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1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作用机理
随着后危机时代欧美国家为应对经济减速“再工业化”、“去杠杆化”趋势的增强，国内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生产“去产能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经济下滑的巨大压力，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截至2012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当前城镇化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作用如何？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问题进行了较多研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强调技术创新、制度、国际分工等作用。孙军（2008）强调了创新对产业“创造性破坏”的作用。Greffi（2005）将国际贸易和投资引致的产业技术进步和国际技术转移视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动力。Humplreyandschmitz（2000）提出了在全球化商品链背景下集群产业链升级的四种重要方式。张少军、刘志彪（2009）等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上，功能升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应从构建国内价值链角度促进产业升级。terutomoozawa（2005）从制度因素分析了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而对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发展动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建设路径等方面。Cohen（2006）从经济、资源、土地、制度、交通通讯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城镇化发展动力。蒋满元（2005）、李国平（2008）等论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效应。简新华、黄琨（2010）等认为两者不存在互动。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城镇化角度关注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刘志彪（2010）、苏卫东（2012）提出“以城镇化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朱烨、卫玲（2010）提出新型城镇化为产业结构向高级演进提供要素支持和需求导向，对三次产业结构的改造与解决产业结构偏差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王可侠（2012）结合安徽实例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水平升级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李程骅（2011）对现代服务业与城市转型的对应关系与互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当前我国城市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以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来加速城市转型升级。Schroder，F.andwaibel，m.（2010）分析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城镇治理问题。目前关于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在城镇化变量指标选择上主要以人口城镇化率为主，没有考虑城镇化质量影响，且数据的选择多立足于省级层面，缺少城市层面的分析，因此得出的结论将会有失偏颇。
二、城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分析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②。城镇化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的改变过程，它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变革。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受到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城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推力，一种是阻力。前者表现为城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后者则表现为由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阻碍。具体作用机理表现如下：
（一）推力作用
城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高端生产要素供给、需求导向、集聚带来的正溢出效应以及服务化程度提高来实现。产业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支撑。城镇化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的过程。在城镇化初期阶段，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集聚、土地扩张、资本投入增加、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由农业向工业发展转化。随着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提高，知识、技术、信息、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也逐渐向城镇集聚，为产业不断向高端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镇化发展带来人口、企业的集聚。人口、企业集聚和规模扩大推动市场需求增长。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后，将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转向非农生产活动，非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将提高其收入，而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拉动了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增长。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高级人才的集聚也将会带动消费层次的提高，如以白领、金领为代表的人群注重消费产品性能高端化、低碳化、多样化、品牌化以及服务性。需求结构的改变推进工业产品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和行业结构等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企业集聚和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必然提高对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的需求。
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完善的交通运输条件、专业化的市场、发达的信息网络结构促使城镇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信息流、技术流等实现空间网络交流，减少了信息搜寻与交易成本，共同促进公共技术创新，加快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扩散等。基于集聚效应，城镇化具有发展极作用，这就是佩鲁所说的城市作为地理上集中的综合产业极“改变了它直接的地理环境；而且如果它足够强大，还会改变它所在的国民经济的全部结构。作为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中心，它促进了其他资源集中和积累中心的产生。当这样两组中心通过物质的和智力的高速公路相互联系在一起时，广泛的变化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视野和计划中就显示出来了”。
（二）阻力作用
城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阻力作用主要是由城镇化过程产生的集聚不经济和城市病问题所导致的。人口、企业过度集聚和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不高会对城市水、电、交通、土地及其他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再加上空间规划不合理，城镇经济体之间关联性不强，就容易造成企业外部成本增强、企业创新性动机和能力不强，制约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的空间拓展。
城镇化过程中的低端要素集聚也容易促使各种污染废弃物增多，城镇环境污染程度提高、生态环境恶化。城镇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的下降会对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高度要素产生挤出效应，导致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资源及市场需求减少，从而阻碍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城镇生产要素的低端化和基础设施的不健全等影响着城镇服务功能的发挥。城市功能是某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或承担的分工，是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从经济基础理论来看，城市功能的着眼点是经济活动中的基本部分。随着全球生产组织的服务化，服务经济在地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城镇服务功能不强，难以形成对城镇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不利于城镇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城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推力和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作用力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当表现为推力时则城镇化有助于产业转型的实现，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影响；当表现为阻力时，则城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负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产业转型升级可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鉴于数据的来源和可获取性，在产业转型升级变量选择上，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进行衡量。而对城镇化衡量指标，则区别于以往学者仅以人口城镇化率表示的做法。本文认为对城镇化的衡量既要反映城镇化速度，也要反映城镇化的质量。因此，在指标选择上，从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质量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其中，城镇化速度可以用人口城镇化率表示，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质量则借鉴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做法，由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表示。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主要由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指数、城镇化推进的效率指数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指数三个方面构成。
（二）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数据为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年的相关数据，由于数据缺失，不包含拉萨市、毫州市、忻州市和普洱市，数据主要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其中各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指数数据选取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公布的城镇化质量评估数据。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基于前期理论分析，建立横截面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cyzx=c+β1cz1+β2czzs
其中：cyzx表示产业转型升级变量，c为常量，cz1代表城镇化率，czzs代表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β1、β2分别代表变量回归系数。利用eviews6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横截面数据多存在异方差问题，首先采用white对异方差问题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检验结果，检验F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模型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R系数和调整后的R系数相对比较高，拟合优度高达0.8，说明拟合效果比较好。模型F统计量总体显著性高，通过F检验。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有影响，其中城镇化率对产业转型升级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城镇化率或城镇化速度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负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并不利于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而城镇化质量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为正数，推动了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变革的过程，其进程既包括城镇化速度的发展，同时也包含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理论和实践表明，城镇化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比较快，但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在早期阶段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人口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其过快发展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如人口的过多增长；如果城镇基础设施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将会引发城市病问题，带来城市拥挤，也会抑制企业的创新，不利于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
现阶段，随着城镇化加速，城镇化转型成为当前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未来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应过分看重速度、数量，而应更加重视质量，城镇化转型需要由人口城镇化向城镇化质量提升转变，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这就要求：
（一）实行差异化新型城镇化战略
不同层级的城市拥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着力点，城镇化建设应实施差异化新型城镇化战略。合理确定各层次的功能定位，构筑科学合理、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城镇发展体系。核心城镇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的智能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发展，提升对中小城镇的辐射水平。中小城镇积极承接核心城市产业转移，提升现有产业的关联度和集群转型升级。
（二）完善城镇软硬件基础设施
城镇化质量提升离不开基础设施条件支撑。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城镇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后或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要素流通与集聚。即使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制度也还不健全。这就需要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搭建企业交流或交易的平台，减少要素流通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要构建适合高端要素发展集聚的软环境，以利于企业和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减少企业交易成本和风险。
（三）提升城镇服务功能
随着全球生产组织的服务化，服务经济在地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现代城市转型和能级水平的提升，必须转向经济体系的服务化，必须能够提供大量的现代服务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区主体地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使其成为一个区域的市场中心、信息中心、物流中心、研发中心、金融中心等，提升城镇的服务功能，为高端产业发展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
（四）转变生产方式、集约利用资源
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工业化模式。工业化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当前城镇尤其一些中小城镇呈现出低端、粗放的发展特征，如空间规划不合理，城镇产业集聚效应比较弱，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城镇转型要以生产方式转变为关键，实施集约化、精细化的生产发展模式，合理规划工业土地，提高工业用地效率，科学合理组织生产，创新技术管理水平，充分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最终实现资源集约化生产。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2
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转型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以及资源枯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政建设等多重压力的耦合作用，我国为数众多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为此，2013年11月国务院制定并出台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首次把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到了国家重大战略层面。由此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现阶段我国推进和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知识型城市理论强调，知识、信息和知识产业对一个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一理论对于我国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类型各异、问题不断、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颇具借鉴、吸收和推广的重要价值。以信息化不断驱动工业化，持续扩大知识经济、信息优势的强劲带动力和巨大影响力，对于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也是各类资源型城市寻求突破和创新的新方向和新路径。
一、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这些城市普遍缺少足够强劲的内生发展动力和相应的制度保障。受困于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转型难题，我国为数众多的资源型城市在产业结构、市场水平、国际视野、城市发展、知识贡献、资源依赖等诸多方面长期面临着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现实困境。
⒈产业结构不合理，接续产业缺少活力。产业结构过分单一化是我国为数众多的资源型城市的一大通病，即这些城市主要依赖于某一类资源型产业，从而形成了“一业独大”的局面，使其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难上加难。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的矿产资源开发增加值约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2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多，而这些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之全国平均水平低约12％。［1］另据统计，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60％甚至是80％，而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则不足40％甚至是20％。［2］由此可以看出，与一般城市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三大产业发展均呈现出“两头过小，中间过大”的“纺锤形”结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长期过低，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始终居高不下。这种极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状况既是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症结所在，也是造成上述城市接续产业发展始终缺少足够活力的直接原因。为此，要着力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努力摆脱资源型城市对第二产业长期严重依赖的局面。
⒉市场化水平较低，附属产业羸弱分散。资源型产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尤其是在政策导向的强力刺激、行业特点的影响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下，资源型城市往往会出现一种高阶位垄断的畸形状况，这就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由于资源型产业具有长期主导性特别是市场化水平偏低，导致各类生产要素或是被肆意挪用挤占或是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流动，从而使市场因素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难以发挥或者失效，由此导致附属产业处于羸弱分散的状态。另外，“一业独大”和低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小政府，大企业”的不良格局，对资源型城市的政府治理也形成了极大的掣肘。这也是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政府治理效果差强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源型产业的高阶位垄断特性致使资源型城市的建设发展体现出了鲜明的“资源导向”特点，受制于资源的分布属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在市政布局和建设上“先天性”地缺少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也就在所难免。资源优先性和地域分散化的城市布局使“一业独大”和低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尤其不利于相关产业的规模化成长和集聚式发展。
⒊国际视野相对较窄，难以嵌入全球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一个城市的转型、建设与发展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而知识和信息则成为新的竞争高地。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化视野和开放性思维，过分纠结于自身的具体问题，将会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并与全球城市发展大势越行越远。［3］素以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心而闻名于世的德国鲁尔区城市——多特蒙德的成功转型和升级，就是得益于当地政府超前性的国际化视野，持续加快发展现代信息产业，加大科研力度，致力于加强智力资源开发。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创新型产业，坚持走低碳经济之路，多渠道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顺应全球城市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选择。我国为数众多的资源型城市要牢牢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顺应时展潮流，积极投身于全球市场竞争之中，进一步夯实自身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⒋“城市病”普遍存在，各种矛盾积重难返。资源型城市大多患有各类的“城市病”，这其中既有共性的问题，又不乏特性的表现。比如：生态环境恶劣、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交通网络不畅、公共财政乏力有限、社会保障不足、就业问题突出、市民收入较低，等等。目前，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均面临着经济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使得当地政府的社会维稳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加快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多渠道统筹公共财政资源，寻求根治“城市病”的长效良方，就成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⒌知识贡献意识匮乏，转型发展动力不足。时至今日，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仍然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主，知识贡献意识淡薄，知识贡献水平不高。如前所述，我国资源型城市大多数以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性的第二产业为主，由于知识贡献能力比较低，致使其生产效率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线上，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加之作为城市转型动力源泉之一的第三产业在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偏低的产业结构占比使得这些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动力明显不足。英国的钢铁和棉纺中心——曼彻斯特作为成功转型和升级的资源型城市典范，其主要经验之一是着力打造知识经济主导的新型城市产业，而第三产业则成为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和主导产业。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大量聚集，容易形成巨大的集聚效应和外溢效应，不仅能够推动整个城市第三产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也能够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的、更多的知识因素，从而为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保障。
⒍对资源的新依赖与再枯竭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城市转型升级步伐的不断提速，我国一些资源型城市对资源依赖的层次有所提高是不争的事实。即这些城市对资源依赖的程度不降反升，资源依赖的路径更加复杂。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即从直接依赖转向间接依赖，从单一性依赖转向多元性依赖，从生产型资源依赖转向生活型资源依赖，从区内依赖转向区外依赖。比如：黑龙江省鹤岗市选择以煤化工、石墨深加工作为城市转型和升级的主导性产业，其实仍然是依赖传统性资源——煤炭及其发电功能，并从以往的单一性依赖煤炭资源转向多元性依赖煤炭、石墨等资源。虽然这对有效拉伸煤炭产业链条，进一步提高相关产业的连带附加值有所裨益，但其对水、土地、电力等生活型资源的挤占速度不断加快，挤占程度不断加大。鹤岗市在自身资源愈加枯竭的情况下，将城市转型和升级的视野投向了开发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资源上，实际上仍未摆脱依赖自然资源谋求发展的传统思路，同时也面临着内外部政策变化带来的巨大风险。另外，受制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路径依赖影响、沉淀成本效应等多个因素，［4］以及一些资源型城市深受水、土地等资源枯竭的困扰，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新依赖与再枯竭问题，真正从延缓资源彻底枯竭状况转向彻底改变资源依赖窘况。
二、知识型城市理论与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相契合的逻辑理路
在逻辑理路上，知识型城市理论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契合；在实践探索上，国外一些资源型城市借鉴这一理论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应当说，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而构建知识型城市则是全球城市发展的大方向和新趋势。也就是说，知识型城市理论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不断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突出强调了知识和信息在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大力发展城市知识产业，着力提升城市知识含量。因此，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和城市发展方向的日渐明晰化，借助于知识和信息等新兴资源，加快实现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大力提升资源型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就成为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
按照知识型城市理论的基本划分，全球城市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六大趋势：即政治经济之都、金融中心城市、时尚潮流城市、技术枢纽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和文化旅游教育城市。其中，经济、金融、创意、科技、生态、人文等各种要素禀赋从根本上支撑着各类城市不断转向知识型城市。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症结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消耗量过多过大，二是环境污染度过深过重。因此，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和实际，统筹全球城市发展大趋势和新模式，科学合理制定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蓝图，应当成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对此，视野思路、方案选择和政策规划等不应当局限于已经成功转型和升级的资源型城市，还应扩展到一些已成功升级的非资源型城市。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树立知识经济的新理念，尤其是要关注自身的人文、科技、教育、生态等各种资源的运用及发展。作为一种制度性配套，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都拥有自己的高等教育或是高职教育体系以及相对完善的科研系统。［5］而高等院校则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及创新的不竭动力，是把知识、信息和文化等非物质性资源转换为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产业资本等物质性资源的最优主体和主要渠道之一。德国的多特蒙德、英国的曼彻斯特等一大批资源型城市正是借助于高等院校的实力及其变革创新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整个城市打造升级为闻名世界的技术枢纽城市和时尚潮流城市的。因此，用足、用活、用好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再生产及传播、再传播的过程，在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和引领下，迅速形成和聚集多种类型的新兴产业，不失为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
三、知识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从全球范围来看，借助于知识型城市理论与方法，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型城市已经不在少数，而突出知识性、资本性、开放性、市场性和集聚性，则是这些资源型城市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探索走知识型城市发展新道路，不失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寻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而当务之急则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⒈树立知识先行理念，合理规划城市转型发展布局。众所周知，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其中“知识”的核心先导作用与引领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不断激发并挖掘整个城市的知识活力和潜力，努力提升整个城市的知识含量，真正实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意味着资源型城市对其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布局要着力突出和借助“知识先行”的新理念。为此，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资源型城市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具体特点，合理制定同自身发展水平及发展目标相适应、相一致的知识型城市规划，善于借力“科教兴市”“人才强市”“创新型城市”“学习型城市”“服务型城市”等诸多战略性举措，努力突破知识活力匮乏、知识含量不足、知识层次偏低、知识辐射范围过小的瓶颈。另一方面，资源型城市要科学统筹与知识型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工作，要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知识产业发展、科技园区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等关键性工作，为整个城市的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更多的知识因素，使知识创新的引领作用得到真正的发挥，从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基础性保障。
⒉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相应的制度平台。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平台，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因此，广大资源型城市要努力完善城市功能区、交通运输网络、工矿废弃地使用等各项政策规划，致力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扩大城市辐射范围，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真正破除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阻碍。其中，建立健全城市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是一个重要方面。最早提出“城市知识网络”这一概念的是欧盟委员会（eC），其目的是要充分实现欧盟国家的信息资源共享和完善信息基础设施，从而为包括城市决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制定提供充足和必要的信息依据及知识来源。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应优先整合彼此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提高相互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城市知识网络”的跨城市的信息资源共享体系。这既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能够极大地丰富资源型城市信息来源渠道，进一步提升其知识加工能力和信息化水平。
⒊加快知识产业发展，抢占城市竞争的新高点。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力发展知识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竞争的新高地和新领域，也是进一步提升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国为数众多的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条新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做大做强城市知识产业。［6］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创建各类高新科技园区是促进城市知识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优化路径之一。目前，全球各地已经建立高新科技园区数千个，它们为整个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其中，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科学城、法国的索非亚科技园等世界知名的高新科技园区，对所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资源型城市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着力于打造具有自身特点的接续替代性产业集群，首先应发力于新型材料、新型节能装备等高新科技产品，因为其有助于抢占城市竞争的新高点和新领域。在这方面，我国的一些资源型城市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黑龙江省鸡西市的石墨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吉林省松原市的生物质能源产业集群，等等。
⒋做好创意产业布局，推进特色服务业大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一种附加值很高的新型产业形态，已经成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新高地及重点领域，其中，创意产业和特色服务业是两大支柱。资源型城市往往具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借助于这些独特的优势及条件，能够走出一条特色化的创意产业之路。资源型城市在起步、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常常会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城市标识性和时代标志性的模范先进人物，这无疑是上述资源型城市宝贵的精神文化财产。类似资源完全可以成为一些资源型城市所依托和发力运作的重要内容。比如：创作投拍创业和创城题材的文化影视艺术类作品，创建生产建设模范先进人物纪念馆、博物馆和教育示范基地，等等。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和区域特点的工矿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人文旅游、休闲旅游等特色化的旅游项目，也是资源型城市实现成功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比如：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百色左右江红色旅游景区、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长白山景区，等等。资源型城市往往具有一种或多种自然资源产品或重要工业产品的开采储备优势，这为其形成特色化的服务业链条创造了有利条件。［7］比如：可以从细分市场的角度努力打造特色化、区域性的物资分流集散中心，围绕石油、铁矿、煤炭、钢材、石化、木料等自然资源产品或重要的工业产品，倾力打造和不断延伸特色化的服务业链条，进而形成新的更大的比较优势。
⒌加大人才队伍培养力度，夯实城市转型发展基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激烈角逐的主战场之一，而人才则是最终决定这一竞争结果的关键性因素。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充足必要的智力支撑，离不开具有一定规模容量和素质全面的人才队伍的支持，这是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升级和知识创新至关重要的因素。为此，我国各类资源型城市要加快制定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及战略需求的人才规划方案，大力培养并引进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高素质人才。换言之，既要有善于顶层设计的宏观掌舵者和精于落实方案的管理型人才，又要有精通技术的高级专业人才和专注市场的企业经营人才。［8］这就需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引进机制。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力与能动性，既能够进一步提升资源型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能够更好地适应整个城市对多元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对人才基础相对薄弱的大多数资源型城市而言，可以借助在岗培训、实训基地、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努力提升一线工人和在岗职工的综合素质及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同时，建立健全管理人才培训和交流机制，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有助于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持续提升资源型城市的管理水平，从而不断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和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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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蓓．试论煤炭企业的产业刚性及其转型［J］．内蒙古煤炭经济，2007，（02）：2－3．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3
20xx年是我市“文明创建提升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关键之年。为巩固成果，打造特色亮点，确保实现创建目标，根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体系》、《宣城市创建文明市工作实施意见》和中央、省文明办20xx年重点工作安排，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文明市建设为统揽，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和推进市域文明建设为目标，认真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坚持对标达标、精准创建，着力实施理想信念、城市功能、市容管理、交通秩序、发展环境、市民素质、志愿服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创建氛围等十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宣城特色的创建品牌，为实现城乡统筹、内外兼修、共建共享的全域文明、全面文明和全民文明而努力奋斗。
二、工作目标
通过一年的努力，宣城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中位于全国和全省先进水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宁国市在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年度测评中保持省内领先。全市县市区全部创成省级文明县城(城区)，省级文明县达到50%以上。创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全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市、国家节水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科普示范市。实施美丽乡村“整市推进”行动，完成43个乡镇政府驻地所在集镇和37个省级中心村整治，完成40个市级、45个县级中心村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三线四边”环境整治任务。全市80%以上县市区达到市级以上文明县标准，60%以上乡镇、村达到市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
三、主要任务
1、理想信念提升行动。完善“党建带群建、合力抓创建”工作机制，将理想信念提升作为重点工作，把党员干部参加志愿服务作为重要任务，把组织干部入户作为主要载体，不断拓展延伸党建群建合力促创建工作组工作内容。认真组织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围绕凝神聚气、创新活力，推进“1533”党建行动计划，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群众。组织开展“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宣传教育，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深化“美丽宣城·圆梦中国”主题教育活动，加强形势政策教育，组织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举办形势政策报告会，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增进改革共识，凝聚发展力量。打造“宣讲惠民”新平台，组建“党委、专家、理论骨干、百姓”等四大类型宣讲团，探索建立市县联动、资源共享、统分结合的“大宣讲”体系。着力加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庭意识教育。统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大工程”，继续开展“主题季”活动。
2、城市功能提升行动。加大城市立面改造力度，打造与宣城自然和文化相适应的特色市容街景;全面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改进整治方法，提升居民小区创建水平;继续实施背街后巷、集贸市场综合整治工程，下大力气开展市区菜市场改造提升，搬迁木直街夜市。完成市区旱厕改造，推进城市公厕和垃圾中转站等环卫设施建设。启动老城区道路改造微循环三年计划，推进城市道路“白改黑”工程。实施城市设施完善工程，维修城市道路、完善城市盲道、加强绿化管养、完善小区路灯及楼道灯，确保城市硬化、绿化、亮化。继续实施城区河道整治和截污工程，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确保城市环境达标。加强街道文化站、社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设施建设，确保设施齐全、运转正常。推进北门棚户区改造、宛溪河综合整治(二期)、阳德路改造等重点工程建设，推进西门口、黄泥巴坎子、原宣向路口、望城岗等地块改造，提升城市整体观瞻效果。
3、市容管理提升行动。坚持并完善市区路段长责任制，路段长一律由包保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健全社区城管服务站运行机制，全面推进“门前三包”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组织开展“清废、理线”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市区废旧报刊亭、电话亭、果壳箱等城市家俱，清理废旧物资收购点，规划建设市区废旧物品交易市场;继续开展杆线综合整治，提升整治水平和效果。巩固城区“牛皮癣”(楼道小广告)、“三车”管理、以及小区室整治成果，加大烟花爆竹限放工作力度，注重源头治理。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更新市区垃圾箱(果壳箱)。组织开展“物业服务提升年”活动，整合零星小区物业管理，完善社区物业服务站建设，加大对物业公司检查考核奖惩力度，确保物业管理明显进步。加强数字城管建设，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建立健全问题发现和快速处置机制，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规范化和便民化。
4、交通秩序提升行动。推进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推进城区公共停车场清退和建设，推进市区停车泊位应划尽划，推进智能交通引导系统建设，提高城市道路通行能力和承载能力。加强背街后巷和小区停车位(线)施划，设立交通标识，推进交警进社区工作，缓解社区交通秩序混乱局面。开展生活小区停车专项治理行动，出台《居民小区停车管理办法》，破解小区停车难题。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提高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提升公交车、出租车驾驶员素质。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建立文明交通劝导常态化机制。加大交通违规行为处罚和曝光力度，处罚面覆盖到非机动车辆和行人，确保机非分离、各行其道、交通道口秩序井然。
5、发展环境提升行动。以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为目标，全面落实《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各项工作要求。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扩大“诚信红黑榜”覆盖面和传播面并定期，发掘宣传诚信先进典型，惩戒鞭挞失信败德行为，高标准建设市区诚信示范街。扎实推进文明旅游工作，坚持并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继续开展“最美游客”、“最美导游”评选活动，持续开展不文明旅游行为曝光行动。扎实推进“微笑服务”、优美机关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活动，提升窗口行业创建水平。加强文明单位动态管理，深化文明单位互查互学活动，建立市级以上文明单位联系社区、帮扶贫困村、结对乡村学校少年宫机制。加强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民主管理社区事务机制。
6、市民素质提升行动。以“三友三和”(以友爱促和睦、友好促和美、友善促和谐)为主题在社区、单位和社会三个层面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开展“好人宣城”六个一活动，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好人宣城品牌，不断提升其影响力，即建立一个好人基金(宣城市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基金会)，升级一个好人馆(宣城好人馆)，排演一部好人题材花鼓戏(《好人曹二贵》)，开设一个好人宣传专栏(《宣城好人故事》)，推进建立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网格五级每月评选一次身边好人机制，出台一个好人信贷帮扶办法;制定月评好人命名表彰和新闻办法，推广广德县卢村乡身边好人学习交流做法。深化文明家庭创建，开展“十星文明户”、文明市民评选;开展家风家训故事征集活动，编印《宣城家风家训故事》、《孝行宣城》。加大对不文明行为曝光力度，市文明市建设办明确专人负责曝光，重点对违反城市管理和交通管理规定行为、不文明旅游行为、不诚信行为、不孝子孙等进行曝光。
7、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提升行动。组织实施十件实事工程，即未成年人文明言行引导工程，深化“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市”活动;“未成年人美德行为在线”平台建设工程，在市区全面推广;乡村学校少年宫提升工程，推出宣城市少年宫建设品牌;未成年人主题公园升级工程，丰富展示内容，扩大参与面;美德少年学习评选工程，开展社区好少年、“公益小明星”等评选活动;社区家长学校建设工程，邀请专家到家长学校巡回讲课;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程，开展心理辅导进学校、进班级活动;中小学校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市教体局牵头建立“护学志愿岗”制度，改善学校门通秩序;优秀童谣传唱工程，开展征集活动，编印乡土教材;文明校园创建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弘扬良好校风校训，开展文明班级和文明宿舍评选。
8、志愿服务提升行动。建立市志愿服务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专业化支撑。建立市级志愿服务管理平台，开发和使用志愿服务app软件，加快推动志愿服务记录、星级认定、嘉许和志愿服务回馈信息化。试点为注册志愿者购买保险工作。加强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开展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明上网志愿服务，组建乡村学校少年宫义务辅导员志愿服务队，建立一批以“邻里守望”为主题的志愿服务项目，深化党员志愿服务。加强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建设和提升一批志愿服务广场、公园。加强志愿服务品牌建设，重点打造“人人当城管”、“小手拉大手”等志愿服务项目，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9、美丽乡村建设提升行动。坚持整市推进、全面覆盖，树立经营乡村理念，全面建设富有宣城特色的美丽乡村。开展美丽乡镇建设，制定美丽乡镇创建标准，高标准开展43个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和37个省级中心村整治建设。旌德县开展美丽乡村整县推进试点工作。继续实施中心村建设三年覆盖计划，完成40个市级、45个县级中心村建设任务。完成“三线四边”环境治理任务，继续开展“五治理两提升”。继续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全覆盖工作，保障经费投入，完善市场化机制，全面推行农村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广泛开展自然村环境整治，对“三线三边”、精品旅游线路沿线村庄进行“一无一化”整治。大力提高产业发展水平，结合美丽乡村休闲养生旅游开发，建设休闲旅游特色乡镇和特色村。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十星清洁户等创评活动。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组织领导、规划、资金投入、项目整合、长效管护等各类保障机制，继续开展市厅级领导和市直单位联系帮扶工作。
10、创建氛围提升行动。以“文明宣城、美丽家园”为主题，推出宣城市文明创建宣传标识。加强媒体宣传，确保市区主流媒体完成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规定的宣传任务;在相关媒体、网站继续开设《文明创建大家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在行动》、《文明创建曝光台》等专栏，同时，开设《宣城好人故事》、原创公益广告作品展播等专栏。加强公益广告宣传，制定市区公益广告设置规划，完善公益广告设置补偿办法，对公共场所公益广告实行统一设计、统一招标，努力将公益广告设置成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靓丽风景线。提升市级核心价值观主题广场、好人展示一条街建设水平，建成市级志愿服务广场;推进县级核心价值观和志愿服务主题广场、主题社区和主题小区建设。深化网络文明传播工作，开展“文明网站”评选，加强与市属媒体融合互动，提高网络志愿者业务水平，《宣城文明网》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方阵，积极打造“互联网+宣城文明创建”品牌。
四、实施步骤
“文明创建提升年”活动从现在开始，到年底结束，分三个阶段推进：
1、启动阶段(1月—2月)。召开动员大会，印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xx年任务分解表，制定“文明创建提升年”活动方案，修订考核评比办法，确定全市文明市建设重点项目和调度项目。各地、各单位按照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重点做好方案制定、任务分解、宣传发动等工作。
2、实施阶段(3月一10月)。各地、各单位围绕“文明创建提升年”重点工作，查找问题，明确责任，加强调度，组织实施，确保完成目标任务，确保重点项目如期推进。市创建指挥部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调度。市文明市建设办建立每月重点工作提示和定期督查考核制度，组织开展模拟测评，及时交办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3、测评阶段(11月—12月)。各地、各单位对提升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补缺补差，完善提高，以最佳状态迎接中央测评组和省文明办组织的年度测评。做好提升年总结评比表彰工作，谋划2017年“文明创建实现年”工作安排。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优化“8+4”工作体制，进一步明确各组(委)工作任务。健全市厅级领导联点社区、联系路段、走访住户、帮扶乡镇及市直单位包保路段、负责网格、联系住户、帮扶中心村的联系工作机制。加强创建队伍建设，充实加强市文明市建设办力量;市区街道设置文明办专职主任，按副科级配备;社区书记(主任)直接分管文明创建，城区社区通过联点单位挂职形式，每个社区配备1-2名专职文明创建指导员。各地、各部门文明创建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级领导要“往前站、向我看、领着干”，确保任务落实到位。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4
关键词：准生态敏感区;中小城镇;工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11-0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3182）
作者简介：陈建军（1955―），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城市经济;周维正（1987―），湖北武汉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城市经济与产业金融。
一、引言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与周边的中小城市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1][2][3]，这种互动关系不仅基于产业层面，还体现在空间维度[4]。首先，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大城市周边往往会自然形成中心架构发展模式[5][6]，要素流动会从中心向扩散，而扩散类型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国家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如由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二是国内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如中国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第三类则是从大城市扩散到大城市周边，历史上不外如此，往往发展到特定阶段，大城市周边都会形成制造业集聚区[7][8]，如上海与苏州、广州与佛山以及日本的东京与群马县等。其次，往往大城市周边的发展脉络和路径受地理因素制约[9]，大城市周边的区域从地理角度上来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理位置占优、地理条件优越的，如杭州周边的萧山、余杭，这类区域平原较多，可以发展成为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集聚较强的城市;另一类是地理条件不具备优势的地区，山较多、平地较少，工业发展受到生态环境约束，但大城市扩张的范围依然也会延伸到这里，如杭州远郊的建德市。这些地理条件不具备优势的城市的发展，与大城市自身的发展也息息相关。[10]本文试图将这类地区与一般的城市、生态敏感区[11]区分开来，因此将这类区域在本文中被定义为大城市郊区的准生态敏感区。
二、准生态敏感区概述
（一）准生态敏感区与生态敏感区的比较
比较的具体内容见表1。
（二）大城市准生态敏感区的发展之于大城市发展的一般性意义
第一，往往在大城市有准生态敏感区域，这些区域或城市既有发展大城市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如区位优势、优先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等;也有发展大城市制造业的不利条件，如受生态约束、环评压力和能耗限制。第二，这类城市是大城市发展的托盘，制造业、服务业之间的空间距离关系、要素流动关系决定了大城市周边是制造业发展良好的区位。第三，由于历史原因，路径依赖原理，很多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有发展工业的传统。
大城市郊区的准生态敏感区在近几年的工业发展上受到了生态约束等多方面的限制而遭遇了瓶颈。杭州与建德的发展正是大城市与周边准生态敏感区域中小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德作为杭州远郊的中小城镇，在疏解杭州中心城市职能、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受到了生态环境的制约等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瓶颈，因此如何依托中心大城市的优势，并借助城镇化的浪潮找到自身的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成为了建德等一批中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需求。本文下文中对准生态敏感区问题、转型升级思路与战略的描述均以杭州建德市为例。
三、准生态敏感区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
（一）杭州准生态敏感区――建德市的基本情况
建德位于大杭州范围的西南部，属于杭州的远郊，距离杭州主城区约150公里。全市拥有51.3万户籍人口，地处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的上游，生态环境优美，获“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部级生态示范区”等称号。同绝大多数大城市远郊的生态敏感区域一样，建德在农业、生态、旅游、天然资源（原料、能源）上具有优势，但由于生态制约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影响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建德经济发展遭遇瓶颈，且近年来一系列经济指标和数据也表明，建德的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浙江省2013年工业强县（市、区）综合评价排名上仅位列90个县（市、区）中的58位。此外，人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劳动生产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装备制造业发展情况、单位工业用地情况及单位能耗产出情况等指标均居杭州市各市县区倒数。因此，如何面对生态敏感区的限制，破解工业发展瓶颈，实现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了建德等生态敏感区域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建德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工业区域的生态敏感性
由于工业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具有规模大、产值高、解决就业等优势，因此工业发展成为各个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手段。而作为很多大城市的生态敏感区域，在城市发展之初都形成了工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与生态发展形成矛盾，在当今生态保护的背景下矛盾更为激化。具有生态优势的建德就是一个传统工业区域，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水电枢纽设施所在地，进而带动水电、化工、机械、水泥等传统工业发展，而其工业发展的污染、能源与排放问题势必会受到地处杭州钱塘江上游的地理因素制约，进而缩小其工业发展的空间，影响整个建德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优势产业拓展受阻：因建德地处钱塘江上游，其优势产业即化工产业的环评审批困难重重。
2.产业发展机制落后
大城市远郊的中小城市在产业发展上大多还处于粗放式扩张阶段，忽视了产业的内涵式发展，没有注重于大城市产业的联动发展。建德产业发展的机制就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和潜力产业与杭州的产业关联性较弱。首先，家纺、低压电器、五金工具这建德三大传统行业因近几年其龙头企业竞争优势不强、市场结构较为单一、技术创新能力偏弱等原因，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同时潜力产业基础薄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在建德的发展基础薄弱，缺乏产业链的支撑、资源要素的支持，且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缺乏对高新技术人才、青年劳动力的吸引力。
3.区域定位存在偏差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存在“千城一面”问题。因此，培育城市特色和个性魅力在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对于大城市远郊的中小城市来说，区域功能定位，彰显个性更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建德作为杭州的水源地，也就是新安江的所在地，不仅长期营造和维护着优质的生态环境，还有着为杭州提供资源和休闲、观光服务的历史传统，与杭州存在天然的联系。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杭州庞大的休闲服务的消费市场势必将向建德延伸拓展，使建德的休闲观光旅游产业收获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建德作为杭州远郊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却一直将自己定位于浙西偏远地区，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也未能充分利用好杭州的品牌。
4.产业转型升级受阻
大城市远郊生态敏感区域的中小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规模不够、人才匮乏、粗放增长等缺陷，使得其各类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阻力。以建德为例，第一，优势产业拓展受阻：因建德地处钱塘江上游，其优势产业即化工产业的环评审批困难重重;第二，资源产业发展受限：碳酸钙产业、建材水泥产业因能耗指标受限而使其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水产业因发展过于依赖农夫山泉而无法进一步拓展;第三，传统产业提升困难：家纺、低压电器、五金工具这建德三大传统行业因近几年其龙头企业竞争优势不强、市场结构较为单一、技术创新能力偏弱等原因，产业发展停滞不前;第四，潜力产业基础薄弱：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在建德的发展基础薄弱，缺乏产业链的支撑、资源要素的支持，且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缺乏对高新技术人才、青年劳动力的吸引力。
四、推进准生态敏感区中小城市
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
（一）加强与大城市的有机互动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中小城市的建德，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之所以会面临上述困境及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由于未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尤其在与中心大城市的协调发展这一环节的投入较少。小城镇需要产业兴镇，大城市杭州需要疏解功能，两者的有机结合，就可以既解决小城镇的产业问题、资金问题、技术问题、人才问题，又可以解决中心大城市的拥堵问题、场地问题、环境问题、宜居问题。因此在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思路上，建德应充分利用杭州这一中心大城市的品牌、知识及产业这三大优势与本身具有的产业特点、本土资源、生态优势等基础相结合，实现建德与杭州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并依靠自身的城镇化发展带动自身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提高中小城市自身的集聚效应
提升集聚效应应从产业集聚和产能集中两方面入手。首先，在产业集聚方面，由于集聚不足，由此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集聚效能的低下，形成众多中小城市当前的碎片化的工业发展空间格局，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工业总量难以提升。据此，中小城市工业的转型升级首先要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通过数量整合和合理规划，减少工业集聚区数量，提高质量，一些具有严格环境保护要求的产业，要全部集中于特定产业集聚区，以便于集中治理和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其次，在产能集中方面，要推进产能向少数企业集中，扩大规模经济，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历程和经验表明，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就是产能集中的过程，是规模经济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企业优胜劣汰、做大做强的过程。
五、准生态敏感区域中小城市
工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本文转型升级路径的提出，主要针对中国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一般性问题进行探索与归纳：第一，中小城市如何充分发挥本地的资源特色，借助市场区位、土地成本低等竞争优势推进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第二，中小城市如何借助大城市的优势并与其实现产业分工、功能互补的协调发展模式。
（一）利用大城市品牌推进自身品牌建设
中小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捷径之一便是加快沿产业链的升级，即将原来传统的工业产品高附加值化，其手段之一就是打造品牌，发展品牌经济。首先，建德属于杭州市的远郊，在杭州市域总体规划当中，建德是浙西综合交通枢纽与区域旅游集散中心，距杭州主城区仅一小时的高速车程。建德在招商引资方面，应该重视对“杭州”这一优质区域品牌的运用，主动打出“杭州建德”的区域品牌，利用相较于杭州而言更低的土地成本、更靠近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来提高招商引资的成效。其次，在充分运用杭州品牌的同时，建德还应切实加强自身的实力，并通过增加建德自身产品在全国市场上的曝光率、演绎宣传品牌故事、提高建德区域的美誉度等方式，树立建德品牌在全国市场上的良好形象与在公众心中的深刻印象，以逐步打造建德区域与产业品牌;同时，在各市区、乡镇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杜绝因为GDp考核压力而引进落后产业、低端产业的问题，避免其损坏建德产业在市场中的形象、占用建德的工业用地、拖累建德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
（二）吸引大城市人才实现自身产业升级
人才和技术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智力与创新源泉。近年来，中国许多人才与技术已经高度集聚的区域中心大城市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对智力和创新要素的专业化、高端化要求越来越高，已难以完全满足不断膨胀的人才创业与技术创新的空间和设施需求。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处于大城市边缘的建德应凭借其上佳的经济区位、较低的生活成本和优质的环境资源等优势，持续吸纳杭州转移而来的智力要素。在吸纳人才的同时，建德还应充分利用杭州的人才优势专业加强自身人才队伍的引进与建设：第一，要将引智招商作为建德发展的第一号工程，将引智放在招商之上，制定计划和指标，层层落实，定期考核和检查;第二，要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提高来建德工作的高新技术人才与高学历人才的收入和待遇;第三，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城市经济，为专业人才提供良好文化生活环境，做到能吸引人才，更能留住人才。
（三）结合大城市产业进行自身产业选择
产业是小城镇的生命，而光靠小城镇自己寻找产业是极其有限的，小城镇产业的低端、分散、不成规模、零敲碎打的现实，决定了其产业必须借助外力进行转型升级。《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要求，在加快旧城镇改造的进程中，疏导不适合在城镇内发展的产业，合理开展中心城区工业用地用途调整，推进旧城区转型更新。同时，鼓励开发地上地下空间，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因此，政府在落实国家规划的过程中，应帮建德选好自己的主导产业定位。配置建德产业功能时，应该积极主动与中心城市杭州的功能疏散对接。
建德充分利用杭州产业优势并发挥自身产业特点的途径是实现产业融合。建德与杭州的产业融合应从宏观上注重如下三点：一是注重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融合。由于建德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因此作为杭州市的远郊，可以利用其新安江的水资源和生态、农林资源优质为杭州市提供观光、休闲、旅游等服务配套。二是加强建德与杭州的产业关联性，如汽车产业的研发与创新环节放在对人才更具吸引力的杭州，而汽车零部件生产这类产业链则由建德来完成，以实现产业链上的互补及协调发展;同时，建德还可利用杭州的产业高端化这一优势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为先导，加快建德自身的家纺、家具家居、日用轻工等行业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链融合促使这类行业从产业链低端走向中高端。三是加强大中小城市的产业间融合，即根据不同城市的功能不同推进二三产业融合、创意产业与制造产业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产业融合、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融合、主导产业与配套产业融合。
（四）增强集聚效应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
小城市应将自身已有产业进行梳理，分类进行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定：第一，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改变原有经济区域中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不足的现状，并培育龙头企业，发挥其带头作用，实现产能集中，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如建德的电子电器、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业属于当地传统行业，但企业多、小、散的现状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第二，通过产业集聚区在空间上的集聚提升外部性与规模效应。如建德的化工行业，在经历“杭州钱塘江水源污染事件”后，应通过建立化工的产业园区，创造配套协作紧密的产业链优势，共同分享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并进行规范化统一管理，进行化工产业下一步发展。第三，对落后及低端产业进行逐步的限制。中小城市很多夕阳产业、低端产业占据有限的工业用地、利润较低且高污染高能耗，从中长期来看会影响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如建德的建材水泥和低端家纺。建材水泥这类产业主要依赖特定的自然资源，属于高能耗和产能过剩产业;低端家纺产品质量低、竞争压力大、利润薄，现有的企业家普遍文化水平低、目光短浅、转型意愿不强，因此从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经济规划的角度，这类产业在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思路上应予以限制。
六、总结性评论
本文将大城市周边中小城镇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处于大城市周边的城市如何将城镇产业经济发展的外部极化约束转化为内生支撑力与驱动力，进而推动区域大中小城市整体的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从大城市远郊生态敏感区域的中小城市在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约束、机制落后、定位缺失及产业转型升级受阻这个四个困境出发，针对其本身具备的资源、产业、区位等优势，提出了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既要协调好与大城市的利益关系，也要充分利用大城市的品牌、知识及产业优势，并以自身特点为基础进一步提高集聚水平，加强产业集聚，推动产能集中，从而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相结合带动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来讲，大城市远郊的中小城市要跳出县域经济局限，将乡镇经济、县域经济与都市经济、大区域经济发展甚至全国的经济融合起来，以开放的思维谋划自身的产业发展战略，学会在大区域范围内获取、组织和配置资源，利用中心大城市的巨大资源和庞大市场，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竞争优势和差别化竞争优势，形成市场一体、产业相联、分工合作的开放性发展体系，进而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由中心大城市带动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
注释：
（1）数据来自2009年2013年杭州市环境状况公报与建德市环境状况公报，并经作者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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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5
园区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机制
1．园区对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机制
园区通过得天独厚的优惠政策、交通等基础设施，吸引企业、项目、资金和人才向园区集聚，带来技术、信息和物资的聚集，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产业集聚，带动和引领园区、城市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如美国硅谷、印度班加洛尔、台湾新竹工业园。园区经济的发展除了增强城市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之外，还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空间膨胀、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城市和园区在产业、空间上相互融合，最终融入到城市体系中。因此，强化园区的集聚功能和簇群功能，增强招商引资的竞争力，有效地引进大集团、大项目，充分发挥园区经济对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
2．城市经济对园区经济的反哺机制
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带来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影响和推动园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园区功能的完善，促进园区经济转型升级。从空间上来看，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但促进园区的城镇化，而且使建成区不断向外拓展，加速了城市与园区的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园区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主要模式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各类园区通过退二进三、土地置换、产业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城市功能等，进行第二次创业，加快园区经济的转型升级步伐。
模式一：行政区调整驱动模式
园区与所在的行政区域在城市管理与行政权属上存在着条块分割、交叉重叠等问题，在土地征用、安置拆迁及行政执法等方面需要借助所在区域政府或上级政府。这种特殊的行政隶属关系，导致园区经济发展遭遇到了“行政壁垒”。园区所在地方政府与园区争夺土地、投资、人才等资源。因此，应注重园区行政级别的提升，将其从“城市孤岛”转化为城市主体的一部分，融入到城市经济发展中去。目前，一些园区开始将园区管理机构与所在行政区域合并，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使园区兼有行政管理和园区管理双重职能。如天津的滨海新区、重庆的两江新区、苏州高新区等。
这种模式需要根据园区的发展实际和需求，调整园区的地域范围与行政权限，便于对园区的建设、管理、招商引资和资源分配等。
模式二：产业群体社会化创新模式
园区内产业集群从松散型价值链向紧密型价值链，或者从紧密型价值链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进化隐性升级，其根本目的在于园区内、园区之间、园区与其他区域之间，在园区企业的生产网络、技术信息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三个层面协调集群中各利益主体行动，进行资产、资本和技术的累积、整合与优化，最终实现园区整体绩效最大化。
园区管理部门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加强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形成园区产业网络，建立相对稳定和快速的物流、信息流渠道；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引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大项目，带动园区产业层级的提升和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要素资源。这就需要通过加强园区的公共服务平台，发展酒店、餐饮等传统服务业，重视物流、法律、会计、融资、人才服务等生产业，促进产业的融合与产业链的形成，构建完整的服务业产业体系。如苏州高新区的物流产业园、围绕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
模式三：空间升级拓展模式
早期的园区开发由于受资金、企业、土地等的限制，主要采用滚动开发模式，使得园区缺乏统一规划、功能混杂、基础设施缺乏，也制约了园区经济，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转变园区滚动式开发模式，加强规划、功能分区和土地置换，并预留区域性的物流、商贸中心用地；利用交通枢纽，构建“点-轴-网络”体系，优化园区空间布局与结构，园区空间升级拓展；打破传统单一的生产园区模式，从“生产型社区”向“城市/半城市型社区”转变。
空间结构的优化为园区经济的进一步升级转型提供了物质形态基础和设施保障，使园区从单一的产学研基地向结构稳定、形态多样性的城市综合功能区转变。如中关村科技园由最初的一个园区发展成目前的“一区十园”；西安高新区一、二期目前已经由原来的制造、研发为主的产业园区转型为以商务会展为主的服务业中心，发展起了沿高新路、科技路的第三产业集中发展的街区。
模式四：城市功能再造模式
早期，大多数园区远离市区，缺乏相应的生产、生活配套服务建设，园区职工主要采用“钟摆式”的通勤式生活方式，企业为其在园区工作而提供交通、餐饮等基本生活服务。随着园区企业数量增加和园区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的向外扩张，园区内的人口、企业数量增加，园区逐渐衍生出生活区，并逐渐与城市融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或城市新区，急需相应的生活配套服务。同时，园区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也派生、吸引一批为专业化制造企业和大型专业市场服务的商业物流、商业中介、技术咨询以及金融、会计、法律、市场调查、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培训和教育机构等服务组织。因此，园区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再造城市功能。
结语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6
关键词：城市化；产业结构；推动机理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的互动机理及调控政策研究”（13YD022）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9月1日
一、我国城市化及产业结构基本状况
（一）城市化的基本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城市化开始了快速的发展。1995年城市化率为29.04%，1996年的城市化率比1995年的提高了近1.5%，达到了30.48%，从1996年开始每年都基本以这个增长速度快速增长着。到2013年末，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73%，城市化率共提升了35.81%。
从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来的数据来看，在2013年底，我国城市居民的人数为7.3111亿人，比2012年底增加了0.1929亿人；农村居民的人数为6.2961亿人，相对2012年底减少了0.1261亿人；城市居民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份额为53.73%，相对2012年底提高了近1.2%。通过这项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到2013年底为止，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3.73%。由联合国人居署第23届理事会发出的预测，到202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达到42亿，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升至70%，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7.3%。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城镇的个数迅速增加、小城镇个数和城市的人数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2000年全国居民人数超过50万人的城市个数为193个。到2013年末，全国居民人数超过50万人的城市个数增长到了236个。如果按照每年的城市化率不低于1%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8.9亿。
（二）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状况。截至2013年末，我国增值的三次产业产值分别为55，321.7万万元、256，810.0万万元、275，887.0万万元。一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29.9%减少到1996年的19.4%、二次产业从47.9%减少到47.0%、三次产业从22.2%上升到33.6%。到2013年，一产的比重只有9.4%、二产下降到43.7%、三产上升为46.9%。在这33年里，一次产业所占份额下降了20.5%，二次产业的比例变化不大，但呈现出了下滑的趋势，三次产业所占的份额增加了24.7%。
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与二三产业比重之间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是，也应看到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并没有完全一致，特别是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说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并不一致。
二、城市化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农业发展受限。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第一产业收益较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促使农村大量劳动技能较强、学习能力较强的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转移到城市中去，就会使得农业中留存下来的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较差，以年老力衰的老年劳动力为主，从而严重影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城市化进程中入城居民无法获得真正的市民待遇，无法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加上二三产业就业的不稳定性，从而使得土地依然成为入城务工者的养老保障、未来的生活保障，使得外出务工者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不仅不利于土地的集中利用，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而且也会使得农业土地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影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二）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第二产业升级缓慢
1、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多，需要的生活空间也会扩大。第二产业中的企业多为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企业，它们必将面临的是搬离到新的厂址去生产，这无疑是给第二产业的发展加大了困难。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去建设新工厂，在产业结构升级上的投入相应的就会减少。
2、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很多都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进行生产的。目前我国的市场中这些资源的价格相对国外来说都很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多，对制造业的需求就会增多，所以生产企业就会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发展；只会保持目前的生产状态，而不思进取，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城市化对于我国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仍待提高。一方面由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文化程度不高，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农村生活方式。因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入城居民的消费升级较慢，对于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仍没完全激发出来，从而使得城市化对于第三产业的推动仅限于低层次服务业，不利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人口被聚集在了城市中，这就需要更多基础设施的建设，最为明显的就是住房等的需求。房地产等行业过快的发展会将社会资源过度的集中在这一块，而其他第三产业行业能够得到的资源会变得稀少。这种不平均的发展状态会导致第三产业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不利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政策建议
（一）对农村落后地区和城镇转移人口的教育投入继续加大。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农村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以提高农业生产者的劳动能力与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加强入城人员职业教育，以提高入城务工者的工作能力与劳动技能，提高二三产业从业者的基本素质，推动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整体升级。
（二）由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城市化的进程中向城市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传统的制造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传统制造业是以消耗不可持续能源为代价的，所以要走向环保型、可持续型的发展道路，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成为了闪亮的明日之星。国家应该鼓励企业转型，鼓励人才创新，支持科研创新。
（三）重视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推动第三产业升级与高级化。一方面要提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提高第三产业整体服务质量，推动第三产业的整体升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居民生活理念转变的引导，推动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全体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鼓励居民对于旅游、文化、金融等高层次服务业的需求，以拉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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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7
1与南京经济圈、武汉经济圈竞合关系的发展趋向
合肥经济圈与南京经济圈、武汉经济圈是相邻城市圈，在国家主体功能区“两横三纵”城市化布局中同处于长江发展横轴，形成跨东部中部地区的“宁合汉结构”，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相邻经济圈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竞合关系的发展趋向，是由经济圈核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发展能力所决定的。但是，与南京、武汉这两个经济圈的核心城市相比，合肥市的经济规模和发展能力都弱于南京与武汉，合肥经济圈与南京经济圈、武汉经济圈在竞合关系上就处于弱势。根据地理板块理论，一个地理板块若受到周边地理板块的挤压，前景只有两个:一是沉降，一是隆起，合肥经济圈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下，为避免“沉降”，争取“隆起”，唯一的办法是要做大做强合肥经济。
“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加快了发展步伐，与南京、武汉的差距逐步缩小，如合肥市的主要经济指标相对于南京、武汉的程度，地区生产总值﹙GDp﹚由2005年的37．8%和40．9%，上升到2010年的53．9%和49．0%;人均GDp由2005年的49．4%和71．9%，上升到2010年的69．1%和83．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2005年的31．9%和39．2%，上升到2010年的54．8%和54．3%;地方一般财政收入由2005年的27．3%和33．8%，上升到2010年的50．0%和66．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64．6%和89．2%，上升到2010年的67．3%和91．6%;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51．5%和73．9%，上升到2010年的64．0%和85．8%。②由于合肥市同南京、武汉差距的缩小，合肥经济圈与南京经济圈、武汉经济圈的竞合关系也逐步得以改善。行政区划调整后，县级巢湖市与庐江县划归合肥所辖，扩大了合肥市的政区范围，合肥的人口与经济总量已达到特大城市规模，在城市体量上也进入与南京、武汉相同的城市等级，从而会进一步推进合肥的聚势发展。由于核心城市的这种变化，合肥经济圈与南京经济圈、武汉经济圈的竞合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其基本趋向是:竞合范围会逐步扩大，竞合程度会逐步加深。合肥经济圈与南京经济圈、武汉经济圈竞合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核心城市合宁汉竞合关系的变化上。合肥市虽然在城市体量上与南京、武汉处在相同规模等级上，但在经济规模与发展能力上与南京及武汉都有相当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才是实质上的差距。针对这种情况，合肥应把追赶南京、武汉作为今后的前进标杆，努力缩小这种实质上的差距。
追赶虽有竞争，更有合作，是竞争与合作的交织。根据合、宁、汉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合肥与宁汉间的城际竞争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大项目的招商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端人才的吸引等方面;合肥与宁汉间的城际合作主要表现在特色产业的分工合作、市场体系的协调建设、劳动力流动中的社会保障衔接和跨行政区交通体系的完善以及长江水资源、生态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合作等方面。有些领域的竞争会多于合作，有些领域的合作会多于竞争，在竞合中会各有所获、共同发展。合肥市应着力培育优势、挖掘潜力，在更多竞合领域中获得主动权。根据城市“引力模型”计算，合肥与南京、武汉的经济联系转化系数分别是2．13和0．75［1］，南京是武汉的2．84倍，合肥与南京的关联度大大超过了与武汉，在“宁合汉结构”的竞合关系中，应突出合肥与南京的战略竞合关系，核心是合肥要在竞合中追赶南京。“十一五”以来，尽管合肥追赶南京的步伐明显加快，合肥与南京的差距有所缩小，但缩小的主要是经济总量，而在结构与质量上还有较大差距。
比如，在产业结构上，合肥的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南京，在空间结抅上，合肥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南京;在发展质量上，合肥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南京弱，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比南京低;合肥追赶武汉，也是总量上步子大、质量与结抅上步子小，与追赶南京的情况相类似。因此，合肥将宁汉作为发展标杆，特别是把追赶南京作为重点，既是必要的，也是艰巨的，为此，合肥市应充分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既要强化合肥在培育优势产业基地和吸引高端人才等方面的竞争力，又要在更多领域推进与宁汉的经济技术合作，把握“宁合汉结抅”竞合关系的新趋向，在竞合中追赶，在追赶中竞合，把合肥市建成在规模、结构、质量等方面与宁汉同等级的区域性特大城市，带动合肥经济圈的更好更快发展。
2合肥经济圈的东扩与江淮城市群的崛起
行政区划调整后，因原属地级巢湖市的无为县划归芜湖市辖、和县与含山两县划归马鞍山市辖，合肥经济圈的范围缩小了，其中，行政区面积减少4870km2、人口减少250万人。根据城市经济圈的成长一般规律，城市经济圈的空间范围主要是由核心城市的功能强弱所决定的，随着核心城市的功能增强，城市经济圈的空间范围是会扩大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市的中心城市功能会进一步增强，合肥经济圈的范围应有所扩大，而不应该是缩小。显然，上述情况变化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圈成长的一般规律。根据合肥与周边市县的经济文化及交通联系状况与发展趋势，合肥经济圈的东扩和江淮城市群的崛起，也就是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经济圈发展的必然趋向。合肥经济圈的东扩，是东向扩大到定远、全椒两县。［2］
定远、全椒面积分别为2891km2和1572km2，2010年人口分别为97．0万人和46．5万人，两县均与肥东县相连，县城距合肥主城区分别为90km和120km，进入合肥经济圈具有必然性。第一，两县与合肥相邻，交通联系十分便捷，特别是合徐、合宁高速公路及京沪高铁至合肥的支线与沪汉高铁构建了两县与合肥市的快速通道，更提高了两县与合肥的通达性，两县已处于合肥“1小时经济圈”之内，进入合肥经济圈具有交通区位条件。第二，两县与合肥在历史上的经济文化联系就十分密切，如今，这种联系更进入到产业与市场层次，两县的产业结构与合肥有较高的关联性，市场也逐渐与合肥融为一体，特别是随着合肥市交通枢纽的形成，两县要素流动更多地指向合肥，产业与市场已不同程度地进入合肥经济圈。第三，两县与合肥同处于江淮分水岭，加上六安市的部分乡镇地区，两县进入合肥经济圈后，江淮分水岭的绝大部分乡镇都在合肥经济圈，将更加有利于江淮分水岭地区的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社会发展，同巢湖纳入合肥市一元化治理具有同样的意义。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两县的经济发展在全省尚处于中等水平，但发展潜力很大，进入合肥经济圈后，既会更多地接受合肥市的辐射，又会融入合肥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对于两县的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等，都会有多方面的推进作用。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经济圈向定远、全椒的东扩，也就十分必要。建议定远、全椒两县党委、政府从战略上审视这个问题，尽早加入合肥经济圈，也建议合肥经济圈的成员迎接两县的加入，推进合肥经济圈的东扩。
桐城市一开始就加入合肥经济圈，也为定远、全椒两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政府为主导，既打破行政区界限，又不论城市的行政等级，按区域发展规律构建城市经济圈，是合肥经济圈的一大创新，将县级桐城市与其他地级市平列，优势互补、平等合作，共同达成区域合作协议，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桐城市为安庆市所辖，桐城市加入合肥经济圈以来，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安庆市的发展增添了诸多的积极因素，也有利于安庆市的整体发展。同样的，定远、全椒为滁州所辖，两县加入合肥经济圈后，不仅会促进两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为滁州市的发展和“大滁城”建设增添力量。更由于滁州市处于南京与合肥之间，向东融入南京经济圈，向西融入合肥经济圈，可以东西助力、“左右逢源”，更加有利于全市的发展和“大滁城”建设。可以说，行政区划调整后正在形成的“合宁结构”，滁州市的区位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发展步伐将会加快，而定远、全椒助推合肥经济圈东扩，正是开拓滁州发展新局面的战略举措。
行政区划后合肥经济圈不仅要东扩，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由合肥经济圈上升为江淮城市群。城市发展史已表明:当一个城市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上升到一个新的等级，且相邻周边又有若干次等级的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经济圈一定会发展为包括这些次等级城市在内的城市群，“圈”向“群”的跨越具有必然性。而且，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市群已成为带动我国区域发展的主体功能形态，“十二五”期间我国对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就是以城市群建设为支撑的，并且把“江淮地区”列为国家的重点开发区之一。合肥居皖之中，北有沿淮城市蚌埠和淮南，南有沿江城市芜湖、马鞍山、安庆、铜陵、池州，东有滁州，西有六安，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这些城市都在合肥的2小时车程范围之内，必将形成以合肥为“群核”、以周边9个地级市为“群集”的“1+9”江淮城市群，类似于以武汉为中心的“1+8”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以郑州为中心的“1+9”中原城市群，从而可以大幅度地优化全省的战略布局，既形成全省崛起的战略板块，又可辐射和带动皖北发展;同时，又可以拓展长三角城市群的腹地，助推长三角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3］可以说，江淮城市群的崛起是安徽真正崛起的标志。行政区划调整为合肥建设成为与南京、武汉、郑州同体量级的区域性特大城市创造了条件，以合肥为核心的江淮城市群的崛起，也就成为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经济圈发展的必然趋向。
3合肥经济圈一体化程度的提升
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经济圈最广泛、最深刻的发展趋向，是经济圈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其中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市场体系、生态环保、社会管理等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提升，主要是发展“大交通”，在经济圈范围扩大通勤性、提高通达性，提升“同城效应”，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之间形成“同城化”的新格局。所谓“大交通”，即是公铁水航与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密切衔接、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服务功能完善高效、居民出行便捷安全的综合性、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目前，合肥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框架已初步形成，重大项目已列入计划并正实施，主要是应按一体化趋向提升与完善，进一步通畅主动脉、扩展大微循环、完善“毛细管”，在经济圈全域形成一体化的交通体系。
产业发展一体化的提升，主要是围绕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核心骨干企业为龙头，以差异化发展为特色，推进市县之间分工协作，提升经济圈全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各市县经济开发区要突出优势产业，围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开拓循环链，推进企业间、行业间、开发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形成共生共长的产业共生圈。要按照产业发展一体化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工业重心要向县市转移，核心城市合肥要注重发展生产业，扩大辐射功能;主城区内的开发区或“退二进三”，或“提二升三”;要推进合六、合淮、合蚌、合巢、合庐、合桐产业走廊建设，形成各有特色的跨县市产业发展空间骨架;要推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带动广大农村第一产业的“接二﹙第二产业﹚连三﹙第三产业﹚”，加快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农村经济发展。市场体系一体化的提升，主要是构建统一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建设有活力、开放性的经济圈市场体系。提升市场体系一体化水平的基本方略，一是打破行政区界限，从规划入手构建经济圈统一市场体系，建设若干大型专业市场和合肥要素大市场，以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推进连锁经营;二是实行经济圈市场一体化监督与管理，如工商登记、食品药品检验、消防安全等领域的互通互认，建立一体化的电子支付结算系统，实现同城结算、商业票据集中交易等;三是繁荣各市县区域市场，要面向本地居民完善基本服务，面向外地消费者提升特色服务，面向生产者开拓高端服务，进一步完善城市商圈，带动县乡市场发展，提升城乡市场体系的综合功能和一体化程度。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8
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实际效应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和成果。
1.1有关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会带动劳动力、资本和居民点向城市转移，由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库兹涅茨，1989)。Glaeser(2005)认为城市化的成功与否与它适应产业结构的能力息息相关。陈立俊和王克强认为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使更多的人口由农村转向城市，从而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陈立泰和刘艺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协同集聚，也推动了产业升级(Kolko，2010)。蓝庆新和陈超凡的空间计量研究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强烈的空间冲击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层次。
1.2有关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消费需求及结构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并且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克拉克，1951)［7］。钱纳里(1975)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内学者方面，查道中等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正向诱导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不具备这种效应。陈海波等以江苏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居民消费结构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周辉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不显著。邓于君等另辟蹊径，从消费需求软化的视角，研究发现消费需求软化成为当前促动中国产业结构软化的首要因素，中国消费需求软化对产业结构软化升级促动作用具有很大的潜能。
1.3有关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
Roberto.Herrmann(1967)发现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化有显著的关系。蔡窻指出城市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是互为内生的，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变化引致城市化，而城市化进程又会促进市场发育，并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蒋南平等(2011)［15］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总体上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付波航等(2013)［17］使用动态面板Gmm估计发现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预计这一正向作用还会增强。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两两之间的关系上，以系统论的视角将三者进行整合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关于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既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当前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2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为了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系统论的视角提出一个有关三者互动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1)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以城镇为载体和依托，城镇化带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利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镇转移和集聚本身就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了条件。此外，城镇化带来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增强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活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结构层次也随之提升。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也会对新进入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促使其由低消费率向高消费率转变，由低消费层次向高消费层次转变。(2)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城镇化发展的前提、动力和基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主导产业由收益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收益率较高的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转移，这必将改变劳动力结构，带动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从短期静态的视角来看，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不可能脱离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的数量和质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消费结构的合理变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现实变化。(3)从长期动态的视角来看，消费结构主要通过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调整，从而带动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由于各产业之间具有联动效应，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也必将带动投资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此，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居民对高档消费品和高级消费形式的追求，由于城镇消费品种丰富、消费服务设施完善，吸引了各类群体进入城镇这个产业集聚地与商业、消费集聚地进行消费，拉动了城镇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长又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城镇经济总量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此外，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地域面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消费品进一步增加，吸引大量民众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和定居，从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3实证分析
3.1变量的选择
3.1.1城镇化指标(UR)Christopherwilson(1986)［18］在其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中指出人口学通常所说的城镇化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即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此观点，我们选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这也与众多学者的方法一致。3.1.2产业结构指标(iS)本文借鉴徐德云(2008)［19］的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用以下公式来测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iS=∑3i=1ii×i=i1×1+i2×2+i3×3，其中，ii为第i产业的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从测度公式可以看出iS的取值范围为1～3，如果该指标等于或越接近于1，则意味着一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低，反之，如果该指标越接近于3，则表示该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高。3.1.3消费结构指标(CS)按照我国的统计方法，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杂项商品和服务等8个方面，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在这8个方面的支出中，食品支出是最基本的，其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恩格尔指数。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选取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恩格尔系数的大小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成负向关系，即系数越高，消费结构层次越低。考虑到消费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反应这种关系以及消费结构层次的升级，我们采用居民非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评价指标，这里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2012年。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我们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名分别为LUR、LiS、LCS。
3.2模型的设定
为了研究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构成的多变量系统内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关系，建立由这3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具体形式为:Yt=C+∑pi=1aiYt－i+εt。其中Yt=(LURt，LiSt，LCSt)t，C为常数序列向量，p为VaR模型中内生变量的滞后期，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
3.3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中的变量通常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必须检验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以此判定序列是否平稳，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时间序列变量LUR、LiS和LC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3.4协整检验
在确定了变量序列LUR、LiS和LCS的同阶单整性后，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还需通过协整检验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在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前，应首先构建LUR、LiS和LCS的VaR模型。但同时又因为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等5个评价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判断原则是当超过50%的准则选择某个滞后阶数的话，那么就认为该滞后阶数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2为VaR模型滞后期检验结果，5个评价准则中有4个均显示应选择滞后2期。由此，本文建立VaR(2)模型。从VaR(2)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来看，其中LUR、LiS和LCS3个方程的修正可决系数分别为0.999、0.987和0.979，说明3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解释能力很强。F统计量结果表示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此外，VaR(2)模型的单位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表明建立的模型稳定，由此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稳健和可靠的。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主要包括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Ce)仅有截距，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LUR、LiS和LCS3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也就是在95%的置信度下，有理由相信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LUR、LCS和LiS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验证。下面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检验结果来看，(1)城镇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消费结构的升级亦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此外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2)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别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亦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3)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单只是个体，而且包括整体都并非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原因可能在于: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等体制影响下，城乡居民收入、社保等福利待遇一直保持较大差距，尤其我国城镇化长期依赖于房地产，高房价的受益者———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加，消费结构随之升级，拉动城市物价水平的上升。这样，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等“城市病”日益严重，促使进城务工者弃城返乡，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城镇居民向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现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发展，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1)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居于首位，然而第二产业就业比例长期低于第一、第三产业，并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长期低于产值比重仍然较低的第三产业。显然，这使得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2)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路径一直以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而非劳动力，从而难以充分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也就难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3.6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3.6.1脉冲响应分析在应用VaR模型时，一般不需对参数估计值进行经济解释，重点是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这一般需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动态影响。在前面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可知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原因，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原因。为考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根据前面建立的VaR(2)模型，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这两方面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具体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响应程度。LC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1期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上升到高位，然后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到第4期达到最大值，之后迅速下降，到第9期达到正响应的最小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趋于稳定。整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处于正响应状态，说明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化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能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而扩大消费需求，带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LCS对来自Li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然后正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到第8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经过短暂下降后逐渐上升，并于第14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之后表现出持续较小正响应的趋势。总体来看，在长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有限。然而从中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体现为资本投入，投资的增加必然会限制居民消费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红利”的逐渐显现，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将提高，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转变。Li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最初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增加，第3期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到第7、8期达到最小的正响应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在较高位表现出稳定的正响应趋势。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体现出的较大正响应状态。该冲击效应表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短期内能迅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势必在中期内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产生冲突和摩擦。通过改革城镇化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加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最终可以发挥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效应。LiS对来自LC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下降，从第5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负响应持续较短时期后于第9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并且不断上升，最终在波动中趋于稳定。总体来看，在长期内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中期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我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当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相适应时，企业难以把握市场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产品供给结构和投资方向，使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导向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供求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实现。3.6.2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新息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在进行方差分解时将滞后期数设定为10期。首先来看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CS的变动中，58.67%以上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0%～4.98%的波动可以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波动解释，0%～37.57%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从整体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自身的冲击很大，但它是逐渐减弱的，而城镇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冲击不断增强，并且要大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其的冲击。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其自身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正逐步增加，但也不能忽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再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iS的变动中，45.86%～67.54%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29.94%～39.80%的波动可以由消费结构升级的波动解释，2.52%～21.89%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这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来自其自身惯性冲击和消费结构升级冲击的影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来自城镇化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少，但其影响是不断增强的，这一点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4结论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9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还不够快，城镇化率低于全市、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还很明显等等。就城市建设而言，这几年我们在“两城”建设上实现了“量”的扩张，拉开了城市发展的框架，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留足了空间，但在“质”的提升上还不够，城市的能级、品质、功能配套、人文底蕴等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广大群众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可以说，加快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__新一轮城市发展的迫切需要。
高品质城市是集聚高素质人才、培育高水平产业的重要载体。在工业化初期，有什么样的产业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在工业化中后期，有什么样的城市就会有什么样的产业。当前，我县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将更为明显，只有加快打造高品质的城市载体，才能更大范围地集聚高端要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随着“高铁高速时代”的到来，我县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重要经济圈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一体化已进入加速期，一体化对__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面临“同城效应”带来的机遇，也面临“虹吸效应”带来的考验，是成为外部要素的集聚地，还是成为本地要素的输出地，关键看我们城市的功能、品质和能级。下一步，县委、县政府推进城市建设总的定位和蓝图就是要围绕“撤县设市”的目标，提升__中心城市功能，打造__新城，推进“两城”一体化发展，最终建成70万人口规模的__新型中等城市。今年，要按照“三治三增三提升”的要求，大力开展“城市建设提升年”活动，着力打造城市升级版，同步提升城乡环境和品质，努力走出一条内涵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子。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农业农村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都强调，“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为总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__的实际来看，我县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县，正处在向农业强县跨越的关键时期，农业产业结构还不优，农村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农民增收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做好“三农”工作意义重大，必须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紧抓不放，长抓不懈，努力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跨越。
无论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抓好农业农村工作，最终的结合点都是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坚持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方向，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发展局面。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对城乡建设和“三农”工作，县委、县政府已经成立了相应的指挥部和领导组，各指挥部和领导组要切实履行职责，各牵头负责同志要加强工作调度，层层抓好落实。各乡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实行严格的领导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不讲条件、不摆困难，确保任务落实。特别要进一步强化村级和社区的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要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强大合力。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特别是各县级牵头领导和相关责任部门要在加强督促检查的同时，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协调矛盾、解决问题。各地各部门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要敢抓敢管，尽职尽责；对涉及多个部门、交叉共管的工作，牵头单位要主动负责，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
三要加强学习研究，提升工作本领。各级干部要加强对中央和省、市有关政策的学习研究，把工作研究透、搞明白，着力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要紧密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深谋划、勤思考、善结合、敢尝试，使工作措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推动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多学习、多思考，针对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善于创新破难，打开工作局面，努力保持发展的良好势头。
四要强化督查考核，坚决兑现奖惩。对这两项工作，相关部门、“两办”督查室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进行考核，对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给予大力表彰，对措施不力、工作缓慢的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要将今年的城乡建设和农业农村工作作为检验、锻炼和培养干部的重要平台，把工作完成情况与评先评优结合起来，与干部的考核使用结合起来，全力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篇10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目前，对于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