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担保制度篇1
关键词：融资融券；信托；让与担保；最高额质押
中图分类号：F8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3－0053－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13
基于证券信用交易对整个证券市场和投资者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以及世界各国对信用交易的广泛应用，从维护投资者利益和保障证券市场健康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对证券信用交易进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赋予证券信用交易以适当的法律地位实为必要，其中融资融券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应是核心。
一、我国现行信托构造下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分析
（一）我国现行融资融券担保制度架构
目前，我国采用了信托关系来构架融资融券交易下的担保制度。对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构造，依据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10条、第11条，并参照《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第6条的规定可知，融资融券交易的具体操作方式为：证券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商业银行分别开立“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前者用于存放客户提交的用于担保的证券，包括融入资金所购买的证券，后者则存放客户向证券公司提供的现金担保部分，包括融券卖出后获得的资金。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资金账户中的资金、证券作为信托财产担保证券公司因融资融券交易所产生的对投资者的债权。在此法律关系中，证券公司为受托人，信托财产由证券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持有，独立于证券公司和投资者的其他资产。投资者为委托人，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则作为共同受益人。投资者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证券公司则享有信托财产的担保权益。投资者在清偿融资融券债务后，有权请求证券公司返还剩余信托财产，而一旦投资者未能及时交足所欠的担保物或到期未能清偿债务时，证券公司有权采取措施处分信托财产，从而实现对投资者的债权。
（二）我国现行制度模式选择的初衷
1.基于债权担保基础法律关系的制度突破。在融资融券法律关系中，基础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首先，融资融券的终极目的是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额外的资金或者证券，二者之间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是融资融券交易法律关系中的基础关系，缺少借贷行为，之后的担保关系也就无从产生，并且担保关系随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而消灭。
同时，融资融券交易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的实现离不开担保机制的保障，担保关系是融资融券交易制度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法律关系。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有三个环节涉及担保：一是办理融资融券交易时投资者需提交的保证金；二是通过融资交易而买入的证券和融券交易而获得的价款，存于特定的账户中当然地作为担保物；三是在特定账户中，担保物价值已不能与债务的比例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时需及时缴纳新的担保物，否则证券公司有权处分已有的担保物，清偿投资者所欠债务。也正是基于上述担保所涉的三个环节，带来了融资融券制度设计及法律关系的复杂。
一方面，担保物不仅有金钱，还有股票，不同的担保物使得担保成立的公示要件存在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环节的担保实现、如何分配不同主体对担保物的处分权及收益权乃是制度设计的核心。融资融券因其所涉标的物及证券市场本身的特殊性。要求融资融券交易迅捷，这使得对担保物的处分权、收益权以及对担保物权形成所要求的公示方式都与传统民法的要求相差甚远。在现行民法体系下，简单的采用一种担保物权模式无法实现融资融券交易的要求，是突破现有担保物权制度还是在民法体系下另寻他径成为制度设计者必须面对的选择。
2.基于杠杆效应下风险控制的债权人利益维护
我国对融资融券交易经历了漫长的从论证、否定到逐步承认的过程，之所以对其持如此谨慎的态度，是因为融资融券交易的基本方式就是借贷资金购买证券或借贷证券卖出获得资金两种模式，投资者只需交付部分保证金，就可以超出自身能力进行证券买卖，其最大特点即为“以小博大”，具有财务杠杆性效应和一定的投机性。在此高杠杆效应下，侧重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以及整体市场的平稳运行成为制度设计的必然选择。将融资融券交易的担保制度构建于信托法之上是一种创举。利用信托法构造融资融券交易的担保制度，核心优势在于利用《信托法》对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予以了保护，有利于保护投资者账户的安全，也保护了券商在投资者无法履行相应义务时对担保物的强制平仓、优先受偿等对担保物的其他处分权利，同时又规避了担保的登记程序[1]。该项制度选择将融资融券交易自身信用交易的特质与一些我国传统民法中难以解释的问题借信托法给予了法律依据，避免了与相关更高效力层级法律的冲突。
二、我国现行信托构造下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评析
（一）现行信托构造下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缺陷分析
1.扭曲了信托双方的权利义务设置。在《信托法》的规定下，受托人有以各种合法方式积极管理信托人财产，并使信托财产增值的义务。但在融资融券业务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虽然转移给了受托方，但受益权则保留给了委托方，即投资者。这种消极的责任是制度设计中对受托人的义务要求，并非是证券公司自身的消极不作为。证券公司不得对投资者的信托资产进行任何的管理、使用，只有在投资者无法提供足够担保，不能按期履行义务，并且经证券公司通知，仍不能及时提供相应担保物以符合规定比例的情况下，证券公司才有对投资人信托财产的处分权利，而且该权利行使的目的也只是为补偿证券公司自身的损失。因此，证券公司在融资融券交易中对信托财产的维护是完全不同于《信托法》视域下的规范。而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支配和使用也超出了一般信托法的范畴，双方的权利义务配置失衡。
2.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导致担保关系违背担保法一般原理。在现行的融资融券交易规则中，债务人所融入的资金及证券均设置于证券公司账户名下，证券公司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①[2-3]。但是学界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也存有争议②[4]，依照我国《信托法》第2条中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可见《信托法》并未明确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由此，融资融券规则对信托关系的设立大胆地进行了突破。虽然此举解决了证券公司“强制平仓”权，且为以后转融通的制度安排做了辅垫，被认为是我国当前融资融券业务的创新之处，但法理依据并不扎实。担保法一般原理认为，提供担保的担保物必须是债务人或第三人的财产，而基于信托构架的融资融券交易使信托财产成为受托人名下的财产，这就成为受托人以自己财产为自己提供担保，无法实现设立担保的初衷，不符合担保法的一般原理。
3.信托构造不符合当事人之间的原意。融资融券交易过程中，受托人本意旨在将担保品置于证券公司一级账户之下的二级账户之内，将担保品委托证券公司管理控制来担保主债务的实现，而非通过信托关系来设定相应担保[5]。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中引入信托关系，是一项制度创新，但因业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监管层对制度设计所赋予了过多的价值追求，使得将现有制度进行多层次叠加仍难以达到理想的预设。
（二）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并非信托构架下的让与担保
主流观点认为，融资融券监管规章下的担保安排是一种让与担保，即客户将担保品所有权移转给了证券公司，作为证券公司融资或者融券债权的担保，将证券公司设为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正是为了让证券公司取得担保品所有权。对于让与担保，主流观点认为：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之债务，将担保标的物之权利移转于担保权人，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受偿之非典型担保，即债权人与担保人通过移转财产归属权利来实现担保，其中的“担保标的物之权利”即为物之所有权[6]。笔者认为，我国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设计中并未将作为融资担保的证券以及融券担保的资金等设置于提供融资融券的证券公司之下，同时让与担保的适用与价值追求也并未很好的在融资融券业务中得到体现。
1.权利让与的核心与融资融券交易账户下的间接持有模式相悖。依据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等相关条款的规定，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账户的结构可从图1得到直观的显现。
分析现行融资融券交易的账户设计，可看出监管层仍力图构建一个具有充分对抗力的质押账户。其中，将与证券有关的账户开设于独立第三人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与资金有关账户开设于同样处于独立第三人地位的资金存管银行，并将这些账户均设置于证券公司名下。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融资融券账户体系下，出质物的所有权为证券公司享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不仅为证券公司开立证券账户，还直接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同时管理证券公司总账户及其下的投资者明细账户。投资者的全部证券均以其自己的名义登记在中登公司的电子系统中，交易完成后的证券过户也由中登公司直接对当事人的证券账户进行操作。但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融资融券账户设置体系为带有间接持有特征的投资者直接持有模式①，在此需要通过现有规范对其进行梳理分析。
现有对融资融券账户及性质的规定有：《管理办法》第10条、第31条、32条规定在融资融券交易下，将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证券持有人名册，且由证券公司对证券发行人行使权力的制度安排。但上述条款中，“委托”、“名义持有人”等贯穿其中，使得证券公司的“所有者”地位显得尴尬。通过《管理办法》第35条的规定可知，监管层并未赋予证券公司实质的所有者地位，只是在引入信托架构后，基于委托关系而设定的名义持有人。事实上，将融资融券回归到一般的债权担保体系下，所有权也不必然归属于证券公司。
同时，参考我国《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在明确担保物所有权并未移转的前提下，我国融资融券的账户设置对《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是有益的创新。实践中，我国只对于境外投资B股采取名义人登记方式，即允许间接持有，这也是长期遵循境外操作的结果。证券间接持有是指在发行人与实际投资者之间存在多个中介性的持有关系，投资者的名称和证券持有情况不直接体现在证券持有人名册中，而只是通过该中间人的账簿记录而“间接”持有相关证券[7]。因而在现有制度体系下，笔者赞同我国融资融券债务方以间接持有证券的模式享有对证券等担保物的所有权，但目前的账户设计最大的问题在于账户所有人与财产所有人身份的错位，这是引入信托模式与让与担保的理念预设下的产物。
基于以上分析，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下的间接持有，投资人享有担保标的所有权人的权益，证券公司只是名义持有人，依照投资人的意图持有并处分担保标的物。在此定位下，融资融券担保架构下的担保权人并未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投资人也并未获得完全的投资者低位，并不符合让与担保的本质特征。因而，我国目前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并非让与担保，也造成了诸多层面的制度错位和混淆。
2.让与担保的核心价值与现行融资融券的制度设计背离
让与担保制度在域外发展多年，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让与担保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即在于对效率与安全的追求，但该种效率追求却未在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让与担保制度的效率价值主要体现在当事人之间交易成本的节省，以及让与担保标的物的充分利用[8]。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下，证券公司占有着债务人的证券与资金，同时在证券交易环节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存在委托关系，证券公司虽未直接行使买卖相应证券的决策权，但对交易过程的影响依然存在，且双方的交易费用也并未实质减少。从域外对让与担保的运用分析，出现以上价值背离的原因主要在于让与担保多运用于设备、存货等有形动产上，但涉及货币、证券等特殊担保品时，运用让与担保的价值值得商榷。
另外，有学者认为在融资融券业务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日本、台湾等均承认且构建在让与担保之上，但认真分析该各国家和地区的融资融券交易不难发现，具体的交易架构虽有让与担保的身影，但基础性法律关系并未依存于让与担保。例如台湾将作为融资担保的证券并未设置于提供融资融券的证券公司名下，而是客户的融资融券账户中，客户享有担保品上的证券权益。在融资融券交易中有三个环节涉及担保，而将这三个环节的担保都界定为让与担保并不恰当，有些更类似于权利质押。
由此，学界及实务界的讨论及监管层最终的选择，无论是信托构建，还是让与担保的设计都与制度设计的初衷以及当前法律的规定存有冲突。回归融资融券制度设计的核心，即在于通过明确融资融券担保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鼓励证券市场流通效率及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而并非在已设定的制度架构下，苛求在现行法律空间内赋予其“合法”的外衣，可以借助让与担保及信托的原理来完成制度建构，否则融资融券交易终将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持”而陷入“担保法律困境”，甚至陷入“信托法律困境”。合理的制度构建需要立足于交易本身的特殊性，也要根植于现行的法律体系，才能求得发展。
三、现行物权法体系下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回归：以股权质押为基础的制度还原
融资融券交易中担保制度的设计，核心在于协调担保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对担保品的处分权以及为适应证券的特殊性而应赋予担保标的的流动性，这需要突破传统担保物权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配，也要协调担保自身的功能发挥以及对第三人的保护。
（一）股权质押对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效益分析
股权质押是否能很好的适用于融资融券，关键即在于对诸如证券公司的强行平仓权、优先受偿权以及出售权等处分权是否可以得到法理支持，而债务人的收益、处分权也能得到实现，并与证券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较好的平衡。
1.对于证券公司的强制平仓权，可依据《物权法》第216条规定的质权人的价值维持权，当受信人的担保品价值低于维持保证金时，证券公司可以在不通知受信人的情况下，直接强行平仓或者对资金优先受偿。虽然物权法规定在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担保未果后可执行变卖。但基于证券交易波动的快速变化，要求证券公司履行该通知义务与证券市场的效率追求相悖且过于严苛，因而可借鉴期货及期权交易的合同约定，在融资融券合同中，约定当特定账户价值低于约定或法定最低担保维持比例时质押权人可要求投资者追缴保证金。若投资者不能按照要求提供，则可以处分担保品并从中优先受偿。基于此，对于处分权能，在传统质权理论下存在难度，可借助于《物权法》第214条：经“质权人同意”，可实现在担保协议允许的范围内，就特殊情况下担保权人的特定权能予以转移。
2.对于债务人的收益、管理权是证券事务部门希望通过引入让与担保实现的，这也是信托构造下难以在法理上自圆其说的地方。投资人进行融资融券活动，最终目的即为获得收益，投资人作为证券的实际所有人，有使证券收益最大化的动机，同时基于证券的价值波动性，赋予投资者充分的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学者顾虑让投资人获得管理及处分权，是否会让证券公司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放大交易风险。对此，《物权法》第226条和《担保法》第78条规定，质物经质权人同意转让的，应以出质人转让所得的价款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为条件。鉴于融资融券账户的间接持有特点，担保物的变价物依然处于授信人控制管领之下，不失质押之本质，因此无需质权人提前清偿或者提存以消灭主债权。因而，完整权能的实现需要在双方当事人订立融资融券合同时，证券公司同意出质人转让担保物，即可实现投资人的受益和处分权。
除以上就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外，对第三人的保护也是制度设计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包括证券的公示以及第三人对担保物的强制执行等。目前，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据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内的记录，确认证券公司受托持有证券的事实，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证券持有人名册，并代表投资人行使相关的证券权利，目前的规定的确不利于证券权利的充分发挥，但对于强制执行，依照我国现有法律已能较好的完成①。虽然股权质押能对融资融券担保结构进行维护，但因交易标的本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权利质押的基础上还要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因证券价格的波动性，使得担保物价值的不断变化，为确保债权人利益的实现需要结合证券自身的特性，可引入最高额质押加以规范。另外，结合我国目前融资融券账户的间接持有性，应适当变更账户结构，以使得账户的所有人与担保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人相对应，或者在目前的规范下引入证券权人制度。
（二）现有法律资源下的选择――最高额质押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222条规定，所谓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限额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最高额抵押具有担保债权的不特定性的特点，这也正与融资融券交易的特性相契合。同时，对于被担保的债权的最高限额应当明确规定，在融资融券交易中即授信额度须予以明确，该限额依交易所相关交易细则规定，以初始保证金额和保证金比例决定。但在最高额质押下，现今融资融券担保账户的设置依然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即为账户所有人身份的错位，使得现有模式下的证券持有方式存有模糊。
基于所有权或合同请求权的差异，将会直接影响标的证券的流转、出质甚至第三人的请求权。就目前法律规定而言，通过修改《物权法》来弥补对融资融券这一新事物的规范可能性不大，这也会导致财产法与证券法等法律功能的模糊。在最高额质押下来实现对融资融券的合理规控，可从账户的设置调整或者在证券法中引入证券人权利来弥补单一制度的不足。
1.改变融资融券担保账户结构。经前述分析，目前融资融券账户中的证券担保账户、资金担保账户均以证券公司的名义开设，而非以客户的名义开设，原因在于受以信托为基础的制度架构以及让与担保的理念预设的影响，在最高额质押的设定下，应当还原账户的属性。因为账户结构的设置影响到投资人对证券资金的权利性质，投资人证券权利的法律定性，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其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我国融资融券的账户设置性质使得我国的证券持有方式是间接持有。笔者认为，可参照我国台湾地区融资融券业务的方式设立账户，将融资担保的证券设置于客户名下的融资融券账户中。即具体的账户设置按图1中设计的客户信用交易账户②和④变更为“客户证券信用账户”与“客户信用资金账户”，其他账户依前设置。同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以投资者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证券持有人名册，使其对证券发行人行使相应证券权利。
以上调整并不会对融资融券交易带来冲击，相反却还原了股权质押下应有的账户结构。股权质押不转移质押物的所有权，虽将标的证券置于投资者账户下，但依据投资人与证券公司的证券委托关系，投资人要处分标的证券时必然要通过债权人的管控，因而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体系使得普通证券交易账户设计就已让证券公司具有天然的控制客户子账户内资金及证券的功能，再将资金和证券置于证券公司名下账户，让证券公司行使证券权利，将会进一步限制投资人的获利行为，降低证券的效益，不利于融资融券功能充分发挥。
2.在现行架构下引入“证券权”制度。“证券权”也被称作“证券权益”，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创新，1994年的修订版创设了“证券权”这一概念，用来界定间接持有方式下的证券权益。在间接持有情形下，投资人无法直接追及基础证券，仅能针对自己的保管人来主张权利，但其权利的内容及价值依然与基础证券相关联。结合我国融资融券的具体设计，相关的权利分配即与“证券权”的核心内涵相契合②。我国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建构在信托上，使得在信托与担保的双重理念下，所有权及与证券特有的相关权利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存在着角色混淆，原因在于现有制度体系下，还难以跳离“所有权”观念下的桎梏。引入证券权益，会更有益于同实践运作的需要。
“证券权”不仅仅是对权利的划分，还被赋予了财产权的属性，可以自由处分，投资人可以买入、卖出“证券权”，或者在“证券权益”上设定担保，如同直接持有模式下投资人对“证券”的处置一样。因而是一种为间接持有证券量身定做的新型权利，其核心在于确保证券权人的相关权利通过且只能通过直接中间人来实现，以兼顾投资者的权益和间接持有系统的稳定。该制度的引入，有利于在现行融资融券担保体系下弥补权利分配和对第三人保护的不足，也能很好的跳离信托法和财产法的视角来完善我国的证券法律，以期能更好的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金融业。
四、结语
融资融券中的担保制度设计是融资融券业务的核心，我国采取的方法是以信托为依托构建。尽管信托引入有其有利及应对现有法律资源的方面，但是其与信托基本原理的冲突也显而易见。笔者认为，通过融资融券账户分析，现行担保建构并非让与担保，而且引入让与担保也非现行制度下的最优选择。相反在现有法律资源下，应着眼于权利质押的基础，借鉴最高额质押制度来定位并完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其中包括对具体融资融券账户的设置以及对投资人权益的保护。由此，笔者针对是否变更账户结构的不同安排分别提出账户设计的完善以及在我国引入“证券权”制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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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制度篇2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制度中担事件
本论文受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资助，项目号：5121423502
一、“中担事件”简介
2012年春节前夕，随着银行贷款的陆续到期，债权企业发现中担公司无法正常归还自己的“借款”，因此连锁导致企业无法足额归还银行贷款。随后事件不断升级，截止到2月份，中担公司在保余额约为24亿元人民币，资金缺口为13亿。由此引发了一场区域性的信用危机、信任危机。这就是“中担事件”。
中担日常业务中存在的巨大个人经济利益和机构利益是一步步将中担拖下水的驱动力。根据2010年中担高管及业务经理的收入明细，43名副经理以上级别的员工共收入2377.88万元。不禁思考，这笔数额庞大的收入是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事实上，业务经理每签立一份“直接借款”或者“理财产品”合同都有提成，年终会根据业务量计算奖金。由于这部分提成非常高，所以促使业务经理不顾合规性的要求，盲目游说合作企业。另外，因为中担经手的资金非常多，而中间又有时间差，通过直接贷款、多收保证金等方法能变相融资，然后再进行放贷或投资的方法，机构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但获利的前提是经济上行，一旦经济下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二、我国担保机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一）担保机构内部控制薄弱
担保公司在中小企业贷款别受到亲睐，按照内部控制的环节，风险来自于三方面，内部控制失败的结果是担保公司的代偿额与代偿率对应比例上升。
客户选择，通常是银行向担保机构推荐公司项目，一旦银行，企业和担保机构达成协议，银行即可摆脱中小企业偿债能力不利变动的影响。这样的情况使得银行有盲目推荐项目的倾向，担保机构承担100%违约风险的现实情况要求在客户选择上非常慎重。
业务流程不规范，在“中担事件”中，问题主要出现在合规性方面。201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银行业“七不准、四公开”文件虽不针对担保机构，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担事件”的风险暴露点：一是捆绑销售；二是借贷挂钩。中担公司要求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是捆绑销售，无形中增加客户的融资成本，不利于企业按日常经营需求安排营运资金。另外，中担公司以为其担保为资本要求对方公司直接借款，截留资金属于借贷挂钩。
保后管理不到位，偿债能力变化和担保公司的客户群体有很大的关联。在正常情况下，宏观经济形势不会发生骤变，只会有局部小事件的发生。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阶段关系，行业内部的小事件往往也能对公司经营形成致命打击。可见，定期对被担保公司做偿债能力分析有助于规避保后监管风险。
（二）“银企担”三方信息不对称
2008年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达22%，同贷款平均水平高出十四个百分点。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硬资产少，规模小，抗压能力差。企业与银行，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对自身的了解会更充分，为了获取贷款会伪造财务数据，使偿债能力指标和盈利指标达到银行要求。银行基于信息不对称，会按照中小企业的平均水平作出贷款条件，这又使中小企业中的优秀企业放弃贷款意向，最终导致选择银行贷款的企业不是优秀的企业，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违约风险。
（三）政府行政监管不足所带来的风险
在民营担保机构这个领域，既没有相应的业务法，也没有监管法。这使得对担保机构从法律地位的界定，服务对象的选取，运作机制和从业人员管理方面概念模糊。其二、监管主体缺失。担保机构现阶段被列为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业。由于担保机构在法律地位上界定不明晰，我国金融领域的监管主体“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对民营担保机构都没有监管责任。工商管理部门也只能在该类机构注册登记时依照《公司法》要求审批设立程序。至于担保机构的业务准入管理，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没有严格要求。
另外，我国担保机构仍处于成长期，自身在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员工准则方面都还在摸索期，加上我国民营担保机构管理层多为亲属关系，权利划分极为不合理，主管随意性大。若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潜在危险因素会逐渐积累，成为地区金融稳定的障碍。
三、担保机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讲，我国于民营担保机构的监管尚无模式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处于从无到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成功之处推广经验的阶段。目前的监管是纯粹的行政监管，是政府的监管。按照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以下是关于担保机构监管制度的总结：
截止到现在，主要有三个通知规范担保机构的行为：《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和《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关于融资性担保机构客户担保保证金管理的通知》。
（一）监管效率不高，没有全流程监管方案
上述出台文件中多以需要建立科学的风险控制机制，风险分散机制措辞，但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机制没有定量的研究，这不符合切实可行的要求。另外，规范中多处提及的“相关文件”指代不明，标准无从查起。
在“中担事件”发生后，由于没有相应的应急保障体系，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尚未对中担事件作出最终的处理结果。企业、银行与担保公司三方意见争执不下。
（二）监管主体信息不对称，尚未建成信息流动平台
在我国的监管制度下，信息流通不畅，失真。主要表现有：一是担保机构的放大倍数不透明，报表资料不真实；二是各银行间没有信息交流，一家银行只能知道带机构在本系统内部的担保数额，因此很难查实某一担保机构的全额担保数额。这样的结果是金融担保机构可以与多家商业银行发生担保业务，构成风险的乘数效应。三是企业风险拨备严重不足。依据财政部文件规定，“担保机构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的责任准备金，按照不超过当年未担保责任余额的1%的比例及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担保赔付”；“担保机构设立后应当按照注册资本金的10%提取风险准备金并存入相应银行专户”。由于没有实时信息平台对专户进行额度不足进行警告，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四、完善监管制度的对策
（一）宏观层次将政府监管提高到法律地位
在第二部分中现存监管制度的规章制度出自近10年不同会议发出的各种通知。不同通知内条款有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应对此进行整理，颁布法律，达到在业务操作上有步骤可参照、在风险控制上有指标可度量的程度。“中担事件”证明，太过于宽泛的字眼不能抵挡风险，只有当每一步骤都如同保证金账户要求一般细致具体时，才能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
（二）中观层次大力发展行业自律性监管
担保业行业协会是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纽带，是业内的成员自愿组成的。它比各个担保机构更能够了解行业的现状，因此也更能发现潜在问题。它能给担保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与之充分进行交流，促进各担保机构成员自律。在我国，行业协会更大意义上说是政府监管的一双手，它的作用大小受制于政府影响。政府的干预使得自律组织的作用大大削弱。应逐步还行业自律组织的民间性和自主性。
（三）微观层面完善担保机构内部监管
培养企业文化在监管发面属于微观基础，同时也是发挥市场约束的重要因素。担保是一个专业性和复杂性很大的行业，培养企业文化首先要培养专业文化，这样才能对担保对象进行科学分析，对市场进行合理预测，对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因此担保机构应该招募专业素养高的人才，并对其定期培训，适应市场变化的新要求。其次，培养企业的道德文化。担保机构要帮助员工树立积极的职业道德观念。担保业是与资金打交道的行业，从业人员需经得起利用诱惑才能不违规操作。
（四）建立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企业信息交流平台
1、政府在信息平台中的职能
政府在此平台上的作用是：公布担保行业的监管报告、揭示担保市场近期风险，引导担保机构合理避险、汇总前期各银行数据从放大倍数等不同指标方面对与银行新增业务进行建议性和不建议性提示、接受举报。
2、银行在信息平台中的职能
银行在信息平台上的作用是：将各企业保证金账户变动情况及时反馈企业和担保机构、对担保机构保证金账户总额的动态跟踪，一旦低于法律要求线，实时报警、公告各担保机构在本银行的业务操作合规情况及获取政府在新增业务方面的建议。
3、担保机构在信息平台中的职能
担保机构在信息平台上的作用是披露机构基本信息、向政府提交营运报告及与银行磋商合作条件。
4、企业在信息平台中的职能
企业在信息平台上的作用是合作项目、查看政府对于担保公司机构的评价状况、查看银行对于担保机构的合规性评价及向担保机构及政府提交财务数据。
参考文献：
[1]管建强，赵世勇.我国担保公司的生存之道---基于实地调研的分析[J].武汉金融，2012（01）：20-21
[2]张雅杰.复杂金融市场环境下中小型担保公司的发展对策研究[J].河北企业，2012（02）：49-49
融资担保制度篇3
关键词：商事担保相对独立性媒介融资功能
一、商事担保作为完整概念的提出
（一）商事担保的定义与本质
商事担保是指商主体基于债权安全或融资之目的，通过约定或法定，以第三人信誉或特定财产确保债权实现的行为。商事领域里的担保，分为商人保和商事担保物权。商人保主要指商主体的保证，商事担保物权包括抵押、质押、留置、优先权制度等典型担保物权以及若干非典型担保物权。
究其本质而言，商事担保是基于商人中心主义的，以相对商行为为主、包括部分绝对商行为的综合性商行为。首先，在我国只有商主体才具备为商事担保的资格；其次，商事担保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担保行为的集合概念，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意定担保都被纳入相对商行为的商事担保中，另一方面，《海商法》所规定的船舶优先权、《物权法》所规定的企业之间发生的留置权等商行为属于法定的绝对商行为，该类行为只可能发生于商事法律关系之中。
（二）商事担保的特征
1.适用主体特定性。商事担保的创设应当由商主体进行，这是由于商事担保是一种商行为，基于我国学界通说：商行为是商主体所从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故一般民事主体不得为商事担保行为。例如，就甲银行与乙企业发生的一项借贷关系，甲乙合意由乙企业以自有生产设备设定抵押，自然人丙与甲协议由其名下若干处不动产设定抵押，此时由乙企业设立的担保物权就属于商事担保物权，而由自然人丙设立的担保物权则由于创设主体资格不具备，而不属于商事担保物权，仅属于（狭义上的）民事担保物权。
2.相对独立性。商事担保相对独立包含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是指，我国商事担保在总体上适用《物权法》《担保法》关于担保的一般规定，但某些具体制度与民事担保有差异，甚至存在专属于商事担保的制度；实质上的相对独立是指，商事担保体现出对担保从属性的缓和乃至否定。具体来说，某些种类的商事担保的成立并不以债权的事先存在为前提条件，亦不依附于所担保之债权的移转而移转。传统观点认为，担保必然严格从属于其所担保之债权，无债权便无担保。然而，商事担保中以“担保信用之授受（金融之媒介）为目的，若使其严格遵循从属性原则，将不利于金融交易之发展”。商事担保的相对独立性以最高额抵押制度最为典型。《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限额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据此，最高额抵押在设立与转让环节都体现出了相对独立性。在实践中，相对独立、自由流通的商事担保更能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深入发挥媒介融资功能，维护和发展商法交易自由之价值。
3.功能上的双重性。商事担保具有确保债权安全与媒介融资双重功能，其中确保债权安全功能是指商事担保通过第三人信誉或特定财产确保债权人收回到期债权或取得担保物变价之优先受偿权利；媒介融资功能是指商主体以设立各种形式的商事担保为途径，实现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的融通。相比之下，民事担保则以确保债权安全功能为主，虽然我们不否定其设立使得债务人企业也更为便利地实现了资金融通之目的，但通过审视商行为的涵义则不难发现，商事担保行为是商主体在商事经营活动中的行为，其本身具有营利性、反复性的特点，这与民事行为中偶然发生的资金融通行为绝不相同。商事担保功能上的双重性使其不仅可以充分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债务人健康生产运作。
二、商事担保的制度发生学探析
商事担保源出于民事担保。我们承认，在市民社会中发生的担保行为在历史上先于民法规定的担保法律制度而产生，同样商事担保制度的其产生也走过了一条“商事担保行为先行产生——形成商业习惯——商事立法最终确认”的路径。
传统民法视角下的担保主要保障债权人的法益，从确保债权实现的角度设计各项担保制度。担保物权的产生即首先是为了解决百姓之间的经济交往中所出现的到期债权无法获得清偿的问题，其创设之初衷是保护债权人的法益。随着民商法学的发展，公平正义的理念被引入担保的制度设计，担保制度遂以平等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法益为目标，在到期债权无法获偿的情况下，即维护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又尽量避免债务人遭受明显高于债务的损失。这里最显著的一点是建立了“流质条款无效”的制度，《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设立抵押权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债权人所有。上述制度设计，意在将市场评估环节引入担保，平等地顾及债权人得所清偿与债务人财产权得到保护。
商事担保本身属于特殊的民事担保，它符合民事担保的一切构成要件。首先，商事担保的设立由一种特殊的民事主体——商事主体来进行；其次，商事担保作为一种以相对商事行为为主、包括部分绝对商事行为的综合性商事行为，其具体制度内容与民事担保的内容高度重合。实际上，担保作为总括性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基本兼容民事担保与商事担保的设计。我们可以据此得出这样的判断：商事担保必然属于（广义的）民事担保，民事担保在创设主体适格的情况下成为商事担保，这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特殊与一般、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
三、我国商事担保媒介融资功能的产生
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商事担保作为一类主要属于相对商行为的担保行为，被大量合并规定于担保制度的相关条文中。《担保法》第二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显然，此处的债权人属于广义上的民事主体。依据本条规定，设立商事担保的主体应当是债权人，而设立商事担保之目的则是“保障其债权实现”。现行《担保法》于1995年通过并施行，在当时经济过热、银行盲目贷款、行业重复建设严重的不利环境下，立法者意图将确保债权安全这一民事担保与商事担保的“共有”功能作为主流，从而达到保护金融机构债权实现的目的，无疑是十分可取的。但从商法平等保护交易双方的角度来看，商事担保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很容易因为财力上的差距导致实质上的非正义。例如，金融机构往往凭借强大财力取得优势经济地位，而与此同时广大中小企业在贷款方面遭遇较大困难。
为从制度设计层面平衡优势债权人与劣势债务人的地位，我国商事担保制度也设置了媒介融资功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据此，债务人受到限制的处分权乃是以概括的形式出现的财产，而在浮动抵押财产总和范围内的某项具体财产仍然可以自由处分，且根据本条之规定，债权人有权优先受偿的财产范围限定在“实现抵押权”之时，也即在设立浮动抵押时的财产不会必然结晶成为固定抵押。我国商事担保关于浮动抵押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抵押人在获得资金的同时，不受任何影响与妨碍地继续开展产经活动。
总之，商事担保媒介融资功能有利于商主体良性发展，其从无到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历史必然。
四、商事担保媒介融资功能的发挥
（一）不同功能维度上的功能发挥
商事担保所具有的确保债权安全与媒介融资双重功能，分别在债权人方面与债务人方面的不同维度发挥作用，故需要从两个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
第一，对于债权人而言，运用商事担保特别是商事担保物权，主要是为了确保债权实现。“就债权人而言，几乎无人企图债务人到期不清偿债务，而实现担保物权以收回债权。”商事担保对于债权人的主要功能是债权保全，因为债权人通过商事担保的设置，对债务人的借款行为追加了一个“还债压力”，以此督促其审慎使用借款，认清投资风险，积极寻找利润，最终保障债权人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在现实生活中，金融机构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是方法，获得投资收益是目的，而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之上增设担保法律关系则是确保债务人偿还债务的“安全阀”。故而对于债权人来说，商事担保发挥的是确保债权实现的功能，维护的是商法领域中的交易安全价值。
第二，商事担保的媒介融资功能仅对债务人发生意义。利用商事担保进行融资是针对债务人而言的，企业融资扩大再生产是谋取更多利润的手段，而通过商事担保的融资不啻为“手段的手段”。在企业自有资金不足时，为了保证自身持续运营与健康发展，最通常、最便捷的筹资途径是向金融机构融资。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使得商事担保具备了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对于债务人而言，运用在先创设的商事担保获得贷款，往往是在若干笔债权发生之前就预先设立交换价值巨大的担保，这种行为不存在确保金融机构之债权安全的动机，合理的解释是，债务人仅仅企图通过对债权人设立商事担保而达成融资目的。换言之，商事担保对债务人发挥的是媒介融资功能。
（二）媒介融资功能在不同类型的商事担保中的发挥
商事担保的确保债权安全功能与媒介融资功能在不同的商事担保方式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因担保形式的不同而具备不同的强度。就媒介融资功能而言，意定担保的“力”（macht）强于法定担保；就确保债权安全功能而言，则正好相反。对于债权人来说，商人保是基于无形的商业信誉而作出，其本质仍然是扩大了清偿范围的债权，其确保债权安全的功能尚受到第三人资产状况的制约，商事抵押的设立使债权人有了物的担保，但相较于商事质押，不转移占有的抵押权对债务人形成的“还债压力”仍不及后者；在商事留置权与优先权，由于二者均为法定商事担保，只要符合一定要件便可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它们对债权人具有最强的确保债权安全功能。对于债务人来说，商人保仅负担一种可期待的信用关系，此情况下进行的融资没有物权受限；商事抵押是商事担保物权中最有利于融资的担保形式，其对物权进行限制但不转移物的占有，可使债务人在继续使用抵押物的条件下获得资金；绝大多数商事质押已经转移了物的占有，债务人在一定时期内无法继续对质押物进行使用、收益；商事留置权与优先权基于法定条件发生，本身即为救济债权人而设计，则无从谈起融资功能。
五、结束语
商业的发展导致担保行为在商事领域出现了形式与实质上的嬗变。从价值论角度来讲，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追求更大的利润与更高的效率，为商事立法确定了“交易安全、交易公正、交易效率、交易自由”的基本价值，商事担保制度在维护债权安全与债权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事后正义的基础上，又承担了保证债权实现的效率与促进融资自由的更为重要的使命。相较于民事担保强调安全、公正，商事担保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在此基础上更侧重于通过符合商业需求与习惯的制度设计，帮助商主体取得效率利益和促进资本的自由融汇。在这一背景下，商事担保制度不但形成了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而且完成了由侧重维护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正价值到以维护交易效率价值和交易自由价值为主，兼顾维护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正价值的转型。（作者单位：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孙鹏.担保物权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范建.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
融资担保制度篇4
一 印章管理
1、公司印章包括公司公章、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会计名章。
2、公司公章由公司办公室专人保管；公司财务专用章由公司出纳保管；公司法定代表人名章和会计名章由会计保管，严禁私自转他人保管。
3、法人章和财务专用章需携带外出时，需两人同行，监督使用。
4、印章使用要按照“授权保管、权限内使用、超限申请”的原则进行。
5、印章保管人外出期间，由公司指定专人负责公章的保管，但需要在《印章交接登记表》上做好登记，由接交人负责其外出期间的用印管理。
6、印章持有情况纳入员工调动离职时工作交接内容。如果管印章的员工调动或离职，须填写《印章交接登记表》，办理归还印章手续后方可办理调动或离职相关手续。
7、印章保管人必须亲自用印，并遵守保密规定，严格按审批手续用印。
8、严禁在空白文本上加盖印章，印章必须与落款的名称一致，不符者拒绝用印。
二 证照管理
1、证照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开户许可证》、《信用代码证》。
2、《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由公司办公室专人保管，《开户许可证》、《信用代码证》由财务会计保管。
3、向外部机构或人员提供公司证照复印件，需经领导审批，方可提供。
三 罚则
1、印章、证照保管人员对该印章使用的正确性负责，对因使用、保管不慎给公司权益造成损害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未经批准私自刻制印章或使用伪造印章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查处。
3、超越权限签批用印或保管不善造成印章丢失、弄虚作假骗用印章，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工作，造成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害的，给予相关责任人警告直至辞退的处分，并视情节和后果追究责任人法律责任。
本制度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融资担保制度篇5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误区，可操作性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1-0169-04
一、引言
大力发展融资性担保公司是世界各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行做法，是政府变行政干预为政策引导的有效方式，是重塑银企关系，强化信用观念，化解金融风险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重要手段。自1993年11月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专业信用担保机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中国担保行业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增加政府税收、关注弱势群体、扶持“三农”等众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近几年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迅速，截至2010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公司共计6030家，担保资金总额4506亿元，全行业资产总额5923亿元，在保余额总计1.15万亿元，占2010年末贷款余额的2.26%。
波澜在2008年底意外出现，由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变化掀起。这年10月底，为了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小企业带来的融资困境，中央财政增拨10亿元，主要采取无偿资助方式，用于弥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代偿损失。两个月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又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发展担保业以支持中小企业。这纸红头文件成为担保行业的“重大利好”，各省相继对融资担保开闸。伴随着自2003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连续5年的高歌猛进，大量资金经由担保公司担保流入房地产行业，而受金融海啸与楼市调控所累，地产业骤冷，殃及担保业。在盲目膨胀、恶意竞争和滚雪球般的欲望中，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无法避免地走了样，担保公司的利润来源，从收2%-3%的担保费，变成了收“存款”与“借款”之间的利差。随着资金链越来越紧，经济失血加剧，利差的空间越来越大。担保公司的“揽储”也因此愈加疯狂。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狂飙突进多年后，增速突然放缓。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全国各地的资金链都开始紧绷，浙江、广东、福建、河南、内蒙等地民间金融都不断爆发出资金链危机。
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2010年3月8日，由银监会牵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与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七部委共同制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曾经承载着民间金融“开门”的希望，却在3年突然繁荣后成为资金链上的一捆“地雷”，究其原因，有政策监管方面的问题，有行业风险方面的问题，更有融资性担保公司自身经营方面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自身经营层面问题及对策加以分析探讨。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误区
（一）虚假注资
根据银监会《关于银行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开展合作风险提示的通知》，明确规定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的条件是注册资本金应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必须是实缴资本。同时还要严格考核担保机构的经营状况和管理层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审查担保机构的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防止因担保机构资本金不实、结构不合理或将资本金违规投入资本市场等对银行信贷资金造成风险。但是有的担保公司营业执照上核定的注册资金和实有资金差别较大，注册资本没有足额及时到位和虚假出资现象较为普遍，且相当比例的注册资金都是拆借的，注册完成后就抽出还给出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担保公司的实际担保能力和赔付能力。一旦出现大的资金收不回来时，担保公司根本无力支付出资人或理财客户。
（二）超额担保
根据银监会《关于银行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开展合作风险提示的通知》，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具体授信的担保放大倍数。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资产的10倍。但是由于目前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不到位，有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多家银行合作，并对多个借款人进行信用担保，加上彼此之间信息不对称，只有融资性担保公司自己才知道是否超出本身资本金能够担保的额度，往往担保金额是自有资金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担保额度，一旦有一笔大的贷款收不回就面临资金链断裂。
（三）风险补偿、分担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其一是融资性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只能依靠它的业务经营收入来弥补亏损。政府仅仅依靠减免税收来刺激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而担保产生的风险却没有完善的配套补偿和分摊措施。其二是融资性担保公司没有依照法律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用于赔付。其三是融资性担保公司通过反担保的方式来转移或化解代偿风险，但实际情况是提供反担保的公司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强或反抵押的财产在法律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融资性担保公司代偿之后，无法向反担保人追偿。
（四）担保公司“异化”现象严重
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经营的担保业务包括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和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业务等。由于上述业务大多涉及银行融资担保，其开展情况取决于担保机构的规模、实力和资信等级，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都无法满足银行所设定的授信标准，而不得不违规从事民间借贷和民间理财产品。其主要表现在：（1）是非法集资，即担保公司让客户把钱款直接划转至公司账户或者公司某个员工账户，待筹足一定金额后再转账给融资客户。（2）是非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中赚取息差。（3）是发放高利贷，放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至少4倍以上。（4）直接拿出资人的资金去炒地皮、炒房地产，或进入股票和基金市场等。以上现象已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极大地损害了融资性担保行业整体形象，甚至危及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缺乏合格的专业人才
融资性担保业务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对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知识技能有着较高的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从业人员，在具备财务、法律、金融、担保、风险控制、管理等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同时，还要对被担保企业的行业发展状况，市场情况有着准确的把握和了解。但是大多数融资性担保公司相关人员专业知识和经验匮乏。很多担保公司的从业人员组成是由投资者聘请1-2名从事过金融或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担任业务骨干，再招聘几名非专业人员，这种从业人员素质显然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六）担保项目审查与控制不力
被担保人向融资性担保公司申请贷款担保，说明该企业的自身贷款条件达不到银行的贷款要求，要么是企业缺乏信誉，要么是不能提供有效的抵质押物，这时融资性担保公司本应该在详细了解被担保人所提供的担保资料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深入被担保企业内部全面核查资料的真实情况。然而，融资性担保公司往往轻视担保前的资格审查和可行性研究，为了朋友情面或眼前利益而盲目担保该项目，终因被担保人的诚信度不高、偿债意愿不强、公司经营困难、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给融资性担保公司带来潜在风险。
（七）管理制度建设薄弱
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存在管理意识薄弱，业务流程不完善，决策机制不健全，内部管理不规范，风险计量不科学，缺乏必要的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评估和防控制度、担保贷款的审批制度、担保贷款的催收制度、内部责任追究制度、业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等。没有管理制度的引领，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就没有主方向，风险和问题的出现就在所难免。
三、规范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的可操作性建议
（一）合法经营是立企之本
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业务经营和内部管理中要遵循法律、法规、规章、行业准则的规定，并与其保持一致。融资性担保公司只有合法经营才能使其自身避免法律、法规和监管层面的风险；融资性担保公司只有合规经营才能使投资人的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融资性担保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只有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才能减少担保风险的发生；融资性担保公司合法经营还能避免重大社会风险的发生。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对象为不特定的投资人，而且人数众多，涉及的资金量巨大。如果融资性担保公司违规经营，就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也必将给这个新兴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二）创建强有力的公司团队
担保公司的团队主要由高管团队、业务团队和后勤团队组成。高管团队是担保公司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团队成员需要具有丰富的担保实务经验和担保业务相关知识，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并引领整个公司的发展，时刻与业务团队保持信息对称，并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作出各项决策。业务人员除了需要具备法律、财务、金融、经济管理等各方面知识和实践经验外，还需要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较强的执行力。而后勤团队是公司业务的保障，需要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超强的执行力，它是维护公司形象，宣扬企业文化的主要力量，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工作效率。
（三）实行担保项目评审委员会制度
融资性担保公司内部可设立担保项目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是所有担保项目的最后审查决策机构。担保项目上报评审委员会审批时，评审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各评审委员召开审查会议，对项目进行审查，并进行表决，过2/3同意的项目才可以通过审批。实行评审委员会制度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担保项目，提出项目的风险点，找出如何规避风险，弥补了单一评审时的信息不对称造成逆向选择风险。同时建立评审错误追究机制，力争使评审会成员各尽其职、坚持原则，以降低担保风险的发生。
（四）健全再担保和反担保机制
逐步建立全国和省级再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由政府出资组建，资金来源为目前发放给担保机构的补贴资金，不以盈利为目的。再担保机构通过与担保机构开展授信再担保、增信再担保和异地互保再担保等再担保业务，增强各类担保机构的融资担保能力，有效分散担保风险。融资性担保公司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或提供反担保物。在设定反担保物时，应首先以存单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质押。然后再以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作为抵押。质押必须有交换价值，并且具有可让与性。
（五）完善公司治理相关制度
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用制度来防范风险。融资性担保业经营的是信用、管理的是风险、承担的是责任，作为新兴行业，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合法、规范、诚信经营的基础上再努力完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就能有效避免风险的发生。
（六）计提项目担保准备金
融资性担保公司是一风险很大的经营群体，每一项担保业务都面临着风险，主要集中于被担保企业的经营风险、信用风险等所造成的违约风险，一旦风险发生，融资性担保公司就要承担担保责任。建议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财务管理制度中推行计提项目担保准备金，每开展一笔担保业务，计提担保总额10%的项目担保准备金，如果某笔担保业务违约需承担责任，就可以动用计提的项目担保准备金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以防止企业资金困难和财务拮据。
（七）建立融资担保项目风险预警系统
融资担保公司应建立自己的风险预警系统，由项目评审、风险控制等相关部门根据项目担保流程把保前、保后所有风险因素纳入风险预警系统进行分析管理。担保前主要收集被担保企业信用、主营业务发展及竞争力、资产负债率、企业管理能力和人员素质以及其他潜在风险，这些将直接影响对担保项目审批。担保后主要收集被担保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管理、还款能力等，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监管和预警，有效地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或消灭在萌芽状态。
（八）追偿手段要得力
若某个担保项目出了问题，其第一任务就是如何迅速有效地止损，并马上启动追偿程序。首先对被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个人或公司的资产进行详细的调查，找到一个诉讼成本和收益的平衡点，如果确实有可供执行的动产、不动产，就可立即向法院提起申请予以财产保全。如果面临的是一家“空壳”公司，反担保人不见踪影或是名下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就需要委托专人对以下项目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查。（1）调查被担保公司股东是否有虚假出资、抽逃资本金的行为，如果存在，融资性担保公司就可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被担保公司注册时是否是在中介公司的参与下共同完成的“空壳”化注册，如果是就可以要求中介公司在被担保公司注册资金范围，对被担保公司债务承担责任。（3）调查提供反担保的个人是否有无偿或低价转让个人动产、不动产、股权、债权的行为，如果有，那么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行使撤销权。（4）如果反担保人有应收未收债权，融资性担保公司就可以行使代位权；（5）可以调查提供反担保的个人或被担保公司是否有未回收的债权、收益等。
（九）积极引进“五位一体”运行机制
“五位一体”运行机制是重庆三峡担保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创立的担保运作机制，将贷款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地方政府、中介机构和贷款企业称为“五位”，各方之间形成项目互推、贷后共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建立一个各方合作的信用体系。其核心是五方联动，确保担保项目从推荐到审批，再到保后管理的全过程贯穿着完备的风险管理技术。“五位一体”机制重在利用政府的组织优势、贷款银行的资金管理优势和中介机构丰富的专业知识优势来控制和化解风险，从而促进贷款企业的信用建设更上台阶。
（十）探索“担保转股权”共赢模式
融资性担保公司可尝试将担保资金或担保费转为受保企业的股权进行投资，享受优质企业发展带来的更高收益。该模式体现了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中小企业最困难时给予支持，待企业成长壮大后能分享客户发展带来的收益，使发展模式更具可持续性。但此模式如果单独使用风险很大，就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
（十一）创新金融产品类担保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和期货市场。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融资的概念和模式将由间接融资为主逐步过渡到直接融资为主。近年来，央行的金融统计口径也由单一的银行贷款变成了社会融资总量，包含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基金投资、商业票据等。融资性担保公司通过金融创新打通资金供需渠道，改变单纯依靠银行贷款间接融资的传统方式，提高社会直接融资比重，“中小企业集合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基金等直接融资金融产品类担保业务”将成为大型优质担保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融资担保制度篇6
关键词：融资担保资金管理
一、目前融资担保资金分布形态及风险隐患
融资担保机构的担保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以及互助担保基金、客户保证金、各类准备金、政府扶持资金等。由于融资担保业务费率低，一般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以内，担保业务的盈利能力较弱，多数机构将担保资金运作收益作为一项重要的获利来源。目前山区县融资担保机构的担保资金主要呈以下分布形态：
(一)货币资金。融资担保机构的货币资金包括活期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另外，在担保机构发生具体担保业务时，银行往往要求其提交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这部分以保证金形式存在的现金的流动性弱于一般货币资金。
(二)高收益、高风险的委托贷款。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借贷需求旺盛，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担保机构为获取高额回报也参与其中，较规范的机构通过委托贷款方式操作，以各种名义按远高于制度规定的利率收取利息；一些民营担保机构则往往违规直接从事更高利率的借贷活动，且法律手续不完善、担保措施不到位，甚至拒绝向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真实信息。另外，担保机构的部分贷款用于银行不愿或无法放贷、风险较大的较劣质项目。
(三)关联企业占用资金。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融资担保机构是由集团性企业、跨地区担保机构、民营企业从自身产业发展角度出发而设立的，其股东往往存在一套资本循环投资的现象，这类担保机构的担保资金一般纳入集团、总部、实际控制人的资金管理系统，统一调度，部分资金被关联企业长期占用，特别是一些民营担保机构，其控制人的人脉关系及经营和投资实体庞杂，治理结构不健全，关联方资金往来频繁，担保资金管理随意性大，由此关联企业乃至集团、总部、实际控制人整体的经济和资金状况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担保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四)房产、股权投资等长期资产。有的融资担保机构成立后，根据集团或控制人的经营策略，利用部分担保资金购置写字楼等房产，或进行股权投资，这类投资的变现能力和流动性相对较弱。
对于上述担保资金形态，从其分布结构看，对外借款及关联企业占用现象突出，虽然担保机构注册资本较多，但实际能随时支配的现金往往并不多，由此实收资本相应的担保能力和代偿能力实际已打了折扣。
二、融资担保资金的行业管理制度建设和监管现状
(一)融资担保资金的行业管理制度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信用担保机构试点以来，尽管在中央与地方各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推动和扶持下，我国融资担保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主体从最初的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然而担保行业管理制度建设却明显滞后。现行与担保资金有关的管理制度仅有两个：2001年财政部制订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以及2010年4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而这两个办法只适用于政府出资(含政府参股)设立的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融资担保机构，且在担保资金方面，只对资金的运作作出了以下主要规定：不得从事贷款业务；按照注册资本的10%提取保证金，存入主管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提取的风险准备金必须存入银行专户；其余货币资金，不低于80%的部分可用于银行存款，以及买卖国债、金融债券及国家重点企业债券；不高于20%的部分，经主管财政部门批准，可用于买卖证券投资基金等其他形式。2010年的办法中，担保资金采取的支持方式中的业务补助、保费补助、资本金投入，目前山区县担保机构均未享受到。另外，2006年银监会《关于银行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开展合作风险提示的通知》，对担保机构存在的抽逃、挪用资本金造成资本金不实或者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风险提示，并提出了防范风险的要求。
(二)融资担保资金的监管现状。由于担保行业制度体系不健全、融资担保资金来源和运作缺乏制度规范，担保资金长期未得到外部监管，各银行考量担保资金运作风险的尺度不一。目前银行每年均对有合作关系的担保机构进行内部评级，且进行日常跟踪，要求担保机构按月报送财务报表及其他相关信息资料，但在与担保机构合作中未事先对担保资金的运作作出具体的限制，未要求其对投资计划予以披露，只能根据担保资金现状见机调整业务规模，在防范风险方面存在被动性。另外，将外部信用评级作为融资担保行业监管、政策扶持的重要参考依据正逐渐得到相关各界的共识，部分地区已要求对融资担保机构进行外部信用评级，评级机构除对其进行年度评级外，还进行半年一次定期跟踪和事后不定期跟踪评级，但这还不足以发挥外部评级的风险预警监测作用。
三、加强融资担保资金监管的必要性
融资担保资金是担保机构信用的基础和前提，是担保能力和代偿能力的主要支柱。近几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呈“井喷式”发展，但事实上，目前担保行业市场环境还很不完善，存在前文提及的担保资金运作不规范及行业监管缺位等诸多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与担保机构的合作中仍存有很大的顾虑，获得认可而从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机构并不多，市场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已偏离了政府发展担保行业的初衷，信用担保机构的融资担保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担保难导致融资难的“瓶颈”仍未得到有效突破。因此，为防范信贷风险，促进融资担保行业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有必要加强担保资金的监管。
四、加强融资担保资金监管的建议
(一)制订相应的配套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多年来，国家通过风险补偿金和免征营业税等方式对部分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进行了扶持。但是，基于担保机构应采取保守谨慎的盈利模式，同时为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促进融资担保业的发展，在规范行业行为的同时，应制订相应的配套政策，鼓励担保机构积极探索和创新多种盈利方式，并进一步加大风险补偿金和税收优惠等政策的扶持力度，如扩大政策惠及面、保持风险补偿金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持续性等。办法中规定的业务补助、保费补助、资本金投入，应督促相关部门落实，以充实融资性担保机构资金实力，促进业务扩大和发展。
融资担保制度篇7
关键词：融资担保；信息不对称；商业可持续；征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5-0114-03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a
发展壮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融资提供资信担保，对于缓解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压力、促进社会充分就业、推动商业银行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合理分解信贷风险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8年底国务院出台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措施，将健全完善融资担保业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其中明确提出：“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增加对信用担保公司的支持；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建立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2月3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2009]7号)要求，建立融资担保业务监管部级联席会议，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切实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那么，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融资担保机构是否能够及时得到各有关方面的政策扶持与有效管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能否在可以展望的将来得有效缓解呢?对此，笔者认为，目前不能过于乐观。我们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以部级联席会议为平台，积极稳妥地化解融资担保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
一、当前我国融资担保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
(一)中小企业普遍融资欲望与担保机构承保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当前，企业贷款难和商业银行难贷款这一对矛盾越来越突出。各家商业银行为了维护信贷资产的效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相继建立健全了严格的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跟踪检查的内控制度，并且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我国众多的广大中小企业以家族式企业居多，法人治理结构不尽完善，缺乏一套规范的财务账本，加上缺少有效的可资担保的自有资产，往往在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遭到回绝。顺应企业融资需要提供担保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各地相继成立了一大批以提供信用担保为目的的专门机构。目前大概分为三类：一是由政府财政全资的信用担保机构；二是由地方政府财政控股或参股的信用担保机构，财政和投资方风险共担；三是由企业或民间组织发起成立的信用担保机构，风险完全自负。但是，在庞大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面前，我国的融资担保机构由于兴起的时间较晚，在展业方面也往往力不从心。首先，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有资本小，承保能力不足。与西方发达的担保体系相比，我国融资担保业起步较较晚，多数担保机构成立于2000年以后，自有资本较小。据对河南洛阳、信阳、驻马店、漯河、鹤壁等五市调查，截至2008年底，五市共有担保机构89家，合计注册资本26.5亿元，以五地市的总人口计算，人均担保基金不到100元，按1：5的比例提供担保，总计承保能力不足140亿元。其中，多数机构注册资本不足1000万元，只有个别机构的注册资本超过i亿元。其次，与资本不足相伴的问题就是资质等级低，难以取得商业银行承保的认可。前述五市中有近1／3的担保机构至今没有展业。再次，注册资本的补充机制不尽完善，多数情况下系政府财政或企业法人的一次性注入，然后多年维持不变，对企业的融资担保请求只能爱莫能助。
(二)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需要与信用评级机制相对滞后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机构为贷款提供资信担保，两者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应当相互支持。但实际情况是，目前两者合作亟待加强，突出的表现：一是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所能放大的倍数不高，多数担保机构不能达到注册资本1：5的比例，而是维持在1：3以下的水平，部分机构甚至不到1：1；二是多数商业银行要求担保机构承担100％的风险，如担保企业拖欠贷款的，担保机构需要代偿全部本金和利息。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征信体系尚未建立，信用评级机制有待完善。首先，商业银行有自己一套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担保机构作为其服务对象，也存在担保资质评级的问题，评级相对较低的担保机构相应担保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其次，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分别拥有评级系统，且在信息资源上互不共享，在对企业提供服务时，往往分别评估、分别定级，由此带来了重复评估、重复收费的问题，相应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部分企业由于不能承担巨额的评级成本而放弃了贷款打算。
(三)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与担保机构业务创新能力相对欠缺的矛盾。当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担保行业属于朝阳产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潜力很大，除了直接的贷款担保外，融资租赁、进出口信贷、吸引外资、典当等均可寻求担保机构的支持。但目前除了贷款和承兑业务外，担保机构较少开展新的业务。制约担保机构业务创新的因素，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信用担保的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全国甚至是全省范围内的再担保机构，在商业银行对担保机构“过度”依赖并要求其承担100％风险的情况下，担保机构不愿更多涉足新业务。二是我国担保机构财政全资或财政参股的情况比较普遍，其经营亏损由财政负担或分担，缺欠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影响了其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人才不足，大部分担保机构缺少具有金融、财务、法律、审计、评估及预测、分析、谈判、社交等方面综合知识的专业人才，在较短的一个时期内难以全方位开展各类担保业务。
(四)市场经济的行业管理需要与融资担保业法规建设相对缓慢的矛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融资担保业也不能独善其身。但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法制建设显然有待加快。第一，国内有关担保行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但是二者的立法背景是为了解决企业间债务及保护银行的债权，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担保人的权益保护显然不够。同时，上述规范性文件仅仅是规范了担保行为，对融资担保机构的法律地位、服务对象、支撑体系和运作未作规定，这些必须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第二，融资担保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需要地方政府的扶持，例如对担保公司代偿损失方面地方政府至今未出台实质政策。第三，在对担保机构的监管上，即使是刚刚出台的[2009]7号文件，也没有明确谁是融资担保机构的监督管理主管部门，而是明确“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确定本地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设立审批、关闭和日常监管的部门，这势必会延续多年存在的多头监
管、政事不分、权责不明的问题，影响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加快制度建设为推手，促进融资担保业稳健发展
融资担保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与我国担保行业起步较晚有关，另一方面是融资担保业法制建设滞后，使得我国担保业在摇摆不定的监管格局中生存与发展。为此，笔者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以加快融资担保业的法制建设为推手，早日出台《融资担保法》，逐步理顺融资担保的机制，并以此推动我国融资担保业平稳健康发展。
(一)以明确市场定位为切入点，完善融资担保业的准人退出机制。融资担保机构是一种信用中介组织，在投融资体系中充当媒介作用。就融资方而言，一方面，融资担保机构的介入，为其融资增加了便利，使其能够及时获得投资(或者贷款)；另一方面，获取融资担保也相应增加了融资的成本。就投资方(或者贷款人)而言，一方面，融资担保机构的介入，为其投资增加了保险，提升了投资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融资担保机构一般都是以其有限资产放大若干倍对外承保，而且是在多个投融资主体之间充当担保人，风险不容小觑。因此，融资担保业是经济生活中的一把双刃剑，规范其经营行为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鉴于我国融资担保业起步较晚，我们应当强化监管，按照“严进宽出”的理念，对其准人、展业和退出市场加以规范。一是要严格准入，从注册资本的形式及来源、法人治理结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内控机制建设等各方面，制定一套严格的准人标准。二是规范展业，坚持循序渐进，对融资担保机构建立信用评级制度，不同的信用级别开展相应的担保业务。三是政府财政逐步退出融资担保的参与，维护行业公平竞争。以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为例，建议政府将这部分资金先以股份的形式注入特定的法人担保机构，然后逐步退出。四是按照《公司法》、《破产法》等法规，正常处理融资担保机构的市场退出事宜。五是尽早明确对融资担保业的独立监管部门，解决目前存在的多头监管问题，避免监管真空的出现，防止无序竞争。
(二)以创新发展融资担保方式为手段，有效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担保需求。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均大有可为。就当前普遍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言，融资担保机构除了提供贷款、承兑等非常局限的担保服务外，还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发挥作用。融资担保机构可以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以下几种担保形式：一是对企业融资租赁提供担保，根据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参与市场考察和性价比论证，帮助企业引进高、精、尖的生产设备。二是对企业利用存货和原材料作抵押进行融资提供担保，通过帮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创造担保效益。三是对企业发行融资债券提供担保，提升企业融资券的信用等级，加快融资进度。四是积极开展联合担保，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为原则，对企业的大额融资需求，由多家担保机构联手提供担保。五是发展壮大再担保市场，创造初次担保的避险工具。
(三)以“收益共享，风险同担”为原则，强化融资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融资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是一对利益共同体，都应承担与其利益相当的经营风险。以贷款为例，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银行对风险大的贷款申请不给予批复，但一旦贷款就将和担保机构一起分担风险。国外担保机构承担责任的比例，日本和德国是50％-80％，美国是80％，加拿大是85％。目前，我国银行要担保机构承担100％的风险的做法，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使担保机构集中了过多的贷款风险。因此，应建立信用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机制。担保责任分担比例的划分，应该按照分散风险的原则，由担保机构和银行以市场方式决定。我国可以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规范担保公司和银行的风险分担比例。
融资担保制度篇8
科学选择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组建形式
构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应当根据“三农”融资主体分布范围广，融资需求小、频、急特征，充分整合运用金融机构专业运作和党政机关行政推动两大资源，采取省级、市级、区（县）级三级法人治理结构，且通过合适的股权关系建立起三级法人有机联系网络。具体形式可以是由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区县级政府共同出资打造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区县级机构由区县级政府与市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共同建立，且区县级政府资金即可直接注入区县级机构（若区县级政府处控股地位，则应通过股权托管确保市级机构拥有区县级机构经营管理权限），也可先注入市级机构，再由市级机构在相应区县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同理，由市级政府与省级机构共同出资建立市级机构。省级机构由省级政府出资建立。当然，若市级政府选择先入股省级机构再由省级机构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则省级机构由省级政府主导、市级机构参与建立。同时，鼓励省级机构由各省市国资运营机构代为出资，以此确保省级担保机构坚持市场化运作；倡导引进国有背景的涉农商业银行、国有农业投资和农业龙头企业参股，以此优化股权结构和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提供现代金融和农业技术支撑。此外，鼓励支持区县级机构在乡镇设立服务网点。
建立适合“三农”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树立政策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经营理念
农业信贷需求主体弱势、业务风险偏大等特征决定农业信贷担保具有很强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因此，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应当毫不动摇的坚持政策性导向。与此同时，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经营管理，否则，若由政府主导运作，则会陷入治理管理混乱、服务低效率低水平和业务风险不断累积等“陷阱”。市场化运作方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商业性业务与涉农业务板块相对隔离机制。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在坚持以“三农”为主业的同时，应当通过开展一般类型的商业化项目、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以及强化资金运作等手段，提高创收创利能力和自身造血功能，做到“以商补农”、持续经营和支农。具体方式上，可参照中国农业银行探索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事业部制，将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剥离出来，在信贷担保管理、资本金放大倍数管理、风险拨备与核销、对外投资与运营、会计核算、考核激励约束、财政税收和风险补偿政策7个方面对农业信贷担保事业部进行单独管理，形成一套有别于商业性业务的管理体系，以此支撑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大力拓展涉农政策性担保业务。
建立“风险为本、资本约束”的持续经营机制。要推行全员、全程、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建立信息化、系统化、标准化的风险控制体系，依法合规提足风险拨备，将风险管理贯穿于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经营管理的全流程、全过程。
依法合规是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持续经营的又一必要条件。依法合规除要求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按根据担保行业特征，按照现行监管要求，实施资本约束，不得抽逃或变相抽逃资本金，不得集资或变相集资，不得非法从事资金业务，不得无限制放大杠杆倍数、无限制对外投资，不得对同一控制人或关联企业超集中度担保，不得不经风控程序随意承保，坚决杜绝行政干预、“人情担保”等现象，严防造成风险聚集与承受能力不匹配，导致出现流动性风险，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建立“客户至上、信用第一”的担保服务机制。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要彻底用股权投资人的意识替代债权追索人的意识，将承保的涉农项目视为自身投资的项目，形成与客户一同分析市场、一同寻找销路、一同改进技术、一同优化模式、一同强化管理，一同抵御风险同发展、共进步的良性互动局面。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在为客户提供高效高质的融资担保服务时，还应与资金供给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核心在于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信用经营。这就要求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通过扩大资本金规模、提足风险拨备、开发优质项目、降低风险水平等手段全面增强风险应对、防控能力，让银行等金融机构相信“顶得住”。同时，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还应在风险发生时，快速、足额代偿以及代偿后高技巧化解，防止代偿向损失转化，让银行等金融机构“信得过”。
建立“接地气”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开发机制。一是找准农业信贷担保支持对象。农业信贷担保支持的对象应当是农村信贷有效需求主体，应当具备三个要素：真正投资“三农”；确因涉农项目经营管理产生资金需求；所投项目具有较好的预期现金流，能够或者基本能够覆盖融资本息。二是选准农业信贷担保作业模式。农业信贷业务具有地域分布广、主体融资能力弱等特征，要创新作业模式，采取批发、集群的方式开展。三是优化业务开发流程。农业项目小、频、急融资特征决定其应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具体可由业务人员、风险人员、合规人员平行作业，共同深入项目现场调查，根据各岗位职责，判断项目是否可承保，做到担保合同要求的核心要素全面、深入了解，其他事项仅作是否承保的了解和参考，以此全面提高效率、控制风险，真正引导金融资源快速流向“三农”。四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涉农担保机构应顺应发展趋势，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云、物、移、智”一体化的现代技术支撑体系，实现“先进信息技术+金融”完美结合。
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核心资源集中配置模式
建立多层级法人结构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应当通过建立核心资源集中配置模式来解决市级、区县级机构独立运作不够专业和效能低下的问题，否则势必重现农村信用合作治理结构残缺、内部管理混乱等“悲剧”，政策效果不可避免产生较大“损耗”。核心资源集中配置重点是做到风控、资金和人力三大要素集中配置。
风险集中管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需要借鉴银行风险管理经验，建立风险集中管控机制。当然，为提高市级、区县级分支机构业务开展效率，可以采取授权审批制度，即：根据不同分支机构业务开发、风险管理、内部管控、人才队伍等实际情况，赋予分支机构一定额度的审批权限。但不论业务金额大小、时间长短，均应实时或定期集中报省级风险管控中枢，以便体系集中掌控风险。
资金集中运作。资金是担保机构的获取收益重要资源和取得银担合作话语权的重要砝码。如若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不集中配置体系资源，而将资金分散于各分支机构，势必造成资金不能产生规模效应、难以提高资金供给议价能力、难以取得银担合作乃至争取各项政策（如机构落户优惠政策等）应有的话语权，等等。反之，如将资金集中配置，则可形成资金聚集效应。一是有利于提高资金运作效益。二是可以分散风险。三是可增强全体系风险应对能力。四是可提高银担合作话语权。
人力资源集中管理。一是对于金融理论、农村经济功底扎实、熟悉国内外金融业务、能够正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人才，要集中配置到各层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经营管理层，充实优化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领军人才队伍。二是对于掌握现代金融知识、熟悉农村工作、善于开拓市场和经营管理、通晓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思想道德素质高的人才，要集中配置到各层级业务、风控及产品研发部门负责人岗位，逐步建成一支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三是对于懂农村金融业务、会经营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集中于业务一线、风控一线、管理一线岗位，逐步打造活跃在农村金融一线的高素质金融专业队伍。四是引导人才合理流动，使每位员工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优秀人才，可根据其个人所处的阶段、各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人才需求进行调配，还可以推行内部专家顾问制度，实现人力资源使用价值最大化。
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改革发展多重关系统筹协调机制
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将在各级政府强力推动下逐步建立。经验表明，政府主导推进的工作特点是速度快、见效快，但也容易出现矛盾多、后患多等负效应。基于此，要着力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改革发展多种关系的统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质量、速度、效益”关系。质量、速度与效益三者应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一是严防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和短期效益。政府官员进入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担任经营管理者，虽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但往往缺乏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且他们容易受政绩观念影响，倾向于追求发展速度和短期效益，甚至不重视项目质量、不重视控制规程，肆意拓展业务，造成风险急剧积累，长期经济社会效益难以显现。二是严防过分注重质量。过分克服、惧怕农业信贷担保高风险，缓慢推进业务，甚至不作为，必然带来融资杠杆作用无法体现，致使广大“三农”融资难、融资慢问题难以缓解。三是严防肆意追求效益。既不能为降低风险、提高质量、提升经济效益而过多开发非农融资担保业务，偏离支农使命，丧失存在价值。
统筹协调“改革力度、进度和承受度”关系。不能让良好的改革初衷，由于改革力度过大、进度过快，超过当事各方承受程度，演变为各方诟病的由头，甚至阻碍进一步改革发展；不能让良好愿景的改革设计，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得不到支持而流产；不能让改革只是少数人获益，而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偏离了改革的初衷。如：当前要积极探索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农村土地收益权保证担保贷款，以逐步发现农村资产价值，实现增强涉农主体融资能力，但步子一定要稳，农房、农地、林地等是农民赖以生存和社会保障的基础，决不能因大力推进农业信贷担保而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再如：当前通过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改进财政支农方式，也不能“一刀切”，对于不具备发展农业产业的贫困主体要继续采取财政直补的方式救助。也即是推进农业信贷担保的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应注重各利益相关方的承受力、接受性，以便把改革可能引发的震动、激发的矛盾等负作用降至最低，实现“帕累托最优”。
统筹协调“政府管理、指导与监督”关系。作为以政策性为导向的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其践行宗旨使命、合规合法经营离不开政府的正确领导、科学指导及有力监督。相应行政部门要做到管理有度、指导有度、监督有度，切忌“o形的手”伸的过长，制约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经营管理自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如直接推荐业务、安排人事、抽调资金等。作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出资人代表的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国资管理规章制度及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国资管理和出资人职责，做到及时补充、追加资本金，引导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践行支农惠农宗旨使命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要严格按照融资担保行业监管规定，督导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管理好风险。
健全完善农业信贷担保配套机制
“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累已久，其彻底解决需要进行制度系统设计。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仅能解决融资增信的问题，其作用发挥还需要“一揽子”的配套机制。
探索打造以融资担保为主体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组建农村资产评估及收处机构。“三农”融资难，主要是担保难，农村巨量资产得不到认可。要推动农村资产可抵押，除需政府健全完善确权登记、探索适度放宽法律约束等基础工作外，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还应主动作为，以强化风险管理纽带，前后延伸农村金融产业链，解决农村资产价值发现难、交易难问题，做到既增信又盘活农村资产。如：组建农村资产评估机构、农村资产管理机构。
二是组建类银行间接融资金融机构。现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短期内脱离农村、低水平服务局面难有改观。为此，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要撬动金融资源下乡进村、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还需通过自身改革，创新组建供血类金融机构。组建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村镇银行乃至资金互助社等被证明是满足农村金融小、频、急需求特征的有效途径，为此，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可以主动作为，向下延伸产业链，组建此类金融机构，逐步摆脱银行束缚。
三是组建类证券直接融资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是当前信用体系不健全的产物，随着农村信用体系的不断健全，农村资产价值不断发现，农业信贷担保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窄。直接融资是金融发展的主流方向，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的满足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作为专业经营管理“双重”高风险的金融机构，决定其在风险管理技术、对涉农主体信息掌握领先于其他金融机构，也即是其向投行银行、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服务商转型具有先天条件。为此，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可探索建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等金融机构，一方面满足涉农主体多样化金融需求，降低融资成本，缩短融资周期，另一方面为转型升级为投资银行打下基础。
完善农业信贷担保财政税收配套政策
一是加大财政直投力度。担保机构核心实力象征就是其注册资本金规模的大小，资本金规模也是担保机构撬动金融资源规模的基石。面对农村巨量的信贷需求，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需要建立长效注资机制。建议整合中央财政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资金、中央支农扶贫项目资金、省市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适度引进民营资本，形成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持续资本金追加机制，不断增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杠杆能力。
二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以重庆某涉农担保机构为例，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平均开发成本为2.3%左右，暂不考虑风险补偿成本，担保费率只有高于2.3%才能保障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持续经营，但鉴于农业信贷担保的公益性、政策性以及农业信贷融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可接受性，农业信贷担保费率往往不能高于2%，甚至需免收担保费。因此，除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通过“以商补农”平衡一部分，还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套财政贴费政策，确保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可持续经营。
三是加大风险补偿力度。仍以重庆某涉农担保机构为例，其仅收取2.3%左右的担保费却要承担100%的业务风险，收益风险极不匹配，不利于涉农担保业务持续开展。为此，应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农业信贷担保主体按风险项目给予适度的风险补偿，以确保融资担保杠杆作用持续发挥、金融资源持续下乡。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财政补贴、风险补偿制度设计要科学合理，如应放宽风险补偿范围、缩短补偿时限、简化审批流程，以确保这一制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四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如：执行免征营业税，对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风险拨备执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在设计税收优惠政策转入门槛指标体系时，要注重结合“三农”发展和多层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实际，如：探索以全体系作为考核单元，只需全体系业务符合税收优惠政策即可给予税收优化政策；结合现代农业特征，适当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800万元标准，甚至对于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可以放弃金额条件，只要其业务涉农即可。再者，因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属政策性、公益性机构，遵循的保本微利、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其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局限于成立初期（如现行多数地区推行的成立前3年），而应长久执行。
健全农业信贷担保风险分担转移机制
一是建立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当前银担合作中，担保机构处于弱势地位，银行往往将风险全额转嫁给担保机构，而担保机构往往承担全额风险仅收取2.5%左右的保费，权责利极不对等，同时也极易引发银行因有担保机构“兜底”而产生道德风险。银担合理的合作模式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如：银担按“2∶8”、“3∶7”等比例分担风险，风险分担提前至代偿环节，即项目不能按期还款后，担保机构仅按风险分担比例代偿，以此减轻担保机构风险压力和引导银行强化风险管理。甚至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银担共同平行作业，或推行“见贷即保、见保即贷”业务开发模式，以全面提高双方业务开发效率、降低业务开发成本和提高风险防控水平。
二是建立再担保风险转移机制。借鉴国内外融资担保实践，创新构建和充分发挥再担保机构作用。在构建新型涉农融资担保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再担保机构，同时在省级设立再担保分支机构，通过再担保机构进一步分散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发挥再担保风险兜底职能，促进涉农担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兜底机制。发展农业保险是降低农业信贷风险、增加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中间收益、解决“三农”贷款难题的重要手段。在缺乏农业保险的情况下开展农业信贷担保，实质上是由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风险和价格损失风险。由于r业生产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在办理涉农贷款时都不得不取最为保守的策略，造成了“三农”融资担保难的问题。
四是建立银保担协同管理风险机制。银行、保险、担保作为农村金融风险的相关方，单一机构均有很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但是为节约风险管理成本、提高风险管理质量和效率，三方应加强合作，整合各自资源，探索实施“保险技术+信贷技术+担保技术”风险管理联动模式，建立风险信息共享机制，甚至共同开发设计金融产品，形成利益联合体，全面提升农村金融风险管控能力，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
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是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赖以生存、发展和持续扎根“三农”、服务“三农”的必要条件。当前情况下，要从构建农村诚信教育体系、健全农村信用信息征集机制、完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全方位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从根本上改善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打造资金“洼地”，发挥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撬动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好地支持“三农”，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时，司法支持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关键，也是保障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持续发展的关键，司法部门要努力实现与农业信贷担保相关法律、规划、政策相对接，为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创新、开展业务、代偿追偿提供有效的服务和保障。
融资担保制度篇9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公司温州困境发展
2011年开始爆发的由温州老板“跑路”的温州金融危机，是由温州金融市场的无序管理诱发的，尤其是民间金融资本。其中大量的担保性公司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高息吸纳社会资金，另一方面以更高的利息贷出去，推动着虚拟财富的滚动。当虚拟的泡沫最后崩溃时，大量的老板跑路，金融危机开始爆发了。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经济发展诟病的一个体现，但是担保公司也成为众人瞩目的罪魁祸首的代名词。
尽管列入金改试验区的温州金融改革的内容并没有明确到担保行业，但浙江省对这一行业出台了不少的政策性文件来整顿和肃清这一行业，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引起了不同的争议，甚至有不赞同发展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声音。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存在是市场风险进一步分散的结果，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经济效益，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此外，根据调查，温州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加速性因素在于银行贷款的互保链。由于企业之间的互保链形成了一副多米若骨牌效益。而融资性担保公司能促进解开企业互保链带来的困局，形成有效的疏导途径。
一、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的困境
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凸显出了一些主要问题，比如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目前整体素质和经营水平参差不齐，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外部经营环境不够优化，发挥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空间有待提升。
根据温州2012年上半年度的统计数据，温州市共有37家，其中民营商业性36家，国有政策性1家。注册资金21.5亿，担保余额68亿，担保笔数20648户，代偿总额8856万。金融危机对融资性担保行业受到的冲击非常大，部分公司呈歇业或半歇业状态。尤其是后危机的影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困，对担保公司带来的影响会更严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整个行业发展存在各种约束性的因素。
1、行业发展环境存在不良的因素
（1）公众认识和认可度偏差。非法集资触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认识存在偏差，社会舆论把非法集资、高利贷和担保公司联系在一起，导致融资性担保公司被误解甚至被误伤。
（2）实体经济发展的滞缓。温州的实体经济总体上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导致利润空间压缩，产生流动性风险，加上企业之间的互保链的牵连，中小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急剧加大甚至破产。这些风险的传递，担保公司首当其冲，导致担保公司的风险加剧，于是造成担保公司主动收缩业务，很多合法合规的业务也出现萎缩。
（3）整个行业缺乏整体发展规划设计，缺乏操作性强监管机制。虽然目前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些有关担保公司的行业政策，初步建立了行业规范发展和审慎监管制度框架，但是融资性担保行业缺乏总体的规划和布局，以及没有明细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测试体系，如何关注担保业务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潜在信用风险、部分机构业务过度集中所隐含的信用风险及部分机构成为新的融资平台的风险等。如何监控行业的营业规范性、风险管控能力和资信实力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2、担保的配套服务不足
（1）顺位抵押不畅。全国部分城市都在开展不动产的二次顺位抵押，但是很多地方的房管部门一直对二次抵押不支持，即使抵押权与房管部门没有任何利益利害关系，比如温州就是个例证。在温州，除中安担保公司外，担保公司的二次顺位抵押都实现不了。二次抵押的不顺畅，导致担保风险分散机制受阻，不利于担保行业的发展。
（2）不能共享征信系统。目前担保公司不能共享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不利于有效地识别风险，导致担保公司的信用识别成本和时间增加，影响担保业的发展。
（3）资质认可造成一些担保业务无法开展。比如诉讼担保，即使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符合诉讼担保，但是也无法跨越法院的门槛，得不到法院的资格认可。
（4）缺乏再担保公司的再担保。由于没有再担保公司，而绝大部分的担保公司是民营的商业性质，一方面容易造成银行的歧视，另一方面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少了一道风险分散的有力渠道，加大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系统性风险。
3、行业本身的商业可持续水平弱
（1）整体资信水平低，资金规模偏小、担保实力弱，无法实现规模效益。截止到2012年上半年度，温州市3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共3721.5亿，平均注册资金只有0.58亿。规模小、散使得绝大部分公司综合实力弱，综合实力弱造成业务品种单一，担保机构在业务构成缺乏弹性的选择空间，较高的行业集中度或客户集中度容易影响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的稳健性，当经济周期、产业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时，极易引发担保公司的代偿风险，系统性风险非常大。
（2）缺乏风险补偿机制。一方面，绝大部分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银担合作中承担全额担保，缺乏与银行的风险分担或利益共享机制。另一方面，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反担保措施对风险补偿有限。一些反担保措施的变现力弱、可执行性不强、执行成本高，造成反担保风险分散能力差。
（3）管理水平差距大、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融资性担保公司是个资本集聚且风险值极高的行业，融资性担保经营的是信用，管理的是风险，承担的是责任，其核心是风险控制，需要既能开创业务又需要规避风险的综合型人才队伍。这就必然要求需要具备长期的行业经验的法律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构成的专业风险管控团队。
温州是个人才非常短缺的地方，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成本很高。目前融资性担保机构大多数从业人员是由从事过金融工作或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担任业务骨干。这样的人才构成满足不了该行业发展的需要，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风险甄别与分析评估机制，风险识别和控制弱。有些担保公司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在提供担保时，往往依赖于银行的调查结果，没有形成独立的调查和决策机制，没有形成风险的双重防控体系。
（4）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不完善，部分公司仍存在违规经营。很多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股东都是自然人股东，组织结构不完善。目前个别融资性担保公司存在抽逃资金。主要原因是其主营业务收益率低下，主要因素之一是放大倍数不高，根据行业普遍经验，担保公司的放大陪数至少大于5倍，才有盈利的空间。据测算，温州担保行业的平均担保放大倍数是3倍，担保收费平均标准是0.25%，假定不扣除任何成本费用，由此推算的收入利润率0.75%是很低的。当融资性担保公司没有达到股东预期盈利时，就非常容易造成偏离主业。
（5）新业务新产品开拓有待加强、担保能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担保公司的主业务品种单一，集中在传统的担保业务，创新能力不足。除信用贷款、质押贷款外，工程贷款、保全担保、履约担保等品种有待开拓。
4、银担合作地位不对等
银行和担保公司的地位不对等，突出表现在风险分享机制失衡。国际通行做法是实行比例担保，银行的风险损失可以采取委托担保机构追收方式。但是在国内银行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置的门槛高，在银担合作中处于绝对的强势，合作条件基本上由银行主导，担保公司全额承担风险，不利于风险的合理分散，也弱化了银行对企业的考察和评估功能，容易造成银行不尽责任的审核，银行甚至会转移不良资产，把偿债能力有问题的企业推荐给担保公司。全额担保会造成风险分散机制失衡，加剧担保公司的代偿风险，扩大系统性风险。
二、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
一方面，担保行业应以市场主导，通过自身的完善，提高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处在发展初期的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有效扶持、指导和服务。主管部门有必要加强行业规划发展建设，通过清理规范，正确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方向，加强行业合规性和稳健性，完善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1、担保公司要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
（1）加快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一行业涉及面广，风险大。需要法律、财会、金融等专业风险管理人才。没有专业的团队支撑，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是无法可持续的。
（2）建立科学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从战略的层面出发，完善一整套科学的规章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下去，建立限额审批、审保分离、内部稽核和报告制度，包括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健全管理责任制和风险准备金制等内部控制体系，在求稳的基础上求发展。
（3）必要的兼并重组，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实力。目前在银担合作的关系中，担保公司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担保公司自身实力不够。因此，可以通过合并重组，提升实力，提高银担合作的谈判地位，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
（4）创新担保风险控制和补偿方式。可以对反担保资源进行创新性的组合，突破传统的担保业务，开拓新的业务源。
2、政府部门要开展有效的监督和正确的引导
（1）转变支持方式。政府财政每年都有大笔的资金支出，用来奖励业绩好的担保公司。建议政府改变原来的直接优惠政策变更到间接引导上来。可以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建立再担保公司，完善补偿机制。一方面解决了银行对民营担保公司性质上的歧视。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担保公司的风险。二是鼓励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推行互信互惠、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一方面可以把财政资金的存款与银行对担保公司的支持相挂钩。另一方面建立由政府牵头召开的银担联席会，定期召开，沟通信息、共同商讨、解决问题。
（2）健全风险管控机制。首先，要明确科学的考核体系，明确关键的监督指标。目前的主管部门的管理大都停留在表面上，虽然定期收集本区域融资性担保行业的汇总情况，但并没有形成分析报告，没能对行业的风险预测和管控提供实质性的把握和掌控。其次，加强行业监管，形成定期的行业风险评估报告。既有助于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统计资料。因为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担保对象是中小企业，通过它们的信息可以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实现监管资源的有效匹配。
（注：本文系温州市哲学社会规划课题（课题号12wSK090）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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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制度篇10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转移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为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是如何促进资金的健康流转、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银行是企业资金的重要来源，但秉着防范融资风险的原则银行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大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找到符合担保条件的保证人。担保公司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为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保证了企业、市场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当然，担保公司为其担保也有其的风险，致使担保公司为其代偿的资金回笼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担保公司的发展，本文将给出笔者的思考建议以期促进担保公司担保程序、制度的完善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概念、法律性质以及在担保法律关系中的作用
融资性担保公司是企业与银行之间金融借贷法律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一方面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提高中小企业的信用。另一方面，缓解了企业不能偿还债务时的融资风险，促进银行的资金回笼与循环。现代经济交往中渐渐将信用推到新高度，人们更加注重金融关系双方的经济信用，而融资性担保公司正扮演着信用传导的角色。
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法人，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难题进行投资的组织。因此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立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法人成立的条件和程序，行使法人所拥有的权利义务，承担在从事金融活动中产生的责任。此外，应该认识到融资性担保公司非属于政府机构，但政府为担保公司的经费是其主要的担保资金来源之一，政府的支持是其最后的保障，政府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减轻了担保公司资金压力和风险。
融资性担保公司在银行和企业中间之间架起了信用和资金的桥梁，解决了中小企业因缺乏金融信用难以贷款的困境，缓解了银行因防范金融风险不敢房贷致使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缓慢的难题。融资性担保公司之所以有效的解决银行与企业的信息部队称、激活了企业与银行的金融关系的发生，实现银行与企业的共赢，是因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出现它既弥补了银行信用体系的漏洞，又增加了中小企业的信用度，才在两方之间打通了一条协作共赢的渠道。
三、融资性担保公司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1）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问题
其一，针对反担保设置的法律问题，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核心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债务担保，一般与银行进行合作，担保公司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前提必须对被担保的企业信用和资金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为分散担保公司的风险，通常会要求企业为其担保金额提供相应的担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担保业务的良性发展。但是，企业提供的反担保的抵押物一般是不符合银行担保的条件，或多或少存在权利瑕疵或物的
其二，针对联合担保的法律问题，也即共同担保，指两个以上的担保机构对同一债权提供担保。此担保方式将风险问题分担给各担保机构，是担保公司转移和分散担保风险的有效担保方式，但此种方式存在着多个法律关系，将单一担保人的单一法律关系扩展为复杂的法律关系，因此致使责任划分以及责任承担上相对复杂。
（2）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善
担保公司的不断发展，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法律法规体系仍不完善的状态，目前除了《民法通则》、《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中有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定外，鲜有几部由财政局、发改委等部门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其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低且并未形成系统的规范金融性担保公司的机制，致使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法律问题。比如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担保行业的操作运营纳入法律轨道，对其也缺乏具体的法律操作程序，另外少数担保公司出现的违规、违法担保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依据进行具体的规定，也为通过法律明确对此进行监管的责任机构。
四、促进融资性担保公司健稳发展的建议
（1）健全风险分担机制
分散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的有效有段之一就是选择合适的担保分担方式，其一，健全反担保机制，笔者认为，我国立法须对打到标准的大额融资性担保强制采取反担保机制，对标准以下融资性担保可以由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自由选择，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担保公司的风险。另外，担保公司应对抵押物进行严格审查，重点审查是否具有权利瑕疵或物的瑕疵，以致其担保物权难以实现。其二，健全联合担保机制，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