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现象篇1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生活文化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充分说明文化的突出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分析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文化现象,发挥其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功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特点
文化部长孙家正在他的《追求与梦想》中说:“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情感、愿望的反映,反过来又对人的生存、发展给予能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人。”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认为,“文化是一种区别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这样一些‘硬实力’的‘软实力’。它软就软在比‘硬实力’更为内在、更加深刻、更具精神特质,从而能决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及基本品质。”它“是一种支撑力、一种创造力、一种推动力、一种传承力、一种审美力。”[1]考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实行了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多新事物、新现象,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对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特点。
(—)价值的多元性。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人生价值。人生价值是人们在一定思想观念之下的对自我人生用途和积极作用的一种肯定和追求,是人的基本素质的体现。计划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表现为单一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抑制了人生价值的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允许多元文化共存,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如,1•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国家大事和参与民主讨论而不必担心象那样动辄受批判。2•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而不必担心被扣上不问政治的帽子。3•人们可以表现对物质的追求而不必担心被说成“物质的奴隶”;只要是劳动所得就是合法的。4•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成果而不被说成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5•分配形式多元化。如此种种,这是人性的回归,这是新的文化环境给人民带来的福祉,同时其本身也是新的文化现象。
(二)主体的多样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主体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是全国的人民群众。我们清楚记得,时期,“”及其追随者控制了文化,人民群众没有任何话语权。在其统治下,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八亿人民没有参与文化的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职别、阶别、年龄既是创造者也受众,谁都可以参与创作,谁都可以上台表现自我,谁都可以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形式。这种共同创造和享受文化的现象只有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得以实现。
(三)形式的丰富性。从形态看,有公益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从文化载体看,是多得目不暇接。期刊、报纸、广播、电视、广告、网络、电话以及民间的演出等等,连手机也成为发表信息和文学作品的媒体。这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反作用于文化的发展。这当然得益于市场经济。
(四)传播的快捷性。传播的快捷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以往,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造成消息闭塞,而今交通四通八达,电子技术发展迅速,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机遇,不管是繁华都市还是边陲哨卡,都真正实现了百姓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全方位享受文化生活。
(五)参与的主动性。时逢盛世,文化昌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文化事业是空前的大繁荣、大发展。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体。正是人民群众对自身文化能量的释放,使得人民群众既可以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文化的消费者;既可以当主角,也可以当配角,由此极大地焕发了主体的参与热情。人们可以参与各种创作、演出,可以大大方方地跳交际舞,走“t”型台,写博客,甚至参加选美比赛等等。类似“超极女声”、“快乐男生”的“海选”和热播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许多人对“超极女声”、“快乐男生”等颇有微词,但它毕竟满足了群众参与的心愿,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发生的。这种主动参与、积极参与的热情大大激发人们的民主意识和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何偿不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正是人们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使我国的文化空前活跃。
(六)表现的多层性。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层面是很丰富的,从大的意义上说,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层次分,可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大类别,大众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的格局,使当代文化体系呈现多元并存的格面;从形态分,有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从理性分,有文化制度、文化理念、文化观点、文化思想、文化态度等;从文化的种类分,其种类十分繁多,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制度文化、网络文化、慈善文化、服装文化、旅游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竹文化、灯文化等;从载体分,有书报、影视作品、歌曲、广播、网络、电话、歌厅、舞厅、酒吧等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多层面性,使人们的文化生活空间大大拓宽,可以尽情享受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科学、文明、健康的精神产品。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七)中西的融合性。文化的相互融合古来有之,我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其中就有佛教的成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严复等有识之士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典籍这也是一种融合。到了六七十年代,极左路线把西方视为洪水猛兽,只要和西方沾点边就被当成“崇洋”和“修正主义”来批斗。这是一种倒退。好在我们迎来了市场经济,分清良莠,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了不少西方有用的文化成分,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繁荣了文化领域,也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我们相信,这种在发展中的文化融合现象将继续下去。
(八)批评的宽容性。“以人为本”的思想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空间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人们对多元和娱乐持尊重、包容的态度,不是搞艺术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政治批判来对待公共娱乐,更不像历次政治运动那样,搞阶级斗争为纲,上纲上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人自危。即或批评,其态度也比较平和,语气比较平缓,注重事实,以理服人。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正如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所总结的那样:“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伪劣现象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对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人们按经济规律办事,推动人们增强竞争意识,努力学习,钻研业务,强化能力,提升素质等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正如上述所分析的,由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一段时间中和一定的范围内,有的人偏离了正常的文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有悖于社会的心理正态,甚至有的人染上了浓重的功利主义,丧失良知,搞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扰乱了文化市场,坑害了人民群众,也影响了自身。主要表现如下:
(一)浮华的文化作风比较严重。曾经一时,部分官员好大喜功,搞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升官发财,这种风气的盛行已经“殃及鱼池”,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对社会事态实事求是的认知,于是社会出现了一些浅薄,甚至低俗的现象。如,有的人比阔比财比豪,刻意炫富;有的花“巨资”买所谓的车牌,或什么“靓号”;有的穿着专讲“名牌”;有的只顾自我感受,不顾文化的社会效益;有的地方为赶时尚,打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牌子,结果文化的“台子”没搭好,经济的“戏”也没唱对,劳民伤财;有的为死去的亲人送“外币”“彩电”“冰箱”和“小姐”;有的甚至以烧人民币取乐。
(二)不当的文化消费时有发生。经济的发展带动文化消费的丰富和方式的改变,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原本“文化消费作为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将是国民追求生存价值,实现幸福的上佳途径。”[3]然而,一些不当的消费时有发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分析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种现象在文化领域也比较突出,如,有的沉迷感官刺激,有的追求所谓时尚,有的迷恋低级趣味和黄色的东西,这值得引起人们的警觉。记得前些年,有的都市搞什么牛奶浴、黄金宴。黄金麻将、黄金书、白银书、丝绸书、豪华包装的月饼等等,成为行贿的礼品,助长了腐败。2003年,西南某都市竟然摆起美女人体宴,的高品位的女人躺在餐桌上,男人们饱餐一顿之后,大说这是“餐饮文化”。这实际上是文化的堕落。说起“餐”,某企业老板为博得美人一笑,2003年10月竟花30万元一桌宴请第十一届世界旅游小姐年度皇后大赛冠军得主,餐后油嘴一抹,连说“提高企业知名度,值!”。据称北方某都市某某说是为了文化,一桌花掉800万,南方某都市某某比这还多。2006年11月22日(a08)潇湘晨报报道,北京某富豪为博得“宠物猫”开心,委托网站征集猫保姆,月薪10万。
(三)格调底下、粗俗的文化产品不时出现。有的影视作品格调低级庸俗,制作粗劣。一些媒体格调底下,用语粗俗,“假大空”之风较为突出。曾经一段时间中,类似充满性暗示、性和乱改成语的广告见诸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成为一大公害。明星影星的绯闻、隐私和各种无聊琐事一炒再炒,以制造“卖点”。有人读了一些书,有了点语言天赋,自以为是“文化人”便疯狂起来,频频发表“性事文章”。她们用自己的身体来写作,把张贴在个人的主页上,把个好端端的“文化”给亵渎了,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是一概反对女人有点性感,但涉及个人的隐私,还是远离文化为好,而如果用的语言和照片“行贿”,受害的是青少年。改革了,开放了,各种赛事目不暇接。报载2003年9月某都市有一场当街吻赛,参赛者均为那价值万元的钻戒而来。众目睽睽之下,吻男吻女,吻姿千姿百态,初始,吻得火热火辣,吻得热血沸腾,吻得天昏地暗,吻得掌声四起;暂后,便吻得麻木,吻得变了脸型嘴型,吻得不知自己是何人。依笔者看,这种当街吻赛,赛不出文化来,赛不出文明来。近几年,各地的表演类选秀节目一哄而上,但有的不讲质量,出现选滥现象,如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叫停的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造,评委言行举止失态,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
(四)文化设施不与经济同步改善。文化设施是文化的载体,有的县把影剧院改做他用,有的图书馆、文化馆或残缺不全,或破烂不堪,文化场所空有其名。被誉为知识与文化“记忆殿堂”的博物馆,正遭遇边缘化的命运。[5]有的地方不讲科学,修庙宇比较热心,对文化设施的建设缺少投入,对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缺乏信心,使得封建迷信活动和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愚弄老百姓。
(五)有的文化媒体职业道德下降。1•有的文化场所为了赚钱,叛经离道,从事。2•有的网站用“黄页”腐蚀青少年,影响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3•有的期刊为经济利益,不断扩充版面,文章质量却大为下降。4•有的为了赚钱,出版庸俗、低级、格调不高的读物;出版盗版书籍和音像制品;有的违背历史真实,胡编乱造电视剧。5•有的搞有偿报道、失实报道、错误报道、假报道,有的搞低级趣味的炒作,影响社会的稳定。6•有的虚假广告满天飞,欺骗消费者。7•有的明星以公益活动为名,行走穴之实,有的还走到了国外。8•有的媒体受商业化的侵蚀,失却新闻的专业精神,如,兰州歌迷杨某为见自己崇拜的歌星刘德华,其老父亲自杀的新闻被吵得沸沸扬扬,甚至2007年3月25日晚,杨某父亲由于不堪重负跳海自尽之后,有的媒体竟然以“资助”之名,把杨某母女“藏”在宾馆,控制新闻源,以便采集到独家新闻。
(六)学术论文出现扭曲现象。有些“论文,没有多少学术性,没有多少新鲜货,大多只述不论,只引不发,拾人牙慧,没有创见,搜罗旧闻,没有新意。更有甚者,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占为己有。”[7]有的请“抢手”写学术论文,答辩侥幸通过。
(七)不当的文化心理引发不当的文化竞争。曾经一时,争“祖宗”、争“正宗”、争“古人”、争“牌子”、争“名分”成风。如,有4000年历史的杜康酒,又有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被三家“杜康”为商标相互闹纷争,其中汝阳和伊川打得你死我活,纷争20多年。“结果伊川破产了,现在汝阳也宣布破产。”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南阳、襄阳争诸葛,诸暨、萧山争西施,更有安徽人、江西人和婺源人、尤溪人、建阳人共抢一个朱熹”。“现代人为争一个牌子,官司打个十年八年,兄弟反目,朋友成仇。争了半天,祖宗精神、本事没长半点,实惠一点没捞着,却把时间、精力、心思花掉了,浪得虚名”。[8]笔者罗列上述现象,不是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抹黑,如果那样,那是思想僵化,那是不行的。当然,上述情况只是少数,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对其进行曝光理所当然;引起警觉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也势在必行。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伪劣现象的原因破解
客观说来,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和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出现一些文化伪劣现象也并不奇怪,但如果任其下去,对我们党的事业,对国家的发展,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建设有万害而无一益。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用文化的智慧分析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认真审视和分析,造成一些文化伪劣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挑战。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比较单一的民族文化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猛扩散,以往的那种“文化地界”似乎在逐渐消失,同时,这种“地界”的逐渐消失又是难以阻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外来的先进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也无须去阻挡。由于外来文化的传入,一方面给我国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掺合务必使传统文化带来一些变异。变异的东西并不是都是坏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少部分变成了伪劣现象。
(二)新的经济格局和利益分配的变化,导致主流意识面临挑战。“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新的经济格局,表现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机制、经济成分等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利益的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分配形式多元化。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变化必然引发文化的变化,表现为:(1)原来一统天下的传统文化的存在空间被挤压。(2)通俗文化找到广阔的活动空间,精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们的冷落,有的甚至被“边缘化”。通俗文化的空前活跃,必然出现一些伪劣现象。尤其有的人产生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他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惜牺牲精神产品为代价。(3)思想的活跃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此时,许多人自由地选择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但由于有的人“免疫力”的低弱,在选择文化过程中兼收并蓄,将伪劣的东西吸入并加以扩散,由此文化的“伪劣现象”不仅难以消退,有时还表现为强劲之势。
(三)地方保护主义让先进的、活性的文化因素难以激发活力。古代,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拒绝他国文化的优秀成分,清王朝搞“闭关自守”,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难以渗透中华大地。盛唐时期,由于搞开放,出现了盛唐文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保护主义,主要是某些地方官员出于对地方经济和文化产业的保护而对外地先进的文化产品持排斥和拒绝的态度。这虽然出于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动机,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往往保护的是落后的东西,甚至让那些“假冒伪劣”和封建的文化产品屡禁不止,无法打击。有的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的影视作品,为了经济利益,有的人又让其“卷土重来”。
(四)有的领导对文化建设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领导对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认识比较模糊,比如,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抓”与“放”的关系、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谁是文化主体等问题,有的人认识不十分清楚,由此处理不当的事时有发生,要么一抓就死,要么一放就乱。为什么出现格调底下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出现文化设施不与经济同步,为什么有的文化媒体职业道德下降,等等,都与有的领导的认识和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不当有关。他们不是法制观念淡薄,就是管理松懈,缺乏责任感。
(五)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造成文化市场管理失控。公权与资本的勾结,导致党内和政府内少数官员的腐败行为,放纵不法分子对文化市场的操控。“在任何社会,一旦资本与暴力不受制约地结盟甚至苟合,都必然生成一种可怕的嗜血怪兽,它会在不惜穷尽一切手段中,实现对利益的攫取与占有,并一再突破人类文明以及伦理的底线。”[10]为什么有的人为了一己之私,任由“黄毒赌”泛滥,为什么有的参与腐败文化,其原因就是公权与资本的勾结。如果说假冒伪劣的物质产品会伤害人的身体的话,那么,假冒伪劣的文化产品会腐蚀了人的意识,扭曲人的人格,伤害人的心理,而这种伤害往往持久深透,难于愈合。因此,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同时多多生产先进的文化产品势在必行。
四、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撑。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甚至是综合国力的基石”[11]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重视文化建设,并在实际工作中抓紧抓好先进文化的建设,让先进文化引领社会的发展,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一)坚持核心价值观。每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那么这个民族就会一盘散沙,不被别人击倒也会自我倒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像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2]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发挥人民大众当属社会主义文化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强化社会道德意识。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文化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审视文化产品的假冒伪劣现象,主要出自那些缺乏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的文化人和商人,他们唯利是图,不顾后果,是一种丧失社会道德的表现。对此我们有责任正告他们,你们的所作所为是社会所不容,于人民所不齿,你们伤害他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和子女。我们说,人之所以为人、所言和为事总应该有基本的良知,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和公德意识。如上所述的大量的假冒伪劣文化产品的出现,是因为部分文化人和文化商人的责任和道德意识淡薄。为了净化文化市场,必须从源头抓起,即,文化人和文化商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应该得到强化。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为一己之私,一己所得,应该顾及社会的成员,顾及社会的道德。文化产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愿意,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三)引导文化消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当改革开放使老百姓的物质得以富足以后,这时人们追求文化享受在情理之中。文化产品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说到底它原本就是精神产品。不管那种产品,它都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社会风尚等等。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信息可以共享的世态下,各种文化阵地和大众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要注意指导和引导文化受众,除了受众的兴趣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性和思想性上指导和引导,并向人民群众提供科学、文明、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切不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顾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知识的提高和思想的进步。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应该增强识别能力,分清哪些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平庸的;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弘扬真善美的,哪些是散布假恶丑的,自觉抵制那些丑陋的、黄色的、的文化产品,同时坚决不传播,不制假贩假,防止假冒伪劣文化产品的蔓延,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四)完善管理制度。文化产品的假冒伪劣是文化市场体制不完善的反映。一方面,还存在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的、不健全的地方;另一方面,管理机构责任心不强,管理不严,从而让假冒伪劣产品有滋生的条件和土壤。为了有效地打击假冒伪劣文化产品,完善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如:1•根据十七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指导思想,认真梳理法律法规条文,该废弃的废弃,该补充的要补充,使之有法可依。2•有的领导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对腐朽没落的精神产品漠然处之,听之任之,这是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此,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包括撤换那些不作为的领导),做到管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从而净化文化市场。3•应规范市场运作,注意“度”的控制,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文化经济现象篇2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文化变迁互动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赋予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要解决西部发展问题，包括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产生了文化适应、文化变迁等新问题和新现象，社会文化变迁也对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产生了深刻的、潜在的影响。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生活着壮族、藏族、土家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怒族、纳西族、佤族、独龙族、羌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仡佬族、水族等世居少数民族，种类多，分布广，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民族风情多姿多彩，多数处于经济后发展地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变化。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以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迁也对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经济与文化在双向的互动中发生着明显的变迁形态，显示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的情态，社会文化观念更加开放，传统价值理念明显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既保持着各自特色又不断变迁发展
西南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很鲜明，文化个性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文化认同持续延伸，以自身的特色不断发展，转向更加开放的形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沿着其自身的文化轨迹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中发生演变的。
（一）众多少数民族保持着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生态。
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如语言工具、交通工具、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能力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民族。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地处区域广阔，又往往住在环境较为险要、偏远的地方，各民族来往不方便，因而各个民族或者各个地区的民族由于各自的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化，显示出相对的封闭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独特性的特点，代代相传，孕育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形成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多元发展的格局，并随着人类的发展和各族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缓慢地改变。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生态的相对完整性。
黑衣壮广西那坡县壮族中民族文化独特的一支，至今仍显示出鲜明的民族个性。黑衣壮自称布壮，总人口51800多人，占当地壮族总数33%。［1］黑衣壮的高度聚居是长期社会变迁的结果，有相当多的村落全部是黑衣壮，有的村落90%都是黑衣壮。黑衣壮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们勤劳、节俭、家庭关系和谐、社会安定。黑衣壮以黑色为美，以黑为神，以黑色作为族群的标记。黑衣壮古朴的族群个性至今仍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至今仍穿着传统的服饰，住着古老的干栏式房屋，仍吃着腊肉、五色糯米饭等传统食品，仍过着二月初二、三月三等民族传统节日，仍保留着古老的族内婚制。黑衣壮生性浪漫，擅长唱山歌，每当夜幕降临，男女老少便集于村头寨尾，以歌代言，山歌成为显著的文化特征。
（二）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带动着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
民族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随着这些要素的改变，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民族文化心理也随之变化，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文化经济的市场运作被逐渐认同，广西黑衣壮聚集的那坡县领导提出了“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经济发展”的发展思路，以黑衣壮为品牌，依托周边大新、靖西旅游大县，着力构建沿边特色经济旅游带。2000年开始，那坡县采取措施把黑衣壮介绍给外面的世界，以文化推动那坡的经济发展。2001年通过广西民俗摄影协会，邀请了来自全国的180多位摄影家到黑衣壮居住的村落采风，并在广西首府南宁举行“神秘的那坡”的民俗风情摄影展，同年黑衣壮合唱团登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舞台，使原生态的黑衣壮文化成为一种旅游、演艺的文化资源和产业形态。又据新华社记者采访报道，51岁藏族农民旺扎一家2000年前住在土坯房里。因为修建青藏铁路要拆他们的房子，还要让土地，他们开始想不通。后来政府帮着盖起藏式别墅，住在拉萨火车站周边，铁路建设还给他们带来了致富机会。他家里用上了彩电、电饭锅，还花9万元买了辆“东风”翻斗车，大儿子跑运输，一天纯收入400多元，他们还想在车站旁开个招待所和餐厅。商品观念的形成，经济利益的驱动，跑运输、开招待所和餐厅成为现在藏民的自觉选择。［2］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经济变迁是明显的，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有先后继承的脉络，变迁的因素和过程是可以考察的。
文化经济现象篇3
关键词:城市文化视觉形象文化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高潮正在中国蓬勃兴起，从强调改善基础设施和追求粗放型的城市化到关注城市形象和创建一流的人居环境，中国城市建设的外延与内涵都在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今天的城市竞争，再也不仅仅是规模的竞争、经济的竞争，而是更表现出城市文化、城市品味和城市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的竞争，实质就是城市视觉形象的竞争。城市建设的核心已经转变为了城市文化的建设。
1.城市视觉形象中的经济感受
城市形象作为生产发展的要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城市形象，良好城市形象又可促进经济发展。由于城市形象包括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文化设施等重要内容，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客观要求。在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良好的城市形象对外具有召唤力，对内具有自律力。其召唤力表现在：城市形象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必然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观念与道德情操等各个方面，周边地区乃至海内外各地便会根据其城市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经济类别、市场容量、资源优势、生产力水平、投资环境状况和人的素质等因素，选择和确定与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的内容和方式,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城市必然是经济的中心，不涉及经济的城市肯定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下，城市的经济状况、经济类型、经济特征都无一不是城市视觉形象的最重要的象征和支柱。
2.城市视觉形象中的宗教文化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一个城市的宗教符号与文化遗产的多少是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宗教与哲学、道德、法律、政治、文学、艺术一样，是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宗教文化是一种信仰文化，它体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对于有的城市群体要充分重视，要有恰当的反映宗教文化的城市空间，在有些城市甚至是整个宗教环境的体现。宗教文化给城市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和神秘。
古都名城视觉形象中的宗教文化,北京作为世界著名的北京作为世界著名的古都，融汇着中国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世界多种宗教文化、凝聚着中国辉煌的建筑文化艺术，体现着古代东方完美城市的文化氛围。北京城市的文明标志，不仅体现在皇宫王府、城门城墙、胡同四合院，而且也体现在道观神庙和社稷祭坛。美国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曾说过：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意思就是说，体现古都名城的标志与宗教载体有关，也与北京人文空间、城市心理状态和传统文化有关。
北京城市色彩是吉祥的“红色”，皇宫的红墙、红门是标志性的特点，青灰色民居是为了烘托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而“和”的思想时北京文化的精髓。“和”的思想核心包含了儒、道、佛、墨、法、阴阳诸子百家普遍的文化精神。“和成为人类回应和化解天与地、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人的生理心里以及东南西北中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冲突的最佳方式。
3.城市视觉形象中的历史文化
城市视觉形象的历史文化是指具有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环境和历史建筑物等等。城市的历史文化是所处时代的民族或地域文化在城市中的总合与表达。一个具有深厚底蕴的城市，其文化特征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其文化特征往往体现在其城市的历史事件、民间传说、文物古迹、城墙古建筑等方面。
由于中、西方城市历史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城市设计注重城市构架，讲究形体环境和实用性。城市规划按照几何设计原则，笔直的马路．规整的空间．风格尺度相同房屋等等。相反西方城市对自然和人文角度往往考虑不足。比较而言，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发展追求自然情趣，给人们会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有生活方式上的安定和自由。从今后和长远看，其功能会更多，更能适用而延续下去，创造出适于未来时代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着缺少公共设施，过分拥挤和环境质量不高等同题。
尽管中、西方城市文化背景、构架、审美哲学观点和民族习惯不同，也都面临着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城市以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城市的特色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和文化的凝结，一旦形成便永难更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文化风格和精神气质，岁月的变迁只会磨损她的容颜，而不会消蚀她的魅力。世界上的许多城市给人的印象，必然会联想起那里的传统建筑，街道、广场、绿地、人文、历史的景观。人们常常通过一条小小街道和别致的建筑物，就能识别一座城市的性格特征。这些都代表着该城市各个阶段的历史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结晶、瑰宝与珍品。城市的历史愈长，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就越厚，这个城市的价值就愈大。
北京，作为王城的历史就对城市视觉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走在北京任何地方，你都能感受到这个城市一种王者的霸气，帝王征服天下，北京征服帝王。征服自有征服的气象，皇家的金碧辉煌凸现了其王者风骨。它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800年建都史中，它已形成了和地域及气候特点适宜的灰色。灰色，也是北京的传统色，随着历史的变革和城市的发展，建筑物的色彩变化与时代气息相符合，充满生气与活力。
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对中国传统民俗中的“福”文化及“吉祥物”观念做了深入挖掘和淋漓尽致的展现，具有浓郁的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蕴涵和审美精神。福娃的视觉审美形象,选用特定的吉祥物形象来传达奥运精神及其主办国的文化魅力，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
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以鱼娃、熊猫、奥运圣火、藏羚羊和京燕为原型，融汇而成五个活泼可爱的娃娃形象，分别取名为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五字连读谐音为“北京欢迎你”，其色彩与奥运五环一一对应。
福娃诸原型都具有中国传统民俗的文化蕴涵。尽管随着历史的推演，各原型的文化意义已发生消长变动，但其作为象征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吉祥物的涵义却为人们广泛而深入地接受。此种文化功能在众多中国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如饮食服饰（如鱼形纹饰、面鱼、面燕）、民居建筑（如建筑装饰）、岁时节令（如火把节、燕子节）、民间文学（与之有关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民间艺术（如剪纸、雕塑）、民间游乐（钓鱼、风筝、造型玩具）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并由此强化着诸民俗文化原型作为吉祥物的象征意义，使其植根于民众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一种民众生产和生活的集体无意识。
参考文献:
文化经济现象篇4
深厚的城市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道德行为和心理构成。商业形象既是商业文化的表层和风貌，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现阶段针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新塑造的研究，更多还是从商业、经济的传统角度进行探索，难免出现“就事论事”、思路狭隘、孤立片面的弊病，很难跳出原有思维理念的制约，以多元化态度、混感官模式进行研究。本项目针对我国城市商业形象发展状况，以文化创意角度为切入点，并结合已有理论和近年来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所做的该项目类型研究成果，力求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特色、人文理念的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路。
辽宁省很多城市本土文化特点突出，借助其历史符号塑造起鲜明了城市文化形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或盲目发展模仿抄袭令自己变成其他城市的复制品，或停滞不前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原有的已被淘汰的模式下艰难生存。对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重构研究不仅关系到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辽宁地区重点城市作为对象研究其商业形象现状，将文化创意引入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辐射至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1世纪是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国家在十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由过去原有的硬件竞争，逐渐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过渡，城市与城市之间原有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已经逐渐演化成为文化实力的比拼，城市特色形象经营的主导方向已经开始向文化创意产业迅猛靠拢。
一座城市所能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包括多方面，其中自身拥有的独特文化创意产业，是其它任何竞争城市都无法模仿的。而这种各不相同的文化产业特点，正是城市个异性的所在，也是城市所具有的真正综合实力较量的精髓所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本民族和地区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构的研究中，文化创意应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精神文化作为构筑商业形象的灵魂，以制度文化作为强健商业形象的骨骼，以营销文化作为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以创意文化塑造商业形象的表层。
文化经济现象篇5
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是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济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日益彰显，经济法学在经济法研究中日臻成熟的22年里，以经济法一般问题为对象的经济法总论研究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近年来关于经济法学历程回顾的力作虽有若干，①但专以22年总论研究为主题的探讨似尚不多见。实际上，即使仅以总论研究为主题回顾和前瞻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必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以总论的研究进路展伸视线，或许是可选的诸多具体化路径之一。研究进路，一般的理解是指研究主题、视角及其演进路径。以研究进路为题可以将体系和领域、内容和方法、层次和角度等因素进行联结考察。众所周知，调整对象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理论地位。以总论研究中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标本，其本身既是论题进一步的具体化，又是总论回顾与反思的思维路径之一。本文正是以总论中调整对象的理论地位及其演进为例，回顾总论研究进路中的成果与经验教训，并力图揭示对未来总论研究包括调整对象研究的某些启迪。
总论之基础：挥之不去的调整对象研究
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主题的全部。经过了中国经济法学的三个时期的更替和发展，②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
自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之初的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就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并经常是中心主题。是次讨论中，与会学者的论题集中于经济法调整对象，③这成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可区分性大讨论之肇端。三个时期中的几乎每一次经济法理论问题研讨，调整对象问题都成为经济法总论乃至整个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中心主题或主题之一。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研讨会，从1979年到2001年10月共有64次，调整对象至少在其中的56次中属主题之一。1991年以前，它甚至是其中心主题之一。检索有关经济法总论研究论文的结果，同样是这一现象的佐证。
而且，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阶段的界分看，各个时期的交替都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④看起来暗合于经济体制变革的经济法学发展时期的三分法，也是以调整对象研究发生整体性革新为标志的。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改革，都会带来经济法调整对象研究的新高潮，并形成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革新。从1979年以后，1979年、1984年及1991年，分别是变革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的区分点。根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回应着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在每一次经济体制大变革提出之后，都要对新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新的定位，并且这些新定位都带来了总论其他理论以及总论整体的发展。比如1985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法学初步发展时期，调整对象研究的高潮集中在以有计划商品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并形成了以“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论”为典型代表的几种理论。⑤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法学开始步入走向成熟时期。其中头3年的总论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上。经过这3年的探讨和后来的完善，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整对象的观点和若干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⑥这些经济法学说，是提出者在以调整对象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经济法总论若干重要领域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体系化。调整对象的地位从这些学说——尽管是同大于异——内部各观点间的联系和不同学说相应观点间的区别中即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从不同学说的定名中窥见其一斑。总观三个时期，划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阶段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调整方式、原则等其他理论为标志，而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整体性变革为标志的。逻辑推演角度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调整对象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还可能对调整对象理论问题之所以能在总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之所以能几十年来如此吸引经济法研究者视线的内在原因获得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总论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论者的共识。因此，探讨调整对象理论在总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离不开对整个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一般探讨。新学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对原认识对象的认识的丰富并产生分化，另一方面源于新的且有必要新立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的产生。从认识的丰富和分化来看，法学从作为一门学科到法学分化为多门传统法学学科，是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结果。从新的认识对象产生来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当新的事物产生，人类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并达到足以新立一门学科时，新学科的产生便不可避免。经济法学的产生当属于后一类型。高度共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法现象并不是与法同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现象不足以有效容纳社会关系时才产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对这一新的法现象研究获得的认识达到足够丰富的时候，经济法学即告产生。而经济法学科的产生，则全在于对经济法的研究专门化，以实现深入、全面揭示经济法之不同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的目的。因此，经济法本身及其社会意义之于其他法现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何为经济法的特殊性，亦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应是争议最小的论断。多年来法学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或模式：法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的分门别类即建基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别；根据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别，法分成不同的部门，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以某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揭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揭示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依此逻辑，经济法学科之存在价值，即在于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部经济法现象的独特性，全在于或者首先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这也就必然奠定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特别是总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不必讳言，在深受中国特殊的学术体制左右的特殊学术氛围中，许多经济法学者不得不在接受上述近乎定律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探索经济法现象的特殊性，才可能在“既定平台”的有限空间中为经济法学独树一帜。这也是不断加固了调整对象在经济法学总论研究中核心地位的重要客观原因。而事实上，法学界对调整对象的顽强探索，确实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地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拓展、辐射和回映：从全部主题到中心主题再到主题之一
调整对象的独特性证明在法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独特性证明成为法学研究的全部。恰恰相反，当人们认为独特性证明完成或基本完成后，调整对象的研究便仅仅成为研究的主题之一。而这，在22年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史中表现为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经济法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调整对象的研究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如1979年8月的经济法学术座谈会、1980年6月的“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从1980年9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体系讨论会到经济法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初期（大致在1995年以前），调整对象问题都是中心主题。其中，在1986至1987年、1993年至1995年的两个小高潮期间，调整对象问题几乎成为总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虽然，分时期看，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除继续围绕调整对象这个中心主题外，领域曾扩展及经济立法、⑦经济法的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方法、经济法责任等。⑧1985年开始的初步发展时期，总论研究领域也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拓展：关注概念表述的规范化；注重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概括开始类型化；部门法地位及其与邻近部门法关系研究，在突出可区分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从强调“铺摊子”转而开始强调立法缺陷的弥补、立法效益的提高、立法体系的完善；敏锐地觉察并研究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制定基本经济立法的互动，且部分地付诸实践，如第一次草拟出了《经济法纲要》。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总论研究，呈现出领域上的扩张甚于内涵的深入，体系上的构架甚于填充，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汲取”。这或许是一个学科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从另一方面还折射出中国经济法学开拓者们为推进经济法体系化、学科化的历史使命感、学术勇气和激情。而在“走向成熟时期”内，除1993年至1995年外，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开始从中心主题淡化为主题之一。从而，总论研究重心实现明显的位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层次的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前两个时期所没有的新辟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价值研究以及从新视角进行的经济法原则研究，在揭示经济法之于人类经济社会的有用性及其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机理方面，获得了对经济法的新认识；部门法的地位研究在继续探求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与相邻部门法的可区分性的同时，大大细化了功能上协同性的探讨，注重了可区分性和协同性的融合；在体系研究上，将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律体系分开并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构造上进行探讨渐成自觉；总体特质研究开始超越分解的、各领域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贯通上去寻求特质方面有了新进展，现代性、协调性特质研究渐成共识。特别是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无论是体现为领域的拓展还是层次的深化，都试图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问题上获得理论支持。而且，事实上，经济法产生发展问题研究，原理的而非杂象性的，理论的而非描述性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无论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中心主题还是主题之一，无论总论研究领域作何种扩展、层次作何种深化，都围绕着实现揭示经济法特质的目的。一方面，从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经济法总论理论体系来看，调整对象是牵动总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关键点。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的不同，直接地导致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和经济法体系的构想的不同，并对经济法价值、宗旨和原则的解读，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式的分析、经济法立法思想和实施机制的确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都成为调整对象理论在不同方向上的辐射，成为对调整对象理论的辅支持，成为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总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拓展都表明：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既是总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以调整对象为核心向周遭辐射并时时回映着这一核心的历程，从而也是经济法各层次、各维度的特质不断被揭示的历程。
特质与体系化：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原因和前瞻
20多年的总论研究，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是关于经济法总论研究进路反思所需要探讨的。以调整对象为例，当论者可能为重心位移，为对调整学术研究对象的关注不断减弱而叹息“三代以降，文化下移”时，我们却感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经济法总论研究的进路是出处不平凡、路上多坎坷、去处在明晰。进一步的分析仍以调整对象为例并顺着前文的思路进行。
1995年以前的10多年里，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调整对象问题成为确立经济法现象与传统部门法相比之“新”的唯一研究进路，进而成为论证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特异性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理论武器，长时期维持着中心主题的地位，并几乎成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的全部主题。由此从反角度看，在肯定调整对象的重要地位，肯定多年来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意识到，多年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过于强烈地关注调整对象，不能不说是总论研究进路中的缺陷之一。其后果至少包括：过多消耗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淡化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重要论题的研究，影响了总论体系的形成；过分强化了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可区分性屏障，淡化了法的体系中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性和整个法体系的系统性，并反过来影响了经济法理论和其他法学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进而也一定程度上被迫扩大了经济法理论与所谓法学主流理论的距离，使经济法理论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影响了部门经济法“小总论”的研究，使“小总论”要么成为总论的翻版，要么成为对总论的“离经叛道”；催化了经济法学界内部许多有意无意的、无谓的，甚至演变为“新意识形态”的论争，影响了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基本共识的形成，并事实上有可能影响了学界理论的融合和学者们的团结协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将上述后果十足地归因于对调整对象的突出有失偏颇，但如果认为上述后果不同程度地可以归因于总论研究中过分突出调整对象，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在建国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法是调整对象的基本理论假设之后，对在中国新出现的经济法现象进行初始研究以明确其本质时，⑨除了从调整对象入手是“正统”进路之起始外，要么是旁门左道，要么放弃研究。所以，兴起之初的几次研讨会，调整对象问题成为其研讨的全部主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在中国法学界关于其他法部门的研究中都不曾有过或者不曾如此强烈过。之所以如此，除上述学术体制原因外，还因为下面诸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法现象在当时仍属于新兴的法现象，人们察觉其产生不过几十年时间，经济法理论积累和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共识都极为有限。二是经济法现象本是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为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问题而产生的，并不特别直观和感性，它与传统法部门并非于完全相像的层面、维度、方式存在。用传统理论和方法认识经济法现象难免会感到“剪不断，理还乱”。⑩三是经济法现象在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出现以后直到1995年，由于不具备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与现实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的经济法研究一时难以从现实中获得充分的经验素材，即便形成了某些理论成果也难以获得经济现实的实证。四是由于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这个基本假设，连同所根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具有特别地位。而且，在中国法学还没有多方位学习借鉴国外法学学术时，全盘吸收苏联法学理论以应付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学复兴的一时之需不可避免。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研究在内也吸收了其法学的基本假设、研究进路，同时也承继了苏联法学界延绵50多年的民法、经济法部门法地位之争。而将诸多原因集于一身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都不曾有过。
如果转换视角来试图考察一下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其目的何在时，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是，调整对象的揭示本身并非目的，它仍然只是手段。就学科层面即直接目的来看，经济法总论研究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多维度特质，终极目的则在于为整个法特质的揭示和现实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法特别是经济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福祉做出理论贡献，同时满足人类的求知欲。那么，能够实现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的整个经济法研究都应当是经济法学应当涵盖的领域和达到的层次。其中，一般性特质的探索则都应当是总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整对象，仅仅只是经济法许许多多特质性问题中的一个，尽管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个。需要从一般层面揭示经济法之特质的总论问题还非常之多。有的从未涉足，有的刚有所研究，有的仍然处于混沌状态。试扼要论之：
一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法律关系研究，是揭示在法律规范之下主体间关系基本内容的探索，是贯穿法学理论特别是部门法理论的一根红线，是解剖法律情景下社会关系的实验分析，是揭示不同部门法特质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总论体系化的又一关节点。法律关系研究如此重要，但极其遗憾的是，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研究尚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法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若干关于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其中不乏颇具阶段性价值的成果。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经济法的核心和边缘在逐步廓清之后，经济法上的法律关系又成为空白状态。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法上法律关系几近空白状态之严重性，于是法律关系研究之一的主体研究又被个别地提出来，并鲜有进展。然而，这还只是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上的义务，甚至经济法上的客体，都仍处于空白地带。
二是经济法上的责任问题研究。没有了法律责任，部门法理论就难以获得现实社会生活的支撑力。以前经济法学有关论著所讲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传统法学所归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外在承担方式之一，早已不应当将其与经济法责任等同起来。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论著甚至教科书将二者等同，这表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模糊。至于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确立、经济法责任成立要件、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等更深一层的问题，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这与法律责任有关，但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00年，法院系统以推动司法改革为题变更经济审判庭名称，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讨过程中提出经济法可诉性相对较弱，经济法实施领域和途径与传统部门法有所不同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没有一套与经济法相应的，归咎经济法责任、实现经济法上的权利的诉讼程序制度，是导致审判机关改弦易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部门的做法之正误自有历史评说，理论工作者多年来对如此重大的领域关注不够，对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不足不能不说是失误。即便是关于在行政领域的经济法实施机制研究，除了主要为立法完善服务所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外，专门性的实施机制研究也显得苍白无力。
四是总论分论的体系化研究。应当说，近几年在总论分论的整体性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是，现状还不容乐观。总论分论“两张皮”、“小总论”过于薄弱现象远未克服，总论内部体系化也还有漫长的道路。固然，诸多空白点的填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关注总论分论体系化，并进行专门研究，这又是一个薄弱地带。一门体系化不够的学科，是很难屹立于学科之林的。
五是学科方法论研究。这并非空白地带，而是相对不足。在1986年前后和1995年后，关于学科方法论研究曾几度提升，并且亦有不少成果，但离持续的、突破性、体系化的方法论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论者的注意，一些学者进行了新角度的尝试，有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
六是经济法学理论通俗化的研究。应当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经久不衰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无不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甚至因琅琅上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理论，这是真理传播的规律之一。中国经济法学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多元化的甚至是标新立异的理论抽象进程固然也是探索和印证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探索和印证经济法真谛还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多元化的、繁杂而深奥的论证过程还原为简明实用，解决实际问题，并为普通的立法、司法、执法人员乃至法学院的学生喜闻乐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那么，不难预见，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经济法学将有最终被实践远远抛离的危险。
七是经济法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中国经济法学自产生距今仅有20多年的历史，同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尚有很大的差距，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如果人们赞赏以“忘记过去就是自我背叛”作为座右铭的话，好好地回顾、清理、总结这段不太长但非常丰富、深刻的学术史，不能不说是一件有益于经济法学整体发展的重要工作。
八是经济全球化的法律规则与国内经济法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例如，wto规则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为规范成员方政府的法律规则，从本质上说，无非是因为各成员方政府行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的职能必须接受并主动发挥wto这一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的协调。国内经济法不仅是规范本国经济运行主体的法律，也是规范一国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防止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滥用的法律。两者的天然联系显而易见，但两者链接的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手段，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规律，则是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法学总论课题。
参考文献：
①例如，王艳林：《中国经济法学：面向2l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杨紫?主编《经济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际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等等。
②关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时期，有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兴起时期、1985年到1991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和1991年到2001年的走向成熟时期。关于历史分期，另文探讨。
③参见“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学术座谈”，《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④经济法学发展的分期，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如前注②。两分法中，有的以1992年为分期点，有的以1986年为分期点。以1992年为分期点的观点中，还有的又以1986年为前一时期的两个阶段的分段点。无论是何种分法，认为它们是以调整对象研究的整体性革新为标志，当不无道理，尽管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⑤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还有“经济管理关系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论”等。其他在前一时期已经存在的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仍有出现，但显见式微。
⑥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等等。
⑦经济立法，并不全是经济法的立法。但是，在兴起时期其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基本上被理解为经济法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经济立法对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20多年来国家对经济立法的渴求和社会对经济立法的高度关注，不要说经济法学如此巨大发展，就连产生的情形可能都要大大改写。因此，在认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全部主题、中心主题时，不能否认经济立法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所具有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只是在今天看来，经济立法早已不是或不应是纯粹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⑧例如，1983年10月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沈阳）、1983年12月的经济法研讨会（北京）、1984年8月的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杭州）等会议讨论主题，以及若干概论式经济法教材，都可以表明研讨主题在拓展。
⑨本文在许多地方不用“本质”，而用“特质”、“特征”、“特异性”等词。
⑩即使到了《民法通则》颁布后，仍有许多论者仅仅从主体上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进行区分，结果此进路是无果而终。1992年以后，影响较大的几种调整对象的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摆脱纯粹主体式的界定模式，正反映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而这，仅仅只是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不是一个层面和维度的表现之一。
11.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民法、经济法的部门法地位之争便随着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而起伏浮沉。中国关于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其部门法地位的争论，虽时间跨度还不至于那么长，但其参与规模、涉及的领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80年代后期甚至有惊人的相似。另见孙皓晖等《经济法民法学派之争的历史启示》，《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
12.可参见张士元：《谈谈经济法主体的范畴和分类》，《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刘文华：《中国经济法主体理论问题探讨》，《1983年10月全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材料》；李中圣：《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新探》，《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13.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该文中对经济法主体进行了基本的类型化，并提出了经济法上的行为的概念类型。
14.可参见盛杰民等的论文，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颜运秋：《经济审判庭变易的理性分析》，《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15.关于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是新近的重要探索。见，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
文化经济现象篇6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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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现象篇7
[关键词]礼仪经济诚信跨文化
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标，符合“礼”的精神的行为规范、准则和仪式的总合。礼仪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一定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各种经济活动。无庸讳言，人人都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是指具有最大化动机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人所具有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目标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消费者追求的是自身需求满足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的是报酬或收入的最大化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要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要遵守尊人尊己的“黄金法则”，建立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如今，合作逐渐代替竞争，礼仪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日益重要。礼仪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无论是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企业注重文化和品牌的创建，家庭对子女进行的教育投资，大学生在就业前的各种培训以及终身学习等，都在追求投入与产出利益的最大化。而礼仪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人际关系的剂、是现代竞争的附加值。
一、礼仪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现象分析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都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庸思想。在人际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是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隐私的观念极其淡薄。而在西方社会，《圣经》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观念讲究的是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由的,人们努力追求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突出自我。因此，在西方国家中，人们都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因此，中西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中西交往中礼仪文化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当前，我们这个时代是沟通、交流、合作、发展的时代,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壁垒,早已为经济利益、互惠关系所打破,与异国、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礼仪在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价值和功能日益彰显。
由于历史上诸多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不太注重礼仪教育，大家对涉外礼仪知识更是知之甚少，在对外经贸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化冲突――失礼的问题，常导致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正如北京中美礼仪教育家海迪・李（HedyLee）所说：“中国人富的太快，没时间学习与财富相适应的礼仪。”如《文汇报》刊登的题为《一口痰“吐掉”一项合作》的报道。某医疗器械厂与美国客商达成了引进“大输液管”生产线的协议，第二天就要签字了。当该厂的厂长陪同外商参观车间的时，向墙角吐了一口痰，然后用鞋底去擦。这一幕让外商彻夜难眠，他让翻译给那位厂长送去一封信：“恕我直言，一个厂长的卫生习惯可以反映一个工厂的管理素质。况且，我们今后要生产的是用来治病的输液皮管。贵国有句谚语：人命关天！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一项已基本谈成的项目，就这样“吹”了。
凯伦・布郎杰（加拿大形象设计师）说：“握手是陌生人的第一次身体接触，这五秒钟意味着经济效益。”人际交往中握手常常传达着很多信息。艾丽是中国某著名房地产公司副总裁。有一天，她接待了来访的建筑材料公司主管销售的韦经理。韦经理先伸出手让艾丽握了握，几分钟内就被艾丽送出了办公室，结果可想而知。艾丽在一次讨论形象的课上说明了原因。她说：“首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不但不懂基本的商业礼仪，他还没有绅士风度。他是一个男人，位置又低于我，怎么能像个王子一样伸出高贵的手让我来握呢？他伸给我的手不但看起来毫无生机，握起来更象一条死鱼，冰冷、松软、毫无热情。握手的这几秒钟，他就留给我一个极坏的印象，他的心可能和他的手一样的冰冷。他的手没有让我感到对我的尊重，他对我们的会面也并不重视。这种素质低下的人组成的管理阶层，怎么会严格遵守商业道德，提供优质、价格合理的建筑材料？”握手在商业社会里几乎意味着经济效益。以上二个例子仅仅因为一口痰、失礼的握手而导致经济合作失败。
礼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深入人心。如：创业人士在上海外贸学院选修的最热门的课程，不是会计法则或国际法的奥秘，而是更为严肃的课程：礼仪风俗。学生有1600多名。因应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奥运的举行，人们掀起了学习礼仪、饯行礼仪的热潮。政府也在推波助澜，如政府出台政策在公务员在职培训时，增加礼仪课程的学习内容，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完善政府的形象，创建更好的透支环境，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礼仪彰显企业的文化价值
1．礼仪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已形成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经济利益多极化、市场竞争激烈化的新格局。各市场主体为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使用的经济手段也越来越多，礼仪也被当作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对于工业企业来说，礼仪是表现企业对客户人性化的服务和关爱的重要途径。服务和形象的竞争力是企业走向世界的国际通行证，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根子。而服务和形象，最终还是要人来体现。文明礼仪――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礼仪也是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形象的主要附着点。中国古老的商业谚语就有“面带三分笑，顾客跑不掉”、“没有笑颜莫开店”、“童叟无欺”和“诚实经商”等。微笑是人类最美好的形象，微笑吸引着幸运和财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来自美国金融巨头查尔斯・斯瓦博，当他被问到如何成为富豪时，他诙谐地回答：“我的笑容价值百万美金。”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连锁店三斯波里，服务台上挂着英文缩写成“微笑”的大牌子，作为企业的口号――SmiLe。Smile（微笑）manage（管理）interact（互相影响）Listen（倾听）enthusiasm（热情）这个企业的“微笑”（SmiLe）口号囊括了成功形象的五个理念。大凡国际化的企业都把礼仪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获得国际认证的重要考评标准。在全球化条件下，工业企业提升服务和形象的竞争力已经成为现代竞争更重要的筹码。
2．礼仪促进经济合作
当今国际交往越来越需要能与人合作的人才，与人合作之时才能实现自身的产出利益的最大化。善于与人合作人际关系好的人，办事容易命顺达。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必须遵守人际交往的“布吉林”法则。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重要资本，同时也是一个人影响力大小的客观反映，而这需要尊重他人，包容他人，也就是要具有良好的礼仪修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与尊重。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怎样对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有怎样的心态就有怎样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符的生活质量，与之对应的就是相应的经济产出。在信息化时代，不接受别人的价值观，无法与人合作就会导致落后于不发展。信息就是财富，得体的礼仪，良好的社交能力则是收取这个财富的手段。不愿获得信息的人等于把自己逐出了财富的家园。机遇意味着财富，这是人们的共识。美国机遇学大师卡尔・彼特说：“抓到机遇抓到命，摸到机遇摸到金。凡是机遇都并不是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你的面前，而是需要人们用智慧的大脑去破译。”聪明人会抓住每一次机遇，更聪明的人会不断地创造新机遇。
三、礼仪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中国一贯重视和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我们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一种伦理道德文化，各种形态的传统美德是它的价值表现形式。礼仪渗透在文化、制度和道德之中，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历史证明，传统的礼仪道德对中国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成为协调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秩序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要求各种经济活动都要严格按照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信守合同等规则来运行，并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来保证。礼仪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被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去参与竞争，服务于市场经济，它在塑造企业良好的公众形象方面，在协调各方的经济利益与矛盾方面，在协调经济实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增加内部凝聚力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海尔提倡“真诚到永远”，兴业银行承诺：“世界什么都在变，惟有我们的真诚不变!”这些“真诚”无疑为他们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已认识到：卓越的经济效益来自卓越的企业，卓越的企业来自卓越的员工。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礼仪的员工群体才能创造出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良好的企业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当前，国际上普遍奉行的礼仪是：忠于祖国、不卑不亢、求同存异、重信守诺、尊卑有序。诚实信用的名誉是世界上最好的广告，仅仅因为诚实信用的名誉，很多大商行、大公司的名字和品牌就价值数百万美元。卡耐基说：“如果还没有找到诚实的美德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在诚实的品质和名声方面进行投资，这不仅是发财的门路，同时也可以深深地感染和影响别人。”诚实讲信用就是一座丰碑，他人深受影响信任你，自然可以获利。所以，由于一贯讲真话而获得的声誉，要比由暂时欺骗所获得的好处，其价值要高千百倍。
诚信已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它也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必要基础，并且确实能够为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就此而言，每一个坚守诚信的中国人，除了主观上为涵育个人的高尚人格，客观上也为树立“诚信中国”的世界声誉做出了一份贡献。事实上，诚信不仅为企业带来财富和成功，诚信本身就是一笔具有重大价值的宝贵财富。在跨文化交流中，重信守诺也是很重要的礼仪规范。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守时代表了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大家风范。商业界的人士都明白，商业活动中某些重大时刻会决定以后几年的业务发展状况。因此，在对外交往中，热爱祖国、新手诚诺，恪守良好的商业道德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四、结束语
中华民族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科技实力的提高，更是与之相符的文明礼仪文化素质的飞跃。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要增强对其它民族文化的敏感性认识，尊重差异，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人人注重礼仪的学习和提高，真诚合作，我们才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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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现象篇8
一、克服学习经济文明史的心理障碍
经济文明史内容纷繁复杂，其所描述的经济现象类别繁杂琐碎，经济制度、专有名词、统计数字众多，表达又多用抽象化和数据化语言，不仅读之枯燥无味、较难理解，且难以识记和系统掌握。现实生活中，高中学生对学习经济文明史普遍不感兴趣，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心理障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学习经济文明史的效果。如何克服学习经济文明史的心理障碍？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主动克服“经济文明史难学”等先入为主的问题，又有对经济文明史学习目标科学定位的问题，还有对科学的经济文明史学习方法的掌握与运用问题。如何防止“先入为主”是一个心理学问题，笔者在这里不作深入探讨。关于经济文明史学习方法问题，笔者会在后面深入探讨，这里暂不展开。在此，笔者仅就经济文明史学习目标定位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学习经济文明史，同学们一定要明确《课程标准）》和《文科综合（历史）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试大纲》）有关经济文明学习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要求，这有利于我们在心理上克服“经济文明史难学”等意识，树立能学好经济文明史的必胜信心。实际上，学习经济文明史并不要求我们识记历史课本上叙述的所有经济现象所涉及的具体事例、数据或相关经济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求我们从中探求其发展演变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规律）。高中经济文明史所涉及的经济制度应以理解为主，重在理解其内涵，掌握其演变的因果关系和影响，而不是掌握其细节内容；有关专有名词，我们只要理解其内涵即可；至于那些统计数字，它只是我们认识某些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工具”，并不要求我们去死记硬背，在高考中也不考查这些内容。以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为例，《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考试大纲》则只要求考生掌握“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如果我们将这些学习、考试目标要求具体化，可从三个方面理解：①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农业经历了由刀耕火种、以耒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粗放式农业向以耕耙耱为主要生产技术的精耕细作式农业的演变。②从经营方式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农业经历了由集体劳动到个体农耕的变化。③从经济形态来说，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以这三个方面为基点，适当探求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因果关系与影响，再做一些必要的练习，就能轻松掌握相关学习内容，从容达到学习与考试目标。至于本课教材中涉及的种种文字叙述、图表等，则没有必要去背诵记忆——说到底，它们只是我们学习并达到《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目标要求的“工具”而已。
二、注意运用历史观具体认识人类经济文明活动
学习经济文明史，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一定的历史观分析和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经济文明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经济文明史结论。运用历史观分析和说明经济文明现象，要避免简单套用历史观；对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经济文明史结论，也应避免囫囵吞枣般死记硬背。科学的做法，就是将历史观和历史结论具体化。
就历史观而言，解读经济文明史常用的史观主要包括历史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和现代化史观等。为了便于我们在学习经济文明史时能科学运用历史观分析和说明一些经济现象，现特举两例示范：
第一，运用历史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观点分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进步”。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研读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中的《石犁》、《骨耜》、《铁犁犁冠》等插图与相关文字介绍，就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用于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不仅由集体经营的刀耕火种的粗放式农业逐渐向以耕耙耱为主要生产技术的家庭个体的精耕细作农业演变，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工具（即生产力）的进步，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成为阻碍发展的桎梏，于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事实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
第二，运用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认识新航路开辟。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例，过去欧洲人总以欧洲为中心来理解，为殖民扩张辩护；美洲土著则强调殖民扩张带来的苦难。但在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的视野下，人们把哥伦布发现美洲看做是两种文明的相遇与碰撞，认为哥伦布发现美洲打破了美洲与世界长期隔绝与封闭的状态，使美洲与世界其他文明日益连成一个整体，从而推动了美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如美洲培植的玉米、甘薯、蕃茄等农作物开始在全世界传播，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究竟如何评述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这要视具体历史情境和历史问题而定。我们既要认识到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动机和发现美洲后所带来的殖民掠夺，又要认识到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一种历史潮流，它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除此之外，还要从文明间的交流、融合、碰撞，文明的传承、弘扬等方面去分析。
三、注意理解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联系
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运用联系的观点认识历史，是历史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之一，旨在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这里所说的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联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历史上多种经济现象内部（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旨在认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逐渐有了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生产活动，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农业的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了铁制农具，促进了手工业中冶铁业的发展；冶铁业的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垦种植提供了便利条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
第二，关注经济现象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揭示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同时也为基础服务。如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出现的情况下，为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要求而发生的。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封建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后，新旧势力的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的思想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推动了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第三，关注某一历史时空经济现象与其他历史时空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同时空的经济现象有一个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相互影响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是封建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系列现象。又如欧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以经济发展为例，鸦片战争后，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不断走向解体，中国逐渐沦为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并先后兴起了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等。
四、注意从宏观上把握经济文明史的发展脉络与区域特点
人类经济文明史内容丰富多彩，在时间上不同历史阶段（时期）的经济文明既存在继承性和发展的连续性，也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在空间上同一历史阶段（时期）不同地域的经济文明既存在一定的联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学习经济文明史，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经济文明史的发展脉络与区域特点。如以时间为序，我们可以将经济文明史大致划为古代中国经济、近代世界经济、现代世界经济、当前世界经济四个前后相连的部分。这四个部分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基本规律。
第一，古代中国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堪称世界古代农业经济的代表。农耕经济是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它可细分为农业（作物栽培）、牧业（畜禽饲养）、林业（造林营林）、渔业（水产养殖）、副业（农耕外附带经营的产业）等五大生产部门，并以作物栽培为主，以畜禽饲养为辅。因此，土地所有制问题就成为中国古代农耕经济中的首要问题，并经历了以国有制为主逐渐向以私有制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变化过程。在耕作方式上，中国古代经历了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从“千耦其耘”到“男耕女织”的过程。发达的农耕经济，既有力促进了古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又促进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二，肇始于欧洲的工业文明席卷了整个世界，成为近代经济文明的显著特点。所谓工业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的、以机器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形态。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从生产行业来说，它肇始于棉纺织业，集中于铁路业，完成于机器制造业；从地区来说，发端于英国，扩散于欧美大陆、大洋州，也冲击了非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扩大了世界市场，改变了整个世界。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并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新兴部门大量出现，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国民消费层次全面提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实际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突出成就是电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新、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它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促使世界市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终形成。在欧美工业文明的有力冲击下，亚非拉广大落后地区先后沦为欧美工业文明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整个世界被卷入工业文明之中。
第三，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构成现代经济文明的两大类型。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外，又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斯大林经济体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排斥市场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人类经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过重大经济成就。但这种经济文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抑制地方、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低，最终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正当苏联建立斯大林经济体制时，西方工业文明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德、日等国将国民经济强制纳入军事轨道。美国则凭借强大的国家财力，在维护政治上的民主制和经济上的私有制的前提下走上另一条国家干预经济的道路，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这次改革使美国逐渐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二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成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实践模板。
第四，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应缘于新航路的开辟。此后，整个世界由分散逐渐走向整体，经济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也逐渐具有全球性质。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将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其主要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大发展，尤其是作为经济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也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五、注意从微观的角度准确理解经济制度和历史概念
学习经济文明史，不可避免地涉及众多的经济制度和历史概念。如学习中国古代经济文明史，就必然遇到“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手工业作坊”、“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丝绸之路”、“井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均田制”、“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等一系列与经济有关的历史概念或经济制度等。对于这些历史概念或经济制度等，我们必须做到准确理解。这里笔者以古代中国农业中的“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这是我们在学习中国古代经济文明史时常常混淆不清且感到困惑的两个历史概念）为例，探讨一下如何准确理解这两个概念。
第一，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自然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其生产不以交换为目的，是相对于商品经济而言的。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大体上等于自然经济。
第二，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特点：①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②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精耕细作。③主要生产目的：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④经营方式：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分散经营。⑤具有规模小、水平低、分散性和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
第三，小农经济与自给自足的关系：①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小农经济”不等同于“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典型的自然经济，不过小农经济只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而自然经济可以包括多个家庭组成的经济单位（如封建庄园）。②自给自足不等同于富足。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中的“足”并非富足，而是指自耕农的生产目的是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生产的东西很少在市场上进行交换。③自给自足不等同于与市场没有联系。小农经济带有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但不是与市场没有联系，如农民生产所需的铁农具和生活需要的食盐等都需要从市场上购买。
六、注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感悟人类经济文明
学习经济文明史，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感悟历史教材正文内容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学习视野如仅局限于此，就会使我们的学习枯燥无味，也不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经济文明中的种种理论问题和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与价值等。因此，我们在学习经济文明史的过程中，应注意多角度、多途径感悟人类经济文明。
第一，注意阅读与理解教材中的插图，形象理解和认识人类的经济文明活动。如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7课《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插图《飞梭》、《珍妮纺纱机》、《使用蒸汽机的工厂》、《普鲁士纺织厂》就形象地展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与重大发明，以及对人类经济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二，借助教材中的有关历史材料理解经济现象、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理论性问题。如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中的“学思之窗”评述了黄梅戏《天仙配》中《夫妻双双把家还》选段，并提出了两道思考题：“董永和七仙女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段戏词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什么特点？”这就通俗形象地揭示了古代中国民众对男耕女织生活的向往，反映出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特点。
第三，有意识地利用表格等从某种角度或主题有机整合相关经济史知识，提高建构历史知识框架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表格整合两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工业成就和影响。
文化经济现象篇9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已发生重要转向，当代美学研究有必要更新陈旧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审美人类学是一门始终关注人性和伦理情感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其研究方法与当下美学的范式转换相契合，而中国当代审美经验有着自身内在的特殊审美表达机制和情感表达机制，具有多语境叠合、审美意义滑动等特点，并不能为西方理论准确解释。“流动幻象”是对中国审美经验存在方式的一种恰切表达，对于当代中国的审美现象和艺术实践可以较好地进行阐释和把握。更多中国学者对当下审美经验和文化表达方式特殊性的人类学研究和探索，则有希望促成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形成。
关键词:
文化经济时代;当代美学转向;审美人类学;中国当代审美经验;流动幻象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创意经济报告2013》，①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已经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在当代社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关键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过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现在又过渡到文化经济时代了。那么，什么是文化经济时代?它与知识经济时代在形态和特征上有什么不同?文化经济时代中的文化又应该担负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等，这诸多的新现象、新文化形态和新问题，都期待着理论作出回答和指引。本文就从这个问题介入，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新形态将呈现怎样的变迁和转型?彰显文化重要性的同时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思想变化和观念影响?同时，审美人类学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又该做出怎样的理论回应，以及未来文化发展方向应作什么样的策略性调整等。
一、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当代美学的转向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中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②马克思将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而把经济生产和物质生产划归为经济基础，这绝非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关系格局，其中蕴藉着可深入发掘的隐喻空间。尽管在此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着这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隐喻性阐释，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伴随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化因素已不断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的趋势日趋显著。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有着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人们的话语表达方式，在重构文化、艺术、审美的现代内涵的同时，也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在此，我们首先应该明晰文化经济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什么是文化经济?它与之前我们所称的知识经济有何不同?要想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先厘清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是指将文化作为资本，从而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手段的介入，文化活动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形成了新兴经济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先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他们认为，文化被工业化、商品化，成为了现代意识形态用以操控人们思想的有效途径。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布尔迪厄则通过对作为资本的文化进行分析，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其背后的“决定性”统治力量。然而，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却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因而赋予现代文化和艺术以审美救赎的功用。后来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继承了这一发展方向和理论方向，矫正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产业消极面的过度批判，深入地分析了文化过程中主动与受动的辩证关系。他们不再将文化视为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娱乐，而是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度来理解民众的文化消费，从而将文化工业看成是潜在地具有颠覆性的复杂场域。
“经济文化化”是金元浦在2002年《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一文中提出的，其基本涵义是指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审美因素和文化内涵的作用的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所需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各种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中也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①“从人类实践形态转化的逻辑和趋势来看，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文化经济包含了知识经济，是文化因素对知识经济和体验的全面提升，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同时还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娱乐休闲、艺术感知等精神因素，既包含科学精神，也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②如果说知识经济时代突出的是文化的经济效益，那么，文化经济时代突出的则是文化的人文涵义，将人文精神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源，经济不再只是以获取效益和利润为根本目标，经济的根本还在于为人类的合理生活服务，回归人类自身。因此，在文化经济时代，人文精神、人性本质、伦理诉求、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等等问题重新得到思考和弘扬，再一次回归到社会话语关注的中心。
在美学研究中，人性异化和如何回归一直是现代美学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进入到现代社会，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思维操控下，现代人性遭到严重异化。查尔斯•泰勒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对现代性产生的隐忧:(1)个人主义。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追求，也不再感觉到有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工具主义理性，一种以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作为成功的度量尺度。(3)在政治层面上，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政治后果，“一种与工具理性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生活方式是难以维持的”。还有就是“自由的丧失”。③而在此背景下，审美的意义变得日益重要。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想象活动，是可以让现代人仍然体会到自由存在的最后一块飞地。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审美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突破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消除现实世界对人的各种理性压抑，使主体体验非功利的审美愉悦，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非凡的意义”。④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审美始终是肩负着救赎的任务而存在的。为了捍卫美的神圣性和独特性，浪漫主义率先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强调审美不同于理性、科学、哲学的独特逻辑，追求主体自由创造及其存在形式。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以一种审美和伦理的生活模式来对抗当时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则不再是对现代性的单纯否定，而是增加了它的反思维度。它们不再从过去而是从未来汲取源泉，用以指导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寻找超越现代性的合理存在。
然而，现代主义美学将审美从实际生活中隔离出来，审美表达中只留下纯粹的形式游戏，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成为对立的两极。在文学艺术方面，经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阶段，文学形象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形成了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学的自律性世界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文学也分裂为古典的、符号化了的过去与激进的、情感化的当下体验之间的对立。⑤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生存于各种日常生活中，但传统理论往往沉迷于形而上的理性追求，而对形而下的世俗的现实生活世界不屑一顾，视而不见。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碎裂化的特征突显，文化冲突进一步加深，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美学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美学不应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层面去做乌托邦式的想象性救赎，而应该直接介入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在尼古拉斯•康普瑞德斯的《转向与回归: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导言中，就提到了这种美学转向:“如果不查阅相当数量的(经常以系统的和出人意料的方式)探讨美学与政治联系的论文，就几乎不可能出席政治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专业会议。更简明地说，从美学角度探讨政治生活的研究非常广泛而且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突出并且一以贯之，因此我们必须将其看成政治思想之中的审美转向来进行谈论。”①他甚至认为，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美学与政治已经完全相互浸染纠缠在一块了。②法国学者朗西埃则在他的著作《歧义》中直接宣称，政治在根本上就是审美的。朗西埃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感觉的分配”。朗西埃对“感觉”的理解和其他理论家不同，分别从经验性、认知性、理性或“理据”等三个层面上来理解，而政治通过对感觉的重新分布或划分而发挥作用，从而突出了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③国际美学学会前任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最近则强调了“美学的革命”的概念。他以20世纪先锋派艺术为基本对象，讨论了艺术(审美)与现实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形态:审美的革命，即关于社会未来的讨论和变化首先以审美的革命的形式发生，通过先锋派艺术的实践，这种观念中的“未来”在现实中发生和得以实现。阿列西认为，自20世纪先锋派运动产生以来，“审美”已经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审美的革命是社会现实变迁的前奏等等。④这些理论动态和美学观点其实就是对文化经济时代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的理论回应，其共同点在于:强调了美学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结合。因此，当代美学研究有必要更新旧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走出康德式自律性美学的理论模式，重新握住现实生活的关系，开展与现实的介入性对话。
二、当代美学的新问题与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实践
近年来，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思想正引起学术界和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巴迪欧最重要的观点在于他对“事件”的哲学看法。他认为，各种事件是“正在生成并随时变动的张力关系”，事件不再以“现存”或“已存”的方式而存在，事件乃是变动本身，而且是以完全不可预料的突现形式发挥。鉴于“存在”与“事件”之间的裂缝，真正的哲学不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文化的、语言的、制度的等)，而是仅始于发生的事件。⑤于是，巴迪欧把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古典哲学所聚焦的“存在”转向“事件”，而哲学并不生产真理，它只获取它们，展示它们，为真理确立场所。藉此，艺术就在于寻找新的图示以获得和真理事件的联结，“打破事件”的艺术作品将是现今时代把握真理性的惟一方式。因此，当代美学和艺术逐渐转向了对事件的呈现和场域性研究。此种特殊的场域是如何敞开的?我们不妨先来关注一下当下美学领域和人文学科关注的话题和表现内容。2014年秋，世界人文联合总会(CHCi)在香港召开年度大会，此次会议以“展演人文”为主题，围绕新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环境与信仰、世俗主义、政治归属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传统人文学科中，人性问题被认为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伪问题。随着科学对人文学科的渗透和介入，人文完全可以通过表演、游戏、事件展现等方式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直接去感知、看到或听到。2014年冬，在北京舞蹈学院召开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会议主题为“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与会学者在交流中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艺术研究中的“文化自觉”不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提法，而且要求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不断地形塑与聚集，这再一次凸显出美学和艺术的学科范式的转换的必要性及其价值意义。而2015年的国际美学学会的会议主题为“修正现代美学”，强调要对现代美学进行调整，呈现当下美学研究的视点转移和兴趣转移，逐渐向空间发展，注重表演性和空间性。其讨论的主题包括“现代空间与建筑理论”“当今美学的状况”“当代艺术与中世纪艺术”“景观与媒介时代中的艺术与建筑”。不难发现，如上会议主题的纵深探讨都强调了生活事实的在场与理论跟进的紧迫性。
在艺术方面，以电影艺术为例，其也更注重电影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过各种技术和技巧的处理，在事件的呈现过程中，将不可呈现的人性、人情等内在的难以描摹的存在充分展现出来，正因如此，原生态呈现式的纪录片电影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艾晓明的《开往家乡的列车》，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底层百姓在2008年的除夕前焦急等待开往家乡列车的朴实而动人的场景。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就是亲人团聚，共聚庆福的日子，不管平时在哪里，干什么，有钱没钱，都得回家过年，因而春运就成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可是，叙事却在这里转折性地、不可预料地展开。就在春节临近之际，铁路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中断、列车停运。在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中，有政府对民工的体贴关怀，部队士兵和志愿者们的温馨演绎，人的情感寄托、伦理选择、人文关怀甚至悲剧性情感反应都在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中一一衍化开来，带给我们一种直视和震惊的效果。开篇有一段歌曲，来自广州地铁中唱歌的外地男吉他手的弹唱，一个关于想家却不能回家的故事，与影片中的记叙情节遥相呼应，成为影片中所要呈现的主题的生动诠释和场景聚结。在绘画方面，德国画家雅玛士使用“拓遍中国”“以墨洗宅”等中国艺术的基本概念，追求人类学的“在场”。作者自述道:“中国城市的巨大转变带来一种建筑知识与传统的失落，把先前历史的存在抹去了，但这种残存建筑的存在却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关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往往只是被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我取名为‘德园’的中式挂轴试图以纪录的方法来把‘人类学的现场’转化到我的作品中。拓印刻在石头上的书画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成为引起一种意识的材料，这就是历史本身以及依托于历史的物质文化。历史是活的记忆的过程，对我而言，她塑造与追溯人类的思想、激情以及行为，从而有利于确定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①残存建筑的存在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有意的展示呈现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而雅玛士则希望通过“拓”和“洗”的方式去呈现一种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体现一种“人类学的在场”，从而将这些历史经验呈现并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以上这些艺术现象让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巴迪欧哲学的有效性，具体而形象地呈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
审美人类学是一门始终关注人性和伦理情感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在方法上，审美人类学提供了当代美学实践的诸种可能性，例如，引入实证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诸如数量统计与分析、田野调查等实证科学方法，深入到日常生活和审美经验中，并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呈现为场域，从而可以有效地探讨审美、体验、人性、伦理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此外，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语境式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在对待不同文化时的平等宽容的态度，关注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大多数人们的审美经验，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心理、情感需求和文化表达方式，以探讨他们的文化自觉和伦理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美人类学恰恰站在了当代美学走向敞开现实的入口处。尽管审美人类学是在美学与人类学的契合之处生长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它同时又在与传统美学和传统人类学的区分中显现其特性，亦即，审美人类学一方面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探讨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陷入传统人类学还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窠臼，而发掘和秉承人类学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审美人类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审美人类学区分于传统美学，它努力尝试着将美学由一种想象性的学问转变为一门具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能够切实地作用于现实生活关系的关于变革的学科。概言之，传统美学倾向于研究精神层次的问题，传统人类学则倾向于研究“物质基础”层面的问题，然而，这两个层面同构为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不可分离且交互共生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探析审美和艺术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问题时，如何恢复这两者的共在关系就是一个首要而关键的结点。富于意味的是，审美人类学恰恰侧重于对处于这两者间的审美与艺术的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即通过对审美与艺术符号在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现，找出在其背后隐藏着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而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中提出的“审美制度”问题研究更向我们呈现和展示出人们关于“美”和“艺术”的观念与行为是如何被美学思想、艺术教育、惯例观念、政治、权力、文化政策、经济等制度性因素建构的动态性过程。在文化经济时代，审美问题的历史逻辑、表达机制、人类学基础、伦理功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美学问题不再是关于个体纯粹的情感问题，而是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让我们清楚“事件”其实并不等于存在，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事件的场域展开，通过科学的分析去呈现场域中所有的问题、经验、表达方法和机制因素。当然，科学的分析只能去呈现，却无法进行最终的人文性分析和提升，因此，在我们看来，审美人类学为当下美学和艺术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研究的新框架。
三、中国当代审美经验与“审美流动幻象”的解释
2015年，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中国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惟一项目。这在人类艺术史上可谓又是一个事件。岩画，就是刻画在山洞壁上和山崖上的图画，它们是人类祖先生活情景和思想智慧的反映，是研究民族文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据。而广西花山岩画作为骆越文化的历史遗迹，也蕴涵着史书所缺载的壮族先民社会发展面貌与精神象征信息。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花山岩画的现代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审美场域的现实个案，通过审美人类学的介入性研究和审美考察，通过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审美经验和文化内蕴特殊性的深入研究，从中发掘出能够激活当下的文化表达机制和审美经验的原创力。中国的审美经验和文化表达方式是不同于西方的。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经验基础上的中国美学和艺术是一种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外播文化”，它以流动性的声音性形象为基础(乐、诗、词、曲等)，以“韵”和“意境”为核心范畴和表征机制。中国古代艺术特别强调“象”的空灵、无迹可寻，“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象”的最高表达境界，所以，中国的诗歌、音乐、绘画、书法等都强调要将具体的身体和物质性的场景幻化为一种空灵性的存在和流动性的形象。在现代社会，这些古代艺术以现代社会的“余韵”形式袅绕于我们周围，是唤起现代人们与历史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中介。我们认为，“韵”是中国艺术最重要也最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审美表达机制，它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移情”“视觉喻”，是体现中国文化内在的特殊的审美表达机制和情感表达机制。在西方，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复制技术导致了艺术的即时即地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消失，从而导致了传统艺术中所包含的“灵韵”的消失。其随之而来的后果在于，“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场景中，‘影像’作为对现实的复制，在现代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简单的模仿机制被推向无以复回的极端。形象的无节制的膨胀正如货币的膨胀一样，其结果只能是现实感的丧失以及内在自我的萎缩”。①而韵是一种“远出”的声音，其表达机制不同于日常生活，它通过“远出”的声音及其缠绕和回旋机制，把不可表达的历史原级性的东西化为现实生活中一些静默的意象。但这些意象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本雅明将这些过去意象表述为现代社会中的“废墟”时强调的仍是它的视觉效果，中国审美表达机制却以“呼唤”的声音机制，通过学会聆听来自远方的回旋声音，来拉伸和扩容我们的生活空间，展现和把握到历史深处隐蔽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在中国特殊的语境和背景中，通过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和阐释中国当代审美经验和艺术表达的特殊性，重建现代美学的理解方式和交流方式，勘破西方中心主义镜像，这对于化解当代美学的危机不乏重要的理论参照意义。同时，在当今消费文化经济和审美资本主义时代，语境流动复杂，呈现为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剩余文化、主流文化和新兴文化等多形态、多层次、多元化的叠合。在我国，多语境叠合的文化语境现象尤为突显。传统文化余韵犹存，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古典与现代、后现代的交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重叠合，然而，却并未像西方那样表现为压倒和冲突，而是一种有机协调、和谐并处的复合性结构。在这种语境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文学、艺术等具有多语境叠合、审美意义滑动等特点，所以，理论的解释不仅要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影响，还要面对即使同一文化、同一价值观念中也存在着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趣味的思想性冲突，这决定其必然是一种多元化的包容性视界，并不能为西方理论准确解释。可惜的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迫不及待地学习西方现代科技，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造成了对原有文化传统的理解迷失。当人们终于认识到西方文明和现代科技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时，却又悲哀地发现自身的传统文化早已发生严重的畸变。在审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与共通性是并存的。我们也曾经提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概念，用于概括和指称全球化语境下非西方主流文化在审美维度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与经验。这一概念初步定义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具有地方性文化特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以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区分的感性文化层面，还包括由于这种不同的感知方式和处理外部世界的方式而形成的不同的审美意义。①针对当代中国“地方性审美经验”包括文化、习性、文化传统、语言、习俗、认知模式、象征符号等方面的特殊性，我们尝试提出适合解释中国当代审美经验的“流动幻象”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流动幻象”是对中国审美经验存在方式的一种恰切表达。审美幻象可以跨时间、空间、场景、民族、等而流动。它不固形于过去某个时刻，而是以流动变化的形式体现出其在主客观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下美的生成形态。它的流动性，一方面由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动所影响和决定，另一方面与中国美学传统强调流动性的情感表达方式相联系。因而对于当代中国的审美现象和艺术实践，“审美流动幻象论”可以较好地进行阐释和理论把握。
文化经济现象篇10
一、西安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状况
文化构成旅游的内涵和灵魂，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根基和资源基础，旅游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文化与旅游具有天然的相融性和賴合性，它们共荣共生，交相辉映。旅游可以增加文化的活力，文化则可以增加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内涵和知名度。旅游业作为陕西五大优势主导产业之一，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劣对陕西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以西安地区为龙头的陕西省旅游业具有快速发展的潜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陕西文化资源有突出的特色，其主要表现在：秦、汉唐历史文化丰厚；关中民俗文化鲜明；陕北革命文化资源独特；同时，西安又是我国的现代教育文化中心之一。陕西文化资源的构成，可进一步细分为华夏宗祖文化、帝王文化、传统佛道教文化、艺术文化、以秦岭终南山为代表的山水文化、关中饮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游历文化、科技文化、修学文化、红色文化、典章礼仪文化等方面。西安地区是陕西文化旅游的领头羊和主要代表，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发展，是西安地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文化旅游在西安市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西安市文化旅游的发展的基本格局是“一带三区”，其中包括：秦岭北麓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带；曲江国家示范文化旅游产业区、古城区（唐皇城）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及临潼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2002年以来，曲江文化旅游区作为西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紧紧抓住盛唐文化的特色，全面开发和现有整合资源，重点推出多项重大项目，既突出文化的复古性，也抓住文化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在政府的主导下，组建了曲江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曲江影视集团、曲江会展集团、曲江演艺集团、大唐不夜城公司等大型文化企业，并建成了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海洋世界、曲江国际会展中心、法门寺文化旅游景区、楼观台财神文化旅游区等一批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并成功地实现了对大雁塔风景区管理处、西安国展中心、西安秦腔剧院等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改制或整合。曲江模式是国内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范本。
二、西安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2013年9月，主席出访中亚四国并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倡议，备受各方瞩目。2015年，西安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发展新高地。这是西安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发展的领域主要集中以下七个方面：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产业投资合作。深化能源资源合作。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加强生态环境合作。西安是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目前亚欧大陆桥中国段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城市，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点领域，将全面影响西安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应领域。在西安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这一新机遇下，我们应该重新整合西安文化旅游资源，抓住消费者需求，结合西安历史文化，开发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产品系列，增强西安的软实力，解决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三、西安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产品开发问题
近年来，以西安地区为龙头的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出现整体兴盛的局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局的统计数据，在2015年上半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面对国内经济下行重大压力，陕西旅游业以“稳中有为、提质增效”为发展战略，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契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旅游经济发展良好，运行平稳，全省旅游总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产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方面，陕西省推出了“丝绸之路起点旅游”、“红色旅游”、“秦岭国家中央公园”、“帝陵文化旅游”等6大品牌旅游产品，还推出了以礼泉袁家村、周至沙河水街、宁强青木川、兴平马嵬驿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品牌，充分发挥精品带动效应，“山水人文、大美陕西”在境内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但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横向比较，西安地区旅游产品的开发仍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深度挖掘本土文化的相关旅游产品
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片面追求旅游产品的当下“热度”和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文化整体观念相对淡薄，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仍停留在对景区、景点和新的旅游线路的开发，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缺乏深度的挖掘和细部的塑造，也不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对整个旅游环境进行塑造，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产品开发方式将使文化旅游业整体后劲不足。比如，作为世界级“文化品牌”产品的秦始皇兵马俑、黄帝陵文化景区、法门寺文化景区、楼观台文化景区等旅游项目，本应成为向中外游客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活的标本”，但遗憾的是，目前这些景点仅仅只作为“一个景点”满足游客们旅游观光的浅层次需要。
（二）缺乏让游客进行深度文化体验的文化产品
就目前文化旅游发展的趋势而言，文化旅游已经发展成为高层次、高品位、高体验性的旅游活动，人们的旅游行为逐渐由原来简单的追求休闲娱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文化品位上来。模仿、拼凑、猎奇，这是当前西安地区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很多游项目没有进行详细的市场细分，没有明确的目标市场，看到某个旅游项目火爆，就盲目跟踪模仿，结果造成旅游产品的价格战，无序竞争。
（三）旅游产品规模总量小，集约化程度低，原创能力弱
作为世界性的旅游古城，西安地区与此地位相匹配的旅游精品项目并不多，能够拿的出的文化精品也屈指可数，能同时将旅游和文化产业结合起来特别是耦合起来开发发展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的精品更少。以西安地区的旅游纪念品为例，西安生产的旅游纪念品大多是以仿制品为主，在品种、特色、质量方面难以满足旅游者的实际需求，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旅游文化产品极其缺乏。
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西安地区旅游产品开发的全面影响
我们根据旅游产品层次构成理论将4个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基本产品、形式产品、附加产品和核心产品。我们可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视角下，运用经验分析法，具体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发展领域，将对旅游产品开发的具体影响。
五、新形势下西安地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关键策略
（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视角，强化文化形象定位
西安地区旅游产品的特色在于以汉唐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这同时也是陕西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所在。陕西省旅游产品应定位在历史文化旅游，以此辐射宗教文化、革命文化、饮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树立“历史文化旅游”的领导形象，以具体、鲜明的文化定位，形成明显的市场垄断优势。以这一形象定位为核心，西安市主要以临撞秦文化中心、唐文化和古长安周、汉、唐文化与古都旅游为特色；咸阳主要以古帝王陵墓(27座)为特色；宝鸡则主要以周文化、法门寺佛文化和太白山自然风光旅游区为特色。
（二）深入挖掘古都文化内涵，加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雷明德认为，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至少应包括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雷明德，1994)，“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涵盖了这五个方面。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奠定了陕西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沉淀的社会、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巩固了陕西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占的分量，上述因素使得陕西文化毫无质疑地升华为中华文化的“宗”和“根”，这是西安地区文化内涵最主要的方面。西安地区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表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西安地区旅游产品开发的影响分析影响因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影响分析核心产品旅游核心吸引物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整合；旅游服务区域经济合作、东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融合带来的行业素质提升；基本产品吃：品尝风味小吃中亚地区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对餐饮整体环境的提升住：旅游饭店进一步国际化对高端国际饭店集团的投资吸引力行：可进入性；区域内交通亚欧大陆桥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游：游览名胜古迹区域发展战略对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和开发质量；购：购买旅游纪念品产业投资合作将深刻影响旅游纪念品行业的整合和分化；娱：参加民俗活动人文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本地民俗文化的角色分工；形式产品旅游地声誉地区中亚地区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性社会稳定；西安作为新的开放前沿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刻变化；旅游产品的品牌两大经济引擎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间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影响；旅游线路组合国家战略对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和开发质量政策；旅游产品特色新丝绸之路的文化创新；作为新丝绸经济带起点的形象和内涵强化；延伸产品旅游产品的可选择性区域发展战略将有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丰富程度旅游产品的优惠条件区域经济的发展态势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益商务、社交价值经济和社会文化国际化交流合作将提高旅游商务和社交活动的价值和频度；发，因该紧紧围绕这一主要方面，深入挖掘古都文化内涵，设计兼具文化和旅游两方面特征的精品旅游项目。
（三）抓住西安文化特色，突出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意性
丝绸之路起于汉，兴盛于唐。西安文化旅游的发展，必须充分有效利用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注重文化产品设计，突出西安旅游文化产品创意性。加强旅游文化产品开发与设计，可以基于汉唐文化开发高端上档次的旅游文化产品，比如唐文化博物馆、汉文化广场，吸引各类游客来感受汉唐文化，并能购买具有汉唐特色文化纪念品。西安要形成具有文化创意特色的旅游产业模式，必须加强旅游产品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融合发展。
（四）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文化旅游产品全方位的促销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