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21:56:44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明清;民俗;民俗娱乐

明清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从历史行程看,它既是皇权终结的时代,也是传统社会向近代递嬗的变革时代。在民俗生活领域,虽然我们难以见到特别明显的时代标志,但我们从民俗生活的细微变化中同样可以感觉到明清时代社会民俗的新特点:除了传承古老的生活传统外,民俗生活空间空前广阔,社会生活中的民俗元素特别活跃,人们的生活情趣与生活选择丰富多样,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

明清民俗史,作为一部断代民俗史,它是中国民俗史重要环节。明清民俗史从概念上来说,它关注的是明清时代民俗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是对明清各类民俗事象的描述与理解。明清民俗史的各部类间有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同时又与民俗的历史传统有着前后承继的关系。明清社会处在中西对接与古今杂陈的复杂时代,民俗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明清民俗总体特征是世俗化,人们对世俗生活空前重视,无论是庄严的祭典,还是寻常的儿童娱乐,人们都以世俗的需要为基本前提。具体说来明清民俗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民俗仪式与民俗象征的扩大与丰富

民俗文化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模式化的生活文化,民众的愿望、欲求、理想及情感大多通过民俗仪式与民俗象征来表达。明清时代,是一个世俗文化发展的时代,也是人与人接触交流密切的时代;人们重视感性与情趣的生活,在表达内心愿望与调剂人际关系时,人们往往采取仪式或象征的方式。因此,明清民俗生活较之过去更为丰富而生动。

岁时节日是民众生活中的特殊时间,围绕着岁时节日同样是民俗的仪式与象征。明清时期传统的岁时节日形态已经十分成熟,每一节日都有固定的节日主题与主要节日事象。岁时仪式与节日庆典形态完整,如新年,年前驱傩等送旧仪式与年后迎新等庆贺仪式浑然一体。

年后的迎新庆贺仪式,人们以开门燃放爆竹为起点,接着祭祖、清早“出方”(向当年吉利的方向出行)、拜年、耍社火等。新年万事求新,男女都要身穿新衣服,头上戴彩纸或丝绒制作的花胜,脚穿新鞋。年糕是年节的象征食品,更岁饺子是北方地区普遍的新年食品。正月十五的元宵同样是年节期间的象征食品。这些节令食品它的价值主要就在于它的文化象征意义。春联、门神画是迎新的重要民俗象征,明清时期春联、门神画普及社会,迎新纳福成为春联、门神画的主要题材。为了供应社会需要,清代出现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河南朱仙镇、江苏桃花坞等四大年画制作基地。人们善于以字画的寓意象征来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祈求与向往。

在信仰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娱乐休闲民俗中也充满了仪式与象征,明清社会人们更多的以仪式与象征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民俗仪式与象征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和谐与人的精神的欣悦

二、民俗信仰与民众生活深入结合

明清时代,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统治阶层的膨胀,人均占有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匮乏,在生存空间相对紧缩、生存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人们心理感受与精神状态受到社会境遇的明显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迫使他们要在精神上寻找出路,自古相传的神灵信仰,在明清时代找到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同时明清社会又酝酿出诸多新的神灵与民俗宗教。在明清社会生活中民俗信仰呈现出弥散状态,在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社会组织、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等民俗文化领域无不渗透着神灵信仰意识,各种与神灵信仰有关的禁忌与巫术流行于社会。明清民俗信仰有三个突出的变化:第一,推出了四位具有全国影响的民俗主神。关公、观世音、碧霞元君、真武大帝四位被明人奉为正神。主神信仰的确立在文化史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民俗信仰对象的相对集中与统一,表明当时民众心理状态的趋同与精神联系的紧密。

第二,成了跨区域性的信仰圣地。与主神信仰相联系的是信仰圣地的形成,明清中国信仰圣地北有泰山,供奉碧霞元君,中部有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东南有普陀山,供奉观音菩萨。

第三,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组织。清时期在传统的佛道之外,民间出现了众多的民间宗教组织。如白莲教、罗教、弘阳教、黄天教、闻香教、西大乘教、三一教、八卦教、一炷香教、等。这些民间宗教大多以传统民间信仰为依托,糅合佛道二教的相关教义与偶像,自撰经典,自成谱系,自创门派。

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兴起的历史社会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是生存压力增大,阶级分化加剧,人口流动频繁,人们在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之下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特定之上,以精神的追求以超越现实的生死之痛。

三、城市民俗生活娱乐性特征突出

明清时期的重要民俗变化之一,是城市民俗生活的凸现。在唐宋以来城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明清城市化过程加快,特别是江南地区,城市生活已经成为地方社会举足轻重的内容。城市民俗生活主要以市民习惯性生活方式为内涵,在城市市民生活传统中娱乐性活动突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生活消费需要空前增长,娱乐性休闲活动在明清时期城市民俗生活中随处可见。

在城市民俗娱乐性活动中,节庆和游艺杂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节庆是传统民俗的重要内容,明清城市的节庆日包括传统节日与城市行业祖师诞日、忌日。同样是传统节日,城市市民比较村民更重视它的娱乐性。城市节日形式是街道巡游与广场式的聚观。此外,城市民俗生活追求动感与刺激,观赏性与竞争性等,因此明清城市街头常常看到各色的游艺杂耍活动。

明清民俗的上述特点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民俗的传承性,也凸显了它的时代个性。从明清民俗演进的路向看,民俗愈来愈成为民众独立处理日常生活的文化方式。在民清文化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不断地补充、丰富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宁:“明清民俗对折子戏之影响”,《艺术探索》,2010(1)。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2

关键词:满族;饮食;民俗;象征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39-02

满族是一个具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建立了满清王朝。由于清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以及满族的广泛分布,使得满族对当今的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满族的饮食为研究对象,运用象征人类学的方法,对满族的饮食民俗进行解释,进一步挖掘满族饮食的内在文化含义。

一、满族饮食民俗的界定

依据《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的定义,我认为,满族饮食民俗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主要表现在满族人民的饮食生产加工、饮食行为、饮食心理上的集体习惯。这里我们要明确满族饮食民俗已经不只是满族单一群体中传承,有其实东北汉族以及其他相关民族群体也在享用这一民俗,所以这里虽然称为满族饮食民俗但是不排斥其他民族也在享用这一文化。

从研究对象和特点出发,本文把满族饮食民俗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方面,本文侧重于从象征和仪式(非物质层面)研究满族饮食民俗。

物质民俗层面只要包括满族饮食原料的生产、加工和制作、各种饮食器具等相关方面,主要是指有实物作为依托,是饮食民俗的载体。满族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冬季漫长,并且东北山脉众多都是以东西或东北西南走向,致使北方干燥的冷气流无法向南扩散而凝聚在东北内陆,造成东北地区冬季寒冷干燥的气候;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东北地区气温偏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短促,无霜期短,植物一年一熟。此外,东北地区分布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辽河等众多河流,是东北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又是他们丰富的饮食原料基地。

非物质民俗层面主要指满族饮食民俗中进餐方式、礼仪以及节庆活动和日常生活方面所产生的观念、行为、习惯及要遵守的禁忌等。进餐方式收到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满族主要实行二餐制,即早晚各一顿饭。进餐礼仪方面,满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尊老敬老的习俗。人生礼仪和节庆饮食民俗主要包括出生、结婚、丧葬和年、颁金节等。另外在萨满教中也存在很多的饮食民俗。

二、满族饮食民俗中的象征文化

象征是一种古老的表现手法,是运用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使用一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并且表现出比原来事物更广泛的意义。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象征人类学(或称为解释人类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尔茨、特纳,格尔茨认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象征性和解释性的,而且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也可以说是解释性的。中国学者认为,象征是借助一种文化形式表达另一种特殊意思的表意方式。

饮食民俗象征作为一种非语言的文化传递方式,其本身是一个具有完整结构的象征系统,关于象征的内部结构,满族饮食民俗可分为象征符号和饮食民俗的象征性意蕴。

(一)满族饮食民俗的象征符号

她是主体借以表达象征意义的符号。在满族饮食民俗中包括象征食物、象征器具、象征性饮食行为。满族饮食民俗的实物符号是指某些特定场合用来表现主体意愿的媒介物。在中国分别包括吉祥食物、禁忌食物和占卜食物三类。

(二)满族饮食民俗的象征行为

由于人们在饮食上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因而这部分就不具有象征意蕴,只有与节庆、宗教有关的活动中才具有象征。如,在萨满祭祀时,在萨满“脱魂附体”时候,边唱神调边跳萨满舞蹈,因而在平常人家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边吃饭边唱歌的,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吉利的。满族人相信他们是来自于西方,因而一直“崇西”,在进餐的时候,老人要坐在饭桌的西侧。

三、满族饮食民俗的价值体系

刘锡诚在《中国象征词典》中认为,中国象征文化不外体现两种价值系统,即祈福纳吉的生存观念系统和子孙繁衍的生殖观念系统。在中国饮食象征文化中分别包括各种传统的生殖观、爱情观、人生观、安全观、保健观、长寿观、伦理观等是多种价值取向。参考他们的观点,我认为,满族饮食民俗象征分为:祈福、禳灾、多子、和谐四种类型的价值取向。

(一)祈福观念

主要指祈求幸福、长寿以及人生富贵等观念,通过一定的饮食食物在特定的场合表现主体的愿望。由于中国处于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区域,从地理环境上,华夏文明诞生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土质疏松肥沃、以水为主、以农立国。安土重迁深植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围绕农业产生了很多的象征文化,突出的有期盼庄稼顺利生长、丰收、男女勤劳致富等价值观念。

二月二,这一天江南已经开始耕种,而东北地区还是冰天雪地,满族人会把雪藏一冬的猪头拿出来,洗好烀好,再把猪头各个部分切下小块拼成一个“小猪头”献祭给满族的神灵。在满族祭祀中,人们用一晚上时间做神糕,就等候“乌尔顿”(黎明)的到来,因为满族农神祈贝勒会降临到本族的神堂,萨满击鼓请神,人们把洒水称为“下雨”,希望通过这个祈告农神恩赐雨露,保佑满族人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祈求长寿是每个人的心愿,尤其是那些贵族会通过服食丹药获得寿命的延长,而平民百姓则把这种愿望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满族人民在除夕夜会吃猪前蹄,认为猪前蹄是搂钱耙子,吃了后未来一年会更富裕。正月初七为人日,家家吃面条,取义大家长长久久,长寿;立春吃萝卜,是健康之意;立秋吃猪肉是抢秋膘,取滋补身体之意;此外在满族婚礼中,萨满唱《阿察布密歌》(合喜歌),每唱一节,就向天抛一片肉片和一盅酒,以此祈求天神保佑新人平安、幸福、长久。

(二)禳灾观念

祈求富贵、平安和幸福是人们心中的愿望,但有些食物被人们认为是不洁净的、不安全的,人们遇到他们就会尽量避免或用其他方法来解除灾祸的侵扰。从本质上讲,祈福和禳灾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想通过这些活动和行为使得人们生活平安和吉祥。

纵观满族饮食民俗的禁忌,大多与满族的萨满教有密切关系,由于满族人笃信萨满教,使得这些禁忌在今天的生产和生活中还广为传播,并且在形成途径上与汉族的某些禁忌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多子观念

对于农业文化而言,众多的子孙可以在农业上提供很多劳动力,也可以昭示家庭生生不息的命运。尤其是男孩更为重要。满族中的男女地位虽没有汉族那么悬殊,满族中还存在“姑娘为尊”的现象。

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末子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时,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于旁……

在诞生礼仪中,孩子满月时,姥姥会送来一百个馒头,谓之“增百岁”,在孩子生长过程中,伴随着抓周、跳喜神、换索等仪式,而这些活动中多要食年糕和面条,希望孩子步步高、长寿。在婚礼中,人们用大枣、栗子、花生铺洒在新人床上,意为“早生子,男女都有”。期望子孙繁衍不息不仅是满族历史的必然,也是满族农业文化发展的必然。

(四)和谐观念

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中国长期依赖自然,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生存背景,而正是这种背景使中国人确立了关于人和自然的整体统一关系和自我认识,并形成了以追求整体和谐为终极价值关怀的独特文化价值模式。满族人民追求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生活和顺、群体和睦、社会道德伦理正常运行的期盼。

生活和顺是各阶层人们的共同愿望,帝王也不例外,满族贵族每年都要举行大祭、春秋祭、饽饽祭和猪祭等宫廷内部的祭天、祭神活动,祈求平安、丰收。这些活动中必有的食物是各种牺牲,纯黑色的肥猪是用来祭祀佛托妈妈,祭祀索罗杆则有猪蹄、猪内脏和米饭;春秋祭则用豆腐和糕,谓之“上场豆腐了场糕”;饽饽祭主要是子孙饽饽、鸡和米饭、以此祈求生活和顺。

群体和睦主要指家族内部的和谐相处和群体之间的团结互助。满族人有儿子结婚后分家之说,但入关后,受汉族文化影响出现了“四世同堂”的风俗。在满族祭祀过程中也存在着“祭毕,阖族大蒸及宾客皆欲。”或“阖族全,异姓不与。”在农村中,满族婚礼是全村和全族的大事,人们在饭桌上举杯畅饮;有些发生矛盾的人,邀请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调节,最后大家摆酒吃顿“和解”酒,冰释前嫌,达到增进感情、消解矛盾的目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由于边疆时常有少数民族的威胁,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皇帝在避暑山庄宴请一些少数民族首领。

《礼记王制》载:有虞氏以蒸礼,夏后氏以给礼,殷人以全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异米长,六十食同,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

前文提到满族人是一个十分尊老敬老的民族,因而在满族人入关后大肆推行儒家文化,出现了著名的“千叟宴”,《养吉斋丛录》卷十五记载,嘉庆时期的千叟宴规模宏大,每桌上有火锅、猪肉片、羊肉片、炉食等。

嘉庆元年正月,举于宁寿宫之皇极殿,与室者三千五十六人,赋诗三千余首。

在满族丧葬习俗中更突出“百礼孝为先”的传统,入殓前孝子供四个小菜、一壶酒;出殡前,亲友向死者敬酒;每年的清明、七月十五(鬼节)、十月初一(寒衣节)都要上坟祭祀,一家老小把糕点、酒水、饽饽献祭给亡者,无论离家多么远,人们都要在异乡的十字路口为死去的亲人烧点纸钱,表达人们没有忘记死者的恩德,也教育后代要记住祖先不能人忘本,体现了满族重伦理、守礼仪的美德。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满族饮食民俗体现了满族所特有的象征意蕴,作为中华民俗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满族饮食民俗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分布,至今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发挥着调节人际关系、重伦理、祈福纳吉、禳灾避祸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王建中.东北地区食生活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庄空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4]居阅时,瞿明安.中国象征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郭淑云.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6]王宏刚,富育光.满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7][美]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m].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

[8][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0]刘锡诚.中国象征词典[K].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128.

[11]瞿明安.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50.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3

关键词:民俗;开封盘鼓;音乐特色;基础教育;认识

一个国家其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正体现在民俗文化上,它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事象,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这为丰富的民俗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拥有七朝古都之名的开封,古称梁、汴,又称汴梁,简称汴,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开封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著称,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但对中原地区而且对全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使得开封的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色浓郁,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开封民俗有舞狮、盘鼓、高跷、旱船、唢呐等,在每年的民俗文化节便是这些丰富民俗表演齐聚一堂的时间,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展示地方特色民俗活动的重要节日,每年举办一次。而盘鼓以其节奏性强,套路多变,气势恢宏的特征深受国内外广大民众深爱。目前,开封有盘鼓队30余支,每逢元旦、春节、国庆我国较为重要的节日以及本地特有的文化节、花会和城市、村镇中的庙会都是要举行盘鼓表演和比赛。那隆隆的盘鼓声,豪放的击鼓英姿,促人精神振奋。

就其民俗文化为何在广大民众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笔者通过对民俗相关文献的阅读并结合开封当地民俗一盘鼓的特色进行如下阐述:

一、“民俗”的定义

在民俗史中的定义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首次是由汤姆斯提出了Folklore这个名词,从字面来理解Folklore,所指为“民众的知识”(thelearningofthepeople),在语义上具有很强的收缩性。在其之后对于民俗的争论依旧存在,并有一些学者将“民俗”拆开来定义。从中发现“民”和“俗”两字的深层含义,使二者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也被扩大了。“民”这一词已由其被界定为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应而言的野蛮人、愚民、乡民或农民,到广义的指任何民众群体,他们是至少拥有一个共同元素的民众。而民俗的“俗”字不同程度在本体意义上界定民俗实际上是一种民俗形式论。在中国,对于民俗形式的关注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民俗特征论。早期“民俗”一词的引入来自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遗留物”说。具有代表性人物之一是英国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鼻祖爱德华・B・寨勒(1832――1917),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遗留物”这个词被e・B・泰勒第一次使用,被用来指那些“被习惯势力带进不同于他们早先的社会环境”的见解观念和习俗,因而这种“遗留物”是“从古老文化条件F产生的一种需要的证明和例子”。而文化人类学派的继承者英国学者班尼女士对“民俗”的定义也给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带来较大影响,她将民俗学称为一种概括性的名词,其内容包括了传统的信仰(beliefs)、习惯(customs)、故事(stories)、歌谣(songs)、理语(Sayings)等流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的无学问阶级里的东西。但以上两者对民俗的定义均为早期的定义,而现阶段很多民俗学者对民俗特征都曾有过论述,其中钟敬文对此做的定义为“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比较完整地总结了民俗的特点即集体性、类型性(或模式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与变革性、轨范性与服务性。在对民俗特征论进行深入的理论阐发方面,《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于民俗的定义现如今依然难以准确把握,作为普通学习者而言,民俗是一种民众生活的一种表现方式,具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表象。它以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而展开的,具有特定的普遍性、广泛性。

二、开封民俗――盘鼓的特色

1.历史背景

开封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是黄河冲积扇平原的尖端,其地处中华民族历史发源地,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南岸,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是北宋时的国都,简称汴,是我国七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开封盘鼓的历史悠久,盘鼓又被称为“开封大鼓”,也称“太平鼓”,以锣鼓乐的形式流行于河南省开封一带。据说起源于北宋时期,与古代驱鬼逐疫的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至近代每每逢年过节和庆祝生产丰收时,仍要聚集百盘的鼓队游行比赛,壮观非凡。

2.表演形式

以盘鼓为主的开封盘鼓在表演时,从最少的8盘到上百个盘鼓不等,并配合马锣、大拔和小拔。击鼓的方法主要有轻击、重击、左右鼓捶交叉互击,击鼓蔓头一圈,双糙挎前鼓帮,双糙挎侧帮。基本舞蹈动作和步伐变化多端,包括了――跨步、箭步、一跨边、二跨边、三跨边、七跨边等等。另有加花式的表演,加入大动作的击鼓并结合不同的舞姿动作,抛高铜响乐器的动作,给人一种刺激感与美感相结合的感受。表演过程中,以列队的形式展现,有50米左右,用一面令旗在列队前指挥,大拨紧随,中间是盘鼓队,最后有马锣和小拨。队形亦是在演出过程当中变幻多样,纵向、横向、圆圈、更有精彩绝伦的十几位壮汉肩扛一面大鼓,大鼓之上有数人进行盘鼓演奏。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4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5

关键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1-0056-04

abstract:the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slocalization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prominentlyth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thelifeclas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prominentlythemaindomain.Strengthensthefieldwork,facesdirectly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ality,goesoutthetraditionalresearchthedifficultposition;Deepenstheregionfolkcustomresearchtheconnotation;Displaystheregionsuperiority,promote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economy,theculture,thesocialefficiency;theorganizedexcavationreorganization,theestablishmentresearchkeypointi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strategychoice.

Keyword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localization;Strategychoice

民俗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诗经》时代,我国的文献古籍就有关于地域民俗方面的记录与研究。几千年来,为了适应和利用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形成了各自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共同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而民俗体育正是这个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生活等,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建国以后,我国区域民俗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对区域民俗文化的理性认识,正是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探索而不断深化的。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现代体育向乡土社会浸透的今天,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我国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采录与研究进行定位和策略的选择进行探讨,展望其研究趋势,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体育文化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是一种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同时又是一个逐渐从大文化中不断分离、独立的亚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区域,体育文化又被不同的区域文化熏陶,因而带着明显的区域体育文化特征。各具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1]。民俗体育文化是区域文化和民俗体育的衍生物,是两者交融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民俗体育文化的定位及策略才选择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1民俗体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审视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民俗体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民俗体育研究主要从民俗体育的定义,民俗体育的分类及特征研究,民俗体育的功能与价值,民俗体育的起源、传承、演变,民俗体育的产业化开发或者说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对于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面临的日益边缘化的现状,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2]。

多数学者以民俗的基本概念为立足点。认为:“民俗体育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礼仪等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3]。也有学者对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区别与关系,进行分析,多数研究从基本概念的源头探索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关系。

纵观我国民俗体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和思考。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实现文化大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理性的总结与分析,以期能够推动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当有与其对象性质相应的方法。科学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固然受多种因素制约,但方法的更新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民俗体育虽存在于我们身边,但目前还未形成一门学科,尚未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民俗体育研究启蒙阶段和萌芽阶段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发展阶段以解释性和探索性研究为主。审视民俗体育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尚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民俗体育的研究方问题。目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从田野调查方法上看,尽管学者们在民俗体育研究中应用田野调查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客观来说,中国民俗体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4]。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回首百年,中国民俗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中国民俗学子发端之初,似乎就很强调田野作业……但事实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5]。已有的民俗体育研究中真正扎实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并不多见。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区域研究法、剖面分析法、研究再研究法则应用得比较少。可以说,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当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急需品。[4]

第二,研究主题和分布问题。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仅有对汉族的龙舟、舞龙、舞狮、风筝、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抢花炮、苗族的玩年抢狮、纳西族东巴跳等独特的民俗体育活动的研究,有蒙古族、水族、藏族等整个民族的民俗体育活动研究,也有区域性民俗体育的研究,由点到面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然而与我国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相比,民俗体育研究还是沧海一粟,研究的范围呈现汉族民俗体育少,且集中在龙舟、龙狮、风筝等几个目;少数民族民俗体育研究多,以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为主;节日、仪式等民俗体育研究多,民间游戏深入研究少;研究范围分布区域不均衡[6]。

第三,研究定位和研究策略问题。从人类学、社会学、区域研究理论出发,微观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方法论意义。目前的民俗体育研究,尚缺乏准确的定位,对区域民俗体育是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还是个性问题定位不准,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注重描述还是注重历史研究衔接没有阐述。并且对民俗体育研究的时代性发展策略缺乏深入的研究。

第四,研究区域模糊。民俗体育文化是长期的文化传承和积淀,各区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民俗民情,决定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所必然具有的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正是民俗体育在实地调查和理论建构中的宝贵资源。在地域研究中,缺乏从传承、传播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入手,没有打破历朝历代行政区的限制,以文化圈、文化带、民俗圈、祭祀圈、体育圈等文化地理、人文地理概念来规范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是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熟的标志[2]。

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

我们今天研究区域文化,往往是以现实的行政区来划为界限的,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同一省区内部也有小区域文化,也就是亚区域文化。存在着行政地理和自然、文化地理的不一致的现象,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现实的省区范围与历史的行政区也常常是不一致的。

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某一个区域文化由实力相当的两个亚区域文化共同构成。如浙江文化,由吴文化与越文化构成,浙江境内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固然有很多差别,而且同处越地,即浙东地区,不同区域之间在文化上也有很多差异。浙东北部的宁绍地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与苏南、浙北比较近;而浙东南部的温州一带与福建有很多共性,是瓯越文化的代表,受海洋文化影响较深,人民的性格也多以冒险、拼博精神为主。自明清以来,多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而在浙江北部,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从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来,而这种共性又是要明显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是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因此,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注重于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和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特征:第一,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主要指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第二,生活类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突出张扬民俗体育文化个性特征的主要领域。为准确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还需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2.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也可以无形的方式存在。由此,把握区域民俗体育历史文化特质,充分展示区域体育文化特色,是区域体育历史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8]。只有准确把握好区域体育文化特质,才能给区域体育文化以准确定位,更好地树立区域体育文化的外在形象和应有的体育文化地位。

2.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各区域人民长期社会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核心是各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观念、意识、心理态势和人格风范的具体体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是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之中,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精神相联系。区域民俗体育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由广大民众创造,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伴的文化要素。

2.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极有影响的独特亚文化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经济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生活形式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同样如此。没有文化生产,就没有文化消费;没有文化消费,也就没有文化生产。因此,人们不但可以理解作为人类行为和物态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而且也可以理解作为精神意识集中体现的隐形文化。但不管是显形文化还是隐形文化,也都与生产相联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地域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民俗体育的个性文化。

2.4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发展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属于微观上层建筑,既是区域经济的反映,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区域的发展产生稳固而持久的影响,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又同时兼有动态变化性。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发展、壮大,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就要求与时俱进。事实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总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也总是在社会发展中丰富和发展。人们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自觉地审视社会现有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与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协调程度,适时地采用新的价值标准去充实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内容,建立与时代需求和社会特点相适宜的现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

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策略选择

3.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策略选择的基本思路

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凭借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魅力来促进地方体育工作和全民健身的发展。那么,所谓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就是要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向历史索取,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或已逝传统中寻找有突出个性特征的因素并加以恢复;二是新创,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现有基础上创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新文化因素。

可是,如今世界已在经济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体育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趋同和融合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还提突出、张扬文化个性是否可行?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体育全球化的趋同和融合的确是一对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二者也不是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我们究竟要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什么个性特征?选用何等策略?

如果我们是要一概地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在各个方面都把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当作好的东西予以弘扬,那确实有悖文化的趋同潮流。不仅如此,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实在有违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初衷。因为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并不就是好的。不加区分地强调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极有可能导致自我欣赏、封闭守拙、拒斥外部先进文化的局面。

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只有那种既具个性特征,同时又具先进性的文化因子,才是我们应当突出和张扬的。文化趋同,显然只能是劣势文化向优势文化趋同而不是相反,因而弘扬这样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就不会与体育全球化趋同融合的潮流相左。问题是多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都不会有多少既有个性特征又有先进性的文化因子,倘若我们只突出张扬那为数有限的文化因子,又如何能形成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整体特征和足够魅力?

这就是要大量吸纳外部先进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将吸收来的外部优秀体育文化因子加以本地化的包装,保留其内容和功能,改变其形式,使之染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色彩,从而同样获得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能既有开放的胸襟,与世界先进体育文化趋同融合,又能扩展自己的个性化范围,长久保持自己的特色。

3.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本策略

3.2.1强化田野作业,直面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现实,走出传统研究的困境

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往往局限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即便进行田野作业,也总是围绕某课题进行纯学术探讨,忽视了现实问题,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指导,导致研究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由此,借鉴很多民俗专家学者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民众,贴近民生”的口号[10],指导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其成果不限于著书立说,通过对民俗体育文化的整理开发,推动区域全民健身的开展。利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专业知识,去指导当地的社会体育生活和其他文化娱乐事业,以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行做法。通过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地民俗体育文化色彩纷呈,开发潜力深厚,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的前景非常广阔。如民俗体育应用可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民俗体育工作者以时代的责任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加以指导,引导民俗体育产业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只有我们真正直面现实,关注民众的生活,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会走出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

3.2.2立体研究,深化区域民俗研究的内涵

(1)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树立区域应有的文化地位

对于各地的文化资源的认识要有一个新的高度。不管哪一个地区都有着许多独特的文物遗存、名胜古迹,有着源远流长的、特殊的文化积淀。杰出的历史名贤、古朴灵秀的建筑、极具特色的民俗等都为各地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化资源。所以,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必须对区域这些优秀的文化细致盘点、科学分类、理清脉络,把握本质,准确定位,从而重塑区域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提高区域知名度与美誉度。

(2)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发挥区域文化的教育功能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形成规模,就必须加大普及和宣传力度。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区域民俗体育项目和活动,让青少年从小就能了解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掌握更多更好的健身方法,这对于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弘扬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文化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积淀于现实中,现实又包容着历史。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全面认识区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改造,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特色性,体现时代性。要更多地关注区域优秀的历史文化,尤其要加强对有利于转变人的观念、提升人的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

(3)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推进区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包括民俗体育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事项要么历经劫难,要么早已荡然无存,要么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古董,偶有遗传的也只能到历史的记忆里去寻找。因此,最为迫切的就是要加强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保护,并将现存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加以弘扬和推广,正确引导群众投入到区域民俗体育的活动中,使民俗体育真正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服务,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近来年,各地已经加强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也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这都为进一步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目前情况看,不少地区民俗体育文化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不够,所以,各地应该站在历史的时空交叉点上对整个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全景式观察,深层次探讨,尤其要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特质、形态、性格,以及保护、建设、开发与利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3.2.3发挥区域优势,提升区域民俗体育经济、文化、社会效益

全民健身纲要在全国得到实施以来,充分发挥了其作用,使人民群众的体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全民健身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将区域民俗体育的开展与全民健身的普及性和生活化相结合,各主管部门需要考虑国家与社会、大众、民间等相结合共同来举办一些区域特色较突出民俗体育盛会,构建区域民俗体育组织运作的实施机制,发挥区域民俗体育运动的市场作用,从而达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效果。在推广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中,应当把区域民俗体育项目纳入其中,从培训内容、项目、人员方面有目的地培训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指导员队伍,使之在宣传、推广民族传统体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3.2.4有组织的挖掘整理,确立研究重点

区域民俗体育同其它民俗文化形式一样,属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地政府应该组织学术界致力于民族风俗体育文化及其文化底蕴的继承,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掘、复原、记录保存和研究提炼。这种工作一方面需要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长期投入,包括必要资金、人力,甚至制定法规。另外,在对区域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过程当中,应采取各种有效的传统和现代技术手段,切实做到保护工作的科学化。区域民俗体育是行为民俗,传统的文字记录方式是不足以把区域民俗体育的方方面面保存下来的,因此,通过高科技我们就可以将区域民俗体育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最大可能地做到对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保存和展示。

有学者对民俗体育研究提出了展望:理论体系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础、村落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点、区域是民俗体育研究的重点、多视角是民俗体育研究的生命力、跨文化是民俗体育研究的新亮点[1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4结语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在实践中是体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如何面对在现代性和体育全球化语境下区域民俗体育的存在,已经成为体育学研究、也是地方文化研究、甚至是发展地方经济等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文化碰撞的加剧,文化个性化魅力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如何避免世界体育文化交往日益加剧给区域性民俗体育文化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体育学研究者的面前。这不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责任。因此,必须加强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准确定为,科学制定研究策略,必将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保存,增加今后选择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机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可以为今后个性化的体育文化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梁白泉.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吴越文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2][6][11]戴维红,许红峰.民俗体育研究回眸与展望[J].体育文化刊,2008(9):47-50.

[3]涂传飞,陈志丹,严伟.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的概念及其关系辨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41(8):24-31.

[4]李先长,涂传飞,严伟.百年来中国民俗体育研究述评与展望[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6):6-22.

[5]钟敬文.写在前面[C].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何勇强.区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以浙江文化研究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8(4):70-72.

[8]张树俊.论区域文化的研究定位及其重点选择[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6):77-80.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6

[关键词]民俗文化包装设计传承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0.042

现代包装设计是一门以文化为本位,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为导向的设计学科,所以我们应把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对待。包装设计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反映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同时将这种民族性格和文化观念表现在设计及创造活动中。如德国人的严谨理性,英国人的刻板守旧,法国人的浪漫情怀,日本人的细腻灵巧,韩国人的奋发图强,中国人则追求和谐、喜庆、圆满、吉祥,这些都是各民族性格和文化观念的表露。

一、民俗与文化

包装设计是商业的艺术,同时也是民俗文化的艺术,包装设计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民俗又称风俗,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定人群在一定环境中生存、发展形成的生活习惯。风俗总是随着生活而存在,人类文化有多久,风俗就有多久,风俗习惯是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价值观、道德伦理、法律、知识、科学、美术、艺术、风尚习俗等。

民俗文化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政治因素不同,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各民族不同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特色。民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时代的发展对立统一,同时也在自身不断的更新与发展,包装设计文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与民族文化的各个时展是叠合的、统一的,展现民族风格的包装设计,促进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完善,推动了国际文化的交流。

二、民俗文化特征在包装设计构成要素中的体现

民俗文化特征对产品包装设计的影响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图形、字体、色彩、材料、形体结构等多种要素上。

1、包装图形的民俗文化性

21世纪是“读图时代”,图形作为视觉要素的表现形式,既有感性的视觉形象,又有可观的内容,图形语言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出来的视觉信息。优秀的包装设计图形不仅是对产品本身的广告宣传,而且在体现民族风格上也起着潜移默化的设计艺术效果。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向往美好生活,寓意吉祥如意的图案,巧妙的运用了人物、走兽、花鸟、日月星辰等,应用象征、比拟、谐音、借喻、双关等手法,创造出多种多样体现吉祥寓意的图形图案。这些图形图案已普及于民俗习惯中,使人们一看就懂。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包装设计中常用的有福、禄、寿、梅、兰、竹、菊、龙凤、麒麟、白鹤、鸳鸯、喜鹊、荷花、门神画、京剧脸谱、剪纸、皮影、木版年画、蜡染艺术等等,体现出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时代感和浓厚的传统特色,增加了商品包装的文化情调。

2、包装字体的民俗文化性

文字是传达信息的最直接和有效的媒介,有时包装设计可以没有图形形象,但是不可以没有文字。许多优秀的包装设计都十分注意文字形象设计,甚至完全是以文字来装潢画面的。在现代包装设计中,以文字的象形为主来塑造品牌风格的设计作品屡见不鲜,表现出简洁、清新、典雅并富有现代文化气息,广受消费者的青睐。我国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字体造型极富变化,篆书的古朴高雅,隶书的整体统一、生动端庄,草书的挥洒豪放、变幻莫测,黑体的醒目和力度,只要在包装设计中应用恰当,不仅体现产品文化价值,而且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例如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用各种书法或变体形式组成“百福”、“百禄”、“百寿”、“百喜”图,应用在包装设计中表达人们美好的情感与愿望,民族艺术和传统文化相应相声、耐人回味。日本传统商品包装设计上使用书法字体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根据商品的特性设计书法字体造型,形式感强,字体风格多样,把商品特色和设计较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欧美国家包装设计中我们还常见拉丁文字同样也利用传统手写体表现产品的文化特色。

3、包装色彩的民俗文化性

色彩作为一种设计语言,在包装设计领域中最具视觉冲击力,设计中要求醒目、对比强烈,有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来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促进销售。民俗色彩也可以从民间色中去学习,有年画、剪纸、皮影、彩塑、刺绣等等,民间艺诀“红红绿绿,图个吉利”体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特征。民间色彩既原始又现代,极具创造性。例如民间年画色彩单纯、明丽,纯色使用较多;民间剪纸艺术用色大胆、刺激、浓烈、情感传达直观朴素;玩具彩塑,多采用红、黄、蓝等原色,黑与白极色或紫、绿、橙间色,显示色彩独有的强烈和刺激性。中国现代包装设计绝不能忽视民间色彩的审美追求,它们丰富、刺激、充满活力,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各国家、各民族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教育、以及自然环境和传统习惯的不同,表现在气质、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也是不相同的,对色彩也会各有偏爱。如红、黄、绿、金色是象征吉利喜庆的色彩,在中国和东方民族中红色象征着喜庆、热烈、积极向上、团圆、甚至忠贞,是传统的节日色彩;绿色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里是最受欢迎的颜色,因为绿色是生命之色的象征;在墨西哥,人们广泛使用代表国家色的红、白、绿三色;巴拉圭普遍爱好明朗的色彩;巴西人认为紫色表示悲哀,黄色表示绝望,紫黄两色配在一起会引起噩兆;在委内瑞拉,红色、绿色、茶色、白色、黑色分别代表国内五大政党,一般商品包装不用上述五种颜色。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7

客家民间艺术渗透了强烈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从而使其审美创造具有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与客家民间艺术的文化背景相一致的,与客家文化和审美意识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吉祥”在我国从古到今就是福瑞喜庆、事事如意的代名词。客家民间艺术里,客家人把“吉祥”作为一种特定的观念符号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浇灌其中,同时诉诸于视觉的表现形式。它寄托着客家人的祈福、趋吉、避祸的精神诉求,造型上或是祈求子孙繁衍长寿,或是对荣华富贵的期盼,或是对驱邪、纳吉的愿望。因此,纳吉求福成了客家民间艺术创作恒常的主题,吉祥图形造型、图案纹样、色彩等,成为地道的民间文化观念的象征性寓意符号,在客家民间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唐家路先生在《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中指出:“不论民间艺术或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其表现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以吉祥内涵为主题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民间艺术,吉祥主题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要内容。”客家吉祥艺术的创作观念源自民众普遍而持久的求吉心理,客家人强韧永恒的生存要求及祈福消灾的意愿使得客家民间艺术在吉祥的意识形态里有了丰富的特征。这种丰富的艺术形态具体表现在吉祥艺术样式的多样性,题材内容的多样性,生活实践的多样性,以及材料技艺的多样性,它为客家民间艺术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原动力。通过装饰重组,将素材加以主观化、理想化,体现了纹必有意、意必吉祥,并以视觉的审美形式蕴涵着浓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如花瓶与如意组合纹饰“瓶”与“平”同音,如意是佛具,在瓶中插如意寓意“平安如意”;寿字写成圆形篆体,周围五只蝙蝠排列纹样装饰,蝠与福同音,寿为五福之首,“五福捧寿”寓意多福多寿等等,均以寓意、谐音、借喻、象征等形式表现,由此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丰收、长寿、子孙繁衍昌盛等美好生活的展望。我们应该意识到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赋予人们生活世界以物质化形式与秩序的艺术,是民众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吉庆迎祥题材、图案、与造型常频繁出现于客家人的建筑装饰、宅居陈设、雕花木器、砖雕瓷绘、穿戴服饰等艺术形式中,如大吉大利、吉庆有余、福如东海、丹凤朝阳、五福临门、吉庆有余等等。吕品田先生在《中国民间美术观念》中谈到:“中国民间美术存在着三个恒常的主题,即希望宗族门姓传承延续,家眷亲属增寿延年;盼求日常生活丰衣足食,门第居位显赫高贵;祈求社稷农事免灾无害,家人牲畜平安无事。”这三个主题指出了中国民间趋利乞吉的审美功利性的艺术特点,围绕着这三个主题形成了一系列的吉祥图案,它所蕴涵的含义在本民族中得到认可,就成为隐含一定文化价值的吉祥艺术,在经过长期的演变后,用固定的艺术造型方式传承下来。如闽西宁化集音乐、舞蹈、美术、剪纸、灯光、装潢、竹木工艺制作等多种民间艺术于一体的灯彩表演,在宁化客家方言中,“灯彩”与“丁财”谐音,隐喻“添丁发财”,舞灯彩有祝愿人财两旺,庆贺吉祥之意。但由于吉祥艺术观念性极强的艺术特点和象征性,他的创作直接来源于民众生活,因此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生活情境以及生产活动中,成为动态的文化过程。客家民间艺术中擅长运用表号、谐音、象征等手法,将祈福纳祥的寓意巧妙含蓄地转化为意象符号,形成一些固定的意象符号的寓意造型,融入服饰、雕刻、陶瓷、编扎、舞蹈、音乐及传统生产工具等等。如在客家民居建筑中柱、梁、门、窗、栏杆、屋檐、斗拱、屏风、神盒、香案等处画喜鹊立于梅花枝头谐音“喜(喜鹊)上眉(梅花)梢”,葡萄、莲蓬寓意多子,虎寓辟邪、护生,桃象征长寿,五毒用于祛病消灾等,都是客家人渴望幸福生活、趋吉避凶的情感寄托和表达。在客家民间艺术里,客家服饰及其装饰物,如服装、鞋帽、织锦、刺绣和首饰、佩饰、绳结等装饰品上往往可以看到象征美好富贵的龙、凤、鹤,象征多子多孙的石榴、鱼、蛙、葫芦,象征镇宅辟邪的虎、豹等凶猛之兽,这些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吉祥文化内涵。

二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

民俗活动是客家民间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之源,它为客家民间艺术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客家人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仅有了民俗文化的生成,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客家民间艺术。作为历史与文化范畴的客家民间艺术,与客家民俗交织一体,即丰富了民俗活动的内容,加强了民俗活动的情境,同时也将客家文化的性质特征以形象展现。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作为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南方六大民系之一,客家人一方面延续了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民俗观念。如生活习俗、生产习俗、信仰习俗、占卦习俗、岁时习俗等;另一方面融合了迁居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系而又富有地域之养和特色之美的民俗风情,如石城的灯彩、上犹的九狮拜象、坎市的打新婚、湖坑的作大福、五华的竹马舞等。客家民间艺术创作多源于民俗活动,在题材选择和造型形式上受到客家各种约定俗成的民俗系列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民俗的直接承传转述,这种制约同时又是形成客家造型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年画、门神、窗花、灯笼、龙灯等诸多的艺术形式里,民俗内容及样式大都源自现实或精神的功利要求及民俗活动,随着历史的演化及其整合,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客家民间艺术。如闽西古镇抚市的“走古事”,这一民间具有浓厚的娱玩教化性艺术,又称“走故事”,比过春节还隆重,在元宵节举行,以历代人物、传说故事以及现实生活为情节,装扮成古事棚,由青壮年抬着游走于大街小巷,其阵容强大,节目丰富,表演精彩,形象可人。“走古事”除了预兆文运亨通,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还稚拙朴实而真实地表现客家人的感悟和追求。无论是客家民间造物艺术、客家民俗表演艺术,还是客家民间语言艺术,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客家民俗活动,其内容与形式又充分反映了民间风俗的各种事象,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定的民俗文化观念,使民俗活动更具有文化内涵。作为传承客家民俗的艺术载体,客家民间艺术是客家民俗物化的视觉形象,是客家民俗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和传播手段,承载着客家人的民俗观念及造物思想,在客家民俗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道一先生在《论民艺与民俗》中有一段精辟的言论:“民间艺术是艺术的一部分,是艺术的本体,然而民俗艺术却不是民俗所必然,只是艺术的一种题材,表现、反映了民俗而已。就像绘画表现了战争,不能说绘画就是军事;雕塑表现了运动,不能说雕塑就是体育。艺术表现了某种风俗,有助于这一风俗的传播和发扬,但就其本质而言,并非就是民俗。”民俗文化从萌芽到成熟,历经朝代的兴废而能延续至今,除了拥有广大民众为其推传,其重要原因还与其在民间艺术中的广泛应用有关。毋庸置疑,客家民间艺术已成为客家节日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点在客家人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宗教仪式、婚丧嫁娶、游艺活动的民俗活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正月春节是客家人最重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包括腊八、小年、除夕守岁、立春、十五灯节等众多节日在内的这段时间,围绕着春节展开艺术创作的旺季,“小年”祭灶时用灶君像、纸马、神盒门帘来祭灶,除夕时要“上红”贴联、红纸、门钱、门神和财神画,连同春节期间的丰富多样游艺活动,如舞狮、舞龙、擂大鼓、闹古事、“十番”演奏、木偶戏等,都离不开客家民间艺术参与。在客家民俗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过程里,客家民间艺术中保留着许多古老习俗,许多远古民俗在客家民间艺术作品中得以流传,因而客家民间艺术可以看成是客家民俗文化的呈现载体,它为传统客家民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客家民间艺术是异彩纷呈的,不仅因为它是客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于渗透于客家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是客家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涵盖了社会、文化等诸多的元素。这是一代代客家人不断延续和积累的艺术,它的创作不是简单的制作,还要在制作时使人感到作品所蕴含的文化,这就是有文化的客家民间艺术,凝聚着客家人的情感和智慧。但事实上,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经济的转型,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现代与传统思想的裂痕,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客家民间艺术的原生态。不容置疑的是文化是民间艺术之根,已获得大多数人的体认,客家民间艺术的本源文化未被破坏,反而实现了双重超越,在具体的艺术实践和美学追求上吸取和消化了本土文化以外健康而有益的东西。

三总结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8

【关键词】网络时代传统民俗文化拍摄尺度研究

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历史源远流长,各地更是具有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构成了中国有别于别的国家的独特的文化。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现了一个地方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以图片、视频等形式对传统民俗进行拍摄纪录,可以忠实记录和保留一些地方特殊的传统民俗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当前,随着互联网、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对民俗文化进行拍摄记录,也可以更加有效快捷地进行传播,让更多的人通过网络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独特传统民俗文化。然而,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渗透无孔不入,人的私密性荡然无存。因此,加强对网络时代传统民俗文化拍摄尺度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拍摄者能够准确把握拍摄的尺度,营造既有利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又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保护的良好环境,不断让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1中国民俗文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沉淀,经历了五千年的积淀,经历了战争、灾害等的洗礼,始终能够一往无前,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具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指引方向,引领中华民族不断战胜困难、奋勇前行。中国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突出的特征,有许多先贤学者都对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梁漱溟先生、韦政通先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等,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总结起来,中国民俗文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1.1中国民俗文化具有传承性

中华文明延续近6千年,是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出现过中断的文明,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是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虽然充满着坎坷、外族的入侵,但都没能阻挡住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进程,一些外域文化的介入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能量,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融合。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民俗文化,是经过上千年的积淀而形成的,具有十分突出的传承性,绵延不息,体现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亲合力。

1.2中国民俗文化具有民本性

中国民俗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尊儒术,体现了以人为本,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调子。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中国民俗文化具有人民的民本性,强调人的中心作用,要规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纲五常”就体现了这种民本性特征,尽管这其中具有一定的糟粕,需要选择性继承。

1.3中国民俗文化具有多元性

中国的多民族性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多元性,中国自有国之初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融合共生。特别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十里不同俗”,使得民俗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民俗文化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地域性特征,这些都使其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复合性特征。中国民俗文化多元性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俗,也体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民俗。

1.4中国民俗文化具有阶层性

民俗文化的创造与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的推动,因此,中国民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思想认识,也留下了深深的民间烙印。民俗文化的根基来自于不同的阶层,因此,其也具有不同的阶层性,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俗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也造就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下层人民与其它层阶层之间的民俗文化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比如下层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生活来源,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形成了节俭、勤劳的民俗文化;而对于相对富裕的阶层,由于获得了生活的资本,民俗更加倾向于自由、奢靡。

1.5中国民俗文化具有神秘性

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有的是由古老的祭祀传统、古老习风传承下来的,由于“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仍然存在,导致中国民俗文化具有神秘性。特别是佛教、道教等宗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禅宗道法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更使得民俗文化呈现出神秘的特点,而且这种神秘性充满着复杂性和抽象性。古老的习风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民俗文化的神秘性,民俗文化与民众的生活、生产相互影响,民俗产生于人民之中,同时也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

2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全国已有网民数量为: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占比提升至90.1%。互联网时代给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既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应当充分认识互联网给传统民俗文化带来的影响。

2.1互联网时代传统民俗文化传播更加便捷

网络的发展使得文化传播更加便捷,无论是更新速度,还是传播容量,都充分显示了互联网的独特优势,互联网的更新速度由原来的以天为标准,变成以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作为标准,速度成为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也给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渠道和途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网络更加自主地参与到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之中,人民群众可以不受次数限制地获取相关信息内容,这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得传统民俗文化相关情况。而且,还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客户端进行有关的创作,拓展民俗文化的内涵。

2.2传统民俗文化受网络庸俗风气侵蚀

网络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由于其虚拟性,为一些不负责任的网民提供了宣泄的平台,有的传播一些不雅的信息,有的甚至是违背伦理道德、触碰底线的信息,严重玷污网络环境,影响社会风气。在这方面,传统民俗文化也会或多或少受到这些网络庸俗风气的侵蚀和影响。有的乐于恶搞传统民俗文化,歪曲历史,不遵循历史传统,追求标新立异式的“创新”,以吸引网民的眼球,严重践踏了人们对待传统民俗文化的底线,与继承和发扬传统民俗文化的方向背道而驰。

2.3传统民俗文化的私密性受到挑战

传统民俗文化的本源是劳动人民在特定场合和生活环境下积累下来的,它具有差异性和一定的私密性。然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渗透无孔不入,网络使许多过去无法通过视觉感知的信息,大白于天下,人的私密性荡然无存。一些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了博得人气,从一些不为人之所耻的角度放大传统民俗文化,引发一些网络片面解读民俗文化的狂潮,一些高点击率、高回复率、高人气的微信公众号、帖吧、群等,都有些这方面的反映。这些不仅会影响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同时,也会对传统民俗文化产生一定的伤害。

3科学把握传统民俗文化拍摄尺度

传统民俗文化在网络时代如此强烈的冲击下,如何把握好拍摄的尺度和网络的呈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要科学把握传统民俗文化的拍摄尺度,努力营造既有利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播,又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保护的良好环境,努力让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3.1强化传统民俗拍摄的文化意识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现了一个地方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以图片、视频等形式对传统民俗进行拍摄纪录,可以忠实记录和保留一些地方特殊的传统民俗文化。民俗拍摄应当强化传统民俗拍摄的文化意识,突出拍摄的艺术品味。要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把摄影看作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文化关照方式。只有将摄影与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的时候,摄影才会产生巨大的震撼力。

3.2突出传统民俗文化的特色

传统民俗文化由于受历史、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民俗文化地域间、民族间都有很大差异性,因此,在进行传统民俗文化拍摄之前,要充分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及民俗文化的特点,对民俗的许多事象和器物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掌握传统民俗文化的特色,科学确定拍摄尺度,更加深刻地提炼主题,使拍摄的画面获得更高的价值。

3.3加强学习提升综合能力素养

传统文化既需要发扬又需要保护。作为一名摄影师如何正确地把握拍摄尺度,以及网络传播的方式是非常重要。这正是摄影师的道德尺度和素质涵养综合体现也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保护关键所在。网络时代为民俗文化纪录者提出了许多新的更大的挑战,面对传播速度快、内容更加丰富的现实,必须增强应对新媒体、网络技术的能力素质,为我所用,促进传统民俗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金耀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向[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9

关键词:陕北剪纸符号学民俗文化

一、引言

陕北民俗文化是地域性很强的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它丰富地展现了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与之相应的人文环境。陕北剪纸作为民俗文化的化身,“是一种符号和象征,是一种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也是民族性格、心理的折射”。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一文中认为,民俗符号作为民俗表现体,是用某一个民俗事物做代表,并在相应的背景中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即由民俗表现体和它所表现的民俗内涵这两方面的关系,成为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陕北剪纸作为民俗文化符号,它具有能指与所指,两者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陕北剪纸的能指是指人们通过感官接收到剪纸这样“一个直观的、形象的、具体的东西,而所指是指人们通过其直观的、形象的、具体的层面去理解、推知、联想而得到的民俗含义或概念”。

陕北剪纸是艺术文化中群众性最广泛、地域性最鲜明、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和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符号。通过解读陕北剪纸的所指即它所蕴涵的丰富的民俗文化,我们可以管窥陕北黄土高原文化的源流,解密沉淀在民俗事象背后的绚丽多姿的精神世界。

二、陕北剪纸的民俗符号学阐释

1.对生命的崇拜所指

生育或繁衍子嗣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件大事,古人有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见,这一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我们知道,陕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的生产方式,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劳动工具极为原始,所以这一切都要求每一个家庭都要有充足的劳力,尤其是男劳力。因此,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儿育女,繁衍子嗣是头等大事,陕北人民对生命的崇拜高于一切。

陕北剪纸的许多图案以传统的吉祥事物为主题,都是一些繁衍能力强的动物或是多产的植物,意指生生不息。例如,鱼在陕北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民俗符号,鱼谐音“余”,“玉”或“裕”,汉语中有年年有“余”,金“玉”满堂,生活富“裕”等表达美好愿望和精神慰藉的成语,因此鱼经常出现在陕北剪纸中。在陕北农村,有人结婚时,人们总会在窗户上,墙围上贴上“鱼戏莲”,“双鱼纹”这样的剪纸。鱼纹作为一定观念形态的象征性标志符号寓意着生子繁衍,多子多福。佛手、桃子、石榴,这三种水果也经常出现在陕北剪纸中,因为,佛手谐音“福”;桃子自古以来就是长寿的代言词;石榴则因为其多籽象征着多子多福。佛手、桃子、石榴这三个具体事物的结合便形成了一个形象代码,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俗符号,赋予了一定的民俗寓意即“福寿三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陕北剪纸的图案选择,传达了人们祈福祈寿的愿望,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珍视与崇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统的外界事物不仅可以解释为一种符号,同时这种事物也是具体可感真实而直观的,这种直观的东西也正是民俗符号的表现体,成为民俗符号的“指符”,传递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陕北剪纸作为民俗符号,它的隐喻与象征意义是经过长期演变和沉淀而约定俗成的,反映了陕北人民的希望、理念和信仰,这就是民俗文化所蕴涵的丰富内涵。

2.对生殖崇拜的原始信仰所指

正是陕北人民对生命的如此珍视与崇敬,进而才演化为对生殖器官的崇拜。陕北生殖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包含着对人类生命本相、生命活力执着的追求,也是陕北人顽强的生存能力的印证。陕北剪纸作为黄土高原文化孕育的民间艺术,它自然承载了这一文化内涵。像“鱼戏莲”和“双鱼纹”这样的剪纸,不仅具有对生命的崇拜所指,也蕴涵着丰富的生殖文化所指。早在氏族社会中,人们便渴望通过对鱼的崇拜能将鱼旺盛的生殖能力转移给自身。研究表明,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所以陕北剪纸中大量出现鱼的形象,实际表明了陕北人民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崇拜和女性生殖器的崇拜。

《抓髻娃娃》是陕北剪纸中对生殖崇拜的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图案与纹样内容继承了非常古老的生殖崇拜意识。《陕北抓髻娃娃剪纸艺术的巫术文化》一文中指出:抓髻娃娃有着夸大突出的生殖器官,而且两腿分开、双臂平举,身体呈孕育状。在抓髻娃娃的头上、肩上、膝上各有鸡、鸟和兔等造型,鸡、鸟在古代被认为是生殖能力很强的动物,兔子产子多且与“吐子”谐音,故而被认为是一种生殖多的象征。这些都表明了它所蕴含的多产多育,生生不息的生殖文化所指,体现了陕北民俗文化中生命与繁衍的基本文化内涵。

3.红色的色彩所指

青、赤、黄、白、黑是中国传统的“五色”,也构成了“五行观”色彩体系,“五色”所指为“吉利祥瑞”。象征性是色彩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无论在有形文化中还是在无形文化中,色彩都或隐或显地诉说着情感,表达着意义。因此,陕北剪纸的色彩选择也就有着它独特的象征意义,通过对色彩的使用,表达了陕北人民精神上的追求。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红色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是华夏儿女顶礼膜拜的色彩。红色是中华民族的主流颜色,它代表着吉祥,喜庆,它的使用源于古代中国人对日神的崇拜以及对火的皈依。同样,红色在陕北也是主导色。无论是过年,或是结婚的大喜日子,或是丰收的日子,或是乔迁新居,陕北人民总是喜欢在窗户上,门上,墙壁上贴上红色的剪纸。在陕北,红色的剪纸寓意着驱邪祈佑和兴旺发达以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吉祥所指,因此红色在陕北总是无处不在。

三、结语

陕北剪纸蕴涵着陕北人民在认识自然环境,社会人生方面独特的表达方式与价值理念,陕北剪纸的出现使民俗文化的传承具有了符号性,喻意性,暗示性等功能,同时不可避免地映带黄土高原地域文化的印记。陕北剪纸作为民俗文化符号已经成为陕北黄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有效载体,为人们解读陕北文化与传承渊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参考文献:

[1]杨鹘国.符号与象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

[2]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12-213.

[3]康君.从民俗符号学角度看浙西廿八都木雕文化[J].浙江工艺美术,2009,(9):22.

[4]秦燕.近代陕北地区的生殖文化[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43.

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篇10

【关键字】农民画;民俗文化;家用纺织品;设计应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十以来,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围绕着“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一鲜明主题的“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这一系列的公益广告以平民视角、百姓口吻展望“中国梦”,体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表达”。在公益广告系列宣传画中,不仅有丰子恺先生的画作,还有诸如天津泥人张、无锡泥人、河北的蔚县剪纸、山西广灵的剪纸以及广东龙门、陕西户县、河南舞阳的农民画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代表。在这些作品中,农民画以其描绘的生动的农耕题材、独特的构图视角以及强烈的色彩语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农民画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说是朴实的,所展现的内容和精神是抒情的;不仅能够体现强烈的时代特征,更能凸显传统的民俗特色。在纺织品图案与色彩设计中,充分运用农民画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及纺织品的设计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农民画的内容及民俗体现

在乡村生活中,不管是生活还是劳作的场景,都可以激发农民画家的创作激情,因此我们在不同地域的农民画中,都可以看到反映其地域特征的现实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以及民俗表现。农民画的表现手法和所展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如上海金山的农民画中江南水乡的独特风韵、广东龙门农民画中的岭南风情和“南蛮文化”的体现、湖北黄州农民画中的楚文化的展现、陕西户县农民画记录了关中地区农村生产劳作的壮丽场面等等,以及诸如广西三江、云南腾冲、新疆麦盖提、青海湟中的农民画中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特色以及不同地域的特色风光及风土人情。民俗,是紧密伴随人类的发展,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我国的民俗文化集中地反映了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娱乐和人际交往。农民画体现了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一种物质的存在方式,它不仅具有民俗文化的内涵,还是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体现。农民画是民俗性的艺术表达和民俗文化的载体,是农民在乡村田野生活和耕种时的感知和体会,是农民在民俗文化中的浸润和积累,是农民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对生活进行的加工和提炼。正如在生活场景中,较多描绘的全家欢聚一堂,鲜衣美食、喜气洋洋;在劳作的场景中,多描绘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其中在节日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包饺子、贴门神、赛龙舟、舞龙舞狮、张灯结彩等传统民俗;在劳作的场景中,也有民俗文化的体现,诸如剪纸、刺绣、制作虎头鞋等。在这些民俗文化的题材中加以农民画独特的艺术表现,不仅展现了农民丰富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表达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2农民画的艺术特征

2.1农民画的构图特征

农民画构图以“满”为特色,以俯瞰的角度对生活场景或是劳动场景进行描绘。满构图是东方传统艺术中的构图思维方式,在构图上具有一定的饱满性,虽然“满”,但是整体画面给人的感觉依旧是主题鲜明,“满”而不乱。满构图除了更为集中、更为细腻、更为强烈的表现力之外,也有了更为抽象的可能性,但是有时也会给人带来窒息感和压迫感。农民画在所描述环境和空间感的表达上,既能突出主题,又不会给人带来较为压抑的感觉。饱满的构图形式赋予了农民画更为强烈的视觉感受,不仅具有饱满的张力,且具有延伸视觉空间的效果,同时给画面细节以饱满的填充,使画面具有更为强烈的装饰效果。满构图也是农民画家愿世间美好的心理感受和美好愿望。宋代沈括将俯视角度描绘的场面称为“以大观小”。由于透视关系,总是存在着近大远小,视线有时候会被物体所遮挡,创作者得不到对空间和环境的完整的认识,所以俯瞰的视角使房外甚至房中的人物活动都一览无余,人物多为全身且画面不叠加,每个人的动作和姿态都是完整的。这样不仅体现出了农民画家在创作时追求的完整展现创作场景的空间结构的展现方式,更是寓意着生活的吉祥圆满。不管是生活还是劳作场景,例如,在新春佳节团圆之际,以“以大观小”的俯视角度对生活场景进行描绘,将室内家人的团聚,室外的孩童的嬉戏玩耍、燃放爆竹的热闹景象一并进行刻画,更能凸显节日的氛围。此外,常见的还有散点式的构图方式,农民对自己看到的生活以及劳作场景进行描绘,使被描绘的人和事物成散点式的分布,但是主题突出,能够“形散而神不散”。

2.2农民画的色彩特征

农民画多运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常用的“五行色”,整体色彩运用饱和度较高。在农民画中常用的色彩分别为赤、黄、青、黑、白,正对应了我国传统的“五行色”。五行色在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中运用十分广泛,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大自然的五种元素而来,对应了“五行”。赤,在五行色中为火的颜色,是我国民间最受欢迎的颜色之一,在农民画中它代表了节日、喜庆和果实,也有些作品将红色运用于夕阳和土地的色彩表现;黄,在五行色中为土地的颜色,在中国古代是皇权的象征,在农民画中它代表了成熟,代表了丰收;青,为“象物生时色也”,在五行色中代表了树木的颜色,在农民画中代表了春天、播种和希望;黑,在五行色中为水的颜色,在农民画中大多被应用于天空、土地和水的色彩表现;白,在五行色中为金的颜色,在农民画中被广泛的运用于光、水花、白雪等的色彩应用。农民画的用色非常大胆,色彩较为饱和,纯度较高,色彩的应用单纯明快又夸张刺激,表现出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特点。色彩搭配无所顾忌且十分张扬,补色的对比应用,使画面产生特有的张力和视觉感受。这使得农民画的人物形象鲜明,画面感非常生动,装饰感十足。受到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农民画以传统的剪纸、刺绣、年画、壁画、皮影、蓝印花布等古老的民间艺术融汇贯通,在色彩的表现上也依附于这些传统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于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色彩绚丽的农民画,也可以看到少数以单色形式表现的农民画。

3农民画在家用纺织品中的应用

3.1题材的应用

农民画所描述的内容源于生活,题材具有一定的生活性。农民画家在创作的同时对作品本身寄托了对生活的热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非常强寓意。例如,农民丰收的劳动场景或是在粮谷满仓的题材,寓意了衣食无忧,将这种题材运用于家用纺织品的设计中,也寄托着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消费者在生活、工作双丰收的美好愿望;而节日阖家团聚的题材,则象征着圆圆满满、全家团圆的美好期望等。将这些题材作为设计元素运用于家用纺织品的设计当中,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画家所描绘的生活和劳作场景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从近年来创作的农民画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新型的交通工具以及农耕工具,而且可以看到整个新农村的发展和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画家开始关注新农村题材和类型的创作方向,将民俗文化与现代的产物进行结合,这说明了农民画不仅是民俗文化的载体,还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正如青海湟中的农民画青海湖畔,描绘的“青海湖环湖国际自行车赛”的场景,不仅有在赛道上飞驰的自行车运动员,还有在赛道旁观看比赛手拿哈达的藏族青年;又如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喜迎奥运和心系奥运将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融入到了剪纸和扎风筝这些民俗文化活动中,很好地将民俗文化与时代事件进行了融合。将这种题材运用于家用纺织品的设计当中,既具有时尚性,又能体现民俗文化。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家用纺织品的图案设计已经可以做到所想即所得,这促使了在崇尚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去挖掘和整合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传统资源,与时代相结合,设计创新出具有时尚的及鲜明民族特色的家用纺织品。

3.2艺术特征的应用

家用纺织品设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传统民族文化与当今社会文化的缩影,而色彩作为家用纺织品的精神所在,不仅仅反映了地域文化的特征,更需要引发消费者的视觉上的冲击和意识上的共鸣。农民画正是农民画家基于对生活中色彩的感性认识和本能的感官喜好,进行的变化创作,色彩单纯而明快。具有较高的饱和度和强烈的补色对比,不仅体现了我国民间艺术的传统色彩的运用,还引领人们感知农民画家对美好生活憧憬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农民画所使用的较高饱和度的色彩,和强烈的补色对比的视觉效果,确实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心灵的震撼。将这些补色的对比运用于家用纺织品的设计中,虽然“俗”,但却体现了“中国乡村风格”的家用纺织品的设计;而纯度较高的色彩以及补色之间形成的强烈的视觉反差,能够弥补硬装造成的色彩过于单一的问题。但在家用纺织品的设计应用时,需要考虑到与室内色彩相结合这一前提条件。所以在进行设计和搭配时,还需要注意用色的比例问题。

4结语

信息时代的今天,外来文化如潮水般的涌入我们的生活,逐渐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以及价值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用发展的眼光关注当今民俗艺术的传承问题,将我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产物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在乡土环境和自然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农民画,其本身就是生活和劳动者的艺术,农民自己在创作的同时,不是为了画而画,而是在画中凸显着一些浪漫主义的情怀,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把自己所创造出的画看成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夸张、延续和补偿。与其他民间艺术存在着不同。作为民间美术的一种形式,它的艺术特征不管是构图还是色彩,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将其作为设计元素运用于家用纺织品的设计当中,不仅能够装饰和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还可以作为农民画的一种产业化方式将农民画所承载民俗文化,以及包涵的农民画家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进行传递。

参考文献

[1]尹伊君,王国武.民俗文化的特征、功能与传承[J].学术交流,2009,(11):204-207.

[2]刘海燕.农民画的艺术与价值趋向[J].大众文艺,2009,(23):104.

[3]熊甲艳.消失的乡村视角—农民画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2.

[4]蔡志荣.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12,(1):208-211.