将乡镇财政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同时，必须精简机构，缩减乡镇行政开支。
二、公平原则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任何分配政策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也是如此。在我国各种自然人纳税人中，农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表现在：第一，人数众多，八亿多农民构成了世界之最；第二，与其他自然人纳税人相比，农民直接向国家交纳农业税，纳税观念较强，而城镇中由于工商税收构成主要税收收入，来自个人的部分很少，再加上个人所得税漏管漏征严重，造成了大部分城镇居民纳税意识淡薄。农民纳税人人数多、纳税观念强的特点，决定了在处理农业、农村分配关系时必须把公平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农民税费负担不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民承担了超出其受益范围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说，交了钱，却未享受到应有的服务；第二，农民之间负担不公平，存在着苦乐不均的现象。
1.城乡之间的负担不公
正如前文所述，建国以来农业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移到工业中去，农民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从工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进步中获得的收益却远远少于城镇人口。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逐渐扩大便是城乡之间负担不公的表现之一。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统筹主要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民兵训练等公共服务的提供。2000年安徽省取消了乡统筹，四川省双流县则保留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但是，无论是否保留乡统筹和村提留，乡镇的事权并未减少，原来以三提五统为资金支持的事业还要办下去，于是乡镇财力紧张的状况愈加严重。其原因并不在于乡镇收入太少，而在于乡镇承担了过多的事权。也就是说，乡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超出了乡镇，甚至是全国受益，尤为突出的是，乡镇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农村教育支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村教育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而不同层次的教育其效益的外溢程度是不同的，基础教育的外溢性最强，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在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并不代表今后就要在农村就业，现实情况是许多农家子弟通过升学进入城市，不再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村基本上得不到回报。也就是说，农村承担了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成本，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从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来看，1997年农村小学生人数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69.7%，但只获得60.5%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农村初中学生人数占全国初中在校生的56.7%，只获得了48.7%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农村公办、民办教师的工资支出占乡财政支出的比重在有些地区占到50%甚至还要多，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比重越高。安徽省一项三县十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都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并不专属于某地方某部分居民的利益和事业，但这些事权主要由乡镇政府以及村负责。这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2.农民之间的负担不公
2000年各地改革的方案不同，但均有不同程度的负担不公的现象。四川省双流县改革试点的做法是“费随税走”，即按照农民所缴纳农业税的一定比例征收三提五统，税费全部与土地挂钩，所导致的问题是：种地农民与不种地农民税负不公，不种地的农民基本没有负担，而由种地的农民承担全部的三提五统；地域税负不公，城郊农民土地少、负担轻，而边远山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多，负担重。而边远地区的各项条件本来就比城郊差，这样只会扩大两者之间的差距。以上是收费方面的不公，农业税征收方面则存在着“有地无税”、“有税无地”的现象。一是在核实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时，一些村组为了自身利益可能出现漏报、瞒报土地及新开垦耕地不上报等情况，造成计税土地面积不实，形成“有地无税”；二是因道路、农田水利、公益事业等基本建设挤占没有核减的计税土地等原因，造成“有税无地”。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部分税赋会转嫁到农民头上，据实征收成为空谈。因此，核实田亩，合理确定常产和计税面积，不仅是目前税费改革急需进行的一项基础工作，也可以为今后农业税的征收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负担不均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情绪，激发新的农村社会矛盾，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由于农村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想找到一个适合所有地区的计征方法不太可能，必须根据各地实际，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例如在粮食产区，可以采用费随税走的方法，对于那些承包土地少而以其他副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可考虑单独制定一套方法，以区别对待。
三、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包含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方面。税收的经济效率旨在考察税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机制运行的影响状况。税收的行政效率旨在考察税务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状况。
1.行政效率与农村税费
税收的行政效率主要决定于征收方式和计征的复杂程度。安徽省、河北省部分试点县的做法是，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有的地方称统筹费）折实征收，依率纳粮；分为夏季和秋季两次征收，如农民自愿一次缴纳，也可以在夏季征收完毕；税入国库，费归乡村。从安徽太和、河北正定的改革试点实践情况看，这一办法在传统农区受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当夏秋两季征收时，农民踊跃交粮，一般在十天左右就可完成任务。由于是无偿缴纳公粮，不需要向农村收购点投放大量现金，既降低了费用，又减少“打白条”现象，真正做到农民、干部、部门、政府各方面都满意，征收成本大为降低。由此可见，改革后税收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应继续坚持。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农业税制建设的落后给农业税收的征管带来了诸多不便。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经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法制建设落后，1958年的《农业税条例》已不再适应农业税征管的需要，造成农业税收征管过程中法律依据不充分，依法治税难度较大。在实际工作中，农业税的协税护税要么很难开展，要么就超出了法律赋予的权限，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法律精神。因此，立法机关应修订针对农业税收的法规、规章，为农业税收的依法治税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2.经济效率与农村税费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税收采取货币征收的形式，而现行农村税费仍保留着实物征收的形式，这主要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农业税费自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粮食既是一种经济物资，又是一种战略性的储备物资。为保证城镇居民用粮、军需用粮、救灾用粮及其必要的后备等，国家必须掌握充足的粮源。过去长期以来，在我国粮食状况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粮食定购政策，基本满足了社会各方面的粮食需求，促进了社会稳定。实践证明，粮食定购政策是控制粮源、调控粮食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能轻易改变。通过农民交公粮，既实现了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又保证了国家稳定获取这一必备物资，可谓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有的地方是三提五统）采取农民交公粮的方式，可以促进粮食品种结构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粮食出现卖难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粮食的人均消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造成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的根源是，粮食品种结构不符合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应该着重发展畜牧业，开辟新的粮食消费增长点。具体地说，就是在保证全国人民的口粮供应和储备的基础上，扩大饲料用粮的种植比重，同时，搞好“大农业”的种植结构调整，可适当将一部分耕地改种优质牧草，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饲料供应。农业税在这一方面大有作为。通过规定缴纳公粮的品种和比重，可以引导农民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例如，规定公粮的一部分必须是符合人民群众口味的优质口粮，另一部分必须是可作为饲料的玉米或者工业原料粮，这样，既可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当然，在规定具体的征收品种和比重时需审慎行事，充分考虑粮食流通体制的配套改革和加工业的配套建设，避免出现代替农民决策的现象。
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费改革通过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充分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巩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健全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同时，促进农村基层政权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推进村民自治，完善农村管理体制，使农村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税费改革所带来的效率改进绝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之内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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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9
1能力素质模型的内涵
能力素质模型又称胜任特征模型，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麦克里兰（mcClelland）提出的，他提出用“胜任特征”来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认为决定一个人能否在工作上取得优秀的业绩，关键在于他是否具有胜任这项工作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即“胜任特征”。美国学者斯班瑟（Spencer）认为胜任特征是优秀工作者所具有的个体特征，包括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它是区分优秀绩效和一般绩效的个人潜在特征[1]。胜任特征概念的提出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推广，为企业的工作分析、人员招聘、人员考核、人员培训以及人员激励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定向医学生的能力素质模型是定向医学生胜任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足农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所需要具备的各种能力和素质的组合。构建定向医学生的能力素质模型的实质就是按照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要求，结合定向医学生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定向医学生的教育和培训。目的是提高定向医学生培养的实效性，进一步激发定向医学生的潜能，引导他们热爱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提升对定向岗位的身份认同，坚定其扎根农村、服务广大农民的信念，能较好地运用所学开展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及健康管理等。
2定向医学生能力素质模型的框架
作者通过对温州地区的十几家乡镇卫生院、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调查访谈，深入调研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对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要求，归纳总结了农村社区医疗卫生人才所需具备的能力素质因子，以期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培养提供参考。
2.1专业素质定向医学生应具备扎实的全科医学理论基础和临床技能功底，能在农村社区开展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管理，这就要求定向医学生在专业素质方面具有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医疗服务管理能力。全科医疗服务能力包括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技能、随访技能、社区用药知识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包括个体化的健康教育技能、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技能、常见病慢性病的康复知识、妇女儿童老人等重点人群保健知识、计划生育服务能力等；医疗服务管理能力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组织协调能力、医疗保险相关知识、卫生法律法规知识等。
2.2个性特质农村社区医生是一种面向农村社区，以维护和促进农村群众的健康为己任的职业。因此，作为农村社区医疗卫生人力资源主要来源的定向医学生，应培养他们具有与农村医疗卫生需求相适应的个性特质。从成就动机上说，定向医学生应树立和坚定“致力于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为提升农民的健康水平而学习、工作”的动机；从沟通能力上来说，定向医学生应具有与农村患者沟通并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的技巧，具有面向农民开展健康知识宣传的技巧；从心理调适能力上来说，要求定向医学生在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不发达所带来的职业发展、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困惑和压力时，善于自我调节，不断激发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3态度和品质定向医学生是学生按照其与生源地政府的相关协议，完成学习任务后到农村社区的定向岗位进行一定年限的服务的特殊医学生，因此诚信正直是他们必须具备的态度和品质。诚信正直意味着要遵纪守法、信守承诺、实事求是、正直廉洁。其次，定向医学生应具有敬业精神，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应热爱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愿意为农村医疗事业奉献终身；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在诊疗、用药等各个环节中始终能维护患者的权益。再次，定向医学生应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自觉主动地融入农村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团队中，与其他全科医生、助理、护士、行政管理人员等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合作的关系。
3培养和提高定向医学生能力素质的对策和建议
3.1建立凸显全科医学特点的课程体系定向医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到农村基层服务的全科医学人才，因此，承担定向医学生培养任务的医学院校应根据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有关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及健康管理的全方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求，遵循医学教育规律，优化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着力提升定向医学生的专业素养。在课程设置方面，应突出适合农村基层社区的全科医学特点，增加社区保健与康复、社区急诊与急救、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生殖卫生与计划生育、常用社区护理技术、农村常见疾病防治等专业课程设置。在教学内容方面，应强调实用性，根据农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等删除一些与农村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内容不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增加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诊疗、防治知识和技能，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农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篇10
一、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主要体制障碍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农业和农村经济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分割的格局开始被打破。但也要注意到，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长期困扰“三农”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还没有根本消除。总的来看，这些体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支农增长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
近几年来，尽管各级财政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但财政支农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一是部分财政支农资金具有应急性、短期化的特征，还没有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机制体制；二是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三是部分地区财政支农能力亟待增强；四是支农资金管理存在明显缺陷，使用效率有待提高。
（二）政府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城乡分割特征
一是虽然各级政府都强调要重视“三农”问题，加强为“三农”服务，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沿续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作模式，“三农”工作主要由农口部门来承担，其他部门仍主要面向城市，没有把“三农”工作列入其主要职责范围，服务区域并没有延伸到农村。二是在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引领作用的今天，城乡规划分割管理的制度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规划两张皮，规划制定与实施模式仍然停留在“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格局。
（三）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房产不能享受与城市同等的权利
农村产权不能自由流动，农民和集体的土地、房产等资产不能享受与城市的土地、房产同等的权利，农民缺乏正常的融资手段。特别是在土地征用中，农民和村集体享受不到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权益，难以分享土地征用出让后的增值，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政策有待调整。
（四）农民进城就业的制度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一系列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和权益保障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当前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尚未形成，农民进城就业仍面临很多制度障碍，如：缺乏对农民工就业的有效指导和服务；农民工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艰苦；工资水平偏低、工资拖欠问题严重；不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纳入当地社区的管理范围等。
（五）农村人均享有的教育、卫生资源水平低
农业税取消后，农村义务教育由过去的农民自己办，变成现在的由政府办，农村教育体制发生了大的变化。但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大部分责任仍然由县级财政承担，而很多县级财政比较困难，制约了农村教育资金的稳定增长，影响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的质量。在农村卫生方面，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医药管理体系、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等方面都有待加强。
（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
虽然我们提出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今年要达到80％的目标，但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而言，仍然很不健全，主要体现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大部分地区还是空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进城农民工不能与城镇职工那样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险等。总而言之，农村社会保障程度相当低、区域差异很大，还远不能适应农民的需求，不能确保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
（七）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
农村金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突出表现为：农村贷款难问题十分突出；农民资产的担保、抵押功能受到苛刻的限制，缺乏信贷融资的手段；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产品和服务单一；农业保险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的生产生活缺乏风险防范工具。
二、以设立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平台，探索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一）设立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城乡利益关系复杂、二元结构根深蒂固，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考虑到全局，如果考虑不周就会存在很大的风险，从而使改革处于敏感而危险的境地。因此，需要在局部地区“先行先试”，进行探索，取得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后，再向全国推广。这是我们顺利推进各项改革、完成各项事业的历史经验和有效的工作方法。
从国家整体发展的空间战略布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角度出发，同时综合考虑到试点地区的典型性和普遍性特点，应把中西部地区作为试验区的首选地区。当然，这样的试验区应该不限于一个，只有条件具备而且地方有积极性，可以允许多搞几个，以便于进行不同模式的比较。
（二）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基本思路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机制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按照“三个围绕”的要求，处理好城镇化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着力于解决平衡城乡国民收入分配、国民待遇、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协调发展等关键性问题，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建立有利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
三、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的相关改革，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体制
（一）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较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投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制度。特别要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田水利、道路、饮水、电网、燃料（气）、通信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缩小城乡公共设施的差距。
（二）构建城乡一体的政府管理新体制
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调整各级政府部门的内设机构和行政职能，使那些原来只面向城市的政府部门把工作向农村延伸，打破城乡管理行政分治的格局，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创新“三农”工作机制。改变长期以来城乡规划分割管理的现象，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编制一体化发展的城乡规划，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各项建设之间的衔接，融合城乡空间布局，协调城乡产业发展。
（三）推进征地制度、集体所有非农用地使用制度改革
一是提高公益性征地补偿标准，探讨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合理分配机制；二是开展集体用地交易试点，形成由市场决定经营性土地占用价格的机制；三是开展土地出让金按年征收的试点，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四是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原有的土地养老保障；五是赋予农民宅基地的土地及其房产合理的财产权利并允许其抵押、交易，允许集体所有、集体使用的非农用地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
（四）形成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和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
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实施居住地管理制度。打破农民与市民的就业界限，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劳动力市场。取消一切歧视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形成以劳动力素质为就业主要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向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就业培训和服务，提高就业能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要对农民工开放，确保他们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权益。
（五）实现城乡统筹的义务教育
探索实行省和地市统筹的农村义务教育新模式，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稳定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城市义务教育向农村开放，消除一切阻碍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的歧视政策。
（六）提供城乡统筹的公共医疗服务
加强以乡镇为重点的包括县、乡、村三级的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增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建立和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财政补助水平，探索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
（七）探索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
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保障线标准合理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更加规范有效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本着既体现城乡一体、又反映农村特点的要求，逐步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广大农民享有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研究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以大病统筹为重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对困难群体实行医疗、教育等救助。
（八）加快金融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